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为了贯彻帝国关于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和“治安维持机关”，“尤其要让日本人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骨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4页。]
二为《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纲要》，规定：“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5页。]
4月11日，日本内阁又作出《关于帝国对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和指导问题》的决议，要求伪满必须聘请有权威的日本顾问作为财经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的最高指导者。
为了实现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1932年6月拟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了一套统治的政策和办法。
桥本在《纲要》中把“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作为日本的基本指导方针。据此，侨本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
桥本还提出：“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导满洲国政府”；同时，“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颀，第640～641页。]
关东军的这个方案后来被日本政府所采纳。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下达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这个《纲要》与桥本方案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即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这个《纲要》由14个项目组成，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关于控制伪满的体制与机构，《纲要》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长为中心的现行体制。”[〔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589～590页。]
这些规定从体制上确立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本官吏在伪满政权中的主宰地位。1934年12月10日，南次郎彼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述了日本关东军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并特别强调“在实际执行时要以关东军为中枢实行一元化统制”。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把关东军太上皇和伪满傀儡的关系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该文第三项专门论述了《天皇、军司令宫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文章写道：“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已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
文章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规定为“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文章威胁说：如果博仪“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文章还就日本天皇的“圣意”如何体现和执行解释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08～911页。]
文章的这些论调，毫不掩饰他说明溥仪只有甘当奴才，对关东军司令官百依百顺，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太上皇面貌和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
（二）加强对伪满政权的实际控制
一是调整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存在着“四头政治”分立的局面，即：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分别隶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伪满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它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力谋在满机关的统一。
1934年9月14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在满机构改为“两位一体制”，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废除关东厅，在驻满大使馆下设关东局，赋予驻满大使对满铁、电电公司、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以行政监督权。在关东州设州知事。在日本内阁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局长。通过改组，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多头政治，实现了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为了加强对伪满的实际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还专门设立了办事机构——第四科。
二是向伪满政权派遣官吏或顾问充作骨干，日本对伪满政权各级机构的具体操纵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日本官吏和顾问实施。在伪满初期，关东军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官吏限额为600人，其中日本官吏占20％。但一些重要部门日本官吏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此限。例如：伪总务厅、国都建设局，日满官吏比例为7∶3；伪财政部、实业部，日满官吏比例为6∶4。到1935年5月，日本人官吏增加到3000人，如果算上准官吏，则达到6000人。在伪中央一级机构中，日满官吏的比例已超过1∶1，象伪国道局日本人官吏竟达90％。在地方机构中，日本人官吏人数也成倍增加。
三是在伪满皇帝溥仪身旁派驻常任代表。常任代表的任务是指导并支配溥仪按照日本的腔调演傀儡戏。关东军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吉冈安直（1934～1945，由中校升为中将）。此人“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天津与溥仪相识，后回日本任职又与在日本留学的溥仪的弟弟溥杰交往。吉冈对溥仪的支配作用，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迫述的：“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年版，第354页。]
在伪皇宫内除吉冈外，还有约1/10的职员是日本人。日本职员都身居宫内要职，操纵宫内大权，就连溥仪的诏书和敕语也由通晓汉文的日本职员包办。溥仪的任务只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
四是利用总务厅、次长制和火曜会控制伪满政府。根据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系伪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处理伪总理直接掌管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的有关事项”。但关东军却在伪满中央机构中“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制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920页。]
1937年，日本人又在总务厅下设内务、外务、兴安三个局，企图以总务厅为中心，谋求伪国务院的集中统一。这样，属伪国务院管辖的总务厅，实际控制着伪国务院；属伪国务总理领导的日本人总务厅长，却事事凌驾于伪总理之上。
于是，总务厅便成了关东军第四科的对口机构，两者构成了伪满统治机构的真正中枢。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总务厅长则成了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关东军还在伪国务院各部实行次长制，由日本人充当各部次长。次长本是各部大臣的助手，却称霸于相关部门，各部大臣都得听命于本部的日本人次长。
按照惯例，伪国务总理每周主恃一次审议重要国务的国务院会议，但这只是形式。真正的“内阁会议“是每周星期二由日本人总务厅长主持的、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这个会议虽不是立法机关，但可以决定伪满洲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只是拿到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走走过场，有时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就付诸实施。
关东军对省和省以下伪满地方机构的控制，其手法与中央机构大同小异。
二、日本在东北的暴力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屠杀和镇压。
1932年关东军在《形势判断》中就赤裸裸地宣称：“要使满洲三千万民众不为中国本部和苏联的蛊惑所动，使其相信新国家（即伪满洲国）的永久性，而不敢有所蠢动，……须继续实行帝国的威力压迫。”[吉林师范大学校刊：《新师大》总第46期；1971年。]
在这个法西斯的“威力压迫”方针下，关东军假手伪满政权，在东北推行所谓“治本”即加强殖民统治与“治标”即加紧军事讨伐相结合的政策，不断强化暴力统治。
（一）建立暴力统治机构
日本在东北除保持一支庞大的关东军外，还设有关东军宪兵队。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一个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队，约1000人。在屠杀和镇压人民的暴行中，宪兵队处于元凶和主脑地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就曾任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除宪兵队外，关东军还设有遍及全东北的间谍特务网。其总部设在哈尔滨，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在东北各地，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东安（密山）、佳木斯、间岛（延边地区）、黑河、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都设有关东军情报部的支部。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导力机构——军、警、宪、特。初期的伪满军，主要是由投降日军的东北军所组成。日军对伪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顾问团进行。
1933年8月9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要求将伪满军置于日军指挥官的掌握之下，兵力控制在6万人左右，兵种只限于步兵和骑兵。
1934年到1941年，伪满军不过8万人左右，而日本人军官和职员则由1800人增加到8000人，占伪军总数的1/10，使伪军变成了完全由日军直接控制的附庸军队。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控制下，伪满军从1934年10月开始在吉林建立宪兵训练处，1935年设立宪兵司令部，辖6个宪兵队，1937年3月，又将各宪兵队改编为宪兵总团，约2000人。
除伪满军和宪兵外，日本关东军还在伪满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伪满政府设有警察总局，省设有警察厅，县设有警务局，局下设警务署，辖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另外，还有专门由日本警察组成的特殊警察队。
日伪警察，大多数为保安警察。在保安警察中又分为普通警察和高等警察。
有的警察机构还设有特高部门，以迫害和镇压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主要任务。与伪满警察机构并行的是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它在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长直接指挥，在机构上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二科的分支，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所谓“秘密战”。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联系的秘密特务组织，设有庞大的地下组织网。这种地下组织网，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有总班长、班长，均由日本人担任。该组织在各地还设有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从事刺探抗日情报和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与进步力量的活动。
（二）实施暴力统治手段种种
1.残酷的“三光”政策。
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对一些“讨伐”区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和暴行。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就是突出的一例。平顶山位于辽宁抚顺市区以南，共有400多户人家，800多间房子，住有3000多矿工及其家属和贫苦农民。1932年9月15日夜，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16日晨5时，驻抚顺日本守备队从沈阳附近应援返防后，于11时乘汽车赶到并包围了平顶山村，准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报复。日军在川上精一守备队长的指挥下，以给老百姓照相为名，把全村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南的一块洼地里。洼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摆着几挺用黑布盖着的伪装成照相机的机关枪。
当全村群众被赶到洼地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间，机枪、步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顷刻之间，在场的男女老幼一个个都倒在血泊之中。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凡是中弹朱死的，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连哭喊着的孩子，快要分娩的孕妇和七八旬的老翁也无一幸免。为了焚尸灭迹，日军还放火烧毁了村庄。第二天又用二三十桶汽油焚烧尸体，并用炸药炸塌山崖，掩盖尸骨，种上树木，毁灭罪证。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烧毁民房800余间，屠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2/3是妇女和儿童。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群众130余人，在千金堡焚毁民房1000多间，杀害群众五六十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修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13页。]
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于1933～1936年间，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安东（今丹东）南岗头村、依兰土龙山、舒兰老黑沟村、辽宁清原镇、吉林通化和柳河白家堡子等暴行。仅1934年春，日军在土龙山附近就血洗了12个村庄，残杀群众10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35万余公斤。
1936年夏，日军在通化一带山区“讨伐”中，又屠杀无辜农民1.3万余人，烧毁民房2700多间。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野蛮和凶残。
2.建立“集团部落”
日军在进行军事“讨伐”、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还大搞所谓“治本”措施。从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1933年2月，公布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规定如有藏枪不交者，一经查出，立即处死。
同年12月，伪满政府颁发了《暂行保甲法》24条，实行一家犯法，九家连坐。1934年2月，又公布了《户口调查规程》，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控制。
还规定，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杆作物，以利镇压抗日武装。
1935年日伪在推行保甲特别工作的49个县中，共建伪保51个，伪甲8387个，伪自卫团5408个，计1050190人。
更为毒辣的是日军在东北农村推行“集团部落”制。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到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农民称它为“归大屯”，俗称“人圈”。
日伪推行“集团部落”制的目的是：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及对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同时，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每个“集团部落”一般规定为100户至200户，占地约4万至9万平方米。“部落”四周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围设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警察、特务监视，每个部落只设一个出入口，出进要出示证件，并进行搜身检查。据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总数达14000个”。[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
在建立“集团部落”中，日军强迫农民离开世世代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部落”，然后将原村庄烧光，使之变成无人区。
1934年至1936年，伪通化县因日伪制造“集团部落”而损失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1936年10月，伪柳河县将全县散居民房统统烧毁，1.2万户农民被赶出了家园。
1937年1月至9月，伪奉天省和东安省，因“集团部落”而逃亡人数达11.3万余人。在“集团部落”中央，日伪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它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助会”，并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它还对群众出入“部落”横加限制，禁止进入或运送物资到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即使种地也不能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由于“集团部落”环境条件恶劣，造成大批群众病、冻、饿死。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仅通化、金川和柳河三县“集团部落”传染病患者就有7025人，其中死亡595人。[伪满治安部思想战研室：《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书》，1942年7月。]
1937年，抚顺县冻、饿、病死和被日军杀害者占全县人口的30％以上。整个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者达500万人，约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6。每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被日伪烧杀抢掠的血泪史。
3.法西斯白色恐怖
1932年9月11日，伪满政权公布了《治安警察法》，禁止结社、集会和发表议论。
1933年9月10日，公布了《惩治叛徒法》，以后，又相继公布了《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等一系列伪法令，规定罪行有50多种，甚至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依据这些法令，赋予宪兵警察以无限特权，肆意迫害和屠杀东北人民。自1934年至1937年4年间，日伪在东北搞了三次所谓“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
1935年，日伪以“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在伪安东省以教育界为中心，先后逮捕省、县教育厅、局长等500余人。至当年冬，有40余人被刑讯致死，其余的人下落不明。
1936年，在沈阳市因频繁“大检举”而遭日伪逮捕、杀害的爱国志士和居民，竟达19623名。
1937年4月15日，日伪军警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共满洲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到当年10月，共逮捕482人，其中85人被杀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8页。]
日本侵略者还在东北各地遍设监狱和“矫正院”，关押和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东北各地设有监狱189所，仅辽宁一省就有50所，至于各种名目的看守所和拘留所，更是不计其数。
（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实验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就决定由石井四郎主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
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肇东县满河和五常县背阴河车站附近开始细菌战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军部根据日皇裕仁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一个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另一个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
第731部队驻在哈尔滨市南部平房一带，占地30多平方公里，对外严格保密，仅修建四方楼细菌实验工厂就将参加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全部秘密杀害。这支部队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并有自己专用的航空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特种靶场，还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建立了4个支队。第100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屋、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都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负责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第731部队设有8个部，主要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该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及其他细菌。第100部队主要是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他们在实验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仅731部队，就设有可容三四百人的秘密监狱。该部还专门培育与繁殖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和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并拥有规模庞大的生产设备。用这些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及数千万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
最残忍的是莫过于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这一计划是由关东司令官正式批准的。而惨遭细菌战部队实验的活人就是中国的抗日爱国志士、无辜群众和苏联、蒙古、朝鲜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原木”，即任意宰割的意思。这些所谓“原木”，都由日本宪兵队进行“特殊运输”，每年大约五六百人。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实验等。凡是接受以上种种残酷实验的人，要是经过治疗痊愈起来，他就不免要再受接二连三的实验，一直到折腾死为止。惨死者的尸体经过解剖，就被投入焚尸炉里烧掉。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对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军事科学院外军部：《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页。]
日军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而且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更有甚者，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竟把一个12岁的健康男孩活活地解剖了。据原第731部队一个队员揭露说：有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送到了解剖室。几个日本军医一齐扑过去，扒光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用扣带将4肢紧紧扣住。然后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剂。
待这个小孩失去知觉后，日本军医就将他的腹部划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接着，又将小孩的脑袋锯开，取出大脑。然后，将这些东西分别投入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容器中。最后手术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川岛清还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日本侵略青不仅大规模地对活入进行细菌实验，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细菌战和细菌实验，危害极大，贻患无穷。单就东北地区来说，在辽阳、本溪、洮南、东丰、双城、新民、白城子、哈尔滨、泰来、抚顺、农安等地，就发现有撤播过细菌的迹象，造成一些地方传染病流行。
三、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一）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通讯、金融、贸易等经济命脉。铁路交通主要由满铁所控制。“九·一八”事变以前，满铁只霸占了南满（长春至大连）铁路和安（东）奉（天）、大（连）抚（顺）等支线，以及大连港。“九·一八”以后，在关东军“极力支持和协助”下，满铁又先后夺取了沈（阳）海（龙）、奉（天）山（海关）、吉（林）长（春）、四（平）挑（南）、呼（兰）海（伦）等铁路的路权和部分新铁路的修筑权。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司令官与满铁总裁签订了所谓《关于铁路、港湾、河川委托经营及新设等之协定》，将伪满的铁路、港湾、河川全部委托给满铁经营。1933年2月9日，关东军又迫使伪满与满铁签署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1935年3月23日，日伪与苏联正式签订了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
日伪方面以1.7亿元的代价，获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同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东北铁路交通就完全置于满铁的垄断之下了。
日军对东北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武装占领。“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多元。除日本银行外，还有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银行。
从外国投资情况看，日本占72％强，英、美等国将近28％。中国自身在东北也拥有庞大的金融机构网。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省官银号，号称“四行号”，是东北金融界中的决定力量。
除“四行号”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其他新设的普通银行。“九·一八”后，关东军占领了这些金融机构，美其名曰“实力保护与监视”。
1932年6月6日，日本指令伪满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等法令。接着于6月15日任命了伪满中央银行主要头目，并先后成立了伪中央银行及其总、分、支行128个，吞并了原来东北的四大金融机关，垄断了东北的金融市场。
日本也不放松对东北通讯权的夺取。日本认为：“把握满洲国的通讯权，在推行我国的国策上是绝对必要的”。[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秘），第1页。]
1932年7月23日，关东军正式提出所谓《对满洲国的通信政策》。政策规定“帝国将校参与满洲国电信电话公司的创设与经营，以贯彻帝国的政策和军事上的要求”，并强调将“公司的实权把握在日本方面的手中”。[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密），第3～4页。]
1933年3月26日，日本与伪满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讯公司的协定》，9月1日，满洲电讯电话股份公司（简称电电）正式成立。从此，东北地区110多个电话局和2万多用户均为该公司控制。
1935年日伪接管中东铁路时，电电公司又夺取了沿线的通讯设施。至此，东北的通信事业完全为日本所垄断。
此外，日本对作为国家经济门户的海关亦不放过。
1932年6月26日，首先攫取了占东北关税收入1/3的大连海关。接着，又相继夺取了滨江、营口、安东、珲春、延吉五个海关。到1933年1月，包括大黑河海关在内的东北海关，全部夺到了手。关东军还以各种借口侵占工厂和矿山。至1932年9月，日军先后占领的工矿有奉天纺纱厂和复州、八道壕、西安（辽源）等煤矿，并夺取了东北、内蒙古的38处地方重要矿产的开采权。
（二）实行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
1.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
1931年底至1932年初，关东军与满铁分别成立了“关东军统治部”（后称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这两个组织密切配合，给关东军起着经济参谋部的作用。
1933年3月1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所谓《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个《纲要》是关东军统治部和满铁经调会用一年半时间炮制的。《纲要》由10部分组成，包括交通、农业、工矿、金融、商业和私人经济等各个方面。
《纲要》提出了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和把重点放在同该国（日本）的协调上等4项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幌子下，使伪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纲要》还规定了实行经济统制的方法：
一、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原则上实行公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经营；
二、其他产业及资源等各种经济事项听任民间自由经营。
同年8月8日，日本内阁会议进一步作出决议，凡属有关军需部门和重要经济部门，都实行统制，由“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
1934年6月28日，伪满政府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宣布对重要产业通过特殊公司制度进行统制。所谓重要产业是指：“国防上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即交通、通讯、钢铁、轻金属、金、煤炭、石油、汽车、硫铵、碱、采木等产业。”[〔日〕满洲国史纪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385页。]
1937年5月1日，为进一步强化经济统制，日伪政府又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经济统制的范围与种类也日趋扩大。
在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中，特殊公司制度占有重要地位。所谓特殊公司，就是日伪官方，或日本资本家与伪满政府，或日本资本家单独出资经营的企业，它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独立地从事重要资源的开发或基础产业的经营。这种特殊公司，都是垄断某一行业的大企业，在日本榨取中国东北的经济中起着特殊的作用。1933年3月1日伪满《经济建设纲要》颁布后，这种以日本资本为主体的特殊公司纷纷建立，逐步垄断了东北的经济。
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30亿日元，比1930年的16亿日元增加了近一倍。以满铁为例，它不仅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还把侵略矛头伸向各个经济领域。至1937年底，属于满铁系统的公司已达80家，实缴资本2.4亿多元。此外还有许多“附带企业”，计：农牧场23个，种育场6个，造林所30个，造园所4个，另有满铁辅导义勇开拓团，铁路自警村，以及伐木业等。在伪满初期建立的特殊公司中，大部分均有满铁的投资。
1932年到1937年间，满铁在东北的投资占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的56％；如再加上满铁子公司（即所谓准满铁）部分则达68％。
2.对工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九·一八”前，日本生铁进口主要靠当时的英属印度及马来亚等地区，中国东北所占的比重很小。 1931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年为32.2万吨，占进口的73％；1933年为45.3万吨，占进口的71％；1934年为40.9万吨，占进口的67％。[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资料。]
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以后，掠夺进一步升级。除满铁外，1934年成立了“满洲煤炭股分公司”（简称满炭）。1936年又成立了“炭业统制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伪满政府、满铁、满炭的代表为委员，开始有计划地掠夺。日本掠夺东北煤炭，主要通过满铁和满炭两大公司进行。前者统辖抚顺等28处煤矿，后者管理阜新、西安、鹤岗等12处煤矿。“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年为703万多吨，1933年为885万余吨，1934年为1055万多吨，1935年为1127万余吨，1936年为1214万多吨，1937年达1266万余吨。[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第305页。]
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
1931年生产粗油6.3万吨，1935年增至14万多吨，1936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此外，日本还通过“满洲盐业股分公司”垄断了东北的盐业生产，仅1937年运往日本的海盐即达55.5万吨。
3.对农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移民侵略；二是大量掠夺农产品。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15年，日本就开始向其霸占的旅大地区即“关东州”移民。“九·一八”后，日本为确保其经济掠夺，并扩大侵略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掀起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热潮。
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了《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了《第一次五百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5次，2900户，7296人。
为给移民霸占土地创造条件，日伪从1936年起开始实施为期8年的所谓地籍整理计划。准备投入550万人员和6000余万元经费，对全东北130万平方公里中的72万平方公里的田野和3000万宗民地进行所谓整理。
1936年8月，日本新成立的广田内阁更把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日伪也把它吹捧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当局除了组织“海外拓务委员会”、“满洲移民协会”、“满洲拓殖股分公司”等移民机构外，还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确定了《日本移民土地使用整备纲要》。新的移民计划，以20年移民100万户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
100万户移民准备霸占土地1000万町步[每町步约合99.18公亩。]（约合9.918亿公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第949～950页。] 占全东北可耕面积的1/3。日本移民按其性质分为五类：
一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的集团开拓民；
二是由民间组织的集合移民；
三是由青少年组成的义勇队移民；
四是分散移民；
五是铁路自警村移民。
这些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三个地带：
（一）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主要是东北边境与苏联接壤地区，目的在于为关东军直接充实兵源或作为兵站据点。此类移民约占40％。
（二）所谓开拓第二线地带，即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为环形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周边的外侧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部分移民约占50％。
（三）所谓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以加强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这些移民约占10％。日本在实行移民的过程中，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15町步（约合991.8～1487.7公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用极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或霸占的。那些被剥夺土地而未离开原地的农民，都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年至1937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万吨，占总输出的46％。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人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群众。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记载，单法律许可种植鸦片的面积，1933年为94.1万公顷，1937年增加到103万公顷。鸦片产量，仅热河种烟老区1936年即达815万两。官营鸦片零售所，在沈阳一处就有730多家。鸦片销售量，1933年为120万两，1937年就增到1230万两。鸦片收入，1933年是550万元，1937年则达到4780万元。吸鸦片上瘾者登记人数，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达到811005人，增加了14倍。
（三）奴役劳动与残酷压榨
为推行经济掠夺计划，日本在东北实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专门成立了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北平、天津先后成立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7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3108533人。除骗招外，日本还采取摊派、强征和抓捕等手段，搜刮劳力，以满足经济掠夺扩大的需要。这些劳工至少有1/4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但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工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这些劳工被抓到工厂、矿山和施工单位以后，受尽虐待和折磨。他们劳动时间最长，工资待遇最低。据1935年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调查，同样工种的工人，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1/3，有的不及1/6。如果日本工人平均工资为100，则同工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所占的比率是：机械工人占32.2％，化学工业工人占22.4％，印染工人占15.6％，饮食业工人占24.5％。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造成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厂矿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尸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自1906年到1945年，日本从该矿掠夺优质煤2亿多吨，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个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每年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关东军工兵部队指挥下，修筑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待工程峻工后，唯恐泄漏军事秘密，遂将这部分劳工秘密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7项工程，就有近3万中国劳工被秘密处死。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在伪政府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具体领导。1933年废除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情报处。该处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控制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人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此外，在伪满政府一些部和伪警察机构里，还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及文化警察、特务等。
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也设有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报道部和调查部。它和弘报处一起成了伪满宣传文化统治的核心。
日伪当局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机构和事业。1935年又建立“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1937年再次强化新闻通讯机构，建立了《康德新闻》（汉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和《满洲新闻》（日文）三大报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东北的广播事业、出版事业和电影事业，也分别先后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分公司、满洲图书股分公司和满洲电影股分公司（简称满映）所垄断。文艺部门的文化、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亦按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统治，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所把持。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殖民思想文化的同时，加紧摧残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一就任执政，就通令不准在东北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使用中国教材，等等。
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坝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
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1934年到1937年间，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
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从“九·一八”事变到l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
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薄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
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巩固与扩大了游击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建立与南满游击区的扩大
（一）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南满游击区迅速扩展
中共满洲省委特别重视南满游击队的建设，在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7月1日发出《给盘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要求将中国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目前军队的编制稍稍再向前发展时（一倍左右），立刻编制成为一师。”[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根据省委指示，南满游击队于9月18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下辖两个团。
同年10月，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师就遇到日军第10师等部及伪军1.2万人的大“围剿”。独立师采取避实就虚，不固守一地的方针，以第1团留在盘石地区坚持斗争：师部率第3团南渡辉发河，到东边道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边道当时泛指东北东南部山区的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今靖宇）、辉南、金川、柳河、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清原等16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几十股，约六七千至一万人，其中属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南满第1游击大队。
10月27日，杨靖宇率部南渡辉发河，与南满第1游击大队汇合，在蒙江、桦甸、辉南、柳河、清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24日，杨靖宇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部重兵把守的凉水河子，一举攻克柳河县重镇三源浦；接着，又把邵部从凉水河子诱出，并乘虚袭击了凉水河子；尔后，再放出攻打柳河柞木台子的空气，迫使邵部急忙西调增援，而独立师却趁机奔袭了东边道北部重镇八道江（今浑江市）。独立师连战获胜，声威大振。南满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纷纷表示愿意接受独立师的领导。
1934年2月下旬，独立师在临江三岔子附近，召开了有17支抗日武装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会议还决定，除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余参加会议的抗日军编成第1至第8八个支队，共5000余人。到会的各抗日军一致同意，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就是抗日联合军的斗争纲领。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它抗日武装联合抗战的开始，给敌以震动。日关东军惊呼： “匪贼渐次结成‘联合战线’，……战术巧妙，不避讨伐，不受宣抚，在各地有较大的活动。”[《关东军公报》第207期，1935年。]
独立师在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由于得到其它抗日武装的配合，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代”。活动地区由三五县扩及20余县，攻入和收复大小城镇16座，全师也发展到1600余人。此外，南满游击区还有农民自卫队员1000余名，青年义勇军600～700名，反日会会员6000余名。
（二）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建立，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
为推动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中共南满组织于1934年11月上旬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的力量来扩大巩固人民革命军，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由杨靖宇、李东光、宋铁岩等6人组成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李东光代理书记。会议还通过了杨靖宇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两个师的提议，并于1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及1个教导团和3个游击大队。
第1军成立后，仍进行分区作战。第1师和第2师分别以龙岗山脉和辉发河南的蒙江、金川、抚松等地为后方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军部则在上述区域南北转战，指挥作战。12月间，第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利用鸭绿江封冻之机，率部袭击了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1935年1月11日，杨靖宇率军部在红土崖东15公里处设伏，歼灭伪靖安军1个骑兵连，并以缴获的数十匹战马装备了教导团。在战斗中，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3月22日，杨靖宇指挥军骑兵教导团，利用内线关系，化装成伪军开入临江红土崖镇，一枪未放，俘敌40名，缴获全部枪支，4月下旬，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西越柳河至通化间铁路，再次进至兴京、桓仁一带，先后在兴京之东昌台、桓仁之样子沟、歪脖望等地与日伪军激战，发展了游击区。5月末，杨靖宇率军部东返临江，留下第1师继续坚持斗争。
第1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之后，任命程斌（后叛变）为第1师师长。活跃在濛江、抚松、桦甸一带的第2师和南满游击第1、第2大队，于4月中旬袭击了日军踞守的桦甸老金厂金矿和抚松县万良镇。4月以后，又转战在辉发河两岸的盘石、东丰、西丰和桦甸、抚松、濛江等地域，有力地配合了军部和第1师的南进作战。
1935年6月，第1军根据中共南满特委的指示，以第1师挺进辑安，开辟新区；以第2师坚持盘石地区的斗争；军部率教导团在第1、第2师活动地区进行机动作战。8月20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在柳河黑石头沟伏击一支300余人的“讨伐”队，毙伤俘敌70余人，并迫使伪军50余人反正。9月21日，杨靖宇又指挥军直部队在金川寒葱岭袭击伪军邵本良部，截获弹药和被服一批。10月，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返回蒙江根据地时，在那儿轰与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的远征先遣队会师，从而沟通了南满与东满的联系。至此，第1军已发展到近5000人（含地方武装），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第1军在频繁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特别是金川河里后方根据地的建设。金川河里地处龙岗山脉中段的哈尼河上游山区，即今吉林省柳河、通化、浑江交界地带。这里地势复杂，多深山巨林，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第1军成立后即在此建立军的后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临时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和物资仓库。根据省委1934年发表的《关于农民委员会与民众政府》的指示精神，根据地还陆续建立了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在河里根据地的影响下，到1935年10月，南满各游击区已建立300个农民委员会、15个乡政府和56个区政府。同年11月，还在辉南石头河子召开南满特区民众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在斗争中创建的南满游击根据地，已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的编成与东满游击区的发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组成并转战东满各地
东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较早、较活跃的地区，也是日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的重点地区之一。
1933年夏，中共东满特委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指示东满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订立协定，加强联合作战。以东满游击队为主体的联合部队，先后进行了攻打八道沟和夺取东宁城等战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1933年冬至1934年春，东满游击队以避敌主力，择敌弱点，伺机袭击的战术，又先后粉碎了日伪军数千人的冬、春季“讨伐”。
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县十里坪反“讨伐”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7岁。童长荣在担任特委书记两年多时间里，积极领导东满人民进行反日斗争，创建了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为发展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东满延吉、和龙、汪清、珲春4县游击队合编成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朱镇（后叛变）任师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团。独立师成立后，即“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中共《满洲省委给东满特委短信》，1934年2月10日。] 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2团、独立团（1934年夏组成）向安图方向发展；第3、第4团到汪清、宁安、东宁等地活动；第1团仍在原地坚持斗争。随后，独立师各团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各地艰苦转战：4月初战安图车厂子，5月激战东宁二道沟，6月夺取汪清大甸子，8月猛攻安图城，连战连胜，共歼灭日伪军450多人，缴枪160多支，并促使伪军约300人反正。
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日军集中主力及伪靖安军、警备旅共3万余人，以通化、哈东、东满和绥宁等四区为重点，发动为期4个月的秋冬季大“讨伐”。第2军独立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一面将游击区里的群众疏散到深山密林和敌人统治区去，一面将部队分成三路转移：一路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一路到敦化、安图之间；一路至大梨树沟。独立师各部在反“讨伐”中，采取伏击、袭击和截击等战术手段，寻机打击敌人。
1935年1月，日伪军分四路围攻安图车厂子游击根据地。独立师以少部兵力牵制伪军，集中主力伏击日军，取得毙伤日军40余人的胜利，自己仅伤亡四五人。4月，独立师一部突然包围了珲春县大荒沟伪军一个连，迫使伪连长率全连82人，携枪85支反正。4月末，独立师主力在安图境内伏击由延吉运送给养返回的伪警备旅一个营，毙伤伪连长以下官兵50余名，缴获军需品一批。经过40余天战斗，独立师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并发展到1000余人。
（二）人民革命军第2军编成，东满游击区进一步扩大
1935年2月末，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参加下，中共东满特委于汪清县大荒崴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改组了党、团特委领导机构，选举魏拯民为党的特委书记，周树东为团的特委书记。3月下旬，东满特委又在汪清腰营沟召开第2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大荒崴会议决议，加强人民革命军建设的问题。这两次会议是在东满党组织和第2军独立师面临严重困难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统战工作和反“民生团”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为东满党和军队摆脱困境，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第2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200余人。
第2军成立后，根据腰营沟会议的决定，加强了对东满地区的抗日救国军和反日山林队的争取、团结工作。
1935年6月，第2军发表了《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反日部队的信》，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
第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收复失地；
第二，不分什么部队，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问宗教信仰，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第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战费；
第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
通过争取工作，在东满地区活动的数千名其他抗日武装中，与第2军关系密切的有11支武装，共1500余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有8支武装，约数百人。这些武装已能做到，“凡是我们有事叫他们来，他们能来。他们叫我们去，我们也去，实际上已经能在我们号召领导之下统一行动”。[《冯康报告之二——义勇军工作》，1935年12月20日。]
为了扩大游击区，打通与人民革命军友邻各军的联系，第2军除以部分兵力坚持安图、汪清原地斗争外，主力分三路向外线发展：第1路由第1团团长安凤学和政委周树东率领，于1935年4月末向敦化、额穆、蚊河、舒兰一带前进。他们先后取得了敦化沙河掌、额穆青沟子、敦额交界处的威虎岭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5月2日在京（长春）图（们）铁路哈尔巴岭伏击日伪202次国际列车，俘日伪军政人员13名，歼灭押车日军一部。日伪报刊哀叹，此次列车被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伪《协和》第9卷，第148号，第7、8页，1936年6月15日。]
由于情况变化，该路未能与活动在哈东地区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联系上。第2路由军参谋长刘汉兴率领，于6月间向宁安、穆棱、东宁一带进军。他们在东宁县老黑山附近歼灭伪靖安军一个连后。又取得了东宁县太平沟、宁安县山东屯等战斗的胜利。不久，即与周保中率领的反日联合军第5军一部会合，并以宁安为中心，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第3路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于8月向抚松、桦甸、濛江一带西征。该路于10月间在濛江那儿轰与人民革命军第1军会师，并举行了两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就两军联合作战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第2军部队与第1、第5军部队会师并协同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各军联合抗日局面的开始出现。留在老区坚持斗争的第2军部队，于8月29日联合反日友军攻克安图县城，有力地配合了远征部队的行动。
第2军的节节胜利，使日军大为震惊。自1935年9月开始，日军从长春、热河抽调部队对东满游击区进行疯狂的“讨伐”，致使游击区人口减少，面积缩小，并被分割成东西两半，给各部队相互协同和统一指挥带来困难。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第2军军长王德泰率第2军一部，于1936年1月中旬来到镜泊湖北头第5军军部，与该军军长周保中等共同召开了两军特别党委会议，讨论了两军的整顿、发展和配合作战等问题。决定第2军军部率第1师转战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抚松地区；第2师大部仍与第5军一起行动，小部在汪清、珲春一带坚持斗争。还决定将第2军由原成立时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6个团。第1师师长、政委分别由王德泰、李学忠兼任；第2师师长史忠恒因病未到职，由刘汉兴代理，政委王润成。通过这次会议，实现了东满、吉东地区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联络，为以后各军协调动作，联合对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成立与北满哈东游击区的扩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并转战哈（尔滨）东各地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珠河（今尚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34年底，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已发展到450余人，并与10多支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了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游击区也由1个县（珠河）扩展到6个县，并先后取得了宾县三岔河、五常县五常堡和宾县、延寿毗连的肖田地等战斗的胜利。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于1935年1月28日，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500余人。
第3军编成后，以团为单位分别活动于珠河东北部和中东铁路南北的方正、延寿、宾县、阿城、五常、双城一带。
1935年2月，日伪军调集1000余人分路向珠河、宾县、延寿、方正游击区大举进攻。第3军各团就地与敌周旋，先后在小亮珠河、孟家店、一面坡和延寿中和镇等地，给敌以一定程度的打击，3月初，赵尚志率部抵达方正县大罗勒密，与在该地活动的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抗日武装谢文东部及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会合。经过协商，以第3军为核心；共同组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名义签发了布告，号召“一切反日队伍联合在一起，民众与武装队伍结成共同战线”，一致抗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1935年3月。]
联合军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分四路围攻方正县城，打开伪警署，火烧日住宅，在占领县城12小时后主动撤离。4月，赵尚志率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沿岸，途中曾先后攻克小罗勒密、半截街、新开道和老五团等敌军据点，5月初，部队到达三道通地区，与李延禄率领的第4军西进部队会师。后因情况变化，赵尚志决定留下一部继续在依兰、方正、延寿游击区活动，自己率军部返回珠河游击根据地。
（二）第3军主力北上汤原，西征巴木通，开辟新的游击区
珠河地区第3军的成立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市。1935年7月下旬，日军继春季“讨伐”受挫之后，又发动了夏季大“讨伐”。这次“讨伐”以双（城）、阿（城）、珠（河）、宾（县）、五（常）、延（寿）六县的日军和伪警察为主力，对第3军中东铁路南、北两块中心游击根据地进行重点“讨伐”。在日伪“讨伐队”的摧残下，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路南被烧的地区几乎成为空城，路北游击区被毁的也有2/3以上。为摆脱困难局面，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决定留部分兵力坚持老区斗争，主力在赵尚志率领下向松花江下游的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等地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并沟通同友军的联络。转移前，第3军已由3个团扩编为7个团，共750余人，其中贫农占75％，青年占60％，党团员占60％左右。
10月，赵尚志率军主力在方正大罗勒密地区与第4军李延禄部以及谢文东部、李华堂部会师，并协同打击敌人。走后取得攻克刁翎镇、伏击敌商船、智取二道河子等战斗的胜利。11月，赵尚志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第3军干部会议，作出了把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渡松花江北上汤原，以小兴安岭为依托，扩大江北抗日游击区，以及加强同其他抗日武装的统战工作等项决定。会后，赵尚志率领第3军主力跨越已经封冻的松花江，经通河、依兰于12月到达汤原县境，和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总队会合，共同筹建汤旺河沟里游击根据地。
1936年4月初，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从汤旺河沟里出发。向松花江北岸的通河、巴彦、木兰、东兴、庆城、铁力、海伦等地西征。西征途中，首战江北敌之重要军事据点舒乐河街，歼灭日伪军100余人，缴枪300多支。当部队行至依兰县巴兰河谷时，又与一支敌军激战，缴了伪警察一个营和伪军一个连的枪，并击毙一名日本指挥官。同年夏，第3军西征部队顺利抵达木兰县蒙古山地区，并以蒙古山为基地，东向通河，西向巴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些地区，西征部队先后破坏了一些“集团部落”，缴了一些伪警察署（所）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袭击并烧毁了伪军的一些兵营和哨所，还收编了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使巴木通一带成为新的抗日游击区。第3军西征的胜利惊动了日军，同年秋，日军从哈尔滨和佳木斯抽调重兵，部署于滨北铁路沿线，妄图消灭赵尚志率领的西征部队。赵尚志立即改变原定向庆城、海伦继续西进的计划，率领部队巧妙地迂回穿插，终于突破敌人封锁，顺利地回到了汤原后方游击根据地。
在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远征期间，留在珠河老游击区的第2、第3团，在日伪军反复“讨伐”、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1月15日，在铁道北活动的第2团50余人，被日伪军500余人包围在春秋岭。经1天顽强奋战，击毙敌机枪队长谷清一上尉以下30多人，第2团仅剩10余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政委赵一曼（女），在指挥部队突围中身负重伤，转到另一处养伤时，遭敌逮捕，被送到哈尔滨伪省警务厅关押、审讯。赵一曼曾留学苏联，归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九·一八”后，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从事工运工作。1935年秋被任命为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兼第3军第2团政委。负伤被捕后，敌人曾以残暴和卑鄙的手段进行过多次的拷讯和软化，但赵一曼始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敌人见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遂于1936年8月2日将赵一曼杀害于珠河小北门外。
第2团在春秋岭战斗中突围出来的人员，转移到铁道南与第3团汇合后，即在珠河县委和第3军留守处的领导下，继续铁道南、北的斗争，配合主力部队远征。直到1936年夏，全部留守人员，才在县委负责人冯仲云、张兰生等率领下，分批转移到汤原地区与第3军会合。
第3军部队在北上西征期间，由1个师发展到9个师，基本队伍1500人，加上收编的队伍共有6000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松花江两岸20余县。除在汤原县汤旺河沟里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外，还在通河县的大小古洞河、依兰县的巴兰河谷、木兰县的蒙古山和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山里，建立起4处带有根据地性质的后方密营，保证了部队的休整训练、伤病员治疗及物资的储藏和供应。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的组建与北满汤（原）萝（北）游击区的发展
（一）汤原反日游击队的重建与活动
1933年6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指示精神，派戴鸿宾等到义勇军开展工作。至8月初，他们建立起了一支有1500余人的东北民众义勇军。8月14日，民众义勇军未经县委同意就进攻汤原城，结果遭受严重挫折。县委总结这次行动的教训，于11月间重建了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以戴鸿宾为中队长的汤原抗日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七马架和葫芦脖子等战斗，并收缴了一些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
为打开局面，汤原中心县委决定在位于汤原北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太平川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6月，汤原反日游击队袭击了太平川伪警察署，并在西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9月初，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部反正，被编成一个队，由张任队长。随后，汤原反日游击队又连续袭击伪军获胜，全队发展到五六百人。当年秋，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亮子河扩编成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戴鸿宾，政治委员夏云杰，辖3个中队。
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编成后，按照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草案精神，进行了以纠正极端民主化、增强团结和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整顿。整顿后，游击队立即投入了反“讨伐”斗争。1934年冬，日伪军警500余人“讨伐”
汤原游击根据地，并以伪地方武装封锁各山边沟口要道。游击总队避敌锋芒，转移到萝北等地活动，待敌疲惫时，又返回汤原一带袭击疲惫之敌。经过十余次大小战斗，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此后，由于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负伤离队休养，政治工作一度削弱，部队中曾出现纪律涣散和军事行动停顿等现象。经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井派特派员白江绪前往帮助整顿，加强了党的领导之后，游击总队又发展到700余人，游击区也得到巩固与扩大。
（二）人民革命军第6军编成与汤（原）萝（北）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2月，北满各抗日部队会师汤原，大大加强了汤原地区的抗日力量。先期到达汤原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为把汤原游击总队扩编成人民革命军第6军做了大量工作，并选派该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张寿筏到第6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为解决扩编后枪弹不足问题，后期抵汤的抗日同盟军第4军同第3军一起，将两挺机枪和100多支步枪及3万发子弹全部送给了即将扩编的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军长夏云杰，参谋长冯治纲，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篯，下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000余人。
第6军编成后积极在汤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36年四五月间，第6军司令部拟制了袭击鹤岗的作战计划。5月22日，该军分两路进攻鹤岗：参谋长冯治纲指挥部分兵力牵制鹤岗日军骑兵连，阻敌增援；军长夏云杰率主力直捣鹤岗矿务局。傍晚，各部开始向鹤岗攻击。由于日伪军毫无戒备，加之又有内线策应，夏云杰指挥部队迅速解除了伪矿山警察队的武装，并击毙了企图顽抗的伪矿警队长和日本官员多人。与此同时，冯治纲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日军骑兵连的反扑，并炸毁矿山东南面的吊桥及车库，配合主力歼敌。经一夜奋战，第6军部队于黎明前满载武器弹药等战利品，顺利返回汤原根据地。
在此之前，第3军和第6军还共同商定筹建汤旺河沟里后方根据地，并组织了两军后方留守处，由第6军代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兼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张寿篯受领任务后，首先率领队伍消灭了盘踞在岔巴旗和老钱柜一带的敌人，尔后开始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们先后建立了医院、仓库、被服厂、小型兵工厂和军事干部学校，还建立了一些密营，从而使汤旺河根据地真正成了第3军和第6军的后方基地。
五、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组成与吉东密（山）勃（利）穆（梭）游击区的扩大
（一）抗日救国游击军北上密山，开辟新区
1933年初，抗日救国游击军司令李延禄，在汪清县听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后，决定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回旋余地较大的密山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联络更多的抗日武装。5月初，李延禄率军400余人从宁安卧龙屯北上，于6月下旬到达密山平阳镇附近的大石头河子地区。李延禄在同中共吉东特委职工部长吴赤峰及密山县委取得联系以后，便于7月下旬在郝家屯召开了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到会的十多支抗日武装负责人一致同意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平时分散独立活动，战时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并公推李延禄为总负责人。人民反日革命军组成后，抗日救国游击军番号取消，但部队编制未变。
1933年9月初，反日革命军准备联合攻打密山平阳镇，因走漏消息，连遭敌人袭击，第2团和骑兵营要求重返宁安老区，经军部同意，约有300余人南返宁安。军部和第1团不足百人继续留在密山坚持斗争。9月中旬，李延禄得到驻密山城伪骑兵第4旅已调往饶河一带、城内兵力空虚的情报，立即决定联合各抗日武装，攻打密山县城。各抗日武装在李延禄的指挥下，以少数兵力佯攻县城西南的半截河、平阳镇，集中主力猛攻密山县城，全歼伪警备队，缴获长短枪130多支，子弹万余发，及大量布匹、棉花和粮食等物资。这次胜利，不仅解决了部队过冬物资问题，而且鼓舞了部队斗志，扩大了人民反日革命军的影响。
（二）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建立与活动地区的扩大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巡视工作。9月25日，在吴平参加下，中共密山县委于哈达河沟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县委1934年3月20日重建的密山游击队与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任命李延禄为总司令，并抽调县委部分领导干部到该军工作。同年12月，吴平巡视宁安后，在牡丹江筹建了吉东特委，吴平任特委书记，在吉东特委统一部署下，将新组建的抗日同盟军正式定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忠国，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231人。
第4军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军部建立党委会，朴凤南任党委书记，党团员较多的第2团和卫队连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战士中普遍建立了反日会组织。
1934年冬，日伪军集中兵力对密山游击区进行“讨伐”。第4军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12月间撤出敌人重点“讨伐”的密山穆棱河北山区，转移到勃（利）密（山）穆（棱）边境山林地带，一面发动群众，一面袭击敌人。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末，在勃、密、穆山区边沿地带组织抗日救国会47个，发展会员300余人。人民群众纷纷参军，参战，支援第4军打破了敌人的冬季“讨伐”。
1935年春，第4军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活动。1～6月，各团先后取得袭击勃利方家沟、攻打依兰阁凤楼和突袭林密铁路滴道车站等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警一部，缴获战马100多匹，全军发展到800余人。9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指示，饶河游击大队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4团，全团250人。继第4团之后，又将第4军初建时联络并达成改编协议的一些反日山林队分别编入第4军。至此，第4军发展到7个团，两个独立旅，共2000余人。活动地区也扩展到穆棱、林口、密山、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9县县境。
根据省委巡视员吴平关于应重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的意见，李延禄于1935年6月，率军部到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该部抵达目的地后，一面派干部深入陈家亮子和前五家子等村屯发动群众，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一面组织力量，在陈家亮子南山和红石砬子修建军部密营和被服厂。同时通过统战关系，凭借伪商会的掩护，在大罗勒密镇上开设了一家药房和一个邮政代办所，负责第4军与外界的联络和采购军需物资、订阅报刊、传寄文件。此外，还通过独立第5旅旅长等人的关系，与当地伪警备旅旅长暗中签订了“互不作战”的协议。
同年冬，日军“讨伐”依兰、方正地区时，大罗勒密镇上的统战关系全被破坏，但陈家亮子和红石碰子秘营却在群众的保护下，仍发挥着后方基地的作用。
1935年秋，李延禄在方正三家子屯一带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团会合。经过协商，两部决定联合谢文东、李华堂部共同行动。在李延禄指挥下，9月7日，联军首战松花江岸的洼洪，歼灭伪军一部。
26日，联军又攻南刁翎镇，迫使伪守备队一个营反正。29日，联军再克林口，缴获近百匹战马和一批粮食、弹药。战后，联军返回各自的游击区。
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建成与吉东绥宁游击区的扩大
（一）绥（芬河）宁（安）反日同盟军的成立与活动
1934年2月，周保中率领的边区军一部同李荆璞率领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务队，会合于宁安县的平日坡。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以周、李两部为基础，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参加，在宁安东南乡组成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中共宁安县委决定并于1934年5月10日正式组成宁安反日游击队，队长白殿贞。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于1934年3月20日首战新官地获胜。4、5月间，同盟军袭击宁安卧龙屯、进攻小城子、突袭东京城，连战告捷。6月份，同盟军偷袭石头河子车站附近之敌，一弹未发即将伪军一个连缴械。反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扩大了该军在宁安地区的政治影响。很多义勇军和山林队表示拥护或接受同盟军的主张和领导，甚至要求配合同盟军作战，从而把联合抗日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日同盟军的迅速发展，也使敌人大为震惊。
驻宁安地区日军迅速调集兵力，向同盟军发动猖狂进攻。为避敌锐气，反日同盟军决定暂时分兵：将大部兵力派往东满地区活动，只留小部兵力坚持宁安地区斗争。6月中旬，周保中率领同盟军主力，开赴东满地区，途中曾联合各抗日武装会攻绥芬河大甸子达7昼夜，虽未达到攻克目的，却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李荆璞率领同盟军一部，到西北山、石头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打破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
1934年9月到1935年1月，日军集中第6师和伪靖安军、警备旅等部共3万人，把绥宁地区作为四个“讨伐”重点之一。在“讨伐”中，日军采取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经济封锁等手段，进行所谓总体“讨伐”战。同盟军针对日军进攻的特点，在各反日友军的配合下，采用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和攻敌虚弱，化零为整的战术，先后取得岔沟、二道河子、猴石和狼窝等战斗的胜利。
1935年1月，为进一步打破敌人的“讨伐”，同盟军将联合部队分成四个部分进行游击战：一部到宁安以东，一部去宁安西北山.一部返镜泊湖南湖头，一部回东满。各部在分散转移过程中，不断给尾追、堵截的敌人以打击。
东返部队6天打了7仗，毙伤日伪军一部；西去部队在转移中毙伤日伪军150余人。
（二）第5军的编成与绥宁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月，为进一步落实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尽快实现宁安地区反日武装的统一编制和指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并于2月10日发表成立宣言，由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张建东任参谋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7个团，共936人。
第5军编成后，主要是以八道河子为很据地，在宁安境内活动。至5月上旬，先后取得百门子、庙岭、二道河子和葡萄沟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
1935年5月，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5军党委决定：以军部和少数部队留守宁安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军主力编成东西两个派遣队执行开辟新区的任务。东部派遣队由军政治部主任胡仁带领，于1935年5月中旬进至穆棱、勃利和林口县境后，即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36年初，东部派遣队先后取得了林口、四合屯、亮子河等战斗的胜利，并用缴获的枪支，帮助穆棱县组建了两支游击队，同时还将一支配合该派遣队行动的山林队编成第5军第8团。西部派遣队由副军长柴世荣率领，于1935年7月末8月初到达额穆地区。尔后分头活动：一部活动于黄泥河子、威虎岭和敦化附近；另一部活动于宁安与额穆之间，与军部保持联系。西部派遣队在额穆地区活动期间，曾与日伪军多次作战，特别是额穆东青沟子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留守宁安的军部及其所属各部，在粉碎敌人“讨伐”中，曾在三道河子、长岭子和东南山与伪军警激战，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多支，机枪两挺，子弹两万多发，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开辟新区的行动。
（三）第5、第2两军联合作战
1935年七八月间，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2师主力来到宁安，配合第5军开展游击战争。经与第5军商定，该师由第5军直接指挥，后第5军又派陈翰章代理该师师长，主要活动在宁安、额穆、敦化一带。是年冬，日军对绥宁地区进行冬季大“讨伐”。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第1师，在第5军军长周保中直接指挥下，转战于宁安、额穆、敦化地区，不断取得胜利。
11月下旬，第2、第5军联军以一部兵力向敦化以东之敌实施佯攻，以主力夺取官地，打击通沟岗子的日军。12月7日凌晨4时，联军主力一举攻克官地据点，毙、俘敌180余人。尔后，联军威逼伪警官给通沟岗子日军守备队打电话诱称：“共产军袭击官地被击退，有再进攻的模样，请速增援！”[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通沟岗子驻有日军100多人，接伪警官电话后，即以大部兵力向官地驰援。
当日军通过通沟岗子东面联军预伏地段时，突然遭到猛烈射击。日军一部就地抵抗，大部企图退回通沟岗子。但是退路已被联军另一部封锁，日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激战从7时持续到9时30分，除10余名日军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驻通沟岗子40余名伪军也全部投降。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10挺，步枪160多支。1936年1月5日和8日，第2、第5军联军又在黑石屯和额穆索两次战斗中，歼灭日伪军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联军共歼灭日伪军警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700多支，冲破了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
第5军在反“讨伐”斗争中，由于重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据敌伪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宁安长岭子和勃海两甲群众，就给第5军支援物资共76项，其中面粉5975斤，食盐2408斤，大米10担，伪币1680元。不仅如此，广大群众甚至一些爱国的保、甲长还冒着危险，承担伤、病员和反日战士的隐藏、治疗及进城为部队购买紧缺物资等工作。
1935年冬，日伪当局以通反日同盟军的罪名，将东京城区22名甲长中的19人逮捕，全遭毒刑，其中2人被枪杀。
1936年初，第5军根据部队在历次战斗中减员和新成份增加等情况，对全军进行了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全军总人数由刚组建时的986人减少到630人，但基本队伍却由原来的300人增加到500多人，其中党团员占25％。由于部队素质进一步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打下了基础。
自1933年秋到1936年春两年半的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据日伪警察部门统计，1934至1935两年中，抗日武装共出动52545次，达2684059人次。[伪满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第821页。]
日军伤亡人数，据当时日本报刊记载，仅1935年就达到54766人。连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抗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时相比），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8·现代5》，岩波书店，1971年东京版，第280页。]
日军战史也记载：“在广大地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按使用兵力和时间计算，所付出的努力远比正规战为大，即使如此，还很难得到良好的成果。”[〔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页。]
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到6个军共6000余人，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40余县，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随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
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六三”指示信）及其它指导性文件。[“六三”指示信的主导思想与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转变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 “八一宣言”号召在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全国的国防政府；“六三”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等问题。同年秋冬之际，中共东北各地组织普遍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对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0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1936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10日，再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它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11军。随着抗日联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高潮阶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却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致使正在成长壮大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挥机构，而仍处于分散独立作战状态，这不能不对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军政部制定了一个所谓《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在三年内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伪满各省和各军管区、警备区以至各县，都按照这个计划分别作出年度和阶段“讨伐”计划。
日伪军在进行频繁“讨伐”的同时，还加紧推行各种殖民统治措施，给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东北人民支援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反“讨伐”中不断成长壮大，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也随之不断发展与扩大。
1934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遭破坏，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共产国际决定，从1935年夏起，由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清洲省委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
一、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组成，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故争达到高潮
（一）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编成，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
1936年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和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同年7月，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会上正式宣布），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安光勋（后叛变）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5个团和1个教导团，约3000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程斌 参谋长：李敏焕 政治部主任：胡国臣
第2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国安 参谋长：李希敏 政治部主任：全光
军直教导团
抗联第1军编成前后，正值日伪军开始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与对“东边道进行独立大讨伐”之时。第1军决定，以第2师留在金川老区坚持内线斗争，军长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
1936年初，杨靖宇率军主力转战于通化、辑安（今集安）、兴京（今新宾）、桓仁等地，取得了痛歼伪军“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部的重大胜利。
2月27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了伪军邵本良部驻通化热水河子的一个团，歼敌60多人，缴枪50多支。随后继续南下，邵本良图谋报复，从4月12日开始，纠集1000余人日夜追击，妄图一口吞掉第1军军部。杨靖宇决心采用疲劳战术，诱敌深入，敌疲我打，歼其一部。于是转锋西向，出辑安，牵着邵本良伪军在通化、桓仁、兴京、宽甸等地兜圈子，历时18天，拖得敌人疲惫不堪。4月30日，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与第1师会合后，进至本溪县赛马集山区，在梨树甸子的夹砬子沟，利用狭窄山路设伏，布成口袋阵。
当邵本良带领伪军钻进“口袋”时，伏击部队齐向敌群冲杀，经4小时激战，歼灭邵部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邵本良被击伤后，带领残部逃脱。此后，杨靖宇又指挥所部在通化四道江附近，袭击了由沈阳伤愈返回八道江的邵本良及其率领的运输车队，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敌5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邵本良再次化装逃脱，但已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以后被日籍医生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第1军外线部队痛歼伪军邵本良部的胜利，鼓舞了在金川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经过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斗争，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春季大“讨伐”。在反“讨伐”中，第1军不仅扩大了游击区，而且部队也得到发展。
当年5月，在辽宁兴京一带新建了第3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辖两个团。第3师成立后，即以兴京、清原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同月，第1军外线部队返回金川地区休整。此时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和《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在安图县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3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安奉学 政治委员：周树东 参谋长：朴得范 政治部主任：吕伯歧
第2师
师长：史忠恒（陈翰章代） 政治委员：王润成? 参谋长：陈翰章
第3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曹亚范
军直教导团
同抗联第1军一样，抗联第2军成立之时，适逢日伪军对东满疯狂“讨伐”之际。为破坏敌人的企图，扩大游击区，第2军决定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路由王德泰、魏拯民率领第1、第3师西进安图、抚松、桦甸、濛江、长白等县，发展长白山游击区，并与第1军相呼应；另一路由王润成、陈翰章率领第2师北上宁安、敦化、额穆一带，与第5军共同活动，西进部队为了迷惑敌人，自奶头山出发后，先向西北开进，于1936年4月间进入敦化、桦甸县境。以围点打援再攻城的战术，先派少数兵力围攻桦甸东部重镇大蒲柴河据点，而将主力埋伏于敦化至大蒲柴河之间公路的寒葱岭。在此歼灭从敦化来援之敌200余人后，又乘胜将大蒲柴河攻克。然后，部队折向西南，于5月间到达抚松县境，又连续与日伪军进行了10余次战斗，均获得胜利。北上部队在安图县境与第5军会合后，分成三部分活动：一部在穆棱地区中东铁路两侧活动；一部向额穆以西分散游击；一部返回汪清、珲春老区坚持斗争。北上部队在转战中，先后在宁安的团山子、镜泊湖的南湖头和敦化的小荒沟等地，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经过3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第2军西进、北上部队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完成了开辟安图、抚松、濛江、临江、长白等县和重建宁安镜泊湖南湖头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全军发展到5000余人，尤其是第3师又扩建了第3、第9两个团。
抗联第1路军组成和中共南满省委建立
1936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即率部来到南满游击区，同杨靖字一起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特委和第1、第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金川河里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以游击区建立省委及编成“路”军的指示，讨论了抗联第1、第2军的任务和党的工作问题。
会议决定将抗联第1、第2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l 路军，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第1路军下辖第1、第2两个军，共6个师，即第1军的第1、第2、第3师，第2军的第1第2、第3师改称第4、第5、第6师。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
会议还决定将中共南满特委和东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第1路军和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1人为委员。会议还研究确定了第1路军的活动方针和任务。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执行西征辽西、热河的任务，求得同关内红军部队特别是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第2军军部率第4、第6师在原第1军游击区内，协同第2师坚持斗争。并开辟长白山游击很据地，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第5师仍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第5军行动。
（二）第1路军西征东战，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第1军西征辽西、热河
根据金川河里会议的决定，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人民抗日武装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独立作战的局面，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第1路军第1军，奉命于1936年6月和11月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领第1师主力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计划从本溪、凤城之间插入辽阳附近，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抵辽西、热河地区。经过数日连续夜行军，西征部队迅速抵达岫岩北部山区。日军发觉第1军的西征意图后，立即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调集重兵，跟踪追击，四面包围，第1师部队前进受阻。为了争取主动，该部于7月15日回师摩天岭，设伏于各主要峰道，勒马待机。中午时分，当尾追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进入大榆树沟后，西征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日军队长今田上尉以下30余人。
下午又与追兵激战数次，再消灭敌人数十名，摩天岭战斗后，第1军西征部队被迫陆续回师，途中屡遭敌之尾追和截击，部队伤亡较大，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于途中病亡。
10月，西征部队返回宽甸地区休整。同年11月，第1路军总部吸取第1军第1师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将第1军第3师全部改为骑兵，乘敌人集中兵力讨伐第1军活动地区和辽河封冻之机，从北路再次西征。
11月下旬，第3师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领下，从兴京县境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过清原，越铁岭。横跨南满铁路，于12月下旬抵达辽河东岸。不料此时辽河尚未封冻，又找不到渡船，部队被阻于东岸。
在敌迫兵将至的情况下，第3师部队只好绕道回师，折返清原。途中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师长、政委先后牺牲。至此，第1军西征任务暂告停止。第1军两次西征取得了摩天岭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抗联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远离游击区，缺少群众配合，在敌重兵追堵下，不得不半途折返。它说明，在抗联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企图长时间脱离老游击区行军作战，并且要越过敌重兵云集的地区是困难的，因而遭受重大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第2军转战南满东满
为策应第1军主力西征，王德泰和魏拯民率第1路军第2军军部和第4、第6师及第1军第2师，在抚松、临江、长白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8月至12月，第2、第4、第6师密切配合，先后取得攻打抚松县城、进攻安图东清沟和伏击长白七道沟等战斗的胜利，击毙敌第2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在大碱场突围和七道沟伏击战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和第2师师长曹国安先后壮烈牺牲。当年底，第2军一部于抚松小汤河村宿营时，突遭伪军600余人包围。王德泰军长沉着指挥，采取正面反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战术，终将进攻的伪军打退。
这次战斗虽然毙伤敌70余人，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不幸牺牲。王德泰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的创始人之一，为坚持和发展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
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继续指挥第2军第4、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长白山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7年1～4月，第4、第6师在抚松、长白、临江、安图等地袭击、伏击敌人。仅长白鲤明水、临江六道沟、安图大沙河三次战斗，即歼灭日伪军34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230多支。在大沙河战斗中，第4师政委周树东不幸阵亡。
5、6月间，魏拯民指挥军部和第2、第4师各一部，利用打入敌营的人员作内应，一举攻克临江县庙岭据点，歼灭伪军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给养。6月下旬，敌从朝鲜境内调来日军第19师约2000人，企图“围剿”长白县境的第2军。第2军以第4、第6师为主，第2师一部配合，设伏于长白县十三道沟间山峰，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来敌展开激战，歼其一部。
抗联第1路军从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展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满和南满的殖民统治，日军惊呼抗联是满洲“治安之癌”。[〔日〕岸信介主编：《啊！满洲》，第402页。]
二、中共吉东省委建立，东北抗联第4、第5、第7军编成，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一）东北抗联第5、第4、第7军先后编成，中共吉东省委建立
吉东系指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和中东铁路东段道北、道南20余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军队建制的指示和中共吉东特委的要求，从1936年春开始陆续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5、第4、第7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1936年2月，活跃在绥宁地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两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队，约3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
师长：李荆璞 副师长：姜振荣 参谋长：张镇华 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后叛变）
第2师
师长：傅显明 参谋长：陈翰章 政治部主任：李光林
军教导队
1937年以后，第5军又增编第3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辖3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1936年3月，活跃在密山、勃利、穆棱和虎（林）饶（河）地区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李奉调入关，由李延平代理，1937年正式接任军长），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7个团，1600余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李延平（兼） 政治部主任：黄玉清（兼）
第2师：师长 郑鲁岩 参谋长 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崔荣华
第3师：师长 李天柱 政治部主任：邓化南
1936年7月，第4军又将在富锦南部山区活动的原自卫军第2旅余部编为第4师，师长刘振国，政治部主任朴德山。11月，上级决定在第4军第2师的基础上成立抗联第7军。于是第4军又以原第5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2师，师长李天柱；以原第3师第7团为基础，成立了第3师，师长官显庭。此时，全军已达21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第7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1934年2月，该游击队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5年9月，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4军为第4团。1936年3月，扩编成第4军第2师。同年11月，为适应虎林、饶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共吉东组织决定将该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3个师，3个团，共700余人，序列如下：
第1师：师长 陈荣久（兼）
第2师：师长 李学福 参谋长：金铎
第3师：师长 景乐亭 参谋长：阎敬山 政治部主任：金铁宇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
1936年中共吉东特委遭敌破坏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先后成立了中共下江特委、道北特委和道南特委，分别领导吉东十余县党的工作。随着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联各军的成立，中共吉东组织于1937年3月10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现为林口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上述三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吉东省委，负责领导整个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联各军。省委由宋一夫、周保中等8名委员组成，宋一夫为书记。会议还对今后抗日救亡运动和游击战争的策略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在“坚守实力不损条件下，尽可能推展进攻的活动。”[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页。]
（二）吉东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步入新阶段
抗联第5军主力转战中东铁路南北，取得大盘道、前刁翎、依兰战斗的重大胜利为了打击敌人，发展抗日力量，抗联第5军成立后，即决定军部率3个团留在宁安老区坚持斗争，军主力第1、第2师开往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2月，军主力从宁安地区出发，向中东路以北的穆棱、密山、依兰方向转移，第2师为先遣队，第1师主力跟迸。2月下旬，由额穆地区向镜泊湖方向转移的第1师部队，进至东京城莲华泡地区时，突然遭到驻东京城日军和伪军一部的围攻。师长李荆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毙伤日军林田中校以下官兵90余人后，突出重围。3月间，第2师师长傅显明率师主力北进至密儿县黄泥子时，被一支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傅显明师长壮烈牺牲，由王光字接任师长，继续指挥部队北上。随后，军主力向道北转移过程中，又多次与日伪军警激战，颠覆敌火车一列，击毙日军少校以下官兵30多名，缴获步枪200多支，轻机枪4挺。
10月，军主力第1、第2师相继进到中东铁路以北林口地区。
为策应和掩护军主力北移而留在宁安老区的部队，在周保中指挥下，先后取得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和烟筒沟等战斗的胜利。9月初，为摆脱敌人进攻，周保中率军部及第5军和第2军第2师各一部，从宁安西区向道北转移。转移途中于9月24日在宁安泉眼头召开第2、第5军干部会议，决定在宁安地区建立第5军留守处，以第5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任主任，领导第2军第2师和第5军留守部队，坚持中东路以南老区的游击战争。
10月，第5军军部亦到达道北林口地区，并在头道河子建立了军部临时办事处。此后，军部和第1师以刁翎为中心，活动于牡丹江下游地区；第2师则活动于依兰以东、宝清和富锦地区。在此期间，第5军还和松花江下游的抗联第3、第4、第6、第7军及其它抗日武装沟通了联系。在相互协同作战中，多次挫败日伪军进攻，拔除许多敌军据点。
1937年春，第5军军部和第1、第2师先后集结于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了大盘道、前刁翎和依兰几次较大的战斗。1月下旬，日军驻后刁翎步兵300多人，强征当地居民爬犁（亦称雪橇）200多张，准备撤往林口。第5军闻讯后，决定在大盘道北面设伏，歼灭这股敌人，第5军伏击部队于1月28日晨4时进入预伏地域。13时，当日军乘坐爬犁闯入伏击圈时，预伏部队立即开火，激战至16时，终将360余名日军消灭，缴获全部物资和武器弹药。大盘道战斗的胜利，曾使驻刁翎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2月1日，第5军又乘驻刁翎日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军部和第2师主力夜袭前刁翎屯，歼灭伪军一个营。3月中旬，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3、第4、第5、第8和第9军各一部，决定联合攻打依兰县城，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
19日，联军各部分别进入依兰县城周围阵地。
20日凌晨2时发起攻击。在城里伪军内部地下工作人员策应下，联军一部首先从城西北门突破。接着，其他各部分别从东、西、南门攻入。激战至晨6时许，城区大部被联军攻占。与此同时，联军另一部在新卡伦西北地域，重创了从双河镇驰援依兰的400多名日军。7时，联军在向城西、城南撤退中，诱敌出击，又歼其一部。依兰战斗，共消灭日军300余名，伪军数十名，缴获轻机枪10挺，步枪320多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一部。联军伤亡80余人。
1937年3月，在中共吉东组织召开扩大会议并成立吉东省委的同时，第5军也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设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师设党委或工作委员会，团及军直属单位和军部各处设特支，连设支部，连以下设小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连队党支部为核心进行。为了筹办该军及下江地区第3、第8、第9等军的军需给养，1937年还先后成立了牡丹江、依东和下江等办事处。
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后，第5军调整了军事行动部署：军部率第1师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中东铁路沿线，并恢复原绥宁游击区的工作；第2师主力继续在松花江下游依东、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建立后方基地，并与第4、第7军取得联系；第2师第5团，坚持原地活动，保持同第3、第6军的联系。
5月，为与南满第1路军沟通联络，第5军又将配属该军的第2军第2师第5团扩编成独立旅，执行南进联络任务。随后各部按计划行动。五六月间，军直和第1、第2师先后分别在三道通江、桦树底子和土龙山等地与日伪军警激战，取得多次胜利。7月，驻宁安三道河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率部150人，击毙日本指导官后携械反正，被编成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
抗联第4军开辟富锦、宝清新游击区，协同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刚刚编成的抗联第4军，根据中共勃利县委召开的第4军和第3军第4师联席会议精神，决定东征富锦、宝清，打破敌人的“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20日，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率军部和第7团及第3军第4师主力向富锦、宝清地区东征；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第1团仍留勃利老区活动。李延平率部进到富锦以后，一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第4军在室清、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宝清李金围子西南的大叶子沟沟里修建了密营和被服厂。与此同时，抗联第4军第1师一部还参加了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
在近5个月中，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1937年春，第4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在第3军的帮助下进行了整顿，部队数量虽未增加，但质量有了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了准备。
抗联第7军扩大虎（林）饶（河）游击根据地，开辟同（江）富（锦）新游击区抗联第7军成立后，曾与抗联第3、第4、第5军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
1937年3月，陈荣久军长率领150余人，在饶河县西北大顶山北部天津班进行统战工作时，被日伪军300多人包围。陈军长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毙伤日军饶河参事官大穗久雄以下40余人，伪军几十人。部队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军长陈荣久英勇牺牲。陈荣久是抗联第7军创建人之一，在扩大抗日队伍，指挥部队对日作战方面成绩显著，被誉为“魁武将军”。陈军长牺牲后，第7军在暴马顶子召开军中共代表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原第1、第2师合并为第1师，李学福任师长；原第5团扩编为第2师，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第3师景乐亭仍任师长，李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反对不良倾向，开展反奸细斗争，并加强各反日山林队的工作。
第7军在军党代会后，从各方面加强工作。经过小南河各民众武装团体、山林队联席会议以后，各山林队和红枪会相继投奔或接受第7军的领导。第7军收编了数支山林队，并经过思想组织整顿，战斗力有了加强。
1937年4月下旬，崔石泉率第7军一部配合其它抗日武装共300余人，分四路攻击西林子警察署和伪军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资，解决了收编部队的补给问题。尔后，第7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崔石泉率领军部和第2师及收编部队在虎饶地区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率领第1师和第3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游击。崔石泉率队在虎林地区活动期间，积极联合当地山林队，成立了虎饶反日游击指挥部，并收编了部分抗日武装。李学福率部进入同江、富锦之后，时而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时而化零为整打击敌人。
5月15日，李学福所率部队在二龙山第三牌附近与500余日伪军遭遇，毙敌50余人，并接应伪军一部反正。6月间，该部由富锦进抵二道林子时，又与日军900余人遭遇。经一天激战，毙敌150余人后安全转移。第7军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山林队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而且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全军发展到880余人，扩大了虎、饶老游击区，开辟了富、同新游击区。
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一）东北抗联第3、第6军编成，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1936年1月下旬，会师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和汤原抗日游击总队以及东北民众军、救国军等各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篯、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在汤原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的精神，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篯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会议还通过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决议》。会后，谢文东、李华堂部与第3军分开活动，第4军于2月上旬返回延寿、方正地区。这次会议上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同志并五军诸同志信》，1937年2月10日。]它实际上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统一指挥北满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汤原吉兴沟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一宣言”和军队统一建制的原则，中共领导的北满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1936年8月1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辖10个师，共6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李熙山
第2师：师长 关化新 政治部主任：吴兴才
第3师：师长 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吴景才
第4师：师长 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
第5师：师长 景永安 政治部主任：蔡近葵
第6师：师长 张光迪 治部主任：兰志渊（后叛变）
第7师：师长 于海云（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张德
第8师：师长 考凤林（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第9师：师长 李振远 政治部主任：雷炎
政治保安师：师长 常有钩
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1936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篯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辖7个团。1937年2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对第6军进行整编，任命戴鸿宾为军长，兰志渊（后叛变）为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并将7个团扩编成4个师12个团，建制如下：
第1师：师长 马德山 政治部主任：徐光海
第2师：师长 张传福（陈绍宾代） 政治部主任：张兴德
第3师师长周云峰（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周云峰（兼）
第4师：师长 戴鸿宾（兼） 政治部主任：吴玉光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随着北满地区抗联第3、第6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及游击区的不断扩展，给北满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3、第6军党委，于1936年9月1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重大问题，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篯等15人为执行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常委由3人组成，冯仲云任书记。会议还要求第3、第6军相互配合，突破日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5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域。
（二）北满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
抗联第3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展到北满30余县抗联第3军编成后，军部率第5、第6、第7、第9师，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通河、木兰、巴彦、东兴、铁力、庆城（庆安）、绥棱、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佛山（保兴）等县活动；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延寿、珠河、方正、林口、苇河、五常、阿城、双城县境；第4师和以后成立的第10师，在牡丹江东北的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游击。
1936年冬，北满日伪根据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动员伪三江省全部军事力量，进行冬季大“讨伐”，妄图聚歼该地区的抗联第3军和其它抗日部队。据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面进攻，迂回到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刘枫：《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以粉碎敌人的企图。
按照这一精神，第3军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然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第3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有第1、第2、第3、第6、第9师主力和第5军第1师、第4军第1师一部。这些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1月以前先后到达铁力地区。
同年11月，第3军军长赵尚志又亲率一支500余人的骑兵部队（由军直部队和第1、第5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从汤原出发西征。西征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于12月间抵达铁力地区，同先期到达该地的各部会合。
此时，日军已侦知第3军的意图，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讨伐”队，乘坐马爬犁，对西征部队前堵后追。
赵尚志决定率军部和第5、第6师各一部由铁力转向西北前进，把敌人引进深山，寻机歼灭之。一天，第3军部队进到通北县附近一个叫“冰趟子”的狭窄山沟，赵尚志决心利用山沟两侧的山林设伏，歼灭尾追之敌。经两日部署准备之后，日军700多人果然闯入预伏阵地。第3军伏击部队立即对敌展开包围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敌人仓惶退去。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留下第6师一部在海伦、铁力一带坚持斗争，自己率军部和第1师一部继续北上，挺进通北、龙门。北进途中，远征部队又在龙门附近的炭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町田少校以下21人。
龙门战斗后，日军在空中用飞机追踪轰炸，在地面调步兵加紧堵截，远征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仅剩百余人。由于过度疲劳和麻痹大意，夹遭敌人包围、袭击，又损失过半。余部在赵尚志率领下，忍饥挨饿，杀战马当食，以橡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行程1000余公里，于1937年春末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在第3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守汤原地区的第1、第5师和军直各一部，分头出击，策应军主力西征。军直和第1师留守部队先后袭击林口、金满沟和小道沟之日伪军，并协同第5军攻占了依兰县城。第5师一部于1936年12月1日曾攻克伪国境线上军事重镇佛山（今保兴）县城，震动了萝北和绥滨的敌人。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3军部队驰骋北满几十县，纵横数千里，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1000余人，攻占城镇20多座，打破了日军以汤原等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新游击区，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联第6军转战下江各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第6军刚刚编成，便在第3军协同下，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
1936年秋，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第6军主力在军长夏云杰和参谋长冯志纲率领下，从汤原出发，越过松花江，进到依兰、桦川等县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几个月艰苦征战，入冬以后，南下部队返回了汤原游击根据地。
同年11月23日，第6军一部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军长夏云杰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夏云杰是抗联第6军的创始人，对建立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夏云杰牺牲后，第6军于1937年2月，在集贤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提名，决定由戴鸿宾继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任，并在原7个团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成4个师12个团。4月间，又增编了第5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声，辖4个团。正当第6军进行扩编之时，日伪军集中3000余人开始了对该军的春季“讨伐”。为避免损失，第6军决定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及第4师留在汤原地区坚持斗争。
各部在转移中，冲破敌军的堵截，先后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暖泉子、葫芦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桦川、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
与此同时，留在汤原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在冯志纲的率领下，取得了夜袭汤原县城的胜利。5月18日夜，第6军留守部队在汤原抗日救国会会员的接应下，首先从汤原城东北角突入城内。尔后分三路向纵深发展：一路直插伪县公署，并阻击日军守备队的反扑；一路解除北门伪警察武装，并以部分兵力控制退路；一路打开监狱和仓库，解救被关押的同胞，获取军用物资。拂晓以前攻城部队顺利撤出，并打退了日军的反扑和尾追。此战全歼城内伪警察和伪守备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缴迫击炮3门，轻机枪3挺，步枪60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70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3、第6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10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35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6000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8、第9、第10、第11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7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立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
1934年3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10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年9月，该部在抗联第5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6个师，约2000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