欧阳氏去世之后，贺焕文娶广东梅县姑娘温土秀为续弦。温氏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
受哥哥贺敏学影响，贺桂圆、贺银圆也分别在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
贺桂圆自取了“自珍”之名，意即“善自珍重”之意。后来填表时，别人误写为“子珍”，也就用“贺子珍”为名。
贺银圆改名“贺怡”。
贺子珍在一九二七年三月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调往江西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这年八月，她随哥哥贺敏学和王佐、袁文才一起上了井冈山。两个月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在会见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部队的首脑们时，惊讶地发现，内中居然有一位瓜子脸、大眼睛、挎着盒子枪的十七岁姑娘——贺子珍！
在共同的战斗中，毛泽东跟这位俊俏的江西姑娘产生了爱情。据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谭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回忆：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①
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
此后，贺子珍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他的秘书。
后来，贺子珍的妹妹贺恰，嫁给了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罩——贺怡最初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和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刘士奇结婚，翌年八月解除婚姻关系。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和毛泽覃结婚，当时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贺子珍和毛泽东婚后，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因此实际上没有多少时间参加工作。
第一个孩子是女儿，一九二九年出生在福建龙岩。当时战争正忙，出生不久，只得寄养在龙岩一户老百姓家中，给了十五枚银元作抚养费。后来，贺子珍托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去龙岩寻访，据告，孩子已不在人世。贺子珍得知，泪流满面。
第二个是儿子，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生于福建长汀，毛泽东给他取名毛岸红，小名毛毛。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开始长征时，贺子珍把毛毛交给毛泽罩、贺。冶夫妇，因为他俩当时被留在江西。毛泽罩把毛毛寄养在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后来，毛泽罩在一九三五年四月阵亡，毛毛亦不知下落。
第三个孩子也是儿子。一九三三年早产，由傅连璋接生。这孩子没有成活。
第四个是个女儿。一九三五年在长征途中生于贵州，生下后就送给当地老乡，以四枚银元为抚养费。后来渺无音讯，不知是否成活。
第五个也是女儿。一九三六年冬出生于陕北保安，是唯一成活的孩子。孩子小名“娇娇”。那是因为她出生时又瘦又小，邓颖超抱着她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也就称她为“娇娇”。一九四八年，当她上学时，毛泽东给她取名“李敏”。
在生了五个孩子之后，贺子珍希望不要再生孩子，希望参加工作、学习。娇娇才四个月，就被托养在老乡家去。贺子珍来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待着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理论修养。她在“抗大”过着集体生活。
这时的贺子珍，显得精神振奋，心境愉悦。
一场意外的打击朝她袭来：她在长征中生孩子，失血太多，而营养又严重不良，从此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有一回，她晕倒在“抗大”的厕所里，不得不被送回家中。
回家休养后，又发生了两桩令她不快的事：
一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妮斯·史沫特莱自一九三七年初进入延安采访，多次访问了毛泽东。史沫特莱带来一位女翻译，名叫吴莉莉。采访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引起贺子珍的误会，对那位女翻译十分不满。
关于吴莉莉之事，李德在他所写的《中国纪事》①中曾详细写及。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当年共产国际派往中共的军事顾问，毛泽东的政敌。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所批判的，主要就是李德，毛泽东取李德而代之，掌握了红军指挥权，鉴于李德对毛泽东颇为反感，他的回忆录也明显地带有偏见。不过，他毕竟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者，他的回忆可供参考：
①李德，《中国纪事》（一九三二——一九三九），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年版。
一九三七年夏天或秋天，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来到延安（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说是斯诺本人，其实不是）。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为自己写朱德搜集材料，这本书名为“伟大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出了德文版。因为她几乎不会讲中文，于是就派吴莉莉给她当翻译，这位女翻译英文讲得很好。毛泽东常常看望这两个美国人——有几次我也在场——这样也就认识了吴莉莉。由于艾格妮斯·史沫特莱从中介绍，毛泽东和吴莉莉常常在马海德的住处见面，关于这些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他们见面的时间总是安排在我不在场、可能马海德也不在场的时候。毛的夫人贺子珍是一位游击队员，受过伤，参加过长征。她知道了上述情况，对毛进行威吓。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的冬天，我亲眼见到在毛的房间里（不是在他的窑洞）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这期间，江青进入了毛的视线。她到达延安的初期，同李丽莲（引者注：李德在中国的第二位妻子。最初的妻子叫萧月华，在瑞金跟他结婚，并一起长征到了延安）一起在延安剧院登台演出，两人有时演古老的京剧，有时演写实主义的新剧。为了看她演出、听她唱歌，毛令人奇怪地常常去剧院。一种关系慢慢开始了，其活动场所在离延安特别远的鲁迅艺术学院……江青在一九三八年秋搬到毛那里，开始名义上是他的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夫人。
对于这个婚姻以及对江青本人，我都听到了许多轻蔑的议论。博古谈到她“复杂”的过去，像人们现在所说的那样，说她过着一种“甜蜜的生活”，博古还谈到她同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同党的不清楚的关系。事实上，她到延安之后，并没有像其他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所有党员那样，被送到党校去学习，一般人都认为她是非党员。后来换了一种说法，说在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由康生（引者注：应为黄敬）介绍她入党，说她过去那些年在政治上是消极的（后来又说是搞秘密工作的），因此先受到了审查。我在延安时，她在政治上不太显露，同时放弃了舞台生活。同朴质的延安人的习惯相反，她在公开场合总喜欢表现一种使人不可接近的傲气，骑着高马，由四个警卫陪同，大家并不喜欢她。……
李德回忆录中提及的“吴莉莉”，史沫特莱称她为“章莉莉”。史沫特莱所著《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序曲》中，这么写及章莉莉：
第一天他（引者注：指李德）和我一起工作的时候，于黄昏时分，我和我的中文教师兼秘书和翻译、而原来是女演员的章莉莉，在我住的黄土窑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莉莉的工作是每逢我的中文水平不能够理解得清楚时，或是朱将军和我用一部分德文也不能传达意思时——这种情况时时出现——便由她从中翻译。
史沫特莱提及的“章莉莉”，以及李德提及的“吴莉莉”，其本名叫吴广惠，又叫吴光伟，河南人。生于一九—一年。她的英文名字为Lilg，被译为“莉莉”或“丽丽”。
她并未加入中共，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西安事变”时，她在西安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三七年初赴延安考察，并客串表演戏剧，又担任史沫特莱的翻译。
吴莉莉的出现，使贺子珍陷入不快之中，贺子珍不时地发脾气。
再说，贺子珍的体质越来越差，特别是她的头部、背部曾经受伤，弹片隐隐作痛。
她要求前往西安，从那里转往上海治病，以取出弹片。毛泽东起初没有同意。贺子珍再三坚持。
就在这时，发生了另一桩使贺子珍不快之事，她不断地呕吐，又一次怀孕了！
“我生孩子生怕了！”贺子珍为此坚决要求前往西安，一则治病，二则做人工流产手术，再也不生孩子。
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了。
于是，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单身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贺子珍去西安时，曾在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跟张国焘夫人杨子烈相遇。因此，查明杨子烈何时去西安“八办”，便可以推定贺子珍去西安的时间。
据张国焘在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说，当时他和妻子杨子烈分别已经“约六年半”。
杨子烈求助于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才来到西安，然后进入延安。杨子烈到达延安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因此，贺子珍离延安去西安，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另外，贺子珍后来没有做人工流产手术，那个孩子还是生了下来，是个男孩子，出生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五月。由此推算，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十月。
那时，江青进入延安不过一个多月，正住在第三招待所接受党籍审查；何况，江青进延安之初，所追求的是徐以新（后来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训导主任），并非毛泽东。
正因为这样，贺子珍的离去，确实并不是江青所造成的。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于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趁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贺子珍到了西安，在那里住了一阵子。十一月底，王明、康生、陈云从莫斯科坐飞机经迪化、兰州来到延安，这消息促使贺子珍产生了去苏联治病的念头。
于是，她由西安坐汽车来到了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老朋友，曾劝说贺子珍回延安，可是贺子珍还是坚持要走。
事后，谢觉哉曾说：“要是知道后来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我那时候说什么也不会让她走。”
贺子珍由兰州坐汽车来到新疆迪化，在那里等待着搭乘飞往苏联的飞机。
毛泽东曾托人带口信给贺子珍，希望她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贺子珍是一位个性倔强的女性，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就这样，她终于搭上了飞机，飞往苏联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不久，在那里生下了她的第六个孩子。在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泽东仍给她发过电报，去过信，劝说她回延安。可是，她以为既然来了，既然进了东方大学，那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不急于回延安。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江青夺走了她的所爱。
她的命运多舛：新生的儿子，才十个月，就因感冒转为肺炎而早逝！
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令她心碎的消息
贺子珍后悔莫及。这是她终生的后悔。可是，后悔已无济于事……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①。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①关于“三流演员”，如果说胡蝶、阮玲玉、赵丹是一流，俞珊等算是二流，那么她算是三流也恰如其分，特别是新电影而言，她还没有主演过一部有影响的电影。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是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深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皙，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此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教师。
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得到重要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
“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版本之二：
“（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
版本之三：
“（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
“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提到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二十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崔万秋在其所著《江青前传》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借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二十四岁的江青，终于和四十五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一九三八年秋”。朱仲丽说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中国现代史大事记》①，该书记载：“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
①《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一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
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支黑乌鸦（引者注：指日军飞机）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①。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二日对徐明清所作补充采访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粥时夫人陈琼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江青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调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有些关于江青的传记称江青进延安后便入“鲁艺”，那是不确的。“鲁艺”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开始宣告成立，最初在延安城内二道街临时借用房子。后来迁至延安北门外两侧半山坡。一九三九年八月三日，迁往延安东郊十余里的桥儿沟天主教堂——那里原是中共中央党校校址。
据现存的《鲁艺通告》载：“戏剧系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指导员江青。”
在《鲁字第十二号通告》上，记载着该校各种会议参加者名单。在“教务会议”及“训育会议”的参加者名单中，有江青。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生了女儿李讷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四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二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上海时体质甚差，甚至一度停经。后来，随徐明清去临海老家，徐明清之父是老中医，经他用中药调养，江青才恢复正常的经期。
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就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新婚不久，一九三九年初，她曾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两、三个月。人们照顾她，没有让她去开荒、种地。她发挥她的“一技之长”——结毛线衣。她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结了十来件厚厚的毛线衣，算是她的劳动成果。
一九三九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一九四○年八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二十六岁，毛泽东四十七岁。
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虽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已是他的第十个孩子——杨开慧生了三子，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英出生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毛岸青出生于一九二四年夏，毛岸龙出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内中毛岸龙早夭，一九三一年五月末，因“噤口痢”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另外，贺子珍先后生了六个孩子，存活的只有一个女孩娇娇。
这样，毛泽东当时有着二子、二女，即毛岸英、毛岸青、娇娇和江青生下的女儿。
毛岸英和毛岸青在一九三六年六月离开上海，翌年初到达苏联莫斯科，从此在那里生活。
娇娇本来跟毛泽东、江青生活在一起。由于贺子珍在苏联死了儿子，万分悲痛，非常思念女儿娇娇。经毛泽东同意，四岁的娇娇在一九四○年江青生下女儿后被送往苏联，跟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使贺子珍得到了安慰。
这样，留在毛泽东身边的，只有江青所生的女儿。毛泽东为女儿取名“李讷”。
“李”，当然取自江青的本姓。这时的毛泽东，经过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此后又经过对张国焘、王明的斗争的胜利，已安全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考虑到女儿姓毛将来太惹人注意，所以他决定采用她的母姓。
至于“讷”，据云取义于《论语》中《里仁》篇中的一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讷，语言迟钝之意。
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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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红都主妇
第三次面临审查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
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
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
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③此处指王弢，当时青岛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解放后在天津工作，改名王林。
王弢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弢介绍加入中共的，因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一九七七年十号）《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之二》中明确指出：“一九三三年二月，江青在青岛由俞启威（黄敬）介绍加入共产党。”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
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去，直奔周恩来的窑洞。她跟毛泽东闹别担总是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十二点。出来时，恢复了平静。周恩来是解决矛盾的能手。
午后，我去服伺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
“唉，江青是我老婆，要是我身边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走了。”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一些。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一阵儿心事，冒一两句。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事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李银桥的这一段回忆，非常形象地勾画出当时的情景。
江青无法求助于毛泽东，就求助于她的那位同乡——康生。
康生这人，向来心狠手辣。他领导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可是，他对江青却截然不同，因为他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同乡在毛泽东身边，对于他大有好处。
康生又一次保江青过关。用朱仲丽的话来说，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后来，康生甚至把谁告发她、告发些什么事情，都告诉了江青。当江青“露峥嵘”的时候，那些曾经向中共中央反映过江青历史问题的人，也就一一受到了狠狠的报复。
变娇变骄了
生了女儿李讷，又过了政治审查大关，江青的地位日渐巩固，日益得意起来。小心翼翼的“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了。
她开始呵斥身边的小保姆。
她在屋里装了电铃，动不动按电铃，支使公务员、警卫员做这做那，服侍她。
她对伙食要挑挑剔剔了，关照炊事员该这么做，该那么烧。
她越来越娇，也越来越骄。
她不再那么“腼腆”。她像得意的“公主”一样，出现在延安的舞会上。她不论地面如何高低不平，总是能够保持优雅、熟练的舞姿。这时，她成了全场的注意的中心，人们在悄悄议论着：“呶，你瞧，到底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她显得益发得意了。
她喜欢骑马。本来，她不会骑马。正因为这样，她在从西安到洛川途中，连日降雨，汽车不能通行，她不得不骑马时，显得神情异常紧张。如今，她把骑马当成一种很好的消遣，喜欢在延安招摇过市。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曾回忆，在延安城外，“一个女孩骑着白马过来了，有点快，使人感到有点紧张。我不知道她是谁，回去一形容，人们齐声说，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她很得意。她所企望的，就是引起人们的注意，引起人们的羡慕：“呶，那是主席的新夫人！”她觉得过瘾，犹如当年在上海舞台上成为众目睽睽聚焦的目标一样。
周恩来的右臂，只能弯曲六十度。在众多的照片上，周恩来总是曲着右臂。他的右臂骨折，是坠马所致。坠马之际，江青在侧。
关于周恩来坠马，有着种种传说：
其一，“在延安，有一次江青要跟着周恩来出去。一条狗突然从路边窜出，吠叫着扑过来。江青惊慌失措，拨马便逃。那田埂小路又窄又弯，她的马撞到周恩来的马上，周恩来一头摔下来，右臂就摔断了。在延安医治无效，党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莫斯科治疗。”①
①一九九○年二期《啄木鸟》。
其二，“有一天下午，周恩来要去党校上课，江青建议毛泽东让她一块去。她想骑马，也可能想让听众看到她同周恩来一起来，她认识毛泽东之前，在那里是谁也不注意的普通一兵。两人骑马回来时，周恩来和江青沿河岸走，周在前，江在后紧跟。比周恩来小十五岁的江青（引者注：应为小十六岁）不像周讲了那么长的课很累，图痛快，非要快跑不可。江青的马多挨了鞭子，突然，前蹄踩住了周恩来坐骑的后蹄。周的马直竖起来，把中国未来的总理摔在硬实的地上，右臂折断，落了终身的缺陷。”②
②罗斯·特里尔，《江青正传》，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其三，“有一种说法是，周来找毛，毛有别的事要做，不愿那天晚上去中央党校讲马克思主义。毛让周代他去，并让他的夫人江青陪同。在去党校的路上，江青用力抽打她的马，跑在了前面。当他们来到一片玉米地时，田边的小路非常窄，只能通过一匹马。
突然，江青勒住了马。这样，紧随其后的周，要么撞上她，要么践踏庄稼，要么也突然勒马。于是周就紧紧勒住了马缰，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周摔下马来，为保护头部，他伸出右手，于是右臂在地上折断了。肘部凸出的骨头清晰可见，鲜血喷涌而出。江青却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似地回到了延安。周说毛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与她有关。”③
③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四，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传》第二十四章《到苏联疗伤》载，周恩来坠马，是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把周恩来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着牙关。警卫人员扶着周恩来步行到党校会客室。中央卫生处立刻派几个大夫赶来，给他先作了简单的包扎。”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这一段记述，是根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蒋泽民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致胡耀邦的信以及当时在场的另一警卫人员王来音一九七九年六月口述材料而写成的。这一段记述，没有提及江青。
其五，一九九二年四月五日，笔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访问了该馆研究人员米世同。
他在此馆工作多年，据他回忆，一九六五年成仿吾回延安时，他曾问及关于周恩来惊马事。成仿吾的回忆，谈及一些重要史实，似乎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更准确些：
周恩来惊马，是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日晚。他去中共中央党校，为的是给“华北联大”师生送行。
“华北联大”即华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在延安宣告成立。该校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校、工人学校、安吴青训班等部分师生组成，共约一千五百人，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中共中央决定，该校到晋察冀根据地办学。因此，该校一宣告成立，师生们便准备离开延安，前往晋察冀根据地。
七月七日是“七七事变”纪念日，“华北联大”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宣告成立，那天毛泽东前去作报告，号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七月十日，周恩来前往“华北联大”作题为《中国抗战形势》的报告。“华北联大”在延安无校址，借用中共中央党校，那时，中共中央党校设在延安城西北处小沟坪。毛泽东、江青、周恩来都住在杨家岭。杨家岭离小沟坪不远，中间隔着延河。
那时，延河水涨，周恩来骑马，江青骑骡，带着警卫员，过了延河。过河之后，遇一小沟。周恩来在前，江青在后。周恩来的马已过小沟，江青的骡过沟后，习惯地往前蹦达一下，正好撞上周恩来的马屁股。马受惊，一下子把周恩来摔下。摔下处是石岩，使周恩来右臂骨折。
警卫员火速前往中央党校，一边派人救护周恩来，一边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对江青大为恼怒，在电话中责怪江青不慎使周恩来受伤。当夜，江青吓得不敢回杨家岭。直至翌日毛泽东气消，她才敢回去……
成仿吾是重要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可供参考。他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逝世。
除了喜欢跳舞、骑马之外，江青独自在家时，抽起烟来。她在上海时，已经会抽烟，不过偶尔抽抽。这时，遇上烦闷之际，她便抽烟，只是不大在人前抽烟，因为当时陕北年轻女人很少抽烟的。
江青并非“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她的个性倔强。在“新媳妇”的日子过去之后，她渐渐显露“本色”，不再对“老板”言听计从了。那时，她在陕北，一直称毛泽东为“老板”。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断跟毛泽东发生口角。
本来，夫妻之间，意见不一，争几句、吵几句，也不足为奇。可是，江青往往不顾场合，在工作人员面前，跟毛泽东争吵。毛泽东毕竟是领袖，江青这样哗啦哗啦地当众吵架，使毛泽东甚为不快。当她的声音越来越高时，毛泽东会大喊一声：“闭嘴！”一听这话，江青才收敛了一些。
最使毛泽东不悦的是，她骂他“士气”、“土包子”。其实，这句话倒是反映了她灵魂深处对延安的鄙视，她还是向往上海那十里洋场的“明星”生活。
在充满“土气”的陕北生活了将近八个年头，江青终于有机会重返那灯红酒绿的所在……
借牙病飞往重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半，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热闹非凡。事先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前来机场接客的人是经过周密研究的。内中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王世杰、周至柔、傅学文、陈诚等，也有民主人士，有郭沫若、章伯钧、张澜、潭平山、左舜生，还有那位沈钧儒……几十位摄影记者在那里摆弄着照相机镜头。
下午三时半许，一架银色专机从天而降。舱门打开之后，一位穿着蓝灰色中山服、个子魁梧的人物，手持白色巴拿马帽，挥动着，向人们致意。
“毛泽东！毛泽东！”他的出现，使机场沸腾了。
陪同毛泽东一起由延安飞往重庆的，有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先生，还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
毛泽东此行，为的是和蒋介石举行国共和谈，史称“重庆谈判”。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山洞林园举行宴会，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洗尘。
宴会结束之后，毛泽东便下榻于林园。
林园有三楼三底的西式房子四幢。毛泽东住在二号楼。蒋介石也住在林园，跟毛泽东比邻而居。据云，为的是便于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毛泽东去重庆进行重大政治活动，与江青无干。可是，她竟在毛泽东去重庆之后，也去重庆了！
江青去重庆的借口，乃是“牙疼”。她的龋齿发炎，这本是小毛病罢了。不过，“牙疼不是病，痛起来要命”，她哼哼卿卿不已，非要去重庆治牙病不可。毛泽东总算同意了，只是说好了条件，即在重庆不能公开露面。
于是，她搭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带着女儿李讷，从延安飞到了重庆。在她来到重庆时，毛泽东已从林园迁至红岩村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而江青则和李讷一起住在张治中家桂园。
她，“穿一件短袖上衣和裙子，挺像大专女学生的制服，短发没有烫，只留着前刘海。她不像刚从窑洞里出来的人，是一位标致的青年妇女。”虽说她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毕竟引起张公馆里知道内情的人的注意。她结识了张治中夫妇，逗着张治中的四小姐张素秋玩。”
在重庆，她的身份当然瞒不过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她逢人便要指指牙齿，说自己是为治牙病而来，似乎也生怕别人议论。
她在重庆既兴奋又遗憾：兴奋的是，毛泽东成为万众注目的人物，成为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谈判对手。她感到她的地位随着毛泽东而猛然升高，已成为中共“第一夫人”。
特别是听张治中手下的一位内勤说了一句“她比宋美龄漂亮”，使她兴奋了好几天；遗憾的是，宋美龄作为蒋介石夫人，在各种公众场合出尽风头，而她却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出现在记者们那照相机镜头前。
她当然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不许她公开露面。
一个多月前——七月一日至七月五日，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的六位参政员，即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博斯年，由重庆飞往延安参观、访问。内中的左舜生，曾向毛泽东提出见一见江青，被毛泽东婉拒。
左舜生此人，跟毛泽东同庚，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这是五四时期左翼团体，李大钊为会刊《少年中国》编辑部主任，左舜生为评议部主任。不久，内部分化，左舜生倒向右翼，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一九二五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一九三○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他和崔万秋颇熟。
一九四一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他是作为中国民主政团参政员访问延安的。
从延安归来，左舜生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①，内中谈及希望见江青一面：
①左舜生著，《近三十年见闻杂记》。
“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引者注：即李讷，当时五岁）来送我们，两只美秀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毛泽东托辞江青生病，不让左舜生见她，显然不愿让左舜生回重庆后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从左舜生的文章中亦可看出，“江青”之名的含义，他在当时便已知悉。
毛泽东婉拒了左舜生会见江青的要求，理所当然，不让江青在重庆公开露面。
然而，江青却悄悄背着毛泽东，约见正在重庆的唐纳！
唐纳拒见江青
江青进入延安之后，仍与唐纳有过联系。
“据当时与唐纳比较接近的一位苏州同乡说，蓝苹曾有一个短时期逐月从延安托人捎送十元钱接济唐纳。每当唐纳收到此款，照例必先从中抽出一元，与贫困的知友们聚首‘打牙祭’，权且在国难中相德以沫，苦中作乐。”②
②程宗骏，《关于唐纳与蓝苹》，一九八九年三期《人物》。
这“一个短时期”，是指一九四二年唐纳在重庆颇为潦倒的时候……
当江青离沪去延安时，唐纳成为《大公报》战地记者，沿沪杭线采访。这时，他改用笔名“罗平”，发表了许多战地通讯。他在一九三七年底到达武汉。
那时候，上海影剧界群星汇聚武汉。唐纳仗着他在影剧界人头熟，又有组织才干，倡议组织附属《大公报》的“大公剧团”，得到热烈的响应。导演郑君里、应云卫，演员赵丹、白杨、舒绣文、张瑞芳、顾而已、金山，都参加了“大公剧团”。
唐纳自己编剧，写出抗日话剧《中国万岁》，由应云卫导演，于一九三八年夏在武汉维多利亚纪念堂及大光明戏院上演，轰动全城。
就在这时，唐纳爱上了话剧女演员陈璐。
一九三八年十月，唐纳与陈璐一起，经香港返回上海。
在上海，唐纳改用笔名“蒋旗”，发表多幕话剧《陈圆圆》，又写出多幕话剧《生路》。
这时，陈珊进入电影界，在金星公司出品的《乱世风光》中，饰演舞女柳如眉。
《乱世风光》由柯灵编剧，吴仞之导演，罗从周摄影。
唐纳为陈珊取了个艺名叫“红叶”。据云，“红叶”和“蓝苹”相对。
虽和陈珊结合，唐纳仍怀念蓝苹。这时，唐纳所写的《干里吻伊人》歌词，据云是为蓝苹而写。这首歌当时由蔡绍序演唱，走红上海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