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令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箕也！"--《论语·子路》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
--《论语·卫灵公》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论语·卫灵公》子曰："有教无类。"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论语·卫灵公》。。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论语·季氏》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论语·尧曰》不必再举例了。总之，《论语》中的格言警句比比皆是，如夜空的群星，光辉灿烂，千百年来照耀着炎黄子孙的人生旅程，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二） 《墨子》《墨子》是一部记载墨家学派哲学观点和人物言行活动的著作。
1. 墨家学派与《墨子》墨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墨翟。司马迁写的《史记》中没有他的专门传记，只在《孟子荀卿列传》中末尾附了几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在独尊儒术的汉代社会，墨家学派已被人们所冷落。据后人考证，墨子约生于孔子之后，大约生于周敬王四十年（公元前480 年），约卒于周威烈王六年（公元前420 年），时当战国初期。清代学者孙诒让在其研究墨子的著作《墨子閒诂》之中附有《墨子传略》。
《墨子》一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七十一篇，经西汉经学家刘向校录。现存十五卷，五十三篇，其中大部分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也有一部分是墨子后学的著作。
《墨子》散文中有所谓"十论"，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它是《墨子》书中的主要部分，代表了墨家学派的主要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主张。这些文章是经弟子们记录下来的创始人墨翟当年在"百家争鸣"中的讲学辞。由于墨家在墨子死后分为三派，他们对墨子学说各有记录，后来合编成书，故以上十篇文字都分上、中、下，而其内容大同小异。
《墨子》一书，虽然仍属记言性质，但其所记的已不是片言只语，而是长篇大论，实际上已是首尾完整、逻辑性很强的论文，而且每篇都有了代表中心思想的标题。这与它以前的语录体散文《论语》已很不同。如果说，《论语》还只是零散在盘中的璀璨明珠，那么，《墨子》已经是把明珠串成首饰的手镯或项链了。中国的论辩散文是从《墨子》开始的，这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墨子》一书中，《耕柱》以下至《公输》各篇，记述了墨子和弟子们的言行活动，是研究墨家学派的重要史料。另外还有一些科学著作，如《大取》、《小取》、《备城门》等，多为墨子后学者所作。
2. 《墨子》的思想内容儒家学派承认社会的尊、卑、贵、贱，从实际出发，主张以"礼"治天下；墨家学派，则站在"农与工肆"的角度，总想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的品德扩大到全社会，极力主张"兼爱"与"非攻"。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乃）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乃）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
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子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
然后，墨子又以此理推论至盗贼行窃，诸侯攻伐，其原因均是"不相爱"。其结论是："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这就是《墨子·兼爱上》篇的中心内容。最后文章这样结尾：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作为一篇议论文章，写得有理有据，自成体系。但是，由于墨子把"爱"
作为一种脱离社会实际利害关系的抽象感情来论述，因此很难兑现。他这种把天下一切怨恨祸乱的根源都归结为人们不相爱，因而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主张，实际上，只是把小生产者互爱互利、赖以生存的品德理想化，想让全社会普遍接受，而他并不懂得统治者想兼并天下的"大欲"与贵族们想高居常人之上的"本性"，因此是行不通的。然而，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表现出下层人民希图过安定生活，相爱而生存的美好理想，因此受到乱世百姓的欢迎，而成为一时的"显学"。
另外，墨子还从反对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出发，主张"尚贤"，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以此与儒家的等级观念争鸣：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因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墨子·非儒下》墨家学派这种强调吏治、务农，反对儒家听天由命安贫乐道的论述，正击中了儒家的要害。
墨子还从反对浪费社会财富出发，主张"节用"、"节葬"、"非乐"。但他们的这些主张主要是针对儒家的观点而言的。因为儒家的"礼乐"形式，目的在于表现社会等级的差别和王室贵族的尊荣，而墨家则从下层劳动者的思想观念出发，主张节俭与实用，从本质上讲，应该说这是一种美德。即是与文艺思想有关的"非乐"，也不无可取之处。墨子"非乐"的理由，并不是反对音乐或文艺本身的"美"，《墨子》中说："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鼓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不以为美也。"而是因为贪图音乐享受会费财误事。统治者迷恋于音乐，"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一般人民迷恋音乐，则会破坏男耕女织的正常生产，"使丈夫为之，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使妇人为之，废妇人纺绩织纴之事"，总之，上"废君子听治"，下"不中万民之利"，使"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这种观点，尽管主观上是从关心人民利益出发的，但是没有辩证地看到音乐对生产劳动的鼓舞作用和在生活中的娱乐休息与陶冶性情的作用，因此，墨子的"非乐"显然是一种从小生产者狭隘功利主义出发的偏激观点，是不妥当的。
正由于墨家学派有这种近于狭隘功利主义的偏激观点，所以反映在文学上，也显出"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的缺欠。然而，《墨子》中所提出的"三表"文学观，却是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主张文章要有社会生活依据，要讲究实用。这种观点是实际而可贵的：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
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所谓"三表"，就是判断事物是非的三项标志或标准。同时也是他"出言谈由文学"（《非命》）的标准。这三项标准的大意是说，第一，观察事物和写文章要有历史上的事实作根据；第二，要有广大人民的生活经验作根据；第三，要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一下，看是否符合国家人民之利。正是因为墨子有这样一些思想观点，反映到他的文学创作上来，也就比较注意对客观事理的剖析，注意用事实论证，注重实际效用。
3. 《墨子》的文体特色首先，《墨子》中的论文，善于运用具体事理进行说理，不以华丽辞藻取胜，而以逻辑严密著称。
例如《非攻上》一文，其中心论点在于反对不义战争。文章开始却以生活中的故事作比：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偷）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接着又举出到人家马圈里偷人牛马者，闯入人家里杀人越货者，然后推论到统治者所发动的掠夺战争也是"亏人以自利"的行为，自然更是"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了。
文章为了暴露不义战争的罪行，又举杀人者为例论证：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而一次战争，死人何至百、千！以此推论，发动战争者，自然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由此可知，《墨子》在论证问题时，是首先从常人能认识到的事实和道理出发，然后进行由浅入深，由小到大，由明及隐的逐步推论。我们读《墨子》的散文，就会发现它的推论方法，总是一环扣一环，一层深一层，步步紧逼，自成体系，从文章形式来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其次，在《墨子》的记事文章中，往往情节曲折，又善于用故事说理。
如《公输》篇，记述墨子听到楚国要攻打宋国，就亲往楚国跟公输盘辩论：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
富有戏剧性的是，墨子见到公输盘后，并不直说止楚伐宋的事，而说要给公输盘一大批酬金，请他帮助杀一个人。公输盘听后很不高兴，说："吾义固不杀人。"于是引出墨子的一大段议论：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不争（诤谏），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类推事理）。
这样，使公输盘无话说了。公输盘便把责任推到楚王身上。墨子见到楚王后，同样由浅入深与之论辩：子墨子见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窃疾矣。"
于是，墨子又进行类推，说："臣以三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终于在理论上驳倒了对方。
但有野心的人，虽然明知自己不对，也往往还是欲火难灭。墨子懂得光靠理论服人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又展开了实际上的较量。文章最精彩的一段，是墨子与公输盘在楚王面前"解带为城，以牒（小木片）为械"比量攻守之术的场面。"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拒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御）有余。"公输盘不禁恼羞成怒，顿生杀机：公输盘诎（屈），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当楚王不明就里，墨子解破机关，戳穿了公输盘的阴谋之后，这场斗争才真正取得了胜利：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由此可见墨子为正义而献身的精神。
富有教育意义的是：即使是正确的事情，也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有成功的把握。鲁迅先生曾以此为历史小说《非攻》的题材，歌颂了墨子这种身体力行的精神，称墨子他们为"中国的脊梁"。
第三，《墨子》有意识地总结了论辩艺术。
《墨子》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总称《墨辩》，是后期墨家学者的著作，主要内容是讲述墨家的认识论、逻辑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知识。《小取》曾总结墨家的论辩术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大意是：辩的作用，是要分辨是非的区别，详审治乱的规律，判明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原理，以选择利害，解决疑似。因此，应反映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推求各种说法来加以比较。要名符其实，要辞能达意，要解释出原因。要用同类事物做例证，用同类事物加以推断。自己有这样的主张，就不要反对别人有同样的主张；自己不是这样的主张，就别要求别人有这样的主张。
在谈到具体论辩方式时，《墨子》中还提到"辟"、"侔"、"援"、"推"等论辩方法。"辟"就是打比方，用比喻论述事理；所谓"侔"就是相同的命题可以相互引证；所谓"援"就是援引他人相同的论点为自己论证；所谓"推"就是由事实或道理作出推论。由此看来，墨家由于研究逻辑学，懂得和精通论辩术，因此，他们的理论和所写的文章对后世我国论辩文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影响。我们不能以《墨子》散文质朴无华，缺少文采而忽视它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三） 《孙子兵法》初期哲理散文中还有一部兵家著作，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孙子兵法》。
诸子中的《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军事著作。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后期齐国人，军事家。避乱到吴国，被吴王阖闾任为将，率军攻破楚国，名显诸侯。
《孙子》是他总结当世和过去的战争经验写成的。全书共十三篇，六千多字，广博精深，体系完整，论述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关系，揭示了战争中的重要规律，包含着唯物辩证思想。他认为："兵者国家大事"，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注重调查研究，认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并且认为战争中的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都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因素，只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矛盾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转化。这些军事思想，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文学角度看，《孙子》是一部逻辑严密的论著。如：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合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数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孙子·行军篇》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处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孙子·地形篇》这些论述都是全面而辩证的。
1972 年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孙子兵法》残简，并有《吴问》等佚文。
《孙子》一书，在古代被称为"兵经"，历来受到人们重视，有曹操等十一家注本。今人郭化若的《孙子今译》，在国际上很受推崇。《孙子》一书目前有俄、日、英、德、法、捷多种外文译本。日本人称《孙子》为"东方兵学的鼻祖"、"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法国拿破仑在打仗时经常翻阅《孙子》，足见此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
八、中期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时期中期的哲理散文包括儒家学派的《孟子》和道家学派的《庄子》。
（一） 《孟子》《孟子》是记述战国时代思想家孟子言行的书，是儒家学派的一部重要著作。
1. 孟子的生平与《孟子》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 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最负盛名的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与孔子并称"孔孟"。《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
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可见，孟子的一生也是很不得志的。原因是，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已发展到"以攻伐为贤"的武力统一时期，而一味讲他的"王道"、"仁政"，自然被君王们"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只好退而与门徒著书立其说了。
孟子的政治主张在当时虽然不合时宜，不为列国诸侯所采纳，但其仁政思想与王道主张却包含着宝贵的思想。他与弟子们共著的《孟子》七篇，共三万五千多字，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孟子游说各国时与各诸侯王以及其他人推难各种问题的经过和彼此的重要言论，虽然总的说来还没有脱离语录体形式，但无论从篇章结构和言辞文采上，《孟子》一书都比《论语》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具有了故事情节和明确的中心论题。
《孟子》是孟轲晚年和弟子们共同编纂的著作。
2. 《孟子》的思想内容孟子哲学思想的中心是"胜善"论，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他主张统治者应该有"恻隐之心"，推恩爱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当然是迂阔而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在当时"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公孙丑上》）的时代，他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制民之产"，给人民一个"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的生活条件，无疑是反映出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是有进步性的。
特别是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观点，更为可贵。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老百姓的地位看得比君主还高，而是说君主治国，如果不照顾到老百姓的利益，就很难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他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意思是：取得百姓们信任的才能享有天下，而取得天子信任的不过做个诸侯。这说明孟子看到了民心向背的重要意义。在《娄离上》中，他更以桀纣的灭亡从反面论证了这一观点：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敺鱼者，獭也，为丛敺爵（雀）者鹯也，为汤、武敺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敺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可见，儒家学派的"仁政"理想始终是与"爱民"联系在一起的。
《孟子》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关于人的品格修养。其中关于"舍生取义"和关于"大丈夫"的论述，对后世的影响尤其深远：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孟子·告子上》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孟子在这里深刻地讲出人生在世应该有崇高的人格和明确的世界观，为了人生的理想可以舍生取义，而不可在邪恶面前屈服。正是在这种人生观的支配下，孟子本身就给人树立了一个大丈夫的光辉形象。他对待君王往往傲然不逊，"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有一次，公然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表现出一个士子的刚正不阿的态度。他还以天下为己任，认为"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吾何为不豫哉？（《公孙丑下》）为此，他十分重视自己的品格修养，"养吾浩然之气"。
第三，《孟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于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论述。
首先，他认为教育的重要与乐趣可以与王侯相比：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尽心上》其次，孟子认为天性本善，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并把这归结为"仁、义、礼、智"的本源，这并不科学，但他却强调，"求之则得，舍之则失。"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道出了后天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参见《孟子·告子上》）
再次，《孟子》中还谈到一些教育与学习方法。如同类而举、专心致志等。《告子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孟子曰："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3. 《孟子》的文体特色首先，"文如其人"。构成孟子散文的第一个特点便是高屋建瓴，锐气逼人，酣畅雄肆，喷薄有力。这与孟子对事物的透彻了解，全局把握与充分自信有关。因此，《孟子》散文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气势充沛，感情强烈，笔带锋芒，富于鼓动性，具有纵横家、雄辩家的气概：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滕文公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献身于"道"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正是这种献身精神和他所处的百家争鸣时代，造就了孟子雄辩的散文风格，这与孔子时代的《论语》多为坐而论道的风格显然是不同的。
第二，《孟子》中论战性的文字，往往既记述孟子本人的言论，也记述对方的言论；既写论战的内容，也写论战的过程。这样，《孟子》一书，不仅记载了孟子的言行思想，同时也保存了当时某些学派、人物的学说思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记述，往往将时代气氛、各派学说和各种人物的言谈风貌、论辩技巧，呈于纸上，从而构成带有故事性的论辩散文。因此，《孟子》虽然还属于语录体范畴的散文，但与基本只讲观点的语录体散文《论语》比较起来，却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总体看，《孟子》比起《论语》来在文字上要显得更为生动、形象，因而也更具文学色彩与艺术魅力。如《孟子·梁惠王下》中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司法官）不能治士，则如之何？"曰："已之（撤他的职）！"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个小片断中，孟子先用一个受人之托而不负责任的人为喻，再用失职的官吏为喻，而后巧妙地把问题引到齐王身上。齐宣王回答前两个问题时那么干脆，而涉及自身的利害时，则"顾左右而言他"，活生生地画出了这位君王由于表里不一而陷入被动的窘态。
第三，《孟子》散文还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如用"弈秋诲弈"说明"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的道理，用"揠苗助长"说明养浩然之气不可急于求成，心术不正的道理（《公孙丑上》），用"弃甲曳兵而走"，五十步笑百步说明性质不变的道理，等等，都深入浅出，生动而富于感染力。《孟子·离娄下》有一篇讽刺故事，更为生动深刻：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其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至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故事精炼生动，寓意深刻。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刻画精细，像"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活生生地画出一个骗子恬不知耻的丑恶嘴脸。这篇著名的讽刺小品，可看作后世短篇小说的雏型。
总之，《孟子》中的文章，无论是其中的对话体部分，还是以叙事、议论为主的篇章，均一气呵成，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读起来令人痛快淋漓。这种以"气"为主的有个性、有感情、有锋芒的文章，一直为后人称道，成为后世作家尊崇学习的散文典范。汉唐以后，中国著名的散文大家，如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等，无不推崇《孟子》。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断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孟子》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章风格，其影响都是显著的。
（二） 《庄 子》《庄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重要著作。道家学派的奠基之作是《老子》，托名春秋老聃，后世学者一般也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
1. 老子的哲学思想与《老子》老子，是中国古代深有影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始祖。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担任过周王朝守藏室（国家图书馆）的官职，晚年西出函谷关退隐，著《老子》五千言，不知所终。
《老子》亦称《道德经》或《老子五千文》，是中国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书中以"道"来说明宇宙万物演变生息的规律，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观点，认为"道"是"天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二十五章）的特征。
《老子》一书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美丑、善恶、真伪、是非、利害、祸福、生死、荣辱、智愚、吉凶、兴废、进退、主客、巧拙、辩讷、难易、公私、怨德、贵贱、贫富、治乱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这些论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道德、修身、审美、语言等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出老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老子》语言简练，类似警言与诗句，含义深广，耐人寻味。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老子》第二十五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老子》第四十一章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澹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老子》第二十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上，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老子》第十三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老子》第二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老子》第八十一章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老子》第七十三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无执故无失。
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不］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第六十四章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老子》第五十八章在政治观点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为政者要成为人民的表率，先考虑人民的利益；反对扰民，抨击统治者违背天道行事。同时，他也看到人民的反抗力量："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老子》第七十四章）提出"绝圣弃智"、"小国寡民"的治国方案①。
老子的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吸收了他的思想成果，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或弃名绝利，隐居山林；或看透世事，旷达逍遥。《老子》一书有西汉河上公注本，魏王弼注本，明清之际，有王夫子的《老子衍》，清代有魏源的《老子本义》等。1973 年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有《老子》抄写本。
2. 庄子的生平与《庄子》庄子（公元前360？-公元前280 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与梁
① 《老子》第十九章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第八十章提出小国寡民的理想。
惠王、齐宣王同时代人。其生平、思想在《史记》和《庄子》中可见一斑。《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曰：庄子者，蒙（今河南商丘县东北，当时属于宋国）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夫》、《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可见庄周是一个颇有才华且志向坚定的人。庄子是继老子之后，中国道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世称"老庄哲学"。他继承老子的哲学思想，认为"道"是"自本自根"、"无所不在"的万物本源，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但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这种泯灭物我、是非、大小、生死、贵贱的差别，幻想"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却成为一种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人生观，最终走向宗教宿命论。
《庄子·至乐》记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这种物我为一的豁达思想是他摆脱亡妻之痛而"箕踞鼓盆而歌"的认识根源。
然而，庄子并不能离开人世社会而在幻想中生活。《庄子·外物》记载：庄周家贫，向监河侯借粮。监河侯说："可以。我将要得到一笔邑金收入。到那时，我再借给你三百金。这样行吧？"庄子听后非常生气，变了脸色马上给他讲了个寓言故事，把监河侯这个见死不救的吝啬鬼狠狠地讽刺了一顿：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正是由于这种现实的刺激，激发起庄子对现实社会的某种清醒认识，在《庄子》中出现了一些深刻抨击社会弊端的言论。
《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后人以《逍遥游》至《应帝王》七篇为内篇；《骈拇》至《知北游》十五篇为外篇；《庚桑楚》至《天下》十一篇为杂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己所作；其余则为庄子门人及后学者所作。
3. 《庄子》一书的思想内容庄子的哲学观点是物我为一，小大不辨，顺势而行，反映在政治上则认为圣人无名，神人无功，要人做全德之人，不可违本性去讲仁义，去追求名利富贵。《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记载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孔子甚为不满，又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而让颜回驾车，与子贡同去说服盗跖。结果一见面就被盗跖训斥一通：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耶！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昼■之膳！"
孔子不走，又与盗跖饶舌，以所谓"三德"劝解盗跖。盗跖又以自古以来，君王没有好结局的事实告诉他不可有为而治：今吾告子以人情：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弛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中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去走归，无复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孔子只好落荒而逃。
在这里，庄子借盗跖与孔丘的辩论阐明了自己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和无为而治的主张。有论者以为庄子的无为而治虽代表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失落情绪，但对现实统治者的揭露却异常深刻。其实这种评论也有可商讨之处。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我们不必忙于去贴上什么"积极入世"或"消极避世"之类的标签，而应着重分析其思想内容以及对社会的实际效益。从实际效益来讲，《庄子》对现实统治者盗贼本质的批判是犀利的，而其"无为而治"的政治方案也不乏合理的因素。请看下面两段精彩论述：夫川竭而谷虚，丘夷而渊实，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为之权衡以称之，则并与权衡而窃之；为之符玺以信之，则并与符玺而窃之；为之仁义以矫之，则并以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斧钺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圣人之过也。--《庄子》外篇胠箧第十这种把圣人与盗跖看成同一本质的思想，就揭露统治阶级的剥削本质而言，无疑是深刻的。
那么，庄子的治世理想是什么呢？他主张以 "道"治理天下：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
--《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庄子》中含有深刻的辩证思想。他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其出发点固然可以商讨，但其思想的辩证观点却是显而易见的。《秋水》篇记述庄子与惠子游于濠上的一段对话，更可见其思辩之精深：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终于以精细的思辩驳倒了惠子的观点。不过，庄子进而得出万物通灵的结论，则走向唯心。
4. 《庄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从文学角度看，庄子散文在诸子散文中的成就最高。其艺术魅力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庄子》散文想象奇谲，汪洋恣肆，往往用浪漫幻想的意象表达自己的人生、哲学观点。鲁迅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①这正说明庄子散文的文学特色与浪漫主义的散文创作方法。
如《庄子》内篇《逍遥游》旨在说明人生应当摆脱一切物累，获取绝对自由。这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庄子却能用充分的想象和生动的比喻去逐层深入地去说明这一问题，其表现力是令人敬佩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这样的大鱼，这样的大鸟，这样的奋飞状貌，在现实生活中是绝然不存在的。然而人们读过之后，却想象到它的存在以及它的气势与力量，这就是形象思维的作用。而庄子哲学中的"大"也由此表现出来。
在表现出极"大"的概念之后，突然又表现世界万物中的"小"象：野马（指春日野外林泽中的雾气）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这样一来，"大"与"小"在视觉上就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了。
为了说明常人这种错误认识的悲哀，庄子举了几个寓言故事说理：蜩与学鸩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版，第364 页。这是说：世界万物本有大小之别，不必相较。其实，无论"大"也好，"小"也好，均须有"待"而存。而在庄子看来，"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想以此反证只有无"待"的遨游才是真正的"逍遥游"。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之后又以想象中的历史人物与寓言故事为例讲了自己的这种人生观点。
李白说：庄子的文章"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大鹏赋》），就其世界观与艺术性相结合的角度而言，的确有这种特色。
第二，《庄子》散文极善于用寓言故事说理。《庄子》一书，"寓言十九"，常采用大量的寓言故事说明事理。如《则阳》篇中用"触蛮之争"嘲笑当时诸侯之间的争战：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
故事说世上诸侯之间的征战、厮杀、掠国、侵地，渺小得像蜗牛头上的两支触角争斗那样可悲可笑。其他如：庖丁解牛（《养生主》）喻养生之理（顺其自然）；轮扁斫轮（《天道》）喻读书之法，佝偻承蜩（《达生》）喻"专心致志"之道；匠石运斤（《徐无鬼》）喻知音难遇之感，等等，都以形象的寓言故事阐明极为深刻的思想和哲理。
《庄子》书中的故事，有的是精心创作的寓言，有的是虚构的历史故事，虽有真姓实名，也未必真有其事，包括庄子自己的故事，也是着重在说理。总之，《庄子》中的故事，或全部虚构，或半真半假，带有很大的艺术虚构成分，我们不妨当作说理故事看待。如《山木》篇"庄子行于山中"一节：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故人喜，命竖子杀雁而烹之。竖子请曰："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请奚杀？"主人曰："杀不能鸣者。"
明日，弟子问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令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庄子是否真有这样一段经历并不重要，需要的是这个故事表达出庄子在祸福无常，吉凶难料的乱世之中，一种保全自身的人生态度。
第三，《庄子》散文善于对事物进行细致入微、生动形象的描绘，故而虽属浪漫构想，却有细节的真实，容易为读者理解与接受。如所谓"真人"--《庄子》论述中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并不存在，而庄子却用人的生活范畴去作对比描写，使人容易理解与接受：何谓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暮士（谋事）。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若此。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忻），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在如此描写"真人"理念的基础上，庄子又进一步得出"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的人生观点，自然形象而可喻了。
《庄子》描写人物，具有强烈的褒贬倾向。如写仙子，总是"肌肤若冰雪，绰约（轻盈宛美）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写他心目中的正面人物盗跖，则是："盗跖大怒，两展其足，按剑瞋目，声如乳虎。"对他否定的人物形象则多有不敬。如《盗跖》篇对孔子的描写则是："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茫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只简单几笔，便把人物写得情貌毕现，使人感到如见其状，如闻其声。
总之，《庄子》是一部文学特色鲜明的哲学著作。作为一家之言，在思想上，尤其在艺术上，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后世著名文人，陶渊明、王维、李白、苏轼等，均无不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受到《庄子》散文的薰陶与影响。九、后期哲理散文春秋战国时期后期的哲理散文包括《荀子》、《韩非子》和《吕氏春秋》等。
（一）《荀 子》《荀子》是战国时期属于儒家学派范畴的一部哲学著作。作者荀子，名况，字卿，也称荀卿，赵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13 年，卒于公元前238 年。曾做过齐国的列大夫和祭酒，又曾任过楚国的兰陵令。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的大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可见荀卿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后来，荀卿因谗去齐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和秦国名相李斯都曾是荀卿的学生。荀卿晚年退居兰陵著书。"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1. 《荀子》的思想内容《荀子》共三十二篇，其中《大略》、《宥坐》等六篇可能为其门人弟子所记，其余各篇基本可信为荀况所作。
《荀子》一书内容丰富。其论述范围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教育、自然、文学诸多方面，并有专门采用文学形式创作的《赋篇》和《成相篇》。从学派上说，他是战国后期儒家的一位大师，但他的思想与孔、孟有许多不同，他从儒家的观点出发，而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家学派，都有所批判吸收，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当时进步社会力量的代表。荀子在政治上，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哲学上，宣传朴素的自然观；主张"法后王"，并主张以"礼"、"法"、"术"实行有效统治，这些思想都是战国社会统一趋势的反映。
首先，荀子对天命持否定的态度。他在著名的哲学论文《天论》中，说"天"就是自然界的客观变化："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它不受人事或政治好坏的影响。这就有效地否定了"天"的意志和"天"可以惩恶赏善的能力，使人们的思想从"天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荀子不止于此，他还从"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口号，这在当时是十分光辉的哲学命题。我们看他在《天论》中的这些论述：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第二，在道德伦理和政治思想上，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因此他强调后天的教育和隆礼重法的作用：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斫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
--《荀子·性恶》在这里，荀子客观地论述了人的本性为目、耳、口、心的自然欲望，在这一方面，凡人与圣人都是一样的，而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他除有与凡人同样的自然人性之欲之外，还能从社会关系出发，人为地（即"伪"）制定出制约社会关系的"礼义法度"。这种认识是合理而深刻的。由此，荀子强调了教育的作用，学习的作用，修身的作用，这都是从完善人的社会性而言的：君子曰：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第三，荀子由天道，人性又论及到礼治。不过，荀子的"礼治"已不同于孔、孟的"克己复礼"与王道、仁政，而是集"百家争鸣"中各家学派之长的一种政治方案。他在《议兵》中说：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治者强，乱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则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则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则强，下不可用则弱。是强弱之常也。隆礼、效功，上也；重禄、贵节、次也；上功、贱节，下也：是强弱之凡也。
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具体议兵：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窳楉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
由此可见，荀子虽然提出了以礼治为主，却兼有法治的思想，他对于"礼"的解释，已与前期儒家不同，他说："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这种"礼"显然是不以"世卿世禄"为传统的，反映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从他的思想中吸取营养而成一代名人，是并不奇怪的。
2. 《荀子》的文体特色《荀子》散文的第一个特色是逻辑周密，说理深透，善于运用类比方法反复说明问题。如《劝学篇》说明知识可以增长人的能力与智慧，就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在谈到学习方法的时候，荀子又用一连串的比喻说明学习贵在善于积少成多，贵在循序渐进，贵在坚持：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蟮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歧）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鼫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一也。
这种把生动的比喻与严密的逻辑论述结合起来的行文方法是《荀子》散文的重要特色。
第二，《荀子》散文句式整齐，行文流畅，多用排比句，美于诵读，便于记忆。其中不少句子，今天已成为大家熟悉的格言、成语。像上述劝学篇中的名句就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不可镂。
等等。
其他篇章也常具这种特色。如：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出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荀子·致士》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析愿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而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也，夫是之为定论，是王者之论也。
--《荀子·王制》这些都反映出荀子思想的清晰与缜密。
第三，《荀子》散文的韵文倾向为后世的韵文产生的端倪。特别是他以"赋"为题写了五篇作品，而成为后来赋体的源头之一。这五篇赋的内容分别是《礼》、《知》、《云》、《蚕》、《箴》（针）。现举《箴赋》为例，以见荀子赋体状貌：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合离，以成文章；以能合纵，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姓生钜、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复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为箴理。--箴。
其铺叙答问，已具赋体雏型。
另有《成相篇》，是一篇基本上用三、三、七的句式写成的韵文作品。
如：请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堕贤良！人主无贤，如瞽无相，何怅怅！
据后人研究，这是当时的一种通俗说唱文学形式。在诸子中，有通俗文学创作的，荀子是唯一的一位。总之，荀子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古代哲学家，其思想对后世甚有影响。汉代的王充，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曾在他的学说中吸取过营养。
（二） 《韩非子》1. 韩非子的生平与遭遇韩非（公元前280？-公元前232 年）是荀卿的学生，出身韩国贵族，为人口吃，但善写文章。其书传到秦国，秦王嬴政十分欣赏，设法令其赴秦，不久因同学李斯的诬陷而入狱自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云：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一代才人，忠心耿耿，以图一展才华，但终因未斗过社会疑心、妒忌的藩篱而饮恨亡身。司马迁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其遭遇是很悲惨的。然而，《韩非子》一书的光彩却永照千古，不可泯灭！2. 《韩非子》的思想内容《韩非子》是法家学派集大成的著作。其核心内容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
在韩非之前，法家有几个不同的学派。李悝、商鞅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政治制度与法令信誉是治国工具；申不害则提出国君还要有"术"，即驾驭群臣的方法；慎到又提出重"势"的原则，所谓"势"，就是统治权力。韩非子吸取上述诸派所长，提出君王治国应该法、术、势并用。所谓："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法家的这种治国思想，既不同于道家的顺其自然，"无为而治"，也不同于儒家的"尊法先王"，抱残守缺，而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的不断革新观点，这是很可贵的。可以说，革新与法制，是法家思想的精髓。
在哲学上，韩非继承了道家的变化思想与荀卿的唯物观点，认为"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解老》）。肯定具体事物是不断变化的，"道"、"理"也要随之而变化。这就为社会进步提出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自成一家之言，对法家治国理论论述极为详尽，论主威，论主道，论人臣，论二柄，论八奸，论十过，论孤愤，论功名，论变古，论七术，论六微，如此等等，均极细微，君王若照此办理，则可英明治国。如《二柄》论述君王驾驭臣下的两种法术：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
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
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
这里详细分析了君王因好恶明显而被群臣利用的历史教训，论述是精辟的。
在《八奸》中，韩非子陈述了人臣成奸的八种方术：一曰在同床--贵夫人、爱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二曰在旁--优笑侏儒，左右近习，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先意承旨，观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三曰父兄--侧室公子，人主之所亲爱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与度计也，此皆尽力毕议，人主之所必听也。四曰养殃--人主乐美宫室台池，好饰子女狗马以娱其心，此人主之殃也。五曰民萌--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六曰流行--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七曰威强--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为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八曰四方--为人臣者，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韩非子最后说："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奸，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不可不察焉。"讲得何等详尽而深刻。
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欲成一家之言，必须立、破兼备。《韩非子》不仅对法家的理论作了详尽的论述，而且对其他学派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其弊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皆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取）、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韩非子·五蠹》3. 《韩非子》的艺术特色《韩非子》五十五篇，从文章体裁看，包括两类作品：一类是政论文，主要风格是锋芒毕露，语气肯定，表现出一种严峻、峭刻的文风。而且篇幅也较长，如《五蠹》近七千言；《亡征》，分析可亡之道至四十七条之多，都论辩周详，内容宏富，结构复杂，是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另一类是记述历史故事和创作寓言进行说理，表现了作者的机智和历史知识的丰富。这一类作品，文学意味较浓。
《韩非子》中的长篇政论文，包括《五蠹》、《说难》、《显学》和《孤愤》等著名篇章。
《孤愤》主要写有治国才能的人与窃居要位的权臣之间的矛盾。文中对权臣循私惑主、危害国家的伎俩和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同时也对"处势卑贱，无党孤特"的智法之士，在与权臣作斗争中往往遭害感到悲愤。文章深刻入微，语言犀利，洋溢着一种激越的感情，表现出峭拔、严峻的风格：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为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谓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隐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事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
然后，文章非常深刻入微地分析了"当途之人"营私舞弊，借势固权，使人主受到蒙蔽的情形：外国诸侯不走他们的门子，事情就办不成；群臣百官不通过他们，就得不到提升；君主的近臣不奉承他们，就不能接近君主；学士们不阿谀他们，就得不到进阶。结果，内外上下都成了给他们抬轿子的人。于是"重人（权臣）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这种分析，说明韩非对当时各诸侯国官场上的时弊是洞察入微的。
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说理，是韩非著作中的另一重要特色。如《内外储说》、《说林上下》等篇，集中地汇总了许多有名的故事，其中《南郭吹竽》、《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等至今还为大家所熟知。特别是楚人鬻矛与盾的故事，含义更为深刻：楚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曰："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
--《韩非子·难势》这则寓言告诉人们：真理只有一个，究竟谁为真理，比如说，究竟是盾坚，还是矛利，得视具体情况而定。楚国这位商人并非不懂得这个道理，而是私心和贪欲造成他有意说谎而不能自圆其说。可见，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评论事物，始终是和个人私心、贪欲不相容的。
《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多是为说明其哲学与政治观点服务的。但这些故事又可以独立成篇，其客观意义远远超过了原文中的含义。
（三） 《吕氏春秋》等哲理散文《吕氏春秋》是战国后期由秦相吕不韦令其门客编辑的一部杂家著述。
吕不韦（？-公元前235 年）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南禹县）大商人。在赵国都城邯郸遇见入质于赵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便游说华阳夫人立为太子。子楚即位后为庄襄王，任命吕不韦为相国，封文信侯。庄襄王卒，秦王政年幼继位，继任相国，称为"仲父"。食邑有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十二县，河南洛阳十万户。又利用燕赵矛盾，取得燕所献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十城作为封邑。执政时攻取周、赵、魏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门下有宾客三千，家僮万人。秦王政亲理政务后，被免职，出居封地河南，不久被迁往蜀郡，忧惧自杀。
吕不韦在文化上的贡献是组织门客编著成文化巨著《吕氏春秋》。书成后，公布于咸阳市门，宣言"有人能增损一字者予以千金"，可见其对此书的珍爱（事见《史记·吕不韦传》）
《吕氏春秋》一名《吕览》，是一部"并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著作。
全书二十六卷，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共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也吸收了墨、法、刑名、阴阳、兵、农各家学说。当时秦势强大，行将统一中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渐告结束，思想界也需要总结百家争鸣的成果。《吕氏春秋》便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为秦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的思想武器。
《吕氏春秋》在议论中引证了许多古史旧闻和有关天文、历数、音律等方面的知识，《上农》、《任地》、《辩士》、《审时》等四篇保存了古代农学片断。总之，此书涉及范围很广，有政治、军事、教学、文艺、礼制、数术、养生、农桑、天文、历法各方面的问题。由于对各家学说采取调和折衷的处理，思想上比较驳杂，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大体上还有一贯的宗旨，正如高诱《吕氏春秋》序中所说，它是"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从文学角度看，《吕氏春秋》首尾一贯，条理分明，语言简练，富于形象，各篇往往以议论发端，然后摆事实、引比喻作为例证，最后回复到原来的立论。如《察今》：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人虽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 犹若不可法。
故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
荆人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应作"七十二圣"，泛指其多），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于此。由此可见《吕氏春秋》之一斑。
通行注本有《吕氏春秋注》，汉高诱撰；《吕氏春秋集释》，近人许维遹撰。
具有文学色彩的诸子著作，还有《列子》一书。《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作。原书已亡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东晋张湛辑注的，共八卷，《列子》的思想内容较驳杂，总起来说，倾向于道家思想。其中保存了古代的一些优秀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反映出古代人民不怕困难、坚持奋斗的精神，其他如《歧路亡羊》、《杞人忧天》、《人有亡鈇者》、《齐人攫金》等章节，也都有各自的启发意义，表现出古代人民的思想智慧和具有生活气息的幽默活泼风格。
东晋张湛曾为《列子》作注，今人杨伯峻有《列子集释》。
十、先秦士子的论辩艺术论是论述，辩是辩驳，一正一反，旨在说理。我国六朝时期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说："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这就是说，在古人看来，辩论就是要据经说理。但是，由于持论者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其据经而述之理也各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的急剧变革，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文化发展的高峰。当时，诸子百家，各抒己见，相互争鸣，百花齐放，他们的论辩艺术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 富有哲理的论辩艺术孔丘与老聃，是春秋时期的两位哲人。他们的人生都不顺利。孔丘奔走列国，其道不行，最后回到鲁国教书授徒；老聃离开周王室之后西出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五千言，不知所终。但他们对自己的人生理想与对世界的看法却笃信不移，而且能融汇在他们的深邃思想中并用简练的言语表现出来，闪烁出哲理的光辉。被后人尊称为孔子与老子。
古书记载，孔子年轻的时候，曾与鲁国国君一同坐车到周王朝所在地向老聃问礼。老子送行的时候说："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勿以有己，为人臣者勿以有己。"这几句话，一是说做人不可锋芒毕露，一是说做人要有献身精神。属于道家之言，与积极入世的儒家处世态度自然是不同的。但既然孔子问他，他也就以诚相告。这种富有哲理的告诫语言实则是暗含的辩论，往往容易引起对方的警惕与思考。孔子对老子的赠言听后持什么态度，司马迁没有记载，不过从他后来对人处世的态度来看，他是领悟了的。
孔子的论辩也多为一些富有哲理的谈话。有一次，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才能搞好政治。孔子说："做君王的要像做君王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做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做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做儿子的样子。"原话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多么简练而富有哲理！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焉得而食诸！"意思是：如果纲纪混乱，即使我有粮食，怎么能保证享用到它呢！"后来他又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在节财。"仅仅四个字，就把关键问题讲得很明确了。
当时有个叫佛肸的人做了中牟的宰臣后，背叛了晋国大夫赵简子。他知道孔子有才能，就请孔子辅佐他。孔子想去，子路说："我听您曾说过：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现在佛肸亲自宰中牟而背叛晋国，你又想去，这该怎么解释呢？"孔子回答说："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意思是：有这个话。但我们不常讲：要有坚韧性么？无论怎么磨它也不会变薄；我们不是常讲纯洁性么？无论怎样污染也不会变黑。我难道是葫芦瓢吗？怎么能挂起来不吃东西！这一段回答，既有辩证观点，又有哲理格言，生动形象，切合实际，达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孔子有个弟子叫宰予，就是白天爱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的那一位弟子，一次听讲过后，突然问孔子："三年之丧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意思是：三年丧期太久了，必定会落到礼坏乐崩的结局，这好比新谷取代旧谷一样，我看一年就可以了。孔子怎么办呢？他没有正面与弟子对抗，而是从本质上讲三年居丧的道理。他对宰予说："这样做你安心吗？"宰予说："安心。"孔子说："你安心就可以这样做了。君子居表，食旨不甘，闻乐不乐，故弗为也。"意思是他们不是死守礼节，而是因为伤感情绪恢复不过来才这样守丧的。这样就避开形式主义的缠绕而变为对内容的深入揭示了。
老子、孔子的言论，言简意赅，含蓄而深刻，其论辩富于哲理，有许多成为后世的至理名言。
（二） 深入浅出的论辩艺术在《孟子·许行》章中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位主张神农学说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上门劝告滕文公说："我这个远方的人，听说君王施行仁政，希望能在您这儿得到一个住处，做您的百姓。"滕文公同意了。但一看，他们师徒几十个人，全都是穿着粗布短衣，以打草鞋编席子为生。这就是诸子百家中主张身体力行，不主张社会分工的重农学派。
有个儒家学者陈良没有拢住自己的学生。他的学生中有两个叫陈相、陈辛的兄弟，到滕国遇见许行后，很佩服许行的言行，于是弃儒从农，并且宣传起许行的学说。
一天，陈相见到孟子，便说："你看像滕国国君这样的好人，也算是个贤明的国君了，但是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得道。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贤明的领袖必须和老百姓一样地耕种为生，兼管国家才对。可是现在滕国仓库里存放着大批老百姓生产的粮食供王室享用，这不就是剥削老百姓吗？怎么算得贤明君主！"
孟子自然不同意他这种反对社会分工的落后观点，便从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出发，由浅入深，一步一步地和陈相展开了辩论：孟子说："许先生必定是自种粮食然后吃饭吧？"回答说："是的。"
又问："许先生必定是自织布匹然后穿衣吧？"回答说："不。他是穿别人织成的粗麻布。"问："他戴帽子吗？"回答说："戴。""戴什么帽子？""素色的帽子。""自己织的吗？""不，用小米换来的。"这时孟子说了："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帽子呢？"回答说："这样有害于耕作。"孟子又问："许先生用铁锅瓦甑做饭，用铁犁耕田吗？"回答说："是的。"问："这些都是自己制作的吗？"回答说："不，也是用米换来的。"孟子这时给他讲道理了："用小米换工具，不能说是剥削瓦工铁匠；瓦工铁匠也用他们制造的工具来换米吃，难道就是剥削农民吗？为什么许先生不兼作各行各业，而要乱纷纷地与人交易呢？难道不怕麻烦吗？"陈相这时不得不说："百工之事本来就不可能一边耕种一边兼做的啊！"终于承认了社会分工的合理性。
孟子于是进一步开导他："那么，唯独治理天下就能够一边种田，一边兼干吗？须知世界上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想凭自己的精力包办完所有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如果什么东西都自己做的才使用，便只好教大家成天在路上跑，什么也别干了。所以说：有些人劳心，有些人劳力。劳心的，治理人；劳力的，给人治理；给人治理的，供养治理者；治理人的，受劳力者的供养。这才是天下的常理。"这就是那条被称为贯通千古的封建统治理论。原文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你看，孟子讲述他的哲学思想多么深入浅出，雄辩有力！对于孟子的这种哲学观点，自然有不同看法。千百年来，封建统治阶级以此为据，要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接受他们的剥削与统治；而一些革命理论工作者又从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出发，认为孟子在这里用了偷换概念的手法，把劳动人民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混为一谈，所以称之为"诡辩"。近来，又有一种看法，认为孟子表述社会分工的时候，尽管掺杂了一些封建等级观念的因素，但是实际上包含有脑、体劳动分工的朴素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脑力劳动的人，一般只能由剥削阶级中的成员担任。所以，这个哲学观点也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因此，他讲起来才那么理直气壮。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除了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没有条件进行社会分工和将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人们可以随心所愿地全面发展之外，在这其间的历史过程中，行业分工，脑体分工正是历史的必然。历代剥削统治阶级，既有统治、剥削人民的一面，又有管理国家、组织生产的一面。否则，社会便不存在。历史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先进的剥削阶级还有代表全体人民同腐朽的剥削阶级斗争的业绩。如此看来，孟子这个观点确实含有真理成分。一位古代哲学家，能够如此深入浅出地讲清这么一个贯通古今的深奥哲理问题，没有对现实复杂现象的仔细观察与深入思索，恐怕是不可能的。
（三） 驰骋想象的论辩艺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有一个老庄学派，虽然人生态度比较消极，但论辩艺术却极为高超。这一学派的论辩特点是用无边无际的自由想象和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表述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寓哲理于想象和故事之中，极为生动传神。庄子是其代表。
庄子一生没有做官，愿意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庄子谈论起自己的观点来，汪洋恣肆，随心而至，得心应手。在他的笔下，一切生物、非生物都会说话，而且构成意象鲜明的画面。《逍遥游》是庄子与遐想中的不同的人生观点进行形象论辩的名篇。他为了证明人生应该有绝对自由的意志，便想象出极大极小的形象加以描绘论证。先说："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重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鲲化为鹏，想展翅飞到天池去。从小的方面讲，有野马（游气），有尘埃，虽然小到微不足道，但是他们也与鲲鹏一样，是有所待才能有所为的。正如舟行靠水一个道理。但是真正的人应该是绝对自由的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就是说，真正自由的人，应该遵循自然的本性，驾驭阴、阳、风、雨、晦、明这六种气象的变化，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垠的宇宙之中。这样，他们还有什么可期待呢？所以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意思是：有最高修养的人，能够顺应自然，不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第一个层次；能够顺应自然神异变化的人，无意求有功于人类，这是第二个层次，但还不是最高的层次；在庄子看来，深识万物的人，不慕求任何名位，甚至与自然合而为一，这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所以说："圣人无名。"像庄子这样探求深奥人生哲理的学者，如果没有充分的想象和精巧的比喻，要说清道理而且让人乐意接受，恐怕是不容易的。
庄子为了说明养生有道这个问题，向文惠君讲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故事说，这位厨师为了宰好牛，仔细钻研练习了三年。他开始见到牛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一条整个的牛；后来，由于精心分析、研究、揣摩，再见到牛的时候，就能清晰地透过表皮看到牛的各个部分了，正如现在的X 光射影能看到物体内部结构一样。所以，这时，他下刀宰牛就十分顺利，刀刃很少磨损。比较好的屠夫一年换一次刀，一般的屠夫一月换一次刀，而他的刀如今用过十九年了，还是像刚磨过的那样锋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地矣。"用这个道理来比喻人生顺应自然规律必然可以养生，是谁都可以信服的。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入手，清晰论证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正是庄子论辩艺术的绝妙之处。所谓庄子"寓言十九"，是说他的哲学著作中通篇几乎都是寓言。这样就可以借助想象和生动的比喻进行分析，收到形象说理的效果。
（四） 逻辑严密的论辩艺术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本是韩国的一位贵族公子。司马迁说他"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本归于黄老。"所以，在《史记》中，他与老子同传。他天生口吃，不能说道，而善于著书。在他的著作中，像《说难》、《五蠹》等论文，都以逻辑严密的论辩著称。
韩非在《说难》中说：游说之难，并非我拿不定主意表达一个什么观点，也不是说我把这个观点说不明白，也不是说我没有言词充分表达这个观点，一句话：不是我没有本领论辩与游说，而是难在"知所说之心"。就是说：进言要揣摸对方的心思，说话要对路子。否则，不但人家不听，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
接着他讲：人家喜欢名的，你不要说利；人家喜欢利的，你不要说名；人家表面追名实际求利的你不要看不透他的心思空说一气，不然，轻则人家不理你，重则人家忌恨你。还有"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不该当众说的事，千万不要当众说，不然将祸及本人。贵人有过不仅不能当面指责，即使当众说一种德行而影射人家的短处，例如人家私心重，你非说助人为好，那也会危及自身。关系不密切的不可深谈，否则事败后就怀疑你。贵人得计你不可自以为功，否则也很危险。强说人家不愿干的事，强止人家不愿止的事，也很危险。所以在向人进言中，要注意避免以下的误会："与之论大人，则以为间己；与之论细人，则以为鬻权（买重）；论其所爱，则以为借资；论其所憎，则以为尝己；径省其辞，则不知而屈之；泛滥博文，则多而久之；顺事陈意，则曰怯懦而不尽；虚事广肆，则曰草野而倨侮。此说之难，不可不知也。"可谓说透了人间的种种心理状态，概括全面，逻辑严密。
那么，怎样游说才会收效呢？他说：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敬，而灭其所丑。彼自知其计，则无以其失穷之；自勇其断，则无以其敌怒之；自多其力，则无以其难概之。规异事以同计，誉异人与同行者，则以饰之无伤也；有与同失者，则明饰其无失也。大忠无所拂悟，辞言无所击排，乃后申其辩知焉：此所以亲近不疑，知尽之难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讲人家爱听的。人家聪明，就不要多说；人家果断，就不要激怒他；人家自信，就不要说他不行；在几个人面前，多说人家的优点而不要伤害人家；张三与李四有同样的过失，你就说张三没有。最大的忠诚是不抵触，言辞不要激烈，以后条件许可的时候再慢慢讲清道理。韩非所以这样详细论述进言的艺术，主要是从效果出发的。尤其是在封建专制时代，不懂讲话的方式，不考虑说话的效果那是很危险的。正如韩非所说："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战国时期，荀卿的论辩逻辑也很严密，而且善用比喻。他的《劝学篇》几乎通篇都用比喻。墨家学派论证也很严密，也常用故事说理。逻辑严密是论辩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先秦诸子散文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会周密思考，以理服人。
（五） 历史散文中的论辩艺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变革，各国之间外交活动频繁，常有激烈的论辩与斗争，反映在文学上则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论辩艺术遗产。其中以《战国策》成就最为突出。
《文心雕龙》说："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力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意思是：论说的要义，一定要使它对当时有利而意义正确；在大的方面有助于完成当前要务，在小的方面也不会妨碍自身的荣显。只要不是欺骗敌人，只能讲求忠诚与信实，打开心扉，把忠言献给主上，运用巧妙的文采来加强语言的说服力。这是论说的根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史传散文中，我们可以读到异常精彩的论辩文章。或雄辩热烈，或锋芒毕露，或缜密严谨，或机趣横生，可谓五彩纷呈。
《战国策·齐策》中的《赵威后问齐使》讲的是齐国派使臣带信去看望赵威后。赵威后连信封也不打开，就对齐国使者说："你们齐国年成好吗？百姓好吗？齐王好吗？"齐国使者很不高兴，说："我奉使代表着齐王和国家，您不先问齐王，而先问收成与百姓，这不是颠倒了卑贱与尊贵的位置了吗？"赵威后说："不然。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几句话说得齐使哑口无言了。然后赵威后又问了齐国一些民情细事，充分体现出这位王后的民本精神。
论辩要讲究效果，就得考虑到对方的接受情况。《邹忌讽齐王纳谏》以自己的妻、妾、朋友都言过其实地夸奖自己长得漂亮，悟出人们常说假话的各种原委，而告诫齐王要勇于接受批评。齐王果然听取了他的意见，虚心听取意见，奖励批评进言举动，结果齐国威望大增。《战国策·秦策》中记载的范雎说秦王的故事，也是个迂回说理的典型。
范雎原是魏国人，因为受人嫉妒，差点送了命，后来到了秦国。秦昭王多次向他讨教，他都唯唯诺诺，绝不开口。急得秦昭王说："先生真不愿教寡人吗？"
这时，范雎才开口说："不敢呀！"然后讲了姜太公遇文王、伍子胥过昭关故事，说出自己怕不被充分信任而误国误身的担心，以端正昭王的态度。在秦昭王对范雎有了充分信任之后，范雎才说："君王如今上怕太后的威严，下受奸臣的作弄，居住在深宫里面，离不开保姆的教养，这样下去，大则亡国灭宗，小则祸及自身，这就是臣所担心的事。至于自身尔后穷国羞辱，乃至死亡灭绝，我并不怕，臣死了秦国能够富强起来就胜似我活着秦国贫穷呀！"一席话说得昭王心坎里去了，于是拜范雎为相，改名换姓，名曰张禄丞相。
高超的论辩艺术，有时也可使小人得志，谮害忠良。《战国策·秦策·姚贾谮杀韩非》就记录了这位小人因花言巧语而终于得逞的情形：王召姚贾而问曰："吾闻子以寡人财交于诸侯，有诸？"对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复见寡人？"对曰："曾参孝其亲，天下愿以为子；子胥忠于君，天下愿以为臣；贞女工巧，天下愿以为妃。今贾忠王而王不知也，贾不归四国，尚焉之？使贾不忠于君，四国之王尚焉用贾之身？桀听谗而诛其良将，纣听谗而杀其忠臣，至身死国亡；今王听谗，则无忠臣矣！"
王曰："子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姚贾曰："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仇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乞人，传卖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盗，而胜于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诟丑大诽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与立功。使若卞随，务光，申屠狄，人主岂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听其非，察其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者，虽有外诽者不听；虽有高世之名，无咫尺之功者不赏。是以群臣莫敢以虚愿望于上。"秦王曰："然。"乃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广征博引，无非说明自己忠心耿耿，而告发他的人不可信任。秦王果然听信了他的诡辩杀了韩非。
从文学角度讲，论辩是一种文体，属于议论文，且具有生动活泼的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中，更是五彩纷呈，百花齐放，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一、《楚辞》（上）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战国时期。他所创作的长篇抒情诗《离骚》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爱国主义杰作，也是"楚辞"中最为辉煌的作品。
（一） 屈原的生平与时代屈原的生卒年月，无法确考。据郭沫若推算，他生在公元前340 年正月初七，死于公元前278 年，活了62 岁。这个时间正值战国中期。他的一生与楚怀王、楚顷襄王同时。
当时七雄并峙，相互兼并，求得中国的统一已经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七国之中，处在中国西北的秦国兵力最强，直接威胁着山东六国；六国之中，处在东海之滨的齐国经济最富，处在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疆域最大，而齐、楚相较，楚国又超过齐国。于是，形成了"合纵"（联合六国以抗强秦）、"连横"（事奉强秦以凌弱国）两条政治、外交路线。"横则帝秦，纵则楚王"是当时政治家已经看出的社会发展趋向。公元前318 年，山东六国兵力合纵攻秦，曾推楚怀王为纵长，这正是楚国当时实力强大的反映。
屈原生活的时代，中国大地正面临急剧的变革，政治、思想、学术、文化的争鸣更为活跃。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比他稍前的有商鞅、申不害、环渊、接舆、尸佼、宋钘、孟轲、惠施、庄周、田骈、慎到、陈良、许行。比他稍后的有邹衍、公孙龙、荀况、韩非。整整同时的政治家和他并且有特殊关系的有苏秦和张仪。他的时代的确是群星丽天的时代。"（见《历史人物》第12 页）从屈原的作品看，他也是以中华学子为己任的。在屈赋里，"天下"的历史名人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齐桓、皋陶、伊尹、傅说、比干、吕望、叔齐、宁戚、百里奚等。即使举独夫昏君，也放眼"天下"，如启、羿、浇、桀、纣等，都不是楚人。屈原的幻想世界也是以"天下"为理想，向往昆仑。所以说，屈原虽然以爱楚国为其思想感情的具体载体，而其精神实质则是爱中华的，尤其是当时的楚国也有可能成为统一中国的力量。因此，把屈原的爱国精神与当时中国统一于秦的历史趋势对立起来的看法是形而上学的。
屈原，名平，是和楚王同姓的贵族。他和楚王的亲属关系可能已经疏远了，只取封地为姓，但由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让他作了左徒。
"左徒"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其地位仅次于楚国的最高行政长官令尹。《史记》说，他当时"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说明他直接参与了楚国内政外交的决策。此时，屈原正在青年时期。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屈原遭到了不幸：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离开楚国政权核心，被怀王疏远，大约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随后，楚国在外交政策上犯了个错误。当时，秦国派张仪到楚国游说，以商、於六百里地作为报酬，引诱楚齐绝交。楚怀王利令智昏，上了秦国的圈套。事后张仪反悔说，当时只答应给六里土地。于是楚秦开战，楚国大败，失去汉中。再战，双方议和，张仪以人质入楚。这时屈原重被起用出使齐国修好。而张仪却买通用事大臣靳尚和怀王宠妾郑袖，得以免死脱身。公元前299 年，秦昭王致书怀王，约他到武关会面。这时，年已四十一岁的屈原劝阻不听，结果怀王被扣，三年后死在秦国。
怀王入秦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98 年，楚顷襄王即位，更不听屈原的劝告，终于把屈原驱逐流放，此事大约发生在屈原五十岁之前。《楚辞·渔夫》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的许多悲愤的诗篇，都创作于流放的时期。公元前278 年，即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率军攻下郢都，楚国灭亡在即。这时屈原已经六十二岁，他眼看着郢都的毁灭，人民的流亡，感到爱国理想已无法实现，就跳入湖南汩罗江自杀。（二） 伟大的爱国抒情诗--《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诗作，是他"老冉冉其将至兮"时的作品，这时他正在流放苦闷之中。全诗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九十字，是屈原作品中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首最伟大的抒情诗。全诗充满着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祖国的深切爱恋。
关于"离骚"二字的含义，自汉以来，说者略有差异。司马迁说："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盖以"忧"释"骚"，而"离"字无解。东汉班固在《离骚赞序》中对两字都作了解释："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后世朱熹赞同这种观点。稍后于班固的王逸则说："离，别也；骚，愁也。"后世学者如清人蒋骥，就赞同王逸之说。总之，一说是遭忧作辞，一说是别愁为赋，其基本含义则均为不幸之作，我们不必细究。
《离骚》全文可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岂余心之可惩"）自叙身世、经历、品质、理想以及遭遇的不幸：（附郭沫若译文）
帝高阳之苗裔兮，我本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朕皇考曰伯庸； 号叫伯庸的是我已故的父亲。
摄提贞于孟陬兮，太岁在寅的那一年的正月，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的那一天便是我的生辰。
皇览揆余初度兮，先父看见了我有这样的生日，肇锡余以嘉名。 他便替我取下了相应的美名。
名余曰正则兮， 替我取下的大名是叫着正则，字余曰灵均。 替我取下的别号是叫着灵均。
屈原自认为身世不凡，是黄帝家族的苗裔。这是大中华统一思想的深刻体现。而他的品质、理想更为非凡：纷吾既有此内美兮，我的内部既有这样的美质，又重之以修能。 我的外部又加以美好的装扮。
扈江离与辟芷兮， 我把蘼芜和白芷都折取了来，纫秋兰以为佩。 和秋兰纽结着做成了个花环。
汩余若将不及兮， 我匆忙地就像是在赶路一般，恐年岁之不吾与！ 怕的是如箭的光阴弃我飞掉。
朝搴阰之木兰兮，我在春天去攀折山上的木兰，夕揽洲之宿莽； 我在冬天去收揽水边的青藻。
日月忽其不淹兮，金乌和玉兔匆匆地不肯停留，春与秋其代序。 春天和秋天轮流着在相替代。
惟草木之零落兮，想到草和木都时刻地在凋零，恐美人之迟暮！ 怕的是理想的佳人也要早衰。
不抚壮而弃秽兮，你不趁着年少时自图修洁，何不改乎此度？ 为甚总不改变你那样的路数？
乘骐骥以驰骋兮，我驾着骏马正要打算去奔驰，来吾道夫先路！ 你来吧，我要为你在前面引路！
这些诗句中芬芳馥郁的香草，正是他那美好品质的象征；而在楚怀王对他信任的时期，他更充满着与怀王共展宏图的美好理想：昔三代之纯粹兮，古时候曾有过纯而粹的三王，固众芳之所在； 在那时固然是群芳之所聚会。
杂申椒与菌桂兮，木本的申椒、菌桂也多所戴插，岂惟纫夫蕙茞？ 不仅把香茞和蕙草纫成环佩。
彼尧舜之耿介兮，想唐尧和虞舜真是伟大光明，既遵道而得路； 他们已是得着了正当轨道。
何桀纣之猖披兮，而夏桀和殷纣怎那样地胡涂，夫唯捷径以窘步。总爱贪着走捷径而屡自跌跤。
这种尊崇尧舜、痛恨桀纣的政治观点，正是儒家信任贤能，提倡仁政的观点。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在当时来说比较先进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对楚国现实的黑暗政治才痛心和忧虑：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有一批糊涂的人们会苟且偷安，路幽昧以险隘。 他们的道路诚暧昧而又加狭隘。
岂余身之惮殃兮， 我并不怕自己的身子会要遭殃，恐皇舆之败绩。 我怕的是君王的乘舆要被毁坏。
忽奔走以先后兮， 我匆匆地在前在后效力奔走，及前王之踵武。 我想要追赶上先王们的步武。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你既不肯鉴察我胸中的愚诚，反信谗而齌怒。 更反而听信谗言给我以恼怒。
屈原不忍见国家命运的衰败，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挽救，然而怀王却不信任他，疏远他。这使他非常痛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我诚然知道耿直是不能讨好，忍而不能舍也！ 但我却忍耐着痛苦不肯抛弃。
指九天以为正兮， 我要请九重的上天做我证人，夫为灵修之故也！ 我只一心忠于君王并无他意。
以下，在沉痛反复吟诵的诗章中，诗人表明了自己对人民的关切，志向的不可更改，以及和那些追逐名利、诬陷忠良的党人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最后，当他一切积极进取的道路都被堵塞之时，他也曾想到消极退让，洁身自好：制芰荷以为衣兮， 我要把碧绿的荷叶裁成上衫，集芙蓉以为裳。 我要把洁白的荷花缀成下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 没人知道我也就让他抹杀吧，苟余情其信芳。 只要我的内心是真正的芬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 要把头上的冠戴加得高而又高，长余佩之陆离。 要把项下的环佩增得长而又长。
芳与泽其杂糅兮，芳香和污垢纵使会被人混淆呀，惟昭质其犹未亏。只我这清白的精神是丝毫无恙。
他也想到穿起自己芳菲飘扬的美丽服饰到四方去观光考察，但是，最后又说自己的理想不能改变：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就把我车裂了我也不会变更，岂余心之可惩？ 难道我的心还会怕受人威胁？
这是他第四次提到自己的死亡。在理想不能捐弃的心境中，他已预感到悲剧的不可避免。
第二部分（从"女媭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运用充分的想象继续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和失望。首先，他假设一个爱护他的女伴"女媭"对他忠告，劝他不要像■那样刚强固执，以致丧命。这使他深为失望。于是，他只好渡过沅水、湘江，去到苍梧找帝舜重华倾诉心曲。他对帝舜把自己所认识到的许多政治得失、历史兴亡教训一一痛说出来。他说夏启、后羿、过浇、夏桀、殷纣的失败，都是由于享乐纵欲，残害忠良；而夏禹、成汤、文王、武王所以成功，则是因为他们举贤授能，遵循法度。从历史正反经验教训中，他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皇天无私阿兮， 主宰一切的上帝他公道无私，览民德焉错辅。 他要看到了有德行的才能帮助。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只有那德行高近的圣人和贤士，苟得用此下土。 才能够使得四海之滨成为乐土。
他的陈诉与认识终于得到帝舜的同情，于是又增强了他的信心，开始上天下地继续寻找支持自己的人：朝发轫于苍梧兮， 我清晨才打从那苍梧之野动身，夕余至乎悬圃。 我晚上便落到昆仑山上的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 我想在这神灵的区域勾留片时，日忽忽其将暮。 无奈匆匆的日轮看看就要入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我便叫日御的羲和把车慢慢地开，望崦嵫而勿迫。 就望见日将入的崦嵫也没用赶快。
路曼曼其修远兮，旅行的途程是十分长远而又长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要到天上地下去寻求我的所爱。
在漫漫长路上的求索，再一次表明他坚持理想追求光明的伟大信念。以下继续描写他追求光明的旅程：月神望舒为他引路，风神飞廉在后护送，鸾皇雷神供他驱使，飘风云霓群来欢迎。这一切充分表现出他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当他来到天门的时候，守门人却不理睬他的请求。但他尚未绝望，继续急急忙忙渡过白水，登上阆风山，到青帝之宫寻求知己。最初他想乘云访求宓妃，后来知道宓妃是一个美貌而无礼之人；又想去找住在瑶台的简狄，却因无适当的媒人而让高辛氏先得了手；最后想求有虞氏的二姚，更因为"理弱媒拙"而没有结果。
闺中既以邃远兮， 佳丽的香闺既深邃又难以觊觎，哲王又不寤。 你聪明的君王又始终不肯醒悟。
怀朕情而不发兮， 我一肚子的衷情真无处可诉呀，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我那能忍耐得就这样地死去！
这是叩阍求女失败后的总结。经过一系列迂回复杂的旋律之后，这种绝望的声音又一次回响起来。
第三部分（从"索藑茅以筳篿兮"至"蜷局顾而不行"），写他在天门不开、陈志无路、求女不成，知己难遇的情况下，曾经产生 的去国远逝的幻想。他首先虚构了自己求灵氛问卜的情节，灵氛告诉他最好远逝异国，要想到九州的博大，不要老是恋着故乡。后来他又向巫咸问卜，巫咸更引述了皋陶和大禹、伊尹和成汤、傅说和武丁、吕望和文王、宁戚和齐桓等一系列君臣遇合的故事鼓励他到上下四方去寻求可以重用自己的国君。他联想现实情景，思想有了活动：时缤纷其变易兮， 时俗纷纷地是变化无常呀，又何可以淹留？ 我在此又哪能够久于停留？
兰芷变而不芳兮， 幽兰和白芷都失掉了芬芳，荃蕙化而为茅。 溪荪和蕙草都变成了蓍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 为甚么往日的这些香草，今直为此萧艾也。 到今天直成了荒蒿野艾？
岂其有他故兮， 这难道还有甚别的理由？
莫好修之害也！ 只因为他们是不肯自爱！
痛心的事实教育了他，他要为理想远逝异国了。于是听众灵氛劝告，择日而行。他准备了芬芳纯洁的食物，驾着龙马，乘坐瑶车，遨游天宇。当他绕道昆仑的时候，云旗掩映，鸾铃啾啾；他又从天河出发，到了西极，有凤凰飞绕护送；在渡西极流沙赤水时，蛟龙为他驾桥，西方白帝帮他渡河；他又绕不周山左转，决心走到西海边上：屯余车其千乘兮， 我的车从聚集着有一千多乘，齐玉轪而并驰。 品齐着玉制的轮子并辔而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 各驾着八头的骏马■■如龙，载云旗之委蛇。 载着有云彩的旗帜随风委移。
抑志而弭节兮， 我自己按抑着壮志，弭辔徐行，神高弛之邈邈。 让超迈的精神在清虚中驰骋。
奏九歌而舞韶兮， 演奏着夏后的九歌，舞着九韶，聊假日以媮乐。 暂时地借着辰光以举行余兴。
壮丽的仪仗护从，从容闲暇的音乐鼓吹，把他去国之行幻想写得像神话世界一样壮丽迷人。然而正当他在天空云游自得的时候，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陟陞皇之赫戏兮，在皇天的光耀中升腾着的时候，忽临睨夫旧乡。 忽然间又看见了下界的故丘。
仆夫悲余马怀兮，我的御者生悲，马也开始恋栈，蜷局顾而不行。 只是低头回顾，不肯再往前走。
一种眷念故国的深厚感情突然攫住了他的心，远逝异国的一切美丽幻想破碎了，而让现实的爱国深情所取代。这首抒情长诗到此高潮中告一段落。最后是长诗的尾声：乱曰：已矣哉， 算了罢！
国无人莫我知兮， 国里没有人，没有人把我理解，又何怀乎故都？ 我又何必一定要思念着乡关？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理想的政治既没有人可以协商，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我要死了去依就殷代的彭咸。
这几句乱辞正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令人不忍卒读。司马迁说：屈原"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见《屈原贾生列传》）正是对《离骚》的深刻理解。
（三） 《离骚》的思想艺术成就《离骚》是屈原用生命和血泪写成的诗。这首才气纵横，情感起伏的长诗倾吐了诗人赤诚的爱国信念和救国无门的痛苦与忧伤。分析《离骚》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表现出对进步政治理想的追求。这就是要实行"美政"。屈原所谓的"美政"，一是"举贤授能"，二是"修明法度"。在战国时代，提倡"举贤授能"就意味着反对旧贵族的世卿世禄，限制他们对权位的垄断，而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所以他在诗中热情的歌颂"三王"时代："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并特意举出历史上不拘身分提拔和重用人才的例子。如筑城的奴隶傅说受到殷王武丁的重用，曾作屠夫的吕望被周文王所提拔，商贩宁戚作了齐桓公的贵卿等等。所谓"修明法度"，就是要求包括君主在内的上层贵族统治者要依法办事，不可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否则就要遭到惩罚："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上天公正无私，要看谁有德行才给他帮助；只有那德行美好的圣君，才配管理天下，得到国土。第二，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感情。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得志之时，为国施才效力；他失意之时，念念不忘国家。他眷恋国家、热爱国家的思想感情，在长诗中得到了十分充分的体现。在顺利的时候，他"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愿与楚王共同振兴国家；在不利的时候，他也不顾个人安危，矢志献身于祖国："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他虽然被流放荒野，而且明知"鲧婞直以亡身"，"謇謇之为患"，却坚决拒绝要他明哲保身的劝告，始终是"忍而不能舍也"，表现出对祖国的无限忠诚。直至《离骚》正文结束，本有天路可上的时候，仍然是恋国之情占了上风："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绝不愿，也不能离开自己的祖国--尽管自己的祖国当时那么黑暗，那么衰弱，那么不能容他。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的确感人至深，尤其是在朝秦暮楚、楚材晋用的战国时代。
第三，表现了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离骚》中最使人感动的，还是诗人那种坚持理想、坚持操守的伟大精神。"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他始终严格约束自己，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虽然屡遭挫折，而不动摇："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他轻视那种"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的人，而表示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末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最后是"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诗人果然用自己的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他宁肯保持节操，殉于理想，也不中途变节。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认定目标，一往直前，至死不悔的精神，是屈原留给后世的伟大精神遗产，永远激励着人们为进步、正义的事业奋斗、献身。
《离骚》在艺术上同样取得伟大的成就。
第一，《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楚辞出现以前，中国诗歌还基本上属于群众性的创作。一般说来，内容比较单纯，篇幅比较短小，特别是由于多为集体创作，因而还缺少全面反映诗人性格的作品。《诗经》中有许多优美动人的作品，虽有作者个性的闪耀，但是像屈原这样由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下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的，却还没有。屈原出现以后，中国文学史上才出现了伟大诗人的名字，出现了集中反映诗人全部思想感情和个性的诗篇。屈原的《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通过这一富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爱国激情，具有崇高政治理想和峻洁人格的伟大诗人形象。《离骚》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二，《离骚》成功地运用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于用夸张和想象充分表现人们的理想与激情。它不是按照现实本来的样子去描绘现实，而是运用幻想的方法去表现精神与激情，它是现实在理想中的变形与升华，可以发生强烈的感染效果。《离骚》的前一部分虽是写自己的经历与遭遇，但已经不是纯粹的现实描写，而是把这种生活与感情升华为一种善与恶、美与丑、光明与黑暗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诗人以新奇的比喻，夸饰的描写，表现善与美的崇高，恶与丑的卑鄙与龌龊，从而启示人们弃恶向善，净化心灵。在长诗的后一部分，更是完全采用幻想的形式，虚构的境界，表现他深刻的内心世界。诗人在这里从古代神话宝库中挖掘出丰富的神话形象，形成了生动的情节和美丽的画面。在诗人的笔端，日神羲和，月神望舒，风伯飞廉，雷师丰隆，以至凤凰，飞龙都供他自由驱使，神话中的悬圃、崦嵫、咸池、天津、不周，都是他瞬息可到的地方；他可以与神女恋爱，他可以与天帝交谈，这样，就成功地造就了他的峻洁人格。诗歌最后写他驾着鸾皇、凤鸟飞向天空，一路车马喧阗，当转道昆仑，行经流沙，指向西海时，突然驻足于楚国的上空不忍离去，这样，把全诗推向高潮，有力地表现出诗人的爱国情操。这种艺术效果，不借助想象对比是很难达到的。
第三，《离骚》结构宏伟，语言抒情，成为后世楷模。
《离骚》结构宏伟，从叙述身世遭遇，到执著理想追求，正反对比，想象丰富，混合着事实的陈述和浪漫的幻想，内容翔实，结构完美，为我们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巨大形象，"构成了一个美学中所说的那种崇高美的不朽的建筑物"（何其芳语）。在诗形式和语言风格上，《离骚》还吸收了当时蓬勃发展的新体散文的笔法，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把诗句加长，结构扩大，既增加了内容容量，又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全诗把事实的叙述，幽怨的抒怀和幻想的描写及故事性情节安插交织在一起，既波澜壮阔，又完美生动。鲁迅曾给予《离骚》以高度的评价，认为《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说它与《诗经》相比，"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见《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编：屈原与宋玉）对《离骚》在思想、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作了充分的肯定。
（四） 屈原的其他作品屈原的作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四篇，此外，又引录了《怀沙》的全文。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第一条载"屈原赋二十五篇"。但是没有开出详细的篇目。王逸作《楚辞章句》，以《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等二十五篇为屈原的作品。司马迁认为是屈原作品的《招魂》，王逸却没有列入二十五篇之内。自宋代以后，对王逸的说法引起许多怀疑争论。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一般认为：王逸之说有两点需要更正：①《招魂》应该是屈原的作品；②《远游》、《卜居》、《渔父》为后人所托之作。
这样，我们可以基本肯定的屈原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招魂》等共二十三篇。这里主要介绍《九章》与《天问》。
《九章》包括屈原不同时期创作出来而由后人编辑在一起的九篇作品，依照王逸《楚辞章句》的次序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九章》这个名称，与《九歌》、《九辩》等借用古曲名只表多数的情况不同，而是篇目数字的实标。
《九章》中除《橘颂》一篇大约是屈原的早年作品外，其他各篇均是屈原两次流放时所作。这些诗多是纪实之辞，真实地记述了屈原流放期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其精神和《离骚》一致，不过较《离骚》更为现实、悲愤一些。
《橘颂》是一首内容高洁、风格特殊的诗，基本是四言成句，尾带"兮"字，说明诗人创造的"楚辞"体还在探索形成之中，内容则为借赞橘树表明自己的高洁理想，后人多认为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其辞为：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这首诗赞颂了橘树"受命不迁"、"根深难徙"的恋土之情，赞颂了橘树"廓其天求"、"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以及"秉德无私"的品质，因此，诗人要以橘树作为良师益友和学习的榜样。诗人颂橘，也是自勉。这首诗立意高远，构思巧妙，语言优美，开拓了后世咏物诗的先河。
《哀郢》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写于楚国都城失陷于秦军之后。楚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率兵攻克楚国郢都。楚王仓皇东迁，百姓四处逃亡。在这国破家亡的时刻，屈原百感交集，写下了这篇百感交集的哀歌：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吾以行！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心蝉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蹠；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终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来东！
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而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心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
在叙述过南逃历程与对故土的怀念之后，又痛斥了贵族们的误国罪行："外承欢之汋约兮，谌荏弱而难持"--平时只会巧言令色，国难到头，却成了软骨头！而楚王也贤愚不分、美丑不辨，才把国家闹到这种地步。但是诗人仍然眷念着国家：乱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表现出诗人深切恋念故土，希望终将有一天洗清冤屈，返回故土，重振家邦的愿望。
《涉江》写于屈原晚年被流放在江南的时候，从诗的内容看，时间在《哀郢》之后。同样是忧国言志作品："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这种艰苦卓绝、矢志不渝、坚持理想的精神，写得形象鲜明，读来感人肺腑。
《惜诵》、《抽思》、《怀沙》等作品，也都是屈原被放逐期间写的政治抒情诗，基调均与《离骚》一致。但《九章》中的作品除少数片断外，主要是纪实之辞，并用直接倾泻的方法表现复杂的心曲和奔放的感情，语言较为通俗。所以说，诚笃的爱国思想，优美的情志和纪实之辞相结合，是《九章》这组诗歌的主要特色。
《天问》是屈原的一首非常奇特的长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用诗歌的形式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宇宙的形成、天地的开辟、日月的运行等各类自然现象；也包括人类远古的神话传说、朝代兴亡的历史等古往今来的各个方面。其中有些问题极有科学价值。
在《天问》中，诗人一开始就从宇宙的诞生问起：曰：遂古之初， 请问：关于远古的开头，谁传道之？ 谁个能够传授？
上下未形， 那时天地未分，何由考之？ 能根据什么来考究？
冥昭瞢暗， 那时是浑浑沌沌，谁能报之？ 谁个能够弄清？
冯翼惟像， 有什么在回旋浮动？
何以识之？ 如何可以分明？
又问到天体构造和日月星辰的问题：九天之际， 九重天盖的边缘，安放安属？ 是放在什么东西上面？
隅隈多有， 既然有许多弯曲，谁知其数？ 谁个把它的度数晓得周全？
天何所沓， 到底根据什么尺子，十二焉分？ 把天体分成了十二等分？
日月安属？ 太阳和月亮何以不坠？
列星安陈？ 星宿何以嵌得很稳？
关于宇宙运行的问题还有太阳一天从清晨到黄昏要走多少里？月亮为什么死了又再生？江河不断东流，大海为什么老装不满？什么地方冬天温暖，什么地方夏天寒冷？等等古人当时不能解答的自然现象。
《天问》中还涉及到许多古代的神话内容：雄虺九首， 雄的九头蛇，儵忽焉在？ 忽然来，忽然去，何处见它的窝？
何所不死， 什么地方有不死之国？
长人何守？ 长人在守卫着什么？
羿焉■月？ 后羿在哪儿射了太阳？
乌焉解羽？ 何处落下了金乌羽毛？
不任汨鸿， 说伯鲧不会治水，师何以尚之？ 大众又何以都在推荐他？
佥日何忧， 都说用不着担心？
何不课而行之？ 为什么不让他试验一下？
鸱龟曳衔， 大龟和枭鸟在破坏工程，鲧何听焉？ 伯鲧安能听任？
顺欲成功， 筑堤防也是想成大功，帝何刑焉？ 何故便处以极刑？
这些问题实际上保存了古代许多珍贵的神话资料。屈原对鲧的同情态度，和《离骚》中"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是一致的。
《天问》中也提出许多历史问题。这些问题和其他古籍的记载也颇有不同之处。例如关于殷代王亥与王恒的传说，帝俊与帝舜的传说，已由殷墟卜辞的记录中得到了证明。说明《天问》中保存了相当丰富的史料。但是，《天问》中许多关于历史和神话方面的疑问，由于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有很多已经失传，所以，我们今天读《天问》时，有很多地方很难完全了解。
（五） 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的出现，创造了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诗歌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时代。屈原还创造了全新的诗歌样式--"楚辞"。这种以楚国民歌为基础、长于抒情与铺陈的诗歌形式，因其代表作品《离骚》的影响而被后世又称为"骚体"，进而又把诗人称为"骚人"。"楚辞"或"骚体"是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这一新诗体比起以四言为主的《诗经》来，无论在篇幅上、句法上、表现方法上，都有了许多发展，大大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屈原正是运用这种新诗体成就其诗人伟业的。
屈原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他的爱国思想和峻洁人格一直受到后世的敬仰。汉初政治家贾谊被谪迁长沙后，凭吊屈原，写出《吊屈原赋》，引屈原为知己。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马迁很敬佩屈原的人格，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遭冤受刑之后，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报任安书》）的事迹为榜样，坚持写完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史记》虽是散文著作，但那种勇于正视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和洋溢着爱憎鲜明感情激越的风格，却正是屈原精神的继承，所以鲁迅称它为"无韵之《离骚》"。西汉以后，屈原精神在许多作家身上得到进一步发扬。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敬慕屈原的为人。李白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他那种蔑视权贵、反抗黑暗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正是屈原人格与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杜甫的爱国忧民精神，也与屈原有继承关系。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即以屈原的创作精神为榜样。总之，中华民族坚持理想，坚持斗争，崇尚节操的精神，固然是由无数仁人志士树立起来的民族之魂，但其开端，却可追溯到屈原身上。
屈原的爱国爱民精神，还深深影响到民间。屈原投江而死是为理想殉身，所以，传说在他死后不久，人们就因怀念而用包粽子、划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这种风俗至今仍流行于中国和亚洲的东部。古书上这样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
--《续齐谐记》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汩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
乃歌曰："何由渡湖！"因而鼓櫂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急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隋书·地理志》屈原作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首先，屈原继《诗经》之后，以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为我国文学开辟了另一影响深远的传统，从而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颗灿烂的明星，一直照耀着后世。《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楚辞》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段都成为后世文人学习的榜样。自从屈原的楚辞作品出现以后，"风"、"骚"就成为我国古人对诗歌所作出的两个最高标准。屈原作品作为我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开端，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二，在诗歌艺术表现手法上，屈原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对中国诗歌民族艺术特色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屈原的作品中，已经不是简单的"触物以起情"和"索物以言情"，而是把"物与我"、"情与景"交融为一体，产生出生动的形象与深刻的象征意义。比如，屈原作品中，以鲜花香草表示高洁；用高冠奇服表示超俗；用高丘求女表示追求；这种表现手法就不是简单的比喻或起兴，而是一种象征或寄寓。从形象本身看，是虚构，是想象；从内容思想看，又明确，又现实。这就开辟了后世的"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例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杜甫的《佳人》等，以及许多咏史、咏物、咏怀、感遇诗作，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屈原作品的启发。
第三，《楚辞》的产生对后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诗句发展看，楚辞的成就促进了五、七言诗的产生；从创作方法看，楚辞的铺陈排比又为汉赋的形成开了源头。
总之，屈原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快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这是说，楚辞的善于沉吟咏怀，善于摹写山水时令，以及它的宏伟构思，华章美辞，无论是对后来的文学高才，还是初学的童蒙，都有所启示，都提供了可以学习的榜样。可见屈原作品的影响之广泛。
十二、《楚辞》（下）
楚辞的重要作品，除《离骚》、《九章》、《天问》外，还有《九歌》、《招魂》以及宋玉等人的作品。
（一） 《九 歌》《九歌》是经屈原加工修改过的一组楚国民间歌曲。从这组民间歌曲中，可以看出楚辞的特征与楚国的民间习俗。因此，它是楚辞中的一部重要作品。1. 楚辞与《九歌》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音乐和民歌被称为"南风"或"南音"。战国时代，属于楚国地方特有的乐曲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名目，我们还可以从楚辞作品中看到。直到楚、汉之际，以至于汉代社会，"楚歌"还以其固有的特色而受人喜爱和流行。如《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军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史记·留侯世家》记载："戚夫人泣，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汉书》礼乐志记载："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
所谓"楚歌"、"楚声"的声调如何，我们今天已很难详知，但从古文献保存下来的某些先秦时代楚歌歌词来看，它们与当时产生在中原地区的民歌，在情调和形式上确有不同，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濯兮，可以濯吾足。
又如《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从中可以看出"楚歌"与"楚辞"的相似之处。
另外，据史书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民间祭祀时使巫觋"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这种流行在楚地民间的祭祀曲，往往带有丰富的幻想，富于浪漫的情调。又由于歌、舞、乐结合在一起表演，因此，除抒情外，还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且语言活泼，节奏鲜明，结构上比一般诗歌闳阔，讲究起伏。这对于屈原"楚辞"体诗歌形式的产生具有直接影响。在现存屈原作品中，《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招魂》也是根据民间招魂词的写法而创作的篇章。从这里可以看出"楚歌"与"楚辞"的密切关系。当然，楚辞的产生也受到当时社会论辩风气和散文文学的影响，甚至《诗经》反复吟咏对楚辞也不无启迪，其四言句式在《橘颂》、《天问》中也可以看到，只是这些影响不占主导地位。从主体讲，"楚辞"是在古代楚地民歌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由伟大诗人屈原创作定型的一种新型诗体。
屈原等人用这种新型诗体写成的作品。最初并不叫"楚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又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设"诗赋略"，称"屈原赋二十五篇"。因此在文学史上便有了"屈赋"、"骚赋"，乃至"楚赋"等名称。"楚辞"是后人给屈原等人开创的这一特殊诗体而定的名称。宋代研究楚辞的学者黄伯恩曾解释说：盖屈（原）、宋（玉）诸骚（指楚辞体作品），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
--《校定楚词序》鲁迅也说：战国之时，"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汉文学纲要》）"楚辞"这一名称，最初见于汉代。《史记》张汤传中有"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的话。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文献，把屈原、宋玉的作品和汉代人仿效这种体裁所写的作品汇编成集，称为"楚辞"，从此，这一名称一直流传下来。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清新优美的抒情组诗。王逸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鼠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
--《楚辞章句》南宋朱熹作《楚辞集注》，对王逸的解释略有修正：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改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辞，去其泰甚。
王逸和朱熹的话，说明了《九歌》产生的社会风俗背景，肯定屈原创作《九歌》的事实。朱熹说屈原的《九歌》是就原来"鄙俚"的民歌加以修改或改写，更接近实际情况。而且从《九歌》的内容看，也不见什么"托之以讽谏"之词。
2. 《九歌》的思想内容《九歌》之"九"是言其多，其实，这组祭神祀鬼的组曲共有十一篇作品：《东皇太一》写天之尊神，《云中君》写云神，《湘君》与《湘夫人》与湘水配偶神，《河伯》写河神，《山鬼》写山神，《大司命》写主寿命的神，《少司命》写主子嗣的神，《东君》写太阳神，《国殇》写人鬼，为悼念楚国阵亡的将士而作，最后《礼神》是送神曲，一共十一篇。
《九歌》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人们对天神的热烈礼赞，如《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诸篇。从性质上讲，这类诗与《诗经》中礼赞神明的"颂"诗相近，但形象都比"颂"诗丰富生动得多。这是因为《九歌》所赞颂的神明，主要是自然神。这些描写自然神的作品往往表现出人们对某些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表现出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和歌颂，同时也凝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美好愿望。请看描绘太阳神的动人乐章（附董楚平《楚辞译注》译文）：暾将出兮东方， 旭日将要出东方，照吾栏兮扶桑； 从扶桑照到我栏杆上；抚余马兮安驱， 我控着马儿慢慢走，夜晈晈兮既明。 夜色消退露曙光。
驾龙辀兮乘雷， 驾龙车，声如雷，载云旗兮委蛇； 云旗舒卷车上缀；长太息兮将上， 一声长叹将上天，心低徊兮顾怀。 牵肠挂肚头儿回。
羌声色兮娱人， 车声旗色令人醉，观者憺兮忘归。 观者入迷不思归。
縆瑟兮交鼓， 紧弦密鼓相对敲，箫钟兮瑶簴； 撞钟撞得钟架摇；鸣■兮吹竽， 横笛大笙声相和，思灵保兮贤姱； 巫女贤德又美貌；翾飞兮翠曾， 身姿翩翩象翠鸟，展诗兮会舞； 边唱歌来边舞蹈；应律兮合节， 歌舞合律节奏齐，灵之来兮蔽日。 群神拥着东君到。
青云衣兮白霓裳， 青云上衣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架起长箭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 收拾大弓住西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高举北斗痛饮桂酒浆；撰余辔兮高驰翔， 抓紧缰绳腾空跑，杳冥冥兮以东行。 乘夜摸黑回东方。
这首《东君》共有四节：第一节是祭者设想太阳出来以后的景象；第二节描绘东君的出场；第三节写祭祀的热烈；第四节写东君的活动。前三节是铺陈，描绘祭祀场面，第四节是刻画，突出东君形象。有合唱，有独唱，神曲以非凡的想象，酣畅的笔墨，表现出护善惩恶、乐观豪迈的太阳神形象。从中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细微观察，和寄托于自然神祇身上的美好愿望。
《九歌》中除了礼赞神明的作品以外，更多的是一些表现神与神、人与神相恋的作品，这些作品实际上是一些十分优美的爱情歌曲，如《湘君》、《湘夫人》、《山鬼》、《少司命》等。
《湘君》、《湘夫人》虽是祭歌，实则描写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湘君》写湘夫人思念湘君，《湘夫人》写湘君思念湘夫人，其连接纽带即他们的相约之地北渚。《湘君》写湘夫人看见湘君独自吹箫，不来相会，以为他在恋着别人。一气之下，驾龙舟北征，一路上情思绵绵，痛苦欲绝，最后到了北渚，已经是心慵步懒，把赠礼都扔掉了。《湘夫人》写湘君看到湘夫人的这种情形，心中也很疑惑，虽受着失恋的煎熬，却仍有美好的幻想。我们可以把这两首祭歌看成双方深切相思的喜剧性的误会。其中有些描写爱情的名句一直为后世传诵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鸟何萃兮蘋中？罾何为兮木上？沅有茝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九歌·湘夫人》其怨恨思念之情跃然纸上，译文很难达其神韵。《山鬼》是一首描写山中女神追求爱情的恋歌。全诗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一个女子相思、苦恼、忧伤、失望的情绪，表现出失恋女子的心理波折和凄苦情态。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余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祭歌写道：仿佛有个人影在山坳深处闪现，她用山中的香草打扮自己：以薜荔为衣，女萝为带，显得既美丽，又芳洁。她双目含情，笑面盈盈，体态窈窕，满怀信心；她是山中的精灵，赤豹驾车，文貍随后，辛夷木制的车子，桂枝结成的旗帜，威严华美，正准备把折好的芳草赠给心上的情人。
然而，也许正是因为她那幽暗阴冷的山神之气妨碍了爱情之花的开放吧，总之，她在云雾朦胧中期待了一整天，直到雷声阵阵、雨色冥冥的黄昏夜色来临，爱情也没有到来，她只好空自悲伤：雷填填兮雨冥冥， 雷声隆隆啊雨色昏黄，猨啾啾兮狖夜鸣。 猿猴夜啼啊声声断肠；风飒飒兮木萧萧， 风声飒飒啊树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思念公子啊空自悲伤！
《九歌》中关于神与神、人与神爱情的描写，实则是人间爱情生活的形象概括。
《国殇》是《九歌》中的祭鬼乐章。它以崇敬激越的情怀，生动地描写出战斗的壮烈场面和英雄们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充满了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豪情。诗篇刚健质朴，雄浑悲壮，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量。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3. 《九歌》的艺术特色《九歌》除《国殇》外，都是神话题材作品，因此，它在艺术上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诗中所描写的各类云、日、山、川之神，其生活环境，容貌体态，无不符合自然特点。如写日神："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以云为衣，霓为裳，耀武长空，完全是一幅潇洒而威武的日神气概。写河伯："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又是水神的环境，水神的性格。写云神则是"与日月兮齐光""览冀州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可见其高处天际，广被原野，纵横飘动，变化莫测的样子。写山神，尽管是位女性，却也有"乘赤豹兮从文貍，辛夷车兮结桂旗"、"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艰兮独后来"的山神特有的威仪与风韵。这些，如果没有对自然环境、自然属性的细致观察和丰富想象，是难以刻画准确的。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把对自然的神化、描写与对人生的幻想、追求结合在一起，做到似神似人，水乳交融。似神而不荒诞；似人而不入俗。这些神祇，既有神的飘洒，又有人的性情。与世人一样，有爱情的追求，有失意的烦恼，有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从而使他们具有了人间的生活气息。因此，《九歌》的浪漫主义色彩实际上是人的生活与想象中神的特征的结合，其所表达的基本是人世的思想感情和理想愿望。
第二，在艺术手法上，《九歌》还善于把周围的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感情融合起来描写，而构成某种情景交融的意境。如《湘夫人》开篇写湖畔清秋的景色：秋风习习，叶落水波，构成一种典型环境，这时候，伫立在水边的男主人公正在极目远望，他在一种迷惘中，似乎看到自己向往的情人，正飘然下降。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可以感受到深秋的凉意和感情上的寂寞，又有一种难言的惆怅凄迷情调。而这也正好构成爱情不顺的悲凉气氛。寓情于景，水乳交融，是《九歌》写景的特色。《山鬼》中用雷雨交加、猿声啾啾的夜景渲染山林女神失恋的悲凉，也是名文妙笔，生动感人。第三，《九歌》的语言，色彩艳丽，情味悠长。它往往看似十分单纯自然，细细品味却又含义无穷，颇有韵味。有些还成为哲理名言。如：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九歌·少司命》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九歌·山鬼》山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九歌·国殇》此外，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从《九歌》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戏剧艺术的萌芽形态。故《九歌》中所反映的古代祭神活动，可以说是诗歌、音乐、舞蹈、演唱的联合表演，已具备戏剧的雏型。闻一多对此深有研究，曾写出《九歌古舞剧悬解》（见《闻一多全集》一卷《神话与诗》）安排了人物、场次和出演时的说明。我们可以从中想见古代祭神乐舞的具体情景。现录其《迎神曲》一幕以见一斑：迎神曲黄昏时分。从四面八方辐辏而来的鼓声，近了，更近了，十分近了。
"神光"照得天边通亮。满坛香烟缭绕。男女群巫，和他们所役使的飞禽走兽以及各种水族，侍立在两旁。
楚王左带玉珥剑，右带环佩，率领着文武百官，在庄严肃穆的乐声中，鱼贯而出，排列在祭坛下。
坛右角上，歌声从以屈大夫为领班的歌队中泛起。
男音独唱：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楚王上前三步，依次举行着祭祀的仪式。］女音独唱：瑶席兮玉镇，盍将把兮琼芳，（献玉有司奉上一张草席，王接过来，铺在坛上。有司又奉上一块宝石，王接过来，压在席上。）蕙肴蒸兮兰藉，（荐牲）奠桂酒兮椒浆。（奠酒）
［王和百姓向着远天膜拜，五色瑞云中微微的现出东皇太一的身影。大家连忙伏下。金鼓大作，远近人声欢呼万岁。］合唱：扬枹兮拊鼓，■钟兮摇簴，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
［群巫纷纷起舞。］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君欣欣兮乐康，君欣欣兮乐康！
［云层中的东皇太一渐渐隐没，"神光"渐暗，乐声渐小，幕徐下。］（二） 《招 魂》《招魂》是楚辞中一篇十分富有特色的诗篇，其中具有明显的赋体铺陈成分。
关于《招魂》的作者和写作的目的，历来有不同意见。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但是，王逸《楚辞章句》却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并说宋玉所招的魂，正是屈原之魂。
关于《招魂》的主旨，除旧说宋玉招屈原魂外，还有屈原招怀王魂和屈原招自身亡魂的说法。古代认为人除自身以外，还有一个独立于肉体、可以自由活动的看不见的灵魂存在，因此便形成招魂的风俗。这种民间风俗，不专施于死者，也施于生者。对于某种受惊，受害以至远行归来的人，也行招魂之礼。如谢灵运《山居赋》的"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和杜甫《彭衙行》的"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都是招魂风俗的记载。《招魂》开篇自序和篇末"乱辞"都用第一人称"朕"、"吾"等字，似像屈原自招其魂。诗中一再推崇楚国的富丽可爱，四方的恐怖险恶，也含有"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的情怀。
《招魂》的结构方式开创了后世汉赋的格局。诗篇开始交代招魂的缘由，中间部分正式招魂，最后有"乱辞"作结束。中间部分的招魂词是全文的主体，它的写法是"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极其殷切、深情的口吻，劝戒魂灵不要到天上、地下或四方去，认为还是楚国最美好，可以作为最后的归宿。如它写东方：魂兮归来， 灵魂啊，你回家门，东方不可以托些！ 东方不能去栖身！
长人千仞， 长人身高八百丈，惟魂是索些。 专门要抓人的魂。
十日代出， 十个太阳同喷火，流金铄石些。 金属成液石化尘。
彼皆习之， 那些长人已晒惯，魂往必释些。 你去一定烧成粉。
归来归来， 回来吧，回家门，不可以托些。 千万不能去栖身！
如此这般，从四方上下招魂。其中对天堂的描写，颇有深意：魂兮归来， 灵魂啊，你快回头，君无上天些！ 你也别往天上走！
虎豹九关， 九座天门虎豹守，啄害下人些。 咬死凡人吃人肉。
一夫九首， 有个妖怪九个头，拔木九千些。 一天拔树九千九。
豺狼从目， 豺狼横眉又竖目，往来侁侁些； 一群一群来回走；悬人以娭， 把人吊起来取乐，投之深渊些； 玩罢再往深渊丢；致命于帝， 他向上帝报告后，然后得瞑些。 才能让你一命休。
归来归来， 回来吧，快回头，往恐危身些！ 一去恐怕命难留！
总之，"天地四方，多贼奸些"，而唯一美好可以安身的地方，还是楚国，接着，作者用铺陈的手法，极写楚国建筑之丽，衣食之美，歌舞之乐，认为这才是最值得留恋的地方。由此可见，《招魂》借助大胆的幻想充分表达诗人热爱祖国、热爱故土的深厚感情，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人生险恶的洞察。
《招魂》在艺术上最大的特色是长于铺陈。诗人对上下四方招魂的描写，极有层次和特色。虽然都是幻想之辞，但也符合客观实际，如说东方"流金铄石"，这是因为古人认为日居东方，必然特别炎热；说南方"雕题黑齿"，即纹身染牙，也具有传说依据；说西方"流沙千里"，"五谷不生"、"求水无所得"；说北方"增冰峨峨，飞雪千里"，天气严寒，不能久留等等，都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的想象与夸张。
《招魂》中对楚国宫廷建筑、饮食、歌舞的描写，采用了铺陈排比手法，辞藻华丽丰富。如写宫室建筑：高堂邃宇， 高高殿堂深深院，栏层轩些； 走廊层层围栏杆；层台累榭， 重重亭台叠楼阁，临高山些； 亭台楼阁对高山；网户朱缀， 镂花门窗红丹丹，刻方连些； 方格图案连不断；冬有穾厦， 内室幽深冬天暖，夏室寒些； 外室通风夏日寒；川谷径复， 山间溪流来回转，流潺湲些； 流水声声唱不断；光风转蕙， 丽日和风拂蕙草，汜崇兰些。 香气洋溢丛丛兰。
再如写宴饮歌舞：肴羞未通， 山珍海错没全上，女乐罗些。 歌姬舞女已登场。
陈钟按鼓， 撞起编钟敲起鼓，造新歌些； 新编歌儿试新腔：涉江采菱， 《涉江》一曲又《采菱》，发扬荷些； 《扬荷》舞姿伴清唱；美人既醉， 美人都已醉熏熏，朱颜酡些； 两颊娇红晕海棠；娭光眇视， 目光逗人迷眼看，目曾波些； 秋波频送向人望；被文服纤， 身披文绣穿罗缎，丽而不奇些； 华贵俏丽又大方；长发曼鬋， 发式时新长垂肩，艳陆离些； 艳妆浓抹珠宝光；二八齐容， 十六美女一武装，起郑舞些； 跳起郑舞分两行；。。 。。真是有声有色，形象生动，令人如适逢其会，身临其境。这种夸张铺叙的写法和华丽的文采，确是开了汉赋的先河。
（三） 宋玉及其他楚辞作家屈原以后，重要的"楚辞"作家是宋玉。历史上向以屈、宋并称。
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名，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一、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受屈原直接影响的同一文学流派的作家，他们都活动在屈原去世之后；二、他们都以写辞赋见长，继承了屈原作品的某些语言、体制特点；三、但他们在政治上不像屈原那样敢于直谏，即缺乏抗争精神。《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四篇。"但没有流传下来。至于景差的作品，《艺文志》没有著录。他们之中有作品留传下来的，只有宋玉。
关于宋玉的生平，记载很少。王逸说，他是屈原的弟子。汉代以及以后的一些著作中，如《汉书》、《韩诗外传》、《文选》、《襄阳耆旧记》、《水经注》等书里偶有关于宋玉的片断记述，但都属传说轶闻性质。其作品，《汉书·艺文志》载有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有《宋玉集》三卷。但公认可信的只有《九辩》一首长诗。
"九辩"本是古乐调名，而不是概括作品内容的文章标题。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说：辩，犹遍也，一阙为之一遍。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
宋玉的《九辩》是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宋玉是一个"失职的贫士"，他受到朝廷群小的排挤，怀才不遇，以至流离在外，过着贫苦孤凄的生活。诗篇抒发了"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思想感情。其中对上层社会的是非颠倒也有痛切的揭露：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扬。以为君独服此惠兮，羌无以异于众芳。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心闵怜之惨悽兮，愿一见而有明。重无怨而生离兮，中结轸而增伤。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
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驹跳而远去。凫雁皆唼夫粱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铻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愿衔枚而无言兮，常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谓骐骥兮安归，谓凤凰兮安栖。变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举肥。骐骥伏匿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而妄食。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独悲愁其伤人兮，冯郁郁其何极！宋玉就是这样一位愤懑而不敢反抗的贫士。《九辩》在抒情诗的艺术手法上有所开拓。它尤其长于以情景交融的手法制造这种氛围，来展自己的情怀。如以秋景、秋物、秋声、秋容为衬托，表达幽怨哀悼的情怀，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九辩》开篇即这样写景抒怀：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萧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泬寥兮天高而气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尽怳■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燕翩翩其辞归兮，蝉寂寞而无声。雁噰噰而南游兮，鹍鸡啁哳而悲鸣。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流而无成。
一个失去职位的贫士，在万物凋零衰落的深秋之中，不得不漂泊到远方去谋生，孤苦零丁，举目无亲，只有鸟虫悲鸣！写景抒情何等深切。杜甫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遥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鲁迅认为宋玉的《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托名宋玉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文辞优美，充分表现出宋玉的高洁人格：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曰："玉为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愿王勿与出入后宫。"王以登徒子之言问宋玉。玉曰："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说乎？有说则止，无说则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闚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谁为好色者矣！"
--《文选》卷十九汉时，"辞"、"赋"通称，其实，"楚辞"与"汉赋"是两种既有联系而又不同的文学体裁。就其联系而讲，"楚辞"孕育了"汉赋"；就其区别而言，"楚辞"是一种长于抒情和铺陈的诗体，"汉赋"则为咏物说理的韵文。刘熙载说："楚辞按之而愈深，汉赋恢之而弥广。""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艺概》）春秋战国之后，汉赋便应运而生了。
十三、结语春秋战国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诗经》、《楚辞》开启了我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史传散文和哲理散文奠定了后世散文的基础。特别是诸子百家的哲理散文，更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