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少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李顿的报告书及其建议，认为它是要保证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武装侵略的基地。
苏联政府揭穿了李顿调查团的真实目的。《真理报》写道，调查团极力“在日苏之间制造冲突……为帝国主义者在反华和反苏方面的合作奠定基础。”[〔苏〕C·Ю·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55页。]
一位美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在总结国联长时间的会议时说，与会者们的努力“是在于劝告中国人从本国领土上撤退自己的军队。”[《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21页。]
由于国联和列强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起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退出国联，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表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已在亚洲形成。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抗日
一、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的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
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3～440页。]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
（1）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
（2）组织反帝大同盟；
（3）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
（4）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
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掠，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升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83年版，第449～453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 “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181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
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于部并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及时地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首先兴起的力量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成分，不仅有共产党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有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地方官吏和绅士。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也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
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促进其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辽西、辽东、吉林、龙江各地各部义勇军中，大部分都派进去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著名的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字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
1932年7月底，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辽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各党员负责干部赴各地区后，指导当地党组织，并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从无到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抗日热忱高昂，转战在自山黑水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二节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3页。]
一、东北军部分官兵奋起抗日（参见附图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
（一）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非常危急，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汉奸张海鹏为前驱，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守军广大官兵出于义愤，不待上级命令，自动反击，阻止伪军北上，张部3个团也纷纷反正。日军见伪军进攻失败，就一面与汉奸合谋诱逼马占山投降，一面增调兵力亲自出战。
10月19日，马占山率李青山团经由哈尔滨到达省城齐齐哈尔任职，并领导江桥抗战。参加江桥抗战的部队，除马占山直属步兵第3旅等部队外，还有吴松林的骑兵第1旅，程志远的骑兵第2旅，苑崇谷的暂编旅，涂宝珍的卫队团，朴炳珊的炮兵第9团，以及辎重营、工兵营、保安第1大队、保安第2大队、东北宪兵第3大队，等等。其中，除卫队团和工兵营担负江桥第一线阵地防守外，其余各部均部署于纵深各阵地及待机位置。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16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
11月3日11时，日军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便将少数守桥部队撤退到基本阵地。
敌机向守军阵地投弹，守军有部分伤亡。黄昏，日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渡过江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避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始行退去。
4日中午，日军1个连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炸毁。至此，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敌击退。18时，日军1个营的兵力在飞机7架、铁甲车4列和数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
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日军的滨本第16步兵团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第2旅也伤亡惨重，江桥阵地被炸毁，守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6日晚，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阻击敌人。
三间房南距江桥25公里，北距齐齐哈尔约35公里，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10月下旬，马占山已命令暂编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1旅布防，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了防御阵地。江桥守军撤退后，马占山派步兵第2旅、第3旅各1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守军阵地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从侧翼攻击。
11月7日，七八架敌机来袭，守军因无高射炮，即以步枪齐射火力击落敌机1架。马占山亲临阵地视察，激励将士，进行部署，自此江桥抗战即进入第二阶段。
日军经过补充和休整后，12日以7000余人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
16日，日军以步、骑、炮兵4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3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日，又率全军2万余人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它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东北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二）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敌侵锦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辽、吉、黑三省发展进攻。9月下旬张学良下令在锦州建立的代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职能的临时省行署，也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之后，便回师辽宁攻取锦州。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并策动伪军旅长项青山、张海天等反正，10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3旅、常经武的步兵第20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12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
12月22日，日军出动3个旅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曾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三）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
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1932年1月27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月30日，东北军第22旋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阻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澄部，俘敌700余名；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日军第3旅的先头部队乘火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的第22旅，乘敌架枪、吃饭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并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上述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参见附图3）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
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等。
（一）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
在辽西1931年12月下旬，黄显声和熊飞组织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是在他们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黄以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消灭张学成、凌印清汉奸武装，统一改编而成。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辖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6万余人。在此期间，黄即和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行动，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中国正规军已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通辽一带的骑兵第3旅也已退向热河方面。因而在1月3日13时，关东军司令部即下达了如下命令，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义勇军方面：
“（1）第20师今晨已占领锦州……
（2）军要迅速恢复南满地区的治安。
（3）第20师要对关内及热河方面进行警戒，并迅速恢复辽西地区的治安。
（4）第2师要返回铁路沿线，负责维持奉天以南的治安。
（5）独立守备队除仍然负责南满铁路及巨流河（含）以东北宁线的守备外，还要负责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
（7）混成第4旅和吉长警备队仍然继续执行原任务。
（8）关东军飞行队，派遣1个侦察中队去长春，主力在奉天（但第6飞行团第1中队在周水子），要随时协助各部队执行讨伐任务。
（9）军直辖部队位于奉天。……”[〔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69～470页。]
日军第20师受领任务后，即命令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于1月6日率骑兵百余名侵占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7日又有后续部队50余名到达。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9日晨，古贺命令给养队30人回锦州师部领取弹药给养，令一个排留守县城，古贺则亲率日军70多名向城西一带“扫荡”。东北义勇军刘存起（亮山）等部获得确切情报，遂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10时许，当日军骑兵洋洋自得地到达上坡子、龙王庙附近时，突然遭到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10余人逃入县城。下午，由锦州返回的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亦受到义勇军及民众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毙敌60余名。
据日本资料记载：“9日在锦西，骑兵第27团（欠第2连）与2000‘兵匪’交战，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以下12名战死，军官以下19名负伤；同日在红螺岘附近，第1运输监视队主力，辎重兵少尉松尾秀治以下26名（包括翻译1名）被全歼。”[〔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74页。]古贺之死，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日〕《协和》1932年第2期。]
自1月上旬以来，日军出动步兵营、炮兵营、骑兵团、装甲车及飞行队，对新民、新立屯、大虎山、北镇、医巫闾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以及辽热边义县、凌原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月份里，在新民、大虎山、新立屯一带就进行了约20余次。在此期间，黄显声到北平与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抗日义勇军的整理问题（黄时任救国会常委），并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分报告了斗争情况。
1月9日，救国会常委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对义勇军工作方针。随后，救国会又派出大批政工和军事人员到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从此，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就发展到近20万人。
4月以后，经过整顿，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
辽西为第1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
辽南为第2军区，包括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
辽东为第3军区，包括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
辽北为第4军区，包括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
热边为第5军区，包括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
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并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大队。
编制均按三三制，路辖3团，团辖3营，营辖3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足一路者，则为支队。为加强联络，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使用。
辽西地区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48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南有义勇军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部活动。李纯华原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供职，“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海城县成立辽南义勇军。1932年2月，救国会派高鹏等10余人到李部工作。6月初，李纯华被任命为第2军区司令，下辖17路。
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2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到岫岩、凤城，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江，控制了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火车、兵站、机场，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后，邓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拜会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黄的赞同与支持下，从锦州回凤城县，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帕岩一带素著声望，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1个月，即达一千七八百人，编成3个团、1个武术队（即大刀队）。同年11月22日（一说12月26日），邓铁梅指挥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3挺、步枪400余支。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
1932年春，苗可秀与邓铁梅联系，后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同年8月，自卫军又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自卫军成立不到10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队伍发展到1.5万余人。辽南这个三角地带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2月中旬，日军以第2师主力和守备队及伪军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疯狂进攻辽南各地。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人周旋战斗。
12月30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两部在凤凰城黄花向土城子一带与敌激战，岫岩现未落敌手。日方近以义军活动甚力，多门第2师大部已调岫岩作战。南满路交通中断”。[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11号，1931年9月20日至1933年底。]在敌人步步紧逼，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李纯华率骑兵突围，寻隙越辽西，1933年2月进入热河。邓铁梅所部，在敌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逼下，除苗可秀率一部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逐步瓦解。以后，邓铁梅不幸被敌人捕去杀害，苗可秀也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东1932年4月21日，原驻桓仁县于芒山部第3团团长唐聚五、第 2团参谋长邓秀岩、桓仁县公安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在誓师大会上，唐聚五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说罢，唐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中国抗日阵亡将士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页。]
会后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黄宇宙等为副总司令。下分18路军，以14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刀会为骨干，约计10余万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十数县。
8月下旬，部队扩编到27路，活动区域扩大到21县，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唐率部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攻击敌据点数十个，毙伤日伪军100余名。
另外，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和柳河、唐玉振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和临江等地，分别与日伪军对抗，前后达8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
日军于10月由吉林、黑龙江抽调兵力，分4路向辽东地区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另一路沿鸭绿江溯江而上攻辑安、临江，并以大批飞机配合轰炸。到10月20日，日军主力已进入义勇军活动的腹地。
民众自卫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大部溃散，一部投敌。
11月末，自卫军总部决定将残余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逐步退入热河。12月底，唐聚五率部队1000余人，退至热河凌源。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1933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于新宾。
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
1931年10月，高文彬等30余人出关赴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改编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义勇骑兵队，开展抗日斗争。
此外，还有第9路军于德林部，第14路军张士林部，第15路军贾秉彝部，第21路军张殿良部，以及刘海泉、修子良、金山好、不服劲、长江好、杜红魁等绿林抗日武装。他们属于救国会第4、第5两军区范围。
1932年6月，熊飞被委任为第4军区司令，同时高文彬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5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10余县义勇军的编制，后来，又改为第5军团，由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6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等分任各梯队司令。这支数万人的义勇军，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如1932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伏击战中，基本歼灭了一支500余人的日伪军，活捉日军上校松井清助，在归途中，松井犹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同年6月，高文彬率部袭击通辽，7月收复康平，引起敌人的重视。8月，赵殿良等率部再次袭击沈阳，2500多名义勇军与5000多名日伪军激战一夜，毙伤日伪军多人，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11月19日，日军步兵第16旅从新民、彰武一线经秀水河子进攻康平。高率部阻击敌人达5昼夜，而后转移至开鲁。在这次战斗中，高文彬被俘。部队一部分散失，一部分坚持斗争。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
辽北蒙边的义勇军，在日伪军大力压迫下逐渐溃散。刘振玉、李胜等转移到张家口，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二）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等。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力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同日，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与告民众书，随即投入哈尔滨保卫战。31日，自卫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主力以外，一面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一面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于2月2日迫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双方伤亡甚巨。自卫军因力量单薄，呼救无援，终难扭转战局，于2月5日晚全部撤离哈尔滨。
哈尔滨失陷后，李杜集中部队于依兰一带进行整顿；冯占海等率部退至松花江下游延寿、方正一带休整。两部积极组织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扩大义勇军的实力。
同年6月，冯占海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救国军”，编为12个旅和4个支队、3个团、1个营，共5万余人。冯占海任司令兼总指挥，宫长海任副总指挥，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一带。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分兵两路袭击哈尔滨，伪军闻风而逃，救国军进抵香坊。同月下旬，救国军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此时，活动在舒兰地区的义勇军田霖部加入吉林救国军，壮大了救国军的力量，又新编了若干旅和支队。此时，冯占海部救国军加上所联系的抗日部队，总数已达7万余人。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正在强修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拉法段，冯占海闻讯后，急令第16旅田霖、第17旅陈玉清两部前往破坏。田、陈两部官兵携带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等进至该地，炸毁敌兵车1辆，炸死日军40余人，并击退日军援兵。救国军连续进行3次爆炸，迫使日军中断了此项工程。
8月27日，冯部救国军在舒兰县境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吉林。9月12日，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约500余人。与此同时，救国军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佯攻长春，使日伪军受到很大威胁。日本关东军急调重兵解吉、长之围。9月19日，冯占海与宫长海等部队在农安三盛玉、伏龙泉一带会合，经研究决定，吉林抗日救国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在吉（林）敦（化）线及五常一带活动的部队，仍留在原地相机骚扰敌人；在吉长线活动的该军主力和总部人员，由冯占海亲自率领向热河转进，以便同关内联络，补充部队装备，以图再战。会后，冯占海命各部抽出一部分轻重武器和弹药，留给在原地坚持抗日的部队，然后率队向西进军，于11月到达热河，被委以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63军。
李杜等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指挥城内有限部队奋力抵抗，因城内军民伤亡严重，便率部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拒绝与李杜同行，独向宝清一带撤退。
1932年5月17日，依兰陷落。至此，吉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后方基地，所储存的被服、粮食、武器弹药以及兵器修械所、医院等全部落入敌手。吉林自卫军经过整顿，已控制了穆棱、宁安、密山、勃利等8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该地区的抗日军。9月下旬，日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
1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师长广懒寿助中将，指挥本师和第6师第14混成旅、第14师炮兵、装甲兵以及关东军飞行队，分3路向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总攻。抗日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县转移。1933年1月5日，日军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率部3000余人，在虎林地区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稍后，应占斌旅等余部也相继过境退人苏联。自卫军其他余部，如刘化南旅等，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林区活动。
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王德林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王德林的部队，从前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被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有二三百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为第3旅第7团第3营。“九·一八”事变时，该营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第63团第3营，王德林任营长。他对日军入侵、吉兴投敌十分愤慨，毅然于1931年11月在汪清率部起义，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成“国民救国军”，共约五六千人，活动于宁安、海林、汪清、延吉、和龙各县，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的重要职务，很多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前来参加，部队曾扩大到七八万人。从1932年初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的咽喉地带，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3月，日军上田支队等部共数千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镜泊湖地区经连续数次作战，歼敌25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40余支。接着，又利用该地草高、路窄、干旱、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10～617页]1932年冬，日军又抽调骑兵、炮兵和航空兵部队，加强对李杜、王德林等部的进攻。
为了团结对敌，自卫军和救国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从而稳定了吉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到1933年初，日军占领中东铁路东线进而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时，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军事行动不统一，思想认识不一致，侵害群众利益，得不到人民拥护等原因，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随着丁超叛变投敌，李杜退往苏联，王德林等也撤退到苏联境内。吴义成留下来，被推举为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任总参谋长，胡泽民任副总参谋长，并将溃散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4个路军。由李延禄任游击军司令，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此外，1931年10月成立的“吉西抗日军”，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虎林炮手队”、“宁安大刀会”、“红枪会”、“抗日东亚安民队”、“抗日鲜人联合会”、“高丽革命军”等，都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由于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使抗日斗争出现了曲折。但是广大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日，所以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又重新集结起来，除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之间。
“东北民众自卫军”这支义勇军是以李海青部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李海青出身绿林，后被收编，因在三间房战斗和撤离省城战斗中有功而被提升为新编旅旅长。
1932年3月初，马占山在龙江就任伪职不久，李海青和张锡武不愿投敌，各率部冲出省城。张锡武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李海青率所部3000余人越过松花江南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公开树起抗日讨逆大旗，收复扶余，围攻农安。途中，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扶余县大小股“胡匪”也相继来投。旬月之间，李部迅速发展到一两万人（围攻农安时号称4万），并在敌人统治的中心腹地围攻县城，震憾了伪京长春。4月，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反正重整义师，便率部渡过松花江北上，表示“唯马主席之命是从”。义军连克肇源、肇州等镇，前锋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5月下旬，日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
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马占山自1932年2月起，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参加了日本策划的伪建国会议，并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之后，他决定返回黑龙江省，并正式进入齐齐哈尔城。这时，张学良的密使来到他的身边。数日后，马占山要检阅自己的部下与巡视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心的安定情况。
4月2日凌晨1时，马占山密令卫队团骑兵1营、步兵1营乘车开出省垣。2时，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直奔拜泉方面开去。在拜泉居数日，然后经克山、纳河等地，于4月7日到达黑河。
随即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机构。鉴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纷纷走上抗日疆场，马占山决定利用各县保卫团丁加以补充，同时以保卫团、义勇军组成一些新的部队，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马占山先后扩建和新编的部队有：以卫队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1旅，以原步兵第3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3旅，以原炮兵团范崇谷部补充的步兵旅，补充骑兵第1旅，以原骑兵第1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骑兵第4旅，新编骑兵第2旅，新编骑兵第3旅，新编独立旅才洪献部，新编独立旅张品三部。此外，还有布西甘南义勇军，克山克东义勇军，德都义勇军，兰西望奎义勇军，绥化庆城义勇军，汤原通河义勇军，嫩江讷河义勇军，巴彦义勇军，绥宾义勇军，龙门义勇军，铁力义勇军，等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20～721页。]
4月间，马占山与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了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确定李杜所部负责肃清哈（尔滨）绥（化）路段的日军。马占山一部进攻哈尔滨，骑兵第1旅吴松林部协助李海育部截断南满铁路并向长春进攻。还计划派兵进攻龙江。黑吉两省义勇军的联合行动，以及李海青部的配合行动，使日伪极为恐慌。
4月18、19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10师到达哈尔滨。该师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警备哈市任务外，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自卫军的中心区——依兰。
5月16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由于吉林自卫军退往梨树镇和富锦、同江一带，因而，黑吉两省义勇军联合攻哈计划未能实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彦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14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6月30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本庄繁也亲到绥化指挥作战。
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月28日，马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40余具退走。少将参谋韩家麟等20余人被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觉包围，全部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这时，马率部进至海伦东山的罗圈甸子时，又遭数千敌兵阻击并陷入重围。经各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马占山等一行100余人脱险后，进入山林，继续北行。9月9日，到达龙门县城。马占山再整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周势孤力单，不能扭转大局，便带领五六百人经甘南，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其余大部分人则绕道内蒙退入关内。
马占山所部溃败之后，活跃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还有李海青、邓文和朴炳珊等部。在呼伦贝尔的苏炳文，也正积极准备举起抗日旗帜。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2旅、张殿九步兵第1旅的1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1.2万余人。
1932年10月1日，苏炳文率部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可为参谋长。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从而使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斗争又出现了高涨的形势。
苏炳文举起抗日义旗，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日军第14师首先组成了中山支队，于10月3日拂晓由龙江以北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1.6万余人沿雅绿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岗、腰库勒等处推进，包围富拉尔基，在朱家岗、腰库勒与敌中山支队2000余名激战亘日，敌死伤甚重，向磨姑溪退却。[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4号，1932年11月11日。]
11月间，各路抗日部队定于12月初分兵6路对敌作战，因计划暴露，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对抗日部队进行各个击破。敌人不断增兵，并有飞机、火炮配合，多路向民众救国军发起猛攻。救国军依托3道防线节节抵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11月28日，救国军刚进入碾子山第3道防线，日军步、骑兵即猛扑而来。日军平贺旅于12月1日，占领碾子山。 2日，进入札兰屯。3日，服部支队从札兰屯出发，向兴安岭快速追击救国军。
民众救国军在前方的部队被隔断，海拉尔只有步兵第9团、卫队营和学生连，共2000余人，已不能阻止敌人大举进攻，遂破坏了博克图以南的铁桥和博克图山涧隧道及盘山路轨，以阻止敌人追赶。
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率4000余人退入苏联，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挺、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内蒙古草原进入热河。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1500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50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强敌进攻的复杂环境下，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未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它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参见附图4）
“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除了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或推动反日斗争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即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2年春，在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割电线、烧枕木，并组织起一支专打汉奸狗腿子的7人“打狗队”。中共满洲省委派搞兵运工作的杨佐青（原名杨君武）参加领导，县委抓住日伪统治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磐石的大好时机，在大力发动群众抗日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20多人。他们消灭汉奸特务，缴了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队伍发展到30多人，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接着，争取了一连伪军起义，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同年9月，磐石工农游击队协同另一支起义部队攻克磐石县城。
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字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杨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秋收暴动，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
1929年奉命到东北后，领导过工人运动。杨指导磐石游击队经过整顿和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由杨靖宇等担任领导。
1933年1～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4次“讨伐”。在胜利形势推动下，驻烟筒山伪军第14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策动下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南满游击队序列，编为迫击炮大队。同年，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这支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二）东满游击队
东满主要指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1932年2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同年秋，全区各县已相继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和龙游击队，以及珲春游击队等。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童长荣，将上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200多人80多支枪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把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每中队又编为2～3个小队，每队20人左右，采取“人歇枪不歇”的办法，轮流袭击敌人。这支队伍在图们江和雅河一带有很大影响，并建立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开展，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图（们）佳（木斯）、敦（化）图（们）等铁路沿线，后来绥（芬河）宁（安）地区抗日武装100余人，也加入了东满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从1933年初开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队进行了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三）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系热河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黄埔军校五期学习，因不满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于翌年毅然退校返回东北。
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篯（李兆麟）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伪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1933年3月至10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659次，破坏铁道101次，击毙日伪护路军546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年6月份袭击敌人709次，7月份为759次，8月份为1716次，12月份为1706次。[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第303页。]
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卅、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
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遏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4页。]
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9年版，第8章，第5～7页。]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
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
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倔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
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
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
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
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活动
广大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
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月本资本家做工。同时，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
上海各阶层人民自动抵制日货，举行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号的店员与私人雇佣的佣工也都陆续离去。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各厂工人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枪开赴东北抗日战场。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会上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会议决定发表《告世界工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从速救济日厂华工”，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查缴日货及严惩好商奸细等。
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义勇军。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他们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曾与警察发生冲突，夺取了警察枪支。
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九·一八”后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作斗争。在首都南京，各工业界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的大门，动手分粮；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先后离广出走。日军占领长春以后，申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1月，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充敌；表采：东北“有3000余万民众，200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67～68页。]
（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9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2～93页。]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
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和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北平各界人民30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20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42页。]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
上海妇女团体80余个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要求一般无家室之累者审愿报名，参加训练，并从医科大学请来专家进行指导；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人物吴木兰、王信芳、李志明、黎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牺牲的决心，舍身救国，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占了主要成分。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28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教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年9月21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1932年8月2日《申报》的统计，1931年9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34.7％，10月减少59.7％，11月减少68％，12月减少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1位降低为第5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年11月7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10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519艘，总量为308687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年10月2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1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1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申报》1931年12月20日。]
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儡，请明令讨伐，以彰国法”。[《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驻退罗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电黑龙江省主席云：“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声援他率部抗战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各区党员，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如九区电称：“此次暴日侵占我辽吉后，犹复得寸进尺，炮击津沽·进寇黑垣，势非灭我国奴我民而不止，幸我前敌将士忠勇奋发，力拒仇雠，既扫辽、吉不抵抗之奇耻，更坚强我国家民族之力量，除电请中央令饬军队增援外，特电慰劳，望继续努力，以作国家干城，以慰举国渴望。”[《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8日。]
国民党中央军校，有40多名学生愤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三）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
“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与国内同胞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战斗。
当时，回国旅行华侨首先在南京组织起华侨救国大会，呼吁各方放弃内嫌，团结对敌，拯救祖国。随后，侨居国外的华侨团体纷纷声援国内抗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逗留敌国，相继返回国内。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师、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联合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一致决议返回祖国，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300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块，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申报》1931年10月22日。]
9月29日，留日学生代表200余人，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向公使蒋作宾请愿，提出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学生船票等四项要求。
10月1日，公使馆允许发给留日学生归国船票200张，2000多名留学生只好推举代表先行回国。自9月19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7000余人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派出代表，数度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等主张，井组织宣传队，奔赴救亡第一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向农民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抵抗外侮。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爱国华侨巨商胡文虎，首捐2.5万元，支援国内灾民。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先后汇回国内达100余万元。[《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10页。]
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全菲10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和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免遭野蛮战争之惨祸”。
华侨还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筹备会，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在缅甸，成立了缅甸华侨抗日救国总会，表示要对国内抗日同胞给予精神与物质之协助；不久，该救国总会汇款银4万两，次年又汇国币4万元，捐赠给国内抗日。毛淡棉救国分会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印尼苏门答腊最南端的鹿勿冻华侨书报社，汇款1万元。印度华侨总支部由汇丰银行汇银1万两，用作抗日军费。澳洲华侨总支部和雪梨华侨抗日救国会，汇英金200镑支援抗日。
旅欧各国华侨均组织了各种机构，声援国内抗日。在英国，由英国名流和中国旅英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社，以援助中国抵抗外敌。在法国巴黎，组成了中华民众救亡会筹委会，向留法的全体同胞通告，恳其团结襄助，合力救亡。比利时华侨惊闻日本出兵东三省，莫不愤慨万分。他们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党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该总会国际宣传部以英、法、德三国文字，向欧美各国宣传日本侵华野心。
在美洲，美国芝加哥的华侨团体与学生，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华盛顿、纽约等地华侨发起组织全美洲反日大同盟，发表通电，声援国内抗战。旧金山华侨捐款100万元美金，汇到国内支援抗日。旅居美国的华侨团体，还集资购买飞机31架（其中军用飞机25架，商用飞机6架），捐赠给国内，用于对日作战。仅据1932年10月和11月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约14万美元。[《海外月刊》.1932年第4期，第47页。]
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侨救国会，汇到上海4000元，并以1600元用于慰劳抗战将士。加拿大雷城抗日救国会，捐款5000元，电汇商务银行。加拿大火威林华侨救国会电汇5000元。巴拿马广东花县抗日会汇款4500元，并以其中1500元为犒劳战士之用。井里文华侨义赈会汇款1万元。文能卡抗日救国会，电汇巴黎银行15万法郎。秘鲁华侨抗日筹恼会，汇美金2万元支持抗日。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华侨，也都组织起各种团体，援助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古巴华侨总支部汇款2300元，抗日会汇国币5万元。
另外，许多爱国青年侨胞自动组织义勇军，远渡重洋回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东南亚一带华侨曾组织援马抗日团、抗日铁血团等前往东北，直接参加抗日。据《抗日救国》杂志报道，新加坡抗日铁血团200多人赴东北参战，多牺牲在日寇炮火之下。接着，又有华侨青年救国团第一批21人北上抗日。
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军团，推代表李玉聘到南京会见陈树人，决定捐助飞机12架，并派精于飞行术的侨胞80人，返回祖国驾机杀敌。
爱国侨胞在政治上及人力物力上对国内抗战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义勇军将士。他们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一节 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一、日本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造成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并随之建立了东北各省伪政府，接着积极策划筹建以清废帝博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也纷纷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尽管如此，日本仍因其轻易地占领中国东北，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从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寻找新的侵略借口。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日本海军窜到上海挑衅的企图，正如日本进步学者所指出：“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了庞大的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
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在上海建立桥头堡，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并为将来进攻中国内地作准备，同时，也是作为考虑南进的战略性步骤，以试探美、英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的限度，于是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上校，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3、608页。]
根据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最清楚他说明了上海事变的真相：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派。]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编：《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页。]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壁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戮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
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
二、逮捕处罚凶手；
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
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
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20日日人暴行时，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日浪人指无正业到处流浪的日本人。]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上海的准备。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
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更加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抗日团体立即组织示威，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市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佥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惮无所借口，请即秉此旨妥密进行为要。”[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0～531页。]
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
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甚至还不惜诬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4页。]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敷〔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
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二、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亦调至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剿共”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指蒋介石派与两广派的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该军序列如下：
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军长：蔡廷锴
第60师：师长沈光汉
第119旅：旅长刘占雄
第120旅：旅长邓志才
第61师：师长毛维寿
第121旅：旅长张励
第122旅：旅长张炎
第78师：师长区寿年
第155旅：旅长黄固
第156旅：旅长翁照垣
每旅辖3个团，全军共3.3万余人。
调防京沪以后，第19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军上下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之决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第19路军广大官兵虽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但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抗日准备。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调戍京沪以后，情况生疏，对敌情知之甚少。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星期，才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与会人员一致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第19路军抗战决心，传达了于23日发出的密令，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所辖第155旅担负京沪铁路（含）以南之真如、虹桥、漕河泾、高昌庙地区防务（第3团驻真如，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之闸北、大场、吴淞、宝山地区防务（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并派1个连担任浏河警戒，1个营驻江湾附近，第4团驻吴淞、宝山）；师部位于真如。吴淞要塞部队（1个守备营）固守要塞。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室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李敖：《蒋介石研究》（3），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
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却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主，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泅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们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概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派遣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何应钦指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5页。]
张静江也进行劝说：“第19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澈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揩对于他们的劝说，当即予以严正拒绝：“上海是我国领土，第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2页。] 为将第19路军撤离上海，以宪兵团接替其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团缓冲期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缺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页。]
1月27日，蒋、汪饬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漱沪警备司令戴就：“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鼓指挥。以资缓冲。”[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6～427页。]
27日晚，何应钦、朱培德又3次急电第19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5页。]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奉电今后，立即派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闸北接替第19路军第78师翁照垣旅之防务，但未待防务交接完毕，日军即于是晚发动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抗击，淞沪抗战开始。“处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军维持闸北治安之宪兵第6团，被环境所逼，不得不变为第十九路军之援军，以抵抗日本之侵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27页。]
三、淞沪抗战经过（参见附图5、6、7）
（一）日军进攻闸北，惨遭失败
日本海军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列入上海陆战队指挥官属下，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1932年1月28日23时30分，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指挥官鲛岛上校指挥下，以20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在炮兵支援下，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守军阵地进攻。
防守闸北的中国第19路军第78师第156旅，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之规定，当即奋起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上述通电，表明了第19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向第19路军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遂接受了日方要求，停战3天。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一反宫廷常例，未和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就于2月2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1月30日，佐世保第3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3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与此同时，第19路军也调整了部署，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如一带，第61师调上海。原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加入前线，增强防御。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批准上海日军“可采取积极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2月3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于3日晚调第60师第120旅接替闸北防务，宪兵第6团担任曹家渡、中山路警戒；第156旅撤离闸北，其第5团增援吴淞，第6团撤至金家角地区休整。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3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承认“进展不易”，[〔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11时，日军以军舰13艘、飞机24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至13时，要塞炮6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156旅击退。
5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敌人的后方阵地很坚固，若不付出较大牺牲难以攻破，”[〔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于16时下令停上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19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论说：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象盐泽上将（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都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前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碟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页。]斯诺的评论，揭露了盐泽的骄傲和狂妄，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罪恶行径的谴责。
（二）日军进攻吴淞，又遭失败
盐泽幸一撤职回国以后，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调派陆军第9师和混成第24旅增援上海作战。
早在日本人制造上海紧张局势之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即已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遭日本海军拒绝。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第19路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
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要求：“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2月1日，日本陆军省予以承诺。2月2日，日本参谋部与军令部就上海方面指挥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达成协议：“帝国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必要时则击破当面之中国军。”[〔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同时命令第9师紧急动员，第12师临时组成混成旅。
2月5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令派遣第9师、上海派遣混成旅等，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负责指挥。鉴于上海方面告急，决定先派遣混成旅从佐世保搭乘日本海军第2舰队所属舰艇，到上海加入第3舰队序列。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
野村吉三郎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以后，决定改变进攻闸北的计划，以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于是命令由日本国内启航增援上海的混成第24旅（即上海派遣混成旅）驶向吴淞口，准备攻击吴淤炮台，令新任上海陆战队指挥官植松少将指挥所部进攻吴淞，掩护混成第24旅登陆。
针对日军企图，第19路军亦相应调整部署，加强了左翼防守兵力。其具体部署是：第78师第156旅以第4、第5团坚牙吴淞、室山，第6团担负大场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155旅以第1、第2团集结真如附近，第3团担负北新径至真如车站一线的警戒。第61师第121、第122旅由南翔分别推进至大场、刘家行地区。第121旅以第1团担任江湾的警戒；第122旅以第4团至罗店担任例河、川沙方面的警戒；第60师守备闸北至江湾一线。第88师独立旅及宪兵第6团担任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一线守备。
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增援的日军欲顺利在长江口登陆进入上海，必须首先攻击压制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
增援上海的日军混成第24旅，于2月6日在佐世保集中启航，驶向吴淞口。为掩护该部登陆，上海陆战队在植松少将指挥下，从7日7时50分开始，集中全力进攻吴淞，日军先以飞机10架，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继以陆战队分由黄浦江、军工路水陆两路，至张华浜会合，于10时猛攻吴淤地区中国守军第156旅第4团阵地。同时集中军舰24艘、火炮30余门、飞机20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狮子林炮台实施轰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抗击，战至12时，将日军击退。
日军混成第24旅于7日14时许抵达吴淞，并在上海陆战队掩护下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第19路军曾对登陆之敌实施炮火袭击，但效果不大。
至18时，日军登陆完毕，在徐家宅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日海军司令部发言人于10时向美驻沪记者扬言：日军决在午前占领吴淞。至傍晚，日军攻击达10余次，均遭失败。23时许，日军向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退却。日军在进攻吴淞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纪家桥偷渡，企图袭击守军后路，被守军发觉击退。
另以一部兵力向八字桥、江湾进攻，企图攻占江湾、大场，截断守军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阴谋亦未得逞。
10日，中国守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请缨赴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1个团接替罗店第122旅第4团之防务。
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
12日，日军混成第24旅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两度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均遭失败。12日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19路军急调第60师第122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日军数次突围均遭失败，双方展开肉搏格斗。下元旅长急调一部日军救援。被围日军在其救援部队接应下拚力突围，但仅有少数突围后被救援部队收容后撤，大部被歼。同日，日军在江湾、闸北地区亦以一部兵力进攻。
14日拂晓，日军再各以一部兵力分别进攻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原地固守待援，并在英、美、法、意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下，再次处于休战状态。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守军的计划，终被粉碎。
（三）日军进攻庙行、江湾，再遭失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急令陆军第9师火速增援上海。13日，该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与第一梯队抵达上海港。
16日，该师全部在吴淞码头登陆。在沪日军改由植田统一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野炮近70门，飞机60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其部署是：海军陆战队位于闸北、八字桥一线；第9师位于八字桥、江湾一线；混成第24旅位于张华浜、蕴藻浜一线。
18日9时，植田通过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以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与第19路军代表范其务参议会见，要求第19路军撤退，当即遭范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19路军军长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内称： “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2月20日午前7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退完了，并应在2月20日午后5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又你北新泾镇）线以北撤退；在黄浦江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二十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6页。]
村井仓松也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了同样的通牒。
第19路军收到日军的通牒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据此，指挥部立即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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