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满议定书，陆军中央部赋予关东军负责保卫满洲国的新任务，同时力求充实关东军的兵力。
塘沽停战协定——战火平息
昭和7年(1932年)9月前后，满洲国内反满抗日军队的兵力约有21万，因此，整顿治安是满洲国的当务之急。关东军于昭和7年末，扫荡呼伦贝尔，进驻满洲里。昭和8年（1933年）3月，平定了热河省，从而消除了张学良政权扰乱满洲国治安的根源。上述平定热河省的作战，当然要越过长城线而波及华北地区。5月32日在塘沽，关东军同当地中国军队签订了停战协定，关东军撤回到满洲国境内。
由于有了这个塘沽协定，日华之间的战火平息了。此后，关东军便将兵力分散部署于满洲国全境，专负整顿治安任务，成了建设所谓王道乐土的基石。
日满不可分离的关系
满洲国是满、汉、蒙、日、鲜五个民族共存共荣的国家。日本人作为满洲国的人民，在法律上没有任何特权。日本人在满洲国任职的官吏即所谓日系文武官员，是由满洲国政府任命的，完全是满洲国的官吏，和日本政府没有任何行政上的联系。昭和12年(1937年)末，日本完全废除了治外法权，并且归还了满铁附属地的行政权。日系文武官员为把满洲园建设成现代国家，倾注了善意和热情。他们有时甚至采取在日本方面看来只知有满洲国而不知有日本国的态度。他们作为满洲国的官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时，甚至往往采取对立的态度而不是合作的态度。在满日本人坚决反对过去列强统治殖民地时所采取的那些政策，诸如挑拨不同民族互相对立、互相残杀的政策，愚民政策以及限制人口繁殖等阴险毒辣的政策。
满洲国的国防，根据日满议定书，实际上全面依靠日本，驻满日本陆军的最高司令官即关东军司令官，同时也就是满洲国的国防军司令官。因此，关东军司令官可以从满洲国的国防和维持治安的角度出发，对满洲国政府提出他的要求或建议。这样，满洲国既是一个独立国家，同时又和日本结成了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苏联
日满共同防御的对象，不用说是苏联。昭和7年(1932年)，苏联提议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同时，向满洲国提出有偿转让中东铁路的要求。当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心努力加强国内力量，尤其是国防力量，因而尽量避免和外界发生纠纷。从昭和7年(1932年)年底前后起，苏联开始增强远东兵力，并从昭和8年(1933年)年中左右起，开始在满苏国境全线修筑永久性工事。到了昭和9年(1934年)，苏联远东的空军兵力已得到显著的充实和加强，特别是在南部滨海省方面增加重型轰炸机的情势不容忽视。昭和10年(1935年)3月，由于德国宣布重整军备，欧洲形势紧张起来。在这年年末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总参谋长图哈切夫斯基强调，必须确立对日、德两国东西两面同时独立作战的方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由于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飞跃地加强了国防力量，并且正在继续拼命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
本来，日本陆军建军以来的传统使命就是戒备北部边疆的忧患，关东军就是执行这一使命的先锋，满洲事变把日本对苏防线的前沿推进到满苏国境线，日本的战略态势从而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就全力以赴地加强对苏战备和日满联合防苏的国防体制。列宁曾经标榜：“世界革命取决于东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它构成了对日本朝野的一个威胁。
日德防共协定
昭和11年(1936年)11月，日本缔结了日德防共协定。这个协定的根据是日德两国在东西两面分别和苏联对峙，因而自然对共产主义威胁处于共同利害关系之下的这一事实。它是防御性的一般联合。不过，这个协定附有一个秘密的政治协议，即日德两国只要一方受到苏联攻击，另一方就不得采取方便苏联的行动。这就成了后来结成日德意轴心的开端。
根据加强对苏防务和建设现代独立国家的要求，扩建重要工业部门便成了当务之急。昭和12年(1937年)5月新设了企划厅，同年10月改为企划院，大力解决这个问题。昭和14年(1939年)1月制定昭和13年(1938年)到昭和16年(1941年)扩大生产能力的四年计划，溯自昭和13年(1938年)4月开始实施。另外，构成上述计划一环的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已从昭和12年(1937年)4月起着手实施。
防止赤化的堡垒
这样，满洲的各方面建设有了显著的进展。实际上满洲已不仅是日本、而且也是东亚乃至全世界防止苏联赤化的堡垒。试看满洲建国20年过后的今天，这一堡垒垮了，赤化的浪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冲击着东亚，甚至整个世界。
3．中国事变
悲剧的序幕
回过头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大陆，是日中两国对抗斗争的焦点：日本要向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中国则以列强的支援为背景，力图通过抗日，谋求民族的统一。其结果发展成了新满洲国的独立。日本在满洲建国的新形势下，希望恢复日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但是，这个历史的变革几经波折之后，不幸发展成了中国事变。
国际经济的沉重压力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美为首的列强封锁世界经济的倾向，是促进日本向大陆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一倾向，从昭和7年(1932年)渥太华会议后开始日益加剧，终于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发展成所谓“富国”英美与“穷国”日德意的对方。这样一来，世界经济必然要从新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寻求出路，其表现就是，德国主张“广域经济”，美国主张“协调的区域全义经济”等，日本因而也不得不走向结成日满集团经济的道路。特别是满洲事变以来国际形势的强大压力，要求日本确立国防国家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扩大军需生产。上述扩充重要产业的四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日满集团经济考虑制定的。
日本基于上述情况，希望改善日华之间的正常经济关系，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要得到中国的响应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由于币制改革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经济上越来越加深对英美的依赖，而同日本的步调却背道而驰；另一方面，英美虽然在日益加强对世界经济的垄断，但又强迫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一般原则；而中国国内的排日运动仍然没有停息。这就促使日华之间的对立形势发展下去。
绥远事件
满洲事变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和日本承认满洲国为转折点而告一段落。当时，为了适应新形势，有必要调整日华两国的邦交。但因时机还不成熟，竟白白地拖延过去了。然而，满洲国同治安情况差的华北和内蒙接壤，这一事实势必要引起当地日华之间的局部纠纷。
解决上述纠纷，每次都只能由当地负责人双方缔结暂行协定来维持局面。昭和10年(1935年)6月10日的所谓梅津－何应钦协定，6月27日的所谓土肥原－秦德纯协定等就是如此。接着，同年年底，在华北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事态这样发展加深了中国方面的疑虑，认为关东军已越过了长城线，对华北也怀有野心。这就使日华邦交的调整更加困难起来。
察哈尔、绥远、宁夏三省素称内蒙地区。在这一地区居住的蒙古人一向受着汉族的压迫，他们一有机会就想独立，建立一个蒙古人的蒙古。察哈尔省方面的蒙古人受到满洲国独立的刺激，以德王为中心，在百灵庙建立根据地，努力加强自治组织。昭和11年(1936年)11月，德王依靠关东军的支援，打出反共自治的口号，起兵和傅作义交战，结果一败涂地。这就是所谓绥远事件。这—事件使中国领导人增强了对关东军的不足恃感，同时中国方面还声称打败了关东军，致使中国的排日抗日气焰顿时高涨起来。
西安事变——国共合作——抗日民族战线
中国在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后，一面对日表示消极合作态度，一面巧妙地利用国内正在蓬勃兴起的抗日运动，力图完成国家的统一。昭和10年(1935年)，国民政府把共产党军队从江西根据地驱逐到西北边境；第二年，昭和11年(1936年)7月，同西南派达成妥协，把广东、广西两省纳入其统治之下。同年10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声明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同年11月，由于绥远事件的结果，绥远省也纳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另外，国民政府在英国支援下，于昭和10年(1935年)11月，断然实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币制改革并取得了成功，大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统一。
正当中国大致完成了政治统一的时候，于昭和11年(1936年)12月，突然发生了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国以西安事变为转折点，实现了实际上的国共合作，确立了全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倡建立抗日民族战线，在“八一”宣言中公开声明：“共产党将作为中国民族战线的一部分，同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合作抗日” [ 译者注：八一宣言的摘录 ] 。不消说，这是根据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提出来的。西安事变后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战线，是从满洲事变向中国事变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西安事变以后，即令是中国的独裁者蒋介石，为了维持其政治生命，也不能无视抗日排日的舆论。因此，中国领导阶层对日态度终于发生了实质上的重大转变。
芦沟桥事件和中国驻屯军
根据义和团事变详细议定书 [ 译者注：即辛丑条约，有关各国驻兵规定，见该约第九条。 ] 的规定，日本陆军在华北平津地区驻有一部分兵力，这部分兵力称为中国驻屯军。构成中国事变开端的芦沟桥事件，是在上述形势下，由一部分中国驻屯军(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同当地中国军队之间无端发生的冲突事件。即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夜间，正在北京郊区芦沟桥北面演习场演习的日本军队的一支小部队，受到当地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后应战而引起的。
当时日本第一次近卫内阁在昭和12年(1937年)6月4日刚刚成立，政党政治不得人心．加上满洲事变顺利成功(1936年)所谓二·二六事件以及军部大臣改为现役武官制等影响，军部尤其是陆军对政治的发言权越来越扩大起来。
不扩大方针
日本方面对于芦沟桥事件的态度，本来是不使局面扩大的方针。当地的中国驻屯军在7月8日清晨姑且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并立即就地解决的方针。陆军中央部于8日清晨获悉事件发生后，在和政府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也确定了防止事件扩大，作为局部地区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就地解决的方针。根据这一决定，参谋总长于8日下午6时42分电令中国驻屯军：“为了防止事件扩大，应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对日本方面来说，芦沟桥事件完全是—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当时，日本国正在致力于建设满洲，加强对苏战备，贯彻执行重要产业的扩充计划等，无暇他顾，在用兵上也完全没有进行日华全面战争的计划和淮备。对日本来说，不扩大事件的方针，是严肃而有诚意的。
收拾局面的就地谈判，是在中国驻屯军和中国方面第29军代表之间进行的。日本方面的要求主要是有关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纠纷的事项，回避了涉及政治问题。经过忽冷忽热的一段谈判，到了18日，问题似乎大致得到解决。但后来却连续发生了25日的廊坊事件和26日的广安门事件，于是我方终于进入了诉诺武力的阶段。在此期间，陆军中央部为了准备应付局势的恶化，从满洲和朝鲜抽调一部分兵力以加强中国驻屯军，而中国军队也越发加紧向华北集中兵力。
7月27日，中国驻屯军为了自卫决定诉诺武力，陆军中央部和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并于28日再次对留驻国内的3个师团正式发布了动员令。但是，日本并没有放弃不使事变扩大的方针。也就是说，即使行使武力．其区域也只限于平津地区，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打击一下中国抗日军队的敌对和不守信义的行为，以期促进事件的早日解决。
到7月末为止，中国驻屯军扫荡了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战局自然告一段落。但随着中国中央军的大举北上，战局首先向察哈尔省东部、随后又向河北省中部发展，事变日益扩大了。随着局势的扩大，解决事变的设想也发展到主要意在设立缓冲地区来解决华北问题。
从华北事变发展成中国事变——变成全面问题
8月13日，战局终于扩大到了华中。日本军队在上海附近激战后，乘胜追击，12月13月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当初，政府称这次事变为“华北事变”，但随着战局向华中扩大，9月2日改称为“中国事变”。
这样，以芦沟桥事件为开端的日华局部地区的纠纷，由于日本不使局面扩大、就地解决的努力没有奏效，终于发展成日华之间的全面对抗。
于是，日本打算乘这个机会转祸为福，从根本上调整多年来一定成为悬案的日华邦交，即一方面根据现实情况来解决满洲问题；—方面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关系，以奠定东亚安定的基础，想以此达到结束事变的目标。就是说，日本的设想是，当战局从上海向南京方面发展的时候，才从局部解决问题转向全面解决问题的。
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
这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斡旋，曾为解决事变做出努力。陆军统帅部中占上风的意见是希望尽快解决事变，在条件上尽力克制，并对此寄予了很大希望。
这样，昭和13年(1938年)1月11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根据这一决定，重新确认了结束这次事变的宗旨和媾和谈判条件。这就是：要扫除以往的一切对立，在着眼于大局的基础上，重建日满华合作的新邦交。此外还决定了中国方面对此作出同意或拒绝的答复时日本所应采取肋态度。
然而，直到昭和13年(1938年)1月15日，中国方面也没有对日本提出的解决条件作出答复，第二天16日，政府不顾陆军统帅部的强烈反对，发表了“不以国民欧府为对手”的声明。
这一声明的结果是，日本自己关闭了解决事变的大门，失去了早日解决事变的希望。这时，日本必须竭尽全力去加强国家实力，增强军备，改革国内体制等等。于是，昭和13年(1938年)3月31日制定公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时法律——国家总动员法。另外，从昭和13年(1938年)度开始，着手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该计划决定，按扩大生产能力、充实军需、丰富民需三项需要综合分配国力。大本营是在这之前，于昭和12年(1937年)11月20日设立的。这个大本营纯系统帅机关，调整有关解决事变的统帅同国务之间的问题则由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来处理。
攻陷南京以后，战局曾一度陷入停顿状态。昭和13年(1938年)6月，为了打通华北、华中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徐州会战。另外，为了尽最大努力结束事变，还断然发动了进攻武汉和广东的作战，10月下旬，占领了广东和武汉，国民提灯游行欢庆了这一胜利。
调整日中新关系的方针——近卫声明
和上述军事行动相配合，日本再一次展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略攻势，提出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争取实现日华全面和平。因此，有必要重新明确所谓战争的目的和日华新关系的全貌。于是，11月30日召开了御前会议，会上决定了《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这一方针内容的重点是，要结成日满华三国睦邻合作关系，以此作为安定东亚的枢纽，并建立共同防御北方的态势。
根据这一决定，为使中国方面彻底了解日本的真意，12月22日，日本发表了以睦邻友好、共同防御、经济合作三项原则为内容的有名的所谓“近卫声明”。在这以前，11月3日，政府借攻陷武汉的机会，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对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明确表示出缓和的态度，为上述近卫声明埋下了伏笔。
近卫声明是随着事变的全面扩大，作为日华将来的基本课题，经过长期研究酝酿的结晶，它向中外表明了日本关于解决事变问题的真实意图和善良愿望。日本希望国民政府能以此为转机，选择日华全面和平的道路。
汪兆铭的出马和新中央政府的成立
果然，同日本已有默契的国民党副总裁汪兆铭首先脱离重庆，并于12月29日在法属印度支那河内发表和平建议，主张按照近卫声明的精神举行和平谈判。汪兆铭和蒋介石同是国民革命以来中国的大先知先觉者，他曾希望一旦首倡和平救国，天下便会纷纷响应，但是局势并没有象他希望那样发展。
这样一来，就使得为结束事变而采取的广东和武汉作战以及发表近卫声明等这些涉及政略和战略两方面的巨大努力，很难指望迅速取得全面效果。此后，尽管进行了百般的努力，而形势还是不得不逐渐转入了长期战争。就是说，把围绕汪兆铭的和平运动作为中国国内问题采取了静观其变的态度；至于在作战方面，则把武汉和广东地区看作战区，随时打击其周围的敌方野战军；其他地区则视为治安区，努力确保这些地区的稳定。另外，努力充实加强我方战斗力，同时对重庆继续实行封锁和空军进攻作战，以期摧毁重庆方面的战斗意志。
汪兆铭住在河内策划推广和平运动约有半年之久，昭和14年(1939年)5月8日转到上海。此后，日本方面同汪兆铭之间，根据前述《日中新关系调整方针》的精神，对解决事变的条件问题，坦率地进行了协商，昭和15年(1940年)3月30日，终于在南京成立了新中央政府。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日本一直指望汪兆铭同蒋介石合作成功，实现日华全面和平，汪兆铭也抱有这种希望。然而，形势的发展终未如愿，只好采取由局部和平转向全面和平的方策，成立了汪兆铭一派的单独政府。因此，新政府仍然称为国民政府，主席一席空着，内定由林森担任，其他政府职位也设了许多空位，留有接纳重庆方面过来的余地。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昭和15年(1940年)1月16日，汪兆铭的对蒋通电有以下一段：
兆铭对于救国夙具决心，若先生始终坚持拒绝，则兆铭不能顾虑，势必先以全力寻求局部和平，而后再寻求达于全面和平之途；先生若能以国命民生为重，此际毅然决定大计，与日本停战讲和，根据近卫声明之原则，以求具体的实现，则兆铭及诸同志必与先生同心协力，以使全国和平从速实现。 [ 译者注：参阅《晨报》1940年1月7日电文 ]
国内体制的强化
回头再看日本的国内情况。昭和13年(1938年)12月18日，在国内建立了处理对华政务的统辖机关兴亚院。第二年3月10日，设立了兴亚院联络都作为其驻外机构。昭和13年(1938年)12月24日，全面实施国家总动员法，加强了准战时体制。近卫声明发表后，第一届近卫内阁辞职。昭和14年(1939年)1月5日，平沼内阁继任。为了适应对华战局的扩大和事变长期化的各项要求，特别是为了早日解决事变，昭和14年(1939年)9月12日，建立了统率全部驻华陆军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首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中将为总参谋长。
4．各国对中国事变的动向
满洲事变和随之而来的满洲国独立这种东亚新情况，当然始终不会被英美等国所承认，它们是以维持现状为世界政策的根本的。英美等国利用国际联盟这个国际外交机构，对日本施加压力，并且一再通过政府高级官员的声明或抗议，极力牵制日本。例如著名的史汀生的对日恫吓声明，至今还是记忆犹新的。中国传统的所谓“远交近攻”、“以夷制夷”政策，更加助长了他们的这种态度。
罗斯福的隔离政策宣言
随着满洲既成事实日趋稳定，英美等国压迫和牵制日本的情况一时有所缓和。但中国事变—爆发，这种情况又加剧了。昭和12年(1937年)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演说，谈到中国事变和地中海潜艇问题并追溯到满洲事变和意埃战争 [ 译者注：指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 ] ，谴责日本和意大利是侵略国；同时说“我们虽然正在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卷入他国纠纷的危险，但是在这个国际信义和安全保障遭到破坏的无秩序的世界里，单纯采取漠不关心的超然态度是无法彻底保证安全的”。他的演说引起了轰动。这篇演说一般称为罗斯福总统的隔离宣言，它表明了美国的世界政策和对中国事变以及对日本的基本态度，成了美国后来对日政策的基础。第二天(6日)，美国国务院发去声明，断然认定日本是九国条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的违反者。同一天，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表明坚决支持日本对华扩张，日本外务省也以情报部长发表谈话的形式，回击上述美国总统的演说。
英国虽然在事变开始的7月21日表明了不介入事变的方针，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的对日态度是逐步强硬起来了。
九国条约会议
列强牵制日本的最初表现，是召开九国条约会议。即昭和12年(1937年)11月3日，英、美、法、苏等十几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了九国条约会议，企图干涉日华纠纷。主张由日华双方宣接谈判来解决事变的日本，当然拒绝参加会议。德意两国也与日本采取同一步骤，没有参加会议，会议以空谈告终。意大利在会议开始后的11月6日既加入了日德防共协定。
在这之前，8月26日，发生了英国驻华大使许格生团遭日本飞机扫射而负伤的事件。另外，在12月12日．还发生了日本军炮轰美国炮舰巴纳号和英国军舰瓢虫号事件。这些事件虽然都以日本方面的道歉和赔偿损失而很快得到圆满解决，但却引起了这两国人民舆论的恶化。
日本研究了各方而的要求，决定把日华纠纷当作事变来处理，因此，直到大东亚战争开战以前，始终没有对中国行使交战权。但是日华之间存在着战争状态，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一战争状态的存在，当然要使国际法的平时原则受到一定拘束，这也是不得已的。然而，英美等列强却不承认上述状况的存在，要求日本完全履行国际法的平时原则。日本曾一再说明，等待事变解决以后．当然要采取恢复第三国权益的方针，但英美等列强却对此持怀疑态度，遇事便向日本提出抗议和谴责。在所谓事变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下，争执问题不可避免地越积越多，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和英美之间的对立便越来越不好解决了。
另一方面，德国在昭和13年(1938年)2月20日发表声明，承认满洲围，5月23日决定撤回国民政府中的德国顾问。德国已在3月13日成功地完成了德奥合并，并且正在继续进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到了9月1日，德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欧洲风云一时便紧急起来。
美英对日的经济压迫及援蒋政策
罗所福总统在芝加哥发表上述隔离政策宣言以后，作为美国对日政策的强硬表示，实行了道义禁运。早在事变发生后不久，美国就下令禁止用政府船只向日本输送武器．到了昭和13年(1938年)7月l日，对日实行了所谓道义禁运。这是美英对日经济压迫的最初表现，此后美英逐渐加强其经济压迫，到了昭和16年(1941年)8月，终于发展成为全面禁运。
如前所述，日本借攻陷汉口之机，曾于昭和13年(1938年)11月3日发表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这个声明的要点是：“国民政府如能放弃以前的指导政策，改变人事安排，真正走向更生，前来参加新秩序的建设，则决不加以拒绝。”一般认为这项声明主要表明了日本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坚强决心，强烈地刺激了英美各国。
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反应，11月6日向日本提出建议。其内容无非是要求按照九国条约的精神，恪守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和根据前面提到的平时原则，尊重美国的在华权益。日本外务省在11月18日对此作出答复，在其最后部分驳斥说：“当兹东亚天地正出现新情况的时候，想以适合事变前的事态的观念和原则来原封不动地商量现在和将来的事态，确信非但丝毫不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也无助于东亚持久和平的确立”。
从此以后，美英等国的援蒋反日政策实际上便具体化起来了。12月15日，美国提供了2500万美元，英国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援蒋贷款，昭和14年(1939年)1月14日，英美法三国共同对日提议，不承认东亚新秩序；同月20日，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援蒋决议。
日英会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废除
昭和14年4月到7月，因天津问题而举行的日英会谈，是围绕着中国事变的国际政局的一个插曲。4月9日夜里，天津英国租界发生了抗日共产分子对中国官员的恐怖事件，导致当地日军封锁了英国租界。天津英国租界本来就是抗日分子在华北破坏治安、扰乱经济的策源地。为了解决这一事件，从7月15日开始，有田外相同英国大使克莱琪在东京举行了会谈，同月22日，双方就原则问题达成了谅解。其备忘录的全文如下。
“英国政府确认在中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战斗的现状，并且承认，只要这种状况继续存在，驻华日军为了确保其安全和维持治安，应有特殊的要求；同时认为，日本有必要排除有害于日军而有利于中国方面的行为。英国政府应排除可能妨碍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一切行为和措施，并指示在华英国官宪和英国国民使之确认上述政策。”
当时，欧洲形势告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英国在东亚对日本不得不采取绥靖政策。但这决不意味着英国改变了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只是英国充当中国看门狗的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了。
自昭和14年(1939年)1月以来，基本上保持沉默的美国，7月26日，突然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这对日本真是个晴天霹雳，从此以后，美国的援蒋反日政策便越发露骨起来了。
日本的对苏态度和国境纠纷事件
中国事变发生以来，日本对苏态度一直贯彻保持北方绝对安宁的方针。但是，使日本国民以及日本陆军中央部心惊胆战的日苏纠纷，却在满苏国境地区发生了两次。那就是昭和13年(1938年)7月在国境东南部发生的张鼓峰事件和昭和14年(1939年)夏季在国境西部发生的诺门坎事件。对日本来说，这两起事件只不过是因为国境线不明确而造成的纯粹的国境纠纷，但它对正在处理中国事变的日本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成协。张鼓峰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调动大部分兵力进行武汉作战，面对多达20几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不过6个师团。诺门坎事件当时，日本陆军正处于调整对华长期作战体制过程中，而对多达30个师的远东苏军，日本在满兵力只有8个师团。原来，日本处理中国事变之所以尽力采取不扩大方针，也就是因为需要对付北方苏联的威胁，在用兵上受到极大限制的缘故。
以上两起国境事体不管苏联是否有意，都收到了很大的牵制日本的效果。在这之前，在事变刚刚发生的昭和12年（1937年)8月，苏联和中国签定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不用说这是显示支持中国的姿态的。
如上所述，围绕着中国事变，日本和英美等国的对立在逐步加深；另一方面，这一期间，日本和德国加强合作的问题．便发展成为国策上的重要课题。
日德同盟谈判与平沼内阁
缔结日德同盟问题，在第一届近卫内阁时期就已成为悬案。近卫内阁看到上述近卫声明反应之后，本应进一步努力解决中国事变，但在声明发表后不久却辞职了，这使一般感到意外。继任的平沼内阁自然面临解决这个日德同盟的问题。
关于缔结同盟，日本的目的是，想凭此加强日本的国际地位，同时谋求北方的安全和孤立中国，从而促进事变的早日解决。当然，对日本来说，同盟是针对苏联一国的，并且目的在于防卫遭受攻击，即具有所谓防御同盟的性质，换言之，也就是加强防共协定。
但是，德国却主张将同盟的针对对象扩大到英国等国，于是双方发生了意见分歧。希望建立同盟的陆军，大致倾向于接受德国方面的主张，并在五相会议上反复讨论了数十次。这个五相会议是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从昭和13年(1938年)6月以来为了迅速妥善决定处理事变对策以期万无一失而随时召开的。在五相会议上，关于这个同盟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那就是当同盟的一方受到第三国攻击时，关于参战问题，同盟的另一方是否要保有独立自主地加以考虑的余地的问题。
欧洲形势的急转直下
在这光阴荏苒，谈判迟迟不见进展之际，昭和14年(1939年)8月23日，德苏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这就使一切谈判全落空了。平沼内阁因德国的这一背信弃义行为失去了立脚点而辞职。8月30日，阿部内阁继任。
风云变幻的欧洲大陆，9月1日终于爆发了大战。世界动乱的趋势令人琢磨不透。日本想在世界形势突变的时候，集中精力结束中国事变，便确定不介入欧洲战争的方针，并于9月4日公布了这一决定。
桫罗双树 2007-02-21 02:52
第二章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登台和新国策的决定
1．第二届近卫内阁的登台
日本的政治形势和欧洲战局的进展
南方问题的抬头——有田声明
近卫新政治体制运动
畑陆相的单独辞职
2．划时代的新政策
日本的转机
近卫首相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
基本国策纲要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时局处理纲要》议案的提出
议案提出的理由
必要事项的说明
3．新政策的意义
新政策的意图
着手南方作战的研究
同美英关系破裂的萌芽
日华不应该抗争而应该合作，这是先觉之士早就倡导的。不幸的是，中国事变同争取早日解决的努力相反，却变成了长期战争。大本营和政府的苦恼以及国民的焦虑心情逐渐达到难以掩饰的地步。欧洲大战的爆发，乍一看来好象是解决事变的大好机会，但实际上并投有立即导致局面的好转。汪兆铭单独政府的成立，结果使事变的形势更加复杂化，因而越发使人感到前途不容乐观。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转变内外形势和果断地处理时局，这种呼声在陆军以及一般人士中普遍地高涨起来了。
1．第二届近卫内阁的登台
日本的政治形势和欧洲战局的进展
一般认为阿部内阁是脆弱的。由于围绕新设贸易省问题工作做得很笨拙，以及全国性的粮食不足日益严重，它不仅失去了议会和社会舆论的支持，而且也失去了陆军的支持。这样，这届内阁便不得不以4个半月而夭折，于昭和15年(1940年)1月4日宣布总辞职。
希望后继内阁的首脑由枢密院议长近卫公再次出马的呼声很强烈，特别是陆军支持这么做，但由于近卫公坚决不干，没能实现，于是组阁的敕命便落到米内海军大将身上。
平定波兰之后，令人发怵地沉欧了半年之久的德国，于昭和15年（1940年）4月9日，闪电般地领了丹麦和挪威，继而又在5月10日调转矛头，向西开始了强大攻势。德军的攻势由于机械化兵团在空军密切支援下进行了果敢突击，很快便突破了法国主要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北翼。所谓希特勒的闪电战，象怒涛一般席卷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迫使英国于5月29日从敦克尔克撤退。6月10日，意大利参加对英法的战争；并发展到6月17日法国贝当政权迅速投降。
这样一来，君临七大海洋的大英帝国在新兴德国面前也仿佛陷于累卵之危了。5月10日，英国张伯伦内阁总辞职，轰动一时的英雄邱吉尔上台。尽管有敦克尔克的败退，但邱吉尔凭靠英国海军的健在，决心继续作战。正在这时，他呼吁：“我们要战斗在多佛尔的前方！战斗在多佛尔！战斗在多佛尔的后方！”
南方问题的抬头——有田声明
欧洲战局的急转直下，给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以及其他南方各地带来了政治地位上的巨大变化。这也关系到中国事变的处理问题，于是日本朝野上下便很自然地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南方。特别是军队和政府方面，考虑到随着英法等的败退，德国势力势将迅速扩展到南方；因荷兰战败而产生的荷属东印度的归属问题；以及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德国势将对维希政府施加压力等等，认为必须对此采取对策。
4月15日，有田外相发表声明说，战祸一旦扩展到荷属东印度，对于东亚的安定是不妥当的。这就暗示了日本对荷属东印度的关切态度。接着，5月11日，政府决定再向各国建议，维持并确保荷属东印度的现状。
对此，荷兰于4月18日发表声明，表示关于荷属东印度问题，不接受他国的保护，美英也强调维持荷属东印度现状。德国驻日大使鄂图于5日22日通知日本政府，表示德国无意干预荷属东印度。
近卫新政治体制运动
在这以前，近卫公在任枢密院议长时就曾企图在日本建立新政治体制，并已暗中进行酝酿。
据战后出版的近卫公手记 [ 译者注：近卫公手记：《凝视黑暗的日本》。 ] 所载，近卫公提倡新政治体制的真实意图是，要由自己来创建新的国民组织，以国民舆论为后盾压制军部。近卫公认为，自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 [ 译者注：五·一五事件，见前注；二·二六，即昭和11年（1936年）2月26日，一些陆军军官率兵袭击首相官邸等，掀起叛乱的事件。 ] 以来，原有政党已日趋衰落，只有建立一个扎根于全体国民之中、不同于原有政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所拥有的政治力量为背景组织政府，才能压制军部的专横，解决中国事变。而近卫公的这个意图，军部当然是无从得知的。
近卫公于6月24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着手推行新政治体制运动。7月7日，近卫公在轻井泽会见新闻记者，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如下 [ 译者注：见昭和15年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 ] 。
“新政治体制的完成，时间上如果能赶上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和当前外交问题的转变，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但须防止急于求成。(中略)就新体制和政党之间的关系来说，我完全没有无视原有政党来行事的想法。(中略)关于开展新体制运动，虽然有人说，为使这一运动顺利进行，需要一些行政权力。因而需要先组织内阁，但是我绝对没有那样想法。我想，即使多少有些不便，也要有耐性。但是，为了弥补这种不便，是否要取得政府的协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方面现在对推行新体制应该主动给予协助(中略)。
按我的想法，新政治体制包含的关系有：国民组织，和国民组织并行的议会，政府同统帅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政府内部府内部的统一等。所以我没有使用新党这个词。新政治体制的中心是内阁，新政治体制的推动力是来自国民组织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不是旧有概念的政党，而是既能进入政府、也能进入军队，能够进入一切组织的政治力量。”
近卫公是当时政界众望所归的人物。由他来建立新政治体制的这个倡议，果然蓬勃兴起，风靡政界。原有各政党纷纷主动解散，显示出都要集聚在近卫公旗帜下的趋势。与此同时，经济领域和思想领域的新体制运动也逐渐在社会上高唱起来。
陆军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这个新政治体制运动，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近卫内阁来积极推进对内对外政策。近卫公在上述记者招待会上虽然说过，开展新政治体制运动并不一定要更换政权，但是为了强有力地开展这个运动，需要出现近卫内阁，这在客观上已是大势所趋了。
畑陆相的单独辞职
这时，陆军大臣畑俊六于7月16日单独提出辞呈，于是米内内阁被迫全体辞职。当时米内首相曾要求陆军推荐继任陆相的人选，但陆军根据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所谓三长官会议的意见，以提出继任陆军大臣人选有困难为借口予以拒绝。陆军的这种作法，一般认为这是以陆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为挡箭牌来干预政治，因而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攻击。
7月18日，天皇终于向近卫公下达了组阁命令。近卫公首先决定了陆、海、外三相的人选，接着便举行了四首脑会谈，试图就当前军事、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问题协调意见。7月22日完成组阁，至此深孚国民众望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告成立。阁员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 近卫文麿
外务大臣兼拓务大臣 松冈洋右
内务大巨兼厚生大臣 安井英二
大藏大臣 河田 烈
陆军大臣 东条英机
海军大臣 吉田善吾
司法大臣 风见 章
文部大臣 桥田邦彦
农林大臣 石黑忠笃
商工大臣 小林一三
递信大臣兼铁道大臣 村田省藏
无任所大臣兼企划院总裁 星野直树
内阁书记官长 富田健治
2．划时代的新政策
日本的转机
第二届近卫内阁组阁后，很快便采取了具有别时代意义的新政策。这就是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和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从中国事变走向大东亚战争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以采取这些新政策为转拆点而大幅度地转变下去的。
近卫首相以“拜受敕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
7月23日，近卫首相以“拜受敕救命”为题发表广播讲话，向全体国民表明了下述信念。人们可以从这篇讲话中看出当时采取新政策的背景。
“这次没有想到拜受敕命，担任国家总理，这对我来说，不胜惶恐之至，愿借此机会略陈所怀，向广大国民各位致意。
众所周知，世界形势最近急转宜下，显现出惊人的变化。旧的世界秩序首先从欧洲崩溃，眼下就要波及到世界其他地方。不久前我之所以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就是因为考虑到在世界发生这样重大变动的时候，我国必须谋求革新国内体制，而自己愿为此略尽绵薄。如果国内各种意见互相对立，彼此争执，就势必不能专心对外，以致左顾右盼坐失良机。
回想起来，政党一向有两大弊病。第一是，在建党宗旨上采取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而三者根本的世界观、人生现就根本和我国国体不相容，这是今天必须迅速转变、彻底加以改正的。
第二是，把结成党派的主要目的放在争夺政权上，这决不是通过立法机构来辅弼皇国政治的做法。因此，必须革除上述两种弊端，恢复日本的本来面貌，上体天皇意旨，万众一心，真心实意地为皇国效劳。
而且，问题决不止于政党而已，所有文武、陆海、朝野、上下等各方面人士，都必须同心同德，忠实地遵照陛下的教诲辅弼皇国政治。这就是说，在这个新体制下，必须亿兆一心，体念天皇意旨，以便在这个世界形势发生历史性剧变的时刻，迅速妥善地解决国内外堆积如山的许多问题。而当我正在酝酿上述新体制的时候，突然拜受敕命组织内阁。因此，我必须首先谋求在政府内部实行这个新体制。幸而陆海军之间以及陆海军与外务省之间取得了完全一致，精诚合作，因此我确信，内阁在坚定的方针指引下，今后一定能克服任何困难，勇往直前地阔步迈进。
现在关于方针略谈二、三。首先，在外交上，我认为必须始终站在帝国独立自主的立场上，走帝国独自的道路。虽然说是独自的道路，但它决不意味消极的自主外交。必须认识到，这不只是简单消极地应付世界局势的变化，而是要自己主动地指导世界的变化，依据自己的力量建立世界新秩序；因此我认为，外交政策不要为目前的动向所左右，必须考虑到10年、20年甚至于50年以后，始终要自主地、积极地、建设性地向前推进。其次，在经济上，为了坚决推行上述外交国策，必须尽早摆脱依靠外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帝国同满洲和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当然，在今后的短暂期间内，还可能有物资不足、供求失调的现象。对此，政府将竭尽全力来确保国民的生活必需品。但是，这个问题的确是关系到一亿国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问题，因此，全体国民都必须抛去私心，一面积极致力增产，一面力行节约。大凡以奢侈逸乐为事而保持兴盛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也准备尽量削减预算，扣除不急需的费用，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对于民间是要进行种种统制的，但并没有想压制个人的创造性，摧毁民间希望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当此国内外的非常时局，必须指导全体国民，使之能够自报奋勇，心情舒畅，真诚地为皇国效劳。
最后谈谈教育。外交也好，经济也好，都在适应形势，准备克服巨大困难，实行一大转变。在这种时候，唯有教育方面还墨守成规，那是不能允许的。不，当想到国家前途的时候，应该说，国策的成败，国运的消长，关键全在于教育。所谓培育皇国国民我们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技巧上，而必须在其灵魂深处来实现它。历来的学问总是有一种玩弄抽象思维而不脚踏实地的弊病，对于这点必须进行深刻的反省。为了培养真正能够维护国体，担负国家重任的第二代国民，教育者本身必须具有尊重皇道的忠诚。政府打算在这样方针指导之下来革新教育。
以上讲了我的想法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部分，但却是最重要的部分。当现在新内阁刚刚就任的时候，我把它讲出来，一则是希望得到各位国民的协助，再则也是为了勉励自己，当它付诸实施的时候，我愿竭诚辅弼皇国大政。”
基本国策纲要
7月26日内阁会议上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内容如下。
基本国策纲要
目前，世界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以几个国家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为基调，正在形成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皇国也面临有史以来的一场大考验。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想要真正遵循肇国的精神，完成皇国的国是，则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迅速从根本上刷新各方面的庶政，排除万难，向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迈进，实为当务之急。特制定基本国策大纲如下。
一、根本方针
皇国的国是是遵循八纮一宇的肇国精神，以确立世界和平为根本。首先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坚强团结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为此，皇国自身必须迅速确立适应新形势的牢固的国家态势，倾注国家全力，为实现上述国是而迈进。
二、国防和外交
鉴于皇国内外的新形势，以发展国家总体力量的国防国家体制为基础，充实足以完成国是的军备。
皇国目前的外交，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根本。首先将重心放在结束中国事变上，综观国际局势的变化，讲求建设性的、富于灵活性的策略，以期推进皇国的国运。
三、刷新国内体制
我国内政的当务之急，在于根据国体的本义，改革各项政务，确立国防国家体制的基础。为此，决心实现下列各项：
1．革新教育，贯彻国体的本义，同时排除个人功利思想，确立以为国家服务的观念为第一义的国民道德，并振兴科学精神。
2．确立强有力的新政治体制，以求国政的全面统一。
甲．以官民合作、各自按其职守为国家服务为基础，确立新的国民组织。
乙．改革议会制度，使与新政治体制相适应。
丙．确立官场新体制，在行政的运用上进行根本刷新，以力求统一，提高效率。
3．以皇国为中心，以自主地建设日满华三国经济为基础，确立国防经济的根本。
甲．以日满华为一环，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在内的皇国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
乙．推行官民合作的计划经济，尤其是整顿一元化的统制机构，全面统制主要物资的生产、配给和消费。
丙．确立以发展综合经济力量为目标的长期计划，并加强对金融的统制。
丁．适应世界新形势，刷新贸易政策。
戊．确立国民生活必需物资、特别是主要粮食的自给方策。
己．发展重要工业，特别是划时代地发展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
庚．划时代地振兴科学，促进生产合理化。
辛．适应内外新形势，完善和扩充交通运输设施。
壬．确立国土开发计划，以期发展日满华综合的国家力量。
4．确保推行国是的原动力，制定提高国民体质和增加人口的永久性方策，尤其制定稳定发展农业的根本方策。
5．坚决纠正因推行国策而出现的国民负担不平衡现象，贯彻执行各种福利措施，同时，革新国民生活方式，确保适应忍苦十年、克服时艰的质朴刚健的国民生活水平。
上述《基本国策纲要》是以对内政策为重点而决定的国策，而与此互为表里的、以对外政策为重点的国策，则需要由政府和大本营之间协商决定。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第二天，7月27日，在宫中召开了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了如下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自从发表那个“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政府和统帅部之间出现意见对立以来，联席会议一直没有召开。
《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
方 针
帝国为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动，改善内外形势，促进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同时，掌握时机，解决南方问题。
在中国事变尚未结束的情况下，有关以对南方施策为重点的体制转变，在全面考虑内外形势之后决定之。极力促进处理上述两项的各项准备工作。
要 领
第一条 关于处理中国事变，设法集中政略战略的综合力量，尤其应尽一切手段断绝第三国的援蒋行为，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
关于对南方施策，尽力利用形势的变化抓住时机加以推进。
第二条 关于对外施策，在推进处理中国事变的同时，以解决南方问题为目标，大致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一、以对德、意、苏政策为重点，特别要迅速加强同德、意的政治上的团结，大力调整对苏关系。
二、对于美国，保持公正的主张和严谨的态度。因帝国推行必要措施而必然引起迫不得已的关系恶化，固然在所不辞，但应经常注意其动向，采取避免由我方主动增加摩擦的方针。
三、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和香港等地，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甲．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包括广州湾)，力求彻底断绝其援蒋行为，同时迅速迫使其同意我军担负补给任务部队的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并力求取得帝国所需的资源。根据情况，可以考虑使用武力。
乙．对于香港，与彻底切断缅甸援蒋公路相配合，强有力地推进各方面工作，首先迅速铲除敌对势力。
丙．对于租界，曾先谋求消除敌对势力和撤退交战国军队，同时，诱导中国方面，使逐渐收回之。
丁．当实施前两项措施时，行使武力，按下面第三条执行。
四、对于荷属东印度，暂时利用外交措施，努力确保其重要资源。
五、南太平洋上原德属及法属岛屿，鉴于国防上的重要性，应尽量通过外交措施，使之归我领有。
六、对于南方其他各国，应力求通过友好措施，使其同我合作。
第三条 对南方行使武力，应以下列各项为准则。
一、在中国事变大体处理完毕时，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只要内外各方面形势允许，抓紧时机，行使武力。
二、在中国事变尚未处理完毕时，应在不至于同第三国开战的限度内采取对策，但内外各方面形势一旦发展得对我特别有利，为了解决南方问题，可以行使武力。
三、关于前二顶行使武力的时期、范围及方法等，应根据情况决定。
四、行使武力时，应极力将战争对手只限于英国一国。但是，即使在这种场合，对美开战也将不可避免，因此，应作好充分准备。
第四条 关于国内领导，应根据实施上述各项对策的需要，诱导和完善各种体制，同时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促进国防国家的建成。
为此，尤须实现以下各项：
一、实行强有力的政治。
二、广泛发动总动员法。
三、确立战时经济体制。
四、储备战争资材和扩充船只。
上述时局处理纲要是大本营陆海军部提出的。大本营陆海军部是以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为主体的统帅机关，按规定，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可率所需随员列席大本营会议。另外，这类议案原则上事前一般要取得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同意。所以虽然说是大本营陆海军部的提案，实际上应该说是陆海军即军部的提案。
《时局处理纲要》议案的提出
大本营方面在联席会议上，对议案提出的理由和有关原案所列事项作了如下说明。
议案提出的理由
圣战至今已有三年，蒋政权虽已穷途末路，但仍未放弃抗战。欧洲战争方面，旧势力正在屈服于新兴国家集团的成力，残存者只有英国一国，形势急剧演变当可预测。盖中国抗日政权之所以尚未放弃抗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帝国的国力估计过低和对第三国援蒋的依赖。因此，帝国对此必须进一步全面集中政略战略方面的压力，强化国内体制，以坚决的态度对付援蒋国家集团，谋求事变的迅速结束，即使被迫进行长期战争，也务期万无一失。
目前帝国的当务之急在于，迅速从历来以来英美的状态下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基础，大致以印度以东及澳洲、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一环，确立自给自足的态势。今天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尤其是考虑到将来美国军备充实后的远东政策和苏联国力充实后的动向，更是这样。
诚然，以外交方式解决南方问题的工作应该立即付诸实施，以迅速达到所期目的。但也不能不估计到，通过上述途径可能达不到目的，或者为了谋求南方问题的更加彻底的解决而需要行使武力。关于行使武力，当然必须审慎考虑与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的调整关系以及其他内外各种形势。
总之，帝国应付变动的世界局势，必须改善内外形势，迅速结束中国事变，并抓紧时机解决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认为，对外加强同德意两国政治上的团结和迅速调整日苏邦交；对内则加强国内战时体制和促进充实战备等各项准备工作，极为重要。
因此，迅速确立坚定的国策，使政略和战略浑然一体，并为达此目的而迈进，实为至要。
这就是提出本纲要的理由。
必要事项的说明
方针
关于第一项
本项所列载者，是为应付世界形势的变动，处理中国事变与解决南方问题之间有关联的部分。而在解决南方问题的对策中，包括依取外交政策和依靠行使武力两方面内容。
所谓改善内外形势，对外以加强同德意的政治团结及调整日苏邦交为主要内容，对内则以加强国内体制等为主要内容。
关于第二项
本项理应包括在第一项内容里面，但鉴于处理中国事变尚未完毕时，有关对南方的施策事项、尤其是转变其态势问题至关重要，所以对这一点特别加以载明。所谓“以对南方的施策为重点的态势转变”，意思是指从政略战略两方面的观点出发，从目前以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为重点的态势，转移到以对南方的施策为重点上来。
关于第三项
本项中所谓“各种准备”，主要是以加强整顿战备、加强对外态势，特别是加强对德、意、苏的施策以及加强国内体制等为其主要内容，极力促进上述各项准备。而当预测战局的客观形势时，痛感完成上述主要准备工作的时间必须大致以8月末左右为目标，所以没有明确规定完成准备的具体时间，这是因为需要准备的各项工作，其性质不同，完成的时间也只能各异。
要领
关于第一条
本条是为了适应以处理中国事变和对南方施策的纲要为方针而提出的。
关于第二条
关于第一项
大本营认为，关于加强同德意政治上团结的内容问题，应以目前另行研究中的内容为准则；关于迅速调整日苏邦交问题，必须一扫原来的对苏谈判观念，为了北方安定，采取大胆的施策（例如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等)。
关于第三项中之(甲)
对法属印度支那，应尽量通过外交方式使其同意承担对我军的供应，允许我军通过和使用机场等。如果法属印度支那对此加以拒绝，而我军又有对华作战的需要，届时可行使武力以贯彻上述要求。如果法属印度支那违背誓约，仍然继续援蒋，或有其他失信行为，也不得不考虑行使武力，但行使武力应根据天皇的命令自不待言。
再者，对法属印度支那行使武力，和对香港行使武力有本质区别。大本营认为对香港行使武力将要有对英一战的决心。所以，对香港行使武力和对租界行使武力都必须按第三项之(丁)的规定，以第三条“对南方行使武力问题”为准则。
关于第五项
所谓“南太平洋上旧德属岛屿”，系指现在处于帝国委任统治下的内南洋及新几内亚东北部、俾斯麦群岛等的总称。另外所谓“法属岛屿”系指新喀里多尼亚、塔希提等岛。这些岛屿在国防上部被认为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旧德属岛屿更是如此。所谓“外交措施”，主要指有关日德政治协定等措施而言。
关于第六项
所谓“南方其他各国”，系指泰国及葡萄牙领地。其中对于泰国，大本营认为应加紧工作，通过政治手段，迅速迫其与我对南方施策协调起来。
关于第三条
如果各方面情况允许，南方问题希望迅速解决。但行使武力和处理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事变之间关系甚为重大，不可将两者分开考虑，因此，本条将对两者关系作出规定。
行使武力时，必须对内外各方面形势，特别是对中国事变的处理情况、欧洲形势、尤其是和德、意、苏的合作状况、美国对我的动向以及我方的战争准备等各项，加以充分考虑。
如果对英行使武力，则对美开战势将不可避免，因此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作好对美作战的充分准备。
关于第四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