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江青在十七日发起挑战，在十八日。二十日连遭失败——不论是王洪文回来，还是王海容、唐闻生回来，都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坚决的支持。
二十多天后，江青再遭惨败。
那是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飞抵长沙。同行的有王海容、唐闻生。
毛泽东一见邓小平，就幽默地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小平笑道。“主席也知道了。”邓小平所指的，是十月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赞扬道：“好！”
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泽东又道：“我赞成你！”
邓小平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都不高兴。”毛泽东所说“她们”，指的是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
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泽东道：“这个好。”
邓小平谈及了自己：“最近关于我的工作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点。”
邓小平说的是毛泽东提议他担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也就在这一天，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带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江青在信中提出，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作为“接班人”来培养。她依然在“组阁”。
毛泽东在江青的信上，写下这样的批示：（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毛泽东
十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的批示，给江青泼了一盆冷水。
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又给毛泽东一信：
我愧对主席的期望，因为我缺乏自知之明，自我欣赏，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的正确对待，对自己也就不能恰当的一分为二的分析。一些咄咄怪事，触目惊心，使我悚然惊悟。
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江青
一九七四、十一、十九
江青自称“闲人”，其实她“忙”得很，她要“组阁”，当“后台老板”，怎么不“忙”呢？她的此信，分明是向毛泽东要官——你给了邓小平一连串的要职，却“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
翌日，毛泽东在长沙复江青一短函，话说得直截了当：527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曾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黄琼则曾任尚书令、太尉、司空李固《遗黄琼书》是中国古文名篇。“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汗，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便出于此文。黄琼曾称病不愿入朝做官，后来由于公卿推荐人才前往京城。李因素来敬慕黄琼，写了与黄琼书。信中既批评了名士的孤傲，也指出名士往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毛泽东劝江青读李固给黄琼书，意在告诫她要谦虚谨慎，力戒孤傲，而且在“盛名”之下要意识到“其实难副”。
江青“组阁”终于失败
江青受到毛泽东一次又一次的批评，知道自己伸手要官，已经要不到。她又通过“直线电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向毛泽东提出，让王洪文当人大副委员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王海容、唐闻生写了如下材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十二月二十三日之前），中央酝酿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把我们两人叫到钓鱼台十楼，要我们去长沙时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由王洪文任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同志之后。我们向主席报告后，主席对我们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一句话，使江青的最后一次“组阁”计划，化为泡影。
终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抱病离开医院，和王洪文分乘两架专机前往长沙，会见毛泽东，以求最后确定人事安排。毛泽东指定周恩来和王洪文负责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所以周恩来和王洪文前往长沙。
毛泽东见了王洪文，头一句话便说：“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
王洪文不好意思地赶紧说道：“以后不搞了。”
大抵考虑到“上海帮”这一概念过分强调了地域性，容易产生副作用，这一回毛泽东明确地用“四人帮”这一准确的概念，含义即他早先说过的“四人小宗派”。
毛泽东谈起了邓小平。毛泽东指着王洪文，对周恩来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
“Politics”，即政治。
毛泽东视力不好，仍用笔在纸上写着，写了“人材难”三个字。
“人材难得！”周恩来立即明白。
毛泽东点了点头。
毛泽东要周恩来、王洪文留下来，多住些日子。他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
这样，毛泽东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七日跟周恩来、王洪文两人进行了四次谈话。二十六日那天，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毛泽东打发王洪文到韶山参观，他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定下了人事安排名单。
毛泽东对王洪文进行了多次批评，并要他在长沙写出了书面检查，承认自己上次“长沙告状”是严重错误，并保证“不搞四人帮”。
毛泽东又一次谈及江青，他对周恩来、王洪文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周恩来和王洪文回京不久，中共中央便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一月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会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紧接着，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全国四届人大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大会，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会议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安排了人事：
朱德仍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周恩来仍任国务院总理；
副总理为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在人大常委会二十二位副委员长之中，没有王洪文。
江青的“组阁”计划，完全失败了！
江青陷入极度的不满之中。王海容、唐闻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写的材料中，这么说及：
一九七五年初，四届人大之后，江青又把我们找去，情绪十分激动地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了一遍，并一定要我们把她的意见报告毛主席。我们报告毛主席说，江青对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很有意见。毛主席听了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我们又问：“你呢？”主席说：“不在她眼里。”主席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番话，可谓入木三分。
江青发动批判“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出了长沙。他结束了一百一十四天在长沙的生活，回北京去了。
毛泽东决定回京，因为四届人大已经召开，北京的政治局势变得稳定了。再说，二月十一日是乙卯年正月初一，考虑到身过的工作人员回家过春节，毛泽东告别了长沙。
毛泽东的眼白内障越来越严重。向来是亲自阅读文件的他，只好由张玉凤代读。本来，这是机要秘书徐业夫的工作，可是徐业夫患癌症，不得不住院治疗了。
徐业夫是安徽人，戴一副金丝眼镜，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也擅长写文章。他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深得毛泽东言任。他跟毛泽东有一共同嗜好——抽烟。
毛泽东晚年患支气管炎，一抽烟，咳嗽很厉害。徐业夫让毛泽东试着抽他的四川雪茄。
毛泽东看着这又粗又长的雪茄笑道：“说不定是个纸老虎！”一抽，果真咳嗽减轻，此后，毛泽东便改抽四川雪茄……徐业夫病重，使毛泽东失去了一位倚重的机要秘书。
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同意，从一九七五年初起，任命张玉凤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自从“组阁”失败之后，屡遭毛泽东批评的江青，气恼万分。她的本性是不甘寂寞的，不愿当“闲人”，总要千方百计表现自己。她仍然在伺机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极度不满于四届人大确立的“周邓体制”。一九七五年二月二日，周恩来在送呈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实际上开始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变换着手法，攻击周、邓。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江青在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讲话时，提出了新口号：“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她用“经验主义”影射周恩来、邓小平等富有经验的老干部们。
江青毕竟在宣传部门占优势。张春桥、姚文元开动了宣传机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抢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邓小平当即注意到这一新动向，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
“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
毛泽东最后说：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毛泽东曾用“三要三不要”警告过林彪，如今则是警告江青，警告“四人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五月一二十七日、六月三日两次开会，批评江青，批评“四人帮”。
在会上，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面对“四人帮”，作了严正发言。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在会上批评了“四人帮”。
王洪文作了粗浅的检查。从此，中央的日常工作不再由他主持，改由邓小平主持——一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挑选的第四个接班人。慑于压力，就连江青也不得不写出书面检讨，原文如下：
主席、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
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
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
二八、六、一九七六
连“一触即跳”的江青，也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这确实是因为“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
江青，跌到了“文革”以来的最低点！她的日子，变得不那么好过了。
江青的“后院”——文艺界起火
江青处于守势，处于下风，处于退却。
就连她作为“旗手”的文艺界，也冒出了“异军”，对她放炮了！
种种“微词”，传入毛泽东耳中。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批评江青了。
一九七五年七月初，毛泽东在跟邓小平谈话时说：（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毛泽东没有点江青的名，但用不着加任何注释，这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又就文艺问题发表书面谈话：（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
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谈话，在北京文艺圈里飞快地传了开来，也飞快地传向正在北京的来自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张天民。由他编剧的故事片《创业》，受到江青的蛮横批评。他在七月十八日，冒着盛暑，赶写了两封长信，一封致邓小平，一封致毛泽东。
他敢于斗胆给中国的两位大人物去信，是因为他的一位作家朋友拍着胸脯说：“你只管写，有人给你送。”
他知道，在那样的年月，如果把信扔进邮筒，说不定会落到江青爪牙手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那位仗义的作家，便是白桦。
白桦为张天民找到了一位热心的送信人——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
贺龙受林彪迫害，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受摧残致死。“九·一三”事件之后，贺龙冤案得以平反。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贺捷生揣着张天民写的两封信，把一封致邓小平的信送至胡乔木处，很快转到邓小平手中。她又去找王海容，把致毛泽东的信托王海容转给毛泽东。
七月二十一日，张天民怀着惴惴不安之情，离开了北京。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张天民的信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手中之后，反应是那么的迅速，那么的强烈！
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五日作了批示。邓小平迅即在七月二十七日以中共中央（一九七五）第一八一号文件形式下达。
毛泽东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
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的批示，引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片欢呼！引起全国文艺界一片欢呼！
毛泽东所说“此片无大错”，指的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所拍摄的《创业》一片。
此片上映不久，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中午，姚文元那里便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当时姚文元正在午睡，他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原文如下：
遵江青同志嘱，打电话给文元同志：
今天，《人民日报》用了极大的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
另外，我建议，对《创业》电影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这种评论权力我们不能放弃。可以评好，也可以批坏……
江青的意思很清楚，要对《创业》电影“批坏”！姚文元马上照办，他给江青回话的电话记录原文如下：
文元同志来电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中午我起床后就给人民日报打了电话，要他们以后不要登这类文章，要登要经我同意。我在电视上看了一半不到，给我的印象是很乱，不清楚……
“旗手”下令之后，“江记文化部”的部长于会泳闻风而动，给《创业》定下十条罪状，打入冷宫。
毛泽东对《创业》作了批示之后，江青召集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等在钓鱼台十七楼开会。
江青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给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说无大错，那就是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
一九七五年九月，江青到了大寨，在那里遇上张天民，她的火气大极了。
江青用道地的“江青式”特有语言，恶狠狠地说道：
“张天民你多大？（张说我四十六了）那你还是个娃娃。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张答，没有。）你必须给主席写一检讨，你既敢给主席写信，就必须给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谎，告了刁状。目前有人攻击文化部，给文化部施加压力，说文化部是大行帮，我替他们顶着，老子不怕。”
至于她为什么说张天民告的是“刁状”，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江青在大寨接待站说道：
“张天民信上说，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妈的什么时候看过，什么时候说过停演，这告的是刁状。”
江青又急、又气、又恼，是因为“后院起火”，她的“基地”——文艺界举起反叛的旗帜。什么“老娘”、“老子”、“刁状”以至“他妈的”之类话，从这位“旗手”嘴里冒出，表明她乱了方寸！
江青不甘心于她的失败。她要反击！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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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发动“批邓”
“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伺机反扑。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事情的发生，颇为偶然：
那是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四十四岁的女讲师，奉召进入中南海，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她叫芦获。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与芦获作了长谈。据她说，本名芦素琴，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东北辽阳。曾就学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进入解放区，改名芦荻。一九五四年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调往北京大学中文系。
毛泽东患眼疾以来，虽有张玉凤为他读文件、信件，但他毕竟是个酷爱文史、手不释卷的人，要张玉凤读古籍，就勉为其难了。为此，毛泽东要中共中央办公厅遴选一位熟悉古典文学的大学教师，为他侍读古籍。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前往北京大学，从中文系教师中初选了四位，内中有芦获。毛泽东听了关于这四位教师的简历介绍，选中了芦荻。其原因是毛泽东曾读过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历代文选》一书，芦荻是选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芦荻以极为偶然的机缘，进入中南海。夜里，她为毛泽东侍读。读毕，毛泽东常与她谈论古典文学，有时一谈便是两、三小时。在毛泽东晚年，很少有人能够这样经常跟毛泽东长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时，芦获接毛泽东秘书电话，要她前来为毛泽东侍读，她即骑自行车，从不远的下榻处过来。
那天，毛泽东谈起了《红楼梦》，谈起《三国演义》，最后谈到了《水浒》。
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说话时，芦荻按她的习惯，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本来，这只是毛泽东跟芦获的谈话。由于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及，今后出版《水浒》，可把鲁迅关于《水浒》的评论印在书前。
张玉凤一听，出于机要秘书的本职考虑，她要执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她要芦荻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以便通知出版部门执行。由于出版部门归姚文元管，张玉凤把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记录报送姚文元，由他转往出版部门执行——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着。
姚文元一看毛泽东的关于《水浒》的谈话，当即提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
于是，江青和她的同伙们，抓住了这一机会，利用他们在宣传上的优势，发动了一场新的运动，名曰“评《水浒》”！
八月二十八日，《红旗》杂志第九期便发表了《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九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乃是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评论，已经发表过不少。怎么会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出面，发出“号召”？文章指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使许多读者感到费解。
江青的一次次讲话，点穿了内中的奥秘。
八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她直截了当地说：
“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来跟“批判孔老二”一样，江青所惯用的是“影射史学”！
九月十七日，江青在大寨对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北大和清华写作组等一百多人讲话时，更为得意：
“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
江青还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她的一次次批评，说成了对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于“评《水浒》”，要对邓小平进行反击！
她要求在大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的讲话，播放她的讲话录音。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未敢定夺，连忙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放屁，文不对题”！
毛泽东嘱咐：“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安插毛远新当毛泽东“联络员”
就在江青起劲地掀起“评《水浒》”运动的时候，周恩来病入膏盲。
一九七五年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罗马尼亚党中央书记伊利那·维尔德茨。
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周恩来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
周恩来颇为感慨地回首当年：“时间过得真快，就在十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大衣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也走不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周恩来病危，九月二十日要进行第四次手术。这是一次大手术。
如果发生意外，他躺在手术台上将永远不会起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江青正咄咄逼人。为了防止后患，他在进入手术室之前，嘱令秘书调来那份他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关于伍豪事件专题讲话的录音整理稿，用颤抖的手，在第一页上签了名，还写了：“于进入手术室，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病重的他，漏写了“于进入手术室前”的“前”字。他在这样的时刻，仍不忘那份讲话稿，表明了他对江青的严重不安。他知道，江青会闹事，会抛出伍豪事件往他脸上抹黑！
在周恩来病情恶化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病情也加重了。
毛泽东的一只眼睛，由北京广安门医院眼科中年大夫唐山之施行手术。动手术的时间，据张玉凤回忆，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而芦荻则告诉笔者说是七月二十九日——应当说，芦荻的回忆更准确。
手术是在毛泽东住处做的。动手术时，周恩来不顾病体，和邓小平一起在外间守候。
手术很顺利。不久，毛泽东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可是，毛泽东的肺气肿转为肺心病，日益严重。他的讲话变得困难，发音含混不清。
有时，不得不由张玉凤，根据他的口形、表情进行揣摸，说出他的意思。如果他点点头，表明揣摸对了，那揣摸的意思便成了“最高指示”。
就在这时——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身边多了一位身材壮实的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常来看望毛泽东。不久，他便成为一名特殊的“联络员”。毛泽东跟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由他充当“联络员”。
此人便是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笔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日访问了毛远新，他抽着烟，表情深沉，和妻子全秀凤生活在一起……
毛远新是毛泽民之子。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和朱丹华结婚，于一九四一年二月生下毛远新。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
一九四五年七月，朱丹华带着年幼的毛远新来到延安。
朱丹华后来改嫁给方志敏之弟方志纯。改嫁时，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
自从朱丹华把毛远新托付给毛泽东，毛泽东待毛远新如同己出。
毛远新上完中学，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一九六四年暑假，毛远新在中南海住。毛泽东和他如同父子。七月五日，毛泽东和毛远新谈话。事后，毛远新追记了这一次谈话。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高等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从此毛远新闻名全国。《谈话纪要》中有毛泽东关于教育问题的意见：
“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
一九六五年，毛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按照毛泽东谈话的精神，他下连队当兵。不久，“文革”开始。当时规定一九六五年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回校参加运动，毛远新也就回校。
在“文革”中，《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被红卫兵作为传单广为印行，毛远新的身份也就广为人知。
一九六八年，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远新出任副主任。不久，他又担任沈阳军区政委、政治部副主任。
毛远新跟江青关系不错，呼江青为妈。江青视他如自己的儿子。毛远新在政治上紧跟江青。
一是在一九七三年各大学恢复招生时，张铁生交了白卷，却被毛远新封为“反潮流英雄”。
二是创造了“朝农经验”。“朝农”即朝阳农学院（前身为沈阳农学院），实行“开门办学”，在一九七四年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先进典型”。
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病情加重，言语不清，江青安插了毛远新当“联络员”，一下子就掌握了发布“最高指示”的大权。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
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佰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十一月一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
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
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退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六八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一九三七年。一九五三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周恩来之逝使江青狂喜
风紧浪急，中国进入了动荡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七十七岁的康生撒手归西。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是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离世的。全党全国隆重追悼，他骗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桂冠。
康生此人，在离世前夕——一九七五年八月，做了一桩异乎寻常之事。
这位“康老”忽地召见毛泽东的“直线电话”——王海容、唐闻生，讲了一桩极为机密的事，要他们转报毛泽东。
康生说：“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我曾看过张春桥的档案，是江青给我看的。”“可以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张春桥是叛徒。”（转引自《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章合之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毛泽东密函。）
康生会对他的同伙来这么一手，确实出人意料！
康生的密告表明，他早就知道江青、张春桥的底细。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他见到江青、张春桥日渐失势，毛泽东批评他们搞“四人帮”，所以也就向毛泽东密告江、张是叛徒，以免在他离世后受江、张牵连弄个不明不白！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九七六年四月底，江青得知康生在临死前来了这么一招，恨得咬牙切齿。江青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吃的饱饱的、睡的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就在康生去世后二十天——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因患膀胱癌医治无效而逝世。
自一九七五年六月一日起住院至去世，周恩来共经受了大小手术十四次，其中大手术六次，输血输液达一百多次。然而，在这样巨创病痛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以惊人的毅力工作着：
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
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
接见外宾六十三次；
接见外宾前后跟陪同人员谈话十七次；
在医院里召开会议二十次；
离开医院出席会议二十次；
外出看望别人或与人谈话七次。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去世的；
据正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上午十时，毛泽东正侧卧在病床上，让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夜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泽东身旁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泽东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泽东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已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周恩来之死，使江青陷于狂喜之中，她的最大的政敌终于画上了生命的句号。她笑道：“死了，我还要和你们争到底！”
江青嘱令姚文元，控制全国报纸，压缩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导。
周恩来去世才五天，二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出“高路”（即梁效）的《孔丘之忧》一文，用刻毒的字句，讽刺人们对周恩来去世的哀悼：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华国锋主持“批邓”的“转弯子”会议
周恩来逝世，使国务院总理之职空缺。本来，理所当然应由邓小平继任总理——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
然而，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知》，却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表明，自从“打招呼”之后，邓小平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毛泽东又选定了新的接班人华国锋。屈指算来，在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之后，华国锋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第五个接班人
张春桥既为自己未能当上总理而懊恼万分，也为邓小平遭毛泽东否定而幸灾乐祸。
二月三日，张春桥在《有感》中诅咒邓小平：“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这次会议称“转弯子”会议，第一次把“批邓”公开化了。
在这次会议上，传达了由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些指示，据云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谈话。
毛泽东说：（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对邓小平“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于打死。”“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
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要求人们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好好“转弯子”。
华国锋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在“转弯子”会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旗帜亮了出来。华国锋取代了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江青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周恩来死了，邓小平挨批了，江青由“闲人”变成大忙人。
江青“麾下”的大大小小的写作组，此时集中火力在大报小报上攻击邓小平：什么《再论孔丘其人》，什么《司马光登台一年》，什么《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什么《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江青“麾下”的电影界，先是推出了故事片《决裂》，“向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决裂”。紧接着，一批“跟走资派斗”的故事片，在紧锣密鼓声中开拍，诸如《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千秋业》等等。
在这“转弯子”的时刻，江青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召集十二省、区会议，作了长篇讲话。江青的讲话，不遮不掩，直攻邓小平。
以下是江青讲话记录稿的部分摘录：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引者注：指江青），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车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年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车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要是上台，像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便叫他们杀头，搞死……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
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消，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
江青在讲话中，自比武则天、吕后、赵太后，俨然一派“红都女皇”的口气：
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说到这里，其“女皇梦”已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她要做“没有戴帽子的皇帝”！
江青的这番“长篇讲话”，传到了毛泽东耳中。尽管此时她正得势，但毛泽东仍于三月十日批示，对她进行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