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全史》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绪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又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了新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经过激烈斗争，建立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
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反而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各战胜国之间的新矛盾。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的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日、意等国的实力很快得到恢复或加强。它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英、法、美等国的对手，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而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一方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德、日、意为另一方的“打破现状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为适应对外扩张争霸的需要，德、日、意开始向法西斯道路迈进。它们既与苏联和被压迫民族、周边弱小国家为敌，也与其他西方大国为敌，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后进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
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东方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二）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反“围剿”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出卖民族利益，主张武装抗日方面是坚定的。“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一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东北人民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上海第19路军的抗战，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1月，日军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仍继续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国策，一面在国内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扼杀长城抗战，破坏察哈尔抗战，镇压主张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一面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同时，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茶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全大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38页。]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尽管这佯，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毛泽东选集》（合订—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
1941～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日军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并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十大政策”[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和“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美英等国对中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国民党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继续保存实力，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以便将来用于消灭在艰苦抗战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这段时间国民党除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外，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八路军于同年秋冬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在缅北开始了反攻。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战略反攻。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阶段。此时，正面战场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军队，本应在反攻中有所作为。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保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1944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只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与此同时，敌后战场主动承担了对日举行局部反攻的任务。由于敌后战场反攻的胜利，弥补了正面战场的损失，并在整体上使在华日军的战略态势迅速恶化。进入1945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面临最后崩溃。中国敌后战场军民乘势进一步扩大局部反攻，取得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有限的局部反攻，同时，中国远征军继续在缅甸境内消灭日军，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这些都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5月，希特勒德国战败。7月，中、美、英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上旬，当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之际，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联盟战争，参战的同盟国的各个成员国都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和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第一个举起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义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长达14年之久，从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也8年有余。
1939年欧战爆发以前，英美等国不仅没有承担反法西斯的责任，反而纵容法西斯国家，造成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的重任达数年之久。经过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使其陷入“中国泥潭”，延缓了整个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的进程，为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粉碎远东慕尼黑阴谋，动员和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都起了重要作用。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欧、亚、非大批国家沦亡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与苏、美、英等盟国一道屹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对保证美、英、苏实施“先欧后亚”方针，避免两线作战，聚歼德国法西斯，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日作战，对阻止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战场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半数以上日本陆军。据日方统计，日军在战争中共死伤195万人。[〔日〕《昭和史事典》，1980年日文版，第212页。）其中中国战场死伤133万人，（〔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年版，第266页。]占伤亡总数的70％。
中国军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3500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380多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2/5；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1000亿美元以上。而美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32万余人，苏军伤亡3.2万余人。当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同盟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雄厚力量和积累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对战后世界特别是远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志，促进了各国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走向胜利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凌辱、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历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大都失败了。唯有这次抗日战争开创了历史记录，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伟大力量，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场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由几万人发展到120多万人；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这次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说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更加成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战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次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爱国主义蕴含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它不仅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富强昌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及其矛盾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及其矛盾冲突
（一）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爆发于欧洲，东方的日本与中国也先后参战，卷入战争的国家共达33个。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战胜国为处理战败国，并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未能消除战争根源，却埋下了爆发更大战争的种子。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揭幕，与会有27个战胜国及5个新成立的国家，代表共约1000余人。到1920年8月10日签订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为止，和会历时1年又7个月。会议由英、法、美、意、日等协约国五强国控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三巨头是会议的主宰者。
各战胜国依据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美国参战于1917年4月，参战最晚，损失最小。到战争结束时，虽然海陆军事力量不及英、法，但由于在战争期间向协约国销售军火，获得暴利，成了世界上头号债权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总统威尔逊在1918年1月8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废除秘密外交，缔结公开和约，实行公海航行自由，撤销经济壁垒，建立国际联盟等，为1918年11月11日贡比涅停战协定及巴黎和会定下了基调。
英国在大战中受到相当的削弱，失去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但在军事力量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海军力量占有相当优势。
英国力图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阻挠法国利用德国的战败而过分扩张，并维护在战争中获取的既得利益。
法国因在战争中遭受损失最大，元气大伤，负债累累。但法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控制着重要的战略地区。法国决心确立和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力图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分割领土等手段进一步削弱德国，进而控制中欧及部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及英法，但它除了要求得到1915年《伦敦秘密协定》所许诺的利益之外，还要求在巴尔干诸地扩张势力，要求割取阜姆港（今南斯拉夫里耶卡），变亚德里亚海为意大利的内湖，在东地中海建立霸权。
日本也是一个发了战争横财的国家，它乘欧洲混战之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肆扩张。
1914年10月占领原德属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11月抢占中国青岛和胶州湾。
1915年1月18日，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力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工业生产、黄金储备都大幅度增长。
因此，日本决心保住战争中掠取的既得权益并进一步同英美等国争夺远东霸权。
中国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也属战胜国。但中国的参战，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操纵和控制。中国为参战经费等问题，在权益方面遭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和会修改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
鉴于上述背景，和会自开始便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协约国五强力图根据各自意志来安排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尔后再讨论赔偿等问题；英法两国首脑则首先关注对德国的惩罚、战争赔款及殖民地分割，认为首先建立国联会更加强化美国的地位。因此，在英法两国的强力坚持之下，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处理问题。而中国山东问题，是关于。“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故围绕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与日本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志在必得。日本政府对其代表团规定：“第一、……绝对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原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发言正式提出，日本作为战胜国，根据同中国的“二十一条”及同英法等国的秘密协定，应该继承在山东的权益。翌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驳斥了日本的说法，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顾维钧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
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5～267页。]中国代表的发言，义正词严。巴黎报界普遍报道：“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中国在舆论上取得了胜利，“形势对日本不利。”[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9页。]
4月16日，英、法、美、意、日等五国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美国代表在会上提议将山东先交本会暂收，以后再议定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坚决反对，要求先由日本接收山东，然后再寻求解决办法。英、法、意三国代表执缄默态度，美国转向妥协。4月22日，在美、英、法三国首脑“三人会议”上，由中国代表列席。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不赞成顾的看法，即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是不公正的安排。条约的神圣正是大战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并非一堆废纸。如果条约与和平赖以存在的原则不符，我们还是不能废除过去的义务。”英国首相说：“英国与日本的订约是在极度需要日本的支持时进行的。……订立条约是严肃的，英国现在不能掉过头来对日本说‘行了，谢谢。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时，你给予帮助，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条约很不好，不应该执行。’”[《美国对外关系——巴黎和会1919年》第5卷，第146～148页。]而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随之附和共同压中国妥协，以接受日方观点。
日本代表还向会议表示，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受挫，将拒绝在国联问题上签字。建立国联是威尔逊最大的愿望，威尔逊于是提出，如果日本在一切军事权利上让步，而将协议仅仅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方面，他就将同意日本的要求。
29日，美、英、法三国会议邀日本代表出席，最后于4月30日议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第156至第158条对中国山东问题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在胶州领土内的德国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各项有关档案证券及文件，均于3个月内移交给日本。
这样，名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竟把对于战胜国领土主权及铁路、矿山等方面权利的分割写入条文，完全剥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战胜国的一切权利。这是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以及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虚弱性的大暴露。消息一传到中国国内，人民愤怒之极，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因此，中国代表团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是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19年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它列为《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国联正式宣告成立，协约国方面的五强国为常任理事国。国联成立后，实际上操纵在英法手中，美国因其要求未能达到，一度拒绝参加，苏俄也被排斥在外。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正义，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根本宗旨，但国联盟约并没有能够确定关于侵略的定义，也未能制定出制裁侵略的办法。国联不过是各帝国主义大国维护其自身利益，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
6月28日，各国在凡尔赛宫明镜厅正式签署《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共432条。战败国殖民地随后由国际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制度加以处置。
这些殖民地被分为土耳其地区，中非地区，及南非和太平洋岛屿三类，分别由委任统治国实行治理或纳入版图实施统治。德国的欧洲领土被割让1/8，赔偿问题先决定赔200亿金马克，最后决定的数额是1320亿金马克，并要担负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德属殖民地的中非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东非的坦噶尼喀划归英国，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列强从德国手中共夺走殖民地总面积295万平方公里。这样激烈争斗的结果，英国维持了海上霸主地位，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日本扩张了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列强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新秩序”即凡尔赛新体系。对战败国处置的各项条约，基本实现了英、法的复仇愿望，但战胜国之间的权益分配并不均衡，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伸张。
所以，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又在酝酿。正如列宁所说：“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二）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中国问题。德国势力虽然在远东消失，但日本的扩张却危及列强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日美之间的争夺逐渐加剧。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空忙一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因此，它除了在欧洲扶植德国外，又把扩张方向移向亚洲，试图在东方的争夺中得到补偿。1919年8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日本有关宣传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强调巴黎和会由日本归还山东的决议，公开警告了日本。
1921年7月，美国致函英、月、法、意及中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得到响应。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除上述邀请国之外，还有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共9国。会议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国务卿查理·伊斯·休斯、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
华盛顿会议首先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开始谈判，美国以维护“和平”、解除军备重担的响亮口号，要求限制英日的海军势力。会议通过的第一份文件是1921年12月13日所订立的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该条约要求互相尊重四国在太平洋的岛屿领有现状。四国条约的订立拆散了原有的英日同盟。会议通过的第二份重要文件是关于海军裁军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其数额美国、英国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这一条约对美国来说是又一个胜利，它使美国取得同英国海军相等的地位，并挫败了日本所要求的对美英比例70％的要求。美英亦对日作出了让步，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地域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
关于中国问题，这是华盛顿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为改善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华盛顿会议寄与了莫大希望，派出代表团人数多达130人，而巴黎和会专使团不过35—40人。[《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20页。]11月6日，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提出的赞成开放门户，实行与约各国在中国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美国为削弱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口号，反对独占和肢解中国，要求实现在华利益均等，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控制。
11月21日，美国代表卢特根据中国代表所提原则，为大会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归纳出“四点原则”：[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上），第8页。]
（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
（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生之困难。
（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
（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完全之举动。”
在会议进行中，1922年1月16日和17日，会议议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进一步引伸和补充了卢特“四原则”，强调反对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承认工商业机会均等。英国在华的势力虽受到了美国的排挤，但是，不让法国在欧洲加强霸权和不允许日本在远东确立统治的默契，使英美两国在远东暂时取得了一致。法荷等国意欲遏制日本的过分扩张，都追随美国。
2月2日至4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3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的规定是：“第一条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第二条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祖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应行清厘事项，……。第四条日本政府担任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之际，并将移交行政权时所必需及移交后中国治理该租借地及胶州湾周围五十启罗迈当地域所必需之档案、图样、册籍、单契及其他证书或各项签证之副本，现为日本所有者，交付中国政府。第九条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第二十三条日本政府声明并无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之意。中国政府亦声明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1页。]
上述各条，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在九国公约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国于1923年4月宣布废除1917年订立的《蓝辛——石井条约》。但是新条款仍然保持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中国将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在该区域自由居住，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山东问题。1927年和1928年，日本正是借口保护在华日本人，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在税则问题上，则完全保留了“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掠夺性原则。中国坚决要求的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放弃了有关铁路借款优先权等次要条款，但在东北等地的殖民势力则完全没有受到动摇。
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就以凡尔赛—华盛顿诸条约的缔结为标志，正式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部分解决了战时尖锐化的国际冲突，使战后国际关系重新得到了调整。但是，两次会议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整个20年代，各种矛盾都在与日俱增，酝酿着新的世界性大战。
（三）国际裁军会议
华盛顿会议只规定了主力舰比例，未规定巡洋舰及其以下的辅助舰的发展规模。各国海军军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有增无减。一些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的国家，如意、日等国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英、美、法等战胜国强国，也在努力加强各自的军事优势，并力图胜过对方，为了限制军备竞赛，1925年12月国联决定成立裁军筹备委员会展开裁军工作，自1927年至1930年，筹备委员会召开大小裁军会议118次，勉强拟定了一个60条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49项保留意见。
上述裁军活动，并没有能够真正限制各国军备的扩充。日本表面上裁减了部分步兵兵员，却加紧发展摩托、航空，电讯等现代装备，不断改善军备质量，谋求先进武器与技术优势。美国凭借巨大的经济力量，稳步扩充海军力量，使具有200年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深感担忧。1929年10月7日，英国以外相亨德森名义，向美、日、法、意四国发出邀请，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得到响应，1930年1月21日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上的分歧与冲突十分激烈，首先是意大利要求同法国平等，而法国坚决反对，英国调解无效，于是法意两国均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剩下英、美、日三国。英同美的要求也差距很大，经过讨价还价，达成英国巡洋舰比美国多1.6万吨。
会议上矛盾最尖锐的还是美国同日本，日本一直将美国看作是争霸太平洋的劲敌，因而力图坚持：“1.水上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成；2.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3.潜水艇保有量为7.8万吨。”[《冈田启介日记》，见《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页。]但美国则要求日对美比例仍如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例6成，双方坚持不下，3月13日美国提出了最后妥协案：日对美总比例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潜水艇为5.27万吨（与美国相等）。[《现代史资料》7，第44页]日本迫于国内经济危机，于4月1日由内阁会议同意并上奏批准。4月22日，日本代表在伦敦条约上签字。1931年6月31日，由国联邀请全部加盟国，准备在纽约召开陆海空全面裁军会议。但这些裁军会议均未取得任何成效。
总之，二十年代一系列国际裁军活动，并未能真正限制各国军备发展或制止战争。相反，日、意、德等国都从裁军活动中得到掩护，完善了各自的战争准备。特别是日本，以伦敦条约问题为导火索，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冲突，法西斯势力飞速膨胀。日本统治阶级为转移矛盾，解决经济政治危机，加快了对外侵略准备的步伐。
二、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建立
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7日）宣告苏维埃政权成立，对于当时还在进行的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均有着深刻的影响。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和平法令》（11月8日），提出了缔结和约的不割地不赔款原则，与德国于同年12月签订了为期10天的停战协定，随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了谈判，并缔结了和约。翌年3月，俄共第7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以暂时性妥协和让步，退出战争，使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机，以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
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制定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秘密外交。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废除沙皇俄国欠下总数达160亿金卢布的对外借款。同时也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周边弱小国家所订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支持各弱小民族的平等独立要求。1917年12月18日承认芬兰独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取得了独立。12月3日公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对外订立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波斯等方面各种秘密协定。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23年9月4日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过去沙皇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约定。1924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特权及特许等。[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25页。]
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列宁还拟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2页。]
苏维埃政权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各弱小民族的斗争，例如对土耳其的凯未尔运动的支持，对伊朗人民独立运动的支持等。苏联派出了越飞、鲍罗廷等来华支持中国革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支持国共合作，协助创建黄埔军校，派出了军事教官，提供武器装备，为反对旧军阀的革命战争培训了干部。
为了更好地领导各国人民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新的国际进行不懈的斗争。经过1918年1月各国社会党左派在彼得格勒的准备会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最后于1919年3月2日至6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决定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组成的五人执行局。1920年7月1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大会特别关注朝鲜“三一”起义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1922年1月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世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使西方列强感到十分恐惧，他们实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这一新生的政权。1918年3月，英国协同法国组织干涉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扶植沙皇将军，建立“北俄政府。”4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三名日本商人在海参崴被杀而强行登陆。7月，日本又同美国一道派兵支持被遣返回国途中在远东叛乱的捷克军团。到10月底，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的军队达7.2万人，并扶植了谢苗诺夫等傀儡政府。11月底，英法等国所支持的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上将在鄂木斯克叛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919年3月，由列强所支持的高尔察克叛军在北海、乌克兰等地集结，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被红军所粉碎。
1919年9月，邓尼金等人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再度被年轻的红军所粉碎。
1920年苏俄击败以波兰军队为主的协约国的第三次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打破了列强武装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
1920年1月，美国宣告从西伯利亚撤兵，日本继续赖在西伯利亚，企图长期占领该地区。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占领遭受到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及俄国人民的沉重打击。美国出自维持远东平衡，反对日本的过分扩张，因而迫使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表示撤军。
1922年10月，除北库页岛之外，日本从西伯利亚大陆撤出。
至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粉碎了列强的武装干涉，在国内建设上亦取得了成就。苏俄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迫使列强走回谈判桌上来。1922年，在热那亚和海牙先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方诸国包括苏俄共34个国家。会议讨论了关于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外债问题，苏俄要求英法等国赔偿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协议。会后，苏俄同德国缔结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拉巴洛条约》。
英国于1924年2月2日向苏联递交照会，正式承认苏联。同年10月德国承认苏联。1925年日本自北库页岛撤兵。
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阵线，国际政治格局中又增加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加剧和扩大，列强殖民宗主国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相互支援，又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及其分赃不均，造成一战后的民族复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膨胀，连同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未的大危机，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得以崛起的两个重要条件。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于一战期间，其头目墨索里尼自1914年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以来，大肆宣传民族沙文主义，鼓吹侵略战争，于1919年3月正式组织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意大利成了首先恶化一战后欧洲格局的主角。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曾作为“四强”发起人之一，坚持要求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权益，要割取阜姆港。但英法美等国不愿意意大利势力在地中海过分扩张，只将的里雅斯特等地割交意大利，而将阜姆划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乘机鼓动沙文主义，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墨索里尼指责政府软弱，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加莱阿佐·齐亚诺：《意大利面临战争》，米兰1939年版，第16页。]
法西斯文人邓南遮则组织志愿队占领了阜姆城，宣布阜姆与意大利合并。在这些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中，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而国内经济危机又为法西期主义提供了温床。据统计。1921年第一季度与1914年相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开销增加560％，1919年和1920年移居国外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2.26％，达86.7万余人。[费德利科·卡鲍德：《当时意大利（1918—1948）》，意大利1961年版，第28～29页。]
在这样的条件下，1920年5月24日，在米兰召开了意大利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暴力行动为方针的基本纲领。进而在1922年10月发动暴乱，组织“向罗马进军”，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府。随后，经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1928年颁布法律决定法西斯大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构，确立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完全统治。
德国的法西斯兴起于20年代初，由希特勒组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希特勒在其《廿五点纲领》及《我的奋斗》中宣布，纳粹党的根本目标是取消凡尔赛条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由凡尔赛条约而重新划定德国边界，并剥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成了纳粹党煽动复仇主义的借口。
纳粹党首先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地区迅速发展，德国国防军及巴伐利亚军人在这里组织有军国主义的“自由团。”曾任德军总监督，与兴登堡总参谋长共掌军权的鲁登道夫居住在这里，是希特勒的坚强支持者，也是1923年纳粹党组织“啤酒馆暴动”的直接参预者和领导者。
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西方所称为的“黑暗的星期四”[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3.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页。]，即10月24日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意、德、日法西斯主义的膨胀，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德国，危机期间工业生产降低了40.6％，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全国工人将近半数失业，小农成批破产。希特勒以“社会主义”为旗号，向广大民众许诺提高工资、消灭失业、企业国有、严惩奸商、实行土地改革等，蒙骗了大批群众。纳粹党员从1925年的2.7万人，激增到1930年的38万人，并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希特勒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鼓吹反“凡尔赛压迫”。
1932年希特勒在演讲中煽动说：“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物资、政治和领土的损失，”“13年来我们由他人摆布！”[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第47页。]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国际格局与德国的国内危机形势相结合，最终导致希特勒的纳粹党于1933年夺取了政权，并凭借德国国力形成了欧洲主要的战争策源地。
国际法西斯主义自产生伊始，即鼓吹战争，提出一整套赤裸裸的对外扩张理论。墨索里尼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他还宣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与有益性。……同样，一切国际性和社会性的（和平）组织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希特勒信奉“战争万能论”。他鼓吹“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他说，“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40页。]他认为，经济也只能依靠战争来推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23～124页。]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促动，国家内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列强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动摇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起来的短暂平衡。意大利法西斯率先发难，于1922年3月3日突破列强对其向巴尔干扩张的限制，以武力夺取了南斯拉夫的阜姆城。接着，1923年8月31日武装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当希腊向国联提出控诉后，墨索里尼拒绝国联干预。科孚岛是亚德里亚海的锁钥，意大利占领科孚岛，显然极大地危及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摆出战争架式，向意大利提出最后通牒，才迫使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一道回到谈判桌上来。1924年意大利控制了利比亚。1926年11月胁迫阿尔巴尼亚订立“地拉那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成了意的保护国。
1931年意大利征服了利比亚。
在20年代的德国，纳粹党虽未最后执政，但也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一样，在多方面影响着德国的内外政策。20年代后半期德国外交家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在去世前曾对英国记者谈到：由于纳粹党及右翼团体钢盔团等组织，“我们本来能争取德国青年支持和平和新欧洲，但我们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和你们的过错。”[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香港中文版，第261页。]1930年，纳粹党在608席的国会中已占有107个席位，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势力。
国际法西斯在20年代的战争叫嚣，对于英美等国的和平主义也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总统威尔逊拟定的十四点计划所宣扬的各国平等，限制军备，防止战争，曾在和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促成一战后裁军及和平主义的潮流。
英国战时内阁还决定，英国的军事部门编制预算所依据的假定应该是：“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3页。]
但到1932年3月23日，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决定，十年无大战“这个假定业消了。”[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4页。]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在东西两半球磨刀霍霍，这不啻于对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国的民主派一记耳光。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严重毒化了一战后的和平空气。
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在西方泛滥，分散了列强对于日本在东方扩张的注意力。同时，日本还从意大利和德国方面取得了借鉴。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日本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相互支持、相互推动，加速了法西斯战争准备的进程。[《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二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战略
日本国与中国和朝鲜隔海相望，为西太平洋上一个新月状岛国，本土面积约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的1/3，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的1928年，人口约6210万人，相当于中国1/8强。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作为近代经济与战争所需要的铁、煤、棉等主要物产，均不能自给。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近百年来竟然成为地球东半部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角！自明治维新后不久的1874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10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近百年间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的形成
（一）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日本国历史上曾长期分裂，战乱持续不断，在11世纪前后形成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阶级，日本的封建社会实际是武人执政的军国主义国家。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形成了以忠信、勇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武士道”。它不但是军国主义的思想道德支柱，也是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日〕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的育成》，时事通信社，1982年版，第28页。]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其筹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88年）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他向部下许诺：“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08页。]
佐藤信渊（1769—1850年），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鞑靼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页。]
吉田松荫（1830—1859年）主张：“晓谕琉球朝谨，使之于内地诸侯等同，责问朝鲜，使之抵押人质，奉纳贡物，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玖村敏雄：《吉田松荫的思想和教育》，岩波书店，1942年版，第168页。]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其历史上的扩张思想，对后来日本对外侵略不无深刻的影响。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
1868年4月6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翰》（即御笔信），宣布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提出进行对外扩张侵略的总方针。
明治政府为实行其侵略政策，又改革军制，推行“国民皆兵主义。”[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和政治》，黑潮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于1872年12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强制国民为其战争政策捐献生命，贡献“血税”。
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仰朕为头脑……。”[防卫厅防卫研研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4页。]要求全体官兵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德行，成为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参谋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10余名军官，以驻在武官与语文研究生名义到中国，刺探中国的洋务运动等各方面情报，并综合写成《邻邦兵备略》。日本参谋部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借助此书向天皇上奏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始可守。”[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馆，中译本，第28页。]露骨地提出通过“强兵”以“富国”的侵略方针。为推行其扩张路线，明治政府通过军事改革确立了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
1878年，将属陆军省的参谋局改为参谋部，规定参谋部长直接辅佐天皇，在有关统帅权事项方面可以直达天皇而进行“帷幄上奏”。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末公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报告。”[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这样剥夺了内阁的兵权，决定了“参谋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1893年，海军也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同时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使参谋总长以大本营参谋长的身分，协调和控制陆海军。至此，形成统帅权独立于内阁，陆海军并属于天皇，军政与军令权分立的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它造成了一部以默武扩张为根本任务的战争机器。
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在90年代初期进一步确立了大陆政策。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203页。]同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7页。]
山县有朋在对天皇奏文中进一步写出：“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陆之道路而后必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日本历史》卷18，岩波书店，第137页。]公然将邻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外扩张企图。因此，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说”为标志，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政策业已形成。
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山县有朋监修：《陆军省沿革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68页。]
山县有朋曾在一份上奏文中说：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尤如渴饮饥食。”[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92页。]
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之后，作为陆军上将兼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上奏强调：“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舰，力展四方。”[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19页。]
其后强调要在俄国远东铁路计划完成之前，同英国修好结盟，早日分割并控制朝鲜与中国。1890年山县有朋还先后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鼓吹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等列强争斗。山县内阁外相青木周藏又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要点是：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将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21页。]，得到内阁认可。
据此大陆政策及对华对朝战略，日本加剧扩充陆海军，逐步完善了侵华作战的组织指挥系统。
（三）早期侵华活动及其在东北的殖民势力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尽管羽毛未丰，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对外扩张及侵华行动。
1874年，日本借助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软弱的清政府承认其出兵是“保民义举”，赔款白银50万两。1870年3月，由内务大臣率领军队与警察强行进入冲绳，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软弱的清廷徘徊观望，举措无方，只好于同年8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解。对于格兰特的分割琉球建议，日本政府起初同意将冲绳群岛的宫古和八重山岛归属中国，其北划归日本[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8页。]。
然而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对琉球鞭长莫及，日本终于将琉球完全侵吞。
在对南边海域扩张同时，日本又西侵朝鲜。日本视朝鲜为侵入东亚大陆的跳板，是利益线的“焦点”。曾于1882年、1884年两度策动兵变，均遭受到朝鲜人民及中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虽攫获部分权益，但未能完全独霸朝鲜。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了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完全占领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彭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权益。
日本的军国主义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的获取，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紧接着日本发动了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夺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9月派遣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这样，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再加上在天津等地的驻军，渤海几乎被完全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最后，迫使袁世凯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
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通过上述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华北各地。其中特别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其主要组织机构有：关东都督府，1905年设关东总督府，翌年改为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管辖关东州，掌管南满铁路。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分管行政事务与军事。
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长官以文官充任；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天皇。关东军的设置强化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铺平了道路。
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正式营业于1907年4月1日，总部设东京，后迁大连。满铁的建立及其性质，正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鹤见佑辅：《后藤新平》卷2，第914页。]
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各线业务外，还控制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广泛经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例如抚顺的煤矿开采，鞍山的铁矿采炼等等。
1925年12月至1928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投资额14亿余日元，其中由满铁名义投资75150万日元，占其总额54％[《现代史资料》11，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167页。]。满铁还要经营所谓“满铁附属地”，即南满各线路干线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土地，这使满铁铁路线成了一块独立的国土。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有庞大的“满铁调查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曾在该部任职。满铁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
此外，还有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公开的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也是最早的对华侵略据点之一，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就曾在该馆任职。
上述三家主要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三把刀子。它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各有归属，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勾结，互相补充，在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方面，都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二、日本的国防方针与侵华作战计划
（一）国防方针的制订及修改
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攻势作战”原则，《国防方针》规定，“帝国国防将以攻势力根本宗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0页。]
从而正式将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作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强调重视初战，实行速战速决。这也是日军一贯的原则。《国防方针》规定，“要保持初战的强大威力，采取速战速决主义。”[〔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59页。]
第三，关于主要假想敌国，日本军国主义所确定的假想敌国是依据不同形势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的。1907年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头号假想敌是俄国，目的是维护并扩张日本在满洲等地的既得权益，设想的基本战场也是在朝鲜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中国的东北则继之成为其首要目标。中国在实际上是日本所认为的主要的战争对手。
日本的国防方针提出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和19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改中，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于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然而1923年的第二次修改，则制定了对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这也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冒险性。
关于主要假想敌国，1923年第二次修改中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日〕《陆军军战备》，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在这里，中国在字面上是日本的第二号假想敌，其实，日军从来就是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的进攻对象。即使是在构想对美、俄作战时，日本军部也在筹划着“平定大陆要域的所必需兵力的整备”，这些要域包括：“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日本战犯铃木贞一在战后回忆说：日本陆军一直在“以对美俄中同时作战为中心而筹划方案。”[〔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对日本来说，无论对美、对俄作战，日本都要筹划其“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页。]无论日本的国防方针怎样改订，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的侵略对象。
（二）侵华作战计划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其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分别占9％、41％和50％[据〔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计算。]。
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向。其具体计划和兵力分配是：
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
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一个方面军，2个集团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汉口方面，派遣1个集团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走。
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这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在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为完成这一计划，1925年由日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烟俊六上校为团长，纠集各主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参谋人员及陆军省、海军方面的官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汉口等地区进行了现地侦察。
（三）东方会议及《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
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子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
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崎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今并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楫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耀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大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
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踞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
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6123人，伤1700人。[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月16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5月17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16页。]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年6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年6月4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相等人支持下，于7月3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年版，第139页。]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年12月29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279页。]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宁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
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利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1840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1911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
12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1912年3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
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1915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棋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年8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200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100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人们寻求革命真理改变现状，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当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各界人士曾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固为我国之大幸”。[《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但是，巴黎和会在实际上是战胜国宰割战败国，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正当要求被完全否定。
1919年4月30日，和会对德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正式议定，由日本接收山东权益。5月1日，中国《大公报》首先报道：“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湾租借地之对日外交战，业已失败。”其余各报相继作了报道，全国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3所北京高校学生3000余人首先到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北洋政府立即出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30余人。5日，北京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走上街头，商界随后也举行罢市，使运动迅速进入了全国性的工、学、商联合斗争的新阶段。江苏、四川、广东、河南等20余省及天津、杭州、成都、昆明、沈阳、兰州、广州等100余个城市的工人、商人参加了罢工、罢市。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至1921年，全国罢工达161次参加约24万余人，在当时民族工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在巴黎的中国使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后期，运动的主题已不再局限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而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场新的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学会、书社等群众组织，主编进步报刊，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五四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旅欧和留日共产主义者小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由7个地区共产主义小组选派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并确定当前把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任务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而当前最近迫切的任务是：
“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
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
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12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6页。]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胜利的方向，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邓中夏等负责。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还选派了优秀党员深人工农群众，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人数超过30万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由于遭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5午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了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作好了组织准备。紧接着，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反帝大示威，遭到英国巡捕暴力镇压，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下，上海2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部份商人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暴行。
随后得到各地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支持，形成了全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前后坚持1年零4个月，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等列强，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还重视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由彭湃、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至1926年9月，先后举办6届，共培养农民运动干部797人。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共有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已由1926年6月的3.8万人猛增到200余万人，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地农会成立了“梭镖队”等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农协组织已遍及全国17个省。至6月底，全国农协会员已达945万人。
蓬勃发展的全国工农运动，其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直指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英国侵略者迫于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两度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遭受失败。这时，周恩来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3月21日，周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组织了第三次大罢工并转入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80余万人，经过30多小时血战取得胜利。于3月22日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政权机关——上海人民临时政府，迎接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在工农运动的普遍发动中，人民群众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洗礼，民族的觉醒已进入新的时期。
三、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一）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受失败后，于1921年5月5日再度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但由于陈炯明叛变又归于失败。在这屡遭挫折，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开始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继1922年6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之后，中共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孙中山接受中共建议，并在中共的帮助之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占代表比例11％。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新的党章、党纲和改组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决定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林伯渠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改组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孙中山多年奔忙却屡遭挫折的局面得到扭转，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到军校工作和学习，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了各种负责工作。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正式开学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共招收学生5期约7390余人，为建立广东根据地、平定商团叛乱和进行北伐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武装骨干。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方各派军阀却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混战，先后爆发过1920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初奉浙战争，其间还有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反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战争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统一全国的13项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带病北上，12月底到达北京，同北洋政府进行了斗争。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发动叛乱，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组成东征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所辖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形势得到巩固，为扫荡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左派廖仲凯、宋庆龄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杀了廖仲凯。蒋介石策划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大权。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动员令。
北伐军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体组成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第4、第7、第8军等攻克醴陵、株洲、长沙等地后，随即攻入湖北，连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并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2军和第6军，攻人江西歼灭了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军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北洋军阀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退守绥远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戈南下，占领陕西，进军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胜利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之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为谋求外国的“援助”以实现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亦密谋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在江苏、浙江、广东各地亦进行了同样的逮捕与屠杀。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亦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四、新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与“分共”，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内部宁、汉、沪、桂等派系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曾于8月暂行下野。1928年宁、汉、沪三派由对立转向合流。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政府和中央党部，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派达成暂时妥协，“并于4月发动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张作霖被日本预谋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
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杨增新为主席的省政府，于6月20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这种形式统一，不久又告分裂，产生大规模的持续混战，先后发生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2月的蒋桂张（发奎）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在这些混战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府，并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军事经济实力雄厚，又以进攻威胁与分化瓦解相结合，因而多以蒋的取胜而告终。
1931年5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为其军事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依靠军警宪特的血腥屠杀，建立独裁统治，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广大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言论行动等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农民遭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单是附加税，就超过正税“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蒋汪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中国。由于逮捕和屠杀，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而农会会员大部分散失，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进行武装斗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2万余北伐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一举攻占南昌，随后向广东等地转移。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9月9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随后与转战而来由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逐渐发展形成联结赣、湘、闽、粤等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自1927年秋到19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武装起义还有：湖北、安徽、河南边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来开辟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来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湖北西部发动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士兵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此外，粤、陕、川、苏、鲁、冀等省，也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全国共有300多个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小共15个革命根据地，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惶不安。他们不断地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组织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直至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大规模的“围剿”，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取得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和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把武装斗争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经济和思想战线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坚持革命事业，开展土地革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
在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解决了怎样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为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尔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一、制造舆论，拟定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从幕府末期开始，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东方会议”的召开逐步加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8—1945）下卷，1969年版，第118～119页。]1925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74页。]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第85页。]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5页。]
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4页。]
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
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日〕山浦贯一：《森恪》，第995～996，第993～994页。]
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地图。同一天，日军参谋部中国组组长影佐祯昭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也妄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412页。]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
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屠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他们还印发了1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文中声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和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1页。]
6月20日在沙河口举行讲演会，支部长结城在开幕词中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2页。]
7月，该联盟向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500册名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声称：
第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是“我们先辈”估计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到来而确定的，所以把它作为生存权而加以保卫，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
第三，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2～163页。]
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4次，即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以及1931年7月的第2次“北满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曾亲自带领关东军参谋前往长春进行过一次侦察。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至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现地侦察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扩充军备，加紧部署，频繁演习
1930年度日本军费为4.4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41％。日本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90％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1931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30.8万人，其中陆军17个师23万人。
1931年4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2师（师长为多门二郎中将），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16师换防。第2师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为的是适应侵略东北在寒冷地区作战。
7月1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日本调1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2年调换1次的制度。同时，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240毫米的榴弹炮等（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2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赐从神户运到大连的。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以后，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这些火炮后来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日〕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版，第94～107页。]
在加强关东军独立作战能力的同时，日本还于7月从本上增派了1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并且，命令驻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行动。
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当日上午，本庄繁中将到叶山夏宫晋谒日本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向他授子新职。本庄繁是侵华老手，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中国东北的情况十分了解。
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日本将此而人派来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安排。同月3日，本庄繁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日本）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如下：
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
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中将（驻旅顺）
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照俉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15旅：旅长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步兵第1～第6营
旅顺重炮营
关东军宪兵队等，总兵力1万余人。
8月20日，本庄繁走马上任。9月1日，对所属“训话”，反复强调要“应付非常局面”。9月7日，他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9月8日，本庄繁到沈阳，在石原莞尔陪同下访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3日，本庄繁偕板垣、石原等一行9人赴长春视察，在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的训示中说：“查最近匪贼跳梁益甚，不仅妨害铁路运行，并且多次窥视我附属地，诚堪忧虑。对于敢于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297页。]
l4日，观看长春日军演习。15日，赴四平、公主岭等地检阅日军。18日，检阅第2师驻辽阳的部队，在讲评的最后，本庄繁对多门师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68页。]日本关东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进入1931年后，演习活动更加频繁。
1931年4月，多门师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金县县城）的演习。6月9日，驻长春日军借满铁占用地区举行城市巷战演习，不顾中国公安警察阻拦，强行越出满铁占用地界架设枪炮。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3旅司令部宣布：自即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
8月4日，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进行军事演习，擅自越界架桥，施放水雷，侵犯中国领土领水。
15日，日军更越过图们江到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演习。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19、第20两个师，全部调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8月18日，驻沈阳日军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居民地战斗演习。9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9月2～5日，驻沈阳日军在文官屯、旺官屯、关帝庙各处，分别进行围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兵工厂及沈阳城等各种作战演习，驻长春日军以城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为战场，演习攻击长春城。7日，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日军守备队第3营，开始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8日，东北各地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奉陆军省密令，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城市报到。
同日，驻沈阳日军在北大边门与合堡大街等处进行攻城、巷战等作战演习。
15日，在沈阳的日军第29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举行攻打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战争气氛愈来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挑起事端、寻找借口
1931年7月、8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一）“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侵略东北的口实，导演的一起大规模反华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条约规定划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为特区，容许朝鲜人垦殖。]所走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东北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每垧相当于7亩。下文的一丈为3.3米。1里为0.5公里。]，为期10年。呈县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这条水渠“宽约三丈，深在三丈以内不等，长约二十里；此壕工作强横进行，已完大半，损坏良田一百余垧；将来渠成，一值大水之年，附近良田二千余均悉将直受水害”，[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75页。]因而引起当地中国农民的担心。5月20日，中国农民代表100余人向当地政府呈诉。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反而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渠筑坝。日本领事馆还增派了约50名警察，准备镇压中国民众。7月1日中国农民眼看沟坝将要修成，自己的大片熟田会被淹没，这是个关系到死活的问题，于是自发地集合起300多人前来填沟，结果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后来，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朝鲜农民于同月11日修成沟坝并通水。
在这次冲突中，中国农民多人受伤、被捕，而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无伤亡。可是日本却大造舆论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因而在朝鲜国内发生了大批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仅在7月3日到9日的1个星期内，华侨就有100多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数百所。在日本掀起的朝鲜暴力排华风潮中，自朝鲜返回国内的受难同胞，到7月10日为止已达4500人，其中返回安东（今丹东市）的难胞为2881人。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
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沟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东北自由居住等无理要求。同日，朝鲜人在万宝山马家船开渠放水，致使民田被淹数百垧。日本军警在该地强行搭设帐棚20余座驻扎，附近不许中国人进入。
7月19日，民政党总裁、日本政府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对万宝山事件表示了蛮横的态度。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借任何牺牲，毅然奋起”。[［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1，第260页。]
从7月22日起，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日方竟然搬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有效，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使谈判陷于僵局。这场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本来就是日本为了借机扩大移民和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毫无结果。
（二）“中村事件”
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6月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其中大部是旧贵族。]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挑甫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为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本无可非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并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0页。]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考虑得更具体，他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2～423页。] 据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的记载，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都感到“事变”即将爆发。
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大规模武装入侵开始
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了多年之后，预定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同年6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们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及有关事宜。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参与其事。
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驻虎石台）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密令。计划中决定在爆炸铁路的同时，攻击北大营，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这一任务分别由独立守备第2营营长岛本正一中校（驻沈阳）及其所属的第1连连长小野正雄上尉（驻沈阳）、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驻抚顺）、第3连连长川岛正上尉和第2师的第29团团长平田幸弘中校（驻沈阳）、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校（驻沈阳）负责。
制造事件的时间本来确定为9月28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是在8月间军部人事调整时担任该职的，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
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桥本立即利用建川与板垣之间使用的私人密码本，向板垣接连发了三次密码电报。第一次说：“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第二次说：“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第三次说：“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板垣接到桥本的电报后，与石原、花谷、今田等人反复研究，因得知建川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决定提前在9月18日发动事变。在作为特使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被安置在菊文饭店欢宴住宿的同时，争变的准备工作也已一切就绪。
9月18日，今田新太郎告诉河本末末等人“今晚动手”，川岛连检查装备，进行全副武装演习，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河本带领七八名部下，将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的两侧。是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里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3页。]
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06页。]
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就决定利用敌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据赵镇藩回忆：
“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的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杭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7页。]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营和第2师的第29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2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
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2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29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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