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的10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又在内阁会议上强调，如果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就可能在德意怂恿下对英国在东南亚的的殖民地进行某种报复性的打击。由于英国惧怕日本报复，所以主张同中日双方维持友好关系，力图将美国推向与日本对抗的第一线。1938年5月3日，英国政府同日本签订了将中国沦陷区海关移交给日本的《中国海关协定》，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
日本全面侵华，损害了美国的在华权益，但是美国为了保持对日贸易，避免日美矛盾激化，对日仍然实行绥靖政策。当中日双方于7月12日分别向美国国务院通告卢沟桥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对中日双方都保持“友好的、公正无私的态度。”[《1937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卷，牛津1938年版，第259页。]
7月16日，赫尔发表声明，提出“和平原则十六条”，无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区别，却要求中日双方为“世界和平”而“自我克制”。9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关于“中立法”的声明，禁止美国政府的商船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用物资。这项声明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很公平的，但在中国缺少船只和海岸线已被日本封锁的情况下，占便宜的是日本。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美国在华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为了对日本施加压力，罗斯福于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明地抨击了日本的侵略政策。他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流行症看来确实在蔓延中，在生理上的流行症开始蔓延时，社会就会认可并参与把病人隔离起来，以保障社会健康和防止疾病传染”。[《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
10月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支持罗斯福的演说，指责“日本在中国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罗斯福的演说和国务院的声明，立即遭到国内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于是罗斯福又出来解释说：这个演说“不意味着放弃中立法”。随后，他又进一步宣布这个演说“没有考虑对日制裁”。无怪乎有人对此评论说，这只不过“是一种试探性汽球”，吓唬一下日本而已。
美国不仅在政治上绥靖日本，而且在经济上给日本“输血”。从“七·六”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一直是日本战略物资的主要供应者，据日本工商省的统计，日本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是：1937年为33.6％，1938年为344％，仅1937年下半年，美国向日本输出石油就达3500万桶。
对此，美国31名议员联名指出：“我们说日本有德意两个盟国，事实上，我们才是日本最好的同盟国，任何人心里都会毫无疑问地相信，我们正在积极参加日本在华进行的战争。”“日本派出士兵，而我们的性命在战争中却无危险，我们只把商品和原料运到日本，让他们用以作战，而我们则从中获得利润。”[《人民日报》，1950年12月18日。]
“七·七”事变后，西方大国对日本的绥靖在国联大会和布鲁塞尔会议上表演得最为充分。
1937年7月16日，中国政府向九国公约国及英法政府递交备忘录。8月30日，中国驻瑞士公使胡世泽向国联控诉日本扩大侵华战争。9月12日，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正式向国联大会提出申诉书，要求各国制裁日本。9月16日，国联决定将中国的申诉书提交给远东咨询委员会处理。
10月6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远东咨询委员会的两项报告：
第一项报告，指出日本军队的行为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但未明确宣布日本是侵略者；
第二项报告建议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并提议国联明确表示从道义上支持中国，要求各国扩大对中国的援助。但无实际措施，只不过是说说而已。
召开“九国公约”国会议，是英国代表提出的。作为华盛顿会议的发起国，美国不能拒会。罗斯福指示美国代表戴维斯，既不希望“被推到前台充当领袖”，也不愿落在后面变成“英国风筝上的尾巴”。[〔美〕多萝西·博格：《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1964年版，第406～407页。]
英美两国，在会前既不愿意带头主持正义，更不愿在会上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措施，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说，到这个会议上去谈论经济制裁“是完全错误的”。[〔英〕尼维尔·张伯伦：《为和平而斗争》，伦敦1937年版，第42页。] 这就给会议的成功投下了阴影。
11月3日，“九国公约”国中美英法和特约国苏联等19国，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正式开会。英美等国在会上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充当会议的主角，好不容易才说服比利时充当东道主，并由其外交大臣斯巴克主持会议。
会议中间，中国代表顾维钧恳请各国从道义上、物质上、经济上对日本施加压力，对中国实行援助。苏联代表要求对侵略者采取集体措施，实行制裁。
但英、美、法等国都怕得罪日本，拒绝对日本采取行动。英国代表艾登重申，英国决不带头行动；法国代表德尔博斯担心制裁日本，会引起日本入侵印度支那；美国代表戴维斯则认为，即使日本统治中国，美国也不值得与日本开战。
11月24日，历时3周的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原则，并要求停止战争行动，但对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未敢指出，中国没有得到任何援助，日本也没有受到任何制裁，会议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大失所望。中国代表顾维钧事后写道：
中国“是非常失望的，主要不是因为会议本身不能有任何作为，而是由于在远东有巨大利益的大国不愿采取任何措施来抑制日本，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和利益本应采取的。”[《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96页。]
布鲁塞尔会议是一次开比不开更坏的会议，使日本摸到了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底牌，因而放胆扩大侵略。就在会议前后，日军攻占上海，逼近南京，在长江炸沉、炸伤美英军舰和炮艇各1艘，这是对西方大国实行绥靖政策的莫大讽刺。
三、德、意法西斯支持日本灭亡中国
日本侵略中国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的支持。由于德意与中日两国的利害关系不同，其对中国初期抗战的态度也有所区别。
“七·七”事变前，德国虽然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结成了政治联盟，但是它同中国政府的关系仍较密切。“七·七”事变爆发后，德国一方面担心日本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从而失去它作为德国盟友的意义；另一方面担心日本独占中国会使德国失掉在华经济利益，所以，在战争初期希恃勒不赞成日本的行动。7月20日，德国外交部宣布，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
28日，德国外交部次长魏茨泽克指出：“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德国继续执行中德贸易协定，供给中国作战物资，德国军事顾问团继续留在中国服务，日本对德国的这种态度极为不满，一再要求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停止给中国输送军人，甚至扬言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因此，希特勒决定一面继续履行中德贸易协定，攫取中国战略资源；一面命令驻华军事顾问下准参加前线作战，为尽量消弭中日战争而努力，其目的在于既不使中国赤化，又不失去日本。但是随着10月德英秘密谈判的中断和英德矛盾的加剧，希特勒为了对抗英美而作出了改善德日关系、加强两国联盟的决定。他宣布“在远东问题上，原则上赞成与日本合作的主张。”[威廉·柯尔比：《德国与中华民国》，第243页。]
11月18日，德国政府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推迟所有德中军人贸易及工业贸易谈判，并部分停止德中原订军火贸易合同的履行，停止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月，德国拒绝参加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
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正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同时在演说中称：“德国为抵抗共产主义，始终认为要尊重日本为一种保障的力量”，“德意两国再和日本联合，便成了阻止苏联布尔什维克势力继续扩展最坚强的力量”。[国民党执委会宣传部：《中日战争与舆论》，第31～33页。]
1938年4月，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要求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以实际行动支持和纵容日本扩大侵华战争。
意大利法西斯从“七·六”事变开始，就与日本法西斯沆瀣一气。在舆论上，意大利公然袒护日本，蔑视中国。意大利法西斯党机关报曾公开发表言论，污蔑“中国是一个无组织不进步的国家”，吹捧“日本是代表世界文明人类惩罚文化落后的民族。”[重庆《新华日报》，1938年9月1日。]
1937年11月，在19国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意大利在德日拒绝与会的情况下，充当了日本法西斯的忠实代言人。它极力宣传日本的荒谬主张，反对制裁日本，在大会最后通过宣言时，意大利投了唯一的反对票，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议会发表演说时，称赞意大利政府“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始终有力地支持日本。”意大利还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加入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1月29日，又承认了伪满洲国。接着，意大利政府又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航空教练官。
1938年2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给予日本“在远东以积极援助”的决议，为日本提供军火，用来屠杀中国人民。
德意法西斯在西方遥相呼应，袒护和支持日本扩大侵略，使其与日本一样，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公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中国抗日战争是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式下进行的，由于国民党不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由各党派参加的民族联盟的建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形式，两党只是遇事协商，解决有关问题。因此，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也是依据各自制定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实施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反对共同的民族敌人，井在抗日战争的战略范围，保持着一定的协商关系，在反对侵略求得民族解放等目标上，有着共同点。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政策不同，因而在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上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主张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动员和武装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明了对日本侵略不妥协的抵抗方针，以及通过民族革命战争实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决心。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系统地提出《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又称《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纲领》指出：“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这是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这是正义的战争，这是进步的战争，这是保障中国民族生存的战争，这是拯救四万万人民的战争，这是为保障我国国家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战争。换言之，这是使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当亡国奴的神圣战争。”[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2页。]
为使组织和实行这个正义的民族战争，有一个共同的具体纲领，为使全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抗，成为强有力的行动，《纲领》提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最根本的六项共同行动纲领：
（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立刻停止一切内战。
（二）全体人民总动员，立刻成立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组织广大的人民的参战组织。
（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将各种武器发给人民反日义勇军，以便实行训练和对日作战。
（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一切财产和卖国贼的财产，国库一切收入，都用作对日作战的经费，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
（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
（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并将一切对中国人民武装抗日作战表同情、援助或守善意的中立的国家和民族视为我们的朋友。[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竞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5页。]
上述纲领不仅明确提出全体军队总动员、全体人民总动员和总武装的方针，以及成立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总领导机关和解决抗日经费的具体办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著名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经来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1779名国内著名人士签名公布，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响应和支持。
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力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和武力抗日。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实行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等10项方针，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抗日的先锋。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全国同胞总动员，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群众，抗击侵略者。“八一宣言”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共中央对实行全国总动员，进行抗日救国神圣事业提出的最具体的纲领性意见。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抗日救国宣言中，又重申了上述方针。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52～153页。]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的，必须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斯诺的问题中，就有关抗日战争胜利的条件和方针指出，中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
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
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至于这个战争会延长多久，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
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关于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下，它的士气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大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446页。]
毛泽东回答斯诺的中心点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主要靠中国人民的大联合；如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发展和国际援助等各种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军队应该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
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谈话中，对中日战争的趋向和结局，作了精辟的论断，对国际反日联合阵线的建立，提出了纲领性的主张。毛泽东首先就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的问题指出，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北部，撤退华北驻屯军，停止一切侵略行动，只有在这些原则之下，才进行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但是，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谈判的可能并不存在。因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毛泽东说：“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即使“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治的崩溃。”[《新华日报》1937年3月23日。]
毛泽东提出：“日本已有他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新华日报》1937年3月26日。]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全国抗战爆发前的相当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对中日战争的形势，指导中国抗战的路线和方针，以及战争的前途和结局等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并反复向全国人民提出自己对抗日战争的一系列主张。
这对推动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武装抵抗，对促进全国抗战局面的出现，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全国抗战爆发后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对全国抗战和国防问题的方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全国抗战的战略基本方针以及重大国防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和细致的方案。7月8日发表的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提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275页。]
7月15日，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唯一问题是抗战，“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解放周刊》第1卷，第12期，1937年7月26日出版。]
7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中，提出争取实现全国性抗战、反对妥协的总任务及5项主张：
1、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实现对日抗战；
2、全国人民总动员，实现大规模的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
3、全面的抵抗，根绝日寇在中国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势力与汉奸亲日派；
4、统一的积极的抵抗，采用攻势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
5、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l年版，第292、293页。]
7月23日，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存在的妥协退让的危险倾向，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以及实行全国军队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的外交，改良人民的生活，国防教育，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等八大纲领，争取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
7月底至8日初，在日军占领平津准备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对抗日的国防有关重大间题，提出了全面的意见：“国防间题我们意见如下：
（1）第一防线张家口、涿州、静海、青岛等处，重点在张家口，应集中第一次决战兵力；
（2）第二防线保定、大同、马厂、潍县等处，应集中优势兵力相机增援第一线，并准备第二线决战；
（3）至于太原、石家庄、沧州等处，仅能作为第三防线，决不能只顾此线而下集中兵力于第一、二线；
（4）目前关键是第一防线；
（5）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
（6）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7）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8）依现时情况，红军应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力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以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兵力不超过一个团），红军应给予必要的补充；
（9）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犹豫是必败之道。”[洛甫、毛泽东关于国防问题给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指示，1937年8月4日。]
中共中央还拟定了《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在估计了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后指出：
“根据敌我一般情况之分析及敌我战略之基本方针，应确立对日作战原则如下：
（1）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以全线之反击，而根本的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2）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3）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4）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籍制敌人；
（5）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伸长其纵深，任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地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6）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7）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村地带，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央文件汇集》1937年下册，第317页。]
为了推动和促进对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朱德、叶剑英3人前往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
11日，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发言强调：部署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外交拖延办法只可便利军事准备及民众动员，但不可动摇抗战的决心；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不因其局部扰乱过分分散我兵力；黄河北岸之抗战，因交通运输有被切断之可能，故第1、第2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之能力；正面防御不可依赖一线及数线之阵地，宜采用集团工事，并在平原和山地开展广大的运动战、游击战。朱德在发言中侧重指出，在战略上需要持久防御，但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行动；在整个抗战中，政治工作甚为重要，能发挥动员民众和瓦解敌人的重大作用；游击战在抗战中有重要地位，破坏敌人后方、钳制敌人兵力效果甚大。[《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6405—9）。]
中共中央提出的国防问题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以及中共中央代表在会议上的重要发言，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抗日战争指导案，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洛川会议对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的制定
全国抗战爆发后，战局变化急剧。日本侵略军7月底占领平津地区，8月中旬，又在华北的平绥铁路东段和华中的上海地区，展开新的战略进攻。
但是，国民政府在日军大规模战略进攻面前，仍不愿发动民众和改革政治。
在此紧迫的形势下，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至25日，在陕西省洛川县冯家村，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23人出席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的报告。他着重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冒险的战争，在战略上不能轻敌。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辅助方向是上海。卢沟桥事件是大规模全国性战争的开始，由于日本和中国各方面的情况，就决定了我们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侍久战的结果是中国取得胜利。我们的总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实行抗日的军事，抗日的政治，抗日的财政经济，抗日的教育和抗日的外交，使现在开始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会议制定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内容是：
（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
（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
（4）改革政治机构；
（5）抗日的外交政策；
（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
（7）改良人民生活；
（8）抗日的教育政策；
（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
（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通过并于8月25日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是日寇大举进攻华北的开始，“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在这一新阶段内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本党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即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具体的道路。”“由于国民党还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相反的，企图把抗战看成只是政府的事，处处惧怕与限制人民的参战运动，阻碍政府军队与民众结合起来，不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民主权利，不去彻底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成为全民族的国防政府。”“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上述的严重弱点”，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
《决定》最后指出：“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122页。]
中共中央在全国抗战开始的历史关头，提出的上述抗战路线和战略总方针，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奋起持久抗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屈不挠地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指针。
（三）红军的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转变
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和红军的特点，中共中央从预定的战略任务着眼，确定了在总的持久战方针下，红军应执行的战略方针。1937年8月1日，张闻天、毛泽东在给周、博、林的电报中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8月下旬，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军事报告中提出，红军的基本战略任务是：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队任务）；保存与扩大自己。
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新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红军胜利完成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必须遵循的唯一正确方针。因为它从根本上解决了创建根据地、发动群众与集中打仗的关系，集中兵力大兵团作战与分散兵力进行游击战的关系，保存和发展自己与消灭敌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5页。]
山地是红军开展游击战得心应手的用武之地，也是日军坦克等重装备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合。进行山地游击战，是在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下，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和发展自己，击败和消灭敌人的最好战略。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也是红军贯彻执行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的唯一正确方针。只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才有利于发动、组织群众，造成宏大的人民游击战争，开辟广阔的敌后战场，进行全民族的抗战，置日本侵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通过动员、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才能迅速发展人民武装力量。扩大我占区，缩小敌占区，不断消耗敌人，实现战略的持久，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红军担负的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战略任务，以及红军必须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洛川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的正规战，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战转变。红军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是客观形势的需要。红军必须把国内革命战争集中使用的正规军，转变为抗日战争分散使用的游击军；把国内革命战争的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战争的游击战。这样才能同敌情、友情、我情以及任务相符合。
这一转变在现象上虽然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但是，在本质上却是洞察中日战争全局而作出的英明战略决策。这一军事战略转变不仅关系着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而且极大地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着中国民族解放的命运。
三、毛泽东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全国抗战开始以前，国内的亲日妥协派即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国抗战开始以后，他们又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当南京失陷后，亡国论更是鼓噪一时。
与此相反，抗战初期国内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低估日本的力量，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讼沪抗战时，有些人认为只要打3个月，形势一定发生变化，国际干预，苏联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徐州会战是“准决战”，“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大公报》评论，1938年4月25、26日。]这些速胜论者不赞成实行动员人民力量的持久战的方针。
另外，不少的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只把胜利希望寄托于正规战，甚至反对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方针。
中国全民族几万万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这场亚洲的大战，它的胜败和结局，不仅关系着中国的存亡，而且极大地关系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世界各国无论就其本国利益或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抗战的发展，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美国记者斯诺、英国记者贝待兰，曾向毛泽东提出：“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3页。]“如何克服投降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82页。]这些问题的本身，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对中国抗战存在的疑虑。
为了阐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具体指出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如何争取最后胜利，驳斥“亡国论”、“速胜论”的滥调，拨开人们思想上存在的迷雾，坚定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同时也回答国际朋友们存在的疑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一些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先后发表文章。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总结抗战10个月的经验教训，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于1938年5月，连续发表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军事论著。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着重论述了下列问题：
毛泽东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中日战争发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次决死的战争。他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
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其国小，人力、物力、财力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野蛮性，必然失道寡助。中国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但处于进步的时代，有共产党及其军队为团结抗战的核心，加之地大物博、人多兵多，以及战争的正义性，必然能得到全民的支持和国际上的援助。这些基本特点规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毛泽东批驳了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不利方面，而看不到有利方面的“亡国论”，也批驳了只看到有利方面，而不承认敌强我弱方面的“速胜论”。他指出中国决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并勾画出了持久战必经的过程，解决了进行持久战的一系列具体方针和原则。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就战争和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军民的动员。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争取抗战胜利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科学地预见持久战将具体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
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
毛泽东从中日双方实力的基本情况，指出了各阶段敌我力量变化的趋势。
在第一阶段的战略防御中，敌虽占领中国的大片土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其兵力、财力、物力的消耗都将开始表现竭蹶状态。中国方面虽受颇大的损失，但同时有很大的进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全国空前的团结，对敌人的坚强抵抗，最终将使敌停止战略进攻。但由于中日强弱的悬殊，在敌停止战略进攻后，中国距离反攻的程度还相差很远，尚难举行战略反攻，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阶段，继续消耗、削弱敌人的力量，积蓄壮大自己的力量，进一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才能造成反攻的必要条件。这个重要的第二阶段，即为相持阶段。
相持阶段的理论，是毛泽东独创的以弱胜强的战略理论，它是持久战理论的精髓。
毛泽东指出，在相持阶段中，敌企图保守占领地，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到顽强的游击战争。此阶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的1/3左右的区域，2/3左右仍然是中国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这个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相持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从而演出最精彩的反攻的结幕。
第三个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运动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此时，主要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和本阶段继续生长着的力量，同时，还须依靠国际援助的增长和日本困难的增长。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战略反攻在前期将不是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战略反攻将逐渐变战略内线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所谓坚持抗战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过程。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战略反攻力量依靠的基点，反攻作战的特色，以及反攻应有的彻底性。
毛泽东提出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这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运用于军事学，创造出的军事辩证法的范例。
他说，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对于内线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他认为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决不能靠战役战斗上的内线持久防御战来实现，相反地必须发挥地广和兵多的长处，采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进行突然包围攻击，歼灭其大部或一部，迅速解决战斗，一战胜之，再及其余。使敌之战略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战斗的作战上，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敌之战略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战斗的败仗和消耗，不得不改为持久战。毛泽东还辩证地论述了歼灭战与消耗战的关系。要改变敌我力量总对比，就要在战略上消耗敌人。要减杀敌军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就要靠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进攻所造成的歼灭战。战役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对敌人的消耗，只能起辅助作用。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战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全面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最光辉和特殊的方面，是表现为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整个抗日战争处于战略内线的地位，但主力军在内线，游击战争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敌后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夹击敌人的战线。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战略外线作战的军队，则广泛向敌后方大步前进。这样就形成了有后方作战和无后方作战，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的复杂形态。“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毛泽东对持久战总的趋势和结局的论断是，中国进行的这种持久战，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民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战争中去，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抗日战争中，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那末，为什么提起战略问题呢？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它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并且由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强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存在，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规定了游击战争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于是根据地的问题、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就要求把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指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纲领是：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以及与正规战争相配合、建立根据地、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向运动战发展、正确的指挥关系。这六项，是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配合正规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必要途径。
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游击战争，但人们往往把它作为辅助正规战的一种作战形式，认为它只起战役战术的配合作用。毛泽东根据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把抗日游击战争放在战略地位来考察，这是对军事理论的重大发展。他要求广大的游击战争，逐步向运动战发展，以担负起决定战争命运的重担。
他强调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一了依托。根据地是关系游击战争生存和发展的生死攸关问题，没有根据地就得不到群众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就失去了进退的依托，在敌人反复残酷的进攻下，就不能长期坚侍和发展。毛泽东指出，首先应在山地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堡垒，然后向平原和河湖港汉地带发展，建立临时根据地，并逐渐发展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及其成功的实践，对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打破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发展壮大人民武装，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都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战略纲领。它发展了弱国战胜强敌的战略理论，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广大群众，对中国人民坚定抗日信心，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具有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毛泽东指导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使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佩服。程思远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7年版，弟101页。]
傅作义将军读了《论持久战》后，感到抗战中的重大问题，都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明确的答案，他让军官们阅读并指示在该部军政干部学校研究学习。[蒋曙晨：《傅作义传略》，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卫立煌将军在《论持久战》发表后，即让秘书陪他阅读，该书不但使他对八路军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的意义有所了解，而且认识到抗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相持阶段，这对他的“速胜论”和“唯武器沦”观点也有所触及。[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3页。]
《论持久战》由杨刚译成英文于1939年出版后，它的影响迅速在国内外扩大。日本研究战略理论的伊藤宪一，把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归纳为以动员人民的战略和游击持久的战略，来实现弱者对付强者的战略理论。[〔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94页。]
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校山畸重三郎，在日本军事杂志著文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中，游击战是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广泛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它把全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集中全民力量正面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日〕《丸》1965年12月号。]
国民党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抗日仍存在着动摇性和不彻底性，因此，难以对抗日战争实行正确的指导，而且实际上已使抗战受到不少失败和损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抓住中日民族的主要矛盾，精辟分析了中日两国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指导了抗日战争特别是敌后战场抗战的胜利进行，实际担负起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历史重任。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二章 中国抗战的指导路线和战略方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提出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拟定的抗战指导方案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党实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二八”事变后，由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浪潮影响下第19路军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党改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实际上是标榜抵抗，重心在谋求对日妥协。这一对日方针继续到西安事变后，才有了转变。
1937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了《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拟定的较为具体的对日作战计划。计划按中日战争可能爆发于日苏战争的前后，分为甲乙两案。
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
在敌情判断中指出：敌国之军备及一切物质上，均较我优势，并掌握绝对的制海权，且在我华北造成强大之根据地，故其对我之作战方针，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敌我两国如已入于正式战争中，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则敌将以陆空军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在中日战争而演成世界大战之初期，或由俄日或美日战开其端绪，则敌军为略取资源，筑固作战之基础，或将以主力先对我国军取攻势，使在短期内消灭我抵抗之能力与意志。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捍卫国土确保民族独立之自由，并收复失地之目的，在山东半岛经海州——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黄河迄北地区，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抵抗，随时转移攻势，以求最后之胜利。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规定：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开战之初，如情况所许，则国军以主力于沧州——河间——保定之线，保持重点于平汉路方面，对经北平——天津之敌军，实行决战。
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集中期间以主力对敌海上航空母舰与舰队及运输船舶攻击，并协助我海岸防守部队之作战，以一部协同陆军作战。会战期间以主力协同北正面陆军作战，以一部协同海正面作战。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以获得我空中行动之自由。海军以全力于战争初期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力陆空军扫荡敌舰。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乱其后方。[《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0～43页。]
民国二十六年作战计划（乙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发生于日苏战争之后，其中敌情判决、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与甲案有若干不同：
在敌情判决中指出，敌为应付世界战，先必略取资源，巩固作战之基础，将主力对我国军取攻势，在最短期间内欲消灭国军作战之意志。
在作战方针中规定，国军以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下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实力扑灭之。并在山东半岛经海州及长江下游亘杭州湾迄南沿海岸，应根本扑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在华北一带地区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迄北之线，并乘好机，以主力进入黑山白水之间，采积极之行动，而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
（一）开战初期，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将敌在我国以非法占领之各根据地之实力，在规定同一时间内，将其奇袭而扑灭之，俾尔后国军作战进展容易。
（二）国军应以大无畏攻击之精神，统一之意志，对骄敌实行攻击，挫折其企图，以达成国军复兴民族，收复失地之目的。[《民国档案》，1988年第1期，第34页。]
在上述甲乙两案的敌情判断中，都正确地指出日本在军备及物质方面占有优势，将采取积极之攻势，而期速战速决，欲在短时期摧毁中国的作战意志。但是，在敌情判断的结论中，则认为敌惯以武装恫吓，以达其不战而胜，遂行其外交谈判，以局部军事行动，实行其国策。这就忽略了日本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威胁。日本在1937年度的侵华作战计划中，明确具体地规定要使用4个集团军共14个师，对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实施全面战略进攻。
对日本全面侵华的时机和兵力使用的判断方面，甲案是设想日本首先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将以主力先对我国采取攻势。但是，将惹起俄日战或美日战，甚至中俄英美联合对日战。日本将以陆空主力应付俄军，海军主力应付英美，对我者只有一部兵力而已。乙案虽指出将以主力对中国采取攻势，但因此案是设想中日战争在日俄战争之后爆发，日军必然不能全力对华作战。
实际上，日本总的世界战略是采取中间突破，即先侵占“满蒙”，进而侵占全中国，获得足够的战略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基地，尔后北攻苏联或南攻英美。
不首先侵吞中国就先向苏、英、美进攻，不先从弱处开刀辟头就与强敌决战，脱离日本帝国主义既定的侵略政策。同时，也没有估计到，苏联和英美等国都将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尽量避免陷入或过早陷入战争。因此，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不会很快惹起日俄或日英美的战争，我国必须作抗击日军主力甚至是全力进攻的准备，作长期独立支持抗日战争的准备。
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方面，由于判断日本的大举进攻会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即使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前，不久后将惹起日本与苏、英、美之战，日军的主力可能不放在中国方面，从这一判断结论出发，国民党提出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就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特点，及其规定的中日战争长期艰苦的规律，使作战方针和指导带有轻敌和速胜的思想。
如作战计划甲案在作战方针中提出：“应根本击灭敌军登陆之企图”，“应击攘敌人于天津——北平——张家口之线，并乘好机越过长城，采取积极之行动，而歼灭敌军”。在作战指导要领中提出：“空军于作战之先，以主力扑灭长江内之敌舰，及沪汉两地敌之根据地”，“会战期间，……准备全部重轰炸队袭击敌之佐世保——横须贺及其空军根据地，并破坏东京——大阪各大都市”。
作战计划乙案在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要领中更提出：“于开战初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时间内，将敌在我国以非法所强占领各根据地之实力扑灭之”。“应击攘敌人于长城迤北之线，并乘好机……将敌陆军主力歼灭之。”
从中日双方军事、经济强弱不同的基本特点出发，上述作战方针、任务和指导，有些是难以实现的，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勉强去作，后果不堪设想。同时，作战计划甲案中提出：“不得已时，应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不得已时，实行持久战”。
这就不难看出，作战方针和作战指导带有浓厚的战略速决和速胜的色彩。尽管如此，参谋本部在1937年上半年拟定的这两个国防作战计划，对国民党以后研讨和制定对日作战方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方针
（一）卢沟桥事变汇报会议讨论抗战大计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和幕僚，从7月11日起至8月12日，逐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官邪举行汇报会，分析研究日本进攻的形势，商讨确定对付侵略的大政方针。
关于对日军进攻企图的判断，与会者认为根据连日情报综合，有两种判断，一种是敌不愿事态扩大，另一种是敌将大举进攻。但根据“关内第一线不过二师，第二线不过三师。辽北有重兵，不能移动，国内输送来华部队，大连、釜山未见有大部队登陆，仅塘沽有军用品上陆。山东方面无敌情。国内似尚未大规模出动，第一线之挑战，恐系少壮派之自由行动，尚非整个计划”。[《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4页。]
对于卢沟桥事变处置的方针，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我准备未周，开战难操胜算，必在此最困苦关头，能忍耐渡过。若日方真如其宣传，确不欲事态扩大，则我似应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协，最好由中央给予宋明轩以妥协标准，使其便于商谈。“[《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现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连系”。[《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6页。]另一种意见主张决意作战，认为“现在宋明轩已在中央许可范围以外，从事妥协之运动，如中央再给以和平妥协之意图，则前途将不可问，冀察必非我有，故目前中央宜表示强硬，……至军事准备尤不可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弟7页。]
关于抗日战争采取局部化还是全部化，是否绝交或宣战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依现在实际状况，仅能局部化，第一步似不能谈绝交，但如青岛、海州发生战争，则我在上海方面，似应先有所动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8页。]“如局部化，日军对二十九军攻击时，中央当然参加，此时其他地方均不动”。另一种看法是，“仅局部化，则敌仍可处处自由行动，敌亦有利”，如北平、青岛等地发生战争时，可考虑此时全部化，实行绝交宣战。“但究竟局部化与全部化，何者于我有利，在国际公法上手续如何，均须详为研究。”[《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9页。]
经与外交部商讨得出的结论是：“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九一八时之状况为宜”。[《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10页。]
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方面，有人主张“实行持久战，放弃土地，无关重要。在持久战中，应研究减少敌人三种力量，即（1）飞机（2）战车（3）大炮。……我非支持一年，不能得苏俄之援助。”[《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13页。]有人认为：“对长江设备完成，可以确实控制长江安全，而保长江之枢纽，则无论实行持”战或歼灭战，乃有把握。”[《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7页。]有人提出，采取持久战，还是采取歼灭战，应先决定。
卢沟桥事变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召集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以及军政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军委办公厅主任等要员参加的应急商讨会议33次，但对日本进攻的企图的掌握仍是若明若暗，对是和是战仍举措不定，对应采取持久战略还是速决战略，尚难作出决断。
在此期间，蒋介石在庐山第二次谈话会讲演中说：“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4页。]
他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准备迫不得己的应战，仍不放弃争取和平解决。
（二）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表明抗战决心
在平津失陷及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的敦促下，国民政府为了研讨和确定抗战大计，于1937年8月上旬邀集各地区将领和负责人赴南京开会。
8月7日上午，国防会议正式召开。在会上由蒋介石致开会伺后，参谋总长程潜说明国防会议原定在9月中举行，因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特提前召开，以便讨论制敌救亡大计。同时，因形势紧急，会议必须缩短。随后，由军政部报告了卢沟桥享变的经过及处置情况，由各有关方面报告了空军建议、防空、国防工事以及重工业建设等情况。会议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简短讨论。
8月7日晚，召开国防联席会议。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传贤、孙科、陈立夫、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唐生智、陈调元等41人出席。会上，蒋介石以国防会议议长的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之情势，乃是生死存亡的最后的关头，今天集合了全国各地高级将领长官，共同商讨今后处置国防的计划。接着，由秘书厅长程潜，报告当日上午召开国防会议的经过，军政部长何应钦报告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情况，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报告了敌我态势及四个战区和预备军的划分情况。最后，蒋介石阐述了战争的意义和决心，他说：“现在这回中日战争，实在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否则，今天虽能把他们打退，明天又另有事件发生。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不致再肆侵略。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为疆界。要知道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防地位扫地，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可能，绝对做不到的”。“如果看到我们国家不打仗要灭亡的，当然就非打仗不可。”[国防联席会议记录。]
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一致以起立表示抗战的决心。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进行交涉，仍不轻易放弃和平。国防联席会议决议表明了抗战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不放弃以妥协办法解决的前途。
（三）国民政府大本营战争指导方案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
战争指导方案
“一、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付托，统帅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
“二、大本营之组织如系统表
“三、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六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
“四、为统帅指挥之便利，将全军区分为四战区（战区区分及战斗序列，另令规定颁发之），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在第二战区。
各战区作战地域如左：
第一战区：冀省及鲁北。
第二战区：晋察绥。
第三战区：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
第四战区：闽粤。
第五战区：苏北（长江以北）及鲁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4页。]
国军作战指导计划
“一、方略
1、……
2、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
“二、敌情判断综合所得诸情报，及依据历次战役之经验，判定：
1、敌国为使现在平津一带敌军之作战便利起见，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线各要点（张家口、南口等处），尔后或深入山西，以威胁我第一战区之侧背，或转进于正定、保定方面，以直接协力于其在平津部队之攻击。
2、敌国为牵制我国军兵力之转用，及从政略上威胁我国军根据地起见，将以一部攻我淞沪，窥伺我首都。
3、敌国为使其平津方面之部队进展容易起见，将以一部攻我胶东，进出历城。
“三、指导要领
甲、第一期（自八月十三日至月日）
第一战区对北正面（平津）为限制敌军之自由转移兵力于平绥线路，及使我第二战区在平绥路方面作战之便利起见，应即派有力之一部（约两军），近迫当面之敌，实行柔性之攻击，同时抽调在平汉路北端部队（机动性大而宫于游击战之经验者）约三师（能多更好），归第二战区长官指挥，向怀来、万全之线以北转进。
第二战区本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以为国军尔后进出之轴心。平绥路为第二战区之生命线，亦中苏连络之生命线，更为我国军旋回作战之能实施与否之中枢线，应以南口附近力旋回之轴，以万全、张北、康保等地方为外翼，要固守南口、万全，国军作战方有生机；要攻略张北、赤城、沽源，国军方能展布，如南口、赤城、沽源之线，始终为国军保有，则平津方面之敌，决不敢冒险南下，故本战区之作战为：
第一步：以该战区现有之兵力，最低限度，必须固守南口、万全之线，以俟第一战区转移兵力之到达。
第二步：第一战区转移兵力到达后，向赤城、沽源之线转移攻势。
第三步：依战况之推移，对于山西东北方面，厚积兵力，以期永久固守。
第三战区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
国民政府大本营颁发的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较之过去的方案计划大大前进了一步。它明确提出要以武力对抗侵犯我国的敌寇，以求中华民族之生存和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确定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的基本主旨；正确判定敌将以有力之一部先进占平绥铁路线各要点，尔后深入山西以威胁第一战区之侧背，并将以一部进攻淞沪，窥伺首都，牵制我国兵力之转用；正确决定主战场之正面为第一战区，主战场之侧背为第二战区，决定第二战区为华北唯一之屏障，务须永久固守。但是，对贯彻持久战主旨的部署和指导，缺乏周密考虑和计划，相反，在全面战争爆发初期，即准备于主战场正面以主力实行柔性攻击，在主战场侧面以攻势略取张北、赤城、沽源等地，并集中空军主力协同陆军，先歼灭淞沪之敌。这些部署和任务，都或多或少背离持久战略，而带着轻敌和速决战略的成分。
国民党提出“持久战”战略、“持久消耗战略，”[国防部史政局：《中日战争史略》上册，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169页。] 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蒋介石认为，敌如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敌之武力，终有穷时。[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1937年12月17日。]
国民党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蒋介石说得很透彻：“所谓‘抗战到底’，率直言之，就是要与欧洲战争——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我们只有一心一德抗战下去，以承接中国问题随世界战争结束而解决的自然机运。那时候水到渠成，敌人当然消灭，抗战必达目的。”[蒋纬国：《抗日御梅》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序言第6页。]
国民党设想的抗日战争只分为两个时期，蒋介石于1938年11月25日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的训词中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就是前十七个月的抗战，以后是第二期抗战，就是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党实现持久战略的途径，主要是靠内线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蒋介石规定的抗战获胜要道是：“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层层布防，处处据守”。[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73页。]
实际上，这种受制于敌和被动挨打的内线防御战，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很难实现战略持久。而且以这种单纯阵地防御的消耗战，虽能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消耗，但要通过它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实现敌消我长、转变敌我力量对比是很困难的。
三、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检查全国抗战以来的工作，确定以后的任务和行动方针。为帮助国民党继续进步，3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电文中，提出八项建议：
（1）号召全国人民以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心，誓与日寇抗战到底，指出只有持久战，才能制日寇的死命。坚决反对一切投降妥协悲观失望的倾向。
（2）继续动员全国武力人力财力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前线，彻底执行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者适当配合的新战略。在敌人后方坚决援助与发展广泛的人民的自卫战。
（3）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领下，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
（4）继续扩大与巩固国民革命军。切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严紧军队纪律，认真改善征兵制度。
（5）继续改善政治机构。首先应该召集真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全权的国民大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制定各种实施纲领的具体法令。大量吸收全国人民中各党派中的爱国志士参加政府。切实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
（6）继续全国人民的动员。普遍组织民众的自卫队、游击队。大量扶植与发展一切抗日救国与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各界的、职业的民众团体。颁布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下，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法令。
（7）实施优待抗日军人家属，豁免战区地赋等改善民生的法令。
（8）组织抗战的经济基础，建立国防工业，发展军需工业，改进农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484页。]
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对抗日有关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教育等方面，扼要作出纲领性决议：
甲、总则
（一）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
（二）全国抗战力量应在本党及蒋委员长领导之下，集中全力，奋励迈进。
乙、外交
（三）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
（四）对于国际和平机构，及保障国际和平之公约，尽力维护，并充实其权威。
（五）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树立并保障东亚之永久和平。
（六）对于世界各国现存之友谊，当益求增进，以扩大对我之同情。
（七）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动。
丙、军事
（八）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九）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对于华侨回国效力疆场者，则按照其技能，施行特殊训练，使之保卫祖国。
（十）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与正式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上捍御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十一）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之鼓励。
丁、政治
（十二）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十三）实行以县为单位，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
（十四）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使之简单化、合理化，并增高行政效率，以适合战时需要。
（十五）整饬纲纪，责成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指导。其有不忠职守，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
（十六）严惩贪官污吏，并没收财产。
戊、经济
（十七）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同时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内外人民投资，扩大战时生产。
己、民众运动
（二十五）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二十六）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庚、教育
（二十九）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于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的研究与扩充其设备。
（三十）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
（三十一）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
（三十二）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488页。]
《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自西安事变被迫转变“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走向全国抗日以来所制定的比较好的一个纲领。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首都南京后，又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华北华中的战略联系，并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全国军民团结奋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国民政府真正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允许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共同抗日，以便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只能选择继续抗战的道路。为了坚持抗战，争取抗日的胜利，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建议，采纳了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在政治改革开放民主的方面，多少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些都在纲领中得到了某些反映。
《抗战建国纲领》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要抗战的。《纲领》在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的十大纲领有基本一致的方面。
《纲领》吸取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某些精神，在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和教育等项中，采取了近似和类似的提法。如“本独立自主之精神，联合世界上同情于我之国家及民族，为世界之和平与正义共同奋斗”，“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充实民众武力”，“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改善各级政治机构”，“严惩贪官污吏”；“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严禁好商垄断居奇”； “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对于汉奸严行惩办”；“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等等。因此，它对指导和推动全国抗战有积极的作用。
国民党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的决定和转变的有限，在大敌当前、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下，既想利用人民抗战，又害怕人民的力量在抗战中壮大起来；既不能不对人民的合理要求作出某些让步，又想坚持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制订《抗战建国纲领》，既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抗日，又能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总体方面进行统制；既能用《纲领》搪塞由各党派各团体拟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和健全民意机关的意见，又能拒绝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建立国防政府等民主改革的要求，从而使抗战的胜利成为政府和军队的胜利，达到维护旧国家制度的目的。因此，《抗战建国纲领》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纲领，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着本质的区别。
《抗战建国纲领》的严重缺陷和消极因素在于：抗战纲领未对抗战的最后目的作出规定，未提出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坚决反对妥协和动摇，这就给抗战的妥协动摇派夭折抗战留下了后路。《纲领》虽提出实行总动员，但未对实施办法作出具体规定，这就变成了空洞的诺言，无从实现。
在军事纲领中，只提到训练官兵、壮丁，抚慰伤亡官兵等，未规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未提出采取积极的作战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的作战方针，也未提出改善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提出了“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却只能“在各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名为援助，实为限制。
在政治纲领中，虽提出了“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但国民参政会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具有决定国策和实际权力的民意机关，只是建议、咨询性质的机构，而对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组织包括各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国防政府，开放党禁等最关键性的问题，却避而不谈。
在经济纲领中，虽提出了“以全力发展农村经济”，但对促进发展农村经济最重要的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等政策，都未作出规定。
在民众运动方面，虽不得不提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但只限定于一定的范围，而且没有规定废除一切束缚人民爱国抗日的旧法令，和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政治犯，等等。
由此可以看出，《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通过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以非实质性的改进和让步，掩盖限制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群众，参加国家民主管理和参加抗战活动的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表现。
虽然如此，《抗战建国纲领》总的倾向是要抗战的，这是首先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它虽与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相差甚远，但与一味妥协的不抵抗路线，仍然有着巨大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左派爱国人士及人民群众赞助这个纲领，希望在实施中逐步去完善、发展与提高它。对其中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希望在实施中给以逐步的批评，以推动国民党的进步。人们还担心《纲领》提到的一些进步的东西能否兑现，担心国民党过去“决而不行”、“行而不力”的习惯，以及南辕北辙、反其道而行之的作法能否改变。事实上，就在《纲领》通过的前后，在上海、西安、武汉等地，就出现了解散已组织起来的——群众抗日团体，压制群众抗日活动的情况，说明人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一节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
一、日军进攻山西的方针和计划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雁门关以南娘于关以西系多山地带，居高临下，直接威胁日军平津地区的军事重地，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1937年10月1日，日军突破茹越口、平型关一带之内长城防线，侵占大营镇、繁峙等地之后，日军中央部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作战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以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并应“为以上作战提供方便。”[〔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55页。]
华北方面军于当日夜半即命令关东军位于内长城线以南的各部队，归第5师师长指挥；同时命令第5师以主力在代县集结，准备攻占太原。
10月3日，第5师由大营镇向代县附近集结。4日，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主力列入该师指挥。
10月7日，萱岛支队（以中国驻屯军步兵第2团为基干编成）到达大同，也配属于第5师。至此，忻口作战日军的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下辖第5师、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堤支队、大泉支队、萱岛支队等部。
6日，华北方面军命令沿平汉线南侵的第1集团军在适当时机攻占石家庄，并以一部兵力进入井陉以西的要地，切断中国军队在山西方面的交通，以策应第5师的作战。同时，命令第5师向太原前进，攻占太原。
二、第2战区的防御企图和部署
内长城防线被日军突破，太原形势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挽回危局，遂决定转用平汉线兵力，巩固山西防御。10月1日，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共四个半师的兵力，由石家庄经正大路，转赴晋北增援。并令第2战区以有力一部固守谆县、原平，掩护集中。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为了扭转晋北作战的败局，决定缩短战线，将兵力集中于宁武、代县、原平一带，利用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为了平息人民的愤怒，推卸晋北作战失败的责任，他又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处决了雁北作战夫利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同时，阎锡山召集有关人员对当面敌情进行分析，判断日军将以主力由大营、繁峙，以一部由大同、雁门夫沿汽车路进攻，另以一部由阳方口附近实行钳制攻击。
据此，第2战区确定忻口作战的方针是：以攻势防御之目的，以主力占领原平、阳方口地区既设阵地线，两翼依托五台及宁武各山脉。将部队编为右、中、左及预备等4个集团军：以第18集团军及第73、第101、新编第2师为右集团军，归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指挥，在五台山至峨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14集团军、第9、第15、第17、第19军等部为中央集团军，归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在蔡家岗、南怀化、大白水一线占领阵地；以第68、第71、第120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为左集团军，归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指挥，在黑峪至阳方口之线占领阵地；以第34、第35、第61军及第66师等部为总预备军，归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指挥，配置于定襄、忻县地区。决心以主阵地之部队竭力阻止日军前进，以第18集团军第115、第120师分由平型关及雁门关施行包抄，截断日军后方连络线，包围敌人于原平以北山地而歼灭之。
与此同时，阎锡山命令第19军固守崞县，第34军之第196旅固守原平，独立第7旅固守轩岗，阻敌南下，以掩护主力在忻县附近之集中。俟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后即开始向当面之敌攻击。
三、中共中央军委对山西作战的指导和对八路军配合友军作战的部署
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极为关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一直同阎锡山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多次参与一些重要作战计划的研究，以协调共同作战。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出：“在中地区，应以小部队箝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把敌诱到代县、忻口一线，求得侧面出击，加以消灭；右地区的部队要进行广泛的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兵力较弱，可向宁武南北游击，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1页。]
他还提议，立即组织、武装正太、同蒲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配合保卫山西。
为了争取忻口和太原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于10月6日致电参加太原军事会议的周恩来，让他转告国民党军事当局：“敌占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故尤泉关（九龙关）、娘子关两点须集结重兵，实行坚守，以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毛泽东判断：进入山西之敌，总数不过两个半师，为确保晋北占领区，又须分兵守备。因此，到达忻口一带作战者不过一个师左右。如果我方部署适当，是有可能暂时破坏敌之攻击计划的。
并指出此战役关键在于下列三点：
（一）娘子关、龙泉关之坚守；
（二）正面忻口地区之守备与出击（出击是主要的）；
（三）敌后方之破坏。
为达上述目的，毛泽东提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速派主力军三四个师至娘子关；第14集团军的四个师担任正面出击兵团之主力，晋军以两个师协助出击，其余担任守备；八路军第115、第120师主力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敌之侧后纵深地区，袭击忻口至大同，大同至张家口之铁路及代县、广灵至张家口之公路交通线。八路军第129师主力或全部则使用于正大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巩固后路。
朱德、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0月6日、7日，令第115师协同友军向平型关、大营镇之敌进攻，相机袭取浑源、应县，断绝茹越口、繁峙之间交通；令第120师以主力向岱岳镇（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出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358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129师主力进到正大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四、忻口作战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忻县、崞县、定襄三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沦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战略要地。从1935年起，就已在此修筑工事。
为了占领太原，日军第5师于10月3日由大营镇出发，6日在代县集结。
混成第2、第15旅于10月1日由代县沿公路分别向崞县、原平进攻。此时，第2战区第19军王靖国部凭借有利地形，对日军的进攻奋力抗击，迟滞了敌军的行动，并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
10月5日，第14集团军先头第9军（欠第47师〕到达忻口，占领忻口附近之南怀化一带阵地。
10日，第14集团军主力到达忻口，占领忻口东西一线阵地。
12日，第2战区又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第35军及第61军之独立第2、第3旅等部开赴忻口一带，协助中央集团军作战。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将先后到达忻口地区的部队区分力三十兵团：以第15军军长刘茂恩指挥第15、第17军为右翼兵团；以第9军军长郝梦龄指挥第19、第35、第61、第9军为中央兵团；以第14军军长李默庵指挥第14军及第85、第66、第71师为左翼兵团。各部队由卫立煌统一指挥，在12日前展开于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准备与敌决战。（见附图2）
日军在10月8～11日占领崞县、原平后，企图一举攻占忻口，直趋太原。
10日，其第5师从代县向忻口前进。12日，日军各部队集结于原平附近。板垣征四郎将混成第15旅及堤支队等部编为右翼队，第5师力左翼队，于13日开始向忻口阵地攻击。因两翼有五台山和云中山相阻，日军集中5000亲人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炮50余门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央兵团第9军第54师之南怀化阵地及左翼兵团之阎庄阵地发起猛攻。战至10时许，南怀化沿河工事被毁，守军伤亡殆尽，日军乘机渡河，突破南怀化阵地。郝梦龄即以第17军第21师两个团增援堵击，卫立煌派第14军之第10师及第61军新编第4旅协力夹击突入之敌。激战终日，毙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恢复南怀化东南高地。向阎庄进攻之敌，至黄昏时，增加到3000余人，突破守军前沿阵地。
13日夜，卫立煌组织部队向日军实施反击，企图围歼突入之敌。14日2时，反击开始后，中央兵团之第35军第218旅向南怀化以北之弓家庄日军反击。日军1000余人则向第9军第54师之第161旅下王庄阵地攻击。第218旅以一部增援第161旅，旅长董其武率另一部继续向弓家庄日军反击，7时攻克弓家庄。8时，日军1000余人，坦克10辆在飞机15架、炮20余门的掩护下，向下王庄至弓家庄一线反扑。守军连续打退敌人四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在中央兵团对南怀化附近日军开始攻击之际，日军亦增兵向南怀化反扑，战斗甚为激烈。经一日激战，南怀化阵地又为日军占领。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于20日将当面日军压迫于滹沱河东岸至灵山脚下一带；左翼兵团于拂晓攻占旧练庄，遇日军增援部队反扑，激战终日，成对峙状态。
14日20时许，卫立煌亲率独立第5旅至忻口督战，将指挥关系作了调整：由第61军军长陈长捷指挥第21师、独立第2、第3旅（欠第4团）及新编第4旅，负责肃清南怀化之敌；由郝梦龄指挥第54师附第217、第218旅及独立第3旅之第4团等部，担任忻口——正面守备及向当面之敌反击。
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泥河、东泥河之敌反击，曾一度攻占中泥何，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之日军，自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攻击，情势极为严重。左、右翼兵团经一日激战，仍与日军处于对峙状态。
卫立煌鉴于南怀化为全线锁钥，关系忻口战役的全局，遂决定集中第21师、独立第2、第5旅及新编第4旅等部共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由秦家庄、旧练庄向前后城头行动，夹击该敌。限于16日零时前后开始攻击。
阎锡山得知当面之敌增加，恐中央集团军兵力不足，遂电令朱德总司令指挥所属截断敌后交通，以阻敌续增；并即派第73师及第101师之第201旅等部，迅速轻装赴忻县，归傅作义指挥。
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弓家庄向南怀化敌侧背攻击，7时攻占旧河北，9时占领南怀化北端河岸。是时，日军飞机10余架，协助其地面部队一再反扑，终被击退。
郝梦龄率部向占领南怀化之敌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昼夜激战，占据南怀化以南之日军，大部被歼。此战，日中双方军队均伤亡数千人，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上将）、第54师师长刘家琪少将（牺牲后被迫晋为中将）、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少将等，均壮烈殉国。
连日鏖战，部队伤亡惨重，卫立煌除派陈长捷统一指挥中央兵团各部队继续作战外，并电呈蒋介石，请求迅筹援军。蒋介石即派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一带兼程驰援。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及第177师之第529旅由五台山之耿镇、龙泉关一带星夜赶赴兰台镇、二十里铺间，归卫立煌指挥。
与此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步兵，由团城口西进。卫立煌遂决心固守阵地，以等援军到达，再行反击。乃令第217、第218旅分别撤至忻口附近集结；第54师界河铺北岸之一部亦撤至界河铺以南占领预备阵地。并以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第61军军长陈长捷为副总指挥。是日24时，卫立煌又对部队部署作了调整，将部队区分为左地区队、右地区队、中央地区队（即原左、中、右翼兵团），分别配置于张家庄、灵山、界河铺、大白水、南峪之线阵地，待后续部队到达，再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之敌。
17日至19日，日军陆空协同不断向中央集团军之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官村、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守军击毁其坦克、装甲车各20余辆，使日军攻击未能得逞。自20日起，日军先后对中央集团军各阵地施放大量催泪性毒气，并向守军阵地实施爆破。
22日，日军增援部队萱岛支队也投入了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突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守军虽“战斗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日耗两团上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10页。]，但阵地仍巍然屹立。
还在日军准备向忻口进犯时，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之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夜袭宁武县城。该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袭占朔县以北之井坪镇（今平鲁县城），4日又收复平鲁县城（今平鲁镇）。接着该支队对同蒲铁路朔县至大同段展开破袭战，10日在辛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
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了游击战。
第115师之第344旅主力于10月13日至14日在平型关东北小寨村附近，断绝日军交通。
15日，截击由灵丘方向驶来的日军汽车130余辆，并打退该敌一个营的数次反扑，迫其退回灵丘。接着第344旅主力干当日夜袭团城口，随后收复平型关及浑源具城。第344旅之第688团于15日夜袭沙河镇日军，缴获大批粮秣和军用物资。
18日，该团又一举攻克繁峙。
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等部，则向察南、冀西之敌展开进攻。15日，独立团于广灵以南之冯家沟设伏，歼灭日军步骑兵100余人，缴获满载军用物资的大车120余辆、骡马300余匹。16日乘胜收复广灵县城。随后收复灵丘、蔚县、易县、浑源、阳原等县城。向冀西挺进之骑兵营等部，于18日克复曲阳县城。至29日，骑兵营等部又连克平山、唐县、完具等城，严重威胁了日军平汉铁路北段的交通。
经20余天的作战，第115师先后收复县城10座，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
第120师向进攻忻口之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其第358旅旅部率第715团于10月13日夜向崞县西南之日军进击，一举攻占大牛店。随即于14日乘胜向南北大常、永兴村之敌进袭，毙伤日军120余人。第358旅之第716团深人日军侧后，打击敌人的运输队。
18日，该团在黑石头沟公路两侧进行伏击，毙伤日军300余人，击毁汽车20余辆。
20日夜，又以一部袭占雁门关；另一部破坏了广武至大和岭间的公路及桥梁，一度切断了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
第359旅（欠第718团）在日军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之时，星夜由平山地区进至忻口西北侧击敌人。10月23日，该旅在阳明堡西南之王董堡伏击日军运输队，毁敌汽车7辆。此后，不断袭扰过往日军，使敌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
由于第115师和第120师的积极作战，使进攻忻口之日军与大同、张家口的交通中断，粮、弹、油料等供应断绝，迫使敌人不得不借飞机来输送给养。卫立煌10月24日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现向地方征发杂粮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505页。]
为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连电嘉奖，蒋介石于10月17日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34页。电中所说“林师”指林彪任师长的第115师，“张旅”指张宗逊任旅长的第120师第358旅。]
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遂由代县西南之阳明堡机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了对忻口阵地的轰炸。此时，八路军第129师先头部队第769团，进抵滹沱河南岸苏龙口一带，发现日军飞机不断由北岸的阳明堡机场起飞，遂决定出其不意，夜袭机场。
10月19日凌晨，第769团各部队分别进至预定地区。担任主攻的第3营顺利偷渡滹沱河，潜入机场，发起攻击，经过1小时激战，共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余人，营长赵崇德光荣殉国。
这一胜利，沉重打击了敌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力量。
八路军各部队的积极作战，切断了敌后方运输线，削弱了日军的进攻力量，大大减轻了国民党军正面防御的压力，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
五、娘子关作战
娘子关位于平定县以东、井陉县以西之正太线上，为晋冀间要冲，是太原的东面门户。
日军在10月10日攻陷石家庄后，以一部继续沿平汉线南侵，而以主力第20师等部沿正太线西进，企图迂回忻口、太原侧后，配合其在忻口正面进攻的部队夺取太原。这样，娘子关地区的局势遂告紧张。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确保山西，使晋北作战无后顾之忧。”在抽调第14集团军转用于晋北作战之后，又命令第1战区第26路军、第27路军、第3军及第17师等部转用于娘子关南北之线，以掩护第2战区之右侧。阎锡山于10月10日夜派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赴娘子关统一指挥作战。此时，第26路军除留第30师归第27路军总指挥冯钦哉指挥外，其余部队在第2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领下入晋增援，正向太原输送中。冯钦哉将第17师配置于娘子关与雪花山一带；第30师及第169师在左翼之张家井、西板山、曹庄一带；第3军在右翼之九龙关、测鱼镇、北障城一带。
11日，守军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即开始发起攻击。第17师于井陉附近仓卒应战。
12日拂晓，日军以飞机支援，战至18时，井陉亦被攻陷。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也相继被日军占领。据此，阎锡山急令孙连仲率部掉头东返娘子关，加强该线防守。
13日晨，日军继续西犯。大小尤窝之敌1000余人向第17师右翼旧关猛攻，战至14时将旧关攻陷。并陉之敌则向第17师正面雪花山阵地攻击，守军奋勇阻击，敌未得逞。为迟滞日军的进攻，当夜，第17师师长赵寿山率部趁夜幕向长生口之敌出击，正当部队攻击进展顺利之际，不意雪花山阵地被日军攻占。赵寿山立即调部队反击，激战至拂晓，部队伤亡逾千人，阵地仍未恢复，不得不退守乏驴岭一带。
在雪花山一带战况紧急之时，黄绍竑即令第3军主力向左转移，以策应第17师作战，其第12师于13日夜移至新关一带。与此同时，孙连仲率部抵达娘子关。
14日，第27师等部向旧关、核桃园及大小龙窝等地日军反击，曾一度攻占核桃园及大小龙窝。15日1时，阎锡山决定娘子关附近作战由孙连仲统一指挥，并限令16日消灭旧关之日军。15日拂晓，第12师向王家岭及旧关东南地区日军攻击；第27师围歼夫沟附近之敌。经两日战斗，守军共毙伤日军第20师之第77团团长鲤登行一上校以下500余人。
16日，守军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至19日，守军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但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乏驴岭被日军攻占，遂不得不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
日军对忻口正面攻击受阻，娘子关方面攻击进展缓慢，其华北方面军遂令第1集团军“部署精锐的一部迅速突破正太线方面的敌阵地。”此外，命令第109师的一部“21日入列第1军的指挥下，以协助攻占太原平原。”据此，第1集团军司令官于“19日命令第二十师以全力击败当面之敌，攻占阳泉平原；又在21日部署归其指挥的第一百零九师的一部（称为“昔阳支队”），沿赞皇——九龙关——昔阳大道进攻昔阳。”[〔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369～370页。]
第20师根据上述命令，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以右纵队沿井陉—新关—石门口大道及其以北攻击；以左纵队沿微水镇（今井陉县城）—测鱼镇—石门口大道地区前进。
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子关一带，以步、炮、空联合，向守军阵地展开了全线攻击。守军将士虽经顽强抗击，但因连日血战，部队减员过重，致使防线多处被日军突破。为此，孙连仲于22日电陈阎锡山，请速调生力军增援。
在此紧急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129师火速向娘子关东南敌之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配合友军阻止日军西进。该师于10月18日抵达平定以东。
20日至24日，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打击进犯之敌。
25日，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决定以第386旅伏击日军第20师约1000余人的辎重队。26日拂晓前，旅长陈赓令第772团第3营在七亘村至甲南峪间地区设伏。9时许，敌进入伏击区，第3营向其本队发起猛烈攻击，经两小时激战，毙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其余日军逃回测鱼镇。刘伯承判断日军辎重队必将沿原定路线继续西进，决定第386旅在七亘村再次伏击敌人。28日，日军果然以步骑兵400余人掩护其辎重部队经原道西进，11时许进入伏击区。第772团第3营突然发起猛烈冲击，战至黄昏，歼日军100余人，缴骡马数十匹，再次打击了进犯之敌。
然而，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一直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提出的预置重兵加强娘子关防守的建议，也没有被完全采纳，直至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至娘子关仓卒组织防御。加上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此打彼看，不知呼应。紧张方面紧打，兵力不足；无敌地区无事，游兵闲散。”[蒋纬国：《抗日御侮》第4卷，第231页。] 以致未能有效地阻止敌之进攻。
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守军全线撤退。
30日，日军占领阳泉、平定后沿正太路及其南侧大道向太原、榆次继续进犯。晋东战局急转直下。
为了打击进犯之敌，阻止和迟滞日军的西进行动，八路军总部于10月28日率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30日抵达平定西南地区，统一指挥第129师及第115师主力，向沿正大路西犯之敌展开了连续的作战。
11月2日，第129师之第386旅在师长刘伯承、旅长陈赓指挥下，于昔阳东南之黄崖底一带，伏击由东冶头向昔阳进犯之敌第109师第136团一个营。共毙伤日军300余人，战马300余匹，八路军仅伤亡30余人。
第115师师部及第343旅在师长林彪率领下，则进至昔阳以西之沾尚镇地区，待机歼敌。
11月4日，日军第20师先头两个团通过广阳进至松塔镇，其辎重队及一个营进至广阳。第343旅在旅长陈光指挥下，对敌辎重队发起猛烈攻击，经4小时激战，歼日军近1000人，缴获骡马700余匹、步枪3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日军遭此打击后，不敢贸然西进，已进至松塔镇的两个团被迫回返广阳。
7日，第129师主力在第115师一部的配合下，又于广阳以东之户封村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
八路军在黄崖底、广阳、户封村等地连续地伏击日军，予敌以沉重打击，从而迟滞其行动达一星期之久，掩护了沿正太路撤退的国民党军。
但是，从娘子关方面后撤的国民党军已不能组织有效的防御。致使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相继沦陷。忻口、太原处于日军大包围之中。
六、太原保卫战
太原是山西省首府，由于娘子关方面作战的失利，使太原危在旦夕。阎锡山为集中兵力固守太原，遂决定忻口守军全线撤退。根据阎锡山的指示，卫立煌于11月2日下令，对部队的编成、任务区分作了明确的规定。其要旨如下：
以第15、第17军（欠第21师）等部为右兵团，第15军军长刘茂恩为兵团长，以主力确保莱水墕、川套里、窑子上之线阵地；
以第19、第61军，第35军一部及第21、第47（已到达太原）、第54、第72、第73师等部为中央兵团，第19军军长王靖国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西黄水、育龙镇至周家山之线阵地；
以第14军及第68、第71、第94师等部为左兵团，第14军军长李默庵为兵团长，其主力配置于观象坡至西青善及东墕村至天门关之线阵地；
以炮兵第5、第23、第28团为炮兵集团，炮兵司令刘振蘅为指挥官，其主力占领凤楼阁、阳曲镇及栏岗村等阵地；
以第85师及独立第5旅、第529旅为总预备队，分别配置于太原、新城村、新店村附近；
飞行队由陈栖霞为指挥官，负责轰炸由忻口南进之敌。
各兵团接受命令后，当即于2日21时开始向指定位置转移。
在忻口撤守的同一天，阎锡山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保卫太原的方针是：“利用太原四周既设阵地线，实行依城野战，以阻敌前进，消灭其兵力，待我后续兵团到达，再施行反攻夹击而聚歼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1987年版第543页。]
同时，委卫立煌为第2战区前敌总司令，除第18集团军及第6集团军外，均归其指挥，委傅作义兼太原守备司令。并将第2战区长官部指挥所移驻交城。
11月4日，阎锡山等纷纷撤离太原。
对于太原的守卫，周恩来一直非常关注。还在忻口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即于10月12日向阎锡山等建议，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等地区求得小胜利。并指出，保卫太原，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多数兵守城，或正面堵击，在太原军事会议上，周恩来对受领守城任务的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传》，1989年版，第383页。]
之后，周恩来一直坚持到11月5日夜，才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晋北日军在获悉忻口守军撤退后，遂跟踪追击。4日，逼近石岭关。
鉴于原预设阵地已难以立足，卫立煌遂决定将阵地转移于太原北郊。与此同时，由晋东方面西撤之部队，除第27路军及第17、第27师撤向太原附近外，其余部队均遭日军截击，被迫向榆次西南撤退。
6日，由忻口南下和沿正太路西进的日军相继逼近太原城郊。卫立煌除抽调第68师（即独立第8旅）、第71师及独立第7旅等部增援第7集团军守备太原城外，将主力转移至太谷、交城之线，以阻止日军沿同蒲路继续南侵。
在外围防守部队相继南撤后，守卫太原城垣的部队，仅有第35军的9个营及独立第1旅、第213旅等部10个营，共约19个营的兵力。奉命增援守城的部队，除独立第8旅之1个营于6日21时渡过汾河，进入城内外，其余部队均因受阻而循汾河西岸南撤。这样，“依城野战”变成了“孤城独战”。
7日，东、北两路日军在太原附近之狄村、双塔寺等地会合，太原城西汾河河上各桥均为其占领，太原城被敌四面包围。日军以步、炮联合攻城，并出动飞机向城内狂轰滥炸。激战竟日，城外守军大部壮烈牺牲，余部于黄昏撤入城内据守。入夜，傅作义将军亲自登城指挥，鼓舞士气。8日晨，日军凭借优势火力继续攻城。战至9时，城垣东北角及西北角被日军轰陷，东、北两面城墙亦被轰开突破口十余处，敌趁机向城内猛冲。守军将士奋勇截击，至午后4时始将各突破口封锁，仅在东北城角一处，仍与敌1000余人展开激烈巷战。黄昏后，日军一部空降于城中大校场，并四出袭击。守军官兵虽奋力血战，但终因伤亡过重，无力再战，被迫于21时由城南门突围，经文水向离石方向撤退。太原遂告陷落。
忻口、太原作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会战过程中，广大官兵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热情。尽管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作战指导上有严重失误，处处防守，正面堵击，兵力分散，尤其是对娘子关方面的防御重视不够，致使娘子关失守，使战役全局陷入被动，以至太原被日军所占，但它仍不失为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会战。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三章 保卫忻口、太原作战及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第二节 八路军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一、上海、太原失陷后的形势和八路军的任务
日军占领上海、太原后，继续发展进攻。在华北，沿津浦线南犯之日军，于11月中旬进至黄河北岸，并准备攻占济南；沿平汉线南侵之日军，于11月上旬突破第1战区防线，占领豫北重镇安阳；沿同蒲线南下之日军，于11月8日攻陷大原后，继而侵占平遥、榆次等地；而沿平绥线西进之日军，于10月中旬已攻占归绥、包头。在华中，日军于11月12日侵占上海进而逼近南京。国民党军虽在上海、忻口等地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从正面战场的全局看，却处在严重的失利之中。
针对上述形势，毛泽东主席于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国民党的片面抗战已表现不能持久。”“目前是处在从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片面抗战已经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没有来到。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危机严重的过渡期。” “从片面抗战转变到全面抗战的前途是存在的。争取这个前途，是一切中国共产党员、一切中国国民党的进步分子和一切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迫切的任务。”
他还强调指出：为实现全面抗战，在党内，必须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这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在全国，必须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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