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为什么刚才脑海中浮现的尽是女儿的形象？他感到有点不自在，或者说，是在火车启动之后意识到这一点时感到不大自在的。实际上，这只是伴随着车轮的节奏在短时间内产生的感觉，而且立即就被眼前的景色淡化了。
明明他们三人一同站在透过阳光的晨雾之中，为什么眼前出现的只有女儿约瑟，而没有他的妻子及小儿子呢？
也许是刚才在火车站他女儿站在这辆即将启程的列车前面时样子不得体？她今年十二岁，身材瘦高，腿和胳膊又细又长。海水的洗涤和沙滩上阳光的沐浴使她金黄色的头发闪闪发光。
从他们寄宿的人家走出来时，多米尼克曾问女儿：“你开车送你爸爸去车站时不穿游泳衣？”
“为什么不穿？好多人都穿着游泳衣骑摩托。就把摩托停在车站对面吧。送走爸爸，咱们不是直接就去游泳吗？”
多米尼克身穿一条短运动裤，带条的短袖衬衫透出乳罩的轮廓。这衬衣是她在靠近运河的一条又挤又窄的街上买来的。他已经记不得这条街的名字了。
是因为他发觉女儿的胸部开始隆起而感到不自在？
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就象这晨曦的光亮，这水天之间亮闪闪、热乎乎、几乎可以触摸到的水蒸汽。
他们是从利都乘船奔赴威尼斯的。到现在，他的肢体、他的神经还仿佛感到船在颤抖，感到船身在平稳的、长长的波浪中有规律地运动，感到迎面遇到一只船时船身的晃动。
突然，威尼斯映入眼帘。塔楼、圆顶、宫殿、圣·马尔克广场和大运河、威尼斯特有的轻舟以及所有教堂和钟楼上鸣响的大钟都出现在已经变暖了的晨光之中——这是个星期日。
“我可以买支冰棍吗，爸爸？”
“早上八点就想吃冰棍？”
“我也可以买一支吗？”只有六岁的儿子也紧跟着问。
他叫路易，可是从小大家就习惯地称他为“瓶瓶”，因为他要奶瓶时总是这样喊。
“瓶瓶”也穿着游泳服，外面套了件格子衬衫。两个孩子都戴着草编的威尼斯船夫帽，帽顶和帽沿都是平的。约瑟的那顶草帽上系有红绸带，她弟弟的是蓝色的。
也许这一切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卡尔马不喜欢离家外出吧。确实，十五天来他始终有一种背井离乡的感觉，一种失去根基、飘浮不定的感觉，不知道应该依附在什么东西上。
主张到威尼斯米度假的并不是他，而是他的妻子，当然，孩子们也都随声附和。
他对出发、离别这些场面也很反感。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包厢里的落地玻璃窗前。包厢里一点不干净，因为这是挂在这列火车上的唯一的一节从远处来的车厢，是从的里雅斯特或更远的地方来的。它的颜色与其它车厢不同，外观独特，连车厢内的气味也不同。
紧靠卡尔马坐着一位男人，他上下打量着卡尔马。也许在这节车厢挂到这列发自威尼斯的火车上时，他就已经在车上了。
卡尔马的头脑中并没有很明确地在考虑什么问题。他下意识地、有些不耐烦地盯着沐浴在金色晨辉下的月台，站牌左边的书报亭，以及周围的人们。他们都同他的妻子和孩子一样，眼睛瞧着自己的亲人或朋友。
一切正常。火车应该在七时五十四分发车，七时五十二分时，一位身着铁路制服的人登上列车，关好车门。与此同时，一位机械师手持小铁锤在车下敲敲打打，依次检查车厢。卡尔马每次乘火车都会看到这种情况，他每每也都琢磨这个人在敲什么，可过后就忘记去问了。
站长从办公室走出来，嘴里含着一只哨子，手中拿把象雨伞那样卷着的小红旗。不知从什么地方喷出一些蒸汽。不，不是蒸汽。机头是电动的。不知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在清洗车闸，总之，它同所有火车一样放出一些气体，引起车身抖动。
总算响起了哨音。约瑟边吮着冰棍——她现在已经用意大利语来称呼冰棍了——边扬起一只手以示告别。多米尼克不停地嘱咐道：“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要到艾蒂安纳去吃饭。”
那是他们熟悉的一家饭馆，就座落在巴第乌里大街，离他们家很近。用多米尼克的话说，那里饭菜干净，食物新鲜。
红旗展开了。站长举起了胳膊。此刻，“瓶瓶”也模仿起约瑟的手势。
火车该开了，时钟正指着七时五十五分。然而，面对着这长长的列车，站长的手势还没打完就又把胳膊放下了，同时还吹出一连串短促的哨音。
火车不能走了。站台上的人都往前面看。卡尔马把身子探了出去，可除了同他一样探出去的脑袋外什么也没看见。
“出什么事儿了？”
“不知道。”多米尼克答道，“我没看见有什么反常的事儿。”
她身腰虽然纤细，当然也不会细过她的女儿。即便她穿着短裤，却仍然不失风度。阳光没能把她的皮肤晒成孩子们那样的棕色，只是把它变红了。那双蓝色的眼睛被一副眼镜遮住。
大家的目光都汇集到站长身上，他却并不显得着急。他把旗子夹在腋下，只管盯着机头看，不慌不忙地、天知道在等什么。整个车站此时好象影片突然定在某个场面上，将一张日常生活的彩色照片展现在人们眼前。
人们简直不知道该把手上已经展开的手怎么办，挂在脸上的告别的微笑突然被打断，继而变成了一副可笑的摸样。
“在等某位来晚了的人？”卡尔马身边有个声音在问。
“不知道，没见到有人往这儿跑。”说话的人把报纸放在长椅上，站了起来。这是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对不起。”他把头和双肩都从窗框中伸出去，把朱斯坦的头和双肩遮住了好一会儿。
“跟意大利人打交道简直没办法。”
他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好好看看多米尼克及两个孩子了。
卡尔马重新坐好，脸上带着一丝勉强的微笑。他看得出约瑟和“瓶瓶”已经多么不耐烦地晃动起身子，急于要跑出这个极热的车站，好跳上车子驰向海滨。而多米尼克仍是忧心忡忡。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朱斯坦。”
“我向你保证一定做到。”
“我看这次火车要开了。”
还有两分钟。在这漫长的两分钟内，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脸上毫无表情的站长。
一位副站长从装有玻璃门的办公室走出来发了个信号，于是站长吹响了哨子，又稍等片刻才摇动了红旗。列车启动了。站台，连同上面一排排的人影开始向后滑动。朱斯坦把身子又探出一些，只见女儿的身影越来越小，她那红色的游泳衣渐渐地同车站上的各种颜色融为一体。
阳光一下子照在了两个男人的身上，并带着一股灼热的空气钻进了车厢。卡尔马叹了一口气，把蓝色的窗帘放了下来。窗帘鼓涨得象一只风帆，上下舞动了两三次才被固定住，启程了。
现在，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余暇来观察他的旅伴了，即便他并没有这样一种欲望。那个人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到长椅下。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两个男人都装成谁也不去注意谁的样子，所不同的可能是陌生人并不那么急于把目光从自己的同伴身上移开。
那个人年岁不小了，也许五十五岁，也许六十岁。他肩膀很宽、躯干健壮，神情严峻。
卡尔马已经注意到那个人的报纸是西里尔字母【注】版的。(【注】：古斯拉夫语所用字母——注)
是俄语？还是斯洛文尼亚语？
青蓝色的窗帘猛地又被风卷了起来，阳光再次射进车厢。这一回，那个人站起身来，样子很在行地把它固定住。
“法国人？”他边坐下边问。
“对。”
“回巴黎？”
“对。”
“我听出您妻子是巴黎口音。”
卡尔马倒不认为聊聊天有什么不好，只是开始总显得拘束。火车这时在威尼斯的另一个车站V站停住了，上来不少当地人，在走廊里穿行着寻找二等座位。
“是您的业务迫使您比家人提前回去吗？”
“我们本应今天都走，不巧十点三十二分的快车一个空位也没有了。与其让全家都到洛桑去换车，而且还得在火车上过夜，不如我一个人先走，让他们再多住上几天，也顺了孩子们的心愿。”
他觉得他的旅伴一个劲儿地盯着他那身西装看。这套衣服用的是一种夹丝薄料子、有花岗岩纹路。他生来第一次穿这么浅的乳白色衣服，可是妻子坚持要他买，而且也是在她买短上衣的那条狭窄的街上买来的。
“朱斯坦，你几乎是独一无二穿深色衣服的人。”若为出门旅行，他倒更喜欢穿别的衣服。在威尼斯、或是在寄宿户那儿，这身衣服还可以凑和。可是在这种场合，他觉得自己好象被乔装打扮了一番。这衣服与他的相貌、与他浑圆的身体极不相称。
“假期过得好吗？天气赶得不错吧？”
“除了两三场大暴雨，还不错。”
“喜欢意大利饭菜吗？”
“孩子们喜欢极了。只是不喜欢海产品。我那男孩子连碰都不碰……”
“可你们若寄宿在居民家，那么天天都会给你们做海产品吃的。”
他惊愕了。这位陌生人见到他才几分钟，怎么就猜到了他们是寄宿在居民家而未曾下榻于利都的某个大旅馆呢？他隐隐约约感到受了点羞辱，更后悔穿了这身丝棉混纺的衣服。这种意大利式样的服装根本就不适合自己。
眼前坐着的这位稳沉的人开始让他感到既恼火又好奇。
他想必已经不动声色地对自己那两只箱子品评了一番。箱子不过是为了应付出门而买的，质量绝非上乘。卡尔马听人说过，大旅馆的看门人根据行李评价顾客，正如某些男人评价女人不是根据她们的裙衣或裘皮，而是根据她们的皮鞋。
“您经商？”
“不如说是工业，小工业，但并不是我自己开业。”
他实在没有办法。其实那个人没有任何权利盘问他，可他回答时却态度实实在在、小心翼翼的。
“您不见怪吧？”
他脱下外衣。尽管风始终吹动着窗帘，而且随时都有可能再度把窗帘从钩子上吹落下来，汗还是从他身上每一个毛孔往外流淌。他腋下显出的两片湿印渍使他感到很不好意思，仿佛这是一种生理缺陷。他在办公室也往往为此感到难堪，尤其是当着那些女打字员的面。
“您的女儿定会出落成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
这个人不过才瞟了她一眼！
“她很象她的母亲，但是比她活泼……”
这是真的。多米尼克缺乏的就是激情、自发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刺激性。三十二岁的她，身材窈窕、相貌甜美、碧眼动人、举止文雅。但是她对自己总有所掩饰，似乎是怕引人注目，害怕占据一个超越自身价值的地位。
“您的妻子有一副动人的女低音歌喉。”
朱斯坦露出一丝极不自然的微笑。这个人是怎么观察到这一切的？的确，多米尼克的嗓音庄重而又低沉，与她娇弱的外表形成鲜明对照，因而也就愈发令人难忘。
又到了一个车站：巴都。站台上一片混乱，成百个人面对火车发起一阵冲锋。他们之中有全家一块儿的；有拖儿带女的大人，有怀抱婴儿的母亲，还有一个用柳条筐运送母鸡的肥胖的农妇。
这些人从各个车门涌了上来，涌进走廊，拚来拚去，都试图挤到火车的前部去抢占空位子。
“看见了吗，一会儿走廊里就过不去了。”
“您乘过这趟车？”
“准确地说不是这趟列车，而是同一类型的其它列车。有时真叫人想不出这些意大利人这么拚命奔波是要到哪里去。有那么几天，能让你以为全意大利都行动起来了，要去寻找最终的落脚点。”
他说话带一点儿口音，卡尔马分辨不出是什么地方的。
“工程师？”
问题又开始了，他吓了一跳。不过这一次他心里至少有了一点满足；他的旅伴说错了。
“不，我根本不是技术人员。我在销售部门工作，门市部每个人都有头衔，我的头衔是国外销售部主任。You Speak English？”(您会讲英语吗？)
他也用英语回答：“我曾经是卡尔诺中学的英语教师。”
“您也讲德语？”
“也讲。”
“意大利语呢？”
“不会，只能把饭馆的菜谱认下来。”
由于遇到铁路弯道，蓝色的顶棚嘎嘎响得愈来愈厉害，最后竟猛地竖了起来。检票员走进来，花了几分钟把它固定好，然后检查他俩的车票。
卡尔马的票是一张很普通的长方形纸片。陌生人的是用书针钉在一起的几张黄色的纸。检票员撕下一张塞进口袋。
如果有人问他在火车上有什么感想，他肯定会一时茫无头绪，说不出话来，或许就会沮丧地回答说，他恨不得立即到达目的地。
如果问他对假期有何感想，他的回答兴许也差不多。他对阳光、对海滨浴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对小汽艇、小摩托发出的噪音，对圣·马尔克广场和它上面的鸽子，对广场周围的那些卖便宜货的商店全都厌倦了。大伙儿之所以买了那么多没用的东西，纯粹是因为这些东西有着异国的情调。他对一切声响，不论是白天听到的、还是晚上听到的；不论是唱歌的、吹拉的、呼唤孩子的，还是楼梯上的脚步声，都听够了，厌烦了。
每顿饭要给约瑟和她的弟弟翻译菜谱，还要跟他们讲妥可以选什么菜，这没多久就成了他的一种负担。
这里面还没有加上他受到的另一种屈辱，这便是他们所选择的寄宿处，他们住的房子根本没有面向大海的窗户。然而他清楚，几个星期、几个月以至一年以后，利都的时光就会被他排在一生中最明媚、最惬意的日子之列，他将会由于难以重温同样的时刻而感到遗憾。
历来如此。在他的记忆中，去年就是个美好的年度，就连秋天和冬天也是美好的。然而就在去年冬天，家里人一个接一个地感冒，孩子们又患各种小毛病，这曾经使他无比焦虑。
是由于他生性懦弱，非事后不能感到幸福呢，还是大多数人都注定命中如此？他不知道，因为他没有胆量向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对门市部的人提，那样他们就会耻笑他。
比如说此时此刻，他就浑身不舒服，他只好默默地计算着还要行驶多少小时才能到洛桑，然后再接着算到巴黎的时间。随着时光向中午逼进，车厢里越来越热。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打开通往走廊的房门。走廊里的窗户全都开着，穿堂风同样热得使人难以忍受。
窗帘又一次从钩子上挣脱下来。扭曲了的金属杆使窗帘倾斜，让一大束阳光直射到他的脸上。
他完全可以换个位子，尽管包厢内另外四个座位上系着预订出去的标签，毕竟目前还空着。那几位旅客也许在后面几站才上车。
每隔二十分钟就有一个站：L站、S站、B站、V站。每到一站，站台上都是同样的喧嚣，等车的人都是同样地蜂拥而上，走廊里都出现同样川流不息的长队，然后队伍逐渐消失，二等厢座位的旅客们密密麻麻地占领了包厢外面的所有空间。千姿百态的行李占据了和人一样多的位置，其中有用皮带或绳子、皮条捆扎的各种皮箱、纸箱；有各式各样的大小包袱，堆得比窗户还高。孩子们席地而坐。想去厕所，必须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再从他们父母中间挤出一条道。又过了几站后就根本走不过去了，
然而，没有一个人企图坐到这四个空着的、柔软舒服而诱人的座位上来。妇女们有的站着奶孩子，有的用奶瓶子喂孩子，听凭着列车的颠簸，却连想也没有想到她们也许可以坐上一会儿。从她们的眼里看不到任何奢望、任何怨恨、任何伤感。
“您平时到郊外去度周末吗？”
“对，到布瓦西那边。您认识那个地方？”
“是在巴黎和蒙特拉约里之间，对吗？”
这个人提出的问题好象都经他事先做出了判断，所以提问前似乎就已经知道了答复，而目的不过是为了加以证实。
“自己有汽车吗？”
“是的。一辆四马力的。在巴黎市区用得着，特别是从门市部去工厂。”
“不过比起拥挤不堪的公路，您则宁愿坐火车。我能体会得到，尤其是带着孩子的时候。”
事实上他们差不多就要开汽车来威尼斯的。这当然是约瑟的愿望，车刚开出二十公里她就该计算需要多少时间才到了。他也曾经产生过这种想法。
“那样咱们就带不了什么行李了，连每个人的一半都带不出来。”多米尼克文静地问，“住乡下人家吗？”
这个人并没感觉到需要擦汗，而且他的额头也的确没有丝毫汗渍。有时，赶上火车停在离饮料车和食品车不太远的地方时——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火车的另一侧——他便要上一小瓶香槟汽酒。卡尔马最后也效仿起他来了。
“火车上也有小卖车，可是在到米兰站之前来不了咱们这儿。”
卡尔马从心底里怨恨自己的恭顺态度。他老老实实、毫无掩饰地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所有问题，可他自己呢，对脑子里想到的问题却连一个也不敢提出来。
例如，他发觉行李架上他的旅伴没有任何一件行李。他是把行李托运了，还是空手旅行？
这节车厢来自贝尔格莱德，途经的里雅斯特，座位下面的报纸也是南斯拉夫国家的报纸。他难道不是很自然地可以问：“您从贝尔格莱德来？”或者，“您是南斯拉夫人？”
这不可能。陌生人的模样不象。他的法语、英语和德语说得同样流利，同时，他对列车员又讲出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
但是他的那身衣服实在平常得很，是深色毛料的，近乎于黑色，剪裁得并不讲究。领带也很一般。他也并没觉得有必要松开领结，敞开衬衣。
为什么卡尔马在他面前总是怯生生地象个小孩子？为什么当沉默的时间稍长些时，他又感到必须讲点儿什么？可他的旅伴却能够泰然若素地稳坐在那里，连磕睡也用不着假装打一打呢？
“我岳父想出了个主意，在布瓦西出口处一面俯瞰塞纳河的山坡上开了一家农家餐馆，其实也就可以说是个小农庄，养了不少牲畜家禽：两头奶牛、一匹老马、一只山羊、三只小羊羔，几只鹅以及一些鸭和母鸡。顾客在露着房梁的大厅就餐，他们喜欢的就是这个。”
“您每个星期天都去吗？”
“大多数星期天都去。我妻子非常眷恋她的父母，孩子们则对那些动物着了迷。我女儿整个下午都骑在马背上，围着草场转。”
他几乎料到对方会接着问：“那您呢？”
他只要迎面遇见一间卧室，他就进去睡一觉，差不多次次如此。
又路过一个小站，居然没停，是个叫索马的站。接下来是C站、F站、D站、L站……
“我不能按原计划在洛桑下车了，因为我得到日内瓦乘飞机。这趟列车正好可以把我按时送到……”
嗬！他这是第一次提到他自己的事。但是他始终没有解释他为什么乘一趟站站都要停的如此糟糕的火车，也不解释为什么一件行李也没有。如果他真从贝尔格莱德来或是从的里雅斯特来，那里不会没有飞在日内瓦的飞机。
“您在一家大公司里工作？”
这个人又回到问题上来了。
“一家现在被人称为暴发户的公司里。起初这只是诺义街上的一家小五金店，后来发展成农泰尔【注】的一家工厂，如今在特洛和夏尔特尔有两座工厂，还有一座正在菲尼斯泰尔兴建。”
【注】农泰尔：巴黎西北面的小城——注
布列斯亚站。下去了一些人，又上来了起码一倍的人，走廊里越来越拥挤。
到米兰时，卡尔马的衬衣都已被汗水浸湿。他感到饿了。
“我该有点时间去……”他正准备往下说。
“我建议您别离开车厢。不一会儿这节车厢就要摘下来挂到别的列车上去。”
的确，他刚从窗口接过一块三明治、一瓶啤酒，一台微型机车就把他们从车站拉出来，扔到铁路网中间的烈日下。
“一会儿会把我们拉进站的。”
“您乘过这趟列车？”
“我知道。可以说我熟悉一切火车。咱们那几位同伴会在米兰上车。”他边说边指着预订座位的卡片，“两位到洛桑，一位到日内瓦，第四位去西翁。”
他一次也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甚至没有起来去小便。
此刻，车厢里除了他俩，旅客已寥寥无几。旁边的包厢里只有两位美国人，再过去三个包厢，有一个胖男人在睡觉。外面没有一个人站着。两位美国人着急了，认为人们已把他们遗忘，焦急地望着车道和远处的车站。
这时车厢里比开动时要闷热。
“我估计您到洛桑后转乘20点37分开往巴黎的车？”
说得准极了！总是准极了！这个人简直是上帝的化身。
“咱们17点05分到洛桑。不知道是否可以请您帮个忙，当然是在您的时间还没有排满的前提下。”
“完全没有排满。我正不知道用这两个小时干什么。”
“您熟悉这个城市吗？”
“不熟悉。”
“您不想观光一下吗？”
“我可不想冒这种酷暑。”
“在一号站台寄存处附近有好几排行李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这是第155号寄存箱上的钥匙。箱内存着一只小手提箱，不重，也不大。我真怕太麻烦您了。”
“啊！不客气。”
“需要把这只小手提箱取出来。大约要往投币口里扔一个半瑞士法郎。这是几个硬币。”
卡尔马做出推让的样子。
“等等！这点小事，如果火车在车站停的时间够长的话，我自己也不是不能完成。问题是还要把箱子送到下述地点……”他打开一只红色笔记本，在一页纸上写下地址，然后撕下来，连同钥匙一齐交给了自己的旅伴，“乘出租汽车从火车站用不了五分钟便到。请允许我把出租汽车所要用的瑞士货币也给您。”
车身一震。车厢被挂到了一列火车上，拉到刚才没有见到过的一个站台。长长的一队旅客正在等候。
“我先谢谢您……”
餐车的侍者来发餐券。陌生人取了一张，他从早上算起第一次准备去用餐。卡尔马没有勇气去吃饭了，他的三明治和啤酒还没有消化。穿着浸满汗垢的衬衣，他实在觉得没有什么胃口，只想在小推车上买一瓶香槟汽酒。去日内瓦的那两位旅客是英国人，他们好不容易才把高尔夫球的背包放到行李架上。那位太太要在布瑞格下，而另一位正在读洛桑舞台报的先生肯定就是去那个城市。
餐车铃响后人们都用餐去了。他独自待了近一个小时。
到了马若尔湖畔。那些小站上重新出现了蜂拥的人群，走廊里再次坐满了乘客。
他隐约听见有人沿着站台喊：“阿洛那！阿洛那……”
接下来是S站。他眯着眼，瞥见棕桐树掩映着的片片红色房顶。B站、V站、P站……
到了多莫多索拉，走廊里总算空了下来。
“护照。”
警察对他的护照，(对那名英国人和那位太太的护照只草草地看了一眼，但对陌生人的却看得特别认真。)他先仔细端详了照片，而后又看了看本人，但是目光中倒没有流露出什么怀疑的色彩，只是在盖章前又把各页全部翻阅了一遍，最后恭恭敬敬地还给了他，并做了个手势，略表敬意。
卡尔马睡了约二个小时。阳光又一次射到他的脸上，使他怏怏不乐。嘴里冒出了一股难闻的气味，他只好又喝了一瓶玫瑰色的汽酒。他今天头一次品尝这种东西。
“海关！有要申报的东西吗？”月台上站着一些海关人员，“这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西服，衬衣。”
他原以为完事了，可火车又停了一刻钟才缓缓地朝圣普龙隧道滑动。现在弯下身来已经可以看到那幽黑的洞口了。
卡尔马此时站在包厢门外。车厢里的灯亮了。他恍惚看见他的旅伴起身朝走廊走去。火车进入隧道后，他便回到座位上，抬起玻璃窗等待着。
他对无休无止的隧道并无好感，孩子们对此却饶有兴趣。过了整整十分钟，不见从早上八点钟就坐在他对面的那个人返回，他不免有些诧异。
他自己干嘛也起身朝厕所走去？他估计小金属牌应该亮出“有人”的字样，不料看到的却是“无人”，于是他下意识地走进去洗了洗手。
这个人始终没有回到包厢来。当火车又突然暴露在阳光之下，停在瑞士的布瑞格车站时，又上来一些警察和海关人员。这个人依然不见踪影。
“护照！没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西服、衬衣。我过境去巴黎。”
警察看了看那个空座位又看了看座号。
“这儿没人？”
“原来有，火车进隧道时他从包厢出去了。”
“他的行李呢？”
“没有，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什么？”
“就是在行李车里。”
警察在记事簿上写了几个字。
“谢谢。”
这事儿就算完了。那位太太已经下车。另外几位旅客也买巧克力去了。火车又启动了。走廊里空荡荡的。火车沿着罗纳河行驶了一段，白茫茫的河水显得那样清新，令人神往。
火车又停了两次。没有嘈杂的人群，也没有告别的人们：是S站及日内瓦湖畔的M站。
直至火车到达洛桑，这个人始终没有再露面。卡尔马枉然地从列车的一端找到另一端。
◆第一部◆
第二章
到目前为止，这一天的旅行对他来说一切如常。他被烈日，酷暑，外加那时时在眼前跳动的蓝色窗帘弄得头晕目眩，无暇顾及周围。只是事后，当他在杂乱无章的感受、极不连贯的思绪中搜寻时，才能追回一点准确的记忆。
从洛桑开始一切正好相反，不管是自己的事情还是别人的事情都变得极为清晰，精确度可与达格雷相机相比。他仿佛突然有了分身术，活生生的他却也冷眼观察到另一个朱斯坦·卡尔马，只见他身材粗壮，正在朝前奔跑，汗水把棕色的头发紧贴在额头，突然他停下了，在五号站台上踟蹰不前，两只手提箱放在身边。
的确，从那一时刻开始他就面临着一项选择。他有一系列的决定要做，他决计按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标准权衡一切，因为他的举止一向是以此为准的，既带有一定的毅力，可能也带有一定的谦逊。
在威尼斯令人眼花缭乱的告别场合，他印象最深的是穿着红色游泳衣，手拿冰糕的女儿。他隐约觉察到坐在身边的一个男人上下打量着他。后来他又注意到这个人手里还拿着一张用斯拉夫文字印刷的报纸。
这个人一步步地通过一些细微的问题探询他的生活、家人以及拖的工作情况，而他则俯首贴耳地和盘托出，他真为此感到有些羞愧。
为什么陌生人在他心目中非同一般人呢？他的外表，除了镇定，除了那双仿佛无视一切而实际摄入一切的眼睛外，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卡尔马不胜感慨：“这是个强者！”
同他的老板、诺义街上从前的五金商、后来变成工业家的约瑟夫·博德兰一样是个强者。并不把自己视为弱者的卡尔马对那些不需要旁人扶植，不受章程约束，聆听别人讲话时不屑一笑，不论何时何地一概我行我素，毫不顾忌舆论的强者总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嫉妒。
拿他的老板为例，他需要把自己视为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吗？他同车的旅伴是有教养的人或力图于做一个有教养的人吗？
对于后者，首要的问题是弄清应不应该把他失踪的消息告诉什么人，比如说车站站长或警察分署署长。
卡尔马不是已经含蓄地对在布瑞格检查护照的官员提到了这一情况吗？
那个人走到远处的车厢后，为什么不能在布瑞格下车，然后混入人流离开车站？
话又说回来了，他有什么权利介入呢？人家托付给他一项使命，使命这个词重了点，应该是一件小小的传送委托，无论什么入都可以取代他去完成。在他口袋里有一把寄存箱的钥匙，有瑞士硬币及乘出租汽车用的一张十法郎的票子。
他终于走进了地道，那儿同布瑞格一样也卖巧克力，然后走上一号站台。时间很充裕。他先走向寄存处，排了几分钟的队把自己的两只箱子存了起来。金属制的存放箱就在对面，每只箱子上都有一个号码。他找到155号，发现只需要付15法郎。
他现在还一无所知，也一无所料，但他的动作、他环视周围的目光里已出现一些偷偷摸摸的色彩，仿佛他此刻做的事情虽不一定该受谴责，但起码也是暖昧的。
由于并不是他把手提箱存入箱内的，在看了箱子上的说明之后，他才知道收费标准为每日30生丁。这就是说，手提箱是五天以前放进来的。
这把钥匙是在什么情况下，又是通过什么方式从这里送到陌生人手中的呢？而这个人昨天晚上还在的里稚斯特或贝尔格莱德。
当他把钥匙插入锁孔时，他觉得自己从此建立了与陌生人的某种同谋关系。可他又是什么事件的同谋犯呢？
他往投币口内塞进一枚一法郎的硬币，接着又塞进去50生丁，转动了钥匙。当他确信没有任何人在注意他时，便从里面抽出一只棕色手提箱。箱子既不重，也不大。可以说这是被商人们称做文件箱的那种东西，厚约15公分，长约70公分，宽25到30公分的样子。
不一会儿，他已来到车站外面，踏上了停在那里的头一辆出租汽车。迎面看到一些大小伙子，身穿短裤，脚踏钉鞋，肩背墨绿色的登山包，头戴绿色的帽子，外观和明信片上的人物一模一样。一股男性汗味和军用饭盒味扑鼻而来，他们活象一群操练归来的士兵。
他该把放在钱夹内、那个人给他写的那张纸拿出来了。他一直还没顾上看一眼：
布尼翁街24号 阿尔莱特·斯多布
“布尼翁大街24号，好象只有五分钟的路。”
“可能连五分钟都不用，除非是星期日。”
他忘记了今天是星期日，如果说他看到公路上挤满了车，可市区的大街上却空荡荡、静悄悄的。
汽车爬坡、拐弯，再爬坡。洛桑城仿佛建在一座陡峭的斜坡上。他看到了大片的建筑、医院，以及窗户后、平台上的病人及护士们。
汽车在不知不觉中停住了。
“到了。”
这是建在医院对面的一座现代化楼房。每套房子都带有平台。出祖汽车停在一家酒店前。酒店淡绿色的顶篷下摆着几张圆桌。
“请等我一下，我只去几分钟。”
司机懒得张口回答，而卡尔马却突然产生了一种有罪的感觉。他按照一位陌生人草草地在一张从记事薄上撕下来的纸上写的地址把手提箱送去，此举并不违法，也不该受到指责。
那为什么他如此害怕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怀疑起自己这身近于白色的意大利式西服来，认为必定引起了在露天平台上喝咖啡及啤酒的人们的好寄了呢？
他原以为会同在巴黎一样先遇到一间守门人的房间，不料只见到了一排排信箱，上面或插有名片，或有蘸水笔写的名字。共有四排信箱，每排数目相等，无疑是与每层楼的房间相对应。阿尔莱特·斯多布的名字写在第3排37号的下面。
他乘电梯来到一条相当长的走廊上。每扇门上也贴有一张名片或手写的名字。门上均嵌有一个扣子大小的玻璃孔，房客在开门之前可以先观察一下来访者。
37号——走廊尽头最后一扇门。他按了按门铃。他此时如同处在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刻那样大汗淋漓。一种不明缘由的惊慌向他袭来，他急切地想把事情赶紧了结。
在这扇用桃花心木或黄檀木做的门后面也许有一只眼睛正透过玻璃孔在窥视他。
他等得不耐烦了，又按了按铃，并伸长了耳朵。门始终纹丝不动。由于听不到任何动静，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了门把上。
他并未用力，门却启开了，于是他朝前迈了一步。
“有人吗？……斯多布小姐……有人吗？……”
进门处迎面挂着一件米色的大衣。左边有一扇门开着，门内是一间洒满阳光的客厅。通向平台的门也天开着，外面的风吹进来，窗帘也象在来自威尼斯的火车上那样被吹得鼓涨起来。
“喂！有人吗……”他迟迟疑疑地又喊了一声，“没有人吗？”
他正准备把手提箱放在地上，走出去，把门关好，然后乘车回车站，突然在套着浅蓝色外罩的沙发脚处看到一双鞋，随后是两条腿、连衣裤，最后看到一个女人的颈项和棕色的头发。这个女人整个身体都趴在颜色比沙发罩的蓝色还要深的地毯上面，一只胳膊伸着，另一只弯曲着收拢在身下。
他看不见她的脸，因为她俯卧着。也看不见血。他弯下身去摸了摸她的手。
“斯多布小姐……”
事情很清楚，斯多布小姐已经死了。他未加思索，亦未考虑可以采取什么态度，便退了出去，迅速关上房门，连电梯也没叫，径直奔向楼梯。到了楼下，他才发觉手里还拿着那个手提箱。
一瞬间，他曾想返身上楼，可是司机看见了他，从车里伸出一只胳膊把车门打开了。
幸亏如此。否则他说不定得跑进小咖啡馆去胡乱要上一杯酒借来保持镇定。
“去车站？”
“对，去车站。”
车站，或者是其它地方，都无所谓，关键是要马上离开此地。就在汽车拐上马路时，他看见大楼的一个平台上有一对男女正把胳膊肘儿支在栏杆上站着。另一个平台有一个象她女儿一样穿着红游泳衣的孩子正蹲在一辆色彩艳丽的小车前玩耍。四楼上，影影绰绰地看出有位妇女正在晒日光浴，用的也是俯卧姿势。
当时该怎么办？他好象记得三楼的客厅里有一部电话，他是不是有责任立即呼叫警察局？他没有想到。当时唯一的想法是尽快跑出门外。到这时他才看明白自己的处境。
在这座他生平第一次来到的城市里，如果警察发现他站在这间陌生的房屋里，面对一具陌生女人的尸体时，他该作何解释呢？
“有人让我把这只手提箱转交给她……”
“谁？”
“我不认识。是我从威尼斯乘火车来时与我同包厢的一位上了点年岁的男人。”
“他的姓名？地址？”
“我不知道。”
“他为什么托你办这件事？”
“因为他要继续乘车前往日内瓦，而火车在车站只停三四分钟。”
“还有别的车次嘛！”
“飞机在关坛【注】等着他。”(【注】关坛：地名——注)
“飞往哪儿？”
“他没对我讲。”
“可他却把这只提箱交给您，而且告诉您他要乘飞机。”
“是的。”
“那么他此刻是在前往日内瓦的途中了？”
“我不那么以为。”
“为什么？”
“因为在过了圣普龙隧道之后就没再见到过他。”
“您认为他能在火车过隧道时离开火车吗？”
“我不知道。”
“您毕竟带着箱子来了。他是在哪儿把它交给您的？”
“他没有亲目交给我。他给了我车站自动寄存箱的一把钥匙……155号……我还记得号码。他还给了我一点瑞士硬币和乘出租汽车用的十法郎……”
这是不可能的！他臆想着届时必定会有的场面。然后还要到警察分局的办公室回答同样的问题，接着再到调查法官的办公室再重复一遍。
他没有做任何坏事。事实上，他也没有产生过要为人效劳的欲望。可以说是别人强迫他干的，完全是在一种偶然的场合下给别人帮个小忙，他绝不是心甘情愿地去敲阿尔莱特·斯多布的门的。尽管在他的钱夹里放着一张写有她名字的纸条，几分钟前他根本不认识她。
看她的样子的确象是死了。两手冰凉。他只知道她在高筒袜外面套了双高跟鞋，穿着一身浅玫瑰红的连衣裙，外表象个已婚妇女。在死神以某种方式袭击她的时候，她正忙着穿衣服。
她当时只剩下穿连衣裙，随后再提起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了。
客厅的气氛很有诱惑性。除了浴室、厨房外，可能还有一个房间？莫非是夜间把沙发改为床用？他不得而知。他一味地猜想，却毫无结果。
然而，在被询问此事时，他无权回答说一无所知。
“47法郎……”
他递过去那张十法郎票子，同时心里犹豫着是否可以把手提箱丢在车上。说不定在他乘车奔赴巴黎之前就会有人找到他，因为他那身奶油色的西装在他从威尼斯到此地九个小时的旅途中已被揉搓得皱皱巴巴的，构成了一个极易辨认的特征。
现在才六点半。在利都，多米尼克和孩子们已经穿上浴衣，带着小桶、铲子、吹圆了的气球和鼓囊囊的口袋离开了海滩，返回寄宿户，因为海滩上一到夜晚通常很凉。
“就同意我明天早上再洗澡吧，妈妈……你瞧我一点也不脏……”
每天晚上都来这一套！
“你们俩浑身都是沙子……”
“沙子并不脏……海水净化一切。”
一般情况下，多米尼克就该呼叫了：“朱斯坦！让他们听话。只要你女儿不争辩……”
他走进车站的洗漱间，又想把手提箱扔在那儿，但他明白，此举肯定要被人发现，于是他又失望地走上来了。
他几乎想一屁股坐在台阶上，用手托住脑袋，任凭事态发展了。
还要等差不多两个小时，极其危险的两个小时。
不管有没有道理，他认为一乘上火车就会安全，特别是过了边境之后。
他推开了一等车厢的餐厅门。没有站立坎酒的酒吧，他只好坐下来要了瓶威士忌。这在他是很罕见的，他平时除了佐餐喝点葡萄酒外，几乎不喝酒。使他产生品尝香槟汽酒念头的，正是那位陌生人。结果他一天之内喝了五、六瓶。
“我是个有教养的人！”
他一直是这样的人。他办事总是尽心竭力，就象他在那结束的海滨度假期间的所作所为那样，尽管他从第一天起就十分反感。
寄宿户的卧室很狭小，也没有舒适的设备。有时要等上半小时，走廊尽头的淋浴室才能空出来。孩子们坚持让父母房间与他们房间之间的门整夜开着，于是两周之内他和妻子只能偶尔偷几分钟的空儿亲热亲热，中间还不时被多米尼克的“嘘……”声和“当心”声打断。
他有必要象个罪犯似地自我责备，并在行动上也真的象个罪犯吗？
那位陌生人为什么偏偏在火车穿越多莫多索拉与布瑞格之间漫长的圣普龙隧道时消失不见？一天来他的情绪绝不象一位准备自杀的人。
但是他找了个借口——因为这越来越象是借口了——他把一件似乎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一天前还不认识的卡尔马。
这个手提箱现在就放在他身边的椅子上，里面放着什么呢？如果他没有自杀，他为什么，又是怎么样失踪的呢？是不是在他走进或走出卫生间时有人把他从火车上推了出去？这比说他混入人流去了布瑞格更可信一些，因为那里是边防检查站，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在出站口，全体旅客都要受到检查。
“小姐，”他边喊边用手指打了个响儿，好引起女招待的注意，“请再来一杯。”
“还要一杯威士忌！”
假如到了法国海关，人家要求他打开这只手提箱呢？这是很可能的。他连钥匙都没有。
“对不起，先生……我在路上把钥匙丢了……”
这只箱子可真结实，是真皮革，而不是塑料制品，他完全在行，他在塑料行业干了已近十年！
无疑，这是只旧箱子，外表已不雅观，那个人肯定提着它往返奔波于各车站的候车室、机场的候机厅、各办事机构，才把它磨损成这样的。可是锁的质量非常高，不是用个刀尖就可以捅开的普通用锁。
“上帝，发发慈悲吧……”
他不相信上帝，也许是不再相信，也许是处在困境时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相信。两年前，当约瑟患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时，他也小声嘀咕过：“上帝，发发慈悲吧……”
他甚至许了个愿，现在已记不清内容了，另外他也并没还愿。如果人们听说他作为在洛桑一套陌生的房子里杀害一名年轻妇女的嫌疑犯而被捕，他女儿会怎样想，他妻子又该怎样想？
还有博德兰先生？他的朋友、画家博帕先生以及所有的同事？
“小姐，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吃点东西。巴黎的车上有餐车吗？”
“20点37分的车？我想怕是没有。给您端点什么来？有鲈鱼里脊、奶油鸡，还有羊肚菌吐司。”
他并不饿，可还是要了个羊肚菌吐司，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名字，一方面是在家里也很少吃羊肚菌。
“喝什么酒？当地酒还是博热兰酒？”
“博热兰吧……”
这对他无所谓。除了拴在他身上的这只手提箱及妻子执意要他穿的这身西服外，一切都对他无所谓。他觉得穿着这身衣服同扛着一面大旗招摇过市没有什么区别。
“上帝，发发慈悲吧……”
包厢里坐着五位旅客，其中一位是牧师。
卡尔马没能坐在角落里，而是坐在一位五十上下的夫人及一位佩带荣誉勋位玫瑰徽章的长者中间。那泣夫人一个劲地躲着他，好象相互接触使她感到不适。那位长者正在读费加罗报，一过了边境，他就象躺在自己床上一样安安稳稳地进入梦乡。
坐在他对面的牧师脚穿一双带有大银环的黑皮鞋。那位夫人的对面是她那又小，又瘦，又神经质的丈夫，他一次次起身说对不起，从同伴们的腿中绕出去到厕所或走廊去。
“你服用药片了吗？”
“服了。在洛桑，刚一用完晚餐后。”
“两片？”
“当然。”
“你消化不良？”
他面带窘色地望了望周围的人，希望他们没有听到。
“你本不该吃小牛舌。你知道你吃不了这东酉的……”
另一个角落里坐着一位姑娘，身材修长，体态轻盈，很稚气地坦露出双腿。她的头发同阿尔莱特·斯多布一样是浅红棕色的，每当卡尔马无意瞥见她袜子以上的腿部时，都不由得联想到布尼翁大街那蓝色地毯上的躯体。
最使他恐慌的是，假使他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在这列火车上遇到阿尔莱特，他很可能认不出来。可是他应该有这种能力。法国报纸大概不会对她的死亡作出报导，除非这是一起轰动社会的罪行。
他曾听说歌剧院广场、和平咖啡馆对面的报亭出售各国报纸，他决定第二天到那里去买一份瑞士报纸。
人们已经开始讨论这件事了吗？此刻尸体是否已经被发现？如果这个年轻女人独自生活，如果她没有雇用女仆，就有可能要过几天以后才会被人发现，尤其是在这种度假的高峰季节。
他真不该喝威士忌，也不该吃羊肚菌。他的自我感觉与邻座太太的丈夫一样不妙。如果有可能，他很想到厕所里去呕吐一气。一想到临近海关，他就极不自在。他第一次感到在生活中是这样孤独，而孤独正是他平日最厌恶的。
假如他果真一个人在包厢里，就不至于这样受煎熬，现在六个人面面相觑，却又互不交谈。可以说，所有的目光，不只是落到他身上的，也包括落到其他人身上的，都是相互提防、不无怀疑的色彩。
左边那位妇女和他的丈夫也不例外。她埋怨他不该吃他吃下的那些东西，埋怨他每次起身打扰了别人，而他也埋怨她非但不体谅他，反而还责备他。
他和别人在一起总觉得不舒服。买了一辆小汽车曾使他欣喜若狂，并非因为他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到他想去的地方，而是因为他可以逃避地铁或公共汽车中你盯着我，我盯着你的视线。
他当然不会对多米尼克承认：他娶她为妻首先是为了逃避孤独。撬然，他爱她，他从第一天起就看上了她。然而，倘若他没有遇见她，他也会娶另一位女人的。
正象他的邻座埋怨自己的丈夫一样，他也埋怨多米尼克把利都的人群强加于他，特别是那些投宿寄宿户的混杂人群，饭厅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的情景同在餐车里没什么区别。
更为严重的是他还会埋怨她为什么要这样凝视着他，那如泣如诉的目光分明是在说：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我们同床共寝生活了十三年，彼此的身体没有任何秘密。但是，就在他下班回来拥抱我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都干了些什么？万一我死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对孩子究竟有多少感情？”
瓦洛尔帕站到了。警察和海关工作人员登车例行公事。
“请出示护照。”
他怀着一个罪犯的心理，等待着比别人更严格的检查。
人家只是略略扫了一眼就归还给他了。
“先生们、太太们，有什么要申报的吗？”
连牧师的眼神都起了变化，他做出了一副与别人相仿的假天真的样子。
“没有，先生……”
“这箱子里有什么？”
“衬衣，还有我为教区百姓从罗马带回的一点圣物……”
“没有金子、首饰、钟表？没有巧克力、雪茄、香烟吗？”
那位太太的丈夫不得不登上长椅，把责令他打开的那只粽色箱子拿下来。海关工作人员把手伸到衣服下面去摸了摸。
“这只手提箱里装的什么？”
“几份文件、资料……”卡尔马以一种连他自己都吃惊的自然神态一字一句地说。
“这箱子是您的吗？”
“是的。”
“打开……”
瞧，箱子里没有任何需要申报的东西，他得到了海关工作人员的认可。没有一个人受罚。海关工作人员转到隔壁包厢去了。
那些人的心地想必并不十分坦然。有一对夫妇肩扛着很重的行李被带到海关办公室，那个女的脚踩高跟鞋，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已预料到会有麻烦。
火车又启程了，拖着沉寂的卧铺车——卡尔马没能订上卧铺票——还拖着许多与这节车厢一样的普通车厢。车厢里灯光刚一转暗，大家就都想尽量睡一会儿。那位老先生已在轻声打鼾，对面那位姑娘因双腿蜷曲、腿露出来得更多了。
他尽力让自己顺应列车的摆动，避免思考问题，但是，每当他昏昏欲睡时，白天的事情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于是大脑也跟着运转起来。
为什么陌生人从威尼斯一开始就选中了他呢？
蠢话。他没有经过选择，因为包厢里没有其他人。他不过对他进行了一番考查。他提出的那些问题不是无偿的。他执意要了解自己是在和一种什么样的人打交道。
他立刻了解到了。可以把这种性质的任务交给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呆头呆脑的老实人。否则，他会换一个包厢另找一个人攀谈的。至于他的失踪……突然，他想到了绑架，可人们不会在圣普龙这样的隧道里到火车上去绑架一个人！那末，是有意识的匿迹或自杀！那他就有可能受人戏弄。
诚然，这个人不知道阿尔莱特·斯多布已经死了，否则他就没有必要费尽周折把这只对她已毫无意义的手提箱送到她那儿去了。
卡尔马不该把问题想得如此严重：那个年轻女人不死，他的角色就仅仅局限于一个义务替人帮忙的人，既普普通通、又毫无风险。
但是……还有自动行李箱的问题，手提箱在那里只放了五天，然而陌生人却是从威尼斯以外的里雅斯特或贝尔格莱德等地携带钥匙返回。有人用快件把钥匙寄给他了？是不是他自己在踏上旅途前把手提箱放在那里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要那样？为什么是他？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他终于进入半睡眠状态，恍恍惚惚听到下面喊“第戎”，听到车门咯咯响，听到铁路职员的叫喊声。他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牧师没有睡，正在注视着他，冷不防被对方发现了，一下子也很尴尬，好象自己利用睡觉的机会偷偷检验了对方的良心……
太愚蠢了！不该往这方面想。他站了起来，从箱子里拿出刮胡刀，到洗漱间反锁上门待了整整一刻钟。出来后他在走廊滞留了片刻，想测定一下方位。他辨认出这是塞纳河莫兰一侧。他随后去寻找餐车。穿过了约六节车厢，碰到的一位列车员告诉他车上没有餐车。
清晨六时三十分，总算到了里昂车站。他须走过整个列车的长度，因为他位于车尾。路过书报亭时，好奇心驱使他问道：“洛桑法庭报来了吗？”
“有，先生。法庭报及新闻报都有。”
“我想你们还没有今天早上的吧？”
“星期一早上的报要中午12点半左右才来。”
“市内也有吗？”
“得到香榭丽舍大街或歌剧院的报亭去买。”
“谢谢。”
他原先纷乱的思绪现在都集中起来变成一个念头：平安无恙地回到家中。他朝一辆出祖车招了招手：
“洛让得尔大街。到哪儿停我告诉您。”
他又让车在一家烟草店前等了他一下，因为他没有烟了，同时他还想喝一杯咖啡。他机械地嚼了两个面包圈。
尽管他心事重重，一种满足的感觉仍旧油然而生，因为他又尝到了真正的法国面包圈。
“请再来杯咖啡。”
到家了。他不可避免地碰见了看门女人。
“卡尔马先生，太太好吗？孩子们呢？我敢说如果要想把威尼斯所有的好东西都看遍的话，两个可爱的小家伙眼睛都不够用了……”她递给他一些广告单，几张她停止给他转邮局后收到的发票，“您一定会感觉出楼里空荡荡的。现在已经八月二十号了，几乎还没人回来。连卖东西的也如此。您知道要买点肉得跑到哪儿去吗？”
仍在使用的那陈旧、摇晃的电梯使他又重新嗅到那既熟悉又难于言表的气味。楼梯上铺着棕色地毯。棕色门上的铜扣由于多米尼克不在家每天无人扫拭而略微发乌。
他产生的第一种感情是失望。到处一片昏暗。他没料到室内的百叶窗全都关闭着。他立即将包括孩子们房间在内的所有百叶窗打开。走过冰箱时，又想起应该插上电源。最后，他返回起居室兼饭厅，刚才进门时把手提箱放在桌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