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马克思列宁主义，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扭转乾坤，成为全国解放后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原本为《武训传》叫过好的《大众电影》编辑部、戴白韬、梅朵等，纷纷登报公开检讨。
就连郭沫若也牵涉进去了，因为他曾为《武训画传〉题签并作序。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查》。
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主演赵丹，当然成了“重点人物”，连连检讨。
昆仑影业公司通电各地，停映《武训传》。
中央文化部、教育部，中共上海市委，纷纷发出通知，号召批判《武训传》。
周扬也只得顺应潮流，八月八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八月二十六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在批判高潮之中，江青做了一桩颇为得意的事。那是一九五一年六月，《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总共十三人，江青以“李进”之名，参与其中。
这十三人是：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钟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①委宣传部），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壁（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
①平原省，一九四九年设置，一九五二年撤消，包括鲁西、豫北、翼南等地。
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
调查团返京后，由袁水拍、钟惦棐、李进三人执笔，写出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最后经毛泽东修改，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报》连载，然后出版了小册子。
《调查记》说，“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
《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其人，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电影《武训传》。
平心而论，电影《武训传》在那样大动荡的岁月中艰难地拍摄，就影片本身来说，确实显得粗糙，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然而，孙瑜、赵丹都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虑到影片的历史原因，不应该那样粗暴地对影片大加鞑伐。这种批判，实际上是“左”的思潮的初露头角，后来日渐发展，直至“文革”恶性膨胀。
一九八五年，当“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之际，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一九五一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①
①《党史通迅》一九八五年十二期。
江青对于批判电影《武训传》颇为得意，“锁在云雾中”的“奇峰”，终于“偶尔露峥嵘”。她借助于毛泽东权威，一下子使周扬、夏衍这班当年她的上司纷纷检讨，使那个给唐纳写诗的陶行知长眠地下也不得安宁，使赵丹也尝到她的厉害。她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实际上成为这个调查团的领导。她开始探头探脑，越出“约法三章”的禁规，尝试着干预政治了。
笔者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上海科学院副院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汪酞教授时，他谈及有趣的一幕：
汪猷之妻李秀明，是李淑一的胞妹。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苟，是毛泽东的好友。毛泽东来沪时，接见上海知识界人士，汪猷在座。那天，赵丹亦在应邀之列。当赵丹进来时，毛泽东一眼就认出他来，说道：“你不就是演《武训传》的赵丹吗？”不料，毛泽东此言，使赵丹顿时满脸通红——因为电影《武训传》正在挨批！毛泽东迅即发现赵丹的尴尬之状，哈哈大笑起来，四座皆笑。赵丹亦笑，在笑声中赵丹解脱了窘境……
又一次飞往苏联治病
在初次“露峥嵘”的那些日子里，江青显得那么忙碌。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江青点名批判了电影《荣誉属于谁》。
九月初，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江青点了副部长周扬和胡乔木的名，说他们“抗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九月六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江青对拍摄电影《南征北战》发表了意见，表示支持。
十月，江青向中共中央反映，经她在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大量调查”，发现周扬在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建议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先开“小型整风会”。会上，江青尖锐地批评了周扬。会后，周扬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此言传入江青耳中，江青益发对周扬耿耿于怀。
无奈，在十二月，周扬不得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电影《武训传》作检查。
一九五二年初，江青建议“武训历史调查团”就调查所得的材料，创作京剧《宋景诗》。
就在江青一次次抛头露脸之际，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这江上“奇峰”忽地又“锁在云雾中”了！
江青由前台退回幕后，其原因是她忙于批判《武训传》，太“伤神”了，以至累倒，终日发低烧，失眠，特别是右肋下时有疼痛。马上组织大夫会诊。这一回，她倒是真的有病。经大夫诊断，她患慢性胆囊炎。
虽说这是常见病，北京的医院完全可以为她治疗，不过，她仍要求去苏联动手术。
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要求。这样，一九五二年八月，她飞往苏联，又住进莫斯科郊区的斯大林别墅。
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斯大林去世时，江青正在苏联养病。她以为毛泽东会来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追悼会，结果毛泽东没有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苏的是周恩来。
江青在苏联休养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五三年秋才返回北京。
回国之后的江青，继续休养了一段时间。这时的江青，已是一副养尊处优的派头。
如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所忆：
“每天早晨起来，我们卫士一定要向她问候：‘江青同志，晚上休息得好吗？’没有这一声问候，她会沉下脸一天不爱答理你。她的早饭是在床上吃，床尾有个摇把，可以把床摇起一半，带动着她坐起身。然后照顾她擦脸、漱口，将一个小桌在床上一嵌，早饭摆在她面前。看电影里有些外国人也是在床上吃早饭……”
“她变得有些娇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她越来越习惯按电铃叫卫士，大事小事自己能干不能干的事都愿意叫卫士代劳，似乎使唤人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身份和新生活的证明。”
“有一次，她又按电铃。卫士张天义匆匆赶进屋。江青慵懒地说：‘把暖水袋给我拿来。’张天义一看，江青手指的暖水袋就在她床上，只须欠欠身就可以拿到手。但她宁愿接电铃下命令，也不愿欠欠身。张天义为此事很伤感。他说，过去我们做事，江青常常说，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能做。现在呢？越来越习惯于指手划脚：你去干什么干什么，给我做什么做什么……”①
①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她不常住在中南海菊香书屋，而是住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那新六所，是一九五○年新盖的六幢小楼。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刘、周、朱、任，每家一幢，另一幢工作人员居住。她的爱好是看电影，打扑克牌，跳舞，也看点小说。
就在她小病大养了两年多之后，忽地又一次“露峥嵘”……
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发表了署名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批评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
据江青对美国维特克说：“这篇文章被我发现了，就送给毛主席看。”
一下子，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俞平伯，中国的《红楼梦》研究权威人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一九一九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一九二二年就写出了《红楼梦辨》一书。一九五二年，他修改了此书，改名《红楼梦研究》。一九五四年三月，他又在《新建设〉第三期上发表《红楼梦简论》。
两个“小人物”，读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不以为然。他们着手写文章，批评俞平伯。
这两个“小人物”，便是李希凡和蓝翎。
李希凡，本名李锡范，当时二十七岁。他是北京通县人，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继续学习。
蓝翎，本名杨建中，当时二十三岁。他是山东单县人，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跟李希凡是同学。一九五三年毕业后，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语文教员。
两位“小人物”写出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试图投寄给《文艺报》。
他们先给《文艺报｝）去信，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于是，他们求助于母校，他们的老师表示支持，把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文史哲》九月号k。
江青读过的小说不算多，但是《红楼梦》却读过几遍。她对h时）克曾说过：
“‘《红楼梦》我读了多少遍记不得了，大概七遍以上。到延安之前看了三次，一看到林黛玉死，就哭鼻子，看不下去，太惨了。毛泽东主席批评我，你这么不成话，一部书都看不完。不过说老实话，后面的文字也确实不好，看到林黛玉死就差不多了。
江青很有兴味地读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大为赞赏。她把文章推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后，也以为不错，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以为自己直接给《人民日报》下指示，要他们转载，似乎过于郑重其事。他让江青出面，转告《人民日报》。
于是，江青给《人民日报》社打了电话。九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在报社恭候江青的到来。江青带来了《文史哲》第九期，说毛泽东主席很重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希望《人民日报》予以转载。
周扬以为，《人民日报》转载这样的文章不合适，建议改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于是，《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还加了由主编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
“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的一封信，震荡着中国的知识界。这天，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了一封信，此信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引者注：除山东《文史哲》九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外，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予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
才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就召开会议，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十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严厉批评《文艺报》。
紧接着，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八次扩大的联席会议，贯彻毛泽东指示。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
由俞平伯又牵扯了胡适，全国又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毛泽东的信，表示对于“小人物”的挑战精神的支持，表示对于学术权威的见解可以开展讨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他对“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学术意见作出了“裁决”，这显然不妥，特别是那时形成了一边倒。对俞平伯全盘否定，并扣上政治性的大帽子，实际上是一种“左”的倾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九八六年一月，借庆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纪念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出面，作了一番讲话，对一九五四年的那场批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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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又入云雾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
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
《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
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罩、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罩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罩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抬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
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
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翁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①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①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的李干卿的历史，知道他的历史有问题，只是由于他是江青的哥哥，亦即毛泽东的亲戚，未敢深查。不过，从此也就给公安部门留下了印象，知道此人历史上不干不净。
一九五九年春，为着江青要接哥哥进中南海，公安部中南海警卫局的一位科长请山东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协助调查一下李干卿的历史情况。
这么一来，山东省公安厅也就正儿八经地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成立了“李干卿问题调查组”，成员有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一科副科长曲和钧、科员史殿安等。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调查组三易其稿写出了李干卿调查材料，打印上报。
这份调查材料的内容，大致如下：
李干卿，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东关，曾读过几年私塾。一九二一年四月至一九二三年三月，曾在军阀张宗昌所部的伪四十七旅九十三团二营八连当“师爷”（文书）。日伪和国民党时期，曾任过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等反动职务。
一九三九年，在日本宪兵队特务的指挥下，李干卿曾两次写信对江青进行策反。
据山东第二劳改队第一大队犯人米瑞晟供：一九四五年底，李干卿曾去他在济南林祥南街六号家中，“借”去王虎牌手枪一支。
李干卿自己也交代：一九四五年十月，米瑞晟给他土造的三号手枪。他说，这支手枪自己玩了几天，又被国民党山东行动总队十五队副官李干臣要去了。
李干卿还有偷窃、贪污劣迹：
一九四八年偷车站食堂面粉两袋，价值五十六万元（指旧人民币，新人民币即五十六元。下同）；
一九五一年任济铁公寓管理员时，贪污食堂大米、面粉、鸡蛋，计三百九十万元；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机务公寓造假单据，贪污八万元；七月在机务公寓买咸菜，多报销五万元。
李干卿虽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但觉悟不高，转变不快，平日不参加任何学习，开会也经常不愿参加，工作态度不够积极，上班忙于烧水喝茶，在公安处工作期间，办公时常私自回家。
一九五四年七月济南市公安局李元祥同志找他谈话，李便说：“有人暗算我。”说已给他妹妹（引者注：指江青）写信反映等等。
由于贪污，李干卿在“三反”期间受记过处分。
对李干卿的审查，深深激怒了江青。她在“文革”中进行报复。陈伯达称这是“阴谋陷害江青同志的重大反革命集团案”。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听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效禹的汇报，哭道：
“我哥哥李干卿过去很苦，为了糊口，在旧社会干了几天警察，他们就对他……对我……其实是对着我们的毛主席的呀……”①
①鲁公宣，《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陈伯达则帮腔道：
“从山东搞李干卿的问题说明，原来公安部是两个公安部。一是中央的；一是刘、邓、彭、罗为首的地下公安部（引者注：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上通刘、邓、彭、罗，下通全国各地，这是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挖出来，一定要把公检法彻底砸烂！”②
②鲁公室，《齐鲁一动》，载《春风化雨集》上册，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急急如律令。翌日，从北京派出三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物直奔济南。
几天之内，身患癌症的山东省公安厅厅长张国峰，副厅长李秉政，省交际处处长陈静波，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于杰，济南铁路局公安处副处长王茂青，分处处长曲和钧，保卫股股长史殿安，全部被捕。除张国峰病重外，其余六人于四月二十九日被用专机押往北京。
病重的张国峰受到日夜折磨，六月三十日便死去。被押往北京的六人，受尽酷刑和屈辱。
直至一九七七年八月，这桩案件才得以平反。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山东省委为一起重大政治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这才为审查李干卿引起的风波降下大幕。
李干卿未能住进中南海，只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底路过济南时，在专列上见他一面，算是给了江青一点面子。
江青之姐李云霞倒是在中南海长住。李云霞的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王博文，另一个在山东游泳淹死，王博文随李云霞也住进中南海。
“体育疗法”和“文化疗法”
一九九○年夏，在上海愚园路一幢老式房子里，笔者拜访了上海市武术协会主席顾留馨。他是著名的太极拳专家，但又是一位老干部。他早在一九三四年便加入共青团，不久加人中国共产党。解放初，他是上海市黄浦区第一任区长。
大抵由于他具有老革命、老武术家双重身份，他被看作政治可靠而又武艺高强的人，因此几度进入中南海，为中共高级干部教拳。
顾目馨最初的“学生”是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那是一九五六年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越南时，胡志明说及他在战争中曾从马上摔下来，受过伤，中国能否派一位太极拳拳师前来教他打太极拳，以拳术疗伤，贺龙主管体育，他回国后经过调查、选择，选中了顾留馨，派他前往越南，成为胡志明的拳师。
从此，顾留馨颇受重用，口国后，教过贺龙，教过叶剑英，教过邓颖超，以至教过宋庆龄。
消息传进江青的耳朵，她也请顾留馨教太极拳。在顾留馨的印象中，江青打拳的动作近乎舞蹈。不过，她倒很守时，总是准时前来学拳。这样的体育疗法，使江青的体质有所加强，这样，在一九六一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有感而发，提倡老年人学打太极拳，一时间，向顾目馨学太极拳的高级干部纷至沓来。
打太极拳使江青尝到体育疗法的甜头，于是，她打乒乓球，打台球。从一九五九年中国运动员容国团在第二十五届乒乓球锦标赛中首次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以来，乒乓球热席卷中国。江青早在上海当演员时就会打乒乓球，此时也投身于乒乓球热之中。她常抽杀，球技颇“凶”，属于“进攻型”。
她的游泳姿势虽差，不过，游泳是夏日最好的运动，她也就不顾游泳不如王光美以及右足六趾之类不快之事，不时下海。
这么一来，进入六十年代，江青渐渐从病魔的阴影中走出来。
这时，她又接受上海大夫的的建议，进行“文化疗养”，看戏、看电影。
后来，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为人民立新功》讲话时，有这么一段话：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
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
她在北京看戏，在上海看戏，在杭州看戏。据“文革”中“红卫兵”所印的《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说，江青在六十年代初的几年里“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得出结论“目前剧目混乱，毒草丛生”。
说江青“审查了一千三百多个京剧剧目”，未免夸大其词。不过，她进行“文化疗养”，确实看了不少戏。一九六二年三月，她在杭州养病：像《虹霓关》、《大五花洞》这样的戏都点看了。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她以特殊的政治嗅觉，嗅出此剧的“严重政治错误”——三年后批判此剧，成了“文革”的序幕，此是后话。
“体育疗养”、“文化疗养”果真奏效，江青经再三检查，癌症的警报解除。她舒了一口气，筹划着从后台走向前台，继续着她五十年代批电影《清宫秘史》、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那番未了的“宏业”。
跟王光美比高低
正在这时，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日趋活跃，使江青颇为嫉妒。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硕士生，英语纯熟，文化素养比江青高得多。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七日采访王光美时，她正在读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所赠英文原版《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