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字，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
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
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
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则增加到1035万多人次。[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321页。] 再以月计算，1936年7月一个月就出动20万人次，日军死伤达900余人。[1936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世界历史20·现代5》，第280页。]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年12月。]
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
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
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年至1935年间，他们井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1600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1931年9月到1936年7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23928次，毙伤日伪军警4321人，俘虏日伪军警18114人，缴获武器3179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字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
　　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日本人民和关东军士兵的反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日本共产党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战展开斗争”。[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42页。]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立即揭露日本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全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相继开展大规模的反战斗争。各阶层人民先后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开展反战斗争。为了加强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9月创办了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军营和军舰上进行发展基层组织的活动。
日本无产者、工人活动家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战大会，于1932年8月17日至29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片山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游击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务馆，1972年版，第595页。]
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许多日本士兵目睹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正义感和自责心，推动着反战运动在关东军内部发展。有的拒绝将枪口对准中国人民，有的暗地援助抗日力量，有的想尽办法投奔到抗日队伍中去。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人民，伊田助男在1933年日军鳖刚村一旅对吉东马家大屯一带游击队进行“讨伐”期间，将10万发子弹用卡车运送到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隐蔽的森林里，准备送给反日游击队。由于未找到游击队，伊田最后遗书自尽。该遗书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星火燎原》第4辑，第422—123页。]
游击队员们看过这份遗书后，无不敬佩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件事一直传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事件轰动了日本关东军。事后，日本特务机关在鳖刚村一旅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调往延吉解散，所部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但是醒悟了的日本士兵，并不因为日本当局的镇压而停止反战活动，类似伊田助男的人和事仍不时出现。这些事例表明，许多日本士兵是不愿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抗战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迎接全国抗战的思想、理论、组织和干部准备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
为适应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的新形势，规定党在新阶段的任务，1937年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和讨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
会议指出，国民党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彻底转变，党的任务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并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煮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还指出四方面军过去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对他们的艰苦奋斗英勇奋战，表示深切的敬意。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以下主要内容：
（1）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
（2）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凌，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
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有时还会相当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要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主要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
（4）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迅速地彻底地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
（5）肃清“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而斗争，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20余人。会上，张闻天致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红军在新阶段的任务》和《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全面阐述了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第二阶段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党在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在第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同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经过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已经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任务是巩固和平。“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
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实行抗战。国民党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但没有实现彻底转变。要使国民党的政策彻底转变，国内和平才能得到巩固。因此，今后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经过更大的努力，逼使国民党彻底改变错误政策，克服可能发生的波折，为巩固和平而斗争。
实现和平、民主、抗战三大任务，争取民主是中心环节。“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对日抗战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必需的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抗战的前途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就会失败。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要实现争取民主的任务，中国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
第一方面，改革政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建立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为此，要发展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召开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规定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
第二方面，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中国，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任务。巩固和平、争取民主都是为了准备抗战和实现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是为了使处于次要地位的国内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以便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着重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任。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有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的原则：
（1）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适时提出基本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一基本口号的具体行动口号。
（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口号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3）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4）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担负起抗日的领导责任，必须造就大批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
毛泽东提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
（1）使红军适应抗日战争的情况，应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
（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对日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主要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应当由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转变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并说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党的工作转变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白区代表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推动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红军的抗战准备，对进一步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胜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后，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认识，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利用比较稳定的时机，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并首先在抗日红军大学进行演讲。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那种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仅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杰出的哲学著作，亲自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思想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两论”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
《实践论》和《矛盾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正确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前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涌现出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领袖。但是，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来说，却远远不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也及时提出：
“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子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5页。]
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卷第4期，第35页。]
据此，中国共产党除加强干部的在职教育外，付出极大精力，创办学校，培养训练干部。
1.创办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于江西瑞金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与干部同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编入中央军委第3纵队。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抵瓦窑堡，学校恢复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1935年12月初开始招生，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2月，党校学员和部分教员随主力红军东征，学校暂停招生。5月继续招生。
1936年6月，党校迁至保安，设1个高级班和8个普通班。还增加了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统战工作的干部。同年10月，党校迁到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校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5月，罗迈（李维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学校按学员的学习重点，分别编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班、老干部班、少数民族班、白区学运干部班、抗大转学干部班等13个班。
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的短短1年多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
2.“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抗大”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红军大学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年2月，干部团部分教职学员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建立了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为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年5月14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4卷第14期。]
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063人，共分三个科。一科主要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干部，三科为班、排干部和部分红军老战士。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并亲自授课。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由保安迁至延安，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人亲临学校演讲和授课。
“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到1937年7月初，“抗大”共培训了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干部上的初步准备。
自从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4万余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遭到破坏的领导机关陆续开始恢复和建立。
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后，即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打通抗日路线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准名了力量。
为加强红军的对日抗战准备工作，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在《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任务是：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抓紧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一）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特别是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改名以及停止土地革命等政策措施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产生若干松懈麻痹情绪，忘记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了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都不利于党和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使红军的广大指战员认清国内和平实现后抗日的新形势，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自觉地为实现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工农红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的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
在教育中，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等文件，针对一些同志所产生的疑虑，着重解决：
革命根据地改名为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在共产党手里；
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而且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们力量的机会；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分过的土地并不收回给地主；
在新形势下，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及传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聚的核心；
在和平统一后，红军的任务更繁重，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
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了组织干部讨论会、开展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为使教育进一步深入，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并对部队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健全了党的生活，严格了组织纪律。
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拣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改编以后仍然必须保持和发扬长期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军队。同时，通过清除张国煮错误路线的影响，全军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为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并把红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红军各部队在大力进行政治整训的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整训和开展文化教育。
1936年12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明确规定：为着保证红军完成新时期的政治军事任务，红军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与训练。1937年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训令，在要求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同时，对新老战士、排连长和团以上干部的训练，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定》中，又对部队军事、政治训练作了进一步的要求，并拟定了推动部队训练的措施，规定：各方面军要分别举行“五卅”运动大会，进行以刺杀、投弹、实弹射击为内容的军事比赛，以演讲“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测验政治课为内容的政治比赛，以及文化娱乐体育比赛，以全面检查、考核训练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各部队立即以教育训练为中心，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红军各部队通过举办教导团、教导队和各种轮训班，轮训基层干部、班长及参谋人员等，提高基层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工作能力。各部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普遍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练兵活动，并组织野外操练和演习，加强战术演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结合军事训练，严格养成教育，建立和健全了部队的正规生活。各部队进行了扫盲教育，使许多战士学习了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各部队还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各方面军或军分别召开运动会，活跃了部队生活，增强了指战员体质，促进了政治、军事、文化训练。
（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同时，要求大力扩大和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证红军成为将来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的台柱子。中共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又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各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陕甘宁省在半个月内就扩军700人。到1937年7月初，在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总数已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支（挺）。
针对根据地年残存土匪活动猖獗、危害后方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5个区域，组织红军第27、第29、第30军和独立师各一部以及各独立团、独立营、保安队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1937年5月、6月有计划的清剿，将原有的43股土匪大部肃清，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2100余人，基本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为巩固后方秩序，保证红军出师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红军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对红军的编制、序列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
中国工农红军从思想、组织和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早日出师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陕甘宁苏区积极创建抗日、民主模范区
（一）陕甘苏区的发展
陕甘苏区是在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汇合发展而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武装暴动，组织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下半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和第27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至6月，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甫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拥有正规红军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党和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各省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组成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的红15军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并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原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和新发展的苏区统一起来，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之下，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7年初，陕甘宁苏区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从此，陕甘宁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根据地，也成为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二）改名陕甘宁边区，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模范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随后，于1936年8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召开专门会议，具体讨论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开始使用“陕甘宁特区”的名称。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井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好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该报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为会议的开幕发表社论指出：“会议在全苏区共产党党员前面，提出了如下的紧急任务：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中间，苏区的党应当如何的努力建设一民主模范区于西北，如何的努力于实现苏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如何的为建设一般的模范区而奋斗，如何的加紧锻炼我们抗日的武装力量，使之成为抗日战争中模范的民族战斗队伍。一切这些任务，都着重的放在苏区党每一个党员肩上。这些任务的执行，概括的说，就是要全部工作的精力，目前阶段上应当放在民主运动上面，使这一民主运动和改善群众生活、抗战的准备与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新中华报》（特刊），1937年5月3日。]
随后，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边区造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作为边区工作的总方针。从此，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建设时期。边区的建设主要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
政治方面：建立民主政治，实施普选。陕甘宁边区曾是中国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向来缺乏民主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苏区，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旧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民主政治的曙光，第一次照到了黄土高原这一偏僻的地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为了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在特区实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了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富农、僧侣的公民权，在特区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抗日民主制度。为实现这种转变井创造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地区，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4月制定出了第一个选举条例，并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破天荒地于1937年5月开始，实行了乡、区、县人民普选运动，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边区的普选是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并采取了真正的民主方式进行的：
第一，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边区的选举是普遍的，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了汉奸卖国贼、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外，“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各级参议员及政府行政领导，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的选举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选民，都只能有一票选举权，其效力相同，同时在选举的人数比例上，没有差别。选举中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为了使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无拘无束的选举，边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在投票的方式上，边区也有许多创造，如识字多的人采取写票法，识字不多的人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则采取投豆法、燃香烙洞法；对于因路远、离不开生产岗位或年老有病而不能赴会的人，又特地采用背箱法，即由选举委员会成员背上箱子挨户送票收票。各种投票方式，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习惯而异，灵活运用。由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全体选民中70％以上都热烈地参加了选举运动。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各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或群众团体的人，还规定一定数量的选民的联署。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为了争取当选，他们要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履历、工作情况和施政主张，以便于人民了解、判断。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碍选举自由者，公民有权向司法机关告发，将其提交法院依法惩处。选举条例还规定：一切选举费用，均由边区政府财政厅支付。这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也从物质上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利。
第三，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边区实行参议会民主制，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罢免一切渎职或不称职的人员。在边区各级选举会议中，政府负责人都到会报告政府工作，有的报告还印成小册子，或公诸报端。报告要求简明具体，实事求是，既说明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检讨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自我批评。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倾心细听，报告以后，即展开质问、讨论、批评、建议。在这些普选运动中，蟠龙一、三乡的工作受到选民的严厉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则得到选民的热烈称赞。另外，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选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和通过许多有关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人民生活、锄奸剿匪等提案。据统计，有2/3以上的乡的选民大会都提出并热烈地讨论了具体的提案。
陕甘宁边区普选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的政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而边区人民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才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发挥了人民抗战和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时期，广大人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在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根据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才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为了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便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实行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土地政策的同时，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和土地政策。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租债，不许再索取。”“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6页。]
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这些规定宣布后，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离开边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参加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1937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6月29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要求发展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地，增加粮食，发展畜牧业，培养农业干部等。
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鼓励大量垦荒，除发动现有农民加垦外，规定地主豪绅回家的，外籍士兵志愿在此落业的，外籍逃荒来的，皆给予足够的土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实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由政府开办水利，以利农耕，改良土地。同时，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在畜牧业方面，从外地购入良种，以改良畜种，并加强畜病防治。在工矿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帮助手工业恢复生产，欢迎资本家投资开发矿产。在商业方面，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并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维修和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利物资流通。同时，为适应党政军机关人员的需要，还着手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在财政上休养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借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仅向人民征收一定的税收和救国公粮。
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发展生产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
同时提出了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
“（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
（二）在一定时期内（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
（三）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的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
（四）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的支柱。
（五）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已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新中华报》1937年4月29日。]
边区政府还确定了教育方针：
（一）以民族解放运动为教育的根本内容，党的主义和宗教的信条不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任个人信仰自由及在大学研究，以实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的统一的教育。
（二）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是教育的中心标准。
（三）取消区分劳心劳力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切人民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给予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为了号召和推动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北青年救国会提出了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标语口号：“提高苏区青年儿童的文化水平！”“克服苏区人民的文化落后！”“实行国难教育！”“提高我们政治上、国防技术上、生产上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苏区文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等等。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学校教育大大发展。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才，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儿童到学校学习。以小学教育发展为例：边区成立以前，仅有学校120所，1937年春季，小学增至320所，学生为5000人；到1937年秋季，小学增加到545所，学生增加到10396人。
其次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
一切不能脱离生产的青年和成人，可以参加为他们设立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巡回扫盲。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发展迅猛，1937年原定设立冬学400所，招收学生6000人，结果达到60O 所，10000人。随着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开始逐渐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巩固政权的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通过边区政府和军民的努力建设，使边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有识之上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同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对抗战准备进行某些筹划。但是，这些都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绝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1935年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部分化趋于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一些国民党将领及有识之士，“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有的毅然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有的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蒋介石1933年3月23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使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初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一些抗战准备。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其“安内”政策，仍然用主要精力“剿共”。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基本上停止了内战，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快了抗战准备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准备很不充分，特别是由于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消耗了国力，削弱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伐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
《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备重要问题。”[《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
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 “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8页。]
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二）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
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
第二线有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
第三线有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该年度防卫计划大纲还根据对日采取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为甲、乙两案，分别拟定了未来抗日作战的战略方针。
《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
（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
（2）警备区：皖、赣、湘、桂；
（3）绥靖区：付、陕、川、宁；
（4）预备区：陕、川、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
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陕、甘、川、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
（1）北正面：
甲、山东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
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
丙、河南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
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
（2）晋绥侧面：
甲、山西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
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
（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
乙、浙江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
（4）南海岸：
甲、福建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
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
（5）警备区：
甲、陕甘宁青区。
乙、湘鄂赣皖区。
丙、广西区。
丁、滇黔区。
戊、川康区。[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29～138页。]
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又拟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
此外，1935年3月，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也拟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准备以七·五厘米高射炮营担任南京与各战略要地的防空任务，在全国各省、市、县成立防护团及防空协会，在各省会及各重要地区设置防空情报所或分所，以构成全国防空情报监视网，并将全国划分为9个防空区：苏浙皖、河南、赣闽、晋绥、冀察、湘鄂、粤桂、陕甘、川滇黔。
（三）整建陆海空军
1.整理陆军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由若干个新军阀集团的松散联盟所组成。这些新军阀集团各自拥有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军队，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各不相同。全国除新疆、西康、西藏外，计有180个师、又94个旅、40余个独立团。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必须加以整理。同时，蒋介石也一直企图借整理军队之机，削弱地方异己力量，发展中央嫡系势力。
1935年1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第1期整编陆军10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20个调整师。随后，又决定在以后2年各调整20个师，连同1936年度已调整的20个师，共60个师，“以作国防军之基干”。此外，还决定同期整理60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护地方之用”。[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5～376页。]
至1937年7月国民党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鳖理共85个师又9个独立旅，此外已适用调整编制但尚未充实的有5个师。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
1937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1个团、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铁道兵1个团、装甲汽车兵1个团、通讯兵2个团、工兵2个团。
迄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170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80个师又9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炮兵2个旅又16个团。
2.扩建空军
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34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原有空军8个中队。1935年增编了6个中队，1936年又增编了17个中队（其中包括归顺国民党政府中央的广东空军共10个中队）。至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空军增至31个中队，编成9个大队（即3个轰炸机大队，3个驱逐机大队，2个侦察机大队，1个攻击机大队，共辖26个中队）和5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4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600余架。全国有飞机场262个，飞机修理厂6个（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至1937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700余名。
1936年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7年2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937年5月，将全国划分为6个空军区，先后在南昌、南京成立第3、第1空军区司令部。
3.海军建设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建设中，以海军建材最少，“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80页。]
1934年海军部曾有1个为期5年造舰50艘的计划，呈送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虽有3个舰队，大、小舰艇100余艘，但总计不过6万吨。且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担任警备。
（四）修筑国防工事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国防建设进行一些筹划。
1935年，虎门要塞改归军政部直辖，经过整理，71门火炮分别修配齐全。
1936年3月，对镇海要塞进行了调整。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订购了一批要塞重炮，先后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国民党政府按照国防区域、作战计划以及战场划分构筑国防工事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底开始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国防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性工事则由简易材料临时构筑。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构筑大部展开。主要是在按敌情设想的下列地区构筑阵地：
（1）山东区：潍河、鲁南、鲁西。
（2）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
（3）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
（4）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
（5）山西区：晋东、晋北。
（6）绥远区：绥东、绥北。
（7）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
（8）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
（9）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
（10）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上述战场的工事构筑，又分为若干道防线，如京沪间分为漱沪阵地、吴福阵地和锡澄阵地三道防线。至1937年上半年，江苏、浙江、山东、河甫、山西、绥远、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漱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澉甬、宁镇、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
另外，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也于1935年夏开工，从北面的武胜关，南部的城陵矶，东至田家镇，构筑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构筑了两年之久，至1937年上半年，仍未竣工。
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国防工事和整建的要塞，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为尔后的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和《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实行“兵役法”。当年底，首批征集新兵5万名入营训练。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建立师管区。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分全国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
1936年，先在苏、浙、皖、赣、豫、鄂6省设立了12个师管区（各辖4个团管区）。1937年春，又在湘、鄂、赣、豫、苏、闽6省设立8个师管区，在川、黔、陕、甘、桂、滇、鲁、冀、晋、绥、宁等省设立19个师管区筹备处。师管区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
在实行兵役法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壮丁和学生推行了国民军训。
壮丁训练：
19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并予实施。
同时订立《县军训教育官遴选办法》，由中央统一训练各县军训教官，分配备省任用。计第一期至第四期共训练县军训教官968人。至1936年底，壮丁训练完毕者达50余万，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余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壮丁，绝大多数是强抽和抓捕来的，难以收到应有的训练效果。
学生军训：
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大、中学生全面推行集中军训制度，每期3个月，授以预备役军士和候补军官教育。首先实行学生军训的有苏、浙、皖、闽、赣、鄂、鲁、晋、冀、滇等省和京、沪、青3市，尔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到1936年底，全国高中及同等学校受训合格为预备役军士者有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受训合格为候补军官者有888人。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受军训的高中学生约224000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0人。
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整建陆空军等军事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剿共”服务的。
1937年度，国民党政府拨出普通军费和国防建设专款共6.34亿元。其中空军建设费7000万元，陆军建设费约1.2亿元，海军建设费228万余元。
这是自“九·一八”以来第一笔不用于内战而用于抗战的巨款。然而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所能进行和完成的军事准备是极其有限的。
二、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筹划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内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作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行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
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朋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01～104页。] 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甫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滇为后方。[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47页。]
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但实际上注重进行重工业建设。
当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内容如下：
（1）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铁厂，年产30万吨。
（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
（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
（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
（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
（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铔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和硝酸。
（9）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
（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铅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21家企业。同时从国防考虑，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57、762页。] 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
中部南北大干线粤汉路于1936年4月28日株（洲）韶（关）段通车后，全线贯通。广九线也于1937年7月中旬接轨投入使用；东西大干线陇海路的展筑工程到1937年上半年，宝鸡以东至连云港共1075公里通车；
华东干线浙赣路于1936年通车至南昌，迄1937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西部南北干线同蒲铁路于1935年9月通车，平绥、陇海两路从此勾通；东南的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此外，已经建成的铁路还有杭甬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1936年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了“铁路五年计划”，拟定在5年（1936～1941）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其中湘黔、贵南等铁路已开始动工兴建。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资料来源：张公权：《十年来中国的铁道建设》：《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台北1980年6月印影初版，第271～27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4～95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4～105页。]
公路：
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公里，互通公路达3万余公里；已铺路面者有43521公里，土路65979公里。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资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3～94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5～106页。]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整个国策”是“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年5月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8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剿共”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市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
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币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张嘉璈《中国铁道发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3～74页。]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年2月26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年3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年9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53页。]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理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近代中国》，1977年第2号，第20页。]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
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接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1931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
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
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1932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
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年10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年11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年7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8月13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日趋尖锐。
1936年1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1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1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1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
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日〕祢律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
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日，军部立即宣布在第1师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内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又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结束后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危险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取缔。法西斯军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机关之上，掌握着独裁的绝对权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军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将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将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以堵塞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这是对日本政治至关重要的事件。从明治时期以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经过反复斗争，才干1913年将大臣现役武官制废除，这次军部乘势收复过去失去的权势，利用军事政治压力，向广田内阁推荐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条件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广田只好被迫答应。这样，法西斯军部就掌握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只要军部拒绝推荐或撤回现役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得垮台。军部不会容忍不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内阁存在。同时，军部为了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迫使内阁俯首听命，在军务局的军务科内，专门设立了政策班以“指导”政府。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皇道派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部独裁统治的目标，都由统制派军阀实现了。
统制派利用皇道派的武装政变，出来镇压叛乱，控制政权机构，确立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迫使政府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广田内阁与准战时体制
广田内阁成立前的冈田内阁（1934年7月8日至1936年3月6日），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1935年12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会议，走上无约束的发展陆海军军备的道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又在从国联接受的委托统治的太平洋诸群岛（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和储藏设备，以及为阻止外人进入各该岛的周密警戒措施。日本政府在内务省直接管辖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警察对于一切公共舆论媒介机关，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和取缔。陆军省对各类学校开展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鼓吹振兴“皇运”，灌输武士道精神。
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勾结也在加紧进行。虽然日本政府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快速前进着，但是，日本陆军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冈田内阁抑制着陆军的激进政策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必须清除陆军省的稳健势力，彻底清洗内阁，才能建立全力推进侵略战争的军部独裁内阁，排除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障碍。皇道派发动的“二·二六”叛乱，杀害冈田内阁的主要成员，使冈田内阁不得不于10天后辞职。
1936年3月9日，在陆军宣布戒严的情况下成立新的广田弘毅内阁时，对冈田内阁的成员，除外相广田本人留下担任首相外，其余阁员一律更换。
陆军方面以寺内寿一上将作为陆相的继任人选，并直接干予组阁事务。寺内寿一率领陆军省军务局骨干军官武藤章中校等人，经常前往组阁本部，代表军部对内阁成员及其政策提出强硬意见。寺内说：“新内阁对打开空前出现的时局负有重任，绝对需要气魄和实力，根本刷新内外存在的真正时弊，实行充实国防等积极有力的国策，不应该依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根据维持现状或消极的政策妥协退让。应该说，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希望；妥协退让，不能收拾时局，反而会使事态发生混乱，而且会贻害将来。不符合上述宗旨的内阁果真能克服涉及内外的困难局面吗尸陆军方面的根本态度是彻底更换阁僚名单，并具体指责了不该人阁和留任的人员：
“——起用牧野的女婿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
——让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入阁；
——让川崎卓吉这种党人占据内务大臣一职；
——让小原直这种对国体明征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留任法制长官；
——让中岛知久平这种与军需产业有关系的人入阁。”[〔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0页。]
总之，陆军方面要排除任何自由主义分子，并以法西斯主义分子取代他们。直到内阁成员名单基本按照陆军的意旨大致内定的最后一瞬间，寺内寿一在另一房间与等待的军务局官员磋商半小时后，转回来就说：“尽管先前决定由政党派两名人员入阁，但军部仍然只能同意派1名入阁，否则就不行。”在军部的压力和威胁下，以广田为首的多数成员得出结论：“此时，如果凭一时感情放弃组阁，在各方面将会带来不少恶劣影响。因此应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组阁任务。至于陆军方面的主张，有道理的采纳之，应实现的尽可能实现之。使其反对态度有所缓和是最为妥当的。”[〔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这样，在顺从军部的要求下，广田内阁终于产生：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大藏大臣马场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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