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第9战区决心在日军向上高、万载进犯时，赣西各军应于市汉街（不含）沿锦江南岸亘祥符观、米岭、来堡、塘里之第一线阵地，及由仙姑岭亘老坑岭、龙团圩、华林寨、泉港之第二线阵地，运用诱敌歼灭战法，逐次予以打击后，诱敌于泉港街亘钩山岭、石头街、泗溪、棠浦、上高、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与敌决战，反击而歼灭之。部署是赣西方面第19集团军以第29军守备罗舍渡、梁家渡，跨抚河，亘叶子山、市汊街之线；第70军守备市汊街（不含）沿锦江南岸、石头岗、大城、赤田张、奉新、靖安之线；第74军位于英冈岭、泗溪、棠浦一带。赣北武宁方面第30集团军以第78军守备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第72军以一部守备燕厦、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机动控置于三都附近。
3月15日开始，日军先以第33师主力，由安义沿潦河向上高方向进攻，独立混成第20旅由河口夏渡江沿锦江南岸，向灰埠方向进攻。
16日，继以第34师由南昌西方西山万寿宫附近，沿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攻。企图于高安、上高地区，与中国守军决战，其主要作战目标，在求消灭第19集团军主力第74军，并占领第19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上高。
中国守军第川军依照作战计划，于潦河两岸地区逐次抵抗日军第33师，尔后实行离心退却，引诱日军第33师北进。日军第33师于15日占领奉新后，继续西犯，尔后北进追击第70军。至18日，日军第33师进至上富、苦竹坳附近后，认为在即将于4月上旬调往华北前，协助第34师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遂于19日沿潦河向安义返转。日军第34师于3月18日占领高安后，在右翼失去掩护的情况下，继续西进。中国守军第74军于棠浦、泗溪一线既设阵地，顽强阻击，第49军主力由赣江以东西渡赣江，追截向灰埠进攻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此时，第9战区命令赣北第30集团军之第72军由三都南移至甘坊附近，增援第19集团军。
20日，日军第34师向守军第74军官桥街、泗溪阵地猛烈攻击，独立混成第20旅在占领灰埠后北渡锦江，与其第34师会合，一部留置锦江南岸。
21日，锦江北岸日军进展至上漆家附近。守军第74军固守上漆家、石洪桥之线阵地，确保上高。锦江南岸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一部，被守军第49军及第74军第51师击破，亦退向江北。第49军遂渡江向北，攻击日军第34师左侧背，锦江以北守军第70军主力，在日军第33师撤退后，即向南袭击日军第34师右侧背。
22～24日，日军猛攻上高以东第74军阵地，并以飞机数十架支援，战斗惨烈，双方伤亡甚重。此时，第70军主力已南下至杨公圩、官桥街之线，第72军己进至水口圩附近，与由锦江南岸北上之第49军对日军形成包围，井逐渐压缩包围圈，进行围攻。
3月24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为接应其第34师突围，命令退向奉新的第33师再次出动。25日，又令退至高安的独立混成第20旅向龙潭街西进，掩护后撤，进行收容。日军第33师以一部再行西进，至棠浦附近与被围的第34师会合。26日夜，日军主力由包围间隙突围向高安退却。
26日，第74军克复泗溪。第19集团军乘势追击、截击，右路向高安方向追击，左路向奉新方向追击，在官桥街、杨公圩、龙潭街等地各截歼日军一部。至4月2日，先后收复高安、奉新、西山万寿宫及安义外围要点，恢复了会战前的态势。
对日军在这次战役中的狼狈处境，日本方面有如下记载，“27日，第34师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好不容易全部渡过泗溪。按兵团司令部、行李、独立山炮队、伤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后卫部队的行军序列，开始向土地王庙东进。如前所述，土地王庙在5日前已成为待命的敌第9师中枢阵地。另外，在侧背还有重庆军6个师并列尾随追击。入夜，雷电伴随着大雨，各部队在严密戒备下渡过黑暗的一夜。28日凌晨2时，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炮兵第8连，终于在土地王庙西端遭到优势的重庆军攻击，致使该连在处理火炮后全体壮烈阵亡。野炮兵第2营营长六角少校曾将该连编入自己的指挥下，在采取增援措施的同时，向步兵旅报告请求派兵，但得到了答复是：‘因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8连，迅速向旅司令部前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0～361页。]
这次作战，日军以北、中，南三路分进合击第9战区主力部队，但是遭到了有力抵抗，南、北两路受阻，未能形成合击。中路孤军深入，侧背暴露，于上高附近决战时，又遭到包围而陷于苦战，不得不在后援部队接应下仓皇撤退。日军在这次作战中伤亡1.5万余人。第19集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抓住战机，在上高附近实施反击，予日军重创，迫使日军撤退，取得了后期作战的胜利。
三、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第9战区仍与日军第11集团军隔新墙呵对峙于湘北地区。至1941年9月前，第9战区所辖兵力为11个军共30个师，作战地境：左与第6战区（1940年增设）为石门桥（常德南方15公里）、连山湖南岸、大通湖北岸、洞庭湖北岸亘长江至武昌之线；右与第3战区为抚河、鄱阳湖口之线。
4月，原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中将接替园部和一郎就任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此后，第11集团军即就1941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方面的进攻作战进行了研究和准备。但是，在准备过程中，由于苏德战争爆发，7月2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秘密从事对苏武力准备，不惜对英美开战，已无力再投入更多的机动兵力，不得不缩小战役规模。其最后确定的作战目的是：予第9战区敌军一次沉重打击。
自8月中旬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即在湘北集结兵力，秘密抽调第3、第4师，第13师早渊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平野支队、江藤支队，第33师（主力已调华北）荒本支队，坦克第13团、独立炮兵第14团、独立工兵3个团等部队，连同原驻鄂南之第40师、原驻湘北之第6师，先后向岳阳、临湘以甫青冈驿、桃林一带地区集结。并以第1、第3飞行团和海军第1分遣舰队协同作战。此次日军接受第一次长沙会战时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并列于狭窄的正面上，以期进行纵深突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80页。]
中国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总结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制定了《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确定的作战方针是：“在赣北、鄂南方面，对非主攻方面之敌，力求夹击于崇仁、新涂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地区，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向，则诱敌主力于汨罗江以南金井、福临铺、三姐桥以北地区，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80页。]
至9月上旬，第9战区兵力部署如下：第99军担任汉寿、青山一带湖防及湘阴、营田、归义间湘江、汨罗江守备。第27集团军以第4军守备鹿角至公田间新墙河南岸阵地，第58军守备黄岸市、九岭之线阵地；第20军守备通城、铁柱港及杨芳林各线阵地。第30集团军以第78军守备观音阁、潭埠之线阵地；第72军以一部守备东坑岭、留咀桥之线阵地，主力集结于三都南北地区。第19集团军担任赣北守备。第37军集结于长乐街、瓮江铺间地区。
军事委员会直辖之第26军集结于浏阳、普迹市一带地区；第10军集结于衡山、渌口附近。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为掩护其第11集团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结，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后被守军收复。17日，日军第3、第4、第6、第40师展开于新墙河北岸之线。1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飞机和炮火的掩护下，分由新墙、潼溪街、四六方、港口各附近强渡新墙河，突破南岸守军阵地。守军第4、第20、第58军等部与日军展开激战，在予日军以一定的杀伤后，即转移至双石洞、向家洞一带翼侧阵地。与此同时，日军平野支队在海军的支援下，由洞庭湖向湘江口西侧青山附近登陆，进攻芦林潭，企图从左翼威胁长沙。
19日，突破新墙河的日军未遭重大抵抗，迅速沿黄市、大荆街、关王桥一带进逼汨罗江北岸，其第3、第6师各一部进至汨罗江南岸新市、颜家铺、浯口各附近。此时，第9战区依照反击作战计划，令第99军主力于归义以西亘湘江间占领阵地，第37军于汨罗江南岸新市、浯口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日军；令第26军由金井向瓮江推进，第10军由衡山向捞刀河以北急进，第74军由新喻向浏阳附近急进，准备于汨罗江以南三姐桥、金井以北地区反击日军。但第9战区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日军遂放弃“将主力用于湘江方面”的方针，决定“于捞刀河北方地区捕捉歼灭敌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15页。]
20日，日军第3、第4、第6师强渡汨罗江，并将正面逐次向东移动，企图包围汨罗江南岸中国守军的右翼。其第40师沿关王桥、长乐街以东山地，经三枣桥进攻瓮江。
24日，第37军阵地被日军突破，日军第4、第3、第6各师，跟踪第37军向栗桥、福临铺、金井进迫，并攻击第10军阵地。25日，第10军阵地多处被突破，遂与第37军一起向捞刀河南岸转移。同日，薛岳将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26日，第74军由万载到达长沙东面的春华山附近。奉军事委员会命令，第6战区第79军向长沙增援，先头第98师到达长沙东北石子铺，主力向岳麓山推进；第7战区暂编第2军由广东北上增援，先头暂编第7师到达长沙，军主力正向株洲运输。
26～27日，第74军在春华山、永安市附近地区，与日军第3、第6师及第40师一部遭遇，损失惨重，28日，向普迹市东方撤退。
28日，日军渡过捞刀河向长沙亘创阳河之线推进。26～28日，由湘西增援的第79军第98师及由广东增援的暂编第2军暂编第7师，在长沙东郊与渡过浏阳河及捞刀河之日军第4师和早渊支队发生激战。
27日下午，日军早渊支队一部自长沙城的东北角冲入，当晚，早渊支队全部进入长沙。29日，日军第4师也开进长沙，日军第3、第6师在永安市附近击退第74军后，向株洲方向突进，其一部冲入株洲。
日军第11集团军在发起此次作战时，日军统帅部即“要求作战尽快结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0页。] 到9月27日，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遂决定结束作战，并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10月2日，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日军退却的情报后，命令第9战区立即开始追击，相机收复岳阳。第9战区即以第79军向长乐街、新市方面跟踪追击；第58军向关王桥、第72军向杨林街分别实行超越追击；令原留置日军侧后的第4、第20、第99军在马鞍铺、青山市、麻峰咀、金井一带截击日军。10月5日，日军突穿第，战区的拦截线，北渡汨罗江继向新墙河以北退却。6日，第9战区追击部队渡过泪罗江，8日越新墙河，日军退守原阵地，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在此期间，日军第34师及独立混成第14旅主力分别于9月26日向赣北武宁及高安地区进攻，与第30集团军及第19集团军之各一部发生战斗，10月1日退回原阵地。
中国方面为配合第二次长沙会战，9月20日，军事委员会令第3、第5、第6战区各以有力一部出击，策应第9战区作战，其中第6战区所属部队，曾乘敌空虚猛攻宜昌。9月28日，第6战区以约1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宜昌发动猛攻，日军第13师拼死顽抗，双方展开激战。10月初，日军第13师死伤惨重，一面将后勤人员、伤兵投入战斗，一面紧急求援。
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急令第39师驰援宜昌。10日，第6战区部队发动总攻击，日军第13师陷入绝境，师长内山英太郎中将甚至写下遗书，准备自杀。11日，日军第39师增援到达战场，挽救了第13师的危局。宜昌作战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在这次反攻作战中，歼灭日军近7000人。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万人。但日军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万余人。
四、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的第23集团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为了配合英、美积极打击日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日命令各战区发起攻击，牵制日军，策应友邦作战。特令第4战区攻击广州方面日军，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并以第5、第6、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入缅直接援助英军作战。日军第11集团军为策应其第23集团军及南方军的作战，牵制中国军队向广东方面转用，遂决定再对长江以南发起进攻。
12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在会战指导方案中规定：向汨水一线进攻，并击溃当面之敌，以策应第23集团军攻取香港及南方军的作战。作战时间限定在两周左右。使用于湘北主作战方面的兵力为第3、第6、第40师和独立混成第9旅以及泽支队、野口支队、外园支队，另以第1飞行团（飞机54架）支援作战。同时命令驻南昌方面的日军第34师、独立混成第14旅向赣北上高、修水等地攻击，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中国第9战区于194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议”，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彻底破坏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将敌围而歼之的后退决战方针。依此方针，第9战区制定并颁布作战计划，要求在湘北方面，“应运用尾击、侧击及正面强韧抵抗，务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将进攻长沙之敌军主力，反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比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95页。]
12月中旬，日军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攻势即将开始，遂于12月20日命令第73军由澧县立即向宁乡、益阳集结待命，第79军立即向渌口、株洲地区集结待命。又令第4军由广东曲江调株洲、渌口，第74军由广西宜山调驻衡阳。
同日，第9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致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间地区，反攻歼灭之。部署如下：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驻平江，指挥第20、第58军，于新墙河现阵地强韧抵抗，尔后待命转移至关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侧击南进之敌。第37军在泪水现阵地强韧抵抗，尔后转移至社港市、金井间山地，攻击南进之敌。第99军确保三姐桥、归义、营田、湘阴既设据点阵地及湖防，尔后夹击进攻长沙之敌。第10军固守长沙。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由上高进驻例阳，指挥第26、第79军等部作战。战区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由修水率第78军等部进驻平江。第73军驻宁乡、益阳，为战区顶备队。
赣北方面，新编第3军、预备第5师、江西保安纵队等部守备高安、武宁一带现阵地，掩护战区主力之右侧。鄂南，王劲修指挥所部切断崇阳、蒲圻、咸宁一带敌公路铁路。
1941年12月23日，日军第40师一部向守军第20军油港河以南阵地攻击。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向守军第20军第134师新墙河阵地实行渡河攻击。入夜，日军渡河后，以一部围攻守军据点，主力分向大荆街、关王桥之线突进。日军第3师主力在其第6师后方跟进。第20军奉令以一部坚守新墙河以南据点，主力向大荆街转移。第58军进出洪源洞、大荆塘之线，侧击南进日军。
26日，日军第40师猛攻第20军阵地，陷关王桥及陈家桥，同时日军第6师围攻守军黄沙街、龙凤桥据点，第3师主力于当夜推进至归义附近旧罗江北岸。同日，第9战区命令第27集团军以第20军及第58军进攻长乐街之敌，令第37军及第99军主力固守泪罗江南岸阵地，阻敌渡河。
28日，日军第6、第40师分别在新市东方、长乐街附近强渡汨罗江，被第37军阻止。日军第3师主力在归义以西渡过汨罗江，第99军主力被迫后退至牌楼峰、大娘桥、新开市之线，逐次抵抗。第37军第140师由金井向新开市北侧地区驰援，阻敌东进，但受到日军第3师从左侧的威胁，日军第6、第40师乘势在新市及长乐街附近渡过泪罗江南进。入夜，第37军扼守新开市亘汨罗江南岸之线，与日军激战。第99军主力在营田、大娘桥之线与日军第3师一部对峙。12月29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改变原定计划，独断地下达“以主力向长沙方向追击”的命令，令第3师迅速向长沙攻击；第6师以一部攻击长沙，主力攻击长沙以东之朗梨市；第40师主力向金井进攻。
骤然改变作战计划，使己久战疲惫的日军第一线官兵处于茫然状态，有的高级军官也认为进攻长沙是“自暴自弃之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583页。]
12月30日，在第37军与日军主力激战于新开市、鸭婆尖、浯口一带之际，第27、第30、第19集团军分别到达浏阳、平江一带预定位置。同日，军事委员会指示第9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6页。]
第9战区决心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遂令第10、第73军固守长沙；令第19、第30、第27集团军及第99军主力，分由株洲、浏阳、更鼓台、瓮江、清江口、三姐桥各附近，以长沙为目标，自南、东、北三个方向作求心攻势。
1941年12月31日晨，日军第40师猛攻第37军阵地，激战至午，第37军转移至金井东北山地，日军第40师主力向金井突进。其第6师乘第37军向东转移由福临铺向朗梨市突进，第3师乘夜在东山附近强渡浏阳河进抵长沙近郊。第9战区以日军已逼近决战地区，遂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前进。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第3师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2日，日军第6师集结于朗梨市，并以一部协力第3师进攻长沙。当日，第10军坚守长沙城郊阵地，在岳麓山重炮火支援下，击退了日军的反复突击，并将突入白沙岭的日军第3师一部歼灭。第9战区令第73军以第77师渡湘江进入长沙，增援第10军。此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3日，日军第6师全部加入战斗，与其第3师合力猛攻长沙。激战竟日，日军攻势屡兴屡挫，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日军开始空投补给。中国军队各包围兵团，继续压缩包围圈，已逼近长沙。
在攻击长沙不逞，背后又出现包围的情况下，阿南惟畿被迫于3日晚下达了“反转”命令。
4日，长沙城外日军再次发起全线攻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又一次受挫，日军第3、第6师于4日晚乘夜色脱离战场，由长沙城外分别向东山、朗梨市撤退。
第9战区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原准备在长沙附近合围日军的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日军，在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将其歼灭。5日，日军集中第1飞行团飞机50余架，掩护退却，第6师退向朗梨市；第3师开始退却时，在长沙东南郊金盆岭、清水塘、石马铺一带，被第4军截击，伤亡惨重，退至东山附近时，又遭第79军截击，被迫沿河堤退往朗梨市，随第6师之后，在该地架设浮桥渡河，撤至浏阳河东岸。
5、6两日，日军第3、第6师于长桥、牌楼铺、高桥地区，遭第26军及第79军的截击，死伤甚多，7日夜突围退至捞刀河北岸。第40师于7日由春华山经罗家冲向学士桥退却。8日晨，日军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遭第9战区追击部队拦截侧击。9日，日军主力在其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下，由福临铺北撤。日军一面抵抗，一面继续向汨罗江以北退却。至12日，日军退过汨罗江北岸，才稍事收容。第9战区各追击部队跟踪追至汨罗江南岸，并以一部渡过汨罗江向长乐街以北进行超越追击。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固守原阵地，第9战区所部，一面扫荡新墙河以南残敌，一面向新墙河以北进击。至16日，恢复会战前原态势。
在赣北方面，日军第34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各一部，于12月25日，分由安义、箬溪等地向西攻击，先后占领高安、武宁，但在守军奋勇阻击下，于1942年1月6日前，恢复原态势。
此次会战，第9战区第一线兵团能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以相当的损耗和迟滞。长沙守备部队能顽强地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的进攻，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第二线反击兵团对日军合围部署得当，且协同周密，反击动作坚决有力，对撤退之日军穷追不舍，使日军无法脱离，扩大了战果，从而取得了长沙会战大捷，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
日军战史也不得不承认：此次长沙作战，日军“在思想上没有充分地把战斗力与战斗意志统一起来，错误重重，作战始终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香港·长沙作战》，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58页。] 中国军队“引诱日军一直深入到长沙，集中长沙城内外的30万大军将日军包围。尔后，日军第一线部队几经苦战，付出了高于香港作战两倍多的牺牲，……撤回原驻地。这次作战，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N83年版，第478页。]
在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的形势下，中国取得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报道：“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综合月刊社，1974年版，第793页。]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来电庆贺，海军部长诺克斯发表告中国人民书，指出这是所有同盟国家的共同胜利。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二节 晋南、浙赣方面的防御作战
一、晋南（中条山）会战
晋南西以黄河界陕西。西南以黄河界豫北，处于黄河由南北向转为东西向之弯曲部。东以大行山，南以中条山，西以吕梁山，形成箕形山地，而以汾河河谷为箕底，其南屏渔关、洛阳，北控晋南，东控豫北。中国第1战区部队近18万人驻守中条山地区。
日军中国派遣军于1941年1月制定的年度作战计划中提出：“在华北要歼灭山西南部的中央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54页。]
为进攻中条山地区，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集团军所属之第25、第30、第37、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第16旅为基干，中国派遣军又从华中第11集团军抽调第33师、从第13集团军抽调第21师，参加晋南作战。另外，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又从日军关东军调来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团主力担任空中支援。
日军的作战指导是：“以彻底击灭张马——垣曲之线以西中国军，并予该线以东中国军一大打击之目的，以第1集团军主力在中条山西北侧，由左向右并列第41师、独立混成第9旅、第36师、第37师、独立混成第16旅，分由桑池至张店间多处突破，直趋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先分断中国军，然后扫荡歼灭。另以第33师，由阳城向南攻击；第35师、第21师，分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协同集团军主力夹击中国军。”[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52～53页。]
日军第1集团军决定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而把作战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及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西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将中国军队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确保包围成功，日军第1集团军部署了双重包围部队：外侧包围兵团为第37、第41师，内侧包围兵团为第36师与独立混成第9旅。日军还部署了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准备在中国军队退却时，抢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重要要点，截断其退路。
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1战区部队，由于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对日军疏于防守。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召开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仍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再谋划防“匪”驱敌之方。在日军进攻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的某些将领们仍在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直到4月20日在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与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第二步与晋四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确保中条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页。]他还巡视检查了第1战区的备战情况。
5月7日下午，日军在其航空队的支援下，以6个师另两个独立混成旅，由东、北、西三个方面向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发动全面进攻。在中条山西侧，绛县及横岭关附近日军第41师及独立混成第9旅，分由西桑池（守军第5、第14集团军结合部）及横岭关附近向垣曲方向攻击。经第43、第17军协力抵抗，激战至8日晨，该两军阵地被突破。日军分数路向垣曲直进，是日黄昏占领垣曲，至此，日军将中条山的中国守军分截为东西两部。9日，垣曲日军分向东西两面扩张，至12日，东陷邵源，与其由东正面突入之第35师会台；西陷五福涧，控制了黄河左（北）岸各渡口。另日军第36、第37师及独立混成第16旅，由夏县及茅津渡附近向东发起进攻，攻击守军第80、第3军阵地，8日，由张店镇附近突破。9日，守军转移至台寨背水与日军苦战，第80军新编第27师被日军击破，师长王竣、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祀壮烈殉国。至此日军已数路贯穿守军阵地，突至黄河北岸，继又返转向北扩张，守军第5集团军陷入苦战状态。
10日，第3、第7军遭日军围攻，处境危殆，遂以团为单位，向西突围，第3军军长唐淮源因无法突出而自戕殉国。至13日，第3、第17军大部已突出重围，向汾河以西转移。其余部队则化整为零，仍留在山区游击。
在中条山北侧，阳城附近日军第33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于5月7日下午向董村东西之线守军第98军阵地攻击，遭到该军的顽强抵抗。
13日，日军增援再次攻击，董村阵地被突破，第98军转移至横河镇东南地区，因垣曲、邵源均已失陷，后方被截断，并遭由济源突入之日军第21师之向北突击，第14集团军背腹受敌，遂于14日开始向北突围，但仅有2个师突出日军包围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均被围于山区内。
在中条山东侧，日军第21师及第35师于5月7日分由济源、孟县两地，突穿守军第9军阵地，其第21师于12日突进至邵源，与由垣曲东进之第41师一部会合，并与横河镇方向突入之第33师，夹击守军第14集团军。日军第35师于10日突穿守军龙王窝阵地，沿黄河北岸向西突进。11日，第1战区以黄河南岸河防空虚，命令第9军直属部队、第14师及第47师一部，由官阳南渡，守备黄河南岸，其余（新编第24师及第47师主力）留置道清铁路西段山地及济源山地游击。12日，日军西进至官阳附近，控制了黄河北岸各渡口。
14日以后，日军一面封锁黄河各渡口，一面继续于中条山区内围攻中国军队。留置山区内的中国军队损失甚重，乃化整为零，分别突围，向太岳山区、吕梁山区及黄河南岸转移。至28日，会战遂告结束。
为了配合中条山的作战，毛泽东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中641、643页。]
八路军各部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牵制了日军。八路军还对平津、平汉及正太等铁路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袭击，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突围。
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仅以1：20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蒋介石对于晋南作战失败之检讨》（1941年5月28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2页。]
二、浙赣会战
浙赣铁路是中国南部横穿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东起杭州与沪杭甬铁路相交，经诸暨、江山入江西玉山至贵溪，与贵南铁路接轨，再西进穿过鄱阳平原，接南浔铁路，西经萍乡入湖南达株洲，与粤汉铁路接轨。沿线建有中国的许多空军基地，战略地位甚为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在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下，从太平洋上的美军航空母舰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横须贺、横滨、名古屋、神户等城市后，于中国浙江省空军机场降落。日本本土第一次遭到美机轰炸，民心恐慌，社会骚动，朝野震惊。认为如不及早摧毁这些机场，对日本本上将会构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此，日军大本营于1月21日决定进行以摧毁浙赣两省飞机场为目标的浙赣作战，并命令其中国派遣军开始作战准备。30日，日军大本营正式下达摧毁浙江航空基地的命令。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以地面兵力摧毁丽水、衢州、玉山附近的机场群及各种设施，达到目的后在一定时期内占领上述地区，不得已时，将主要设施和道路进行彻底破坏返回原驻地。
日军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的命令，决定由驻上海的第13集团军、驻汉口的第11集团军和海军第1遣华舰队参加此次作战。其中第13集团军指挥第15、第22、第32、第70、第116等5个师和河野、小园江、原田等3个混成旅、奈良支队、独立混成第17旅等部，铁道、航空部队各一部协同。第11集团军指挥第3、第34两个师和竹原、今井、平野、井平等4个支队，航空部队一部协同。上述参战的地面部队约80个营。其部署是：以第13集团军主力于5月13日以前集中于奉化、绍兴、萧山、余杭之线，5月15日开始，向浙赣铁路东段进攻；第11集团军两个多师于5月27日以前集中于南昌附近赣江右岸，于5月31日夜间开始向浙赣铁路西段进攻。日军企图东西夹击，打通浙赣线，摧毁浙赣走廊地区的中国空军机场。
为加强第3战区的兵力，1942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续从第9战区抽调第49军与第19师及第26、第74军加强第3战区，并令第3战区加紧袭击日军，力保浙赣间诸机场；诱吸日军主力于该方面，以减轻陕西、湖南两地所受的压力，确保四川之安全。第3战区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以最小限兵力配置浙赣路西段持久，集中主力于浙赣路东段，利用既设阵地持久抵抗，并竭力袭扰敌之后方，迟滞牵制敌人，特在金华、兰溪预筑坚固阵地，竭力抵抗，最后在衢州附近与敌决战。”[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1页。] 部署是：
第25集团军担任浙南作战；
第10集团军担任钱塘江以南的作战及金华、兰溪的守备；
第32集团军担任钱塘江北岸的作战；
第100军担任浙赣路西段的作战。
第26、第74军控制于衢州。
第23集团军担任宁国、贵池、都昌之线的守备。
第9战区以3个军向赣东活动，策应第3战区作战。
5月15日，浙赣路东段方面日军第13集团军以第70、第22、第15、第116师及原田混成旅，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铁路及其两侧向西南实施进攻。第3战区第25集团军及第28军一部，在新昌、安华、新登之线及东阳、义乌、浦江、桐庐之线，逐次抵抗后，以一部转进敌人后方游击，主力向金华、兰溪东西之线撤退。日军各路跟踪直进，占领义乌、东阳、武义、建德。28日，日军第70师向金华、第15师向兰溪攻击，中国守军以第79师固守金华，第63师固守兰溪，依托既设阵地，坚强抵抗，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第22师及河野混成旅由金华以南向汤溪迂回突进，26日陷汤溪。守军第40师主力及暂编第13师沿铁路及以南地区依次抵抗。同日，日军第116师到达兰溪西北地区。
27日，日军攻陷龙游，金华、兰溪守军愈形孤立，遂于28日放弃该地，向北山转移。中国军队在金、兰地区的防守作战，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15师师长酒井直次中将被地雷炸得血肉横飞，随即毙命，日军哀叹：“现任师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首次。”[〔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昭和十七、八（1942、1943）年的中国派遣军》，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30日，日军第22、第15、第116、第32师及河野混成旅到达灵山镇、寿昌、龙游之线，集结兵力，准备向衢州攻击。第3战区按预定计划部署第86军于衢州，第25、第26、第49、第74军分别位于衢州之北、西、南三面，准备对进攻衢州之日军予以包围攻击。此时，南昌方面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0日开始向东进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第3战区避免在衢州地区与日军决战。第3战区遂以第86军（欠第79师）守备衙州，吸引日军，战区主力避开铁路正面，撤至两侧山地，俟日军前进时，分段截击之。6月3日，日军第15、第22、第32师向衢州发起总攻，守军第86军与优势日军浴血奋战4昼夜，为战区主力重新部署争取了时间。6月7日，日军攻陷衢州，守军向南突出重围。
日军攻陷衢州后，以第15、第22、第32师继续西进，11日至14日，连陷江山、玉山、广丰、上饶等地，并续以一部西进。7月1日，日军第22师一部与由南昌方面东进日军会陷横峰。至此，日军已打通浙赣铁路，遂转取守势，大肆破坏机场，拆迁铁路，掠夺物资。第3战区主力转移至浙赣铁路南侧仙霞关、汪二渡之线，一部转移于浙赣铁路北侧地区，不断侧击日军。
在日军主力西进的同时，日军小园江混成旅于6月24日由龙游进陷丽水，在破坏丽水机场后，于7月9日沿瓯江进占青田，11日再占温州。此时，温州湾日军海军陆战队于12日在温州登陆，13日侵占瑞安。
在日军从东面的奉化、绍兴、余杭之线向西发起进攻后，西面驻南昌的日军第11集团军于5月31日以第3、第34师和今井、井平两支队，由南昌附近沿抚河西岸向南攻击，中国守军第75师稍作抵抗后，主力向鹰潭以西的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当天只遇轻微抵抗就渡过抚河，沿东岸向前攻击，于6月2日进入高桥市附近。在此日军兵分两路：一路为永岩支队，沿浙赣铁路向东乡攻击；一路为第34师主力会同竹原支队向三江口、临川进攻。4日豪雨，中国方面以第79军冒雨由硝石以南地区向临川急进，当晚到达临川，与日军先头部队在临川巷战一夜。次日，日军第3师主力抵达临川，双方展开激烈战斗。此时，中国守军第58军及赣保纵队也在临川北面的三江口、李家渡与日军第34师主力激战，双方均有很大伤亡。至8日，日军突破第58军阵地，第34师主力直下临川与第3师会合，猛攻中国方面的第79军，双方激战至12日，日军第34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会同永岩支队向鹰潭进击。
日军第3师主力转向浙赣铁路后，中国第9战区在东乡、金溪以东，南昌以南地区发起攻势：以第4军由南向北进攻崇仁、宜黄；以第58军由北向东南进攻崇仁、临川，以第79军由南向北进攻临川以南的南城。15～16日，第4军所属部队先后克崇仁、宜黄并继续向临川进迫。此时，沿浙赣铁路向东攻击的日军第34师主力陷鹰潭、贵溪。
从6月21日起，中日两国军队在南城、宜黄、崇仁、临川地区展开激战。
中国军队曾一度包围临川、南城，但久攻不克。至30日，日军再陷宜黄、崇仁，双方形成对峙。7月13日，日军放弃崇仁、宜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中国军队停止进攻，南昌以南地区的战斗即告停止。
浙赣路东段方面，自7月上旬以来，第3战区发动局部攻势，先后收复新登、桐庐、建德、弋阳、横峰。
7月28日，日军大本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浙赣作战，确保金华附近，部队于8月中旬撤回。中国派遣军决定第13集团军留置第22师于金华、武义、东阳，第70师于新昌、奉化，其余于8月19日撤回原驻地。其第11集团军所部自8月19日开始撤退。浙赣会战遂告结束。
此次会战，日军集中9个师以上的兵力，经苦战虽实现了预定目的，但也遭到严重损失，第15师师长毙命，总伤亡数据日军战史记载共17148人。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三节 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一、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部署
在抗日战争中，敌后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但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没有认识到敌后游击战争的这种战略地位和作用。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正面防御，长驱直入占领了大片国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对国民党军事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提出要在正面战场以正规战同游击战相结合，在论陷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袭扰和牵制敌人。
1937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在会上提议：“应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白崇禧的建议，得到了蒋介石的采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并令未及撤退而滞留于敌后的正规军就地进行游击。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研究制定第二期抗战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何应钦：《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265页。]，并下令各战区划分若干游击区，增设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担任游击。根据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中提出：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
为加强敌后游击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于1939年2月25日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由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主任，军委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与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鉴于前期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游击战中所表现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战绩，国民党方面特别邀请中共中央派人到训练班任教。中共中央派出了30余人的代表团，其中叶剑英担任了训练班的副教育长，边章伍、薛子正、李涛、吴溪如等人分别担任军事、政治教官。训练班每期学制3个月，共办了3期。军事教育占55％，以游击战术和爆破技术为主，政治教育占45％，以民众运动和游击政工为主。
第一期学员共1046人，大部分为全国各战区各部队派送的校级军官，不少人曾毕业于黄埔和南京军校。曾任红军学校校长、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叶剑英，在讲授游击战略战术和政治课时，驻地附近的国民党军将校军官均慕名而来听课，使听课人数多达两三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只得在广场讲大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非常欣赏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战略远见，特向训练班教育长汤恩伯推荐，要其将此书摘要印发学员们学习研究。第一期学员经过训练于5月25日结业。
第二期学员共460余人，于9月20日结业。
第三期训练班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先后迁至湖南零陵、祁阳。第三期训练班结束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于1940年3月全部撤离，回到重庆。
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开办，反映了国民政府对游击战争地位作用的重视，事实上也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方面所作贡献的肯定。中共代表团的参加，使八路军、新四军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及丰富的作战经验，得以为更多的中国军队学习和借鉴。
1939年10月，军训部又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分发各战区及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的教材与实施游击战的依据。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失守后开始重视游击战争，与它过去单纯的正面防御的战略指导相比较，本来是一个进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态度渐趋消极，反共的倾向日益上升。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就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的错误方针，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反共倾向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此后，国民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和限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发展的反动法令和秘密文件，并在各地实行。1939年5～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颁布《游击队调整办法》、《处理游击队业务划分权责办法》等文件，企图把敌后游击武装尽量控制起来，以打击和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在此方针指导下，国民党当局大规模、有计划地加强其敌后军事力量的目的，不仅仅是与日军抗争，更主要的是为了与八路军、新四军争夺。对此，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积极倡导者白崇禧亦承认：“加强游击兵力，增设冀察、苏鲁两敌后战区”，是为了“扰袭敌人，打击共军发展。”[《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限制敌后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越来越成为国民党经营敌后的主寻思想，其派往敌后本应对日游击作战的部队，逐渐成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军事磨擦的主力。
二、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衰败
国民党军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的部队，主要部署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等省。
晋绥地区：
太原失守后，第2战区的部队奉令坚持山西。其时有卫立煌指挥的南路军（辖第3、第9、第14、第15、第17、第38、第47、第73、第96、第98军等）共16个师另4个旅，以中条山、王屋山为根据地；杨爱源指挥的西路军（辖第19、第61军、骑兵第1军等部）共8个师另3个旅，以吕梁山为根据地；杨澄源指挥的五台游击区2个师，以雁门以东地区为根据地。1939年初，第2战区调整部署：南路军编为第4、第5、第14集团军（共18个师、3个独立旅），担任中条山守备及晋南地区游击；西路军编为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8个师、2个独立旅），担任晋西吕梁山周边地区游击。
冀察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冀察战区，以原河北 游击总司令鹿钟麟为总司令，辖第69、第97、新编第5军、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其中正规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相当于3个步兵师，其他游击部队不下于正规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随后庞炳勋部亦调入冀察战区。
鲁苏地区：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增设鲁苏战区，以于学忠为总司令，辖有第57、第89、第51军及新编第4师和海军陆战队，共7个师约10万人，地方武装计有苏鲁皖游击军（共7个纵队，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山东保安部队（1个保安师、15个保安旅）、江苏保安部队（9个保安旅、1个税警总队）共约15万人。其中第51军任鲁南北部游击作战；第57军任鲁南南部游击作战；第89军任苏北游击作战。
上述各地区的国民党军游击部队，一部分是在日军进攻时未及撤迟而滞留敌后的正规军，其编制、装备较为齐全，但缺乏游击战争训练，不善于进行游击性的分散作战，不会做群众工作，其后勤补给也仍属正规军系统，在敌后生存能力极差。这些国民党军敌后游击部队在日军实施战略进攻阶段，尚能在敌后免强生存。但在日军回师占领区，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后，存在上述弱点的部队几乎一触即溃。另外一部分游击部队多由地方民团和豪绅的私人武装组成，这种部队不但缺乏民族精神，而且纪律涣散，更不可能在敌后恶劣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部署的敌后游击战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华北、华中敌后广大地区普遍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随着国民党当局反共倾向的日益加强，逐步从政治上的“溶共、限共、防共”，发展为“军事反共”，其推行的敌后游击战争计划实际上不是积极地向敌占区进攻，扩大游击战争的区域，而是向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军，向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收复失地”，这就引起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和军事冲突。敌后国民党军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动军事进攻，制造军事磨擦，结果在根据地军民的自卫反击下人地两失。尽管如此，在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团结抗战的措施后，国民党军在华北、华中敌后仍然有其立足点。在山西，有以晋南的中条山为根据地；在河北、山东，有以冀鲁边的山地为根据地；在华中，苏北地区亦有其立足之地。但由于国民党军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这些根据地在以后日军的“扫荡”中均先后丧失。
1941年5月，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以中条山为根据地的国民党军损失过半，中条山全部丢失。9月，日军又围攻太岳山区国民党军，结果驻守太岳区的第98军基本被打垮，军长武士敏牺牲。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巩固其战略后方，准备南进，在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军的敌后游击部队采取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诱降迫降政策。在此情况下，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敌后国民党军开始成批投欣，出现一种“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可以说，敌后国民党军从此进入伪化时期。
1940年12月，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39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在鲁西南阴谋投敌被处死，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继任。1942年4月下旬，日军以第32、第33师及骑兵第4旅一部，对位于河南、山东交界的濮县（今濮城）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该战区采取集中作战的战术，以新编第8军主力于黄河旧河套地区，一部位于清丰、濮县间和濮县、东明间；以第69军主力于濮阳、观城间，以小部兵力于濮县、柳下屯，准备将敌诱至濮县地区后实施反击。4月29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濮县和柳下屯，冀察战区以新编第8军和第69军主力实施反击，相持半月有余后，终于抵挡不住日军攻势，不得不向菏泽、观城间和范县、濮阳间转移。
6月15日以后，日军先后调集近1万人的兵力，集中“扫荡”濮阳、东明、丰县、金乡地区。冀察战区的部队因以师、团为单位，目标甚大，多次为日军所捕捉，双方发生激烈战斗，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又不得不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定陶、曹县地区的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所部投敌，被编为伪第2方面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移驻开封。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第24集团军驻守以陵川、休县为中心的大南地区，下辖第27军（军长刘进，驻陵川地区）、第40军（军长马法五，驻林县地区）、新编第5军（军长孙殿英，驻临淇地区），共2万余人。1943年4月2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以第1、第12集团军各一部大举进攻太南第24集团军。
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投敌。国民党第1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日军将追随庞炳勋、孙殿英、杜淑投降的部队合编为伪暂编第24集团军，以庞炳勋、孙殿英为正、副总司令，部署于新乡至安阳间平汉铁路上各要点及两侧地区。同年5月至7月，日军继续“扫荡”第24集团军未投降的第27、第40军，迫使这些部队于8月4日前南渡黄河，全部退出太行山区。至此，国民党军在河北的最后一块游击根据地亦告丧失。
在鲁苏战区：1942年中，日军对鲁中、鲁南的于学忠所部（第51、第57军）多次进行“扫荡”，使该部遭受重大打击。
1943年，由于吴化文等部相继投敌被编为伪第3方面军，与日军夹击坚持抗日不愿反共的于学忠所部。8月，于学忠部被迫撤出山东向皖北转移。至此，鲁苏战区指挥的山东敌后游击战争不复存在。
苏北方面，徐州会战后未及撤退的第89军，部署在苏北及苏皖边界北段。鲁苏战区成立后归该战区指挥。武汉失守前，第89军在日军注重于战略进攻。后方兵力较为空虚的有利形势下，据守着以兴化为中心的几座城镇，没有积极向敌占区伸展。而在此期间，新四军已先后在苏南的茅山，皖南的芜溯、宣城、青阳、大通，豫皖苏边的淮阳、阜阳、淮北等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并有一部分兵力伸展到了江北的泰州地区。鲁苏战区成立后，令第89军积极向南扩展，结果引起了国共两党在华中地区的政治磨擦和军事冲突，先后在1940年10月和l941年1月发生了黄桥战役和皖南事变，严重影响了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1941年初，日军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致使第89军军部及鲁苏战区苏北指挥部所在地兴化镇于2月被日军占领。第89军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1943年2月，日军调集第70师一部和独立第12旅主力，在航空兵的支持下，对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位于该地区的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被迫向淮阴、泗阳地区转移。月余后，日军又“扫荡”淮阴、泗阳地区，该部不能立足，遂又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军在苏北地区的游击战争即不复存在。
从1941年至1943年间，敌后国民党军大量投降日军，使伪军的总数由1941年的35万激增到1943年的81万人。这些被“伪化”的国民党军不同于其他伪军，在编制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庞炳勋、孙殿英投敌后，日伪方面允许保留其第24集团军的番号，国民党方面也没有对其通缉，这是前所未有的。“伪化”的敌后国民党军实际上是国民党“曲线救国”路线和日本“诱降”政策结合的产物，是带有双重性质的反共武装。
队抗战初期被抑留于敌后及后来陆续开到华北、华中敌后的国民党军总共约有100万人。敌后游击战与大后方隔绝，处于日伪军的多面包围之中，不依靠人民群众就难以立足、生存和发展，不与日伪军进行积极坚决的战斗，就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全力支援。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由于指导路线错误，脱离人民群众，经不起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绝大部分被消灭或投降敌人，留在原地坚持与人民结合走向进步或撤回后方的为数甚少。到1944年6月，只有山东的赵保元、张里元及山西的第61军仍留在敌后，总共近3万人。但赵、张两部后来也相继投敌，第61军在晋东南屡向八路军进攻，大部被歼。敌后的国民党军基本瓦解，只有一些残余的零星武装还在活动。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四节 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一、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
（一）国民党自身的政治整顿及其以反共为重心的政治方针的贯彻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国民政府指挥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迭连失利。这使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不佳。在1941年3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上，蒋介石说：“本党现在的情形，不仅国民和舆论对我们有许多指责，而且我们本身也自认实在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
尤其不能讳言的是许多同志因循怠忽，忘却了当前的艰难和危险。”他还说：“为什么一般国民怀疑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招致种种的非议和讥评？其原因究竟何在？上至党部本身，下至党员个人，大家都要彻底检讨，至诚反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页。]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国民党在第八、第九、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都作出了相应的决议，企图刷新党的政治，改变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此，国民党首先在中央执委会中分析了形象不佳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党员缺乏社会基础。故在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召开的三次中央全会上，对党的组织工作都作出了决议，要求除军队之外，必须在农工、妇女，小学教师、区、乡、镇、保、甲长中发展党员，并规定数额和指标。并认为，党的干部的训练和普通党员的教育薄弱，必须从中央到各省建立训练班，轮流训练各级干部。同时要加强党的知识的出版、宣传工作。特别强调要加强对“三民主义”的宣传。要求摄影、电影、广播、新闻等宣传舆论工具都必须“使三民主义在民生日用方面，绵存于群众生命之中”。特别要求加强对青年思想的领导，务使青年“笃信主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还认为，党的外围组织发展不够，因此要求在群众团体中活动的党员，应努力负责，热情服务，做“革命精神”的表率。“合法而有效”纠正“不利国家民族之盲动企图”。这几次中央全会对国民党与政府的关系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企图通过政府的名义使国民党的排除异己的措施合法化。
国民党在日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以后，企图利用战局稳定的时机在政治上进行整顿，使国民党的形象有所改善。但由于它们采取的每一项整顿措施，都紧紧地围绕着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运动进行，因而不仅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相反越整顿越不得人心，走上了事与愿违的道路。
国民党在党内进行自身整顿的同时，对党外也采取的一系列压制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措施，其矛头首先指向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下旬，国民党以皖南事变的逆流推波助澜，压迫中国共产党撤销八路军驻广西桂林和广东韶关办事处，接着在鄂西地区拘捕了100多名中共党员和抗日民主人士。在此期间，驻福建的国民党军突然袭击中共闽西特委和龙岩、永定两县的中共县委机关，逮捕中共干部700多人，其中200余人被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闽西事件”。2月，国民政府以“破坏抗日”的罪名，封闭了抗日爱国人士邹韬奋在成都、昆明、贵阳开办的宣传抗日的“生活书店”，还逮捕了“生活书店贵阳分店”的全部员工。3月，国民党在五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宣言中，影射中国共产党“违背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三民主义”，“鼓吹超越民族之理想与损害国家绝对性的言论”，“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的统一”，有“利用抗战形势达成国家民族利益之外的企图”等等。把“新四军不遵军令，善自行动，攻击友军，破坏团结”等诬陷性的语言公然写进“军事报告”的决议中。决议还威胁说：“惟际此长期抗战之时，或难免仍有少数部队不明大义，蹈此复辙。”同年11月，国民党在其召开的五届九中全会上，大事宣扬“自中央解散新四军以后，纪纲一振”，暗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今后倘敢再违法乱纪，走私牟利者，应执法严绳，毋稍瞻顾”。
1942年3月，国民政府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对言论、出版、集会以及著作、通讯等严加限制。5月，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方党部在每一地区各组织一个或二个外围团体专志打击某党活动。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研究委员会报告本党今后对共产党政策研究结果案》，该案称：“总裁经审慎考虑而发表之指示，大会应敬谨接受，拟在宣言中将此种意见明白宣示。惟为防止基层党政机关及人民误解起见，应由国民政府发表文告，在我国之境内，无论其为何人及其何种名义，凡有私自组织军队，企图割据地方，违反国家纪纲，扰乱社会秩序等情事，皆为国法所不容，政府必予以依法制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93页。]
由于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把反共作为其政治重心，使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据统计，鄂西特委1940年有党员19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300余人。川康特委1940年有党员3000余人，到1941年下降到1400余人。国统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
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转入反攻，战争形势对同盟国越来越有利，这种形势也使中国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的曙光。在此形势下，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方面希望在盟军的合作下尽早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另一方面又不想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共享胜利果实。因此，在战争出现转机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极力强调在中国必须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指责中国共产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在蒋介石的宣传煽动下，从1943年3月起，国民党在全国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反共顽固派不仅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压迫，而且对一些不同意国民党某些政策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也横加迫害。国民党当局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坚持抗日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不满，使他们认识到必须把抗日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同国民党进行有效的斗争，才能保持团结抗日的局面，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是在这仲形势下诞生的。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于1939年11月。
成立时定了八条“简章”和12条“信约”。在简章中阐述该会的宗旨为：“以巩固统一积极建设为帜志”。在信约中强调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主张“军队国家化”，要求“实施宪政”。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全国的政治空气骤生变化，统一建国同志会的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深感局势严重，有必要联合起来同反共倒退势力进行斗争，于是，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这个政治组织的有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后称农工民主党）、救国会、国社党（后称民社党）、职教社、乡建派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立即派梁漱溟去香港办报，通过报纸宣传这个政治组织的存在。梁漱溟在重庆出发前和到香港以后，都得到周恩来和中共组织的支持，因而很快便在香港办了一张名为《光明报》的报纸，由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颂华任总编辑。《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公开宣布正式成立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发表了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
“宣言”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今次成立，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中国受外患侵凌数十年”，“几绝翻身之望，而今则对抗强敌既越四年，举世刮目相看”，“解脱枷锁，要不难期”。中国“苦于不统一久矣，自民国初建以迄杭战之前，扰攘几无宁岁，国力之所用，不以对外而日以对内”，“而今则以同仇敌忾之故，地方对于中央，各党派对于执政党，无不竭诚拥护，上下内外居然统一”。“虽然，国事好转诚在最近之四、五年，而其间前后又有不同，大抵国际情势后胜于前，而国内情势则人后转不如初”。“国际阵线方明朗有利，外援渐增，而在我反不得协力制敌，甚而至于内力相销，本末相衡，可忧实大”。“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统一实为国人意志之统一。武力于此为统一之具，而非统一之本，最后统一，莫著于抗战”。“看此四、五年间，统一气象后不如初者，其几之动，毋亦各持其力，而有忽于人心之背”，“不求于心而求于武力”，“以此为国，真可痛哭！”。故“请以武力属之国家，而勿分操于党”，“必须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此其事本”。
在发表成立宣言的同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还提出了自己对时局主张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一、贯彻抗日主张，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三、加强国内团结，调整各党派间关系；
四、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
六、军队属于国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结束党治；
十、厉行后方节约，切实改善前方待遇，力谋民生之改善。
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发表成立宣言和政治主张后，国民党要人孙科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重庆根本没有这个组织。为了证明民主政团同盟确实存在，该组织的主席张澜和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人在重庆举行公开招持会，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有关人士参加，宣布民主政团同盟早已成立。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团的成立给予了热情的支持，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和生力军》的社论，热情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宣言和政治主张。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主席张澜等人经常与中共及各方面爱国人士讨论问题。由于中共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广泛支持，蒋介石也只好默认这个组织的存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及其提出的政治主张，反映了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一方面，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时对抗战胜利的前途失去信心，企图通过迫害与镇压国内进步力量来改变自己的被动地位。后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他们又企图清除异己，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因而进一步加紧对进步势力的压迫；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和爱国抗日人士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中这一股破坏团结抗日的逆流，开始加强自己团结和斗争的力量，这对捍卫团结抗日的局面和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在困难中挣扎的国民经济
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后财政经济的来源，除少量外援外，主要依靠抗战前期内迁的工矿企业及未沦陷地区的农业。国民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采取了扶持鼓励的措施，使之很快便在川、滇、黔、桂、湘等省恢复生产，对国民政府的经济起了支柱的作用。然而，由于华北、华中和华南沿海发达地区沦陷，加之海上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经济形势。
在严重的经济形势面前，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八次中央全会上，蒋介石称：“我们今后抗战的胜负，一方面固然仍要取决于军事，但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军事以外之经济战争。所以今后的抗战，军事与经济实应同时并重。而且就现代战争的特质而言，我们毋宁说今后敌我成败的决定力，经济要占七分，军事仅占三分。”[《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为摆脱经济上的困难，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间，对经济行政、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如编制了新的国防经济三年计划；召开了第3次全国财政会议，进行所谓的“财政改革”，强化推行一系列的专卖和统制经济政策，改组“四联总处”，成立国家总动员会议等等，并在工业、农业、财政和争取外援等方面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
首先是继续加强工业体制。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制订了大后方工业建设计划，确定内迁及新建的工矿均以四川、云南、贵州、湘西为基地。
1941年以后，国民政府继续坚持这一方针，强调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的战略不变。同时还逐步加强国家资本的注入，在工矿企业中增加国家资本比重。据统计，1940年国家资本产品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7.7％，而1941年增加到近36％，1942年又增加到43％，到1943年接近50％。由于国家资本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工业生产的稳定。对工业中的轻工业，国民政府继续贯彻“奖励轻工业”和“扶持乡村工业”的政策，采取了减免原料税、降低运输费、租用公有土地免租和协助向银行贷款等鼓励私人发展轻工业生产的措施，使轻工业私人设厂由1940年的517家增加到1942年1138家。这些私人轻工业企业，对稳定大后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国家资本的大量注入，及国家对绝大部分工业的垄断和统制，使民族资本企业逐步滑坡，1943年后开工的工厂数大幅度减少。
其次是调整与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突出的是改变田赋征收办法。抗战以前，国民政府将田赋划归地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这种征收办法在某些地区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时，地方政府往往采取增加田赋的办法来弥补财政收入之不足。于是造成了各地赋额不一，各种附加逐年增加，农民的负担也逐年加重。为了稳定农业生产，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在1941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上，起草并通过了“各省田赋暂归中央接管以便统筹而资整理案”。该决议案规定，各省田赋划归中央管理以后，所有田赋收入交中央指定的金融机构专户储存由中央统筹支配，各省具预算内的田赋收入，由中央如数拨给，需要时，中央可将田赋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实物，以满足军用之需。田赋划归中央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业税收的混乱状态，对保障粮食的军需和民用有积极作用。然而田赋采取征实、征购、征借政策，从农民手中拿来了收获物的绝大部分，形成了对农民的掠夺，严重地损害了农业的发展。
坚持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主要表现在继续推广农业合作社运动和鼓励增加耕地面积。由于国民政府在1941年以后加强了推行农业合作社运动，因此各地合作社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加。据统计，1942年6月，仅西南各省就建立了农业合作社6.3万余个。由于合作社的建立，贷、产、销渠道得以畅通，国家和银行给予农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加。据统计，国家和银行给合作社的贷款，1941年为4.65亿元，1942年为6.83亿元，1943年为15.27亿元。
农贷的增加对农业生产无疑是一种促进，只是相当大的部分被地主富农土豪劣绅所垄断，而没有落到农民手中。除坚持农业合作社运动外，国家还采取免收田赋等措施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据统计，水稻的种植面积1941年为2164.9万亩，1942年增加到2553.2万亩；棉花种植面积1941年为1261万亩，1942年为1529万亩。
第三是进一步强化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统制体制在1939年9月以“四联总处”改组为标志已初步形成。它统制了全国货币的发行、贴放、汇兑和物价调整等。但货币发行仍未集中。
1942年5月，“四联总处”理事会通过了“中中交农四行业务划分及考核办法”，规定中央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发行钞票、代理国库、统管外汇、汇解军政款项及调剂金融市场；中国银行的业务主要是受中央银行的委托办理国外款项收汇和发展国际贸易与投资；交通银行主要办理工矿、交通及生产事业的贷款与投资；农民银行主要办理农业贷款与投资。经过这次业务划分，为把货币发行权集中于中央银行打下了基础。1942年6月，“四联总处理事会”又通过了《补充办法》，进一步规定银行存款准备金只能由中央银行收存，为中央银行独家发行货币完成了最后准备。1943年3月，国民政府发布“限制四行发行钞券，改由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指示，标志着战时金融统制的最后完成。这种战时金融统制体制，为稳定国家金融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发行权的统一，又为国民政府依靠发行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大开了绿灯。
第四是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由于岁出的增加和连年的战争消耗，国民政府财政危机加剧。财政赤字每年成倍增长，1940年接近40亿元，1941年即上升至87亿元。
这种严重局面，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继续强化战时财政税收措施，以增加财政收入。在税收方面，国民政府从1941年开始将地方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对盐、糖、火柴、卷烟实行国家专卖制度。同时进一步扩大货物税的区域和范围，并实行从价征收办法，以避免因战时物价上涨而使实际税收减少。1942年，国民政府又开征战时消费税，并对财政收支系统进行改革，将省财政收入划入中央财政收支系统，这样，原来属于地方政府的印花税和营业税即被中央政府接管。国民政府采取的上述措施，对增加悦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单靠税收款项并不能填补战时高达80％的巨额财政赤字。为此，国民政府仍大肆举借和增发纸币。特别是增发纸币越来越成为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筹措战费、平衡收支的主要手段。
据国民政府官方公布的数字，1940年底法市发行额为79亿元，1941年底为151亿元，1942年底为344亿元，1943年底即增至754亿元。[《中国财政简史》，财政经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5页。]
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人民遭受灾难，官僚资本迅速扩大，使财政经济预伏着新的危机。
第五是在商贸方面放弃限制进口政策，转而采取鼓励进口政策。1941年以前，国民政府主要采取限制进口政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外贸易的水陆通道均被日军切断，进口贸易只能靠空运解决。但空运仅能解决军需品进口的运输，民用物资进口困难。日军的封锁造成后方必需品紧缺，物价飞涨和通货膨胀所形成的压力，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进口贸易的种种限制，并转而实行鼓励进口的政策。1942年5月，国民政府还解除了对敌货进口的禁令，同时颁发新的《战时管制进出口办法》，规定：
只要是后方所必需的物资，不论来源如何，均可进口，政府并对进口者予以运输上的便利或资金上的资助。这对抗战后期扩大贸易进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国民政府在1941年、1942年的困难阶段中，采取了一些措施，从而保持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使大后方的抗战得以坚持。国民政府在抗战困难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策是以牺牲人民的利益保护官僚资本的利益为前提的。但为了抗战，广大人民甘愿作出牺牲。正如《新华日报》报道的那样：
“工人们是明白大义大理的，在这抗战的紧急关头，从没有半句怨言，从没有片刻时间松懈自己的工作。他们为了保卫祖国的独立、自由，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他们象前线抗敌兄弟一样的英勇，冒寒褥暑，日夜工作着。”[《新华日报》，1939年9月4日。]
全国各界人民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怀着抗日的同样心情而不计自身的利益，以自身利益的牺牲来换取抗战的胜利。正是有这样伟大的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抗战局面才得以维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三、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政策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在文化领域采取强制高压和钳民之口的文化专制政策，压迫和摧残抗战文化。1941年2月7日，国民党以“履行思想领导责任”，“统一各地文化领导机构”为借口，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运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内分文艺、新闻、出版、音乐、美术、戏剧等组，还有设计委员会。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进行“有关文化运动之调查设计”。[交天行：《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文运会成立后，相继在各省成立分会，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加强了文化专制。
1942年9月1日，张道藩在文运会主办的《文化先锋》创刊号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提出“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就是：“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强调：“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要为最苦痛的平民而写作”，“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从理智里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这实质上是钳民之口，要文艺为国民党的统治效忠。
为实行文化专制，国民党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如“杂志送审须知”、“图书送审须知”、“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须知”、“战时出版品审查办法及禁载标准”等等，加紧对进步文化文艺作品的压制和摧残。据不完全统计，仅1941年至1942年就被查禁书刊1400余种，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不准上演的剧本160种，修改后始准上演的7种。国民党还利用种种借口解散或整编抗日的文化团体，关押甚至杀害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国民党文化专制政策的白色恐怖下，国统区的抗日文化运动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前期兴起的抗战文化运动，再度走向低落。
（二）在斗争中坚持和发展的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
早在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而不应使共产党员尖锐突出与陷于孤立。在反对复古，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政策，反对日寇汉奸的奴隶文化等方针之下（根据各地情况将口号具体化）是能够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领导抗战文化运动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贯彻执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把坚持抗战与争取民主结合起来，组织和领导国统区进步文化力量，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各种迂回曲折的斗争，使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艰难的环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大力加强文化专制，国统区的文化运动暂处于低潮。如何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成为当时推动和发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采取新的方式开展斗争。
一是组织名人寿辰和创作纪念会、悼念会，以联系和团结广大文化界，加强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其中最隆重的纪念活动是纪念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194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来到天官府郭沫若的家，意味深长地向郭沫若提出：“为你祝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顽固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阳翰笙：《回忆郭老创作25周年和50寿辰的庆祝活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周恩来责成阳翰笙主持这一工作，并嘱托阳翰笙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把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并代南方局起草一份通知，电告成都、昆明、佳林、香港和延安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纪念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等。
纪念活动的筹备组织几乎包括整个文化界、新闻界，其中有“文协”的老舍，救国会的沈钧儒、陶行知，中苏文化协会的王昆仑、侯外庐等，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著名人士邓初民、翦伯赞、黄炎培、许宝驹、黄滇翔、罗隆基、屈武、章伯钧等。发起入中还有冯玉祥、邵力子、张治中等。新闻界除《新华日报》外，还有周钦岳主办的《新蜀报》，陈铭德、邓季惺主办的《新民报》。《大公报》和《商务报》也参加进来。充分表明了这次活动的广泛性。
11月16日，为祝贺郭沫若寿辰，《新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我要说的话》的文章，并出纪念特刊。特刊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沈钧儒、潘梓年、田汉、欧阳凡海、沈尹默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日本友人绿川英子等的贺同贺诗。周恩来在文中指出：“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文章赞扬了郭床若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精神。
16日下午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社会各界名流及各报记者800余人济济一堂，情状热烈，会场充满团结的气氛。冯玉祥在致词中说，纪念郭先生，就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忠心爱国、永远和青年们在一起的高贵品德。
周恩来到会祝贺，称郭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也是革命的战士，从他的著作上和行动里，都燃烧着那烈火一般的感情。勉励大家向郭沫若学习。当天，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也分别举行庆祝纪念会，新加坡华侨社会文化界亦为郭沫若祝寿举行大型聚餐会。此后，国统区进步文化界还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名人祝寿会、创作纪念会、悼念会及各种纪念活动。实际上，无论是对生者生日的祝贺，还是对死者的悼念，都是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推动，对顽固派文化专制政策的打击。
二是以戏剧为中心，推动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艺形式中，话剧比较易于结合现实的斗争，能直接和群众交流，影响比较大。周恩来和徐冰、阳翰笙等仔细进行了研究，决定用话剧来打破重庆死气沉沉的局面。于是，重庆文艺界发动了雾季戏剧演出运动。
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为第一个雾季演出。在此期间，连续演出了30多出话剧，其中大型话剧29出，而且大多数是好剧。《天国春秋》是阳翰笙以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的史实为题材，于1941年9月写成的一出历史悲剧，其目的是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战、屠杀新四军将士的罪行。该剧共演出25场，场次居第一个雾季演出的各剧之首，观众达2.2万余人。评论家欧阳凡海说：《天国春秋》“是奠定中国历史剧的一块主要基石，一个纪念碑。”
郭沫若的《棠棣之花》酝酿于20年代初。抗战爆发后他整理成五幕历史剧。
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该剧主题是主张联合，反对分裂，借古鉴今。该剧上演后，《新华日报》开辟了由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发表了许多剧评文章，肯定了历史剧借古鉴今，服务现实的地位和作用。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五幕大型历史剧，只经过3个星期的构思，一经动笔，“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的涌出”，竟在10天之内即告杀青。
郭沫若是借屈原的爱国之情，鞭挞现实的黑暗世界。《屈原》由中华剧艺社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全国有名的演员，可以说是集剧坛之精英。《屈原》的演出，把第一个雾季戏剧演出推上了高潮。重庆各报刊都纷纷发表评论及作家的剧评，热情赞扬，充分肯定。就连国民党中央社和中央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屈原》剧本“是一篇‘新正气歌’”，演出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
然而，人民所喜爱的一出好剧，竟被国民党当局禁演。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潘公展说，剧本“成问题，不该鼓吹爆炸”。“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说：“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
周恩来对《屈原》从创作到演出都十分关心，全力支持，充分肯定，把它当作在文艺战线上同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于1944年11月在延安写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创作的6部历史剧除《棠棣之花》、《屈原》外，还有《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
第一个戏剧雾季演出，除上述几出戏外，还有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陈白尘的《大地回春》，沈浮的《重庆二十四小时》，夏衍的《愁城记》，老舍的《面子问题》，曹禺的《北京人》、《原野》和《日出》等等。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第一个雾季演出是成功的。它从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使重庆抗战文艺运动从低沉走向活跃，开始出现高潮。
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重庆文艺界又进行了第二个戏剧雾季演出，共演出22出戏。其中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长夜行》，郭沫若的《孔雀胆》、《虎符》，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正气歌》，陈白尘的《石达开》，宋之的的《祖国在召唤》，曹禺的《北京人》、《家》、《蜕变》等。这些史剧对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发展国统区的抗战文艺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派出一批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与文化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联系，广交朋友，如张颖、陈舜瑶、张剑虹等，或以《新华日报》记者，或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身份与作家、演员、诗人、音乐家等联系。1941年6月底，为了加强对桂林抗日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李亚群等到桂林组成直属南方局领导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由李亚群任书记。同时还建立了由邵荃麟、张锡昌等负责的文化工作组。中共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部署，团结了当时在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在文化、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桂林的抗日文化事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总之，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顽固派的白色恐怖中，国统区的抗战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不是停滞和退步，乃是在更沉着、深入的工作中，使抗战文艺运动有它更深一层的基础。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在困境中得到了坚持和发展，并且成为争取民主潮流的有力组成部分，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统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一节 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计划
（一）缅甸的战略地位和日军进攻缅甸的战略企图
缅甸位于中南半岛西北部，它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的西藏、云南相邻，东部和东南部与老挝、泰国接壤，西部和西北部与英属印度交界，面积67万余平方公里，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缅甸地形复杂，以高原、山地为主，北接高原，南临大海，除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下游有盆地平原外，大部系山岳丘陵，峰峦纵横交错。境内山脉为中国横断山脉之余脉，主要有野人山脉、东加亲山脉、怒山山脉，均山势陡峻，部队行动困难。河流多由北向南，主要有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锡唐河、仰光何等，均不能徒涉。
全境大部分系热带季风气候，最大之特点为潮湿与炎热。全年气候主要分为干季和雨季，自11月至翌年3月为干季，4月至10月为雨季。雨季来临，数月连绵，瘴雨蛮烟，行军作战，均感困难。缅甸系多民族国家，以缅族为主，其他有克伦族、掸族、钦族、克钦族等，此外还有少数印度侨民及华侨等。大部居民信仰佛教。缅甸控制着由马六甲侮峡进入印度洋区域的要冲，且为陆上通往中国和南亚次大陆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缅甸自19世纪80年代起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东南亚势力范围内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英国以此巩固着它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进窥中国，挟制泰国，并以此作为英国在远东第一军港新加坡和马来亚殖民地的后方基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短时间内，日军就席卷菲律宾、泰国、马来亚、香港、印度尼西亚等地。由于同盟国在这一地区接连失利，使得缅甸成为东南亚唯一未破日军占领的国家，战略地位显得日益重要。
对日本来说，缅甸是南方占领区的西侧屏障，占领缅甸，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陆屏障，防御盟军从西侧反击，而且可以缅甸为跳板，西进印度，直下中东，与德军会师；北上可对中国西南大后方进攻，切断滇缅公路。另外，占领了缅甸，就可以控制印度洋，取得制海权，以有效地支援太平洋的海战，并从海上对印度和中东构成威胁。对于同盟国特别是英国来说，在丢失了太平洋沿岸的战略据点后，如再失去缅甸，就会失去在亚洲大陆的南翼屏障，危及印度的安全，动摇英国在亚洲的根基。同时，中国也将失去滇缅公路。
对此，丘吉尔在1942年2月16日给缅甸总督的电报中指出：“我认为，缅甸以及同中国的联系在整个（东方）战区中是最重要的一环。”[〔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18页。]
因此，对于英国来说，必须“守住缅甸……用它作为保卫印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对于中国来说，确保缅甸安全，保持住西南的国际交通线，“使租借物资能继续通过仰光畅通无阻地运送中国”，[〔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30页。] 并打破日军从西南包围并进攻中国的企图。缅甸已成为同盟国与日本法西斯所必争之地。
日本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虽然由于兵力不足，未能从一开始就进攻缅甸，但在其大本营的作战计划中，缅甸都是必须攻占的至关重要的目标。早在1940年日本就明确将缅甸划人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其大本营对指导南方作战的基本构想是：“攻占远东英美重要军事据点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再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重要资源地，尽量控制下来，以确保能进行长期作战的态势。为了防备将来盟军可能进行反攻，更必须在外围确保必要的反击地区。”并确定其“西面大致以缅甸作为重点保卫区域。”因为“缅甸不但是为了切断援蒋路线，从保卫西面的角度来说，也是特别应予重视的地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12～13页。]
所以日军大本营在南方作战计划所确定的攻占范围中，缅甸也明确地包括在攻占范围内。日军大本营在决定对缅甸作战时，就明确其作战目的是：
“一、保障马来半岛作战的侧背安全；
二、切断援蒋路线；
三、加大对印度和中国的压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4页。]
（二）日军进攻缅甸的作战计划及部署
缅甸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虽然日军大本营从开战时就企图进行缅甸作战，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将重点放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方面。日军大本营关于缅甸作战的设想是：“开战时只攻占缅甸南部一部分地区，俟初期作战取得进展后，只要情况许可，再攻占缅甸的其他重要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先以进驻泰国、负责确保该国安定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迅速作好进攻缅甸的准备，在作战初期相机摧毁南部缅甸的敌空军基地，保证马来方面作战军的侧背安全，然后攻占仰光附近，摧毁英蒋合作的据点，待作战告一段落后，再增加兵力击溃驻缅甸的英蒋联军，加强对中国和印度的压力。”[〔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5页。]
同时还决定暂以第33师（师长樱井省三中将）和第55师（师长竹内宽中将）主力作为新成立的第15集团军的基干兵力。
1941年12月9日，饭田祥二郎到达曼谷后，为准备进攻缅旬，对陆续到达的部队作了部署，令暂归该集团军指挥的近卫师于12月11日后归还第25集团军建制：令第55师主力在达府、麦索一带集结，以其一部在北碧西部地区集结；令1942年1月10日由海路在曼谷登陆的第33师在达府附近集结。另外，为适应作战地区的地形和交通状况，将部队车辆编制改为驮马编制。
1942年1月上旬，饭田祥二郎在曼谷确定了迅速夺取缅甸南部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决定开始进攻缅甸，占领萨尔温江的重要防线，准备对仰光作战。遂令第55师第120团之一部（冲支队）作为先头部队，从泰国北碧方面向缅境上瓦一带进攻，以牵制盟军；令第55师主力突破麦索附近泰缅边境，占领毛淡棉附近；令第33师随后跟进，向拔安方向进发，以遮断英军南下对毛淡棉的增援。
日军冲支队于1月4日从泰境出发，19日占领缅南战略要地土瓦，夺取了丹那沙林地区的3个主要机场，阻断了英军从印缅对马来亚的支援。20日，第55师主力突破泰缅边境守军防御，于22日占领高加力，30日进至毛淡棉附近，与英缅军激战。
此时，日军大本营获悉英军增援部队已在仰光登陆，中国军队正在迅速南下，遂于1月22日命令：“南方军总司令官应与海军协同攻占缅甸要域。”
同时发布“关于缅甸作战之陆海军中央协定”，并对作战要领作了具体指示： “缅甸作战之目的，在于击渍缅甸之敌，占领并确保其要域，兼以加大对华压力”。
为此，应以第15集团军进驻毛淡棉附近萨尔温江一线，完成作战准备后，以主力由毛淡棉——勃固沿线地区占领仰光。占领仰光附近后，再遣调必要兵力，占领曼德勒附近要地及仁安羌附近油田地带，此时，力求在攻占上述要地前后歼灭敌军，特别是中国军。陆军航空部队阻截援敌，密切配合集团军的作战。海军掩护海上运输外，确保陆军部队之海上后方联络。“协定”还规定作战使用的兵力，陆军为第15集团军（2个师基干，预计视情况再增加约2个师）和南方军直属航空部队之一部；海军为第1南遣舰队之一部和联合舰队之一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75～76页。]
2月9日，日军南方军命令第15集团军：“继续现在作战，尽量歼灭敌人，进到仰光地方，且务必在其以北取得地盘，以准备对曼德勒和仁安羌附近的作战。”[〔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7～268页。]
此时，日军第15集团军方面，第55师主力于1月31日攻占毛淡棉，第33师于2月4日占领了拔安。于是，饭田祥二郎于2月17日在毛淡棉决定，以攻占仰光为目的，先向锡唐河畔前进。命令第33师和第55师于20日通过比里河一线，一面消灭正面之敌，一面向锡唐河挺进，准备以后的进攻。至此，日军对缅甸的进攻全面展开。
二、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一）中英军事同盟的酝酿
1940年10月，英国重新开放了滇缅公路，接着又派出一批从敦刻尔克撤退下来的英军官兵到中国来学习游击战。
1941年1月，任命支持中国抗战的丹尼斯少将为驻华武官。丹尼斯代表英国政府向重庆方面提出中英结成军事同盟共同抗日的建议，得到重庆方面的赞同。中英建立军事同盟的第一个步骤，就是通过中国方面对缅甸、印度、马来亚的军事考察，共同商定保全缅甸的具体军事计划。
1941年1月2日，丹尼斯正式邀请中国派军事考察团前往缅、印、马进行军事考察。中国方面组成了以商震为团长、林蔚为副团长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考察团于2月出发，对缅、印、马进行了长达3个多月的军事考察，收集了有关缅、印、马的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资料，编写出共30余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其中最主要的是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
草案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日军对于滇缅公路，将不是从中国境内截断，而将会配合它对亚洲的政略战略整个策划来处理。一旦日本与英国开战，势必先击败英军，进而侵占马来亚、缅甸，以达到既击败英军，夺占英属殖民地，又可以封锁中国的目的。草案提出，中国军队的作战目的应是将主力集结于缅泰边境，以确保仰光港。草案对未来共同防御及乓力部署提出了以下设想。
共同防御意见：中英两军为确保仰光海港之目的，应集结主力在缅泰边境毛淡棉、登劳山脉、萨尔温江沿岸及景栋以南地区，预先构筑阵地，采取决战防御，并将重点指向毛淡棉方面。另以一小部在中缅边境车里、临江间担任持久防御，以一部配合舰艇在仰光及仰光海面警戒。
兵力部署：
（1）预定英缅军2～3个师，中国3～5个军。
（2）布置中英两军主力（2～3个军）于毛淡棉、克那邦、景栋间地区，并在毛淡棉附近形成重点，构筑半永久性的纵深据点式堡垒群，形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选择要点，构筑据点式前进阵地，吸引敌人于我主阵地前，以强大之火力摧毁敌人攻势，不失时机转移攻势，将敌人包围歼灭于我主阵地前。
（3）以一小部（1个团至1个师）位置于景栋亘临江、车里以南地区，构筑据点式野战堡垒群，形成纵深的主阵地带，在主阵地前构筑星罗棋布的前进阵地，采用游击战与阵地战相配合的战略战术，依据中缅交界山岳地带的特点，以主阵地为根据地，用小部兵力警戒，以大部兵力担任游击，适时深入泰缅境内袭击敌人后方。（4）仰光及仰光海面由英军及舰艇担任警戒。
（5）控制强大预备队（1个半军至2个半军）于东吁（东瓜、同古）、彬文那、漂贝、敏铁拉间地区，不失时机增援第一线与敌决战。
（6）其他：构筑工事材料及交通、通讯器材等由英方筹备；详细作战部署待双方政府协商后另行拟定。
以上述草案为基础，经过补充修改，中国方面于l941年6月正式向英国方面提出《中英缅共同防御意见书》，策定了中英共同防御缅甸的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能够付诸实施，中英在缅甸的联合作战可能出现一个良好的局面。
（二）中国军队人缅援英作战的准备
中国在同英国共同防御缅甸方面、态度是积极的，在与英国酝酿成立军事同盟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及时派兵入缅协同英缅军防御缅甸。
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北部，直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危及西南门户和滇缅公路。为保卫云南及滇缅公路，稳定西南大后方，中国政府开始陆续调集精锐部队向滇越、滇黔、滇川、滇康、滇桂边境集结。
1941年中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以协力防御缅甸。为此，中国又作了进一步的准备，军事委员会从所属部抽调人员，在昆明成立军事委员会驻滇参谋团，以军令部次长林蔚中将任团长，萧毅肃中将任参谋处长，作为军事委员会的派出机构，策划有关中英协调作战的一切业务。11月，又令第5、第6军等部，分由贵州境内向云南开进，准备动员入缅，与英军并肩作战。其他集结各部亦准备动员。同时给准备远征的部队充实了装备，并令加紧集训。
还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杜聿明兼任司令，令第6军第93师率先开赴中缅边境的车里、佛海布防。随后又将新编第28师、新编第29师、新编第38师编组为第66军，以张轮中将为军长，作为先期入缅的机动部队，准备参加远征。
此次中英军事同盟虽首由英国方面提议，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响应，但英国在中英合作防御缅甸问题上却始终持消极态度，对中国军队入缅布防问题犹豫不决，乃至出尔反尔。
中英缅共同防御计划草案拟定以后，英国最高军事当局认为这种形式上的结盟就足以保证缅甸的安全；他们认为要中国军队帮助防守缅甸有损于大英帝国的威信，并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助长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危及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因而他们否定了中国军队及早入缅布防的意见，错误地判断日军若要切断滇缅公路，必然会先从中缅或中老边境进攻，而决不会轻易向缅甸冒进，一再强调中国军队应在中缅、中老边境布防，以防止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而以时机未到为由，不同意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这样，中英合作共同防御缅甸的计划，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双方酝酿讨论了将近一年之久，仍限于纸上谈兵，进展十分缓慢，从而使中英在缅甸的军事合作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不协调的阴影。
（三）中英军事同盟的成立
1941年12月8日，日军愉袭珍珠港，进攻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其它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在亚洲坚持了4年半之久的单独对日作战，变成了中、美、英、荷、澳等国的联合对日作战。
珍珠港事件的消息刚刚以闪电般速度传到重庆，蒋介石立即（8日上午）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立即对日宣战；建议太平洋反侵略各国成立正式同盟，由美国领导。下午，蒋介石分别召见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声明：“中国现决定不避任何牺牲，竭其全力与英、美、苏及其他诸友邦共同作战，以促成日本及其同盟轴心国家之完全崩溃。……中国政府建议，各友邦（中、美、英、苏、澳洲、荷兰、加拿大、纽西兰）应成立军事同盟，并推举美国为领导，指挥共同作战之军队，实为必要。”[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页。]
同日，蒋介石还约见各国驻华使馆武官，说明中国军队已准备对香港、越南、缅甸采取行动，配合各国友军作战。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建议在反轴心各国间组织某种联合军事会议，协调作战。10日和11日，蒋介石邀请英、美等国大使和武官商讨中、英、美、荷、澳5国联合军事计划，并请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将下列4点意见电告罗斯福：
“（一）由华盛顿建议五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并以华盛顿为政治与军事中心点。
（二）在苏联未宣战前，由美国建议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荷印区域问之四国联合军事行动之具体计划。
（三）四国初步谈判集议地点应为重庆，其永久地点再行讨论决定之。
（四）由美国建议五国军事互助协定之协定。”[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7页。]
罗斯福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电复蒋介石：“立即发动步骤，准备一致行动，以抵御井同敌人，应视为异常重要之举。为达成此项目的起见，本人敬建议：由麾下最迟于12月17日在重庆召集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对外交》（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66页。]
罗斯福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建议，主要是美国为了实现“先欧后亚”全球战略，迫切需要中国积极行动，在远东担负起阻止日本的责任。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明了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的企图：“在英美总战略中，对德作战居第一位，位居第二的是横跨太平洋对日本岛国的大规模‘陆海空，行动，中印缅战区处于可怜的第三位。但是，就其战略和政治意义而言，世界的这一地区是极其重要的……它持续不断地提供以异常低廉的代价取得惊人的军事和政治胜利的可能性……从战略上讲，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断提高的代价。”[〔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同时，罗斯福也十分关心缅甸的安全，因为在“英美总战略”中的远东部分设想了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防止日本进一步扩张的防线。这条防线一端的支撑点计划设在澳大利亚，另一端的支撑点设在印度和缅甸。因此，罗斯福希望借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之机促成议而不决的中英军事同盟，支持并力促中国派兵人缅作战，以保卫缅甸和滇缅公路。丘吉尔也认识到中国战场和缅甸的重要战略地位。1942年1月20日，丘吉尔在给伊斯梅将军转参谋长委员会的电报中指出：“作为一个战略目标，我认为使滇缅公路畅通无阻要比保持新加坡更为重要。”[〔英〕温所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4页。]
次日，他又电伊斯梅指出：“缅甸如果丧失，那就惨了。这样会使我们同中国人隔绝，在同日本人交战的军队当中，中国军队算是最成功的。……新加坡一旦沦陷，科里凡多尔必将相继沦陷，这将使印度大大震惊；只有强大的部队的来到和缅甸方面战事的成功才能把印度支持下来。”[〔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9～80页。]
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支持下，联合军事会议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参加会议的只有中、英、美3国代表。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他原本希望这次会议应该为太平洋的作战行动制定一个全面计划，既要包括共同保卫中国的计划，又要包括共同保卫新加坡、菲律宾、香港、缅甸、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计划；并制定陆海空部队的作战计划和租借物资分配计划作为补充。
因此，在联合军事会议上，中国主张规划足以兼顾整个亚洲地区的战略。但是，英方却只重视自己的利益，只关心其在亚洲的殖民地特别是缅甸和印度的安全。因此，会议伊始中、英之间就发生争执。英国代表韦维尔上将的态度十分明确：英国在东南亚对日作战，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他认为远东盟军的当务之急，是防止日军进攻印度和缅甸，并且要求加强在缅甸的空军力量；在此之前，英方已公开将缅甸境内的一批美国援华物资据为己有，对此，蒋介石十分气愤，让何应钦发言声明：中国愿将所有在缅甸的租借物资全部退还美国，停止中、英、缅合作。美国代表马格鲁德当即出面调停。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联合军事会议终于达成协议，将美国军事代表勃兰特少将提出的草案修改为《远东联合军事行动初步计划》，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其主要内容是：
（一）首要的是防止敌人进攻缅甸，它对于中国的继续抗战和从中国向外扩展的任何联合作战都至关重要。
（二）通过继续以物资供应中国的办法为中国军队能为对日最后进攻进行准备和训练。
（三）中国军队继续牵制在中国战线上的日本军队。
（四）一旦人力物力允许，即转为用可调集的全部中、英、美军队进攻日本。
（五）设在重庆的联合军事委员会将召开会议，并提供建议和情报，使盟国最高作战委员会能够制订东亚战略。
（六）希望尽早在美国设立永久性组织。
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遂告成立。
1942年元旦，中、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对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亦即《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
同时，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的史迪威中将被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形成盟军共同对日作战。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三十章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第二节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经过
一、英方阻挠中国军队人缅布防及英罩在缅甫的溃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当天，蒋介石就召见英国驻华武官丹尼斯少将，指出中英有协调行动以保卫缅甸的必要，并询问需要多少中国军队人缅作战，丹尼斯回答可能需要1个团，也许过不了多久还需要2个团，总共1个师。蒋表示准备提供更多的兵力，立即提供3个师，不久再提供另外3个师。丹尼斯没有进一步响应这项提议。10日，丹尼斯晋见蒋介石，请派中国军队入缅布防，蒋于11日令第6军第93师开赴滇南车里，原驻车里和佛海的第93师加强团入缅进驻孟洋，接替景栋附近英军防务；令第6军第49师以1个加强团即开畹町，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中将指挥，准备向景栋前进。同时派侯腾率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飞缅，筹备中国军队入缅事宜。
15日，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马格鲁德准将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陆军部关于希望中国尽速派兵入缅布防的建议，蒋当即首肯，于16日令第5、第6军向滇西保山、芒市等地集中，编组远征军，准备入缅作战，但韦维尔借口滇缅路运输不便，拒绝中国军队迅速入缅。24日，蒋介石告诫韦维尔：“中英两国，不可有一国失败。因此，如果贵国需要，我国可以派遣八万人入缅作战。”韦维尔立即答称：“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请贵国能惠允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中央日报社译印，1978年版，第13页。]
这使蒋介石大怒，并于26日发电：“昨会议英方表示第五军及第六军主力（欠九三师及四九师之一团）暂时毋庸入缅……该两军停止前进井分段在昆明及滇缅沿线上集结待命”[《中国入缅军参谋团团长林蔚缅甸战役作战经过及失败原因与各部优劣评判报告书》，中国军事图书馆存，以下简称《林蔚报告书》。]。至此，中国军队动员入缅遂告停顿，中英关系趋于紧张。
同时，印度英军统帅部错误判断敌情，认为日军将由泰国北部进攻缅东掸邦高原，然后分兵攻占腊戍和曼德勒，故而断然否定了中国方面“关于中英联军缅南会战的建议”。1941年12月15日，侯腾率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团随丹尼斯飞抵腊戍后，即会晤了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并提出了“中英联军缅南会战计划”，主张集中英军主力和中国第5、第6军在勃固至毛淡棉地区与敌决战，只以一部兵力置于景栋、兰柯等地向泰国苔戒，但被否定。因而胡敦仍将防御重点置于掸邦高原，在缅南的防御却十分脆弱。
1942年1月初，英印第17师由印度来援，该师以第48旅接替毛淡棉及其以南防务，主力置于仰光。2月初全部集中拔安地区布防。而英澳第63旅和英装甲第7旅于2月下旬才赶到缅甸。
1942年1月4日，日军第55师冲支队率先突破泰缅边境，于19日占领缅南战略要地土瓦；1月20日，日军第55师主力突破泰缅国境，于22日占领高加力，31日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英印第17师师长斯迈思少将决心退守萨尔温江西岸及米邻地区。2月3日，日军第33师一部攻占萨尔温江东岸的拔安。8日，日军第55师强渡萨尔温江，突破仰光以东第一道天然屏障。9日，日军南方军向第15集团军下达了合围仰光，并准备北进曼德勒和仁安羌的命令。17日，饭田祥二郎在毛淡棉决定第15集团军全军出动以攻占仰光。日军第33师和第55师两路并进，于20日渡过比里河，全力围攻米邻，迫使英印第17师于22日向锡唐河后撤。锡唐河是一条宽450多米的大河，河上只有一座大桥。英印第17师主力尚未撤至河岸，守桥英军即遭日军快速部队的攻击，于是炸毁大桥，以阻止日军渡河。23日，英印第17师打开出路抵达河岸时，发现桥梁已被炸毁，前面只是滚滚流水，以致陷入绝境，遭到日军追击部队的重创，仅有师长以下3300余人逃回勃固地区。
英军在锡唐河的惨败，使英国军政界充满了辛酸的感情。即便如此，英国仍将救援缅甸的希望寄托于英联邦成员澳大利亚身上。丘吉尔甚至罗斯福都曾亲自出马吁请澳大利亚将正从中东返回澳大利亚途中的澳军改调增援仰光，但均遭拒绝。
3月4日，日军第55师击溃英装甲第7旅的抵抗，突破仰光以东最后一条防线勃固河，于7日占领仰光东北100公里的佛都勃固。开战仅仅两月，英军未作重大抵抗即濒于崩溃，缅甸战局危殆。至此，其阻挠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态度才有所改变，但起初仍要求中国军队一团一师地分散入缅，以便控制。土瓦失陷当天，胡敦即要求中国的刘观龙支队开赴景栋以南60公里处的孟帕亚地区布防。22日，他又电呈韦维尔，请求同意中国第6军第49师全部入缅，以担任泰缅边境守备，但遭到拒绝。为此，丘吉尔于23日电告韦维尔：“我对你拒绝中国帮助防守缅甸和滇缅公路的理由，依然困惑不解。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接受中国第49、第93两师，但是中国第5军和第6军的其余部分就在边界那一边驻扎着……我必须把美国人的看法告诉你，在许多美国人的心国中，中国显得同英国一样的重要。”[〔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4卷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1～192页。]
但韦维尔依然拒绝中国远征军主力入缅。直到日军轻取毛淡棉等地，进逼仰光，英国当局才慌了手脚，胡敦于2月5日匆匆赶到腊戍晋见前往印度访问途经该地的蒋介石，要求中国远征军主力火速入缅。
2月16日，蒋介石在印度电告重庆军事委员会，令停留在中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出动：“据英方代表之请求，仰光情况紧急，请速派第5军入缅，……第5军大约使用于东吁仰光附近地区。”[《林蔚报告书》。]
此时，仰光的形势已非常危急，而英国又无兵可派，以致丘吉尔悲叹只能派出一个人到缅甸。3月5日，曾指挥英军进行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亚历山大上将被派飞往劫数难逃的仰光，接任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改任参谋长）。
他在到任的第二夭即下令炸毁仰光的大炼油厂及进行其他破坏后，全军撤出仰光，沿通往卑谬的公路向北突围。8日上午，日军第33师几乎兵不血刃就进占了仰光。仰光的失守，标志着缅甸防御战第一阶段的结束。
二、中国远征军入缅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中国远征军人缅由于英方的阻挠，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直到1942年2月，英方才迭次吁请中国远征军入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乃于1942年2月16日命令滞留于滇缅边境待命的第5、第6军依次入缅，紧急向缅南、缅东地区开进，并预定第6军使用于垒固（乐可）、东枝（棠吉）、莫契，亘景栋地区；第5军使用于塔泽、漂贝、彬文那、东吁地区，均受胡敦指挥。
同时以第66军作为总预备队，并于3月12日正式成立“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原定第2路使用于越南方面，后因情况变化未成事实），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 [卫立煌因故一直没有到任，4月2日，蒋介石改派罗卓英中将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在司令长官未到任前，由副司令长官代理之。中国远征军序列如下：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立煌（后罗卓英）?? 副司令长官：杜聿明
第5军：军长 杜聿明（兼）
第200师：师长 戴安澜
新编第22师：师长 廖耀湘
第96师：师长 余 韶
第6军：军长 甘丽初
第49师：师长 彭壁生
第93师：师长 吕国铨
暂编第55师：师长 陈勉吾
第66军：军长 张 轸
新编第28师：师长 刘伯龙
新编第29师：师长 马维骥
新编第38师：师长 孙立人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1942年2月24日，中国驻英军代表侯腾从腊戍向驻滇参谋团报告英缅军总司令胡敦对中国远征军的部署及有关意见：
1、第6军以暂编第55师位置于垒固地区，第49师位置于孟畔地区，第93师位置于景栋地区，任泰缅国境之守备，军直属部队位置于雷列姆，军部位置于东枝；
2、第5军以1个师位置于东枝，为第6军预备队，1个师位置于东吁，1个师位置于良礼彬，任英缅第1师和英印第17师撤退时之掩护，军部与直属部队位置于东吁以北地区；
3、胡敦拟即令第5军派兵两团，先至东吁占领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之集结；
4、塔泽附近之敏铁拉与漂贝两地，第5军不含，归英方防守；
5、胡敦总司令不同意派遣联络参谋分驻英军师、旅部，经再三交涉，只允向英缅第1师派一员；
6、第6军与英缅第1师之作战地境，为东吁、莫契公路之线。
通观英方对中国远征军人缅后的部署意见，可以看出完全是一个利用中国远征军掩护其撤退的部署。英方以第6军的3个师分置于景栋、孟畔、垒固，实力掩护其长距离撤退路线侧背的配置，且犹虑不能确保，再以第5军的1个师位置于此侧背的交通要点（东枝）作为第6军的预备队。正面掩护则以第5军的1个师位置于良礼彬构成第一掩护阵地，再以该军的另1个师置于东吁，使之自然构成第二掩护阵地，同时还以英军防守正、侧面两个主要交通交汇点敏铁拉和漂贝，以构成最后掩护阵地。此时仰光尚未失守，英方即作如此部署，足见英方已丧失在缅作战的决心，且英方拒绝中方派联络参谋于英军师、旅部（英方在中国远征军人缅各军、师都派有联络参谋），是不愿让中方了解其行动，以便达到安全撤退的目的。
2月27日，蒋介石在昆明对中国远征军下达命令之要领：
1、敌为夺取缅甸，威胁中印国际路线，将企图占领仰光，并继续向缅甸北部曼德勒进攻。
2、我以摧毁敌人企图之目的，第5、第6两军应即全部入缅，协同英军作战。
3、关于入缅部队之指挥系统及输送程序暨集中位置，综合规定如次：
（1）第5、第6两军暂归杜聿明军长统一指挥，杜军长受胡敦总司令指挥。
（2）第5军应不待第6军输送完毕，即开始输送。
（3）第5军之第200师，应于3月1日由现地开始输送，急行入缅，在彬文那、东吁间地区，占领阵地，掩护该军主力之集中；第5军主力应继第200师之后续行入缅，集中于塔泽南北地区，准备协同英军迎击进攻之敌。
（4）第6军应以第93师及刘支队，任景栋方面之守备，以第49师任孟畔方面之守备，以暂编第55师为军预备队，控制于南桑附近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位置雷列姆附近。
4、中英两军之作战地境，协定为恩冥村、敏乌里（敏建东南地区）、巴尼托特（彪关与明塔林之间）、密雅内特（勃固西北侧）相连之线，线以东属中国军，曼德勒以南至东吁间之铁路，应协定归第5军防守。
5、第66军之新编第38师及宪兵第20团第1营在第5军之后输送入缅，任第5、第6两军后方联络线之维持。第66军主力，即移驻保山附近，并准备入缅作战。
蒋介石的命令，规定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目的和作战方针，但对英军如何协同没有规定，而且对英方意见十分迁就。第6军仅暂编第55师未担任垒固地区防守，其余两师均按英方意见配置。第5军各师虽未分配于东枝、东吁、良礼彬各地，但己如英方之期望，规定该军全部越过曼德勒以南，而且规定先头师推进到彬文那、东吁地区。
3月1日，蒋介石由昆明飞赴腊戍，2日与来见的韦维尔会晤，3日主持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对中国远征军的作战作了如下指示：
1、英方韦维尔将军以为敌军不攻仰光，系因锡唐河渡河困难，我判断敌军迟迟不动之原因，在于调查我军行动。
2、3月10日为敌军之陆军节，敌将企图于10日前占领仰光，故我军之作战指导，应视敌情变化策定如次：
（1）第5军之集中尚未完成，敌即己占领仰光时，我应视敌兵力之大小以决定我是否反攻。若敌兵力小，我可即行反攻；若敌在2师以内，我仍可反攻；若有3师，则我反攻不易，故第5军主力仍应在后方集中。
（2）第5军在集中期间，敌毫无行动，仍停滞于锡唐河两岸时，则我应对勃固河左（东）岸之敌攻击而歼灭之。
（3）第5军主力业已集中，而敌对仰光进攻时，如敌兵力为1师，我应对其反攻。
（4）第5军主力尚未集中，敌即进攻东吁时，第200师应固守东吁，一俟第5军大部集中，即行反攻。
次日，蒋介石回国，令参谋团团长林蔚留驻腊戍，并续调该团参谋处长萧毅肃率一部分人员到腊戍工作，指导中国远征军部队，与英方协调作战事宜。
正当中国远征军兼程挺进缅甸时，英军却于3月8日轻易放弃仰光。蒋介石于9日晚召见史迪威，严厉抨击英国没有与中国真正进行合作，指出：“英方作战于撤退时，事前每多不通知在同一战区内活动之友军，更不欢迎我方参谋加入其总部中工作。例如最近在仰光，我方有一参谋在其总部工作，英方部队何时撤退，彼竟一无所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仕，1981年版，第225页。] 他认为英方没有在缅甸认真作战的打算，不能与中国协调作战，因而不同意再让英方指挥中国军队。并向史迪威指出：“余建议中英两国军队皆由将军指挥之，向例联合军队，部队较多之国家指挥较少者，今我国不愿重提此议，惟主张由一第三国将领如将军者为我联合军之指挥者……余当电请罗斯福总统劝丘吉尔首相接受余之建议。”[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25页。]
随后，蒋介石就史迪威统率中英缅军队之事，电令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接洽，并转丘吉尔。但罗斯福因有顾虑，并未向丘吉尔提出。
3月10～11日，蒋介石两次召见即将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国远征军总指挥身份赴缅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的史迪威，向他介绍了他对今后缅甸战局的设想，指出：“余最近遣五六两军入缅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今仰光沦陷，全部战局顿改旧观。”中国远征军的“主要任务是为保卫曼德勒”，“如欲克复仰光，我必反攻”，而“我方欲反攻，必另有策划，其最妥善者，厥惟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
此外，他还交待：“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余欲派国军入缅，英方阻之，因此，余已另定防御计划，拟固守八莫与纳巴之线，以保持密支那至伊洛瓦底江之交通线，我军并准备在保山附近沿怒江作坚强之抵抗，而以澜仓江为第二道防线，拟于此堵击敌军之进犯。”[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38～241页。] 并称：“业已下令第5、第6两军归将军指挥”，“林参谋团长以下如第5军、第6军军长已奉命绝对服从将军之命令。”[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2页。] 11日晚，吏迪威飞抵腊戍。
此时，以林蔚为首的中方参谋团和以马丁少将为首的英方军事联络组在腊戌举行联席军事会议。会上，英方通知中方，英军在丧失仰光后，决定以卑谬至彪关河一线为主阵地线，以确保仁安羌油田及中部产米区，并掩护莫契铜矿。同时，亚历山大还希望中国远征军尽快向甫推进，接替英军防务，等第5军集中接防后，英缅第1师即向西撤退，尔后仰曼铁路方面，由中国军守备。
为迅速进至预定地区，中国远征军正加紧向缅甸输送。第6军先遣第49师由保山出发沿滇缅公路经腊戍等处进入盂畔地区，接替英军防务；军部及后续部队，续运至雷列姆、南桑、东枝等处，部署作战。英军陆续移至缅甸西部，以仰曼铁路以东至泰越边境地区，划为中国远征军之防区。远征军又划东枝、垒固、亘莫契以东亘泰缅国境至老挝循公河右岸地区，为第6军防区。第5军不待第6军后续部队运输完毕，即先遣第200师、骑兵团及工兵团等，推进至东吁拒止日军，并掩护当地英军撤退及远征军主力集中。3月8日，该军先遣部队如期到达，占领阵地，主力在加紧运输中。
迄止3月16日，中国远征军的部署概要如下：第5军直属骑兵团在彪关河附近；第200师在东吁及其周围地区；军部及直属部队在塔泽、漂贝地区；新编第22师及第96师于23日后在曼德勒东北地区集结。第6军暂编第55师第1团在垒固、保勒间地区，其主力在南桑地区；第49师在孟畔地区；第93师在景栋地区；刘观龙支队在孟勇、芒林、大其力等地，沿泰越国境布防；军部及直属部队在雷列姆。
18日，中国远征军总预备队之第66军新编第28、新编第29师，正由国内分批向腊戍运送中。同日，英方通知中方已将英缅第1师、英印第17师、英装甲第7旅合编为英缅第1军，由斯利姆中将任军长，担任伊洛瓦底江方面作战。
史迪威抵达腊戍后，对中国远征军设防的东吁、东枝、曼德勒和腊戍等地进行了视察，并于3月13日飞返重庆，向蒋介石建议远征军主力应尽量南下，集结于南线的东吁，以便乘日军兵力分离之机，举行反攻，收复仰光。
但蒋不同意，他认为东吁一线已有第200师设防，主力仍应集中在中部城市曼德勒，称：“我在缅甸作战，应切记两大纲要，第一、应选择与敌最后决战之场所，此场所应在曼德勒以南之近郊；第二，应固守曼德勒。
此次在异邦作战，余至感关切，盖危机有二：第一、当地民众倾向敌人，对我并无好感；第二、缺少统一指挥。历史上之联军，因指挥不统一而失败者数见不鲜。……故彼等绝对不能挫折，苟有挫折，其影响将为整个中国不可挽救之损失。再者我深知应尽量予英方以精神上及事实上之援助，然我入缅部队作战之时，不应信赖英方的援助，此余所以主张将第5军之两师驻守曼德勒。”[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耍吏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55页。]
反复商议后，蒋介石同意史迪威的建议，并指出，切盼英方能守卑谬，我方当守东吁。3月25日，亚历山大飞抵重庆晋见蒋介石，感谢中国对保卫缅甸所给予英国军事上的援助，并告知英缅军已集中卑谬地区布防，表示英军一定要坚守卑谬。蒋介石要求亚历山大信守诺言，亚历山大信誓旦旦，还表示“阵线稳定之后，我人当即准备反攻，以克复仰光为目标。”[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262～264页。]
至4月上旬，中国远征军先后输送完毕。第5军沿仰曼铁路布防，警戒曼德勒至东吁一线，第200师坚守东吁要冲。第6军部署于第5军左翼，沿萨尔温江布防，其第93师于景栋向泰越边界警戒，第49师于孟板向泰国边境警戒，暂编第55师守备东枝、垒固、莫契地区。第66军为总预备队，布防于曼德勒及其以北地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战略指导是：“远征军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之目的，即深入缅甸境内，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日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支那、八莫为基地，一部以景栋为基地，策划持久，以确保国境。”[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83～184页。]
三、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经过
（一）日军进攻缅甸中部
尚在日军占领仰光之前，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鉴于缅南作战进展顺利，于1942年3月4日发布实施缅甸中部作战命令。3月7日，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命令第15集团军司令官在继续执行当前作战任务的同时，依照以下各项要领，准备歼灭曼德勒方面之敌：
“1、进一步抓住战机，以大胆果敢的作战，迫使曼德勒方面之敌特别是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务于短期内将其歼灭。本项作战应争取大致于5月末以前完成。
2、为进行上项作战而在仰光地方所作的进攻准备工作取得进展后，可不待增援兵团集结即开始行动，将曼德勒方面之敌捕捉歼灭在该地附近或其以南地区。
3、追击时要坚决将败逃之敌远远赶向缅中边境方面，并肃清缅甸境内之敌。
4、在上述作战期间，要占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带和勃生，如情况许可，以一部迅速占领若开机场。”[〔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8页。]
同时，日军南方军将日军第18、第56师编入第15集团军序列，参加缅甸作战。
3月15日，日军第15集团军根据上述命令，确定了作战方针：“大致于5月末以前，在曼德勒附近（广泛包括曼德勒为中心的缅甸中部地方）捕捉、歼灭英蒋联军主力，随后将残余之敌从缅甸境内一扫而光。”[〔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原书房，1970年版，第269页。] 并据此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
日军占领仰光后，不待其后续增援部队到达，即开始分路向北的作战行动。西路以第33师由仰光地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进攻；中路以第55师由勃固地区出发，向东吁进攻，然后向曼德勒发展；随后，又命令即将在仰光登陆的第56、第18师在东吁附近集结，以第56师向东路进攻，经莫契、垒固、东枝、雷列姆，直插腊戍，切断中国远征军的回国路线，第18师加入中路主攻方向，进攻曼德勒。
正当日军分路北进时，中国远征军适时赶到前线，以第5军担任日军主攻方向的曼德勒正面作战，以第6军担任东路莫契、雷列姆方向作战；第66军集结于曼德勒附近地区待机。西路伊洛瓦底江沿岸作战，由英缅军担任。
（二）曼德勒方面作战
1、东吁保卫战
在曼德勒正面方面作战的中国远征军第5军，决心以先遣第200师在东吁及其以南地区，阻敌前进，掩护军主力于彬文那附近集结，准备与右翼英缅军协力实施会战，击破当面之敌后，收复缅南地区。
3月8日，第5军第200师进抵东吁，接收了英缅军的防务，并掩护其撤退。3月10日，日军第55师由勃固出发，向东吁推进，沿途英缅军向北撤退。
18日，远征军第5军骑兵团前卫分队在彪关河以南地区接应英军，与日军激战，掩护了英军安全撤退。19日，日军第55师以1个营轻敌冒进，进入彪关河骑兵团预设阵地。当其汽车行至大桥北端时，大桥被炸，敌车尽覆，大部被歼。彪关河前哨战，是侵缅日军第一次受到中国远征军的打击，同时也拉开了东吁作战的序幕。
从在前哨战中缴获的日军文件，证实了日军第15集团军以曼德勒力主要目标，分3路进攻的作战企图。据此，杜聿明决定集中主力击破当面之敌，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这一决定得到了史迪威的支持。于是，杜聿明亲赴东吁，指导第20O 师固守东吁，掩护主力集中，准备东吁会战。
18日，日机40余架分3批轰炸东吁，全城终日大火，毁成瓦砾。20日，日军第55师以1个团的兵力在飞机、火炮掩护下，以坦克、装甲车为先导，开始向东吁地区进攻。战至21日，日军伤亡300余人，仍被阻于东吁守军的鄂克春前进阵地。
21～22日，日机数十架狂炸马圭基地，英机共计全毁28架，重创8架，轻创21架。至此，英在缅空军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日军掌握了缅甸战场的制主权。
22日，日军继续攻击，并以一部迂回前进阵地，均被击退。日军乃增加兵力，于23日以2个团的兵力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实施连续进攻。中国远征军第200师以步骑兵相配合，向日军侧翼反击，并用集束手榴弹、燃烧瓶与日军坦克、装甲车展开搏斗，炸（烧）毁日军坦克、装甲车多辆，日军进攻受挫。日军承认自代库北进以来，“还是第一次与强敌遭遇，由于轻敌致使进攻受挫。”[〔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旬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294页。]
24日，日军继续以陆空联合向鄂克春前进阵地攻击，同时以1100余人向东吁以北的克永冈机场迂回，且迅速攻占该机场。第5军以在彬文那的补充第1团紧急增援，但机场已失，第200师亦派1个团向机场日军反击，未能凑效。日军切断了第200师与后方的联系，东吁守军陷入日军三面包围之中。是晚，第200师师长戴安澜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缅甸作战时期戴安澜日记》，贵阳中央日报社印行，1942年版，第4页。] 全师各级纷纷效法，表示了誓死保卫东吁的决心。
25日，日军第55师全部出动，由南、西、北三面围攻东吁，守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激战至26日，东吁西北角阵地被日军突破，守军与敌展开激烈争夺，双方伤亡均重。此时，日军以一部进至东吁以北的南阳车站占领阵地，企图阻止远征军增援部队南下。
是日，蒋介石电令中国远征军：“侵缅之敌，似有以主力向东吁、曼德勒进攻之企图。我军在目前应以第5军之第200师、新编第22师及军直属部队，在东吁、彬文那间与敌作第一次会战。如会战不利，应行持久抵抗，以逐次消耗敌人；务期在此期间，迅速将第66军全部及第96师与暂编第55师，集中于曼德勒、塔泽间地区，使第二次会战准备完成，以期一举击破深入之敌。”[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5页。]
杜聿明奉今后，决心攻击当面之敌，将其压迫于喀巴温柯右岸而歼灭之。当晚部署：以第200师为固守兵团，固守东吁城；以新编第22师为攻击兵团，攻击仰曼公路以西地区当面之敌的左翼；以军直属补充第2团及第1团之1营为右侧支队，由东吁右侧山地推进，向敌左侧背攻击；第96师以火车输送至那达谢附近集结待机。
27日，日军继续猛攻东吁，守军顽强固守。当夜，新编第22师全部到达南阳车站附近，乘夜完成攻击准备。28日拂晓展开攻击，但进展迟缓。攻击东吁的日军，得知远征军增援部队到达，亦加强攻击，并施放糜烂性毒气，守军伤亡虽重，仍顽强坚守，阵地屹立未动。此时，日军后续部队第56师也已赶到东吁，该师先遣团于28日抵达东吁南面，与第55师取得联系后，即以主力向锡唐河东岸移动，攻击东吁守军的左侧背。
29日拂晓，远征军新编第22师攻克南阳车站，但在日军顽抗下进展缓侈。东吁守军弹粮缺乏，陷于苦战。第96师在运输途中被阻于彬文那附近，无法前进，使中国远征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受到影响。
杜聿明鉴于已不能迅速集中主力与敌决战，以解东吁之围，遂果断决定放弃东吁，保全军力，再伺机与敌决战，于是命令第200师于29日晚突围，东渡锡唐河，在耶达谢集结归还第5军建制。是晚，该师主力突围。30日晨，包括伤病员均有秩序地安全渡过锡唐河，转移至耶达谢附近。至此，历时12天的东吁保卫战结束，中国远征军共歼灭日军5000余人。
东吁保卫战，中国远征军以1师劲旅，深入缅南，与数倍于己，拥有强大空中支援的日军血战12夭，然后主动地安全转移，不仅粉碎了日军企图在东吁聚歼中国远征军主力的计划，而且重创日军第55师，有力地支援了英缅军。日军战史供认：“当面之敌是重庆军第200师，其战斗意志始终旺盛，尤其是担任撤退收容任务的部队直至最后仍固守阵地拼命抵抗，虽说是敌人也确实十分英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缅甸攻略作战》，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297页。]
4月1日，亚历山大驱车来到中国远征军第5军司令部所在地漂贝，会见杜聿明，赞扬东吁中国军队英勇善战，并对中国军队在东吁掩护英缅第1师安全撤退表示感谢。然而，由于东吁会战计划未能实现，又放弃了该战略要地，失去了对东吁至莫契公路的控制，致使日军可以分兵从东路长驱直入，威胁中国远征军的后方战略基地腊戍。
2、彬文那会战的准备和放弃
中国远征军第5军因未能及时集中主力于战场，不得不放弃东吁会战计划。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缅参谋团提出以第5军主力在彬文那附近会战击破日军的作战计划。3月31日，杜聿明在漂贝军司令部下达作战命令，“当面之敌，为第55师主力，似有北进企图。军决以有力之一部，利用斯瓦河东西之线（斯瓦南侧）及其以北之森林狭长地区拒止敌人，以主力在彬文那占领阵地，依火力摧毁敌人，转取攻势，将敌包围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98页。] 并决定以新编第22师利用斯瓦河沿岸的南北狭长地带，逐次阻击，迟滞日军，掩护主力完成会战准备。
4月5日，蒋介石飞赴眉苗，主持召开了第5、第6两军高级将领会议，要求集中主力在彬文那与敌决战。同时，要求英军固守亚兰谬，并要史迪威转告亚历山大，必须不借代价，据守约定地区。9日，中国远征军长官部制定了彬文那附近会战计划。作战方针是：“军以决战之目的；即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进犯之敌后，次以固守兵团吸引其于彬文那附近地区，待其胶着时，再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彬文那附近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8卷，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200页。]
兵力部署是：
以新编第22师为基于组成阻击兵团，扼守斯瓦河沿岸，逐次阻击日军、掩护主力准备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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