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力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
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治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矾国昭中将等。情报部长桥本介绍了沈阳附近的战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张学良的部队还没有全体出动攻击”。[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60年间的哀欢》，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军务局长小矾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蚊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
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
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苛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这样，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说：“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
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殁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旅长王以哲
第12旅：旅长张廷枢
第20旅：旅长常经武
骑兵第3旅：旅长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镇守使：张海鹏（辖省防旅）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辖省防旅）[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23个县。]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22旅：旅长苏德乃后为赵毅
第25旅：旅长张作舟
第26旅：旅长邢占清
骑兵第4旅：旅长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李桂林（辖第23旅）
延吉镇守使：吉兴（辖第27旅）
滨江镇守使：丁超（辖第28旅）
绥宁镇守使：赵芷香（辖第21旅）
依兰镇守使：李杜（辖第24旅）
炮兵第10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1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2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3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2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军海
防舰11艘
江防舰8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国民党行政院档案〔2〕3374。]
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3月24日。]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榊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
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H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好。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参见附图l）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
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
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
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39页。]，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日〕《现代史渊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4页。]
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
“（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
（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
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9日，马占山书面答复本庄繁说：“为披沥诚意，本拟与张海鹏交涉，可是张尚未奉中国政府之命，而且日军又将江桥附近路线切断，为此，不可能与张协议授受政权。”[〔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3页。]
日军认为马占山没有诚意，遂于12日13时又由林义秀转交了本庄繁的通告：
（1）马占山下野；
（2）马占山军从齐齐哈尔撤退；
（3）为保障洮昂线安全，日军之一部派至龙江车站，并限于12日晚12时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2页。]
但当日晚，即遭到马占山拒绝。
关东军用“和平”手段威逼失败后，积极准备发动薪的进攻。11月11日，关东军发布命令，调第2师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12日中午，日军骑兵第2团在部分步、炮兵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13日，日军将嫩江桥修复，满载补给物资和兵员的列车开到。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师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39旅的3个步兵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进攻。13日深夜，关东军接到陆军大臣有关与马占山交涉的训令：
（1）马占山军必须撤退到齐齐哈尔（含）以北；
（2）马占山不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兵；
（3）马占山军不得妨碍洮昂铁路的运行，如有妨碍，帝国将立即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手段。
上述条件，限马占山自11月15日起10日以内实行，限16日正午以前答复。[〔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随后，又接到参谋总长命令：
（1）马占山军如接受并实行我方建议，可令嫩江支队将主力集结于郑家屯以东；
（2）马占山军如不接受我方建议，或接受而不实行，贵军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关东军一方面让林义秀和清水通过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张仲仁，将此意通知马占山；另一方面命令第2师从17日起发起进攻。至18日，日军第2师主力已全部增援至嫩江方面加入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后被迫撤退。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分三路追击。
19日下午，占领齐齐哈尔。从此，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由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在全国各界的谴责和国民党派系斗争激化的情况之下，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不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但他在暗中仍操纵着大权，并伺机再次上台。
（二）侵占锦州，攫取辽西地区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即将作战方向转向锦州，以夺取整个辽西地区。
锦州为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叉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为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作战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以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9月底，两署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桃南的步兵第20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12旅沿大凌河布防。另外还有步兵第19旅、炮兵第8旅与炮兵第6旅第13团以及沈阳步兵第7旅之一部，兵力约2万，火炮约70门。
1931年10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轰炸锦州。
10月8日中午，日机11架（侦察机6架、轰炸机5架）从沈阳机场起飞，13时40分飞抵锦州上空，对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的交通大学、第28师兵营和张作相公馆等处投下25公斤重的炸弹75颗。接着，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好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派奉天讲武堂教官日本预备役步兵上尉仓冈繁太郎等14人为顾问，收买利用土匪组织伪军，骚扰辽西地方治安，并策动张学成叛乱，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出兵辽西。但是，这两股汉奸土匪武装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消灭。这样，日军便又寻找别的借口，以便直接出兵攻占锦州，夺取辽西地区。
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 [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由日本浪入及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袭击华界，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驻天津日军下令戒严，土肥原等策动薄仪去东北充当傀儡。11月26日，土肥原又制造第二起天津事件，关东军以侵救天津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指向锦州，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
11月26日夜，关东军接到驻天津日军的急电称：“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本庄繁立即复电：“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11月2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混成第4旅沿北宁线进至大凌河一线，掩护军主力开进，并为进攻锦州附近中国军队阵地实施侦察；令混成第39旅和第2师主力到沈阳集结。同时派飞机搜索锦州方面守军的情况并支援混成第4旅行动。8时以后，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中国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国民党政府经与英、美、法等国商议，已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所以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怕引起国际上的反对，又于当天下午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进入辽西的部队一律撤回到辽河以东。日军其他后续部队也退回沈阳。
12月上旬，关东军为了一举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一再以所谓“讨伐匪贼”的名义要求增派兵力。
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
12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决定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经天皇批准，于12月17日派遣混成第8旅，27日派遣第20师司令部和混成第38旅，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侵入中国东北参战。日本新组成的犬养毅内阁也同意了军部进攻锦州的计划。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给关东军下达侵占锦州的内部训令，关东军随即作好了进攻锦州的一切部署。12月28日，日军第2师、第20师、混成第39旅、混成第8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1月1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
锦州守军由于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12月29日起即开始撤退；1月3日晨，全部撤出锦州。3日下午，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本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占领。接着，关东军下令重新调整了部署。
（三）侵占哈尔滨，攫取东三省特区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夺取哈尔滨的计划，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建立了2000余人的特区警察队。但是，哈市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铁护路总司令兼第28旅旅长丁超、第26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吉林沦陷后，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11月间，张学良和张作相即电令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并委派其任代理主席，委派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不到一个月，各县政权组织迅速恢复，形成了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伪政权的对立，打乱了日军占领整个北满的计划。于是，日军一面拉拢张景惠，一面把投降日军的原吉林省军编成5个旅，并以投敌叛国的原师长于琛澄为“吉林省剿匪司令”，企图消灭抗日力量。1932年1月，于琛澄率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及马锡麟、刘宝林两个混成旅，在日军少校东宫铁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愉树将东北军第25旅击溃。23日在拉林附近与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部发生战斗，冯部撤退。然后，于部伪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
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里外夹攻，正当哈市形势发发可危、人心惶惶之时，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领1个团于25日星夜赶赴哈尔滨，与第28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于琛澄另派刘宝林率一支伪军开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2月1日被第22旅旅长赵毅所率领的部队包围，大部被歼。
当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于琛澄伪军进攻受挫后，便以哈尔滨形势不稳为理由，要求出兵，立即得到陆军参谋部的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少将率该旅（欠步兵第29团）、野战炮兵第8团第1营主力组成长谷部支队，紧急开赴哈尔滨；同时命令驻沈阳的步兵第29团准备出动。29日，本庄繁又命令第2师主力和第29团到长春集结待命，沈阳的独立飞行第9中队也调至长春。
30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第2师经双城、哈尔滨外围等激战于2月5日进占哈尔滨。吉林抗日军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但数量不过1.2万余人。至此，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原省区的政权和东北军逐渐瓦解，以若干爱国将领率领的部分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三节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的出笼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亦即三种形式：
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
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
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61、第189页。]。
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即9月19日至22日的几天内，关东军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日军参谋部派遣的建川美次少将以特使身份参加了讨论。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1）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2）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3）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4）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89页。]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约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研究和炮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
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炮制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4页。]，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42页。]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些具体补充。
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但其基本点，都不外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说的“关于建立新政权的三条根本原则”，即：
（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
（2）一手统一满蒙。
（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1932年1月13日，板垣捧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带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由东京返回沈阳。从此以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校发电，让他制造事端，遂酿成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二、拼凑伪省政权与成立“自治指导部”
日本关东军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向东北各地的进攻仍在进行，所以决定随着军事占领地区的扩大，先成立省、县等地方伪政权。
1931年9月22日，日军参谋副总长致电派到沈阳的建川美次，表示同意开始进行谋略活动的意见。于是，当天16时，关东军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把住在日租界的傅仪等置于其“保护”之下。接着又连日派人分别同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的熙洽、桃辽的张海鹏、东边道的于芒山等人进行联络。[〔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J985年版，第191～192页。]
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他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页。] 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
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几经周折。日军占领沈阳后，根据吞并领土方案，立即任命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当改为建立“独立国”方案后，日本陆军中央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太为露骨，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为物色适当的人选，直到10月20日，关东军才让土肥原下台，起用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沈阳市长，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督。
辽宁省的傀儡政权，先是在1931年9月24日，利用亲日派袁金销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充当副委员长，暂代行省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四民”指商、工、农、学。]，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又组织了“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9月28日，赵欣伯等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
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11月20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 12月13日决定用事变后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伪省长，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解散。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臧式毅就任后，任命原维持会顾问金井章次为省政府首席顾问兼交通委员会顾问，大雄峰会骨干分子中野琥逸为奉天市首席顾问；其它重要部门也均有日本顾问。至此，在辽宁总算拼凑成了脱离中国而在日人控制下的“新政权”。
张景惠在哈尔滨拼凑治安维持会。当时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附属地属于东三省特别区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9月22日，板垣秘密策动他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9月27日，张景惠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又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招募2000余人的“特区警备队”，枪支弹药均由日军秘密提供。由于哈尔滨周围驻有抗日武装，哈市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所以直到1932年初，张景惠才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叛国。
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动下，吉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1日宣布“独立”，自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同月16日，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黑龙江的伪政权是在马占山决定投敌后建立的。
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继续坚持抗日。25日，日军扶植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见马占山未降，迟迟不敢就任。30日，日军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曾致函马占山诱降，马未予置理。但马占山常与赵仲仁及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等来往。这两个汉奸常到哈见张景惠和日本人，密谋将马占山出卖，实际上他们已成为马占山的入幕之宾。
12月6日，本庄繁派板垣一行5人到海伦诱降。马占山于7日晚会见板垣。板垣以不反抗日军为条件，诱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军政帮办或警备司令之职，而把黑龙江省主席职务让给张景惠，遭到马占山的拒绝。此后，板垣极力催促张景惠出面，从事诱降活动。马占山允许张景惠到黑省政府主持政务。但不许有日人干预，且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
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的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就任黑龙江省省长。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张即于当日下午乘火车赴龙江。翌日，张景惠发表就任伪省长宣言。然后，委派当地绅士吉祥代理伪省长职，并组成顾问部。
当天下午，张景惠返哈尔滨。伪省府的实权，完全由日本顾问村田悫鹰等人掌握。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市，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好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伪“自治指导部”，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等。
“自治指导部”受关东军参谋部指挥，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和自治训练所。关于“自治指导部”的情况，曾任该机构社会部长的笠木良明，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
“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独立运动，给独立运动以指示和援助。这个团体的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于冲汉，此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但占全体人员的90％，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
“这个团体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上卷，第345页。]
“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除命令各县贯彻“自治指导部”的条例和章程外，并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和指导各县的施政。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大多由“自治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培训出来的汉奸充任。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主要工具，同时还是制造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以图盗用“民意”，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三、策动溥仪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傅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6页。]
他恰好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交待：“溥仪之所以被选中”，
首先，他“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
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
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
……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于是便决定迎接溥仪出山。”[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7页。]
日本侵略者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可以说是与拼凑省、县傀儡政权同时进行的。“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曾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少校，通过回国度假的溥杰，给溥仪捎了个口信，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这是东北将要发生事变的信息，也是要起用溥仪的一种暗示。“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这次会见是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268页。]
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
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1页。]
于是土肥原奉命秘密去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上校，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9页。]
土肥原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之外，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这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吉田坐在一辆汽车上，悄悄跟在后面，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祖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
另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张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因而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11月16日要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267页。]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又把博仪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密封锁起来。
四、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事实，对付调查团，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
（一）“建国会议”与“建国运动”
1931年12月11日，日本着槻内阁倒台。12日，政友会头子犬养毅组成新内阁后，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完全支持和赞同的态度。12月29日，前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时任军事参议官）被派到中国东北“视察”，回国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的一些具体办法。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立即催令板垣或石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建立伪“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32～333页。]，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
根据板垣的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如前所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外，还有土肥原、花谷等，讨论了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决定了大纲[〔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56、351页。]。
板垣在与汉奸赵欣怕多次密商后，于27日到汤岗子拟制了一个有关伪国的“建设顺序的纲要”。[〔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67页。]
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国的方案。由于这时马占山的态度尚未明朗，决定由板垣、张景惠等加紧作诱降马占山的工作。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也派人同马占山、张景惠、熙洽等联系，提出“联省自治”方案。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
（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
（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
（3）18日发表宣言。
（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
（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
（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
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
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
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
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85页。]
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欺世盗名的把戏了。
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
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1～392页。]
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95～396页。]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
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
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
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
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
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
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溥仪粉墨登场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
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
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便告辞了。
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爱新觉罗·博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
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
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傅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
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
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
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
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
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
外交部总长谢介石，
司法部总长冯涵清，
实业部总长张燕卿，
交通部总长丁鉴修，
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傅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仪，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暑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
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
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个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火曜”即星期二。]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四节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国际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苏、美、英、法等国政府。
一、苏联在邀义上同情与支持
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1日，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纵容说：
“发起非战条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之价值何在”。[《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
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
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
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另外，苏联还不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用的军火途经苏联。苏联这种严守中立的立场，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了。
二、美、英、法等国的两面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范围的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对其抱有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发生表示“惊讶”。
9月21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1928年8月27日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曾征询美国政府，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公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苏〕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美国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于10月9日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史汀生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日〕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股份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谈话赞同日本侵略中国，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西方国家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道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但是，当日军攻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后，日本即照会苏联，表示对苏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美国便通过驻日大使向币原外相面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策动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进而打开侵占华北的门户，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
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行动，又限制日本的向南扩张，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这清楚他说明，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还在武器装备方面向日本提供援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底，美国供应日本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美国报刊舆论与政府观点不尽相同，有少数资产阶级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1931年9月25日的《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11月14日的《纽约论坛报》写道：“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8页。]
但是，多数舆论是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的。
9月21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公约，连把保障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纽约晚报》在9月22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之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美国的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消极。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和威胁英国的既得利益；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英国的在华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只要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中国东北，英国就不会反对。张伯伦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英国《泰晤士报》在1931年11月2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南满之建设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与钦羡。日本在满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认之。华人妨碍日人合法事业之行为，……以及其他挑衅事件，如日人所陈诉者，……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于不败之地矣。”[《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9页。]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
当日本侵占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照会发表后，英国外交部次官艾登仍明确地表示：“中日关于东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朗，1932年9月19日。]
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1912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不存在”。该报还自欺欺人他说：“日本人并无意在满洲建立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政机构”。[〔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26页。]
法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英国大体相同。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赤裸裸他说，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0页。]
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尽管也表示不满，但是，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一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和日本签定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431页。]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愈加嚣张。日军在占领锦州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了华北地区。
三、国联决议及李顿调查团
（一）国联决议与执行情况
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训令，于21日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 [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为：“（一）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与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内之和平；如遇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秘书长应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二）又声明：凡涉及国际关系上任何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赖之良好谅解之情势，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行政院注意。”《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7页。]，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竭力颠倒黑白，他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由于中国“挑衅”而引起的，日本的进攻纯属“自卫”；并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要求理事会延期讨论，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于是，国联理事会按照英国代表薛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
（1）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
（2）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3）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国。
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上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明明是偏袒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哪里有蒋介石、汪精卫们所依赖的“公道”可言？
尽管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
日本当局认为：“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他们判断，国际联盟并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
因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表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的同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350页。]；并表示愿意将军队撤至“满铁”范围内，就在这“撤兵”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又接连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又作出9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双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
这个决议，虽然是提出要日本撤兵，却未规定撤兵期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
据国联领导人解释说，这种“疏忽”，是因为日本代表已能使国联行政院理事国相信：仿佛“由于军人固执”，规定确实的撤退期限就会在实际上延长这一期限。国联中消息灵通人士中得悉：美国也不支持关于规定撤兵期限一点，他们借口说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强迫日本接受外来的条件”。[〔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
国联还以对侵略者十分关切的态度，在决议中同时规定，日本撤兵的条件是，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
结果，日本政府随即照会国联理事会，声言：“因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因各地日侨无日军保护，危险日增，致使恢复原状，特别困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2页。]
与此同时，日本又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叛变祖国，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伪行政机构；积极策动汉奸张海鹏向黑龙江进犯；并于10月8日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
鉴于中国东北局势日趋恶化，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由于英、美、法等大国领导集团不愿因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不敢制裁日本，因而使国联的3次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当时，日军已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并在天津制造事件，增兵沈阳，积极准备进攻锦州和辽西。
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美国急忙授意国民党政府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主张在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日军撤回“满铁”附属地界内，中国军队撤至关内。日本也同意设中立区，但要求在中立区保留“剿匪权”。
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月8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却同意保留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指出：“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40页。]
1932年1月，日军正是以“剿匪”为名，攻占了锦州和辽西。
以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发挥的消极作用。
（二）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3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为了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决议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
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5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团员为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佛兰克洛斯·麦考益，法国前任安甫（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亨利·克劳德，德国前任东非总督恩利克·希尼，以及意大利前任南美各国公使马柯迪伯爵。
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足，他们却首先历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领受意旨。2月3日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月29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10天中，6次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详谈。调查团于3月14日才到达中国上海，4月21日到达沈阳。
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
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到沈阳后的11天中，调查团即有6天安排了6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裕仁天皇指派了日本前驻苏大使到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又派参谋部情报部欧洲科长渡久雄上校为李顿调查团的前站人员，对所到之处都事先安排。关东军将调查团任何时候要看的任何地方，都粉饰一新。“满洲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送到乡下的拘留营去。被拘留的还有宪兵队从街头搜捕来的褴褛的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游行时可能敢于站出来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仅哈尔滨一地就拘捕1361人。1个月前，关东军司令部就已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有名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还教群众喊什么口号，穿什么衣服。调查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39～640页。]
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2页。]
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1500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6月5日回到北平。7月4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日返回北平。9月4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272页，约14.4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73、52页。]
（2）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9月18日至19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该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9月18日下午 10时至10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
报告书写道：“自1931年9月18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137～138、185、186、189、206、214页。]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
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25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8、75、43、76、74、228、232、138页。]
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
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36、39、69、250页。]
（3）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
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
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
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工人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致的起来撕破国联调查团这一污辱中国民族的报告书！”[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通电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6页。]
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强调：“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
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这是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决议提出：“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争斗，只有将一切群众争斗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398页。]
中国各民众救国团体，纷纷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证明“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并指出，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
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钩、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10月1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驳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提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日本毫不掩饰国联对它的支持。曾目睹国联大会的吉田茂说：“幸而由于英法大国的周旋和支持，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不少我方主张”。[〔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直到1933年1月初，英国大使还会见了内田外务相，接着，国联秘书长德拉门（英国）与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草拟了一项试案，并将其内容透露给日本，其中对采用李顿报告书大大地加以限制，还删去了“否认满洲国”的字样。在李顿报告书中明确地提出：“基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不可忽视这一事实，任何解决办法，如不承认这一点，不从日本与满洲的历史性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就不能有满意的效果。”这表明国际联盟调查团是如何努力理解日本立场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联的支持还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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