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1936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
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
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1939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1936年6月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34页。]
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5页。]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
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78页。] 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
1936年5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29军从丰台撤出。7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1团第3营强行进驻丰台。9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年9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指1936年9月3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
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3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11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1937年6月5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3页。]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1936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1937年7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1团第2营及步兵第2团（欠第3连及第3营）、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1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队。其中丰台分遭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
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
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
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
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
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
（ 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
（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
（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
（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二编 小结
自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进而加速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阶段；也是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和变化之中，它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日本不断变换侵略中国的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实现先取满蒙再占全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又武装进攻热河和长城以南，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尔后改变策略，将武装“鲸吞”变成和平“蚕食”，企图以军事为后盾，通过政治压眼，不战而取华北。日本这时之所以要对华北采用“蚕食”策略，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1936年，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和战争准备的逐步就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动武，再加上西方列强继续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蚕食”华北转向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手段是为其根本政策服务的，尽管策略手段不断变化，但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这个“宗旨”是不会改变的。
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产。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用兵，全力“围剿”红军，破坏局部抗战，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对外步步退让，造成东北沦陷，淞沪、长城等抗战夭折，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塘沽、秦土与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加深了民族危机。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公愤。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中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推行到破产告诉人们：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民族意志不可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所以破产，就在于违背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人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引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战行动，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爱国侨胞，以及世界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
经过“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最后终于迫使蒋介石国民党抛弃了“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8页。]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初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予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坚持与胜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后记
在本卷编写过程中，得到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4020电子书|4020.com.cn)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王淇、张注洪、王桧林、丁守和、王振德、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中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主编：王道平
副主编：罗焕章 支绍曾
编写人员：高培 王明亮 柳茂坤 王天成 韦显文 支绍曾 罗焕章 耿成宽 贺新城 徐勇 彭玉龙 周小宁
大事记编制 高培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14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任务，是根据国务院的批示精神，由有关单位于1982年4月29日召开的“关于落实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五号提案”的会议上确定的，具体由军事科学院负责。该项目是“七五”社科研究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先后列入《全军一九九○年前军事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和《全军军事科研“八五”计划的重点课题》。还被列入《1991年—1995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在编写中，我们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备方面的情况，全书共分三眷六编。上卷（1931.9.18～1937.7.6）分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潮；中卷（1937.7.7～1940.12）分为第三编举国奋战，第四编转入相持；下卷（1941.1～1945.9）分为第五编渡过难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各卷均附有照片、地图及大事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3年3月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一节 日本全面侵华时的形势与日中实力对比
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的形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新的经济危机、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日本内外矛盾加剧和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下发生的。
1937年下半年，一场新的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开始，蔓延到英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这次危机比上次更为严重。在危机的第一年，美、英、法三国的工业生产分别减少了21.9％、9.5％、15.5％，失业人数高达1800万人。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不断进行侵略，暂时还未陷入危机，但是这种片面地发展军事工业，以及战争的巨大消耗，必然带来新的危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险恶形势，更加激化了各国之间的矛盾。
德、日、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国家。它们为了逃避危机和实现重新爪分世界的目标，加紧相互勾结和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经过签订和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意初步形成了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法西斯集团。在欧洲，德意一方面与英法美进行经济争夺，强化干涉西班牙的局部战争，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发动新的侵略战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国主要军政首脑秘密会议上，决定了首先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消除侧翼威胁的战略方针。
在亚洲，日本军事经济急剧膨胀，1937年日本的陆海军武器生产总额，比1931年增长了8倍。垄断资本的暴富和劳动人民贫困化的加深，使1936年日本参加工农斗争的人数超过42万人，达到战前最高水平。在日本国内，不仅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亲德意派与亲英美派之间，政党、军部、政府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
在远东，日本与英美等国的矛盾亦不断加剧。随着“二·二六”事件后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确立和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日本对战略原料、市场的需求和扩张的欲望也越来越高。在变中国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计划碰壁后，日本正加紧策划全面侵华战争。
英、法、美等国家，虽然同后起的德日意法西斯国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经过几次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已力不从心，为了保住现有市场和殖民地，它们在法西斯侵略面前，采取了一种姑息迁就的绥靖政策。在英国，张伯伦于1937年5月出任首相后，全面推行绥靖主义政策。他的总计划是：“在最近一年之内争取同德国和意大利议和，并缔结四国条约。”[《苏联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11，1937年第1卷，第48页。]
为此，张伯伦指派亲信哈里法克斯勋爵前往德国，向希特勒表示英国同意满足德国对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但泽的要求。英国还试图拿中国东北与日本做交易，以保住其在远东的权益。这时的法国，也把自己的安全寄托在同英国的联盟上。
此时的美国，则实行一种名力“中立”，实为“绥靖”的政策。美国国务卿赫尔于1937年初设想了一个包括军备限制、政治保证和殖民地重新调整的欧洲问题总解决方案，企图以此换取“德国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和扩充军备。”[〔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缓靖》（1936～1939），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4页。]
在远东，美国“担心以任何形式出现的英美统一阵线，都会在日本激起支持军队‘极端分子’的舆论，从而危及和平”。[〔英〕C·A·麦克唐纳：《美国、英国与绥靖》（1936～1939），第42页。] 并坚持从经济上绥靖日本，源源不断供给日本战略物资，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
当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处在经济危机状态的时候，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一直顺利发展，1937年提前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已由1913年欧洲第4位世界第5位，跃居欧洲第1位世界第2位。面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威胁，苏联致力于建立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努力，但遭到英法美等西方大国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时间建设和巩固内部，并打破西方大国祸水东引的企图，苏联也极力避免与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直接发生对抗。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组织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欧洲西班牙人民反对德意武装干涉和亚洲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遥相呼应，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了中国政治形势的重大转变，国共两党开始走上团结抗战的道路。
1937年，国共两党为动员和准备全国抗战，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思想诸方面做了相当的工作。国民党还于1937年6月中旬决定在庐山召集全国高级将领、各界人士座谈会，共商军政大计，研讨对日方策。共产党亦于5月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了争取民主，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号召力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的解放而斗争。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侵略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与坚持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此时，中国社会虽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国民政府还不愿实行民主政治，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建立，抗战准备还不充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日本法西斯集团决定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形势，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达成之机，迅速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摆脱国内经济、政治危机，实现征服中国的既定目标，并加强它争霸世界的地位。
事实表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越出一国的范围而成为国际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一部分。中国抗战也不是孤立的，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西方大国的绥靖政策给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战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必将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使其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二、日、中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日中双方总的实力对比是日强中弱。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第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中国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依然是一个弱国”，无论“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部显得不如敌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447、449页。]
（一）经济实力
在经济力量上，日本占有很大优势。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到80％，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中国现代工业（包括帝国主义在华企业在内）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仅占10％。除沿海部分城市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少数轻工业外，大部为手工业。在农业方面，日本已使用机械生产，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以1937年日中两国的工业总产值和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为例：工业总产值，日本为60亿美元，中国仅13.6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4.4倍；生铁产量，日本力239.7万吨，中国只95.9万吨（含东北）；钢产量，日本为635万吨，中国仅55.6万吨（含东北）；石油，日本为39.3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日中在经济方面的另一个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3亿日元，比1936年增加了2.2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的61.7％。
重炮、坦克、飞机、军舰，日本都能大规模生产。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到1937年除能生产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外，其他大型武器装备如重炮、坦克、舰艇、飞机等，或者不能制造，或者只能少量制造。
（二）军事实力
1937年上半年，日本有陆军常设师17个，独混旅、骑兵旅和守备队10余个，共60余万人；中国陆军有步、骑兵师192个，独立旅65个，独立团79个，总兵力202.9万人。但是，日本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比中国雄厚，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1、第2补充兵248万人：而中国仅有预备役50万人。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较强。日本一个常设师与中国一个整编师相比，步骑枪比中国多1.5倍，轻重机枪多1.1倍，野榴山炮多3.1倍。另外，日本一个常设师还多有炮兵车和辎重车1000余辆，坦克24辆。
日本有海军舰队4个，大型舰艇200艘，共77.1万吨，中国仅有舰艇66艘，共5.9万吨。日本陆海军有航空兵中队91个，飞机2625架，中国只有空军中队31个，飞机600架（其中作战飞机305架）。
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日强中弱，这是中日全面战争初起之时最基本的形势。但是，日本是一个小国，本土只及中国1/28，人口只有中国的1/6，本国资源缺乏；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些因素也必将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二节 “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全面战争开始
一、事变前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
“七·七”事变前夕，平津地区的军事态势是：
北面，有部署于热河和察东的日本关东军一部，其前锋已伸入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地区。
西北面，有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约4万人，分布于张北、尚义、宝昌等地。平津之间，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及其所统辖的约1.7万人的伪保安队5个总队，部署于通县、顺义、怀柔一带。
在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的北宁铁路沿线，驻有日本中国驻屯军，辖一个步兵旅和一个炮兵团及直属分队，共5700多人。其部署是：军司令部率步兵第2团及第1团第2营、炮兵团及直属分队驻天津及其附近，其中第2团第3营分驻唐山、滦县、山海关等地；步兵旅旅部率第1团（欠第2营）驻北平，其中第1团第3营驻丰台镇。
当时驻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是第29军。该军共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1个特务旅和1个保安队，总兵力约10万人。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全军的部署是：
第143师刘汝明部辖保安第1、第2旅，独立第29、第40旅，以及独立骑兵第13旅，驻张家口和宣化等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辖第109、第110、第111旅和独立第25旅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和军部特务旅、独立第39旅和冀北保安队，分驻于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辖第112、第113、第114旅和独立第26旅，驻天津及北宁铁路平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辖第1、第2旅和独立第27、第28旅，作为二线部队分驻于河北任丘、河间一带。
日军在威胁利诱中国第29军失败以后，即从军事上步步进逼，蓄谋重演“九·一八”事变的故技。为此，日军从1937年5月起，频繁地在宛平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中国驻屯军旅长、团长均先后到卢沟桥附近，对丰台日军演习进行指导。7月6日，驻丰台日军无理要求通过宛平城到长辛店一带去演习，中国驻军不许，双方坚持10余小时，至晚日军始返回丰台。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到第29军宣传抗日，激发了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宋哲元军长曾于5月召集部下商讨抗日对策，采纳了副参谋长张克侠提出的加强抗日思想教育和情报工作等项建议，以及“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该军还于五六月间组织了多次防御演习。与此同时，加强了卢沟桥地区的防御部署：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
该团接防后，即以加强的第3营（步兵连4，轻迫击炮、重迫击炮、重机枪连各1，共1400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营和团部集结于长辛店地区。该团官兵“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抗战意志高昂。
二、日本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人们预料中的卢沟桥事变终于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驻丰台日军事先未通知中国当局，即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大瓦窑之间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深夜零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大久郎电话通知中国冀察当局，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落士兵一名，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中国冀察当局拒绝了日军的要求。但日方仍坚持要派兵入城，否则“将以武力保卫前进”。
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定，先派人员进城调查，再寻处理办法。正当双方交涉的时候，中国驻屯旅已令丰台日军第3营营长一木清直立即率该营奔赴卢沟桥。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日兵现已归队”，却又提出城内中国驻军必须向西门外撤退，日军进至城内再行谈判的无理要求，复遭到中方拒绝。7月8日晨5时，日军对中国守军发起攻击，顷刻间“东门外枪声大作，继之西门外炮声及机枪声继起，我方均未还击，少顷炮火更烈，我方为正当防卫计，始行抵抗。”[《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廿五）3073。]
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并提出“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8页。]
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
7月8日，日军三次进攻宛平驻军，并攻占了永定河东岸的回龙庙地区和铁路桥以南部分地区，随后，又调整部署，将第3营集结于大瓦窑地区，并调第1营于大枣山附近侍机，同时令第2营向卢沟桥开进，准备9日攻击宛平城。当晚，日方松井与中方秦德纯进行交涉，9日晨2时达成三项口头胁议：
（1）双方停止射击；
（2）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到永宁河西岸；
（3）宛平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方意在缓兵，并不打算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在9、10两日内，日军4次背约弃信，两次进攻宛平守军，并复占铁路桥和回龙庙地区。10日夜，第29军展开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至大枣山及其以东地域，等待国内援军的到来。
日军挑起事变后，日本陆相杉山元向天皇夸口说：“中国事变一个月就可解决。”[〔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246页。]
11日上午，日本内阁五相会议通过了杉山陆相提出的派兵案，并把卢沟桥事变改称“华北事变。”[〔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69年版，第166页。]
随后，首相和陆海军首脑分别上奏天皇，均得到批准。同日下午，日本政府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中国第29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声称：“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随后，近卫首相连夜召集贵众两院议员代表、财界实力人物和新闻界代表开会，动员统一国内舆论。
是日，参谋部向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下达命令，以指定的部队向华北开进。陆海军还就在华北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了协议。与此同时，日本天皇钦命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接替重病中的田代皖一郎。7月12日，香月抵天津后，立即下令“作好适应全面对华作战的准备”，并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动用第一批增加的兵力，“一举歼灭中国第29军”，要求在7月20日以前完成战役部署。
7月15日，日军参谋部下令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将其所辖18个飞行中队派往中国东北。7月15日至17日，日军参谋部又相继作了《形势判断》，制订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要纲》。认为，“迅速收拾时局下最大决心的时机已经到来。”[〔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94页。] 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第29军，如发展为全面战争，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央政权。[〔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1978年版，第17～18页。] 接着，日本援军源源不断地开赴华北。
三、中国方面对事变的态度
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同一天，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8页。]
当日，红军将领还致电宋哲元等，支持第29军抗战，“愿为后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9页。]
7月9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勉励大家“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解放周刊》，第1卷第1期。]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支援前线，鼓舞了第29军广大官兵守土抗战，奋勇杀敌的信心。7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的指示》。指出：“事变的发展有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事变发展为积极的抗战，以至发展到全国性的抗战，……或者是由于冀察当局的让步，由于南京对于发动全国性抗战的迟疑及英法的态度而暂时求得妥协。”
指示提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在争取第一个前途的实现，反对一切丧失任何中国领土主权的妥协。”[《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95页。]
2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指出：“平津冀察的存亡，千钧一发。我们应该向全世界宣言，我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再不能有任何让步与妥协了！”并号召所有中华民族的儿女们：“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1991年版，第297页。]
这个宣言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决态度。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蒋介石曾多次致电宋哲元，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同时，密令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及高桂滋等部4个师，沿平汉路北上，向石家庄、保定集中。并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徐永昌为主任，督导冀察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声明》，1937年7月12日。]
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碟，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2团第2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5、第6、第10师和第11、第3师共5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捷。
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
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二）南苑战斗与北平陷落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29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11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1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20师3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29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37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29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请兄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70页。]
28日凌晨2时，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29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5页。]
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5个团（含骑兵团1），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1、第2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遂陷敌手。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29军所部节节抵抗。第37师和第38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39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亦举义反正，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去保定。第37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乃告沦陷。
（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29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112旅和第26旅等部。第38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38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38师第26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
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20师的4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29军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版，第129～130页。]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
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授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年版，第13～1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三节 “八·一三”事变，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一、日本制造“八·一三”事变
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准备进行会战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战争将波及到全中国，“对于海军来说要作全面战争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65页。]
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他认为：“要想用武力打开中日关系现状，只有惩罚中国，使中国中央势力屈服。”他还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他主张派5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上海。[〔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第187页。]
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还达成了《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4页。]
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
8月8日，长谷川清遵照东京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第3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准备进攻上海。8月10日，日本陆海军中央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的确认。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了向上海派兵的方案，计划动员30万兵力和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两个师。同日，日参谋部和军令部还达成了陆海军协同作战协定和陆海军关于在华中作战的航空协定。
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
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于是，“八·一三”事变从此爆发，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页。]
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同日，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了中国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当天，日本海军军令部给第3舰队司令官发布命令，要求消灭当面的中国陆军及华中的航空兵力。是晚，在日本临时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正式对华宣战。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宣称：“为了惩罚中国军队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觉醒，如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还称：此举是为了“消灭类如此次事变所由发生之根源，并达到日、满、华三国融台和提携”之目的。[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册，《文书》，第370页。]
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内称：“今朕之军人，正排除万难，发扬忠勇，只为促使中华民国醒悟，迅速确立东亚之和平，别无他意。朕期望帝国臣民鉴于今日之局势，忠诚奉公，同心协力，以襄助达到所期之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05页。]
日本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据此，第72届临时议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加快了日本转入战时体制的步伐。
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如前所述，到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为止，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为谋求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2月中旬、3月下旬和6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顾祝同、宋子文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和庐山举行了三次高级会谈。在这几次会谈中，由于国民党企图以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向红军和陕甘宁边区派遣主要官员等办法，取消中共在组织上的独立性，控制红军和陕甘宁边区，致使谈判无进展。6月25日，中共重新提出合作方案，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再次作了让步，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共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
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发出通电，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5页。]
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抗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二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宣言》中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向全国郑重声明：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了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7月17日，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举行第4次国共谈判。在谈判中，蒋介石把《宣言》搁在一边，另提一套方案。他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训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部队。由于他不愿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坚持按他的一套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毛“出洋”，致使谈判未获结果。
7月底平津失守，8月中上海又起事端，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这时，蒋介石才不得不重视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8月9日，中共中央应邀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举行第5次谈判，由于蒋介石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放弃了一些不合理要求，双方于18日就陕甘宁边区人事、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以及在若干城市设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等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总指挥。9月中旬，国共两党代表秦邦宪和康泽等，在南京举行最后一轮会谈。双方就发表《合作宣言》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签了字。9月22日，国民党终于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认为：“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第119页。] 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成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采取正确政策的结果，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欢迎。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表示：“中共宣言与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国共合作的实现，也推动了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7人从国民党政府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八项政治主张，并积极投入抗日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以大局为重，从原来抗日反蒋的立场转到拥蒋抗日的方面。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一个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了起来，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去猛烈冲击日本侵略者。对此，毛泽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6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四节 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中国军队沿铁路线防御
一、日军大举进攻华北前的战场形势
（一）日军的战略企图与部署
日军占领平津后，即以主力巩固平津地区，以一部兵力展开于平津以南的长辛店至独流镇一线，待国内援军抵达后，再向华北内地进攻。8月5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华北会战。其主要战略企图是：“迅速对河北省内的中国军队以及中国的空军主力给予打击，随后占据华北要地，以期根本解决华北问题，并图谋调整日华关系。”[〔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31页。]
按照日军参谋部的指示，日本中国驻屯军于8月7日调整了部署，确定：
（1）待国内援军到齐后，即与中国军队在河北保定——沧县之线决战。主决战方向为平汉铁路沿线。决战时间预定在9月下旬或10月上旬。
（2）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沿平绥铁路作战，进攻察哈尔、山西北部及绥远地区。
（3）保定、沧县会战后，再向石家庄、德县之线迫击。
为进行华北决战，日军参谋部于8月21日提出：除原向华北派出第20、第5、第6、第10师外，拟再向华北派出第16、第101、第108、第109师和一批特种兵部队。24日，日本内阁通过了4个师的动员。8月31日，日军华北方面军正式编成，其战斗序列如下：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寺内寿一上将 参谋长 冈部直三郎少将
第1集团军：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
第6 师：师长 谷寿夫中将
第14师：师长 土肥原贤二中将
第20师：师长 川岸文三郎中将
集团军直属部队
第2集团军：司令官 西尾寿造中将
第10师：师长 矶谷廉介中将
第16师：师长 中岛今朝吾中将
第108师：师长 下元熊弥中将
集团军直属队
方面军直属部队
第 5 师：师长 板垣征四郎中将
第109师：师长 山冈厚重中将
临时航空兵团：兵团长 德川好敏中将
重炮兵营、防空部队、通信队、铁道队
兵站部队、中国驻屯混成旅、宪兵队
以上共辖2个集团军、8个师、17个旅和1个临时航空兵团及其它特种部队，外加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的4个独立混成旅和2个支队，共约37万人。
（二）中国军队的防御方针和部署
平津失守以后，中国军事当局判断日军必然很快要向中国内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所以迅速制订计划，组建统帅机构，调整军事部署。8月12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部。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战争指导方案》和《作战指导计划》。提出：“决以武力解决”企图“灭我民族生存”之日军，“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本此主旨，将全国划分为5个战区，其中华北平汉、津浦路方面为第1战区；华北晋、绥、察方面为第2战区。并且指出：“主战场之正面在第一战区，主战场的侧背在第二战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11、12页。]
同时还规定了第1战区和第2战区的作战任务。为加强主战场的防御，国民政府决定在平汉、津浦铁路沿线设立三道防线：以保定——沧州之线为主要防线；
以彰德（安阳）——济南之线为第二防线；以洛阳——郑州——开封——徐州——淮阴之线为第三防线。为达成防御目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调整了兵力部署：以傅作义之第7集团军一部向平绥铁路东段的张家口和南口地区集中，准备迎击日关东军和驻屯军向西进攻；以刘峙之第2集团军向保定、石家庄之线集结，其中第26路军（第1军团）孙连仲部进到琉璃河、马头镇地区展开防御，准备迎击北平方向日军的南攻；以宋哲元之第1集团军展开于津浦路北段地区，准备迎击天津方向南下的日军。
根据对日防御作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全军战斗序列：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 蒋中正??? 参谋总长 程 潜
第1战区：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辖区：平汉、津浦两铁路线
第2战区： 司令长官 阎锡山 辖区：晋、察、绥
第3战区： 司令长官 冯玉祥 辖区：苏、浙
第4战区： 司令长官 何应钦 辖区：闽、粤
第5战区： 司令长官 蒋中正（兼） 辖区：山东
第1预备军： 司令长官 李宗仁
第2预备军： 司令长官 刘 湘
第3预备军： 司令长官 龙 云
第4预备军： 司令长官 何成濬
第17集团军：总司令 马鸿逵
第18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海军总司令：陈绍宽
?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兼）
担任华北防御作战任务的第1、第2战区的战斗序列如下：
第1战区
第1集团军：总司令?? 宋哲元? 副总司令：万福麟、冯治安
第59军：?? 军长?? 宋哲元（兼）（第38、第180、第181师）
第77军：?? 军长?? 冯治安（兼）（第37、第132、第179师）
第53军：?? 军长?? 万福麟（兼）（第116、第130、第91师）
第67军：?? 军长?? 吴克仁（第107、第108师）
第3军团：? 军团长 庞炳勋
第40军：?? 军长?? 庞炳勋（兼）（第39师）
第49军：?? 军长?? 刘多荃（第105、第109师）
骑兵第3军：军长?? 郑大章（骑兵第4、第9师）
第2集团军： 总司令? 刘峙? 副总司令：孙连仲
第1军团： 军团长? 孙连仲（兼）（第27、第30、第31师）
第52军：?? 军长?? 关麟征（第25、第51师）
第32军：?? 军长?? 商震（第139、第141、第142师）
第3军：??? 军长?? 曾万钟（第7、第12师）
第13军团： 军团长 刘茂恩（第64、第65师）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177、第17、第23、第47、第106师，新编第35师，独立第46旅，骑兵第14旅）
骑兵第4军：军长?? 檀自新（骑兵第10师）
第14集团军：总司令? 卫立煌
第14军：?? 军长?? 李默庵（第10、第83、第85师）
挺进军：?? 司令?? 马占山（骑兵第6师）
特种兵部队（炮兵第6、第8旅）
第2战区
第6集团军： 总司令 杨爱源 副总司令 孙楚
第33军： 军长 孙楚（兼）（独立第3、第8旅，第73师）
第34军： 军长 杨澄源（第196、第203旅，第71师，新编第2师）
第7集团军： 总司令 傅作义 副总司令 刘汝明 前敌总指挥 汤恩伯
第35军： 军长 傅作义（兼）（第218、第211、第20旅）
第61军： 军长 李服膺（第200旅、独立第7旅，第101师）
第68军： 军长 刘汝明（兼）（第143师，独立第40旅）
第17军： 军长 高桂滋（第84、第21师）
第13军： 军长 汤恩伯（兼）（第4、第89师）［4020电子书—www.4020.com.cn］
集团军直属部队（第94师，新编第5旅、第6旅、骑2旅）
预备军： 总司令 阎锡山（兼）
第八路军：总指挥 朱德（第115、第120、第129师）
第19军： 军长 王靖国（第205旅、独立第2旅、第209旅）
骑兵第1军：军长 赵承绶（骑兵第1、第2师）
以上两个战区共6个集团军、24个军（军团、路军）、53个师另21个旅和其它部队，约60万人。
二、平绥铁路沿线的作战
平绥路作战是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8月9日，日军参谋部决定进行察哈尔作战，其目的在于“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消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41页。]
为进行平绥路作战，日军以独立混成第1旅、混成第2、第15旅和大泉支队、堤支队，航空第2飞行集团（共14个飞行中队），编成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中国驻屯军以第5师和独立混成第11旅参加平绥线东段作战。
为了加强华北的防御，蒋介石于8月初先后任命傅作义为第7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负责平绥路东段之防御，在南口地区，以汤恩伯第13军之第89师和第94师沿长城线右自南口左至宁强堡组织阵地防御；以高桂滋第17军之第21、第84师部署在宁强堡—赤城—龙关一线，对热察边实施防御。在张家口地区，以刘汝明第68军之第143师担任正面防御。另以傅作义之第35军，赵承绶之骑兵第1军集结于绥东之集宁、兴和地区，作为机动兵力。
（一）南口——张家口战役
中国第13军于8月7日晨全部到达南口地区并进入阵地。8月8日，日中两军即展开前哨战。8月11日，日本驻屯军命令独立混成第11旅主力在飞机、大炮、坦克火力支援下，向南口展开攻击；以一部向南口西侧长城线助攻；以另一部佯攻得胜口。中国守军第89师在南口车站和龙虎台高地顽强抵抗后，于12日退守长城要隘居庸关、八达岭一线主阵地。13日，蒋介石电令石家庄卫立煌之第14军及第85师编成第14集团军，车运易县，经平西山地增援南口，并以第1军团出房山掩护该部前进。12日后，日军曾多次向中国守军发动猛攻，均被击退。
战至17日，日军第5师一部占领了长城防线上的最高峰——1390高地，并以其主力向守军右翼镇边城迂回，使守军的防御处于危急状态。18日傅作义奉命率一师三旅车运怀来增援。19日，双方争夺空前激烈。在镇边城方向，两军在黄老院、禾子洞、沙锅铺等地反复冲杀，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在居庸关方面，日军也倾全力攻击，并突入该关南门，又被守军击退。
为挽救危局，汤恩伯于19日下令调整部署，将得胜口、居庸关、镇边城一线划分为三个固守区，由第89、第21、第4师和第72师一部分别固守。傅作义亦准备指挥守军向进攻的日军展开反击。正当此时，察北日军开始向中国守军攻击，张家口告急。于是，傅作义又率第200、第211两个旅由下花园车运回援张家口，留下第72师和独立第7旅归汤指挥。奉命北上增援的卫立煌部于21日进至门头沟西北30公里的傅家台、千军台一线时，日军第6师牛岛支队已占领阻击阵地。卫军前进受阻，侧后又受到良乡西部日军第20师的威胁。于是，卫军转取守势。由于中国守军与援军被隔断，第72师各部在长城峪、灰岭子和镇边城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终因孤立无援，镇边城乃于23日被日军攻占。
日军随即兵分两路：一路西进怀来；一路向东北方向包抄长城正面守军前沿阵地。25日，日军在横岭和居庸关两地与守军激战。在危急情况下，汤恩伯于26日午后下令中国守军向桑干河右（南）岸突围。日军左翼第5师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于8月26日和27日分别占领怀来和延庆。至此，南口战斗结束。
此役历时半月，中国军队伤亡26736人，日军伤亡据日方公布为2600余人。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值得称颂的，其影响也是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立，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解放》第1卷第15期，解放周刊社，1937年9月版，第1页。]
在南口前线中日两军激烈战斗之时，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趁势向张家口方向发动攻击。8月20日夜，日军混成第2旅从张北的二台出发，突破中国守军的长城防御，占领了神威台。22日，日军乘胜进攻旧万全，中国守军第143师进行抵抗后，于23日退守张家口西南、平绥线上的孔家庄一线高地。日军占领旧万全后，继续向孔家庄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曾以有力的反击，迫使日军转取守势。经三昼夜激战，日军始占领该地并切断了平绥路。此时，东援南口的傅作义立即率两个旅赶回张家口，组织固守城垣并反击日军，但未能抑制住日军的攻势。26日以后，整个战局严重恶化，南口、怀来失守。
27日，刘汝明下令所部向洋河南岸撤退，张家口遂告沦陷。日军左翼之大泉支队于20日从沽源开始南进，26日，占领独石口以西之三间房。
27日，再占宣化，与由张家口东进的混成第2旅会合。
29日，日军第5师亦进至宣化。至此，进攻平绥路东段的两支日军会合。
与此同时，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占领了张家口以西的柴沟堡。中国第2战区防守平西的部队受到日军南北夹击的威胁，遂分头向天镇、蔚县方向撤退。
（二）大同、归绥沦陷
日军占领南口和张家口以后，中国驻屯军第5师集结于怀来、下花园之间。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集结于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宣化、柴沟堡地区。9月6日，日军第5师根据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蔚县附近，准备对保定平原作战”的指令，分三路向南推进。担任蔚县守备任务的中国第68军刘汝明部未与日军接触即行后撤。汤恩伯急令第17军高桂滋由广灵速派一个团去蔚县填防。高部所派之团尚未到达蔚县，日军第5师就已先行入城。随后，日军于14日陷广灵，16日取涞源，20日占灵丘，准备突破内长城线后，参加保定会战。
在日军第5师南下的同时，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亦以混成第2、第15旅等部在伪蒙骑兵9个师协同下，沿平绥路向西进攻。9月6日，日军强攻天镇。驻守天镇的第61军之第299团孤军奋战，坚守天镇达一周之久。9月11日，日军占领天镇，接着向大同进逼。13日，大同守军弃城而退，日军不战而占大同。尔后，日军继续向前推进。17日，攻占大同北面的丰镇，24日攻陷绥东重镇平地泉（今集宁）。随后，又向西发展进攻。10月13日，日军占领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16日又占绥远重镇包头。至此，平绥线作战遂告结束。
平绥路沿线作战自8月11日至10月16日，历时两月有余。平绥路作战中国军队失利，使日军完全控制了内蒙地区，解除了其主攻方向的侧背威胁，消除了日军南下冀、晋的后顾之忧，为中国华北防御作战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平汉、津浦铁路北段的作战
8月下旬，日军在平绥线取得进展后，即以第20、第6、第14师在北平，以第10师在天津，分别向南进占良乡、固安、静海附近地区。8月31日，华北方面军成立后，即根据日军参谋部关于进行华北会战的命令，于9月4日制定了《华北会战指导方略》。《方略》规定将会战的重点放在河北省中部的平汉沿线，由第1集团军担任该线作战，第2集团军负责津浦线作战，第5师从蔚县南下参加河北省中部会战。为保证第1集团军在重点方向平汉线的作战，方面军除令第5师南下蔚县，以确保平汉线右侧安全外，还令第2集团军先向津浦线进攻，以保障平汉线左侧的安全。
日军第1集团军于9月11日下达命令，规定9月14日开始攻击。具体部署：
以第20师攻击涿县北面之中国军，尔后，迅速进入易县以南地区；
以第14师迂回涿县以南地区，切断第20师正面中国守军的退路；
以第6师攻击其当面固安以南地区，然后进入定兴附近；
以第50团为军预备队，位于良乡。
9月11日，日军第2集团军占领了津浦线上的马厂和青县，并以一部兵力进至青县以南的兴济镇。为防御日军由平津沿铁路线向南进攻，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20日颁布了第1战区作战指导计划。确定北正面的主要任务是：阻止日军沿津浦、平汉铁路南下，同时侧击日军对南口方面的攻击。并区分第1集团军力右地区队，第2集团军为左地区队，第14集团军为总机动部队。
据此，石家庄行营于8月下旬决定，在房山至保定之间构筑三道防御阵地：
第一道设于房山、琉璃河、固安之线，由孙连仲的第1军团（第26路军）配属骑兵第10师构筑与防守；
第二道设在易具、涞水、高碑店一线，由曾万钟的第3军构筑与防守；
第三道设于满城、保定、新安镇一线，由关麟征的第52军构筑与防守。
（一）保定、沧县地区的战斗
9月14日，日军第1集团军从北平附近出发，分三路向涿县、保定地区大举进犯，其第20师由正面向琉璃河、涿县方向进攻；第14师于永清、第6师于固安方面渡过永定河，分别向涿具南面和定兴方向迂回。中国守军第1军团（第26路军）、第47师、骑兵第10师等部，依托防御阵地，对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严重。至18日，日军第20师攻占房山南部阵地后，已进至汀县以西地区；第6师越过沼泽地区后，已进到拒马河左岸的辛桥地区；第14师已迂回到涿县以南的松林店地区，堵住了守军的退路。在此情况下，中国守军开始后退。中国第2集团军立即命令第1军团在高碑店以北、第3军在大情河右岸阻敌前进。但是此时双方已陷入混战状态，卫立煌之第14集团军也由张坊南撤。
日华北方面军见战局对其有利，遂于18日21时令第1集团军突破保定附近阵地后，向正定迫击；令第2集团军第10师向德县进攻，其余部队向正定方向迫击，以切断平汉线上中国军队的退路；令第5师主力迅速经沫源进入保定方面，据此，日第1集团军于21日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推进。22日，日军开始向僧河阵地攻击，并于当日占领满城。同日，蒋介石曾电令刘峙固守保定、满城，但已无济干事。23日，日军开始向保定及其两侧地区发起攻击，未能得逞。
24日11时，日军第6师在炮兵火力支援下，对保定城垣再次发起攻击。
这时，刘峙曾向第52军转达蒋介石“务须固守保定，无令不准撤退”的指令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9册。]。但该军在强敌进击下，纷纷南撤。同日，保定一带守军已全部退至滹沱河南岸，至此，保定及其以北全陷敌手。于是，日华北方面军决定乘胜前进，将战线推进到石家庄——德县一线。
在日第1集团军南犯的同时，日第2集团军按照方面军关于“迅速进入沧县以南，之后以主力准备向保定南侧前进”的命令，[〔日〕《中国享变陆军作战》（1），第332页。] 以第10师沿津浦路南下，迅速占领沧县；以第16、第109师继续沿子牙河向南攻击。中国第1集团军根据军委会“在沧县附近抵抗”的命令，加强了沧县地区的防御：令第59军之第38师、第40军之第39师、第49军（欠第109师）、第77军之第132师等部，防守刘各庄、姚官屯、李天木一线；令第49军之第109师为预备队，位于沧县以南地区。同时，以第67军在文安、大城一带侧击敌人，策应正面作战。9月21日，日军第10师开始攻击姚官屯，经四昼夜激战，突破了姚官屯防线。
24日，日军未遇到大的抵抗，便进入沧县城。23日，日军第16师亦攻陷大城，继续沿子牙河南进。日军第10师占领沧县后继续向南进攻。中国第1集团军以一部兵力在冯家口、泊头、东光等地逐次抵抗。25日，日军进占捷地镇东西之线。
27日，日军分三路从运河东西两侧及津浦路以东向德县方向进犯。
29日，中国守军第59、第49、第40军及第43师等部，向冯家口日军侧翼实施反击，未收大效。10月1日，各部即沿铁路东侧向南撤退。其左翼之第67军在刘各庄、沙河桥逐次抵抗后，即向献具转移，改归第1战区指挥。日军乃进逼献县、德县。
（二）石家庄、德县及其以南的战斗
保定、沧县失陷后，平汉和津浦路沿线的中国守军分别退至石家庄和德县地区。为便于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9月下旬决定划平汉路北段为第1战区，以程潜代理第1战区司令长官，撤销石家庄行营，并调整兵力部署：以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指挥第32军（欠第139师）及第17师、第47师和骑兵第10师，担负平路线以东、滹沱河南岸的防御；以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指挥第14军团（第27路军），第3、第14军，及第27、第85、第89、第177师等部，守卫平汉线上的正定、石家庄及其以西、滹沱河南岸之线；以第1军团（欠第27师）和第139师、第54师为预备队，集结于平汉路西之平山以南地区。同时决定，在津浦线北段设第6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统辖第：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继续抗敌。冯受命后，立即赶到德县以北之桑树园指挥作战。
9月28日，日第1集团军令各部向石家庄追击。此时适逢晋北告急，蒋介石令第14集团军车运忻口增援，余部留置平汉线逐次抵抗。
10月1日，日军第20、第6、第14师和新加入战斗的第108师，开始向石家庄方向进攻。未经大的战斗，先后占领了望都、定县、曲阳、新乐等县城。10月8日攻占正定、灵寿。10日，第14师强渡滹沱河，占领了石家庄。
11日，第20师占领井陉。在此期间，日军第2集团军以第10师沿津浦铁路向德县攻击前进，第16师和第109师沿于牙河西南方向推进，配合日第1集团军进攻石家庄。10月初，日军第16、第109师连占武强、深县、衡水、束鹿等地，逼近石家庄。
10月3日，日军第10师开始进攻德县。军委会速令第3集团军以两个师增援。但按时赶到德县的仅有第12军第81师之第495团。该团在日军猛烈攻击下，牺牲巨大，余部退至徒骇河右（南）岸，德县遂于10月5日陷入敌手。
日军占领石家庄和德县后，将第6、第16、第20、第109师等部、先后分别调往上海和娘子关方面作战。沿平汉路及其两侧向南追击的日军第14师等部，于10月中旬相继占领了元氏、赵县、赞皇、高邑、临城、柏乡、内丘、邢台（顺德）、任具、肥乡、邯郸与南和等县市，中国守军逐次撤退至漳河南岸。
19日，日军第14师又从武安以南强渡漳河，与守军关麟征之第52军激战两昼夜，双方伤亡重大，于丰乐、安阳间形成对峙。10月下旬，军委会决定第1集团军改归第1战区指挥，津浦路之作战由第3集团军负责，改属第5战区，第6战区撤销。同时令第1集团军以一部于平汉、津浦之间钳制日军，以主力协同友军阻击南下之敌；令第3集团军与前出石家庄方面的第1集团军相呼应，攻击敌之侧背，以解娘子关之危。据此，第1战区作了相应的部署。正当各部准备行动之际，第20军团奉命经林县增援太原。而日军则乘势于11月4日抢先向驻守安阳的第20集团军进攻，5日占领安阳，第32军退守宝莲寺东西之线。中国第1集团军仍按预定计划，于6日开始攻击，连克沙河、任丘，逼近邢台，切断了平汉路。日军立即集中第14、第108师等部夹攻向邢台逼近的中国军队，并由邯郸、磁县向大名反击。
11日，日军占领大名，第1集团军退至卫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在津浦路的第3集团军，由于韩复榘意存观望，前进迟缓，日军先于11月5日开始分数路向第3集团军进攻：一路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南进，连陷高塘、禹城、临邑，向徒骇河进迫；一路由盐山南进，相继占领乐陵、阳信、惠民、济阳。第3集团军退守黄河右（南）岸，与日军隔河对峙。
12月23日，日军一部由青城附近渡过黄河，攻陷周村，切断了胶济路。
24日、26日，日军第10师由济阳和齐河相继南渡，27日占领济南，尔后继续前进。
平汉、律浦路北段作战自9月中旬至12月下旬，历时三十多月。日军虽然击退了平汉、津浦路北段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但未能达到其“消灭河北省中部的敌人”，“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获得结束战争的机会”的会战目的。[〔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321页。]
在日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铁路大举进攻的三十多月中，中国广大官兵发扬守土抗战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进行了抗击或反击，给日军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中国军队在这段防御作战中，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并给敌以更大的消耗。
这里除了技术装备等客观因素外，主要是由于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的方针。上层军官指挥不力，消极防守，互不支援，致使部队常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有的将领一战即退，中央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的大撤退，即遭到全国各界的谴责。国民政府监察院张华润等人于10月26日对其提出弹劾，指出：“豫皖绥靖主任刘峙，恇怯畏死，未经激战，遂下令总退却，一溃至石家庄，致使全冀皆失，而豫晋两省交受其祸。今又退至彰德矣。夫由琉璃河至石家庄计里四百余，石家庄至彰德计里亦四百余，是旬日之间，败退几达千里，自古及今，丧师失地未有如是之速者矣。”[国民政府监察院档案（二）1497，《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27册。]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五节 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平型关大捷
一、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8月22日关于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5日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改称为第18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
下辖陆军第115、第120、第129师和总部直属队。第115师由红一方面军之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第74师编成，共1.55万人；第120师由红二方面军之第2、第6军团和陕北红军第27、第28军及独立第1、第2师，赤水警卫营、总部特务团各一部编成，共1.4万人；第129师由红四方面军之第4、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第30军、陕甘宁独立第1～4团和第15军团骑兵团编成，共1.3万人；总部直属队3000余人。全军共计4.6万人。其编制序列如下。
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朱 德 副总指挥 彭德怀
参谋长 叶剑英 副参谋长 左 权
政治部主任 任弼时 副主任 邓小平
第115师：师长 林 彪 副师长 聂荣臻
参谋长 周 昆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第343旅：旅长 陈 光（第685、第686团）
第344旅：旅长 徐海东（第687、第688团）
第120师：师长 贺 龙 副师长 萧 克
参谋长 周士第 政治部主任 关向应
第358旅：旅长 张宗逊（第715、第716团）
第359旅：旅长 陈伯钧（第717、第718团）
第129师：师 长 刘伯承 副师长 徐向前
参谋长 倪志亮 政治部主任 张 浩
第385旅： 旅长 王宏坤（第769、第770团）
第386旅： 旅长 陈 赓（第771、第772团）
第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 萧劲光
为了加强党对新形势下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
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闻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9人组成。朱德、彭德怀分别为正副书记。同时，中央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三个师的书记。
10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任命任粥时为主任。
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恢复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先后任命了师、旅级政治委员。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为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萧华、黄克诚、李井泉、王震、王维舟、王新亭，分别任第343、第344、第358、第359、第385、第386旅政治委员。同时，还撤销了各级政训处，恢复了师、旅级政治部。中国共产党还在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等地，公开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广州等地设立了八路军通讯处。
二、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抗日
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基本任务是：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保存和扩大自己。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的作战地区为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
8月22日，正当日军对华北展开多路进攻，国民党军节节后退之时，中共中央军委未等八路军改编就绪，即命令第115师主力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31日，该师经韩城东渡黄河，至侯马乘火车沿同蒲路北上，挺进晋察冀交界地区。9月3日，八路军总部与第120师主力分别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和富平县庄里镇出发，跟随第115师之后，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9月30日，第129师主力也由富平庄里镇出动，东进北上。八路军开赴前线，纪律严明，勇敢迎敌，受到战区人民的称赞。
正当八路军日夜兼程奔赴抗日前线之际，沿平绥路西进的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于9月13日占领大同后，以一部继续向绥远进攻，主力则沿同蒲路南下。与此同时，日军华北方面军之第5师，亦由平绥路东段之宣化南下晋察冀交界地区。中国第2战区部队退守平型关至茹越口内长城一线。9月中旬，日华北方面军7个师沿平汉、津浦两路南犯，突破中国第1战区保定——沧县防线后，继续向石家庄——德县一线进攻。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9月16、17日，向八路军发出变更战略部署的指示。指出：敌之战略计划是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路友军侧背，进而实现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同时判断恒山山脉一带必力日军夺取晋察冀三省之战略枢纽。
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决定将原来三个师集中配置在恒山山脉一区的计划，改为分散配置于山西省的四角，即：第120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第115师立即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准备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和太岳两山脉中；第129师于适当时机进至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变更后的部署对敌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形成四面包围之势，它对于八路军保持战略上的主动，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粉碎日军的进攻，对于独立自主地进行山地游击战、创建敌后根据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统一八路军指战员对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认识，加速全军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并使友军也了解与同意这一方针，毛泽东于9月1日致电彭德怀，要求向全军和友党友军解释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包括：八路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南京国民政府“只作战略规定”，八路军有依据情况灵活机动“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并“坚持依托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21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强调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
25日，毛泽东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中又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毛泽东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页。]
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于9月21日和25日先后对各师发出指示和训令，要求各部队“应以机动灵活的袭击求得消灭敌人小部”，同时立即在八路军所到之处“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动员群众，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指示还划分了各师开展游击战争和做群众工作的地区。根据总部指示和地区划分，第115师于9月中旬向五台、繁峙、灵丘等晋东北地区及冀西阜平地区推进；第120师主力于9月下旬前进到宁武、神池等晋西北地区，其第359旅开至五台、平山地区活动；第129师准备向正太铁路以甫之晋东南地区发展。
三、平型关战役
9月中旬，由平绥路东段向西南进攻的日华北方面军第5师，在由大同向南进攻的察哈尔派遣兵团的配合下，迅速向内长城线逼近，企图突破平型关要隘，歼灭第2战区部队，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主力在平汉路的作战。
至9月20日，日军第5师已占领晋东北的广灵、浑源和灵丘等地；察哈尔派遣兵团亦进逼晋北雁门关，在日军进攻下，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定在平型关——雁门关——神池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凭借长城夭险阻止日军进入山西腹地。部署杨爱源所部第6集团军（辖第15、第17、第33军）担任右翼北楼口以东至平型关的防御；傅作义所部第7集团军（辖第34、第35、第19、第61军），担任左翼北楼口以西至神他沿线防御。9月21日，日军第5师第21旅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其后续部队，亦有向平型关开进的模样。第2战区司令长官决心集中4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歼灭平型关之敌，并致电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称：“我决歼灭平型关之敌，增加八个团的兵力拂晓可到，希电林师夹击敌之侧背。”[《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3辑，第4册。]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八路军总部按照中共中央调整战略部署的指示，令第120师进至雁门关以西的神他地区，侧击由大同南犯之日军；令第115师进至平型关以西之大营镇待机，准备侧击进犯平型关之日军。
第115师赶到大营镇后，立即侦察平型关方向的敌情、地形。得知日军第5师正由浑源、灵丘、涞源分三路向西进攻，各路相距较远，兵力分散，进攻平型关方向的日军约一个旅。
平型关以东是群山连绵的谷道，而两侧高地又便于隐蔽机动和伏击。
据此，第115师决心以伏击手段，歼灭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之日军，配合友军作战，并报请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批准。23日，第115师在上寨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战前动员。当夜，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东南15公里的冉庄地区。24日，林彪师长和聂荣臻副师长组织干部现地勘察后，确定在平型关东北关沟至东河南村长约13公里的公路两侧高地设伏，将由灵丘向平型关进攻的臼军歼灭于狭谷之中，具体部署是：
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插到灵丘——涞源——广灵之间地区活动，钳制和打击增援干型关之日军。
以第343旅两个团担任主攻：其第685团占领关沟至老爷庙以东高地，截敌先头部队，协同友邻围歼公路之敌，并阻击由东跑池向老爷庙回援之敌；其第686团占领小寨至老爷庙以东高地，分割歼灭沿公路开进之敌，尔后协助第685团向东跑池发展进攻；
以第344旅第687团占领西沟村、蔡家峪、东河南村以南高地，断敌退路，阻敌增援。
以第688团为师预备队，置于东长城、黑山村地域。
同日，第2战区第6集团军送来“平型关出击计划”，要求第115师依据原计划由东南出击。为了隐蔽行动企图，第115师于24日午夜利用夜暗和暴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之白崖台开进，于拂晓前进入预伏地域，并做好了战斗准备。（见附图1）
25日拂晓，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地域，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并趁敌陷于混乱之机，适时发起冲击。第685团迎头截击，歼其先头一部，封闭了日军南窜之路；第687团在蔡家峪和西沟村之间，分割包围了日军后尾部队，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日军退路。第686团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实施突击，并令第2营冲过公路，迅速抢占了者爷庙及其以北高地，把日军压缩在狭谷之中。己陷入四面包围、伤亡惨重的日军，拼命向老爷庙反扑，企图向北突围。控制考爷庙及其以北高地的第686团第2营在第1、第3营协同下，连续打退日军多次反扑。在此期间，先期（22日）进占东跑他的日军一部，试图回援老爷庙，亦被第685团所阻。
日军第5师师长板垣征四郎得知其部下将被围歼后，急令在蔚县的第21旅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9旅各一部，火速增援平型关。当该两部行至灵丘以东的驿马岭和以北的王山村时，遭到第115师独立团的迎头痛击，涞源的日军也因受第115师骑兵营的钳制，而不敢倾巢出援。13时许，蔡家峪以东之日军一部与小寨以南彼围日军会合后，在6架飞机火力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向老爷庙高地猛扑，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也无能为力，其反扑被第686团又一次击退。随后，第686团冲下公路，在第685团的协同下，将该日军全歼。
至此，战斗胜利结束。第115师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向平型关正面东跑他日军逼进，按照与友军达成的协同作战计划，共同消灭该地区之敌。当日黄昏，第343旅两个团迅速抢占了东跑池周围的高地，并将日军包围在东跑池一带盆地。但是由于友军没有按计划出击，致使该日军未能被歼。
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战役中，共击毙日军精锐第5师第21旅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抢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1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首次集中较大兵力对日军所进行的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在日军长驱直人、国民党军节节后退的形势下，八路军首战告捷，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好评，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
平型关大捷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挫伤了日军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同时，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支援了平汉路友军的作战。
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立时传遍全国。举国上下，莫不欢欣鼓舞。全国各界给共产党和八路军发出的贺信、贺电，达百余件之多。
蒋介石26日在给朱德、彭德怀的贺电中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28日致电八路军称：“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国民党同盟会会员、第2战区战地动员会主任续范亭著文称赞道：“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下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灭战的影响。”[《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也使第2战区司令长官受到鼓舞。26日，阎锡山命令傅作义指挥第6集团军等部迅速击破平型关之敌，并令新组建的第61军速援平型关。第61军于27日到达平型关、团城口附近，解了第34军第71师之围。正当第35军准备东援平型关之时，西线日军己突破茹越口，直趋铁角岭南下，于29日夜占领繁峙城，切断了平型关正面第2战区部队的退路。于是，阎锡山下令内长城线上各军向五台山、三中山、芦茅山之线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口地区组织防御。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第六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初期抗战的不同态度
一、苏联和世界人民援助中国抗战
“七·七”卢沟桥事变，既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世界法西斯国家所发动的局部战争向全面战争的转折；既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又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在亚洲全面爆发的起点。中国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反法西斯战场。因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苏联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对华政策的重心是支持和援助中国抗战，让中国拖住日本侵略军，以备德意法西斯一旦发动侵苏战争时，能避免两线作战。7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接见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时表示：“苏联愿援助中国，”[《中日外交史料丛书（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台北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印行，第485页。]
为声援中国抗日，苏联党政领导人给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以积极的评价；苏联外交代表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呼吁各国援助中国，制裁日本；苏联各族人民纷纷写信慰问中国抗日军民，表示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联有关宣传机构及时传播中国抗日斗争的消息，举办中国人民英勇抗战事迹的展览。苏联政府不仅在道义上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而且从物力、财力和人力上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中国抗战迫切需要外援，而西方大国对中国抗战持观望态度的时候，苏联是第一个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苏联在援助中国的同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仍与日本保持着和平友好关系。
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及各国人民给予中国抗战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
“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号召备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和广大民众之一切力量去赶快地把法西斯强盗驱逐出中国。”[延安《解放》周刊，第29期，1938年1月28日，第13页。]
英国共产党号召援助中国。在英共组织下，伦敦万人集会，声援中国。英国全国劳动工会也作出决议，要求政府禁止向日本出售商品和提供贷款。
美国共产党领袖福斯特代表几万集会工人致书中国，向中国抗日军民致敬。美国共产党号召美国人民给中国尽可能的帮助。在美共的号召和推动下，美国“反对国际侵略委员会”等援华组织相继成立。美国产业和劳工两大工会组织所属800万工人，表示声援中国。
法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机会号召人民阵线进行援华工作，全法有30万工人决心支持中国抗战。处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日本共产党也发表声明，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战，“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
除上述国家外，西班牙、加拿大、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荷兰、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丹麦和瑞典等国的共产党和工会，亦积极号召和推动本国的反日援华活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战斗中的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还得到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关注和支持。越南、朝鲜、缅甸、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推动下，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声援中国，而且通过捐款、捐物和拒购、拒运日货等手段，支援中国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
二、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的两面政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直接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特别是日军进攻上海更加深了它们之间的利害冲突。
“八·一三”日军进犯上海后，通过上海港向中国出口的物资，美国减少了86％，英国减少了60％。
英、美等国为了维护它们在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对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行径进行了一些谴责和限制；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和支持，并企图利用中国抗战削弱日本。这是英美两面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英、美自身有许多矛盾无法解决，而与日本在反苏反共和反民族解放上又是一致的。因此希望借助日本之手，镇压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使日本成为反苏反共的先锋。于是，它们对日本侵略中国主要采取了绥靖政策。
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不受日本侵犯，宁愿在中国问题上对日妥协。在“七·七”事变之前，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艾登就对中国代表团说过：“万一中日交战，英国立即远避，中国不可空望援助。”《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