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5军已全部赶到淞沪地区，归第19路军蒋光鼐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第5军开抵淞沪后，增强了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第19路军重新调整部署，由第5军接替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线的防务，并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全面负责左翼地区的作战指挥。由第19路军担负江湾及其以南至南市之线地段的防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统一指挥右翼地区的作战，并限于18日拂晓前完成全部调整。其具体部署是：
第60、第61、第78师（欠第156旅）和第88师独立旅、宪兵第6团为右翼军，防守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北站、八字桥、江湾（含）之线。主力位于真如、大场间，以迎击当面日军，并待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其中第88师独立旅、宪兵第6团防守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含）之线；第78师防守北新泾沿苏州河北岸至北站之线，主力位于真如附近；第60师防守北站、闸北、八字桥、江湾南端之线，主力位于中央，以迎击江湾当面之敌，相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第61师以一部兵力防守江湾镇，主力集结于大场镇西南一带，为右翼军预备队。第87师、第88师（欠独立旅）、第78师第156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左翼军，防守江湾北端、庙行镇、蕴藻浜北岸、吴淞之线，主力位于大场镇、杨家行、刘家行之间，待机向殷行镇方向出击，歼敌于黄浦江畔。另以小部兵力配置于罗店、浏河、川沙等地，担任沿江岸警戒。其中第88师（欠1个团）防守江湾北端至周巷、蔡家宅之线，主力位于大场以北地区；第87师第261旅防守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侧之线，第259旅为师预备队，控制火烧场附近；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以北之太平桥附近地区。第19路军总指挥部位于南翔。
同时，张治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对第5军进行动员，表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页。]
植田谦吉预料到第19路军不会接受其最后通牒所提条件，因而不待答复即于19日16时下达了进攻命令，以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该地守军消灭于苏州河以北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吴淞支队监视吴淤炮台，并掩护师的右侧背；混成第24旅主力集结于赵家浜附近，向庙行镇方面攻击前进，准备攻击庙行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右翼队在河浜桥东北大路附近及右手浜附近集结，向江湾赛马场南北线挺进，准备攻击江湾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中央队主力在新公园附近集结，准备攻击江湾镇及雨伞店；左翼队守备青云路（含）以南地区；炮兵主力集结于沈家行附近支援步兵作战；预备队位于唐家滩附近。各部于19日夜开始行动，至20日拂晓前已进入进攻出发地线。
20日7时30分，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发起全线进攻，主攻方向为江湾、庙行，企图从中国守军阵地中央突破，尔后卷击吴淞、闸北。日军混成第24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守军第88师部队奋勇抗击，战至16时，日军仍滞留于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地区无法前进；日军第9师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及炮兵支援下，猛攻江湾镇，守军沉着应敌，战至18时，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日再度进攻，仍无进展，且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看到如此攻击损失太大，又无效果，只得以一部兵力监视守军阵地，停止攻击。
已遭到沉重打击又不甘心失败的植田，拼凑力量，调整部署，再次组织全线进攻，以求部分突破守军阵地，挽回败局。
22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混成第24旅第一线部队乘晨雾于6时前突入庙行镇东端第88师第264旅第527团第3营阵地和麦家宅及其南侧坟地一带，守军第88师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能将其击退，且伤亡较大。日军突破一点后，乘机扩大战果，妄图动摇圭线防御。在此十分危急的时刻，右翼军指挥官张治中，当机立断，亲率军预备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急赴冯家宅第88师司令部指挥，除令第88师坚守阵地阻敌扩张外，令第87师第259旅向庙行镇正面增援，令第261旅以火力支援。具有坚定抗日决心和初步对日作战经验的第19路军指挥部，判断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止步不前的植田，在来得到新的增援之前，他的所谓全线进攻和突破，是可以粉碎的。
总指挥蒋光鼐于9时决心由江湾镇、庙行镇、蕴藻浜3个方向同时实施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之敌。令第60师在闸北至江湾间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令第19路军预备队第61师第122旅（欠第6团）由小场庙、竹园墩向赵店宅攻击当面日军之侧背；令第87师第259旅加入庙行镇正面与第88师同时从正面实施攻击；令第87师第261旅以主力由蕴藻洪渡河向金穆宅进攻日军侧背。至15时左右，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即全线向日军展开反突击。
第60师由宝山路、天通庵路、中山路向日军实施佯攻，牵制日军；第61师第122旅（欠第6团）由大场镇西南向前开进，17时即从小场庙、竹园墩地区与第88师部队协同向当面日军反击。
17时30分，进占赵家宅西端地区，发现该敌军纵火焚烧房屋，有退却征候，第122旅即以一部追击，至23时占领孟家宅；第87师第261旅按命令南渡蕴藻洪侧击日军，先后攻占北孙宅、陆家桥、西港、南孙宅，与占领孟家宅之第61师部队相连接；第87师第259旅加入庙行镇正面战线后，与第88师待两翼反突击部队进到日军侧背后，即实施反击。至此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全部陷入反突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植田谦吉得知混成第24旅被围后，急令师预备队（步兵第7团）及吴淞支队一部救援。日军混成第24旅在救援部队配合下，仓皇突围逃窜，第19路军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未见。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大部侥幸乘夜间突围逃窜，一部被包围歼灭于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由于进攻庙行方向的日军遭到第19路军反突击的沉重打击，陷入危境，使日军全线进攻破产。第9师对江湾地区的攻击，在守军的英勇抗击和反击下，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800余人，第19路军（包括第5军）伤亡达1000余人。[〔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4页。]
22日夜，守军恢复原态势。第88师因伤亡过大，于23日撤至庙行镇西南一带休整，其防务由第61师3个团和第88师独立旅1个团及第87师第259旅接替。
第19路军的反突击，是一次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是第19路军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中外报纸都一致认为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日军于22日惨败后，一面请调援军准备再次总攻，一面调整部署进行局部进攻。2月25日，日军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以第9师主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分3路同时向江湾、小场庙、庙行猛攻。在小场庙正面，日军进攻兵力约1万人，并以50余门火炮支援，10时许，日军突破金家塘阵地。12时许，守军增援部队分3路反击，一路由江湾镇向敌左翼反击，一路由庙行镇向敌右翼反击，另一路从小场庙向敌正面反击，形成包围之势。
血战至晚，日军受创突围败退，守军恢复原阵地。是夜，第19路军总指挥部决心于当夜全线出击，以歼灭大沈宅附近地区日军第9师主力。忽然接蒋介石电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日）东（1日）各日，我军后方援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62页。]
蒋光鼐接此电令后，遂令停止实施出击。
26日拂晓，守军为改善防御态势和收缩兵力，主动放弃突出的江湾阵地，退守金家塘至竹园墩之线。27日下午，日军进占江湾镇。
（四）日军登陆占领浏河，第19路军退守第二防线
2月22日，在中日双方激战，日方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野村吉三郎向日军统帅部发出急龟：“目前最要紧的是利用具有相当实力的陆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迟延一天就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外敌人抵抗还相当顽强，此时，切盼迅速增援重兵。”[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满洲事变》，朝日新闻社，东京1962年版，第133～134页。]
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9师在上海的失败，同时顾及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上海事件”。2月2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贞夫关于增兵上海的提案，决定再调2个师，以最快的方法“解决上海事件”。日本陆军中央部于是决定动员和编组上海派遣军。
24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为司令官，指挥第11师、第14师迅速驰援上海日军，并指挥前已派遣到上海的第9师所辖的部队。此时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序列如下：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
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
步兵第6旅：旅长前原宏行少将
步兵第18旅：旅长小野幸吉少将
第11师：师长厚东笃太郎中将
步兵第10旅：旅长稻垣孝照少将
步兵第22旅：旅长山田健三少将
第14师：师长松木直亮中将（3月6日～10日到达）
步兵第27旅：旅长平松英雄少将
步兵第28旅：旅长平贺贞藏少将
混成第24旅：旅长下元熊弥少将
独立山炮团、野战重炮兵2个营等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白川义则和厚东笃太郎首先率领第11师先遣部队，于29日7时抵达上海长江口停泊。白川在听取了原已在上海的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的情况汇报后，于当日上午10时下达了作战命令，其要点是：
第9师夺取张家桥、夏马湾一线，在策应第11师登陆的同时，准备好下一步攻击大场镇附近之敌；
第11师主力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应尽快袭击占领浏河镇，并准备攻击大场镇、真如镇方面之敌；
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
白川的作战企图是以第9师在庙行镇方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以派遣军的主力第11师在浏河方面登陆，迂回守军侧背，截断京沪铁路，瓦解中国守军的抵抗。
在多次增兵以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已达7万余人，飞机约150架（另有海军飞机160架）和海军第1、第3舰队。此时，中国第19路军（包括第5军）总兵力只有4万余人，并已相对减弱，右翼军损失约1/3，左翼军损失约1/4，防守线绵延50余公里，武器损耗极大，仅正面防守就感兵力薄弱，而浏河地区为守军防御阵地的左侧后，对整个防御安危关系极大，日军如果在这里占领桥头堡，则左翼的中国军队，将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之下。守军亦曾拟增兵防守，但因兵力不足，迭次急电求援，蒋介石仅令“固守”、“加强戒备”，却迟迟不发兵增援。在这种情况下，第19路军无法兼顾正面与侧翼，只能集中兵力防守正面战线的真如至杨家行地段，以阻止日军从江湾方面的突破，对例河方面，在七丫口、杨林口、浏河及小川沙一带约20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连及少数义勇军担任警戒。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第11师在例河方面登陆，在庙行镇方面实施猛烈进攻，以便紧紧拖住第19路军主力，使其难以向第11师登陆方面转移。同时为了迷惑对方的注意力，又在多处实施佯攻，特别是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等地展开频繁进攻。在天通庵路附近，双方激战持续达8小时之久，第60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退向狄思威路。其他各处战斗，也甚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守军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伤亡也极为惨重，遗尸累累，团长林崛上校被击毙。
3月1日6时30分，日军对淤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3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第9师、混成第24旅和海军陆战队向庙行、江湾以西、闸北八字桥一线进行猛攻，同时以舰炮袭击狮子林、杨林口、七丫口等处。7时许，又出动飞机轰炸大场镇。守军在优势日军总攻之下，虽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但仍顽强与敌反复争夺。日军第9师左翼队于午前攻至广东义地、麦王宅、陆家宅一线；至14时，又进占谈家宅、岭南桥和杨家楼东侧一线。其右翼队发起攻击后，遭到守军的严重杀伤，但至下午也先后占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端地区，并进入周家宅、四车头一线，其中央队占领了二十三园北部，混成第24旅占领了戴家宅，并进入张家桥、朱家桥西端一线。
正当第19路军和第5军与日军胶着在整个正页战线顽强奋战之时，日军第11师从3月1日6时开始，分别从七丫口、杨林口和六浜口登陆。警戒浏河地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1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在登陆日军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仍然以寡敌众，顽强抵抗。第19路军总部急调第87师第261旅驰援，但因缺乏运输工具，加之沿途遭日机轰炸，直至18时，才有1个团赶到浏河，但此时浏河已沦人敌手，日军正向嘉定方向急进。
浏河危急之时，第19路军无机动兵力可以增援，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置之不理。浏河失陷。使守军侧面及后方均遭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之线）。
第19路军的撤退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是向新防御地线的转移，始终保持着战斗的韧性。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部称赞蔡将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46页。]
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斗，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人粹增援兵两师，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21起，我军日有重大死伤，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此时，白川根据3月1日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上海派遣军在给敌主力以大打击后，应立即发表必要的声明，并将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到按照我方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澈退的苏州河以北地区以内集结”[〔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的指示，同时根据国联将于3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的情况，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乃令日军停止迫击，并于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176页。]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乃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19路军与第5军的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约9830余人。[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1页。]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死亡6080余人，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5、638页。]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据当时新闻报道，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日方资料：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另外，4月29日为日本的“天长节”，上海日本军事当局为给日本天皇祝寿并显示军威，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日本驻上海军政要员全部参加。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被炸成重伤，其中白川义则于5月26日死于医院。
四、全国各界对第19路军抗战的支援
淞沪抗战历时33天，中国第19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支援
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查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0～54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第19路军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他们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也从各方面支援淞沪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19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300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助第19路军阻击日军100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200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第19路军总指挥部，带去200余名童子军，交由第19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5月28日第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的手榴弹，当第19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各区成立了6个分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3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
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19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54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19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1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诱以重金，勒令他运送军火，但他“道经黄浦口，乃拨机横驭，望波直驰，烟沉浪飞，人车俱音，胡亦殉之。”[华振中、朱伯康：《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料》，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1933年4月初版，第610页。]人们从英雄事迹中受到激励，坚信“神州不死”。
（二）各界同胞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19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19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促使国民党内部分裂。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人士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积极支援全国爱国救亡运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19路军的将士们“实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他迭次向蒋、汪陈述支援第19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还恳切表示：“我虽有病，亦愿抬榇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19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19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19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月12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她鼓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当即代表所部官兵表示：决“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在前线巡视中，宋床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19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照片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光荣史册。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何香凝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深感耻辱和沉痛，遂取出自己的裙子，并写诗一首，一起送给蒋介石。诗称：
“在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4020电子书|Www.4020.com.cn)
　　 吾济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中帼裳，换你征衣去。”[宋庆龄、廖梦醒怀念何香凝文章，《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0页。]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遂共同等划，由杨佛杏[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32年参与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等竭力相助，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宋庆龄还缁衣缁裙，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访问》中说道：“对于抗日战争，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她指出：日本侵略军叫嚷48小时消灭第19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并以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谓：“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5页。]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三）海外华侨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19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莫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的电报，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飞回祖国。
越南堤岸市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整个堤岸市鞭炮轰鸣，群情振奋。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的“唐人街上之灯龙，竟作大蹈步之舞，而中国锣鼓声、呼喊声，震耳欲聋。”菲律宾华侨致电蔡廷锴，盛赞第19路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之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申报》1932年2月6日。]
美洲一位侨领称第19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全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第19路军，特赠送蔡廷锗一块金匾，上面题刻“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中国致公党“即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武，所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19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淤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19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赈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后因漱沪停战协定签订，乃将捐款半数汇往上海赈济战区难民，半数则汇往东北接济抗日义勇军。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19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日蓄一仙，汇寄上海慰劳第19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并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回国服务，虽死不辞。”[沈立新：《海外华侨与淞沪抗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12万元。2月16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19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25万元。到20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100万元捐助第19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2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10万元和15万元。李清泉还倡议：“各商家永久抽捐，店员按月抽薪十分之一”[《申报》1932年2月26日。]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250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19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翌日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10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1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19路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月下旬又汇去1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1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南洋情报》第1卷第6期。]
据第19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1068万元中，即有3/4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19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19路军。第19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15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至深夜，极为忙碌。”仅2月7日，就有约200名留学生搭乘由横滨出航的法国轮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培育救护人员回国服务，受训者达200余人；另有西医数人，亦自愿回国服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50名中国留学生，于2月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申报》1932年2月6日。]
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200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2月1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读，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越等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位，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爱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箭，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土，有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深望海内外侨胞之助。”[《申报》1932年2月2日。]
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的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华声报》1985年9月15日。]
许多华侨志士在淤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以身殉国。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黄毓荃，在淞沪抗战的空战中，英勇善战，先后击落日机多架，立下赫赫战功。在2月5日的空战中，不幸遭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黄毓荃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撒在祖国的碧空兰天，其英名永垂青史。
淞沪抗战期间，各地华侨还积极进行“国民外交”活动，赢得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之战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支持。在旧金山，“有多数美飞行家及机关枪枪手，愿来中国服役”。[《大公报》1932年2月27日。]
菲律宾总督摩菲氏的大弟，曾以私人身分组织航空队，准备到中自协助作战，登报数日，报名飞行员已达50名，后因上海停战，始作罢论。蔡廷锴还接到美国人士愿为中国服务的函件数百封。
海外侨胞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在淞沪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杭战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月22～29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井中，难以支撑，乃于1932年1月9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
1932年1月21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来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28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月6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邪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
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裁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
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
“（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
（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
（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一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
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竞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
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裁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恼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
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8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美国的约60％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月31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月31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月2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月2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
（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
（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
（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
（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
（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月4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24～525页。]
然而，日本却提出在沪、汉、津、粤、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各划一不驻兵区，宽15～20英里，以此对抗英、美等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不顾第19路军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急于谋求妥协性的停战谈判。2月8日，何应钦致电在沪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及吴铁城：“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糜烂而不可收拾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浦口召见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等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中华书局，1963年，第47～48页。]
于是，何应钦即指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于2月13日抵沪与美英日等领事磋商，并直接与上海日军当局洽商停战事宜。在谈判中，由于日本态度强硬，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判于2月18日破裂。16日，国联各会员国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第10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这是国联第一次单独对日本，而不是同时对中日双方都发出呼吁。国联恐怕此举引起日本的反感，国联理事会主席（法国外交部长）保罗一庞古声明，这个呼吁不是对日本的谴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侵略者不是受到谴责，而是得到纵容。当日，植田发出强硬横蛮的最后通牒。国联决定将上海问题提交于3月3日召开之大会讨论。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考虑，过早刺激列国，将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当前日本国策的重点在满蒙方面，因此在战况有利的情况下，要迅速结束战争，而不宜导致中日全面战争。
2月23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年版，第192页。]
2月25日，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攻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同意停战谈判。2月28日，经英、美、法三国公使接洽，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克菜邀请顾维均和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方面的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对停战问题作私人谈话。结果商定五点：
（一）双方同时撤兵。
（二）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
（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
（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
（五）华军撤真如、日军退一月廿八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如双方请示后均同意，即由双方外交、军事正式代表开会订定。[《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0页。]
对这一提议，中国代表正式表示接受。
29日，国联行政院建议在上海组织圆桌会议，解决上海问题。但此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并未占有优势，日本不愿以战败者身份签字，所以在白川上将率第11师抵达上海后，再次发起全线进攻。3月1日，日军第11师在创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日，日军进抵嘉定、南翔一带后，白川才根据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电示，下令停止战斗，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3日，国联召开大会，进一步开展对上海停战工作，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议上要求国联大会“就权力所及，先使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止，并使侵犯的军队撤退，然后就行政院决议案的范围，并本盟约的精神，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间一切争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4日，国联大会决议：“大会于申述行政院2月29日所议决之提议，并声明不妨害提议中所包含之其他方法之后：
（一）请中、日政府，立即采取必要之方法，使两方军事当局所发停战之命令，得以有效。
（二）请求在上海有特别利益关系之列强，以前项办法实行之状态报告大会。
（三）劝告中、日代表：以上述列强文武官宪之协助，开始磋商，订立办法；此项办法，须确定停止敌对行为，并规定日军之撤退；务请上述列强，随时以磋商情形，向大会报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5日，“美国政府暗示已经训令上海该国军事长官，通力合作。”[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88页。]
3月11日，国联举行大会，根据中国政府1月29日对国联提出之关于适用盟约第10条、第15条之申请及国联2月19日之决议，决定组织19个会员之委员会，以大会主席为该委员会之主席。由该委员会从速报告关于停止战事、缔结协定及规定日军撤退等各事项。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同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在英公使邀请下，再作非正式会晤，英、美、法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在座，讨论停战协议草案。24日，中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议。出席会谈的中方代表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中将、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中将。日方代表有：驻华公使重光葵、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鸠田繁太郎少将。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及法国公使韦礼德之代表出席会谈。在谈判中，日方对日军撤退的时间、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一再无理纠缠。其后又经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
4月9日，中国方面决定将停战问题提交国联19会员委员会解决。
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了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并建议双方恢复停顿中之谈判，以早日完成停战协定。在英公使及国联19会员委员会斡旋下，停战会议重开。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 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 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 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 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4020电子书|4020.com.cn)，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1～632页。]
协定之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附件。“附件第一号”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第二号”规定了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
“附件第三号”规定了“共同委员会”之组成。中国代表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管。[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2～543页。]
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第19格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并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自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且所谓“常态恢复”、“毗连地点”之规定，日军均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的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至太仓、安亭及自鹤江起直到苏州河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协定第一条中“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的规定，表面上好象对中日双方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规定了在中国领土上实行的停战发生疑问时，中国方面竟无权调查、无权参与处理，露骨地出卖了国家主权。会议所达成的三项谅解，以后证明都变成了事实。此外，在淞沪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国际视线集中于上海的时机，推出了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部分地达到了原定之目的。
三、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膝退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还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国联请求干涉，以及英、美驻华领事提出中国守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的时候，中共中央手1月31日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将租界给日本帝国主义作军事根据地来轰炸杀戮上海的劳苦群众”，召号“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7页。]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对日战争宣言》中，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行径。指出国民党政府“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从国民党政府对日乞求和平、进行停战谈判开始，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
特别是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第19路军被迫撤退以后，他们仍然继续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停战协定草案在国联大会通过时，上海人民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上海各团体还紧急召开会议，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撤兵。3日晨，上海抗日救国团体代表40余人，拥入郭泰祺住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并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民众团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战祸”等等[北平《实权日报》1932年5月6日。]，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向汪精卫提出质疑，认为背后还有出卖主权的密约。
力主抗日的冯玉祥将军病卧徐州，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停战协定后，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冯玉洋日记》1932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5月6日，国民党粤方中委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反对《上海停战协定》，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批评《协定》：“胜利属于日方。”[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上海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江精卫。
对于上海停战协定，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的《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字告全国将士电》中竟宣称：“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对于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这一极其严峻的问题的解决，则谓：“惟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5页。]
汪精卫也大谈什么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5月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辩解说：“此次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吾人对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决不屈服。”[《国闻周报》第9卷第19期，1932年5月16日。]
这样，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所造成的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被汪精卫美化为对日外交成功的样板。对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申报》1932年5月25日。]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了新的耻辱。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于5月21日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准备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对“违令”抗日的第19路军，蒋介石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3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但第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没有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才改命该军调往福建“剿共”。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5军，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复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陆海军除一部调回日本国内外，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东北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日本侵略者用停战协定取得战略主动，以便将日军投向新的方向，扩大侵华战争。对上海的进攻掩护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在上海的停战，又加强了对东北的进攻。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在抗战中，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的广大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上海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给予第19踢军抗战以巨大的支援。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暴和顽强战斗的意志以及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淞沪抗战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及对日妥协而导致失败，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版，第55页。]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第一编 东北沦陷（1931.9.18～1932.12）
第一编 小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利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乘虚而入，以3个多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达1月之久，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大打击。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当国际视听集于上海的时候，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予以承认，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由其基本国策和帝国主义制度等决定的。
日本的基本国策是积极向大陆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也就是以武力征服朝鲜、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政策。明治维新以前是大陆政策的酝酿时期；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大陆政策的系统形成时期。经过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英、法、俄同德、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以“委任统治地”名义，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占领的一些岛屿，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
1915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该会议精神拟成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所谓《田中奏折》，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提出了具体步骤，成为日本法西斯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它们之间争夺霸权，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乘机崛起，疯狂扩军备战，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力求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境。
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发动了战争；
二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方针，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致使处于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退；
三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牵制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
四是苏联忙于国内建设，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并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使日本财阀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财阀转向支持法西斯而抛弃了政党，使日本法西斯的势力更加膨胀。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日本渡过了经济的萧条，进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刺激了日本的扩军备战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加快建立战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涨局面。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迅速增长着。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掠夺，更加快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它把这块刚刚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迅速变成了南下进攻中国腹地和南洋，北上进攻苏联的最大的战略基地。
因此，“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它不仅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向世界争霸对手进攻的开始，从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然而，对如此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国联和列强却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不仅未给侵略者以任何实际的惩罚和制裁，而且对日本最野蛮的侵略罪行给予默认。日本法西斯摸到了底蕴，受到了鼓舞，为便于为所欲为自由行动，索性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等于破坏了所有的国际协定，宣布了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
从此，一个好战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东方无阻挡地急剧滋长着，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早的战争策源地，成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罪魁祸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机，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首先主张武装抗日，并引导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坚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违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当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此期间，驻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奋起保卫淞沪，也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这些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抗日武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挫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得到了全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一节 日本侵华的新步骤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全面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由于日本受其国力、军力和国际等条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当局在侵华作战的基本点中明确提出：“因对苏必须严加警戒，所以对华作战必须极力缩小规模，以最少兵力尽速达到作战目的。”“要始终把战争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一个方面，这是根本方针。”“只在一方面作战不能消灭中国的武力，因此应只占领必要地区。如此持续下去给中国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国不得不向我方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热河、冀东便成为其窥伺的目标。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曾企周乘机侵占热河，只因当时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拚凑伪满洲国，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而未能付诸实施。1932年下半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又将侵犯热河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速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变，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从而更加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1932年5月15日军部少数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义苏联从道义上支持中国。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不满，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苏、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标志着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心脏的形成。美、英、法等国的绥靖态度和德国纳粹的上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在中国内部，“九·一八”的炮声，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民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遭到日本关东军的疯狂镇压。到1932年底，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均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日本这次扩大侵略的主要企图是：侵占热河，逼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在侵略步骤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
第一步，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1933年2月10日，关东军在侵热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第二步，在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改取“迫和为主，内部策动为从”的方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4页。]派兵入侵关内，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侵打开缺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5年东京版，第788页。]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早在“九·一八”之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
此后，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高原在返回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杀死。]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这年冬天，日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汤派代表长驻长春；将铁路由北票延伸至承德；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同时电告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日军见诱降不成，便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491页。]
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89页。]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页。]
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东京版。]
日本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要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1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至3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6、第14师，第10师主力，第20师司令部，以及混成第8、第38旅和第1、第4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飞行队，约10万人。[〔日〕桑田悦等编著：《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55～56页。]
同年6月6日，还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扩大编制的命令。8月更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和正副参谋长，司令官为武藤信义，正、副参谋长分别由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担任。同时积极编组伪军。伪满初期共有伪军14万人，主要是由投降的东北地方军组成。为侵犯热河，日军在辽（宁）西和吉（林）西地区组织了王道布的骑兵军，刘桂堂的护国游击军，程国瑞、李际春的暂编第1、第2军等伪军。
三是密谋策划，频繁挑衅。1932年7月3日，东京日军参谋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驻义县日军300人以石本权三郎被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23日，日军飞机数架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原华北各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文版，第18页。]
至此，日军扩大侵略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有利时机的到来。
二、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表内”的国策
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侵华新步骤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2年3月14日，还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4页。]
6月9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页。] 并提出了“标本兼施”的“剿共”方针和第4次“围剿”计划。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63万兵力，拨出3500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4次“围剿”。
8月3日，正当日军不断向热河挑衅之际，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限6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红军。
12月14日，日军进攻榆关前夕，蒋介石还在内政会议上说： “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问题的。”[《蒋总统全集》第1册，台北版，第606页。]匪、赤匪——系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诬称。]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置榆关失守于不顾，前往江西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
4月6日，当长城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5～36页。]
4月7日，蒋介石再次鼓吹“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年4月7日。]
5月8日，正值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关内进攻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军官大讲什么：“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他还说：当前的任务“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38页。]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国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都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将领蔡廷错、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分电蒋介石，请缨抗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今日只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6日。]
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5日。]
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有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献》，第38辑，台北版。]
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
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
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
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
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
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
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
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l 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
一、长城、察哈尔抗战的序幕——榆关战斗
（一）榆关战斗前的态势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五条约。规定英、美、日、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自此，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日军占领榆关，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又可佯示攻略滦东，窥视平津，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以利攻热作战。其次，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图谋榆关，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步步进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绥中等地，以致榆关震动，一日数惊。
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关东军的步步进逼，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使榆关形成了“前有重兵压境，中有心腹之患，后有掖背之痛”的军事形势。
当时榆关虽驻有东北军独立第9旅何柱国部一个团，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仍以排除万难，避免冲突为方针的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1章第1节。]处于不战、不和、不守状态，对榆关前线未作有力部署。
1932年下半年日本驻榆关守备队经过多次换防，兵力增至300人以上，并附有少数炮兵和工兵，队长为落合正次郎。[落合正次郎系日本上将落合的儿子，曾充任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熟悉中国情况，认识不少东北军高级将须。] 在秦榆海面，有日本军舰10艘以上；榆关正面，北宁铁路锦州至绥中地区驻有关东军第8师第4旅，另有骑兵第3旅一部和第8炮兵团，并配有飞行队第1中队，装甲列车3列，坦克10余辆，总兵力约4000人。
从1932年5月开始，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制造侵略的借口。5月初，日本宪兵队挑起“义勇军事件”，强迫临榆县长将曾当过义勇军的土匪赵国思交给日方，被中国方面拒绝。
10月1日，日军守备队又挑起伪满警察闯入东罗城，强登“天下第一关”
城墙，造成双方死亡士兵各1名的事件，准备起事。经何柱国与落合正次郎反复交涉，达成事出误会，对死亡日籍伪警及中方阵亡军士，互相抚恤的协议，此事暂告解决。12月8日，关东军再次挑起装甲列车炮击榆关守军司令部及公安局附近的事件，并诡称是遭中国哨兵射击而引起的。为此，何柱国于9、10日先后与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代表会谈。结果，“我方忍辱，与之以（何柱国）私人名义签定对榆关地方驻军，允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临永警备司令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
至此，炮击事件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日军还通过落合两次向何柱国策反，企图不战而下秦榆，均被何柱国婉言拒绝。日本见诱降何柱国不成，决定制造借口侵占榆关。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挑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于1932年7月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第9、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5团之山炮营及工兵第7营等部队，共约2万人。司令部驻榆关城。此时，榆关前线主力仍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临永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虽着手进行滦榆地区防御体系和交通、通讯建设及河川、海岸、物资等调查，但因当地人力物力缺乏，工程进展缓慢。
（二）榆关战斗经过及失利原因和影响
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经过阴谋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一日本战犯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事发后，落合一面派人向何柱国提出抗议，一口咬定系何部所为；一面借机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并电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请援。当晚来攻日军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临永警备司令部立即命令榆关守军步兵第9旅之第626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第625团以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第627团主力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令驻抚宁的骑兵第3旅、滦县的步兵第20旅等部，准备待命行动。
2日凌晨1时许，日方向中方提出四项条件，即：
（一）南关归日方警戒；
（二）撤退南关驻军；
（三）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
（四）撤退城上守兵，并限即时答复。
中国方面言称：“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开始交涉。”
3时，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并要求将前所提之第四项条件改为：“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迫令中方立即承认，“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中方坚决拒绝，当即按原计划配置部队。此时，日军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张学良关于山海关事件致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电，1933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2日9时，日军守备队30余人用木梯攀登南关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
10时许，由前卫开来的日步炮兵3000余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支援下，企图从南门突破。中国守军沉着应战，至17时许，日军不支而去。傍晚，关东军命令步兵第4旅旅长铃木“一并指挥随着事发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日〕参谋部：《满洲事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3日10时，日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猛烈，城内多处起火，东南城角、南门、西南水门均有激战。南门守兵悉数战死，日军坦克趁势闯入。安德馨营长率两个班奋勇堵击。厮杀之中，砍死敌数十人，后因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同时，东南城角和东北城角亦陷敌手。
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至此，榆关遂被日军占领。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9旅以一团之众不足2000人，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3000余人激战3日，官兵伤亡过半，人民群众死伤近4000人，毁于炮火的房屋500户以上。
榆关战斗中国守军失利不在于作战不力，而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临永警备司令部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中写道：
“自九一八后，迄榆关事变，……榆关驻军无日不在受日军威胁挑衅之中，向乏和战方针之指示，处兹危疑震撼之中，陷于不战、不和、不走之状态。”“一年之余，纠纷时起，与日应付交涉，煞费苦心。盖我如委屈求全，彼则欲望无穷；我如漫为激动，实坠彼谋，穷思年余之内，……经过困难情形，殊难缕指。”
这个报告以曲折的语言导出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从战场指挥来看，北平军分会的消极防御方针和被动挨打的部署，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榆关战斗只有3天，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它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它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二、热河弃守，张学良被迫下野（参见附图8）
（一）榆关失守后的形势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际联盟开会，引起与会各国的反响。美国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苏联也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感到“因为牵涉到国际联盟总部，不便对热河实行讨伐”。[〔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于是，一面由外相内田向美、英、法、俄、意5国驻日大使声明，事态“不再扩大”，一面加紧侵热准备，等待国联开会结果。日方除了继续制造侵热舆论外，还积极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至1933年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6师所属第11、第36旅，骑兵第4旅，第8师所属第4、第16旅，混成第14旅，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2遣外舰队，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芒江、李寿山、丁强等部。
为进犯热河，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
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
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
首先进攻热河东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而聚歼之。[〔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具体部署是：
第6师以主力由通辽出发，向开鲁、下洼、赤峰及林西、多伦方向进攻，以一部兵力从朝阳寺向建平、赤峰方向进攻。
第8师以主力由北票等地出发，占领承德及古北口，“扫荡”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并占领罗文峪、马兰峪等关口。
混成第33旅集结于沈阳附近，随时准备开进。
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协助第8师，以一部支援第6师作战。
海军第2遣外舰队担任山海关、秦皇岛方面的戒备。
独立守备队和第10、第14师，分别担任辽、吉、黑方面的守备任务。[〔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72～73页。]
日军占领榆关，并步步进逼，准备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
2月12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热河为中国整个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5年版，第66页。]
18日，宋子文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在欢迎会上，宋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亦指天划地发誓“矢志守土”。
同日，27名华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天津《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报纸一时广为宣传，人们曾以为热河从此有望。
根据日军既占榆关，图热益急的情况，北平军分会制订了热河防御计划。
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此时，华北军已编成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其中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的有第4军团万福鳞部所属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及挺进军等，共约8万人。对热防御作战的部署是：除以第1军团确保津塘、第2军团确保滦东、第3军团确保冀北、第7军团确保察东、第8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外，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防区；以北为第2集团军防区。前者主要由万福鳞率第4军团6个师担任，后者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5、第6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二）热河沦陷
日本政府为摆脱国联对其扩大侵略战争的束缚，于1933年2月20日决定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方针。”[〔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81～82页。]
2月24日，当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政府便于27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几乎在此同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热河的战争。
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罗立干为日领事上村面交《节略》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23日，总统府机要档案。] 中国政府当即予以拒绝。
就在日本施展外交策略的同一天，日军第6、第8师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开始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也分三路应战。
开鲁——赤峰方向：日军第6师约万人在伪满军刘桂堂等部配合下，分别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犯，然后西取赤峰、全宁等地。中国守军以第5、第6军团共10个旅约5万人迎击日军。23日晨，日军逐次从集结地出发，向预定目标攻击前进。汤玉麟所部驻开鲁的崔兴武第7骑兵旅，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日军第6师及伪军各一部于24日占开鲁，26日占兴隆地和下洼。第6师主力亦于25～28日，先后到达兴隆地、下洼、朝阳寺集结待命。28日，日军第6师一部向赤峰攻击前进，3月1日抵达赤峰附近。2日拂晓，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所部第117旅进行抵抗。战至次日深夜，该旅向化家沟门、猴头沟撤退，日军随即占领赤峰。第6师其他各部亦相继抵达赤峰。4日以后，分兵南进北上。6日占领粮捕府，10日占全宁（乌丹）和围场附近阵地。尔后，主力返回赤峰待命。
朝阳——承德方向：日军第8师及伪军丁强等部由义县向北票、朝阳、凌源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4、第5军团各一部共3个师、1个旅迎击日军。
日军第8师以步兵第4旅为先遣队于2月22日占领北票后，开始向朝阳进攻。
汤玉麟所部驻朝阳的第107旅，因原团长邵本良煽动旧部投日，以致稍战即退，日军于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又以步兵第16旅为挺进队，分乘100多辆汽车从朝阳出发，沿着朝阳——凌源——平泉公路前进。当日下午，万福麟所部第130师于叶柏寿附近阻击日军。在日军猛烈攻击下，该部被迫向平泉撤退。2日，日军在迫击中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第130师到平泉与第129师会合后，准备阻击日军前进。但由于万福麟的第4军团已全线动摇，该部也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下午，日军一部乘汽车向承德追击。汤玉麟闻讯惊慌失措，假说去前线督战，征集大批汽车，满载财宝、鸦片，向天津租界输送。本人亦于4日晨率部离开承德，向滦平逃跑。当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部队128人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承德。
绥中——凌源方向：日军混成第14旅，于2月27日进至热境白石嘴边门地区，并向驻守在沙帽山附近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第119、第108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战至28日10时，开始全线退却。日军主力继续向凌源方向进犯，3月2日进占凌源。然后转锋南下，一部沿凌源——冷口公路急进，另一部沿章营子——乾沟镇——界岭口前进。万福麟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进攻日军进行激战后撤退。日军子3月4日和5日分别占领冷口和茶棚。6日，该部日军向喜峰口方向进攻，其占领冷口和界岭口的任务，由新参战的混成第33旅担任。
（三）张学良被迫下野
原来国民党政府曾吹嘘：“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页。] 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10余天，8万大军仓惶败走，19.21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热河，虽然没有象“九·一八”那样下达不抵抗命令，还作过一些抵抗的表示，但那只不过是装演门面的。日本侵占东三省后，继续图谋热河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蒋介石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只是把华北抗战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蒋介石不调“围剿”红军的几十万部队北上抗日，却乘机企图诱使两广军队参加内战，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广州游说未成。于是以两广部队不参加“剿共”为借口，只调了未参加“剿共”的3个师北上应付。
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由此可见，热河沦陷，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如宋庆龄在热河失陷后所指出的：“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又说：“蒋介石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的‘长期抵抗’，已经不能再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6～57页。]
当然，热河省主席兼驻军司令汤玉麟和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对热河沦陷也有自己的责任。因此，受到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热河沦陷后，举国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3月7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6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又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3月8日向国民党政府引咎辞职。3月9日，蒋介石借宋子文约张学良到保定车站蒋的专车上会晤。蒋安抚张学良，劝他辞职，待机再起。就这样，张学良便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于11日正式通电下野。
12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于当日飞沪，所留东北军改编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东北军的直接控制。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三节 长城抗战及其失败
一、热河沦陷后的中日两军态势
在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是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的咽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1933年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在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时，就要求所部不失时机地占领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长城主要隘口。同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参战兵力共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飞行队等，共约8万人，另有伪满军数万人配合。其战斗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武藤信义上将 参谋长 小矶国昭中将
第6 师师长 板本政右卫门中将
　　步兵第11 旅 旅长松田国三少将
　　步兵第36 旅 旅长高田美名少将
　　骑兵第4 旅旅长 茂木谦之助少将
　　师直属队
第8 师师长 西义一中将
　　步兵第4 旅旅长 铃木美通少将
　　步兵第16 旅旅长 川原侃少将
　　骑兵第3 旅旅长 饭田固真少将
　　师直属队
混成第33 旅旅长 中村馨少将
　　混成第14 旅旅长 服部兵次郎少将
　　关东军飞行队队长 牧野正迫上校
　　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李寿山、程国瑞、邵本良、丁强等部
日军侵犯长城的部署是：以第8师主力、混成第14旅、混成第33旅、骑兵第4旅，在伪军张海鹏等部配合下，分别由承德、凌源、绥中等地向古北口、喜峰口、义院口等处进犯。日军指挥官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至1933年3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先后抵达长城各主要关口附近，与中国由热河退至宽城以南地区的第4军团、古北口地区的第6军团等部形成对峙。
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以黄绍竑为参谋长，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前进。为此调整了战斗序列和部署。至1933年3月15日，编成滦东长城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蒋介石 由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代理
第1军团 总指挥 于学忠
第51军军长 于学忠（兼）
步兵第111 师（董英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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