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艰苦抗战时期
1941年，日本市国上义为谋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巩固占领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一面积极诱迫国民政府投降，一面加紧进攻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侵华日军在华北大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华中则大力扶植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并乘皖南事变发生之机，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大最扩编伪军，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水陆交通线，巩固华中占领区，以第11集团军所辖7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武汉、信阳、九江地区；以第13集团军所辖3个帅另4个独立混成旅，部署于长江下游苏、皖、浙等省，重点加强京、沪、杭地区的守备，日军在华中的总兵力共26万余人，其中用于对新四军作战的达11万人，华中伪军15万人也全部用于进攻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些日伪军依托据点和交通线，持续不断地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剿”和“清乡”。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韦变后，仍继续执行其消灭华中新四军的计划。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日、伪、顽三面夹击的严重形势，开始进入艰苦抗战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华中占领区，确保主要交通线，最大限度地攫取华中的战略物资，谋求自给和支援太平洋战场作战，更加加紧对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和“清乡”。由于其力量不足，即将4个独立混成旅扩编为4个师，使华中日军总兵力达14个师另3个独立混成旅共约29万人。并大力扶植汪精卫伪政权，扩大和利用伪军，以便腾出日军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为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1941年初指示，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统一整编部队，竭力争取国共关系进一步好转。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于1月25日在盐城重新成立，以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立即着手整编部队，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l 个独立旅。全军共计9万余人。l 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指示，指出：“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
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要求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心须以更大的决心，以长期的游击战，坚持华中抗战。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进一步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铁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
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军委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于4月27日至5月21日，在苏北盐城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中原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六中会全给我们发展华中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巩固发展。”会议明确了新四军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的战略任务。为了形成华中新的战略布局，对各师作了具体部署：第2、第4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第5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7师的联系；第7师坚持和发展皖中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2、第5、第6师的联系，第6师坚持苏南；第1师坚持苏中，第3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亢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主力机动作战。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1年5月，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并成立了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刘少奇任华中局书记和华中军分会书记。5月中、下旬，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中军分会扩大会议分别召开。6月1日、华中局作出决定，指出：组织根据地内广大人民，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业已完成，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巩固现有根据地。为巩固根据地，必须坚决粉碎敌对我根据地的各种“扫荡”，阻止日伪地区的扩大，并努力争取日伪地区变为我之根据地，以缩小日伪地区；巩固与扩大我军主力部队，加强与发展地方武装，加强根据她的各方面建设工作，其中尤以正确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开展群众运动，从组织上团结根据地内的人民共同抗日为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方针和政策的指示，总结和部署工作，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陈毅代表华中局作了形势、任务和军事工作的报告。刘少奇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敌后抗战仍旧是长期的，艰苦的，残酷的，与敌人的斗争可能更加尖锐”，“因此，坚持今后两年的艰苦斗争，最关重要。”他详细分析了敌、顽、我三方在华中的态势，指出，华中敌后形势的基本特点，一是敌人占据着大小城市与水陆交通要道，工商业中心，控制了经济富庶地区，并竭力利用伪军和伪组织，企图完全控制敌后地区，巩固其占领区的统治，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进攻，所以仍占有优势，但其兵力不足与分散，社会基础薄弱，是它不可克服的弱点；二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在华中较强，对华中敌后抗战仍起着相当的牵制和破坏作用；三是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控制着广大乡村，建立了根据地。在乡村占有优势，但群众尚未充分发动，根据地不够巩固，在敌军和顽军的进攻下，部分地区已经缩小和丧失。
总之，这是一种复杂的、长期的、不平衡的相持斗争局面。我们的方针与任务，是保持、巩固与组织加强我们的优势。陈毅在报告中指出：华中地区为敌我所必争，基本上还是敌我相持局面。他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点和弱点，论述了斗争的长期性，即日军不可能一下子把我们扫光，我军也还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指出必须在长期的斗争中，依靠我们主观指导的正确，配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和强弱阵势，才不会被敌人的疯狂的“扫荡”所吓倒。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以“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方针。会议还总结了以往反“扫荡”、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教训，研讨了对敌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战术，确定了加强对敌个争，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加强军事建设，开展群众工作，发展主产，加强政权和党的建设等九项具体任务。这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剿”、“清乡”，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华中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一）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继续领导和指挥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企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摧毁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并威逼利诱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
1941年1月中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由泰兴进占苏中根据地内的黄桥镇，并向黄桥以南地区“扫荡”，并加紧对李长江诱降。新四军为团结李长江部共同抗日，对其大力进行了争取工作。2月13日，李长江在日军利诱下于泰州率部7000余人公开投敌，被收编为伪第1集团军。
为讨伐伪军李长江部，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于2月18日发布讨伐李逆的命令，隐蔽集结于海安地区的新四军第1师当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战役。该师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进攻，在取得姜堰（今泰县）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于20日攻克泰州，李长江率残部向泰州以西界沟、塘头等地溃逃，第1师分路追击逃敌，残敌分途逃窜。是役共俘李部官兵5000余人，争取其两个支队反正。
日军为执行其既定的“扫荡”计划，并救援李长江部，2月18日，分由扬州、高邮、如皋等地出动，乘新四军第1师主力西进泰州之机，侵占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对新四军第1师进行“扫荡”。为争取主动，新四军第1师撤离泰州，转入反“扫荡”作战。日军随即对东台、如皋、泰州等地区进行报复“扫荡”。
24日，日军“扫荡”暂告结束，即在东台、海安、曲塘、泰州一线构筑据点，收容李长江残部，大量扩充伪军，企图分割与缩小苏中抗日根据地。
在此形势下，中原局指示苏中区要发动和武装广大群众，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坚持长期抗战，粉碎日军的“扫荡”。4月，新四军苏中部队发动攻势，连续作战半个月，攻克泰州、靖江地区的古溪、蒋垛、苏陈庄、大泗庄、孤山和老庄头等日伪据点，还取得袭击日伪交通线的多次战斗胜利。
7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和第17师一部及伪军李长江残部，集结于东台、兴化、射阳镇、陈家洋等地，准备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摧毁华中敌后根据地的军事政治领导中心。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立即进行反“扫荡”部署：以第3师第7旅位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之线，打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以第8旅主力于东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钳制由陈家洋南下之敌；第1师第2旅位于盐城以南地区，阻止东台之敌北犯；以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钳制当面之敌，配合苏北反“扫荡”。同时，在苏北、苏中两根据地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破坏道路，新四军军部为便于指挥，于10日撤离盐城，转至阜宁以西的陈家集地区。（见附图2）
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出动，合击盐城。新四军各部队即按上述部署，以阻击、袭击、伏击等手段，予日伪军以杀伤后，分别转向敌之侧后。
22日，日军侵占盐城后即对周围地区进行“清剿”，并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并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到处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由于新四军先期分散转移，日军连连扑空。28日以后，日军重点转向对阜宁、东沟、益林地区“扫荡”，并占领阜宁县城。新四军军部当即令第7旅尾击进犯东沟、益林之敌，配合第8旅作战，同时于建阳、湖垛间地区打击敌之增援部队；令第2旅在盐城以南伍佑、大岗、秦南仓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人。各部遵令行动，第7旅在东沟、益林和湖垛地区歼敌数百人，击毁日军装甲汽艇6艘。第2旅破袭盐城至东台的交通线，断敌补给。为配合盐阜地区反“扫荡”，新四军第1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发动攻势，袭击泰兴、靖江、如皋、南通地区的日伪军据点，围困泰州、泰兴城和姜堰，相继攻克蒋垛、黄桥、古溪、季家市等日伪军重要据点，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伪军，陷敌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境地。
8月初，日军将“扫荡”盐阜地区的大部兵力转向苏中地区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军部接连指示第1师：在黄桥地区应充分利用青纱帐开展游击战，创造歼敌一路的良机，主力适时跳出日伪军的“扫荡”圈，以少数兵力分散进行麻雀战，领导机关人员速即分散，并组织便衣队袭击敌人，捕杀汉奸。苏中区党委也指示各水网区地方武装和群众，堵塞河道，控制桥梁、船只，破坏日伪交通要道，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苏中第1师部队遵照军部指示，积极展开反“扫荡”作战，以一部破坏黄桥至泰兴公路，袭击日伪各据点，主力转至三仓河地区待机。与此同时，苏北第3师和第1师第2旅等部，对当面之敌发起反击，先后收复阜宁、东沟、益林、大中集、裕华镇等重要集镇，使盐城之敌极为恐慌，被迫将“扫荡”苏中的兵力撤回，以保守其在盐城附近的占领区。
到8月底，日军对苏北、苏中地区的大规模“扫荡”告一段落。在1个多月的反“扫荡”中，苏北、苏中军民在新四军军部统一指挥下，密切配合，相互策应，使敌顾此失彼，对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苏北、苏中新四军部队共作战130余次，歼灭日伪军3800余人，击沉日军汽艇30余艘。新四军伤亡1000余人。
1941年秋，苏中地区日伪军为进一步分割、缩小抗日根据地，寻歼新四军及党政领导机关，首先在泰州、如皋、东台等地修筑公路，增设据点，四出袭扰抢掠，连续不断地发动数百至1000人的“扫荡”。12月3～9日，日伪军4000余人分别向如皋丰利镇、东台三仓河等地发动进攻。新四军第1师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给进犯之敌以坚决打击，日伪军被迫撤回原地。
苏中军区遂发动10个团的兵力，向如皋、石溪、掘港、栟茶、余西、二甲、双甸、岔河、临泽、时堡、福镇庙、王家营等日伪据点主动攻击。苏中军民称其为“十团大战”。此次作战至13日结束，共毙伤日伪军500余人，收复了丰利、三仓河等地，保卫了敌后抗日根据地。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在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期间，新四军第2师在淮有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连续进行了反“扫荡”作战。
1941年3月18日至25日，新四军第2师第5旅一部和第6旅，在淮南津浦铁路西地区的反“扫荡”作战中，血战一周，击退了日伪军7000余人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在淮南津浦铁路东地区，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以谢家集为中心修筑天、仪公路，企图分割路东根据地。为开展天仪扬地区的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实行点线的占领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囹，4月中旬，该师第4旅和师直、第5旅各一部，向侵占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的日伪军展开进攻，连克谢家集、金家集等据点，破坏了天长至路龙镇公路及俞王庙、甘家山等数座桥梁。16日，扬州等地日伪军700余人，尾随新四军至樊家集。17日，敌兵分两路合击驻金牛山以南陈庄地区的第4旅一部。新四军部队依托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迫使敌人撤退。敌遭痛击后，于5月下旬至6月初，由来安、滁县，天长、六合、盱眙等地出动5000亲人，在飞机掩护下，向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竹镇集进行报复“扫荡”。新四军第2师师直、第4旅和第5旅各一部，在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以阻击、伏击、夜袭等战法迟阻日伪军前进，掩护根据地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并安全转侈，以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至6月3日，先后取得了龙玉山、狮子山、小谢营、石梁等20余次战斗的胜利，迫使“扫荡”之日伪军撤退，保卫了淮南路东杭日根据地。
1942年11月末，日军在时淮北“扫荡”的同时，以独立混成第13旅一部及伪军共2000余人，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定远地区进行“扫荡”，又被新四军第2师和根据地人民所粉碎。
（三）淮海、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
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为确保津浦、陇海铁路交通及其占领区的安全，并为对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听在地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作准备，于1942年冬季对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接连发动大“扫荡”。
11月14日，日军第17师一部和伪军第36师共5000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南新安镇、沭阳等地出动，向驻小胡庄、陈圩、张圩的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队进行合围。新四军第3师第10旅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于内线坚持斗争，淮海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第10旅主力转移至外线。
日军合围扑空后，即在六塘河两岸反复“扫荡”，并构筑据点，修建公路，将淮海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块，尔后实行分区“清剿”。淮海区军民不断袭击敌人，分散坚持斗争，使敌到处扑空。经过1个月的反“扫荡”作战，共歼敌500余人，但根据地被日伪军严重分割，从而加重了坚持淮海区敌后抗战的困难。
在淮海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的同时，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3旅各一部及伪军共6000余人，附以骑兵、坦克，在飞机的支援下，以淮北中心区的青阳（今泗洪县城）、半城为主要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4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4师根据军部指示和对敌情的判断，决心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师主力大部跳出日伪军的合围圈，向泗县、灵壁方向转移，袭击敌侧后据点及交通线，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或撤退时，则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或数路，粉碎敌之“扫荡”。
11月14日，日伪军分别由泗县、盱眙、宿迁、五河等地出动，分5路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青阳、半城合击。新四军第4师主力大部按预定计划先敌分路转移至外线，使日伪军合击青阳、半城、双沟、鲍集、管镇，连连扑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则带领广大群众实行彻底的坚壁清野，并开展锄奸运动，逮捕敌探、汉奸；同时，破坏大小道路，不断打击敌人。
19日晚，日伪军大部兵力撤回泗县县城，仅留一部兵力在新关、枯河头等地。
23日，日伪军又分3路再次对青阳、半城地区进行“扫荡”。新四军第4师转入外线的主力部队，抓住敌侧后兵力空虚之机，袭击蚌埠附近敌之大小据点；同时，在泗（县）灵（壁）公路展开破袭战，袭击泗县、灵壁县城，并在宿县以东地区摧毁日伪军据点20余处，予敌以沉重打击。
29日，日伪军大部撤回泗县县城内。
12月初，日伪军再次由泗县出动，订通泗县至宿迁公路，控制青阳、马公店、归仁集、老韩圩、金锁镇等要点，企图分割淮北抗日根据地。12月9日，青阳、归仁集、金锁镇的日伪军共1000余人，分3路合击朱家岗（今泗洪县北）。10日，各路日伪军在炮火支援下向驻守该地的第9旅第26团发起围攻。该团奋战终日，击退日伪军10余次冲击，歼敌280余人，迫敌撤退。
接着，第4师部队积极扩大战果。至17日，收复青阳、马公店、金锁镇等重要城镇，拔掉了日伪军在根据地中心区建立的据点。新四军第4师历时33天的反“扫荡”作战，共作战37次，歼灭日伪军800余人，打破了日伪军聚歼第4师主力和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保存了主力，锻炼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并使根据地略有扩大，对坚持淮北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作战战斗
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是一个独立作战的战略单位，它长期受日伪和顽军的包围封锁，与兄弟部队隔绝，孤悬敌后。日军第11集团军为确保其武汉战略枢纽和九江、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的占领区，控制平汉铁路及长江中游航道，于1941年至1942年间，不断对鄂豫边区进行带有“清乡”，“蚕食”性质的残酷“扫荡”，企图消灭新四军第5师，摧毁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不断向新四军第5师及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动反共军事进攻。在日顽夹击的严重困难形势下，新四军第5师与新四军军部之间的联络也经常中断，处于独立坚持鄂豫边区敌后抗战的境地。
皖南事变后，为坚持鄂豫边区的敌后抗战，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1941年2月2日关于新四军战略任务的指示，确定了坚持鄂中、豫南基本区，巩固襄（河）西，发展鄂东、鄂皖边的方针和任务。
1941年2月，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进入鄂豫边信阳、应山、随县、确山、桐柏、唐河、泌阳、罗山、息县、正阳各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策应国民党军豫南作战，并恢复了随南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日军为保障其后方安全，于2日初出动日伪军共5000余人，“扫荡”襄西抗日根据地。襄西抗日武装灵活地跳出日伪军包围圈，在敌人侧后袭击其周家集据点，歼灭日军1个排和伪军1个连。3月，日军又出动2000余人，“扫荡”荆南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6团与第8团一部跳至日军合击圈外，长途奔袭驻当阳半月山的伪军韩江陵部，全歼其支队部、机炮排、警卫排，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计划。
4月初，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5师，下辖3个旅、2个地方游击纵队及1个警卫团，全师兵力计达15300余人。尔后，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一部继续东进抗日，开辟了鄂皖边抗日根据地，打通了与皖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5月，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缩小抗日根据地，开始以较大兵力对鄂豫边区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5月11日起，日伪军3000余人，以分进合击手段，对安陆、天门、潜江及（黄）破（黄）安南地区进行“扫荡”，并修筑据点，公路，进行分割、“蚕食”。新四军第5师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利用河川、湖泊、港汉等有利地形，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伏击运动之敌，袭扰驻止之敌，围困敌之据点。“扫荡”之敌不断遭到打击，被迫撤退。为进一步加强对敌斗争，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一部，于6月在中共地方组织的接应下，深入武汉西北的汉（汉阳、汉川）孝（感策黄）脏地区袭击敌人，开辟了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厂敌之安全。8月12日，日军集中约1个旅的兵力，在飞机、汽艇配合下，分别由汉口、孝感横店、慑口、三汉埠等地出动，分13路对汉孝肢地区进行“扫荡”。该地区新四军部队迅速转移，日军扑空，随即撤退。鉴于这一地区距武汉较近，日伪势力强大，新四军难以坚持，遂撤出该区。
11月，日军集中3000余人的兵力，分9路再次“扫荡”陂安南地区，建立据点，修筑公路，企图全部占领该地。第5师以第14旅一部在地方武装和广大群众配合下，广泛开展破袭战，坚决阻止日军筑堡修路，日军难以立足，被迫撤走。下旬，日军又集中2000余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筑堡修路、逐步推进的战法，对平汉路西侧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针对敌之企图，新四军第5师以第13旅配合地方武装，不断袭扰、伏击日军，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使日军到处碰壁，经过20余天的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日军全部撤退。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5师决心乘武汉地区日军抽兵准备南进，该地日军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开展（汉）川汉（阳）污（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11月1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发起诛儒山战斗，采取分路奔袭、速战速决的战法，歼灭伪定国军第1师第3团团部，尔后迅速撤离。
12月7日，第15旅主力和地方武装一部由天（门）汉（川）湖区出发，再次向侏儒山地区伪军进攻，攻占侏儒山、将军岭和桐山头等地，当日军一部驰援时，即迅速转移。12月23日，新四军第5师以第15旅主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向侏儒山地区伪军发起第3次进攻，一举攻占佛儒山，歼灭伪军1个营。尔后，第15旅在第13旅一部配合下乘胜追击，于沔阳打退日军数百人的增援和残余伪军的反扑。至1942年2月初，共歼灭日军100余人，全歼伪定国军第1师，击溃其第2师，开辟了川汉沔地区，使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得到了发展。
1942年，日军为了确保鄂豫皖湘赣若干战略要地的占领和长江航道的畅通，加紧了对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
1942年1月，日军第39师一部共600余人，由黄冈出动，对鄂东淋山河地区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新四军第5师第14旅的后方，但遭到失败。
4月下旬，日伪军400余人“扫荡”大悟山抗日根据地，被新四军第5师第13旅一部击退。接着，鄂中日军又数次“扫荡”京山、天（门）汉（川）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主力与地方武装展开游击战，先后歼灭敌5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6月29日，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凤、仓子埠及新洲等地出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黄冈，肢安南地区“扫荡”、“清岁’，根据地军民奋战3天，毙伤日伪军430余人，迫使日伪军撤退。7月2日，新四军第5师第15旅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又击退了日伪军1个团对天汉地区的“扫荡”。
为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开辟根据地，扩大其回旋余地，新四军第5师以第14旅主力南渡长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抗日根据地。
由于第5师在鄂豫皖地区独立作战，与新四军军部通信联络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建议，于7月21日决定第5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1942年9月，参加浙赣战役的日军第11集团军的部队返回武汉地区，即开始准备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11月，日军开始对鄂豫皖边区抗日根据地大“扫荡”，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反“扫荡”作战。在鄂东，粉碎了日军对黄肢新街、四姑墩的“扫荡”；在鄂中、击退了日军对京山、应城、天门、汉川地区的“扫荡”；在鄂南，击退了日军对保福祠、谭家桥和龙角山的进攻。
12月，新四军第5师师部率5个团庄大小悟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整训。日军为围歼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以其第3师主力和伪军一部共1万余人，对大小悟山进行大规模“扫荡”。15日，日伪军于礼山、大小悟山周围据点集结，并在平汉铁路、河（口）汉（口）公路沿线建立据点，构成封锁线。
16日下午，日伪军分14路对大小悟山进行分进合击。新四军第5师及时侦悉日军的行动企图，即以一部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主力趁各路日伪军尚在运动之际，分17路向安陆、应城和肢安南等外线地区转移。
17日拂晓前，新四军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摆脱敌人，胜利地突出重围，转移至外线作战，接连袭击了黄安、黄陂、卫家店、花园、夏店镇等日伪军据点。日伪军合围扑空后，四处寻找新四军第5师主力，但不断遭到新四军第5师内线部队的打击，加之其后方安全受到威胁，被迫撤退。此次新四军第5师的大小悟山反“扫荡”作战，共歼灭日伪军500余人。
18日，第5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重返大小悟山。
三、华中敌后军民反“清乡”、反“清剿”斗争
（一）苏南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除进行频紧的“扫荡”外，还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乡”。“清乡”，是日伪军运用其“总力战”来进攻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一种办法。它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企图以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全面建立伪政权，最大限度地掠夺人力、物力，以支持其“大东亚战争”。
1941年5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任委员长，周佛海、陈公博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任秘书长，掌管实权。随后，日军第13集团军由参谋长负责“清乡”，并成立该集团军“清乡”指挥所及“清乡”特务机关，直接指挥日伪的“清乡”活动。“清乡”，表面以汪伪政权及伪军为主，一切行政、治安、经济方面，多由汪伪方面出面，而实以日军武力配合与推动。日伪特别重视所谓”政治清乡”，提出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日伪在华中进行的“清乡”计划周密，准备充分。“清乡”前，首先在政治上实行动员，进行各种欺骗宣传，以扩大“清乡”的影响，动摇抗日军民反“清乡”的决心；在组织上，训练特务、行政、警察、保甲、宣传、税收等各种专门的“清乡”人员，并在一些城市中进行“清乡”演习；在军事上，调集强大兵力，在“清乡”区外围地区增设据点，筑碉堡、修公路，以河流、公路、铁路为依托构成大包围圈，封锁、隔绝“清乡’区与外界的联系。
日伪“清乡”的种类繁多，其一曰“军事清乡”，以强大的兵力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对根据地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二曰“政治清乡”，重点是摧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其他抗战组织、团体，建立日伪保甲制度，严查居民及行人；三曰“经济清乡”，抽田亩捐，整理赋税，统制货物进出，严格控制经济；四曰“思想清乡”，宣传“大东亚新秩序”和“中日亲善”，推行奴化教育，提倡复古读经，以封建迷信、颓废文学麻醉广大群众。
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941年2月17日下达的《昭和十六年以后现地长期战政略指导》中提出，对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重要地区，应确立高度的治安。随着地方的安定和实力的加强，逐步将治安与行政交汪政权管理，做为基础地盘。为此，先从长江下游的小地区开始，取得成绩后逐步扩大。
根据这一方针，日军第13集团军与汪伪政权几经策划，决定在华中实行“清乡”，分期分区进行，计划在苏南进行三期“清乡”，达到逐步消灭抗日力量，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其具体步骤是先以日军为主，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封锁线，切断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内外联系，进而反复“扫荡”，尔后以伪军、伪组织为主，进行政治、经济“清乡”，建立伪政权。日伪在江南第一期“清乡”的目标是苏常大地区，为此，首先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周围集结兵力，并依托城镇据点、铁路、公路和河流，利用汽车、摩托车和汽艇等进行巡逻，控制水陆交通，建立封锁线，构成包围圈、切断了苏常太抗日根据地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的联系。
战斗在苏常太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将日伪这一动向误判为一般性“扫荡”，遂决定以游击战就地坚持斗争。
7月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1旅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按预定计划开始对苏南的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日伪军首先采取分进合击和梳篦式“清剿”，寻歼新四军第6师第18旅主力及党政机关。继之，大量增设据点，并在据点之间以铁丝网、电网、竹篱笆等将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进行分区“清剿”，同时派出大量“清乡”人员，逐乡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
日伪“清乡”开始后，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以主力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一”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出重围。8月下旬，第18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到苏中地区。
9月初，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的兵力，转向澄锡虞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期“清乡”。日伪这次“清乡”，强调“政治清乡”，并把“清乡”地区划分3种区域，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留在苏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第6师第18旅部队，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18旅全部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新四军第6师第18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16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日伪据点30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15师及伪军各一部共3000亲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16旅旅部在塘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第16旅政治委员廖海涛以下270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16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日军继1941年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苏常太、澄锡虞地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期“清乡”后，于1942年春，以其第15师一部，对京沪路以北澄西地区实施第三期“清乡”；同时，对京沪路以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批毁苏南抗日根据地，消灭新四军第16旅。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第16旅在亨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隔（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由于反“清乡”、反“扫荡”相互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企图。
（二）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清剿”斗争
日伪军庄对苏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第三期“清乡”的同时，又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清剿”。
1942年3月9日，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及伪军各一部共5000余人，分3路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南通地区进行“清剿”、“扫荡”。新四军第1师集中10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清剿”、反“扫荡”作战，以小部队迟阻日伪军前进，另以主力袭击日伪军侧后重要据点，于丰利坝、马塘、河仓堡等地，消灭日伪军800余人。
6月12日，日伪军开始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清剿”。
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一部及伪军7个营共4000余人，首先完成海面和长江的封锁，接着完成从九龙闸至青龙港、从四甲坝至吕四的陆地上的外线封锁，尔后在封锁区内分块进行“清剿”，挨户搜捕根据地党政军人员和抗日群众骨干；同时，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进行经济掠夺和“反共和平”的欺骗宣传，企图以军事和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围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于海滩地区。对于日伪军的“清剿”行动，新四军部队早有准备，第1师兼苏中军区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将后方机关事先转移，主力也适时跳出封锁圈，留在原地斗争的部队积极分散活动，袭击日伪军的“清剿”分队和指挥机构。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新四军第2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3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18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2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1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汗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剿”斗争。在1个月的反“清剿”斗争中，新四军第1师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使日伪军的“清剿”遭到沉重打击。日伪军除留一部兵力在海门、启东地区巩固其占领区外，主力转向对苏中第3分区进行“清剿”，企图继续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
7月10日，日伪军共6000余人分别对泰兴、靖江、泰州和如（皋）西地区进行“清剿”，构筑据点，修筑公路，依托据点、公路进行分割、封锁，并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建立伪政权。新四军第1师第1旅根据上级捎示，主力适时转移至“清剿”区外，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分散游击，坚持原地斗争，并组织强有力的便衣短枪队，插入敌后方，袭扰守备薄弱据点。
日伪军在寻歼新四军第1师主力的企图破产后，又于8月中旬转移兵力，准备对苏中第1分区的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进行“清剿”。
9月25日，日伪军1500余人首先对江高宝地区的临泽以北进行“清剿”；继而于10月16日又转向对临泽以南、樊川以北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第18旅根据第1师指示，于敌“清剿”前即将主力大部分转移，仅留一部兵力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但由于临泽南北均系水网地区，部队隐蔽、机动困难，而该地区地方武装数量较少，干部也缺乏应付艰苦复杂斗争局面的经验，因而根据地受到较大损失，基本变为游击区。
新四军第1师经过近半年之久的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消灭新四军第1师主力、变苏中为其占领区的企图。
为了进一步推行“清乡”计划，1942年12月1日，汪伪“清乡委员会”制定了《1913年上半年清乡工作要领》，除继续在苏南进行”清乡”外，将“清乡”地区扩展到苏中等抗日根据地。
四、坚持皖中、皖南抗战，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
皖南事变后，日军乘机对皖中的无为和桐城以东地区进行“扫荡”，并于1941年3月上旬侵占巢湖以南盛家桥、黄姑闸等地，构筑据点，以控制淮南铁路。巢无地区完全成为敌后，坚持这一地区的新四军第7师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日伪手中夺回了巢湖、白湖以东广大地区，并陆续收容了皖南突围人员。从此，该师担负起来起江浦、宣城，西至鄂皖边，南起青阳、绩溪，北至合肥、全椒地区的抗战任务。第7师即以巢无地区为基本区，在周围地区积极打击日伪军，扩大游击区，同时加强根据地建设，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群众性抗日组织，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到1942年初，初步巩固了巢无抗日根据地，井在桐城、庐江、白湖、含山、和县等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游击根据地，并一度与第5师打通了联系。同时，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干部为骨干，先后成立了数支游击队，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方式，紧密依靠地方党组织，在铜陵、繁昌、芜湖、径县、旌德、太平、绩溪、歙县等地坚持皖南抗日游击战争。
1942年春，新四军第7师继续巩固与发展巢芜根据地，坚持皖南、桐庐地区。4月，第7师以第56、第57团各一部进入含和地区与当地游击队汇合，成立了含和独立团。独立团在当地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开辟了含和、江（浦）全（椒）游击根据地，并订通了与新四军第2师的武装交通线。至此，新四军第7师初步完成创建皖中、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与第2、第6师联系的战略任务。
194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恨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1941年4月，日军进犯闽浙沿海地区，连陷镇海、宁波、慈溪和余姚等地，打通了杭（州）雨（宁波）路。杭州湾以南、杭甬路以北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令苏南区党委组织力量，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苏南区党委的指示，中共浦东工委于5月派淤沪游击队第5支队等部共700余人，先后进入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简称“三北”）。10月成立三北总办事处，并以一部向姚江南岸发展，初步开辟了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至7月初，打通浙赣路全线，浙江大片地区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浙东地区的形势，决心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同时，还派出一批干部到浙东，加强与统一浙东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7月28日，中共浙东区党委正式成立，8月19日，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同月，成立“第3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3、第4、第5支队，作为坚持“三北”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井组成一支精干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8月初，进攻浙赣线和浙南的日军退守金华、兰溪，并在宁彼、绍兴及“三北”地区增设据点，增调伪军第10师对该区的新四军进行“扫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制造反共军事磨擦，浙东斗争形势骤然紧张。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时发出指示，指出：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宜在沿海、山区打下长期坚持游击战的基础，利用各种矛盾，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组织和工作保持地方性、群众性，采取隐蔽方式，力求保存与发展自己，达到在浙东保持战略支点的目的。浙东区党委根据上述指示，在党内、军内进行了动员，并调整了部署：以第3、第4支队向四明山挺进，开辟游击根据地；以第5支队分散游击，并开辟沿海地区及海岛工作，加强海上活动力量，力求保持从海上与苏中的交通联络。
10月初，第3、第4支队进入四明山区，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成立抗日政权，逐步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四明山地区的抗战局面。第5支队在“三北”地区配合地方党政机关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渔民、盐民工作，并争取团结了部分国民党地方游击武装，分化瓦解了部分伪军。10月上旬，日军“扫荡”“三北”地区，第5支队在反“扫荡”作战中，取得了杨葛殿、竹山岙等战斗胜利，歼敌数百名，巩固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至1942年，华中敌后抗日军民艰苦奋战，粉碎了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清剿”、“清乡”，保卫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夺取1943年反“清乡”、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七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艰苦抗战
第四节 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一、东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生）、第5大队（大队长王作尧）开始分别开辟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当日伪军进至百花洞附近时，第3大队组织部队和各乡自卫队迅速抢占百花洞周围高地。11日拂晓，两路日伪军进抵百花洞村，即遭密集火力射击，陷入包围，数次突围未成。
12日，日军以飞机支援，空投粮弹，并从广州、石龙等地出动步骑兵1000余人增援，第3大队为避免硬拼而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50余人（含击毙日军营长长濑），缴枪10余支，战马多匹。
6～8月，第5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6月17日，驻宝安南头日军约40人，向望天湖、游松进犯。第5大队1个中队在游松设伏，18日伏击由梅林坳、望天湖而来的日军，日军不支，逃回南头。7月7日，日军400余人分两路“扫荡”阳台山区，第5大队集中兵力打敌一路，激战一天，迫敌撤退。8月15、16、18日，日军备以三四百人的兵力，连续三次进犯阳台山，均被击退。
1941年8月下旬起，国民党顽军不断进犯大岭山、阳台山，10月，大岭山被侵占。第3大队主力撤出大岭山，一部分到阳台山与第5大队会合，一部分由大队长曾生带到惠宝边地区，恢复和发展以坪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11年4月，以从第3、第5大队抽调出的20余名干部战士为基础，新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增（城）从（化）番（禺）独立大队，卢伟良任大队长，郭大同仔政治委员，开辟广州外围以增城油麻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
到1941年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由1940年9月上下坪会议时的1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其中第3大队从成立时的70余人发展到800余人，第5大队由30余人发展到600余人，新成立的增从番大队也从5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此外，武装民兵达1000余人。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华南日军第23集团军第38师1.5万余人在海军和航空兵支援下，从沙头角、深圳、福田分三路进攻香港，25日，香港沦陷。当时，中国一些爱国进步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困在香港，12月8日，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分别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迅速作好应变准备，将这批人士抢救出来，经澳门、广州湾（今湛江港）或东江转入大后方。廖承志立即与正在香港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等研究营救工作，要求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尽快派一支精干的突击队到九龙去协助进行抢救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立即际出武工队员、交通员进入港九地区。从1942年1月5日开始，武工队员首先把这批人上分批由香港送到九龙交通站。11日，第一批文化界人士茅盾、邹韬奋、戈主权等数十人离开九龙市区，通过日军封锁线，安全到达宝安白石龙抗日根据地。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共800余人被抢救出来，此外，国民党官员和家眷等10个人，国际友人近100人也被抢救出来，安全回到大后方。这一秘密大营救，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1942年1月由香港到达东江地区，从1月到4月都在东江地区检查和指导工作，期间，他在阳台山根据地主持召开会议，总结了三年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并宣布：经南委决定，为了加强和统一东江地区和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由林平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1个主力大队和4个地方大队：即在原第5大队基础上成立主力大队，东莞地区部队仍为第3大队，惠阳地区部队编为惠阳大队，宝安地区部队编为宝安大队，港九地区部队编为港九大队。
1942年，是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一年。除了日伪军进攻外，国民党顽军第187师等部5000余人从1942年4月直到年底对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使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特别是活动在阳台山的主力大队受到严重损失。阳台山、大岭山根据地范围大大缩小，被压缩在东莞、太平、宝安公路以西、珠江之间的狭长平原一带，肯水为阵。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惠阳大队于1942年4月19日，在沙鱼涌击退了乘船登陆抢掠的日军。5月上旬，袭击了日军沙头角哨所和营房，并在沙头角至盐田之间的九径口阻击出犯之敌，击毙日军10余人。5月14日，驻横岗的日军出动近巨人经铜锣径到碧岭抢掠粮草，惠阳大队在铜锣径设伏，毙伤日军30亲人，毙战马30余匹。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袭扰日军，曾炸毁九龙铁桥，并惩办汉奸、特务，消灭土匪，打击了日伪气焰，保卫了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港九大队还组织海上游击队，以打击日军“海上挺进队”。
8月15日，海上游击队首战大鹏湾黄竹角海面的日军“海上挺进队”，经两小时战斗，击毁敌机帆船3艘。接着，他们又在南澳口、大浪口等处截获数艘满载军用物资的日军运输船。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积极出击日伪。主力大队和宝安大队于5月2日夜袭宝安福永伪军据点，全歼伪军60余人。5月26日袭击沙井伪军，毙伤俘伪军70余人。7月19日夜袭乌石岩东北伪据点公明圩，迫使伪军撤走，从而使东芜、宝安广九铁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
10月26日，夜袭黄松岗伪军麦永中队，俘伪军28人，12名伪军投诚，残酷迫害民众号称“麦老虎”的伪中队长麦永被击毙。此外，第3大队、惠阳大队、护航大队、港九大队、独立第2大队等亦积极出击日伪，取得了重大战果。据不完全统计，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1943年l～11月，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18挺，步枪500余支；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宝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日军为了发挥香港和广州两个中转站的作用，1943年11月1日发动了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军进攻并占领了广九铁路；第二阶段，为巩固对广九铁路的占领。从11月18日开始，日伪军9000余人，对广九铁路西侧的东（莞）宝（安）抗日根据地进行所谓“万人大扫荡”。11月18日晨，日伪军从平湖、樟木头、常平、东莞、桥头、太平等据点出动，采取“铁壁合围”战术，围攻大岭山区，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压缩包围在方圆仅10余公里的大岭山区。抗日游击总队坚持到黄昏后分三路突围，转入外线斗争。日军包围扑空，对根据地进行报复性的烧杀抢掠后，不得不停止“扫荡”。此后，主力大队返回宝安阳台山，第3大队仍在东芜地区坚持斗争。日军接着将“扫荡”重点转向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1月22日、12月4日先后备以500余人的兵力进犯，均被击退。此后，日军主力他调，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太、莞太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1943年12月2日，在惠宝人民抗日总队成立5周年的纪念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第3、第5、惠阳、宝安、港九、护航等7个大队。
二、珠江地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冬，日、伪军3000余人“扫荡”番禹南部大石、沙湾地区，吴勤领导的广游2支队转向顺德，以西海力中心开展活动。1941年上半年，部队整编为1个大队、1个独立中队，共约200人。同时，在西海成立了南（海）番（禺）顺（德）抗日自治委员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争取游杂武装共同抗日。
1941年夏季开始，日军以伪军李朗基部2000余人进驻西海外围的三善、古坝、碧江等地，对西海形成包围。西海地区是平原水网地带，回旋余地小，不利长期坚持。为打破日伪包围，7月底，中共南顺中心县委（书记罗范群）从广游2支队抽调一部，转入中山县五桂山，与当地抗日武装谭桂明部结合，开辟五桂山根据地，以与西海相互呼应，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0月5日、15日，伪军对西海进行两次试探性进攻，均被广游3支队击退。10月17日晨，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大举进犯，广游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西海既设工事阻击与消耗敌人，下午趁敌疲惫、准备后撤时，集中兵力突然实施反击，伪军陷入包围，争相逃命，被击毙击伤和落水溺死者甚多，残敌逃回原据点。此战，被称为“西海大捷”，毙伤伪军300余人，俘伪军300余人，缴枪300余支（大部分轻重武器被伪军逃跑时丢进水里，无法打捞）。
1941年底，日伪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将西海的房屋烧掉70％以上，广游2支队及时转到外线，使日伪消灭游击队主力的企图落空。此后，日伪从禹南、大良等地抽兵，再次对西海形成包围和封锁。日伪策动与广游2支队保持统一战线关系的林小亚部，于1042年5月7日暗杀了广游2支队司令吴勤。吴勤牺牲后，林铭云接任广游2支队司令员，中共广东省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任政治委员。此后，广游2支队为扭转局面曾主动向敌进击，并攻占若干敌伪据点，但终未能打破日伪的包围与封锁。至10月，西海周围村庄大部被敌侵占，形势急转直下，11月，广游2支队除留少数人员在西海坚持斗争外，主力被迫撤出西海，分向禺南、南番顺边、中山转移，分散活动。
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则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汇合后共同斗争，到1943年初，部队发展到300余人。
1943年1月，中共广东临委、军政委员会在九龙沙头角乌胶腾村召开会议。会后罗范群回到珠江三角洲后，于4月在禺南召开珠江区高千会议，成立珠江指挥部，以林锵云为司令员，罗范群为政治委员，以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并确定重点开辟中山五桂山根据地，以五桂山根据地为中心向平原发展，10月间，由于五桂山根据地已基本巩固，而珠江指挥部在禺南的秘密活动中心业已暴露，珠江指挥部乃迁至五桂山。到1944年1月，中山五桂山根据他的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为统一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领导，1月23日成立了“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
三、海南岛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
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部副司令兼保7团团长李春浓率保7团及地方武装共3000余人，向中共琼崖特委、独立总队领导机关驻地澄迈县东南美合根据地进攻。中共琼崖恃委、独立总队被迫退出美合，东返琼山、文昌老区，并反击了顽军的新进攻，但受到相当的损失。在对顽军斗争的同时，独立总队积极对日伪作战。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上设伏击毁由美德村开出的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缴获机枪2挺，长短枪20余支。此战给深入琼文抗日根据地腹地的日军以有力打击，翌日夜间敌仓皇由美德村撤退。
1941年5～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澄临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经过一年的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恢复和发展到年底的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
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山）文（昌）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向海口至文昌公路沿线据点大量增派兵力，同时派部队深入琼文根据地内修筑公路和据点，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独立总队在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此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改变斗争策略、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内线斗争外，主力挺出外线。于是，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文昌县的昌洒，独立总队部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转移到琼山的演丰，随后均迁到澄迈的绿现山；第1支队第1、第2大队西渡南渡江，和第3大队会合，向澄迈、临高、儋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2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
琼崖特委还确定创立定安内洞山中心根据地，为此将挺进到琼东的第2支队第1大队和原活动在定安的挺进支队合编为第5支队，以陈石为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5支队进入定安地区后，由于敌人严密封锁，无法立足，最后1943年夏到澄迈绿现山与总队部会合，第5支队番号取消。
日军在对琼文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告一段落后，于1943年夏秋间，将“扫荡”重点转向储县、临高、澄迈地区。独立总队根据琼文根据地的经验，在日军刚向儋、临、澄“扫荡”时，即采取“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4支队主力及第1支队第2大队向儋县之大星、南辰、大成、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黎至石碌铁路沿线，经月余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此后，海南岛敌后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军事进攻的重点逐渐转向占领区，并在长期争夺、逐步巩固的目标下，于1941年起把单纯的军事进攻扩大力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面的殖民统治。经过几年的反复争夺和经营，日军在华北、华中等占领区内，修筑了许多交通线、封锁线和据点，增强了日伪军的军事控制。对抗日游击区，日军采取渐进的“蚕食”手段，不断扩展军事力量，将伪组织的统治逐步从边沿向前推进。对抗日根据地，日军则以军事“扫荡”、“清剿”为主，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赖以持久坚持的人力、物力。
此外，随着日军对正面战场压力的逐渐减轻，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方面日趋消极，而反共活动却日趋活跃。从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井继续以凡十万军队对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1940年冬开始出现困难局面，加之各地连续发生自然灾害，1941年至1942年华北敌后根据地物质困难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仍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频繁不断的战斗使部队损失严重，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
为了克服严重困难，坚持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不仅从军事上加强对敌斗争，而且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以此指导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节 实行减租减息及开展大生产运动
一、减租减息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农村土地问题，广泛发动和团结农村各阶级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重要政策。制定减租减息政策的基本考虑在于，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广大农村社会构成抗战的最基本的力量源泉，而农村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封建压迫和剥削加强了农村阶级间的矛盾，致使广大农村中蕴藏着的抗战脑力得不到充分发挥。只有消除封建压迫和剥削，解决广大贫苦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才能发动广大农民去从事长期艰苦的抗日斗争。
同时，抗日战争又是涉及全民族整体利益的民族解放战争，面对的是凶恶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广泛的、包括各阶级参加的统一战线，抗战的胜利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解决广大贫苦农民面临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到农村中其他群众的利益，在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内改革农村中的生产关系，以团结他们共同参加民族解放战争。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于8月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写进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逐步贯彻执行。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实行最早的是晋察冀边区。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15师一部进入晋东北后，即提出了“二五减租”、“一分利息”的口号，并发动群众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1938年2月，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后，减租减息成为边区政府施政的主要内容之一。至1940年上半年，中心区北岳区的大部分地区实行了减租减息，冀中区的大部分县和平西区中心区的涞水、涿县等数县也先后初步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晋冀豫根据地创建之后。各地也先后作出了“五一减息”、“二五减租”和“半分减息”的决定。1938年6月后，在工作基础较好的县，初步开展了减租减息和惜粮反霸斗争。
但是，由于这时是根据地的初创和发展时期，广大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大部分旧政权还未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减租减息政策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贯彻执行。另外，减租减息的工作极其复杂。各地缺乏经验，所以，除晋察冀边区外，其他各根据地都还未能制定出一套贯彻执行的具体政策和办法。
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减祖减息政策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开始进入普遍贯彻阶段。
这个时期，日军的主要兵力已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敌后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由大发展转向了以巩固为主。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必须立即实行减租减息，凡已经实行的，必须检查实行程应。此后，各根据地大都先后制定和完善了具体政策，群众性的减租减息运动在各根据地的巩固区普遍开展起来。
1940年2月1日，普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据1940年夏季的统计，边区一般的地租约等于农民总收获量的20～25％（冀东区尚未实行）。1940年8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成立，下辖3个行政公署，共有15个专区，115个县；使边区建设从分散走向集中统一。“冀太联办”在其《施政纲领》中统一规定“二五减租”，”算利率不得超过一分”。同年12月3日，“冀太联办”公布了《减租减息暂行条例》。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1941年9月1日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提出“切实实行减租减息，减租一般以二五为原则减息减至一分半为标准。”[河南省财政厅、河南档案馆合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1）。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同年11月5日，又正式公布了《晋冀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统一了政策，大大推动了该边区减租减息运动的发展。
1940年12月，山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开始施行《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1/5，年利率一律不得超过1分5厘（即15％）。截止1942年初，莱芜地区减租245589斤，减息47009.2元；泰安减祖4127斤，减息8454.15元；博山减租28285斤，减息381.01元；鲁南的沂蒙有2/3地区实行了减租。
鲁南、湖西、胶东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开展起来。
这一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中曾出现“左”的偏向，一些地区的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把减租减息变成了没收土地和废除债务。为了解决这种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左”倾偏向，中共中央在要求各地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反复强调了减租减息的统一战线性质，井对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要求“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的教育”。同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指出了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性，强调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为了进一步发动各阶层的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中共中央对以往减祖减息运动作了详细的研究总结，于1942年1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
《决定》高度评价了减租减息运动在巩固抗日根据地方面的作用，指出：抗战以来，凡是减租减息搞得好的地区，那里的根据地就比较巩固，反之，抗日根据地就经不起敌人的“扫荡”，成为软弱无力、无法巩固的地区。《决定》重申了“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强调，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阶段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这三点是制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的出发点，只有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正确的处理土地问题，才能联合全民支持民族抗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0～282页。]
中共中央还在《决定》的附件中明确了关于地租、债务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规定，从而使党的减祖减息政策进一步完善。
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各根据地党政部门制定和修正了有关条例、法令，采取有力措施，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的高潮。晋察冀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第二次修正了减租减息条例，明确规定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
1943年10月28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贯彻减租减息政策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密切协同，具体分工，分明责任，划清范围，根据各种不同情况，确定不同重点，总的要求放在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方面。边区政府的指示发出后，各地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北岳区重点对已实行减租减息的地区，逐村逐户复查，力求彻底执行。各专区开办了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为中心的干部训练班。晋西北行署于1942年9月20日正式颁布了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先以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1933年以前的债务，本利一律停付，1933年至本条例公布前的钱债粮债，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1943年9月中共晋绥分局发出《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派出大批干部深入农村，加强领导。1943年冬以减租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在晋绥根据地全面展开。1942年5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5月15日，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规定公私租佃的土地，均须实行“二五”减租。同时公布了借贷暂行条例，实行分半减息。7月，中共山东分局发出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减祖减息当作中心工作去抓。据胶东、清河、鲁中、滨海4个区的不完全统计，1942年一年减租户数为18284户，减租地数为393482.7亩，减粮6207283斤；减息户数为151户，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934.8元。晋冀鲁豫边区1942年10月11日修正公布了《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共有10章98条，其中对地租、债息等作了详尽规定，推动了减租减息运动在边区各地普遍深入地开展起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开辟较晚，为了进一步推动该地区减租减息运动的普遍深入，中共华中局依据中央1942年1月28日决定的精神，于同年5月17日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充分利用参议会讲坛，通过群众会议和报纸、杂志、标语、歌曲、戏剧等一切形式，广泛宣传实行二五减租的重要意义。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的时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深入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激发了农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奠定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
第二，减祖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各地在减祖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农民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生产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长期抗战；
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调节了根据地内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层，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之，减租减息促使各抗日根据地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与组织起来，使上层人士和开明士绅增强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信心，从政治上、经济上巩固和加强了根据地的建设，这对于敌后抗日根据地战胜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全面进攻，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1941年前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越来越尖锐，形势越来越严重，日军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大肆烧杀抢掠，以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在1940年8月的报复“扫荡”中，仅晋中6县就被杀1600余人，烧了房子3万余间，平定、昔阳、寿阳3县，没有一个村庄不遭日军烧杀。有200多户的寿阳辅增村，经烧杀之后，全村不见人影，荒草没人，原来的800多村民仅剩下64人。
1940年冬日军“扫荡”太岳区，仅沁县一县人民被杀者即达5000人，占全县总人口1/16，房屋被毁14万间，牲口被抢走7000头。1941年上半年，晋东南榆社、辽县、黎城、武乡、昔阳、涉县等8个县，被日军杀害3142人，烧毁粮食11万余石，毁农具3700余件（5个县的数字），抢走牲畜1300余头。除军事进攻外，日军出于持久围困的目的，实行堡垒政策，到处筑路、修建据点，使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被包围、分割的境地。以致抗日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工农业生产也遭到极大摧残。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8页。]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作了《组织起来》等讲话。他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作了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1～892页。]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当时各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
1.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由于农民占整个人口的80％，抗日根据地处于农村环境，抗战所需之物力、财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此必须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其他生产事业。
2.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五种：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除对地主经济要限制其剥削外，其他各种经济都要发展。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战争，改善人民生活。
3.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这个方针是与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都很分散，交通又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在经营方针和政策方面的统一领导原则下，必须让下面分散经营。
4.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
5.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农民建立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农业集体劳动合作组织，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在经济工作中，应该以90％的精力去发展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的一切领导人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本领，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1941年，陕甘宁边区的机关、学校、部队通过生产，解决了所需经费的70％，1942年部队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完全由自己解决。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为贯彻以农业为主发展经济的方针，在财政极困难的情况下，向农业投资1000万元，其中仅延安等7个县就发放贷款158万元，农具4980件，增开荒地10万亩。此外，还发放植棉贷款。边区政府的措施使1942年全边区的粮食产量达到148万石，比1941年增加2.78万石，棉花增收43.5万公斤。
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之后，边区政府把发展生产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促使农业和工业生产大幅度增产。
1943年和1944年粮食产量均超过了180万石，1944年公营、私营和家庭纺织业共织布16.2万匹，其中家庭纺织业占11万多匹。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生产成绩最为显著。
1941年3月，第359旅等部队响应中共中央实行屯田政策的号召，分赴南泥湾、大凤川、槐树湾等地屯田生产。第359旅进入南泥湾的当年，即开垦荒地1.12万亩，收细粮1200余石，粮食自给率达到79.5％，经费自给率达到78.5％；1942年，该旅官兵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余石，粮食和经费的自给率分别为96.3％和90.2％；1943年，该旅开荒种地10万亩，收细粮1.2万石，在自给有余的同时上交公粮近万石。1943年，全旅共养猪4200多口，牛820头，羊7800多只，实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当年全边区的部队共种地20万亩，收细粮3.1万石，开办工厂作坊89个，商店74个，经费自给率最低的也达到了51％。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于日军的频繁“扫荡”、“蚕食”，1941年至1942年间，根据地巩固区大为缩小，生产生存条件遭到极大破坏。为了根本扭转边区经济的困难，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召开了边区第二次经济会议，明确提出迅速建立起边区自给自足的独立的抗战经济，指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是粉碎敌人经济毁灭边区的唯一保证”，“是坚持敌后独立抗战的唯一保证”。会议要求普遍团结组织广大的小农经济的力量，活跃发展边区生产，在大力发展农林牧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同时，适当提倡种植工副业生产所需之经济作物棉、麻、油等，大力提倡和奖励发展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生产，适当发展采煤、冶铁等重工业和军工生产，以解决边区必需品自给自足的问题。在边区政府的领导组织下，1941年至1943年，全边区以“消灭熟荒，防止新荒，开展小型水利”为重点，修旧渠、开新渠1056道，凿井1309眼，可浇地19万余亩。实验推广了“燕京”、“靠山黄”、“曲五”等多种适宜山区种植的抗旱粟，可提高亩产10～15％。1943年，全边区开展农业生产劳动竞赛运动，以“组织劳力互助，解决人力畜力困难”，“普遍锄三遍”，“定户计划、提出奋斗目标和季度管理措施”等三项内容为中心，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晋察冀根据地的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民用工业方面，1940年9月边区政府民用工矿局成立后，3年中共建3个煤矿和皮毛、皮件、造纸、农具、瓷器、炼油、纺织等7个直属工厂。在自制各种机械和农具，提炼煤油、润滑油，自制纸张、电池、油墨、肥皂、酒精以及皮毛染色、纺毛染毛织毛等方面作出了很大成绩，并推动了边区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开展更是具有群众性的广泛基础，仅北岳区在1942年底和1943年初，就有各类纸厂数十家，月产纸可达数百万张；各种油坊近200家；纺纱织布的妇女有近4万人。在军工生产方面，边区军事工业在创建初期仅能简修枪械，复装子弹。
1941年后，自力更生试制出无烟火药和黄铜弹壳，可以完全自制子弹。
以后又成功试制了“硝化甘油炸药”和“硝铵混合炸药”，以及雷管等。到1944年，边区军事工业已发展到月产捷克式步马枪100支，掷弹筒65个，枪榴弹223个，硝酸炸药1340斤，无烟火药500斤，黄药手榴弹1万枚，七九子弹1.9万发，复装子弹3万余发，基本满足了边区部队的弹药需求。
晋冀鲁豫根据地也全力动员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组织和帮助群众普遍制订生产和安家计划，通过贷粮贷款扶助群众恢复和兴办水利事业，大搞纺织、运输和家庭副业生产。
1942年全边区发放农业贷款1657万元，1943年又发放9570万元，增加近5倍。
1943年边区政府在太行区东线一次就发放纺织贷款180万元。1943年冀南区贷出麦种50多万公斤。边区各级政府的扶持，使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得到发展。晋东南地区在1941年共计消灭熟荒地4.37万亩，新开荒地3.37万亩，修滩地1300余亩，连同其它数目在内，约扩大耕地面积10万亩以上。此外，变旱地为水地2.6万多亩。环境最恶劣的冀南区28个县在1943年也扩大耕地8.9万余亩。1942年全边区共开垦荒地40万亩，水田6万亩。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最显著的是纺织业，至1943年上半年，纺织人数已达6.49万余人。彼称作“模范纺织村”的武安柳家河村，组织了21个纺织小组，共105人参加，占全村妇女的90％以上。全村120架纺车，45架织布机的响声昼夜不息。在边区造纸业的发展方面，职业教育家刘彩章先生在边区政府的支持下，在太行实业总社漳北造纸厂进行各种纸张的试制工作，成功地生产出仿报纸、仿油光纸、马粪纸、牛皮纸、拷贝纸、复写纸、蜡纸、图画纸等8种。此外，毛织厂、卫生材料厂、玻璃、肥皂等轻工业厂，也象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并大力帮助群众生产。山区部队以自给3个月粮食和全年蔬菜为目标。
1943年3月，朱德警卫团开上积雪的左会高山，展开了生产大竞赛。冀鲁豫的部队、机关组织了全部畜力到灾区助耕。冀南地区在敌人的掠夺下耕牛奇缺，当地八路军就帮群众拉犁，成为“光荣的耕牛”。部队还组织了许多打井队，到处帮助群众打井。在部队帮助下，1943年仅冀鲁豫区就打了8000眼水井，冀南亦打了数干眼水井。从1943年起，晋冀鲁豫的许多部队已作到全年蔬菜和3个月粮食的自给，食用油盐、肉类、日常办公、杂支等费用，大部分靠自己的生产所得予以解决。[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在晋西北根据地，1941年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展了生产运动。行署颁布了《奖励垦荒办法》。当年，晋西北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扩大灌溉面积3万亩，增产粮食4.5万公斤。棉、麻、禽、畜都有所增加，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纺织生产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军区部队总共开荒6万余亩，种菜1300余亩，军队办的工副业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部队17个月未发津贴，全靠自力更生解决。
1942年，全区开荒达60万亩，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纺织业年产棉布达50万匹。
山东根据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验，从1941年起逐步展开生产节约运动。机关部队首先行动起来，生产自给解决了部分经费，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1942年，山东根据地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调节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根据地政府为发展生产，对个体农户实行组织起来，发展变工互助，调剂劳动力，及时发放农业贷款，规定本币发行数的1/4用于农业贷款等措施，积极扶持农业生产。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全区部队以“三人开荒一亩，解决十天半月粮食”为口号，积极在战斗间隙从事生产劳动。
1943年，山东部队靠生产收入的平均自给部分占全部经费的12％。如按经常经费计算，鲁中区自给51％，滨海区自给52％，直属机关自给61％，在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组织下，山东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成绩显著，到1945年以前已有公营工厂88个，群众性纺织生产已有纺车50万辆，织机8万架，年产土布20万大匹，其它必需品也基本自给或大部自给。
在华中，1942年2月制定了《关于发展华中各根据地生产事业的决定》，要求各地颁布垦荒奖励条例，发展农村手工纺织，提倡造纸、制皂及各种必需品的小工业生产，保障喂猪、养鸡、养鱼等农村副业的发展。按照华中局指示，华中各根据地领导机关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就生产运动作了具体规定。苏中区强调生产建设的主要着眼点放在农业生产上面，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工业生产应以发展家庭企业与手工业为基本目标。华中各根据地还纷纷制定了关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条例、办法。1942年9月，盐阜区制定的垦荒条例规定：开垦公荒自放垦之日起5年内免除赋税；私荒业主如无力开垦，由政府限期由业主开垦或由政府招人开垦，私荒所有权仍归原业主，但开垦者享有永佃权；开垦生荒者3年内不纳租税：开垦熟荒当年受益者，仅缴5％的地租等等。同年，盐阜区还制定了私人纺织奖励办法，规定：纺织厂一律兔缴营业税及产销统税，所需之原料如在盐阜区外采购者，一律免征进口税；纺织厂可在当地组织手工纺织生产小组和合作社，当地政府必须予以一切帮助；纺织厂产品如滞销，由政府负责收买；政府对纺织生产成绩优秀者给以低利贷款助其发展。为贯彻中共中央《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发放春耕贷款3000万元法币，作购买耕牛、种子、肥料之用。
1943年，鄂豫边区新四军部队开辟襄南后，修建了金家拐、马颈项两大堤，保障了襄南、江、潜、监、沔等县农民的生存，受益田达100万亩。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各项生产事业取得很大成绩，不仅粮食问题得到了解决，工业和手工业生产也基本满足了根据地军民日常必需品和作战的需要，甚至有些轻工产品。如鄂豫边区生产的香烟还出口直销武汉地区，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器材、机械及医药等物资。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由于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业和工商业都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为巩固根据地人民抗日政权，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二节 巩固“三三制”民主政权，执行“精兵简政”政策
一、“三三制”政权
为着巩固抗日根据地，必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就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华北、华中抗日民主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政权的组织结构必须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分子各占1/3。
其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743页。]
同年3月11日和7月，毛泽东先后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团结到底》的文章中又反复强调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 “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0页。] “这种人数的大体上的规定是必要的，否则就不能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这种人员分配的政策是我们党的真实政策，必须认真实行，不能敷衍塞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1页。]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民主方式建立健全了各级政权机构，使之成为中国最进步、最坚强、拥有最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民主政权。
陕甘宁边区是实行“三三制”民主建政最早的地区。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三三制”的政策提出后，边区就在陇东、绥德两个分区和鄜县（今富县）等新区首先实行“三三制”。
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
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各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份”，“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依此精神，陇东、绥德分区和富县先后经过民主选举，按“三三制”原则建立了乡、县两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边区党和政府在上述地区试行“三三制”的基础上，决定在全边区普遍推广。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边区政府发出了《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不仅在民意机关要实行，而且在政府机关也要实行。从此，边区开始了第二次民主普选运动。因为选举运动的中心是要贯彻“三三制”，所以被称作“三三制选举”。在这次选举运动中，边区中央局于5月1日公布了自己的施政纲领，纲领明确宣布：“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共产党员3人；选出的包括边区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了7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当选的共产党委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同意，由非党人士向文焕递补。
由于1941年选举中有一些县和乡的参议会和政府中共产党员超过了1/3，因此边区政府于1942年3月6日发出了《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要求不合于“三三制”的要通过共产党员退出，由党外人士增补的办法进行调整，随后又于9月1日发出《关于发动普遍的乡市改选运动》的指示，要求通过这次改选乡议员彻底实行“三三制”。到1942年底，“三三制”在边区已经彻底实现。
1943年，陕甘宁边区在全面检查边区落实“三三制”政策时，着重于“三三制”政权的巩固工作。
1943年3月，边区政府提出了“巩固三三制”的口号，并在组织上进行了调整，在制度上作出了一些必要规定，以保证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为了贯彻“三三制”政策，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7月至10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建政运动。在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下，边区97个县1500万人民普遍动员起来，参加区、县、边区的三级选举，平均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81％。这次选举产生了区代表会、县议会和边区参议会，以及边区各级政府行政机关。这次选举中基本上贯彻了中共中央“三三制”的精神，非党人士的比例大幅度增加。据统计：5个专区19个县的924个县议员中，共产党员的比重下降至55.3％，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44.7％。在一些县份差不多完全达到了“三三制”的要求，如完县、建屏、唐县、定襄等县的县议员中，非党人士分别达到65.8％、64％、60.3％和63.63％； 4个专区13个县4749个区代表中，共产党员的比重占47.84％，其他人士的比重则上升为52.16％。
1940年民主大选后，晋察冀边区的县、村两级基本上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脖全了民意和行政机关。但是，由于频繁的战争，边区最高政权机关中尚未来得及全面贯彻“三三制”原则。
1943年1月15日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圆满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使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新推选的参议员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些与会的288名参议员中，因日军“扫荡”、封锁，冀中、冀东等斗争残酷地区的代表较少。但从北岳区来的240名代表中，党外人士100余人，占近50％，比1940年选出的非党代表人数增加2倍多，比例增加近30％。在所有代表中，共产党党务工作者占14.2％，国民党党务人员占3.8％，政府人员占13.5％，军界代表占6.6％，民运领袖占12.8％，商界和文教界领袖占1.4％，少数民族代表占3.1％，妇女代表占5.6％，地主士绅代表占17.4％，学者名流代表占18.8％。代表中间势力和上层分子的地主士绅代表及对抗战建设卓有贡献的专家、学者、名流的代表大大增加，两项共占代表总数的36.2％。此外，还选举产生了“三三制”的边区最高权力机构。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以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边区参议会正副议长和常设监政机构边区参议会驻会办事处，以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等。选举结果，议长成仿吾、副议长于力都是大学教授；驻会参议员办事处由7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2人，不足1/3，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以上；新的边区行政委员会由9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3人，国民党员2人，无党派人士4人。
第一届参议会后，晋察冀边区的党和政府进一步号召“贯彻‘三三制’原则精神和实质到各级政权建设中去”。边区行政委员会要求在1943年1月至3月间，集中力量对专区以下各级政权组织进行整理，对还没有做到“三三制”或形式上落实了，但实际上未能发挥“三三制”政权作用的地方政权，普遍采取组织调整和聘请各阶层知名人士参加等弥补措施。在检查整理的基础上，边区1943年度的村选工作普遍在春季完成，县级选举在8月基本完成。各级村政权较好地落实了“三三制”建政原则，县议会和县政府的人员构成也基本实现了“三三制”的要求。1943年8月20日的晋察冀日报评论说：这是“三三制政权真正辉煌的胜利。”
晋冀豫根据地在以往政权民主建设的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领导下，将建立和健全“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作为1941年的中心工作。
1940年12月，“冀太联办”召开第一次专员、县长会议，讨论了农村政权的建设问题，要求1941年上半年在根据地普遍进行村选运动，完成村政权的民选，在下半年完成区级政府的民选。
1941年1月，根据地中心太行区的村选运动逐步展开。许多村庄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高达90％至95％以上。许多地方为新当选的村长披红戴花，举行各种庆祝会，庆祝民主政治的胜利。
华北的抗战形势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要求，急需在“冀太联办”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边区的政权领导机构。为此，中共中央北方局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政府。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上提出：在抗战四周年时，召开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议员，成立边区政府。从4月开始，选举参议员的工作全面展开。选举采用竞选方式，各党派、各界、各团体均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和各自的政纲参加竞选。候选人的比例严格按照“三三制”的原则提出，共产党员人数都控制在1/3以内。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由于将鲁西33县划入，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133人，其中共产党员参议员46人，占1/3。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14名和正副议长，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国民党参议员宋维周、邢肇棠为副议长；选出了边区政府委员15名，其中共产党员占1/3强一点。
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以后，边区政府抓紧在各级政权中贯彻落实“三三制”建政原则。边区临参会参议员返回各县，宣传实行“三三制”政权的意义，介绍临参会上发扬民主、自由讨论的情况，动员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运动。在根据地的腹心区的辽县、黎城、武乡、和顺、榆社、平顺、偏城、邢台等县，经过村选，建立起真正符合“三三制”原则的村政权。如3专区武乡、榆社、襄垣3县598个村政委员中，贫雇农占35.1％，中农占43％，富农占15.4％，地主占6.5％。这种普遍的“三三制”政权，从政治上调整了各阶级的关系，使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具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发出后，1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在总结前一时期政权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的民主建政工作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确认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在政权建设上“贯彻民主政治，实行‘三三制’，是党对统一战线政权最具体的真实政策。”“我们今后检查各地党领导政权工作之正确与否，主要的尺度之一，就是看你们是否正确的实现‘三三制’政策。”[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山东抗日根据地》（资料丛书），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2页。]
1941年7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为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提出在山东根据地开展十大建设运动，其中第一项就是“建设真正进步民主的抗日政权”。为此，山东分局要求：普遍实行自下而上的定期的民主选举运动，健全村政权，广泛动员选民参加选举；候选人名单要经选民详细讨论；候选名单与选举结果必须符合真正的“三三制”原则等。山东分局十大建设的号召发出以后，山东各地普遍掀起民主建政的热潮，通过选举对各级政权进行了改造，完善了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系统。这一时期，按照“三三制”原则，在胶东建立了8个县政权及西海专署、胶东主署；鲁中建立了7个县政权及沂蒙专署；滨海建立了4个县政权及滨海专署；清河建立了2个县政权及清东、清西、清中3个专署和清河主署；冀鲁边建立了齐河县政权及2个专署；鲁南建立了1个县政权；湖西也建立了专署。合计建立县政权23个，专署9个，主署2个，使山东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在华中地区。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就建设和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发出指示，强调：“根据地的建立政权问题，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应实行三三制政权，把原来的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旧政权改造成为几个革命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7辑，政权建设专辑（2），第1页。]
华中地区各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纷纷展开民主建政工作。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经1941年的政权建设，已有了一定基础。
1942年，苏中区按照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关于政权建设的决议和苏中行署第一次县长会议的精神，进一步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健全“三三制”政权。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工作，如海安的韩国钩、黄桥的朱履先等人。共产党员只占1/3。至当年底，苏中已有半数以上的县及3O 个区成立了参议会。在苏北的淮海区，1942年5月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在选聘的229名参议员中，包括了各阶层的人士，其中：军队25人，地主士绅48人，工商业主15人，教师22人，青、妇、工人48人，农民40人，其他31人。工农成份、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大体依照“三三制”分配。在淮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0名，内有士绅50名。
1941年9月，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井于翌年5月一届二次临时参议会上通过了政权工作的各项法令和决议，深入贯彻“三三制”，县、区、乡的政权均通过群众民主选举产生。鄂豫边区为推动各县的民主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军政代表大会，出席代表67人，共产党员占32人，大半为士绅中间人士，大会根据人民的公意和实际斗争的需要，选举成立了边区统一的行政领导的最高机关——边区行政公署，通过了组织参议会，召开县代表大会民选县政权等重要的民主建政议案。同年10月25日，鄂豫边区党委关于政权工作的总结报告中总结了“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执行情况：边区行署3名主席副主席中，共产党员1人，占1/3；执行委员21人中，非共产党员为18人；县级政权中，科长以上干部党员1/3多一些，科长以下干部中实现了“三三制”比例。1942羊3月22日，为进一步发展与巩固边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鄂豫边区召开了首届民选的抗日人民代表大会。这是经过3次基层选举，再由边区总选举产生的边区最高民意机关。到会的正式代表126人中，兵产党员47人，占37.3％，其余都是国民党员、知识分子、开明士绅、资本家以及工、农、青、妇代表。通过的《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彻底实行民主政治，扩大抗日民主运动，健全各级民主政权机构，实行普选及村代表制，并实行中国共产党提出之‘三三制’。
为保证共产党员参加各级竞选之候选人名单中及政府机关中不超过三分之一起见，同意共产党员如超过三分之一时，其超过者自行退出。”华中其他抗日根据地也按不同情况，对各地乡村基层政权自下而上地进行选举，实行民主改选，废除封建保甲制度，吸收抗日分子参加政权。在县以上召开参议会，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的各级民主政权。
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三三制”政策，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方针在政权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这一政策从政治上调节了根据地各阶级、各党派的相互关系，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团结，促进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为敌后抗战渡过极端艰苦的阶段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政策是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为减轻人民负担，切实爱护节省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长期抗战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兵简政”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倡议的。李鼎铭等的提案指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槽兵简政主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故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给各根据地的工作指示申要求：“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能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力财富一般的说已经很大减弱，因此：‘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
指示具体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和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应力求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总数的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265页。]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军委己就根据地军事建设中应当贯彻精兵主义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军委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军委认为：在前一段根据地建立时期，主要着眼于主力军的扩大与巩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新的环境中，军事建设的中心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着重提高其政治军事的质量，进行缩编和充实编制。主力军与地方军在山区根据地一般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特别困难的地区主力军全部地方比。同时，大力加强不脱产的人民武装，其数量应超过地方军与主力军的全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13页。]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后，敌后各根据地先后对党政军各部门进行了“精兵简政”。
晋察冀边区在1941至1942年间，由于日军残酷的“扫荡”和“蚕食”，边区的面积、人口急剧减少。1941年底，北岳、平西、冀中3个基本区的人口已降至800余万人，其中巩固区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只有近500万人。当时边区的主力部队和脱产的党政民干部加起来，约占根据地总人口的5％。
边区人民1941年税收负担平均较1940年增长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不采取果断措施，就会出现根据地民力、物力资源逐渐枯竭的现象，影响根据地在敌后的长期坚持和发展。因此，边区从1942年初开始厉行“精兵简政”。边区八路军本着精简主力军，加强地方军，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性的原则，使主力军精简了5000余人，地方军由占边区武装部队总数的14.3％上升到20％，总兵力精简了8.3％。边区的党政民脱产人员精简了24％，减少8000余人。但精简后的边区脱产人员总数仍超过中共中央关于占人口总数3％的比例。
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党政民机关本着精简上层，充实基层，裁撤重迭机构，加强一元化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第一线，特别是游击区、边缘区基层政权和组织独立斗争能力等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边区各级政权人员结构比例变为：边区政府17.07％，专署14.33％，县32.73％，区35.87％。克服了“头重脚轻”的现象，大大充实了区、县两级基层政权。边区的农、工、妇、青以及“文救”、“学联”、“抗敌后援会”等群众组织也统一归并为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从而使边区党政民机关脱产人员的总数大幅度减少。晋察冀边区的部队在1943年12月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将大团（3营12连制甲种团，编制名额2770人）一律改为小团，每个团辖5个步兵连、1个特务连和1个侦察连；撤销第12军分区，所属部队分别划入第11和第13军分区；撤销冀中军区领导机关（8月撤销），其所属5个军分区直属晋察冀军区领导。此外，还撤销了一些部队。
1944年3月，晋察冀军区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部分部队、学校等外调执行任务，结果边区部队总兵力减少了近40％，整个边区各类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根据地，其中的太行区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基本根据地。在这里集中驻扎着大量的领导机关，不仅有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以及第129师师部和直属部队，而且有领导整个华北抗日战争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指挥部和其直属机关。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各种机构不断扩大，非生产人员不断增加。到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日益残酷，根据地面积缩小，各种庞大的组织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领导机关集中的大行区共有人口180万人（包括根据地和游击区），但是，太行区的部队有4万人，地方干部2万余人，脱产干部中又以上层机关为多，“鱼大水小”、人民负担较重的情况较为突出。
为解决这一矛盾，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展开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运动。为了精确计算民力、物力，以确定根据地所能负担的脱产人员数量和支持抗战的能力，边区党和政府发动各级工作人员深入基层、农村调查研究，井据此制订了合理的简政方案。边区政府简政工作的重点放在调整合并行政机构方面，确定了多减上层、加强下层，多减事务人员的原则。边区政府决定，除本身统一各部预算和事务工作，减少杂务人员、马匹，归并其他机关，减少人员48％以外，还决定专署兼理所在地的县政，如和西、平顺、涉县、沙河各县均由专署兼理，县政府亦可兼理所在区的区政；小县可改为区，或2县归并1县，或由一方兼理，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平南平北合并为平顺，武南磁县归并为武磁；各县并可依照不同情况，划分为甲、乙、丙、游击四种不同县份，配以不同编制比例的工作人员；对于区，则酌量归并以减少原有区数的40％为标准；对于村，则采取联合村等形式。经过此次简政，边区的机构和脱产人员大大减少，仅太行区县以上工作人员即减少了18％，节省经费38％。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第129师在“精兵简政”中起了表率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下达前，第129师就根据斗争需要进行过精简整编，把师后勤部门合并于八路军总后勤部，从各级领导机关抽调人员充实连队，师部抽出250多人到第385、第386旅。接到中央指示后，第129师把“精兵简政”列为1942年度的中心任务之一。师部决定：精兵建设从师直属队开始，由上到下，层层落实。1月7日，刘伯承师长向直属队作《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动员报告。1月15日，师部发出关于实施精兵建设的命令，确定紧缩统率机关，减少指挥层级，充实战斗连队的原则，对主力军、军区及地方部队的精兵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随后，第129师从师部开始，调整编制，缩减机关，减少人员马匹，充实战斗连队；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地方武装和地方武委会中，以加强地方武装；抽调一批干部去抗大和陆军中学深造；经营生产事业以安置老弱战士和荣誉军人。经过精简整编，第129师师直由29个单位减为12个单位，人员由2627人减为1163人。包括第129师师直、第385旅、新1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中，特地表扬了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
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的“精兵简政”工作继续深入，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机关和第129师师部合并办公，此外，各级党政军机构也进一步合并紧缩，大批干部由上级机关到下级机关。经过两年的努力，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成绩显著，全区党政军脱产人员只占人口的3％以下。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下也普遍实行了“精兵简政”。
1942年，山东分局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成立“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各地的精简问题，并直接领导、督促、检查该项工作。同年9月9日，山东分局作出贯彻“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各地“打破一切借口，无论如何坚决的执行中央所提出党政军民脱离生产人员不超过根据地总人数百分之三（军队不超过百分之二，党政民学不超过百分之一）的规定，在某些山区或工作薄弱地区应少于这个比例。各地党政军负责机关应立即清查自己根据地人口（游击区除外）及党政军民脱离生产的人员总数，超过中央所规定比例的，立即重新精简下来，重新予以安插。”并决定“以后经济、粮食的预算决算一律以合乎这比例的数目为根据，超过的一律停发经费与粮食。”[山东省档案馆等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1942年至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机关的人数由1942春的180余人减至不足50人；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包括后勤、医院、工厂）减为1200人，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产生了根本变化；山东军区连同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减至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了2/3。
精简后，胶东地区脱产人员由10万降为6万。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以外，山东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均降至3％以下。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下旬起，即展开“精兵简政”工作。
至1942年3月，晋西北军区第一次精简整编结束，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与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 1.7改为1：2.晋西北行署也于1942年3月试行简政工作，按裁减缩并原则减少了部分马匹和勤杂人员。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成立后，再次部署进一步“精兵简政”。
1942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于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应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原则。随即，晋绥军区部队实施了第二次精简。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贝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军区部队主力军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同年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依据简政原则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3、4专署合并为3专署，岚县划归3专署；5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5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5、9地委合并为5地委，朔具划归5专署；7、8地委合并为8地委等。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应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分三期实施“精兵简政”。
第一期为政治教育和动员。各地党政军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使之了解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目的、意义；
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发动地方党政和部队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各自的执行方案，订出自己“精兵简政”的具体计划；
第三期为确定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精简计划。
通知还提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江苏省财政厅、档案馆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三节 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井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会议还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刘少奇等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共产党员修养》＜1939年8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40年1月3日和2月15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重要工作地位上，各根据地均应以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目的，办理党校。
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核心组有40多人。
其他地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学习。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了半年多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供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进行了4个月后，为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于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并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
194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从组织上采取了推进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措施。要求延安和外地的各重要地区，都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的委员，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一些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为范围。并提出以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方法，研究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其它问题。
经过整风学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于中国革向的许多重大问题，在马列主义思想基础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为全党范围的普遍的整风运动作好了充分准备。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两个演说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朗转入全党干部党员普遍整风时期。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被列为全党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
普遍整风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党的各级干部都要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普遍整风时期从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共进行了1年又8个月。
1942年4月3日，在前两个月普遍发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整风运动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的文件，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整风运动进入整顿学风的学习阶段。这个阶段的学习目的，重点在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学习。各地各级领导整风学习的组织也建立健全起来。
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的讲话。6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任务的整风运动，就在全党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
1942年8月，各地的整风运动相继进入党风学习阶段，着重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学风学习着重端正思想方法，党风学习着重解决组织路线，以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广大干部在党风学习中，对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了进一步的领会。在党风学习过程中，中共中央强调了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这个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过党风学习，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大量存在于党内的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等违反党的统一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干部的党性意识。
194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整风运动转入文风学习阶段，主要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学习《反对党八股》等文章，各地各单位和每个党员干部检查了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和宣传等工作中的党八股作风，尤其是文教部门，用了更多精力进行了文风学习，以求更贴近实际，更贴近人民群众。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单位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于6月底作出总结。总结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检查工作，对普遍整风时期的学习作出总结，每个同志对自己的思想和历史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写出总结。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全党公布实施。
这个文件对全党的整风学习，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高度作了总结。这一文件的发表，标志着整风运动普遍整风时期的结束。
1943年秋，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10日起，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整风运动由此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时期。参加这个时期学习的高级干部比准备时期大大增加，中央书记处把党的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供学习用。在此期间，党中央领导机关和高级干部对党的全部历史，尤其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这个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进行了11个月，中间多次召开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路线、政策问题。
1945年4月20日，会议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作了正式的结论，达到了统一全党认识，巩固党的团结的目的。
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然后，又把整风运动转到党的高级干部路线学习上来。按照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使整风运动成为广泛群众性的运动，在全党普遍提高了理论水平的基础上，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端正了全党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总之，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教育和建设运动，它为领导根据地军民克服严重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
二、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抗战以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敌后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等组织系统亦相应建立。在几年的艰苦抗战中，各根据地的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各组织系统间的关系基本是团结一致的。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根据地孤悬敌后，并在地域上相互隔离，再加上游击战争分散活动的特性，各地区、各系统，以及上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系比较困难，工作和斗争往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此外，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象也影响了各系统间的协调关系。这些主客观原因导致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各系统间的相互关系上存在许多协调配合不够，步调不一的现象。
随着抗战极端困难时期的到来，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分割日益严重，“扫荡”也更加频繁和残酷。为了适应严酷的战斗环境，统一和强化各级根据地的抗日斗争，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
《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中国共产党从政治上和大政方针上的领导，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份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当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各级党委的工作应当是照顾各方面，讨论与检查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而下应仅仅局限于地方工作。”在明确了各级党委的最高领导地位及其工作范围后，《决定》进一步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
《决定》要求全党必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强调加强各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统一是为了更顺利地进行抗日战争，一切服从战争是统一领导的最高原则。[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6～436页。]
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区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出《中央关于加强统一领导与精兵简政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结合精兵简政，加强统一领导，在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的基础上，确立各自的领导核心。《指示》，提出：“在军区、分区两级建立领导核心，军区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主要负责人，分负党委、政府、军队责任（其中一个为书记是领导中心），……在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其中一定要有一个强的领导人为书记”，“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要着重地注意培养所属各军区、各分区领导核心的建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1943年3月16日和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手从中央一级进行机构的调整和精简，以加强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中央书记处，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并设立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洛甫、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为保证党务与各项政策能与军事行动密切配合，决定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并任军委副主席。会议还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进行了分工，以便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工作。
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工稼祥负责管理，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由刘少奇负责管理，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由任弼时负责管理，大后方工作归陈云负责管理，敌占区工作归杨尚昆负责管理。此外，还对中央直胃机关进行了调整。
中共中央关于一元化领导的决定和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也结合整风和精简运动，对所辖地区的党政军民组织系统进行了调整。1942年10月24日，北方分局（1943年8月后改称晋察冀分局）发出通知，要求调整区党委和二级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构，实现各级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分局的领导下，晋察冀的北岳区、冀中区等区党委率先实行改组。继区党委之后，各地委、地分委、县委亦相继改组。改组后的各级党委成员包括党政军负责人，八路军各主力团的主要负责干部也分别参加了驻防地区的地分委或县委。
1943年8月，晋察冀分局为贯彻精简精神，减少领导层级，加强统一领导，决定撤销北岳和冀中的区党委、军区和行署建制，由分局、军区和边区政府直接对各地委、军分区和专署实行领导。
1942年12月，中共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于20日作出了《关于讨论中央统一根据地党的领导的决定的指示》，要求山东各地认真检讨和解决统一领导的问题，按中央的决定进行组织调整和干部配备。在此期间，山东分局本着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对分局和军区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合并，进一步明确了分局领导的分工。同时要求山东根据地各级党委和军队的组织机构能合并的尽量合并，合并后的机构选择合适的军队或地方党的领导人负责。此外，还要求军队的领导干部参加党的委员会。山东根据地的八路军也进行了合并整编。1943年3月11日，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师部与军区机关也即行合并。3月18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决定，各区党委、地委实行统一领导，统一军事指挥。通过这些措施，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这一时期，华北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精神，根据各自的情况对所属党政军民组织进行了调整，从而实现了党对各方面工作的一元化领导。
综上所述，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战胜各种困难，发动各方面力量夺取抗战的胜利，在不同阶段，针对不同问题，及时地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将抗战期间实行的各项政策加以高度概括，形成为著名的“十大政策”。
“十大政策”的提出有一个充实完善的过程，其中一些政策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已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为战胜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又适时制定了一些新的政策。1943年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同时指出：“自我党实行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审查干部六项政策后，党内党外，精神物质，焕然一新，大进一步，空前团结”，要求各根据地“抓紧此六大政策，求于今明两年完成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7月30日，毛泽东就敌后工作的方针、政策和任务再次致电彭德怀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将六大政策扩展为八大政策。电报提出：“前电所述六项政策，在敌后应加对敌斗争（反扫荡反蚕食）再加阶级教育，成为八项政策”，电报指示还特别规定了八项政策的先后次序。[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83页。]
同年10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各根据地下发了《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这个由毛泽东亲自拟定的指示中，将前述八大政策进一步发展为十大政策。《指示》称：“我党在各根据地所实行的各项政策中，举其现时最切要的，共有十项。这十项政策就是：
第一，对敌斗争；
第二，精兵简政；
第三，统一领导；
第四，拥政爱民；
第五，发展生产；
第六，整顿三风；
第七，审查干部；
第八，时事教育；
第九，三三制；
第十，减租减息。”
《指示》特别强调：“这十大政策是互相联系不同分割的。今年秋冬，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及地委，须对十大政策作出今年一年的总结（不须开很大很长的会议，只就十大政策加以逐个检讨）。
同时必须将十大政策联系一致的思想向党内作普遍的宣传，使全党首先使干部认识，只有是全部的而不是残缺不全的（如说某地不须实行拥政爱民及吴满有生产方法等），认真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实行这个联系一致的十大政策，才能达到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之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当天，《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也向各地发电报，要求在各地党政军民各方面广为宣传“十大政策”，并以此为上课教育的材料。
“十大政策”的提出和完善在坚持敌后抗战的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十大政策”在内容上涉及抗战中的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在范围上涵盖了党内外、国内外各个方面。这些政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统一，构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政策体系，充分体现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全面抗战的路线。由于“十大政策”的全面、深入贯彻，各抗日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蓬勃发展，民主政治空前活跃，人民的经济、政治利益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充分保障，各阶层及党政军民的关系也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的抗战热情得到了进一步的激发。在广泛动员人民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领导更加适应战时要求，全党上下的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大幅度提高，党内党外、军队人民之间同心同德，空前团结。由于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由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对敌斗争也更加有力，出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总之，至1943年，各根据地军民依靠“十大政策”，不仅顶住了日军对根据地的疯狂的“总力战”，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苦，使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巩固，而且依靠几年来积蓄的力量，对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四节 发展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日本人反战运动
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促成和始终坚持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贯致力于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并将建立广泛的国内外的统一战线作为抗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从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就一贯坚持团结东方各民族进行共同的抗日斗争。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在亚大地区扩大侵略的行动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抗日第一线的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进行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反日同盟的宣传、组织工作。
1941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委托朱德召集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友人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0多个国际国内团体，出席人员包括日本、印度、朝鲜、越南、泰国、台湾、蒙族、回族、藏族等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座谈会上，朱德提议：“在延安各民族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成一个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且指出，目前东方各民族联合反对日本法西斯，已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如何行动的问题。越南代表梁金生发言建议：最近在延安召集各民族代表大会，由大会产生出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以便经常负担起：
（一）指导东方各民族的斗争；
（二）报告东方各民族的革命运动；
（三）搜集东方各民族的一切材料；
（四）进行东方各民族的相互联络等。
座谈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以产生和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并推选了20人组成筹备委员会。9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社论指出：“我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巨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41年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正式开幕。大会第一天是开幕典礼，来自国内外的日本、印度、荷属东印度、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台湾以及犹太、蒙、回、藏、彝、苗、满、汉等18个民族130余位代表，受到会场上2000多名各机关、团体、学校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朱德、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戴高乐等33人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并推选朱德等3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大会主席团主席、荷属东印度的代表阿里阿罕在开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天代表大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讨论反法西斯的，特别是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方法和策略问题”，“大会的责任在于讨论怎样团结统一东方各民族、各国家、各党派、各阶级、各宗教团体，成为一支无坚不摧的反日的统一力量。”在开幕式上，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35位日本学员登上讲台，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表示“愿意在英明的朱彭总副司令的领导下，为中国和东方各民族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10月27日至30日，大会接连听取了朱德的总报告和各民族代表的报告。在会上作报告的有日本代表森健和原清志（女）、朝鲜代表武亭、荷属东印度代表毕道文和阿里阿罕、越南代表黄振光、台湾代表蔡前、泰国代表马纳，以及藏族代表桑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族代表马寅、苗族代表沙瓦吉盖、彝族代表默罕等。发言的代表们分别介绍了本民族的情况，并对本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表达了积极参加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强烈愿望。会议期间，毛泽东于30日冒雨来到大会会场，他在即席讲话中表示：“我想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共同打倒法西斯。……同法西斯斗争还有一个困难时期，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现在只有五六分困难，十分困难还在后面。……我们这个会也为的克服困难”，“现在只要我们团结，把法西斯一只手一只脚的撕碎是不难的”。他最后希望，今天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需要实际工作，研究问题，加紧学习，甚至多种一点小米都是好的，不要夸夸其谈。[《解放日报》，1941年10月31日。]
经过连续几天的报告和讨论，10月30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19项提案，其中重要的有：
（一）由大会产生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在延安，备地设分盟，以加强东方各民族的团结，扩大反法西斯运动案；
（二）号召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派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案；
（三）成立东方民族学院，以资研究东方各民族间反法西斯诸问题，并大批培养各民族干部案；
（四）把大会一切文件编译成各民族文字，以广为宣传案；
（五）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呼吁援助中国和苏联案等。
代表们经过慎密讨论，确定了联盟简章，规走：联盟定名为“延安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其宗旨为“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联盟盟员分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联盟宗旨的东方各民族的团体和个人都可以要求加入，经联盟执委会批准后，即可成为正式盟员；联盟代表大会为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37人，由执委会推选主席1人、秘书长1人及常务委员13人；联盟会址设于中国延安等。按照简章规定，大会代表选举朱德、阿里阿罕、巴素华、原清志、森健、武亭、蔡前、梁金生等37人为执行委员。
大会还通过了《大会宣言》、《告日本人民书》、《致蒋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并转国共两党与抗日将士及中国人民书》、《致苏联前线将士及全体人民书》、《告英美各国人民书》等。
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即将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前夕召开的，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大会“将奠定东方各民族团结的政治的组织的基础，将东方各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和解放运动推上一个历史的新阶段。”大会的召开“不仅表示着东方各民族之反对日本法西斯共同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同时最初用战斗的号召描画出整个东方所有民族自由独立、光明幸福的远大的前途！”[《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二、日本人反战运动
在敌后抗日斗争中广泛组织和发动日本人的反战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中国共产党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在这项政策的指导下，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抗战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就本着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在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建立反侵略同盟和联合日本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
1937年9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告日本陆海军士兵宣言》，指出：中国人民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民族解放战争，针对的只是日本的军阀，决不反对日本的工农。《宣言》向日本士兵宣布了中国军民奉行的优待俘虏的政策，并号召日军士兵掉转枪口，反对侵略战争，与中国军民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为了更好地体现这一政策，感化日军官兵，促进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八路军总部于1937年10月25日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敦促各地部队严格执行俘虏政策，
“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
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
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
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各项战略任务，其中，组织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建立广泛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长期的，因此，各项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性，必须争取建立包括日本军民在内的共同的反侵略统一战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教育全体抗日官兵区别对待日军上级军官和下级官兵，区别对待日本帝国主义和日本人民，以广泛的宣传，逐渐感化日军官兵。尊重并优待俘虏，对其进行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促进反侵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
为贯彻这一思想，中共中央在各根据地及部队中普遍成立了旨在组织日本人反战运动的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军工作委员会。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必须隧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指示强调：“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8页。]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运动逐步产生并发展起来。
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辽县（左权县）麻田镇八路军前方总部，由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等被俘日军组织的“在华日人觉醒联盟”正式成立了。“觉醒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支持帮助下建立的，是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成立最早的日本人反战团体。杉本于1938年7月29日被俘后，受到八路军的优待。第129师政治部敌工科负责人张香山与杉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不断向杉本讲述一些进步思想，逐渐缓和了杉本的敌对情绪。以后，又组织杉本等人学习日本进步学者河上肇、早川二郎的进步书籍，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杉本等人转变立场后，于1939年1月2日自愿加入八路军。此后，又积极置身于反战宣传活动。由于杉本等日本反战人员的工作，八路军的反战宣传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在形式上更易为日军官兵所接受，反战宣传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觉醒联盟”成立后，组织机构发展很快，陆续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支部。1940年6月23日，在太行地区建立了“觉醒联盟”第一支部；1941年8月7日，在冀南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南支部；同年8月15日，在冀鲁豫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冀鲁豫支部；1942年4月，在太岳军区建立了“觉醒联盟”太岳支部；5月19日，在第115师建立了“觉醒联盟”山东支部。
与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发展的同时，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的组织也在各地迅速发展。1937年4月，日本世界语学者绿川英子来到中国上海，后经武汉到重庆，参加了反战斗争。
1938年2月，日本进步作家、著名的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来到上海。在周恩来、郭沫若和一些爱国人士的支持下，鹿地亘克服重重困难，于1939年11月11日发起组织“反战同盟”。同年12月23日在桂林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又于1940年7月20日，在重庆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并发布了反战同盟宣言、纲领及协力中华民族自卫解放之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等基本方针，同年在鄂北和洛阳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
1940年5月在延安的日军被俘人员森健（又名吉积清）、高山进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的帮助下，创建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
随后，这一系统的分支组织也在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41年2月至1943年，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胶东支部、清河支部、鲁南支部、滨海支部、苏中支部、苏北支部、淮南支部、淮北支部、鄂豫皖支部等相继成立。
鉴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增加和反战运动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反战团体之间有必要实行组织统一，制定共同的方针政策。为此，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边区大礼堂召开了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出席士兵代表大会的代表共53名。他们从日本士兵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日本士兵目前最迫切的要求。会议通过了由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长大山光义（下级军官）起草的《日本士兵要求书》，共有228条要求。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是70年来日本军队中从未有过的事情，会议及其要求书在侵华日军中引起了强烈震撼，其影响和意义非常重大。
反战团体代表大会与士兵代表大会同日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反战同盟”系统的代表和“觉醒联盟”系统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代表和印度、荷兰、朝鲜等国际友人也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森健报告筹备经过，然后选出主席团，朱德总司令和吴玉章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大会致词。大会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统一组成“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通过了纲领和章程以及联合会的《工作方针书》，确定“反战同盟”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这两个大会之后，敌后各根据地的反战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会代表返回各地，传达贯彻延安会议的精神。各地反战团体纷纷召开会议，改组机构，扩大组织。1942年2月11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察冀分会”正式成立，成立大会通过了《斗争纲领》、《斗争规律》、《工作方针》和《分会建立草案》，选举宫本哲治为分会书记。同年3月，晋冀鲁豫根据地联合召开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日本人反战同盟大会，成立了“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晋冀鲁豫分会”，7月18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鲁中举行了“反战同盟山东支部”及山东反战士兵大会。此外，华中各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也进行了改组，并成立了统一协调华中各反战团体工作的“华中地区协议会”。
由于敌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广泛建立及其反战活动日益扩大，1943年6月1日，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提出：凡有日本人干部并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地区，今后的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人反战团体和日本干部去进行。各级政治机构的敌工部门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日军工作只作方针上的领导和协助解决实际困难。这个指示的发出，表明敌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已经成熟。
这些遍及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受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欺骗，被驱使侵略中国的下级官兵，他们经过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后，思想觉悟大大提高，自动申请加入反战组织。敌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在他们被俘后，主动在思想上给以教育，工作上给以帮助，生活上给以照顾。为了避免他们在国内的亲属遭受迫害，有关部门劝说他们改用化名。各地还分别制定了有关优待日军被俘官兵及日本人的政策措施。
1942年1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及野战政治部发出《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规定：凡逃入我军防地的日本官兵、军属及侨民，以国际友人看待；其中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应格外优待礼遇。1942年11月29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规定：逃战避战的日本人均享受国际友人待遇，尊重其民族、语言、风俗习惯，负责其人身、财产安全，予以生活保证。愿参加抗日工作者，与我抗日工作人员同等待遇，老弱病残失去工作能力者，政府予以救济。为了保护日军俘虏的安全，根据地军民还付出了血的代价。
经过根据地军民的感化、教育，被俘的日军官兵及其他日本人迅速转变立场，积极投身于反战运动之中。他们创办了《晓》、《战友》、《时事新闻》、《觉醒新闻》、《前进月刊》、《日本人民之友》、《光明月刊》等刊物，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介绍国内国际形势，宣传八路军的对敌政策等等。仅1943年一年，日本人反战团体在华北就印刷了83万张反战传单，在华中印刷了20万张。除此之外，日本反战人员还利用排演文艺节目，举办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制做“慰问袋”等多种形式，声讨日军烧杀抢掠的暴行，诉说战争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谴责日军军官对士兵的压迫，劝告日军士兵弃暗投明。他们还帮助抗日部队培训日语骨干，开展战场喊话，教育日本俘虏。在反战宣传和战斗中，这些日本反战组织成员不畏艰险，英勇顽强，不少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反战同盟”冀中支部长田中实在战斗中被俘，面对严刑拷打，始终不屈，直到英勇就义，忠诚地实践了反战同盟的誓言。仅据1944年4月的统计，“反战同盟”13个支部中就有30余人为反战事业而牺牲。
由于各项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和反战运动的深入，侵华日军中的反战、厌战情绪与日俱增，逃跑、自杀、投诚、避战的事例屡见不鲜。据晋察冀地区统计，1943年在战场上投诚的日军占日俘总数的43％，相当于1940年的7倍。
随着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敌后战场的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工作重心也开始由支援中国人民抗战，转向注重日本人民的解放事业。
1944年1月15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在延安召开执委会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发展，为促进日本法西斯军部的倒台，建立自由民主的新日本，提议将“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1944年4月9日，改组后的“解放联盟”正式成立。随后，各根据地的“反战同盟”支部亦相继改为“解放联盟”的各地支部，继续与中国人民一道致力于推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到1945年7月，敌后抗日根据地日本人解放联盟，共有华北、华中两个地方协议会，晋冀鲁豫、山东等3个地区协议会和18个支部，拥有盟员1000多人。1945年8月30日，“解放联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延安本部举行回国工作出发纪念大会，号召在华日本反战成员返回日本，为建立民主的新日本奋斗到底。随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组织成员陆续回国，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反法西斯战斗历程。
三、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联合创办的一所具有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办学的宗旨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彻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精神，通过生活物质上的优待和政治思想上的教育，转变学员立场，改变学员世界观，为日本人反战运动及日本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学校的学员大部分来自于战场上被俘的日军下级官兵，也有少数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他们绝大部分都出身于被压迫、受剥削的日本工农群众。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野坂参三）等协商之后，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筹办日本工农学校。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等地的八路军先后将一批经过教育，转变了立场的日本反战人员送往延安入校学习。1941年5月15日，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正式开学。朱德、傅钟、冯文彬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参加了开学典礼。朱德在典礼上作了讲话。
学校的校长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担任，副校长是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
1943年4月以后，由李初梨兼任副校长。学校开设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国问题、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这些课程分别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任教。以后，一些留校的学员也担任了讲师。在教学中，学校非常注意联系日本国内的和战争中的事实，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确认识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性质和对中国及日本人民的危害。在此基础上进行革命的理论教育，使学员加深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理解，成为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
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总部对日本工农学校的工作非常重视，在生活、学习、文化娱乐等各方面都尽量予以照顾。学校成立时，正值敌后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各个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着严重的物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特别优待工农学校的学员，每月均按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标准，发给3元津贴，其它衣食住方面的必需品也全部按国际友人待遇。当时，陕甘宁边区把各机构分为三类，第一类全部经费由政府供给；第二类由政府供给一半，另一半由机关自己生产解决；第二类由政府供给1/3，其余由自己生产解决。
日本工农学校和医院、保育院一样，都属于第一类。由于边区政府的照顾，工农学校的生活远比一般党政军机构为好。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们在日常学习之余，还积极参加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以及民主建政运动。在陕付宁边区大生产的浓烈气氛中，工农学校的学员主动提出，不要过分沉溺于中国方面的优厚待遇，自己也要从事生产。中国方面同意在不妨碍学习的条件下，可以搞点生产。于是，工农学校的学员们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在当地农民指导下，学员们开荒地5公顷，收获土豆约5吨，大豆、玉米约9石。此外，还发挥个人专长，会木工的修理窑洞，会打铁的制造工具，会做点心的制做糖果和点心，没有技术专长的学员则学纺织、糊火柴盒等。有的学员还被选为劳动英雄，有的学员还应部队、机关的邀请，前去帮助技术性劳动。
在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整风运动的影响下，日本工农学校也以自己的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学员们主动谈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被俘后的思想变化等。
结果不仅使大家从中受到深刻教育，而且还使一些日军派来工农学校的特务深受影响，主动讲出了自己的特务身份，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立场，有的还参加了反战同盟。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边区最高立法机构参议会议员选举。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日本工农学校也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目的在于从中学习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经验。在选举中，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健被推举为候选人。他所在的选区有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工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如同其它学校一样，工农学校的选民们在候选人的带领下，高举着上写竞选人政策主张的旗帜和标语牌，在自己组成的乐队助威下，高喊口号参加了选举大会。森健在赵安博副校长翻译下发表了竞选讲演，要求打倒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介绍了日本人反战工作的情况，最后，吁请全体选民“为了建设未来的民主的新日本，请你们给我们学习机会，学习边区立法机关的民主政治！”梅田照文（原名香川孝志）作为推选人发言指出：如果边区参议院选出站在反战立场的日本人议员，这一消息必将震动日本军队内的士兵。他们的讲演博得全场选民经久不息的掌声。结果，鲁迅艺术学院的周扬当选，森健得票列第二位。其后，根据“三三制”精神、森健也取得了参议会议员的席位。[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75～76页。]
由于各地日军俘虏的增加，这些俘虏又不能全部送到延安工农学校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建立工农学校的分校。1943年7月，八路军第120师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晋西北分校；1944年10月，八路军山东军区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山东分校，以后又创办了鲁中、鲁南、渤海分校；1944年，华中新四军也设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
从工农学校毕业的学员们，除少数人留校任教外，大部分回到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前线，推动和发展了各地的反战运动。
1945年8月30日，开办四年多，培养教育了几百名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它的使命。当天，在延安王家坪礼堂为工农学校学员举行送别大会。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和许多党政军干部以及国际友人都出席了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和八路军及中国人民，对在反战事业中牺牲的日本友人表示深切哀悼，希望一个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国团结起来，创造出一个和平民主的亚洲。他在致词中还说：“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送别会上，冈野进校长代表日本学员讲了话。
1945年9月中旬，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200多名日本学员和教员离开延安，踏上了回国的路程。行前日本工农学校、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日本共产主义同盟联名给毛泽东、朱德发了致敬电：“由于你们的援助，我们今天走向光辉的前程，抱着新的希望，返回祖国。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九章 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和困难阶段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第一节 武汉周围地区的防御作战
1940年下半年，由于欧洲战局的影响，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加紧策划“南进”，准备扩大侵略战争；与此同时，迫切要求尽早结束在中国的战争。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制定了《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决定“自1941年秋季以后，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在此之前，“要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中国）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28页。]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中国派遣军决定在重点对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的同时，对正面战场“积极实行短促突击作战，消耗敌人战斗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3页。] 以增强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为解决“中国事变”创造条件。为此，侵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以“短促突击作战”为主要形式的作战行动，同时仍不放松政治诱降。
一、豫南会战
1940年枣宜会战，日军第11集团军虽然占领了宜昌，但未能解除中国第5战区对其所构成的威胁。1941年1月，日军发现中国第31集团军在信阳以北的遂平至项城一带活动，为再次打击中国第5战区主力.打通平汉路，日军第11集团军决定发动像南作战，为此，抽调其第3师、第40师主力，第4、第13、第34、第39师各一部参战。日军中国派遣军由京沪地区第13集团军抽调第17师主力及第15师一部，增援第11集团军。其兵力部署概要如下：左兵团以第3师为基于，由小林店向高邑、春水、舞阳方向进攻；中央兵团以第17师及第15师一部，由明港沿干汉路向西平进攻；右兵团以第40师主力附第13、第39、第34师各一部，由正阳向汝南、上蔡方向进攻。
为策应豫南作战，皖北方面日军骑兵第4旅附1个坦克团，由亳县向涡阳进攻；第21师以1个团由宿县向西进攻；豫东方面日军第34师以一部向黄泛区进攻。
此时，中国第5战区的兵力部署为：在平汉铁路及黄泛区方面为第31集团军，主力位于豫南平汉铁路正面；平汉路东侧为第21集团军（大别山兵团）；侗柏山区为第2集团军（左集团）；随枣地区为第22集团军（中央集团）；大洪山至襄河左（东）岸地区为第29集团军（右集团）；襄河西岸地区为第33集团军（河西集团）；此外，在黄泛区方面有骑兵第2军。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判明日军企图后，令第5战区避免与敌主力决战，以一部于平汉路进行持久抵抗，钳制敌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进行侧击。据此，第5战区决定在平汉铁路正面配置一部兵力，主力则置于日军进攻路线之两侧，保持机动，准备于日军向汝南、郾城、舞阳分路北进时，即向日军侧背攻击。l月25日，第5战区调整部署如下：第2集团军以主力集结于泌阳附近；第31集团军分别集结于象河关及汝南以东地区；第84军主力向息县旧治集结；第59军速向枣阳以北推进；第29集团军向桐柏、新城集结；第29、第2集团军各编组若干有力支队潜入敌后，进行袭扰。
日军为了隐蔽其向像南进攻的企图，并钳制当面中国第5战区部队，以独立混成第18旅、第39师、第4师各一部首先于1月20日在当阳、荆门、钟祥方面，向第5战区第33集团军及第29集团军阵地进攻，突进至远安，被守军击退。
1月24日夜，日军左兵团第3师向信阳北侧守军阵地实施奔袭，企图切断守军退路，但遭到第2集团军第68军的顽强抵抗，奔袭未能奏效。25日，日军中央兵团和右兵团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由信阳、罗山地区沿平汉铁路及其两侧，分向遂平、舞阳、上蔡地区进攻。
26日，日军各路分别进至泌阳、高邑、确山、邢店一线，27日进至春水、沙河店、驻马店东西之线。此时，第31集团军以第85军由临泉向上蔡附近机动，第13军由舞阳向象河关附近推进；第2集团军以第68军向象河关以南日军尾随袭击，第55军由南阳向唐河方面前进；第33集团军以第59军由樊城向南阳推进。29日，左翼日军第3师在尚店、小史店附近，遭到第13军猛烈攻击，日军中央兵团沿平汉线继续突进至遂平，而第31集团军早已撤出平汉路沿线地区，日军企图捕捉第5战区主力未遂，日军右兵团在汝南、上蔡间地区遭到第86军侧击，损失较重。
30日，日军中央兵团以一部向上蔡支援其右兵团，主力经西平向舞阳迂回，企图与左兵团夹击舞阳以南守军。但该地第13军已向叶县转移，第85军亦向郾城附近转移，日军合击未能奏效。此际，第29、第55、第59、第68军，分由泌阳、唐河及其以北地区，向舞阳方向，袭击日军后方，断其补给。大别山兵团第84军已于29日克复正阳，尾随日军右兵团之后，日军进至上蔡、舞阳之线后。企图与第5战区主力决战的计划落空，后方交通线受到袭扰，遂于2月2日开始撤退。日军第3师在舞阳以西的保安集结时，从电话窃听中得知南阳为该地守军通讯枢纽，在返回途中于2月4日攻陷了南阳，并由南阳向唐河、泌阳方面迂回，企图与由舞阳经象河关南撤之中央兵团夹击第29集团军主力，但均来得逞，于2月7日撤回信阳，其左兵团经汝南撤回信阳，恢复原态势。
皖北、豫东日军于1月25日向守军发动进攻，29日，进至三堵集。守军第92军与骑兵第2军分别进行阻击。日军一度攻陷界首、太和。2月6日，各路日军分别撤退。豫南作战，至此结束。日军共伤亡9000余人。
二、上高会战
上高位于鄱阳平原西部，居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西倚万载山地，为武功山与九岭山间之前进支撑点，扼南昌经浏阳入长沙古道之交通，为长沙之东方屏障。豫南会战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不断对日军进行袭扰，对南昌日军构成威胁。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保证占领区安全，日军第11集团军决定打击南昌方面第9战区部队，扩大其赣北占领区。因此，豫南会战后，据守武昌、安义等地的日军，即加紧补充兵员，作进犯准备。2月中旬，日军又从长江下游调来独立混成第20旅及第3飞行团。
3月14日，日军利用夜暗分3路秘密集结。北路，第33师主力约1.5万人集结于干洲街附近；中路，第34师主力约2万人，集结于西山万寿宫附近；南路，独立混成第20旅8000余人，集结于厚田街附近。日军企图分进合击于上高一带，歼灭赣西方面中国守军主力。（见附图3）
早在1940年4月，第9战区制定的反击作战计划中规定：“敌如向高安、万载进犯时，则诱敌于分宜、上高、宜丰一带地区反击而歼灭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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