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第96师为基于组成固守兵团，坚守彬文那地区；
以第200师为基于，配属特种兵一部。为机动兵团，待机采取攻势，夹击围歼日军于彬文那地区。
4月2日，蒋介石决走以罗卓英接替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11日，罗卓英在史迪威指挥之下，正式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统一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日军占领东吁后，日军第15集团军司令部鉴于会战正在有利发展，于4月3日确定其曼德勒会战计划：“本集团军以精锐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人的退路；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公路和伊洛瓦底江地区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敌军主力的两翼，在曼德勒以西、伊洛瓦底江地区压倒并歼灭该敌；然后，在腊戍、八莫、杰沙一线以西捕捉、歼灭残敌，同时，不失时机地以精锐一部向怒江一线追击。”[〔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9页。]
据此，日军继续以主力沿东吁、曼德勒轴线实施进攻，同时以东西两翼的进攻为策应。
4月5日起，日军第55师依次向新编第22师防守的耶达谢、斯瓦等阵地实施猛烈攻击。11日，日军第18师到达战场，亦加入该方面的攻击。新编第22师阻击部队逐次抵抗，并以两侧埋伏的分队不断反击，使日军伤亡甚重，不敢冒进。激战至16日，新编第22师完成阻击消耗日军的任务，安全进入彬文那既设阵地。
正当中国远征军主力第5军彬文那会战准备大体就绪，即将向进至预定地区的日军转取攻势作战的关键时刻，两翼相继告急。在西路，英军已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全然不顾与中国远征军协调的作战计划和配合作战，于4月1日放弃卑谬，5日放弃亚兰谬，并要求中国远征军到西路英军方面的沙斯瓦、马圭接防，掩护其撤退，14日，又放弃马圭，17日，仁安羌油田沦入敌手，英缅第1师和英装甲第7旅一部在仁安羌以北被围，急忙向中国远征军呼救。
由于英军在西路方面的全线撤退，18日，日军迅速突进到宾河以北，并向皎勃东进攻，直接威胁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右侧后。在东路，中国远征军仅有第6军暂编第55师分兵防守莫契——垒固——东枝广大地区，力量薄弱。日军第56师起初将主力控制于东吁，以1个团向东路作试探性进攻，于9日攻占莫契后，即以主力组成快速部队长驱直入，4月17日便推进到南帕，威胁彬文那远征军主力的左翼。中国远征军在两翼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史迪威、罗卓英只得于18日下令放弃彬文那会战北撤，向敏铁拉、敏建之线转移，以准备曼德勒会战。
（三）援助西路英军作战
4月14日，日军第33师进攻仁安羌之荒木部队击溃宾河南岸英缅军，原田部队夺取了沙斯瓦、东敦枝等地。下午2时，亚历山大面告中国远征军代表侯腾，英军方面情况紧急，要求远征军迅速予以援助。17时，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即令第66军新编第38师第113团，由副师长齐学启指挥赴皎勃东地区增援。16日，日军作间部队推进至仁安羌以东5公里处，以1个营的兵力直趋凯敏，主力向仁安羌东北挺进。17日，日军荒木部队攻占马圭，切断了马圭至仁安羌的公路，直趋凯敏的作间部队1个营攻占了宾河北岸渡口。
在正面，第33师主力亦迎面逼近，致使英缅军第1师全部及坦克营一部被包围于仁安羌东北地区。英缅军惊恐万状，不断向中国远征军呼救。15日，亚历山大感到远征军仅1个团，难以解围，要求再增派援军。远征军长官部遂令新编第38师另派1个团增援。以1团至纳特曼克（东敦枝以北），以1团至皎勃东。17日11时，先期到达皎勃东地区的远征军第113团，按照斯利姆的命令，迅速进至宾河北岸，乘夜完成攻击准备。18日拂晓，在英缅军轻型坦克12辆及3门火炮的支援下，向该地日军展开攻击，激战至中午，将日军击溃。该团右翼营随即渡河追击，但为宾河南岸日军所阻。此时，被围的英缅第1师师长向斯利姆报告：“本师饮水及食粮断绝已经两日，困难万分，官兵无法维持，势将瓦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0页。] 为解救英军的危急，已抵前线的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立即连夜调整部署。
19日拂晓，以第113团逼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右翼部队迅即攻占日军部分阵地。日军不断实施反冲击，经反复冲杀，至14时，攻击部队终将501高地攻克，击溃日军，将油田区全部收复，救出被围的英军7000余人、汽车100余辆、战马1000余匹，以及被俘的英军、美国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接着又掩护英缅第1师向宾河北岸陆续撤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他们“个个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泪水。”[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图书公司，1946年版，第8～9页。]
仁安羌援英之战，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一部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击溃优势日军，解救出被围困数日的英缅第1师，战果卓著，受到盟国的赞誉。中国远征军在仁安羌的英勇战绩轰动了英伦三岛，为此，英国政府后来向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第113团团长刘放吾等多人颁发了勋章。
仁安羌战役后，孙立人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反攻当面日军。于是命令在纳特曼克的第112团和警卫曼德勒的第114团主力迅速开赴前线。但英缅军由远征军掩护撤至敏建后，亚历山大认为确保曼德勒已毫无希望，决意放弃缅甸，退守印度，于是违背中英共同防御计划，命令斯利姆立即开辟一条跨过钦敦江向西撤退的路线，[〔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上，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向印度撤退，致使日军重新占领仁安羌，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的结果付之东流。孙立人奉命放弃进攻马圭作战，于21日夜率部撤出仁安羌，作为英军的后卫，随其向曼德勒方向转进。
（四）缅东方面作战
中国远征军入缅之初，由第6军担任景栋至孟畔之间地区的守备。当第5军在东吁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时，为掩护该主要方面的左翼侧的安全，遂将第6军暂编第55师第1团推进至东吁以东的莫契、垒固地区。东吁失陷后，由该地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至腊戍之间的公路受到威胁。
4月1日，日军第15集团军令第56师逐次前出垒固附近，并准备突进腊戍方面。随后又规定：“第56师4月20日左右从垒固进发，沿垒固——莱卡——腊戍大道地区向腊戍附近突进，在切断敌人退路之同时，准备尔后的机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19页。]
据此，日军第56师确定的作战方针是：“首先捕歼前出到垒固以南地区的（暂编）第55师，然后超越此地北进。接着尽力从东方包围和榜、东枝的敌人，要将敌击退到其退路以外，再进行攻击，继而向腊戊疾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由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30页。]
鉴于上述情况，中国远征军长官部除令该地守军暂编第55师第1团严密防范、积极备战外，将调赴塔泽的暂编第55师主力调回垒固，同时调守备景栋地区的第93师1个团，准备西移东枝，部署纵深防御。
4月6日，日军先遣部队向莫契进攻，中国远征军部队在进行顽强阻击后，逐步退守克马俾附近。8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决心乘日军兵力分离之际，将其各个击破，以掩护远征军主力在彬文那会战左翼的安全，遂命令暂编第55师第2团推进至垒固，第3团留塔泽、东枝构筑工事，同时电令第93师第279团迅速开至东枝以东的和榜。4月9日起，日军增加兵力向暂编第55师克马俾阵地展开攻击，守军顽强抗击，直至防御阵地全部被毁，始于11日退守吐昌河以北地区，12日退守保拉克及其以西之线。12日，中国远征军第6军为加强垒固防御，令驻塔泽的暂编第55师第3团主力、军直属工兵营驰援垒固。15日，日军逼近吐昌河阵地，并由东西两翼向守军阵地攻击，暂编第55师向日军反击，在保拉克一线阵地与日军争夺数日，给日军以一定的打击和消耗，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后撤。日军以坦克、汽车组成快速部队，向垒固方面突进。守军未能以有效手段阻敌前进，致使垒固方面阵地被突破，暂编第55师后方补给线被切断，并与军部失去联络。20日，第6军军长甘丽初见局势难以挽回，命令部队破坏垒固至和榜一线的公路，并率第6军司令部和军直属部队北撤至和榜，垒固遂陷。日军第56师占领垒固后，分兵两路向北挺进：一路由和榜以西指向东枝，一路由和榜以东指向雷列姆。
为应付危局，中国远征军长官部于21日令第6军军长甘丽初率一部在雷列姆附近构筑防御工事，另由该军参谋长林森木指挥退守和榜附近的部队阻击向该方面攻击之敌：并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率领第200师及军直属部队，立即由敏铁拉乘汽车向东枝前进，攻击向东枝进犯的日军。21日，日军先头部队即进至和榜，守军与敌激战至22日，阵地被摧毁，伤亡甚重，被迫乘夜转移至后方孟旁既设阵地。
24日，孟旁阵地遭日军猛烈攻击，日军后续兵力亦大量到达参加战斗，守军虽奋勇抵抗，阵地终被分别突破，守军被迫向孟昆突围，雷列姆失陷。
在东枝方面，当第5军先头骑兵团于23日抵达东枝西侧时，日军已攻占东枝。
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立即决定：主力在骑兵团的掩护下展开，由正面和两翼同时向敌展开攻击，以迅速击破该敌，收复东枝。据此，24日拂晓，第200师展开攻击，战至25日，将日军击溃，收复东枝。此时，第5军司令部决定集结兵力继续巩固东枝，向雷列姆攻击前进，以切断北犯腊戍之敌的后路。在此关键时刻，史迪威、罗卓英命令除留第200师向雷列姆继续发起攻击外，第5军直属部队和正在向东枝集结的新编第22师和第96师均折向曼德勒，准备曼德勒会战。是夜，杜聿明遵令率部西移。26日，东枝再度失陷。
第6军被迫于24日放弃雷列姆后，向后撤退，26日，甘丽初率司令部人员及收容残部，到达孟杉附近，各部队继续向萨尔温江左（东）岸转移。日军第56师占领雷列姆后，乘第6军后方兵力空虚，继续分两路北犯，一路经丙隆北进，迅速夺取了莱卡，向西保逼近，一路经南桑东进，于25日挺进至孟囊，并迅速向腊戍迂回。两路日军对腊戍形成钳形攻势。为此，蒋介石急忙从重庆电示：“新编第28师主力可速运腊戍和雷列姆方面，当先以保守腊戍为主，并尽可能求该方面之敌而击灭之。”[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99页。]
然而远征军长官部未能清醒地权衡整个缅甸的战局，执意要在曼德勒会战，未调有力部队增援腊戍，致使守卫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后方战略基地腊戍仅有新编第28师4个步兵营。
（五）中国远征军全线撤退
4月24日，蒋介石就缅甸战局电示远征军：“腊戍应有紧急处置，万一腊戍不守，则第5军、第66军应以密支那、八莫为后方。”[《林蔚报告书》。] 但远征军长官部仍执意坚持在曼德勒会战。
28日，蒋又电令“如可能应抽调瓦城（曼德勒）有力部队增援腊戍，先击破其袭腊一侧背，则以后该易为力。如此瓦城不守亦可。盖此时保腊戍为第一，而瓦城之得失无甚关系也。”[《林蔚报告书》。] 而驻在腊戍的参谋团已经匆忙撤离，5天跑了1000余公里，退到滇西保山，未能及时收到并向部队传达此电。
4月28日，日军攻陷西保，第66军新编第28师4个营、新编第29师2个营仓促布防，被敌击溃，日军攻抵腊戍城下。29日，日军在10余架飞机、30余辆坦克的配合下，向腊戍发起攻击，缅北重镇腊戍终于陷落，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屯积在该地的大批战略物资也落入敌手。
中路日军自4月18日从彬文那向曼德勒进攻。第5军第96师利用原准备彬文那会战的阵地进行了8天阻击战。然而，曼德勒地区的英军却以中国远征军的英勇作战为掩护，于26日向印度英帕尔撤退，一路上丢弃装备，包括全部坦克，才赶在雨季来到之前逃至印度边境。此时，远征军长官部也因以第5军主力驰援东枝，未能实现在彬文那地区歼敌一部的计划。在形势已不利的情况下，又于27日正式下达了进行曼德勒会战的命令。而此时远征军的实际情况是，在西线，英缅军正向印度退却，新编第38师正担负掩护英缅军撤退的任务，第96师在中途阻击日军，战况已十分艰难，第200师正向雷列姆进击，第66军新编第28、新编第29师在腊戍及滇缅公路布防，兵力十分分散，难以形成决战的态势。28日，日军第55师向皎克西推进，威逼曼德勒。同时，日军第56师攻占腊戍后，立即派遣一支快速部队包抄曼德勒。
在此情况下，史迪威和罗卓英急忙下令放弃曼德勒会战，各部队先后西渡伊洛瓦底江，沿曼德勒至密支那铁路线向密支那方面转进。5月1日，曼德勒失陷。
4月30日，日军南方军总参谋长转达了日军大本营给第15集团军的电报：“大本营希望不失时机，更加扩大第15集团军的结果，确立积极向重庆进攻的姿态，为更有利于以后的措施。力争在国境内歼灭敌军，同时，以有力的兵力越过国境，向龙陵、腾越附近怒江一线追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89～390页。]
据此，日军第56师由腊戍向中国滇西进犯，驻守滇缅公路沿线的第66军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未能有效阻止日军的进攻，致使日军在5月初接连侵占滇西边境城镇畹町、芒市、龙陵等地，并推进至怒江惠通桥西侧。守桥部队匆忙炸桥，使敌主力未能过桥，但隔在桥西的大批车辆、物资落入敌手。中国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命从滇西和昆明急调部队前往怒江前线阻击日军，在惠通桥一带与日军激战3天，将渡过怒江的日军数百人歼灭，依托怒江天险档住日军，自此形成持续两年的隔江对峙。同时，日军第56师主力一部又于5日攻占八莫，8日攻占密支那，将原计划沿曼德勒——密支那大道北撤，然后取道八莫撤回滇西的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回国退路完全切断。
4月30日，史迪威、罗卓英率长官部由瑞波转移至甘巴罗，旋又转至英多，5月5日晚，继续转移至班卯克，徒步西行，于7日到达苗西。史迪威率中美少数人员徒步西行，于24日到达印度的丁苏基。罗卓英则率长官部人员断后，收容散兵，继续西行，于23日抵达印度英帕尔。
在远征军长官部西行前，史迪威、罗卓英鉴于畹町、八莫失陷，遂决定全军向印度境内撤退，并电告杜聿明，要求第5军（含新编第38师）也随之撤往印度。但社聿明于6日电复罗卓英，希望率部返回国内，不愿入印。同时又发电请示蒋介石。7日，蒋则不顾情况的变化仍电示：“我军应即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28页。]
杜聿明于是决定率部经密支那向片马、腾冲方面撤退。9日，第5军在向密支那方向撤退时，在杰沙地区与日军第56师追击部队遭遇，同时获悉八莫、密支那均已失陷，遂决心迅速脱离敌人，由曼密铁路以西地区，向孟关、大洛之线转进。12日，第5军各部抵达曼西，13日开始徒步向北转进，取道孟关、大洛、葡萄之线返国。
5月至7月，第5军各部均在撤退途中。新编第38师13日摆脱日军后向曼西转进，18日抵达曼西。孙立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脱离第5军，而奉史迪威命令向西折往印度，新编第38师未受重大损失，保持完整的建制，安全抵达印度英帕尔。仕孝明率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冒雨徒步在森林中艰难地向胡康河谷的大洛和新背洋退却。行军途中，时值雨季，山洪爆发，暴雨连日，部队粮尽药绝，在新背洋附近，绝粮八日，草根罗拙皆空。官兵饥病交加，死亡累累，仅新编第22师就因饥、病死亡2000余人。5月31日，第5军军部直属部队及新编第22师奉命改道入印，在美空军空投粮药的支持下，至7月25日才抵达印度利多。
第96师和第5军炮兵、工兵各一部，奉命经孟拱、孟关、葡萄返回滇西。部队于6月14日到达葡萄，转进至山高路险，毒蛇、蚊蚋遍地的野人山区，粮药断绝，死亡惨重。副师长胡义宾在全师后卫行进，途中遭日军埋伏，在督战时阵亡。余部历经千辛万苦，翻过高黎贡山，于8月17日陆续抵达滇西剑川。
第200师自4月下旬东枝地区战斗后，奉命向北转进，沿八莫、南坎间撤退。5月10日，与第5军补训处、第66军新编第28师等余部汇合，5月18日，在穿越西保、摩谷公路的封锁线时，遭受日军伏击，师长戴安澜在率部奋战中，身负重伤。26日晚，在缅北茅邦村，戴安澜因伤重殉国。第200师官兵由师步兵指挥官郑庭笈率领，扶棺向云南继续前进，于6月17日抵达腾冲附近，29日，转到云龙，全师所剩官兵仅2600余人。
同年秋季，国内为戴安澜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高度赞颂了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业绩。毛泽东赠送的挽词是：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的挽词是：
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
将略冠军门，日寇几回遭重创。
　　英魂羁缅境，国人无处不哀思。
10月16日，国民政府追赠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同年7月20日，美国总统授予戴安澜将军以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显著战绩和为中国陆军建树的卓越的声誉。
第66军（欠新编第38师）自4月下旬担负西保至曼德勒及腊戍的阻敌任务。腊戍失守后，该军主力沿滇缅公路逐次在维新、贵街、畹町、芒市等地拒上日军，并向龙陵、惠通桥方向撤退。在国内部队接应下，辗转至永平。
退至昆欣、塔科、昆孟一带的第6军于4月30日获悉腊戍失守，遂向景栋附近的缅、泰、老边境转移。5月8日，第6军第49师撤至大高，暂编第55师先头部队抵达孟色特，沿缅泰边境部署。随后，第49师撤至南峙，暂编第55师及刘观龙支队撤至车里，军部撤至佛海，第93师担任后卫，最后撤至打洛。
远征军各部队撤退所经之地，都是高山密林，时值雨季，泥泞难行，加之给养不足，部队饥疲交困，疫病流行，撤退途中伤亡甚重。远征军动员入缅总兵力约10万人，到8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仅有4万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影响及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一、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的影响
中国远征军应英方的请求，紧急入缅支援英军对日作战，从3月初先头部队到达东吁参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以有力的支援，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中外人士莫不表示钦佩。中国远征军的苦战虽未能挽回缅甸防御战的颓势，但中国远征军首次出国与盟军协同作战及其在缅甸防御战中的重要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一、它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不仅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需要，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需要。它虽然未能阻止日军侵占缅甸，但起到了救援友军、打击敌军的作用。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在实际上防止了印缅战局的进一步恶化，使缅甸英军免除了危机，平安撤往印度，并为尔后组织印度防务赢得了宝贵时间。中国远征军通过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以至于仁安羌等役使日军遭到相当的打击，从而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日军侵缅虽然得逞，但其势已是强弩之末，再无力实现向东西两面的扩张。其有限兵力的一部从此被牵制在缅甸战场上，使它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更加捉襟见时，从而又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
第二、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西南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而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一条陆上国际通道。日军进攻缅甸，不但要切断滇缅公路，而且企图从缅甸北上对中国西南大后方实施进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日军进攻西南大后方的企图，配合国内部队保卫了西南边陲。
第三、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作战，对亚太战场以至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均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942年上半年，当同盟国家在亚太地区遭受一连串的失败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出色表现，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在纽约各大电影院里，放映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的影片与美国麦克阿瑟统帅下的美，菲军队的新闻片，“同博观众之欢呼”。美国《克利夫兰公报》进而提出：“以远东战争全局论之，幸有中国坚忍之抗战，英方今日乃有获胜之机会……”[《新华日报》1942年4月15日。]
第四、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异邦打击侵略者，自甲午战争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中国军队装备落后，训练不足，以至于中国远征军在抵达缅甸后，盟军首脑仍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表示怀疑。韦维尔就曾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称：“他们对抗日军的丛林战，能否比我们打得更成功，尚难肯定。”[〔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0页。]
但中国远征军用出色的战绩证明，他们的英勇顽强不在盟军之下。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为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签署颁布勋章的命令中写道：“戴安澜将军于1942年同盟国缅甸战场协同援英抗日时期，作战英勇，指挥卓越，圆满达成所负任务，实为我同盟国军人之优良楷模。”[《戴安澜将军》，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页。]
罗斯福总统在为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将军授勋的颂词中指出：“中国孙立人中将于1942年缅甸战役，在艰辛环境中，建立辉煌战绩，仁安羌一役孙将军以卓越之指挥，歼灭强敌，解放英军第1师之围，免被歼灭。后复掩护盟军转进，于千苦万难之中，从容殿后，转战经月……其智勇兼备将略超人之处，实足为盟军楷模。”[孙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出版公司，1946年版、第29页。]
中国远征军人缅作战之英勇战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中国远征军人缅援英作战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
1942年，为支援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公路，应英方邀请，中国派出远征军第1路第5、第6、第66军约10万兵力紧急入缅参战，创造了扬威异域的战绩，但终未能挽回缅甸的被动战局，而以盟军的失败和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国与英、美之间有关全球战略目标的分歧和中英之间有关具体战略目标的分歧，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英、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全球战略是“先欧后亚”，亦即英、美首要的战略目标是在欧洲击败德国，其次才是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击败日本，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又以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对日作战为主。因此，英、美虽然联合中国共同对日作战，但却要求中国在战争中承担主要任务。而早在中国全国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国民政府就曾确定了“运用英美之力解决对日问题”[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973页。] 的战略目标，希望英、美首先集中力量对付日本。
以上两种战略目标的分歧，使中、英、美三国对缅甸战事的态度产生差异，造成了盟国对战争准备不足的状况。
美国援华的态度是积极的，对缅甸战事也是重视的。但是，美国“失欧后亚”战略的实施就意味着美国“在制定战略和分配援助物资方面是可以牺牲中国的”[〔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在缅甸战役中，美国始终没有派地面部队直接参战，只是派遣了有限的空军力量、少数的军事作战指挥官员、少量的武装突击队和一批工程技术人员等。这就必然决定了美国对缅甸战事的态度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始终将其主要的军事力量投入欧洲战场。丘吉尔曾对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说：“英国的唯一目标是先把欧战打赢。”[《顾维钧回忆录》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26页。]
英国从保卫本国和欧洲的利益出发，将其战略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地区，然后才是亚洲太平洋地区。而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其重点又放在新加坡和印度方面。相对而言，英国对“防守缅甸和维护对华物资供应均未置于重要地位。”[〔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3页。]它在缅甸的防卫力量十分薄弱，在军事力量和战略态势上处于明显的劣势。
蒋介石从自己的战略目标出发，曾要求英、美以相当的陆、海、空军部队投入中印缅战场，一直希望英、美改变“先欧后亚”战略。1942年4月17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和丘吉尔指出：“缅甸在今日决不能认为一个支战场，而实为远东作战一重要之基地，且为吾人攻击日本必须掌握巩固之主要枢纽，如果缅甸不守，则日军在陆上即可向印度长驱直入，而中国与盟邦英、美之交通运送与联系即因之阻断，如此我盟军陆上进攻日本之根据地全失，自必更增加困难，而敌人向东、向西之进展则更无顾忌矣。”[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31页。]
尽管如此，也无力改变英、美的既定政策。中国政府顾全大局，对出兵缅甸的态度是积极的。太平洋战争刚爆发，中国就向英、美明确表示，一旦条件允许就将出兵防守缅甸，随后，又逐渐加快了入缅作战的准备工作，并于1942年3月正式组建“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而且用最好的装备武装中国远征军，使中国远征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
日军进攻缅甸后，英国虽然已将远东的战略重点由新加坡转向缅甸，但其着眼点却是印度。因此，英国的基本态度是“弃缅保印，保存实力”。“其所取政策似为可能保护则保护，如不能亦不必尽最大之努力，以免因此消耗可留以用于另一重要战区之军队。”[《林蔚报告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英军遇到日军攻击就是撤退，始终未能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中国远征军不断向南推进，孤军深入，英军始终未能有力地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
第二，英美对远东殖民地看法的分歧和对中国态度的分歧，引起了英美之间的矛盾，更引起了中英关系的冷淡，造成了中英矛盾尖锐突出的局面。
英国在远东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持其殖民地的现状，因此，英国一再压制缅匈、印度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井将中、美作为其殖民地竞争的主要对手。美国从其本国利益出发，宣称不准备为英国的殖民地而战。罗斯福认为大英帝国早已残败、并对东南亚与印度等英国殖民地的独立要求表示同情以求逐步渗入。在英国人看来，这是美国对英国的粗暴干涉，是蓄意要破坏英国的殖民统治。英、美之间的矛盾、分歧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的，迫切需要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军的责任。同时，美国对战后的中国也抱有政治目的，而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却是消极冷淡，它不愿意将中国作为大国对待。丘吉尔说：“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代表一个世界大国。”[〔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他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英国渺视中国的态度，危害了中英关系，并对缅甸战局产生了严重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国拒绝中国政府主动出兵的要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蒋介石就主动提出派中国军队出征缅甸，协助防御缅甸，并与韦维尔就中国出兵问题进行过磋商。但均遭到英方的拒绝和冷淡对待。
（二〕英国拖延中国军队入缅，贻误战机。从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由于英方的犹豫，使中国远征军不能及时入缅布防。随后，又请中国军队协助景栋方面防御，为此，将远征军第6军置于该方面。直到仰光告急后英国才向中国求援，请中国远征军第5军迅速入缅，中国即将该军使用于东吁、仰光方面，“由于第5、第6两军之间发生甚大之隔离，尔后在事实上，我遂不得不随情况之演变，使第6军向西延伸与第5军相毗连，以保障我主力决战之安全，……敌直冲腊戍，既隔断我第5、第6军之联系，复截断主力军之退路，使我不能在缅继续作战。”[《林蔚报告书》。] 中国远征军入缅未能掌握先机，战役部署陷于被动和不利态势，这正是英方拖延阻挠的结果。
（三）英方缺乏与中国联合作战的诚意，只要求中方掩护其撤退。英国对缅旬作战准备不足，既没有制定自己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同中国军队联合行动的统一计划。英方对中国远征军布防和行动的建议，仅由其派驻中国远征军各军、师联络参谋转达，但又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各师、旅中，其目的在于使中方不明了其意图，以便利其自由行动。因此，常常造成英军单方面撤离防区后，中国远征军仍在坚持自己的战线，以致不知不觉陷于险境。英方吹嘘亚历山大的撤退为“军事成就之奇迹”，[〔英〕兰威廉：《缅甸军事成就之奇迹》（译稿），中国军事图书馆存。]
其实是在联合作战中的利己主义行径，毫无光荣可言。英方在不通知中方的情况下放弃仰光，转而利用第5军作为其撤退的掩护。在第5军组织东吁会战时，英军不顾中方的要求擅自撤离卑谬；当中国远征军准备彬文那会战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英军又不加理会，轻易放弃该地，屡屡造成中国远征军的被动。
第三，盟国方面指挥系统的混乱是招致缅甸作战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起初，中国因缅甸未划入中国战区，不得不尊重英方的指挥。中国远征军陆续入缅，实际上已成为缅甸作战的主力。蒋介石在名义上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但联军统帅部未赋予他在缅甸作战的全盘指挥权，中英双方也未能就此达成协议。蒋介石出于对英国的反感和对美国的信赖，任命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谋长身分全权指挥中国远征军入缅部队，并于1942年4月5日向中国远征军将领宣布史迪威有支配中国远征军的全权。但是，实际上史迪威的指挥权也是有名无实，史迪威手中没有直属的美国军队可供指挥，而且他既未与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明确指挥关系，也未与中国远证军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杜聿明确立相互间的地位。
直至改任罗卓英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后，才明确规定了罗卓英受史迪威指挥。但是，史迪威很快发现他并没有指挥中国远征军的实权。其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并不情愿将自己的军队交给一个外国人，况且他对史迪威并非完全信任，因此，史迪威下达的所有命令一律须通过林蔚转给蒋介石批准执行。蒋则直接同林蔚和杜聿明联系，进行指挥，甚至支配团一级的调动。在几个月的作战中，中国远征军仅在缅甸就有林蔚的参谋团、史迪威和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以及杜聿明的前敌指挥部三个指挥中心。而中国远征军的一切作战方针、计划、部署和调动，都要等待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情况和变化的蒋介石亲自决定，下达指令。这就使远征军不能独立自主地抓住战机，进行有效的作战。
第四，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中的失误，也是原因之一。对缅甸的敌情、地形等了解不够，有针对性地进行准备不足。特别是未能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地集中和使用自己的兵力，以求保持战役的主动，避免战役的被动。当东吁失陷后，日军由两翼向远征军后方突进，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既未搞清西路友军的行止和进退，又未顾及东路莫契、雷列姆阵地的巩固。当感受到日军包抄的威胁时，又未能当机立断，加强东路，一举击破该路冒进之敌，并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巩固后方扭转不利形势。相反，不顾情况的发展变化，仍在一厢情愿地组织曼德勒会战，终于失去挽救战局的机会。
第五，英军得不到缅甸人民的支持，也是导致中国远征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引起缅甸人民的普遍反感。一些群众在日军的策动和蛊惑下，协助日军攻击英军。这不仅给英军造成被动，也给中国远征军作战造成很大的困难。
中国远征军此次入缅作战，虽然未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未能避免战局的被动和失利，但广大官兵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其一，出国作战，心须作好充分准备。首先，要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缅甸作战不但没有制定联合作战计划，也没有制定远征军的独立作战计划，先战后谋，其败必然。其次，要注意作战地区情报的搜集掌握，敌情、友情、天候、地形、民情的了解熟悉，以及战前的模拟作战训练，方能进退有序，应付自如。再次，要做好部队的后勤补给和交通通讯工作，这是军队的生命线，异国作战尤为重要。
其二，国际联合作战，既要有统一指挥，也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参加联合作战的各国军队，面对共同敌人，统一指挥，方可发挥综合战力。纵观缅甸作战，中英联军既无统一指挥，又缺乏密切协同，导致迅速失败，损失惨重。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中国远征军在作战中常常受到英国人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中国远征军无法把握缅甸战场的命运，只能尽其努力而已。当英方决定弃缅保印后，缅甸战场的命运实际上已基本被决定了。于是，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使命变成了掩护英军撤出缅甸。在缅甸作战中，固然中国远征军也存在着不少失误，但从根本上讲，丢失缅甸的是英国人，而不是中国远征军。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英勇战绩，是无可否认的。
史迪威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后指出：“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9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一节 欧洲、北非及太平洋战场先后转入反攻
一、苏军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与苏德战争的根本性转折
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顿河大弯曲部以东约60公里处，是苏联欧洲部分东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和来自高加索的石油转运站。
德军在莫斯科会战失败后，被迫于1942年夏，在苏德战场上由全面进攻改为在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企图攻占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夺取石油资源，占领富饶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切断苏军的战略补给线，然后北取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希特勒甚至妄想在消灭苏军主力后移师西线，对付英美，夺取中近东和印度，沟通德日在军事上的直接联系，以争取法西斯阵线的胜利。
1942年4月5日，希特勒下令集中主力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突击。5月德军占领刻赤、塞瓦斯托波尔和哈尔科夫。苏军接连失利，南翼形势急剧恶化。7月中旬，德军B 集团军群前出到顿河大弯曲部，逼近斯大林格勒。德军第6集团军（保卢斯上将任司令）受领了攻占斯大林格勒的任务。该集团军共辖13个师，约27万人，火炮和迫击炮约3000门，坦克约500辆。由第4航空队（作战飞机近1200架）担负支援任务。在会战过程中，德军又先后调坦克第4集团军、第2集团军、匈牙利第2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第4集团军和意大利第8集团军，加强该方向上的兵力。
苏军最高统帅部为保卫斯大林格勒，于7月12日组建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由铁木辛哥元帅任方面军司令员（7月23日起由戈尔多夫中将担任）。其任务是固守巴甫洛夫斯克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长约530公里，纵深120公里的地带。方面军能与德军对抗的，起初实际上只有第62、第63集团军的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近400辆坦克。空军第8集团军仅有飞机454架。此外，远程航空兵有150至200架轰炸机，及防空航空兵第102师的60架歼击机支援战斗。方面军的基本兵力集中在顿河大弯曲部。苏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在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构筑了2道防御地带，在近接近地构筑于纵深60公里的4道防御围廓，即外层围廓、中层围廓、内层围廓、市区围廓。这些围廓在会战开始前未及构筑完毕，但对城市防御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参加会战的部队，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外，还有东南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部队、伏尔加河区舰队及斯大林格勒军级防空地域。
斯大林格勒会战，从1942年7月17日开始，至1943年2月2日结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苏军防御阶段和苏军反攻阶段。
苏军防御阶段从1942年7月17日到11月18日，苏军先后进行了两次战略性防御战役。
从7月17日到9月12日为第一次防御战役。在此期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在城市远接近地和近接近地大量消耗德军突击兵团，打破了德军从行进间夺取斯大林格勒的计划。苏军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在阻止德军进攻、减慢其前进速度上发挥了作用。
从9月13日开始到11月18日结束为第二次防御战役。其中包括东南方面军在市区和城南实施的防御交战，以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城北实施的进攻行动。B.N.崔可夫中将指挥的苏军第62集团军和M.C.舒米洛夫少将指挥的第64集团军担负保卫城市的任务。9月13日，德军第6集团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分别从东方的亚历山大罗夫卡地域和从东北方向的萨多瓦亚车站地域实施进攻。苏军进行英勇抵抗，市区战斗极为激烈。德军13日攻入市区，14日攻占市中心的马马耶夫岗。在这紧急时刻，苏军近卫第13师于9月16日夜渡过伏尔加河，增援保卫城市的战斗，并于当日夺回了马马耶夫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逐街逐屋反复争夺，对火车站的争夺，反复达13次之多，损失很大，德军始终未能占领整个城市。苏军在防御交战中，大量消耗了德军的力量，不仅守住了斯大林格勒，在高加索山脉山前地带挡住了进攻的敌军，而且通过顽强的防御作战争取了时间，集结了预备队，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苏军反攻阶段从1942年11月19日开始到1943年2月2日结束。
1942年夏秋，德军对斯大林格勒久攻不克，为增加东线作战兵力，利用美英盟军尚未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向苏德战场增调67个师并组建16个新兵团，使东线兵力在11月前增加到620余万人，火炮5.1万余门，坦克和强击火炮5000余辆，作战飞机3500架，再次在苏德战场集结了强大的作战力量。
在此期间，苏联国民经济已转入战时轨道，军工生产业已恢复并有所发展，为部队提供的武器装备数量增多，质量改善；同时还得到了美英战略物资和武器装备的援助；苏联的敌后游击运动更加活跃；中国的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了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军；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消耗和分散了日本海军主力和部分陆军兵力，使苏联减少了后顾之忧。苏军兵力已增加到约660万人，50毫米以上火炮7.7万余门，坦克和自行火炮7300余辆，作战飞机4500余架。苏军总参谋部在9月开始制订反攻计划。11月13日，苏军最高统帅部批准了代号为“天王星”的反攻计划。苏德双方一场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就这样开始了。
1942年11月19日和20日，苏军西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从绥拉菲摩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一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萨尔帕湖一带先后发起大规模反攻，于11月23日在卡拉奇以东的苏维埃茨基会师，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全部和坦克第4集团军一部，总共22个师，约33万人。德军为援救被围集团，临时组成了两个突击集团，即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托尔莫辛集团。12月12日，科捷利尼科夫斯基集团沿铁路北上，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12月19日，德军增调1个坦克师再度发起进攻。23日前，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坦克第57军进至梅什科瓦河，一度与被围德军集团相距不到40公里。但德军在进攻中损失惨重。12月24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在梅什科瓦河一线转入反攻。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分别从北面和东北向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方向实施突击，第5突击集团军从顿河西岸向南突击。
12月29日晨，苏军攻占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德军向西和西南退却。至12月底，苏军歼灭了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并重创德军坦克第4集团军的坦克第57军，将合围的对外正面椎到距德军被围集团200泵250公里以外，为彻底歼灭德军被围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苏联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代号为“圆环”的作战计划，决定由顿河方面军负责歼灭被围之德军第6集团军。1943年1月8日，苏军指挥部向被围德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停止抵抗缴械投降。
但德军仍坚持顽抗到底。1月10日清晨，苏军发起进攻。10日至25日，德军死伤10万余人，仍负隅顽抗。26日，苏军从东西两翼发起强大攻势，将德军整个防线分割成南北两部分。1月31日，南部德军被苏军彻底击溃，保卢斯元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北部德军残部于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近郊被苏军歼灭。至此，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结束。在整个会战中，苏军共歼灭德军150万人，占苏德战场上德军作战总兵力的1/4。其中，从1942年11月19日至1943年2月2日，在斯大林格勒一带即歼灭德军80多万人。在交战的个别阶段，双方参战兵力在200万人以上，火炮和迫击炮2.5万门，坦克2000余辆，各种飞机2340架。从1943年1月10日至2月2日，歼灭德军22个师。顿河方面军俘虏德军官兵9.1万人，其中军官2500多名，将军24名。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场上的一次决定性战役。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标志着苏德战争的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德军遭到苏军的致命打击后，元气大伤，已不可能对苏军发动全面进攻，而只能转入防御。这样，苏德战场的主动权就开始转入苏军之手，希特勒德国则开始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坟墓。正象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了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象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苏军为发展斯大林格勒反攻的胜利，于1943第一季度在北高加索、顿巴斯、列宁格勒等方向发起总攻，收复罗斯托夫、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等地，并打破了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封锁，完成了苏德战场上的战略转折。
二、英军阿莱曼战役与非洲战场的转折
意大利在北非战场与英军作战连连失败。墨索里尼向德国求援。1941年2月，希特勒命令E·隆美尔带领两个师的兵力前往非洲增援。隆美尔利用英军装甲第7师刚回埃及、第6澳大利亚师已调往希腊，而接防的第9澳大利亚师战斗力较差的有利时机，率领德、意军4个师的兵力，于3月31日对阿盖拉发动进攻。隆美尔的部队于4月8日攻占德尔纳，10日包围了托卜鲁克，15日攻占了埃及西部边境上的塞卢姆。隆美尔两周的闪击，使英军前两个月的战果丧失殆尽。因此，隆美尔被称为“沙漠之狐”，而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则不久被解职。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的主要兵力集中于东线，英军却加强了对北非的增援。1942年6月，英军退守亚历山大港以西100余公里的阿莱曼防线。七八月间，德、意军进攻受挫，转入防御，与英军在阿莱曼地区形成对峙。
1942年8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到达开罗，决定由亚历山大接替奥金莱克任英军中东总司令，蒙哥马利任第8集团军司令。蒙哥马利反对继续后退，力主以进攻把德、意军驱逐出北非。他到职后，立即着手补充兵员和装备，加强部队训练，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作准备。经过补充后，第8集团军辖3个军（第10、第13和第30军），共11个师、5个旅，约23万人，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装甲旅，共装备坦克1200辆、火炮2800门、飞机1200架，士气高涨，补给充足。
当时，德军主力陷于苏德战场。在北非，德国只有5个师、意军7个师，其中包括4个装甲师和2个摩托化师，拥有坦克540辆、火炮1219门、飞机350架，因人员缺额高达40％，所以总计约9.3万人。德、意军的补给十分困难，在兵力兵器对比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在战役开始前夕，隆美尔因病回国治疗，由施图梅将军代理指挥。在战役开始后的第二天，施图梅便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于是，隆美尔应希特勒的要求，于10月25日傍晚重返北非前线指挥作战。
蒙哥马利经过一番周密准备后，决定于10月下旬在阿莱曼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行动代号为“捷足”。其作战企图是，在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地域后，迅速向西推进，占领利比亚的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全境，配合即将在法属北非登陆的美英联军，将德意军全部逐出北非。为此，第8集团军计划：以其北翼第30军从阿莱曼西南地区向西迪、阿米德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南翼第13军实施佯动，牵制当面的德、意军队；在突破德意军的防线后，集团军的第二梯队第10军随即进入战斗，配合第13军发展胜利。
英军在连续3天实施航空火力准备后，于10月23日晚，又以1000多门火炮进行了猛烈的炮火准备。接着，英军第30军在北面沿海附近的特勒埃萨岭和米泰里亚岭之间发起强攻，周密巧妙的伪装达成了战役突然性。但是，德军防守严密，英军在通过敌人密集布雷区时损失很大。与此同时，在南翼担任助攻的英军第13军也遇到同样的困难，攻势一再受挫。英军装甲部队在北面展开楔形攻势，遭到德军反坦克炮的强大包围圈的扼制。蒙哥马利见状，立即调1个装甲师前往增援，并决定仍按原计划继续强攻，终于在德意军防线北部第31号高地以南攻占了部分阵地，还击退了德军第15装甲师的反扑。
但是，一直未能突破德意军的防御。鉴于这种情况，蒙哥马利决定中止进攻，调整部署，改变作战计划，即在德意军的结合部给予决定性的打击。这次行动代号为“增压”。
11月2日凌晨1时，“增压”行动开始。英军凭借优势兵力和制主权再次发起进攻、英军的新西兰第2师在300门火炮的支援下猛烈攻击，终于在德、意军结合部打开缺口，第9、第1装甲师随即投入战斗，乘胜突入纵深。
当日下午，德军调集全部残存的坦克，对进攻军队的两翼实施反突击，但因缺乏空中掩护，遭英国空军的袭击，损失严重，大部分坦克被击毁，有生力量只剩下1/3，反击遂告失败。在此期间，战线南部的英军第13军亦突破德意军的防御，并于4日前进了8公里，使德意联军的滨海集团面临被包围的威胁。隆美尔为保存德军实力，决定向西撤退，并将意军的淡水储备和汽车全部带走。英军未及时追击，使其免遭全歼。4个意大利师向英军缴械投降，阿莱曼战役随之结束。从11月5日起，英军开始对隆美尔率领的德军进行追击。1943年2月，德军退至利比亚与突尼斯交界的马雷斯防线固守。
在此次战役中，德、意军伤亡2万人，被俘3万多人，损失坦克450辆、火炮约1000门；英军伤亡1.35万人，损失坦克500辆、火炮100门。英军在阿莱曼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德意法西斯在北非战场的军事力量，使北非和整个地中海的形势发生了对西方盟国有利的变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洲战局的转折点，从此战场的主动权完全转到英军方面。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在阿莱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败；在阿莱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阿莱曼战役将永远成为英国战史上光辉的一页”。[〔英〕温斯顿·丘吉尔：《不需要的战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
阿莱曼战役结束后，盟军开始实施北非登陆战役。1942年11月，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美英盟军在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登陆，随后向东推进，直逼德意军后方。德、意急忙从法国和意大利调集兵力，配合隆美尔防守突尼斯。1943年2月，隆美尔率部在突尼斯南部地区对美军发动突然袭击，占领若干据点后，据守马雷斯防线。3月20日，盟军对德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突破马雷斯防线，迫使德意军撤退至突尼斯北部。
三、美军中途岛海战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与太平洋战场的转折
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转折，开始于1942年5月上旬的珊湖海海战。这次作战是美、日航母编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首次交锋，虽然双方损失大致相当，但它却是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第一次受挫。日军被迫中止对莫尔兹比港的进攻，南进势头受到遏制。
发动中途岛海战是日本对美作战的又一重大步骤，是策划已久的大规模进攻行动。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B—25型轰炸机编队，从日本以东500海里处的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东京、横滨、川崎、横须贺等城市，引起了日本的震惊。日本企图夺取中途岛，作为海军航空兵的前进基地，将海上防线推进至中太平洋，迫使美军退守夏威夷及美国西海岸，同时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以保障日本本土和日军南进翼侧的安全。战役的主要方向是中途岛，为了迷惑和分散美军兵力，以阿留申群岛作为次要方向提前行动。5月5日，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占领中途岛——阿留申群岛的命令。为实施这次战役，日本联合舰队动用了包括运输舰、辅助舰在内的各型舰艇共200余艘。其中航空母舰8艘（舰载机400余架）、战列舰11艘、巡洋舰23艘、驱逐舰56艘、潜艇24艘。上述兵力编成6个战术编队，即：主力编队，中途岛进攻编队，第1机动编队，北方（阿留申）编队，先遣部队和岸基航空部队，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统一指挥。预定于6月4日对中途岛发起进攻。5月26日～29日，各编队先后由日本本土启航。
5月中旬，美国军事首脑从截获破译的日本海军密码电报中获悉，日本准备在太平洋中部与美军决战，同时准确地掌握了日军的主攻方向是中途岛而不是阿留申群岛的作战企图。于是，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迅速调集3艘航空母舰（舰载机230余架）及其他作战舰艇共40余艘，组成第16特混舰队（由斯普鲁恩斯少将指挥）和第17特混舰队（由弗莱彻少将指挥），预先展开在中途岛东北海域，隐蔽待机；19艘潜艇分别部署在中途岛远近海域，监视日舰动向；100架岸基飞机部署在中途岛，以加强中途岛的防御。
6月3日（当地时间，下同），细直戍子郎海军中将率领北方编队，对阿留申群岛的荷兰港发起突击，战役开始。6月4日凌晨，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第1机动编队进至中途岛西北240海里海域。4时30分，派出第1波飞机108架攻击中途岛。此时，美国航空母航编队群立即向日本第1机动编队接近，当接近到相距150海里时，于7时02分开始接连派出第1、第2波飞机200余架，乘日本航空母舰编队群接受第1波攻击中途岛的飞机返舰、第2波飞机卸下炸弹再挂鱼雷的混乱时机，对日各航空母舰实施连续攻击，日军虽有部分战斗机临空迎战，但已无济于事。战斗结果，日军损失航空母舰4艘（“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飞机285架及水上侦察机数架，人员3500名；美军损失航空母舰1艘（“约克敦”号），人员307名。山本五十六鉴于日本海军损失惨重，于6月5日下令停止中途岛作战，率领联合舰队向西撤退。美军乘势追击。6月6日，美军舰载机3次出击，击沉日军重巡洋舰1艘，击伤巡洋舰、驱逐舰数艘。同日，美军停止追击，中途岛海战遂告结束。日军进攻中途岛遭到失败，在太平洋战区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战局出现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中途岛海战后，日军为夺回太平洋战区的战略主动权，进逼美军的反攻基地澳大利亚，仍企图攻占新几内亚的重要海空军基地莫尔兹比港。占领图拉吉岛的日本海军部队，为扩大航空作战区域，早就在研究如何将陆基飞机基地推进到所罗门群岛中部，遂于1942年6月底开始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以下简称瓜岛）修建机场，8月5日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美军也积极准备在南太平洋发动攻势。为确保美澳交通线的安全，为阻止日军从腊包尔方向发动攻势，为使盟军向所罗门群岛和像斯麦群岛发动反攻时有个根据地，金海军上将命令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建立基地。
接着，他又决定组建一支在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统辖之下的南太平洋部队，任命戈姆利海军中将为该部队的司令（后改为哈尔西海军上将）。南太平洋部队，下辖第61和第62特混舰队，共有航空母舰3艘、战列舰1艘、巡洋舰14艘、驱逐舰31艘、运输舰23艘，还有海军陆战第1师，以及基地航空兵飞机约300架。1942年7月4日，美军发现日军在爪岛加紧修建机场，决定在其建成投入使用之前，攻占瓜岛，以遏制日军进一步扩张。
当时，日军第17集团军（司令官为百武晴吉中将）、第8舰队及第11航空舰队一部正在进行巴布亚半岛作战，占领瓜岛的日军只有2000余人的施工部队和警备队。8月7日，美陆战第1师约1万人在瓜岛登陆，8日击溃守岛日军，占领瓜岛，并同时占领图拉吉岛及另外两个小岛。
美军占领瓜岛后，把日军修建的机场改称亨德森机场，并进一步加以完善。日军的作战重心也已逐步转为夺回瓜岛。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上将，率领联合舰队主力第2舰队和第3舰队支援作战。
8月10日，日军决定派步兵第28团（一木支队）增援瓜岛，其先头部队约1000人于18日在瓜岛登陆，向美军发起进攻，至21日几乎全部被歼。
20日，美军亨德森机场投入使用后，逐步掌握了制空权和昼间制海权。24日以后，日军改在夜间利用驱逐舰等高速舰艇，将川口支队和一木支队后续部队，陆续运抵瓜岛增援。日军还将弹药和给养装入特制的橡皮袋里，由驱逐舰或潜艇等运到瓜岛附近岸边，投入海中立即返回，然后由驻岛部队派人收集这些橡皮袋进行补充。日军的这种行动很有规律，因而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称为“东京快车”，日军自己则叫作“鼠式输送”。9月12日夜，日军为夺取亨德森机场发起第一次总攻，激战两天，伤亡惨重，不得不撤出战斗。
10月，日军第2师主力和第38师一部在瓜岛登陆，岛上兵力增至2.2万人。
24日夜，第17集团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亲自指挥部队从三个方向对亨德森机场发起第二次总攻，由于美军1个陆军师也己运抵岛上，日军又一次遭到失败。日军作战当局认为，瓜岛是美军反攻的第一仗，一定要击退敌人，否则对战局影响甚大，因此，新征用运输船62万总吨（陆军37万总吨，海军25万总吨），占日本船舶总量的10％以上，企图实施大规模反击。11月14日至15日，日军用11艘运输船运载第38师主力增援瓜岛，遭到美军袭击，10艘被击沉，1艘遭重伤返回。从此，瓜岛日军全面处于守势，补给困难，疾病流行。12月，美军陆战第2师、步兵第25师到瓜岛接防，兵力扩大到5万人。12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停止瓜岛作战。1943年2月1日至7日，1万多名日军秘密撤出瓜岛。
在此次瓜岛争夺战中，美军约有6万人先后投入地面战斗，伤亡5800人。日军参加岛上作战的部队共有3.6万人，伤亡2.5万人。围绕着瓜岛争夺战，美、日两国海军共进行了30余次海战，其中规模较大的6次海战是：
1942年8月8～9日，萨沃岛海战（日称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8月24～25日，所罗门群岛以东海战（第二次所罗门海战）；
10月11～12日，埃斯佩兰斯角海战（萨沃岛海夜战）；
10月26～27日，圣鲁斯群岛海战（南太平洋海战）；
11月13～15日，瓜达尔卡纳尔海战（第三次所罗门海战）；
11月30日21时，塔萨法朗加海战（伦加海夜战）。
在上述海战中，日军共损失作战舰艇30余艘，美军损失22艘。从此，美军海、空力量取得决定性优势，太平洋战场的战略态势出现根本转折，日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美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二节 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渡过困难，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一、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经过1941年和1942年的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残酷的“扫荡”和“蚕食”，接连战胜了敌人的5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日本侵略者日益陷入了困境。从1942年冬，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已逐步转入对法西斯阵线的反攻与进攻，整个战争形势对日本侵略者越来越不利，其华北方面军的处境也日益困难。1942年12月26日和1943年1月7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先后召开了所属各兵团长和参谋长会议，贯彻1942年12月26日大本营制定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决定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根本方针》。
1943年1月11日，该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讲话中宣称：“华北地区自大东亚战争爆发以来，就担负起兵站基地的任务”。今后“要更进一步发挥野战军的本领，除对重庆军加大压力外，同时要与中国战士合作，剿灭华北建设致命之敌中国共产党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312页。]
1943年初，日本陆军共有58个师，除留守日本国内5个师、驻朝鲜1个师、用于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15个师之外，在中国战场上仍有37个师，占其师的总数的64％；其中华北9个师，华中13个师，华南1个师，东北14个师。3月24日，华北方面军下达了1943年度《作战警备纲要》，确定将作战重点指向八路军及其根据地，并促使伪军积极配合作战。
在此种形势下，华北八路军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关于进一步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为反攻作准备的指示，决定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按照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相结合，根据地、游击区、敌占区的斗争密切配合的原则，派遣千百支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除奸反特，宣传群众瓦解敌伪军，改造伪政权，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同时配合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和扩大根据地。（见附图4）
晋察冀军区为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决定以主力军的1/3或1/2、地方军的全部，分别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北岳区重新划分了部队的活动地区，许多支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后，宣传和动员群众，镇压汉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开展各种形式的对敌斗争。北岳区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是日伪军1943年“扫荡”的重点地区之一。1～3月，敌军对行唐、平山、灵寿、曲阳、唐县一线逐步侵袭。在该区主力部队与敌后武工队、小部队的夹击下，敌人的计划遭到失败。4月19日，敌华北方面军第110师、独立混成第8、第3、第4旅各一部共1.2万余人，分别从平山、灵寿和五台、灵丘同时出动，向阜平以南的陈庄为中心的北岳弟4军分区进行合围，企图消灭第4军分区部队。第4军分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就地分散游击，不断阻击和侧击敌人，并在与敌争夺白花山、九龙山等制高点的作战中，给敌以重创；同时，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分别袭击桃林坪、白家河，陈庄、大湾等敌人新建立的据点，杀伤敌人。到28日，粉碎了敌人对第4军分区的“扫荡”。
4月29日，日军将“扫荡”重点转向阜平东北的军城地区，企图消灭第3军分区部队。第3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以分散作战、冷枪射击、地雷战等打击敌人，迫使其于5月15日撤退。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北岳军民共歼敌1700余人。至1943年底，北岳区共恢复和发展了2000多个村庄，建立了5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争取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冀中区为执行武工队的任务，将连队改为小连大班制，全面展开了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冀中根据地的许多地区，不仅形成了户户相通、村村相连的地道网，而且还形成了房上、地面、地下三通、能打能藏的立体战斗地道体系。冀中区军民充分利用纵横交错的地道，同敌人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极大地发展了地道战、地雷战，创造了“院落伏击战”、“化装奇袭”等新战法。满城民兵配合游击队，攻克和逼退敌据点、碉堡42处。活跃在白洋淀的雁翎队及大清河上的水上游击队，利用河川湖泊、芦苇草荡，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仅在王寨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即毙伤日伪军50余人，截获大货船数十艘。冀中军民经过各种斗争，使许多小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大大改善了斗争的环境。冀东区也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派出大批武工队、小部队，深入到丰润、宁河、滦县、遵化、玉田等敌后地区，开展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攻克敌据点40余处，基本上恢复了原有的基本区，并开辟了北宁铁路以南、滦河以东的部分新区。与此同时，蓟（县）遵（化）兴（隆）游击队和长城工作团再度出关，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逐步恢复和重新建立起了热南山地抗日游击根据地。
晋冀鲁豫边区各军区遵照1943年1月太行分局高干会的精神，积极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全区共派出近1000支武工队和小部队，开展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及在敌占区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的斗争。日军第1集团军在完成对驻晋东南地区的国民党第24集团军诱降之后，于5月6日，以日军3个师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潞城、武乡、左权、林县、陵川等地出动，对太行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进行梳篦式“扫荡”，企图消灭八路军总部及第129师主力。当敌人开始行动时，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已判明敌之企图，乘敌尚未形成包围之前，总部和第129师主力适时转移到外线，向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第129师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及1.5万多名参战民兵，坚持内线斗争，以冷枪射击结合地雷战打击敌人，保卫群众利益。太岳和冀南军区部队分别对本区内的白晋和平汉铁路展开破袭战，有力地配合了太行军民的反“扫荡”作战。在太行、太岳、冀南3区军民的联合打击下，“扫荡”太行区的日伪军被歼灭2500余人，并于5月下旬撤退，太行军区将平汉路西侧的广大地区，大部恢复为游击根据地。太岳军区争取和瓦解了部分伪军，打开了高平、晋城以北，及长子、青城、沁水、曲沃、翼城、沁县等边沿区的斗争局面。冀鲁豫第1军分区恢复和发展了1140个村庄，并在齐河、茌平、禹城间开辟了一块新的游击根据地。冀南军区在伪军伪组织中，建立了“抗战复仇同盟”、“回心社”、“忠义社”等秘密组织；冀南第2、第3、第6等3个军分区，在敌占区秘密建立了573个民兵自卫队等组织，打击伪乡、村政权及汉奸。经过一年的斗争，冀鲁豫、太行、太岳和冀南等根据地，由武工队和小部队恢复和扩大的面积，约占全年恢复和发展总面积的3/5。其中，冀南军区拔除和逼退敌据点140余处，恢复和开辟了10个县，约占冀南全区面积的1/10。
晋绥军区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于1943年初，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和战士，加强地方武装的领导和民兵建设；又从部队和地方抽调320多名有斗争经验的干部，加强武工队，使每支武工队都有营以上干部负责。武工队由15支扩大到37支。同时，还派出39个主力连和49个游击中队，配合武工队进行对敌斗争。武工队根据晋绥军区的对敌斗争计划。进入离石至岚县、忻县至静乐、五寨至三岔堡公路沿线及交城以西的山区，发动群众，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向敌人挤出地盘，主力部队与武工队，民兵相配合，根据不同情况，对敌伪据点采取不同办法，例如：包围孤立，造成敌人供应困难、生活不便，被迫撤走；相机乘虚袭击占领；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集中兵力强行夺取。第8军分区派出的武工队依靠群众，在交城西北地区，摧毁了一个由40多人组成的特务网。2月7日，又在岔口以西的石沙庄伏击歼敌28人，并将13具尸体送进岔口据点，对敌人震动很大。30日，又袭击岔口据点，歼敌40余人。仅3个多月时间，晋绥区军民即摧毁了800多个村“维持会”，在500多个村庄恢复和建立了抗日政权，争取并改造了近400个村“维持会”成为两面政权。在1943年上半年，已基本上将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全军共拔除敌据点58个，收复村庄1000多个，使整个晋西北变为我进敌退的主动局面。
山东军区于1943年初，决定继续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即运用“敌打进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以600多名干部组成43个武工队，深入铁路沿线和被敌人“蚕食”的地区活动。这些武工队积极战斗在敌占区，采取灵活多变的办法和战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反抢粮、抗苛捐杂税，保护群众利益，解除群众对敌负担；锄奸反特，打击日伪武装和政权；采取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等办法，瓦解和争取伪军，开展和繁殖游击战。一年中，山东军区的武工队、小部队共拔除日伪据点340多处，开辟村庄7000多个，还在伪军和伪组织中建立了1000多个内线关系，促使7000多名伪军溃散、逃亡，有力地配合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1943年春季，日军的大规模“扫荡”首先从山东开始。1月10日，日军第12集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以7000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广饶、羊角沟、利津、滨县、蒲台、博兴等地出动，向小清河以北八路军清河军区驻地北隋一带合围。清河军区机关立即由蒲台、博兴之间转向敌后。1月14日，清西军分区独立团第7连遭敌合击，与敌展开激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清河军区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内外线部队密切配合打击敌人，迫使其大部退集到津浦铁路沿线。1月17日，日军8000余人和伪军4000余人对八路军冀鲁边第2军分区进行合围“扫荡”。该军分区部队采取分散作战的办法，使敌人的3次合围全部落空。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统一和加强山东抗日武装的领导，1943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的山东军区，下辖鲁南军区、鲁中军区、清河军区、冀鲁边军区、滨海军区、胶东军区等6个二级军区。第115师与原山东军区所属各旅及各支队的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13个主力团，实行了主力军地方化，加强了地方武装。
4月22日至29日，日军又以独立混成第5、第6和第7旅以及伪军各一部共2万余人，再次对清河区进行“扫荡”。敌人在8天内连续3次搜寻并合围清河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均未得逞。尔后，敌在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的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的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以夹击之势步步向内“蚕食”。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蚕食”活动；同时，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于5月28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6月4日，日伪军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处。清河军区主力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该军区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的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山东各地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衬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还根据敌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他们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并以日益巧妙的方法进行埋设，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民兵们不仅以地雷阵保卫村庄，还把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开展“飞行爆炸运动”。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及敌人可能行动之处，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胶东区军民及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不断截获和击沉敌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得到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武装工作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它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伪军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对进一步扭转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四军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的局面。日本从总的战略需要出发急于安定华中，加强其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确保其苏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为此，敌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使其仍保持在11万人左右；一面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18.5万余人增加到22.8万余人，准备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号召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准备。
1943年初，日伪军对苏北等地区发动春季“扫荡”。1月底，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和伪军各一部共1.4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徐州、海州、如皋等地，向淮阴、涟水、南新安镇（今灌南）、响水口、盐城、兴化等地推进。2月12日，日伪军对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控制的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合击”，并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随后，韩德勤部在新四军部队的掩护下大部退入淮海地区，一部分投敌。新四军军部判断敌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区，遂于2月16日向第3、第4、第1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扫荡”，苏北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肃清匪特奸细，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按照反“扫荡”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以一部兵力开展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集中一部分主力选择敌之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
2月17日，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2旅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阜宁西南的东沟、湖垛、沟安墩、陈家洋（阜宁东）和新安镇（阜宁西北）等地出动，向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的盱眙县东南之黄花塘地区。新四军第3师除留一部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外，师部和第7旅主力及第8旅一部，分别转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敌合围扑空后，于2月2l 日又以“梳篦拉网”战术，对阜（宁）东和滨海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新四军第3师第8旅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师的主力在外线攻击日伪军据点和运输线，积极打击敌人。与此同时，第1师在苏中、第2师在淮南、第4师在淮北积极打击当面之敌，有力地策应了第3师的反“扫荡”作战。“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在到处扑空、挨打和遭受内外线夹击的情况下，于2月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2月27日，日伪军改全面“扫荡”为全区“清剿”，在阜宁东、西及射阳河东地区构筑据点、公路，建立伪政权，企图长期控制该地区。但在新四军第3师内外线部队及游击队与民兵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新四军军部令第3师适时集中兵力，准备追歼撤退之敌。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立即集中兵力，自3月14日起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实施反击，先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3月18日，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反扑之敌数千人合围。这个连82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170余人，苦战竟日，全部壮烈牺牲。3月25日，第3师各部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50余天，新四军第3师及盐阜、淮海人民经20余次较大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挫败了敌消灭苏北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该地的企图，为坚持长期斗争及尔后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3年4月1日，华中日军以第60师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先军事后政治以及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开始对新四军苏中第4军分区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地区进行“清乡”。苏中区军民根据苏南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经验，特别是陈毅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所指出的：“‘清乡’是长时间的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军之主力，而且要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为敌伪‘清乡’之特点，”进行了坚持艰苦斗争的准备，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了相应的部署。
日伪军首先进行“军事清乡”，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南通县中部和海（门）启（东）以北地区，大量增设据点，并依托据点，日夜出动部队，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分区进行反复“搜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同时，在“清乡”区的边缘，沿河川、道路设置了封锁竹篱笆200多公里，并派兵分点扼守，盘查来往行人，企图以此隔断内外联系。
针对敌人的“军事清乡”特点，苏中抗日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斗争。在敌人开始合击时，苏中第4军分区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清乡”区边缘线上，在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和林（梓）白（蒲）等公路沿线，袭击敌人据点，破坏封锁篱笆，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同时，组织广大群众，多次进行破击，烧毁敌人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500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时，坚持内线斗争的部分主力、地方武装及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苏中的其他部队也在东台、兴化等地进攻敌人，先后攻克安丰、富安、钓鱼庙等10余处据点，有力地策应了内线的反“清乡”斗争。至5月底，敌“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6月初，日伪军转为“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先后进行“和平编查保甲”和“武装编查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企图建立和加强其伪化统治。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合法斗争的方针，继续以短枪队等和民兵打击小股敌人和“清乡”人员，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并动员和掩护群众进行反对编查保甲的斗争。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伪军大批反正，伪职人员纷纷自首，敌人建立的伪组织名存实亡，从而打乱了敌分区“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人进行“机动情乡”被挫败。接着又进行为期3个月的“延期清乡”，企图以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在此严重情况下，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了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区边缘和敌占区积极打击敌人的方针，至12月底又粉碎了敌人的“延期清乡”计划。在9个多月的反“清乡”斗争中，苏中军民共摧毁敌据点49处，歼灭日伪军和“清乡”人员2400余人，争取伪军、伪行政人员1700多人反正，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苏中反“清乡”的同时，苏南和浙东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展开反“清乡”斗争。两区军民采取游击战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艰苦斗争，粉碎了日伪军的“清乡”，坚持了抗日根据地。
华中日军为巩固和扩大占领区，在苏北、淮北、苏中和鄂豫皖边区，加修公路，广设据点，并依托这些据点，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政策，淮海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积极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反“蚕食”斗争。首先，军民结合展开破路斗争，切断敌各据点之间的联系。接着，在敌孤立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打冷枪，围据点，争取和瓦解伪军。从5月开始，该地区新四军主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下，向沐阳东南之塘沟为中心的地区展开反击战，攻克据点10余处，歼灭日伪军5000亲人，基本上恢复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原有的态势。
在淮北地区，日军“蚕食”了淮（阴）泗（县）和邳（县）睢（宁）铜（山）地区的东陈集、顺河集及土山、叶场等地。淮北区军民自1943年春开始，展开了以武装斗争为主、以泗宿地区为中心的全面反“蚕食”斗争，从夏季开始，新四军第4师一部进行反击，拔除罗圩、顺河集、叶场等日伪据点26处；派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恢复与开辟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从而稳定了边缘区的形势。
在苏中地区，日军在对南通、海门、启东等地实行“清乡”的同时，又对苏中其他根据地的边缘区进行“蚕食”。苏中区军民一面进行反“清乡”斗争，一面抽调干部带领群众打击敌人的“蚕食”活动。经过春夏两季的连续斗争，不仅粉碎了敌之“蚕食”计划，而且还扩大了根据地。
在鄂豫皖边区，日军自6月下旬起，开始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区进行“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对敌展开群众性的破袭战，打击敌之“蚕食”活动；同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变伪政权为两面政权，从而遏制了日军的“蚕食”活动。
华中军民春、夏季反“蚕食”斗争的胜利，有效地制止了日军的扩张，恢复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1943年是华中敌后抗战严重困难的一年。华中敌后军民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共作战4500余次，粉碎了日伪军30多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以及“清乡”和“蚕食”，歼灭日伪军达3.6万余人，扭转了困难局面，为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攻势作战创造了条件。
三、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华南抗日根据地主要分布于东江、珠江和琼崖地区。1943年，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东江地区，从1943年1月开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梁鸿钧）所属各大队，向日伪军展开广泛出击，1月和2月，惠阳大队攻占伪军的重要据点王母圩。5月，游击总队的主力大队攻占虎门东南的伪军据点福水。7月，又袭击了伪军据点公明圩，使东尧、宝安两县和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1943年1月至11月，东江地区的游击队共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武器500余件，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另有民兵近1000人，对敌占广九铁路运输线构成了威胁。11月18日晨，日伪军集中近万人的兵力，在航空兵配合下，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等地出动，以分进合击战术，开始“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企图确保广九铁路的交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在莲花山、怀德、百花洞等地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后，撤回大岭山区。当日11时左右，日伪军向大岭山区实施进攻。将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公里的地区。游击部队利用有利地形，顽强抗击敌人，坚持到黄昏以后分三路突围，转移到大进埔、温塘、桥头等地区。日伪军“扫荡”大岭山抗日根据地扑空后，又将“扫荡”重点转向主安地区。
11月20日至12月4日，日伪军10D0余人分两路“扫荡”龙华、乌石岩等地，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游击总队第3大队袭击东莞县城，炸毁城外公路大桥，并以一部兵力破击广九铁路东莞至宝安段，攻占了广九铁路线上的日军重要据点常平车站，有力地策应了宝安地区的反“扫荡”作战。12月5日，日伪军全部撤退。为了进一步发展东江的敌后游击战争，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部队改编力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尔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在珠江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到1943年初已有300多人。为统一领导南（海）番（禺）中（山）顺（德）地区的斗争，同年4月成立了珠江指挥部，林锵云任指挥，罗范群任政治委员，下辖禺南大队、顺德大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1944年1月1日成立）。根据珠江指挥部确定的以五桂山为基地向平原发展的方针，该部一面在五桂山内锄奸清匪，建立政权，一面以主力向五桂山周围的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1943年底，巩固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另有民兵500余人。
在琼崖地区，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根据1942年7个多月反“蚕食”、反“扫荡”的经验教训，于1943年1月17日作出“坚持内线，挺进外线”的决策。第1支队由琼山、文昌地区向西挺进，到琼山、澄迈两县交界的儒万山地区，建立儒万山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第1大队和琼山基干大队向琼东、定安转移，与在当地活动的部队一起，扩大琼东南抗日根据地。仅留第2支队主力在琼山、文昌地区坚持内线斗争。
1943年夏秋之交，日伪对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的“蚕食”、“扫荡”
被粉碎以后，立即转向儋县、临高、澄迈地区进行“扫荡”。琼崖游击部队除以一部兵力在内线坚持反“扫荡”斗争外，以主力转移到外线，直接威胁敌在琼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转战月余，逐渐恢复了琼文抗日根据地，开辟了万宁、陵水和保亭广大游击区，创建并巩固了绿现山、儒万山抗日根据地，并使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县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连成了一片，部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尔后实施反攻创造了条件。
1943年，中国敌后战场的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折。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清剿”、“蚕食”，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进入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敌后军民取得艰苦抗战的胜利，不仅使日军以主力进行的保守占领区的战略彻底破产，使中国抗战的局面发生了有利的根本变化，而且对1943年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一章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与中国战场的变化
第三节 正面战场陆空作战的变化
一、中国空军的建立与独立作战
在抗击日本侵略的各种力量中，空军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中国空军与陆军地面部队密切配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作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空军是一个极具科学化的高技术的军种。保持空中优势，不仅要有性能良好的飞机，而且要有优秀的飞行员，还要有雄厚的后备力量。所以，它与综合国力和整体军事实力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抗日战争中，空中战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正面战场的变化。
在全国抗战前夕，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一支空军部队，但是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机种繁杂，又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与日本相比差距十分悬殊。
日本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初期，陆军航空乓有飞机约1000架，用于侵华的有29个战队，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有飞机约1200架，用于侵华的有7个航空队、3艘航空母舰和5艘水上飞机母舰，共有飞机约550架，陆海军合计共有各式作战飞机850架。其飞机性能优良，飞行员受过严格训练，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日本航空工业比较发达，能研制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并进行批量生产。1937年，日本生产飞机1500余架，到1944年，年生产飞机量剧增为2.4万架，这使日军的飞机在消耗后能够得到迅速补充。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中国空军奉命全部转移至京沪杭各地区，以轰炸机部队全力轰炸上海日军据点及舰船，驱逐机主力则防卫首都南京及杭州、南昌等地区。经创光荣战绩的“八·一四”空战，8月15～16日对敌鹿屋、木更津航空队的歼灭战，8月17～19日轰炸上海日军阵地和白龙港日舰，以及9月19日保卫南京的空战，给日军航空队以沉重打击。中国空军在3个月作战中，战绩卓著，使日军损失飞机230架、飞行员327人，其中大部分是空军的战果。但是，中国空军自身也受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10月底，原有的300余架飞机，仅剩下81架。
11月初，中国空军转入了休整阶段。
二、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支援中国空军作战
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后，中国曾试探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当时苏联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拖住日本，以减轻其对苏联的军事压力。1937年8月21日，中国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接着，苏联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并决定派遣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10月，开通从阿拉木图经兰州到汉口的航线，随即由254名飞行员和机械人员组成第一批苏联空军志愿队，由马琴率领21架CS 轰炸机、库尔丘莫夫（途中殉职后改为普洛柯非也夫）率领23架11—16战车机来华。10月21日，由447人组成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第二批人员，又在阿拉木图集中，出发来华，与第一批人员共同组成4个大队，拥有飞机124架。11月，由波留宁率领的第二批CS 轰炸机来到中国，驻扎汉口机场。12月底，由布拉戈维申斯基率领的11—15战斗机大队分三批来中国，驻扎南昌机场。后来，汉口和南昌就成为苏联空军志愿队的中心基地。苏联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定期地由国内派人替换，到1939年2月中旬，曾来中国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志愿队人员共达2000余人，牺牲在中国的苏联志愿人员达200多人。1938～1939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三笔共2.5亿美元贷款，中国用这几笔贷款向苏联购买了600架飞机，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中国以重要稀有金属和农牧产品作价偿还。
1937年9月21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将剩余的飞机交给第5大队，11月又派遣飞行员赴兰州，陆续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从此，中国空军又获得了新的战斗力。11月底，首批苏联空军志愿队到达南京。
12月1日，苏联飞行员在南京5次升空作战，击落敌机3架。中国空军经过整训并装备苏制飞机后，重新投入战斗。
1938年初，中国空军共有飞机390架，其中轰炸机160架，战斗机230架。日军航空兵则保持着600架的数量优势。随着日本陆军地面作战不断向前推进，其航空兵的活动范围也由东南沿海地区扩展到中国腹地。但是，由于苏联飞机性能较好，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航空队并肩作战，以各种方式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其一，迎战敌机，保护后方。
中苏空军投入很大力量用于后方城市与战略要地的防空作战，给来袭日机以有力打击。1937年12月9日，日轰炸机数架，在14架驱逐机掩护下，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4架飞机迎战，击落日驱逐机1架。1938年2月25日，日轰炸机35架、驱逐机18架之大编队再次袭击南昌。中苏空军出动30架飞机，分3个队群迎战，击落日机1架。
4月13日，日驱逐机17架，掩护8架轰炸机袭击广州。中苏空军出动飞机18架迎战，双方激战30分钟，共击落日机7架。
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4次大空战中，中苏空军共击落日机58架。其中，2月18日，日轰炸机12架、驱逐机26架袭击武汉。中苏空军出动29架飞机迎敌，经激烈空战，击落日机14架。4月29日，是日本的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军出动54架飞机大举侵袭武汉。中国空军第4、第3和第5大队出动19架飞机，苏联空军志愿队出动45架飞机迎战，经30分钟激战，击落日机21架。“四·二九”空战给日军航空部队以沉重打击，此后的1个多月，日机未敢再侵武汉。
其二、充分发挥空军作用，积极配合陆军作战。
1938年3月，中国空军撤消前敌总指挥部，另设3路司令部：第1路司令部驻南昌，协同第3、第5战区作战；第2路司令部驻广州，指挥驻广东、湖南的空军部队，协同第4战区作战；第3路司令部驻西安，指挥驻河南、湖北等省的空军部队作战。
1938年1～2月间，中国空军经补充后，即集结主力，对华中战场和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机场和阵地及在长江内活动的日舰实施轰炸，并截击破坏粤汉铁路之日机，给敌以重大损伤。3～5月间，中国空军支援陆军参加台儿庄大战及徐州等会战。在“三·一八”、“三·二五”和“四·一○”空战中，击落日机15架，击毁3架，并多次轰炸日军阵地、车辆及集结与溃逃部队；其中仅3月18日，即向日军阵地投弹67枚，毙敌甚多，炸毁坦克、装甲车10辆。另外，还轰炸了黄河以北的安泽、灵石、风陵渡等日军据点，攻击了日军渡黄河的部队。9月21日，中苏空军出动飞机，协助第17军团进行武汉外围战，连续轰炸罗山、柳村一带，迟滞了日军在豫南的进展。
其三，深入敌后，攻击日军占领区的军事目标。
1938年1月至6月，中苏空军轰炸日军机场20余次，炸毁敌机100余架。7月8日，中苏空军出动5次，轰炸安庆、芜湖日军机场及湖口日舰，炸毁日机20余架，重创日舰10余艘。8月，中苏空军继续频繁出动，轰炸九江、安庆一带日军舰艇及登陆部队，炸沉大小舰艇9艘，炸伤23艘，迟滞了日军向武汉方面的推进。中苏空军自保卫武汉以来，前后5个月，共计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11页。]
其四，远程奔袭日军后方及日本本土。
1938年2月23日，中苏空军从汉口起飞，跨海袭击日军在台北的松山机场，炸毁日机12架、兵营10座、机库3座，给敌人造成很大损失。5月19日至20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及僚机俗彦博驾驶马丁轰炸机两架，首次远征日本，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精神上的一次打击。日本随即加强了本土的防空力量。
从1938年1月至10月的10个月中，虽然中苏空军在力量上处于劣势，但他们英勇作战，以弱胜强，共击落击毁日机264架。武汉、广州沦陷后，中苏空军的根据地西移四川的成都、重庆等地。11月，苏联空军志愿队又奉命暂停作战，集中到兰州对飞机进行大修。日军掌握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制空权，对中国大后方的战略要地重庆、成都、兰州等地进行了多次猛烈的轰炸。
1939年初，中国空军拥有飞机不到100架，无法与保持约700架飞机的侵华日军航空兵相抗衡。在这一年里，虽然中国空军补充了200架新机，苏联空军志愿队新机队来华参战，但始终是在困境中坚持抗战。1940年夏，日军集结陆海军航空队297架飞机，联合发动代号为“一百零一号作战”的空袭作战，对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中国大城市和空军基地进行持续轰炸，给中国后方造成巨大损害。同年9月，日军使用了新研制的零式驱逐机以后，空中战场的形势更加严峻。1940年底，中国空军仅存飞机65架。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飞行员陆续回国后，中国空中战场的作战更加艰难。
三、美国志愿队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美国对日本多年奉行绥靖政策。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美国一面向中国提供援助，一面向日本大量出口战略物资。随着日本对中国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加剧，使它与美国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为了自己的战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目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采取了从经济、政治上支持中国，联合中国，共同抗日的政策。
1941年初，中国空军从苏联购买轰炸机100架、驱逐机148架，但苏制驱逐机性能仍远逊于日军的零式驱逐机，所以很少主动出击。4月，中国成立空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训练工作，5月又在昆明设立第5路司令部。罗斯福总统签署“租借法案”及允许美国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航空队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对日作战的命令后，6月间中国从美国购买到P—40驱逐机100架。7月，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陈纳德组建的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首批队员从美国启程，经澳大利亚、新加坡抵达缅甸。他们是由110名飞行员和150名机械师、医生等地勤人员组成的。8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下辖3个驱逐机中队，在缅甸的东瓜（同古）开始了训练。1941年12月20日，10架日本三菱轰炸机袭击昆明。这时，美国志愿队已完成训练，第1、第2中队起飞24架P—40型飞机迎击日机，将其击落6架，首战告捷。美国志愿队仅有100架美制P—40型驱逐机和少量轰炸机，但他们主动出击，机动灵活地作战，打破了1940年秋季以来日军航空兵独霸中国空域的局面。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纳入现役，改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3月，再次扩编为美国第14航空队，装备了一批新式驱逐机并组建了一支B—24型重轰炸机队。据统计，从1941年12月至1943年6月，美国志愿队共出击102次计512架次，击落日机193架，击毁日机75架、卡车112辆、仓库15座。[《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战史纪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787～16908。]
同一时期，中国空军在美国援助下得到新的发展。至1941年底，作战部队为7个大队（第11、第12大队和1个独立中队因全训未计入在内），共有各型飞机364架。P—40型新机10O 架，拨交美志愿队使用。1942年3月开始，从美国购买的新机陆续到达，中国空军各部队抽派人员分批赴美国和印度受训及接收新机；7月以后，训练完成，相继飞返国内，到1942年底为止，共接收美制B—29型轰炸机19架、P—40型驱逐机27架、P—43型驱逐机41架、P—66型驱逐机82架；作战部队仍为7个大队、1个侦察中队及1个美国志愿大队，备型飞机总共337架。
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战线拉长，将驻留在中国的飞机大批调往越南、泰国及缅甸一带，以应西南太平洋方面作地的需要。
1942年全年在中国的飞机平均仅有270架，最多时为370架，其中主要是陆军航空队飞机。因此，日军航空队对中国的作战，也由原先的政略轰炸为主、战略轰炸为辅，改为以战略轰炸为主、政略轰炸为辅；轰炸范围集中于湘、桂、浙、赣及滇西等地；轰炸目际主要为军事设施。
由于日军航空队改变了作战策略，减少了空袭和空战，中国空军的主要任务转为支援陆军作战。1941年12月，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作战。中国空军为支援陆军守卫长沙，于1942年1月8日从成都起飞9架苏制轰炸机，至长沙以北长乐街轰炸，切断敌军退路。在返航时遭8架日机攻击，中国轰炸机编队边战边退，激战20分钟，以损失两架的代价，击落日机1架，击伤两架，创下了以轰炸机击落驱逐机的先例。在5月的滇西战役中，为防止日军强渡怒江，确保云南的安全，从5月7日起，中国空军连续出动20多次，轰炸扫射滇缅边境地区的腊戍、芒市、惠通桥、龙陵等地日军。美国志愿队也派出8架P—40型飞机，携带570磅炸弹，连续3天轰炸扫射怒江峡谷和狭窄山道上的日军，使其无法架桥而退回龙陵。此后两年中，中日双方长期在怒江对峙，日军始终未能越过怒江天险。为配合美、英盟军，钳制日军在东南亚的活动，中国空军和美国志愿队并肩作战，于1942年1月28日和24日两次飞赴越南，轰炸日军机场。中国空军当局获悉，日军为加紧攻占南洋，以越南的嘉林机场为主要基地，集结陆海军航空队飞机共450架，遂决定以中国空军第1、第2大队轰炸机18架，以美国志愿队P—40型机9架担任掩护，对该基地进行袭击。飞抵目标区后，因云雾遮蔽，轰炸成果不详。第2次以同样兵力轰炸该机场，仍有云雾遮蔽，使用计时轰炸法投弹后返航。此次前往越南轰炸日军机场，是中国空军的创举，计时轰炸法亦属首次使用。
在中国空军和美国驻华空军力量加强之际，日军航空兵则呈衰败之势。
1942年5～6月间，美日在珊湖海和中途岛进行两次大海战，日军共损失了5艘航空母舰、385架作战飞机和大批飞行员。[《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译本，第182、186页。] 其优势已不复存在，制空权和制海权也逐渐丧失。太平洋战场的变化，也对中国空中战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年7～8月间，中美空军联合开辟了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线，使中国有了一条从西方国家获得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中美空军不断得到补充，空战日趋主动。他们除了担负所驻地区的防主任务外，不断出击汉口、九江、南昌、临川、广州、香港及越南海防等地的日军机场、码头、军舰等。10月2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出动12架B—25轰炸机，在10架P—40驱逐机掩护下，从桂林起飞轰炸香港，日军起飞26架飞机迎战，被击落20架，美方仅损失轰炸机：架。10月27日，中国空军第2大队出动B—29型轰炸机9架，第4大队出动P—40、P—43型驱逐机16架担任掩护，袭击山西运城日军机场，炸毁其跑道、营房多处，并击毁其侦察机1架。以后，又先后轰炸了江汉关及沙市日军机场、码头等处。
1943年1月10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P—40、P—43型驱逐机13架，由四川梁山机场起飞前往湖北荆门，袭击日本陆军航空队第44战队机场，炸毁日机3架及机库、营房等。
四、鄂西会战及空军的有力配合
日军为了改善在中国战场日趋不利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大致确保并稳定现已占据地域，粉碎其继续抗战的企图，制止敌之反攻，并扼制敌空军的猖獗活动，尽力防止敌空袭帝国本土。并规定于1943年春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向中国派遣军增加战斗机、重轰炸机各两个战队，目前先从满洲方面抽1个飞行团增强关内航空作战，以协同南方军击破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方面的中国空军势力，尤其是在华美空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10页。]
这一作战指导计划表明，在华日军除在地面力图以攻为守，稳住占领区，防止中国的反攻外，在空中战场力图保住即将丧失的主动权，并以防止中美空军迸袭日本本土为重要任务，航空作战实际已由攻势为主向防御为主转变。
1943年4月，日军第11集团军于4月抽调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等6个师和独立混成第17旅，共约10万人的兵力，分别集结于宜昌、枝江、弥陀寺、藕池口、华容一带地区；并在汉口、荆门等地集中航空兵第90、第45、第55、第16、第25、第23和第44等7个战队，及1个独立中队，共有各型飞机248架，准备协助陆军，向中国第6战区发动新的进攻。日军的战役企图是，在长江南岸发动攻势，打击鄂西中国第6战区主力和中美空军，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夺取停泊在宜昌的船舶，占领洞庭湖区谷仓，以挫败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中国第6战区为抵御日军的进攻，在宜昌西北之石碑至石首以南之南县，沿长江一线及其纵深地区，部署了4个集团军，共计14个军的兵力。以第10集团军固守公安至枝江之线，以江防军固守宜都至石碑要塞，以第75、第77和第59军固守三游洞至转斗湾阵地；并以中国空军第1、第2、第4和第11等4个大队及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共计各型飞机165架（轰炸机44架，驱逐机121架），协助陆军作战。计划先依托既设阵地给进攻之日军以消耗，待日军进至石碑及其以南渔洋关一线时，再以反击将其击败。（见附图5）
日军占领长江北岸的沙市和南岸的石首以后，5月5日，又从藕池口、华容、白螺矶等地向洞庭湖北岸进攻。8日，南县和安乡沦陷，中国守军向洞庭湖南岸撤退。
12日，日军从枝江渡江南下，西进日军亦向新安发起攻击，守军第87军已四面受敌，遂于13日放弃公安。至15日，日军进至宜都以南之刘家场、暖水街南北一线。
19日，日军围攻宜昌和宜都间的中国守军。中国空军第4大队出动8架P—40E、4架P—43型飞机，轰炸湖北枝江洋溪镇附近长江中的日舰。22日，日军又从宜都渡过长江，配合茶元寺和枝江的日军攻击，23日推进到长阳附近，占领渔洋关及其附近地区。在宜昌附近待机的日军第39师主力也发起攻势，突破了宜昌西面中国守军阵地，守军被迫退至长阳西北及清江北岸。
24日，宜昌西岸的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25日，日军又在飞机的掩护下，连日向守军第18军阵地猛攻，一部突入偏岩、津洋口间，受到了中国守军的南北夹击。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四川已县起飞P—40E 型飞机15架，分两批轰炸扫射了湖北长阳及宜昌一带的日军。
27日，日军将停泊在宜昌的大小轮船约2万吨全部驶往沙市。在中国江防军同日军激战的时候，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攻击了日军阵地和日军的后方交通线。28日，中国军队终于挫败了江防正面日军的攻势，并且攻克了渔洋关，切断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第6战区正面各军，从30日起发起全面反攻，中国空军也以大编队机群支援作战。
这时，日军集中各种火力，分别向长江南岸的石碑要塞和曹家畈附近强攻，并从天柱山向木桥溪迂回。中国军队坚守石碑要塞，沉着应战。日军一部突破曹家贩阵地右翼，但迂回到木桥溪的日军已被阻止。31日，日军伤亡很重，全线动摇，开始后撤。中国军队转入追击，第74军及第29集团军先后克复暖水街、三家厂、新安，并进逼至公安附近，江防军正面亦进展顺利。同日，中美空军联合轰炸了荆州（江陵）和宜昌两地飞机场，击落日机23架，击伤8架。
6月3日，中国江防军完全恢复了战前的态势。中国追击部队迫近宜都城郊，炸毁日军的渡河器材，并夜袭了日军第13师的司令部。6月6日，中国空军又派飞机协助地面部队作战，机酵往返频繁，防空情报网很难鉴别，日本轰炸机8架、驱逐机12架乘中国机群返航的时候，利用云层掩蔽，偷袭四川的梁山飞机场，毁伤P—40型飞机15架、车辆10部，官兵阵亡6人。中国空军第23中队长周志开在日机投下炸弹时冒险起飞，击落了日轰炸机3架，创造了个人1次击落敌机的最高纪录。6月8日，中国军队克复宜都，9日收复枝江城，11日收复松滋城。6月10日，长江南岸的日军从沙市和石首附近渡江，全部撤退到北岸。
鄂西会战历时月余，中国第6战区以14个军的兵力，依托要塞工事和凭借长江天险，抗击日军6个师和1个旅的进攻，挫败其进攻锐势后，发起反击，收复失守的阵地，追歼撤退的日军共毙伤敌1万余人。
在鄂西会战期间，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自5月19日起，对汉口、荆门、沙市、宜昌等地的日军机场及前线阵地，进行了猛烈攻击，共出动驱逐机326架次、轰炸机80架次，击落日机41架，炸毁日机6架，破坏日军机场5处，炸毁日军阵地及军事设施6处，炸沉炸伤日军舰船23艘，毙伤及毁坏人马车辆甚多。[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金文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20～321页。]
总之，在鄂西会战中，已开始出现敌我空中优势易手的征兆。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五编 小结
从1941年初开始到1943年上半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后期，也是解放区军民抗战最艰难困苦的阶段。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绞尽脑汁，动员其侵华的大部分兵力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对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以“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为主要内容，以“扫荡”、“清剿”、“蚕食”为主要手段，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配合的“总力战”。1941年，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达到空前的规模，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0次，1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9次，总共69次。
1942年的“扫荡”又超过1941年，1000人以上至1万人以下兵力的“扫荡”62次，l 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15次，总共77次。而且每次“扫荡”持续的时间增长，各次“扫荡”之间的空隙时间缩短，并实行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企图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敌人的猖狂进攻下，抗日根据地面积和人口迅速缩小，抗日武装力量锐减。1941年10月统计，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1300余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阜平等6个。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由于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缩小，生产生活条件遭到严重破坏，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及生活必需品极端缺乏，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最困苦的阶段。能否战胜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粉碎其“扫荡”、“蚕食”，不仅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能否长期坚持和继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能否渡过最困难的相持阶段，能否长期坚持和争取最后胜利的问题。这一时期敌后战场的抗日战争和对敌全面斗争达到最激烈和最惨苦的程度，中共中央根据严峻的形势、提出关于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领导解放区军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终于战胜了敌人的“总力战”。不但遏制住敌人进攻的势头，改变了根据地退缩的局面，而且使解放区逐渐恢复，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经过最艰苦阶段锻炼和考验的解放区军民，更加团结巩固，成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而日本侵略军由于“扫荡”作战的不断被挫败，士气和战斗力进一步衰退，占领区再度急剧缩小。由于敌我力量消长的变化，解放区战场即将渡过相持阶段，向日军展开局部的反攻。抗日战争的实践再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主力军与地方军、游击队、民兵相结合，在亿万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实行全面全民族的战争，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使其任何新战略战术都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使人民武装在战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
正面战场在这一阶段抗击日军的局部进攻中，取得了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及鄂西会战等后期反攻的部分胜利，恢复了原态势，给日军以较大的消耗。特别是从鄂西会战开始，中国空中战场日趋主动活跃，中国空军夺取和掌握大陆制空权的趋势日渐明显。但由于正面战场在进入1940年后，作战相对沉寂，该年只有一次枣宜会战，统帅部无积极作战的指导，第一线国民党军队疏于戒备，因此，在1941年日军向豫南、晋南等地的进攻中，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特别是晋南中条山的作战，丧师失地，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由于国民党指导军队作战的失败，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抬头，经济和文化方面统制的加强，国统区要求改革的民主运动正在兴起。
自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12月3日，日本法西斯袭击珍珠港，向美英等国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法西斯的侵略战争达到最猖獗的时期。反法西斯的苏、美等各国部经历着败退和困难的时期。中国解放区战场粉碎日军的新进攻，稳定了中国战场的局势，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苏德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由于中国战场始终牵制住日本陆军的主力和海军的一部，使日本的北进、南进战略难以顺利实现。一方面使日本难以抽调足够兵力，趁德国从西面进攻的有利时机，向苏联远东地区发动进攻，从而为苏联避免陷入两面作战作出重要贡献。另一方面，也使日本向太平洋发动进攻的时间后延，在太平洋方面使用的兵力大为减少，这就为美、英争取了宝贵的备战时间，减轻了美、英所承受的压力，为尔后较快地改变被动局面、转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还派出远征军10余万人，进入缅甸南部直接抗击日军向缅甸的进攻，有力地支援了英印军的作战。
1941年德、日法西斯的猖狂进攻，把苏、美两个大国也牵进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扩大到最大规模。毛泽东在全国抗战前夕，曾提出中、美、英、法、苏5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的建议，中国政府后来也提出中、美、英等国联合对日的倡议，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和组织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国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已形成了早期的反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这些对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最后形成。反侵略国家的大联合，预示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走向胜利。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一节 对日本不利的国际环境
1943年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经历了6个年头之后，终于发生了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转折，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同年秋天起，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区的敌后战场开始展开攻势作战，实施局部反攻，在正面战场还取得常德战役的胜利，130余万人的庞大日军部队（包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被困在中国大陆，与此同时，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对日、德，意侵略军的反攻，促使意大利统治集团分裂，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下台，意大利政府投降。
从此，欧洲法西斯阵线瓦解，日本法西斯也面临着彻底灭亡的命运。中国抗日战争已胜利在望。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曾精辟地指出：斯大林格勒一役，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这一形势，将直接影响到远东。明年也将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吉利年头。它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页。]
历史正是如此发展的，日本侵略军从它转入战略防御那天起，它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也就日益枯竭，国际环境一天一天不利于日本法西斯，而有利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
一、同盟国军在东西方各个战场加强反攻中国军队展开的局部反攻，将在下一章作专门叙述。同盟国其他国家军队主要在下述三个战场展开反攻。
（一）苏军在苏德战场开始全面反攻
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从此，苏德战场的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入侵苏联的德军主要战略集团军已被消灭，战略主动权从德军手中转到苏军方面，苏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占有优势，总兵力发展到640余万人，飞机、火炮和坦克等装备也超过了德军，德军在苏德战场的总兵力只剩下520余万人。这就使苏军有可能在广阔的地段上实施战略反攻。
7月5日起，苏军首先在库尔斯克地区对企图扭转战局的德军进行了全面反攻，战役中，苏军从防御转到进攻，历时共49天，苏军称，这次战役共击溃德军30个精锐师，德军损失50余万人、坦克1500辆、火炮3000门、飞机3700余架。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德军企图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和再次进攻莫斯科的计划。斯大林曾作过这样评价：“如果说斯大林格勒附近的会战，预告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覆灭，那么，库尔斯克附近的会战，就使得它已经处在覆灭的边缘。”[斯大林：《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1951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14页。]
在库尔斯克战役后期，即8月7日起，苏军在斯摩棱斯克、顿巴斯、布良斯克、基辅和克烈缅楚格方向，共长达1500公里的战线上向德国侵略军发动进攻，历时5个月。据苏军统计，共重创德军118个师，相当于1943年夏初苏德战场德军兵力的50％，[〔苏〕普·普拉托诺夫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中国战士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 把战线向西推进300～600公里，收复了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地区和北高加索，并开始进入第聂伯河右岸鸟克兰地区和白俄罗斯东部。
1943年夏秋两季苏军在苏德战场反攻中取得的胜利，粉碎了德军企图通过库尔斯克战役击溃苏军的计划，德军企图扼守第聂伯河左岸马克兰地区、以持久的阵地战挡住苏军前进的计划未能得逞，德军用来阻止苏军前进的所谓“东方壁垒”，在从维利基卢基至黑海的战线上已被苏军打垮，驻在克里木地区的德军也已孤立无援。与此同时，整个苏联境内德军占领区里的苏共领导的游击战争十分活跃，这就为苏军下一步消灭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地区和克里木地区的德军集团，并把德国侵略军赶出苏联领土创造了条件。
苏德战场上德军必败的形势日益明显，这无疑是给已经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又一次敲起了丧钟。
（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作战
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美、英两国首脑曾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会议，协调军事战略。会议讨论了非洲、地中海和太平洋的战局，以及对轴心国作战的方针问题。关于太平洋战场的作战，美、英两国签订了协议：在太平洋及远东方面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保持对日本的压力，一旦德国战败，便立即对日本发动全面攻势。会后，由于盟军在补充兵力、协调具体作战计划和其他后勤准备工作方面占用了大量时间。相当一段时间内，太平洋战场一度处于相对的沉寂状态。
1943年5月12日至25日，美、英两国首脑再度聚会华盛顿，协调反法西斯战争的军事战略，根据北非、苏德和太平洋战场的战局，确定美、英新的战略和军事行动计划。首脑会议决定：1943年7月1日实施西西里岛登陆战役；1944年5月1日实行“霸王”，计划，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华盛顿会议最后确定：
“1、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2、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投降的地步。……
3、在欧洲轴心国家失败时，与其他太平洋国家合作，如果可能的话，并与俄国合作，充分发挥美国和英国的力量，尽早促成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伦敦1971年英文版，第722页。]
华盛顿会议结束时，英国正式接受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所阐述的太平洋战场作战方案：
“（1）由潜水艇封锁日本向东印度群岛输送石油的航线；
（2）一旦得到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基地就立即实行对日本的持续轰炸；
（3）进攻日本本上。”[〔英〕约翰·科斯特洛：《太平洋战争》下册，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61页。]
并协议，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进行太平洋的进攻战。[〔美〕波特、尼米兹合著：《大海战》，1960年新泽西英文版，第278页。] 但是，待到战役实施时，由于英国没有从地中海战场抽调兵力，主要是由美军在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军队的协助下，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和保持作战主动权，进一步消耗日军兵力，夺取战略阵地，准备以后的全面反攻。
日本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败北后，名噪一时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又被美国空军击毙。太平洋上的制空权、制海权开始落入美军手中。
日军大本营估计到：总的战争形势，轴心国已处于不利地位，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正在加紧准备，日本与同盟国家之间战争实力的差距正日益悬殊。日本决心采取“确保并稳定要域”的防御战略，以岛屿基地群为支柱，由陆军进行独立持久的防御作战，确保海军能集中兵力，在有利的要地实施决战。
1943年5月中旬起，盟军先后在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方面对日军展开反攻和进攻。掌握了制空权的盟军，攻势凌厉，并逐步改逐岛作战为越岛作战，避开日军坚固设防的岛屿，大胆地向后方日军防守薄弱的岛屿发起进攻，从而使前方岛屿失去作用。这种避实击虚的战术，很快使盟军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日军由于失去了制空权，兵力分散，防不胜防，处处被动，加上兵力运输、粮弹补充都十分困难，屡战屡败，伤亡极大，许多残兵败将被迫逃往岛内密林里困死于饥饿中。8月初，日军不得不撤出阿留申群岛的全部陆海军；至11月初，曾经企图坚守的新乔治亚群岛、所罗门群岛和新凡内亚的东南部，也相继被盟军攻克。至此，日军在北太平洋的防卫线被迫撤至于岛群岛：西南太平洋上的主阵地被彻底摧垮，俾斯麦群岛防线的主要堡垒腊包尔完全处于盟军海空控制之下；中太平洋上的战略要地特鲁克群岛也失去屏障，从而，使盟军打开了向菲律宾进军的通路。在这些战役战斗中，日军损兵折将，伤亡惨重，仅在所罗门群岛和新几内亚战役中，日军就“损失了13万生命和70艘、21万吨舰艇，同时参加战斗的飞机8000架也被全歼了。”[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7页。]
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有限的攻势作战，基本上达到了战役的主要目的。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几个重要方向开始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大本营里昔日不可一世的狂妄气焰被抑制了，野心勃勃的军国主义者也开始产生隐优。
（三）美、英联军在北非——地中海战场的进攻
1943年4月20日，美、英联军集结20个师和4个旅的兵力，开始对被驱至北非突尼斯北部境内的德、意侵略军发动猛攻，经几度廖战，盟军终于突破德、意军防线，于5月7日攻占突尼斯市和比塞大港。13日，退至波尼半岛的德、意军队25万人全部投降。至此，残存于北非的德、意侵略军全部被肃清。
盟军全面占领北非后，地中海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意大利本上已完全暴露在盟军的袭击之下；英、美军队夺取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盟军可将北非作为空军基地和陆军集结地，对侵入南欧的德、意侵略军发动进攻。盟军利用这一有利形势，于7月10日发起对西西里岛的进攻战役。西西里岛是地中海最大的岛屿，位于亚平宁半岛和北非之间，隔墨西拿海峡与意大利本土相望，是意大利南部的重要屏障。岛上驻有意大利军队9个师、德国军队2个师，共25.5万人。意军由于在北非的惨败，士气十分低落，恐战、厌战情绪日益严重。战役由盟军第15集团军群负责实施。该集团军群辖英军第8集团军和美军第7集团军，共13个师，总兵力47.8万人，作战飞机4000余架、战斗舰艇3200艘，战役发起后，防守海岸的意军迅速瓦解。此后，盟军连续向北推进，于8月18日占领西西里全岛。此役，德、意军共损失16.7万人，其中德军3.7万人。近10万名德军和意军经墨西拿海峡撤至意大利本土南部。
德国和意大利侵略军在北非、地中海和西西里岛的连续惨败，孕育着日、德，意轴心的解体。
二、意大利投降，日、德、意轴心解体
（一）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危机和墨索里尼的下台
意大利侵略军在欧洲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屡战屡败，军力消耗很大，加深了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1943年，意大利全国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国债累累，通货膨胀，国家预算赤字猛增，入不敷出，与1939年同期相比，工业生产下降35％，农业生产下降20％，国债从1460亿里拉增加到4050亿里拉，货币发行额从280亿里拉增加到790亿里拉，预算赤字从120亿里拉上升到870亿里拉，国家总收入只敷总支出的36％，全国物价飞涨，食品匮乏，黑市猖撅，民不聊生。广大工人为了争取民主，改善生活，不断举行示威和罢工。1943年夏天，罢工浪潮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都灵迅速蔓延到意大利各个城市。农民、商人也纷纷支持罢工。意大利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也日益发展。工人们不仅提出经济要求，而且还表示要和平，要自由，提出要打倒墨索里尼的口号。
意军虽与德军联合作战，但备受德军歧视。德军傲慢粗暴，任意侮辱意军官兵，战场上最危险的任务经常分配给意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22万入死伤过半，仅剩8万余人。德军还在意大利境内横征暴敛，为所欲为。意军上下，怨声载道。意大利军队士气极度低落，反战情绪日益增长，已无法再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了。
意大利统治集团决定抛弃墨索里尼，以摆脱这场危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国王埃曼努尔与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商量解决的办法。意大利法西斯党内一些元老也研究把他们的领袖赶下台的方案。1943年7月17日，盟国空军轰炸了罗马等城市，这就加速了墨索里尼下台的进程。7月24日，意大利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举行会议，该党元老迪诺·格兰迪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完制度，把军队指挥权交还国王。经过激烈讨论，25日凌晨，通过了该项提案。25日下午5时，墨索里尼被召进王宫，国王宣布解除他的一切职务。不久，他被隔离软禁。国王任命前总参谋长巴多里奥组织新政府。
至此，墨索里尼在意大利21年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
（二）意大利投降，投入同盟国一方
巴多里奥掌权后，立即宣布解散法西斯党，全国实行戒严。虽说战争尚未停止，但巴多里奥的密使已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与盟国代表就意大利政府投降问题进行秘密谈判。8月中旬，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会议，商定与意大利的停战条件，授权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接受意大利投降。
9月3日，在西西里岛的锡腊库扎附近举行受降仪式。同日，英国第8集团军强渡墨士拿海峡，向意大利南部进军。9月8日，双方宣布停战。29日，英国、美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在《意大利投降书》上正式签字。
希特勒在意大利发生政变的当天，就下令占领德意边境和法意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全部山口；同时，迅速集结8个师组成B 集团军，越过边境各山口，占领意大利北部领土，解除意军武装，并向意大利南部进军。与此同时，被拘禁的墨索里尼由德军党卫队救出，在希特勒扶植下，组成“意大利社会共和国”傀儡政府，企图继续与盟国对抗。
10月13日，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退出法西斯轴心，对德国宣战。同日，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联合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墨索里尼的下台和意大利退出法西斯轴心，并对德国宣战，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实际上的解体，这是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一大胜利。从此，日本法西斯更加孤立无援了。
三、同盟国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军事战略
1943年秋后，中国军队在中国战场消耗和钳制了大量日本法西斯陆军主力，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逐步开始了局部反攻；盟军在太平洋战场、苏德战场和北非、地中海战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从全局看，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从法西斯轴心国手中转入反法西斯的同盟国手里。然而，处于穷途末路的德、日法西斯军队尽管在退却中也仍要顽强抵抗，企图拖延战争时间，苟延残喘。
形势的变化，给同盟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首脑都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同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协调军事战略，加速击败法西斯轴心国，推动这场空前的世界大战早日结束，并就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一）莫斯科外长会议，协调对德、日的作战计划
1943年8月19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名打电报给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建议举行三国首脑会议。8月24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可先举行三国外长会议，以便为首脑会议作实际准备。
10月19日至30日，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莫洛托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会议，与会的还有一些高级军事参谋人员。会议的议题主要有：关于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迫使德国东西两面作战，加速其灭亡问题；关于加速战争的结束及战后建立安全制度问题；关于建立盟国问磋商与战争有关的机构问题：经过讨论，会议发表了《会议公报》和4项《宣言》。公报指出，美、英、苏三国政府保证“在有关共同作战努力的一切问题上紧密合作”，并“一致认为在战争结束后期内继续目前在进行战争时的紧密协力和合作。”发表的4项《宣言》中，最重要的是《普遍安全宣言》。由于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对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四大同盟国家之一的国际地位受到了重视，被邀加入了这一《宣言》，由当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一起在《宣言》上签字。
《宣言》庄严声明，四国政府决心继续对法西斯轴心国作战，“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的基础上放下武器时为止”；四国保证在受降和解除法西斯侵略军“武装等一切事项，将采取共同行动”；四国准备“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四国准备在战争结束后，除了经过协商和为实现本宣言所预期的目标以外，“它们将不在其他国家领土内使用其军队”，并就控制军备达成一项实际可行的全面协议。[《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1页和第403～404页。]
《宣言》为战后和平的缔造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联合国宪章的制定，确立了一些基本原则。
会议还就意大利国家民主化和消灭法西斯残余、建立民主制度问题，以及奥地利的自由与独立问题，进行了协商，分别发表了《关于意大利的宣言》和《关于奥地利的宣言》。为了战后依法追究与惩处战犯，会议发表了经美、英、苏三国首脑签署的《关于德国暴行的宣言》。会议还决定在英国首都伦敦建立“欧洲咨询委员会”，尽快向美、英、苏三国政府提出战后欧洲安排的建议。
外长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盟国之间的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和协调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0月30日，在会议结束时的晚宴上，斯大林同美国国务卿赫尔谈话中第一次正式表示：在同盟国打败德国法西斯以后，苏联将参加对日本法西斯的作战。
（二）开罗会议，中、美、英三国首脑讨论联合对日的作战计划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邀请蒋介石共同商讨进一步联合对日的作战计划。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的问题。经过协商，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签订了《开罗宣言》。宣言庄严声明：
“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表示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陆海空诸方面加诸残暴的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身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三国的宗旨是：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的一切岛屿；把日本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把日本从其用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所有土地上驱逐出去；使朝鲜自由独立。宣言宣告：“三大盟国抱定上述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家目标一致，将坚持进行为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长期作战。”[《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页。]
会议还对打击入侵缅甸日军的部署进行了商讨，计划于1944年1月，由中国军队从缅甸北部发动进攻，英国从孟加拉湾出动海军，从缅甸南部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对入侵缅甸的日军实施南北夹击。
会议还就战后成立国际和平组织，及早建立中、美、英、苏四国委员会以筹备组建国际和平组织建议，进行了磋商。
开罗三国首脑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家之间举行的首脑会议中，唯一有中国参加的一次。它显示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团结一致，加速打败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和意志。《开罗宣言》严厉谴责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和东南亚其他弱小民族的野蛮侵略，明确而具体地肯定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神圣权利。战后，《开罗宣言》成为处理日本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
（三）德黑兰会议，美、英、苏三国首脑商讨联合对德作战的计划
在莫斯科外长会议和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基础上，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三国首脑会议。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三国首脑第一次会晤。参加会议的还有三国外交顾问和军事参谋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制订对德国的联合作战方针和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会议一致同意。1944年5月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物资与装备等手段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争取土耳其1943年底前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就即将举行的战役进行具体协调。会议还就战后波兰的边界，战后德国的分割和战后建立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苏联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结束，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
会议结束前，三国政府首脑签署了《德黑兰宣言》、《关于伊朗的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德黑兰宣言》宣称：关于战争问题，三国已经议定了消灭德军的计划，并就从东、西、南三面对德国法西斯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时间达成了一致协议；关于和平问题，三国的同心协力将导致永久的和平，苏、美、英三国和所有联合国家负有创造和平的至上责任。宣言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由陆上消灭德国军队，在海里消灭他们的潜艇，并且从空中消灭他们的兵工厂”，“我们的进攻将是毫不留情的，而且是越来越强的。”“我们怀着信心瞻望着那么一天，那时全世界所有各国人民都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残”。[《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旅，第4D8～409页。]
莫斯科外长会议、开罗三国首脑会议和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议的召开及其发表的《宣言》表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三个会议关于加强合作，进一步协调对德国、日本作战的军事战略，对于彻底打败法西斯，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二节 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和“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一、日本对华新政策的破产
1942年冬，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遭到惨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11月2日、4日、7日连续三次开会，紧急磋商对策。
日本估计：美、英将密切合作，联成一体，逐渐加强对日本的攻势作战，这种攻势将于1943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中国由于得到美、英的支持和支援，抗战力量将不断得到加强，抗战意志将更加顽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手段，应付今后相继到来的严重形势。日本决心采取的“积极手段”之一，就是对中国实行一种所谓新政策，以对付1943年给日本带来的厄运。
1942年12月18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详细讨论了对华新政策的具体内容，有3个重点：一是缔结日汪基本协定。二是进一步扶植汪伪政权，力图加强其政治力量，主要采取5条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财政；调整汪伪政权与地方伪政权的关系，消除磨擦；将日本专管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厦门公共租界及北京使馆区“移交”给汪伪政权管理；“撤销”治外法权；处理在华“敌”产。三是强化掠夺战略物资的措施，以取得为完成其侵略战争所必要的更多物资。对华新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紧扶植和强化汪精卫伪政权，企图以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并让其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便实现蒋汪合流。同时，逐步将与作战无关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权及其伪军担任，以便从中国战场抽调较多兵力和物资投入太平洋战场，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1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提出的《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处理对华问题的根本方针》在第九次御前会议上审议通过。东条英机在会上作了说明，他强调：“本案与以前御前会议所决定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1938年1月11日），即在大东亚战争发生前的形势下制定的各方案所考虑的情势有显著不同。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前，帝国处理对华问题，力求避免与美英冲突，如有可能亦考虑利用美英以解决事变。另一方面，美英尚在中国蠢动，处理事变亦不得不讲求方法，考虑处理事变的策略，自然亦必须与今日有所不同。然而，大东亚战争发生后的今日，情势激变，鉴于帝国处理对华问题，与完成对美英战争的关系，以及现阶段中国和其他各种情势，已有重新构思的必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96页。]“东条的说明”，反映了战争形势的发展对日本日趋不利。
根据这个根本方针，日本政府加紧扶植汪精卫伪政权，加速“以华制华”的进程；进一步在占领区内有重点地开发资源；采取以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措施，加强汪伪政权的政治力量，让其向美、英宣战，参加太平洋战争。
1943年1月9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手策划下，演出了两出丑剧：一出是所谓汪伪政权参加太平洋战争，由汪精卫伪政府向美国、英国宣战，并发表《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日华共同宣言》；另一出是日本政府煞有介事地与汪精卫伪政府签订所谓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的《日华新协定》。
3月1日至3日，日军大本营在东京召集中国派遣军、关东军及南方军的总参谋长举行会议，传达关于1943年度《陆军综合作战计划》和《兵备实施要领》，宣布要从中国战场抽调5个甲种野战师投入太平洋战场。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大本营于6月17日、9月11日、10月20日、12月1日先后下令从中国战场调出第15、第27、第17、第36和第32师等5个师，其中第27师后来编入关东军序列，其余4个师投入太平洋战场。
5月31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根据这个大纲，日本政府于10月30日派出“特命全权大使”谷正之到南京与汪精卫签订所谓《日华同盟条约》，妄图一方面巩固汪伪傀儡政权，一方面加强对重庆政府的诱降，但进展甚微。
在对中国实行新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于1942年11月1日设置了“大东亚省”的新机构，将拓务省、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外务省东亚局等均并入该机构，以加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统治，竭力搜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为继续进行侵略战争服务。然而，日本的上述对华新政策和各项举措，对挽救它的败局命运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对华新政策尚在拟议中，中国派遣军就有存疑，认为“以扶植加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作为对华新政策的中心不适合现状。”总司令官烟俊六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对内的以及对重庆的对策，都是行不通的穷途之策，实行起来不会那样简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299页。] “关于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参战问题，主要是企图扭转最近的消沉气氛，取得内政方面效果的一种措施，可以说是未加权衡其利害的轻率的应急政策。”[［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2年12月16日，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落合甚九郎向日军大本营汇报时再次提出：“国民政府（汪伪政权）的内情不太可靠，如使之协力而放手不管则是危险的。该控制的必须继续控制。如不改变现在软弱的性质，不仅阻碍作战，甚至有崩溃的危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5），朝云新闻社，1973年版，第483页。] 1943年1月，对华新政策出笼后，由日本帝国主义导演的汪伪政权的所谓“参战”丑剧，犹如狂犬吠日，由于它十足的欺骗性和虚假性而注定不起任何作用。
1943年春天起，侵华日军虽遵照其大本营的命令，积极贯彻对华新政策，把部分地区的警备任务交由汪伪政府及伪军执行，但汪伪傀儡政权既无军力又无财力，内部派系争斗还很激烈，政治腐败，民心丧尽；新成立的日本政府大东亚省驻中国各地机构也软弱无能，与各方关系矛盾重重。因此，实际上侵华日军根本无法“拔足泥潭”，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决定，以独立混成旅和刚补充的新兵，先后编成5个师（即第61、第62、第63、第64和第65师）填补调出的5个师的空缺。原想以汪伪政权的参战作为打开中日战争局面的一大转机成为泡影。
1943年夏天，中国战区的日本占领区物价暴涨，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于7月14日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华紧急救济措施”，以挽救更悲惨的结局。原来打算从中国窃取更多的战略物资投向太平洋战场的美梦也破灭了。
10月，所谓《日华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随即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汪精卫也发表长篇声明，无耻地大谈中国依赖日本比依赖英、美更好，企图再次对重庆政府实施诱降。但是，此时蒋介石已应邀准备去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联合对日本的作战计划了。
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向日军不断展开反攻、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也开始向日军发起局部反攻的形势下，日军已处于穷途末路的境地，哀叹“自存自活能力也受到了影响”，已根本不可能夺回战争主动权，对中国实行的所谓新政策也就注定地破产了。
二、日本“绝对国防圈”的崩溃
1943年9月，意大利的投降，欧洲战局的骤变，太平洋战场盟军攻势作战的加强，中国战区敌后战场中国军民局部反攻的展开，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战略方针，考虑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企图借以挽回败局。
9月25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就“世界形势”、“战略方策”和“对外方策”三项内容进行讨论，并分别作出决定，最后形成《今后应当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于9月30日提交御前会议审议通过。《指导大纲》确定，以“急速增强决战力量”、“谋求对苏关系好转”和“确立国内决战态势，加强大东亚团结”为今后的战略方针，同时决定建立所谓“绝对国防圈”，把日本在太平洋、印度洋方面的侵略防线后撤至“包括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内南洋（中、西部）群岛及西部新几内亚、巽他群岛、缅甸的这一圈子”[［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84年版，《文书》第588～589页。]，缩小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确保要区”的范围，企图争取时间，逐步充实空军力量，与美、英决一死战。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战争形势的重大转折，试图排除对德国的依赖心理，以独自力量对付美、英反攻势力而制定的国策。
为了贯彻《指导大纲》，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以确保“绝对国防圈”内悔、空、陆运输的安全，阻止美、英军队对日本本土及“绝对国防圈”内重要资源地域和政治、产业等致命的中枢部位的袭击，遏制并击破美、英军队的大反攻。紧急措施包括：征用与补充陆、海军所需船只共28，5万吨；重新制订以航空军事力量为中心的增产计划，规定1944年内必须完成500万吨普通钢材、100万吨特殊钢材和21万吨铝的生产任务；断然实行增强军事力量所必需的一切非常办法；连续下令从中国战场和日本国内向“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派遣陆军兵力共5个师。
然而，日本政府采取这一战略决策也是无济无事。原因是：自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1942年8月）以来，日本损失的战斗力相当严重，与盟军空军兵力对比十分悬殊，己无法抗衡；所谓“绝对国防圈”的前卫线，西从新几内亚东部的马丹地区，往东经丹皮尔海峡、腊包尔，连结布干威尔岛一线、已受到盟军挑战，芬什哈芬很快被盟军占领，布干威尔岛也已孤立化，陷于腊包尔和新几内亚的日军30万人无法撤退，等于“死棋”；日本国内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以生产飞机为中心的增产计划根本无法落实；太平洋中部地区的前卫线马绍尔、吉尔伯特群岛也受到美军的威胁，被紧急派往前卫线的陆军部队，在几乎是到达的同时，还来不及修筑工事，就遭到美军的攻击，已处于挨打的被动困境。
1943年11月20日，美军在中部太平洋发起攻势作战，首先攻取吉尔伯特群岛中的马金和塔拉瓦两岛、建立了空军基地。尔后，于1944年1月进攻马绍尔群岛，岛上日本海军航空队约200架飞机在未能实行任何反击以前就被全歼。2月初，美军两个师占领凯塞林岛，并以此岛与阿德米雷耳提群岛为基地，用B—24型轰炸机对加罗林群岛的日军中部太平洋战略要点特鲁克岛进行猛烈空袭，两天之内，炸沉日本战舰9艘、运输舰只等34艘，炸毁飞机270架，炸死炸伤日军1700余人。[［日］赐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5年版，第519页。]
2月10日，日军联合舰队司令部被迫从特鲁克岛迁到加罗林群岛西部的帛琉群岛。4月初，美军第58快速航空母舰突击队向加罗林群岛西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发起进攻，尔后，于6月中旬又猛烈袭击马里亚纳群岛南部的日军守备部队，并相继攻占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
至此，日军在内南洋地区的防御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日本本土也彻底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打击范围。在缅甸方面，中国驻印军在美军一部的配合下，由印度向缅北日军发起反攻，于8月初攻克缅北重镇密支那。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从东西两个方面都已崩溃了。
第六编 走向胜利（1943.7～1945.9）
第三十二章 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第三节 危机四伏的日本国内形势
一、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经济已完全走向战时体制化。但是，时间仅隔两年，战时经济体制就崩溃了。
（一）军需工业的超重点生产
1942年初起，日本政府根据国家动员法，对军需生产发布了一系列统制令，从原料、资材的分配，生产的部署，劳务的安排和利润的分配，进行全面统制；同时，逐年削减对人民生活必需品工业的投资，兼并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形成了拥有绝大部分资金、原料和劳动力的军需工业体制。
1943年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军事上不断失利，对军需产品的需求更加突出。11月1日，日本政府决定撤销商工省和企划院，设立军需省，由首相东条英机兼任军需大臣，力图借此加强军需生产的统一规划，实行超重点生产，并调节陆、海两军在军事订货和资材争夺方面的对立。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颁布“军需企业法”，强制与飞机、船舶生产有关的金属矿业、煤炭、瓦斯、电力等共671家公司列为军需企业，尔后，又采取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集中资金和原料于军需生产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被大量征用到军需工业部门，并将已经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扩大化。征用到军需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中的广大青壮年农民和城市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征用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安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31.1万人，1942年增加到62.3万人，1943年猛增至132.3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155.2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凋敝
由于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农业受到的破坏一年比一年严重。
首先，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
由于连年征兵，军需企业征闲工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被调往军营、军需工厂，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村劳动力从1940年的662万余人减至667万余人，锐减近百万人。当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还是靠人工操作。劳动力锐减，就严重影响大部分农田的耕作。
其次，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农用肥料和衣机具的产量大减。
农村对农田肥料和衣机具的需求量远远不能满足，化肥的配给量逐年减少，从1941年至1944年，氮减少20％，磷酸减少25％，钾减少90％，农业机器供应量严重不足，碾米作业因缺乏动力燃料、无法运作。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作物单位商积产量逐年减少，耕种面积也不断缩小。据《日本统计年鉴》记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比1942年减少25.6％；耕种面积（町），1944年比1942年减少5.839％。
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降至4800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 鲜掠夺所得），1944年降至1572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鲜掠夺所得）。
粮食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从1941年起就实行粮食配给制，当时规定成年人每天每人330克。到了1943年，这个定量已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甚至二分舂，最终只售给去壳的糙米。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品也随之减产，蔬菜、鱼、肉十分匾乏，1944年起也全部实行配给制。
农业调敝，日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下。
（四）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军需企业的超重点生产，一时间虽曾使日本的煤炭、生铁、电力、钢材、铜材以及铝等产量骤然增长，于1943年底达到顶点。但是，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同步增长，同时达到了顶点。进入1944年，缺乏资源、没有基础工业支持的军需工业的产量开始锐减。以钢材为例，1943年的年产量为782.4万吨，1944年降到591.6万吨，锐减24.39％；生铁的产量降得更多，1943年的年产量为441.6万吨，1944年降到279.6万吨，锐减36.88％。[联合国：《统计月刊》第6期，1950年，盟军总部：《日本经济统计》1948年3月。]?? 其他，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47.93％。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54.49％。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51.65％[［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大批工人被征集而脱离生产岗位，走进侵略战争的行列，1944年全年大约有900万人离开劳动市场，工厂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严重短缺，劳动生产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全日本农业调敝，垄断资本相互间、陆海两军之间又为确保自己利润和作战必需的军需产品而发生的矛盾不断加深。上述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导致战时经济体制的全面崩溃。
二、国内人民反抗斗争的发展
（一）垄断资本家大发战争财，劳动人民遭受战争苦
日本法西斯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垄断资本家就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从中国、朝鲜掳去的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大发战争财。
战时，日本垄断资本财阀主要是4家，即三井、三菱、住友和安田。他们通过资本和生产的不断集中和积聚，越来越有力地使国家机构成为自己的附庸。他们在日本的国家权力支持下，利用国家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领取政府发给的各种奖励金、补助金等财政资助，并采取其他各种办法，巧取豪夺，倾吞战前根本无法获得的巨大利润。四大财阀在战前已经掌握了日本全国股票资本的6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又攫取了巨大的战时利润，地位更加得到加强。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控制了造船业股份的50％，造纸业股份的100％，制粉业股份的70％，制糖业股份的100％；三菱财阀还控制了飞机制造业的绝大部分股份；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阀还掌握着煤炭和铜总生产量的50％以上，商船生产总吨数的50％和对外贸易总额的33％。
在金融系统，到1944年底，全日本普通银行数由245家锐减至88家，帝国、三菱、住友、安田、三和等五大银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控制着全日本银行存款中的70％，贴现放款中的78％，证券投资总额中的61％。到日本投降前，四大财阀已拥有周转资本达120亿日元，控制了银行存款和银行资产达1120亿日元，在日本战争经济中处于霸主地位。
日本的国家财政支出，绝大部分也是用在军事方面。军事费用的支出在全日本年度财政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升高，1937年军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13％，1941年占75.56％，到了1944年竞达85.32％。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除来自日本在中国和南洋各国占领区的掠夺外，在日本国内主要是依靠发行公债、增税和大量发行货币等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
1937年日本公债发行额是15亿日元，1941年为91亿日元。
在垄断资本家积累巨大财富的同时，处在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劳动人民生活则越来越苦。日本劳动人民一方面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和农奴般的耕种，一方面又承受着苛捐杂税、强迫购买公债，以及通货膨胀的压榨。日本工人每天被强迫劳动时间最少的是12小时，多的每月450小时。工人的工资，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实际收入不断减少；每月领工资时，还要按一定比例扣除购买公债的款项，回到居民区，还得被强迫储蓄和再次购买公债。许多家庭不堪忍受，难以度日。
日本的几个主要城市从1941年春季开始，实行主食配给制，但配售的粮食质量越来越差，并且逐渐在米中掺以高粱、玉米、麦片、土豆和白薯，1943年以后，甚至掺入野果。按日本政府计算，每人每天配售的粮食，其含热量应是106卡，这是包括白薯皮在内的热量，实际热量则要少得多。肉、砂糖和蔬菜的供应量也越来越少，1943年，东京居民每人每隔一天才配给青菜150克。民用棉织品供应量也逐年减少，1943年的供应量比1942年减少50％，1944年的供应量又比1943年减少63.4％。当年每户居民能买到的棉布连做婴儿的衬衣都不够。食品奇缺，人民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死亡率不断上升。
（二）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强化，人民的厌战和反战
日本是世界上实行严密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之一。日本法西斯为了加强对国内人民的统治，从1937年9月起，就在国内实行所谓“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对日本人民灌注“八纹一字”、征服世界的反动思想。1939年10月，又加强了思想文化统制，对出版、文艺等部门建立审查制度，严禁进步倾向的作品发行，并扩建神宫、神社，极力宣扬军国主义思想，镇压思想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与此同时，日本法西斯还解散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取缔工农运动。1940年9月，日本各政党也被解散，而由日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官僚、军阀等的代表人物组成所谓“大政翼赞会”，作为御用政治组织。全日本的道、府、县和市、町、村各级都有翼赞会、翼赞壮年团，以及警防团，法西斯的御用机构遍布全国上下。1940年10月起，根据日本内务省的命令，又在全日本各地的基层成立“邻组”，每10户左右组织成一个“邻组”，属街道会、自然村会领导，实行连带责任制的控制，从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日本人民进行监视和统治。与此同时，在全日本的各工作场所，则建立各种“报国会”，工厂、企业有“产业报国会”，文化界有“美术报国会”、“音乐报国会”等等。
1941年1月，日本法西斯在实行“军事机密保护法”、“新闻法”、“国家总动员法”等各种统制令基础上，又颁布施行新闻刊载限制令和“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绝对禁止发表“反对国策，以致阻碍进行战争”的消息。
1942年9月，日本法西斯又建立由议员组成的“翼赞政治会”，禁止其他一切结社。东条英机说过：“三人相聚而谈，其中必有间谍”。法西斯分子以此为指导思想，从各种不同渠道对日本人民的思想和生活实行严密的统治。1943～1944年间，大批有才干的言论界知识分子被当作反战主义者逮捕下狱，施以严刑拷打；许多报刊被勒令“自动停刊”，有些书报还遭到绝版的厄运。剧场、电影院被实行严格管制，成为专门从事歌颂侵略战争，鼓舞“士气”的场所。各种体育设施，特别是摔跤场、武术馆和游泳馆，都以“锻炼体质以便为战争服务”作为开展活动的宗旨。
恩格斯在1874年夏天写的《流亡者文献》的第一组文章《波兰宣言》中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6页。] 日本法西斯在发动侵略战争过程中，对本国人民的统治越是强化，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斗争越是炽热。日本全国虽然成了军事监狱，但日本工人反对统治者战争政策、经济政策的罢工运动却持续不断。1941年至1944年间各地罢工浪潮接连不断，总次数达130余次。1941年8月，名古屋三菱飞机制造厂发生大罢工，工人们把一些飞机的部件砸毁后抛掉，实行破坏性罢工，给飞机制造增加了严重困难。
10月，横滨的重工业区鹤见发生大规模工人罢工，连职员也参加了罢工行列。
除了有组织的罢工运动，工厂中无组织的抵抗运动是工人的缺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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