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为了使边区的文化教百更加适合抗战和边区建设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在教育体制和制度的改革方面，全国抗战爆发后，开办了许多高、中级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并加强了原有的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又相继决定边区中等学校和完小（高级班）为干部性质的学校。这样，大大加强了干部教育，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干部，不但解决了边区需要的干部，而且力全国抗战乃至全国解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干部。在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了冬学、识字班、夜校、半日班、读报组等形式的教育。为了加速扫除成年人中的文盲，以新文字作为扫盲工具，大量扫除边区的文盲。在儿童教育方面，改革全部公办的作法，采取了公办与民办公助兼施的方针，促使民办公助学校大大发展，公办学校也得到加强。
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在制度、课程和教学上，针对边区各条战线的实际，特别是经济建设的实际，也作了必要的改革，使之更加适合边区抗战的需要。
大办干部学校。全国抗战开始前，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鲁迅师范学校等。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极为重视干部的培养和教育，把创办干部学校当作教育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陆续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兴办了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青年训练班、女子大学、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业学校、组织干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边区师范学校、行政学院等一大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
中共中央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主办的专门负责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至1937年7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1年的时期内，培养了近1000名学员。六中全会后，陈云兼任党校校长，为党校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校也继续得到发展，为加强对党的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的高、中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名扬中外的最高军事学府。全国抗战开始时，“抗大”已举办了两期，培养了38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输送到抗日的各条战线。全国抗战开始后，各地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给“抗大”增添了培养知识青年成为革命干部的新任务，“抗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悉心关怀着“抗大”发展，毛泽东亲自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针。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纪念题词中指出：“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毛泽东：《抗大三周年纪念》，《新中华报》1939年5月30日。]
“抗大”第3期于1937年8月1日开学。全校学员编为3个大队。另外，还有老干部军事队、青年军事队、老干部游击训练队等，全校共13个队，学员共1272人。
1938年3月～5月，本期学员陆续毕业，其中一半以上学员毕业后即奔赴抗日战场，成为坚强的抗日干部。
“抗大”第4期于1938年4月16日开学，12月陆续毕业。本期先后编成8个大队、43个队，学员共5562人。其中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青年学员共4655人，约占全校学员总人数的83％，部队和地下党干部有907人，约占 17％。另外，还有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以及朝鲜、越南、日本等国的友人。
为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与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建立第一、第二分校。1939年1月，何长工、陈伯钧等率“抗大”部分师生从延安出发，分别到山东和晋察冀兴办“抗大”第一、第二分校。同时，在延安的总校第5期于1939年1月28日正式开学。
总校直属5个大队、41个队，学员共4962人。6月，“抗大”总校奉命挺进到晋东南办学，留下的一部分师生在延安组成“抗大”第三分校。“抗大”在陕北3年多，共培养学员15621人，为抗日前线输送了大批干部。
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一所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的革命学校。
1937年11月1日，陕北公学在延安正式开学，成仿吾任校长。
1938年3月，为了加强陕北公学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调罗迈（李维汉）任陕北公学副校长兼党组书记。
陕北公学的创办，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作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李维汉：《回忆陕北公学》，《中共党史资料》第15辑，第23～24页。]
中共中央还规定中央政治局委员都要到陕北公学讲课。毛泽东亲自带头，经常到陕北公学作形势报告。
陕北公学是一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学校，它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实行国防教育，培养抗战干部。凡有志参加抗战，年龄在18岁以上的青年，身体健康，不分文化程度，不分性别、出身、职业、信仰和党派，都可以入学。它一面招生，一面开学，学员到校，随即编班上课。陕北公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依据抗战的实际需要进行安排，学制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班（即学员队），一般学习3～4个月，一种是高级研究班（即高级队），学习一年。陕北公学采取半军事化编制，分大队（连）、分队（排）、班（学习小组），一切行动实行军事化。
陕北公学的学员，除最初从“抗大”转来的200多人外，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也有从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及朝鲜等地回国的华侨爱国青年。陕北公学从1937年8月开始接收学员，到11月1日正式开学，已有学员近600人，编成5个学员队。到1938年3月，共编成27个学员队，接受和培训3000多名学员。7月，中共中央在陕西构邑开办了陕北公学分校，由李维汉任校长。
1938年底，为适应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对干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从陕北公学抽调2000多名学员和工作人员，与“抗大”抽调的人员一起到敌后创办“抗大”分校。陕北公学总校与分校合并，主要是办大学部，着重培养抗日教育事业的师资和理论研究人才。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战时青年训练班、工人学校4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前往晋察冀边区办学。
1939年12月，陕北公学在延安复校。
1941年8月，陕北公学并入延安大学，陕北公学至此正式结束，先后共培养1万余名学员。
陕北公学创造性地发展国防教育，在教育方针、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民主生活和艰苦奋斗作风等方面所创造的经验，在抗日战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为不少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所采用。毛泽东在参加陕北公学第一期第三批学员毕业典礼时发表演讲指出：“中国不亡，因为有陕公”，给予陕北公学高度的评价。
中共中央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学校（1941年7月改组力马列研究院，8月改为中央研究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和专门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也创办了一批干部学校。如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后改为中共西北党校）、各分区党员干部训练班、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边区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学校等，还有工程、合作、司法、公安等干部训练班。另外，边区青年抗敌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工会等群众组织，也都开办了各自的干部训练班。这批干部学校和干部训练班的兴办，也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在职干部教育
中共中央既重视干部学校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在职干部教育。为加强干部教育的领导，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9年2月成立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李维汉任正、副部长，具体负责干部教育的各项工作。1939年3月，颁布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了在职干部教育的动员大会，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中共党史资料》第13辑，第6页。]
此后，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开展起来，延安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的干部及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参加了学习，全延安在职干部参加学习的有2100余人。到1940年参加学习的在职干部迅速增加到4000亲人。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对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学原则、学习方法等作了明确的规定。6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朱德、任弼时、李富春等出席大会。大会总结了在职干部教育的收获、经验，提出了今后改进的意见。10月20日，中央宣传部发表了《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
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干部提高了文化水平，不识字的干部摘掉了文盲帽子。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同时，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大大推动了各敌后抗臼根据地的在职干部教育的开展。
中学教育，陕甘宁边区的中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仅有绥德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延安陕西省立第四中学和米脂中学共3所中等学校。1938年边区政府又开办了边区中学，1939年6月，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边区第一师范学校）。9月，边区政府又兴办了关中师范学校（边区第二师范学校）和三边师范学校（边区第三师范学校）。1940年夏，边区政府又在庆阳设立了陇东中学，并接办了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
至此，边区共有4所师范和2所中学，在校学生达1000余人。
小学教育。陕甘宁边区克服财政和物质上的困难，采取“因陋就简”的办学办法，使边区小学初等教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边区小学教育发展状况表
时间学校数量 所学生人数 人
成立边区以前120不详
1937年秋季54510396
1938年秋季73315348
1939年秋季78322089
1940年134141458
社会教育
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后，就开始大办社会教育。1937年4月颁布《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规定：“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在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上，设立夜校、冬学、巡回训练班、俱乐部、识字促进会和识字组。
1937年边区开始大办冬学，当年办起冬学619所，学生人数达1万余人。
1938年，社会教育得到更大普及，办起冬学723所，学生人数达1.2万余人；识字组5560组，人数近4万人；夜校599所，人数8245人；半日校236所，人数3994人。1939年，边区提出当年消灭文盲3万人，社会教育各组织又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40年，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仍继续发展，共开办5469处，学生近6万人。边区的社会教育，对于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
新闻出版工作
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在延安出版了关于政治（《解放》、《共产党人》）、军事（《八路军军政杂志》）、文化（《中国文化》、《文艺突击》）、妇女（《中国妇女》）、青年（《中国青年》）、工人（《中国工人》）、科学卫生（《国际卫生》）等专门刊物，并出版了《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边区群众报》等，还出版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边区各分区也都出版了日报，有的县也办了报纸。广大群众还办了许多大众化的黑板报，随时随地宣传党的政策和新人新事。
卫生工作。边区建立了组织上、设备上相当完善的医院（如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能实行近代医学上的一般手术。最重要的是努力克服了许多医药上的困难，用边区土产的原料，制成了各种中西药品，使一般药品达到部分的自给。各县也兴办了卫生院、医药卫生合作社等医疗机构。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和普及科学卫生知识，同封建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培养医护卫生人员，推广新法接生，禁止妇女缠足等。
通过这些工作改变了边区农村不卫生的落后面貌，增强了人民体质，促进了边区人畜两旺。
文艺工作
全国抗战开始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四面八方云集陕甘宁边区，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一支阵容可观的文艺队伍。他们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用文艺这一锐利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延安的民主空气和自由环境，为革命和抗日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各种文艺组织、文艺社团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早在1936年11月22日，由丁玲、伍修权、徐特立、李克农、成仿吾等发起成立了陕甘苏区第一个文艺领导机构——中国文艺协会，使陕甘苏区文艺运动由零星的分散状态发展为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活动。
1937年11月24日，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文协”）。它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含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音协会、新文字研究会、民族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戏剧界抗战联合总会、文艺顾问委员会等众多文化艺术团体。协会的任务“在于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唤起我们伟大人民群众之民族的自觉，争取思想界的民主，扩大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
1939年5月14日，又成立了与“边区文协”并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陕甘宁边区还成立了其他专业性的协会，如1938年1月9日成立的“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简称“边区音协”），1939年2月10日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边区分会”（简称“边区剧协”）和“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简称“边区美协”）。这些协会活动内容甚多，如组织创作，观摩演出，举办展览，创办期刊，开办讲座，进行辅导评奖等等。陕甘宁边区还涌现出许多文艺社团，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边保剧团”等，出版了《文艺突击》、《文艺战线》、《文艺月报》、《新诗歌》、《部队文艺》、《歌曲月刊》、《部队歌曲》、《边区戏剧》等几十种文艺刊物，创造出许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诗歌、音乐，有力地促进了陕甘宁边区抗日文艺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结合起来，构成了陕甘宁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宏图，为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二节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一、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建设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第120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359旅第718团，第129师特务营、工兵营、炮兵着、辎重营及第385旅（欠第769团），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与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保安队和自卫军，担负保卫边区的任务。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延安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以萧劲光为主任，统一领导和指挥各留守部队。
1937年9月，在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之下，成立东地区与西地区两个留守处。以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等县划为东地区留守处，陈伯钧为主任，陈先瑞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0师第718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和第115师炮兵营、辎重营；以定边、盐他、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栒邑、淳化等县划为西地区留守处，王宏坤为主任，王维舟为副主任，统一指挥第129师第385旅旅部、第770团和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
1937年10月2日，八路军各留守部队除第770团番号不变外，统一改编为警备第1～第8团。另有骑乓营和鄜甘独立营。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改称为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的任务是：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党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留守兵团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1938年1月，成立绥德警备司令部，陈奇涵任司令员，郭洪涛任政治委员，毕占云任参谋长，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日军对边区河防开始发起进攻。为统一边区武装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保卫力量，4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及所辖地方部队，统归留守兵团指挥。此时边区部队计有1个旅、10个团、10个保安队、1个独立营，总兵力有1.5万余人。
1939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军委对边区部队进行了调整。7月，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拨归留守兵团建制，随后与鄜甘独立营合编为留守兵团直属特务团。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
10月，第359旅奉命率第717、第718团由晋察冀边区返回陕甘宁边区，接替绥德警备区防务，并归留守兵团指挥。
12月，以绥德警备司令部为基础，成立警备第1旅司令部，下辖警备第3团、警备第8团，调防关中地区。1940年2月，警备第6团拔归第120师指挥。4月，第359旅雁北支队和第4支队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
10月，第719团亦抵达陕甘宁边区归建。至1940年底，留守兵团部队计有第385旅、第359旅、警备第1旅及警备第1、第4、第5团及特务团、骑兵团，连同保安司令部所属备部队，总兵力3.1万余人，长短枪1.5万余支，轻重机枪1077挺，迫击炮17门。
1937年12月，留守兵团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出席了会议。毛泽东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重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的道路。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以“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工作”、“提高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作为兵团的主要工作。[萧劲光：《留守兵团五年来工作总结》（1942年7月28日）。]
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第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确立留守兵团的工作方针是：“在备战的姿态下，加紧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加紧生产，克服困难，以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与集体生产的场所，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干部，是保证今后战斗任务完成的重要条件。”[《陕甘宁解放区抗日战争史》（初稿），第51页。]
从此，留守兵团在政治建军的道路上，向着部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迈进。
（一）留守兵团的政治建设
留守兵团成立后，在兵团首长及兵团党代表会议中，都强调了以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在部队中建立了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制度，规定了政治教育内容，适时地进行时事政策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结合部队的思想实际，及时纠正错误思想。留守兵团各部队营以上干部，普遍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并选送干部进入中共中央举办的学校学习。
1940年，留守兵团开办了兵团军政训练班，分批调集兵团营以上军政干部在职学习，施以较系统的军事政治理论教育。对连以下干部战士主要是加强时事与政策教育，普遍扫除文盲。为促进部队的文化学习，留守兵团政治部提出了学习文化的具体要求：干部识字要在2000字以上，战士识字在要500字以上。经过几年学习，留守兵团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留守兵团还非常重视党内教育，不断加强连队党支部的建设，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举办支部委员、支部书记训练班，加强对党员的教育，这对提高党员质量、巩固党组织发挥了作用。留守兵团政治部还出版了《烽火报》和《烽火副刊》，创办了烽火剧团，成立部队艺术学校，用各种形式配合教育。
留守兵团通过不断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政治建设，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水平和阶级觉悟，不断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为部队正规化建设和提高战斗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留守兵团的正规化建设
留守兵团在坚持政治建军的根本方向的同时，十分重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在1937年12月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的指示，确定统一部队建制，提出奠定部队正规化基础的口号，强调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此后，健全了指挥机关，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机要处，并召开各种业务会议，研究制定统一的规章制度。
1938年8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各种草则，并开始试行。
1939年5月，在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进一步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参谋工作条例》等。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军事素质，是留守兵团正规化建设的根本内容之一。留守兵团特别重视部队的军事战术和技术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军事训练主要靠抓干部教育，搞示范教学。留守兵团每半年召开一次兵团干部会议，每次干部会议都是实际的干部训练，一方面汇报交流训练情况，一方面讨论制定下一步教育计划，然后进行统一标准的训练，再回去训练下级干部。在部队，以团为单位，建立由团长、政治委员、副团长、参谋长及各营营长组成的教育委员会，集体领导本单位的教育训练工作。各营有营一级干部和各连连长组成的教育小组，负责训练排以上干部，然后再去带动战士训练，形成了一个教育训练网。在战术训练方面，注意统一战术思想和战斗动作，坚持以近战战术为中心，以班、排夜间战斗、河川战斗等特种地形条件下的作战为训练重点。技术训练方面，着重训练射击、刺杀、投弹、迫近作业，使四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过几年的军事训练，留守兵团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改善部队生活和供应，减轻人民负担，留守兵团根据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上毛泽东的“开展部队生产运动”的指示，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开展从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运动，大力种植蔬菜，喂猪，养羊，开磨坊，办合作社，动员战士学会做鞋、织布、织毛衣毛裤、袜子，改善了部队的伙食和军需品、日用品等供应。仅1939年就垦荒2.5万余亩，在遭受天灾的情况下仍收到2590石（38万余公斤）的细粮。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开展生产运动，做到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指示，留守兵团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不仅开荒、种粮种菜，还开办了毛纺厂、被服厂、鞋袜厂、皮鞋厂、木工厂、大车厂、煤窑、砖瓦窑、瓷器窑和各种作坊，进行畜牧业、运输业、商业等多种生产经营；留守兵团1940年全年垦荒2万多亩，收粮2400多石（36万余公斤），经营获利223.65万余元，并为以后的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开创了历史上军队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先例，既改善了部队的生活，保障了各项任务的完成，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二、陕甘宁边区地方武装建设
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自卫军与八路军留守兵团，共同担负着保卫边区安全的光荣任务。
1937年8月，边区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
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原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红军和游击队，除一部分编入八路军留守兵团外，其余部分则编成10个保安大队和若干县保安队，共5000余人。1938年4月，保安司令部及其所辖保安部队划归八路军留守兵团领导。
1939年上半年，保安部队先后改编为各独立营。
保安部队统一指挥系统后，加强了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并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保安部队还进行了自给生产，解决了部分军需用品和日用品。
保安部队不仅配合留守兵团肃清了边区匪患，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财产和生产安全，而且担负着部分的河防守备任务，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打退了日军对河防的进犯。
边区的自卫军，是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平时值勤放哨，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它既是主力军的经常补充者，也是保卫边区的重要武装。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保安司令部颁发《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规定：“抗日自卫军系边区内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凡边区的劳动公民，自愿执行抗日自卫军的任务与遵守抗日自卫军的纪律，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身体强健者，均有加入抗日自卫军的光荣权利。”《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6页。]
从此，整理、扩大与训练自卫军便成为全边区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边区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人民抗日自卫军的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到1939年，边区80％的壮丁参加了人民抗日自卫军，人数达22万余人，其中有基干自卫军3万余人，另外还有2.8万余人的少年先锋队。其次，自上而下地建立了指挥系统，村设班和排，乡设连，区设营，县设团，统归保安司令部指挥。每年利用冬闲，对自卫军，特别是基干自卫军进行一次冬季训练，训练的内容有梭镖刺杀、投弹、布雷、射击、盘查放哨以及侦察敌情等。自卫军每人至少有一件旧式武器（如红缨枪、马刀、步枪、土枪等），以及经常备有担架及运输工具，准备参加战勤工作。自卫军在抗战和巩固边区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据统计，在1939年到1940年边区破获的汉奸案、土匪案、伪钞案等近千起，都是自卫军参加或是自卫军破获的。在保卫边区的战斗中，每次都有自卫军参加，负责运送伤病员和给养物资等。
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力量采取主力兵团（留守兵团）、地方兵团（保安部队）和民兵（抗日自卫军）三结合的体制，使边区的机动作战、河防、边防的保卫以及部队锻炼和补充均得到全面的照顾，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坚强力量。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三节 陕甘宁边区军民坚持持久抗战，保卫和巩固边区的斗争
太原失守后，日军逼近黄河，威胁边区安全，陕甘宁边区担负着正面阻止日军渡河西进，拱卫西北北大门的艰巨任务。
一、固守千里河防，粉碎日军的进攻
陕甘宁边区的东面是黄河大堑。边区河防线北起府谷，南至宜川，婉蜒1000余里，它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唯一通道。从1938年起，日军向边区河防不断发动进攻，企图强渡黄河，突破西北重要门户，切断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挥中枢的安全。
为加强河防的守备，八路军留守兵团以警备第6团驻防神府地区，守备葭县北、万户峪、沙峁、磐塘、马镇、贺家堡等沿河各渡口；以警备第8团调驻米脂，守备大会坪、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枣林坪等渡口；以警备第3团驻防清涧，守备河口、界首、枣林坪（不含）等渡口；以警备第4团驻防永坪地区，派出1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以警备第5团驻防延长，守备凉水岩、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为了便于统一指挥，还成立了两延（延川、延长）、神府（神木、府谷）和五县（绥、米、葭、吴、清）等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当地的代理指挥机构。
1937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整个河防划为3个地段，分别由神府、两延河防司令部和绥德等5县警备司令部负责设防，萧劲光兼任河防总指挥。当日军逼近黄河东岸时，河防守备部队进入临战状态，边区军民立即进行紧急动员。
在河防战斗中，各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主动、灵活、积极、坚决、突然的战术动作，粉碎了日军对河防的多次进攻。
1、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2月，侵入山西的日军以第109师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侵占中阳、离石，27日，进占黄河东岸要口军渡、碛口，直迫河防，并猛烈炮击西岸吴堡、宋家川河防阵地。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扼守宋家川一带渡口，警备第3团以一部兵力渡河，向柳林敌后袭击，3月3日，军渡、柳林之敌均向离石撤退。在此期间，驻大同日军第26师亦向晋西北进攻，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保德、河曲、偏关等7座县城，直逼神府河防。3月12日，进占保德的日军第26师一部2000余人，附炮20余门，携带渡河器材，13日进抵神府磐塘渡口对岸，首先炮击河防阵地，尔后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守备部队及神府武装沉着应战，在日军密集渡河时，以突然猛烈火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并以机动兵力一部，乘日军渡河混乱之际，迂回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背，在八路军第120师积极配合下，迫使进犯河防的日军撤退。此次战斗，共计毙伤敌140余人，警备第6团仅伤亡6人。同时，八路军第120师在晋西北收复被日军占领的7座县城，粉碎日军的首次围攻，保卫了陕甘宁边区。
2、第一次宋家川战斗
1938年4月，沿份（阳）离（石）公路西犯的日军第109师在离石一带集结约1个旅的兵力，附火炮30余门，于5月再次向黄河东岸军渡渡口进犯，企图突破留守兵团黄河西岸阵地，占领陕西省宋家川（今吴堡城）渡口。为打破日军企图，留守兵团未等敌到达河岸，即令警备第8团主力东渡黄河，进至汾离公路翼侧，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寻机打击日军。5月10日夜，该团在离石城西北王老婆山地区袭击西进日军，击溃日军1个营，歼灭日军200余人，警备第8团伤亡80余人。日军渡河企图再次遭到挫败，随即撤退。
3、凉水岩、马头夫河防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山西日军在占领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伺机向黄河东岸逼进。
1939年1月1日，日军分3路，每路1000余人，附炮10余门，向黄河沿岸的马头关、凉水岩、泥金滩挺进，先后占领上述三据点河东阵地，当即以猛烈炮人轰击河西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阵地，并以飞机10余架投掷毒剂弹，在破坏数段河防阵地后，即在火力掩护下进行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运动集结时，进行猛烈火力还击，击毁其部分船只，歼敌一部，日军被迫撤回黄河东岸。与此同时，八路军河东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袭击日军运输队。日军在攻击受挫，后方交通又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于1月4日开始撤退。警备第5团以一部兵力东渡黄河，向日军发起追击，在大宁城西的曲峨镇给日军以打击后，安全撤回何西。此役共歼灭日军80余人，警备第5团伤亡8人，中毒10余人。
4、第二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日军对边区河防的三次进攻均遭失败，于是调集重兵，向宋家川与马头关、凉水岩等处，同时发起进攻，企图钳制河防部队兵力，乘虚实施重点突破。
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2个师至汾阳、离百，并携带大批渡河器材，于6月4～5日，日军一路1万余人进占军渡，在黄河东岸构筑工事，并以炮火轰击河西宋家川、枣林坪一线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河防阵地。6月6日，日军又以1.5万亲人进占孟门、碛口两镇，并以飞机竟日向河西河防阵地及陕甘宁边区内地城市进行猛烈轰炸。同日，日军1个团共2000余人，由隰县、大宁出动，附炮20门，于6日晚分别占领马头关及泥金滩河东阵地，并向西岸八路军留守兵回警备第5团阵地轰击。
面对日军重兵压境的情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与动员全边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河防部队。在边区人民大力支援下，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坚守阵地，在宋家川方向经3昼夜激烈战斗，使日军始终未能接近河岸，渡河未成。在马头关、泥金摊方向，八路军何防部队在日军飞机轰炸和毒剂攻击下，沉着应战，也粉碎了敌人渡河企图。
在此期间，黄河以东八路军部队于敌后积极活动，破袭日军交通线阻敌运输，积极配合作战。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此时，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分兵一部渡河东进，收复李家垣（军渡以东）、柳林，击毙日军5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5团乘日军撤退至河滩集结时，进行突然火力袭击，毙伤日军30余人，至此，日军对边区河防最大的一次进攻又告失败。
5、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9月4日，驻汾阳、离石日军约三四千人，附炮30门，进占军渡，构筑工事，修筑军（渡）离（石）公路，企图巩固河东阵地长期据守，待机进攻。为粉碎日军在黄河东岸立足的企图，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乘日军立足未稳，猛袭军渡以东之穆村、薛村，并破坏了军渡和薛村的公路。9月6日，日军向碛口进犯，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即于河东孟门等地抗击消耗日军。同时，留守兵团河西部队又以一部兵力渡过黄河，迂回至日军后方，活动于柳林、穆村、军渡间。在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部队袭扰下，日军遂于12日龟缩至柳林、穆村地区。
6、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11月初，日军调集1万余人，准备大批渡河器材，于20日分4路由晋西大武、离石、柳林、穆村等地，向碛口合围，同时以一路奔袭葭县渡口。23日，日军主力占领碛口、孟门两镇，开始向河西实施猛烈炮击，并以一部2000亲人，在火力掩护下，集结碛口河滩，放船漕渡。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立即对集结与渡河之敌猛烈射击，将日军击退。此时，留守兵团河防左翼部队警备第6团以一部兵力，趁机渡过黄河，袭击日军侧后，经5小时战斗，迫敌分路撤退。此次战斗，八路军留守乓团河防部队共毙日军100余人，俘虏日军2人，自己伤亡12人。
7、第四次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9年12月初，日军集结驻离石、柳林兵力4000余人，炮20余门，再次进犯军渡，炮击宋家川，于12日占领李家垣后，加强对河西阵地实施炮击，企图强渡。八路军留守兵团河东侦察部队当日军向李家垣进犯时，即在李家垣以南山地对敌阻击，随后，转向军（渡）离（石）公路打击日军。经5日战斗，日军因侧后不断遭到打击，于16日向东撤退至柳林。留守兵团乘机收复军渡、李家垣。
八路军留守兵团河防部队在陕甘宁边区人民和人民自卫军的支援下，在晋西北人民和八路军直接配合下，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将河西的顽强防御和何东的积极进攻结合起来，依托黄河天险和工事，以猛烈人力击敌于半渡之中；同时，以机动部队大胆渡过黄河，迂回敌之侧后，给敌以突然打击，挫败日军的渡河企图，打退日军的进攻。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以数千至万余人的兵力，在优势火力的支援下，向边区何防频繁发动23次进攻，付出重大伤亡，却屡遭失败。八路军留守乒团河防部队，使千里河防始终未被日军突破，这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江河防御作战中，是绝无仅有的辉煌战绩。
二、肃清边区匪患，维护边区安定
全国抗战爆发前，陕甘宁边区原有的土匪基本上已被消灭。但在全国抗战爆发，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敌特汉奸有计划地破坏边区，边区土匪再次蜂起。据统计，除三五零星的土匪外，共有土匪40多股，约4000余人，枪2000余支。
为了安定边区社会秩序，保卫和巩固边区，八路军留守兵团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进行了剿灭土匪的作战。
留守兵团根据陕北高原地形复杂、土匪分散的特点，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猛打穷追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同时，采取不咎既往等争取瓦解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动员边区广大群众，配合了留守兵团的剿匪作战。
从1937年11月开始，留守兵团首先集中警备第1、第2、第5团和2个骑兵营，以及蒙汉骑兵支队，共2000余人的兵力，在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地区的官滩、盐池以北的■蜡梁、安边以北的仓房梁，对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等股匪，连续进行了3次围剿、打击，先后击毙土匪100亲人，马100余匹，缴获枪械60余支。与此同时，留守兵团第718团在鄜县以西的黑水寺、张村驿一带，消灭了实为上匪的2股“地方民团”，缴枪70余支。
1938年2月，留守兵团清剿黄龙山区，经勇猛穷追，将该地的股匪大部歼灭，击毙土匪100余人，缴枪70余支。在安定南区一带窜扰的刘志清股匪，也被留守兵团部队全部歼灭，经过数十次战斗，历时不到一年，陕甘宁边区各地的土匪基本上被肃清，共计消灭土匪36股，击溃土匪10余股，生俘匪徒900余人，缴获轻机枪10挺，步马枪1700余支，迫击炮2门，子弹20余万发。
三、实行全面抗战动员，巩固后方，支援前线
全国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率先进行了全面的抗战动员，要求全边区军民立即一致动员起来，进行全民族抗战。
1937年11月15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给各级党委发出指示信，提出要把边区变成抗战动员的模范，要求党的一切支部成为抗战动员的核心、要求各个群众组织把抗战动员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1938年3月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配合政府军队抗战，独立在敌人后方抗战，坚持边区的抗战，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号召一切民众团体，动员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一切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为了加强抗战动员工作，边区政府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后改为陕甘宁边区抗战动员委员会），开展广泛的抗战动员工作。
1、动员群众参军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在1937年、1938年两年中，动员了8000余名青年参加抗战部队。
1940年春，原计划动员3500名青年参军，结果有5000余名青年报名参军。加上抗战爆发前参军的人数，陕甘宁边区参军人数总计达3万余人。有些地方参军的人数占总人口的10％。
2、动员人力、物力、畜力，支援前线1937年11月晋南形势紧张，边区沿黄河各县，在7天之内就动员了1万余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开赴山西前线帮助军队运输物资，并为前方将士募送毛袜、手套10万双。
1938年3月起，在日军不断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进攻中，陕甘宁边区广泛动员自卫军组成交通队、担架队等直接到战地服务。在河防任务紧急时期，边区动员各地自卫军整营出动，协助部队修筑河防工事，加强河防力量，为保卫河防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由于边区抗战动员工作进行得普遍、深入和持久，边区人民在配合政府剿匪锄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以及积极缴纳救国公粮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地位和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是指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中枢。
为了指导抗日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系列关系抗战全局的重要会议，如洛川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等，制定了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以及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在这里从事了巨大的理论研究，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重要理论著作，对抗日战争的发展阶段和历程，对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长期抗战以及转弱为强等，都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是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时期全面形成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延安是全国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的中心阵地。许多爱国的理论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学者志士，纷纷来到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抗战期间，边区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自然科学研究会、抗日问题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党建研究会、政治经济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文化协会30多个，经常进行学术讨论，研究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陕甘宁边区还出版了30余种报刊杂志及大量社会科学书籍。延安又是向全国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马恩列斯著作即达50种（册）。革命理论和革命文化，武装了群众的思想，它对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坚持抗战，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指导全国抗战卓有成效，延安和整个陕甘宁边区成为国内外所瞩目和向往的地方。青年学生成批地奔赴延安，爱国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侨不断来到延安，国外友好人士也冲破重重阻力，到延安和边区各地服务和访问考察。继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之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苏联友人白列斯托夫、马里果夫、英国记者贝恃兰、德国记者希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一行、印度医疗队柯律华一行等，相继来到边区，许多记者对边区的所见所闻，作了客观的报道。英国记者贝特兰说：“延安虽小，却的确有它的首府气象。而且从政治上说来，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因而在统一战线之中起着日益增加的作用，所以也许可以算得中国的第二重要的城市了。”在这里“‘虚伪、信命和徇私’……被坚决地全部推翻了。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共产党的革命不是含糊的。”[（英）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6年版，第98、136页。]
二、陕甘宁边区是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和各敌厅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全国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同陕甘宁边区存在着依赖关系。作为首席抗日根据地的陕甘宁边区，在全国，在一切抗日根据地中，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
陕甘宁边区是培养训练抗日干部的重要基地。全国抗战爆发后，大量的培养和造就干部以适应全民族全面抗战的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一项万分急迫的任务。在这里，中共中央先后创办了20多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训练出政治、军字和文化技术干部4万余人。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革命干部的熔炉，使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使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提高了思想觉悟，得到了锻炼和改造，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成为坚强的革命干部，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全国各条战线。
陕甘宁边区在保证后方大量脱产人员供给的同时，还经常向前线运送粮食、被眼、医药以及其他物资，并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畜力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承担了八路军的大部分重伤病员的医疗任务，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日军人家属8万余人，使前方将士无后顾之忧。
三、陕甘宁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
陕甘宁边区虽然人口下多，面积不大，原有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但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边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边区的进步受到普遍的称赞，就连大后方的进步人士也认为“值得全国各地仿效”。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第一个彻底实行民主制度的区域。边区实行的“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的民主选举，使各级政府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而奠定了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边区实行的参议会民主制，是抗战时期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这里是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区域，这就是边区的特点，我们希望这个特点普及于中国。”“全中国也应该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华报》1938年7月15日。]
陕甘宁边区又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试验区。示范区。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实行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主要任务在这里都得到了实行，成为全国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榜样。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取得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宝贵经验，造就的大批建设人才，对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陕甘宁边区是坚强的抗日堡垒。由于边区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边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是全国进行得最早、最充分的地区。边区成立的“民族抗战后授会”，下辖的抗日救国民众团体有25个，其分支机构遍布于边区各地，参加的人数占到总人口的80％以上。边区自卫军扩大到22.4万亲人。边区大批青壮年积极参军参战，走上抗日前线。
由于边区军民密切配合，进行全面的抗战，形成了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不但使具有陆空装备优势的日军始终未能突破边区河防，而且使匪特的捣乱破坏和国民党顽军进攻未能得逞。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个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坚强抗战堡垒。
陕甘宁边区是自力更生的榜样。边区由于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脱产人员不断增多，财政十分困难，特别是由于国民政府停发边区经费和八路军军响，敌伪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再加自然灾害的影响，边区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自己动手，生产自给”，“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使边区克服了困难，而且为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成为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全国战胜困难的典范。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尽了极大的努力，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指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一节 “七·七”事变后，日本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的兵站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极为重视中国东北在其扩大侵华战争中的作用。
一、命令关东军出动部队，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立即于7月8日晨召开会议，判断“苏联因内部纠纷及干岔干事件[1937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干岔子南水道击沉苏军炮艇1艘，击伤1艘。]的教训，目前北方可望平安无事。因此，应乘此时机对冀察给予一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听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页。]
同时，关东军司令官向参谋总长提出报告称：“鉴于华北局势，已令独立混成第1、第11旅主力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立即出动之准备”。[（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3～154页。]
当时，关东军序列如下：
司令官：　植田谦吉上将
参谋长：　东条英机中将
第1师：　师长　河村恭辅中将
第2师：　师长　冈村宁次中将
第4师：　师长　松井命中将
第12师：　师长　山田乙三中将
独立混成第1旅：旅长　酒井镐次少将
独立混成第11旅：旅长　铃木重康中将
第1～第5独立守备队
骑兵集团（骑兵第1旅，骑兵第4旅）
骑兵第3旅
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集团，系飞行师的前身，1937～1942.4.15以前称飞行集团，以后称飞行师。]
7月8日20时10分，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兹因暴戾之中国第29军挑衅，华北发生事端。对此，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和坚定的决心，严重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关东军司令部对其管区以外的事项，独断发此声明，尚无前例。关东军在发表声明的同时，先后派遣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情报科长宫永恭次上校、情报参谋田中隆吉中校飞往东京，要求面见中央当局陈述意见，敦促中央当机立断。日本驻朝鲜司令官小矾国昭中将也向参谋部报告说。“第20师之一部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并建议日本当局利用这个时机“推行统治中国的宏图”。[（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4页。]
日本政府和最高军事当局，为了充分发挥它所占领的中国东北这个巨大战略基地的作用，迅速占领华北及征服中国，于7月11日召开五相会议，决定“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5个师，目前暂用3个师和18个飞行中队）迅速派往华北”，以加强中国驻屯军。经奏请天皇批准，18时35分由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临参命第56号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将所属部队中的下列部队迅速派往华北：
独立混成第1旅主力；
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
关东军飞行集团之一部（侦察、战斗、重轰炸机各2个中队）
上述部队，自通过满华边境时起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但飞行集团之一部则应立即归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指挥。
关东军司令官在作战初期，应对中国驻屯军提供兵站交通业务之援助”。[[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7页。]
7月29日，日本又以关东军第：师之一部编成第2混成旅（旅长关龟治少将，8月1日以后为本多政材少将）。以关东军一部编成第15旅（旅长筱原诚一郎少将），以第3独立守备队编成堤支队（支队长堤不夹贵中校），派往华北，参加中国驻屯军对华北的战略进攻。
8月10日，由上述调至华北的多数部队组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司令官为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9月20日后为笠原幸雄少将）。8月中旬，由关东军第2师的1个营编成的大泉支队（支队长大泉基少校），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至此，该兵团辖混成第2、第15旅和两个支队。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分别于8月16日和30日归建后，也编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10月5日，独立混成第11旅改编成第26师。察哈尔派遣兵团负责察哈尔地区的作战和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
1938年1月4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改编成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中将），直属日本天皇。7月4日，驻蒙兵团改编力驻蒙军（司令官为莲沼著中将，9月12日改为冈部直三郎中将），辖第26师、独立混成第2旅、骑兵集团（集团长小岛吉藏中将）、第5通信队等，配属给华北方面军，在华中派遣军主力的协同下，参加攻占徐州的作战后，于6月中旬归建回到东北。
与此同时，日本为准备对苏作战和迫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强大压力，又不得不加强“满洲”地区的兵力。
1937年8月，将中国驻屯军第2飞行集团（集团长安藤三郎少将）调归关东军。10月，将第8师调入东北境内关东军序列，到1937年底，关东军已达5个师。
日本为进一步扩充关东军的实力，从1938年初起，关东军在师之上设集团军建制。1月，编组第3集团军。7月，编组第4集团军。同时，将第23师和第7师调入关东军。1939年春，关东军增编第6～第9独立守备队，并新编第1～第8国境守备队。5月，编组第5集团军。8月，编成第6集团军。
9月，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
1939年10月日本关东军编制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中将
关东军司令部
第3集团军：司令官 尾高龟藏中将
第2师：师长 吉本贞一中将
第8师：师长 塚田攻中将
第12师：师长 上村清大郎中将
第4独立守备队
第1、第2国境守备队
第4集团军：司令官 后宫淳中将
第1师：师长 横山勇中将
第8独立守备队
第5、第6、第7国境守备队
第5集团军：司令官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11师：师长 内藤正一中将
第24师：师长 黑岩义胜中将
第6独立守备队
第3、第4国境守备队
骑兵第3旅
第6集团军：司令官 荻洲立兵中将
第23师：师长 小松原道太郎中将
第8国境守备队
关东军直辖部队
第4师：师长 山下奉文中将
第7独立守备队
第7师：师长 国崎登中将
珲春驻屯队
第1、2、3、5、9独立守备队
第1坦克旅
关东军炮兵队
野战重炮兵第3旅（欠一部）
关东军高射炮队
航空兵团
二、疯狂“讨伐”抗日联军，强化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后，日军为稳定其战略后方，以利于向关内大举进攻和加强对苏战备，更加疯狂地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从1937年夏到1939年3月，日伪军主要以三江（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地区力“讨伐”重点，同时也对东边道地区继续进行”讨伐”。“讨伐”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计划越来越完备，反动措施也越来越毒辣。既有对抗日武装直接进行军事“围剿”的“治标”，也有动员日伪一切机构和力量，采用各种手段割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孤立瓦解抗日武装的“治本”。
关东军于1937年6月11日制定了《东北防卫地区治安整顿计划纲要》，决定“增加1个兵团的力量”参加对该地区的“讨伐”。7月16日，关东军发布第1063号命令及附件《关东军司令部关于1937年第二期治安整顿计划要领》，进一步作了具体部署。其主要做法是：
第一，日军和伪满军集中兵力首先对活跃在三江地区的抗日联军主力进行大“讨伐”。要求，“各地区防卫司令官”“彻底做好各自担任地区内的治安整顿工作”，管好各该“地区内的日满军警”；“第2、第3、第4、第5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应命令驻扎在自己防卫地区以外的部队，听从该所在防卫地区司令官的指挥，担负起治安整顿任务”；“飞行集团应根据要求，配合各兵团的‘讨伐’活动”；“日满军仍然继续做高度分散的部署”，以“充当治安整顿的中枢”；“北部东边道的治标工作，仍由满军独立进行”；对三江地区，在落叶期以后“集中使用特设游击队”。这种游击队，要在9月中旬以后组建起来；第2师两个独立连（每连定员100～150人。装备重机枪及其它所需武器，下同）；第4师两个独立连；第12师两个独立连；第4独立守备队两个独立连；第5独立守备队1个独立连。除此之外，各地区防卫司令官也可根据需要，在报告关东军司令部以后，组织使用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835页。]
日伪军以高度分散的部署来限制抗日武装的活动和迅速掌握情况，而特设游击队则用于对发现的抗日武装实施机动打击。
第二，日伪统治者极力推行建立“集团部落”，制定无人区的政策，以切断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而使人民群众得不到抗日联军的保护，使抗日联军丧失生存与发展的基础。“集团部落”，农民称之为“归大屯”，或“归屯并户”。“集团部落”形状，一般为正方形，边长200米×200米的，收容100户；300米×300米的，收容200户。周围挖有3米多深的壕沟，上有3米多高的土墙，墙上设置铁丝网，每隔100米修一座炮楼，由自卫团、治安队以至日伪军（1个班至1个连的兵力）进行警备，人民群众的一举一动均受到监视。1934年开始在伪间岛省建立“集团部落”36处，1935年一举达到1172处。
1936年，日伪当局制定了《治安整顿三年计划》。加紧建立“集团部落”；这一年共建3361处。1937年又建立4933处，到1938年末达到12565处。
日伪当局在建立这些“集团部落”时，大批地破坏烧毁民房，迫害以至屠杀群众，仅1937年至1938年2月，为建立“集团部落”，就在伪三江省的桦川县南部地区烧毁村屯什120多个，烧毁或拆掉民房2.4万余间，杀害与冻、饿死群众1.3万亲人，荒芜土地2100多垧，伤害牲畜4800余头。其中，仅冷家沟一屯就被烧毁民房300余间，伤害牲畜60头，毁掉水并7眼，无家可归的群众冻饿死30余人。
日伪当局还在“集团部落”内普遍推行街村制，实施保甲连坐，加强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住证明书、身份证，1939年8月以后又加上了指纹鉴定。“集团部落”的建立与强化，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控制，极大地限制了抗联部队的活动。
第三，日伪当局在广大城乡收缴武器，进行政治诱降和“大检举”，瓦解抗日队伍，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群众组织。日伪当局估计，在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之前，散在民间的枪械下下130万支。到1937年末，收缴总数达150万支。虽然比预计的超出20万支，但仍认为有许多枪支未收回，便大幅度增加警察力量进一步彻底收缴。1938年收缴221161支，1939年收缴143047支。[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44、536页。]
所谓政治诱降，就是日伪军在对抗日联军进行“讨伐”的同时，组织军警官宪搜捕被打散后三三五五潜入民间的抗联人员，劝其“归顺”及通过叛徒奸细等策动抗日军政人员中的下坚定分子叛变。“归顺者”要供出同伙，填写“归顺誓约书”、“归顺批准证”，列入“归顺匪徒名册”，并接受所在地警察署每月至少一次的考察。
1936年度日伪共捕获这类人员14630人。从1938年2月起，为配合对三江地区抗日联军的“讨伐”，伪满警察全力开展了“北满地区特别归顺工作”，在各省维持会、协和会及叛徒奸细协助下，于1939年策动救世军军长王荫武、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军长谢文东、第9军军长李华堂等，先后率多名部下叛变投敌。日伪在东边道地区进行“讨伐”时，也由日伪军警一起在现地组成了“省归顺工作班”，伪满警务司组成“中央特别归顺班”，对抗日联军部队开展了瓦解工作。
1939年10月，日伪开始“东南部地区治安整顿工作”时，重又组成了“特别临时归顺工作班”，与“讨伐”相呼应，瓦解抗日联军1000多人。[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编：《满洲国警察史》中译本，1990年版，第290～210页。]
日伪当局除以军事“讨伐”与招降相结合，“围剿”抗日武装之外，还在军事“讨伐”地区和其他地区实行所谓“大检举”，搜捕与残杀共产党员、爱国志士和民众，摧残与破坏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反日党派的组织和群众团体，使整个东北地区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所谓“三年治安整顿”期间表现尤为猖狂。
1937年4月15日，哈尔滨日本宪兵队和伪滨江省警务厅破坏了中共哈尔滨市特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之后，又破坏了中共大连市委、磐石中心县委、柳河县委和抚顺特支等。这次大逮捕一直持续到11月，先后共有745人被捕入狱，其中19S 人惨遭杀害。[《黑龙江党史资料》第7辑，1986年，哈尔滨出版，第215～216页。]
据伪滨江省警务厅司法科司法股长筑谷章造在1954年8月18日写的笔供：“在四月十五日早晨一齐动手……逮捕总数是二百零七名……将其中四十三名判处死刑，四十名处有期或无期徒刑”；“关于大连、柳河、磐石等地……共逮捕约三百人，判处死刑的一百余入”。[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08页。]
1938年3月15日凌晨起，佳木斯日本宪兵队及所属各县宪兵分队、分遣队与当地日伪军警计1000余人，根据长期侦察和叛徒告密而掌握的情况，在伪三江省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勃利五县及佳木斯市，实行“一起大检举”，制造了“三·一五”事件。这次“大检举”持续到7月8日，有共产党员及抗日群众328人被逮捕，其中8人被杀害，81人被判处有期或无期徒刑，[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187，190～191页。] 使上述一市五县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救国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使东北抗日联军失掉了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的有力支援。
第四，日伪当局采取严厉的经济控制和经济封锁措施，妄图使抗日联军失去生存和战斗的条件。“七·七”事变后，日伪当局对农产品的购销采取了垄断政策。
1938年8月，制定了《米谷管理制度纲要》。
11月公布了《米谷管理法》和《满洲粮谷股份公司法》，规定稻米、高梁、玉米、谷子、大豆等粮食的购销、加工、运输均由伪满政府控制。同时，还规定“集团部落”不许到4公里以外去种地。秋收时，要清查地亩，核实产量，强制农民如数缴粮，防止瞒产私藏，如有私人买卖粮食，一经警察密探查知，不仅粮食要没收，还要严加惩处。另外，在抗日游击区附近的大小城镇，实行物资专卖，用各种复杂手段对购买者加以限制。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制”，特别是对布匹、棉花、胶鞋、食盐、药品控制更加严格。
凡是资助、供应抗日联军或代为采购枪弹、粮食、服装、医药等物资者，一律按所谓“经济犯条例”，以“通匪”罪论处。
总之，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反动措施，妄图使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分离，尽快消灭抗日武装，以实现其把中国东北变成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的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二节 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全国抗战
“七·七”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东北地区局部抗战变成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全国抗战未起以前当然不发生配合问题，但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16页。]
因此，配合全国抗战，袭击敌人后方和削弱敌人兵力，钳制日本侵略军入关，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新的抗战形势增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抗战必胜信心，使东北抗日斗争出现了新的高潮。（见附图8）
一、策应全国抗战，掀起东北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第二于，中共中央发出《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后，东北各地党组织、抗联各军也向广大东北人民发出抗日救国的号召，并积极地领导东北抗日军民的对敌斗争。
1937年7月25日，在中共南满省委领导下的抗联第1路军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全体同胞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原则，乘机崛起，为“恢复中国人之东北”而战，接着于8月20日，发布由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字署名的布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在全国总动员之下，“响应中臼大战，暴动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为独立自由幸福之中国而奋斗”。8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以东北抗日救国总会名义发布《关于抗日救国宣战运动的紧急通知》，提出了东北抗日军民的斗争任务：动员群众以一切财力、物力、人力援助抗日联军，号召伪军哗变，反正救国，集结抗日部队破坏敌人铁路交通等，动摇敌人后方，同关内对日作战相呼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9月18日，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也发出紧急通知，号召东北人民为配合全国抗战而积极行动起来，抗捐抗税，反对劳役和征兵，反对归屯和建立“集团部落”，破坏敌人兵站、仓库、交通，参加抗日队伍，袭击和消灭日本侵略军。
在全国抗战的鼓舞下，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广大群众，热烈响应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号召，秘密组织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抗日联军。仅据北满的汤原、依兰、桦川、富锦4县统计，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共发展到103个。一些地方还组织起游击连、农民抗日自卫队等抗日武装。依兰、佳木斯、富锦各地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参加抗日队伍。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卢沟桥事变，鬼子打进关。杀人放火，到处起狼烟。
　　 这一日，众百姓，扛枪上了长白山。”[《东北人民抗日歌谣选》.第25页。]
歌谣生动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抗战杀敌的热情。至于以物资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更成为群众的普遍行动。送粮食、运武器的到处都有，就连开明绅士也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在春秋两季给抗日联军送粮、送菜，杀猪做饭，慰劳部队。
1937年8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从桦川县火花沟向依兰县境转移途中，于20日到24日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在“九·一八”国耻日，组织松花江下游地区爱国群众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9月5日，中共汤原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制定了组织暴动的具体方案。抗日联军第6军第3师积极配合。同时，还派人加紧修理土枪、土炮，赶制大刀、长矛，力暴动作了充分准备。
9月17日和18日两天，汤原县格节河区人民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1000余名暴动群众在宝宝山集会，县委领导人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号召大家不忘“九·一八”，不忘国耻，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与会群众群情激愤。接着，暴动群众手持武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告同胞书》等6种标语和传单，同时割断了汤原县城至莲江口等地的电话线。砍倒电线杆30余根，烧毁公路桥梁数座，完全阻断了通往汤原具城和佳木斯的交通。驻守在格节河区丁家粉房的日本守备队，受到群众抗日暴动的威慑，整日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外出，并于20日深夜狼狈逃走。在格节河人民进行抗日反满暴动的同时，汤原县龙区、鹤区、汤区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暴动。这些抗日反满暴动，严重地打击了日伪统治者，表现了广大东北人民不甘作亡国奴、誓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反抗精神，在松花江下游地区掀起了抗日斗争的新高潮。
在全国抗战和人民反日斗争高涨形势的影响下，许多地方的伪军和伪警发生动摇，一些具有民族意识的伪军伪警纷纷反正，参加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
1937年7月12日，宁安县三道河子伪森林警察大队150人，经抗联第5军第1师参谋长张镇华等人进行积极工作之后，由大队长李文彬毅然率领全队倒戈抗日，击毙日本指导官津村昌、日本教官加藤直秋等8名，焚毁森林警察队的防所及附属设施，携带全部武器装备投向抗联第5军。7月15日，官兵被编为抗联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张镇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2个团。力欢迎该部反正抗日的爱国行动，抗联第5军举行了军民联欢誓师大会，发布了《三道河子森林警察队反正抗日救国告各地民众及满军满警书》，指出：“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各地满兵、满警现在就应当一齐哗变出来，反正救国”。[《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3页。]
会后，周保中军长亲率警卫旅移师依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继三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起义之后，驻依兰伪军第38团机枪连等共118名士兵，于8月21日携带迫击炮1门，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步枪100余支举行起义，参加了抗日联军第6军，被编为第1师第6团。9月10日，驻勃利伪军第29团600余人，也在牡丹江东小河沿附近反正，加入抗联第8军。这些伪军警起义，引起了驻守在依兰、桦川、富锦、宝清一带的伪军第23、第24、第26、第30、第35团以及第38团残部的动摇，致使伪统治者惊恐异常。为防止伪军起义，日伪当局不得不采取监视、缴械甚至遣散等办法，严加控制和防范。
二、抗联备军广泛开展游击战，积极打击日伪军
在全国抗战形势的鼓舞下，东北抗日联军广大指战员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加之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伪军的不断反正，抗联队伍扩大，实力增强，为了配合全国抗战，全力钳制日军入关，各部队都猛烈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断打击敌人。
为了适应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新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被日伪破坏后先后成立中共甫满、吉东、北满省委的实际情况，东北抗联亦随之编成第1、第2、第3路军，分别归三省省委领导。各路军划分了活动区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
第1路军（1936年7月组成）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　副总司令：王德泰
第1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杨靖宇　参谋长：安光勋　政治部主任　宋铁岩
第2军：军长 王德泰（兼）　政治委员　魏拯民　政治部主任　全光
第2路军（1937年10月组成）
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周保中　副总指挥：赵尚志（1940年2月2日任职）
第4军：军长　李延平　副军长　王光宇　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
第5军：军长　柴世荣　政治部主任　宋一夫
第7军：军长　李学福　政治部主任　郑鲁岩　王效明（后）
第8军：军长　谢文东　副军长　滕松柏　政治部主任　刘曙华
第10军：军长　汪雅臣　副军长　张忠喜　政治部主任　王维宇
第3路军（1939年5月组成）
总指挥：　张寿篯　政治委员　冯冲云
第3军：军长　许亨植　政治部主任　张兰生
第6军：军长　张寿篯（兼）　政治部主任　冯仲云（兼）
第9军：军长　李华堂
第11军：军长　祁致中　政治部主任　金正国
（一）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频频出击，奋勇作战
1937年7月中旬，杨靖字亲率抗联第1军直属部队约150人从桓仁西进，拟袭击奉（沈〕吉线铁路列车，以造成抗日声势，扩大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
途中，在兴京县（今新宾县）永陵街附近黄土岗山中与日军松原部队遭遇，激战达6小时之久，终将敌人击退。战斗中，随军部行动的中共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李东光牺牲。尔后杨靖字率所部继续在兴京、桓仁、宽甸、本溪等地开展游击活动。
9月，第1军第1师奉命到宽甸县小佛爷沟，同杨靖字率领的第1军军部会台，经过充分准备，杨靖宇指挥军部直属部队和第1师3团共200余人，于10月31日袭击了宽甸县双山子和四平街的守敌。这次战斗，采取了围点打援的部署。首先派小股部队切断四平街通往本溪、桓仁等地的电话线，只留下通往双山子的线路；同时，将主力埋伏在敌军援兵必经的要道小佛爷沟山头和道路两旁。然后分兵三路佯攻四平街，迫使守敌向双山子求援，以便诱歼驻双山子之日军。战斗开始后，驻守在四平街的日军陆岛徘急忙向各地求援。驻双山子的日军守备队接到求援的电话后，即由水出佐吉营长率领日军守备队和部分伪军，分乘3辆汽车急往四平街增援。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抗联的优击部队开始猛烈射击并发起冲锋，敌汽车一辆被击毁，水出营长及同车的日军当即毙命。此时，围攻四平街的抗联部队按计划撤向指定地点。日军排长陆岛得知援军受阻，立即率兵出四平街前去援救，结果又遭到杨靖字所率部队的截击，陆岛徘长等多人被击毙，这次战斗仅2小时便胜利结束，共毙伤日伪军营长以下40余人，烧毁敌汽车2辆，缴获步枪30余支。
12月4日，杨靖宇率领抗联第1军直属队等约300人，在本溪县南营房附近同日军川野、木越、福本部队及驻南营房伪治安队等作战。次日，该部在南营房东南之老边沟山区又与日伪军作战，前后共毙伤敌人30余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30支。
第1军第3师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的指挥下转战于清原、开原、东丰、西丰和抚顺、沈阳东郊等地。7月18日，该师一部在开原县东松木岭与日军冈田“讨伐队”作战，击毙冈田中校和坂本少校等13名。同月，又在清原县七道河子设伏击毁日军汽车1辆，毙敌20余人。9月13日，师长王仁斋率小分队潜入沈阳郊区，在东陵附近智擒伪奉天省公署土木厅日籍官员村上博等。
10月5日，又潜入抚顺城内洁动，使敌人不得安宁，10月下旬，王仁斋率队返回清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钓鱼台遭到敌人伏击，英勇牺牲。
抗联第2军在中共南满省委书记兼该军政委魏拯民的领导下，也在额穆、辉南、闬江（今靖宇）、抚松、桦甸等地同日伪军英勇战斗，屡创敌军。
1937年8月，第2军独立旅之一部，在额穆老黑顶子与伪军作战，给敌人以有力打击，9月，第4师教导团在柳河与日本守备队和伪军作战，击毙日军营长以下10人。第5师在穆棱二站设伏，击毙日伪军20余名。第6师教导队一部在抚松西岗与伪军展开激战，毙伤敌人20余名。
10月26日，魏拯民指挥第2军教导团、独立旅和第6师夜袭辉南县城，取得重大胜利。辉南县城是日伪在南满的重要军事补给基地，驻有100余名日军守备队，还有一支60余人的伪警察大队和部分自卫团武装。战斗前，抗联攻城指挥部派侦察员对城内敌人军事设施、兵力部署等情况进行了详细侦察，做出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6日凌晨2时，攻城开始，主力迅速从敌人防守较弱的南门攻入城内，敌人仓促应战。在抗联部队凌厉攻势下，20多名日军被击毙，并解除了部分伪警察的武装，受到打击的伪军龟缩回去再不敢出动。抗联部队立即打开敌军仓库和洋行，搬出大批粮食、布匹、棉花、药品等军需物资。对群众则秋毫无犯，还散发了《告民众书》、《告满军士兵书》等抗日救国传单。拂晓，结束战斗撤出具城。这时，前来增援的日伪军和海龙治安队，也遭到打援部队第6师第8团的迎头痛击。此次战斗，击败守城的日伪军，缴获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所需冬装，扩大了抗日联军的政治影响，给群众以很大鼓舞。
辉南战斗以后，部队又分散活动，第6师第8团转往临江一带，独立师一部仍随第2军军部活动。11月中旬，魏拯民率部进人濛江县活动。12月，在江排子大森林中夜行军时发现敌军的一处宿营地，敌人正围着一簇簇火堆休息，枪支架在一旁，魏拯民指挥部队以突然袭击歼敌200余名，井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及两部无线电收发报机。
抗联第1、第2军积极配合作战，在南满铁路沿线的两侧到处袭击敌据点，炸毁列车，焚烧军人库。在半年多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数十次战斗，歼灭大批日伪军，并在盘石、柳河、临江、长白等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把南满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推向新的高潮。
（二）吉东抗联各军英勇战斗，消耗日伪军事力量
“七·七”事变后，抗联第4、第5、第7、第8、第10备军在中共吉东省委的领导下，在西起哈（哈尔滨）长（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广大地区，对日伪军积极发动进攻，扰乱了敌人后方，造成了很大声势，取得了许多军事上的胜利。
1937年7月1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第1师埋伏在穆棱县十站西盘道岭，袭击由牡丹江开来的日伪军用火车一列，击毙日军100余名、伪军30余名，击伤众多。7月25日，第5军第1师一部利用内部关系，解除了刁翎腰围子伪警察队及自卫团防所的武装，俘敌23名，缴获步枪21支、手枪2支。25日，第5军第1团第3连、教导队及第4军第3团，在三道通经6小时廖战，击退日军170余人的进攻，击毙日军少校、中尉军官以下10余人。
8月3日，该部队在刁翎兴隆沟、双鸭子“集团部落”，解除了自卫团的武装。8月13日，抗联第2、第4、第5、第8军各一部共250人，在第5军副军长柴世荣指挥下，对在三道通修建兵营的120余名日军发动攻一击，激战半日，毙伤日军40余人，缴获步枪4支、子弹500发。8月14日起，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警卫旅在十大户与日军激战一天，毙敌官兵20余人，8月15日，抗联第5军第1师第2团，在牡丹江五河林半拉砬子设伏，击毙日伪军20名。以后，该部向绥宁西老爷岭方向推进，不断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运输。
8月21日，日军黑石部队600余名骑兵再次从孟家岗出动袭扰。抗联第5军军长周保中指挥第5军警卫旅、第8军第3师及独立师等部队共400余人，经过周密侦察和准备，用伏击战歼灭了这支日军大部。战斗前，抗联第5军警卫旅埋伏在五道岗南北高地1.5公里长的阵地上，隐蔽待机；第8军和独立师骑兵部队担任诱敌任务。是日10时，日军骑兵先头部队被诱进伉联部队伏击圈，接着日军骑兵主力也进入抗联部队伏击地区，这时，担负伏击任务的警卫旅战士一起向敌人进行猛烈射击，敌人被打得人仰马翻，顿时秩序大乱，数次企图冲出伏击圈皆被击退。与此同时，抗联诱敌部队也趁势向敌先头部队实施反击，将敌人压缩到岗南大道两侧。
15时，抗联部队全线发起冲锋，敌骑兵200余人拼命突围，向太平镇逃去，16时，战斗结束。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300余人，打死战马200余匹，缴获钢盔、马刀、弹药等战利品甚多，五道岗伏击战后，这里的日军半个多月不敢外出骚扰。周保中近回牡丹江岸四道河子第5军军部，警卫旅由第5军第2师师长王光字率领向主清转移。途经太平川时曾伪装成日军“讨伐队”，打开反动地主李家大院。
随后在富锦县安邦河又与敌人激战，接着进入宝清与第5军第2师第5团会合。8月22日，第5军第1师第3团在师参谋长王毓峰和该团团长领导下，解除了伪军张营第3连的武装，击毙伪军10余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72支、子弹万余发、皮大衣100余件。
东北抗联第4军自成立以来，转战于宝清、密山、饶河、虎林、勃利一带。1937年8月，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指挥第4军和第5军各一部，在二道河子公路上成功地优击了来自宝清的一支日军部队，歼敌100多人，缴获步枪100多支、轻机枪3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抗联第7军指战员积极发动群众，反对敌人的“集团部落”政策，宣传抗日武装统一战线政策，分化敌人，争取伪军哗变。这一系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第7军的队伍不断壮大，并组建了一支骑兵部队。
1937年9月，为了对付敌人的冬季“讨伐”，第7军全部集中到虎饶地区，积极准备和储藏给养，在山区建立密营地。
东北抗联第8军是由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众救国军改编而成。自1936年9月成立起到1937年10月，这一年的时间里，各部队积极活动在依兰、方正、勃利、桦川等广大地区，密切配合各联军部队，同日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战斗，给日本侵略青以沉重打击，为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北抗联第10军在汪雅臣军长率领下，经常袭击舒兰、五常、苇河一带日伪据点，并北进至延寿、方正一带，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1937年夏，第10军100余名战士攻打山河屯伪警察队，缴获其全部武器弹药。
为了进一步发展吉东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9月27日，周保中在牡丹江左岸的四道河子主持召开中共吉东省委常委工作会议，决定继东北抗联第1路军之后，将吉东各抗日部队组编力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组织筹备委员会及成立总指挥部，以加强领导。
10月10日，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筹备委员会成立，并发表通告，周保中任第2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随后，周保中先后到主清、饶河等地，对抗联第4、第5、第7军进行整顿，井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新的进攻。他们利用夏秋季节，在图（图们）佳（佳木斯）铁路以东、松花江南攻击日军薄弱据点和屯垦军，取得许多胜利，第5军第3师第8团袭击驼腰子敌人采金船，经过激烈战斗，将保护该船的武装人员全部缴械。第9团又在虎林黑咀子街后营救出200多为敌人筑路的工人，并卡住敌人运货车，获得大批物一资。
10月下旬，第5军第2师与警卫旅等部队，攻破富锦、宝清之间大孤山伪军防所，击毙敌军10余人，日本指导官和伪署长狼狈逃窜，团总以下50余名伪军被俘，缴获步枪50支、手枪2支。此后第5军军部转移到依兰，同第8、第9军部队联合打击日伪军，进行了许多战斗。例如：11月5日在依兰大岭顶子截击日伪军卡车战斗；9日小烧锅战斗；17日路家屯战斗；19日大苇子沟战斗；12月12日依兰横道河子战斗等等。
11月，第5军第1师第5团第2连与第2军第5师部队，在刁翎西北楞一带同日军骑乓部队激战5小时，毙敌17名，伤敌9名。12月12日，抗联第5军和第7军各一部联合作战，袭击宝清七星河镇，取得了1937年冬季反“讨伐”斗争的又一胜利。第5军在1937年一年之内在一系列大小战斗中，共歼敌1000余人，毙伤日伪军官百名以上，缴获枪支弹药、马匹、军需品甚多。由于游击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群众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师、团都有扩大，第2师新编了1个游击团，军部教导队扩编为教导团。
东北抗联第4军经过整顿后，加强了中共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组织性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在1937年冬季反“讨伐”斗争中，第4军在第5军部队的配合下，积极主动地向敌人展开进攻。同年冬，第4军副军长王光字率领第4军与第5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宝清活动时，遭到数百名日军“讨伐队”包围，该部在王光字指挥下奋力反击，毙伤日军40余人，突围成功。
12月28日，王光字率领第4军与第5、第8军各一部共100余人，在反日救国会的配合下，袭击了桦川县聚宝山伪警察署，缴获警察署全部武装，计轻机枪1挺、步枪140余支、手枪6支和大量弹药，部分伪警人员在中共抗日救国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了抗联部队。不久，抗联第4军在孙大脖子缴获伪军1个连的武器，得到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和一些其它物资。
抗联第7军和第5军一部骑、步兵共400余人，于12月12日民合袭击了七星河镇，消灭伪军1个连，毙伤日军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和教官各1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轻机枪4挺、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和其它许多军用物资。
抗联第10军，在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成立以后，仍继续战斗在五常、舒兰一带。
中共吉东省委、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部对所属各军进行整顿的同时，根据部队发展和斗争形势的需要，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下江联军教导队，专门训练团以下干部。抗日联军第4、第5、第7、第8军共派出10Q 余名学员参加训练，翌年3月结束。这些部队经过整顿和干部训练，加强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使部队进一步巩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为进行更加艰苦的抗日斗争做好了准备。
（三）北满抗联部队积极开辟新游击区，主动进攻日伪军
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的指示精神，东北抗联第3、第6、第9军及独立师，分别在松花江下游两岸和小兴安岭西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内的广大群众与抗联部队相呼应，积极开展扒铁路、毁桥梁、割电线、袭击敌人兵站、破坏交通枢纽等斗争，扰乱敌人后方，严重威胁着日伪在北满的统治，被日军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解放日报》1946年5月13日。]
抗联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即发展到10个师。第1、第2、第3、第8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南的宾县、珠河、延寿、方正、苇河、五常、双城等县。第4、第10师活动在依兰、桦川、富锦、勃利、萝北、宝清、密山等县。军司令部直接领导的第5、第6、第7、第9师，活动在松花江以北的汤原、通河、巴彦、木兰、东兴、铁力、庆城、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等县的一些地区。
1937年7月，赵尚志率领部队在通北县境内多次袭击伪警察分驻所，给伪警以沉重打击。7月10日凌晨2时左右，袭击该县王通使屯，烧毁该屯警察分驻所，活捉分驻所长等5名，缴获步枪、手枪13支，马30匹，同年7月，第4师师长郝林率部在勃利县青龙山小五站一带活动时，遭到勃利县200余名日伪军的包围，郝师长掩护部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陆希田继任第4师师长。随后，该师成功地策应了20余名伪军哗变，并将40余名伪军缴械。
11月，第4师部分骑兵与第6军第：师共250人联合编成模范师，挺进饶河、抚远境内活动。同年冬，他们与抗联第7军共同在乌苏里江岸国宫镇、蒿通镇等地袭击敌人。第3军第5师骑兵部队在师长景永安率领下，在依兰以东肖家屯与驻四合山的日伪军激战，给予敌人很大杀伤。尔后，该部又与第5军警卫旅第1团一起，在小门傅屯同日军150余名骑兵战斗3小时，毙伤敌人20余名，活动在海伦的第3军第6师第73团，同年秋在师长张光迪率领下，攻占侯家大屯，摧毁了伪警署；俘虏了伪警察署长和伪警察多名。
第3军第9师在师长李振远率领下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7至10月间多次与日伪军作战，共缴获步枪100余支、轻重机枪6挺、炮1门、子弹数万发，击毙日军七八十名，俘虏伪军数百名。
11月间，第3军第9师根据军司令部的指示，经通河、木兰转战到海伦，与第3军第6师第73团会合，共同开展抗日斗争。
抗联第6军在军长戴鸿滨率领下，也积极在松花江下游及小兴安岭西麓开展游击活动。为反对“集团部落”政策，开辟三江平原游击区，首先在集贤夹信子解除了反动地主自卫团的武装，没收其全部资财。1937年7月，戴鸿滨率领军部保安团、特务连和第2、第4师共700多人进行西怔，穿越小兴安岭，到达海伦县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先遣部队会师。随之乘胜攻击敌军重要据点叶家窝堡和吕缸烧锅，歼敌30名，缴获重机枪1挺，尔后，第6军远征部队又转战于绥棱、通北等地，攻克朱家站，缴获大量军需物资。8月中旬，戴鸿滨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返回汤原。9、10月间，戴鸿滨率部返回汤原，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此期间，第6军第5师开辟了绥（滨）同（江）抗日游击区，多次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同年10月，第5师在绥滨、同江连续袭击“集团部落”，不断打击农村保甲制伪政权，分化与争取伪警察，从而解除了绥滨第5区伪警察署和自卫团武装，缴获步枪40余支。11月，第5师蒲鸭河后方密营遭到敌人破坏，师部率领第1、第2团越过松花江进入富锦县别拉音山西部地区，与抗联第11军师长李景荫部会台。不久，这两支部队共300余人袭击了伪军第4军管区教导队，击毙日本教官1人，俘虏伪军10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100余支。
12月，抗联第6军争取了依兰县暖泉子伪自卫团团长张广文率领40名自卫团员起义抗日，经中共富锦县委同意，将该部与安那河游击连合并编为抗联第6军第4师第17团（张广文任团长），主要活动在汤原西部地区，保卫北满临时省委机关和第6军后方基地。
东北抗联第9军自改编以来，在松花江下游地区配合第3、第6军英勇战斗，打击敌人。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的需要，对部队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划分了作战区域。军部在方正县大罗勒密先后开办3期军政训练班，共训练了100多名干部战士，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第1师政治部主任郭铁坚率部活动在依兰、方正一带。第2师政治部主任王克仁率部在勃利一带活动；9月，转赴主清，与抗联第5军第2、第3师一起开展游击活动。
抗联独立师在祁致中率领下，战斗在富锦、宝清、桦川一带。1937年7月，独立师一部袭击了富锦县七区伪警察署，然后直驱同江县五顶山，攻下伪自卫团防所，解除37名团丁的武装。8月，又袭击了宝清县凉水泉子伪警察分驻所。此间，独立师第2旅政治部主任金正国率部在桦川县孟家岗长碰子，伏击向佳木斯护送驼腰子金矿黄金的一连伪军，当场击毙伪军杨参谋长等10余人，其余向独立师投降，缴获100余支枪和数百两黄金。8月21日，独立师一部与第8军第3师配合，将桦川县孟家岗日军黑石部队骑兵之一部诱至五道岗大道第5军警卫旅伏击圈内，协同攻击，取得重大胜利。同年10月，抗联独立师在富锦第二区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祁致中任军长，金正国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辖1个师，师长李景荫；师下辖3个旅。
另有军部保安连和少年连。第11军编成后，部队分开活动，立即投入新的战斗。第1旅仍留守依桦地区，协同其它留守部队，保卫后方基地安全。
11月初，日军开始“冬季大讨伐”，日军步、骑兵约2000名在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支援下，向桦川、富锦、主清等地的抗联部队实施进攻。
11月1日至12日.日军恃设桥场游击队和宪兵队一起，对桦川具七星砬子山里的第11军根据地密营发动进攻。第11军密营遭到严重破坏。
11月12日祁致中率领军部和第3旅第7团，在富锦县富亭岗西北的黑鱼泡附近，同日伪军激战3小时，给日伪军以有力打击。11月下旬，该部又到同江县十一甲以及阳川等地缴了伪自卫团130多人的枪械。
12月末，军长祁致中赴苏求援。部队由师长李景荫率领坚持抗日斗争。
总之，东北抗联各军从“七·七”全国抗战爆发之后至年底，在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广阔地域，广泛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先后作战300余次，打击日伪“讨伐队”，破坏敌人交通和通信设施，袭击日伪军事据点，歼灭敌人大批有生力量，钳制了10余万日军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同时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抗日联军队伍也进一步壮大。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七章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严重地打击了日本殖民政策的实施，钳制了大批日军人关作战，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本为消灭东北抗日联军，解除其后顾之忧，以便充分地利用它在东北的这块占领地，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从1938年起，大量地向东北增兵，对东北抗日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讨伐”。同时，对东北人民和抗日志士，加紧推行其世界上罕见的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措施。因此，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困难。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极端困难的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广大指战员，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一方面不断克服着自身存在的严重弱点，一方面同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34页。]
一、东北抗联各军进行西征和分区作战
1938年以来，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加紧实施分区包围，多路“扫荡”，采取“铁壁合围”、“蓖梳山森”、“来回拉网”等办法，企图把抗联队伍一网打尽。特别是对南满和抗联部队比较集中的松花江下游地区用兵更多，“扫荡”的规模更大、更残酷。日伪军在南满“围剿”杨靖字率领的抗联部队，一次就出动11个军管区的兵力。在松花江下游，日军用4个师以上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行长期的“三江大扫荡”，对吉东省委和抗联第2路军所在地的依兰、刁翎地区，日军9000人“围剿”达6个月之久。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各军决定向西远征和分区作战。
（一）抗联第1路军向山区转移，中共南满省委召开老岭会议，部队改编力3个方面军
战斗在南满地区的抗联第1路军，冲破敌人1937年冬季“讨伐”后，决定留第1师在桓仁、宽甸、本溪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由杨靖字率领第1军主力于1938年初北上，开辟辑安老岭抗日游击区，实施分区作战。3月13日，第1军直属部队共500余人，奇袭修筑中的通（化）辑（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该部兵分三路，同时袭击了老岭隧道西口的施工现场、十一道沟发电站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全歼守敌，烧毁了大批建筑材料，破坏了机器设备，大获全胜。翌日，该部队又在杨靖字率领下，在距老岭西南10公里的十七道沟，与前来追击的日军部队及伪警察队120人激战4小时后，安全转移。4月，拔除了太平沟等敌据点。5月，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2军政委魏拯民率领抗联第2军一部，自辉南、金川、临江一带来到老岭山区，与杨靖字会晤。抗联第1、第2军会师后，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1路军总部于1938年5月11日至6月初在辑安老岭五道沟联军密营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即第一次老岭会议。会上根据全国和东南满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决定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方针；并提出为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络，第1军应再次组织西征。会议还补选魏拯民兼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
老岭会议结束后，抗联第1路军群情振奋，斗志昂扬，在准备再次西征的过程中向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6月6日，魏拯民率部按预定计划先攻下通辑公路上的蚊子沟敌据点，以诱敌前来增援，杨靖宇则率领第1军主力部队埋伏在蚊子沟西南方的公路两侧，待机歼敌。6月12日，伪军索景清旅第32团一部共140亲人前来搜索时，在家什房子沟口彼杨靖宇指挥的伏兵全部歼灭。接着，杨靖字指挥抗联第：军教导团和第2师共600余名，连续两次袭击修建中的通辑铁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等，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其中6月24日第二次袭击时，有许多被解放的中国劳工当场参加了抗日联军。日本工人福间一夫也一起参加抗联队伍，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此期间，抗联第2军第4师转战在惮甸、蛟河、延吉等地，曾袭击蚊河县大青配“集团部落”，歼灭日军守备队20名，还在蛟河县漂河地区夜袭过日军部队。第5师在陈翰章指挥下，配合抗联第5军攻打了宁安县杨木背，击毙日军守备队30人；袭击了宁安县陡沟子“集团部落”，将自卫团全部缴械并处决作恶多端的伪自卫团长。第6师在金日成率领下转战在抚松、闬江、临江、辉南一带。6月下旬，攻克抚松县南岗伪军第3团炮台，歼敌80人。
7月，在辉南击溃70名伪军的进攻，毙敌26名。接着又在闬江头道花园与200名伪军激战，取得了胜利。
正当老岭山区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发展的时候，传来了抗联第1军第1师师长程斌在本溪境内率部叛变的消息。抗联第1路军总部随即于7月中旬在老岭山区召开紧急会议，即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取消第1军再次西怔的军事行动计划；统一改变部队编制，撤销第1军、第2军番号，组成警卫旅和3个方面军，实行1区作战。以后，抗联第1路军先后进行了改编。警卫旅由原第1、第2军教导团合编而成，在杨靖宁的直接领导下，活动于金川、闬江、辑安一带。第1方面军由原第1军第1师编成，主要活动在辑安、临江、通化、金川、辉南、闬江等地。第2方面军由第2军第6师编成。主要活动在长白、抚松、临江、闬江、和龙、安图、延吉、珲春、敦化、额穆、桦甸、宁安等地。
1938年8月2日，杨靖字指挥抗联第1路军警卫旅和第1方面军一部共400余人，在辑安县城北方的长岗附近山地，伏击伪军索景情旅骑兵第42团和步兵第32团余部，经激烈战斗，毙伤敌人60余名，俘虏30余人，其中击毙日本指导官步兵上尉高风武治和骑兵中尉西田重隆，缴获机枪9挺、步枪130支、手枪4支及其亡许多军用物资，彻底消灭了这个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军索旅。9月下旬，杨靖宇率部离辑安北上，向河里山区转移，在1个多月的行军中，沿途同敌人进行了14次战斗。
10月17日，部队渡过浑江到达临江县外岔沟，准备通过四方顶子向河里前进。不意遭到日军部队及1500多名伪军的重重包围。敌东边道“讨伐”司令乘飞机在上空指挥，双方激战竟日。抗联部队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突出重围。18日，夜幕降临，敌人进一步缩小包围圈。
杨靖宇沉着果断，指挥部队从敌人兵力薄弱处奋力突出重围，使日本侵略者长期策划消灭杨靖字部队的阴谋计划遭到破产。从此以后，杨靖宇率领第1路军总部警卫旅等转战在桦甸、金川、上江等具境，并于1939年春攻打桦甸县柳树河子、木箕河及敦比大蒲柴河等敌据点，连续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与此同时，第1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多次袭击伪警察署和“集团部落”。
第2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转战在长白、和尤及安图、辉南等县。还曾过鸭绿江到朝鲜境内进行游击活动。第3方面军是于1939年7月最后完成改编的。在此之前，第4师和第5师曾配合总部警卫旅分别进行过攻打木箕河和袭击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工程等战斗。改编后，8月在安图县大沙河、大酱缸等地又取得了歼灭日本宫本“讨伐队”等重大胜利。
抗联第1路军自1938年7月决定改编为3个方面军，至1939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在杨靖字、魏拯民的统一指挥下，实行分区作战，积极打击敌人，使日伪军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仅1939年6至12月。抗联第1路军就与日伪军进行战斗276次，其中总指挥部49次，第1方面军23次，第2方面军41次，第3方面军55次，归属不明部队108次。其中第3方面军尤为活跃。[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9年。]
在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杨靖字总司令收到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于1938年11月5日发出的《给东北义勇军及全体同胞电》：“向沦陷在敌人统治下已七年多的东北同胞们，在冰夭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下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的东北抗日军队，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电文坚决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民族抗战到底，坚持持久战，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定能克服目前的困难，团结全民族的力量，继续抗战，停止日寇的进攻，以准备将来的反攻。”电文转告：“八路军一个支队曾到冀东游击。”最后“希望在东北各地的民族志士及全体同胞，在敌人后方响应与敌进行更加长期的持久的艰难的游击战争，更加巩固和扩大各党派各阶级各军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准备我国军队在将来反攻，而达到收复东北的目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182页。]
电报不仅表达了中共中央对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极大关怀，而且为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使他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增添了坚持斗争的力量。
（二）抗联第2路军第4、第5军主力西征，总部及所属留守部队坚持反“讨伐”斗争
抗联第2路军的反“讨伐”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自1938年初开始，敌人的军事“讨伐”日益加紧，抗联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为了粉碎敌人企图将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部队“聚而歼之”的阴谋，打通与活动在东南满抗联第1路军和挺进到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第2路军第4军和第5军一部作为主力，包括王荫武部救世军等共680余人，向抗联第10军活动的五常、舒兰地区转移，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1938年5月1日，第4、第5军领导干部在主清召开会议，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这支西征部队分步兵、骑兵两路，统一由吉东省委书记兼抗联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负责政治军事领导，第5军军长柴世荣、第4军军长李延平和副军长王光字等分别负责指挥各部队。7月1日，先遣队出发，7月2日远征部队从勃利具刁翎地区北上，袭击了壮丹江岸三道通，经过激战突破敌人防线。尔后沿四道河子迅速西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山密林地带艰苦行军150多公里，越过老爷岭，7月8日逼近苇河县楼山镇。7月12日拂晓，西征军出敌下意地发起猛攻，顺利地占领了楼山镇，俘虏伪森林警察中队长以下达40余人，缴获许多枪支弹药和粮食等。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激发了厂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当西征部队从楼山镇撤出后，敌人从中东路沿线及延寿、方正调来大批日伪军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遂决定分开行动：柴世荣率第5军教导团、第1师第2团及王荫武救世军部队共210人返回勃利县刁翎地区后方基地；关书范率第5军第1师110人南下，准备经过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2军第5师会合后再西进；李延平、宋一夫率领第4军第1、2师和第5军第2师共360人继续西进，奔赴五常。
但是，由于继续西进的队伍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不熟悉，一度误入延寿县境，多次与敌进行遭遇战。7月末部队复人苇河县境，同南进迷路的第5军第1师巧遇，遂又一起向五常进发，还袭击了珠河县的元宝镇和沙河镇。
这一带尽管曾是抗联第3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各地修筑起“集团部落”，统治甚严。西怔队伍步、骑兵行动参差，给养困难，只得靠强攻敌人据点来夺取，不断造成伤亡和减员。这时又发生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变投敌事件，造成极坏影响。
8月初，敌人调集3000余名日伪军警进行追击和堵截，西征部队与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8月下旬终于进人五常县冲河山区。但因敌军的重兵封锁和分割包围，无法同闻讯前来接应的抗联第10军靠拢会合，被困馁于荒山野岭之中，仅能以山果野菜充饥，人员减少至200人。为缩小目标，决定第4军与第5军分开活动。第4军继续在五常县山区艰苦斗争，9月下旬遭敌包围，由于作战牺牲、饿毙和逃亡，队伍减员很大。
到11月下旬以后，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字相继牺牲，第4军参加西南远征的部队损失殆尽。第5军西征部队在向舒兰转移途中遭受严重损失，第1、第2师失掉联系。第2师余部返抵宁安，与第2军第5师会合，一起转战在额穆、敦化一带。
第5军第1师余部于9月初在头道河子渡过壮丹江，11月返回刁翎抗日游击区。其中第1师等部于10月中旬返回壮丹江地区时，在乌斯浑河渡口（今属林口县）遭敌袭击。抗联第5军妇女团冷云等8名战士，为掩护大队转移，猛烈向敌人射击，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紧急时刻，宁死不屈，毅然决然地背扶着受伤的战友，步入浪花翻滚的乌斯浑河，溺江捐躯，壮烈殉国。这8位女英雄是：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原第4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八女投江”的壮烈事迹，激励和鼓舞着广大抗联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奋斗。
抗联第2路军总部及其所属留守部队——第4军留守处、第5军第3师及第7、第8军等部队，为策应第4、第5军主力西征，保卫后方基地和密营，在周保中的领导下与强敌周旋，展开了激烈的反“讨伐”斗争”。
1938年春，大批日伪军及伪兴安军骑兵部队分路进攻富锦、宝清境内的抗联密营，3月18日，200名日为军和100多名伪兴安军骑兵向主清西沟与宝石河子之间的尖山子第5军密营逼进。负责保卫密营的第3师第8团第1连得知敌人出动的消息，便由连长李海峰、指导员班路遗等带领14名战士向蓝棒山北麓的李炮营出发，途中与敌遭遇，遂占领小孤山迎击敌人。敌人将小孤山四面包围，并以机枪和迫击炮猛烈射击，第：连战士下畏强敌，坚守阵地，打退敌人多次冲锋，临近黄昏时，指导员等多人已先后牺牲，弹药也己打光，双腿被炸断的连氏命令两名总部交通员和另外两名受伤战士转移，然后与冲上的敌人同归于尽。此次战斗共毙伤日军近100人。
不久，抗联第2路军总部为烈士们举行了追悼会，决定将小孤山命名为“十二烈士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抗联战士。这12名烈士是：李海峰、班路遗、朱雨亭、魏希林、陈凤山、李芳邻、夏魁武、王仁志、张全福、杨德才、王发、李才。
总指挥周保中亲笔写下诗文，悼念这些壮烈殉国的战士。
烈士山战斗之后，敌人继续向山区进犯，由于抗联战士浴血奋战，在这段时间里第5军第3师的密营没有遭到破坏。
1938年6月，日伪在宫锦、主清等地也加紧推行“归屯井户”政策。抗联第2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召集干部会议，讨论吉东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并对各军的反“讨伐”斗争作了具体部署。第5军第3师奉命将第8和第9团分开活动。从6月中旬起，第8团100余人由主清抵达桦川县驼腰子地区，活动将近3个月，多次与敌人作战，钳制了敌人，在完成掩护西征部队西迸的任务之后，于9月中旬又回到富锦、宝清地区坚持斗争。第9团在宝清东部与第7军第3师组成第5、第7军联合部队，其任务是在宝清等地相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进行给养征发和军需品筹集，选择有利时机打击敌人。6～7月间，这支联合部队在宝清南部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活动，袭击伪警察署，捣毁“集团部落”，截断密（山）宝（清）公路，与敌人作战多次，钳制了大批敌人兵力。8月，敌人进一步加强对富锦、宝清一带的进攻。13日晨，近200名日伪军骑兵在飞机火炮掩护下，突然袭击了抗联小团山子临时看守所。第9团团长戴克正指挥14名战士英勇抗击，激战3小时，团长以下11人壮烈牺牲。此后，联合部队一直处在敌人“讨伐队”的“追剿”之中。经联合部队干部会议研究决定，8月23日留一部在双鸭子坚持活动；80余名骑兵由李文彬、景乐亭两位师长率领奔赴大旗杆，进至富锦、同江一带，与第7军第9、第10团取得联系，并负责筹措给养和服装。
在此期间，第2路军总部警卫部队与在主清活动的第9军第2师联合作战，取得数次胜利。9月初，周保中率领这支部队由主清向依兰、方正地区转移，9月下旬抵达刁翎地区。不久，在与西怔返回的第5军及救世军的部队会合。这时，敌人动用约1个师的兵力寻歼抗联第2路军总部和第5军军部。11月初，敌人调集大批“讨伐队”在数架飞机配合下，对牡丹江岸的五道河子、喀上喀、土城子等进行了为期半个多月的集中袭扰，又向南推进。
周保中率领总部直属部队90多人在牡丹江岸莲花泡、夹皮沟狭小地区，利用森林、山洞等巧妙地与敌人周旋1个多月，同派出去的小分队及第5军军部也中断了联系，形势十分险峻。到12月下旬才转移到牡丹江东岸，摆脱了敌人的“追剿”，同第5、第9军和救世军军部取得联系，共同等划突围斗争。
1939年1月6日，周保中在柳树河子主持召开了中共吉东省委临时会议，着重处理了第5军第1师师长关书范动摇叛变问题，稳定了部队情绪，坚定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信心。随后，接连打了几次胜仗，部队也受到很大损失。3月，日伪军约6000人，编成10余支“讨伐队”，对第2路军留守部队轮番进行围攻。第2路军处境十分困难。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决定，留少数部队在刁翎地区钳制敌人，主力分路向外线转移。4月初，第2路军总部和第4军留守部队开始向宝清、密山方向转移。日军步、骑兵约七八百入跟踪追击。周保中等指挥所部在葫芦葳子（今海林具境内）组织还击，毙伤日军120余人。尔后越过图佳铁路，于6月29日到达宝（清）密（山）附近的蓝棒山临时后方基地。柴世荣率领第5军在向穆棱方向前进中被敌人发觉，遂于泉眼河设优，激战5小时，共歼日伪军约300人。5月初，第5军部队终于到达镜泊湖一带，与第1路军的第3方面军取得了联系，共同开展活动。在舒兰活动的第10军由军长汪雅臣率领于6月化装成伪军，在小南门至九十五顶子山的途中，消灭日军数十名。9月，又在亚布利消灭日伪“讨伐队”100余名，缴获一批武器弹药。抗联第8军在臼伪军频繁的军事“讨伐”和政治诱降之下，到1938年冬各师相继瓦解。
1939年3月19日，早已动摇的军长谢文东率军部部分人员叛变投敌。
随后，副军长腾松柏也投降了敌人，抗联第8军全部瓦解。
（三）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的主力部队远征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北满抗联部队领导人——第3军军长赵尚志、第6军军长戴鸿滨、第11军军长祁致中越界进入苏联国境以后，日伪军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进攻有增无减。抗联各军与众多的围攻之敌进行艰苦的奋战和周旋，给予敌人以有力打击，同时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为了突破敌人包围，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于1938年6月初作出决定：将第3军由10个师缩编为4个师和1个警卫团；北满抗联各军主力部队立即分批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的海伦地区进行远征，以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7月，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李兆麟）在萝北麻花林子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以贯彻省委关于组织西怔的决定。
参加这次向西远证的有抗联第3、第6、第9、第11军主力部队共700多人。在北满临时省委统一领导下，由张寿篯、金策、魏长魁、冯治纲具体组织，分三批进行。第9军军长李华堂因不同意远征，带领部分队伍潜入深山躲避，后于1939年7月率部携械投敌。
首批远征部队由第3军政治保安师师长常有钧、第9军第2师师长郭铁坚和第9军政治部主任魏长魁率领所部共约150多人组成，已于6月出发。
部队分别渡过松花江，在通河小古洞集结并筹集给养后，即向海伦方向前进。
途中遭敌袭击，魏长魁牺牲。6月底，部队到达庆城九道岗附近时，再次遭到敌人包围。在突围时，常有钧和郭铁坚失掉联系，遂率政保师及第9军第2师第4团部分人员，于9月下旬到达海伦第3军第6师后方，在后来的战斗中，常有钧被叛徒杀害。郭铁坚率领第9军第2师第5团60多名战士空围后，继续前进，由于作战牺牲、饥饿、伤病，在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时只剩下20余人。
第二批远征的有两支部队：一支由第6军参谋长冯治钢、第2师师长张传福率领的军部教导队和第之师第11团及第1师第6团共200余人组成；另一支由第3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6军第3师师长王明贵、第3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率领的第3军第3师和第6军第3师第8团、第1军第12团及第4师部分队伍共300余人组成。
第6军远征部队于8月上旬从萝北老等山出发，8月23日，在汤原黑金河西沟岔口遭敌袭击，张传福师长及7名战士牺牲，给养和马匹大部散夫。
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风雨交加，战士们穿着湿透的衣服，吃着野菜山果继续前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堵截，冯治纲率领部队日夜兼程，过草甸，穿树林，披荆斩棘越过小兴安岭。经过1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终于到达海伦东部八道林子，与第3军第6师师长张光迪所率部队会合。
第3军远征部队在金策等率领下于9月6日从萝北出发，冒雨人沼泽地行军，几天之内就有10名战士因饥寒患病而死，马匹也因疾病接连死去。部队进入汤原老游击区后，打垮伪自卫团筹备了一些给养，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给部队一些粮食和牲口，部队继续西进，伪汤原县治安队300多名骑兵尾追而来。远征部队以少数机枪手对其进行伏击，把敌人甩掉。为了缩小目标，远征部队决定步、骑兵分道前进，渡过汤旺河后，进入人迹罕至的小兴安岭密林。抗联战士忍饥挨饿，跋山涉水，经过：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10月8日抵达海伦白马石与第6军远征部队会合。
第三批远征部队由第6军军部教导队、第11军第1师共100余人组成，张寿篯亲自领导。第11军第1师师长李景荫负责行军的一切计划和指挥。
1938年11月初，部队在富锦集结，以后，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经萝北县境，到达汤原东部联军密营。进军途中曾奔袭鹤岗，筹备冬装和给养。
12月8日，部队沿叉巴气河到达小兴安岭南麓王肇风密营，稍事休整。
12月12日，部队绕道北上，转向西行，穿越小兴安岭，向绥棱县境进发。
在那寒冬季节，广大抗联战士顶风雪、冒严寒，前进在林海雪原之中。一些战士双脚被冻坏，步履艰难；给养断绝，战士们用雪水煮橡子、榆树皮和牛皮靰鞡充饥，还要时常同围追堵截的敌人战斗。在露营地，战士们便围在篝火旁取暖、睡眠。这支部队历尽干辛万苦，最后在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与第6军第3师会师，胜利完成了西北远征的任务。这样就粉碎了敌人妄图把抗联队伍“聚歼”在三江省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联部队的主力，为开辟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组织北满抗联部队主力远征的过程中，以及在征途上，张寿篯和他的战友写下了著名的诗篇——《露营之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们英勇、艰苦的战斗生活。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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