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巩固，特别是新四军与八路军会合，引起日军极大不安。8月下旬，日伪军万余人部署于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周围的来安、六合、天长、高邮、明光、五河、八斗岭等据点，9月初开始对路东“扫荡”，企图包围半塔集、大田郢江北指挥部，歼灭新四军，摧毁路东抗日民主政权。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第14团、独立第1、第2团等部，以游击战与日军周旋，第5支队主力和八路军第5纵队第5团在外线积极袭击敌人。从9月5日至17日，与日伪军作战65次，毙伤敌近600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日军除在盱眙建立一个据点外，均撤返原防。
四、游击支队（第6支队）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睢杞太地区后，连续取得对日伪作战的胜利，初步打开了豫东局面，支队进一步扩大。1939年初，游击支队主力由豫东东进商丘、毫县、永城地区。这时日伪军正三路合击毫县（国民党军驻守），并已侵占毫县东北的芦家庙。2月8日，游击支队第2营到达芦家庙附近，9日凌晨配合友军台击芦家庙之敌，经3小时战斗，毙伤伪军200余人，俘伪军参谋长以下100余人，残敌逃回坞墙。新四军仅伤亡18人。
5月，彭雪枫留第1团坚持永城、毫县、商丘、夏邑地区，率第2、第3团进军淮上地区。[淮上地区指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凤（台）公路以东地区。]
游击支队主力进军淮上后，豫皖苏边区将永城地区的鲁雨亭部改编为游击支队第1总队，随即建立了永、夏、萧、宿、毫五县抗日民主政权。1939年9月，游击支队主力由淮上回师涡阳、蒙城、宿县边之曹市集附近整训。
接着，支队主力开赴永城、涡阳、萧县三角地带，以团为单位，分区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地方武装。
1939年底，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所辖部队除第1、第2、第3团及第1总队外，新增由地方武装改编的第2、第3总队，共1.2万余人。此后第6支队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扩大和巩固工作，抽调干部充实永、夏、萧、宿、毫五县政权，建立“豫皖苏边区联防委员会”作为边区的最高行政机构；以主力部队北上商丘、宁陵和砀（山）南等地开辟新区，成立了砀南县政权，发展和扩大地方武装，先后成立永城、萧县，宿县3个独立团。
1940年3月中旬，日伪军2000余人“扫荡”永、萧地区，遭到失败。4月1日，日伪军又集中3000余人，对永城东北地区进行反复“扫荡”。第1总队及第3总队一部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日伪军3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进攻，但第1总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总队长鲁雨亭以下200余人牺牲。在连续打破日伪军的“扫荡”后，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五、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
（一）八路军一部南下
1939年11月11日，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一两个月后，游击支队主力部队及豫皖苏省委干部抽一部，到津浦路东去创造苏北根据地。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表示“完全同意”，并指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水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下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惟须指导下级避免与韩德勤的基本区域发生冲突”。
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研究了华中发展的战略方向问题，认为向西发展受第1、第5战区限制，且容易引起中间势力的疑惧，政治上不利；而向东发展，开辟苏北，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因此确定向东发展，开辟苏北。
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3月初开始，国民党顽军先后进攻皖东津浦路西和津浦路东新四军。刘少奇连电请示中共中央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3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议调344旅至陇海，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立根据地，并策应胡服，将来再调一部深入苏北，使八路军、新四军打成一片。”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国民党顽军在鄂中、皖东、淮北正大举进攻新四军，“我八路军有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建设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之任务。此根据地以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6、347页。]
5月下旬，八路军第2纵队第一梯队第344旅由刘震、康志强率领，从鲁西南定陶出发，经曹县、砀山在黄口附近跨过陇海铁路。6月20日，先后到达涡阳县新兴集与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部会合。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新2旅（欠第4团）于6月下旬到达新兴集。第2纵队南下部队5个团共1.2万人。
遵照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于7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原新2旅）、第4（原第344旅）、第5（原第6支队第1、第2、第3团合编）、第6旅（原第6支队第1、第3总队合编）及游击司令部。随后，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也南越陇海铁路抵达泗县。
8月，黄克诚率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等部，到达皖东北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根据中原局决定，将所有涡河以北、津浦路以东中共领导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以黄克诚任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支队（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改编）、第2支队（第4纵队第2旅、第4旅第7团改编）、第3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改编）和皖东北保安司令部（地方武装改编）。并成立苏皖军政委员会，以黄克诚为书记。
重新整编后，第4纵队辖第屯第5、第6旅，共9个团1.7万余人；第5纵队辖3个支队，共9个团约2万人。
第4纵队坚持豫皖苏边的游击战争，并分别进军怀远、凤台以及淮上等地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第5纵队以一部坚持皖东北游击战争，主力东渡运河，挺进苏北沭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等地，初步开辟了淮海抗日根据地。坚持皖东北斗争的第5纵队第2支队主力配合新四军第5支队开辟了淮（安）宝（应）地区，粉碎了日军对淮南津浦路东的“扫荡”，又在淮河北岸双沟一带击退了敌1000余人的进攻。
（二）江南新四军北上，黄桥战役
皖南、江南（即苏南）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1月19日“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9页。] 1940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皖南、江南阵地。
对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再指出：新四军江南部队应向北发展，皖南部队除留一小部坚持外，军部率主力渡江北上皖北，如无法直接从皖南渡江，则东移苏南，与苏南新四军会合，在苏南发展，或待机北渡到苏北，开辟苏北。
5月4日，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提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错误；无论华北、华中或华南，无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都应该“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毛译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53、754页。]
6月10日，陈毅向中央报告：冷欣部第63师与第40师等部对江南指挥部（溧阳竹箦桥）形成大包围，向新四军挑战。
正在这时，苏北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还在5月中旬，挺进纵队返回苏北吴家桥一带。5月17日，与进犯日军500余人激战一昼夜，将其击退后，转移至通扬运河以北郭村一带休整。但“二李”在韩德勤煽动下，以“侵占”其防地为借口，于6月下旬向挺进纵队下最后通牒，限令3天内退出郭村。
6月28日晨，“二李”所部13个团由李长江指挥开始进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2000余人，在郭村顽强坚守至30日，苏皖支队昼夜兼程赶到。
加上“二李”所部1个团另1个营起义，使新四军兵力增加到相当于5个团。
7月2日“二李”部队溃退到塘头，李长江逃回泰州。
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命令乘胜攻下塘头，但为争取“二李”中立，不进泰州。4日，挺进纵队一举攻下塘头，陈毅立即向李明扬表示，只要李军不再攻击新四军，新四军即停止反击李军，并释放俘虏，归还缴获之枪械，如果李军不阻碍新四军东进黄桥，还可让出郭村、塘头。李明扬在兵败城危的情况下，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答应让新四军通过他的防区东进，并在将来韩德勤与新四军的冲突中保持中立。
7月8日，粟裕率领新6团、第2团到达塘头，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师。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第1、第2、第3纵队，共约8000人。
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通（南通）、如（皋）地区，可以据此向东向北发展，改变华中抗战局面。7月25日，新四军由江都大桥地区东进，26、27日通过“二李”防线。28日，击溃由通扬运河沿线曲塘南下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两个团，29日，歼灭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两个团2000余人，何部特务团400余人在陈宗宝指挥下举行战场起义，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随后，进入如皋、如西地区。
9月3日，韩德勤部分左、右两路由曲塘、吴家集、海安、姜堰一线南下。左路军由第89军第117师（欠第1旅）、独6旅、保1旅组成，右路军由“二李”、陈泰运等部组成。9月5日，左路军占营溪。6日，新四军反击，夺回营溪，歼保1旅1个多团。韩军其他各部撤回姜堰、海安一线。
9月13日，新四军向姜堰发起攻击，14日占领姜堰。而后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韩德勤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苏中抗日斗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9月27日，陈毅在姜堰军民代表会议上宣布：愿意退出姜堰。但又接到韩德勤电报：新四军必须立即撤出姜堰，经黄桥开回江南。陈毅当即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
9月30日，新四军如约退出姜堰，交由“二李”、陈泰运接防。当天，韩德勤下达进攻黄桥的命令，以第89军和独6旅等为中路军，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从北面、东面进攻黄桥；以“二李”、陈幸运部为右路军，以保1、5、6、9、10旅为左路军，分别从西面、南面进攻黄桥。
顽军中路军11个团，1.5万余人。新四军有9个团，其中只有3个主力团，共7000余人。陈毅决心分割包围顽军中路军各部，逐一歼灭；遂以第3纵队守黄桥，第1、第2纵队集结于顾高庄、横港桥之间待机。
10月4日4时，顽军开始总攻黄桥。4日晚，第1、第2纵队在黄桥西北之高桥歼灭独6旅大部。接着6个纵队将第89军包围于黄桥北面，至10月5日9时，将其大部歼灭，独6旅、第89军残部溃集营溪。10月6日8时，新四军追至营溪，再歼顽军一部，7日黄昏乘胜占领海安，随后又连下富安、安丰，10日占东台。
中共中央当时力争国内时局好转，确定采取完全自卫的立场对付反共磨擦，在苏北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韩军进攻黄桥后，八路军第5纵队5个团日夜兼程南下。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2、第8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10月14日，与新四军在东台北面的白驹镇胜利会师。
黄桥战役，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独6旅几乎全军覆没。“二李”和陈泰运部经新四军争取，保持了中立。黄桥战役后，苏北指挥部召开了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及苏北临时参议会，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并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具区政权，组建地方抗日武装。
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
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叶挺任总指挥，陈毅任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六、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武汉沦陷前后，中共豫鄂边区地方组织抵制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指导下，创建了抗日游击队，为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豫南
新四军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确山县竹沟镇设立了留守处，竹沟留守处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的重要活动基地。
1938年10月12日，信阳沦陷，中共豫南特委争取信阳县长李德纯合作抗日，于11月以信阳县常备队、警卫队与中共领导的竹沟留守处1个分队、“77军桐柏山区工作团”中的两个分队等台编为“信阳挺进队”，共300余人。信阳沦陷前后，在平汉路东信（阳）罗（山）边，以中共开办的训练班力基础，建立了“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至1938年底有200余人。
鄂中
1937年12月，通过董必武的上层统战关系，由陶铸主持在应城汤他创办了湖北省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此后，中共党组织又举办了汤池临时学校，培养了数百名抗日干部。1938年10月，中共鄂中特委作出“一切服从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将几支游击队与国民党应城县常备队合编为“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后改称“应城县国民抗敌自卫总队”，简称“应抗”）约500余人。同时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许金彪在孝感中和乡组建的抗日自卫队，也改称“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约500人。
鄂东
1937年11月，中共湖北省工委即与红28军在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随后，又举办青年训练班，培训抗日干部。新四军第4支队于1938年3月东进抗日后，在七里坪设立了留守处。6月，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书记郭述申；接着，成立了鄂东特委和（黄）安麻（城）、经（扶）光（山）、罗（山）南、（黄）安北4个县委，恢复和重建该地区的农村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
10月28日，中共黄冈中心县委在黄冈张家山将游击队整编为“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到11月发展到400余人。为取得合法名义，后改编为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共730余人，被划定以麻城夏家山为防区。
1939年1月起，中原局先后组织力量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1月17日，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失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随行干部共160余人由竹沟南下，1月下旬到达四望山，与信阳挺进队会台。根据中原局关于沿铁路两侧国民党不去的区域发展的方针，2月底，李先念卒部离开四望山，向平汉路东信、罗边挺进，3月在信阳南面的灵山冲大寺口与新四军第6游击大队会台，随即在信罗边成立了中共中心区委，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抗日武装。为了开辟黄陂、孝感地区，5月，第6大队及第5大队一部，向驻黄陂蔡店、李新湾一带的伪军第8军司令部奔袭，经激战俘伪旅长以下300余人，缴获大批枪支。此役，对创建鄂东抗日根据地有重要意义。
4月，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委员陈少敏（女）率领约1个连的兵力离开竹沟，30日到达四望山信阳挺进队。6月初，又率信阳挺进队两个中队继续南下，6月6日，到达鄂中安陆赵家棚。
李先念于4月从灵山大寺口向鄂中挺进，在小悟山青山口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会合，随后一同开抵平汉路西安陆赵家棚地区。5月中旬，鄂中区党委在应山县组建的两个中队亦前来会合。为统一指挥，上述三支部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
5月1日，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陶铸率领“应抗”挺进大队等部，夜袭云梦城。在伪军内应未能打开城门的情况下，部队由南门城墙缺口冲入城内，围攻伪维持会、公安大队驻地大庙，歼伪军一部，解救被关押的群众多人。
在孝感敌派出坦克部队增援时，“应抗”已顺利转移。这是中国军队在鄂中第一次袭入敌占县城，给鄂中人民极大鼓舞。
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1大队到达京山县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会台。6月中旬，鄂中区党委（书记陈少敏）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决定统一整编豫南、鄂中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公开树起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队和挺进团队。8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第4团队。此外，豫南特委于6月又建立第3团队（一般称之为信南3团队），豫鄂边区党委于7月建立第5团队，11月初，该团队与信南3团队合编，仍称信南3团队。
支队建立后，在平汉路两侧积极打击敌伪，消灭土匪，振奋了民心，扩大了活动地区。8月14日，日军400余人由西北向罗山朱堂店进攻。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2团队为打击该敌，以1个大队节节抵抗诱敌向罗山方向深入，以主力配置于朱堂店西南，相机出击。日军进攻受挫后，第2团队主力立即向敌翼侧出击，敌施放毒剂掩护突出包围。此役毙伤敌80余人，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接着，为扩大战果，该团队又袭击信罗公路五里店敌据点，迫使伪军1个中队投降。
10月13日，罗店、贾店日伪军700余人，以隐密动作向驻京山县新街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进行偷袭。驻该地第1团队立即以部分兵力正面阻击敌人，以主力向敌两侧发起攻击。两翼伪军被击溃，中路日军孤立，遂施放毒剂掩护撤退。第1团队又将敌包围压缩于黄家台祠堂边的洼地，连续猛攻。
黄昏后，日军数路赶来解救，残敌焚毁大批尸体后仓惶突围。此役，缴获许多军用物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10月31日，第2团队一部在襄（阳）花（园）公路之同兴店，伏击由安陆开往花园之敌骑兵300余，毙伤敌100余人，第2团队亦伤亡50余人。第4团队进击长江埠附近伪军吕华奎部，歼其1个中队。第5、第6团队各一部，在石板河以南截击由皂市调赴京山的日军500余人，毙伤其一部。敌屡遭打击，图谋报复。12月5日，日伪军1500余人，闪击豫鄂边区领导机关驻地——京山马家冲。边区领导亲自指挥部队抗击敌人，在毙伤日伪军70余人后，当晚胜利突围至八字门。
11月16日至19日，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在四望山召集豫南、鄂中、鄂东党和军队负责人会议，讨论边区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问题。会议决定：撤销豫鄂边、鄂豫皖、鄂中3个区党委，成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由郑位三为书记，陈少敏力副书记，委员共11人；由豫鄂边区党委统一领导3个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并将3个地区的武装统一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豫鄂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中旬，李先念率第2、第4、第5团队，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分东西两路南渡襄河，进攻汉阳诛儒山伪军汪步青部。从西路进攻的第5团队，首先到达并向伪军展开进攻，夺占侏儒山街道，毙伪营长以下100余人。
由于从东路进攻的第2、第4团队在系马口与出援的日军遭遇，未能按时到达作战地区，第5团队于拂晓撤出战斗。此役震动了武汉，盘踞武汉三镇的日军慌忙戒严三天。此后，第2团队汗赴天门赖兴场，开辟天门以西地区。
日军集中1000余兵力，分7路向该团队进攻，并于拂晓前将驻地包围。全团队指战员沉着战斗，与敌反复肉搏，激战到中午后胜利突出包围。
为了还击鄂东坚持反共和屡次进攻新四军的顽固派头目程汝怀，1940年1、2、4月，豫鄂挺进纵队主力三进三出大、小悟山，在鄂东抗日武装的配合下，给程顽以有力反击，一度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
1940年5月，日军向枣（阳）宜（昌）地区发动进攻，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豫鄂挺进纵队各部分别袭击黄陂、随县、孝感、安陆、应山、应城、京山及礼山各县境内的据点20余处，并在群众配合下，破坏小河溪至夏店、花园至东阳岗、花园至应山、安陆至巡店等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5000余公斤，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进攻。5月17日，川军第125师李团被日军包围于安陆以北之李家冲。第7团队闻讯主动驰授，向日军攻击，使友军得以安全突围。
6月中旬，日军占领襄樊、宜昌等地，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原局指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由鄂中向西发展，配合国民党军打击敌人，并改善鄂中敌后抗日阵地。根据上述指示，纵队主力挥戈西进，直指白兆山地区。该区地势险峻，西北与大洪山相接，南可控制汉（口）襄（阳）通道，东可扼制平汉铁路，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阵地。6月下旬，挺进纵队控制了白兆山和坪坝。新四军控制坪坝，切断了安陆与坪坝以西三阳店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7月，日军第3师两个营1200余人，从安陆进至雷公店集中后，向坪坝进犯。第1团队和第2团队一部待敌进至坪坝以东三四公里时，即主动向敌侧后迂回攻击，敌慌忙后撤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和村庄顽抗，经整日激战，敌于黄昏焚尸30余具后逃窜。敌不甘心失败，9月，又以600余人沿小路隐蔽前进，企图偷袭，但又被第1团队、第3团队以迎击和截击挫败。10月，敌再以骑兵1000余，于夜间由坪坝以西之三阳店进行奔袭。
第6团队和第3团队一部在崔家冲进行伏击，敌伤亡惨重，遗尸数十具，向应城溃退。日军遭受三次打击后，不得不放弃占领坪坝的企图。豫鄂挺进纵队牢固地控制坪坝，保障了白兆山南方门户的安全。
挺进纵队控制白兆山后，为了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扼制襄河及其两岸敌人的交通线，7月，以第5、第6团队各一部挺进京山南山。不久，改造地方政权，成立了南山行政委员会，京山南部地区出现了抗日新局面。与此同时，纵队还派第6团队等部先后进军襄（河）西，与当地中共特委领导的武装会台，并成立襄西地委和军政委员会，使襄西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扩大。8月，在南山成立指挥部，率第5团队全部及第4、第2团队各一部进军天门以西，开辟了天西地区。
8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在白儿山南麓召开边区县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确定了继续完成战略展开的任务，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作为边区最高的政权机关，以加强边区政权建设和统一领导战争动员工作。9月1日，按照“三三制”原则，经选举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到1940年底，平汉铁路以西各县基本区完成了基层的民选工作，全边区建立了9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
军政大会后，纵队主力部队的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使纵队向统一和正规化迈进一大步。纵队主力由小到大，逐步扩大为拥有1.5万入的游击兵团，在两年中，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毙伤日军2490人，俘日军13人，毙伤伪军8114人，俘伪军1258人，争取伪军反正2650人。
豫鄂边区地处武汉外围，面临敌顽夹击的复杂形势，而且长期孤悬敌后，与其他根据地隔绝，根据地开辟甚为艰辛。豫鄂挺进纵队的创造和发展，中共中央曾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一章 巩固华北和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第三节 华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派张文彬到广东整顿和加强党组织；1937年底，又派廖承志到香港建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号召党员军事化，决定各地党组织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广州失陷后，1939年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4次执委扩大会议，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决定广东党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并要求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在东江、琼崖建立坚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一、东江、珠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
1938年4月，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成立，领导东莞、宝安和增城（部分地区）3县党的工作。县委争取国民党东莞县社训总队的支持，7月建立了东莞常备壮丁队。县委还以农村党员为骨干，建立了5个游击小组。
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国民党东芜县政府退出东莞县城。
13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芜具城建立了东莞模范壮丁队，队长王作尧，全队150人。19日，日军占领石龙，东莞常备壮了队和模范壮丁队一部立即开赴石龙附近东江河畔的峡口布防。20日，在峡口打击了渡河进犯的日军，翌日，又组织40余人的队伍渡河伏击敌人。
10月中旬，中共增城党组织争取国民党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增城县统率委员会第3区指挥部的支持，建立了广东民众自卫团增城县第3区常备队，全队100余人。
17日，常备队在增城县仙村圩竹园涌附近，伏击行驶于东江的日军船只，击沉橡皮艇一艘，击毙日军10余人，缴获木船一艘。
10月中旬，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领导香港、澳门、海员工作委员会、中山、番禹、南海、顺德、惠阳、东莞、主安的党组织。随后，东南特委派曾生（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伯明、谢鹤筹3人组织惠阳工作团，到惠阳整理党的工作，建立惠（阳）宝（安）海（丰、陆丰）工作委员会，12月2日，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县淡水镇周田村建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委，共100余人。
12月7日，日军由淡水撤退。游击总队团结当地抗日武装收复淡水，摧毁伪政权，成立了惠阳县第2区行政委员会。
1939年元旦，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
1939年2月，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成立中共东江特委，书记林平。
5月，在坪山成立东江军事委员会，由梁广、梁鸿钧负责，领导曾生、王作尧两部队。
1939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交通线，收缩兵力，撤出惠州等城镇和东江部分占领区。国民党军进占惠州，设立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四五月间，工作尧、曾生领导的部队先后改为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4游击挺进纵队直辖第2大队和第3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
从1939年夏天开始，新编大队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横岗一带，积极打击日军。9月初，日军500余人再次在大亚湾登陆，占领葵涌、沙鱼涌，切断东江与香港、南洋的国际通道。12日，新编大队夜袭日军，战至天明，克复葵涌、沙鱼涌，日军从海上撤退。
12月，新编大队在横岗鸡心石伏击由东芜两渡河返回深圳的日军1个营，毙伤日军30余人，毙战马3匹。
第2大队活动于东莞、宝安地区。11月，第2大队对宝安县城南头镇进行包围封锁，迫使守城日军于30日晚从海上逃走，收复南头。
到1939年底，新编大队发展到500余人，第2大队发展到200余人，并分别在坪山圩和乌石岩建立了游击根据地。
1940年2月初，第4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2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借集训之机，解除武装。3月初，国民党顽军第186师等部共3000余人包围坪山、乌石岩。第2大队、新编大队突围后，向海、陆丰转移。由于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损失很大。
在这关键时刻，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了中共中央5月8日的指示：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根据这一指示，曾、王两部于8月下旬返回宝安县上下坪村。
9月中旬，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坚持东宝惠地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放弃国民党军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称第3大队，第2大队改称第5大队。
上下坪村会议后，10月初第3大队挺进东莞县大岭山客家洞地区，开创大岭山区抗日根据地；第5大队活动于宝安敌后，开创以阳台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1月初，东莞地区日军200余人由原街等地出动，向大岭山区进犯。第3大队于黄潭村突然向敌出击，毙伤其数十人，打退敌人的进攻。此后，又连续袭击东莞太平、主安公路线日军据点，打击了日军的气焰，鼓舞了群众的抗战热情，为建立大岭山区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珠江三角洲中的南海、番禹、顺德、中山（含今珠海市、珠县）等四县位于广州南面。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南海、顺德及番禹相继失陷。1939年8月，日军第一次在中山登陆，不久即撤走。1940年3月，日军第二次在中山登陆后，控制了石歧、唐家湾、前山等要点。日军在番禹建立护沙纵队，在中山建立伪军第43师，在各县建立伪政府及自卫、保安大队。
中国共产党在南海、番禹、顺德建立有南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林锵云，在中山有县委。日军攻陷广州后，中共党组织立即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大革命时期的南海县农民运动领导人吴勤组织了“广州市郊游击第2支队”（简称广游2支队）。中共广东省委东南特委派刘向东、严尚民到广游2支队分任政治部正、副主任。该队曾先后在沥窖附近海面伏击日军运输舰，在广三路小塘车站袭击日军，多次取胜。南顺工委组织了一支游击队——特务中队，1939年5月，派出游击队员潜入顺德县城（大良），袭击日军，有所斩获。是年冬，日军再次进攻大良，广游2支队与特务中队在金骨咀、旧寨两地，打退敌人的进攻，威震三角洲。
1940年夏，广东省委从中共中央派给广东的干部中，抽调谢一182——立全、谢斌到广游2支队分别担任军事教官和参谋。同时，广东省委决定加强对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将南、番、顺、中四县划出，成立中心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原属东南特委领导），派罗范群任书记。
南顺中心县委成立后，决定在顺德县城附近以西海村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林铭云领导的游击队并入广游2支队，称广游2支队独立第1中队，进驻西海。1940年11月5日，日军300多人进犯西海，广游2支队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
二、海南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
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1937年8月起主动与国民党琼崖当局谈判，直至1938年10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将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下辖3个中队共300人，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军以台湾混成旅一部，在海军支援下，在海南岛北部的天尾港登陆，占领海口、琼山、定安、文昌等地。14日，日军又以第5舰队一部，在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等地。
当2月10日日军在夭尾港登陆时，冯白驹即令第1中队赶往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协同国民党军阻止日军东进。第1中队当天上午赶到潭口时，国民党军已不战而退，第1中队冒着敌机的轰炸，一直坚持到黄昏。潭口阻击战，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良好影响，独立队迅速发展。3月，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改称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和1个特务中队，共11个中队1400余人。
独立总队成立后，第1、第2大队活动于琼山、文昌地区，第3大队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地区。3月，第1大队在琼文公路的罗牛桥伏击日军的运输车辆，击毁汽车1辆，歼日军上校以下20余人。6月，化装潜入文昌县城，袭击日军北门哨所，歼敌一部。第2大队于5月在海口市郊长村桥附近袭击监督群众修路的日军，缴枪7支，日军遭独立总队连续打击后，6月起出动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进行“扫荡”，总队以主力一部西渡南渡江，插入敌后琼山、海口郊区活动，并向琼山西部发展，与第3大队打通联系，同时.在琼山第一区建立游击区，迫敌撤退。
1939年6月，新任国民党广东第9区行政督察专员吴道南来琼后，反共磨擦变本加厉，削减直至停发独立总队军饷，迫令将独立总队缩编为1个大队，并派部队向琼文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区周围推进，企图消灭独立总队。
为了避开敌顽夹击，保存力量，创建抗日根据地，坚持琼岛长期抗战，中共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决心将领导机关转移到琼崖西部创建山区抗日根据地。10月下旬，总队对日军的重要据点那大，进行了军民联合的围攻战。独立总队在国民党情县县长陈宗舜和各乡行政人员支持下，动员民兵1500人，持火药枪的群众2000余人，中共儋县县委领导的武装200余人，加上第3大队200余人，共4000余人。10月21日，围攻开始。那大驻日军100余人，另有伪军1个中队，共200余人，围攻持续到11月5日，那大日军因给养断绝，孤立无援，乘夜晚突围向憎县具城新州逃去。6日晨，那大被攻克，伪军中队80余人被俘。
12月琼崖特委在琼文游击根据地召开会议，决定特委和总队领导机关由文昌地区向西南的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转移，并决定抽调第1大队第2中队、第2大队第6中队和原特务中队合编组成特务大队，掩护领导机关西移。第1、第2大队主力仍留琼文地区活动，后成立东路指挥办事处，符振中为指挥，陈乃石为政治委员。
1940年1月25日，琼崖特委及独立总队领导机关开始向西转移，2月中旬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台地区。这时，那大及其附近地区已被日军重新占领和控制，特委及总队遂决定在美合地区创建根据地。
特委和总队在美台地区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仁兴、岭仑、岭南、和安、兰洋、南坤等乡组织了“农民抗日救国会”、“青抗会”、“妇救会”等抗日民众团体。为加强根据地党组织建设，成立了中共美合特区委员会（书记谢志德），由特委直接领导。为发展抗日武装，积极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美台周围各乡有100多名青年加入独立总队，美合还建立了一支70多人的美合自卫队，其他各乡村也组织了自卫队。同时，活动在昌江的第3大队第9中队扩编为第4大队，以第3大队第8中队为基础扩编成立了第5大队。1940年7月，成立了西路指挥办事处，马白山为指挥，符荣鼎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3、第5大队。1940年夏，在美合根据地创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公学办了两期，培养学员近1000名。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琼崖的抗日斗争，在1940年1月26日和3月11日的电报中指出：冯白驹部应作长期坚持计划，在琼崖放手开展工作，驱除一切汉奸反动势力，领导全岛人民抗日；不要依靠国民党发响，要自力更生，扩大部队，并委派县长，建立区乡政权，为了加强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还派庄田、李振亚、覃威等领导干部和机要通信干部于1940年7、9月先后来到琼崖，使琼崖和延安一度沟通电台联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委和独立总队领导机关作了调整和充实。特委由冯白驹任书记，李明任副书记；总队由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高任政治部主任。
在总队领导机关调整充实的同时，特委和总队于1940年9月决定撤销东、西路指挥办事处，改设支队，将活动于琼文根据地的第1、第2大队合编为第1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连；将活动于澄迈、临高，儋县的第3、第5大队合编为第2支队，下辖两个大队和警卫徘；特务大队和第4大队直属于总队。
到1940年冬，独立总队已由1938年10月改编时的3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枪2000余支，活动遍及琼山、文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万宁、琼东、乐会、定安等11个县，建立了琼文平原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根据地和澄临憎、昌感等地区的小块游击根据地。独立总队己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1939年、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经过艰苦频繁的战斗，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和“扫荡”，巩固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武装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总兵力扩大到50余万人。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关键性的两年。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后，将作战重心转向对付抗日游击战争，依恃其兵力和装备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并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和驱逐抗日武装，恢复和巩固其占领区，以挽回在后方的失败。
敌后战场斗争的形势，直接关系着能否给敌军以大的消耗和削弱，迅速发展壮大自己，逐渐转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敌后争夺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中国战局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执行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将侵略者陷入全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在正面战场作战中曾骄横一时的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作战中陷入了被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使敌难以应付，不断的袭击、伏击使敌受到沉重的伤亡消耗。在对付日军“治安肃正”作战的两年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打破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扩大对“面”的占领的企图，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使战局出现了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大变化，它对坚持持久抗战和取得最后胜利，具有深远意义。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一节 1939年武汉外围地区的三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军华中派遣军为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在撤销第2集团军时，将第2集团军所属的第13、第16师及派遣军直辖的第3、第9师，均转隶第11集团军，使第11集团军兵力扩大到7个师（即第3、第6、第9、第13、第16、第101、第106师）。
1939年1月19日，第11集团军增加独立混成第14旅，3月15日，增加第33、第34师；同年6月至7月，第9、第16师先后调回日本。
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乓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4个步兵师、l 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面对武汉地区周围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的包围态势，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打击国民党军，以动摇国民党军的抗战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妥协屈服。为此，日军在1939年3月、5月、9月先后发动南昌作战、襄东作战（即随枣会战）和赣湘作战（即第一次长沙会战）。
一、南昌会战
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南浔、浙赣铁路相交其南。武汉会战时，日军华中派遣军曾企图攻占南昌。但由于其第106师在德安西北万家岭遭中国第9战区第1兵团沉重打击，未能渡过修水，乃决定待武汉会战结束后再进攻南昌。
1939年1月3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南昌会战指导策略，2月6日，华中派遣军下达《对南昌作战要领》。3月9日，日军确定3月20日发起攻击。日军作战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1页。] 掩护其长江中下游交通，以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
其部署是：
以第101、第106师，并集中重炮兵4个团又1个营，坦克1个团又1个营，攻占南昌；以第6师主力从修水两岸地区向武宁、三都附近攻击，阻止国民党军增援南昌；
另以第101师村井支队从都阳湖西北岸星子南下，在吴城登陆，打通赣江及修水水道，切断浙赣铁路，日军驻华航空兵团主力以及中国方面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第1根据地队协助第11集团军作战。
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己判明日军有攻占南昌的企图。3月8日，蒋介石致电薛岳：“第9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4页。]
薛岳以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提请延期实施。
在此期间，日军抢完于3月17日开始攻击。
当时第9战区在赣北、湘北的部署概要如下：
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防守南昌地区，该集团军以第70、第49、第79、第32军及第29军预备第5师，于箬溪以东修水南岸至都阳湖西岸，由西向东并列防御；
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第72、第73、第78军防守武宁地区；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樊崧甫部第8军在武宁以北横路附近占领防御阵地；
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任鄂南、湘北守备；
第1集团军卢汉部及第74军控制于长沙、浏阳、醴陵地区，为机动部队。
3月18日，日军第101、第116师各一部，由星子乘军舰、汽艇南下，向吴城镇进攻，中国守军第32军等部进行顽强抗击，激战至22日，日军进攻仍来得逞。23日晨，日军在优势的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分3路围攻吴城，并不断发射燃烧弹和毒剂弹，守军伤亡惨重，于24日放弃吴城。
3月17日，日军第101师一部，从永修东面修水支流向第79军防地逼进。18日，张公渡、永修间日军第106、第101师开始炮击修水南岸阵地。3月20日16时30分，日军开始总攻前的炮火准备，以猛烈炮火，间以毒剂弹轰击第49、第79军阵地达3小时后，主力由虬津方面强渡修水。当时因下雨修水水位上涨，虽对囚渡不利，但水位上涨却使守军前沿阵地被淹，水上障碍物大部分被冲走。日军顺利渡河，占领了前沿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并以坦克部队配属第106师，实施快速突击。
日军一部沿南浔线攻击，在修水南岸涂家埠遇到顽强阻击。
22日17时，日军坦克部队攻占安义，21时进占奉新，23日，日军第106师进入奉新。日军继以第106师一部西趋高安，阻击对方援军；主力由安义、奉新左旋扑向南昌。南昌只有保安部队，罗卓英急令第32军由修水南岸涂家埠一线退守南昌，至26日，第32军只有2个团到达南昌。此时，日军坦克部队逼近南昌西北赣江桥，守军奋勇炸毁桥梁，将敌阻止。日军步兵由南昌西南曾家、生米街横渡赣江，切断浙赣铁路。27日，日军猛攻南昌，经过激烈巷战，守军伤亡甚重，奉令向进贤撤退。
武宁方面，日军第6师主力自3月20日由箬溪附近开始攻击武宁东北守军第8、第73军阵地，22日，又以一部由巾口南渡，进攻第78军阵地，激战数日，双方伤亡均重。至27日，第9战区第72军接换武宁东北防务，继续阻敌西进。日军再度发动进攻，并以一部迂回第78军右翼，该两军被迫后撤。29日，日军攻陷武宁。第30集团军退守烟港街南北一线，与日军对峙。
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罗卓英统一指挥第3、第9战区各一部共约10个师反攻南昌。方针是：“先以上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00页。]
21日，反攻开始。第9战区第1集团军第184、新编第10师，向奉新日军攻击；第11师主力监视靖安日军，一部向滩溪挺进，至24日，日军退守奉新。第74军主力向高安附近日军攻击；第74、第49军各一部北渡锦江，向大城、生米街一带日军攻击，至26日，克复高安、大城、生米街，并一度攻入牛行，日军退守高安东北一线。此后，第9战区部队进展困难，无力切断南浔线。
第3战区第32集团军，以第16、第79、预备第5师及预备第10师一部，于23日渡抚河向南昌方向攻击，至26日，克复南昌东南市汉街，迫近南昌。
27日，日军第101师得到海军陆战队支援，进行反扑。第32集团军攻击受阻，遂以第26师加入战斗。到5月5日，攻克南昌东侧的飞机场及南昌火车站。7日，南昌日军与前来增援的第116师，在航空兵配合下，不断反击。第32集团军伤亡很大，所属第29军军长陈安主中将殉国，攻击受挫。5月9日，奉令停止反攻。
日军此次进攻南昌，在主攻方面，兵力集中，形成优势；在助攻方面；采取佯动佯攻等手段，钳制对方。日军主渡河点选在河流向己方凸出、对岸交通便利的地点，这既便于渡河前兵力调动和集结，又便于渡河后向纵深发展。而守军在修水南岸防线，未能形成纵深，一点被突破，便全局被动。在防区被突被后，没有彻底破坏交通，致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快速突进。
二、随枣台战
1939年5月初，日军第11集团军为消除鄂北、豫南方面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5战区军队与敌展开了为期20余天的随枣会战。
武汉会战后，鄂中沙市至已东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归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辖第11、第21、第22、第29、第33等5个集团军和江防军。
其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担任长江沿岸及襄河（襄樊以下的汉水）以西防务；
第29、第33集团军组成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担任大洪山南麓、京（山）钟（祥）公路、襄河两岸防务，重点置于汉（阳）宜（城）公路方面；
第11、第22集团军组成左集团（总司令李品仙）担任大洪山外翼，经随县城至信阳外围问防务，重点置于襄（阳）花（园）公路方面；
以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战区采取“死守桐柏山、大洪山两据点，以便随时向武汉外围出击，同时与平汉路东大别山区内的廖磊集团军相呼应，威胁平汉路的交通”的战略。[《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537页。]
1939年4月上旬，第5战区向随县以东地区及安陆、应城、天门等地区出击，并向平汉路南段（武胜关以南）袭扰。同时，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2个军6个师2个独立旅），由湘北转用于枣阳方回。
早在1939年3月22日南昌会战之时，日军第11集团军就已得知中国军队将发动攻势和第31集团军移调枣阳以南地区的情报。3月28日，制定了打击第5战区主力的《作战指导大纲》。4月中旬，日军第33、第34师到达武汉，第11集团军兵力达到9个师1个旅，随即制定了《会战指导大纲》，决定乘新部队到来老部队尚未离开的机会，在5月上旬采取快速奔袭，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第5战区主力兵团。
日军计划先以第3师从桐柏山南麓地区快速奔袭，突破第5战区左翼，将对方相当力量钳制于该地区，并以一部由信阳向桐柏县方向迂回；尔后，以主力第13、第16师、骑兵第4旅，由钟祥及其以东地区，向枣阳南侧及其西北地区迂回突进，围歼第5战区主力于枣阳周围地区。
4月下旬，第5战区在日军大部队向鄂中集中的情况下，停止攻势行动，调整部署，准备应敌。李宗仁对当面敌情判断为：“不下三师团之敌，将以主力由浙河及其以北地区西向，有力之一部由钟祥附近北向，夹击我在襄河东岸之主力兵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26页。]
第5战区决心以主力实行攻势防御，粉碎日军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襄河西岸地区部队一部渡河攻击，竭力钳制日军兵力，以利主力作战。战区将主力控制于襄花公路方面，以左集团第11集团军、第31集团军负责该方面防务。以第22集团军为第二线兵团，其第41军位于唐河、自河及襄河右岸；第45军集结于茅茨畈，暂归李品仙指挥，准备对钟祥方面使用。
5月1日，日军第3师开始向随县地区发动进攻。日军由应山以西的淅河、徐家店一线进攻守卫郝家店、孙家寨之线的第84军第173、第174师，当日陷郝家店、孙家寨。第173、第174师乃转守塔儿湾。第二天，日军猛攻培儿湾，并向守卫高城附近的第13军第89、第110师发动攻击。经两天激战，4日，塔儿湾夫守。高城阵地，亦被迫放弃。第13军所部转守漂水西岸阵地。此后，日军遭到越来越顽强的抵抗，5月8日以前，日军未再获进展。
5月5日，日军主力第13、第16师及骑兵第4旅，向第5战区右集团发起进攻。日军由京山、钟祥以北三阳店、洋梓一线向第59军第180、第38师，第77军第37师发动猛烈攻击。迅速突破长寿店、流水沟及其附近阵地。
第59军一部退守襄河西岸，一部北退，日军跟踪前进。7日夜，日军进入滚河一线。8日，日军攻占枣阳，一部进抵襄花公路双沟（樊城东北约30公里）附近，切断了左集团后方联络。
为使左集团摆脱日军前后夹击的地位，第5战区随即调整部暑，命令左集团主力依桐柏山，面对随枣盆地占领侧面阵地，侧击北进之敌，不得已时，则分向唐河、新野撤退；并以第39军及第13军一部，分别留置大洪、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8日，第84军第二线阵地被日军第3师突破，遂于9日开始向唐河、白河西岸转移，14日到达方城。
10日，日军主力方面陷湖阳镇、新野，驻信阳日军第3师1个团迫近桐柏县城，日军合围即将告成。当晚，第31集团军在第1战区第68军第119师掩护下，向泌阳转移。
12日，日军攻陷唐河及南阳，遭牟庭芳部（第121师）与第2集团军反击，被迫退出南阳，集结于枣阳以北地区整理。
此时，中国第2集团军从西兴集、保安寨出动向唐河南岸反攻；襄河两岸右集团和江防军袭击日军第13、第16师侧背。从13日起，日军被迫开始撤退。第5战区利用主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下令各部队尾随追击。
14日，第2集团军第30军击退唐何方面日军。16至19日，坚持大洪山的第39军，在大洪山北侧长岗店一线阻击南返的日军第3、第13师各一部，予敌重创。至24日，第5战区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原地区，至此，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毙伤日军1.3万余人，[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30页。] 日军遗尸5000余具。[《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1页。]
第5战区也受到较大损失。这次会战，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
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
三、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第一次长沙会战，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见附图10）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源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湖南省乡长沙。该地遭大人浩劫后己逐渐恢复。武汉、南昌会战后，第9战区与日军对峙于洞庭湖东北岸、新墙河北岸、通城、武宁、奉新东南，以及锦江两岸，对当面日军“不断采取游击及反击行动”。[〔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78页。]
1939年8月15日，日军第11集团军制定了《江南作战指导大纲》，开始调整和集结部队。9月1日又下达了临战准备命令。日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击第9战区主力兵团，稳定对武汉地区的占领，借以挫伤国民党军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并推进汪精卫伪政权出笼。其部署是：以集团军主力（第33师、第6师主力、第3师上村支队、第13师奈良支队以及集团军直辖部队），由岳阳及其以东地区南进，在汩罗江畔平江周围地区围歼中国第15集团军；以另一部（第106师主力配属第101师佐枝支队等），由赣北靖安、奉新及其以南地区西进，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尔后转向修水上游策应湘北方面作战。
日军参战兵力有步兵约10万人，陆军航空兵团第3飞行团（支援作战飞机约100架）及海军一部。
早在1939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即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4月15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9战区：“如敌进取长沙之动态已经暴露，则我军与其在长沙前方作强硬之抵抗，则不如作先放弃长沙，待敌初入长沙，立足未定之时，即起而予其致命打击之反攻。……如此，则我军必须在岳麓山构筑坚强工事，并附有力炮兵，俾得射击敌舰与长沙，惟须先行指定目标，测定距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30页。]
5月16日，军事委员会又致电第9战区： “赣北方面，以游击战消耗钳制敌人，对该方面之敌予以反击。务希随时随地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的放弃高安，诱敌深入而侧击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72页。]
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有进攻长沙的可能，遂遵照军事委员会上述指示，制定了“战区决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地区，将其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军，以利我主力方面之作战”的方针，加紧调整部署，严整战备。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九江、武宁、平江、长沙间公路，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在民众的支援下进行破坏或者拆毁，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及重炮兵难以行动。
第9战区可使用兵力为47个师，其中32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人）以及海军布雷队一部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截至9月14日，其兵力部署是：
第20集团军霍揆章部6个师守备长江右岸及洞庭湖北岸、西岸；
第15集团军（8个师）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长安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汩罗江右岸阵地；
第27集团军杨森部第20、第73军共4个师以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第8军等2个师又2个挺进纵队位于湘、鄂、赣边幕阜山区；
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
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共4个师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
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共4个师，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9月14日夜，日军在赣北开始钳制性攻击。第106师以主力由奉新、靖安一线西犯，至18日，已先后侵占第1集团军守备的会埠、上富、村前街等地，威胁高安左侧背。同时，日军第106师配属的第101师佐枝支队由大城南犯，18日侵占祥符观，续向高安逼近。第32军于19日放弃高安。
20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6师在消灭高安附近之中国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镇附近集结，准备西进。
当日军进攻第1集团军和第32军时，在安义游击的第1集团军第183师回师南进，18日，趁日军撤退之机，占领上富。17日，第74军由上高、宜丰、万载地区推进至高安以西之灰埠、泗溪、棠浦一线，19日攻占村前街。
21日，第32军一部乘夜在左家渡附近北渡锦江，击退日军，于22日晨克复高安。
在湘北，9月18日起，日军第6师及奈良支队连续攻击第52军新墙河北岸警戒阵地，第52军逐次退守新墙河南岸。至22日。第195师仍顽强坚守在北岸比家山据点。9月23日晨，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强渡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第52军退守新墙河东南高地。
日军上村支队于9月22日18时由岳阳启航，23日晨，一部在洞庭湖东岸鹿角登陆，主力迂回归罗江口以南，在营日登陆，突破第70军第95师阵地，继续向东南突进，企图切断粤汉铁路和长沙，平江间公路。
鄂南方面，日军第33师于9月21～22日由通城附近出动，进攻第79军前进阵地。23日，攻陷第79军主阵地麦市，24日攻占桃树港，续向福石岭攻击。日军第33师企图楔人渣津，切断第9战区湘北、赣北间主要联络线，尔后向平江地区进攻，协同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围歼第15集团军。
9月24日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湘北战局紧张，召开最高幕僚会议，确定：“第9战区作战，应……保侍幕阜山根据地，在铁路正面，可逐次抵抗消耗敌人，换取时间，俟敌突入长沙附近时，则以有力兵团相机予以打击，尔后依状况将主力逐次转移株洲、浏阳、醴陵地区；并以第4军控制于湘潭方面，掩护湘、桂、黔各路。”[蒋纬国：《抗日御侮》第6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88页。]
并命令在广西全县训练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以主力推进衡阳，1个师推进衡山，准备增援湘北作战。
25日，第52军主力向泊罗江南岸转移。日军第6师、奈良支队跟踪南进，迫近旧罗江北岸，一部伪装难民，偷渡汩罗江，袭占新市。上村支队一度占归义，被第70军反击克复。26日，日军猛攻汩罗江南岸，激战竟日，但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此时，日军第33师仍被第20军顽强阻击于幕阜山区福石岭，日军围歼第15集团军于汩罗江畔的企图破产。
日军第11集团军乃决定：“以主力向东迂回，在平江周围消灭预想从通城以南地区向南退却之敌兵团”。[〔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86页。]
27日命令第6师、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向平江及其西南地区突进。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
以第2、第25、第59、第60、第77、第195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
第70军转移至创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
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不含）之线；
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两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敌第33师。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迁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作战。
日军第6师、上村支队由旧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第566旅的伏击。30日，第25、第60、第195师向永安市（捞刀河南）、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日军第33师，27日屡攻福石岭不下，遂以主力绕福石岭以西向南突进，攻占龙门厂，30日.攻占朱溪厂。主力进入长寿街、龙门厂、献钟一带，在献钟以西三眼桥与奈良支队先头部队会合。此时。第79军尾蹑日军第33师南下，开始向嘉义、献钟日军攻击；第20军向长寿街、龙门厂、朱溪厂日军攻击；第8军正由通山以东地区兼程南下，准备协同第20、第79军夹击日军第33师。
赣北方面，9月23日，日军第106师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6日，其右纵队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了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为第72军新编第15师堵截。左纵队至25日攻占上富、横桥、甘坊。第9战区为防止日军继续西犯，26日命令第32军由高安向万载集结，准备开赴铜鼓布防。
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命令第60、第74军围歼日军第106师左纵队。
25～29日，该两军遵今攻击甘坊、冶城一带日军，27日，第74军第57师克复上富，遮断日军退路，并逐渐将日军包围于甘坊附近。
日军第11集团军见主力方面不断遭到伏击、侧击和夹击，赣北方面第106师处境不妙，意识到态势日益不利，遂于29日下令撤退，同时命令第33师经渣津东攻修水，接应第106师。
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4日、又克复汩罗、新市等处。至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
10月5日，日军第33师东窜修水城。10月6日，日军第106师在第33师策应下，开始由沙窝里分向奉新、靖安、武宁撤退。守军各部开始反击，当日，第15师攻克郭城市，向沙窝里挺进。第51师攻克桐木石，向九仙汤挺进。9日，第30集团军克复修水，15日克复三都，并继续追击，逐步恢复原阵地。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集中兵力10万之众，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第15集团军的作战目的，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大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两次会战相比，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619页。]
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对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
长沙会战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第21集团军。西尾寿造上将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同时，解散原华中派遣军司令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二节 抗击日军封锁中国大陆的作战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切断了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但中国仍能由华南沿海西江地区、深圳、汕头以及桂越公路、滇越铁路、滇缅公路，输入部分补给物资。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坚持抗战的困难，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便把切断中国对外联系、封锁中国大陆，作为侵华的重要战略。因此，日军于1939年1月15日侵占涠洲岛，2月入侵海南岛，6月在汕头登陆，8月占领深圳，11月进攻桂南，企图实现对中国的彻底封锁。
一、海南岛、汕头沦陷
日军早就企图侵占海南岛，以便把它作为南进的跳板和轰炸中越、中缅交通线及封锁华南沿海的基地。
1939年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攻占海南岛。日军大本营1月17、19日指示第21集团军以饭田支队（l 月31日改称台湾混成旅）协同海军第5舰队在2月上、中旬“攻占海口附近要地”，而后“海军可伺机占领榆林港附近”。[〔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37—338页。]
2月8日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启航，10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当地武装保安队抵抗微弱。当日，日军占领海口及琼山县城，接着占领了定安、青澜港。
中国共产党人冯白驹领导的独立队，曾开赴南渡江重要渡口潭口，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阻敌渡江，后转到琼山各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2月13日，日本海军3个陆战营，从琼州海峡出发，14日在三亚港登陆，占领三亚、榆林。尔后，日军南北对进，侵占海南全岛。蒋介石发表谈话称：日军入侵海南岛，等于发动太平洋上的“九·一八”。
广州失守后，汕头成了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补给物资由此经潮（州）韶（关）公路输入内地。1939年6月6日，日军大本营命令第21集团军与海军配合攻占汕头一带要地。9日，该集团军与海军第5舰队确定了具体协同计划。
6月21日，日军第104师一部及海军陆战队等共万余人，在海军舰队和航空兵的支援下，于汕头海岸登陆，潮州、汕头地区守军第4战区第9集团军独立第9旅和部分保安部队对登陆日军进行了抵抗。次日，日军占领汕头，27日占领潮州。
此外，8月14日拂晓，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师1个团又1个营在宝安附近登陆，当日占领深圳，次日占领沙头角一带。
二、桂南会战
南宁位于邕江与桂越公路交点上，为中国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点。桂越公路由越南那岭经广西龙州至南宁，南接海防经河内、凉山、同登至那岭铁路。
1939年9月，中国开始在那岭至龙州间的水路上（左江）利用帆船内运。
滇越铁路由海防至云南昆明，1938年5月后的一段时间内，每月输入物资3000吨。滇缅公路从缅甸腊戍经云南畹町、保山至下关，长735公里，南连仰光至腊戊铁路，中国购买的军用品多由此进口。1938年12月，从仰光转运第一批军用品沿滇缅公路到了昆明。1939年前11个月中，滇缅公路输入物资27980吨。
从1937年9月27日起，日本外务省多次与法国谈判，要求禁止中国由越南输入物资。欧洲战争爆发后，日军企图利用法、英卷入对德战争的时机，攻占南宁及尤州等桂南要地，直接切断桂越公路，建立航空基地，更有效地轰炸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彻底切断中国西南补给线；并配合汪精卫在两广策动政治分化的阴谋；还准备以桂南为跳板，伺机南进法属印度支那。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下达了切断南宁公路补给线的作战命令。10月19日，中国派遣军命令第21集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第5师、台湾混成旅共约3万人，另有第5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支援作战，以陆、海军协同“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至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48页。]
上述参战日军于11月上旬集结于海南岛三亚港。
中国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受桂林行营指挥，担负两广地区的防御任务。第4战区以第16集团军夏威部第31、第46军共6个师又4个独立团，守备桂南及粤南东兴至阳江一带海岸。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国军队准备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军事委员会判断短时期内日军不致进攻桂南，第4战区乃将第64军两个师由明城、鹤城附近调往西江以北地区，配合冬季攻势，遗防由第31军接替。在此之前，第16集团军判断，日军若欲进攻桂南，最有可能以主力由粤南沿海电白、水东、梅菉登陆，经玉林、贵县向宾阳前进，威胁南宁；而由钦县、防城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并据此制定了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水东、茂名、北流一线以西粤南、桂南只有第46军2个师又2个独立团防守，兵力单薄。
11月13日，日军从海南岛三亚港起航，15日晨，日军第5师利用疾风暴雨的天候，突然在钦州湾企沙、龙门登陆，分路北上，16日下午陷访城。
16日晚，台湾混成旅在钦州湾东岸登陆，17日攻占钦县，接着进入小董附近。
由于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优势日军迅速深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令第5军由湖南衡山乘火车至桂北永福，在宾阳集中后向南宁前进；另派第99军从湖南湘潭及贵州贵阳向柳州集中；令第36军自重庆及湖北当阳南下，在宜山附近集中。
日军进展迅速，其第5师击溃邕江以南第46军新编第19师后，11月22日傍晚己进抵邕江南岸，从东南、正西夹攻南宁。此时只有第5军第200师1个团赶到南宁附近，与刚调到南宁的第46军6个团一起仓促应战。24日，被迫放弃南宁。
南宁以北是错综复杂的山岳地带，与内地联系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由南宁北上经20公里处的高峰隘到武鸣，另一条是由南宁向东北延伸经50公里处的昆仑关至宾阳的邕宾公路。
12月1日，日军推进至高峰隘，4日夺取昆仑关，控制了南宁北通内地的两条交通道路的要隘。
南宁失守，不但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而且日本航空兵以此为基地将危害西南大后方。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心收复南宁，责成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到迁江亲自指挥作战，除令空军（飞机约100架）、炮兵（2个营又2个连）、坦克支援外，并继续抽调步兵第66军由江西吉安赴宾阳参战。桂林行营令第4战区部队于昆仑关、高峰隘以北地区占领阵地，钳制当面之敌，掩护主力集中。12月中旬，奉命参战各部（共约14万人）大部陆续抵达战场。
12月16日，桂林行营下达作战命令，作战方针是：“军以攻击北攻之敌，收复南宁之目的，乘敌后续部队未到以前，一举转移攻势，将敌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而歼灭之，攻击开始时机，预定12月18日拂晓。”[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42页。]
其兵力具体部署是：
北路军（第38集团军徐庭瑶部第5军、第99军第92师）以主力从宾阳方面、配合坦克，攻击昆仑关，一部切断南宁至昆仑关敌之联系，歼灭昆仑关之敌，而后协同其他部队攻取南宁；
东路军（第26集团军蔡廷错部第46、第66军共4个师），以陆屋，灵山为根据地。配合地方武装，破坏郁江以南敌后交通，阻敌增援昆仑关；
西路军（第16集团军夏威部4个师及地方武装）以2个师攻击高峰隘之敌，将敌主力吸引于该方面，一部袭扰郁江以南敌后交通，一部进至巨宾路之四塘，阻止南宁日军增援昆仑关；
第99军第99、第118师为总预备队，于宾阳古辣附近待机。
邕宾公路由昆仑关向南，依次为九塘、八塘、七塘、六塘、五塘、四塘。
防守八塘及其以北地区的日军为第5师骑兵第5团、步兵第21团、第42团第2营。昆仑关为日军主阵地，由步兵第42团第2营、炮兵2个连又1个徘据守。日军占据昆仑关制高点，构筑坚固工事并加设移动铁丝网。
第5军决定以一部攻取昆仑关，以主力于八塘、七塘间包围日军而歼灭之。12月18日，第5军以荣誉第1师为左翼队向昆仑关正面攻击；以新编第22师为右翼队进攻五塘、六塘，阻敌增援；以两个补充团为左侧支队向七塘、八塘间进行钳制活动；第200师为预备队。
18日下午，日军第5师第21团团长三木吉之助率团主力由南宁乘汽车赶到九塘，指挥昆仑关作战，桂林行营也令总预备队第99军的两个师向日军后方七塘行包围攻击。
19日，荣誉第1师挫败日军第21团的反击，继续攻击昆仑关。此时，第99军攻占山心和七塘，切断了昆仑关日军后方交通。
20日，第5军以第200师增强昆仑关方面攻击力量，坦克一度冲入昆仑关。21日，割裂九塘与昆仑关日军联络；中国空军出动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攻击，向当面日军目标进行轰炸和扫射。日军第21团已完全陷入包围。
岂武路方面，西路军向高峰隘等地攻击。
19日，第135、第170师克复香炉岭、高峰隘。
20日，又克新圩。不料日军由高峰隘以东山道窜入，攻击部队翼侧受到威胁，遂撤至葛圩附近。
日军第5师鉴于其第21团在昆仑关、九塘地区被分割包围，乃急派第21旅旅长中村正雄少将率部增援，并命令正开赴龙州的第9旅急速遣回1个营。
20日10时.中村支队（2个营为基干）从南宁出发，行至五塘附近时，即不断遭受伏击和阻击，24日16时30分，其先头部队突破重围到达九塘。
五塘到九塘25公里路程，中村支队连续处于优势兵力的包围之中，4天4夜的苦战突围，虽未被全歼，但伤亡极其惨重。中村正雄途中多次中弹，苟延到25日终于毙命九塘。
由南宁出援的第21旅第42团一部，在邕宾公路上也连续遭到包围，经不断突围才于24日艰难地通过八塘。
23日，日军第5师又命令第9旅主力由龙州“排除万难，日夜兼程向南宁急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67页。]
24日，第9旅主力开始返回，27日行抵山墟附近，为西路军第188师及龙州教导总队包围截击，直至29日才回到南宁。为支援在昆仑关地区陷入困境的第5师.台湾混成旅主力在东路军阻击下，虽经南宁进入七塘、八塘，并于28日与九塘日军取得联系，但因受公路两侧高地阻援部队的夹击，再无力前进。
28日，桂林行营增调第66军第159师攻击昆仑关以东敌据点，29日，第5军以步、炮、坦克协同，对昆仑关再次发动猛烈攻击。
30日，以新编第22师、第200师，左与第159师，右与荣誉第1师并列，继续围攻昆仑关。至31日，终于攻克昆仑关，该地日军除一部突围外，大部被歼。
接着，第5军于1940年1月4日攻占九塘，11日攻抵大潭至六落之线，尔后，第38集团军在该线与日军对峙。
攻取昆仑关，是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军兵种协同配合，对日军攻坚作战的首次重大胜利，它使日军第5师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其第21旅旅长以下被歼灭者超过半数。中国军队牺牲也大，仅第5军就伤11100人，阵亡约5600人，失踪约800人。
在广东，1939年12月24日，日军第21集团军以第18、第104师及近卫混成旅等部开始进攻粤北，企图攻占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韶关。由于桂南方面第5师处境危急，安藤利吉决定攻下翁源后，即将兵力向桂南转移，并于12月29日命令第5师“仍然要确保南宁及附近要地，以便于转用兵团的到来”。[〔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77页。]
1940年1月7～13日，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从海路进到钦县，尔后分别集结于南宁以南和七塘附近。日军在桂南兵力增至7万人左右。
此外，日军大本营从关东军调来2个飞行中队支援作战。1月10日，日军第21集团军制定《宾阳会战指导方案》，其部署是：
以第5师、台湾混成旅在四塘、五塘间展开，分向昆仑关、思陇突进；
以第18师、近卫混成旅分别经甘棠、那河向宾阳迂回，切断昆仑关一带对方补给线和退路。
攻克昆仑关后，为收复南宁，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1月13日，前线高级将领开会，确定作战方针为：“以攻克南宁为目的，先确保现态势，待后续兵团集中完毕后，对郁江两岸之敌，同时开始攻击而歼灭之。”[蒋纬国：《抗日御侮》第7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33页。] 并决定郁江南、北两岸，各设统一的指挥官，夏威任南路兵团总司令，吴奇伟任北路兵团总司令。夏、吴二人在同月31日被任命为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
中国军队预定部署是：
郁江北岸——第38集团军（辖第2、第5、第6、第36、第99军）和第37集团军叶肇部第66军守备昆仑关及其东西一线，第16集团军第1纵队2个师在高峰隘以北与敌对峙；
郁江南岸——第26集团军（辖第46军、4个独立团）和第16集团军第2纵队2个师又2个团，分由东西两面夹击日军钦邕交通线，阻敌向郁江以北增援和集中。
预计参战总兵力15万余人。
1月26日，日军先发制人，发动“宾阳作战”。此时，中国军队后续兵团9个师中的8个师尚未到达指定地点。
1月28日，日军第5师1个旅、台湾混成旅、近卫混成旅主力，在第5师统一指挥下，向邕宾公路以北高地第99军实施步、炮、坦克联合攻击，次日，防守八塘的日军第5师第9旅向西夹击第99军。
在此以前，1月26日，日军第18师从岂江南岸东进，29日攻取永湾，准备北渡邕江。同时，近卫混成旅先遣队攻占鹿颈。桂林行营为掩护左侧安全，急令刚到宾阳的第2军第76师等部向甘棠前进。
30日，日军第18师会同近卫混成旅进至甘棠一线；邕宾路西侧日军亦同时向第99军正面和第36军右翼攻击。
1月28日，军事委员会命令从2月1日起由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指挥桂南方面作战，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到桂南协助。
张发奎鉴于甘棠为当时桂南战局关键所在，乃调集部队预定2日攻击甘棠之敌，并令第5军主力在迁江一带构筑第二线阵地。
但是，日军2月1日在甘棠方面先机发动总攻。日军第21独立飞行队全部出动，大肆轰炸正向甘棠开进的第6军第49师及后方桥梁。特别是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被炸，一时指挥通讯中断，致甘棠北面高地为日军第18师、近卫混成旅突破。2月2日下午，日军近卫混成旅一部窜抵宾阳城郊。宾阳原驻有第5军第200师，日前，第5军奉令撤往迁江构筑第二线防线。第200师主力由宾阳撤走，日军乘虚轻取宾阳。3日，第18师进抵清水河畔邹墟大桥，才为北岸新编第33师阻止。张发奎鉴于宾阳失守，昆仑关一带守车交通补给受到威胁，遂令第38、第37集团军向上林、大览撤退。3日，日军再次占领昆仑关，8日进占武鸣后开始撤退，沿途烧杀抢掠，残暴之极，至13日，大部退回南宁。
为了巩固对两广南部地区的占领、并将它作为进攻中国内地和南进的基地，2月9日，日军大本营下令撤销第21集团军，组成华南方面军，统辖粤南、桂南日军。桂南日军第5师、近卫、台湾混成旅编为第22集团军，原第18师师长久纳诚一任司令官。该集团军在邕江南北岸及钦邕公路设防，伺机行动。
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日军趁机再次向龙州进攻，7月2日占领龙州。9月下旬，第5师一部进入越南，西南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随之彻底断绝。
第4战区部队利用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机会，10月13日开始围攻龙州，23日在郁江北岸发起全面攻击。28日克复龙州，30日收复南宁。到11月30日，日军全部被逐出桂南。
在桂南会战中，由于中国军事当局对日军近期进攻桂南的可能性及其登陆的可能方向判断不淮确，致使日军在初期未遏坚强抵抗即顺利登陆，并长驱直入占领南宁和昆仑关等要地，控制了桂南的交通要冲。但军事委员会能迅速定下收复南宁的决心，立即由500～900公里以外急调10余个师赶赴战场，并对敌组织空、炮、坦等军兵种支援的优势反攻，夺回昆仑关，给敌第5师第21旅以歼灭性的打击，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掌握了桂南战场的主动权。
这一决定性的胜利，使日军第21集团军不得不从粤北抽调第18师主力及近卫混成旅增援，以解救第5师方面的危局，从而被迫改变广东方面翁英作战的原定计划，放弃进攻韶关而只以翁源为作战目标，造成敌战略上的部分被动。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二章 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有限攻势
第三节 1939年冬季攻势和枣宜会战
一、1939年冬季攻势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
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及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11月下旬，军事委员会下达任务，概要如下：
华北方面，第1战区攻击开封、博爱，钳制敌人；第2战区首先切断正太、同蒲铁路，并肃清晋南三角地带日军；第8战区以一部协同第2战区作战，主力攻击归绥（今呼和浩特）附近日军。
华中方面，第3战区以主力约11个师，切断长江交通，分向湖口、马当、东流、贵池、大通、铜陵、获港间伺隙进攻，一举突进江岸，占领坚固阵地；并以轻炮兵火力及敷设水雷，封锁长江。第5战区扫荡平汉线南段信阳、武汉间日军，进取汉口；并向汉（阳）宜（城）公路日军攻击；切断襄（阳）花（园）、汉宜公路。第9战区，向粤汉铁路北段正面日军攻击，重点指向蒲圻、咸宁一带，并向武昌挺进；同时攻击南昌及南浔铁路，进击瑞昌、九江日军。
华南第4战区以一部相机攻占潮州、汕头，主力扫荡广九铁路及南宁日军。
在华北，原计划以第1、第8、第10和冀察战区配合第2战区作战。但是，国民党顽军以发动冬季攻势力掩护，掀起了反共军事磨擦。此外，驻晋南日军第37师先于12月上旬开始进攻中条山，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只有第1、第8战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攻势。
第1战区：12月1日开始攻击，在豫东，第3集团军以豫皖边区游击部队切断开封、兰封附近公路、铁路，第81师于17日突入一一开封，焚毁日军第35师一部的指挥所及仓库；21日，骑兵第2军一度攻入商丘，并击溃由安徽砀山增援的日军骑兵部队。在豫北，12月6日，新编第5军、第47、第9军等部队，攻至安阳附近，尔后在汤阴、淇县、浚具、沁阳、博爱等地，破坏交通设施，切断了日军豫北交通；1940年1月1日，第9军一度攻入沁阳，歼灭日军第35师一部。
第8战区：以第35军攻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所在地包头；第81军一部攻击安北；骑兵第6军等部队袭击绥包铁路，阻止日军增援。12月18日开始行动。
20日拂晓，第35军乘驻包头日军一部出城执行任务之机，以便衣队潜入包头，接着，主力部队攻入城内，袭击日军骑兵集团司令部及重要仓库，日军骑兵集团第1旅直属队及第13、第14团急忙由萨拉齐、固阳、安北前来救援，第1旅直属队当日16时到达包头。第13、第14团受到第35军阻援部队的围攻损失惨重，第13团伤亡过半，第14团团长小林一男上校被击毙。在增援日军抵达包头开始反击后，23日，第35军撤出包头，退回五原地区。
日军驻蒙军为施行报复以除后患，1月28日，以骑兵集团主力（配属独立混成第2旅1个支队）、第26师及伪蒙军一部乘卡车由包头等地向五原开进。2月3日，突入五原。2月中旬起，日军主力开始撤出五原地区，但在五原留下了伪蒙军和日军桑原特务机关，由绥西警备司令官水川伊夫中将坐镇五原，守备绥西。为巩固对该地的占领，3月初，又派以伪蒙古政府警察队为名义的数百名日军进驻五原。
3月20日夜，第35军反攻五原，激战至22日，击毙日军水川伊夫中将、大桥上校，消灭日伪军4000余人，五原敌军和特务机关被全歼。当驻蒙军派出救援的骑兵集团主力和第26师一部于26日进抵五原时，群众早已空室清野，只剩一座空城。日军唯恐遭受袭击，停留数日将日军尸体收集火化后，仓惶撤离。从此，日军再未敢进犯绥西。五原大捷曾受到军令部嘉奖。
华中方面第3战区：在得到军事委员会加强之第86军、第18军的2个师以及一部分炮兵后，从12月12日起，以第32、第10集团军各一部分别袭扰南昌及杭州日军，第32集团军曾于12、18两日攻入南昌城，予日军以重大打击。第10集团军于13日晚攻入杭州、富阳、余杭各城，破坏了日军指挥机构及仓库。
1940年1月21日，日军由杭州南渡钱塘江，攻陷萧山，并向绍兴袭扰。
经第10集团军部队反击，迫敌退守萧山。
第3战区另以第18、第21、第25、第50、第86军共14个师，编为长江方面攻击军，区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攻击当面日军第13集团军第116师。
12月16日，各部向获港至贵池一线发起猛攻，到处展开近战肉搏，攻克日军沿江据点多处，到17日晚在大通、莎港问突破日军第116师左翼，挺进至江岸，炮击日舰，布放水雷，一度切断长江航运。20日，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在飞机轰炸和舰炮火力支援下进行反扑，攻击部队遂退守进攻出发阵地，以小部队向江岸钻隙突进，继续袭拢敌人。
第5、第9战区共50多个师统一于12月12日向当面日军第11集团军发动攻势。
第5战区第22集团军第41军第122师第364团在群众协助下，经一夜激战，攻占日军外围据点擂鼓墩，缴获野炮一门；第124师强攻滚山，前仆后继，予敌重创，受到战区长官部嘉奖。
第9战区曾克复靖安及通山、阳新各附近据点。
此次冬季攻势无论是作战规模，还是军队的战斗意志均大大超出日军意料。日军战史写道：“到了12月12日四周敌人一齐向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出击而来，其规模之大还是未曾有过的。而经过40天的时间一直到1月20日左右，两军仍然不见胜负。在此期间，我第一线部队几乎都成了一个个孤立的部队，在敌重兵包围中孤军作战，缺粮少弹，伤亡很大……“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以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O1页。]
冬季攻势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日军竭力掩盖其遭到的损失，但也不得不承认仅第11集团军就伤亡约达8000人。
二、枣宜台战
（一）战前概况
1940年5～6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
早在1939年中国军队进行冬季攻势的初期，日军第11集团军为改变被动局面就打算向宜昌方面进攻。冬季攻势结束后，日军立即准备实施报复性的反击作战。
1940年2月25日，第11集团军制定了《会战指导方针》，其作战目的是：在汉水两岸地区将敌第5战区的主力击败，通过作战的胜利，进一步削弱蒋军，并为推动对华政治、谋略的进展做出贡献。
4月7日，又确定了《第11集团军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方针是：“自5月上旬开始神速地进行机动，首先在连接随县、襄阳一线以北地区，消灭敌第5战区兵团之主力，接着将汉水右岸之敌压缩在宜昌附近消灭之。”[〔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1页。]
日军认为，进攻宜昌，将沉重打击第5战区。宜昌离重庆仅约480公里，是重庆的门户，攻占宜昌，可以直接威胁重庆，有战略价值，有利于“桐工作”的成功。
日军第11集团军投入枣宜作战的部队，有驻防江北的第3、第13、第39师，从江南调来的第40师、第6师他田支队、第34师小川支队、独立混成第14旅、吉田支队、临时混成第101旅，以及集团军直辖的坦克第7、第13团、野战重炮兵第6旅。此外，中国派遣军从第13集团军派遣第5师仓桥支队、第22师松井支队，还有第3飞行团、中国方面舰队第1分遣支舰队、第2联合航空队、汉水支队协同作战。统由第11集团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中将指挥。
1940年3月中旬，第5战区获悉日军将大举进攻。3月24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日军“约下月初、中旬，确有进攻荆沙宜昌之企图”；并命令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届时由鄂北直出汉宜公路”，打击西进日军。[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一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453页。]
4月17日，蒋介石提出“此次敌军如果西犯，其目的决不在夺取宜昌与襄、樊，而在打击我军以后，使其可安全退守，此乃必然之势，即使其有一部向襄河以西进攻，亦必佯动”。因而指示第5战区从右集团河西部队以及江防军抽调部队，东渡汉水参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4～935页。]
4月27日，第5战区确定了《作战指导计划》，概要如下：
方针：战区以一部取广正面，分路挺进敌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适当控制于后方，相机以先发制敌行动，于枣宜地区与敌决战。
各兵团部署是：
江防军司令郭忏，辖第26、第75、第94军、第128师共10个师，于襄河、东荆河右岸阵地极力拒止敌渡河，尔后与右集团协力，在荆（门）当（阳）东南地区与敌决战；
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辖第29、第33集团军共12个师，以一部固守襄河两岸阵地，巩固大洪山南各隘路口，以主力置于长寿店以北地区，机动击破进犯之敌；
中央集团总司令黄琪翔，辖第11集团军、第45军共6个师，于高城至随县以西一线拒敌之进犯，不得已时，转移于唐县、环潭间，俟预备兵团之加入，自两翼包围击破进犯之敌；
左集团总司令孙连仲，辖第2集团军计6个师，于明港、小林店、天河口一线拒敌，并准备以有力部队协力于襄花路之作战。
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辖第31集团军，集结于枣阳东北地区；
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辖第22集团军（欠第45军及第123师），暂位于双沟；
大别山游击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21集团军、豫鄂皖边区游击部队，对沿江敌据点及交通并淮南路之敌进行袭击，以有力部队对平汉南段之敌攻击。
（二）会战经过
枣宜会战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1940年5月初至5月下旬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一是从5月31日至6月中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
5月1日，日军第3师和第40师石本支队从信阳以北开始西进，向泌阳、枣阳方向进攻，5日，进占泌阳、桐柏一线。5月2日，日军第13师由钟祥沿汉水东岸地区开始北上，向枣阳进攻，翌日，占领长寿店、黄家集等地。5月4日，日军第39师和第6师池田支队从随县附近向第5战区中央集团发起攻击，次日，突破守军高城、安居镇一线阵地。日军企图以中间突破、两翼迂回的战术，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白河东南枣阳地区。这实际上是一年前随枣会战时日军战术的翻版。
根据日军进攻的态势，5月5日下午，第5战区下令调整部署：
以第29集团军担任大洪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
豫鄂边区游击纵队及第一游击纵队，担任桐柏山游击根据地的作战；
江防军（欠第75军）准备以有力部队东渡汉水策应右集团作战；
右集团（欠第29集团军）主力在汉水东岸围击北犯之敌；
中央集团于现地极力阻止敌人，不得已时，主力转移唐、白河西岸；
左集团指挥第2、第31两集团军及第92军，打击由信阳以北西进日军，万不得已时，转移于唐河两岸之线；
原属江防军的第75军（军长周嵒）、在江防军整训的第11集团军第39军先向快活铺、宜城间前进，归战区直辖。
至5月7日，日军各路分别进占唐河、随阳店和汪家集，对枣阳形成包围态势。守军在各阵地进行抵抗后及时转向外线。只有第84军第173师在枣阳附近掩护主力撤退时，遭优势日军围攻，损失惨重，师长钟毅阵亡。8日，日军占领枣阳，但围歼守军主力的企图落空。第5战区司令长官部由老河口退驻鄂西北均县，李宗仁仍留老河口指挥所。5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宣称“汉水东岸作战的目的已经完成”，下令准备汉水西岸的作战。接着，日军第3师准备在樊城东北集结，由樊城、宜城间渡河；第13师准备向南收缩，以便在宜城、沙洋附近渡河。
5月10日，蒋致电李宗仁：“希严令张自忠、周嵒各部，速向东北方猛攻当面之敌，与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相协同，击灭敌人为要”，“应乘敌态势不利、退却困难之好机，以全力围攻捕捉歼灭之于战场附近，尔后即向应城、花园之线追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47页。]
据此，第5战区向日军展开反攻。以第2、第31集团军及第92军由北向南，第39、第75两军由西向东，第29、第33集团军由南向北；并以第94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云梦地区，攻击日军后方联络线；同时第7军及鄂东游击队，攻占了平汉线上的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92、第66两军先后克复泌阳、桐柏、明港，对深入枣阳周围地区的日军形成包围之势。
在北线，5月12日开始，第31集团军等部由东、南、北三面向正在樊城东北集结的日军第3师、石本支队逼近，并连夜进行顽强的攻击。日军粮弹不足，连日陷入苦战。5月15日12时.日军第3师第29旅旅长在致该师师长的电文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1个营。另外，希望在白河右岸采取收容措施（连续出现伤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97页。]
15日正午，日军第3师在集团军坦克团协同下，开始摆脱包围，16日夜在枣阳地区集结。
日军第3师此次被围攻损失严重。据《第5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中称：“溯自信阳敌于东日倾力进犯时，兵力约达两万，而5月10日以后，由新野、唐河向枣阳撤退时，仅七八千余，其中虽间有向桐柏、信阳退窜者，但被我击歼数目亦在四千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页。]
在南线，5月10日，第5战区右集团总司令张自忠已率部东渡汉水进到枣阳以西的峪山、黄龙垱一带，与撤退之敌展开激战。随后又奉命截击南逃的日军第13师，在枣阳南部歼其一部。5月14日张部进抵方家集，向撤退之敌近6000人进行侧击，将其截为两段。日军退路被切断遂全力向张部反扑。此时，张自忠恰与司令长官部之间通信联络中断，与北线友军难以配合，张自忠亲率第74师、骑9师及总部特务营与日军5000余人血战竟日，复激战通宵。第2天，日军调集飞机20余架，炮20余门，轮番轰击。5月16日晨，张部进至宜城东北罐子口地区与日军展开激战，在敌猛烈炮火的轰击下，被迫退至南瓜店附近。日军得知第33集团军总司令部被包围，集中全力展开疯狂围攻。张自忠数次中弹，多处负伤，仍镇定自若指挥战斗。终因实力悬殊，第74师和特务营伤亡殆尽，张自忠壮烈殉国。[张自忠为抗日战争时期集团军总司令中最先作战殉国的一人，后追晋陆军上将。国民政府并曾于1944年8月将宣城县改称自忠县。北平、天津、汉口、徐州、济南，上海、重庆等大城市，都命名有张自忠路。]
日军在宜城东北地区反扑得逞后，乘机大举反击。5月19日拂晓，日军由枣阳及其东北、西南一线向西北方反攻。第5战区部队猝不及防，有利的态势再度丧失，遂退往白河以西。21日，日军渡过白河，并进入邓县、老河口以东地区及樊城西北地区后，停止追击，开始撤退。
汉水以东枣阳地区的作战，日军虽突进至预定地区，但未能消灭第5战区的主力部队，相反，在守军的猛烈反击下，一度陷于被动，损失消耗超过预料。在阻抗住中国方面的反击后，虽又转取攻势，挽回主动，但锐气已大减。
5月下旬，汉水以西宜昌地区的作战开展。5月25日，日军第11集团军下达了准备西渡汉水的命令，决定以第3、第39师于5月31日夜分别由襄阳东南和王家集一带奇袭渡过汉水，合力进攻宜昌。
宜昌是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屏障，倚山傍水，雄踞长江上游东端，俯瞰江汉平原，是一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第5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系主要经过宜昌。武汉会战后，即由江防军（辖3个军又1个师）负责长江以北、汉水以西的江防。
战前，第5战区得知日军可能进犯荆门、沙市、宜昌地区，但“误信敌不占宜昌之说。佥以为敌不至拿宜昌，即拿宜昌，亦不久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吉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从军事委员会到第5战区都仅仅立足于在汉水以东地区“先发制敌”，“打破敌渡河西犯企图”，[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39页。] 而没有认真研究倘若在汉水东岸作战失利，敌军果然西犯宜昌的情况下，对敌作战的计划。5月初，日军在河东发起攻击后，第5战区抽调江防军主力第94、第75军，以及右集团河西部队大部东渡汉水参加对日军作战，以致江防更为空虚。
日军第11集团军在汉水以东作战，遭第5战区的抗击和反击，部队损失不小，曾准备放弃第二阶段的作战。但顾虑就此停止作战，将意味着已定作战计划中途受到挫折，以后会失掉集团军统帅的权威，同时辜负了天皇的信任。因而，该集团军首脑经过激烈争论后，决定仍执行既定计划。
从5月31日19时30分起，日军第39师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尔后强行渡河；24时起，日军第3师亦开始渡河。日军未受到大的反击，拂晓前大部渡过汉水。6月1日，日军第3师轻取襄阳。6月3日，日军第11集团军令第3、第39师以远安、荆门一线为目标并列南下。并令第13师、池田支队、汉水支队等部准备在4日夜从旧口镇以南地区渡过汉水西进。
江防军纵深的数线防御阵地，都是正面向东。日军从襄阳南下，由左翼横插守军第二、第三线阵地，危害甚大。当阳、荆门以北之远安、南漳等县，是不设防的后方城镇，未作任何战备。防守宜昌、当阳一带的第75军、第94军（欠第55师）又被调走，宜昌几乎成为一座空城。与江防军左翼相邻的右集团河西部队，因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士气受到影响，在日军进攻下，虽奋力抵抗，终未能守住阵地，而退往鄂西北山地。
6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第5战区分为左、右两兵团。左兵团辖第2集团军孙连仲部、第22集团军孙震部、第31集团军汤恩怕部和第68军刘汝明部，兵团长由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右兵团辖第33集团军冯治安部、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及江防军，派政治部部长陈诚兼任兵团长。以确保宜昌、襄（阳）樊（城）之目的，从西北向东南，对渡犯襄河之敌侧背攻击，压迫于襄河及湖沼地带而歼灭之。并命令熟悉江防的第75、第94军人速由汉水以东赶回汉水以西江防军归建。
6月2日晚，陈诚抵达万县，3日进入宜昌附近三游洞开设指挥所，并请准将其嫡系、驻重庆整训的第18军（军长彭善）紧急船运前线，担任宜昌守备任务。
6月4日21时，日军第13师等部从旧口镇以南地区开始渡河，5日开始西进，与由北面南下的日军第3、第39师遥相呼应。6日晚，北线日军进至观间寺——荆门一线，守军第2军退往远安；南线日军进至荆门、十里铺一线，守军第94军第55师、第26军等部退守当阳、董市间主阵地。在此时期，守军反攻部队第41军于3日克复襄阳，第77军于4日克复南漳、宜城。
8日，日军池田支队相继攻占江陵、沙市。第26军萧之楚部不沿宜沙公路向宜昌退却，以利用既设阵地逐次抵抗，而是分由董市、白洋、红花套、甘老背等渡口南渡长江，脱离战场，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6月9日，日军第39师向当阳发起攻击，激战至黄昏，守军第18军第11师放弃当阳。
准备担任宜昌守备的第18军率第18、第199师部队，6月8日至10日陆续进抵宜昌地区，其部署是：以第18师守宜昌城，第199师配置于宜昌西北南津关、小溪塔（今宜昌县城）地区，掩护第18师左侧和机动使用，第18师以54团守宜昌城区，第52、第53团守备宜昌前沿右至长江江岸、左至镇镜山一线阵地。
6月10日，日军第13师等部开始迫近守军第18师阵地，11日拂晓，展开全面攻击。至10时许，第18师右翼第52团阵地正面被日军突破，日军趁势直扑飞机场，致使城区守军孤立，第一线部队腹背受敌。宜昌城守军主官动摇，未指挥部队顽强抵抗，仅经过一天的战斗，宜昌就于12日陷落。
12日，日军第11集团军见作战目的已经达到，命令各部迅速摧毁宜昌的军事设施，准备返回。
15日，令部队撤回汉水东岸。
16日，第5战区左兵团第2、第31集团军主力，已尾随敌第3、第39师南下，进抵荆门、当阳以北地区，此时，右兵团亦调整部署，于16日起向荆门、当阳、沙市、十里铺等地日军反击。
17日，第18军尾追撤退日军，收复宜昌。
日军攻陷宜昌后6月14日，在欧洲正是巴黎陷落的日子。日本陆军参谋部受急剧变化的欧洲战局的刺激和鼓舞，南进论抬头，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呼声高涨。日本海军航空兵此时正对中国大后方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提出把宜昌作为航空中继站很有战略价值。日军认为，占领宜昌，有利于更有效的轰炸重庆，直接威胁国民政府，促进“桐工作”的实现。于是，6月16日，陆军参谋部命令中国派遣军暂时确保宜昌。为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随后又将关东军的第4师调归第11集团军序列。6月17日，敌第11集团军又急令已撤到宜昌东面10公里土门垭的第13师等部再攻入宜昌。此后，守军在江陵、宜昌、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外围之线与日军形成对峙。
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设第6战区（1939年10月1日，第一次长沙会战时，为便于作战指挥，曾以湘江为界，将第9战区划分为第6、第9战区。1940年4月，第6战区撤销），以陈诚任司令长官，辖境包括鄂西、鄂南、湘北、湘西及川东等地。
日军攻占武汉后，被迫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为达到巩固对武汉地区的占领，迫使国民政府妥协的目的，在加强政治诱降活动的同时，纠集兵力对武汉南北地区发动了南昌、长沙、随枣、枣宜作战，以及封锁中国交通线的桂南作战。中国第3、第4、第5、第9战区部队，对日军的有限攻势进行了有力抵抗，并于1939年对日军展开了冬季攻势，先后取得长沙、昆仑关及五原等地作战的胜利。但由于指导上的某些失误，未能抓住有利战机，给敌以有力反击和更大消耗，特别是武汉地区的几次会战，邻近各战区缺乏紧密的配合协同，不能以积极行动钳制日军兵力，策应主要方面作战，使敌能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实现了战役企图，招致了守军的惨重损失。
这一时期，日军加强了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的袭扰、轰炸。日军以航空兵着重进行战略、政略的作战，并调整了航空兵部署。航空兵的作战任务由主要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改为主要打击国民政府政治、军事中枢，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从武汉失陷至1940年底，日军航空兵对中国大后方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重点轰炸中国陪都重庆，同时对成都、兰州、长沙、常德、芷江、恩施以及洛阳、延安等地进行轰炸。1940年5月18日至9月4日，日机在对重庆、成都等重要城市进行的空前大规模的轰炸中，共出动飞机4555架次，投弹27107枚计2957吨，中国空军和防空部队击落击伤日机403架。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三章 日本实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殖民政策
第一节 日本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
一、“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方针的形成及其发展
随着侵华战争的进展，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地区日益扩大，日本在占领区所推行的各种政略、战略，逐渐综合形成为系统的“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政策体系。
日本的侵略对象中国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国，工业落后，军力较弱，无法在短期内击败敌人。但中国有广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能够长期同优势入侵者相周旋。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各种爱国抗日武装，坚持在日占区进行游击战争。中国游击战争始终保持着对“面”的控制，而使日军被局限于“点”和“线”的占领，牢固而有效地拖住了日军。
日军虽然占领了包括首都南京及战略枢纽武汉等城市在内的大块地盘，却无法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征服中国的战争目的始终未能实现。国小、兵少、资源缺乏的日本侵略者，不能不求助于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手段以补其不足，冀日充分利用占领地的人力、物力而为其战争服务。因而“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就成为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基本方针。
日本的“以华制华”方针又是其总力战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8年，日军统帅部提出《昭和军制建设纲要》，强调：“总体战发展到顶点，就要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运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所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等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同时确定，为达成日本的战争目的，应建成以“日满华”三国合作的“核心圈”，并“确保其绝对安全”，此外要强化“同有关系国家的合作而防卫自给圈”。[〔日〕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时事通讯社，1962年版，第151页。]
即从军事战略和经济资源等多种角度来设计对占领地的统治与利用。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的中心目标在于，继军事占领完成之后巩固其政治统治。因此，在占领区建立适合于日军进行殖民统治的政权或行政组织，这是“以华制华”战略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殖民政权同台湾、朝鲜等地的统治在形式上有不同特点。日军占领台湾和朝鲜后，实施的是“总督制”直接统治，不存在任何名义的“自治”机构。相比之下，日本在大陆占领区则都伪善地挂有“自治政府”之类招牌，要求建立各级政权都“必须真正适合于汉民族的特性”，[《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1页。] 或者“在各方面讲求自强之道，广收人心”，[《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达成征服战争的实际目的。
日本“以华制华”方针推行的原则是实行“分治合作”。1938年7月19日五相会议制定《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其中规定：“方针：帝国从内部对中国政权进行指导的目标，在于对这次事件的解决有利，并促进日华两民族的合作，又与确立日满两国不可分割的友好关系相结合，以适应我国的国防国策。……恩威并施，以促进一般民族的自发的合作”。又规定：“在联合委员会或新中央政府之下，在华北、华中、蒙疆等各地，各自组织适应其特殊性的地方政权，给予广泛的自治权，进行分治合作。”“使各个政权进行以下工作：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扰反蒋反共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原书房，1969年版，第390～391页。]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