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此同时，廖磊率第21集团军到达合肥、舒城、八斗岭、下塘集之线。
中国军队以第51、第59军在淮河北岸节节抵抗；以韦云淞之第48军固守炉桥、洛河一线；刘士毅之第31军和周祖晃之第7军对日军侧背进行袭击。2月11日，第31军围攻上窑，守军冲人圩内与敌肉搏，敌300余人向考城逃窜，日军被歼100余人。
2月16日，周祖晃之第7军由张桥镇、老人仓一线向池河、定远日军展开侧击，并一度攻人桑家涧，日军不得不抽调淮河地区主力6000余人增援考城、上窑、他河、定远。
当日军回援淮南之时，张自忠之第59军乘机向火神庙、新桥日军反攻，敌退向曹老集。第59军分向苏集、湖口子、曹老集、王庄之线推进，将日军驱逐至淝河南岸，并朝淮河北岸推进。日军国腹背受敌，无力再向北进攻，乃全部退回淮河南岸，沿邵伯、天长、盱眙、临淮关、蚌埠、怀远、三十里铺之线与淮河北岸中国军队形成隔河对峙的局面。
北线作战
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两个师分路南下。一路由华北方面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该师于1938年1月配属第2集团军）沿胶济铁路东进，19日与其海军会师青岛。旋即南下，连占沂水、蒙阴等地。至潍县后，沿台潍公路南下，试图夺取鲁甫要地临沂，从东路进攻徐州。
2月21日，日军第21旅旅长坟本顺率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骑兵营，共约2万人，向临沂突击，沿途遭到中国第3军团等部的节节抵抗。
日军连陷诸城、莒县、沂水，于3月5日到达临沂以北之汤头、白塔一带，距城仅10余里。3月10日，日军在坦克、飞机与炮兵火力掩护下，向临沂猛攻。
中国驻临沂守军实际兵力仅有5个团，以及从青岛撤退的海军陆战队。
与日军激战后，守军庞炳勋部伤亡极大，连电告急。第5战区即令张自忠之第59军从肤县附近紧急驰援临沂，第59军于12日抵达临沂北郊之沂河西岸。
3月14日凌晨，第59军强渡沂何，向敌发起反击，经数日激战，连克亭子头、大太平、申家太平、徐家太平、沙子岭等多处敌据点。3月16日，日军向第59军石家屯东南至大安子、崖头、刘家湖、钓鱼台之线阵地反扑，敌机狂轰滥炸，第59军第38师伤亡虽重，仍然坚守阵地。
18日，第59军与第3军团从东、南、西3面夹击汤头、王疃、傅家池附近日军，经过3干激战，先后攻克李家五湖、辇沂庄、车庄，日军被击退，向官具逃窜，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一次胜利。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伤亡3000余人，日军亦伤亡约3000人。
3月20日，第59军主力奉命调费县方面作战，日军第5师增援到达后，于23日再向临沂发动猛攻，庞炳勋部守军伤亡甚重，形势危急，第5战区又令第59军星夜驰援临沂，3月24日，该军赶回临沂西北向日军侧背发起进攻，并派出一部增援庞部确保临沂。敌凭借优良装备，全力反扑。第59军奋战至29日，敌损失惨重。张自忠下令全线出击，日军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取得临沂第二次胜利。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第10师会师企图失败，为尔后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
另一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之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津浦路北段保卫战，原由中国军队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指挥。由于韩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25日，日军进占周村。 27日占领济南。
1938年1月1日，矶谷廉介所部第10师占领泰安。1月上旬，韩复榘所部放弃大汶口、济宁，退至曹县、城武（今成武）、单县一带，使北段津浦路正面大门被打开，日军沿铁路线向南推进。韩复榘擅自撤退，被判处死刑，改任孙桐萱（原韩部所辖第12军军长）为第3集团军总司令。
2月10日，李宗仁为确保徐州地区安全，令孙桐萱部向运河以东推进，袭取济宁。2月14日，第22师渡运河，攀登入城，与济宁城内日军展开巷战。敌我短兵相接，由于日军大批增援，该师伤亡甚重，17日晚撤至运河西岸。
19日，日军攻陷安居镇，22日，突破曹福林之第55军阵地。24日，日军猛攻第12军阵地、25日进占杏花村阵地。中国守军向新泰、蒙阴发动反击，收复蒙阴。第3集团军与日军激战，歼敌1000余人，该集团军也伤亡3000余人，钳制了日军第10师一个旅，支持了津浦路正面的作战。
二、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徐州的门户。3月上旬，日军第2集团军向参谋部申请增加兵力，追击当面之敌，得到批准。第2集团军即指示第10师向滕县进攻。又令第5师从临沂向峰县推进，配合第10师作战。第10师以第33旅为基干组成濑谷支队，于3月14日开始由邹县以南之两下店沿津浦路南下，当日攻占界河，并迂回守军第22集团军之侧背。
15日到达滕县，16日向滕县发动进攻，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
中国军队第5战区孙震第22集团军命令所属第41军第122师拼死防守滕县。17日，日军向滕县发动猛烈进攻，当日下午攻入西城。守军与敌展开激烈巷战，伤亡甚重，第122师师长王铭章殉国。
18日滕县、临城陷落。
20日韩庄、峄县失守。
中国第5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保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令孙连仲的第之集团军的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令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峄县（今晖城）、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视察。同时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第一厅（作战厅）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
白崇禧离武汉赴徐州前，特邀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其寓所，商讨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对白说：在津浦线南段，已令新四军第4支队协同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线南段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在徐州以北应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此建议，深加赞赏。[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页。]
此后，周恩来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劝李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军打一仗。张爱萍到徐州向李宗仁讲了几条：
一是日本侵略军占济南后南下，孤军深入，骄兵必败；
二是济南以南徐州以北的地形很好，台儿庄一带都是山区，对我有利；
三是广西军队是有战斗力的，北边有八路军在战略上配合，集中兵力打一个大仗，可以给日军一次沉重的打击。
李表示这个意见很好，并要张转告周恩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
3月24日，日军濑谷支队在航空火力支援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第31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日军不断增加兵力，配以坦克、重炮实施攻击。
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31师与敌展开了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
28日，突入台儿庄之日军，被守军第31师围攻，损失甚重。29日，中国守军第20军团奉命以一部于30日对峄县佯攻，以钳制该敌南下，另以一部速向泥沟前进，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并极力破坏铁路、公路，遮断峄县与台儿庄之联络，并与进攻峄县之友军部队竭力阻止峄县南下之敌。
当日，中国军队第2集团军之第27师继续对日军展开进攻；第31师对台儿庄内之日军攻击；第30师分向南洛、三里庄前进，截断日军联络，阻止日军增援。蒋介石也在此日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李宗仁遂令第2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汤恩伯部南下，协助第2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
3月30日，日军濑谷旅长鉴于福荣团在台儿庄被中国军队南北围攻，急令赤峰团驰援，濑谷亦亲自赶赴前线督战，全力对台儿庄守军展开激战。31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正当濑谷支队处于危急之时，日军第2集团军令攻击临沂的坑本支队于29日停止攻击，转向台儿庄驰援，该支队31日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20军团。第20军团遂即命第52军和刚到的第57军一道围攻坂本支队，经数日激战，予日军以重创，使坂本支队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据日军《步兵第10团战斗详报》记载，台儿庄中国守军“决死奋战之状历历在目”，“士兵依靠堑壕顽强抵抗直到最后”，堑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壮烈者亦为之感叹”。[［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76年版，第36页。]
4月3日，中国军队向台儿庄之日军发起攻击。日军拼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守军逐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据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5日，蒋介石电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8页。]
6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第2集团军和第20军团围歼被围之懒谷支队。
战至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峄具附近固守待援外，将被围之敌全部歼灭。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多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三、徐州外围战及中国军队撤退
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认为是给中国军队主力一大打击、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好机会。
4月7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订《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第5、第10、第14、第16师共4个师，向陇海沿线进攻，封锁兰封（今兰考）以东地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以1个师从兰封向商丘方向进攻，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命华中派遣军以第9、第13两个师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并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
为协调华北、华中日军的军事行动，4月中旬，日军大本营还派出以参谋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少将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到中国，进行协调和联络，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
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遂将各战区精锐部队大批调往徐州，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进行决战，使第5战区的总兵力由初期的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另3个旅，约45万人。李宗仁将第5战区军队编为5个兵团：3个军组成淮南兵团，由李品仙任司令；4个军组成淮北兵团，由廖磊任司令；9个军组成鲁南兵团，由孙连仲任司令；3个军组成陇海兵团，由汤恩伯任司令；2个军组成苏北兵团，由韩德勤任司令。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分别阻击日军。
5月中旬，日军开始进攻徐州。在徐州北战场，5月12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集团军第14师从濮县地区南渡黄河，以一部到内黄集附近，截断了陇海铁路交通线。5月9日，日军第16师从山东济宁南下，向砀山、唐寨地区疾进，从西面攻击徐州。5月15日，日军第5师在鲁南同中国军队激战数日后，渡运河，向宿县推进，尔后进攻徐州。在徐州南战场，5月5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开始北进。5月9日，第13师攻占安徽蒙城，13日到达徐州西南的永城，从西南面包围徐州。5月10日，日军第9师北上，经蒙城、永城向徐州西南地区进攻，16日进入萧具附近地区，逼近徐州。从南京附近参战的日军第3师也随之沿津浦铁路急速北进，5月15日陷大营集之后，即在第9师右翼支队配合下向徐州推进。至此，南北两路日军完成了对徐州地区的包围。
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中国军队第23师师长李必蕃率部在鲁西菏泽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国军队第173师副师长周元率2000官兵在皖北蒙城防御日军进攻，拼死激战，周元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在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台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
16日，第5战区下达撤退命令，以刘汝明的第68军于徐州掩护撤退，以第24集团军留苏北，第69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进行游击作战，主力分5路向徐州西南方向突围。各路大军突破日军的封锁线，撤向豫、皖之间山区。第68军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之后，于5月19日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突破日军的包围，向皖北和豫南转移。
在第5战区部队突围之时，日军乘机占领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徐州失陷后，日军大本营又决定“扩大徐州会战战果”，进行追击作战。5月21日，日军大本营下令进攻兰封、归德（商丘）、永城、蒙城以东地区。29日，又下令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地区。按照日军大本营的命令，日军分兵数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追击。5月22日，日军第10师开始西进，相继攻占毫县、拓城，6月5日到达太康。5月21日，日军第16师从徐州附近出发，相继攻占砀山、马牧集，5月21日到达归德。归德守军顽强抵抗两天后撤退。
日军占领归德、杞具、通许、尉氏、朱仙镇。日军第14师于5月17日到达内黄集，准备进攻兰封。驻守鲁西南的中国第1战区薛岳兵团，为掩护第5战区部队突围，在兰封地区发动反击，与日军第14师激战。日军第14师于5月24日攻占兰封，遭中国军队包围，激战至30日，中国守军退却。此时，日本华北方面军企图攻占郑县，然后沿平汉线南下进攻武汉，遂下令第10师向郑县推进。6月6日，日军第14师攻陷开封，7日又陷中牟，10日，该师骑兵团到达新郑南郊，炸毁了平汉铁路，12日炸毁了新郑南面的平汉线铁路桥。切断了平汉铁路线，郑县告急。
为阻止日军进攻，经蒋介石批准，国民党军竟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滔滔黄河水经中牟向东南方向奔泻而去，平汉线以东中牟、尉氏、扶沟一线，直到安徽、江苏，成为一片汪洋。6月12日之后，日军第14、第16师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乃组织向东撤退。花园口决堤虽暂时阻挡了日军的继续西进，但是造成黄河改道，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广大地区沦为泽国，近90万人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如此“以水代兵”阻敌前进，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徐州会战是继淞沪、太原会战之后中国正面战场又一次大的会战。双方均投入数十万兵力，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打通了津浦线，扩大了占领区，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国标却未能实现。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达到了一定的战役目的，为部署尔后的武汉保卫战赢得了4～5个月的宝贵时间，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尤其台儿庄大捷给了日军以有力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台儿庄之战是在全国军民同仇敌忾奋起御敌的形势下进行的。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第5战区广大官兵英勇作战流血牺牲取得的，是由于及时捕捉战机，集中兵力围歼突出冒进之敌而奏效的。台儿庄战役固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受单纯防御战略思想的束缚，消极保守，台儿庄大捷后，未乘胜扩大战果，集中全力击破疲困之敌，致使日军濑谷支队残部和坂本支队余部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尔后又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增援来的一路或数路，发展胜利，竟坐视日军从容地调整部署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徐州东北方向基本以阵地战实施重点防御，约30万大军被日军钳制，而未能抓住战机，以机动部队实施有力反击，或迂回敌侧后，战局呈现被动之势，且徐州以西、以南之后方兵力薄弱，致使日军乘虚而入，最后导致徐州夫利。徐州会战对中国方面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军队失去了钳制日军的战略要地和防御武汉的屏障，被迫采取正面作战防御武汉，这就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四章 淞沪、徐州会战和华中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三节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抗日根据地
一、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拒下承认湘、赣、粤、浙、闽、鄂、豫、皖8省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合法地位，仍调集重兵进行“围剿”。“七·七”事变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党当局虽停止了军事“围剿”，但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游击队，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1日发出的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特别强调：各红军游击队“应保持过去十年来艰苦卓绝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党的路线而奋斗。”[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4页。]
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谈判中出现的问题，多次指示南方各红军部队：要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不要移驻大地方，严防国民党的暗袭及破坏，避免重蹈闽粤边、湘鄂赣[闽粤边恃委代理书记何鸣，与国民党谈判后，率部近千人到漳浦城集中，于1937年7月16日被国民党军包围，除部分突围外，大部被解除武装。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在改编时曾接受国民党派人任副司令等职。]等地区的覆辙；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避免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指示要求各游击区的党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应在党内外、军内外大力宣传党的政策，说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教育全体军民认清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对它可能采取的各种阴谋手段，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以及陈毅、曾山、张云逸等负责人分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部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多数游击队都能根据中共中央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分析形势，坚定而灵活地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在不损害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作出了必要的让步，如停止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权改用国民党政权的名称，游击队由国民党给予番号等，经过一番曲折的斗争，各游击区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协议。
中共中央在正确指导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的同时，还派出代表同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坚持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成立1个军，并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于大江南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始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后，由中共中央提名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定，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
2月上旬，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之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县竹沟集结改编。全军编为4个支队：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第1、第2两团，共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第3、第4两团，共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第5、第6团，共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军部机关、特务营等980余人。全军共1.03万余人，各种枪6200支（挺）。
1938年2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皖南、皖中集中。在开进途中，各部队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模范地执行群众纪律，受到沿途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称赞，在2～4月间，第1、第2和第3支队分别到达皖南岩寺，第4支队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会合后进至皖中舒城地区。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继之，各支队进行整编训练，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抗日。
二、京沪杭地区沦陷后中共中央开辟华中的方针和部署
京沪杭地区沦陷后，日本侵略军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仅南京惨绝人衰的大屠杀，即有30余万人民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全市房屋1/3化为灰烬，在日本侵略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蛊惑下，沦陷区汉奸猖狂活动，到处组织“维持会”，为虎作伥；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四处流窜抢劫；豪绅地主、帮会首领、土匪头目，纷纷收集武器，组织或扩充武装，自封“司令”，各霸一方，敲诈勒索。广大人民陷入国破家亡的痛苦深渊，迫切要求抗日自卫。
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协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和旧政权机构大部撤走，苏浙皖大部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敌军兵力不足，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尚无力顾及，伪政权亦刚刚建立，力量薄弱，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时机。特别是，由于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提出和实行，以及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迅速开展，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人民迫切希望新四军迅速挺进华中敌后，打击日本侵略军。
而且，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苏浙皖地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的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傈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5月4日，毛泽东又对新四军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的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胆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游击队，扩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和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三、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根据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部署，新四军于5月间向所属各部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还具体地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活动于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加之河川湖泊纵横，虽有小山，但公路甚多，便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活动；而我军缺乏平地、河川战斗经验，以及与近代装备的敌人作战的经验；但是，敌人兵力不足，空隙地区甚多，而且我军素能团结群众，即使地形不利，同样能开展游击战争。并且强调指出：“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才是开展游击战的最基本条件”。
基于上述条件，新四军军部在指示中提出，本军的作战原则是“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
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开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行战略展开，在大江南北同日伪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
第1、第2支队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该地区沦陷后，汉奸、土匪活动猖獗，人民处于水深人热之中。为开展苏南敌后抗战，钳制向华中内地进犯之敌，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新四军以第1、第2、第3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由第2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于1938年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到达苏南镇江地区。与此同时，第1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挺进苏南。6月中旬，第1支队到达苏南傈水竹簧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并积极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线薄弱之敌展开袭击和破击作战。
6月17日，新四军先遣支队于镇江西南之韦岗，伏击乘汽车由镇江开往句容的日军。经半小时激战，毙伤日军少校以下20余人，击毁敌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新四军江南首战告捷，意义重大，在日军华中派遣军指挥机关附近的京沪铁路一侧，歼灭日军车队，不能不引起敌人的震惊。这一胜利更使苏南渴望解放的人民看到了光明，振奋了民心，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陈毅即兴作诗一首：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3页。]
7月1日夜，新四军第1支队以第2团在丹（阳）北地区8个乡人民自卫团和千余群众的配合下，袭击镇江东南的新丰车站，突击队乘日军熟睡，攻入车站，并向顽抗之敌实施火攻，一举消灭日军40余人，摧毁其车站大部设施，并拆除一段路轨，使敌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8月12日，第1支队第2团，夜袭京杭公路上的重要据点句容城。突击部队由东南门之间架梯袭入城内，将敌逼退至县政府和教堂固守，在歼日伪军40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战斗是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新四军第1支队在京沪铁路、京杭公路连续获胜，对日军造成严重威胁。日军在加强城镇交通线守备的同时，调集兵力寻找新四军部队作战。8月23日，驻金坛之日军200余人乘船两艘出犯，其一艘沿丹（阳）金（坛）漕河北进。第1支队第2团遂于敌必经之珥陵镇设伏，毙伤其40余人，给出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
1938年7月，在第1支队挺进苏南后，张鼎丞率领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傈水、高淳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积极打击日伪军，并破坏其交通线。8月22日，日军调集45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分8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第2支队，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
第2支队为打破日军的围攻，以1部兵力转至日军合围圈的外线，向当涂、陶吴等地日军据点袭击，钳制和调动敌兵力；另以一部兵力在广大群众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广泛袭扰和阻滞日军的进攻；以支队主力大部干小丹阳以西杨家庄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打击日军薄弱之一路，为配合第2支队的反围攻作战，第1支队主力和地方武装在群众的配合下，积极向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广泛的破袭战，并派出小分队深入南京近郊袭击麒麟门等日伪据点，钳制敌人，进行策应。23日，日军由溧水、秣陵关、当涂三面对小丹阳地区形成包围，数路合击小丹阳。第2支队主力于鸡笼山给进犯之日军以有力打击后，迅速转移。日军合围失败，又遭到不断袭击，被迫于26日开始撤退。9月以后，日伪军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日伪“扫荡”近30次，沉重打击了敌人，初步巩固了以茅山力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1、第2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并正确对待当地各种武装。由于第1、第2支队贯彻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因而，绝大部分游击武装均愿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日。其中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1支队的指导下获得了发展，扩大到4000余人，扩建为丹阳县游击纵队。与此同时，第1、第2支队辽派出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配合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成立租息调解委员会，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不少青壮年自动参军，群众主动支援军队作战。第1、第2支队还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和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陈毅还亲自争取了茅山地区的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促使他们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战。
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日前线
1938年7月1日，新四军第3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日军经常出动“扫荡”，战斗频繁。9月底，第3支队在担任坚守青弋江阵地防御战中，多次击退小股敌人的袭扰。10月29日，日军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等地集结800余人，准备向青戈江阵地进犯。第3支队以第6团一部在马家园、十甲村一线正面阻敌，以第5团一部在跑马山一带，待机向进犯马家园之敌实施侧击，并控制有力的预备队，伺机反击。30日，日军500余人由湾沚向青大江阵地发起进攻。第3支队于清水谭与日军展开激战，歼敌100人后，主动撤出战斗。11月3日，日军继续增兵后向马家园围攻。第3支队以主力向敌实施反击，并以小分队夜袭敌人的湾沚及九里等据点，日军前后受袭，被迫于4日撤退。经四日连续作战，第3支队共歼日伪军300余人，给敌以重创，巩固了皖南前线阵地。
第4支队挺进皖中敌后
1938年4月底，新四军第4支队即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 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迸至巢县以南地区，12日，第9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敌人，江北首战告捷，歼敌20余人。7月间，第9团4个连，袭击运漕地区伪军，毙其50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余人，缴获步枪150支，轻机枪6挺。9月3日，该支队以两个营在桐城以南的棋盘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部队，经半小时激战，一举毙敌70余人，俘4人，击毁汽车50余辆，取得了伏击战的重大胜利。此时，当地封建势力乘机搜罗上匪，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第4支队于10月下旬攻克庐江、无为两县城，歼灭反动武装共3000余人。
为贯彻东进方针，开展江北地区统战工作，加强对皖中抗日战争的领导，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军部令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渡江北上，11月抵达元为地区，当即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将庐江、无力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同时，第4支队又以一部推进至淮南铁路以东开展游击战争。第4支队经过半年的作战，打开了皖中地区抗战局面，使皖中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游击支队东进豫皖苏边区
1938年9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边区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精神，决定开创豫皖苏边根据地，并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300余人挺进豫东。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出发东进，经遂平于10月11日到达西华社岗，与豫东游击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台编，扩大为3个大队，共1000余人，仍称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下旬，新四军游击支队东渡新黄河向鹿邑前进。10月27日，游击支队进至淮阳以北20余公里的窦楼时，遭到戴集的日军100余人进攻。该支队随即以直属队扼守窦楼，另以一部占领马菜园以北有利地形，钳制敌人，支队主力以勇猛动作，对进攻之敌翼侧实施包围，经两小时激战，歼日军数十人，残敌仓惶窜回戴集。游击支队在东进中取得初战胜利，给当地人民以很大鼓舞。
11月下旬，游击支队进入睢县、杞县、太康地区，相继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的胜利。随后，又粉碎睢、杞、太、商（丘）地区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初步打开了豫东敌后的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新四军自成立至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较为顺利地完成了集中、改编和向华中敌后挺进的任务。在长江下游苏皖地区的广大农村，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群众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经半年的英勇奋战，取得100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3300余人，初步实现了在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成为插向日军华中派遣军背后的一把尖刀，钳制了日军的兵力，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对稳定华中战局起了重大的作用，也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一节 武汉保卫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大规模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4个半月。会战由中国第9战区和第5战区联合实施，它是抗战以来战线最长、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战。
一、日军进攻武汉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会点。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在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开始研究攻占汉口的作战，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暂时搁置。1938年4月初，日军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亦决定实施武汉作战，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即“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并把将来进行武汉作战也考虑进去。”［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44页。]
5月底，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汉口作战。决定如此重大作战的理由是：“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统治中国。”［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故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86页。]
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日本政府研究国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在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一文中称：“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只要国民政府还盘踞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武汉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日］木户日记研究会：《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324～326页。]
6月24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规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为前提，使内外各种措施均适应于此。”［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89页。] 并于五相会议的前一天，发表了政府关于确立战时体制的声明，宣称日本有史以来之大军，于陆海空重事奋战，以达成帝国所期之目的，国家凡百施设，不可不集中于贯彻战争目的，确立官民一体长期持久之战时体制，以对应时局。
为了配合进攻武汉的作战，7月12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又决定了对华谋略，其方针和要点是：“为了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纲要如下：
（一）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形势。
（二）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
（三）利用、操纵反蒋系实力派，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
（四）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
（五）设法造成法市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在国外资金，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中央政府自行消灭。
（六）为便于完成以上工作，应进行必要的策略性的宣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版，第94页。]
关于进攻武汉的作战计划，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原拟以1个集团军沿平汉线南下，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但由于考虑到华北“治安”不良，抽调兵力有困难，遂改变力以主力沿淮河进攻大别山北面地区，以1个集团军沿扬子江进攻。6月12日，因黄河决口，淮河泛滥，主力沿淮河水运前进困难，又确定主力沿扬子江进攻，另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根据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和日本政府的已定方针，6月18日，日军大本营以大陆命令第119号下达了实施汉口作战的准备命令。其要点是：以初秋为期，攻占汉口；华中派遣军应于扬子江及淮河的正面逐次向前推进，占领地盘，准备下一步的作战；华北方面军应准备进行部分作战，钳制敌人于北方，策应华中派遣军作战。其参谋总长据此指示：华中派遣军利用安庆作战之成果，与海军协同，伺机占领黄梅、九江之线。华北方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向郑县方面挺进，钳制敌人，策应华中派遣军向汉口的作战。
日军根据大本营指示，将徐州会战后正在豫东、皖北地区的第10、第16、第9、第13、第6等师转移南下，集结合肥地区。又从华北及日本国内调遣部队，以加强华中方面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集团军，增强逆江作战兵力。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其中日本本上只有2个师。为了进行武汉作战，日军大本营在华中地区集中14个师的兵力。直接参加武汉作战的是第2集团军和第11集团军共9个师的兵力，约25万余人，以及海军第3舰队、航空兵团等，共有各型舰艇约120艘，各型飞机约300架。
7月上旬，日军大本营颁布华中派遣军新作战序列：
华中派遣军：司令官 畑俊六
第2集团军：司令官 东久迩宫稔彦王
第3师：　师长　藤田进
第10师：　师长　筱畑义男
第13师：　师长　荻洲立兵
第16师：　师长　藤江惠辅
第11集团军：　司令官　冈村宁次
第 9 师：师长　吉住良辅
第27 师：师长　本间雅清
第101师：师长　伊东政喜
第106师：师长　松浦淳六郎
第 6 师：师长　稻叶四郎
直辖兵团
第116师：师长　清水喜重
第18 师：师长　牛岛贞雄
航空兵团
日军进攻武汉的部署为：
第11集团军辖5个师集结九江附近，攻占黄梅、九江后，在瑞昌、德安一线依次集中兵力，分兵沿长江及两岸从正面进攻武汉并切断粤汉线，迂回武汉以南，从东、东南两面合击武汉。日军沿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为主要进攻方向。
第2集团军辖4个师在安徽合肥集结，沿大别山向武汉推进，进攻信阳，切断平汉线，从北面包围武汉，进行配合作战。
派遣军直辖3个飞行团协同陆军作战，海军第3舰队溯江西上，掩护并配合陆军攻占沿江要塞，攻取武汉。
（见附图7）
二、中国保卫武汉的政治动员及作战方针和部署
自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全民族的力量空前团结，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日本侵略军进行英勇的作战。但在中国，主要在国民党内，存在着悲观的“亡国论”和轻敌的“速胜论”两种错误倾向。台儿庄大捷后。“速胜论”在国民党内迅速抬头。徐州失陷后，“速胜论”销声匿迹，但“亡国论”又迅速拾头。
为肃清“亡国论”和“速胜沦”在全国军民中造成的思想混乱，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中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预见到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坚定了全国军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
武汉保卫战时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关系最好的时期。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通过了召集国民参政会的决定。国民政府还成立了一些抗战机构，一度开放了一些党禁，有限度地给人民以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等权利。
在徐州会战前，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保卫武汉的任务，并派遣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统一战线，动员组织各界民众抗战，配合国民党进行武汉保卫战，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日寇现正倾其全力继续向我国进攻，中国的西北部、中部与我们的首都武汉正在危急中。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建议用一切方法动员全国人民誓与日寇战斗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同汉奸亲日派分子做严厉的斗争。”强调“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物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以击破敌人前进部队，消耗敌人的力量。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以达到收复失地，创立许多抗日根据地与支点的目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2页。]
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窥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的胜利。”[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0页。]
与此向时，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武汉保卫战的宣传与动员，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打击了“亡国论”的反动气焰，促进了全国抗日的高潮。
这一时期，武汉地区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工人抗日自卫队、农民抗日自卫队、战地服务团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更是利用各种形式，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武汉地区的“七·七”周年献金活动、做慰问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百万棉背心征募活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响应。武汉医药征募会举行讲演会，组织宣传队分赴各街道及轮渡码头、车站等处讲演，怔募慰劳费，募捐前线受伤将士极需的医药品。[《武汉日报》，1938年4月10日。]
武汉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征募棉背心、布鞋、毛巾、牙刷等慰问抗日官兵，当时，在武汉三镇设立了6座固定的献金台，献金之热烈令人感动。从沦陷区跋涉来汉的避难同胞，将节衣缩食的钱献给国家；老年人献出积蓄；工人、小贩等献出劳动挣来的钱；流亡的青年学生在献金台附近擦皮鞋，把所得投入献金柜内；文艺界举行献金公演，将报酬全部献出；妇女中有人献出心爱的戒指和耳环等。许多在武汉的外国朋友及华侨也踊跃献金。这一切使“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国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推动的抗日救国运动，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7月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抗日的提案和建议。这对推动国民党抗战，特别是促使国民政府准备武汉保卫战起了积极作用。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昌拟定了《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决定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1938年日军攻陷瑞昌之后，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方针是：
“国军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指导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13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3师、55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第一、二、三各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60～662页。]
国民政府保卫武汉的战略构想是：中国军队于华中地区，运用第5、第9两战区兵力，以粉碎敌继续进攻能力，重点防御江南地区，节节抗击敌向武汉的进攻，消耗敌军，以换取至少4个月的时间。[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第206页。]
确定中国军队防御的重点放在武汉外围：
一是部署重兵坚守马当要塞，把日军阻止于鄱阳湖以东地区，阻止其溯江西犯；
二是在武汉外围部署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从南昌、九江、黄梅、皖鄂边境、豫鄂边境之大别山一线为第1防御地带，实施这次抵抗；以田家镇、广济、罗田、麻城、武胜关一线为第2防御地带，进行决战。
划分战区，调整兵力部署
徐州会战后，中国守军第1战区程潜所部主力退至河南信阳以西，第5战区李宗仁所部则退守鄂豫皖边境大别山一带。第3战区顾祝同所部驻守九江以下的长江南岸一带。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适应当前作战局势，增强指挥机构与作战能力，决定调整作战序列，于1938年6月中旬新编第9战区。同时决定以第5、第9两个战区所属部队保卫武汉。新编组的第9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主要防御鄱阳湖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防止敌人突破防御阵地，所辖第1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一线组织防御，阻敌西进；第2兵团在德安至九江一线组织防御，阻止敌人沿长江进攻武汉。第5战区所辖第3、第4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地区的防御；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固守武汉核心地区和武汉外围沿江要地。
1938年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成武汉会战中国军队作战指挥序列：
总指挥：蒋介石
第9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长江南岸）
第1兵团：总司令 薛岳
第20集团军：总司令 商震（辖第32、第18军）
第9 集团军：总司令 吴奇伟
第 29 军团：军团长 李汉魂（辖第64、第70军）
第 37 军团：军团长 王敬之（辖第25军）
第4、第8、第66军
第74、第29军
鄱阳湖警备司令部
第2兵团：总司令 张发奎
第30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辖第72、第78军）
第3 集团军：总司令 孙桐宣（辖第12军）
第31集团军：总司令 汤恩伯（辖第13、第98军）
第 32 军团：军团长 夫麟征（辖第52、第92军）
第 11 军团：军团长田北要塞指挥官 李延年（辖第2军）
田南要塞指挥官 霍揆彰（辖第54军）
武汉卫戍区：总司令 罗卓英
江南区指挥官：周嵒（辖第75军）
江北区指挥官：万耀煌（辖第6、第16军）
武汉警备司令：郭忏（辖第94军）
第37军
湖北全省防空部队
第30军团：军团长 卢汉（辖第60军）
第26军团：军团长 万福麟（辖第53军）
第5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白崇禧（代）（长江北岸）
第3兵团：总司令 孙连仲
第2集团军：总司令 孙连仲（兼）（辖第30、第42军）
第26、第55、第87军
第4兵团：总司令 李品仙
第29集团军：总司令 王缵绪（辖第44、第67军）
第11集团军：总司令 李品仙（兼）（辖第84、第48军）
第 28 军团：军团长 刘汝明（辖第68军）
第26集团军：总司令 徐源泉（辖第10军）
第21集团军：总司令 廖磊（辖第31、第7军）
第 19 军团：军团长 冯治安（辖第77军）
第 27 军团：军团长 张自忠（辖第59军）
第24集团军：总司令 韩德勤（辖第57、第89军）
第27集团军：总司令 杨森（辖第20军）
第51、第71、第45军
第17集团军：总司令 胡宗南（辖第1军）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
各兵团部队自6月开始分别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沼等天然屏障，加紧构筑工事，进行防御准备。苏联援华志愿航空大队参加了这次会战。
三、武汉保卫战作战经过
日军进攻武汉分两个方向：
一是以第11集团军沿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进攻武汉。此为日军主要进攻方向。
二是以第2集团军自合肥地区西进，沿大别山北麓西犯，然后沿平汉铁路地区南下进攻武汉。
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
（一）长江及其沿岸地区的防御战
从淞沪会战到南京失守，华中战场的中国军队遭受严重损失，当时南京到武汉问的封锁线尚未完成，长江沿线空虚。但是，日军未沿长江西进。徐州会战后，日军以3个师沿陇海路西进，准备由豫东平原和皖北地区沿平汉线西犯，席卷郑县、开封，然后南下信阳，与沿长江进攻的另1个集团军协同进攻武汉。但黄河决堤挡住了豫东日军的进攻势头。日军大本营又改变部署，以主力沿长江、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中国军队的武汉防御阵地由对北及东北变为对东和东北正面。日军集结在淮河两岸的主力华中派遣军第11集团军约6个师沿长江西进。
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第6师，从庐州（合肥）附近南下进攻安庆，第6师坂井支队因阴雨天气及道路破坏，前进缓慢。为增强突击力，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驻台湾的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担任溯江作战的先遣部队，协同海军沿长江进攻安庆。6月11日夜，该支队在海军20余艘舰艇护送下驶抵安庆附近水面。翌日凌晨，波田支队在大雨中偷袭登陆，向安庆进攻，迅速占领了城郊的飞机场，守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属1个师及保安部队未经力战，安庆即于12日沦陷。中国军队第27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安庆西北集关等地继续阻敌前进，主力则向太湖方向转移。
日军华中派遣军攻占安庆后，为隐蔽沿长江西进的主要作战方向，指示所属进行欺骗宣传报道，企图引诱中国军队把注意力从日军的溯江作战转移到江北陆地。
6月13日，日军第6师板井支队占领桐城。14日得知波田支队已攻占安庆，奉命改变进攻方向，向中国军队大别山防线的前沿阵地潜山县进攻。潜山地区是保卫武汉主要阵地的大别山脉的最右翼据点，由川军2个师防守。
18日，日军坂井支队攻占潜山城。此后，日军第6师沿长江北岸、大别山之南的狭长地带向西突击。
中国第26集团军和第27集团军所属部队素质和装备欠佳，防御正面过宽，且战斗不力，使日军长驱直入，守军轻失安庆，又连失潜山、石牌等要地，直接导致长江下游南京到武汉间第一道屏障——马当封锁线危急。
马当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地处长江中游，与安徽省相接。长江右水道流经马当山下，江面狭窄，水流湍急，素称长江天堑，军事要地，中国第16军所属部队与马当江防要塞守备部队防守马当。国民政府在京沪沦陷后，为阻止日军西进，确保武汉安全，在马当从江心横贯两岸构筑一拦河坝式的阻塞线。阻塞线两岸山峰险要处设有碉堡和炮台，水陆两相配合，形成了一个较坚固的防御阵地。中国海军还在马当江面，设人工暗礁30处，沉船39艘，布雷1600多具。
6月24日，日军集中第3舰队10余艘舰艇输送波田支队向马当进攻。
马当此时仅配置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数百人，当敌陆海军向马当要塞阵地进攻时，只有江防要塞守备部队在阵地与敌人作战，第16军和马当要塞司令部的各级指挥官大多数去参加军政大学结业典礼，直到下午才会餐完毕。6月26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主火力支援下实施登陆作战，守军江防总司令和第16军军长命令第167师增援马当要塞，该师迟迟未能到达，当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要塞。第16军军长李温市率第53、第167师反攻马当。6月28日，第16军所属部队驰往香山、香口，并由东、西夹击马当要塞之敌。这时，白崇禧正在田家镇要塞视察，当得知日军已在马当要塞登陆，即用电话指挥驻彭泽的第167师薛蔚英师长，率部火速从彭泽到马当的公路兼程驰赴香山增援。而薛蔚英当时没有遵照白崇禧的命令行动，改走崎岖小路，耽误战机，被查办枪决。
日军占领马当要塞后，29日攻占彭泽县城，湖口告急。
30日，第9战区任命第43军军长郭汝栋为湖口守备军司令官，第43军所属第26师赴湖口，接替第77师防务。7月3日，日军开始登陆，前来接防的第26师尚未接防完毕就与日军交火，奉令回援的第77师力敌钳制，未能增援、第26师陷于孤立。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全是新兵，武器又劣，轻重机枪很少，但在师长刘雨卿率领下仍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炮台守兵伤亡甚多。第26师阵地终被日军突破，该师所剩兵力不到1/3，于当夜向南突围。7月4日夜湖口失守，马当、湖口丢失，九江失去屏障。
中国空军以汉口与南昌为基地，连日出动轰炸机与战斗机，攻击安庆至湖口间敌舰艇，予以重创。
湖口沦陷后，日军集结兵力，以波田支队、第106师、海军陆战队约1个旅、第3舰队所属舰艇约数百艘，积极准备向西继续进攻。中国第9战区，以第1兵团部署于鄱阳湖西岸，策应九江方面防御，以第2兵团部署于星子、九江之线。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即策定以第25军、第29军团、第54军、第9集团军防守星子、姑塘、九江、码头镇、瑞昌等地区。
7月22日午夜，日军波田支队及伪军一部，在军舰20余艘、汽艇100余艘支援下，冒雨夜潜都阳湖，23日零时在姑塘登陆，中国守军预备第11师竭力抵抗，击沉敌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后，日军登陆成功。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得到报告，即令第15师、第128师增援姑塘，务于拂晓前歼敌。
但第128师未能到达，反自溃败，退往九江、星子地区。24日，日军波田支队与第106师会攻九江，翌日晨发动总攻，第4军欧震部虽匆匆赶至，但因控制机动以防不测事态，未能投入使用。是日夜，日军攻进城内，双方展开激烈巷战。26日晚，第2兵团以态势不利，伤亡过大，当晚遂放弃九江。同日，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告不守。日军突破了中国军队主阵地。
8月1日，第2兵团总司令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南方面自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张发奎总司令即行调汉。”[蒋纬国：《抗日御侮》第5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78年版，第218页。]
中国军队在九江一带集中有数十万军队却败不旋踵，一是由于当局固守九江的决心下得过于仓促，以致后勤准备不周，粮食补给困难。二是败于军纪不良。张发奎自陈“职由阳新徒步经瑞昌至九江时，满目荒凉、殆绝人迹，民众既失同情之心，军队自无敌忾之气。”[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
在此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集结主力。7月14日，华中派遣军发出作战准备命令，令第2集团军将部队集结于合肥附近，伺机占领六安、霍山，准备沿大别山北麓作战。令第11集团军攻占黄梅、九江，接着占领瑞昌——德安一线，准备以后的作战。但日军部队分散在各地，北抵晋绥、南达余杭，还有的部队远在日本国内，输送集中成为一大难题。在炎热的气候下乘车船长途行军，人员伤病增多，日军集中部队缓慢。此时，日本和苏联发生张鼓峰事件，日军以1个师与苏军激战，未能取胜，而又怕引起日苏全面战争，妨碍对华作战，经交涉，日苏于8月10日在莫斯科签定了停战协定。此事件也使日军大本营对进攻武汉作战行动，梢有迟延。日军主力迟至8月下旬才集中完毕。
日军大本营鉴于其华中派遣军所属第11集团军主力于九江附近，第2集团军主力于合肥附近，已分别集中完毕，遂于8月22日下达进攻武汉附近的命令，其要点为：“华中派遣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汉口附近之要地，在此期间，力争击破多数之敌。攻占汉口附近后，应力求紧缩占据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6页。] 其参谋总长复加以指示：“华中派遣军向汉口之作战，不得越过信阳、岳州、南昌附近。”此次作战之目的，以攻略占据汉口附近之要地为主眼，将捕捉击灭中国军，列为副目的，以达其“将国民政府驱逐于中原之外”之政治目的。同时，进攻广州，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
这时，中国政府决定的战略防御方针是：保持现态势，消耗敌军兵力，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之阵地，先摧破敌包围武汉企图，尔后集中兵力，由南北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第5战区防御大别山主阵地；第9战区阻止敌沿长江西进。并根据日军进攻重点在长江以南，遂将防御重点放在长江以南沿岸地区。
8月末，日军华中派遣军根据所属第11集团军及第2集团军大致完成战略展开情况，遂按原计划全面发起向武汉的大规模进攻。日军第11集团军向中国第9战区发动了总攻势。
在长江北岸，日军占领安庆、潜山后，打开了沿长江北岸西进的通道，有精锐之你的第6师在海空火力直接支援下，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直接威胁武汉。
早在6月22日，中国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断定日本侵略军进攻武汉只能循溯江西上一途，建议“应充分采用内线作战原则，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先于太湖、宿松、英山、广济间狭隘地区，将溯江西进之敌聚而歼之，然后转移兵力，将敌各个击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76页。]
7月，第5战区判断“敌以长江为进攻我武汉干路，其江北岸之主力似集结怀宁、合肥，将以主力由潜山趋太湖、宿松，一部由岳西、英山迂回，与长江各日上陆之敌呼应，策应其主力之作战。合肥附近之敌或向我六安、霍山攻击，以资牵制我兵团之转用”。故确定：“战区应置重点于右，以积极之行动确保豫鄂皖边区山地及长江沿岸各要点，击破或阻止侵入之敌，以屏障武汉之翼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1～652页。]并根据上述判断和基本方针，部署了各兵团的任务。
8月2日，日军第6师占领太湖城后，又进占宿松，与第3师汇合，进迫黄梅。刘汝明所部第68军与日军激战3日后退出黄梅城，8月3日，中国第5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亦往第4兵团指挥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决定反攻黄梅，侧击太湖、潜山等日军据点。各部于8月6日开始行动，但战至17日并无进展。国民政府军委会为遏制日军西进，决定再次发动反击以挫敌锐气，以第68、第84军固守黄梅西北一线阵地，另调第31、第7、第10军及第29集团军一部由黄梅东北及太湖、潜山西北山地从侧翼攻击日军。
8月下旬，日军第6师在中国军队反击下，被迫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军队日益猛烈的攻势。8月26日，中国军队刘汝明部第68军第119师克复太湖、潜山，28日，第68军收复宿松。第68军和第84军又向黄梅附近之敌发起猛烈进攻，激战两昼夜，一度逼近黄梅。
黄梅方面日军补给线被中国军队切断，日军被迫在小池口方向由长江水路获得补给。日军据险死守，从30日起又以主力进行反突击，反复展开阵地争夺战，第68、第84军当夜向广疥撤退。日军尾随迫击，于9月6日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李品仙部第4兵团所属第84军与第3兵团第26军于广济以东与日军展开激战，与此同时，第4兵团另调援兵第67军和第48军前往广济以东地区阻敌，因行动迟缓，未能阻敌西进。至9月9日，日军攻占广济。李品仙兵团连日征战，损失严重，在广济附近丛山口阵地与四望山阵地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74师和第15师拼死战斗，牺牲官兵达数千人。
中国军队防御黄梅、广济地区的战役，也是保卫武汉的第一线决战，对武汉的安全有直接的重大影响。战役一个多月，中国军队调集川、鲁、桂3省5至6个军的部队。但因处处防御，指挥不统一，难于互相支援，敌人打到哪里，就由该地守备部队抵抗，主动反击不力，被敌各个击破，结果全线失守。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宫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是武汉三镇的门户。蒋介石8月6日曾电示田北要塞指挥官第11军团军团长李延年，指出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徇我国最坚之要塞。”令其“长久固守，以利全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95页。]
日本海军虽横行江中，但其陆军未能突破田家镇、富池口两要塞侧背陆地阵地时，也难于突破这道坚固封锁线。8月23日，日军第11集团军曾命令第6师集中主力，在进入广济附近后，应急速攻占田家镇，以保障日本海军舰艇溯江西进。
9月17日，日军第6师与第3师一部集中兵力约1.5万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中国守军第2军军长李延年率所属第9师和第57师，以及田家镇的要塞炮兵部队，与进攻之敌展开激战。中国第5战区派3个军进行策应，钳制南下日军。
日军第6师为攻占田家镇，组成今村支队（临时改编成驮马部队），以适应山地进攻需要。9月22日.第6师和今村支队与中国守军第9师在田家镇附近松山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中国守军凭借既设阵地，在要塞炮兵及军师炮兵部队有效火力的支援下，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许多负伤的官兵，裹伤后继续战斗。阵地被敌炮火摧毁，就利用弹坑作掩护，继续抗击敌人。弹药用尽，即与敌进行白刃战。两日激战，中国守军第25旅伤亡官兵约800人。第9师师长坚持在第一线指挥作战。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中，第9师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2000余人。第57师损失也很严重。
9月28日，日军海军增援部队到达田家镇长江水面。日军出动飞机70余架，集中人炮100多门，对田家镇实施袭击，摧毁了田家镇防御工事。日军第6师与今村支队在海军支援下，向田家镇发动进攻。
29日攻陷田家镇炮台，中国军队被迫退却，田家镇失陷。日军第11集团军机密作战日志记载，在田家镇战斗中，日军“第6师以步兵3个营为基干编成今村支队，命令其出发攻占田家镇，但优势之敌从蕲春方面及广济以南前进，切断了它的退路。为此，第6师先派出一个步兵营增援，接着又抽出一个步兵营、两个山炮连前去救授。当时，广济周围之敌乘第6师的兵力分散，以击败之目的，从四面下分昼夜采取猛烈攻势。”日军第6师9月30日电报向第11集团军报告称：“今村支队的损失甚重，截止现在查明我方损失为，战死284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合计：150人，预料还要增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日军第6师攻占田家镇后，伤亡惨重，加之官兵患霍乱病减员，迟至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后，才继续西进，22日占领上巴河，24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的黄陂，于25日首先攻进武汉。
在长江南岸地区，日军第11集团军以第27、第9、第106、第101师约4个师的兵力在长江南岸地区发动进攻。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判断日军于九江得手后，将以1个师以上兵力进攻瑞昌、南昌。他认为虽在瑞昌与德安地区已集中20多个师，但沿江沿湖防御兵力薄弱，敌仍可能实施登陆作战。他请示蒋介石能否集中兵力主动给日军一次打击。蒋介石即表示：“决在德安、瑞昌一带与敌决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87页。]
8月上旬，中国第9战区拟定作战计划，决定以一部兵力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从翼侧攻击深入之敌。第1兵团担任南得路（九江至南昌）正面防御，屏障南昌，侧击西进日军。第2兵团担负瑞昌一带作战任务，保卫武汉，并掩护南污正面的西侧翼。
8月上旬，日军开始在瑞昌附近长江水域扫雷。8月11日，日军波田支队在瑞昌附近江岸港口登陆。8月21日，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波田支队进攻长江要塞马头镇，遭到中国第31集团军的有力阻击，攻势受挫。日本海军沿长江前往增援，亦被马头镇炮台炮火击退，这时，日军第11集团军获悉中国军队增兵瑞昌，从背后威胁波田支队，便命令第9师进攻瑞昌。8月24日攻陷瑞昌。8月31日晨，中国第52军主力乘敌立足未稳，向瑞昌西部的大郊山实施反击，歼敌甚多。9月7日，日军波日支队、第9师一部与海军陆战队协同，在其海空火力的支援下，强攻要塞，反复夜袭，战斗激烈。中国守军予敌大量杀伤，己方也遭严重伤亡，最后要塞阵地被毁。马头镇经8昼夜恶战，于14日陷落。中国守军第31集团军退守富池口。中国守军利用富池口天险，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日军采用施放毒气手段，于9月24日陷富池口。
在九江以南南污铁路地区，从7月至8月，日军进攻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8月4日，日军第11集团军第106师进攻庐山北麓，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重创日军，遏制了日军攻势。至8月9日，日军第106师连排长死伤达半数，团营长一级指挥官死伤达8人，几乎失去了进攻能力。
为增援第106师，日军第11集团军命令第101师向庐山东南面的星子地区发动进攻，进而向德安推进。8月21日，日军第101师进攻星子，并向庐山南麓推进，中国第25军等部在星子一带同日军展开拉锯战。日军第101师久攻星子不下，而第106师已无力发动攻势，在这种形势下，日军第11集团军将第27师投入战斗。
9月中旬，日军第27师从瑞昌向武宁推进，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阻击，进展缓慢，直到10月5日才占领箬溪。期间，中国第9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薛岳兵团3个军，在德安以西阻击日军。
9月21日，日军第106师于德安正面攻击未逞，以其所属第136旅向南进攻万家岭，企图包围中国第1兵团德安阵地左翼。中国军队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及时令第66军2个师、第74军2个师、第4军2个师，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自9月底起开始围攻，战斗惨烈。日军第136旅伤亡惨重，武器装备损失严重。第66军克石头岭，第74军猛攻长岭、张古山，争夺酷烈。
10月8日，日军第11集团军发现第106师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主运弹药粮袜救授该师。并派第27师前往救援。
10月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攻占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此役，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
为改变战局，日军第11集团军将新补充的山炮团配同第106师，并令该师向德安西南推进；将野战重炮兵第13团配属第101师，令该师向德安东南推进；与第27师协同，会攻德安。中国守军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阻击战，才最后放弃德安。10月27日，德安失陷。薛岳所部退至修水。11月1日，日军第101师攻占永修。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
（二）武汉以北地区大别山北麓的阻击战
7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下令第2集团军向安徽合肥集结，准备向武汉进攻。7月中旬至8月下旬，日军第2集团军第10、第16、第13、第3师相继在合肥地区集结完毕，8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达作战命令，决定分南北两路作战，北路第10师沿安徽六安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第3师力后援跟进；南路第13师沿安徽霍山至河南商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第16师尾随第13师为预备队，并担负交通线的警备。
8月下旬，中国第5战区在大别山北麓加强防御部署，以第3兵团在六安、霍山以西至商城地区设防，准备迎击日军。其所部第51军部署于六安地区；第77军部署于霍山方面；第71军控制于商城东侧附近，准备对进攻之敌实施反突击。
8月27日，日军华中派遣军第2集团军发动进攻。28日，日军第10师击败中国第51军，占领六安，继续向河南固始推进。 29日，日军第13师突破中国第77军阵地，攻陷霍山，向河南省商城推进。9月2日，日军第13师攻占叶家集，当夜强渡史河，进攻富金山。中国第71军（军长宋希濂）在宫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的进攻，不断反击敌人，予敌以沉重打击，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伤亡也多。［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战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2页。]
9月7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正在向固始推进的第10师，派遣濑谷支队增援第13师作战。濑谷支队在向富金山前进途中，在方家集北侧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无法前进。日军第2集团军又将第16师调到叶家集，支援第13师，并给第13师增配独立机枪队、独立轻装甲车队和炮兵部队等，加强该师攻击作战力量。9月11日，日军发动强大攻势，中国第71军被迫撤退，12日，富金山失守。9月16日，日军第16师攻占商城。9月17日，日军第2集团军命令第13、第16师突破大别山中国军队防御体系。9月20日，日军第13、第16师向沙窝、新店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日军第13师、第16师在突破大别山作战中，激战1个多月，以战死约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51页。] 才突破大别山地区防线，于10月25日，占领麻城，然后沿宋埠、黄安（今红安）、河口镇向武汉推进。
向固始、潢川、罗山、信阳进攻的北路日军第10师，于9月4日渡过史河，6日进攻固始，中国守军第71军第181旅抵抗一天之后撤退，固始失陷。
9月12日，日军第10师逼近潢川，遭到中国第59军阻击。9月19日至20日，日军相继攻占潢川、光山、罗山等地，逼近信阳。这时，中国第5战区增加兵力，在信阳、大别山地区同日军第2集团军所属部队展开激烈的攻防战。
9月20日，日军第2集团军下令第10师进攻信阳，第3师在光山地区待机增援。9月28日，日军第10师改编为驮马部队从光山出发向信阳进攻。
中国第17军团所属刚到战场的第1军与第45军向罗山附近日军展开攻击，迫敌退守罗山城。日军冈田支队在罗山附近受到中国军队第17军团所部从两翼的围攻，日军第10师主力迂回到罗山南侧地区，向中国第17军团右翼发动攻击，中国第17军团两面受敌，被迫撤退。9月30日，日军第10师在罗山以西继续向信阳发动攻势，又受到中国军队阻击，激战两昼夜，才于10月2日夜突破中国军队阵地，在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下，日军伤亡惨重，其中，步兵第39团由从庐山出发时的2800人，到9月末减少到不足800人。[〔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吏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47页。]
在这种形势下，10月2日，日军第2集团军令第3师从光山出发，经罗山北侧向信阳东北推进，策应第10师进攻信阳，于10月9日到达信阳东北15公里处的大洋河镇，10月11日进至信阳北侧，切断了平汉铁路交通线。日军第10师冈田支队于10月11日到达信阳东面，第10师主力到达信阳南面，与第3师一起包围了信阳。10月12日，日军在优势炮兵火力和坦克掩护下攻占信阳。中国守军进行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610人。10月16日，日军第10师从信阳南下，沿平汉线西侧向武汉推进，相继突破平靖关、武胜关。中国守军在桐柏山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日军第3、第10师于10月26日占领桐柏山地区后，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11集团军进攻武汉。
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
日军第9师10月27日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日军第27师从箬溪出发，10月18日攻占辛潭铺后，配合第9师向粤汉线推进，27日占领桃林镇。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
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长江南岸部队撤至湘北及鄂西地区，长江北岸地区部队撤至鄂北、鄂西北地区。蒋介石当晚离武昌飞往衡阳。日军第6师26日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同日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至此，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焕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各驾一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基地降落加抽后，直飞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后安返汉口机场，首次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飞机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在作战中，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们在与中国空军配合一道对日军的作战中，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其中许多人血洒长空，贡献出宝贵生命。（见附图6）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武汉前卫之田家镇设置海岸炮，在武汉门户之葛店设立武汉区炮队，并在葛店至田家镇间布水雷。9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艇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武汉保卫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此战意义重大。它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转折点。
武汉保卫战使日本的战略进攻被迫停止，军事战略为主的方针彻底破产。
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妄想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国内人民反战情绪不断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开展，大片失地的收复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的大量兵力，拖住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使日军受到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这也意味着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彻底破产，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不利局面。
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新阶段中，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有利于正面战线正规军的补充整训，逐步恢复战斗力，坚持长期抗战。在敌后战场，由于日军集中兵力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战争的规模和频繁程度都将超过以往，抗日游击战成为战略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敌后战场激烈的争夺战，将使敌后军民受到巨大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并将为抗日武装的发展壮大，为坚持持久抗战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五章 武汉保卫战及广州作战
第二节 广州作战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准备
早在1937年12月末，为切断中国南方物资补给线，日本陆军就提出了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设想，但遭到日本海军的反对而中止。
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事变”，在确定进行武汉作战时，就认为同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船舶运输准备不足，所以决定侍攻占武汉之后再实施广州作战。7月，日军大本营认为船舶运输除满足武汉作战外，尚有余裕，遂决心在进行武汉作战的同时，进行广州作战。7月13日，日军大本营制订《以秋季作战力中心的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广东作战的目的，是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并挫败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志。”[〔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6页。]
8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研究攻占广州的计划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准备。
9月7日，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正式作了攻占广州的决定。同日，下令编组第21集团军，担任攻占广州的作战任务。9月19日，下达第21集团军战斗序列，由古庄干郎中将任该集团军司令官，下辖第5、第18、第104师和第4飞行团等部队。并决定由海军第5舰队配合第21集团军，进攻广州附近要地，切断中国主要通往国外的补给线。
9月26日，日军第21集团军决定将进攻广州分为两期进行：
第一期，从10月12日开始，主力部队在大亚湾登陆，经惠州向东江推进；
第二期，侍后续部队到来后，突破东江防线，向广州北方推进，进攻广州，另以一支部队在海军配合下，于10月27日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向广州逼近，配合主力从东北面进攻广州。
根据日军大本营的指示，日军第5师陆续集结于青岛，进行登陆和攻占虎门要塞的战斗训练。第18师于9月下旬在上海北部集结并补充装备，加强登陆作战训练。第104师于9月下旬集结大连，进行登陆作战准备。
10月上旬，日军第5、第18、第104师分别由青岛、上海、大连乘船起航，进抵澎湖集结，完成作战准备，待命出动。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便成了中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主要地区。国民政府在广东设立第4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由于广州邻近香港，日本如果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利益，引起英国的对抗，因此，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广州。所以，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而将抗战重点放在华中，从各省、包括属第4战区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导致华南兵力单薄。在武汉作战期间，甚至还从广东抽出4个师的兵力参加武汉保卫战，使广东兵力减少到8个师。广州防务松懈，兵力空虚，成为日军易于突袭的目标。这时，中国第4战区第12集团军负责广东防务，余汉谋任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2集团军总司令，下辖3个军（8个师），其部署为：第135师守备虎门要塞地区，第151师驻惠阳，第157师驻潮汕地区，一部驻大亚湾附近，第156师驻增城，第154师驻从化，第158师驻广州东郊，兵力分散，戒备松弛。
1938年9月7日，蒋介石从广东省长吴铁城处得到情报，称日军在进攻武汉的同时，进犯华南。10月8日，吴铁城又急电告蒋：“据香港英军情报机关消息，敌拟派4师1旅大举南犯，或在本月真日（11日）前后发动”，指出主要攻击地区在大鹏湾、虎门一带。蒋介石及军令部对此情报不以为然，认为广州方面不会发生大的战事，还要求余汉谋抽兵增援武汉。
10月10日，蒋介石致余汉谋手令：“无论如何，须加抽一师兵力，向武汉增援，如能增此一师，即可确保武汉，否则，武汉将失，粤亦不能幸保。”[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60页。]
二、广州失陷
10月11日夜，日军第21集团军第5、第18、第104师编成输送舰队，从台湾海峡澎湖地区出发，进入广东大亚湾，当夜，月光皎洁，海面风平浪静，中国军队在滩头阵地守备的兵力仅为新编成的1个特务营，对敌行动毫无察觉。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海军第5舰队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别乘约300艘登陆舰艇突然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溃退。
当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同一天，蒋介石电令余汉谋调兵保卫广州。10月13日，日军第18师在大亚湾登陆，几乎未受到抵抗，便长驱直入，迅速推进，占领淡水后，于14日到达惠州附近。日军第104师在大亚湾登陆后，连续攻陷平海、稔山、吉隆，13日进抵惠阳南侧地区，作为后续梯队，尾随第18师推进。
10月14日，日军第18师以优势兵力向惠阳发起进攻。惠阳中国守军仅1个团。日军15日攻占惠阳，16日再陷博罗，19日进占增城。中国第4战区集中3个师的兵力在增城附近地区阻击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在增城地区作战中投入兵力共5000余人，伤亡400余人。
10月20日，日军第18师突破中国军队防御，于21日到达广州东郊，中国军队发动反击，但未能击退日军进攻。当晚，日军第18师进入广州，中国守军撤离，广州失陷。
日军第104师于10月17日到达惠阳，21日进抵增城后，为切断中国军队退路，继续向广州以北推进，22日攻占太平场，23日占领从化，与日军及川支队会师。
日军第5师10月21日在第5舰队配合下，进攻珠江口虎门要塞，22日晨乘船到达珠江口，然后溯江而上。
10月22日夜至23日晨，日军第5舰队出动110架飞机配合舰队炮火，轰击并摧毁了虎门炮台。当晚日军第5师占领虎门要塞。
26日攻陷广州西面重镇佛山，29日到达广州南部。至此，日军控制了广州及其附近要地。
对于第4战区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很大。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于10月23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据最可靠友人报告：罗斯福总统已悟事势非高论所能挽救，正苦思切实援助步骤，盼望我能坚持一两个月。”[张蓬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
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迸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六章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和巩固
第一节 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
一、陕甘宁边区的正式形成
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交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提出：“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随后，在国共两党代表谈判中达成协议，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
9月6日，中国共产党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亦称陕甘宁特区政府。] 并在延安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
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指定划以陕西省之延安（肤施）、安塞、保安（志丹）、安定（子长）、延长、延川、栒邑（旬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富县）、米脂、绥德、葭县（佳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并以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木）府（谷）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之募补区。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经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伟大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关心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建设。
早在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就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9页。]
根据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任务和提出的建设方针，陕甘宁边区在已经开始的各项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抗日军事各方面的建设。
二、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
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项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依据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于1937年4月制定出第一个选举条例，并从5月开始，实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937年11月，完成了乡、区、具各级选举，成立了边区各级议会和人民民主政府，从而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实行议会（后为参议会）民主制度，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的最重要的民主制度。边区在乡、区、县各级选举的基础上，于1937年底进行边区议会的选举。毛泽东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这一选举。
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要求八路军必须积极的热烈的参加特区大会的选举，并指出：“当此抗战紧急，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特区大会的开幕，将更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抗战到底。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在巩固和开展全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也是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
1937年11月22日，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向特区各级党组织发出《关于进行特区政府民主选举的指示》，提出这次选举运动的总方针是：“要使特区成为抗战与民主的模范区域，去影响与推动全国的民主运动，改造南京政府的政治机构，实行全面的全民的抗战，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特区政府的民主选举是要产生真能领导抗战保卫特区的政府。”[《党的工作》第48期，1937年12月1日。]
1937年12月，陕甘宁边区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1938年11月25日，陕甘宁边区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了开幕式，并作了讲演。
会议听取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作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报告强调指出：“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会议还听取了边区政府各厅、处以及高等法院的工作报告。经过热烈的讨论，大会一致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由中国共产党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提出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革命三民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施。纲领规定在边区实行“坚持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边区人民与党派，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为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中国、收复一切失地而战”的彻底的民族主义；“发扬民主政治，采用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的彻底的民权主义；“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之利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手工业及其他可能开办之工业”，“发展边区商业”，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彻底的民生主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会议还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根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
大会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力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
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边区参议会的创立，使边区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奠定了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基础，保证和推动了边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并且为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至全国实行民主政治树立了榜样。
1939年2月6日，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第一届民选政府正式成立。至此，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关进一步健全起来。朱德指出：“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结构是：
（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
（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
（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具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41页。]
它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突出地表现在人民当家作主，实行民主选举等方面。
第一、边区政权是真正的抗日的人民的政权。它属于抗日的人民，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够而且被吸收参加政权工作。
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边区最高行政机关边区政府以及各级地方参议会和政府，都由人民选举产生。《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边区参议会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委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159页。]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之登记，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162页。]
这些重要的法律政策规定，切实保证了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政权的权利，充分体现出由人民当家作主。
在边区各级政权的组成成分上，包含了各个阶级。例如在1937年固林、延长、安定、曲子四县当选的各级参议员中，其成分的百分比如下：
此外，各级参议员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妇女。
第二、边区的民主是抗日人民的民主，一切抗日的人民都享有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明确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确定私人财产所有权”等等。
第三、边区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边区政府不仅从政策上规定了人民的政治自由，而且从实际上保障了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由于边区民主政治的实施，边区民众的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民众团体，例如各业工人有95％加人工会，农民全体加入了农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商人也组织了商会，儿童组织了儿童团，此外还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及文化技术性质的组织。
第四、保证了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 “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边区政府坚决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扶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正确处理汉回、汉蒙之间的争执与纠纷，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蒙民、回民居住的地区，开办抗日蒙回学校，并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第五、边区政府是廉洁的抗日政府。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会议员，则由选民根据生产单位与区域直接选举出来。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对于渎职或不称职者可以随时予以罢免。边区政府的各级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
1939年，边区行政领导每月最高的津贴为5元，县长每月津贴2.5充，每天粮食1.4斤，菜钱4分。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500元以上的，即要被处死刑。这种廉洁的作风，在我国政治史上是一个光辉的创举。
陕甘宁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战争环境和艰难险恶的条件下，加强民主政治的建设，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了各抗日阶层的团结和合作，充分发挥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和参加抗战及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陕甘宁边区这个历史上曾是政治落后的地区，变成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模范，成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模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三、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特殊的政治地位，赋予它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它一方面要承担抗战经费的供给，承担边区政府和中央机关、留守部队财政开支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又要为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边区经济逐步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但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加之长期战争的影响，人民的生活依然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发展和巩固边区，使边区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担负起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后方的战略任务，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最根本的问题，是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加强边区的自给能力，改善人民生活，保障供给，支持长期抗战。
早在1937年4月，边区政府就制定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计划，并开始实施。全国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根据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个大纲领》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指导边区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力争利用“外援”的收入，达到“休养民力”的目的。
所谓“外援”，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拨给八路军的抗日经费（一部分用于边区开支）和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的捐款和援助。外援对抗战初期的边区经济有着重大的作用，从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共收到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1640.5万余元（法币），国内外进步民主人士捐款8l2万余元（法币），中共中央拨出了1409万余元协助边区，占边区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其中，1937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7.2％，1940年外援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70.5％，外援收入，使得边区政府有可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休养民力。
休养民力的另一方面，是边区政府极力减轻人民的负担。1937年仅征收救国公粮1.4万石，占收获量的1.27％。
1938年征收救国公粮1.59万石，占收获量的1.32％。
1939年以后，边区脱离生产人员增加，粮食需要增加，1939年征收救国公粮5.2万余石，占收获量的2.29％，1940年征收救国公粮9万余石，占收获量的6.38％，其余不足部分，由边区财政拨款在外地或向农民购粮。
在税收方面，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的42种税收，只征收盐税和部分货物税，并实行统一税制，降低税率，一切税收除一次统证外，没有任何附加和重征。边区政府对工业一般不征税。
1938年只征税27万元，1939年也才征税50万元，边区人民负担大大减轻。
在土地政策方面，早在1937年3月，边区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进一步调整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明确宣布：“凡地主土地在工农民主政府时代未被没收的，不再没收，土地所有权仍属地主”，“已被没收了土地和房屋的地主回到边区来，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一份土地和房屋，井享有公民权”，“出租土地给农民，只要地租不苛刻，政府不加以任何干涉。”[《解放》第68期，1939年4月4日。]
边区政府还明确宣布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奖励工商业者发展边区经济。除严禁高利贷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外，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废止过去苏维埃时代的劳动保护法，实行仲介制度，即在政府指导下的劳资两利，订立合同，根据各地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上述政策的实行，调整了边区各阶级的关系，取得了边区全体人民的拥护，大大促进了边区建设。
边区政府还采取许多重大措施，以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
农业方面：
（1）鼓励垦荒，扩大耕地面积。
边区政府制定了奖励垦荒的政策，规定荒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大量组织外来移民进行垦荒，同时鼓励边区内移民垦荒，规定移民三年不交公粮，减少义务负担，提供安家费，解决口粮、种子、农具等问题。边区政府还把开垦荒地列入每年的生产计划，广泛宣传动员，组织落实。
（2）组织劳动互助合作，调剂劳动力。边区政府提倡、组织和领导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调剂劳动力、畜力的不足。1939年3月，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社暂行组织规程》，使劳动互助社有组织地发展起来。
（3）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劳动力。
（4）开展生产运动，奖励劳动，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1938年边区政府开始奖励和宣传劳动英雄，召开边区农业竞赛展览会。1939年，边区开始大生产运动。
1939年2月2日，在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东北书店，1946年版，第73页。]
在中共中央的号召和中央领导人亲自带动下，边区军民迅速投入生产运动，掀起了第一次生产热潮。
1939年的生产运动以农业为主，全边区共开垦荒地105万多亩，其中机关、部队、学校共收获粗粮1.4万余石，细粮9500余石，各机关经费自给达30％，边区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
（5）实行农贷，增加生产建设投资。
1939年边区政府生产投资140万元，1940年又增加到200万元。
（6）兴修水利，种植树木，以利农耕和改良土地。
1939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就兴修水利5493.2亩，植树139万余株。
（7）开办农业学校，培养农业科技人才，以加强农业指导，提高农业技术。
商业方面：
废除苛捐杂税，奖励手工业生产，严禁投机、垄断和屯积居奇，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减税减息，发展合作社运动。同时修理和开辟公路以利交通运输。
公营企业方面：
加强对石油、煤矿的开发，扩大纸厂的规模，创立难民工厂，改良印刷厂。
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使边区的经济从内战时期的残破基础上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耕地面积1937年力862.6万余亩，1940年为1107.6万亩，增加了39.3％；粮食产量1937年为111.36万余石（1.67亿余公斤），1940年达到162万余石（2.43亿余公斤，尚欠庆阳、吴堡、鄜县三县的统计），增加了40％以上。畜牧业得到很大发展，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1938年，牛10.26万余头，驴7万余头，羊76.14万余只。到1940年，牛19.3万余头，驴12.5万余头，羊172.5万余只。
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工业方面：首先是小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1940年边区私人手工业比1939年增加1倍，公营企业也有了初步基础。从1938年起，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造纸厂、被服厂、农具厂、制革厂、制鞋厂、印刷厂、机器制造厂、石油厂及八路军制药厂等。还有制灯、肥皂、面粉等工厂。到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工业与资金均比1936年增加5倍以上，解决了边区部分需要。
商业方面也开始发达起来。以前歇业的老店铺重新开业，到1939年初，又新开设了1000多家店铺。此外还发展了一批公营商店。农村集市重新开放，安塞、定边、淳耀等8县开辟了30多个新集市。
合作事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除消费合作社外，还有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等。边区的合作社，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是调剂市场、便利人民的经济组织。
交通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开辟了定庆、庆临、延志、延靖、绥靖等许多汽车路与大车路，并对己有道路进行了大力改造。交通公路的建设，保障了国防军事交通，发展了运输事业，帮助了经济的发展。
边区经济的发展，使边区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不但解除了饥饿的威胁，而且有许多家庭有了剩余，能拿到市场上交换，并有余力添置农具和生活用品。在农村，贫困户数逐渐减少，中农户数逐渐增多。如安定县4个行政村228户，在1936年前，中农10户，1940年春有中农126户。在城镇，由于就业机会的增多，工人失业基本上消除，工人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
从全国抗战爆发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及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下，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为边区的巩固和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也为逐渐摆脱对外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抗日的教育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教育政策，继承和发展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教育的革命传统，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实行了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新制度和新政策。
早在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的政策，“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全国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国防教育。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8页。]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指出，应该“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56页。]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
进而提出了全民族的任务，在于实行如下各项的文化教育政策：
“第一，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
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
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
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
同时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08、709页。]
中国共产党一向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努力争取、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力革命服务，为劳动群众服务。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18页。]
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这是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文化教育的基本方针。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列入教育方针，作为办教育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下，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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