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鏖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劢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
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得了国内外更多人士的同情与支持。
18日，周恩来将7参政员公函送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将公函副抄送各党派和有正义感的参议员20余人。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王世杰接到公函十分紧张，立即与张冲商谈，认为这是中共表示决裂。张冲接连数次找周恩来，要求将公函暂行收回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介石约周见面谈话。张冲的建议遭到周恩来的拒绝。
参政会预定3月1日开幕。国民党方面越来越焦急，希望中共能撤回公函。出席参政会。2月25日晨，张冲再次找到周恩来，提出种种方案，恳请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周恩来斩钉截铁地驳回张冲要求，“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页。]
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清晨，张冲又奉命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遭到谢绝。国民党顽固派进退失据，一筹莫展。
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周恩来致函张冲转蒋介石，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并说：“倘能蒙诸采纳，并获有明确保证，则敝党参政员届时必能报到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页。]
董必武、邓颖超也在同日写信给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表示12条如蒙采纳，并得有明白保证，必可报到出席。“临时解决办庆12条”内容是：
“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
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
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
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
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
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
七、于第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两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
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
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
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
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
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97～498页。]
上述12条临时解决办法最后虽然仍未被接受，董必武、邓颖超也没有出席这次国民参政会，但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进步势力的同情与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
3月8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演说，表示“决不忍再见所谓‘剿共’的军事，更不忍以后再闻有此种‘剿共’之不祥名词，留于中国历史之中”，保证“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页。]
接着，参政会又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这实际上是蒋介石结束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退兵一招。
3月14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宋美龄也在座。蒋介石这次谈话的目的意在缓和对立气氛。他不再有前一时期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谈话一开始，他就向周恩来表示：两月多朱见面，由于事忙，参政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周恩来将新四军事件和近来各地政治压迫的状况说了一遍。蒋介石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对各地的政治压迫则推说：这是底下人做的，不明白他的怠旨，周恩来提到防地、扩军问题。
蒋介石没有直接回答，但也没有再讲开往黄河北岸的事，而是含糊其词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终于被击退。
在先后两次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表现出中共中央领导人政治上的成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既进行坚走而灵活的斗争，又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赢得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向全党强调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切勿忘记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国内阶级问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上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就存在；在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的政策依然是两面性的，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它既抗日，但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它既反共，甚至反到发动皖南事变和发布1月17日命令那种程度，但又不愿意最后破裂。对此，中国共产党只能是针锋相对，实行“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加以区别，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与一般的、统制中央政权的和地方实力派加以区别，以利孤立和打击顽固派，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要准备两种可能性，即从国共两党全面破裂作准备，努力争取继续共同抗日的前途。只有作好应付最困难、最黑暗局面的准备，才能争取好的前途。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一节 战前国内外形势
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大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破袭正太路战役，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正太铁路，由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
1939年冬以来，日军加紧推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正太铁路是日军施行这一政策的重要支柱之一。日军在铁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均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的兵力守备，并经常派装甲火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铁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用它隔绝八路军总部、第129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边区的联系，并以它为依托进攻抗日根据地，为害极大。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挑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山西新军和八路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这一倒行逆施，削弱了抗日力量，使日军“囚笼政策”得以趁机推行，给抗日根据地造成严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春，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和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的聂荣臻讨论确定破袭正太铁路。切断该路，可使日军在山西的一切运输补给失去保障；对八路军来说，有利于将太行、晋察冀边区这两大基本区连成一片。
正当八路军酝酿破袭正太铁路的时候，欧洲战局急转直下。1940年4月9日，德国出兵占领丹麦，突然袭击挪成，击退英法远征军后，于6月10日占领挪威全境。5月10日德军入侵西欧，5月15日、28日，6月22日，荷兰、比利时、法国先后投降。英军退出欧洲大陆，英国本土受到入侵的严重威胁。
欧洲战局急剧变化，刺激了日本迅速压服中国以利下一步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5月10日，日本陆军省一听到德国入侵西欧的消息，立即聚会磋商对华战争的指导方针，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为目标的处理中国问题策略》，并在5月18日召开的陆军省、部首脑会议上正式通过。其要点是，在1940年底以前，进一步统一与加强政略、战略和谋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屈服。[〔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39页。]
根据这一《策略》，日军把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上，对当时正在香港与国民党秘密进行的“桐工作”寄予了极大期望，为配合“桐工作”，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为切断中国西南方面的国际交通运输线，日本趁英、法在欧战中遭受严重失败，在亚洲势力减弱之机，进一步对英法施加压力，威胁它们封锁中缅、中越国际交通线。6月20日，法国同意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许日本军事人员人越监视对华禁运情况。7月12日，英国通知日本同意关闭滇缅路，并于16日正式宣布：自7月18日起，3个月内禁止通过缅甸向中国运送军械、弹药、汽油、载重卡车及铁路材料，香港亦同时禁运。英法的绥靖政策，使侵略者又一次得势，却使处于抗战困难的中国武器进口减少约51％。
1940年5月1日，日军发动了武汉会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枣宜作战，不久又在广东方面发动了良口作战，企图对中国政府加强军事压力。在枣宜作战中，日军本无意于长期占领宜昌，但受德军6月14日占领法国首都巴黎的鼓舞，改变初衷，决定占领宜昌，以便直接威胁重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日军航空兵以宜昌为基地，使5月18日开始的日军航空兵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进一步升级。
日本全面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给抗战增加了更大的困难，国民党内一些人更加动摇，妥协投降危机空前严重。
为克服这一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在1940年7月7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日本“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页。]
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把酝酿成熟的破袭正太路设想付诸实施，猛烈出击敌后交通线，给敌华北方面军以有力打击，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企图，以利全国局势好转。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二节 战役部署和经过
一、战役部署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129、第120师下达了《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后指出：八路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日军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战绩，影响全国抗战局势，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严重的政治任务。为打击“囚笼政策”，打破日军进犯西安的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日军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击正太路。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同蒲铁路，应组织有计划的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破袭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大线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要求晋察冀军区派出10个团，第129师派出8个团，第120师派出4至6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工兵一部也参战；在其他铁路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区自行安排。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及作战地域：
晋察冀军区以主力10个团破坏正太铁路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对边区周围的北宁、津浦、德石、沧石、平汉等铁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之，阻击可能向正太铁路增援之敌。
第129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坏阳泉、张净段；对根据地周围的平汉、德石、同蒲、白晋铁路及邯大、临屯公路，应同时分派足够部队破袭；对平辽公路应派有力部队积极活动。
第120师应破袭平遥以北同蒲铁路及汾离公路；破袭同蒲铁路部署应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并力求以约两个团进至榆次南北地区，配合第129师作战；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
总部特务团集结于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战役发起时间为8月20日。
上述三大集团根据总部命令，重点对正大路和同蒲路北段沿线的敌情、地形、工事和居民等情况进行了侦察和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本集团的作战部署，并秘密调集部队，组织参战部队进行短期的攻坚和破路训练，准备物资器材，进行战前动员。地方政府大力组织动员群众，积极准备各项支前工作。
晋察冀军区于7月27日发出作战命令，作出初步部署，并令军区副参谋长唐延杰率有关侦察人员前往正太路附近侦察。8月15日下午，军区在吊儿村召开主攻方面（正太路东段）作战会议，确定抽调8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又两个骑兵营、3个炮兵连、1个工兵连和5个游击支队，组成3支主力纵队（即右纵队、中央纵队、左纵队）、1支钳制部队和总预备队，担任正太铁路作战任务。同时，对平汉铁路高碑店至石家庄（不含）段、北宁铁路平津段、津浦铁路泊头镇至唐官屯段也作了破袭部署，要求必须切断上述日军交通线，保证主攻方面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还部署第2、第5、第8军分区部队，分别在同蒲铁路北段、雁北地区及津浦铁路沿线进行钳制活动。
第129师于7月22日下达了准备进行正太战役的指示，指定8个团参战，要求参战部队作好准备。8月18日，在和顺县石拐镇师前进指挥所召集作战会议，传达了本师《关于正大战役的作战命令》，其内容是：抽调10个团的兵力，区分为左翼、右翼破击队、平和支队、总预备队（即中央纵队），破袭正太铁路。此外，抽调部队分布在平汉、白晋、同蒲铁路沿线，广泛破路袭敌，策应正太战役。
第120师决定抽调20个团，重点破击太原以北同蒲铁路和忻静、汾离公路，配合正太线作战。具体部署是：第358旅破击忻县以北的同蒲铁路和忻静公路，独立第2旅破击宁武至朔县间的同蒲铁路，新军暂1师破击神池至五寨间的公路，独立第1旅围困岚县、东村及离石以北之敌据点，决死第2、第4纵队和工卫旅及师特务团破击太汾和汾离公路。
上述部署表明，初期直接参加正太铁路破击作战总兵力约20个团，配合作战的兵力远远超出此数。正太铁路是华北日军的重要交通命脉。破袭正太铁路，日军心然由平汉、同蒲路东西两面反扑。为了阻敌增援，钳制华北日军兵力的机动，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收复敌占据点，于是形成了八路军百余团参加正太战役或配合正太战役的局面。（见附图11）
1940年下半年，日军华北方面军约有27万人，华北伪军约14万人（含苏北）。驻正太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的有独立混成第4旅（驻娘子关及其以西，司令部驻阳泉）、第8旅（娘子关以东，司令部驻石家庄）、第9旅（太原附近地区）。百团大战之前，日本中国派遣军于7月20日从华北抽调了6个步兵营和1个山炮营到武汉，增强第11集团军对该地区的守备，其中有独立混成第4、第9旅的部队。加之独立混成第8旅主力在冀中“扫荡”，因此正太铁路沿线日军兵力相对减少。
二、战役经过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的阶段。
（一）第一阶段（8月20日至9月10日）
第一阶段为时20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毁正太路。前10天，晋察冀军区、第129师主要是破击正太路；后10天，日军反扑，八路军撤出正太路，晋察冀军区转而出击正太路以北盂县地区，第129师打击前出“扫荡”的日军，第120师在晋西北配合作战。
8月20日，八路军冒雨通过山谷河流，避开日军外围据点，直接运动到正太路两侧，当晚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攻击，奇袭成功。日军事前毫无所知，措手不及，一时全线被动。
晋察冀军区负责破袭正太路东段。此段有敌坚固设防的天险娘子关和重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守备严密。
晋察冀军区右纵队（辖第5、第19团）负责破击正太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娘子关早在失陷前即构筑有国防工事，日军占领后又依据险峻的山崖加修4个大堡垒，使该关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易守难攻。20日20时，晋察冀军区右纵队主攻部队第5团一部首先潜入娘子关村，歼灭村内伪军。然后依托村庄，仰攻日军堡垒，战士们攀登陡峭的山坡，迎着浓密的火网，勇猛向敌攻击，经3小时反复冲杀，攻克全部堡垒，将守敌大部歼灭，黎明时分，胜利的旗帜终于插上了三年来日军践踏的娘子关！这是正太线最早攻克的重要战略要点。接着，主力部队掩护工兵，大量破坏敌工事，并将关东铁路桥炸毁，收集了缴获的物资，在日军增援到达之前，主动撤离娘子关。
第5团进行的另一个大的战斗是袭击磨河滩车站。
20日晚，第5团第1营第1连袭入磨河滩，但遭到日军反击，21日拂晓撤出车站。为完成破坏磨河滩车站的任务，当晚第1连又渡过棉河，攻入车站。敌仓惶退入营房抵抗。磨河滩日军有近1000人（其中800人是乘火车路过该站的退役军人），凭坚固守，难以解决战斗，又值天降大雨，棉河水涨，不能徒涉，第1连遂抢占车站西面村庄固守。22日下午，日军400多人开始反击，第5团主力在棉河北岸向敌实施火力袭击。第1连在歼敌50余人后，撤出战斗。
第19团曾攻入巨城和移穰车站。
右纵队有左右友邻部队的策应，受日军反击较晚，因此，破袭战绩较大。
23日，第5团再次攻占娘子关，并炸毁娘子关以东1里左右的石桥，辽破坏了程家陇底、磨河滩之间的铁路。当晚第19团也再次攻入移穰车站，炸毁水塔、铁路。
24至27日，右纵队还炸毁了岩会附近的9孔大石桥、移穰东面的8孔石桥和3孔石桥以及程家陇底、西武庄间的石桥，程家陇底以东木桥也被烧毁。在右纵队大力破袭下，从25日起，正太路娘子关至乱柳段日军交通完全断绝，日军各据点各自为战，陷入异常恐慌之中。
晋察冀军区中央纵队（辖第2、第3、第16团），负责破袭正太路娘子关至微水段和井陉煤矿。井陉煤矿是日军重点守备目标，在新旧两矿周围筑有近4米高的敷设电网的围墙，墙外又增设铁丝网与外壕。在围墙之内。老矿有15个堡垒，新矿有4个堡垒，并在矿北山上筑有3个碉堡，以瞰制全矿区。
20日夜，第3团对井陉煤矿的岗头老矿和东王舍新矿同时发起攻击。第1营在矿工帮助下首先切断电源，迅速攻入新矿，歼敌警备队一部，残敌躲入碉堡死守。第2天下午，全歼守敌，救出日本职员的小女孩2名。接着在工人帮助下，将14台机器，10个锅炉，3座风车，两个大水他，两座烟筒，5座铁桥和绞车房、电机房、火车站以及矿区重要建筑全部炸毁，搬走了大部物资，使其半年以上不能恢复生产。第3团还夺取了贾庄、南正日军据点，破坏了南正至微水间铁路。第2团攻占乏驴岭铁桥东端堡垒，掩护工兵将铁桥炸毁一段，并一度占领蔡庄日军据点。第16团第2营于20日夜攻入北峪，将守敌大部歼灭，21日掩护工兵破坏北峪石桥；其他各部攻占地都，并将南峪守敌大部歼灭。24日，中央纵队侦知井陉县城已有日军1000余人，南峪、地都也有大批日军增援，日军有大举反扑的可能，乃决定以一部监视和袭扰铁路沿线之敌，主力集结于机动位置待机。
左纵队（辖冀中警备旅第2团、军区特务团、平井获支队）负责破袭微水至石家庄段。20日夜，平井获支队袭击岩峰，爆破铁路；特务团掩护群众破坏岩峰至威州电线、公路。22日夜，特务团又攻击上安车站。
23日夜，警备旅第2团攻入头泉车站，夺下堡垒两个。随后，左纵队撤出铁路沿线。25日至27日，连续出击，破击平山、获鹿、微水、岩峰间公路。
第129师负责破袭正太路西段。该段有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司令部驻地、煤矿基地阳泉，并有榆次方面独立混成第9旅的策应。这里是敌我争夺更为激烈的地区。
第129师左翼破击队辖第386旅第16团、决死第1纵队第38、第25团等部，负责破袭正太路寿阳、榆次段。
20日20时总攻发起后，第16团5个连进攻芦家庄车站，连克碉堡4座，将守敌大部歼灭。第16团向榆次游击的两个连配合工兵炸毁了芦家庄至段廷之间的所有桥梁。第38团以突然袭击动作，攻占了上湖、和尚足两个车站。
第25团攻克马首车站，日军仓惶逃向寿阳。
第129师右翼破击队由新编第10旅第28、第30团等部组成，任务是破击正太路阳泉至寿阳段。
20日晚总攻发起后，第28团兵分三路，攻击狼峪、张净、芹泉车站；
第30团向桑掌、燕子沟进攻。当晚攻占桑掌，并将该处大桥彻底破坏。
21日占领燕子沟，当地两座铁桥也被炸毁。到23日，又攻克狼峪、芹泉等据点。在此期间，右翼队还攻克了坡头，辛庄、赛鱼、铁炉沟、小庄、张庄等车站和据点。
第129师总预备队第772团于8月22日、25日两次强袭平定西南冶西之敌，终于将敌大部歼灭，占领冶西。落摩寺日军被第769团围困10天，到8月31日全部就歼。
至此，正太铁路西段除寿阳等少数据点外，均为第129师所控制。由于部队攻击猛烈，正大路西段日军数日内联络中断，各据点日军在被攻击围困之中，孤军作战，迅速被歼。第129师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破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等口号，教育、鼓舞部队，并动员组织民众，争取铁路员工，采用搬拆、爆破、火烧、水淹等方法，大力破坏铁路、车站及其附属设施。
为掩护师的破袭作战，战役开始时，第129师即以总预备队的第14团占领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4公里处，占领该地可以控制阳泉以西十几公里的铁路线，并对阳泉构成严重威胁。敌独立混成第4旅力挽救其守备部队被各个歼灭的命运，扭转阳泉的被动态势，从8月21日上午起，集中阳泉日军，并武装日本侨民，连日出犯狮垴山。敌兵力由200余人增至600余人，在约20架次飞机轰炸扫射和施放毒剂的支援下，连续进行反扑。第129师总预备队顽强阻击，战至25日，先后打退敌多次进攻。
26日，日军进一步增兵，继续向狮垴山反扑。第14团在取得坚守6昼夜、歼敌400余人的重大胜利后，为避免不利情况下的决战，主动撤出狮垴山主峰，继续以小分队钳制敌人，主力转移执行新的破路任务。
在正太线破袭战取得重大胜利，第一步战役目标基本实现，该线日军增强力量，频繁向破袭部队反扑，山西南部日军第36、第37、第41师也准备北援正太路的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干26日下达了第二步行动方案，指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彻底完成正太战役任务的情况下，行动方针是乘胜开展正太线两侧战斗，力求收复深入我各个根据地内的某些据点，继续坚持正太线的游击战；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军区一部向盂县以北地区活动，第129师一部进击和辽公路，力求收复和、辽两县，第120师一部继续破袭同蒲铁路忻县、太原段，乘胜拔除根据地腹地之敌据点。指示各部可向指定区域预作准备，但不要放松现有任务的执行。
为给第二步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八路军总部于27日、29日一再强调继续破路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出犯或增援的1个营以下的日军部队。根据上述指示，晋察冀军区27日命今右纵队继续破路1、2天。第129师除以部分兵力监视各据点日军外，主力每日轮班破路。在第129师连续破袭下，正太路西段除寿阳、阳泉等少数城镇外，基本被破坏，交通完全断绝。
9月2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从3日起结束正太战役；各集团按8月26日命令的第二步行动方针转移兵力，乘正太路遭破坏后，敌不能转移兵力的有利时机，完成第二步计划的任务。
晋察冀军区按照总部26日命令，组织进行盂北战役。第129师由于日军主力反击，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对进击和辽公路，收复和、辽两城的任务，留待下阶段完成。
9月2日起，晋察冀军区部署新的战役行动，以第2、第5、第16、第19团参加主要方向作战，立即向盂县和寿阳以北出动，收复该地区内的敌据点，并规定第19团歼灭上、下社敌人，第5、第16团夺取盂县城，第2团向西烟、宗艾出击；以第3团、第4军分区特务营及平并获游击支队一部，继续钳制正太路东段之敌；以骑兵第1团主力、第120师骑兵营、行灵游击支队及军区教导团在平汉线方面执行钳制任务。
由于正太线的破袭战，使盂县以北敌人主力南调增援，守备兵力减弱，各据点已感到恐慌，晋察冀军区部队展开锐猛攻势后，不少据点守军开始动摇，9月5日下午，下社日军在上社日军接应下，退到上社，在该地仍下敢停留，与上社日军一同连夜向盂县方向逃跑。9月5日晚，第19团赶到上社附近后，即与第2军分区特务营向逃敌展开追击。此时，第19团进至神泉、普田地区的第1营截断了日军退向盂县的道路。6日9时，将该敌包围于兴道村。经5小时激战，歼其大部，残敌80余东逃罗里掌山，复陷于第19、第5、第16团包围之中。9日夜，日军大半被歼，只剩下40亲人趁浓雾突围，逃进盂县城。
第2团第3营于7日占领西烟村，8日夜冲入日军据守的土寨，日军大肆放毒，突击部队全部中毒后退出，双方各伤亡20余人。9日、10日继续围困。11日，西烟日军在盂县日军200余人接应下，逃回盂县。
9月4日，日军抽调2000余人增援盂县地区，开始反扑。9月10日，晋察冀军区命令第19、第5团留盂县以东以北地区待命，准备配合第129、第120师行动；其余各团向根据地东部、东北部转移，准备执行新任务。
为了钳制正太线方面八路军的破袭作战，转变被动态势，日军纠集独立混成第4旅4个步兵营（配属第36师以1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独立混成第9旅3个步兵营（配属第36、第41师均以1个步兵营为基干的支队各1个）等部，向第129师实施反击。8月30日，独立混成第9旅自太谷、榆社之间地区，9月1日，独立混成第4旅自平定、和顺、辽县，榆社一带相互策应推进，以松塔、安丰、马坊地区为中心合击第129师。
在日军主力转取反攻的形势下，第129师各路破击队即由破击作战转入打击出犯日军的作战。左翼队连日在高坪、道坪、红凹、中兰、卷峪沟地区予敌打击。特别是卷峪沟约15个小时的阻击战，毙伤敌2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合击安丰、马坊地区的企图，掩护了师指挥机关、后勤部门及右翼队的安全转移，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这次战斗后，左翼队亦安全转移到外线。
6日，左翼队、第772团将太谷出犯之日军500多人包围盂榆社西北的双峰地区，激战一昼夜，歼敌400余，大挫其锐气。第385旅于6日于张建设伏，重创向辽县撤退的日军。右翼队于9月3日离开正太线向根据地转移，曾在平定以西打击阳泉出扰日军，消灭日军100余人。随后，部队即行分散，展开广泛游击战。至9月15日，第129师粉碎了日军万余兵力的连续反击。
第120师为配合正太路破袭战，从8月20日20时开始，对同蒲铁路和晋西北主要公路展开大规模的破击，攻取敌铁路公路线上的据点。
康家会是忻静公路上日军最大的据点，驻有日伪军50亲人，其东北石神有敌30人，西南利润有敌10余人，静乐有敌100余人。第358旅决心以第4团1个营进攻康家会，两个营在康家会以东的炭窑沟、青龙庄间设伏准备歼灭石神增援之敌；以第716团在康家会以西的砚湾设伏，准备歼灭利润、静乐增援之敌。8月21日零时30分，第4团第2营向康家会发起攻击，拂晓时将守敌全歼。由静乐乘2辆汽车增援的日军40人被第716团歼灭，由石神增援之敌也大部被歼。攻克康家会是一次部署周密的速决全歼战，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它是第120师发起破袭战役不久即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为扩张战果，第358旅以第4、第716团各一部强袭丰润，其余部队负责打援，8月25日晨将丰润山上碉堡攻占。正组织火力准备攻击猬集山下大庙内的日军时，敌增援部队赶到，攻击部队遂撤出战斗。
第120师独1旅于8用23日开始行动，第715团曾先后两次袭击寨子村，同时袭击岚县。第2团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峪口至圪洞公路数里，又在班家庄以西山地伏击日军，并连袭石门鄢、寺圪塔敌据点。8月31日凌晨，独2旅第714团猛袭宁武、朔县间阳方口，烧毁了车站，破坏了附近铁路设备，切断了同蒲铁路。这次战斗、全歼守敌，毙伤敌120余人，俘日军2人、伪军32人。此外暂1师一度袭入五寨；决死第2、第4纵队切断了汾离公路，并一度袭入汾阳以西的王家池；第359旅第717团多次击退柳林出扰之敌。
第120师在晋西北先后作战180多次，歼日伪军800余人，攻克康家会、阳方口、平社、龙泉等敌车站和据点，一度切断了同蒲铁路北段以及忻静、太汾、汾离公路敌军交通线，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路，有力地支援了第129师、晋察冀军区方面的作战。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大体上在9月10日结束。在第一阶段中，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部队行动迅速、秘密，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因此给了日军沉重打击。
（二）第二阶段（9月22日至10月上旬）
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后，从华北敌后到大后方的报刊大力传播胜利的消息，祝捷电文、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飞向八路军总部，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士气。延安开了祝捷大会。人们期待着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9月10日指示：“根据中央七七宣言与七七决定，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于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击敌和友是目前军事行动的总方针。”[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69页。]
9月16日，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示第二阶段作战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作战部署是：第120师集结主力破击同蒲路宁武、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袭涞灵公路，夺取涞、灵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120师作战；第129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斗争，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铁路北段。此外，对破袭沧石、德石、邯济、平汉、平绥、北宁、津浦铁路，阻敌修复正太铁路，也作了部署。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晋察冀军区主要进行了涞灵战役，第129师主要进行了榆辽战役，第120师主要破击了同蒲路。
1、涞灵战役
日军驻蒙军占领的涞源、灵丘地区，深入晋察冀边区西北部。驻涞源、灵丘及其附近的是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司令部驻张家口）、第26师（司令部驻大同）各一部，共1500亲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日军受到第一阶段打击后，提高了警惕，各据点纷纷增加兵力（其中涞源城已增到500人左右），增修加固工事，储备粮弹，严加戒备。
晋察冀军区决定调集部队，组织涞灵战役。部署是，以第1、第2、第3、第20、第25等5个团及游击第1、第3支队，第1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1团的1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在战役初期夺取涞源及其附近据点，打敌增援，尔后视情况转移攻势于灵丘外围，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第6、第26团和察绥游击支队，共约5000人，组成左翼队，在战役初期阻敌增援，以有利于右翼队作战（其中第6团暂归右翼队指挥），尔后在右翼队协助下转移攻势，夺取灵丘及其附近据点。此外，以冀热察挺进军平西军分区第9团袭击桃花堡及其附近据点，随时准备打击向蔚县、涞源增援之敌；以第2军分区第4团活动于五台地区，钳制向灵丘增援之敌。同时，命令冀中军区除以主力一部配合冀南军区破击沧石、德石铁路，另以一部袭击北宁、津浦铁路外，组织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钳制驻冀中日军，使其不得西援。
9月22日22时，涞灵战役开始，右翼队向涞源具城及其周围据点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夺占东、西、南关，日军退入城内固守。
23日，右翼队决定先集中力量拔除外围据点，再行攻城。当夜，第2团在第1团1个营及炮兵配合下，猛攻涞源城东10公里处涞（源）易（县）公路上的敌重要据点三甲村，歼敌大部，将其占领。同时，第3团向涞源城东北日军另一重要据点东团堡发起猛攻。该据点由日军第2混成旅的一个教导队共130余人驻守，成员全系各部队选来的士官，训练有素，武器精良，并有坚固的环形防御工事为依托。攻击部队不顾敌人的猛烈火力和不断施放毒剂的威胁，连续勇猛进攻，至24日夜，攻克该村周围全部堡垒，挫折了敌人的锐气，将残敌压迫于村中数间房屋死守。
25日，敌将据点库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烧毁，准备突围。攻击部队再度向敌猛攻，残敌突围无望，投火自焚。东团堡歼灭战，显示了八路军的英勇顽强，使日军震动很大。
到26日，右翼队其他部队和平西军分区第9团也连克桃花堡、白乐堡、吉家庄、辛庄、北口、下北头、白石口、中庄、王喜洞、刘家嘴、张家峪、北石佛、金家井等13个据点。
战役发起的第2天，日军开始由张家口等地南援，由于破路不彻底，日军推进迅速。
28日中午，日伪军3000余人搭乘汽车，在坦克20辆、飞机4架的掩护下，进抵涞源城。
在这种情况下，右翼队已难开展有利的攻势，晋察冀军区乃决心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第一步扫除灵丘、浑源间敌据点，第二步夺取大营东南至神堂堡一线及大营、沙河以北山地内敌据点。10月2日，晋察冀军区命令右翼队主力集结涞源以东及东南地区整理，一部监视钳制涞源之敌，另以第1、第2团归左翼队指挥，加入左翼队作战。
10月8日夜，第1团第1营乘南坡头日军一部出动袭击第2团之机，向南坡头发起进攻，一举袭入敌阵，歼敌大部，残敌逃窜。同时，第6团第1营攻克抢风岭，青磁窑日军望风而逃，9日夜，第6团第3营又攻击了金峰店。此外，向灵丘、广灵间出击的第26团8日夜曾一度攻入黄台寺。
10月9日，晋察冀军区发觉第1军分区《抗敌报》第35期9月22日社论无意中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企图泄露。这时，灵丘方面，浑源、广灵日军1300余人南援，开始反扑。涞源、易县、保定、望都、定县、完县、唐县、曲阳、五台等地，日军正集结兵力，准备粮弹。根据以上情况，军区判断日军可能趁军区主力远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大举“扫荡”根据地，遂于10日命令左翼队放弃第二步计划，立即结束涞灵战役，第1、第2团归还第1、第3军分区原建制，第6、第26团主力集结适当地区休整，准备反“扫荡”作战。
涞灵战役持续18天，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
为策应涞灵战役，冀中军区在破袭沧石、德石、北宁、津浦铁路的同时，于10月1日至20日进行了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百团大战发起后，冀中日军一部西援，大部被束缚在重要交通线上，冀中内地守备较弱。任何大肃地区，自1940年春日军大“扫荡”后，很多村庄建立了伪组织，日伪统治机构大体形成，日伪感到这一地区不足为虑，因而产生麻痹心理，警戒相对疏忽。
冀中军区决定以第18、第23、第30团等部计10个营，共8500余人，编为左翼队、中央队、右翼队进入这个地区作战。计划首先以两翼部队钳制敌人，吸引敌人于任河大肃中心区以外，尔后以中央队突入中心区，打开局面。
10月1日战役开始。左翼队（第18团）进入潴龙河以东，河间、任丘以西地区，2日至6日，连续攻克连家庄、东固贤、良村。在进攻部队的威慑下，7日夜，玉皇庙、丰乐堡、刘善寺各据点敌人，望风逃窜。右翼队（第30团）4个营进入大城以东、子牙河以东地区活动，至7日，连克李民居、邓庄子、石疙疽、西刘庄、臧庄子、陈村等据点，并大举破路挖沟。中央队（第23团）2个营北渡滹沱河，10月1日，伏击由商家林出动抢粮的日军100余人，歼敌90余人，缴获全部武器。9日，在白马堂伏击由留各庄到里坦之敌，全歼日伪20人。
10月15至20日，进行以子牙河东西两岸为重点的第二期作战，在任河大肃中心区，只留小部队坚持。中央队19日夜攻克半截河据点，破坏其附近的古洋河上的桥梁。右翼队面临敌情严重，无力采取大的行动。左翼队16日夜克大曲堤、任丘石门桥，18日又克王盘敌据点。
任何大肃战役，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日军3人、伪军326人，攻克据点29个，冀中军区部队伤亡573人。此役钳制了敌人的兵力，有力地配合了涞灵战役。
2、榆辽战役
由阳泉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的公路，是日军突入太行根据地最深的一条公路。日军企图将该路向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以达到分割大行区，灵活调动正太、白晋两线兵力的目的。其中榆辽段长45公里，沿线有榆社、沿壁、王景、管头、铺上、小岭底、石匣、辽县等8个据点，由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第13营守备。
9月22日，八路军第129师下达榆辽战役基本命令，决定以突然袭击手段消灭榆社至小岭底之敌，收复据点摧毁公路，并乘势向辽县进展，相机收复辽县。
作战部署是：
以第385旅（附第32团）为右翼队，主力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敌据点，一部扼守辽县以西狼牙山，阻击辽县可能西援之敌；
以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各2个团为左翼队，攻取榆社、沿壁、三景等据点；以新编第10旅为平辽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截击南援之敌；
以太岳军区第17、第57团组成沁北支队，破击白晋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敌人由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
23日夜，攻坚作战开始。24日，左翼队攻克沿壁、王景，右翼队攻克铺上、小岭底。至25日，榆社具城也被攻克，小岭底至榆社一线只剩管头据点之敌仍在顽抗。同时，平辽支队积极活动，攻占辽县以北寒王镇；沁北支队积极破路，频繁出击，使武乡、白晋路日军受到钳制。
26日，第129师令右翼队以一部继续围攻管头之敌，主力和左翼队东移，乘胜收复辽县并消灭可能援辽之敌。
27日拂晓，右翼队进攻辽县以西石匣，当夜将其占领。左翼队28日进抵马厩附近，准备当晚进攻辽县。这时，和顺、武乡日军分别向辽县、管头增援。八路军总部命令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钳制和顺南下之敌，主力转移至红崖头、关帝垴地区，准备歼灭武乡东援之敌。第129师遵令转移兵力，同时猛攻管头，在29日24时将其攻克。30日9时左右，左翼队赶到红崖头以南山地，右翼队尚未到达预伏地区。此时，武乡日军600余人正越过预伏地区，其先头与右翼队遭遇。左翼队当机立断，迅速向日军的后尾、侧翼同时展开攻击，日军四面受围，在飞机8架掩护下，占领高地顽抗。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双方伤亡惨重。到10月1日黄昏，辽县西援日军500余人突破右翼队阻击，逼近左翼队指挥所附近，左翼队奉命撤出战斗。同日，八路军总部鉴于辽县、武乡日军会合，阳泉南援日军1000余人已抵辽县以北的寒王镇，第129师相当疲劳，伤亡较大，判断增援辽、榆地区的日军可能趁势“扫荡”太北地区，乃决定结束榆辽战役。
3、第120师破击同蒲铁路
9月12日，第120师下达了同蒲铁路北段行动计划，决心从9月20日开始破击同蒲铁路宁武、忻县段（重点在宁武、大牛店之间），作战部署是：
第358旅破击原平、宁武段，并准备袭击轩岗、良庄、东寨等据点；独1旅破击忻县、原平段，并准备袭占忻口、楼板寨等据点；独2旅破击宁武、朔县段；特务团位于宁化堡附近，掩护后方联络线；暂1师阻击岢岚、五寨增援之敌。前线各部统由第358旅指挥。
为防止铁路线再度遭受破击，此时，日军已在同蒲铁路两侧重要据点集结兵力，加强对铁路线的保护。因此，破击同蒲铁路的部队在进入破路作战之前，必须先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敌据点障碍。
9月14日，第358旅从根据地娄烦以西地区出发，北越静乐、岚县公路，16日到达马家沟集结。马家沟与同蒲路宁武、轩岗段之间，隔有头马营、东寨、宁化堡、分水岭、羊圈岭等日军据点。该旅以第3支队（辖第7、第8团、特务营）袭击头马营。9月18日24时。
第3支队以特务营向头马营发起攻击，以第7、第8团打援。战斗至翌日晨，宁化堡日军40余人增援头马营，行至山寨村被打援部队包围歼灭。20日，羊圈岭日军约200余人前出至里鄢村企图反扑。该旅第716团于当日14时向里鄢村之敌发起攻击，次日拂晓，该敌惟恐被歼，逃回羊圈岭。
独1旅于9月16日夜东渡汾河。18日得悉，羊圈岭日军400亲人袭击雁北支队扑空后返回上庄，乃决心围歼该敌。遂于18日13时向该敌发起攻击，激战至19日凌晨，旅主力撤出战斗执行破击任务，残敌向羊圈岭退去。
这次战斗，独1旅伤亡105人，毙伤日军约200人。
各部队击破阻扰之敌后，即投入对同蒲铁路的破击作战。
22日晚，第358旅第4团（附师属工兵连）、师特务团前出到段家岭、轩岗间破坏同蒲铁路数段。与此同时，第2团袭击奇村，第715团袭击忻口、楼板寨。23晚，第2团破坏忻口以南铁路，第715团破坏忻口以北铁路。25日夜，第715团再次破坏了大牛店、轩岗段铁路。独2旅也于朔县、宁武间破坏铁路数段。第120师经过6天的破击作战，使同蒲铁路交通再次中断。
（三）第三阶段（10月6日至翌年1月24日）
一个多月以来，日军在华北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两次大规模攻势的打击，损失惨重，受到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
为防止局势继续恶化，尽快稳住占领区，遂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先后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扫荡”，企图趁八路军连续作战来不及休整之机，打击八路军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
早在榆辽战役结束的10月1日，八路军总部在给各大区的指示中，就指出增援辽、榆之敌可能顺势“扫荡”太北地区，各部应有相应的准备。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反“扫荡”作战计划，要求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部队集结于适当位置，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并注意各区的策应配合。据此备地区军民以连续作战的精神展开了反“扫荡”作战。
1、晋东南反“扫荡”
日军第1集团军为打击第129师主力，毁灭抗日根据地，从10月6日至12月5日，先后“扫荡”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区。第129师来不及休整补充，即投入艰苦的反“扫荡”作战。
太行地区10月6日，冀西武安敌800余人，开始“扫荡”阳邑一带。11日，日军独立混成第4旅一部从辽县、武乡出发，第36师一部从潞城、襄垣出发，共3000余人，南北策应，“扫荡”榆、辽、武之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合围“清剿”榆辽公路以南，武乡、蟠龙以北地区后，14日自洪水、蟠龙、西营一线东犯东田、左会地区。八路军第385、第386旅，决死第1纵队等部，在内线节节阻击进犯之敌，新10旅在外线积极作战。15日上午新10旅2个团在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敌汽车运输队，毁敌汽车40多辆，歼灭押车日军100余人。此后半个月，日军不敢在和辽公路上运输。17日，“扫荡”之敌分途退去。
10月20日，日军第36师及独立混成第4旅等部近万人，分由武安、辽县、武乡、潞城等地出发，“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重点指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机关及第129师师直、晋冀豫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麻田、左会间地区及涉县、偏城一带。由于此次“扫荡”距上次“扫荡”间隙甚短，规模较大，抗日根据地军民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主力部队未能转到外线，只在内线被动抗击，难以给敌有力打击，致使日军进入合击地区后，连续数日实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26日，日军开始回撤，回撤的路上实行分区“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和摧残。
为摆脱被动局面，总部要求第129师下决心寻机歼灭一路敌军，震慑敌胆，使其不敢再以营为单位独立行动，从而拉开“扫荡”间隔，便于根据地军民机动。
29日，“扫荡”黄烟洞之敌第36师一部500余人，辎重民夫400余人，经左会进到蟠龙以东的关家垴，准备返回武乡。当日13时，八路军总部令第129师集中主力歼灭该敌。当日夜，第129师以第385、第386旅主力，新10旅及决死第1纵队各一部，将该敌包围于关家垴，拟于次日4时发起总攻。
被围之敌为改变不利态势固守待援，除紧急构筑工事外，趁夜暗袭占了关家垴西南的凤坑顶高地，以两处制高点，互为犄角，固守顽抗。第129师按原定计划向关家垴之敌发起进攻，并分兵一部夺取凤垴顶。被围之敌在飞机火力支援下拼命顽抗。第129师部队以高昂的士气，勇猛攻击，迅速突破敌防御，将其压缩于狭小地区，展开白刃搏斗，激战持续到31日拂晓，敌大部彼歼，仅剩60多人死守阵地。下午，黄烟洞方面之敌1500余人，在飞机10余架支援下驰援。第129师鉴于关家垴被围之敌基本歼灭，来援之敌又过大，为保持主动，再寻有利战机歼敌，遂迅速撤出战斗。残敌在援敌接应下，遗尸280余具，向洪水逃去。至此，日军大部已由根据地中心区撤走。
11月初，太行南部黎城日军北犯南、北委泉，继向西井进犯，襄垣日军经西营向蟠龙进犯，企图台击东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砖壁一带。第386旅奉命急赴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
11月3日9时，部队刚在大陌村一带部署就绪，即与来敌展开激战。优势敌人连续发动进攻，并夺占大陌村部分阵地。第386旅顽强扼守，一直坚持到4日凌晨4时，在八路军总部顺利转移后，才撤出战斗。日军合击企图未逞，于5日向白晋线退去。
太行区北部，和顺敌2500亲人经寒王镇、长城镇于11月3日到榆社，加强了榆、辽、武地区日军力量。此后，对榆辽公路以南讲堂、岭上、宋家庄、郭郊、大有一带进行了反复“扫荡”。在根据地军民的袭扰打击下，至13日，日军先后退回据点。太行区历时40天的反“扫荡”结束。
太岳地区
从11月17日开始，日军以第37师一部从沁县、■亭镇、南关镇出发，以独立混成第16旅一部从平遥、介休、霍县出发，以第41师1个营从洪洞出发，共7000余人，分路合击沁源及其以北的郭道镇地区。这时，赴太行区的第386旅第16、第772团，决死第1纵队的第25、第38团未归，太岳区兵力薄弱。为避敌锋芒，太岳军区将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2个支队，转移于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地区，打击敌人分散活动的部队。
日军在地方武装袭扰下，于23日进抵合击地区后，即实行分散“清剿”，大烧、大杀、大抢，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毁灭根据地。沁源县受摧残最严重，被害群众达5000余人，占全县人口1/10，牲畜被杀近万头，被抢走7000余头，房屋被毁3～4万间。
大岳军区部队抓住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的机会，积极打击敌人。
23日，沁西支队第42团在官滩歼灭日军100余人。27日，第42、第59团各一部又在胡汉坪、马背一带毙伤日军160余人。沁东支队第17、第57团，先后在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南里等处予敌严重打击，其中第17团龙佛寺战斗，即歼日军100余人。第212旅在交口地区也予敌以重创。日军台击企图落空，又遭到不断打击，在对根据地烧手一阵后，被迫于12月5日分路撤出太岳区。
2、晋察冀边区反“扫荡”
晋察冀边区的反“扫荡”作战，从日军首先进攻的平西地区开始，逐次展开。
平西反“扫荡”
平西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着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和华北伪政权中心北平，以及华北的主要交通线平汉、平绥线，是日军对晋察冀边首先“扫荡”的目标。
10月13日，日伪军1万余人分10路向平西根据地中心地区——三坡合击。日军吸取冒险轻进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依靠据点逐步推进的战术，每日前进5～10公里。
10月14日，晋察冀军区指示平西：“以内外夹攻密切协同配合作战之方针，击退进犯之敌，粉碎敌之进攻”，“主力已处在内线的保持集结于机动位置，至适当时机，选择敌之薄弱部分解决之，主力免于分散；另以得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游击队开展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于必要时主力再分途绕迂敌侧后。”根据这一精神，平西军分区以主力的适时机动和广泛的游击战对付敌之“扫荡”。经过一周余的作战，不断给敌袭扰打击，使其相当疲劳。
日军各路虽深入根据地，但并未摸清军分区主力部队的动向。至11月21日，在敌包围圈进一步缩小时，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跳出敌合围圈，向西南转移，在蓬头与敌进行遭遇战后，顺利转移到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之线。
日军进到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由于战前坚壁清野工作不够，大量粮食被抢走。从23日起，日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0月底，主力退出平西，但仍留2000人以上兵力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仅在昌平、宛平地区就增加据点14处，控制了东斋堂、杜家庄等许多村庄。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退缩、减小现象，斗争更加艰苦。
北岳区反“扫荡”
当日军正进攻平西，第一次“扫荡”大行区结束的时候，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示：进攻平西、太行区之敌均可能转而进攻北岳区，晋察冀边区应立即准备粉碎敌之“扫荡”的作战，党政军民应切实配合，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主力应集结适当位置，准备坚决消灭一两路进犯之敌。井指示第129、第120师积极配合作战。晋察冀军区争取了1个月宝贵的休整时间，对部队作了补充和调整，加强了战备和敌情侦察，地方工作也作了相应的部署。
11月9日，日军第110师等部及伪军共1.4万亲人，首先重点“扫荡”
第1军分区所属地区。易县、大龙华、王安镇、涞源、插箭岭之线日伪军由北向南，保定、满城日伪军由东向西，相互策应，企图压迫军分区部队于狭小地区，进行决战。
10日，晋察冀军区下达反“扫荡”的作战方针和部署，决定在敌人进攻的头一阶段，避免与敌决战，采取广泛积极的游击战，使日军在“扫荡”中住不得其所，行不得其时，食不得其饱，最大限度地疲乏与消耗敌人，主力兵团立即集结起来，置于机动位置，准备于适当时机打击敌人，歼灭敌之一路或两路，以转换战局，彻底粉碎敌之“扫荡”；一切后方机关，均须适当编组，独立自主地分散在适当地区内转旋隐蔽。[1940年11月10日，聂荣臻等致各兵团首长并报彭、左、毛、王电。]
12日，针对日军大肆烧杀与破坏的行动，又指示：主力在不妨碍机动原则下仍可分散一部（不超过1/3的兵力）坚决打击敌之烧杀企图。
11月9日，由涞源、易县、保定出动之敌6000余人，连续合击管头、银坊、黄土岭和神北等地。12日，敌合击扑空，即在当地烧杀后分路撤退。
此时第1军分区集结第1、第25团，乘机进行截击。敌一路800余人，14日由吴家庄向苑岗撤退中遭到截击，死伤一部，该敌在飞机掩护下突出重围，向管头退去，途中再遭第20团截击，伤亡甚大，逃回满城。
11月13日，完县、唐县、定县、正定、行唐日伪军出动2700亲人，向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进犯。
14日，定襄、东冶、五台日伪军约2600人分两路向阜平及其西南地区迫进。日军东西两线策应，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及第3、第5军分区指挥机关和第2、第3、第6团等部队在敌合围圈即将形成之前，适时跳出，转移外线。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转移出去的游击军艰苦奋战，司令员王溥、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英勇牺牲，部队伤亡100余人。
11月18日，合击台峪之敌从王快进占旱平城。21日，由大营经神堂堡、吴王口之敌，和由五台经台怀、石咀、龙泉关、下关之敌，也会合于阜平城。
日军占阜平后，由阜平中心区向外，由周围各据点向内，对第3军分区所属地区连续合击，反复“扫荡”，残酷烧杀破坏。
在此期间，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根据敌情变化，机动转移，使敌合击屡屡扑空，始终处于有利地位，只以一部分部队与敌人保持接触，了解敌人的动向，钳制敌人的行动。各分区部队仍不脱离根据地，积极与敌周旋，各游击部队不断袭击敌人，破坏交通，阻敌修路，扰敌后方。
11月21日夜，第2团选派30余人袭入党城，以手榴弹袭击日军宿舍，日军惊慌失措，枪炮射击彻夜未停。26日，第1军分区便衣4名潜入保定，以手榴弹袭击日军正在举行会议的剧场，引起日军后方的惊恐不定。侵入根据地之敌，半个月来不断遭到打击，饥疲交困，遂于25日分路撤退。
至12月3日，日军大部退出北岳区，但在阜平、王快、党城、曲阳之线，留驻1000余人，继续建点修路，企图久踞。
为迫退深入阜平之敌，拔除敌占据点，彻底粉碎日伪“扫荡”，12月9日，晋察冀军区组织第2、第3、第4、第6团进行阜（平）王（快）战役，具体部署是：以第4、第6团先攻东庄，再攻阜平，第2、第3团位于王林口、王快、党城以北地区配合；攻阜平得手后，以第2、第3团向东扩大战果，攻取王快。
14日21时，第6团向东庄之敌发起猛攻，第1营一举攻克东庄北山堡垒3个，冲入村内，日军反扑夺回堡垒。第6团投入主力与反扑之敌肉搏数次，阵地堡垒几易其手，毙伤日军170余人。与此同时，第4团向阜平之敌展开攻击，第2团、游击军一度攻入党城和灵山。其他部队在阜平至曲阳沿线，进行袭扰、围困，破坏交通，消耗和疲惫敌人。21日王快之敌130余人押送100余驮子军需品，行至王林口被全歼。
26日，平汉路宣村地区伏击战，炸毁日军列车及所载汽车14辆，重炮3门。27日，由阜平东庄北犯之敌1200余人，在罗峪、土门遭袭击，死伤140余人。在晋察冀边区军民沉重打击下，留驻之日军被迫于1941年元旦起先后从阜平、东庄、王快撤退。到1月4日，持续55天的反“扫荡”基本结束，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自身伤亡1382人。
3、晋西北反“扫荡”
10月25日至11月上旬，日军独立混成第16旅等部约4000人，“扫荡”晋西北第8军分区和第3军分区米峪、娄烦一带，遭到当地军民打击。12月中旬，日军抽调驻晋南的第37师、驻晋东南的第41师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混成第3、第9、第16旅及第26师各一部共2万余人，准备全面“扫荡”晋西北。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结束后，第120师预料日军必来报复，积极准备反“扫荡”。
10月30日，该师奉命组建晋西北军区，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兴县李家湾举行了军区成立大会。晋西北军区辖直属军分区及第2、第3、第4、第8、雁北等6个军分区。军区在成立过程中，调整了一些部队的建制，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部队更加精干。12月14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各军分区：反“扫荡”作战方针基本上是游击战，但需有相当主力集结，以便机动；各分区需有1个团以上的兵力，以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各正规军派出的游击队及地方武装，须围绕着进攻之敌，不断扰击，并派一部在敌后破坏交通；各分区须负责保护粮食，立即帮助、检查群众空舍清野工作。
12月14日起，日军各路相继开始对晋西北地区进行全面“扫荡”。敌5000余人从太汾、汾离公路据点出动，北犯第8军分区米峪镇地区；敌4000余人从离石、柳林出动，进犯临县地区；敌6000余人19日从岚县、奇岚等据点出动，进攻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
至12月23日，日军侵占了晋西北除保德、河曲两县以外的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开始有计划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日军和汉奸伪装八路军，诱杀群众；派出基干支队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寻歼党政军领导机关；重点破坏八路军后方机关和设施。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残暴、野蛮、毒辣至极。根据地遭受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此次“扫荡”中，群众被惨杀者达5000余人，仅兴县地区被抢、被烧的粮食即达15万斤，仅第4军分区被抢、被杀牲畜即达5000余头，被烧毁的房屋、窑洞达1.9万多间。
晋西北军区部队在反“扫荡”初期，主要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部队和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扰、钳制进攻之敌，破袭敌之交通运输，掩护祥众转移。主力部队避开敌之锋芒，转到外线，寻机袭击敌人。第4军分区部队先后袭击了方山、峪口、信义等据点，并多次袭击临县和安叶村。师属教导团等部曾袭入兴县东关，又在兴县以南伏击敌“清剿”部队。第358旅和工卫旅，分别对“扫荡”米峪镇之敌进行多次袭击和阻击。独1旅和决死第4纵队，在大武以北不断袭击敌据点，破坏公路，断敌交通。在晋西北军民的有力打击下，敌难以继续“清剿”，遂改为修筑公路，设立据点，企图长期驻守，以分割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为粉碎日军这一险恶的企图，12月27日，晋西北军区指示备分区动员一切力量，打破日军修路筑点计划；命令第358旅负责打击岚县至大蛇头、普明至赤坚岭修路之敌，独1旅负责破击大武至临县公路，决死第4纵队破击大武至方山公路。据此，独1旅第2团组织群众2000余人两次破击大武、三交间公路，使临县之敌不得不绕道方山与离石联系；离石游击队带领群众两次破击离石、军渡问公路，毁公路30余里；第2、第35团各一部，连续袭击汾阳至柳林公路线上的信义、上白霜、张家山等据点。在内线坚持的各团还抽调干部组成便衣工作团与地方工作团一起，在精干部队掩护下破坏敌新建据点周围的“维持会”。第715团一部与临县游击队一起袭入临县县城，捕捉了南关“维持会”代表。决死第2纵队第4团深入到晋中平川，在下曲镇诱伏文水之敌，歼日伪军100余人；工卫旅在太汾公路连续进行了破击战。
独2旅第714团、暂1师第36团和雁北支队各一部，曾袭入神池、阳方口等据点，并3次袭入义井镇；第714团在朔县利民堡西南解家岭击溃了企图伏击该团的日伪军并歼其一部。第358旅第716团奉命由娄烦以西出发，三天赶到兴县界河口附近，与在该地区活动的第7团相配合，打击“扫荡”之敌与袭击驻止之敌，使敌下敢出扰，保护了群众的利益。
在根据地军民英勇战斗下，日军修路建点计划遭到破产。从1941年1月2日起，日伪军开始分途撤退，到1月24日全部退回原据点。
晋西北军区冬季反“扫荡”，历时40天，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在战役中被敌侵占的所有城镇全部收复。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五章 百团大战
第三节 百团大战的影响
百团大战，从1940年8月20日的破击战开始，至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3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营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自动携械投诚者47人，伪军反正者1845人（以上共46380人）；缴获各种枪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破坏煤矿5个，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与破坏了其他大量军用物资。
日伪军兵力损失，若加上晋察冀军区阜王战役毙伤的2000余人，晋西北反“扫荡”毙伤的2500余人，则达到50880余人。
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敌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震动极大。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作战记录和向陆军省的报告中写道：共军“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石太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敌人采用爆炸、焚烧、破坏等方法，企图对桥梁、轨道、通信网、火车站设施等重要技术性设备，予以彻底摧毁。在进行破坏时，隐蔽伪装得极为巧妙。”[《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5、296、309页。]
经过这一战役，日军内部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总结经验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把此役称为挖心战，以后每年8月20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页。]
百团大战对粉碎日本威压诱逼中国政府迅速屈服的狂妄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40年夏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妥协，运用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一切手段，进占宜昌窥视陪都，持续地大规模地轰炸重庆，全力展开诱降的“桐工作”，封锁滇缅路，断绝国际交通等，一时间给中国抗战造成空前严重的危机，侵略者正踌躇满志地等待着“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的成功。[〔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251页。]
然而百团大战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的黄梁美梦，近卫首相的“坚信板蒋（板垣、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变成了“处于紧急关头的蒋介石举棋不定”，“抱最大希望的桐工作，终于未获结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官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574～575页。]
百团大战，推迟了日本的南进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法西斯在北欧西欧的接连胜利，使日本侵略者大受鼓舞，刚上台的第二届近卫内阁，野心勃勃地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确定利用急转直下的世界形势，抓注难得的良机，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的同时，解决南方问题。
7月下旬，在《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中决定，为解决南方问题可行使武力，行使武力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但对美开战将难避免，故须做好充分准备。为此，要实行强力政治，广泛发动总动员，确立战时经济态势，积聚战争资材及扩充船只，扩大生产及调整与充实军备，统一国内舆论等，并强调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的时间以8月末为目标。作为南进的第一步，日军第5师9月23日在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强行登陆。但是，南进计划突然又被迫发生逆转。日本陆相东条和参谋总长杉山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为此，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2页。]
日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提出，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宗旨，反对从1941年起缩减在华兵力。于是日本只有暂时收回南方作战的矛头，乘机南进只好以“口号演习”宣告收场。在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中，百团大战不能不说是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推迟日本的南进步伐，无疑给英美及东南亚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百团大战，由于战役规模和持续时间，都超过了部队和根据地补给能力的限度，部队消耗过大，在日军报复“扫荡”时，已相当疲劳，因此对日军打击不力，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加重了以后的困难。在有些地区，如太岳、平西抗日根据地，开始出现缩小现象。
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抗战处于困难、妥协投降空气甚浓的时候取得重大胜利的，具有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意义。它钳制了大批在华日军，1941年初日军又将第17、第33师由华中调往华北，从而进一步减轻了华中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百团大战的捷报传开之后，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社电台相继发表社论、社评，备地纷纷举行祝捷会、庆功会，群情振奋，增强了战胜困难的勇气，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增强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提高了并产党、八路军的声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谎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中流砥柱，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
在百团大战中，华北抗日军民取得了巨大胜利，积累了大规模作战的经验，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付出了重大牺牲和代价。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前3个半月作战中，伤亡1.7万人，中毒2万余人。
百团大战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苏联《红星报》予以赞扬，美国合众社等驻北平记者冲破日军新闻封锁，在百团大战期间连续报道了交战消息。当时在华北敌后的不少外国记者、学者，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对百团大战作了充分的肯定。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中写道：
“经过长时间的筹划，朱德和彭德怀在1940年8月初发布最后命令，对日军展开百团大战。……整个华北地区，从晋北山区到东海岸，从南面的黄河到北面的长城，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连厮杀了五个月。一百团人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战斗是炽烈而无情的。敌人所有的煤矿、电厂、铁路、桥梁、公路、车辆和电讯都遭到破坏。”八路军在国际上的影响扩大，声誉大为提高。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四编 小结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为寻找解决“中国事变”的出路，并应付长期战争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改变侵华政策，将前一阶段以战略为主政略为辅的方针，改变为政略为主战略为辅的方针，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通过分裂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固控制已占地区，压迫和引诱国民党、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以实现灭亡中国的迷梦。中国面临打破敌政略分化和军事进攻，进一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的新的战略任务。
这一时期，国际形势同样对中国极其不利。在欧洲，德、意法西斯日益嚣张，英、法节节败退。在远东，英、法、美为了缓和与日本的矛盾，维护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一再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动，迎合日本的要求，并积极策划召开太平洋会议实现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给中国坚持抗战带来严重威胁。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期正是实现其尽快逼迫中国屈服，以便抽出身来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好时机。日本以全力策动的诱降工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日本期望一旦汪精卫公开树起“和平”旗号，中国的主要社会力量就会集合到他的周围，地方势力便会投汪倒蒋的情况并未出现。汪精卫逃出了重庆，可应者寥寥，结果不过是国民党内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公开决裂，在全国上下讨汪反投降的怒潮中，在一定意义上反倒促使动摇音抗战意志趋向坚定，给企图妥协者以精神威慑。汪伪中央政权只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
日本为寻求汪蒋合流而展开的“桐工作”，也以失败而告终。日本的政略进攻走进死胡同。
巩固占领区和确保占领区的“安定”，是日本在这一阶段军事战略的主要任务。日本侵略者认为，仅是由于他们忽视和认识不足，才使中共的势力壮大起来，因此，只要日军主力转移到占领区作战，自然会所向披靡。从1939年起，日军以在中国关内总兵力的大部及全部伪军，对占领区进行连续两年的“治安肃正”作战，企图将日军对“点”和“线”的占领，扩展为对“面”的占领。但是，华北日军对敌后根据地进行1000以上至5万兵力的“扫荡”近百次，大部分“扫荡”均遭到惨重失败，恢复对“面”的占领的目的并未达到，占领区“治安”的情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侵略者这时才认识到，在军事战略上犯了更大的错误。
在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了南岳军事会议，调整了指挥系统，对部队进行了部分的补充和整训，使战斗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在抗击日军数次的有限进攻中，基本稳定了原有的战线，并在1939年冬季攻势中，对日军实施了广泛的袭击，给敌一定的打击和消耗，在战略上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正面战场作战的范围、规模及频繁程度，都较战略防御阶段有明显的减弱，各战区部队未能充分积极作战，主动策应配合，以钳制更多日军。在日本诱降和国际绥靖主义者劝降的影响下，国民党反共分裂和妥协投降倾向显著增长。五届五中全会及其“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的提出和实施，两次反共高潮的掀起，给坚持团结抗战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加重了相持阶段的困难。由于反共分裂、妥协投降不得人心，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方针，领导敌后抗战的军民，对顽固派的反共磨擦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给以有力的打击，终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国抗战克服了新的危机。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面对敌重兵回师占领区的残酷进攻，以主力的坚决战斗，保卫了华北敌后的平原和山区抗日根据地，并乘敌无力兼顾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了华中和华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两年来万余次对日伪军的作战（其中包括以100余个团、数十万兵力的华北最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粉碎敌人大规模“扫荡”近百次，歼灭了大批日伪军，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除抗日联军仍坚持东北抗臼游击战争外，在关内形成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战略区，正规部队发展到50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达1亿以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对中国抗战相持阶段提出的总任务和战略策略，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针，使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妥协投降势力，渡过了分裂倒退和妥阶危机最严重的阶段。在两年的英勇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敌后战场，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武装，成为对日伪军积极作战的主力军。（见附图12）
在战略相持阶段前期，严重分裂、妥协危机的克服，正面战场战线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敌后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壮大，这些都为适应相持阶段后期更为艰苦的斗争形势，积蓄反攻力量，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
一、欧战中的日本对德、对苏关系
（一）德军横扫北欧、西欧及日德意法西斯同盟条约的缔结
1939年以德国进攻波兰为开端，欧洲大战爆发，日本政府当即声明：“日本帝国不介入，专注于解决中国事变”。[〔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43页。]
但是，欧洲战局的发展规模以及事态的发展速度，远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它导致了日本在对华战争以及整个对外战略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动。
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苏联也随后进兵波兰东部与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德、苏两国改变了东欧的政治地图。德国完成在东欧的扩张后，掉头北上，1940年4月9日侵吞了丹麦，同一天又向挪威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挪威拒绝了“德国的保护”。于是德军发动了突然袭击，挪威自南而北绵延2000余公里的海岸及主要城镇，迅速落人德军之手。到6月10日德国完成了对挪威的征服。
在德军征服挪威的过程中，英法两国曾向挪威提供援助，英法联军三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进入挪威北部重镇纳尔维克，遭受德军的包围和轰炸，被迫撤退。拒绝投降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和其他政府官员流亡伦敦。德军征服丹麦和挪威，英法干预失败，对欧洲各国震动很大，英国张伯伦政府下台，一直主张进行抵抗的丘吉尔于5月11日组成联合内阁。6月5日法国改组内阁，雷诺总理兼任外交部长，达拉第辞职，戴高乐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
欧洲各国政治关系急剧变化，希特勒说：“丘吉尔入阁，这意味着战争真正开始了，现在我们才开始同英国作战。”[阿尔贝尔·施佩尔：《第三帝国内幕》，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2页。] 完成对北欧的扩张，德国又转向西欧。对挪威的战事尚未完全结束，希特勒即下令对西欧国家实施其早已准备好的“黄色方案”。5月10日凌晨，德国向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发出最后通牒，并于当天向三国和法国北部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德国对西欧的攻势共投入兵力141个师，2400余辆坦克和4000多架飞机。兵分三路，中路为主攻，由A集团军群担任，突破卢森堡、比利时阿登地区；北路B集团军群进攻荷兰；南路C集团军群佯攻马其诺防线。英法联军对德国的进攻方向估计错误，并执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遭受了全面失败。5月10日凌晨，德国的空降部队首先在荷兰首都海牙等要地降落，迅速扩张战果。
13日，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及政府部分成员乘英国驱逐舰逃往伦敦。5月15日，荷兰武装部队总司令H.C.温克尔向德军签署了降书。德军进入比利时之后，比利时政府被迫放弃中立政策，吁请英法联军支援。5月13日，英法联军进入比利时，但未能挡住德军攻势，17日，德军进占首都布鲁塞尔，国王利奥波德三世于28日下令向德军投降。北路德军完成了对比利时的征服，还牵制了大批英法联军，支援了中路德军的攻势。
担任对法国主攻的中路A集团军群，5月10日顺利穿过卢森堡，插入比利时南部阿登地区。按法军的看法，阿登地区由密林和险峰构成的“扇形地区没有危险。”[〔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3页。]
而德军先头部队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只用了一天便穿过阿登，12日下午抵达马斯河北岸，攻占了色当要镇。14日下午古德里安三个装甲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德军兵分两路长驱直入，一路向西南直逼巴黎，另一路指向西北攻英吉利海峡重要港口布伦和加来。英法联军36万大军被围困在敦刻尔克至比利时边境一线，面临被歼灭的危险。但希特勒出人意料地下令古德里安停止前进，英法联军抓住机会，完成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至6月4日的一周内，共有33万余人撤渡英吉利海峡，逃出了德军的合围。
6月5日，德军发动对法第二阶段作战“法兰西之役”。此时法军尚有71个师，但士气低下，装备残缺。6月10日，法国政府被迫撤出巴黎，迁到图尔，再迁南方的波尔多。此时意大利也向法国宣战，在已经崩溃的法军背上再插一刀。英国丘吉尔政府提出成立法兰西一不列颠国家，设立单一政府，两国民众具有共同国籍，企图趁人之危控制法国残剩的军队、殖民地等权益，被法国拒绝。6月16日法国组建新政府，由贝当元帅出任法国政府首脑，同时表示愿意投降，6月22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军签署降书的地方——贡比涅森林中的一节火车车厢上，法国签下降书，接受了德国方面的苛刻条件。
德军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北欧、西欧，掠得巨大的财富，极大地刺激了正在东方苦战的日本，使之改变了原来尽力不介入欧战的决定，“另打起主意来，生怕误了一班车。”[〔日〕种村佐孝：《大本营机密日志》，钻石社，1952年版，第14页。] 它要乘机向南方扩张，捞取英法在东方的殖民权益。同时，德国在法国投降之后，制定“海狮计划”对英国本土发动进攻，担心美国对此加以干预，希望日本在东方牵制美国。于是，德、日两国为各自之战略需要，加速了军事结盟。
9月7日德国特使斯塔玛来日谈判双方加强合作。德方的条件是：“关于对英战争，德国不要求日本的军事援助；德国所要求的是，日本用一切办法来牵制美国，扮演阻止美国参战的角色。德国则承认日本是东亚的政治领导者。而且，德国准备在缔结三国同盟以后，充当日苏亲善的‘公正的中间人’”。[〔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51页。]
这是日本能够接受的条件，日本也希望缔结三国同盟条约牵制美国。
改善日苏关系能使日本摆脱北方之忧而专注于向南方英、法、荷势力圈内扩张，因此。双方迅速达成协议。1940年9月27日，《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正式签署，规定缔约一国“受到目前不在欧洲战争或中日冲突中的一国攻击时，应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援助。”[《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78页。]
该条约的缔结使日德意“三国轴心”关系，进一步发展为三国军事同盟，它标志着法西斯侵略集团最终形成。
（二）《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
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进程中，日苏关系的变化是较为曲折复杂的。当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时，苏联曾宣布实行“中立政策”，继而转售中东铁路，将帝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殖民权益，全部转让于日本，变相承认“满洲国”，两国关系有所缓和。但是，1936年日德签定反共产国际协定之后，两国关系转趋恶化，在1938年7月的“张鼓峰事件”与1939年6月的“诺门坎事件”等大规模武装冲突中，日军遭到严重损失，只是因为已经陷于对华战争僵局，无力在北方投入更多兵力，所以最终被迫退让。以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为首还主张调整日苏两国关系，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主张在内阁逐渐占据上风，内阁开始制定同苏联的“中立条约案”。
德国在欧洲的飞速扩张，也影响着德苏关系。苏联虽同德国订立有《互不侵犯条约》，但仍担心德军的进攻，始终以欧洲为首要的战略方向。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联也需要缓和对日关系。避免在遭德军进攻时，东西两面吃紧。
1940年7月，东乡大使正式向苏联提出《中立条约案》，双方的谈判因为北库页岛权益等问题互不让步，难于进展。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签字之后，日本外务省于10月3日制定《调整日苏邦交纲要草案》，设想作出一定让步改进日苏关系，如承认外蒙、新疆和中亚的波斯等地为苏联势力范围等。企图以苏德条约及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发展为日、德、意、苏四国同盟。德国方面也参加斡旋日苏关系并对苏谈判四国盟约的问题，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同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苏联对于改善发展同德、日的关系也感兴趣，但要价甚高，要求获得在芬兰及巴尔千方面更多的权益，这与德国的企图相抵触，谈判失败。日本方面决心再作努力，1941年1月，外相松冈出访德、意、苏三国，同苏联再度谈判而制定《同德、意、苏交涉案纲要》。目标是，使苏联“同日德意所实行的打倒英国政策协调，同时期望调整日苏邦交。”[〔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35页。]
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准备让步的条件是，苏联于5年间供应250万吨石油，日本另外设计的世界格局是四大势力圈，由日本控制的大东亚圈，德国的欧洲圈（含非洲），美国的美洲圈，另由苏联控制中国的外蒙古、新疆以及伊朗、印度等形成苏联圈。日本希望苏联能按这个“四圈构想”一道瓜分世界。3月，松冈带着上述构想登程，同苏方进行会谈。4月13日，双方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基本内容是：
“第一条，缔约双方保证维持他们之间和平和友好关系，并相互尊重缔约另一方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
第二条，如果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缔约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将保持中立。”
双方还同时声明：“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国际条约集》（1934～1940），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3～304页。]
《日苏中立条约》的签定，使苏联对巩固其东部的安全、避免两线作战有一定的意义，也使日本的侵华作战和南进作战免除了北部之忧。《日苏中立条约》互相保证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使中华民族的权益又一次遭受践踏。
日苏中立在日本军政当局内部曾受到质疑，枢密院顾问宫在审查该条约时发问：“按照日、德、意同盟条约，德苏发生军事行动时，日本必须支援德国。而按照这个（日苏中立）条约，日本在德苏交战时则应保持中立，这里没有矛盾吗，”松冈外相回答道：“在法理上是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应由日德进行协议，但日本将以自主的立场作出决定。”[〔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文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62页。]
二、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日本在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迈出了实际的南进步伐。1940年德军横扫北欧、西欧，极大刺激了日本的扩张胃口，“不要误了公共汽车”成了朝野上下的一句口号。7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提出《伴随世界形势发展的时局处理纲要》，23日至25日，近卫内阁讨论了该《纲要》，27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以“尽快促进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同时抓住良机解决南方问题”为宗旨，规定要领第一条：“处理中国事变须集中政战两略综合力量，尤须采取一切手段杜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等，俾使重庆政权迅速屈服。”还具体规定：“对法属印度支那（含广州湾），期待彻底切断援蒋行为，迅速使之承认担负我之补给，允许军队通过及使用飞机场等项，并为获得帝国所需资源而努力。根据情况，可行使武力。”要求处理好对苏、美、英各国关系：“在中国事变尚未解决前，尽量采取不与第三国开战之施策”，“对美国保持公正主张及严肃态度”，特别明确“行使武力时，尽量只限于以英国为战争对手”，以分别对待英美两国，即实行“英美可分”策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8页～59页。]
从上述纲领可见，日本希望在避免对多国同时作战，特别是要避免对美作战条件下，解决中国问题，美国如果施加影响或干涉则不辞对美一战。所以，中国问题是日本南进的核心目标，具体言之，乘英法在欧洲战败之机攫夺其南洋殖民权益，掠获日本急需的橡胶、石油等战略资源，为解决中国问题即为侵华战争获胜而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是日本南进最重要的目标。
侵华战争的困境，导致日军扩大战争而转向南进。
日本转向南进并引起整个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的行动是对法属印支北部的侵略。1940年6月4日，德国攻占敦刻尔克，取得决定性胜利，即又转锋南下，进攻法国首都。6月14日，巴黎沦陷。
16日，日本决定乘机强行断绝经由法属印支北部的援华交通线，日军大本营直属部队第5师一部奉命进入法属印支国境。对于是否大规模对法属印支作战，日本当局于18日召开四相会议，就两个方案进行了讨论：
“一、对援蒋行为提出建议，如法国不允，即诉诸武力；
二、无需交涉，立即诉诸武力。”[〔日〕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80页。]
通过了第一个方案。
由于法国在欧战中完全败北，法属印支当局毫无力量可言，迅速于6月20日答复日本，完全封锁印支国境，同意日军派出军事专家进行监督视察。
法属印支当局的决定，破坏了中法之间的正常关系，给中国的国际运输造成了巨大困难。
6月29日，日本以西原一策少将为监督机关长的监督团到达河内，成员包括陆海军官员共30人，7月2日正式建立常驻机关。日本得陇望蜀，又向法印当局提出新的要求，参谋总长训令西原，要使法印当局“尽快承认为通过法属印支的集团（即第22集团军）进行补给，可能时设法使之允许（日本）军队在法印通过及使用飞机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76页。]
在日方高压之下，法国被迫让步，8月5日法驻日大使安里正式接受日方要求。9月4日驻法印陆军司令马尔丁同日本驻河内监督机关西原机关长共同签署《为成立日本、法属印度支那军事协定的基础事项》，即通称的《西原——马尔丁协定》。
但军部强硬好战派并不满足于“和平”进驻方式。就在《西原——马尔丁协定》签署的当天，日机编队即多次飞入法印境内，第5师一个营越境侵入同登地区。9月5日，日本印支派遣军正式编成。日军的挑衅行为迫使法属印支当局不得不提出抗议，日军则对之实施大规模武装进攻。
23日第5师进攻谅山与同登地区，法军于25日投降。
26日，由海军协同，西村琢磨少将所率印支派遣军在海防港强行登陆。
至此，日军终于完成了对法属印支北部的武装入侵，日军战史承认这是“对南方作战的第一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107页。]
日本向法属印支扩张的同时，又对英国施加压力，解决滇缅交通线问题。
6月19日向英国正式提出切断援华路线要求：一是封闭滇缅路；二是封锁香港与广东边界。英国屈服于日本的压力，7月8日，由英驻日大使克莱琪正式答复有田外相，同意关闭滇缅路3个月，在香港地区也同时禁止中国方面的军械和汽油等物资的运输。
日本对英、法实施压逼之时，实行“英美可分”策略，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磨擦。但日本在东亚的势力愈是膨胀，美国愈加不能容忍。英国驻美大使向国务卿赫尔通报滇缅路线封锁决定之后，赫尔立即表示，封闭滇缅路不止是对中国的打击，进行国际贸易并开放通商大路，也关系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对此表示遗憾和失望。[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鹿岛和平研究所出版会，1975年版，第94页。]
7月18日赫尔对新闻记者发表声明，再度对闭锁滇缅路作法表示了反对，23日美同宣布对外输出废铁及某些等级的汽油予以签证控制。日美双方正在进行的“有田——格鲁会诙”遂告夭折。
日本对美方的反应不予理睬，继续扩张侵入法属印支北部。美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对抗措施，在日军入侵法属印支的第三天宣布，除西半球各国及英国之外，禁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废钢铁。这一决定，使作为战略资源缺乏的岛国日本，在钢铁等物资方面倍感恐慌，日美矛盾开始激化。
美国的上述立场，还止住了英国的对日让步势头，10月8日英国宣布重新开放滇缅路，美英双方的对日政策协调起来。日本的“英美可分”的策略宣告破产。其依靠外交压力完全切断中国南方补给线的企图落空。日军决定挺而走险，诉诸武力解救困境。
三、日本的北进策动
（一）德苏战争爆发及日本的“关特演”
在日军向南扩张之际，德国于1941年6月22日发动对苏联的大规模进攻。战争打破了曲折变化着的日苏关系，使日本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4020电子书|Www.4020.com.cn)
德军以152个师的庞大兵力，由三个方向对苏联全面展开了进攻，北路集团军群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中路经斯摩棱斯克指向莫斯科，南路进攻基辅和顿巴斯等地。德军迅速深入苏联国土500～600公里。日军统帅部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称：“在几个月内结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其结果将有可能促进现政权的崩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6页。]
作为德国的盟国，日本军政当局内部主张配合德国行动，立即对苏开战的北进论活跃起来，陆相东条英机和外相松冈洋右为北进派的代表人物。松冈甚至估计：“德苏战争在短期内就要结束。今秋或本年之内德英战争也将结束，不要对形势持过分观望态度。”[〔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1页。]他们主张，首先实施北进，解决北方问题之后再向南进。松冈曾是日苏中立条约的炮制者和缔定者，转而鼓吹对苏开战，有人对此提出质询，松冈回答说：“英雄善于回头，我辈讲过南进论，但今天却必须立即转向北方。”[〔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4页。]
但是，由于侵华战争的牵制，日本兵力严重不足。部署在对苏前沿的关东军头目首先提出不同看法：“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参谋部作战指挥机构强调：“以八九月前后出现行使武力之良机为前提而促进战争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8～319页。]
因为至少需要在八九月份才能判断欧战的形势结局以及苏军在远东究竟能保留多少兵力，海军方面则强调南进，对于北方的策略是“待柿子熟再摘”。6月30日的军事参议官会议认为，应该避免立即介入德苏战争。
日军作战指挥机构认为，当苏联对德作战吃紧的时候，就必然会将远东兵力西调，远东苏军减半之时，即从现有70万人减少到35万，为对苏进攻“最为有利”时刻。甚至还明确强调，若对苏作战兵力超过以上估计数字太多，如需要三四十个师之时，则“应放弃行使武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9～310页。]
7月2日御前会议制定《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纲要》，规定日本的方针是：“不论世界形势如何变化，也要坚持以依靠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确立世界和平之方针，”据此应该“加快向南扩张之步伐。并视形势的变化而解决北方问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09～310页。]
1941年6月德苏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提出的一份调整方案《准备南北对阵》[〔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18页。]，内容是：
甲、准备南北对阵的态势
1.以日本内地2个师（第51师、第57师）派往满洲，使驻满、鲜兵力成为16个师的基干阵容，作为对苏警戒兵力。另以日本内地1个师（第7师）作为对库页岛的预备乒力置控于北海道。
2，以在华4个师（近卫师、第5师、第18师、第48师）作为对南方之预定兵力而集结待机。其中近卫师进驻法属印支南部。
3，中国战线以23个师（其中1个师即第38师担任对香港作战）确保现在的作战面。
4.以日本内地5个师（第2师，第16师、第52师、第55师、第56师）作为总预备队。另在日本内地新编成两个师（第53师，第54师）。
乙、解决北方
1.以日本内地5个师与在华4个师增派至满洲，使在满、鲜的对苏进攻兵力为25个师的基于阵营。
2.对南方预备兵力如准备对阵方案所规定。
3，从中国抽出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适当缩小。
丙、解决南方
1.以内地5个师增派至南方，使南方作战兵力为9个师。另派1个师担任香港作战。
2.对苏警戒兵力如准备对阵方案所规定。
3.从中国抽出6个师作为总预备队，中国作战面适当缩小。
以上方案的基本要求是，无论对苏还是对南方作战，都需要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至于抽调多少，则将以作战规模而定。按上述方案所决定的对苏兵力安排大体为两种选择，第一是在中日战争期间与苏对峙而部署所谓“警戒态势”兵力，以16个师为骨干；第二是根据需要而发动对苏作战，需要在中国东北地区集结25个师。
上述方案提出后不几天，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军政当局内部有关北进或南进的讨论更为激烈，同时也对苏军在远东兵力部署及其战斗力作了新的估算。日军认为在正常动员的条件下，日苏双方师的战斗力大体为一比一，而目前苏军的整备状况欠佳，战斗力已下降为日本师的七成五。因此对付苏军远东兵力15个师，日本只需动员11个师，也就是说以东北地区现配置兵力即可充任，不过为力争全胜应该保有2倍对敌的战斗力，即应该动员22个师。
毫无疑问，这需要从中国关内抽调兵力。但是，这一估算中的苏军15个师，是日军所希望的苏联抽调兵力过半之后所剩的兵力，即从现有30个师兵力70万入剩下35万，成15个狙击师的“熟柿”态势，苏军是否抽调一半还是未知数。如果苏军始终保持20～25个师之众，那就是日军难于对付的“涩柿”状态。日军统帅部对德军抱乐观态度，期望到本年八九月份能够出现“熟柿”良机，遂决定正式调整在满洲地区的兵力部署。
这一调整分两阶段向东北地区增兵，第一阶段达成“警戒”态势共需兵力16个师计85万人，马15万匹，除补充现有驻满洲12个师、朝鲜2个师之外.尚需从本土动员2个师。第二阶段达成对苏攻势，应整备兵力20或20多个师。如进入第二阶段整备20多个师，上述先期部署的16个师将“作为攻势的核心兵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5页。]
6月7日颁布正式命令实施第一阶段动员。秘密代号为“百号动员”，“百号输送”，“百号态势”等。按关东军司令部的称呼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简称“关特演”。
在尚未开战的情况下即决定如此大规模地调动兵力，在日本军政当局内部自然会引出分歧和讨论。大藏相河田烈曾质询：“陆军对苏武力准备是否真正实施？”杉山参谋总长回答说：“首先要使在满部队纳入战时编制，其后采取攻势才有可能。陆军正在苦心致力于避免对内外形势造成影响。”东条陆相也说：“为适应国策纲要的宗旨，在满部队的动员是完全必要的。关于保守秘密这一点，统帅部煞费苦心。”[〔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7页。]
“关特演”的实施，第一次动员令使日本本土动员部队，增兵25万，总兵力达60万人。7月16日下达第二次动员令，从本土动员第51、第57师等部队，总兵力增为85万，即达到所规定的“警戒态势”16个师基干阵容。
至此，日本完成了对苏作战的第一阶段兵力调动。
（二）暂时放弃“北进”
8月初，德苏战争形势更为明朗化。日军情报机构判断，德军本年内无力迫使苏联投降，而明年的形势也不一定有利于德军。日军盼望于八九月份出现“熟柿”的企图落空，远东原有苏军约30个师，虽部分西调，但还剩下20～25个师兵力守护远东边境，这就是日军所谓的“涩柿状态”。如果此时坚持北进，以“关特演”所部署的兵力，自然无力进行对苏战争。因此，日军在如下三方案之间举棋不定：
第一，以现有16个师强化对曾戒与防卫态势。
第二，将来以20个师为基于准备进行一个正面（东面）或两个正面（东面与北面）的攻势准备。
第三，将来再以25个师为基干进行东面与北面两正面的攻势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联杜。1968年版，第329页。]
但是要继续增加兵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战场的困境使日军向外抽调兵力极端困难。侵华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大声呼吁，日本对外用兵绝不能够“忘却对中国事变的处理”。而且，陆军在侵华战争中遭受的损耗己达“四成”，所以“从中国方面转用兵力也需要超乎预想的时间。”[〔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1页。]
至于海军方面，始终强调南方资源的重要性。自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南部之后，美国于7月下旬冻结了日本人在美财产，8月1日起宣布对日石油禁运，英、荷等国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日本的资源危机更加严重。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估计：“有了三国同盟，就不可能调整对美邦交，从而石油来源断绝，这样下去，眼前仅有两年的贮藏量，倘若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费罄尽，……。”[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70页。]
因此，海军方面对于北进调兵“依然是极端消极。”[〔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30页。]
由上述因素决定，日军统帅部终于被迫放弃本年内的对苏开战抉择，暂不实施对苏第二阶段阵势即20多个师的调动部署，但也不排除在明年对苏作战的可能性。3月9日，日军统帅部正式通知：“中止本年在北方行使武力之企图”。具体事项如下：
“一、今年内只要不发生苏军主动挑衅进攻等特殊情况，则以不开战为原则实行各种施策。
二、为对苏警戒防卫，妥善应付一切形势变化，应迅速完成‘百号态势’。
三、要考虑到苏联方面向我开战，或明春对苏发动攻势，为此必须做好作战准备。为了不松懈关东军的对苏战备，该通知只在陆海军“极小范围”内下达，并反复强调：对苏作战“不是全然中止，而是只限于今年，或许在来年早春时候，首先在南方动手，再反转讨伐北方。”[〔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78～379页]
对于“关特演”所完成的兵力部署，即16个师构成的“百号态势”，日军继续加以保持。这一态势的战略意义除上述“反转讨伐北方”的需要之外，还在于确保满洲、朝鲜这两块殖民他的稳定与安全。在日军看来，满洲，朝鲜是日本整个对外战争的重要战略基地，要彻底镇压该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所需兵力，按作战部长田中新一的话说，原有14个师是不够的，“防卫上的最小限度兵力是16个师。”[〔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25页。]
这一看法由《帝国陆军作战要纲》加以确认：“对苏16个师之警戒态势更为严格地实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380页。] 故关特演调入的兵力及其部署，也就固定下来。
四、确立南进战略
（一）ADB协定与大西洋宪章
日本向南方扩张造成了对美、英、法、荷等国的极大冲击，各国对日本政策与战略也随之发生变化。1940年12月1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广播讲话阐述他的租借法案，强调应给予战争受害国家以物质援助，还说，“美国不能用缩进被窝蒙头大睡的办法来回避战争危险。”“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不使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制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对我们最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1～265页。]
1941年3月，罗斯福提出的租借法案在国会通过，首批拨款70亿美元，美国还决定采取措施防御德国和日本有可能进行的对美国发动的奇袭，决定在太平洋方面强化以夏威夷基地为中心的防御态势。
为了协调在欧亚各地的战略，美英两国参谋部代表，于1941年1～3月在华盛顿进行了协商研究。双方决定为避免分散兵力，确立大西洋方向为首要战略方向，要首先打败德国，在远东采取战略守势，这就是通称的《ABC—1协定》。
为具体研究远东太平洋方向的战略，美、荷、英等国在东方驻军的官员，据上述协定于4月21日至26日在新加坡举行会议。
其形势判断和预测是：
“1.美英荷与日德意进入战争状态。
2.日本在远东的进攻，最初指向马来亚、英属婆罗洲，其次为消除侧背威胁，将指向菲律宾及香港。估计同时攻击数地区的可能性较小，而将逐步扩大占领地区。
3.日军将在占领泰国之后进攻英领缅甸。
4.日军进攻爪哇、苏门答腊、澳洲、新西兰，必将在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的作战成功后方可实行。
5.日军可能企图以舰队攻击以上整个地区的海上交通线及前线基地。”
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后，联合军的战略方针是：
“1.为使我等击破德意的主要目的不受牵制，在远东暂时采取守势作战，但如有条件即采取攻势。
2.远东的三大重要战略、即保护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确保新加坡，以及保持吕宋岛的安全。
3.对日本本土及日本占领地区，坚决以航空作战进行攻击。空袭日本本土是对日本的最大威胁。为此，在吕宋及中国部署空军。
4.以财政援助和提供装备，支援中国正规军，同时加强中国的游击战，牵制日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278～279页。]
另外还就对日作战协同的要领作了若干规定，决定以“ADB协定”的形式分别向本国政府提出建议，以形成“联合战略”。美国对该协定以英国的远东权益为中心很不满意，没有同意上述协定。但是该协定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远东反法西斯各国的联合。
同年夏天，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反法西斯国家的合作更为密切。8月9日，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纽芬兰海面美舰“奥古斯坦”号和英舰“威尔斯亲王”号上举行会谈，3月14日双方达成协议《英美共同宣言》，即通称《大西洋宪章》，强调了维持国际社会和平基本原则，主要有：不追求领土扩张，不承认法西斯国家侵略所造成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等等。双方讨论了对日政策具体问题，但对于当前日益恶化的战争局势的解决，《宪章》却只作了抽象的规定。其中第8条说：“两国相信世界所有各国，无论为实际上或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倘国际间仍有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军备，致在边境以外实施侵略威胁，或有此可能，则未来和平势难保持。”[《国际条约集》（1934～1944）第337～338页。]
这一声明虽然阐明了反法西斯的和平要求，但对于当时已经大规模进行侵略的战争炮制者，语调显然过于温和。制定这种基调的文件，主要原因是美国不愿意同日本发生直接冲突，罗斯福还希望避免国内孤立主义的攻击。因此，美英首脑大西洋会谈后，罗斯福于6月17日接见日本大使，提出警告：如果日本使用武力采取进一步扩张措施，美国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它认为必需的一切手段，继而声明：如果日本愿意并能够停止扩张主义活动，美国政府准备考虑恢复于7月中旬中断的非正式的探讨性会谈。日本对于美国的警告没有理睬，却抓住其和谈的愿望表示，向美国正式提出进行日美首脑会谈，力图改变在远东的外交困境。
（二）日本对法属印支南部和泰国的扩张
法属印支同泰国之间，多年来在版图方面存在着矛盾，它是英法等西方殖民势力侵略所造成的，这又成为日本加以利用而侵入法属印支南部的一个重要契机。
1940年11月21日，由“四相会议”制定《关于斡旋泰国收复失地之对泰及对法属印支施策方案》，规定方针为：“帝国当从速斡旋与调停泰、法属印支之间关系，通过协助泰国收复失地而建立日泰之间紧密关系，同时对法国加以引导，以扩充发展在法属印支的帝国势力，确立帝国在大东亚之领导地位。”[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72页。]
日军参谋机构则强调：“在法属印支南部及泰国设置军事基地乃当务之急，……应抓住法国拒绝调停这一机会，”实施“强制调停，”为此，由参谋部第二科专门制定《对法属印支、泰施策要领》，宗旨是：“将驻法印北部的兵力增为一个师，在武力压逼之下使法印容认泰国之失地回归要求，并筹建日泰军事同盟。同盟之内容应以设立航空基地及暂时驻扎航空兵力为主体。”[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78页。]
这样由军部推动，日本制定了以牺牲法属印支利益，拉拢泰国缔结日泰军事盟约的扩张方针。
1941年1月19日，日军制定《关于调停泰越纷争之紧急处理要纲案》，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加以批准：“使泰国拒绝英国的居中调停，同时帝国应压逼越立即解决纷争。”同时强调印支局势“同帝国之生存有重大关系，帝国断然不能坐视，”要求抓住良机“就有关日泰间新协定特别是军事协定之缔结取得原则性谅解。”[松本俊一、安东义良：《日本外交史，22.南进问题》，第284页。]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日本向法属印支北部增派军队，第48师在海南岛加紧训练，运输船只集结于海口、广州等地，还撤退驻西贡等地日侨。确定以1月25日为最后期限，如果法国拒绝日本方面的“最后调解案”，日本将对法属印支行使武力。法属印支当局曾希望美国方面对日本施加干涉，而美国不愿此时介入过深，法属印支当局终于向日本屈服，完全接受日本的调停方案。1月31日，泰国与法属印支方面正式签署停战协定。3月11日，泰国同法国之间所谓“和平条约”及其附属议定书在东京换文。至此，泰、法属印支之间的领土争端暂告结束，泰国的要求在日方的支持之下大体得到满足。
泰国得到日本的上述支持，却不能不为此而加深对日本的依附并付出代价。5月9日，泰国同日本签订《关于日法及日泰间之保障及政治了解议定书》，规定由日本进行调停法属印支与泰国之间冲突，泰国和法属印支两国边境划界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议长，日本人还担任双方边界非武装地带的监督责任，等等。随着日本在该地区势力之膨胀，泰国也被进一步绑在日本的战车之上。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之际，于12月7日强行进据泰国，并以泰国为作战基地进攻马来亚、缅甸等国。銮披位政府被迫妥协，于11日签下《泰日攻守同盟》，13日签订《日泰协同作战要纲》等军事条约，不但允诺日军进入泰国、利用泰国之一切交通进攻马来亚及缅甸，还加入日德意三国同盟，于翌年1月25日对美英等国正式宣战。
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泰国、法属印支矛盾冲突以控制泰国，还直接施加压力，控制法属印支南部地区，使其作为对整个南方的作战基地。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向南方扩张的心情更加迫切。6月25日，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制定《关于促进南方施策事项》，要求：
“甲、在法属印支特定地区，设立并使用航空基地及港湾设施，以及在法属印支南部驻屯必要之军队；
乙、为帝国驻屯军队提供方便。”为达成这一目的将首先施以外交逼迫，法属印支如不就范，即“以武力达到我方目的。”[〔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305页。]
7月14日，由加藤大使直接和维希政府谈判，19日由统帅部下达正式命令，令第25集团军进行进攻作战准备。在日本强大压力之下，法国维希政府完全答应日方要求。7月25日，日军第25集团军自三亚港启航南下，一部于28日在芽庄登陆，主力于30日进入西贡河并于当天陆续在西贡登陆。至此，整个法属印支完全为日军控制。
日军侵入法属印支南部，其战略目的不同于侵入法属印支北部。在北部主要是为截断援华路线，而在南方则是针对着英美法的新扩张。因此，这一行动必然更加激化日本同英美之间的矛盾。日本对印支南北和泰国的控制，对于当时东亚局势无疑是一个十分巨大的冲击。
（三）南进战略的确立与日、美会谈破裂
日本的北进或南进，始终是日本最重大的战略抉择。日本原定的世界战略是，先灭亡中国，取得有利的战略态势和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尔后乘势席卷南北。然而，侵略者第一步就触到霉头。日本在侵华战争陷入僵局的条件之下，为摆脱战略困境，一直窥伺着有利的南北进时机，以求在新冒险中找到出路。
在德苏战争爆发之际，北进论确曾高涨一时，它要求配合德国立即进攻苏联，在获取对苏作战胜利之后再转南方，外相松冈和陆相东条是北进论的代表性人物。但海军和陆军方面相当一部分人员强调首先南进。而关东军的报告则强调：“对苏行使武力需要相应的准备时间，实际上难于过早和过急地加以实施。”这两种意见的折衷，就是日军的“熟柿攻击政策”的确定。
它显示了日军愿望强烈却又无力北进的困境。其后，随着德苏战争局势的明朗化，南进论日益占据上风，并终于得到了最后的确立。
日本的侵华战争及其在东方的扩张，决定了日本同美英两大国的矛盾冲突难以缓解。但日本要在侵华作战的同时展开对美英之战，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国家力量都是难以承受的。因而，日本决定推行分离美英战略，即趁英国受制于欧战的形势，劫掠英法等国在远东的利益，另与美国谈判，努力避免对美战争。
1940年11月9日，日本任命同罗斯福有私交的海军上将野村吉三郎为驻美大使。
1941年2、3月间先后派出近卫的好友、产业组合中央金库理事井川忠雄和陆军省军事科长岩畔豪雄赴美进行会谈。双方商定了《日美谅解方案》，其基本内容：
（1）日本政府声明，三国同盟是防御性组织，而且，以此同盟为依据之军事义务，仅当德国遭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国家的攻击时始得履行之；
（2）根据日中之间的协定，日军撤出中国，尊重中国的独立，不要求赔偿，蒋政权和汪政权合并，承认满洲国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劝告蒋政权实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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