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一下子被提升到如此显要的地位，意味着他成了毛泽东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
江青在党内的地位朝后退却了，叶剑英坐在了她的前面。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这表明中共组成了新的领导阵营．在大会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江青原先极力想成为中共第三把手，如今已被王洪文所取代。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了中共中央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许 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这么一来，江青的地位大大地降低了！本来，她已经成为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康生的第四号人物，如今却只是二十一位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
不过，虽说江青“降位”，但王洪文却“摆升”。王洪文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的，诚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她一手扶植的一样。王洪文成了钓鱼台的新居民，成了江青的新伙伴。
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三人核心”中，增加了一位重要成员——王洪文。
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了“联盟”，在政治局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江青攻击的目标，不言而喻——周恩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成为风中残烛了：中共“十大”举行闭幕式时，在帷幕拉开之前，毛泽东已端坐于主席台上。散场时，直至代表们退尽，他才离开。毛泽东已经步履不稳，要由工作人员扶着走路。所以，在中共“十大”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镜头，也没有他退场镜头！虽说报纸上仍吹嘘他“神采奕奕”……
周恩来成了江青一伙的权力障碍。在江青看来，只有攻倒了周恩来，大权才能落入她的一伙手中——王洪文已成了她的“伙”中之人。
“迫不及待”地攻击周恩来
中共“十大”刚刚结束，在新的政治局里，江青就开始向周恩来发动攻击了。
那是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又一次访华。
周恩来虽已患病，尚能正常工作。他跟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这位戴着黑框宽边眼镜的基辛格博士颇为敏感，他后来在《动乱年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收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
基辛格感到“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本来事实确是如此，但基辛格的这一感觉，有其特殊之处。
基辛格当时并不知道，就连他写回忆录时也未必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
事情是由参加周恩来、基辛格会谈的翻译引起的。毛泽东在会见基辛格之前，召见了那位翻译，听取会谈情况。翻译在汇报时说及，周恩来对有些问题的意见不请示主席、不报告主席，他被美国的原子弹吓破胆！
毛泽东偏听偏信了翻译的不如实的意见。他在跟基辛格会谈时，态度格外强硬，所以连基辛格都明显感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是毛泽东，不是周恩来。
十一月十四日，中美双方发表了《公报》，周恩来送走了基辛格，毛泽东就要求政治局开会，批评周恩来在跟基辛格会谈中犯了“右的错误”。
那时，毛泽东已不大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通常由周恩来主持。
江青知道毛泽东批评了周恩来，喜出望外。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显得格外激动，把久久郁积在内心的对周恩来的不满，倾泻出来。
江青尖锐地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大秀才”姚文元马上附和江青的这一新见解。
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那是因为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共党内已进行过十次路线斗争，被斗争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江青的意思是，如今所进行的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其代表人物便是周恩来！
江青还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他“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
江青那张“刀子嘴”，也真是够锋利的了！
周恩来毕竟富有涵养，端坐不动。他跟江青打交道打了那么多年，深知其人。
毛泽东听了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感到江青讲话太过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一封署名“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信中批评江青“民主作风较差”，把文艺强调过分，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等。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是不恰当的，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不恰当的。
倘若此信落到江青手中，非要追查那个“普通共产党员”不可，非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不可，毛泽东却在来信上，写了一段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毛泽东实际上是借“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来信，批评了江青。
半个月后——十二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了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和艾什瓦尔雅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
晚年的毛泽东，几乎不出席会议，见他很不容易。会见外宾之后，把陪同的人留下来聊几句，成了那时毛泽东的特殊的跟主要党政领导人会面的方式。
那天，毛泽东先是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他说的“这次会”就是批评周恩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接下去又说：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引者注：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引者注：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的话，挫败了江青发起的对周恩来的攻击。毛泽东指出江青“才是迫不及待”地想当主席，可谓一针见血。
此处要顺便提一下王海容和唐闻生。在毛泽东晚年，倒是她俩常能见到毛泽东，常为毛泽东“传话”。
王海容跟毛泽东沾亲带故。王海容的爷爷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跟毛泽东算是师生。毛泽东见了他，喊“九哥”。王海容的父亲王德恒，经毛泽民介绍加入中共，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后来，在回湖南从事地下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王海容生于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南长沙人。在长沙读完初中，于一九五二年进入北京师大女附中。一九五七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厂当过学徒工。一九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外语学院俄语系学习。然后到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她调入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王海容是烈士子女，她爷爷又与毛泽东交厚，很自然的，毛泽东对她很关心，也很信任。一九七○年夏，王海容出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一九七二年，她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尼克松访华时，担任毛泽东和尼克松谈话的翻译，便是王海容（后来，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她升任外交部副部长）。
唐闻生则出生于外交世家，唐闻生之父唐明照，历任外交部专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秘书长。一九七一年，唐明照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未几，他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原名唐锡朝，一九一○年生于广东恩平，少年时代他随家迁居美国旧金山，在那里读小学、初中，因此他英语纯熟。一九二七年他回国，不久进入清华大学政治系，“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共，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他再度赴美，就读于加州大学历史系。一九四○年出任《美洲华侨日报》社长，总编辑。在美国，他与加州莴苣种植园主的女儿张希先结婚。他们的女儿出身于纽约，那就是唐闻生。正因为这样，唐闻生能操一口道地的美国英语。唐闻生既擅长英语，父亲又是资深中共党员，因此也得以重用，活跃于中国外交界。
在那特殊的岁月，中国的特殊情况，王海容、唐闻生成了架设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一座“桥梁”。
郭沫若忽地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
前波未消，后浪又起。
在第一个回合中，江青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未能获胜。她处心积虑，又一次向周恩来发动攻击。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回，年已八十二岁、沉寂多年的郭沫若（他比毛泽东年长一岁），忽地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热点人物”。
郭沫若，中国文坛巨子，集学者、诗人、创作家于一身，集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于一体，原本是中国文艺界活跃的人物。“文革”一开始，郭沫若便吃了一问棍。荒唐岁月的荒唐批判，今日成了笑柄：
郭沫若写过一首词《满江红》，内中有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这“东方白”遭到多方责难，理由是人人皆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你这“东方白”不是明目张胆“反毛主席”？！
吴晗的《海瑞罢官》，据云是“为彭德怀翻案”。偏偏郭沫若曾写过许多替曹操翻案的文章，这“翻案”乃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大的禁忌。郭沫若被指责为“大刮翻案风”……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日，面对种种诘难，郭沫若激动起来，说了一番激动的话：
“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它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康生从内部简报上见到郭老这番“慷慨陈词”，当即嘱令《光明日报》于四月二十八日公开登出，弄得郭沫若好尴尬！
幸亏郭沫若跟毛泽东、周恩来交谊甚厚，总算在“文革”中列入“重点保护”名单，免遭“喷气式”批斗。
郭沫若悄然度着垂暮岁月。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郭沫若被叫到首都“批林批孔”万人动员大会上，几次三番遭到点名批判。点名之际，随着“郭沫若站起来”，年已八旬的他不得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江青在大会上作“动员报告”，她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样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当天夜里，周恩来急急派人前往郭寓，传达他的指示：“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
周恩来还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
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中搬到大房子里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
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四、具体工作，由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听罢周恩来的有关指示，郭沫若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可是，郭沫若未得安宁。几天后，张春桥便闯到他家。
张春桥还要郭沫若当面承认：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写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毛主席的。
张春桥还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郭沫若理所当然地回绝了张春桥。
周恩来得知此事，两度亲自前往郭寓，慰问郭沫若。
二月十日，江青忽地前来郭府。江青胡搅蛮缠，无论如何要郭沫若作检查，折腾了三小时！
郭沫若当晚病倒，被急送医院。
这下子惊动了毛泽东，他当即派人前往医院慰问，周恩来则派出自己身边的医生为郭沫若诊视……
一时间，郭沫若处于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事出有因——那便是江青向周恩来发起第二次攻击。
江青抓住毛泽东的话“做文章”
“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浪潮，把郭沫若卷了进去。
“批林批孔”，林是林彪，孔是孔子。把林彪跟孔子“挂勾”批判，形成一次席卷全中国的“批林批孔”运动，颇为令人费解。
事情的起因，最初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查抄了北京毛家湾林家住宅，发觉那里挂着林彪、叶群所书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这样，在批判林彪时，便称他是“孔孟信徒”。不过，仅仅凭藉林府的几幅条幅，还无法发展成为一场“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王洪文，原本是谈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
毛泽东忽地谈起了外交部最近的一份简报。他不同意这期简报中对于苏美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说：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毛泽东又说起对外交部的意见：
“‘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毛泽东所说的“明灯”，是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内中称“英雄的人民的阿尔巴尼亚，成为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据王力告诉笔者（注：本书作者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对王力的采访。），这一贺电是他起草的。
毛泽东还是批评外交部：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而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毛泽东以《孟子》上的典故，批评了外交部那个“屁司”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的错误分析。
他由此谈起了读书：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引者注：指郭沫若、范文澜）、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又说孔子是奴隶主义的圣人。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张春桥、王洪文非常仔细地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因为这段话不光是批评了郭沫若，而且把“尊孔反法”跟林彪以至国民党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说起了秦始皇：
“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下来了。
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尽想做官。《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伶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了油锅了。”
毛泽东兴致甚好，说古论今，谈及了共产党的党内斗争：
“比如说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了。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一股风来，随风转。多啊，不是少数人。硬着头皮顶住的是少数。幸亏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风转呢？”
毛泽东的话题，最后还是落到了外交部。他说：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稿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那时的外交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毛泽东的话，隐含着对周恩来的批评。
张春桥、王洪文把毛泽东一席言转告江青，江青如获至宝，凭藉毛泽东的力量和威信，向来是她的“法宝”。既然毛泽东批评周恩来、郭沫若，批孔尊法，这正是她可以借来“做文章”的好机会。她嘱令手下的“写作组”抓紧“做文章”。
八月五日，江青见到了毛泽东，又提及了郭沫若。毛泽东给她念了自己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大王。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要批判。他又念了自己的另一首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日共产党，崇拜孔二贤。
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抢了“头功”。八月七日，《人民日报》醒目地刊载他的长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翌日，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把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之中。周恩来以“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委婉地拒绝了，认为不必写入政治报告。
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起了秦始皇：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又成了江青“做文章”的好题目。
“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续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一九七三年九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哩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九月四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九月十五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九月二十七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辨》、《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
批林批孔批“周公”
“批林”也罢，“批孔”也罢，“批林”跟“批孔”联系起来也罢，反正孔子已经死去那么多年，林彪也已葬身异国。
江青为什么拿出那么大的劲头，批判早已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孔于和林彪？
王洪文的话，泄露了江青的“天机”：
“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
那势头，真的有点像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么，“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斗谁呢？
只要细细捉摸“江青写作组”抛出的“大块文章”，字里行间，已经点明了！
一九七四年一月四日，《人民日报》所载“唐晓文”的《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把孔子写作“宰相儒”。
当年，江青们在批《海瑞罢官》时，说吴晗“借古讽今”。如今，江青们倒真的在玩弄借古讽今！
“宰相儒”指谁？不就是影射周恩来！国务院总理，据云“相当”于“宰相”！江青们玩弄的政治把戏，就是“批林批孔批‘周公’”！
发表在一九七四年第四期《红旗》杂志上、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一文中，有一段对孔子的“形象化”描写：“七十一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这不是明显地影射周恩来！
文章咒骂孔子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凶狠残暴的大恶霸”、“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其实是影射周恩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北京日报》所载“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特意描写了孔子“端起胳膊”，更明显影射周恩来。文中用一连串的话，指桑骂槐，攻击周恩来：
“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
“他一听到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孔老二这一套‘君君臣臣’表演，真是丑态百出，令人作呕。”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之下，尤其是知道毛泽东写了两首诗批判他，郭沫若有点顶不住了。出于无奈，这位一代文学巨匠，史学名家，不得不写一首诗表态：
呈毛主席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团劣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党视归趋。
这简直是一首“忏悔诗”！郭沫若竟然把“批林批孔”运动比作了“春雷惊大地”！
已患癌症的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工作担子、又承受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重负，他终于病情日见沉重。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周恩来病重，住在医院检查病情。十五日下午病情稍好，周恩来就出院。当天晚上回家，在床上批阅积压的文件，达四小时之久。
江青得知周恩来病了，大喜，求见毛泽东，想请毛泽东再为“批林批孔”运动作指示，以便把声势搞得更大一些。
不料，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致函江青拒见并发出了严厉警告。此信全文如下：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七四、三、二十日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清楚表明：“批林批孔”他赞成，批“周公”他反对。江青仍一意孤行，因为周恩来已是她最大的“权力障碍”，非打倒不可。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地加重着：
四月二十八日，发生缺氧病状；
五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五日，相继三次发生缺氧病状。
可是，他的工作是那样忙碌，三个月内由他亲自接待、会谈的外宾有：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柬埔寨副首相兼国防大臣乔森潘，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英国前首相希思，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统计，从一九七四年一月至六月一日，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外，工作日子达一百三十九天，每日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的有九天，工作十四至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有三十八天，工作二十四小时左右的有五天，连续工作三十小时的有一次！
周恩来沉疴在身，如此忙碌地工作着，还要遭受江青一次又一次的攻击。
终于，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周恩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住进了北京解放军三○五医院。
从此，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岁月……
江青知道周恩来住入医院，越发得意。六月二十二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跟一个姓周的妇女谈话时，她要那个妇女改名“周克周”。江青说：“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们这‘周’，克制他那个‘周’！”
他那个“周”是谁？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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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组阁”失败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
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毛泽东说道：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毛泽东又说：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江：“不大好的就改。”
毛：“你也是难改呢。”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毛：“不开就好。”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江青连忙辩解道：“现在登奎也搬进来了。”
江青的意思是说，纪登奎也搬入钓鱼台。纪登奎不是从上海来的，而是来自河南。
江青想开脱“上海帮”之名。
毛泽东仍坚持对江青的批评：“你那里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
毛泽东在政治局说这番话，是因为他已察觉江青在搞“四人小宗派”，也是表明他开始对王洪文失望——他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他当面向他们四个人指出，希望他们能够改正，“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只是他的批评并未被王、张、江、姚所接受。
江青提及的纪登奎，毛泽东常常称他为“老朋友”。纪登奎本是一般干部，他怎么会成为毛泽东的“老朋友”了呢？
据纪登奎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自述：
说起来话长，那是五十年代初，那时我不到三十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泽东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们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斗。一九六七年毛泽东主席路过河南，跟当时省军区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即被带去见毛泽东。
他一见面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还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老朋友”的说法也慢慢传开去。
后来，他老人家每巡视一地，常常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
以后，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委、九届一中全会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
纪登奎是毛泽东一手提拔的“老朋友”，受毛泽东信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他在毛泽东身边。林彪的动态，由他直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所说的“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这句话当时就是跟纪登奎谈的。
纪登奎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安排住进了钓鱼台。
江青盘算着“组阁”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这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他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六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三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六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才离去，一共住了一百一十四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
“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在政治局会议上发难
一九七四年十月七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因为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作为总理不能不亲自过问。
会上，江青突然提起了所谓“风庆轮事件”，要邓小平当场表态，导致会议不欢而散……
“风庆”号万吨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建成之后，交通部远洋局担心国产的主机、雷达不过关，建议该船跑近洋。在“批林批孔”中，江南造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一九七四年国庆节前夕，“风庆”轮远航归来，回到上海，上海的报纸便以“自力更生的凯歌”借此做了许多文章。
十月十三日，江青看了《国内动态清样》上关于“风庆”轮的报道，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她写道：
看了报道，“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张春桥写了批语：“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王洪文、姚文元都批道：“完全同意。”
江青要借“风庆”轮事件，攻击国务院，攻击周恩来，特别是攻击邓小平。
江青对邓小平，恨得牙齿吱吱响，内中的原因是十几天前——十月四日，王洪文接到张玉凤的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王洪文亲笔记录的毛泽东指示如下：
“谁当第一副总理？邓。”
毛泽东的意见非常明确，在未来的四届人大上，将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这“第一”两字表明，一旦周恩来病故，继国务院总理之职者是邓小平！
这下子，完全打乱了江青的“组阁”计划，她怎不恨这个邓小平！
在十月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手里拿着“风庆”轮事件的传阅材料，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质问邓小平：“你对批判‘洋奴哲学’，究竟抱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没有搭理她。
江青这“钢铁工厂”发火了，又当面追问邓小平：“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至此，邓小平实在忍无可忍，回敬道：“你这种态度，政治局还能合作吗？你这是强加于人，难道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气极，拂袖而去。
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张春桥称这次政治局会议为“二月逆流”；姚文元则在日记中称“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当夜，江青在钓鱼台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商。为了争取“主动”，江青派出王洪文于翌日直飞长沙，向毛泽东告状。因为江青知道，十月二十日，邓小平要陪丹麦首相哈特林和夫人飞往长沙，拜晤毛泽东。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王洪文在特别法庭受审时，这么说道：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上，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句匕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
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翌日，王洪文急匆匆在北京——长沙之间飞了个来回。他上午九时起飞，下午二时见毛泽东，傍晚回到北京。他所以如此仓促，如他在法庭上所言：“因为去的时候没有报告政治局，也没有报告总理。”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一番“告状”之后，并没有表示支持江青。当时在侧的张玉凤，在一九八○年七月十八日写了如下证言：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对王洪文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毛泽东此言，又一次奉劝王洪文不要跟江青搞“四人小宗派”。
江青派出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碰了一鼻子灰！
毛泽东告诫江青“不要由你组阁”
一计未成，江青再生一计。
十月十八日夜，在钓鱼台十七号楼，江青又约见了王海容、唐闻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刚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在侧。
江青知道，丹麦首相后天飞往长沙时，将由王海容、唐闻生陪同。她要王海容、唐闻生作为“直线电话”，再为她向毛泽东传话。
一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特别法庭审问王洪文的记录中有这么一段：
问：“你从长沙回到北京以后，都向谁传达了去长沙的情况？”
答：“回来后即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讲了去长沙的情况。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又通知了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参加。”
王洪文还说，他去长沙，“实际上是阻挠邓小平出来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毛泽东：“国务院的领导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周恩来在医院并不真正养病，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他们都是一起的，周是后台。……”
王海容、唐闻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翌日——十九日，便向周恩来原原本本作了汇报。
二十日，丹麦首相哈特林夫妇从北京飞往长沙，王海容、唐闻生同行。
接待外宾毕，王海容、唐闻生留了下来。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也转告了江青的话。
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