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全日本工厂的缺勤率平均达20％，造船业和飞机制造业更为突出，缺勤的工人竟达半数。此外，工人们还用怠工方式表示反抗。1940年在神奈川县一个工厂中发生工人把秘密武器制成废品的事件。1942年夏天，日立制作所举行有组织的总工，全厂生产率降低70％。1944年，全日本发生的较大怠工事件共达216起。日本农民也不断开展反对征购和增加地租的斗争。从1937年起，七八年间，全日本发生租佃纠纷共达2.9万余次，参加斗争的农民约14万人。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对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这种反抗斗争，对日本战争经济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打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来越活跃。在神户，曾发生新兵家属哭送新兵登船开往中国时呼叫反战口号的事件。在中国山西战场上，从伤亡士兵的衣袋内发现有《致出征士兵书》之类的反战宣传品。日本社会上流传更多的是种种反战、厌战的小道消息。到了侵华战争后期，日本人民愈发表现出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不满，有人公然喊出：“击落英机”这句影射性的反战口号。
日本军人中的厌战、反战斗争，突出的是士气低落。侵华日军士兵中装病、自杀、哗变、逃亡，以及携械投降等事件屡有发生。1943年初，在山东馆陶地区，侵华日军部队曾发生士兵暴动的事件。
1944年4～6月，在缅北战役中，日军第15集团军所属两个师的师长在进攻英帕尔作战中，因公然违抗命令率领部队退却而被免职，英帕尔战役遭受失败后，从缅甸方面军至第15集团军各师长全被撤换。这种军心涣散，指挥失常，以致败退时陷入不可收拾局面的出现，正反映了日军士兵，乃至指挥官的厌战、反战的心态。
反战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很快形成了反战组织。早在1939年，部分侵华日军士兵被俘后，经过教育、帮助，组织了在华日人“觉醒联盟”的反战组织。此后，又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支部。这些反战组织逐步扩大，经常到前线向侵华日军士兵开展反战宣传。
1942年8月，“觉醒联盟”改建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盟成员与各地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工人员组成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后，印发传单、报纸，或者进行火线喊话，对日军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战宣传活动。1944年1月，“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更名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将“反对战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的日本”作为同盟的斗争目标。此后，该组织的活动进一步发展，参加的人数不断增多，显示了日军士兵的觉醒和斗争精神。
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是导致日本军国主义最后失败的内部因素之一。
三、东亲英机政权的垮台
（一）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东条英机出生于军阀家庭，16岁就在东京陆军幼年学校接受正统的军国主义教育和训练。
1920年东条毕业于陆军大学后，历任驻德国使馆武官、陆军大学教官、参谋部作战科长等职，1935年起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曾以他的“剃刀效率”，残暴屠杀中国东北地区大批抗日军民。“七·七”事变后，已升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率领察哈尔派遣兵团大举进犯华北承德、张家口、大同等地，铁蹄践踏中华锦秀河山。1940年7月起，东条两次连任近卫内阁的陆相，协助近卫文磨对内开展所谓“新体制运动”，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继续侵华战争，同时，与德国、意大利结盟，推行“南进”政策，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10月18日，东条登台组阁，一个多月后的12月8日，东条下令突然袭击美国太平洋海军重要基地珍珠港，从此，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财，日本陆军、海军还兵分多路，大举进犯东南亚各国，连续入侵马来亚、菲律宾、缅甸、荷属东印度，以及香港等地。为了支撑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东条不断强化国内法西斯体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颁布《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在全国实施白色恐怖；一方面又以《战时行政特例法》和《战时行政职权特例》等法律，强化首相权限，先后兼任陆相、内务相、军需相及参谋总长等要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日本史上最反动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者。
（二）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局与战局
1944年6月，日本国内的战时经济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人民厌战、反战斗争持续高涨，军队士气不断低落。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攻势作战日益加强，已将日军压缩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点”和“线”上困守，敌后战场的反攻已经不可阻挡；在欧洲战场，盟军集结36个师已经开始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实施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在苏德战场，苏军在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境内开始实施两次规模较大的进攻战役，德国法西斯的战败命运已见分晓；在太平洋战场，被称为日本“珍珠港”的特鲁克岛海军基地在美军轰炸之下已经溃灭，日本在战略上准备确保的、作为“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而防备的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已被美军突破登陆，日本全部本上已完全落入盟军轰炸范围以内；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朝鲜、越南、马来亚等国的抗日武装也正在沉重地打击入侵的日军。
日本军事上的退败局面和世界战争形势的迅速转变，导致日本政坛一片恐慌，东条政权的命运炭发可危。
（三）东条英机下台
1944年7月，塞班岛上美、日军队双方进入殊死决斗阶段。塞班岛是遭到盟军进攻的第一个日本战前就拥有的属地。它是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德国子中夺取并受国联托管而据有的岛屿中最大的一个，岛上除驻有4万余名日军外，还有2.5万名日本平民。7月2日，日军兵力消耗殆尽。4日，登陆的美军冲人日军的最后防线。6日夜，日军守岛部队全部被歼，其中近2000入被俘。
塞班岛的失守，进一步激起日本各阶层以至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东条英机政权的不信任。7月13日，东条会见内大臣木户幸一，商讨稳定政局的对策。木户根据重臣们的意见，提出与东条预期完全相反的三点意见；“把总长和大臣分开：更换海军大臣；邀请重臣入阁，组成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4页。]，采取提出重臣人阁而实际又拒绝入阁的手法，逼迫东条下台。18日，东条英机在无可奈何之下实行内阁总辞职。
东条法西斯独哉政权的垮台，标志着日本法西斯已完全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已在“向它的墓门跨进”，顶示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一节 局部地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秋，敌后战场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经过6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所发生的变化。侵华日军在1941～1942年，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扫荡”、“清剿”、“蚕食”和经济、政治、文化的“总力战”，以及普遍实行的“三光”政策，曾使抗日根据地军民一度处于极端困难的局面，但终于遭到了失败。从1942年秋季以后，“华北治安战”即“一蹶不振”。[［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5页。]
1943年日军在华北进行的秋季“扫荡”，成为强弩之末，该次“扫荡”以失败告终后，日军在华北除局部地区外，已无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在同一时期，侵华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剿”为主，进行了多期的“清乡”。然而，至1943年6月，“清乡”也遭到彻底的失败，“清乡工作终于陷入了分裂瓦解的结局”。[［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114页。]
在与抗日根据地军民数年较量遭到惨败的日军，已再找不到出路。在太平洋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日军大本营1943年2月27日对侵华日军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大致确保现占据地域，努力摧毁对方的反攻，遏制对帝国本上的空袭。防止对方的反攻，第一次成为日军“新的战略设想”。[［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昭和十七、八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72年版，第310页。]
另一方面，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严重困难，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全面增强，自1943年春夏以来，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方针，已把斗争的焦点逐渐引向敌占区，主动进攻的作战愈来愈占有重要地位。如晋绥军区在1943年春夏的3个月作战中，主动发动的战斗即占78％。从1943年秋开始，日军在敌后战场特别是在华北敌后战场，已逐渐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华北八路军已在若干地区逐渐占有局部的优势。
一、卫南、林南战役
太行山南部，以陵川、林县为中心的地区，曾是国民党军第24集团军的防区。该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下辖第27军（驻陵川地区）、第40军（驻林县地区）、新5军（驻临淇地区），共2万分人。1943年4月下旬，该部在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下，新5军军长孙殿英和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先后率一部分部队投敌，被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问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与此同时，日军在5～7月，继续“扫荡”国民党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部队（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在8月4日前全部退出太南。
在太北的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一直密切关注着太南形势的急剧变化，4月25日，太行区党委、第129师政治部即发出指示，部署组织南援游击支队与随军地方工作团南下，支援太南友军作战。此后，又派出1个主力团南下豫北汲县、淇县西北地区，1个主力团南下太南陵川地区。7月10日，伪第 24集团军暂编第5、第7军和太行保安队共2万余人，在日军配合下，开始向平汉路西太南地区伸展，占据点线，八路军太行区的休县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亦为伪军侵占，一度进入太南的八路军、地方工作队北撤；同时，伪暂编第6军及独立第1、第2旅共约8000人，向平汉路东地区伸展，侵占八路军卫河以南滑县、长垣间的焦虎集、瓦堽集地区，并企图继续东犯，以便与驻东明、濮阳地区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勾通联系。
为粉碎日伪军在太南扩张的企图，扫除建立太南新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八路军第129师计划实施林南战役。八路军总部同意实施林南战役的计划并指示冀鲁豫军区配合。于是冀鲁豫军区同时实施卫南战役。（见附图6）
冀鲁豫军区以第4军分区之第16、第21团、人民自卫军新4路、卫河支队和骑兵团一部，由军区副政治委员苏振华、参谋长阎揆要指挥进行卫南战役。7月30日，八路军发动攻势，在官桥营一带歼灭正向八路军作试探性进攻的伪军1000余人。7月31日袭击驻焦虎集的伪暂编第6军第7师师部，将其全歼。8月2日，又突袭瓦堽集，战至3日上午，全歼伪独1旅1600余人。尔后，八路军撤回根据地内休整。8月18日晨平汉路西太行军区发动林南战役。为配合作战，次日，冀鲁豫八路军再次出动，奔袭驻袁庄之伪第7师残部和独2旅，迫其投降。当晚乘胜攻击驻大范庄之伪暂编第6军军部，伪军残部逃回卫河以西。卫南战役，八路军共歼灭伪军5600余人，收复和开辟了卫河以南地区。
八路军第129师于8月2日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次日，召开作战会议，传达战役纲要。计划以太行军区部队、冀南军区准备赴延安途经太行的两个团（第20、第771团）、冀中军区警备旅（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途经冀鲁豫退到太行区），由师参谋长李达统一指挥，实施林南战役。师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和各个消灭林县城伪军指挥中枢及其周围据点，尔后扩大战果，继续消灭林县以南各据点伪军；对掩护伪军驻止或进扰之日军，在有利情况下，坚决予以消灭。具体部署是：以第13、第771团全部和第1、第10、第34团、警2团各一部为东集团，由徐深吉、高扬、皮定均指挥，向林县城北之姚村、城东之横水、城东南之东姚等地伪军进攻，重点指向东姚；以第769、第20、警32团全部及第2、第3、第32团各一部为西集团，由黄新友、何成柱指挥，向原康及其附近村落之伪军进攻，重点指向原康；另以主力一部及地方武装对平汉、白晋路之敌加强警戒，策应主力作战。
林南战役于8月18日零时30分发起进攻。东集团避开敌前哨据点，以主力部队从东、西两面钳击包围林县城东北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伪军据点，以吸引林县城伪军的注意力。西集团则乘势集中主力向林县城及城西、城北伪军外围据点发起进攻。激战至12时，除伪第2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刘月亭负伤潜逃外，林县城伪军全部被歼；林县日军退集头遁营据点，亦被包围。当夜，八路军集中力量对头道营日军展开攻击，敌不支溃窜南关固守待援。19日，日军飞机数架轰炸竟日，八路军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西集团连克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全歼守敌，东集团也先后攻占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至此，除南关日军据点外，林县城及附近据点，全部被攻克。由于南关日军兵力较大，凭坚据守，一时难以攻克，八路军乃于20日移师南下，扩大战果。东集团收复东姚，鹤壁、西侄楼地区；西集团收复合涧、原康及西平罗、临淇等地。八路军发动林南战役的第2天，8月19日，日军即出动航空兵，步兵救援林县一带的日伪军，至24日，由安阳出动的日军1000余人进抵林县，从辉县出动的日军400余人到达临淇。25日，日军从林县、临淇出动，南北对进，26日占原康，并西进至连家坡一带。西集团实施反击，将敌击溃。日军以一部在小安村抵抗，掩护主力撤退；日军大部当晚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渡河时正值山洪暴发，被淹死冲走100余人。27日，战役结束。
林南战役历时9天，共歼灭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与收复据点80余处，解放了林具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林南战役后，林南、辉北广大地区被八路军控制，日伪军被压缩在沿水（冶）林（县） 公路至临淇，四寨、南村等主要城镇和据点。
1943年9月8日，太行军区在太南建立第7、第8军分区。第7军分区辖林县、汤阴、淇县、汲县、新乡、辉县、获嘉，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高扬，以第1、第3团为其基干武装。第8军分区辖陵川、晋城、博爱、修武、沁阳，司令员黄新友，政治委员江明，以第2团及决死队第7团为其基干武装。到1944年3月，太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8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和县区地方武装均已建立。
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1月9日，日军第12集团军集中日伪军1万余人“扫荡”八路军鲁中军区，重点是“扫荡”北沂蒙山区。11月18日，“扫荡”沂蒙山区的日伪军大部突然越过胶济路，向北进入清河军区，并将兵力增加到2.6万余人，“扫荡”八路军清河军区。当日伪军“扫荡”鲁中时，11月14日，山东军区发出指示：为配合鲁中军区打击敌人“扫荡”，缩短“扫荡”时间，尤其打击伪军吴化文、张步云两部向八路军新开辟的东部沂鲁山区伸展，滨海、胶东、鲁南、清河军区应积极活动，拔除某些薄弱据点，打击参与“扫荡”的伪军的侧后方和老巢；滨海、胶东军区同时还应作好反“扫荡”的准备。当日军主力转向“扫荡”清河区后，11月21日，山东军区又指示，各部应该继续扩张战果，策应清河、鲁中反‘扫荡’，目前仍应按前令积极活动。在配合策应鲁中、清河军区反“扫荡”的斗争中，山东军区进行的主要攻势作战有：歼灭惯匪刘桂棠部、解放赣榆县城、第二次讨伐吴化文作战。
刘桂棠，又叫“刘黑七”，惯匪出身，作恶多端。抗战初期投敌，1939春反正，所部改编为国民党新编第36师。
1943年秋，他在配合李仙洲部入鲁失败后，再度投降日军，被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10军（军长荣子恒）第3师，驻鲁南费县城西南东砫子村一带。
11月15日，鲁南军区以主力第3、第5团全部及地方武装和民兵一部，分路隐蔽急进，远距离奔袭，突然将刘桂棠部包围，经3小时激战，击毙刘匪，全歼刘部1000余人，并击退梁丘日军和伪军荣子恒部的增援。此役为人民除一大害，对改善鲁南抗日斗争形势有着重要意义。
赣榆处于滨海军区东南边沿，由伪第71旅李亚藩部2000余人驻守，是日伪军“扫荡”和“蚕食”滨海军区的前哨阵地。11月19日晚，滨海军区第6团，第23团，利用该伪军第142团刘副官以催粮回城为名，打开城门，突入城内。在八路军打击和争取下，李亚藩率官兵1600余人缴械投降，赣榆解放。为扩大战果，八路军又将赣榆周围的海兴、兴庄等13个日伪据点全部克复。11月22日，驻赣榆以南新浦、青口的日军600余人反扑，八路军当日下午撤出赣榆城。26日晨，日军偷袭驻赣榆西北旦头村的滨海军区机关，军区政治委员符竹庭在组织部队反击时，不幸牺牲。
吴化文，1943年1月公开投敌，所部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盘踞鲁山山区，共有万余人的兵力，是山东最大的一股伪军。7月，八路军鲁中军区曾进行过第一次讨吴战役。在日军冬季“扫荡”时，吴部亦向北沂蒙“蚕食”。为巩固和扩大鲁中抗日根据地，粉碎日军冬季“扫荡”之后，鲁中军区于12月4日夜发起第二次讨吴战役。参战的部队有主力第1、第2、第4团全部，基于武装第11、第12团各两个营及沂北独立营、鲁中军区第1军分区一部，共约5个团的兵力。经过4昼夜激战，攻克东里店、大张庄、岱崮、石桥等20余处伪军据点，歼伪军800余人，使鲁中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
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讨伐伪军刘黑七、吴化文等的战役，都是八路军主动发起的较大规模进攻战役。各役集中主力5～12个团的兵力，在二级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始终掌握着战役的主动性，实现了战役的预定目的，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战役与1944年各解放区军民普遍展开的攻势作战紧密相连，成为其前奏和序幕。它标志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根本转折的同时，中国战场由于日军的衰败和敌后军民的发展壮大，也出现了新的转折，解放区战场正逐渐由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阶段过渡。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二节 局部反攻的展开
一、1944年初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形势任务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惨败，其在东南亚、南太平洋战场作战的南方军与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日益困难，濒临断绝。1943年底，日军大本营着手研究打通一条从朝鲜釜山，经过中国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危局。1944年初，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开始筹划该项作战。
1944年4月18日，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这一作战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日军陆续从华北、华中、华南抽调参战的兵力共约51万人，约占侵华日军的半数，这样，1944年4月初起，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减少。加之这一作战准备和实施过程中，日军大本营又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26、第32、第35、第62师等部队赴太平洋战场，使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进一步减少。为了弥补其占领区兵力的不足，日军将一些独立混成旅、独立步兵旅扩编为师，组建新部队，但兵员减少，战斗力更远不如前。
日军乃加紧扶持伪军，由伪军接替一些次要据点的守备。经过1943年频繁战斗而遭受惨重失败的华北日军，其锐气进一步衰竭，防守的地区亦日趋缩小。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日本法西斯日暮途穷的形势下，日军士气低落，悲观绝望厌战情绪上升；伪军更加动摇，一些伪军考虑后路，军心趋于涣散。总之，1944年初以来，敌后战场的客观形势空前有利。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到1943年底，都已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尤其八路军在1943年秋即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新的形势，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确定1944年的斗争方针是：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在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中，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相反国民党由于存在种种弊端，力量未见增长，反而减弱，它执行的一些政策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威信下降，广大群众日益把希望寄托于中共身上。
顺应历史的要求，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抓紧有利战机，从1944年开始，对日伪军普遍展开局部反攻，同时注意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巩固，进行整军，大力加强民兵建设，积蓄力量，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积极为大反攻作准备。
二、八路军在华北展开攻势作战
1943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下发了关于1944年的工作方针和任务的指示。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持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是1944年全华北的方针”，1944年应着重完成下述中心任务：强化对敌斗争、开展全军的生产运动、贯彻完成整风、强化时事教育。
1944年4月起，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相当大的兵力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其中主要有第37、第62、第63、第110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独立步兵第9旅，以及第1集团军的12个步兵营。7月4日，上述部队中的第62师以及驻蒙军第26师受命开赴太平洋战场。日军中国派遣军为迅速补充兵力，在8月份以独立混成第7旅、独立步兵第3、第4、第9旅为基干，分别改编成第115、第114、第117、第118四个丙种师，将第115、第117师编人参与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12集团军，第114师编入第1集团军，第118师编入驻蒙军。在华北敌后军民普遍展开春季攻势后，华北敌后战场日军兵力的减少，为八路军局部反攻的胜利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和条件。
山东军区
1944年，原驻山东的日军第12集团军主力赴河南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留在山东的日军只剩下第59师、独立混成第5旅及临时编组的独立步兵第1旅，共约2.5万余人，为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同时，山东伪军增加，达到20余万人，伪军数量虽多，但战斗力较弱。山东的日伪军统由日军第59师师长细川忠康中将指挥。由于力量减弱，日军转而采取重点主义、相对集中配备的方策，放弃某些次要的及孤立突出的点线，或交由伪军守备，以减轻自己分散性的消耗，避免被八路军各个击破。这给了八路军乘势打击敌人、摧毁伪化治安更有利的条件。
日军为了巩固占领地区，乃以攻为守，不断出动“扫荡”，但每次“扫荡”的规模不很大，持续时间一般是几天，至多十几天。
1944年，山东军区在反“蚕食”胜利的基础上，针对日军收缩兵力、重点守备的特点，大部采取了主动的攻势。不仅一般地反击敌人的“扫荡”，一般地反击敌人的“蚕食”，而是在敌人实行重点主义配置收缩之际，进行出击，迫近包围歼灭伸入与突出孤立在抗日根据地的日伪点线；在敌人“扫荡”溃败之际，尾敌展开攻势，扩大战果；或乘敌“扫荡”此区，在彼区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攻势，从春季到冬季，此伏彼起，持续不断。
1944年春季，山东军区对日伪军多次发起攻势作战，其中最主要的有鲁中军区与滨海军区进行的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3方面军吴化文部，共1万余人，分布在鲁山南麓之鲁村、南麻、悦庄及其周围地区，隔断八路军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根据地的联系。3月25日，山东军区以鲁中军区6个团及滨海军区1个团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根据伪军防御地域广、主力用于第一线、纵深兵力弱的特点，八路军以一部监视第一线伪军，主力直接由伪军防御空隙神速插入伪军纵深，中间开花，打乱了伪军指挥系统，至27日将吴化文嫡系第6、第7两个军残部压缩至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
29日，日军2300余人分由莱芜、临胸前来增援，八路军主力乃转移至机动位置待机，并以小分队与来援之敌周旋。日军出击未能奏效又遭不断袭扰，遂于4月8日撤走。4月15日，八路军再次转入攻击，至20日收复悦庄地区，吴化文率残部退缩鲁村一带。第三次讨吴战役，歼敌70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吴伪遭到毁灭性打击，八路军控制了鲁山大部地区，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根据地的联系。
山东军区为准备继续扩大与恢复某些地区，缩短与巩固各战略区之间联系，以进一步改善根据地条件，在1944年3月23日即提出了各军区的作战方案，并要求对可能收复与克服的据点，不应坐失时机。6月22日，山东军区指示：鲁中军区应相机攻下沂水，滨海、鲁南军区相机攻下郯城、马头，还必须打击伪军李水平部；清河军区应乘青纱帐起采取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改善对冀鲁边与淄博的联系线。胶东军区力求改善与清河、滨海军区的联系。
5月上旬，山东军区各部夏季攻势陆续展开，到了7月下旬，更利用青纱帐盛起之际，发起青纱帐战役。
5月1日，鲁南军区以两个团另8个独立营及民兵一部，向盘踞费县以南崮口山区的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发起进攻，战至5日，荣子恒残部在援军掩护下，分向费县、临沂逃窜。八路军全部解放了崮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
鲁中军区在第三次讨吴战役后，积极准备拔除沂水县城据点。沂水县城驻有伪军1000余人，南关驻有日军50余人。8月15日晚至17日晨，鲁中军区以主力4个团及地方武装、民兵一部，攻克沂水县城，全歼日伪军（内俘日军20人）。沂水攻坚战的胜利，巩固了沂、鲁山区根据地，并打通了鲁中与滨海军区的联系。
日军为了阻止八路军攻势的发展，并打击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及后方，8月下旬，集中驻山东的日军第59师、独立混成第5旅、独立步乓第1旅、伪军吴化文、荣子恒、济南治安军各一部及驻江苏北部的日军第65师一部，共1万余人，在军舰3艘、汽艇10余艘的配合下，“扫荡”滨海军区。8月20日，日军第59师在莒县方向，独立步兵第1旅在临沂方向、独立混成第5旅在日照方向、第65师在赣榆方向，在边沿区分别隐蔽集结。21日开始分路向滨海区中心区分进合击，使滨海根据地受到相当损失。
为了配合滨海军区粉碎日军大“扫荡”，山东军区指示其他军区抓住敌兵力不足，顾此失彼的弱点，积极行动。据此，鲁中、鲁南军区积极伏击、截击“扫荡”滨海区回窜之敌，予敌沉重打击。胶东军区从8月中旬至9月下旬，展开1个多月的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收复文登、荣城两座县城，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38处，进一步打通了胶东4个军分区内部的联系及胶东与渤海、滨海区的联系。渤海军区从8月中旬至10月下旬，发起攻势作战，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进一步打通了渤海区内部各军分区的联系及渤海区与胶东、鲁中区的联系。
1944年1～9月，山东军区攻克与迫退日伪据点共1000个以上，日军兵力减少，伪军由20万减少到15万（津浦铁路以东）。7～10月，山东军区召开军事工作会议，系统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
10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1944年冬至1945年春的作战部署，要点是争取迅速打通胶济、津浦、陇海三铁路线内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一片。为此，首先收复莒县、郯城，尔后，彻底破坏台潍路临枣段与诸莒段，孤立临沂，是鲁中、滨海、鲁南三军区从1944年冬到1945年春统一的战斗目标；各军区继续向接近的敌区伸入，发展新的游击区。
在1944年冬季攻势中，山东军区于11月中下旬组织实施了莒县战役。
莒县位于滨海、鲁中两区之间，是日军进攻鲁中、滨海两区的重要基地之一。
自1944年8月八路军攻克沂水县城，及沂河两岸大部分地区被八路军控制后，莒县陷入愈益紧迫的包围中。该城驻有伪保安大队莫正民部3500余人和日军1个连。莫部经八路军争取，准备反正。山东军区集中滨海军区第4、第6、第13团。鲁中军区第1团，山东军区特务团两个营，独立第1旅等，共1万余人，编成攻城、打援两个梯队参战。
11月14日，八路军一举攻入城内，莫正民部反正，并引导八路军攻击日军，将日军压缩于最后两个碉堡内。
16日诸城日军南下救援，约800人进入莒县城。八路军为争取主动，撤出县城，在城郊对敌围困，29日夜，日军弃城北窜。莒县战役，歼日军一部，接应莫正民部3500人反正，扩大根据地7000平方公里，使滨海、鲁中两区连成一片。
1944年，山东军区进行主要战斗3514次，其中进攻战斗占73％；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1265处，占原有敌伪据点半数以上；毙伤日军4580余人，俘日军292名，歼灭伪军5，4万人，争取伪军1.1万人反正；解放国土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930万：主力部队与民兵都比1943年扩大1/3，军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游击队发展到37万人。
晋冀豫边区1944年，太行军区部队在日军兵力减少，收缩点线的有利形势下，乘机在春夏季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重点攻击伸入根据地内及边沿区的日伪据点、交通线。2月，太行军区部队收复已围困达8个月之久的、伸入根据地腹心的日军据点蟠龙镇；3月收复榆社县城，拔除临淇等日伪军据点；4月1日发起水（冶）林（县）战役，14日收复林县县城。入夏，太行军区部队围困辽县、陵川，攻击新乡、辉县地区之敌，并出击平汉铁路西侧敌第三道封锁线邢（台）沙（河）段、临（城）内（丘）段，摧毁其大部，根据地向平汉线平均推进了10公里以上。
1944年春季，太岳军区部队收复了沁水县城。为开辟济源、孟县以西的豫北地带，太岳军区于6月上旬派原第386旅第18团进入济源，继于8月中旬增派基于第2团到豫北，到9月底，攻占敌伪据点13处，迫退敌伪据点15处；促使伪军1100余人反正，改编为两个支队；解放人口10万以上，建立6个区政权，开辟了东起坡头镇、西至垣曲城附近长75公里，纵深约35公里的地区，同时控制了黄河芮村、蓼坞等渡口。
七八月间，参加豫中、豫西作战的部分日军返回华北，9月起，日军开始对太行、太岳区进行局部“扫荡”，同时在边沿区实行奔袭和抢粮。针对日军“扫荡”的特点，太行、太岳区军民以主动进攻的行动予以反击。有力打击敌人特务活动和抢粮活动，还特别深入敌后之敌后，袭击敌人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以先发制敌的行动钳制敌人。太行、太岳军区部队先后袭入平汉线上的石家庄、内丘及邢台等车站，正太线上的马首、上湖及微水等车站；两次袭入同蒲线上的太谷城关，并炸毁火车6列；在白晋线上，地方武装及民兵在虒亭至南关镇段展开破击战，毁铁路20余公里。
冀鲁豫军区
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通称平原分局），统一领导冀鲁豫、冀南两个区党委，黄敬为分局书记。两个区党委一致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1944年5月11日，两个区党委机构撤销，各地委改由冀鲁豫分局直接领导。随之成立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兼任政委。冀鲁豫分局直属北方局领导，新的冀鲁豫军区直属八路军总部领导。1944年7月，黄敬去延安治病，中共中央决定由宋任穷代理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
1944年，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分局的指示，抓紧有利时机，在粉碎日伪小规模的“扫荡”的同时，展开局部反攻。
5月11日至17日，第8军分区胜利地进行了昆（山）张（秋）战役，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拔除靳口、张秋等日伪军碉堡、据点50余处，消灭伪军1200余人，彻底摧毁了寿张至郓城日伪军封锁线，全部解放了昆张地区，打开了东平、汶上局面，使中心区向东扩展50公里以上。
昆张战役后，第8军分区又乘胜进攻了清丰。5月13日，日伪军弃城逃跑八路军第一次收复清丰。伪冀南道道尹薛兴甫带伪警备队2000余人，在日军一部的配合下，实施反扑，于5月23日再度侵占清丰县城。5月29日晚，第8军分区以第7团等突然袭击清丰城，至30日晨将日伪军歼灭，第二次解放清丰。
为进一步将小块游击区扩展为大块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在1944年夏季展开了积极的攻势作战。在湖西，八路军收复了单县、鱼台、丰县、沛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将敌人伸人湖西腹心区的“丁”字形封锁线全部摧毁，恢复了湖西中心区。在鲁西北，八路军于8月8日收复莘县县城，并解放莘县全境。
尤其是运西八路军讨伐郓城伪军刘本功部战役，规模最大，对打开冀鲁豫边区中心区的局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郓城是敌人在旧黄河以南、运河以西的中心据点，伪军刘本功部（5000余人）长期盘踞于此，另驻有日军1个营。敌人沿黄河大堤一线构筑封锁线，阻止八路军向东发展。8月5日夜至11日，八路军以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一部进入郓城地区作战，攻克敌伪据点37处，毙伤俘伪军2600余人，摧毁了刘本功部的黄河大堤封锁线，使抗日根据地向南扩展20公里以上。
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兵团大部整训，以主力一部和地方武装、民兵展开冬季攻势，攻克县城两座，据点10余处。
1944年，冀鲁豫军区共作战3604次，攻克据点、碉堡395处，毙伤日伪军1.6万余人，俘日军27人，俘伪军32929人，收复清丰，内黄、朝城、莘县、寿张、丘县、濮阳等7座县城，连同过去已有的濮县、范县、观城3县，共占有10个完整县。
晋察冀军区晋察冀军区根据北方局指示及本区实际，确定一方面巩固根据地的基本区，一方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
北岳区部队1～5月主动出击，攻克日伪军据点350多个，并先后袭入忻口车站和定襄车站。6月，部队向敌纵深地区发动攻势，连袭保定、望都、完县、涞源、灵丘等城，并于6月6日再次袭人定襄；与此同时，察南部队越过桑干河，在深井堡以西地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雁北部队开辟了桑干河北部分地区；平北部队开辟了张家口东北崇礼县的大部地区。在秋季攻势中，北岳区部队于7月间攻克平山以西回舍区日伪军据点14处，对日伪建立的冀晋封锁线、唐县至曲阳间封锁线进行了破袭；在平北活动的平北支队逼近北平近郊，攻克高丽营，收复香堂、八家、半壁店，袭人十三陵之长陵据点，9月粉碎了日军对平北大海陀地区的“扫荡”。
坚持冀中区的部队，遵照晋察冀军区关于利用日伪军收缩，乘机攻击逼退敌伪据点的指示，用各种方法压缩敌人，扩大解放区。1月上旬至2月上旬，冀中部队乘敌合击高阳、任丘地区和“扫荡”白洋淀以南地区时，以主力深入敌占区，先后拔除肃宁东北朱家庄等据点40余处，袭人肃宁、安新县城。接着，又在赵县东北和安国、定县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大马圈、西伯章等据点40余处，并一度袭入赵县城，开辟了赵（县）元（氏）宁（晋）地区。5月，冀中部队乘任丘日军撤走，包围任丘，在政治攻势和内线关系配合下，迫使伪军500余人投诚，一度收复任丘县城，同时再度攻克肃宁县城。6月，为打击抢粮之敌，冀中部队在大城、深县、藁城、赵县、宁晋地区展开攻势，攻克日伪据点40余处，使日军抢粮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在秋冬季攻势中，冀中部队攻克肃宁、武强两县城，攻入深泽、安平、献县、饶阳等县城，恢复了藁城、无极地区，长途奔袭了北平西南长辛店车站，并一度袭入保定西关和天津市区。
冀热边抗日军民采取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与敌展开积极艰苦的斗争。1～5月间，日伪军集中1.5万余人对热南地区进行“扫荡”并对遵化、玉田地区进行合击，八路军在粉碎日伪进攻的同时，以一部穿插于敌纵深地区，消灭了大量敌人，并先后袭入宁城、昌黎县城，袭击北宁铁路上的敌人火车。秋季，中共冀热边特委确定采取以恢复蓟县基本区等地为重点，同时向北平、天津郊区和长城以外敌占区发展的方针，对敌展开攻势作战。8月下旬，担任恢复蓟县的部队，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的大片地区。向平津郊区发展的部队，开辟了三河、通县公路以南和武清、宝坻、宁河三角地区，与冀中进入武清的部队会合。
10月中旬，日军进行反扑，集中1万余人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经两个月的艰苦斗争，迫敌于12月底撤出抗日根据地。但中共冀热辽特委、行署机关（1944年9月30日，由冀热边特委、行署改称）在丰润县杨家铺村开会时，10月17日遭日伪军合击，牺牲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周文彬以下干部战士400余人。
晋察冀军区在1944年一年中，共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1700余处，解放人口758万。
1944年9月，中共中央鉴于晋察冀根据地恢复和扩大以及形势的需要，指示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成立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行署和二级军区。冀晋区以王平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赵尔陆任军区司令员，杨耕田任行署主任；冀察区以刘道生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郭天民任军区司令员，张苏任行署主任；冀中区以林铁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军区司令员，罗玉川任行署主任；冀热辽区由李运昌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张明远任行署主任。冀晋、冀察、冀中三个区的领导机构在10月上中旬组成，冀热辽区到年底就绪。
晋绥军区
1944年，晋绥军区部队与边区人民群众继续深入贯彻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展开了连续的对敌攻势。1～8月上旬，先后拔除头马营、蒲阁寨、孝子渠、津良庄等58处据点。其中尤以挤走蒲阁寨日伪据点的斗争影响为大，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军区司令部特颁令嘉奖参加围困蒲阁寨斗争的部队和民兵，推广经验，进一步促进了围困敌人据点斗争的开展。
8月中旬，根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全面展开秋季攻势，至9月底，相继攻克汾阳之岩头、协和堡，宁武之杨家林、坝上、李家山、榆树坪，静乐之娄烦、东马坊、东六渡、利润，离石之南梁上、上白霜，文水之信贤、西社，五寨之风子头，方山之马坊、峪口，等等，共收复国土11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万余。秋季攻势中最大的一次战斗，是9月14～16日第8军分区进行的汾阳战斗。汾阳是日军楔入山西西部的重要交通线汾离公路上的重要战略据点，城内驻有日伪军700余人，其周围罗城、协和堡等据点驻有日伪军500余人。经过3天战斗，八路军烧毁了汾阳城外围据点火柴公司的哨楼，破坏了火车站、飞机场、电灯公司重要设备，全歼了协和堡据点日伪军。当时前来晋西北参观访问的外国记者哈里逊·福尔曼、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武道，美军观察组军医梅尔文·卡斯堡少校等，亲眼目睹了汾阳战斗的过程，深为感动，表示要把看到的真实情况报道给全世界。日伪军在八路军秋季攻势打击下，为挽回其失败的影响，于9月9～12日，14～16日，先后“扫荡”第6军分区忻县、崞县地区，第8军分区方山屹洞地区。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日伪军集中5000余人，“扫荡”兴县、临县、岢岚、保德、偏关地区，历时25天。在这次反“扫荡”中，八路军内外线相结合夹击敌人，广泛开展群众地雷爆炸战，大量地杀伤了敌人，迫使敌人狼狈退出抗日根据地。
1944年，晋绥边区军民共收复敌伪据点92个，收复村庄3108个，扩大面积2.4万余平方公里。全年中，斗争形势是不断向敌进攻，群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显著的发展。
三、新四军在华中展开攻势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战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华中敌后军民从1943年冬渡过最困难时期，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年，日军从华中抽调原有大部分老部队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与投入太平洋战场，临时新编独立步兵旅和野战补充队等部队接替华中占领区的警备，华中日军数量由1943年底第11、第13集团军共14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约21万人，减少到1944年底第13集团军、第6方面军第34集团军共5个师、1个独立混成旅、5个独立步兵旅、5个野战补充队、2个支队等约17万人。人员减少，兵员素质降低，特别是日军已处于全军崩溃的前夜，士气大大下降。日军为弥补自身兵力不足，进一步利用伪军，为此，加强对伪军的控制与掌握，积极调整和编组伪军，强化其战斗力，分别调离其原属地区，使其逐渐脱离地方性。
如日军于1943年12月24日将李长江的第1集团军撤销，李长江调伪参议院副院长闲职，所属部队改为第5集团军，由项致庄任总司令。伪军数量由1943年的20万人增至35万人。日伪军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继续进行“扫荡”、“清乡”，在沿海继续推行“屯垦”计划。
1944年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扫荡”的次数虽未减少，但每次“扫荡”的兵力均较少，时间也不长。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结合华中敌我形势的新变化，决定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见附图7）
苏中军区
1944年春，日伪军在对苏中第4军分区继续进行“高度清乡”的同时，积极布置对江都、泰州、海安、李堡、栟茶一线以南地区（第3军分区范围）进行“扩展清乡”，及对东台沿海地区（第2军分区范围）进行“强化屯垦”。
为坚持苏中斗争，2月苏中区党委决定发动车桥战役，夺取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的淮宝地区（车桥、曹甸一带）作为后方阵地。车桥驻有日军七八十人，伪军500余人。苏中军区集中5个团组成3个纵队，以1个纵队攻车桥，两个纵队打援，以保证夺取车桥。3月5日凌晨1时50分，战役开始，攻坚部队一举突入车桥镇内，至当日晚，攻克碉堡33个，将500伪军全歼，日军残部退守独立瓦房继续顽抗。当日黄昏起，日军援军逐批赶至，新四军阻援部队将头三批援军共500余人大部歼灭，后因敌援军增多，部队经一日两夜之苦战，过于疲劳，乃于6日拂晓前安全转移。6日晨大批日军进占车桥，但慑于新四军声势，于7日放弃车桥，撤回淮安，尔后又放弃车桥周围的一些据点。从8日至13日，新四军又收复和逼退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等日伪据点12处。是役，共歼灭日军上校以下460余人和伪军500余人，淮安、室应以东纵横100余里全部解放，进一步沟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的联系。一个月后，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由东台县东南三仓一带移驻车桥附近主应县的固津一带，车桥战役显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从1月开始的春季攻势的凌厉有力。
车桥战役后，苏中区提出第4军分区“坚持反清乡”，第1、第2、第3军分则“打破清乡、屯垦”。6月中旬，苏中区党委提出反据点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要用一切办法逼迫敌人放弃小据点，并使敌人据点孤立。
于是苏中全区对日伪展开了夏秋季攻势作战。通过这次攻势作战，苏中全区局面进一步好转，最困难的第4军分区也基本恢复了在“清乡”中被侵占的地区，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
11月，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决定调整行政区划、军分区，在江北撤销第2地委、专员公署、军分区；在江南以原丹北中心县委为基础新建第5地委；以澄锡虞中心县委、苏常太中心县委合并成立第6地委，同时相应成立第5、第6专员公署、军分区。[中共江苏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苏中史编写组：《苏中杭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
苏北军区
1944年1～3月，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第3师第10旅兼）发动春季攻势，攻克日伪据点30余处。
4月19日，苏北军区集中淮海军分区（第10旅）主力和第7旅一部，发起高（沟）杨（口）战役。高沟、杨口是灌云、新安镇之敌伸向西南的主要据点，高沟位于新安镇西南20公里处，杨口在高沟西北5公里处。这里由伪军2000余人固守，控制盐河、前后六塘河，割裂了淮海军分区与盐阜军分区的联系。苏中军区采取各个歼敌的战法，经16天血战，终于于4月25日、5月4日先后攻克高沟、杨口坚固据点，附近10余处伪据点亦被攻克。是役，共歼敌2000余人，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完全连成一片，改善了苏北抗日斗争局面。
5月，苏北军区攻克灌河口淮盐重地陈家港，缴获食盐40万吨。日伪遭严重损失后企图报复，6月上旬日伪军4000余人、飞机12架、汽艇多艘分途向淮海、盐阜区进犯，旋即被分路击溃。7月苏北军区攻克沿海交通要镇大兴镇。9月，宿迁日军一部88人、地方反动武装90余人，南下到泗阳县城西北20公里处、运河南岸的林公渡村建立据点。淮海军区当即集中主力第 1、第2、第4支队于9月7日晚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拂晓前拔除林公渡据点，击毙日军连长全并以下66人，俘日军5人，毙伤俘伪军90余人，粉碎了日伪军确保运河交通联系、隔断新四军苏北、淮北两区联系的企图。同月，盐阜军分区主力攻克沿海通洋港等据点7处。10月又攻克沿海棉花出口重镇合德镇。
淮北军区1944年3月中旬，日伪对淮北军区之淮（阴）泗（县）地区进行了3天“扫荡”。3月27日，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泗阳，遭新四军沿途袭击后，于30日窜回洋河据点。为配合反“扫荡”，淮北军区其他各部从3月16日起，发起攻势作战，持续50天，至5月5日，共拔除据点46处，破坏并控制宿（县）灵（壁）公路之大店集至灵壁段及泗（县）宿（迁）公路，使泗县、灵壁外围除前后张楼等据点外，其余全被扫清；邳（县）睢（宁）铜（山）区除运河沿线、陇海铁路、海郑公路及睢宁城北之魏集、车甸外，己无敌踪。
从6月上旬起，淮北军区部队再次发起攻势，先后拔除张楼外围朱场、三周家等据点，7月5日起，强攻前后张楼，至11日将其攻克，使泗县北部地区获得解放。
淮南军区淮南军区津浦路东军分区之盱嘉支队于1944年1月24日夜（农历腊月29日，除夕夜）袭入盱眙县城，一举歼灭了伪县政府、伪警察局，消灭伪保安队一部，共歼敌200余人，缴枪120支，自己未伤一兵一卒。2月，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县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歼俘伪区长以下200余人。
12月22日，来六支队在六合县城北之羊山头，伏击伪首都第3师1个营及随行日军小分队，毙伤日伪军120余人，俘伪营长以下200余人，受到新四军军部通令嘉奖。
在津浦路西地区，5月，日伪军3000余人，分三路合击中心区藕塘镇。
新四军第2师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攻克敌后方凤阳县殷家涧等日伪据点，攻进了定远县城。日伪军遭内外线的沉重打击，被迫撤退。11月9日，日伪军六七千人再次向路西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扫荡”，在师长谭震林亲自指挥下，新四军第2师积极作战，迫使日伪军于11月16日撤退。
鄂豫边区
1944年，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集团军在四五月份曾以一部北上配合华北日军打通平汉线，5月以后，其主力参加湘桂会战，原有兵力除第39师、独立混成第17旅外，全部调走，武汉地区由新建立的第34集团军警备。
1943年冬季起，新四军第5师一面整训部队，一面以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开展反“扫荡”反“清乡”。陂孝县陂四区的武工队在反“清乡”中，积极打击零散敌人，破坏公路，收割电话线，一直活动到日伪占据的黄陂县城边，使敌不敢出城门。1944年2月、5月，第5师击退了国民党顽军及鄂东土顽武装对大悟山的数次进攻，但付出了很大代价。
1944年下半年，边区部队加强了对敌斗争。第3军分区于8月围攻日伪军新设立的监利县汪家桥据点，迫其逃走，9月5日在沔阳之管家棚进攻伪定国军残部，俘其副军长汪步青、参谋长张维蕃等20余人，并于同月在潜（江）沔（阳）边歼灭伪军刘明辉部。同时，群众性对敌斗争日益活动。从1944年8至12月，仅接敌区地方武装先后对日伪作战即达70余次。
1944年10月，为适应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即将南下挺进湖南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湘鄂豫皖军区（后来通称鄂豫皖湘赣军区），由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兼军区领导机关。
皖江军区（新四军第7师）、浙东地区的部队，在1944年，也对日伪军进行了积极的作战。
1944年，华中敌后军民，积极开展攻势作战，共歼敌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制止了日伪军对解放区的进攻，沟通了津浦路东各根据地的联系，各地斗争局面得到进一步改善。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三节 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敌后进军
一、发展河南
1944年4月18日，侵华日军开始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第一步——平汉作战，于5月9日打通了平汉铁路，5月25日攻占河南省政府、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洛阳，河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 5月27日，日军第11集团军向湖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事重心南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开辟河南敌后战场的部署和准备。6月23日，刘少奇、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致电张云逸、饶漱石、李先念、郑位三，指出：“目前敌全盘战局重心在攻略粤汉路，长沙陷落，衡州亦将不守，敌由广韶向北进行夹击，亦计日可待。因此我5师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益形提高，5师今后发展方向应该确定向河南发展，完成绾毂中原的战略任务”。由于新四军第5师提出本师有相当的困难，没有多少力量发展河南，只拟以巩固现有根据地为主，中央同意了第5师的请求，于是部署由太行、太岳、水东八路军及新四军第4师为主发展河南，第5师配合行动。7月25日，中共中央就进军河南的政策发出指示，指出：此次向河南发展与以前发展华北和华中的情况均有不同，情况更复杂，我军政策应照顾敌伪友我诸方面，更灵活地去适应具体情况，成功关键取决于此。为此，应该注意：
1、我军要善于插入敌顽之间的空隙地区，在敌伪区建立抗战秩序。
2、对当地不反我的地方自卫武装，应建立同情友善的外围关系，长期帮助耐心争取使其自觉自愿走我军的道路；对遭人民反对的土匪武装，如争取无效，应坚决解决之，但对俘获者不问首从一律宽大处理。
3、迅速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和减租减息运动，严禁各部队往来重复向当地人民摊派粮草。以三大纪律做得好和筹粮有秩序作为我军与河南人民的最初见面礼，使痛苦最深的群众感到有了好日子，人人都有来苏之庆。[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292页。]
1944年7、8、9月，新四军第5师、第4师，八路军太行军区各一部先后向河南推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邓小平、滕代远，指出：由于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无能，半年来丧师失地，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与最后解放事业，将完全依靠我党我军与全国人民自己担负起来，我们必须了解上述责任之重大，才会了解此次深入河南不仅是理直气壮光明正大，而且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为着确实准备反攻，使八路军新四军南北连成一片，以便利将来反攻，集中力量，我们必须发展与建立河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大胆改造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开辟豫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太行军区第3团、新编的第35团和豫西地方工作队共1500余人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即第1支队）首先挺进豫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太岳军区第18、第59团等部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即第2支队）随后南下。
第1支队在司令员皮定均、政治委员徐子荣率领下，于9月6日由林县出发，22日在济源西南之蓼坞渡口击退敌河防部队，胜利渡过黄河，从新安以西越过陇海铁路，涉洛河、伊河，进到临汝以北之大峪店后分兵：以第3团主力进入嵩山地区，第35团主力进入箕山地区，第35团一部进至宜阳西南之东赵堡活动，支队直属部队活动于大峪店及登封以南的东、西白栗坪地区。11、12月间，1945年1月，日伪军连续两次“扫荡”第1支队，均被粉碎。
第2支队在司令员韩钩、政治委员刘聚奎率领下于1944年11月6日渡过黄河，进入陇海铁路新安至渑池段南北地区活动。12月底，中共中央党校干部100余人、晋绥军区第6支队3个连奉命来到新安以北之园山与第2支队会合。
为增强豫西八路军力量，中共中央决定以驻陕甘宁边区的第385旅第770团和警备第1旅第2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第3、第4支队（第3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先瑞、第4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才千），共约2200人，由王树声、戴季英率领，挺进豫西。该部继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之后，1944年11月28日，经过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冰桥顺利跨过黄河，于1945年2月中旬进抵宜阳西南之东赵堡，除留一部兵力与当地抗日武装组成伊洛独立支队外，主力继续南下，进至登封南之东、西白栗坪与第1支队会师。2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河南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
王树声任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任军区政治委员，统一领导豫西的抗日斗争。
1945年3月下旬，太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又以第13团主力为骨干组成第6支队，进入豫西。至此，八路军在豫西的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
加强水东，开辟水西
1944年6月，中共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遵照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加强水东、开辟水西，扩大豫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从军区警卫营和各军分区共抽调300余人，组成南下大队，7月1日从兰封、内黄车站之间越过陇海铁路，于7月4日，与水东独立团会师，随即合编为新的独立团，共2200人。1945年1月，冀鲁豫军区调第8团开赴水东，随后并划水东为第12军分区，第8团改称第28团，独立团改称第30团，余克勤任军分区司令员，袁振任军分区政治委员。
5月14日，第28团从扶沟东北的吕潭渡过新黄河，进入水西。6月20日，冀鲁豫军区为统一水东、水西领导，贯彻执行八路军总部关于加强水东，向东向南发展的指示，决定成立豫东指挥部，王秉璋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同时，调第9军分区第15团加强水东，将党校警卫团改称第29团调水西。7月5日夜，第29团由吕潭西渡新黄河。随后与第28团配合，在西华、商水、上蔡之间地区，扫除日伪军据点，扩大了水西根据地，并成立水西军分区，司令员汪家道、政治委员李士才（均未到职）。
恢复豫皖苏边
为了恢复新四军第4师原开辟和创建的豫皖苏边区。1944年8月15日，第4师师长彭雪枫率第11旅第31、第32团，第9旅第25团和师属骑兵团及萧（县）铜（山）独立团1个营，从泗洪县东南的半城集等地出发西进，20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铁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国民党顽军极力阻止新四军西进，新四军在反击作战中，师长彭雪枫于9月11日在夏邑以东八里庄牺牲。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张爱萍为第4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并令韦国清先赴津浦路西指挥反顽作战。10月，新四军第4师在第3师第7旅及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个团的协助下，大举反击，将进犯顽军赶回涡阳县城。11月，又开辟了商丘、毫县、永城之间地区。至此基本上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发展豫南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发展河南的指示，鄂豫边区党委和第5师决定以1000余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以黄林为兵团指挥部指挥长，向河南敌后进军。
1944年7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先遣队5个连从罗山西北的陡沟附近渡淮河，进入确山、正阳、信阳三县边界地区，以胡冲店为中心开展工作，8月中下旬，转至正阳西南的张仪店一带分散游击。8月29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率第38团第3营及信应独立第25团、淮南支队，夜渡淮河北上，再次进占胡冲店，将淮南支队与正阳常备队（刚加入新四军）整编为挺进第3团，将信应独立第25团改称挺进第2团。
为巩固路东，开辟路西，兵团指挥部决定成立路东指挥部，留挺进第3团坚持淮河南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兵团主力则挺进路西。9月，兵团主力进至平汉路西确山西北的沙河店、大乐山、板桥一带活动。10月，第5师派第45团第2营进入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部遂以第38、第45团进入豫南的各一个营为基础扩编为挺进第1、第4团。
9月，太行军区派出的皮定均、徐子荣支队南渡黄河，开创以嵩山为中心的根据地。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指示：“你们派到豫南的部队应坚持进行活动，建立据点，发展地方武装，并设法与皮徐部队取得联系。”为与八路军皮徐支队取得联系，游击兵团以挺进第1、第4团向豫中挺进。这两支部队日夜兼程，从遂平县嵖岈山经舞阳西南的庙街，于11月初进至叶县西南的三皇庙、罗冲一带。部队北进途中，与敌伪土匪不断作战，难以占领稳固的立足点，经中央军委同意，游击兵团暂缓北进，集中力量巩固已占地区。
11月，鄂豫边区党委决定将豫南工委扩大为河南工委，豫南游击兵团改称为河南挺进兵团，黄林任兵团司令员，第5师副政治委员任质斌兼任工委书记和兵团政治委员。12月，任质斌率第39团1个营和抗大十分校一批干部，到达河南确山孤山冲兵团指挥部。
1945年3月，第5师第13旅旅长周志坚率第38团后续部队进入河南平汉路西与挺进兵团会合。
1945年4月间，边区党委和第5师决定以淮南、信罗、信应、信随等县成立第6军分区，陈刚任司令员，方正平任政治委员。不久又以豫南之信确、信桐、泌阳等县成立第4军分区，韩东山任司令员，夏忠武任政治委员。此外，以挺进第2、第4团组成豫中兵团，黄林任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活动于西平、遂平、叶方舞等县。1945年8月上旬，豫中兵团与河南军区陈先瑞支队合并，成立河南军区豫中军分区，陈先瑞任司令员，黄林任副司令员，栗在山任政治委员。
发展河南，是中共中央统一部署的战略任务。经过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务力，开辟了豫西，发展了豫南，扩大了豫东，恢复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打通了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基本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二、进军湘粤边
日军打通平汉线后，集中36.2万人的兵力于1944年5月27日开始实施湘桂作战，6月18日攻占长沙，8月7日攻占衡阳，到9月13日，占领广西北部重要门户全县。中国第9、第6、第7、第4战区的部队作战接连失利，湘、赣、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华南、西南局势日趋严重。
为了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9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重要会议，正式决定以在延安东南黄龙山南泥湾地区屯田开荒的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分批南下。首先在湘中创立以衡山为依托的、以衡宝（宝庆，今邵阳市）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尔后打通与广东东江纵队的联系，造成南方一翼，以便配合将来全国的战略反攻。同时，中共中央还电令东江纵队向粤北发展。
10月，八路军第359旅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挑选4200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辖4个大队。南下支队由第359旅旅长王震任司令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第359旅除南下支队外，留下的部队由副旅长苏进等领导，继续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屯田任务，并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的干部9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第1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带队，第2大队由文建武、张治台带队，随同南下支队南下。
南下支队经过充分动员准备后，于11月9日从延安出发，经绥德螅蜊峪一带东渡黄河，过同蒲铁路。侦察南渡黄河地点时，幸运地发现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黄河渡口已结为厚两尺宽1公里的冰桥，12月27日南下支队人马辎重顺利地通过冰桥跨过黄河。尔后越陇海铁路进入八路军豫西部队新开辟的地区。又沿熊耳山、伏牛山山麓南下，在新四军第5师河南挺进兵团接应下，通过平汉铁路，于1945年1月27日进抵湖北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会师，随行干部大队安全抵达鄂豫边区。
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17天后，1945年2月14日继续南下。为保证南下支队安全渡过长江天险，新四军第5师派熟悉长江沿岸情况的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体学率领所属第40、第41团配合南下支队，一起挺进湘鄂赣边。2月19日至23日晨，南下支队和第40、第41团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以南的大田贩击退尾追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4旅，歼敌100余人。这次战斗的胜利，给鄂南人民以极大鼓舞。随后南下支队向湘赣边前进。
南下支队南下期间，华南、西南正面战场继续发生重大变化。日军打通了湘桂铁路，占领了桂林、柳州、南宁，至1945年1月26日打通了粤汉线，湘南、粤北也成为敌后。鉴于华南战局发生的上述变化，中共中央对南下支队究竟在何处创立根据地有了新的考虑，并多次征询南下支队的意见。当南下支队尚在长江以北大悟山新四军第5师处休整时，1945年2月11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原定9旅以湘、资间之衡宝地区为中心似须再加考虑，此事待你们进到株、醴地区时再行决定”。[9旅即第359旅，湘、资指湘江、资水、株、醴指株洲，醴陵。]
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湖南乎江县城。在乎江，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由4个大队扩编为6个支队。同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先在湘鄂赣边建立立脚点，而后再继续南进。3月3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然后再南进”，并再次指出：“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4月15日，南下支队撤离平江，返抵鄂南通山、崇阳地区，再次与留在鄂南的张体学批挥的第40、第41团会合。5月，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和军区。王震任军区司令员，王首道任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任军区副司令员，王恩茂任军区副政治委员，聂洪钩任行署主任。
6月18日，由第359旅第2梯队和警备第1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张启龙、文年生率领下，由延安出发，兼程南下。湘鄂赣军区准备等这两个支队到达后一同南进。
湖南抗日救国军自过江后滞留湘鄂赣边区的几个月时间里，正是欧洲战场发生大变化的时期。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预示着日本法西斯也行将崩溃。6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湘鄂赣边区党委和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出：“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并明确指示，放弃在湘中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湖南抗日救国军主力及张启龙、文年生率领的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与广东部队连接，创立五岭根据地。
湘鄂赣边区党委和军区遵照上述指示，决定留两个支队配合新四军第5师部队坚持湘鄂赣边区抗日斗争，主力南下湘粤边。
7月7日，主力部队3000人由大幕山出发，经10日行程进抵平江西南的桃花山，留湘阴、长沙、岳阳、平江地区一部，其余部队于7月24日夜至25日拂晓，由长沙北面的铜官、下洞子湾之线西渡湘江，27日进抵宁乡县所属的新田湾。在这里，收到毛泽东7月22日发来的一份电报，毛泽东指示：
“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甫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并询问估计多少时间可到五岭山脉。30日，部队到达湘潭西南25公里处的上桥，王震、王首道当天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称：若由湘潭、衡山间东渡湘江，沿粤汉路南下，两星期可到湘粤赣边。8月4日，毛泽东指示将这一报告转发广东及张启龙、文年生，并指示：“请广东区党委速筹划向北江、小北江发展，[小北江指广东怀集、连县、连山、阳山地区。] 迎接二王。请文、张部争取迅速南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东江纵队即派遣1000余人由罗浮山地区兼程北上，以接应八路军南下。
8月6日，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从湘潭与衡山之间的龙船港东渡湘江，沿粤汉铁路东侧南下。28日，部队到达粤北南雄县西北的百顺地区，因受国民党大军围攻，难以立足，同时判断东江纵队将被迫不能北上。鉴于日本投降，时局迅速变化，原定任务难以完成，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于9月7日奉令北返。9月27日在鄂城地区北渡长江。
10月上旬，在礼山（今大悟县）地区与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师，10月中旬奉命恢复第359旅番号，归第5师指挥。
张启龙、文年生指挥的八路军游击第2、第3支队，进到河南新安地区时，正值日本投降，旋即奉命转赴东北。
南下支队向湘粤边进军，历时近一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克服了严寒酷暑和山河险阻，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虽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是，南下支队勇敢地挺进敌后，推动了所经地区的人民抗日斗争，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三、南下苏浙皖边
日军在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的同时，为了确保京沪杭三角地带，防止美军在浙江东部沿海登陆，谋求沿海海上交通和舰艇基地的安全，1944年8月至10月实施浙东作战。8月22日，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师从武义附近进攻中国第3战区，占领丽水，9月9日占领温州。9月27日，又以独立混成第62旅，在海军协同下，在福州沿海登陆，10月4日占领福州。
这时，美国有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的设想，并希望将来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时能得到中共的配合。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代政治委员饶漱石、参谋长赖传珠：新四军第5师地区美军已派人去，我们已允许其设无线电网并向其供给情报，还答应允许他们派人来新四军军部井在上海及沿江沿海设无线电网，其目的不但目前便利美军轰炸日军，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
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为此，中央建议除浙东游击纵队、苏南部队积极发展外，派叶飞（新四军第1师副师长）、朱克靖等率两个主力团，并由华中局抽调苏南、浙江籍一批干部，随同南渡长江，汇合江南第16旅共同担任南进浙江的任务；中央还建议恢复新四军第6师师部。
10月9日，华中局表示“我们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发展苏浙皖与浙江的方针。”并根据熟悉浙江情况的第1师师长粟裕的请求，决定由他率领苏中第一批主力部队，执行南进任务，24日中央回电同意。
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并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11月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请他们考虑下列步骤：成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准备再从第1～第4各师共调5～6个团南进；准备抽调大批干部南下。
11月26日，中央进一步指示：“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南下”，并通告“八路军暂时没有部队抽调南下”，要求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处理好发展新区与巩固原有根据地的问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中局确定计划先由江北暂派12个团分批南下（含第一批粟裕率领的3个团8000余人），必要时再抽调兵力南下。
新四军第一批南下部队——第1师第7团、特务1团、特务4团等3个团8000余人，在粟裕率领下，于1944年12月27日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1945年1月6日于浙江长兴地区与第16旅会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1月13日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军区司令部驻长兴西北的仰峰（4月移至孝丰）。随即对部队进行整编：以原在苏南的第16旅为第1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下辖第1、第2、第3支队（支队相当于团）；以原浙东游击纵队为第2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治委员谭启龙，所属部队原番号不变；以苏中首批南下部队为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阮英平，下辖第7、第8、第9支队。同时，确定了进军部署：以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控制天目山东北侧莫干山和杭嘉湖地区；以第3纵队两个支队进至誓节度、广德、泗安公路以南，配合第1纵队行动，1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地区掩护后方交通；第2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2月12日，第1纵队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沿途打击日伪军，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日伪军的出拢，占领了杭州西北的递铺、三桥埠之线，控制了武康、德清两城，全部进入莫干山区。
正当新四军积极向日伪军进攻时，第3战区令苏浙皖挺进军指挥5个团的兵力，由天目山、孝丰地区向新四军第3纵队发动进攻，企图切断第1纵队后路，消灭南下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被迫自卫，经两次天目山反击作战，击退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
4月中旬，叶飞、金明（新四军第3师政治委员）率苏中两个团南渡长江，安全到达江南，4月26日，与苏浙军区领导机关在孝丰东南的吴家道会合，叶飞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金明则担负地方党的领导工作。叶飞所带部队编为第4纵队，司令员廖政国，政治委员韦一平，下辖第10、第11、第12支队。
5月29日，顽军再次开始进攻，进占天目山。苏浙军区部队被迫退至孝丰城后，伺机反击，至6月23日将来犯之敌大部歼灭。新四军南下苏浙皖边的部队，克服困难，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胜利地反击了顽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四节 发动“扩大解放区”的新攻势
一、1945年初敌我形势变化与方针任务的确定
1944年，以美军为首的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凌厉的战略反攻。6～8月，美军攻击马里亚纳群岛，占领塞班、关岛、提尼安等重要岛屿，取得了B—29远程轰炸机轰炸日本本土的基地。马里亚纳是日本“绝对国防圈”的重要环节，它的失守给日本政府以极大打击，重臣们的倒阁运动日趋高涨。结果，东条英机内阁被迫于7月18日总辞职，7月22日成立小矶国昭、米内光政联合内阁。
10月20日至12月25日，美军在菲律宾中部的莱特岛登陆，控制了该岛。
1945年1月9日，美军又在菲律宾最大的岛吕宋岛登陆，在由岛上大步跃进逼近日本本土的同时，以马里亚纳群岛塞班岛为基地的美军B—29远程轰炸机于1944年11月24日实施了对日本东京的首次空袭，其后轰炸日益猛烈。
到1945年初，日军，尤其是海军、陆军航空兵已受到严重打击，武器、技术人员（尤其是飞行员）十分缺乏，难以补充，制海、制空权基本丧失，日本本土受到来自空中日益猛烈的打击，日本军国主义者没顶之灾为时不远了。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大本营开始重点筹划以日本本土为中心的防御，命令在日本本上以外的部队尽力持久牵制美军的攻势，以利本土作好作战准备。对于中国派遣军，从防卫日本本土的目的出发，日军大本营从中国派遣军调出一些部队开赴日本本土、朝鲜、中国东北；考虑到美军可能在中国沿海登陆，急需加强中国沿海对美战备，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的作战方针、任务作出新的重大调整。
1945年1月22日，大本营对中国派遣军下达命令和指示，改变了基本任务，命令中国派遣军“迅速加强中国大陆战略准备，击败从东西两方进攻之敌，特别是击败美军，粉碎其企图，确保日本在大陆的国防重要区域。为此，要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要以促使重庆势力衰亡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封锁敌在华空军势力的活动，要组成许多个小部队对中国内地长期进行有组织的挺进、奇袭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532页。]
1944年，日军中国派遣军以大约51万重兵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虽然在战役上取得相当进展，到年底打通了与日军南方军的陆上联系，到1945年2月初又打通了粤汉铁路，最终完成作战任务，但是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先天兵力不足的日军，兵力更加分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适时实施有力的反攻，日军在中国总的态势更加被动。日军企图通过摧毁大陆交通线沿线的中美空军基地，以阻止美军飞机轰炸日本本土，也由于美军夺取了太平洋上的塞班岛，美军B—29远程轰炸机由中国成都飞赴塞班岛，而未能实现。在日军全局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日军中国派遣军不得不匆匆忙忙变更部署，以作最后挣扎。
1945年1月2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召开方面军及集团军司令官会议，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根据大本营1月22日的命令和指示，下达改变各方面军及各集团军基本任务的命令和有关实行摧毁中美前进空军基地老河口、芷江作战的命令。中国派遣军的命令要点是：华北方面军大体上要确保现有占领区，尽可能加强对国民党势力的压迫，准备在第6方面军一部的配合下，向老河口一带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并预定于夏初在山东青岛方面，大致完成对美作战准备，在绥远、察哈尔方面尽可能完成对苏作战准备；
第6方面军确保粤汉、湘桂铁路沿线新占领区和武汉周围地区，保持与南方军的联系并向湘西芷江一带的国民党军进攻，摧毁这个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
第23集团军由第6方面军改归中国派遣军直辖，要大体上确保现占领区，并预定在3月底大致完成闽粤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
第13集团军确保京、沪、杭地区，并预定在夏初大致完成江、浙沿海对美作战的准备；
第5航空军要以一部协助地面部队，并努力扼制中美空军活动，同时以主力在沿海口岸进行对美作战准备。
为此，日军中国派遣军加紧调整部署，整编部队。从1944年至1945年春，先后新组建了6个师、13个独立混成旅和13个相当于旅的独立警备队，使中国派遣军总兵力达到100余万人。同时，伪军数量也增至100余万人。
国民党军在从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损兵失地，由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在全国和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影响急剧下降，招致各方面接连不断的指责。
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缅北、滇西的反攻获得重大胜利，打通了陆上与外界的联系，此外，在美国的帮助下，在云南、贵州、四川大后方加紧进行美械装备部队的组建和训练，准备抗战后的争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由于十大政策的深入贯彻，特别是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已拥有9000万人口和200多万民兵、78万军队。军队不仅数量扩大了，而且经过攻势作战的锻炼和冬季大练兵运动，军政素质有了明显提高。通过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军政、军民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重要演说，他提出：明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指出了1945年敌后解放区值得特别指出的15项工作，其中第一项工作是“扩大解放区”。他说：“无论哪一个解放区的附近，或其较远之处，都还有许多被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军队应该进攻这些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我们必须把一切守备薄弱，在我现存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处于极端狭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们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面的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17页。]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任务的指示》中提出，“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433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指明了1945年解放区的工作方向，各解放区据此制定了本区1945年具体的方针和计划，对日伪军实施了大规模的攻势作战。
二、八路军在华北发起大规模攻势作战
1944年底，日军华北方面军主要部队有：第1集团军（第69、第114师、独立混成第3旅，驻山西），第12集团军（第110、第115、第117师、坦克第3师、骑兵第4旅，驻黄河以南河南省新占领区），驻蒙军（第118师、独立混成第2旅），直辖部队（第59、第63师、独立混成第1、第5、第8、第9旅、独立步兵第1、第2旅、第12野战补充队、华北特别警备队）等。根据中国派遣军的命令，1945年，华北方面军除确保现有占领区外，尚须对老河口国民党军进攻，对美、苏进行作战准备。另外，依据中国派遣军下达的《沿海方面对美作战准备纲要》，预定从华北方面军现有9个师中抽调7个师开往上海方面，第12野战补充队改编为独立混成旅调往徐州。为此，1945年初开始，日军加紧整编部队，充实预定对美作战的部队，为接替预定调出部队的防务新组建了第3～第7独立警备队（独立警备队编制定员8857名，相当于旅）。为在山东半岛准备抗击美军登陆作战，1945年3～4月间，在济南新建第43集团军，下辖第59师、独立混成第5、第9旅、独立步兵第1旅。1945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警备兵力约125个营，19万人，另有伪军50余万人。日军兵力明显不足，士气下降，忙于部队编组和调动，基本处于守势。
八路军为执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任务，从1945年春开始对日军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反攻。
山东军区
1945年1月17日，山东军区下达1945年作战部署，提出：1945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是求得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宽大地区，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互相联系进一步缩短和巩固，而对1944年所开辟之地区，主要争取巩固。继续开展攻势，拔除某些突出孤立据点，继续扩大解放区。
为此，确定1945年的作战分为两步。第一步，各军区拔除各自周围孤立突出的日伪据点，同时为第二步作好各方面的准备；第二步，总的战役行动准备在4月开始，主要作战目标是：胶东军区向西、向胶河上游一带发展，鲁中军区向安丘方向发展，滨海军区向北配合上述两区行动，求得共同完成开辟胶济路东段南北两侧地区、进一步打通相互联系的任务，渤海军区以消灭伪军张景月为主，求得歼其一部。
1～3月，山东军区实施第一步作战，主要战役战斗有：讨代伪军荣子恒部战役、讨伐伪军赵保原部战役和蒙阴战役等。
伪暂编第10军荣子恒部，原驻临（沂）费（县）边，1944年底，日军因其在原防区多次遭八路军打击，难以支持，为对其进行整补，调驻临近津浦铁路的泗水县城及其周围地区，以加强对津浦铁路的防护。2月1日晚，鲁南军区主力奇袭泗水城，一举攻入城内，至2日19时，击毙荣子恒及其参谋长和日本顾问，全歼城内敌人，同时，八路军还攻克泗水城外围的故县、杨庄、杨公村等据点，击退日伪援军。这次战役，八路军共歼敌2000余人。
赵保原，原是鲁苏战区暂编第12师师长，1944年8月公开投敌，所部被编为伪“剿共第7路军”，总兵力约达1.8万人，盘踞于胶东胶济铁路以南以玩底（今万第）为核心的五龙河及大小沽河中游地区，鱼肉人民，一贯与八路军为敌，是胶东军区巩固与发展的严重绊脚石。胶东军区集中主力5个团又5个营（含1个迫击炮营），并动员5万民兵和群众，于2月11日夜，首先向伪军指挥部驻地玩底发起攻击，至12日夜将其攻克，赵保原率残部向南窜入即墨。14日八路军又攻克另一重要据点左村。2月19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敌2000余人，俘虏7370人，击溃2000余人，给予赵部毁灭性打击，消除了胶东军区执行第二步作战计划、向西发展的后顾之忧。
蒙阴日伪据点，伸入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腹地，孤立突出，驻有伪军12个中队和日军1个排。鲁中军区集中主力4个团和地方武装、民兵各一部，于3月8日夜攻击蒙阴县城，至10日全歼守敌，并歼灭新泰援敌一部，共歼敌1300余人，拔除蒙阴城敌据点，使得沂蒙与泰南联成一片。
4月12日，山东军区下达执行1月17日指示中关于第二步作战计划的具体部署，确定从5月初开始，用5～7三个月时间实施第二步进攻战役，歼灭盘踞在胶济路南北大股伪军之主力或一部，并控制该地区，俾求胶东、渤海、滨海、鲁中4个战略区相互联系进一步巩固与缩短，使胶济路沿线之敌进一步孤立和暴露，为将来大反攻准备更有利条件。军区确定酋先置重点于胶济路南，集中约10个团的兵力，先后歼灭张步云、厉文礼部；再将重点转向胶济路北，集中约6个团的兵力，歼灭李德元、张景月、王豫民部；军区领导，除罗荣桓外，黎玉、肖华等均赴前线亲自指挥。
正当八路军准备发起攻势之际，日军为准备在沿海地区对美军作战，突然大举增兵山东，集中其中的3万余人，从4月底开始对山东实行全区性的“扫荡”，重点指向鲁中、滨海区。5月4日，山东军区决定讨张（步云）战役暂停，立即转入反“扫荡”，参加讨张战役的各兵团立即疏散。
大举“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是年初以来日军预谋已久、积极筹划的战略行动。日军大本营、中国派遣军命令，华北方面军应在1945年夏初在山东沿海作好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为此特在山东新组建第43集团军，山东日军兵力猛然增加。日军企图占领山东沿海地区及临近沿海的山地，作为抗击美军登陆的战场，并在济南集结重兵，以作反击之用。打击八路军是其作战准备的首要步骤，日军第43集团军判断美军的主要登陆点在青岛。
4月25日至5月26日，日军实行名为“秀岭1号作战”，第43集团军各部为确保其占领区，进行为期1个月的“扫荡”，重新占领了1944年、1945年春八路军攻占的一些重要地区，如蒙阴、莒县县城。“扫荡”结束后，日军将独立混成第5旅部署于青岛附近，独立步兵第1旅部署于日照海岸附近，第12独立警备队一部部署于海阳县海岸，构筑工事，作对付美军登陆的准备。
反“扫荡”结束后，山东军区分析新的形势，认为山东敌兵力（日军及由东北调来的伪满军，山东原有伪军不计在内）增至10万之众，但日军主要集中于铁路沿线及沿海地区，在其他地区守备兵力并未增强，渤海地区还有所减弱；尤其法西斯德国已经投降，日本军国主义已是日薄西山，灭亡在即，由于反法西斯战争总形势极为有利，山东日军又忙于准备抗击美军登陆，故此，争取完成原定3个月作战计划之大部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因此确定整个攻势作战由原计划的军区直接指挥，改为军区统一部署下的各区独立作战，并指示各二级军区适应情况变化，根据军区的指示，具体考虑其执行部署。按照这一原则，各区先后发起攻势作战，其中主要有讨伐伪军厉文礼、张步云、张景月等战役。（见附图8）
厉文礼是伪鲁东和平建国军司令，所部共万余人，盘踞在以潍县（今潍坊市）、昌乐、安丘为中心的胶济铁路两侧地区。鲁中军区集中主力5个多团和地方武装一部共万亲人的兵力，于6月5日黄昏发起讨厉战役，先后攻克包括夏坡、景芝镇等重要据点在内的日伪据点60余处，歼灭日伪军7300余人，27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安丘以南、临朐以东、景芝以西1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东段南侧的重要地区，为进一步向敌占重要交通线、城市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张步云是伪山东国民自卫军第1集团军司令兼第1军军长，所部共1万余人，盘踞在滨海区北部的诸城地区。其西北部的厉文礼部遭到鲁中军区沉重打击后，侧后失去屏障，被迫收缩防御。滨海军区和鲁中军区共集中4个团的兵力，于7月15日夜发起讨张战役，攻克相州、双庙、郑公、双羊店、朱马等据点，歼敌500O 余人，30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解放了诸城、高密、胶县之间2500平方公里的地区，使诸城敌据点更加孤立。
伪第3方面军张景月部盘踞寿光南北地区，掩护胶济铁路，阻断八路军渤海军区与胶东军区之间的联系。7月31日，渤海军区在胶东军区一部配合下发起讨张战役，主攻寿光以北张部坚固设防的前哨据点田柳庄，至8月12日将其攻克。尔后乘胜扫荡残敌，又攻克据点12处，张景月率残部逃进胶济铁路线上的日军据点内。此役歼敌2540人，解放了寿光外围大片地区，进一步打通了渤海东部与胶东、鲁中之间的联系。
山东军区部队在重点实施胶济铁路东段作战的同时，对其他地区的日伪军也进行了攻势作战。5月中旬开始，鲁南军区在鲁中、滨海军区各一部配合下，先后发起临（沂）费（县）边、郯（城）马（头）等战役，共歼敌7700余人，收复邳县、郯城、费县等县城，进而进一步逼近陇海、津浦铁路。渤海军区从6月上旬开始在小清河以北进行了蒲（台）滨（县）等战役，共歼灭日的军3400余人，收复蒲台（今滨州市）、滨县、南皮、沾化、德平、庆云等6座县城，进一步孤立了敌在渤海区的中心据点惠民。
晋冀豫边区晋冀豫边区的两个军区——太行、太岳军区的作战行动直接由八路军总部指挥。两个军区各自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由总部定夺，而后分别执行。
1、太行军区
太行军区接到毛泽东关于1945年的任务的指示后，即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以书面形式分别送延安和总部，太行区党委亦于1945年1月6日作出《关于1945年工作方针的决定》。太行军区、区党委确定1945年作战重点为豫北和平汉铁路沿线。在豫北（黄河以北）之温县、孟县至原武、阳武地带，求得在麦收前全部扫荡所有敌伪势力，变为游击根据地或根据地。
沿平汉线则组织不断的出击，求得摧毁日伪第三道封锁线，迫敌缩到距平汉线10公里左右的狭窄地区内。此外相机夺取昔阳、和顺、辽县、陵川等县城，并拔除其他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在作战实施步骤上，第一步着重打击与消灭伪军（注意策动内应和反正），同时对出扰的日军予以坚决打击；第二步则相机夺取日伪合守和日军单独守备的薄弱据点。
按照上述作战计划，太行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发起了攻势作战，其中重点是在南线的豫北（黄河以北）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道清战役。
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南越黄河进攻豫中、豫西。
秋季起，八路军为收复国土，解救豫西人民，派遣太行、太岳军区各一部南渡黄河，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打通与拓宽豫西八路军与太行、太岳八路军的联系，开辟黄河北岸的豫北地区就成为太行、太岳军区一项急待完成的任务。太行、太岳南下部队均经太岳区入豫西，为此，太岳军区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为了配合行动，太行军区早在1944年11月8日，即命令临近豫北的第7、第8军分区主力南下，由第8军分区司令员黄新友、第7军分区司令员张廷发统一指挥，开辟道（口）清（化，即博爱）铁路以南地区。
盘踞道清铁路南北地区的是日军第117师和伪兴亚巡抚军、第5方面军独立第14旅。
1945年1月21日夜，太行军区发起道清战役，参战部队除第7、第8军分区主力外，还有冀鲁豫分局党校警卫团，共4个团又3个独立营。当夜，八路军由修武以北的九里山地区突然南下越过道清铁路，攻击道清铁路以南、平汉铁路以西、沁阳以东地区日伪军，战至1月31日，连克小东、宁郭镇、武阁寨、程风、徐营镇、郇村、中和镇等日伪据点18处。日军第117师1个营分3路出动，企图合击八路军在大油、樊庄一带的部队。八路军集中3个团在樊庄设伏，全歼其中一路，粉碎了日军的企图。樊庄战斗后，八路军北返，准备转攻道清铁路以北日伪军。为迷惑敌人，全部转移根据地纵深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待机。2月20日，八路军突然向道清路北的日伪军发动攻击，此时参战部队增加了第3军分区第769团。战至3月6日，先后攻克陆村、马坊、焦庄、五里源、赵固、峪河、百泉等日伪据点，并曾一度攻入辉县城关。3月22日，道清战役转入第3阶段，第7军分区主力东越平汉铁路，挺进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第8军分区主力向西南进军，渡过沁河，挺进温县、孟县地区，均取得重大进展。4月1日，道清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国土2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经过此次近3个月的辗转进击，黄河以北、道清铁路以南除平汉铁路和原武、阳武、温县、孟县城外，所有地区全为八路军掌握，太行军区胜利地完成了开辟豫北地区的作战计划。
太行军区南线实施道清战役期间，东线3月中旬第5军分区组织实施了安阳战役，因各种原因致未收预期成效。道清战役结束，时近夏季，太行军区下达夏季攻势作战方案，确定：为继续执行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特组织与发动对于汉线、道清线全面出击之夏季攻势；这一大攻势作战，按规模分为安阳战役之主作战与元获战役、武沙战役之支作战，以及其他沿平汉尤其是道清线之多处配合作战；拟由6月30日开始，预定时间第1期1个星期，第2期拟延续到10天或半个月；安阳战役由军区设战斗司令部直接指挥。
安阳战役按预定计划于6月30日发起。安阳城由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2个连驻守，外围据点由伪“剿共”第1路军李英部驻守，共约7000余人。
太行军区安阳战役的目标是攻击平汉路以西、观台以南、鹤壁以北地区之伪李英部，争取彻底消灭与肃清该伪军及该地区的少数日军，解放与巩固这一地区。参战兵力有第3、第4、第5、第7、第8等5个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及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一共9个团，另有民兵、自卫队3万余人参战。
安阳战役经历3个阶段。第1阶段，采取“掏心战术”，八路军7个团直插伪军防线中央纵深。攻克伪军两个旅部驻地水冶、曲沟，使敌失去指挥中枢，造成敌人恐慌混乱，便利战役顺利进展。第2阶段，八路军分向北面的观台方向、南面的鹤壁方向发展进攻，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范围内日伪据点、碉堡全部摧毁。第3阶段，八路军主力及民兵、自卫队近万人，在北线大举破袭由平汉铁路丰乐车站向观台延伸的铁路支线——观丰铁路，将观丰线上除观台、丰乐外的全部据点、碉堡摧毁，与此同时，八路军一部在南线继续发展攻势，攻克鹤壁集、赖家河、时丰、唐仲等据点。
7月10日，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俘虏及反正、投诚日伪军2500余人，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扩大解放区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压迫日伪军进一步向平汉线退缩。
2、太岳军区
太岳军区遵照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方案，并于1945年3月25日向中央军委和总部作了报告，太岳军区认为，本区尚有大块敌伪区急需开辟，确定1945年的作战方针是：
采取更主动的作战，不放松每一有利时机展开大小不一的攻势，置重点于消灭或削弱豫北、晋南日伪武装，拔取或逼退某些突出的薄弱据点，打开条西、豫北、汾南局面，扩大根据地。作战步骤是：从3月份起开辟豫北；5月底至6月初，集中主力于同蒲、白晋线作战，置重点于同蒲线：8月底以后，基本上以分区为单位，对守备薄弱的敌伪据点采取各种手段尽力拔除。
按照上述作战方案，太岳军区在春夏展开攻势作战，其中最主要的有豫北战役及同蒲路南段作战。
太岳区以南的豫北沁阳、孟县、济源地区，有日伪据点50余处，兵力达6000余人。太岳军区调集第2、第4军分区近4个团的兵力及地方武装，于4月3日夜由阳城地区出发，南下沁阳、孟具、济源地区，4日发起豫北战役，相继攻克杨庄、毛庄、义庄、西向、紫陵镇、尚庄等大量据点。在八路军攻势威慑下，伪军纷纷反正和投诚。4月底战役结束，此役攻克据点40余处，歼灭日伪军2800余人，反正与投诚的日伪军1700亲人，打开了豫北局面，肃清了沁（阳）孟（县）公路以西除济源、柏香镇、冶戍镇外的所有日伪势力。
为打开条西（中条山西部地区）局面，太岳军区按预定计划于5月下旬至6月中旬进行了同蒲线南段作战。5月下旬，太岳军区集中第1、第5军分区主力南下，首先解决了闻喜附近一股土匪武装。6月上旬，向祁（家河）夏（县）公路及其以南地区的伪军张同文部发起猛烈进攻。张同文部有3个中队，约570人。八路军连续攻克祁家河、杨家窑、下涧、黑虎庙等据点20余处，彻底瓦解了张同文部。与此同时，第2、第4军分区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了在曲沃、绛县、翼城间的大神殿、梅村堡、南樊镇等据点9处。通过这次作战，使祁夏公路以南地区与第5军分区中心区完全联成一片。
太行、太岳军区
1945年夏季攻势到7月底基本告一段落。至此，两区从长治至沁阳间联成一片。
冀鲁豫军区经过1944年的局部反攻，冀鲁豫军区力量进一步壮大，已控制边区中心区11座县城，区内日伪军力量进一步削弱。到1945年初，冀鲁豫全边区有日军7000余人（不含津浦、平汉、陇海铁路线上守备之敌），伪军9.5万余人。在八路军的打击下，日伪军曾不断放弃一些小据点，以增强大据点的机动力量。冀鲁豫军区八路军主力发展到甲种团14个，乙种团6个，丙种团3个，经常可以集中使用多个甲种团。地方武装的60％也可以集中使用，以配合正规军作战。
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冀鲁豫军区结合本区的实际，制定了1945年的作战计划，其方针是：
（1）开辟豫东，打通水东与新四军第4、第5师的联系；
（2）开辟运东，使运东第1军分区与运西第7、第6军分区联成一片；
（3）消灭伪自治军杨发贤及伪绥靖军第4集团军陈治平部；
（4）肃清解放区内突出的据点碉堡，大量歼灭伪军，并相机占领南乐、阳谷、鱼台、单县、冠县、堂邑、鄄城、汶上、东平、郓城、西华等11个县。
作战计划对预定实施的各个战役，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按照上述部署，冀鲁豫军区部队在1945年春夏两季对日伪实施了攻势作战，取得重大进展。其中，主要的战役有南乐战役、东平战役、阳谷战役等。
南乐位于卫河以东，城内驻有伪自治军杨发贤部等伪军约1300人及日军一部，其外围的朝城、清丰已为八路军解放，南乐陷于孤立。1945年4月24日，冀鲁豫军区统一指挥第8、第9、第7、第3军分区各一部，发起南乐战役，经3昼夜激战，攻克南乐城；与此同时，打援和钳制部队，亦将敌外围据点全部拔除，并击退了由安阳、大名等处出援之敌。此役共歼敌3400余人，使卫河以东大片土地成为解放区。
东平城位于东平湖东岸，城内驻有伪山东省警备队第1大队和日军一个排。冀鲁豫军区调集第1、第8、第11、第9军分区各一部，于5月17日夜发起东平战役。部队分3路行动。中路由军区直接指挥攻东平城；左路攻东阿，右路攻金（乡）济（宁）路之日伪军，并负责打援。战至19日，中路军全歼东平守敌；左路军攻入东阿，歼灭城内伪军，迫使日军逃往泰安；右路军也取得攻克喻屯敌据点等胜利。此役，共歼敌近2000人，使冀鲁豫边区之泰西、运东、运西、湖西等几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阳谷县城位于东平湖西北。1945年5月以来，八路军连续攻克了阳谷城东的朱庄、古柳树及冠县，使阳谷城除向北可与聊城联系外，陷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守卫阳谷的伪军约3000人。冀鲁豫军区调集第8、第7、第4、第1军分区部队，于7月20日发起阳谷战役。其中第8军分区主攻阳谷城，其他部队在外围进行钳制作战。战至26日，第8军分区全歼阳谷城守敌（内毙伤300余，俘虏2000余），其他部队攻克堂邑及临清外围据点多处。巨鹿、广宗、馆陶之敌慑于八路军的强大声势，纷纷弃城逃窜，上述县城遂被八路军收复。
1945年春夏季，冀鲁豫军区在攻势作战中共收复县城19座，攻克据点240处，解放人口250余万，取得了重大胜利。
晋察冀军区
1945年初，晋察冀边区的日军减少到4万人左右。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将伪满军约8万人调到晋察冀边区，驻守冀东等地。日军的企图是：在北岳区主要依托山阴、应县、灵丘、涞源一线，阻止八路军向雁北、察南地区发展，以利准备对苏作战战场；在冀热边区则企图将“无人区”扩大到长城以内，控制冀东地区，以确保华北与东北的联系。在冀中区仍实行所谓“面”
的占领。
关于晋察冀扩大解放区的方向，1944年12月18日，毛泽东指示“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1945年2月中旬，晋察冀分局和军区召集冀晋、冀察、冀中、冀热辽4个区党委和二级军区领导人开会，讨论1945年的任务，会后于2月28日确定了《1945年扩大解放区方案》，确定1945年主要是开辟雁北、察南、绥东、热河、子牙河东、大清河北和津浦路东等地区：方针是一面主要用多数武工队经常向敌占区积极伸展，把武工队作为开辟地区的经常的主要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又要适合情况和利用有利时机，以主力配合多数武工队组织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役行动，进行开辟工作；在实施步骤上，在5月以前是挤退边沿区某些点碉，加强察南、雁北、北宁路等敌后的武工队，同时为大的战役作准备，5月起展开大的战役，持续到青纱帐倒后，共进行5个月左右。
按照上述部署，晋察冀军区各部在1945年春夏，实施了连续的攻势战役。（见附图9）
冀中军区从4月中旬起，连续举行了任（丘）河（间）战役、文（安）新（镇）战役、安（平）饶（阳）战役、子牙河东战役和大清河北战役。4月13日，第9军分区发起任何战役，首先攻克任丘、河间之间的日伪坚固据点辛中驿，继于4月30日攻克任丘县城，5月9日攻克河间县城，从而切断了北（平）大（名）公路。5月初，冀中军区集中第8、第9、第10军分区主力发起文新战役，5月17日解放新镇县城，31日占领文安县城。文新战役发起后，为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冀中军区以第7分区主力和第8军分区一部，发起安饶战役，于5月13、24、29日先后占领饶阳、安平、武强3县城。6月3日，第8、第9军分区发起子牙河东战役，至7月初，收夏大城、献县两座县城和子牙河岸据点37个。从7月12日至月底，冀中军区又实施了大清河北战役、德石路战役和安（国）博（野）蠡（县）战役，收复交河县城和其他据点70余处。
冀晋军区于5月12日，以第2、第4、第5军分区共6个团及6个县支队等，发起雁北战役。盘踞雁北地区的日伪军共9000余人，分布在山阴、应县、浑源、广灵和桑干河沿岸两道封锁线的87个据点。冀晋军区以第4军分区攻击山阴、应县、浑源间日伪军；第5军分区攻击桑于河沿岸日伪军，并北越桑干河、平绥铁路，伸入绥东；第2军分区在繁峙、代县、崞县、五台等地主动出击。经过50多天的战斗，攻克与逼退日伪据点40多处，歼灭日伪军960余名，为进一步开辟平绥路北和绥东地区创造了条件。
冀察军区在冀晋军区发动雁北战役的同一天，5月12日，发动了察南战役。参战兵力为第1、第11、第13军分区的6个团和部分县游击支队。第1第13军分区4个团及4个县支队进攻平绥铁路以南的怀安、沫源、广灵地区之敌，收复怀安、诛源县城。第11军分区进攻平绥铁路以南怀安、涿鹿地区之敌，攻克和逼退了岔道、石门、倒拉咀等据点。至5月27日，共歼灭日伪军670余名。
冀热辽军区在粉碎日伪军于2～5月进行的“扫荡”后，为开辟热河和辽宁西部地区，夺取进军东北的前进阵地，于6月中旬，派遣3支挺进部队，分3路北出长城，发起热辽战役。第14军分区为西路挺进支队，于6月27日由古北口附近越过长城，向热河西北部进军；第15军分区为中路挺进支队，于6月中旬自喜峰口等处出关，进军热河中部；第16军分区为东路挺进支队，向热河东部及辽宁西部的绥中、朝阳方向挺进。冀热辽军区部队向北进军，严重威胁敌东北与华北的交通要冲，7月中旬，日伪军3万亲人由北宁、锦承铁路南北对进，夹击八路军，中路、东路挺进支队于7月底暂返回长城附近。
晋察冀军区在1945年春夏季攻势中，从1月到7月，共作战2700多次，歼灭日伪军2.8万余人，拔除据点碉堡790多处，收复县城15座，解放人口500多万，扩大解放区面积13.5万余平方公里。至7月末，晋察冀军区八路军发展到11万余人，民兵数十万。
晋绥军区进入1945年，晋绥区日伪兵力减弱，机动力进一步降低，许多日伪据点陷于孤立恐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晋绥军区确定；本区的作战指导力求在备方面保持连续的进攻，以挤退敌人，扩大解放区，为大反攻准备有利条件，并计划第一步首先逼退离（石）岚（县）公路之敌，预定2月18日正式展开攻势；第二步进逼忻（县）静（乐）和神（池）五（寨）公路沿线之敌，准备连续组织三四次战役攻势，以主力军、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群众相结合对日伪实行总体战，以进攻和围困达到最后消灭敌人的目的。为便于实施上述计划，晋绥军区将原军区直属的兴县、岚县、神木、府谷改组为第1军分区，将军区直属的第27团拨归该军分区指挥；将第21团调第2军分区。
按照上述计划，2月中旬，晋绥军区发起以攻袭离岚公路为重点的春季攻势。军区以第3军分区特务团和第17团各一部、第1军分区第27团一部和军区直属的第21团在离岚公路以西，第8军分区第5支队在离岚公路以东对离岚公路日伪据点展开围困和袭击；第6、第8军分区各一部在忻静公路沿线积极活动，钳制敌之机动兵力，配合离岚线的攻势。主力军、武工队、游击队、民兵、群众密切配合，打敌出扰，伙击增援与退却之敌，埋设地雷围因敌据点，并利用伪军内线，里应外合，拔除日伪据点。至4月8日，长达110公里的离岚公路，除大武至离石的15公里外，全被晋绥军区收复，晋绥军区第1、第3、第8军分区连成一片。（见附图10）
当离岚公路上的攻势发展到最后阶段时，离岚公路北面、突出于抗日根据地内的五（寨）三（岔堡）公路线上之敌恐慌异常，准备由三岔堡向五寨收缩。在此情况下，晋绥军区及时调整部署，把攻势重点移向五三线，并将第21团调往第2军分区。4月7日，第2军分区攻占五三线中点的小河头，迫使日伪军遗弃粮食50余万斤，于12、13日从三岔堡和旧寨匆匆撤回五寨。 25日，日伪军继由五寨逃向义井。
在从2月17日至4月25日的春季攻势中，晋绥军区共毙伤日伪军1590人，俘虏和瓦解伪军810人，收复方山、岚县、五寨3座县城和其他据点54处以及离岚、五三公路。
自晋绥军区部队发动春季攻势以来，日军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后撤，因此，陆续撤退一些据点，所撤据点主要交由伪军守备。在这种新情况下，晋绥军区认为必须采取放手发展与扩大解放区的方针，对日伪加重压力，迫其退守同蒲路与平绥线。为此，军区决定6月中旬发动夏季攻势，主要是力求挤退静乐及其周围据点，争取占领忻静公路西段，挤掉神池至义井之敌，把敌人逼到同蒲路沿线。
为夺取忻静公路西段，晋绥军区指示第6、第8军分区在忻静公路以南共同组成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区部队向忻静线进攻，并以第1军分区和第6军分各一部，分别由静乐以西和静乐以北向静乐推进。6月19日，进攻部队开始围困静乐县城，同时时静乐外围和忻静公路两侧之敌展开攻击，先后袭击静乐以东的石河村、利润，静乐以南的丰润，静乐以北的宁化堡等日伪据点，伏击运动之敌；小部队、武工队、民兵亦积极活动，先后炸毁桥梁20余座，击毁汽车多辆。
为挤退神池至义井之敌，第2军分区以一部围困义并之敌，以一部结合武工队、民兵在神义公路线上以地雷战和伏击战打击敌人。7月2日在洪福寺、7月24日在凤凰山伏击日伪，歼敌一部，使神义线之敌补给困难，交通瘫痪，惶惶不可终日。
三、新四军向华中守备薄弱之敌大举进击
1945年1月22日日军大本营确定：中国派遣军以确保华中和华南，特别是长江下游重要区域为加强战备的重点，防备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为此，大本营将关东军第6集团军司令部调到杭州，日军中国派遣军亦将兵力逐步向华中尤其是京、沪、杭三角地带和沿海集中。1945年春开始，华中日军兵力大大增加，在原有两个集团军司令部、5个师和6个独立步兵旅的基础上，新增1个集团军司令部，并新组建了3个师、7个独立混成旅和1个独立誓备队。华中伪军方面，除原有第1方面军和第4方面军一部及徐州、武汉、杭州绥靖军外，1944年底日军将原驻河南开封一带的伪第2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至苏北、苏中地区。但是，由于日伪军忙于调遣，重新配备，日军主力多集中沿海地区进行抗击美军登陆的作战准备，在内地仍有收缩，一些据点不得不交由伪军守备。新四军在1944年得到了大发展，并以江北主力一部南下，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1945年，新四军一面发展，一面向日伪薄弱点线主动出击，取得了重大胜利。
苏北军区方面，1944年，伪军孙良诚部初抵苏北阜宁、盐城后，在伪军潘干臣、吴漱泉、徐继泰等部6000余人的配合下，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进犯。
新四军苏北军区部队立即反击，奋战1个多月，歼伪军2000余人，连克日伪军据点数十个，给孙部以沉重打击。1945春起，苏北军区部队对日伪军连续进行了反攻。从1月下旬至3月中旬，又歼灭伪孙良诚部1200余人，解放了灌河以北广大地区。2月12～13日，苏北军区部队经连续两夜战斗，攻克日伪据点叶圩子，歼日伪军270余人，经过多次战斗，将苏北日伪军分割孤立于阜宁、盐城、淮安、淮阴、涟水、沭阳6个县城和新安镇等几个主要据点。三四月间，日军为增强长江下游防务，再次收缩兵力，将阜宁等地日军先后撤走，改由伪军单独守备。阜宁城及城北各据点共有伪军5个团，3400人，4月24～26日，苏北军区集中第8旅全部、第10旅主力和师特务团及5个县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宁战役，共毙伤伪军330余人，俘伪副师长以下2073人（伪军残部逃往盐城），攻克阜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22处，解放村镇560余处，控制了（南）通（赣）榆公路中段，扩大了苏北解放区。
5月13日，苏北军区部队和地方武装攻克淮安县石塘、赵徐两伪军据点；7月28日，又收复合德镇，至此射阳全县（抗日政府划分的抗日民主县）解放。
苏中军区方面，由于处于长江三角洲，是日军准备对美作战的重要阵地，1945年春以来苏中日军兵力增强；而新四军苏中军区主力6个团，南进苏浙皖边，兵力减弱。粟裕、叶飞各率主力一部南进后，华中局调整了苏中党政军领导班子。苏中区党委以陈丕显为书记；苏中军区以管文蔚为司令员，陈丕显兼任政治委员，苏中行署以季方为主任。1945年2月开始，苏中全面展开扩军运动，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全苏中仍保持兵力2.7万余人。苏中军区部队在扩军、整训的同时，抓住战机歼敌。2月22日，苏中第1旅突袭高邮、宝应、兴化、盐城之间水荡之中的沙沟、崔垛日伪据点，一举将其攻克，毙俘伪副团长以下900多人，兴高宝地区2400平方公里的水网地带全部解放，联成一片。4月下旬，苏中军区侦悉伪第5集团军独立团由日军两个连护送，将由宝应经高邮、三垛、河口调往兴化以南的周家庄。苏中军区迅速调集第52团、江都独立团、高邮独立团、兴化独立团，组成河南、河北两个纵队，沿北澄子河三垛至河口的河道两侧，设置了3.5公里长的伏击圈。28日中午，日伪军进入预伏地带，新四军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全歼日伪军1800余人（内毙日军240人，俘日军7人）。
淮北、淮南军区方面，2月上旬起，日军为控制淮河下游与三河水上交通，先后占领了天长以北的龙冈、金沟、蒋坝，五河以东的双沟、浮山，以及淮阴以南的顺何集等地，新四军淮北、淮南军区部队相互配合，积极打击进犯之敌。到4月中旬，日伪军被迫放弃打通淮河、三河交通的企图，从蒋坝、金沟、浮山等地向高邮、五河撤退。在此期间，仅淮南军区即进行战斗24次，毙伤日伪军26O 人，俘日伪军529人，淮南军区伤亡84人。淮北军区从4月15日开始，对洋（河）众（兴）、固（镇）灵（璧）和泗（县）灵（璧）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尔后向北进击灵璧、睢宁之间的日伪军，同时围攻涡阳、永城地区之日伪军据点。在近1个月的时间，淮北军区共歼敌3000余人，攻克泗县县城及大店、丘集、虞姬墓等据点21处，使睢宁等地之敌进一步孤立。
皖江军区方面，1945年执行华中局关于向江南发展的指示，继续得到较大发展。2月，第7师皖南支队及地方武装粉碎了日伪对铜陵、繁昌地区的进攻。3月，皖南专员公署和铜陵县、繁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铜陵、繁昌、芜湖、宣城抗日游击区基本联成一片。是年春，中共东至县委成立，从贵池、东流、至德直至江西省的彭泽的抗日游击区基本联成一片，第7师沿江支队经彭泽再次打通了与新四军第5师鄂东部队的联系。4月，新四军第3师独立旅由旅长覃健率领从苏北南下，归第7师指挥。26日经过和含地区，在当地军民配合下，收复石村庙、绰庙集等地，恢复了第7师与淮南第2师的联系，5月14日胜利到达皖江抗日根据地中心区。5～6月，第7师沿江支队三渡巢湖，攻打桐荫镇、张家疃等日伪军据点，歼日伪军200余人。为适应战略反攻需要，6月20日，第7师以沿江支队独立团、白湖团与师属“巢大”团为基础，重新组建第19旅，林维先任旅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7月25日，第19旅第56团对巢湖南岸巢（县）盛（家桥）公路沿线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连克散兵、长岗井、盛家桥等据点，歼灭日伪军600余人。
鄂豫皖湘赣军区方面，1945年2月，中共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湘中根据地等问题的指示，确定第5师地区的任务以发展为主，同时照顾原有地区之巩固工作。发展以南方（鄂南）为主，并向其他方面发展。为了向南发展，第5师张体学部两个团配合八路军南下支队进到湘鄂赣边，一起创建湘鄂赣边根据地，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湘南、粤北后，张体学部继续坚持鄂南、湘北斗争。边区党委和第5师师部还任命随八路军南下支队由延安南下的原红2方面军将领贺炳炎返回洪湖任第3军分区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同时分配一批南下红军干部到第3军分区工作，指示第3军分区以襄南洪湖为依托，首先以桃花山根据地为基点继续向南发展，创立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湘北鄂西根据地，并与湘鄂赣边根据地相连接。4～5月新四军第5师经多次作战，消灭当地反动武装，恢复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泌阳、桐柏、信确、信随等县部分地区，重新开辟了信（阳）应（山）随（县）边区。
八路军新四军在1945年的春、夏季攻势作战中，共歼灭日伪军16万余人，攻克与收复县城61座，扩大解放区24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把敌人进一步压缩到大中城市周围和主要交通线及沿海重要地区，获得了运动战、攻坚战、城市战斗的宝贵经验，为转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华南游击队加强攻势作战
东江、珠江、南路、韩江抗日游击队的攻势作战1944、1945年，日军为了打通湘桂、粤汉铁路及防备美军在广东沿海登陆，陆续增强驻以广州为中心地区的第23集团军的兵力，由1944年初的1个师、3个独立混成旅增加到1944年底的2个师、2个独立混成旅、2个独立步兵旅。这两年，日军打通了湘桂、粤汉铁路，占领了海、陆丰沿海地区，在华南一度加强了攻势，占领区扩大了。在此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南抗日游击队积极打击日伪军，开辟新区。（见附图11）
东江纵队成立后，继续向广九铁路及其两侧的敌人出击。1944年1月袭击了常平车站，歼灭伪军1个连，尔后又连续袭击了东莞、寮步、横沥、宝安等地及平湖车站。2月袭击了林村车站日军的物资搜集队，2月13日奔袭宝（安）太（平）公路的霄边，全歼伪军1个重机枪连。3月袭击了广九铁路的石滩。4月中旬，对港九地区全面出击，先后在大埔、元塱之间和吉坳地区打击敌人，并袭入九龙市区，炸毁铁路大桥。日军遭打击后，图谋报复。
5月7日，驻樟木头车站的日伪军远道奔袭东江纵队领导机关驻地东莞梅塘，东江纵队毙伤日伪军100余人，迫其撤退。
1944年夏，日军进攻湖南。7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林平转广东军政委员会与广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指示中指出：“敌阁虽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由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同时敌向北行动，三角洲及其以西地区亦有可能扩大我现有武装，希望广东我党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广九市上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免致引起敌人对我过多报复和进攻，并妨碍我城市秘密和抢救工作”，还指示与国民党余汉谋部减少磨擦，以利专心发展力量，并与琼崖、潮梅闽西南沟通联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297页。]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这一指示，1944年8月，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巩固现有各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同时，东江纵队应创立罗浮山以北、翁源以南、东江、北江之间的抗日根据地，并向东江、韩江之间（潮汕在内）伸展，然后准备向闽粤边、粤赣湘边、粤桂湘边开展工作；中区部队则首先求得普遍发展，然后向西江、粤桂边及南路前进。东江纵队和中区部队要互相配合，构成对广州的包围形势，将来会台于粤桂湘边。要大力发展武装，到1945年上半年，东江纵队应扩大4倍，中区部队应扩大6倍。
根据联席会议的决定，东江纵队以东芜地区的部队及在增城的部队一部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由邹强率领，向粤北挺进，其主要任务是侦察敌人的动向，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相机进入北江。该部由东芜出发，经博罗、从化等地北进，沿途打击日伪，截击日军进攻广西的后续部队，一度解放清远县城。后因国民党军进攻清远县城，北上抗日先遣队乃决定退回增城。
1944年9～10月，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支队编制，将部队整编为第1、第2、第3支队，独立第l（即港九大队）、第2、第3、第4（即护航大队）大队，以及北上抗日先遣队。以后又陆续组建了第4～第7支队、北江支队和西北支队。
1944年12月，驻湖南、广西、广东日军相配合，夹攻粤北，1945年1月，日军占领韶关，打通了粤汉铁路，粤北沦入敌手。日军同时占领惠、宝沿海，再次占领惠州。2月10日，中共广东临委鉴于日军订通粤汉线，占领沿海，广东处于全面沦陷状态，为打开广东的新局面，作出开展全省工作的决定：以珠江纵队派出之武工队挺进清远、四会、广宁，打好基础后，继续向连阳及湘桂边推进；以东江纵队第3、第4、第5支队巩固以罗浮山为中心的增城、龙门、博罗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南昆山根据地，同时派出武工队北上佛冈、英德、翁源，打好基础后，再向曲江、南雄及湘赣边推进。3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这一部署，并指示应“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
按照临委的指示，东江纵队派出部队北上开辟了罗浮山根据地。5月下旬，广东临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及直属队进入罗浮山抗日根据地。
战斗在珠江三角州的人民抗日武装，在1943年2月挺进中山县五桂山后，积极向日伪军出击，在战斗中壮大了部队，巩固和发展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1日，根据中共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内部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中区纵队，司令员林锵云，政治委员罗范群。
10月中旬，中区纵队主力400余人在林锵云、罗范群率领下，越过日伪区，于新会荷塘西渡西江，抵达新会五区，与中区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开辟粤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在鹤山县靖村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以梁鸿钩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珠江三角洲部队主力随司令部西进后，中山留下的力量比较薄弱，五桂山周围只剩下主力50余人。后将已挺进粤中的林锵云、谢斌调返珠江三角洲，于1945年1月15日，在中山县五桂山公开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以林锵云为司令员，梁嘉为政治委员。1945年春。日伪顽进攻珠江三角洲，珠江纵队难以坚持，乃将一部挺进西江，开辟以广宁为中心的游击区，一部转移到东江与东江纵队会合。
在雷州半岛，1944年春中共南路特委负责人周楠到重庆接受了中共南方局指示，明确了斗争方针，决定组织党直接领导下的独立自主的武装部队。6月在雷州半岛成立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在各地普遍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945年1月，成立了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南路人民解放军，亦称南路纵队），周楠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韩江地区1945年7月，在潮（州）汕（头）地区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林美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谢育才任军事顾问，下辖3个支队，共2000余人。
日军大举进攻湘桂粤赣以来，中共中央积极部署创建湘粤赣边以五岭为中心的根据地，为此命令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八路军第359旅南下支队南下，并命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北上协同行动。194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1945年3月6日中央指示，将广东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合并，改为广东区党委。该区党委于7月正式成立。]，“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你们应即派遣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向北江地区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便在数月后和王震、文年生各部打成一片，并接收干部”，“琼崖不划入广东区党委管辖”。[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7页。]
为了贯彻中共“七大”和中央上述指示，中共广东临委于1945年7月6～22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广东区党委，林平任书记；东江纵队司令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事工作，政治部负责研究指导全省军队政治工作；迅速北进，创立战略根据地。会议期间，7月15日，中共中央再次指示广东区党委：“你们要以极大注意力执行北上任务，派往北面的兵力与干部愈多愈好，并必须有强的党、政、军领导人前去”，希望迅速与王震、王首道部取得电台联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8月4日，中央军委继续来电催促：要用极大的速度向粤北发展。据此，广东区党委命令东江纵队西北支队由清远北渡小北江，迅速向始兴、南雄推进，与八路军南下支队会师。8月16日，东江纵队第5支队等部组成的粤北支队1000余人从博罗县横河出发北上。上述两支北上部队9月上旬抵达始兴，但八路军南下部队，在8月28日抵达南雄西北的百顺地区后即已北返，创造五岭根据地的设想未能实现。
琼崖纵队积极打击日伪扩大新区1944年春，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独立总队改编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下辖4个支队，4000余人，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第1支队活动于琼东北琼山、文昌、澄迈等县，第2支队活动于琼西南昌江、感恩（今感城）地区，第3支队活动于琼东南乐会、万宁等县，第4支队活动于琼北儋县、临高等县。各支队积极寻机作战，打击日伪。第1支队在澄迈县的福山至花场、永兴至新桥公路和才坡等地伏击敌人，袭击敌据点。第2支队袭击了根板、东号、港门等日伪据点。第3支队在万宁的南桥、六弓等地伏击敌人，并袭人小南据点。第4支队在憎县东城乡南眼村一带击溃了国民党顽军的进犯。除五指山中心区外，琼崖各地都有琼崖纵队的活动。
1944年春，第4支队在反“蚕食”斗争中，根据琼崖特委和总部的指示，主力挺进外线，打击日伪，建立新区，在建立儋县四里新区取得胜利后，派出第1、第2大队进入白沙县的阜青、龙头乡、建立阜龙乡文头山根据地，派第2支队第1大队等进入那繁村、来苗村一带，配合地方党组建了县政府。
为创建五指山根据地，1944年秋，琼崖特委和琼纵领导机关向白沙县的阜龙乡转移。
琼崖纵队在白沙县阜龙乡立住脚后，于1945年7月初，以第1、第2、第4支队的各1个主力大队组成挺进支队，由纵队参谋长李振亚兼任支队长，符荣鼎任政治委员，南下开辟了以白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琼崖纵队于1945年夏，即广泛开展群众性歼敌活动，迅速扩大了解放区。第1支队解放了琼山、文昌、澄迈三县1/2以上的土地，第2支队在昌江、感恩地区解放了大片土地，第3支队向陵水、保亭、崖县挺进，解放了该3县2/3的土地，第4支队在临高、儋县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了解放区。
华南抗日游击队，从1938年10月广州夫陷起，陆续创建，到1945年8月将近7年的时间里，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从数百人发展到2万余人，开辟了华南敌后战场，建立了东江、珠江、粤中、琼崖等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华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和打击华南日伪军的重要力量。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五节 加强全面反攻的准备
一、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当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困难，转入局部反攻，迎接全面反攻，人民力量显著增强，而日伪军被迫收缩点碉，日益局促与龟缩于城镇和交通要道的时候，中共中央把握时局，把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5页。]
中共中央紧接着于6月5日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来..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各局各委必须..改变过去不注重和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为实现这个伟大任务，中央指示中还对有关思想、组织计划、工作方向、工作方法、干部和经费等具体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其中在思想上要求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52页。]
为了加强对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和组织，中共中央于7月建立了中央城市工作部，彭真任部长。9月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新四军第5师：“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19页。]
中共中央北方局、华中局、南方局及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这一工作，由各级党组织的城市工作部和军队的联络部（或敌工部、情报部）互相配合，具体负责。
中共中央北方局为贯彻执行中央6月5日《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于7月25日，致电各分局、区党委，要求各分局、区党委除对中央指示作深入的研究和讨论外，还必须有准备地召开一次与城市工作有关的干部扩大会议，专门进行对城市工作作较广泛深入的检讨（指总结过去工作，得出经验教训）及传达，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订出具体的计划，切实执行；克服本位主义，保守主义和不愿作敌占城市工作的观点，“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从各单位各部门中，抽调出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去开展城市工作。”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指导各分局、各区党委、各军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同时，还直接组织对华北大城市、大股伪军开展工作。
山东的城市工作，是从1939年开始的，有些城市和工矿区已有相当的基础。但在1942年前后，各主要城市的工作，由于对秘密工作注意不够，几乎全部被敌人破坏。
1943年下半年，山东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进行检查，重新加以整顿，至1944年初，建立了济南、青岛等几个重点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有了恢复。根据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山东分局于7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分局和区党委建立城市工作部，渤海区建立济南工委，胶东区建立青岛工委，8月发出《为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的指示》，9月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后，渤海、胶东、鲁中等区党委根据会议决定，以济南、青岛、烟台等城市和胶济、津浦、陇海铁路为重点，抽调大批干部（占根据地全部干部的5％）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并向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了打入工作。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一项重要的内容是争取伪军伪警。
1944年山东伪军发展到20万人，成为全国伪军人数最多的地区，因此争取伪军伪警对开展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准备大反攻具有重要的意义。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部队有关部门，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认真宣传和切实执行对伪军的三项保证（即对自动反正者不缴枪、不编散和帮助其抗日发展），经过大量艰苦而周密的工作，成功地争取了大量伪军反正。渤海军区在1944年夏季攻势中，7月争取伪灭共建国军第8团团长王道率部1600余人反正；滨海军区在1944年冬季攻势中的11月宫县战役中，争取伪宫县保安大队大队长莫正民率部3500余人反正；1945年春季攻势中，滨海军区争取伪诸城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希贤率部1300余人反正；1945年夏季攻势中，鲁中军区争取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10团团长韩寿臣率部1800余人反正。这4大股反正伪军共8500余人，先后分别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1、第2、第3、第4旅。此外从1944年7月至1945年7月一年间，还争取千人以下小股伪军将近150股、共7000余人反正，其中胶东之刘公岛、龙须岛反正的两股伪海军共600余人，编为胶东军区海防支队。
冀鲁豫军区于1944年3月在濮阳召开全区第二次日伪军工作会议，决定将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和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合并，成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同时决定继续在几个地方设立敌工办事处。中共冀鲁豫分局于1945年1月作出《关于大城市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区各地委、县委抓紧当前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大城市工作，提出将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警及工人、苦力身上，并确定济南的城市工作归第1地委直接领导，徐州归第11地委、开封归第10地委、新乡归第9地委直接领导，边区周围其他大中城市亦规定有相应的地委直接领导开展工作，一般城镇的工作则由县委领导。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重要机构有豫鲁敌工办事处、徐州地下工作组等。
1944年7月，冀鲁豫分局、军区抽调党、政、军干部60余名（其中县团级以上20余名）建立豫鲁敌工办事处，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设于菏泽县大杨湖村（1945年6月迁陇海铁路以南水东地区太康县轩庄、杨集一带，改称豫东办事处，并增派第21专署副专员牛连文任副主任），任务主要是打入日伪军内部，对伪第4方面军张岚峰等部进行争取瓦解工作。经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日军投降前后，张部第56、第18、第55师等官兵共12000余人，相继起义。
中共太行区党委在收到中央和北方局指示后，在1944年10月前，主要在于部中进行思想动员，同时配备了城工干部：10月以后强调打入工作，年关经过总结，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有了进一步改观。中共太行区党委及各地委城市工作部向太原、石家庄、郑县、长治、焦作、新乡、安阳、邯郸、邢台、阳泉、榆次等大中小城市都派出城工人员，利用各种关系建立党组织，扩大联络网点，特别注意打入敌伪领导机关和机要部门，争取广大群众，争取伪军伪警。这一工作紧紧围绕准备里应外合解放城镇进行，对拔除马坊据点、围攻蟠龙镇、夺取磁县峰峰煤矿等均发挥了重大作用。1945年6月22日夜，中共大行区石门城市工作委员会发动伪“兴亚工作队”起义，在元（氏）获（鹿）独立营接应下，把这支80余人的部队拉出，进入太行抗日根据地。
太行区第4地委城工部派人打入石圪节煤矿，组织矿工地下军，在大反攻中，于1945年8月17日夜举行起义，获得胜利。
中共晋察冀分局于1944年5月1日发出《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强调在地方性伪军中的方针，应当服从逼退点碉、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总任务。对伪正规军的策略则是长期埋伏，以待将来战略反攻时的需要。根据这一指示，特别是中央、北方局关于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瓦解伪军的工作发展为里应外合夺取敌占城镇的新局面。在1944年，用里应外合的方式，成功地攻克和袭入了任丘、肃宁、深泽、定襄、武强等县城。
晋绥区、太岳区，也都加强了敌工机构，以铁路沿线城镇为重点，多方面地开展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收到显著效果。
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4年8月26日发出《关于开展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切实讨论和深刻研究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要在全党全军干部与同志中普遍进行思想教育与政治动员；强调指出华中敌后大城市特别多，因此认真布置华中敌后各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对将来粉碎敌伪的抵抗与驱逐日寇出华中和全中国都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指示“各区党委、地委须立即成立城市工作部，并根据中央指示原则，研究办法，配备训练干部，总结各地城市工作与沦陷区工作的经验。各根据地除将中小城市与次要交通线分别委托所属地委、县委切实进行工作外，至于各边区主要大城市与重要水陆交通要道，应由区党委直接负责布置和督促，务求在最短期内，收到确切成绩”，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等致电华中局，指示华中局应研究如何开展上海、杭州两城工作和京沪路、沪杭路工作，如何组织沿海、吴淞口到沙市的长江及长江两侧各小河的水手，以便将来配合夺取大城市。为此，8月29日，华中局专门发出《关于开展沪宁杭鄞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特下令苏中、浙东、苏南、淮南4个区党委，来特别担任这伟大而光荣的任务”，规定：上海由苏中区党委主要负责；南京、浦口及南京至镇江一段长江和铁路，由淮南区党委负责；宁波及从吴松到宁波沿海与浦东沿海、杭甬铁路（杭州至宁波铁路）一带，由浙东区党委负责；苏南区党委除加强南京城内与近郊工作外，应设法开展上海城内与近郊工作，派遣精干武装部队，向苏、嘉、沪、杭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鄂豫边区党委、新四军第5师方面，1944年8月，边区党委建立了中共平汉铁路工委，苏星任书记，统一领导郑县以南平汉铁路工人的斗争，并做伪铁路保安大队的争取工作。
上述这些有关开展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为解放区军民实施大反攻，争取更多的伪军伪组织人员起义、反正，解放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整训部队和民兵
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47万，民兵210万，欲以此在大反攻时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是不够用的，“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根据目前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目前除若干条件“优越地区外，一般地不可能与不应该采取扩大军队的政策”，因此中央决定“在一年内，主要是今年秋冬两季，在不妨碍战斗与生产条件下..轮番整训部队”，同时对民兵、自卫队进行整训，以准备将来使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1～267页。]
遵照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利用作战和生产间隙，从1944年10月开始，陆续展开了以改进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和提高军事技术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冬季大练兵运动。在政治整训中，部队深入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和1944年4月11日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上的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广泛开展尊干爱兵和拥政爱民运动，并总结模范连队的建设经验和奖励英雄模范人物。在政治整训中，还发动广大干部战士开展要不要练兵，怎样练兵的讨论，进行自我教育。经过讨论研究教育，干部战士端正了思想认识。
通过政治整训，改进了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也为整个整训任务的完成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在军事整训中，部队执行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学用一致的方针，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和爆破、土工作业等技术以及近战、夜战、攻坚战等战术。在方法上，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互教互学活动，使广大指战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军事训练中，涌现下一批特等射手、特等投弹手、特等刺杀手，他们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八路军经过政治、军事整训，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和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技术战术水平，为尔后军队的大发展与实行大反攻作了切实而有效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分为主力军、地方军、自卫军三大类。
自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抗日人民自卫武装组织，主要担任保卫自己家乡的任务。民兵是自卫军中的骨干，一般包括青年抗敌先锋队（16～23岁自卫队员组成）和模范自卫队（24～35岁的自卫队员组成）。根据对敌斗争需要，各村还在民兵中选择精悍分子组成游击小组（一般三五人至十余人），它是党支部直接领导下的战斗组织。
1944年当敌后战场展开局部反攻，迎接大反攻的时候，中共中央从抗日根据地的客观实际出发，指示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对民兵进行整训提高，中共中央在1944年7月1日《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中指出：民兵与自卫军“不但是现在坚持与发展根据地配合主力军与游击队作战的决不可少与极为有效的力量，而且是将来使我军扩大一倍至数倍的主要兵源”，“一年大整训期间，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在整训民兵与自卫军中，应总结民兵与自卫军的斗争经验，重新整理其编制，不足者扩大之，落后者提高之，缺乏干部者补充之，在不违农时及劳动与战斗相结合的原则下，达到全民皆兵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对民兵、自卫队的整训工作作出了具体指示和安排。如太行区确定：干部整训时间一般是20天至1个月，民兵一般整训7天至半个月，自卫队一般整训5～7天；整训内容，政治上主要是进行时事教育，提高思想认识，军事上民兵以训练射击、投弹、地雷（石雷）爆炸和利用地形地物在敌火力下运动等为主。中共华中局根据中央关于新四军准备将工作中心由江北移至长江以南、新四军主力一部将调往江南的指示，对民兵建设提出了高标准和要求。1944年底1945年初，华中新四军主力与县区武装，已达30万人。华中局提出：“今后主要任务，应强调整训及发展民兵”，“发展整顿民兵，充实提高地方兵团，要做到主力机动抗敌，可以就地坚持的目的”。遵照各级党组织的指示，民兵、自卫队普遍进行了整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练武热潮。经过整训，民兵、自卫队的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显著提高。当大反攻来临之际，广大民兵响应党的号召，掀起参军热潮，使主力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反攻大军。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三章 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第六节 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
一、解放区经济的发展
1943年底，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渡过了极端困难时期，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阶段。大力发展经济，为迎接全面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进行物质条件的准备，成为各解放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各解放区军民在加紧进行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解放区的同时，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解放区经济。
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齐动员，大力进行生产运动，使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的发展。首先是扩大了耕种面积，粮食、棉花产量不断增长，农业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边区部队1944年耕种面积达99.1万亩，产粮9万余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的1/3。
1944年，中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量达6400石，自给率达到65.6％，边直机关粮食生产总额达2880石，机关经费自给达到51％。陕甘宁边区人民开荒128万余亩；耕种面积迅速扩大，1944年已增至1415.7万余亩。由于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边区粮食产量已完全自给，并有部分余粮出口，棉花也基本满足边区的需要。边区的畜牧业到1945年，牛、驴已繁殖到45.3万余头，羊195.4万余只，边区出现了六畜兴旺的景象。由于经济发展，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工业方面亦有大的发展，截止1945年9月，公营大小工厂达120余家，职工1.2万余人，已能炼铁、炼油、制药、修理机械。公营企业的工人实际工资，较战前提高58％到84％。私营企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工厂：作坊多达1400余家，仅纺织工厂就有50家，共有职工4500余人。工业产品仅土布即达15万匹，可自给1/2，纸烟、毛巾、袜子、肥皂等已做到完全自给。陕甘宁边区的军工厂也发展到有1000余职工的10余个厂，为部队生产大量弹药及部分军械和无线电通信器材。
晋察冀边区军民在1944～1945年连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1944年扩大耕地面积43万余亩，旱地改水浇地11万余亩，仅此两项即增产粮食25万余石。此外，在精耕细作方面，也使粮食产量普遍提高，据北岳区42个先进村的统计，1944年粮食产量比1943年增产43％。边区政府于1945年提出了“争取工业品逐渐自给自足”的大生产口号，各地普遍掀起了开展手工业、副业、兴办生产合作社的热潮。边区部队、机关和学校，也积极投入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边区部队共开垦荒地3.8万余亩，挖井开渠变旱地为水浇地、700余亩，连同租种和伙种的耕地共6.1万余亩，共收粮食2000余万公斤，收菜蔬平均每人60公斤以上。同时，建立了11种作坊，组织了42种手工业生产。部队、机关、学校还帮助群众生产，平均每人助民劳动10天。在游击区，部队实行劳武结合，在战斗的间隙进行生产，如活动在山阴、代县、崞县一带的第2军分区第4区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1345亩，连同和群众伙种的耕地，共收获小米69万余公斤。并开设了油坊、磨坊、卷烟厂、毡帽厂及小型军工厂等。
经过两年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边区保障了军需民用的供给，为抗日战争的反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冀鲁豫解放区，1944年太行区部队和群众即开荒33万亩，仅此一项，就增产细粮1200余万公斤。在农业生产中推广先进经验和科学方法，使农业产量一般提高15～30％。水利事业也获得进一步发展，太行区1944年就修成14条水渠，增加水浇地1.3万余亩，仅涉县王堡、黎城大寺和上遥3条大渠，每年就使灌溉区增产49万公斤细粮。大生产运动带来大丰收，1944年夏秋两季，太行区共收获粮食6.15亿公斤，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丰收年。棉花产量也创抗战以来最高记录，据太行区24个县的统计，种棉9.1万余亩，产棉花75万公斤。农业生产大发展促进了副业生产的大发展。工业方面，至1945年，已有制造枪弹、火药、手榴弹、地雷等军工工业和纺织、造纸、卷烟、采矿、染料、熬盐、文具、肥皂等日用工业，边区日用必需品均可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部队、机关带头参加生产，实现生产自给。继1943年秋季垦荒运动后，1944年春，各部队又继续开展了垦荒运动，太行军区部队每人平均垦荒超过3亩，太岳军区部队平均每人达2.8亩，冀南军区部队，平均每人也在2亩以上。副业万面，除普遍饲养猪、羊外，不少单位开办了油、粉、豆腐等作坊，有条件的单位还开展了手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纱、织毛衣、编草帽、缝纽，做鞋等小组和造纸、制革及铁、木、瓷、瓦等工场，有些部队还参加了短途运输，节省了民力，减少了政府开支，也增加了部队的收益。部队生产取得了突出成绩，如太行军区机关部队自己生产了2至3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计算起来，减轻了人民10万石公粮的负担。太岳部队也减少群众负担约30％。党政民机关生产也获得了好成绩。
1944年，太行区党政民机关共种地1万余亩，其中新开荒地7000余亩，生产细粮10.5万余公斤，蔬菜75万公斤。每人平均自给2个月的粮食，蔬菜全年自给。
山东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也取得了明显效益，1944年，农业生产方面，扩大耕地面积34.6万余亩，打井1.3万余眼，疏通河流600公里，开渠20条，总长31.5公里，植棉15.4万余亩。山东军区部队贯彻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针，仅胶东、鲁中军区部队1944年即开荒1.1万余亩，渤海军区部队达到人种1.5亩地。鲁南军区部队自给半个月的粮食，由于发展了生产，部队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经费全年可自给50％以上。山东解放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不仅保障了供给，而且储备了大量粮、油、棉、盐等重要物资，为全面反攻、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晋绥解放区，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75万余亩（其中机关、部队开荒19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产棉715万公斤。全边区实现了粮食自给有余。
1945年，全边区所生产的标准布，即达30万匹，已解决了全体军民3/4的穿衣问题。军工生产仅手榴弹的产量，即比1943年增长5倍。
华中各解放区党和政府，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领导全体军民广泛开展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并把发展生产作为根据地建设工作的中心，作为准备大反攻物质力量的主要环节。在生产运动中，各解放区民主政府发动群众大量开垦荒地，以扩大耕地面积，如苏中解放区于1944年由苏中行政公署颁布了《苏中区垦荒条例》，大大调动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
1944年，东台县即垦荒2.51万亩，增产粮食1.5万余担。备解放区军民还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据不完全统计，华中解放区在1944年共修建和改建较大水利工程30余处；又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几个地区不完全统计，1944年兴修水利的灌溉面积就达120余万亩。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华中解放区的粮食达到了完全自给自足。华中新四军各部队，遵循毛泽东“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指示，进一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各部队根据所处环境和斗争任务的不同，制定了以农副产品及日用品的自给半自给为指标的生产计划。生产项目多种多样，有开荒种粮、种菜，饲养家畜、家禽，种植青麻、烟草，开办作坊、工厂等。生产方法也因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差异，少数单位（如第2、第4师）采取办农场的办法，多数单位是发动指战员利用早、晚时间，在群众无力耕种的闲散土地上种粮、种菜。在夏收、秋收季节，各部队在接敌区积极行动，扫击日伪的抢粮活动，并组织力量帮助农民抢收庄稼。各解放区政府和军队还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克服困难，自力更生办起被服厂、印刷厂、造纸厂、卷烟厂、毛巾厂、化工厂、炼油厂、皮鞋厂等，这些工厂的产品主要是解决军需和民用，部分产品出口外销。新四军有小型军工厂50余个，能生产迫击炮弹及各类枪弹，手榴弹已达到全部自给。仅苏中军区各厂即月产枪弹4万发，手榴弹1.3万个，小炮弹1200发，地雷4600个。
各解放区军民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解放区文化的繁荣
全国抗战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抱着抗日救亡的愿望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前线和农村参加工作和斗争，使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文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国统区的许多文艺工作者也相继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的到来，给解放区的文艺工作增强了力量，创作了许多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这对于他们接近工农兵，扭转长期存在的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42年5月2日到5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数次到会讲话。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而深刻地总结了自五四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在斗争实践中改造世界观的问题；分析了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继承与借鉴等问题，为发展无产阶级文艺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文艺整风，解放区文艺界出现了一片新气象。首先，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潮。
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战剧社”、“烽火剧团”等，奔赴抗日前线，为前线军民服务，在部队广泛开展了“兵演兵、兵唱兵、兵写兵”的群众性文艺活动。
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把文艺的种子撒向农村，在他们的帮助下，农村的文艺活动蓬勃发展，农村剧团、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他们运用民歌、小演唱和各种曲艺形式，及时反映现实，紧密配合了抗战和劳动生产。文艺与群众结合以后，解放区便成为新文化的海洋。
其次，取得了文艺创作上的丰硕成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以现实斗争的生活为源泉，创作出许多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作品，在文艺的百花园里，出现了大量新题材、新人物，文艺战线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些文艺作品中，反映生产斗争、民族斗争新题材、新主题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在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中，其代表作主要有：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丁毅等的新歌剧《白毛女》；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小型秧歌剧《兄妹开荒》；丁玲的长篇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艾青的诗作《毛泽东》和《雪里钻》等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解放区的文艺走上了全面繁荣的道路。
解放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教育和新闻出版事业也得到大的发展。各类学校根据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精神和教育与生产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与用结合的原则，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进一步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学校数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增设了军政研究院、行政学院、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自然科学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等。中、小学校发展迅速，陕甘宁边区中学学生人数1944年比1941年增加24％。各解放区除大力发展干部教育外，中小学教育都有很大发展。
晋察冀北岳区1943年统计，32个县有完全小学46处，初级小学2655处，学生达41586人。晋西北地区1945年7月小学数由上年8月的676所猛增至1096所。太行区1944年一年就增加中学18所。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已有大学1所，中学130余所，初小5500余所。解放区夜校、冬学发展更快。
晋绥解放区1944年冬学已有1000余处，入学人数5万以上。太岳区1945年冬学增至5000所以上，入数达到30万。各解放区都发行了多种报纸，陕甘宁边区有大小报纸48种，华北各根据地出版报纸150余种，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有各类报纸近70余种，华南抗日根据地亦出版若干种报纸。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四章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第一节 盟国反攻缅甸的决策
一、中、美、英对反攻缅甸的不同态度
缅甸失守，首先给印度的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1942年上半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全境，直接威胁印度东部边境。印度是大英帝国在亚洲殖民统治的心脏，是英国在远东的最后一道防线和最后一块基地，同时也是盟军在东方的战略物资集散地。印度一旦失守，日军可以直趋中东，控制印度洋，切断盟国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并与德国、意大利在军事上直接呼应。这将直接增加盟军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压力，影响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能力。
缅甸的失守，对中国战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滇缅公路被切断，西南的国际交通仅靠飞越高耸的“驼峰”（喜马拉雅山）航线维持，这使中国战场的处境比以往更加艰难。丘吉尔担心：“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也许会有20个师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66页。]
日军攻占缅甸，还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美国，干扰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
美国根据“先欧后亚”的战略，在亚洲的目标便是确保通往中国的运输路线畅通无阻，以使“中国军队能逐步采取攻势牵制日军”，“使日军无法进行新的冒险”，[〔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09页。] 进而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2年，中国》，华盛顿1956年版，第139页。]
在此目标中，缅甸作战是在中国建立有效基地的先决条件，也是盟军牵制日军在太平洋行动的必要措施。但是，由于缅甸失陷，美国的战略不能不受到影响。
缅甸的失守，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美、英三国都认为必须反攻缅甸。但在如何反攻、何时反攻缅甸的问题上，三国从不同的利益和战略目的出发，屡争不休，长时间不能统一。
中国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结束了中国在远东单独抗日的局面。蒋介石力图争取英、美等盟国将主要力量放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利用英美的对日作战迅速结束抗日战争。但事与愿违，英美实行的是“先欧后亚”战略，将对日作战放在次要地位，仅仅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援助，维持中国抗战的局面，以牵制和拖住日军。这使蒋介石大失所望。因此他认为，要反攻缅甸就必须中、美、英三国海陆空军全力以赴，否则中国军队不能再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美国对反攻缅甸的态度虽然比较积极，但是，“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把欧洲放在首位，对亚洲战场的战略尚未确定。”[〔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戚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特别是由于对德作战的限制，美国不可能派出足够的部队参加反攻缅甸的作战，也不可能保证充分供应攻缅作战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只能通过派任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及敦促英印军来发动进攻。
英国方面虽然在“先欧后亚”这一战略基点上与美国一致，甚至更为迫切，但在具体战略问题上则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都与美国存在分歧。英国人普遍认为：“英国本土是一切的枢纽和中心”，即使丢失马来亚和印度，战争仍可以打下去。[《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第71页。]
因此，欧洲战场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至于缅甸，完全可以等到对日大反攻时再一举收复。而且，丘吉尔根本不赞成美国要将中国作为最后进攻日本的基地，认为盟军完全可以在海上决定性地击败日本，因而拒绝在远东发动大规模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反对在反攻缅甸问题上求助于中国。
中、英、美三国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分歧，使得反攻缅甸方案迟迟不能最后确定。
二、反攻缅甸作战计划形成的曲折经过
（一）反攻缅甸作战计划的提出
缅甸的失守，日军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进攻达到高峰。与此同时，盟军却在欧洲及北非战场陷入困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为了牵制住亚洲太平洋的日军，保证盟军在欧洲和北非战场对德、意法西斯作战，美国陆军部制定了一项支援中国作战的计划，其内容之一就是要收复缅甸，打通滇缅公路，以加强对中国的援助。
1942年5月，史迪威从缅甸北部退到印度后，为了重开滇缅公路，即开始拟定一项收复缅甸的计划，并要求美国派部队参加收复缅甸作战。他在5月25日发给美国陆军部的电报中说：“我坚信中国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认为美国不向这一战区派遣作战部队是犯了个严重错误。”[〔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31页。]
5月26日，史迪威又拟具一项“改造中国军队之计划”。6月3日，史迪威由印度返抵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他的关于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军队和在云南装备训练30个师与收复缅甸的计划，得到蒋的赞同。
7月18日，史迪威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反攻缅甸计划”，其要点是：由英国出兵3师、美国出兵1师、中国出兵2师，由印度阿萨姆渡亲敦江人缅，向曼德勒出击：另由中国出兵20师由滇西出击腊戍，与由印入缅之上述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挥师南下仰光：陆上部队开始进攻后，英海空军应进攻安达曼群岛并在仰光登陆。7月29日，史迪威进一步提出“西南太平洋攻击日军计划”，内容是：在云南完成30个师的装备训练后，于1942年11月15日至1943年4月间分5路攻击日军：由英军3个师、美军1个师、中国军队2个师从印度阿萨姆分经加里瓦、达木、霍马林进攻曼德勒，同时由滇西出动中国军队12个师进攻腊戍、八奠，与由印人缅的中英美联军在曼德勒会师，然后成扇形展开南取缅甸南部，此时英军空降及两栖部队应夺取仰光，再集结以上各军全力向东夺取泰国和越南，达到沿海。与此同时，滇越边境的中国军队9个师应即进占河内、海防，尔后再夺取香港、广州、海南岛或最终在该地发动进攻。另由美军分两路向新几内亚、帝汶、新不列颠岛以及西南太平洋其他岛屿进攻，阻断日军增援，摧毁台湾、菲律宾日海军战斗力。
10月15日，史迪威再去印度和韦维尔商讨收复缅甸计划。韦维尔表示：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以及能否控制孟加拉湾的海权空权都不可知，实在难谈收复仰光之事。他主张：先收复上缅甸，再沿亲敦江东进，然后再谋收复全缅甸。他还拒绝中国在印度的军队经达木和加里瓦向缅甸推进，只同意将缅甸北部的胡康河谷规定给中国驻印军。经协商，双方同意：“史迪威的使命在于占领密支那——八莫，以便使用密支那机场，并与从云南进军的中国军队取得联络。”[〔美〕查尔斯·F·罗马纳斯：《史迪威在华使命》，华盛顿1953年版，第229页。]
11月3日，吏迪威再次返回重庆面见蒋介石汇报在印商谈结果：
（1）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1943年3月1日左右；
（2）使用兵力，英军1师、印缅军6师，共7师；
（3）中国军队若干师，自云南出击腊戍，夺取曼德勒，经雷列姆攻占垒固；
（4）在印之中国军队，以利多为根据地，经胡康河谷与孟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杰沙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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