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尝试实施近代教育的，是狂飚般兴起的太平天国。他们以建立"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地上天国"为出发点，以天下人都是耶和华的儿女，都是平等互爱的兄弟姊妹的拜上帝教教义为武器，对封建制度包括封建教育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批判。指出满清皇帝只不过是"阎罗妖"，所到之处，"去鬼神祷祀，无卜筮术数"①更去孔子牌位，禁阅和焚毁儒家经典，并以拜上帝教的教义为基准，修改删消四书五经，使"孔子孟子痛哭于九泉之下。"②在破的同时，太平天国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首先颁行了新的教材和经书，如《新旧约圣经》、《真命诏旨书》、《天条书》、《三字经》、《幼学诗》以及军事方面的《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水旱战法》等，
　　①　陈果夫认为此书所列习俗"大都含有全国共通性"，因此我们在后面各节日的"概说"中皆加以列举。但鉴于此书具有"整理旧俗，厘订新俗"的用意，所以它所列各种习俗已经过主观加工，并不完全是客观原貌。
　　②　陈果夫：《国民生活历》，台湾东方文化书局1976　年影印本，第13-14　页。改革了教育内容。其次，以太平天国官书为依归，以选拔实用人才为目的，建立了"无论何色人，均准与考"录用的新的科举选官制度。再次，太平天国还极力倡行明白易懂的文风，文书中用大量简化字，官印用宋字，文书加标点符号，洪仁玕还特颁《戒浮文巧语谕》，这些，实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还有，太平天国实施了一系列大众化教育措施。如设立育才馆或义学，倡行"带徒弟"的制度；定期组织儿童到礼拜堂学习，多渠道地改革儿童教育；倡导妇女教育，男女平等，妇女一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带兵打仗、做官治土；太平天国的歌谣和"讲道理"等方式，更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教育效果。
　　除了注重教育的大众化、民主化、平等化，太平天国还注重教育的时代性。太平天国坚持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把西方科学技术列为三宝之一。积极延揽容闳等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参政，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更提出了设新闻馆、学馆等一系列学习西方教育的主张。如天假时日，太平天国将会走上教育近代化的道路。
　　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曾国藩（1811-1872年）、左宗棠（1812-1885　年）、李鸿章（1824-1901　年）、张之洞（1837-1909　年）的倡导下，在19　世纪60　至90　年代，掀起了一场学习西方，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教育。洋务教育包括西文、西艺和留学等方面的内容。
　　洋务派举办了一些新的语言学校，培养西文人才。如京师同文馆（1862年）、上海广方言馆（1863　年）、广州同文馆（1864　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等。这些学校一般以招收正途人员为主，年龄要求渐趋年轻化。学习的语言以英语为主，后来也扩大到法、德、俄等国语言，并由浅入深地学习西方的历史、地理及科学技术。
　　西艺方面，主要是设立了一些军事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如上海江南制造局及其附设的机械学校（1865　年）、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1866年）、天津水师学堂（1866　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　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　年）、天津军医学堂（1893　年）、湖北武备学堂（1895　年）、南京陆军学堂（1895　年）以及技术方面的天津电报学堂（1879　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　年）、湖北铁路局附设的化学堂、矿学堂（1892　年）和工艺学堂（1898年）等。同时，注意介绍和翻译西学知识，形成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北京同文馆译员班及来华西人的"广学会"三个西学传播中心。
　　从19　世纪70　年代开始，洋务派派出了多批学生赴西方留学，最著名的是留美幼童和闽厂生徒。经容闳的倡导和奔波，詹天佑等120　名幼童从同治十一年（1872　年）起，分四批赴美，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以期"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由于保守势力作梗，这些学生在光绪七年（1881　年）被提前撤回。光绪元年、二年（1875、1876　年）派赴英法的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则多已成年，学多有成，不少人成了北洋水师的骨干。后来出使英、法、美、德、俄、日大臣也带学生出洋。必须指出，洋务教育也烙上了封建性的印痕。首先是其指导思想，张之洞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学"即经史之学，必须放在首要的主体地位，"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在张之洞看来，"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政尤急于艺"，而最切要的是"兴学校"。可见，西政根本不涉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谈不上改革现行制度了。这就难怪早期维新派一直批评洋务派学的只是西方的皮毛而已。其次，念念不忘中文学习，是洋务教育封建性的重要表现。所有的洋学堂学生和留学生，都得用相当时间学习"圣谕广训"，并不时"望阙行礼"；注重学生的资格和出身，注重规范学生的"道德"等，更昭著了其封建性。同时，洋务教育也有相当的买办性。国内学校长期由外国人主持，如下韪良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达25　年。学生出洋也由外国人率领，日意格和被梁启超斥为"似蝎、似鼠、又似蛆"的傅兰雅，都任过留学生监督。学习内容也只知适应，而不懂选择和如何变为己有。
　　但从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洋务教育第一次引进了一些新的教育内容和形式，突破了传统教育长期以经史禁锢人心的沉重氛围，在中国近代教育兼采中西以求发展方面，迈出了功不可没的第一步。
　　戊戌时期的维新运动则在更新的意义上突破了传统的教育制度。在维新运动中，起初的宣传鼓动、后来的论战及改革内容都涉及到教育的改新，而其领袖们的思想主张无疑起着指导作用。
　　维新派的鼓吹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办学会、兴学堂、办报纸。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四年（1895-1898　年）。全国共设立学会24　所，著名的有北京、上海的强学会、北京的保国会、湖南的南学会和湘学会等；设立学堂19　所，有康有为早期讲学的万木草堂、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主办的时务学堂等；报馆8　所，如康有为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梁启超在上海主办的《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和《国闻汇编》、谭嗣同在湖南主编的《湘报》等。
　　这些成功的宣传活动导致了守旧派的反对和洋务派的阻扼。维新派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把孔子改观为倡言变革的"素王"，从而提出了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变法目标，认为只有这才是保国、保教、保种的良法。与洋务派的变"末"不同，他们提出变"本"，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时务报》第三册〈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不同，维新派从人权天赋的角度出发，提出民本君末等一系列民主思想，冲击了封建的三纲五常。谭嗣同更提出了"冲决一切网罗"的大胆主张。
　　维新派认为变法迫切需要"开民智"，所以后来实施的变法内容多涉及教育的改新：废八股，改试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变"的人才；筹办高、中、小各级学堂，兼习中学和西学；改各级书院为中西学兼修的大小学堂，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学堂，奖励捐建学堂者；筹办京师大学堂；设立农学会，刊发农报，创办农务学堂，促进农务；在产丝茶区设茶务学堂及蚕桑公院；设立翻译局及编译学堂；鼓励出版书报，自由开设报馆学会，开放言论鼓励上书；筹设医学堂；鼓励设各种实业学堂，鼓励新著作和新发明。
　　维新运动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从此掀起的兴学校热，实为教育史上的又一新台阶。当时已出现了私人办学的现象。如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兴办的西学学堂（1903　年改为北洋大学）和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在上海创办的南洋公学（是以后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就被认为是当时"最进步的教西学的学校"。但由于维新派自身的软弱，反对派的过分强大，戊戌维新中这最强的强项，也一样难免失败的命运。
　　历史的书页翻到了20　世纪，衰微中的统治者和崛起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花大力气于教育。
　　满清统治者首先废除了科举制，建立了一套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
　　废科举的举措有过多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都有过这样的诏旨，但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才明"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废止了实行了1300　年的科举制度。
　　与此同时，新的教育制度开始建立。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壬寅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分学校为7　级；蒙学堂4　年，寻常小学堂3　年，高等小学堂3　年，中学堂4　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　年，大学堂3　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6　岁入学至大学毕业共20　年。此外，与中学堂并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和中学堂附设的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并行的有高等学堂附设的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仕学馆和师范馆。壬寅学制受本身因素和清政府的影响，未得实行。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年，1903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第一个在全国颁行实施的学校教育制度。"癸卯学制"共分3　段7　级，长达近30年。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蒙养院3　年，初等小学5　年（学生7　岁入学），高等小学4　年，共3　级13　年。第二段为中学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5　年。第三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科3　年，分科大学堂3-4　年，通儒院5　年，共3　级11-12　年。与此并行的有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系统。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及优级师范学堂（高等师范学堂性质）两等，修学8　年；实业教育除艺徒学堂和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外，分初等实业学堂（程度相当于高等小学堂）、中等实业学堂（中等教育性质）、高等实业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三等，修学共15　年。此外，还设有译学馆及方言学堂，属于高等教育阶段，修学约5　年；为新进士学习新知识设立的进士馆，为已仕官员设立的仕学馆，都属于高等教育性质。
　　新的教育体系的建立，带动了国内教育的发展。据统计，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三十四年和宣统元年（1909　年），全国幼稚生的人数分别为918586、1179958、1522793　人，而后两年的女学生分别为755、13498　人，处于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宣统元年（1909　年），全国官立高等学堂已达123所，其中法科学校47　所；学生22262　人，法科占12282　人。这与当时的法政热有关，也呈现出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①。
　　这种发展还跟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有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成立了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尚书为长官，左右侍郎为副。下设左右丞等各项事务官。下辖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等5　司，司下设若干科，并有视学官视察全国学务。
　　省级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裁撤学务司，设立提学使司。设提学使一员，下设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会计课和图书课。另外，设视学、议长、议绅若干名，巡视各州县，并辅佐提学使。
　　同年设府厅州县劝学所，设总董一人，由县视学兼任，下设若干劝学区，由劝学员负责。
　　①　据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81、182　页。
　　至于教育宗旨，清政府曾厘订两次，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应"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学部规定的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可见，两次教育宗旨都没有超出"中体西用"的范畴。但是教育制度、教育行政制度的建立和教育宗旨的厘订，都足以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体系取代了封建的科举制而确立起来。
　　在此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和八国联军的重创以及戏剧般的日俄战争，促使清政府鼓励学生留日；加之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宪政的即将实施，留学日本成为一种热潮。最高年份的留日学生高达一万多人。因美国退还庚款，胡适等人自宣统元年（1909　年）起先后被派赴美利坚。赴欧的留学生也日趋众多，留学运动在清末掀起了一个热潮。为此清政府也开始整顿留学教育，多次明文限制留学资格，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就规定只有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生才有资格出洋；颁布了各种管理留学生章程，以明确游学监督的权限和义务。同年，学部还拟定了留学生考验奖励章程，考试留学国外高等学堂毕业生，最优等给予进士出身，优等和中等给予举人出身。此外，各省还制订了考试留学生出国的制度。可见，清政府在想方设法地控制国内学生和留学生，结果却正好相反。因为出发点和方法的不同，革命派获得了成功。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要求"革命与教育并行"，倡行革命教育，用革命的教育来动员群众同情和支持革命活动，反对传统的封建性的"奴隶教育"和改良派的改良主义教育。据邹容分析"革命教育"包括推翻满清统治，恢复天赋的自由平等人权和培养政治法律观念三层含义①。由此，革命派指斥封建教育为"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开设的学堂为培养奴隶的"奴隶学堂"。为了培养自由独立的国民，革命教育就要求推翻满清的封建统治，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网罗。他们提出历代君王都是"独夫民贼"，必须破除封建神教和封建迷信，指孔子为独夫民贼的宠儿。为此，他们推崇墨子为"小基督"②提倡复兴墨学。他们还提倡"女权革命"、"振兴女学"。
　　可以看出，革命派的理论比较零散，缺乏系统，而且这种革命教育的主张是在与改良派的论争中逐渐提出的。对改良派先推行教育提高国民文化程度再进行革命或改良的看法，他们坚决反对，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只有通过革命灌输教育才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正因如此，革命派很注意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进行革命活动。革命派认为"中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前列"，"下等社会"是革命的"中坚"，要通过演讲和文字宣传等方式，实施对下等社会的教育：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给以新手段；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智识而注以新智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以新习惯；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为此，革命派组织了一系列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进行革命宣教活动；联络秘密社会和新军，以壮大自己，瓦解敌人；印行革命书刊报纸，传播革命思想。冯自由在《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一览》中就罗列了报纸67　种，杂志49　种，图书115　种。革命派的社会教育活动收到了相当的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58-59　页。
　　②　梁启超：《墨子学案》，第43　页。
　　效果。
　　革命派也注重学校教育，把学堂作为革命的"鼓吹之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蔡元培、章炳麟等革命人士，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教育会"，同年，上海南洋公学百余学生因反对学校当局压迫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特设"爱国学社"，会员兼任教员，分4　班继续授课。校内学生自治气氛频浓，"高谈革命，放言无忌"。校内先后创办了《童子世界》、《学生世界》等刊物，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还接办了《苏报》，因宣传邹容的《革命军》，蔡元培、章炳麟和邹容被捕，一时全国各校的罢课退学潮迭起，影响很大。"爱国学社"还积极进行革命的准备，组织了义勇队，学习军事，准备暴动和暗杀；倡设"爱国女学"，专攻暗杀。爱国学社影响了一大批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陶成章、徐锡麟等创办的大通学校，在秋瑾主持校务后，很快成为江浙一带的革命中心，后来血战大通学校时，许多青年学生壮烈牺牲，实在是可歌可泣。
　　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深入人心。欧美同盟会支部都以留学生为主，华兴会、光复会甚至同盟会都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说："革命党现在东京占极大之势力，万余学生从之过半。"①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说明，日本留学生在当时和后来多成了反清的革命斗士，这是革命教育的最成功处。说明知识分子确实是革命中"首先觉悟的成份。"②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98-101　页。
　　②　毛泽东：《五四运动》。
　　（二）中华民国建立后的教育政策1912　年1　月1　日，中华民国宣布建立。3　日，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9　日，教育部成立，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历象3　司。3　月，又分为普通、专门、实业、社会、礼教、蒙藏6　个教育司。随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如学堂一律改为学校，旧教材一律禁用，小学可男女同校，为女子设立中学和职业学校，禁止小学读经，废除"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为培养公民道德，允许私人办学等，都体现着民主、男女平等的资产阶级新气象。
　　1。壬子癸丑学制在初步改革的基础上，蔡元培开始考虑教育的基本政策和制度。民国元年（1912　年）7　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教育会议，就有关学校系统、教育宗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磋商。9　月，教育部从已辞职的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出发，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同时，公布了学制系统（"壬子学制"），并在次年（1913年）修改后整合为"壬子癸丑学制"。这个学制所规定的学校系统如下：初等小学校4　年，为义务教育，学生为7-10　岁；高等小学校3　年，学生11-13　岁；中学校4　年，学生14-17　岁；大学或专门学校，预科3　年，本科3-4　年，学生18-23　至24　岁；小学以下的蒙养园和大学以上的大学院都不计年限。当时师范系统和实业系统较少变动，只将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分居中高2　段；实业教育分为乙种和甲种，居初、中2　段。另外，补习科，专修科及小学教员养成所，附设于前边各系统学校之中。
　　这个学制的学习年限已大为缩短，废除了两性的差别，小学男女同校，中学则皆可为女生设校，并取消了贵胄学堂，体现着平等的气氛和相对的合理性。
　　随后，教育部又颁行了《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大学令》、《专门学校令》、《师范教育令》等一系列教育政策，具体地规范了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学习科目。民国元年（1912　年）九月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小学校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小学校中初等小学校由城、镇、乡设立，高等小学校由县设立；初等小学校课程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7　种，高等小学校多出本国历史、地理、理科3　种，共10　种；小学并可设立补习科。同时颁布的《中学校令》规定：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中学校以省立为原则，县立为例外，经费地方自筹，分别称为省立中学、县立中学和女子中学；中学校课程规定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14种，女子中学略有不同；中学校入学资格，须在高等小学校毕业及有同等学力者。
　　同年十月颁布的《大学令》沿用到民国六年（1917　年），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大学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　科，大学设立时以文、理2　科为主，须使文、理2　科并设，或文科兼法、商2　科，或理科兼医、农、工3　科或2　科或1　科者，方可名为大学；大学设预科和本科，预科学生入学资格以在中学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本科学生入学资格以在大学预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大学为研究高深学术，在预科本科之外，另设大学院，学生以在大学本科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修业年限不限。民国二年（1913年）一月颁布的《大学规程》，使课程规定更加详细，如文科分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4　门等。
　　对于"壬寅""癸卯"学制中的高等学堂，这时期改为专科学校，民国元年（1912　年）十月颁布的《专门学校令》规定：专门学校的教育宗旨为"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种类为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及外国语等；入学资格须中学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专门学校得设预科及研究科；修业年限为4　年，预科1　年，本科3　年，研究科1　年以上。
　　民国成立后，对师范教育作了以下重大调整：从前的优级师范学堂改为高等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堂改为师范学校，临时及单级两种小学教员养成所改为小学教员讲习所，民国四年（1915　年）十一月又改为师范讲习所；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初等师范学校以省立为原则，民国四年（1915　年）又取消简易科；高等师范学校内，公共科改为预科，分类科改为本科（本科又分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6　部），加习科改为研究科；师范学校中以前的完全科改为本科第一部，简易科为本科第二部，完全科中添设预科；高等师范学校中预科学习年限为1　年，本科3　年，研究科1　年或2　年，预科生入学资格以师范学校中学校毕业生为原则，本科生由预科毕业生升入，研究科生由本科毕业生升入，专修科修业年限2-3　年，入学资格和预科同；师范学校预科1　年毕业，本科第一部4　年毕业，第二部1年毕业、预科以高等小学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4　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本科以预科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5　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二部以中学校毕业生为原则或年在17　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力者；学习科目各异，师范学校本科第一部为修身、读经、教育、国文、习字、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农业、乐歌、体操等，高等师范学校本科通习的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当时也已明文规定师范教育以造就各级各类学校教员为目的。
　　民国二年（1913　年）八月颁布的《实业学校令》和《实业学校规程》规定，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为目的，"甲种实业学校实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以省立为原则，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　种，都分设本科和预科，预科1　年毕业，本科3　年；预科入学资格须年在14　岁以上具有高等小学毕业之程度为合格，本科由预科学生升入，本科并分数科；学习科目4　种实业学校各异，如甲种农业学校预科科目为修身、国文、数学、理科、图画、体操等，其本科的学科，又分为农学科、森林学科、兽医学科、蚕学科、水产学科，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理科、图画、体操等。其它种类的实业学校（甲种）课程都各具具体专业特色。
　　乙种实业学校"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以县立为原则，县以下也可酌设；也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商船4　类，多以3　年毕业，每类又设若干科，如乙种工业学校分金工科、木工科、藤竹工科、染织科、窖业科、漆工科等科，其通习课程为修身、国文、数学、理化大意、图画、体操、实习等，与甲种实业学校的分科和科目大同小异，只是程度略有等差，其他种类的乙种实业学校的分科和课程也很具专业特色；乙种实业学校的入学资格，须年在12　岁以上有初等小学校毕业的学力者为合格。
　　另外，实业补习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性质相等，也包括农、工、商等类，学习科目也分通习及别习两种，入学资格也相同。附设于各类学校中的还有实业教员养成所。
　　2。改革的成功和失败民国初年厘订的教育宗旨、学制和教育行政令，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科学、合理而又平等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后来虽经过多次修改和调整，但其富有新意的教育体系形式和其基本精神一直延续了下来，对民国教育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后来民国教育制度的蓝本。在当时，这些新政策也带动了民初教育的发展，使中国教育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民初全国学校数和学生人数在明显地增长（见下表）①。
　　学校数学生数年　份男女合计男女合计民国元年84883 2389 87272 2792257 141130 2933387民国二年105325 3123 108448 3476242 166964 3643206民国三年118654 3632 122286 3898065 177273 4075338民国四年125973 3766 129739 4113302 180949 4294251但民初的教育改革也受到了政治风浪的大冲击。袁世凯上台后，一切教育计划都被打破，初期的民主风气也渐被压下去。民国四年（1915　年），他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发布"教育要旨"："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加之后来的军阀混战，民国教育被糟蹋得一塌糊涂。首先，是尊孔气息日嚣尘上。孔教会成立后，要求把孔教尊为国教，列入宪法，活动频繁，会所几遍及全国。受此影响，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迂腐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真相精神尚远。"①其次，鬼神迷信思想在学校和社会中极为流行。当时有人鼓吹"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
　　又次，废读经名存实亡。各中小学校多半是死抱经书不放，既无读经也是以"修身"科来代替，而"修身"科多以宋儒编辑的儒家格言为教材蓝本。袁世凯、张勋、段祺瑞每复古一次，读经与尊孔又重提一次，教育界复古气息弥漫。
　　还有，女子教育在歧道上缓慢行进。据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五四"以前政府开设的女中仅9　校、学生人数仅622　人；女子职业学校更少。更严重的是，统治者违背了民初发展女子教育的民主本意，教育总长汤化龙在《整理教育方案》中要求，女子教育要"勿鹜高远之谈，标志育成贤妻良母主义"，又回到了封建时代。
　　所以，民初的教育改革基本上是失败了。
　　①　资料来源：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305　页。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142-145　页。
　　（三）孙中山、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孙中山（1866-1925　年）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其一生的思想处于不停的发展演进中。教育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孙中山非常重视教育，认为革命成功"宣传要占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教育便是宣传"，教育士民，唤起民众，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革命成功以后，教育年轻一代继承革命未竟之功更是紧急的任务。因此，解职以后，他便亲自"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的活动。"
　　由此出发，孙中山指出教育必须服务于革命，要先革命后教育，先政治经济后文化教育。除了在推翻满清政权后，孙中山曾有过"民族、民权两主义已达"，当致力民生，倡导"建设之学问"、"文明之学问"外，无论是在推翻满清的革命实践中，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还是在"二次革命"后漫长而又艰难的反军阀斗争中，他都一直坚持革命先于教育。在民国三年（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他坚决主张"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民国八年（1919　年）他又重申这一观点，认为不打翻旧的政治势力，"我们致力于教育事业，一般官吏，非但不能提倡，且将设法摧残"①。
　　针对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知难行易"说。即认为"真知特识"是从不断的实践中反复总结出来的，后于行而难于行，是为"知难"；"行"主要指"不知而行"是人人都可做到的实践，所以"行易"。
　　由此出发，孙中山提出了"先行后知"、"知以进行"等观点。孙中山认为，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人类"多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就拿习练、试验、探索、冒险4　事来看，也说明"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经也。"由此他分析说，日本维新的成功，在于"不先求知而行之"，中国变法，则"必先求知而后行"，戊戌维新的失败，就是"知永不能得，则行永无期"的一个表现。孙中山进而指出，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就能对行为产生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必然导致"知之更乐行之"，"知之则更易行之"。因此，孙中山极力提倡"知以进行"，在实践中获取真知特识，并用之指导实践更好地进行。
　　孙中山以革命家的胸■极力主张普及教育。孙中山从民国成立起，就主张教育平等，使穷苦儿童都能安心上学，更要免收学费，为他们解决衣、食、住、书籍等问题。在民国元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方法》及随后制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及《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等文件和演讲中，都一再重申了这一观点。在以后的演讲中，孙中山还强调了师范教育、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注意到了蒙藏教育问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更把"厉行教育普及"规定为一项重要的"对内政策"。此外，孙中山还号召青少年要立大志，要"为大家幸福"、"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而读书学习，不要只为自己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学习时要注意方法，不要死记硬背，应从"考察"、"事实"、总结经验中来求得进步：要注意"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简及繁"地进行学习。要努力学好国外的物质文明，以帮助中国进步。
　　作为一个战斗不息的革命家，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时时与革命实践结合在
　　①　娄子匡：《新年风俗志》，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第85-87　页。
　　一起，富有革命的时代性。但正因如此，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显得零散和不系统；较少从教育去看教育和革命，而多从革命与时代的要求去界定教育发展的方法，有时就会缺乏辩证的科学性，如知行的主次先后问题就仍没有理清楚，很容易陷于二元论之中。
　　蔡元培（1868-1940　年）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于钱庄经理家庭，光绪二十八年（1892　年）考取翰林实授编修，但他很快走上了革命之途，创立中国教育会，主持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民国七至十二年（1918-1923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大行校政改革，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晚年，蔡元培以"养成完全之人格"为己任，为教育事业确实奔波了一生。
　　蔡元培非常重视世界观教育。民国元年（1912　年）他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中，唯后二者"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实体世界"被认为是绝对的、超因果律的、无时空的、全恃直观去把握的；"现象世界"则正好相反。联系二者的是存在于"现象世界"中超物质形式而自在的"通性"--"意志"，"意志"在"实体世界"中则变为无目的、无意识，并从而成为"现象世界"各意志"最后之鹄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只能依靠教育。
　　因此，"世界观教育"就是要遵循世界进化史指示的途径使人的"通性"--"意志"获得最大的自由，最终"与实体吻合"。为此，一方面要齐万物，破利害，使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息息相通，使思想完全自由；另一方面，努力渴慕和追求实体世界绝对自由的意志，渐与实体吻合，使意志完全自由。"世界观教育"的方法就是"美感教育"，通过这种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间的"津梁"，"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①。因为美感是普遍性的、超越性的。由此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反对一切狭隘宗教，如认为基督教等"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精神界"，也是违背自由原则的；他提倡"广义的宗教"，即"一种信仰心"。
　　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非唯物的，是超政治的，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但对反帝反封建仍是有促进作用的。
　　蔡元培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中心。各种教育"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公民道德即"自由、平等、亲爱"，即儒家的"义、恕、仁"①。自由被认为是主要的道德，是道德教育最高的目标。平等互助、亲爱合作或儒家的"仁恕"之道，乃是获得自由最主要的途径。蔡元培认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是"相对而实相成"的，因为人人都有"通性"。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这种"通性"，使意识自由，"仁民而爱物"②。为此，蔡元培提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强调平等互助的道德，提出了"工学互助"、"兼容并包"的互助合作思想，并强调道德的改进重在实行而不在读经，并废止了小学读经科。
　　蔡元培还提出了"教育独立"和"兼容并包"的主张。蔡元培是第一个
　　①　欧粤：《上海市郊岁时信仰习俗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五集，学林出版社1992　年版。
　　①　周振鹤：《苏州风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年版，第39　页。②　《蔡元培选集》，第17-18　页。
　　明确提出教育应当超然于政治和宗教之外的教育家。民国十一年（1922　年）他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教育独立议》。同情非宗教运动，提出"信仰自由"；并要求学生专研学术，不参与政治活动，提倡"教育救国"、"教育万能"，主张教育超政党，不受政治干涉。在任北大校长时，他努力推行"兼容并包"的教育政策，让各学派自由发展、自由讲学，各种学术思想不问政治立场、学术观点，一体地"兼容并包"，大学应该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超阶级超政治的学府，在当时起了积极的作用，活跃了整个北大。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还包括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教育主张。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分歧点就在于能否让个性自由发展。他说，旧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是强加的；新教育则从儿童的个性出发，成人或教师不存成见，站在儿童的地位，了解儿童，尊重其个性，制定其自由发展的教育方法，"使成人受教于儿童"。因此，在教学方法上，他反对"注入式"的教法，重视学生自动、自学、自助、自己研究的方法；教师要引发学生的兴趣，并因材施教。他还提倡"即工即学"，"边工边学"的办法，使学生从实际活动中获知。在学校管理方面，他提倡"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制度，在北大首倡学分制，并废止过年级制度。蔡元培"发展个性、崇尚自然"的教育主张，对儿童个性自由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当时。
　　蔡元培的教育主张，一直贯彻着自由主义的教育精神，在五四运动前后是值得肯定的。
　　（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想是清末民初教育思潮发展的直接结果。清末民初的教育思潮主要有：军国民教育思潮：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提倡强兵尚武之道，认为在当时"如果还不注意培养国民的尚武精神，则立羸羊于群虎之间，更何术以免其吞噬也？"①革命派鼓吹"军国民"或"尚武"教育，其意义不仅在于抵抗外侮，还在于以暴力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他们从事了一系列尚武活动，使军国民教育影响很大，一直持续到民国八年（1919　年）。
　　国民教育思潮：是清末民初最流行的一种思潮。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先提出来的。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主张兴"国民学"，梁启超则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把培养"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作为教育宗旨。资产阶级革命家不仅把国民教育和救亡图强相联系，还将它与革命教育结合起来，认为国民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国人"脱奴隶就国民"，挣脱满清压迫，"以复我天赋之人权"①。以"养国民独立之精神"②。国民教育思潮持续到民国五年（1916　年），又以"公民教育"的形式得到发扬。
　　实利主义教育思潮：也是清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先提出的，民初，经蔡元培、黄炎培、庄俞等人的提倡，在社会上很快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蔡元培认为"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是致富脱贫的一种教育思潮③。与此相类似的是黄炎培提倡的"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应"以实用为归"④。
　　到了民国四年（1915　年），为了反抗尊孔复古的封建逆流，受这些社会思潮的影响，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以新创刊的《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反对学校的尊孔读经和封建的伦理纲常。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公开提出"打倒孔家店"，吴虞把儒家的旧道德宣布为"吃人的礼教"，揭露了儒家思想的御用工具性质。鲁迅的《狂人日记》指斥了封建统治史的"吃人"本质。李大钊在《自然伦理观与孔子》中，抨击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
　　同时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注重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儿童的个性，并掀起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主张写文章不应摹仿古人，写八股文，而应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民国九年（1920　年），从小学开始把过去的国文改为语体文，教科书也逐渐地从文言改为白话。
　　陈独秀（1879-1942　年）是这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的代表。陈独秀对青年人寄以厚望，把他们看成是中国社会兴衰的关键，是当时黑暗社会里的"一线光明"，因此培养新中国的新青年，是当时教育责无旁贷的责任，只有抓紧抓好教育，才"有救国新民之一日"①。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43-144　页。
　　①　《简阳县志》，1927　年铅印本。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296　页。③　《教育杂志》第三卷第十一号。
　　④　《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五号，《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1933　年版。
　　陈独秀坚决反对封建教育，主张全面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民主、全身的教育。认为应抛弃过去只记先贤先圣的不科学而无用的教育，代之以重视西洋科学和生活知识及技能的学习，"以科学代宗教"；应学习西洋"自动的而非被动的、启发的而非灌输的、民主而非民奴的"教育，并废除古典的贵族文学，代之以通俗的平民文学，以文学革命铲除文字上的障碍；学习西洋"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教育，养成"意志顽狠、体魄强健"的新青年。陈独秀的教育主张中贯穿着一种战斗的乐利主义的人生观，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②。这些思想在当时很具代表性，推动了文化教育启蒙运动的发展。
　　②　陈果夫：《国民生活历》，台湾东方文化书局1976　年影印本，第231　页。（五）列强与近代教育自鸦片战争列强入侵中国后，也把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渗透到教育界。他们对中国办近代教育非常起劲。西方国家纷纷要求中国学生去他们国家留学，传教士和来华西人积极充当牵线人甚至留学生监督，积极在中国办理西式学校。这些帮助中国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的活动，目的却在于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和商业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①传教士则更以"使中国基督教化"为己任，其"以华治华"的目的十分昭著。
　　因为有这一目的，西方国家及其传教士总把自己摆在超然的优越地位。
　　他们不再像明清时期的传教士一样披着儒士的伪装，而是明目张胆地通过传教和其它活动使中国西方化。为此，他们认为中国人提出的"中体西用"是"轻视西学的表现"，要求中国政府不要让基督徒学生参加祭拜孔子的仪式。在确立他们的地位之后，传教士们也努力与传统文化结成联盟。民国六年（1917　年）当时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董事会主席的卜舫济曾说："培养有用的公民乃是我们与政府办的学校的共同目的。我们应当成为政府办的学校的辅助机构。。为新中国造成基督徒公民"②。他们还把孔子学说划归宗教思想体系，说孔子的学说"是以宗教思想为基础的"③。因此，孔教会在民初成立，就得到西方人士的支持，其发起人陈焕章民国元年出版的《孔教论》，就有李佳白、梅殿华、李提摩太、费希礼等西方知名传教士作序鼓吹，认为"世界宗教，亦应联合统一，协力以救世人。"孔教会"最高顾问"李佳白把他的"上海尚贤堂"作为宣传孔教的场所。袁世凯的尊孔复古活动也得到了传教士们的响应。
　　有的传教士还尝试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孟禄就主张"在中国文化中选出好的部分，在西洋文化中也选出好的部分来。。造成一种新的文化"①。认为中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很好，可以与"杜威一派的实验主义""贯通一致"，造成一种"新文化"。当然这种愿望只能是师心自用，闭门造车而已。传教士在推广西方教育方面作了许多实际工作。教会大学先后建立起来，如圣约翰大学（1894　年）、东吴大学（1901　年）、长沙雅礼大学（1902年，后与文华大学等校合并为华中大学）、岭南大学（1904　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1905　年，后与燕京大学合并）、广州夏葛医科大学（1905　年）、沪江大学（1906　年）、北京协和医科大学（1906　年）、元江大学（1910　年）、金陵女子大学（1913　年）、福建协和大学（1915　年）、金陵大学（1917　年）、齐鲁大学（1917　年）、燕京大学（1919　年）等，都是美国基督教学校。上海震旦大学（1903　年）则是天主教所办大学的代表。据日人的统计，民国六年（1917　年），外国创办的初等学校占中国学校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高等学校则占80％②。宣统元年1909　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又形成了一个庚款生留美的热潮。美国的大财团如洛克菲勒都向中国的教会教育提供资助，以"训练一些领导人物，做我们所要他们作的事。"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版，第163-167　页。②　《教育季报》1917　年7　月，第9　卷第3　期，《我们工作的目的》。
　　③　《教育季报》1921　年5　月。
　　①　《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第122　页。
　　②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第1090　页。
　　③同时，许多教会大学都在美国立案，从而使其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教会大学可以颁发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变成了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
　　为了加强各地教会学校的联系，在美国设立了"中国基督教各大学联合托事部"（Associated Boards for Christian Collegesin China）；民国元年（1912　年），又把"中华教育会"改组为"全国基督教教育会"，组织其董事会，下辖8　省区基督教教育会：福建、华西（川、贵、云）、广东（含桂）、华东（包括浙、苏、皖）、华中（鄂、赣）、满洲、山东河南、华北（直隶、晋、陕、甘）。"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也在学校中积极活动。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民国元年（1912　年）、民国十一年（1922年）青年会校会数为44，105，200；会员总数为2767，3876，24135　人，说明基督教对学校、教育的控制在不断增强。同时、教会学校学生数也在不断增长（见下表），在当时中国教育体系中占有很重的份量①。
　　根　据年　份学生数（教会学校）光绪三年教会大会记录（1877　年）　光绪二年（1876）　5975光绪十六年（1890　年）教会大会记录光绪十五年（1889）　16836教会百年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　57683中国教育年鉴民国元年（1912）　138937中国教育年鉴民国四年（1915）　172976中国教育年鉴民国五年（1916）　184646中国教育年鉴民国六年（1917）　194624中华旧主调查民国七至八年（1918　-　1919）　212819中华旧主调查民国九年（1920）　245049日本人也野心勃勃，宣扬"东洋文化一元论"，主张"超越政治的大文化运动"，把"东洋文化中心移到日本"，使中日"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国家"①，明显想要独霸中国教育和文化，只不过这种想法被美国等暂时压了下去。③　斯密士：《今日之中国与美国》，第236　页。
　　①　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年版，第188-192　页。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07-208　页。三、现代教育的开端五四运动后，民国教育进入现代阶段。现代教育逐渐成为一种大教育，社会各阶层都参与进来；教育内容也逐渐超出学校，注重社会实践和个性的自由发展。这一时期，不仅学校教育得到改善、调整，而且社会教育、民众教育和儿童教育也得到重视，教育伸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
　　现代教育的发展可划分为开端、分化、解决三个标志性的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是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过渡。而在从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　年）这一开端时期，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意识都十分明显地呈现了出来。
　　（一）"五四"时期国家的教育制度五四运动后，工人民众的力量第一次为世人所了解，成为推动社会（包括教育）进步的重要力量；军阀们忙于混战，无暇顾及教育；同时受外国力量的干预（如美国），国家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
　　首先是改变教育宗旨。洪宪帝制被废除后，教育部成立了"教育调查会"，提出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宗旨。民国八年（1919　年）杜威来华宣传实用主义，受此影响，十月在太原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建议以"教育本义"代替教育宗旨，并认为"施教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取消了教育宗旨。
　　同时，又对各级教育进行了一些改革。受"五四"的影响，学校教学输入了民主科学的新内容，小学教科书统一采用语体文，推行注音字母，倡讲国语；受杜威"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观点的影响，在学校中布置社会环境，城市小学开银行、商店、消费合作社，组织清洁会、慈善团、巡察团、编辑学校新闻等等，以努力使学校社会化。教学方法上盛行设计教学法，打破科目界限、取消教科书的逻辑体系，根据学生的实际生活，制订"单元"，通过学生自己"确定目的"、"计划"、"实行"、"批评"分4　步学习，以适应杜威儿童本位主义的教育理论。后来连幼稚园也普遍采用设计教学法。
　　中学教育因教育部在民国八年（1919　年）允许酌减部定教学科目和时间，开始实行分科制或选科制，加授职业教育科目。这种重实业教育的趋势早就有了，民国六年（1917　年）全国实业学校校长会议议决的三十二案，大多表达了发展实业教育的迫切愿望。同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并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民国九年（1920　年），教育部正式通令中等以下教育宜重工艺。中学教材开始采用新文学作品和译作，注重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自然科学重视独立实验，实验室和科学馆普遍设立。管理方面取消监学、舍监设训育主任，采用导师制，普遍设立学生自治会，由其"裁判所"处理学生违纪事件。这时出现的男女同学现象也反映出了中学教育中的民主气氛。经过这些改革，当时的中小学教育都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小学校学生数由民国元年（1912　年）的2776373　人，发展到民国八年（1919　年）的5722213人。中学校由民国四年（1915　年）的444　所、69770　人，发展到民国十一年（1922　年）的547　所、103385　人；师范学校也达275　所、38277　学生；实业学校由民国六年（1917　年）的476　所增加到民国十年（1921　年）的842　所，仅江苏、山东就在百所以上。
　　大学的教育改革以北京大学最为有声有色。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前，北大学生多为少爷式的，他们进大学的目的也是想升官发财，学校里封建复古思想占优势。为此，蔡元培重请思想激进、作风自由民主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来校授课。以学术自由反对封建复古；以美育代宗教，反对封建迷信和宗教干涉学校；组织"进德会"，主张不赌、不嫖、不娶妾、不作官，反对封建道德。教育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将学年制改为选科制，规定必修和选修科目。设评议会和教授会，提倡教授治校；废门改设13　系，由教授选举系主任（1919　年增设俄文学系和世界语选科）。聘请新教师开新课，及时介绍西方新文化。建立旁听生制度，扩大受教育范围。招收女生，使男女教育平等。多办学术专题讲演，介绍新学说和新知识。
　　北大的改革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在当时和以后，使北大成为新思想的摇篮，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的首发点；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多与北大有不解之缘。
　　（二）几种主要的教育思潮与世界局势和中国局势的重大转折有关，同教育改革起色不大相比较，教育思潮的汹涌澎湃，是这时期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些教育思潮大多来自国外，主要有：1。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影响最广泛的一种教育思潮。因为实用主义标榜民主，迎合了当时中国人的思维趋向；它提倡用教育消弭阶级斗争，也迎合了资产阶级的口味；为了遏制十月革命带来的过激主义，这种提倡平民主义教育的思潮就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实用主义教育提倡"教育即生活"，在反封建主义的高潮中容易被接受；加上杜威多次来华演讲，他又有好多学生（如胡适、蒋梦麟、蔡元培、陶行知）是中国教育界很有影响的人物，杜威的实用主义就在中国广泛传开了，并获得了长久的影响。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尽量让学生在当时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中受熏陶。学校里边有银行、商店甚至有政府机关，使学校成为社会的缩影或实际存在的小社会，以使培养出来的学生适应社会的需要。
　　实用主义教育提倡民主主义，学校中人人一视同仁，不分等级，无贫富贵贱，彼此和谐相处。以此移往社会，以求减少社会的纷争和矛盾。
　　实用主义教育主张"教育即生长"，不应替教育另定目的，教育本身就是目的，所以应不受政治等的干涉，应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自己的兴趣和目的出发去决定其自身的学习内容，使其自生自长，教师只能从旁指导。由此产生的以儿童为中心的设计教学法跟着也盛行了起来。实用主义的弊端首先在于用学校小社会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小社会学校与大社会千差万别，这种设计的目的就很有幻想色彩；而且当时是以西方社会为模式而设计的，学生到了悬殊很大的中国社会，更加会感到茫然和无所适从。其弊端还在于绝对以学生为中心，让无知懵懂的儿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会获得知识吗？只要能力，不要知识，是实用主义教育走向谬误的关键所在。
　　2。平民教育思潮这种思潮，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都曾提出过。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十日开始发行的《平民教育》杂志认为教育的改良是一切改良的根本，"不先有了平民教育，那能行平民政治"，主张细谈教育，不要去高谈政治①。他们反对剥削者独占教育的不公平现象，要求改观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形象，认为教育应当是"给一般有用的人民--平民--受的。"他们研究了苏俄的教育制度，并模糊地认识到苏俄的教育才是理想的平民教育。
　　民国八年（1919　年）十二月一日创刊的《少年社会》杂志，向往"德谟克拉西的社会，认为应"推翻恶官僚；打破军阀派；抑制资本家，总起来一句话，就是铲除阶级，庶人人机会的均等。"而要实现这样的社会目标，只有依靠教育。通过教育树立"互助的，社会的，也就是'德谟克拉西'的人生观"，把个人的思想变成大家的思想。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117　页。平民教育思潮是"五四"时期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思潮。这种思潮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方法不当，把改造社会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教育上，重蹈了教育救国论者的复辙。
　　3。工学和工读教育思潮提倡"工学"运动的人，有拥有共产主义思想者，也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一致认为，为解决无钱求学的难题，应该提倡做工和求学相结合，做工和读书相结合的工学或工读教育。但他们的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在工学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就表现出两种不同思想。
　　拥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如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等，都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或亲历者，都通过实践认识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走上了知识分子劳动化的道路。王若飞在民国九年（1920　年）的《圣厦门勤工日记》中写道："我对于现在的作工，是抱定下面四个条件去做：（一）养成劳动习惯。（二）把性磨定，把身炼劲。（三）达求学的一种方法。（四）实地考察法国劳动真象。"①认识到了工学之间的互助关系，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关系，以及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功效。由此，李维汉号召学习苏俄，"知识青年打破知识阶级，做那些农人工人解放的事业"②。当时成立的"工学互助组"（后来改为"工学世界社"），就是留法爱国进步青年的领导组织。
　　李石曾和吴稚晖则宣传无政府主义，反对苏俄的"劳工专政"，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消弭阶级间的争斗。国家主义派曾琦、李璜的思想也和李石曾、吴稚晖一样，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有相当的影响。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还流行工联主义或工团主义。《旅欧周刊》的撰稿者倾向于认为，"工读主义"是由于"社会革命"的潮流而产生的，又是"改造社会"的发端。他们希望通过工读互助主义，甚至"诉之'有血革命'"，以实现"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他们同时声明不宣传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
　　在国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部分学生为提倡"工学主义"，于民国八年（1919　年）二月九日成立了"工学会"，发行《工学》月刊，希望通过工读建立一个人人劳动、手脑并用、没有剥削的社会。他们高呼"劳动万能"和"劳工神圣"、提出了"工学结合"的主张，指出他们与"做工的人求学"、求学的人劳作实习和贫苦学生半工半读这3　种工读含义不同，他们认为"工便是学，学便是工"，"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工学'视作工求学二者，都是人类全体的正义，社会各分子的天职。是吾人立身社会的宗旨，也是理想社会的通则。所以不称'工读'而称'工学'。"可以看出，"工学主义"带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但其通过普遍设立"工学主义"团体以改造社会，用"工学主义"精神来改造教育，再以教育改造社会的主张和作法，则过于理想化。
　　王光祈在民国八年（1919　年）底发起的"工读互助团"，也是当时国内很有影响的团体。成员半工半读，在北京大学等校举办"素菜食堂"，从事
　　①　周振鹤：《苏州风俗》，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　年版，第45　页；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172　页。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276　页。洗衣、装订及小制造劳动，同时听讲上学，在青年学生中轰动一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运动是"平和的经济革命"，通过这种劳作的生活，并使"工读互助团""小团体大联合"，就可以实现"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又是一种改良主义的空想思路。可见，教育改良主义在当时确有较大市场。
　　胡适和张东荪都提倡"工读主义"。胡适提倡美国式的半工半读，仿美国的"生活介绍所"的方式成立"工读介绍社"，介绍学生到资本家工厂劳动，以工资作为学费。张东荪则主张"省立学校与省立工厂合一化"或者"学校工厂化"，学校可以不收费，而工厂又有了徒工。同样只把工读作为缓解求学难的一个办法而已。
　　4。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潮蔡元培是这一思潮的擎旗人。他把教育划分为两大类："隶属于政治者"（如军国民、实利主义教育）和"超轶乎政治者"（即他的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所以教育方针也包括为政治服务的和超政治的两部分，但以超政治的部分为重要，因为它能超乎现象世界，达到实体世界，能统驭一切。因此蔡元培一再坚持教育自由。民国七年（1918　年）五月，他在天津中华书局"直隶省小学会议欢迎会"上讲演说："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说他办北京大学也是"仿世界各国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的。蔡元培盛赞托尔斯泰的"自由学校"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以及蒙台梭利的教育法，认为这些都是适合发展个性的教育方法。发展个性，崇尚自然才是新教育的方向。只是这种超政治的、绝对自由的良好教育愿望，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其自由程度和成功程度也就不得不打一个大折扣。5。职业教育思潮这一思潮在清末已有人提倡，至"五四"时期民族资本有了一定发展后，这一思潮才充分流行开来。黄炎培是其代表，"中华职业教育社"是这一思潮的鼓吹团体。民国七年（1918　年）该社宣布，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一、为个人庶生之准备--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二、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他们认为职业教育就是"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缺乏改造社会意识，是这一思潮的明显缺陷。
　　6。共产主义教育思潮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迅速传入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不少中国人的理想，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等人首先从共产主义思想出发考虑教育问题，认为人人受教育的机会应当均等，劳动者必须受教育。为此，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这些我们在后面要再做论述。
　　（三）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人开始重新考虑教育问题。他们发现中国兴办了50　多年的新学校，曾向日本和西方国家学习办学经验，但教育不普及如故，文化落后如故。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使他们认识到政治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教育的革新也要向俄国人学习。因此，他们认为教育必须以工农群众为对象，必须与劳动相结合，这才是普及教育唯一有效的途径。用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来分析教育问题，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走在了前边。李大钊于民国八年（1919　年）二月，在《晨报》上提出了劳动教育的命题，主张在教育上人人机会均等，劳动者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同年他又在《新生活》上，以《工读》为题，指出应"使工不误读，读不误工，工读打成一片"，并进而提出"耕读作人"的主张。他的《由经济上解析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和教育的构造都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①。他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用唯物史观首次分析了教育的本质。
　　民国七年（1918　年）四月，毛泽东（1893-1976　年）和蔡和森（1895-1931　年）在湖南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也把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积极投身到各种教育运动中去。学员们研究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问题，主张去俄国和欧洲了解革命运动的情况，吸收新的思想学说。民国八年至九年（1919-1920　年），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的大力宣传组织下，新民学会会员纷纷赴法勤工俭学。他们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地调查和工读结合，以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国内的会员也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和驱张运动中去，并尝试从小学教育和群众教育入手改造教育。当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出现思想分歧并写信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这一改良主张进行了分析批评，指出"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的想法"实际上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教育握在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的资本家手里，无产者不夺取政权，教育所需的人、钱、机关都无从着落，又"安能握得其教育权"？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分析了教育的本质和属性，并指出了先革命后教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除留法勤工俭学外，北京大学进步学生从事的平民教育运动，也是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早期尝试。民国八年（1919　年）三月，邓中夏（1894-1933　年）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该团坚持教育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利用假期到街头讲演，到北京近郊和芦沟桥、丰台、长辛店、海甸、罗道庄等处对工人和农民讲演。民国十年（1921　年）元旦，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邓中夏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激进青年任教员，他们自编油印教材，白天教工人的子女，晚上教工人，师生打成一片，知识分子服务于工人的风气良好。此前，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启发下，长辛店还成立了留法高等法文专修馆工业科。这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学员们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穿起工人服装，和工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朝夕相处，从思想和感情上都受到了工人阶级的熏陶。
　　民国九年（1920　年），共产主义小组在各地陆续成立。都创办了工人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通过它们对工人阶级进行宣传和组织，提高
　　①　直江广治：《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74-77　页。其文化水平。如上海小组在沪西小沙渡办的工人学校和广州的工人学校，都属此类。
　　工人学校的相继成立，使工人们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学校教育自己，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萌芽。
　　四、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教育从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1922-1927　年）这一历史时期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中国人民的大敌，致力于工农运动的中国共产党，和矢志扫除中国外来势力和封建军阀的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国民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携起手来，建立了巩固的广东革命根据地，并进行了举世闻名的北伐运动。受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命题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教育也团结在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即使已开始出现的分歧，也不足以改变这一主题。
　　（一）北洋政府的教育改革受各种各样教育思潮的催动，受民间教育运动的感召，北洋政府也掀起了一场规模较大的教育改革运动，以求用政府的手段解决当时出现的一系列教育问题，缓解迫在眉睫的教育矛盾。
　　这场教育改革是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起的学制改革为发端的。该会成立于民国四年（1915　年）五月，以"邀请各省教育会推选教育家富于学识经验者，共同讨论，各抒心得"，"讨论教育利害得失，以条陈于教育行政官厅"为职志。沈恩孚、黄炎培等是其发起人和组织者。民国十年（1921年）十月，该会在广州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心讨论"学制系统案"，提出了新的学制系统。民国十一年（1922　年）九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济南学制会议，对此进行讨论。十一月，略加修改的新学制，以大总统徐世昌令的形式公布为"学校系统改革案"。
　　这个新学制以"一、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二、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三、谋个性之发展。四、注意国民经济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于普及。七、多留地方伸缩余地"为标准。对初等教育方面，规定小学修业年限6　年，分初高两级，前4　年为初级和义务教育年限。对中等教育方面，规定中学修业年限6　年，分初高两级，初级中学施行普通教育，但可以根据地方需要设各种职业科。依旧制设立的甲种实业学校酌改为实业学校或高级中学农、工、商科。乙种实业学校酌改为职业学校，收受高级小学毕业生。师范学校修业年限6　年，可以单设后2　年或3　年，收受初级中学毕业生。后3年可以酌行分组选修制。对高等教育方面，规定大学修业年限4-6　年，医科及法科至少5　年，师范大学4　年。依旧制设立的高等师范学校为师范大学校，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大学校用选科制。
　　可见，这个新学制的特点在于：第一，比起以前设立的新学制来，较多地给予地方和学校以灵活性，规定较为宽泛。第二，缩短小学年限加长中学年限，加强职业教育，以适应技工数量和质量增长的社会需求。第三，中等学校和大学均采用选科制，附则中特别声明注重天才教育，都是从自由主义教育和儿童中心的教育原则出发的。第四，新学制的标准和内容处处体现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印痕。第五，中小学由"七四制"改为"六三三制"是模仿美国的结果。
　　随后进行课程的改革运动。民国十一年（1922　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草拟中小学课程，民国十二年（1923　年）该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各地均照此施行。
　　纲要规定，小学取消"修身"科，增加"公民"和"卫生"，"手工"
　　改为"工用艺术"，"图画"改为"形象艺术"，扩充其范围，并注重实用性。初级小学把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科，设"自然园艺"科，体操改名体育，"国文"改为国语，注意语言训练。授课时间以分计，初级小学前2　年每周至少1080　分钟，后3　年每周至少1260　分钟，高小每周至少1440　分钟，每节10　分钟、15　分钟、30　分钟、45　分钟、60　分钟不等。初级中学分社会科（含公民、历史、地理）、言文科（含国语、外国语）、算术科、自然科、艺术科（含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科（含生理、卫生、体育）等6　科。高级中学分公共必修科目、分科专修科目、纯粹选修科目。分科专修科目又分必修、选修两种。另设"职业指导"一科。中学均采学分制，每半年每周上课1　小时为1　学分。初级中学毕业生需修满180　学分，除必修科164　学分外，选修他种科目和补习必修科目。高级中学要修满150　学分。高级中学设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以升学为主要目的，分两组，一重文学和社会科学，一重数学和自然科学。其3　部分课程中，公共必修科目约占总学分的43％，纯粹选修科目不超过20％。
　　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自成一统。其后期师范学校和高中师范科的课程设置如下：公共必修科目，较高中普通科增加了音乐，并可伸缩处置。分科专修科目中，必修科目有：心理学入门、教育心理、普通教学法、各科教学法、小学各科教材研究、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校行政、教育原理及实习。选修科目第一组为文科，有国语、外国语、本国史、西洋近代史、地学通论、政治概论、经济概论、乡村社会学等，至少选20　学分；第二组为理科，有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生物、矿物地质学、园艺学、农业大意，也是至少选20　学分；第三组为艺术科，有图画、手工、音乐、体育、家事，也是至少选20　学分，以上3　组不必全设，可视情况设职业教员组、幼稚园教员组等。此外，教育选修科目有教育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概论、儿童心理学、教育行政、图书馆管理法、现代教育思潮、幼稚教育、保育学等，以上各组均需选修，最少选8　学分。纯粹选修科目由各校自定，多少不限，以达高中普通科水平为准。
　　新教科书的编写不是由政府和学校负责，而由私人商办书局组织人员编写。私人编写的教材，由教育部进行为期6　年的审定后，由各学校按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标准和教授宗旨选择教材。商务印书馆版的"新学制教科书"和中华书局的"新小学教科书"，是当时的大路货。当时学校盛行的仍是设计教学法，并广泛进行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由于美国人麦柯尔来华宣传其TBCF　制，陆志韦的订正皮奈西门智力量表和俞子夷等人所编制的中小学各种测验的推广使用，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形成一种狂热。民国十四年（1925　年）柏克赫斯来华宣传其首创的道尔顿制，有的中学便把教室改为作业室，发给学生教材大纲自学，定期检查以授新课，教师始终处于从旁指导的位置。可见，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方法、内容到学制，都证明了美国国家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的加深。
　　（二）国共合作时期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的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民国十三年（1924　年）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后，孙中山先生对三民主义进行了修改，并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口号。国共两党在新三民主义的大旗下携手并进，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
　　工农教育方面，这一时期首先对工农教育的恶劣现状有了充分清醒的认识。据一个日本人对文化水平比全国其它城市高的上海某纱厂的统计，该厂目不识丁的女工占85％，男工占60％，识字者最好的能写自己的名字①。工厂的工人生活环境太坏，完全没有受学校教育学文化的机会②。有的中外资本家从事工人教育，也是从自己利益出发，为了培养驯顺聪明的合格工人。河南焦作各学校在"五卅"运动后"更联络各学校的校长教职员，组织一个学校联合会，以包揽并阻止一切学生爱国运动"③。
　　至于农民，他们"负担了一切的教育经费"，但"专门学校、大学校，完全为城乡特殊阶级所专有，当然找不出一个农民子弟的影子；中等学校至少要中小地主的子弟才够得上有入学的资格；就是国民小学校的学生，也多属有余钱剩米的富家子弟。多数贫苦农民是完全没有份的"，只能被"指为'无知愚民'"①。彭湃也在《海丰农民运动》中指出，当时海丰虽有中学、师范、高小、国小等，"但只限于城市的地主富商的儿孙们才得到教育的机会"，广大农民"负担有钱佬的儿孙们的教育经费，。。倒不知教育是什么东西！全县农民能写自己名字者不到20％，其它80％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自然听不懂"受了教育的人所说的话"了②。
　　针对这一情况，工农教育活动成了这时期重要的有声有色的教育活动。
　　工人教育方面，首先是用合法手段争取和发展工人教育。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了对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后拟定的《劳动立法原则》第四项中更提出了关于教育的"最低限度之要求"或"所应努力实现"的要求，指出现代教育极不平等，"应求政府以法律保证男女劳动者有受补习教育之机会。"③第一次提出了工人受教育的权利要求。在同时拟定的《劳动法案大纲》第十九条中，又重申了这一要求，要求"国家以法律保障男女劳动者享受补习教育之机会。"同年十月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省劳动组合书记部、济南《劳动周刊》社及山东社会主义青年团联合向会议提出了《劳动教育建议案》，指出当时各种教育工人均"不能沾其余惠"的现实，要求政府制定劳动教育法案，并使资本家接受。
　　民国十四年（1925　年）五月十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
　　①　《开阳县志稿》，1939　年铅印本。
　　②　《上海的童工问题》，《响导周报》第110　期，1925　年4　月。
　　③　《河南焦作的民众》，《响导周报》第165　期，1926　年7　月。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60　页。
　　②　该书由广东省农民协会编，1926　年10　月出版。
　　③　《全国工会历史文献》，第13　页。
　　过了有重大影响的《工人教育的决议案》。该案首先明确指出，争取工人的教育权利，是当前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人阶级要完成其政治斗争，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因此议案要求工会组织，"利用许多公开的名义，如办夜校、协作社等，去做职工运动的工作，。。利用这些工作，秘密发展工会组织。"①指明了工人教育的方向。其次，明确指出工人教育的两大旨趣是"促进阶级觉悟"和"训练斗争能力。"强调阶级觉悟是"工人阶级所以能战胜资产阶级"的动力，因此要求工人教育的内容，虽应注意工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如识字、常识等，但更重要的是用这些"说明其原因结果，引用他们生活困苦之根源及社会之罪恶，以唤醒其阶级觉悟。关于"训练斗争能力"，着重"在行动中去教育工人"，通过劳资冲突和工人受迫害的事件，训练其斗争勇气和作战能力，来提高觉悟、提高认识、培养组织纪律性和国际主义及工农联盟的思想。并指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阅书报社及化装演讲、公开讲演、游艺会等，都是进行工人教育所应采取的形式，而以补习学校为重点，并不排除转化资方教育事业的性质的作法。
　　民国十五年（1926　年）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各项议案中明确指出"合作社、工人学校、俱乐部、图书馆、饭堂、寄宿舍等等"，都是"合法的"组织和团结工人群众的好形式；还作出了改善学徒待遇、设立免费的女工童工的教育、设立女工童工免费的补习学校及娱乐场所、把男女工人补习教育的规定写进《劳动法大纲》等一系列教育决议。对工会和俱乐部的活动也作了具体要求②。
　　其次，兴办了一系列工人教育事业。各种工会都纷纷举办了工人学校，很多厂矿、铁路、及手工业行业，先后设立了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阅书报处和图书馆等。民国十五年（1926　年）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举办宣传学校。还设立劳动学院吸收工会干部学习，分区设补习学校和由它附设的子弟学校各8　所，补习学校还附设俱乐部。
　　最典型的是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办的工人学校。民国十一年（1922　年）该会成立后，从办工人子弟学校入手，办起了夜校等一系列工人学校。到民国十二年（1923　年）底，长沙办起了泥木工会工人补习学校、缝纫工会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新河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工会工人补习学校、工会特别补习班等；安源有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14　所；水口山有工人补习学校及子弟学校4　所；铜管有陶业研究所1　所。其中以安源最有成绩。罢工成功后，俱乐部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就达7　所，学生近2000　人；设有读书处12　所及妇女职业部，还出版了《安源旬刊》，输送了大批干部和工人投入北伐和农民运动，还有30　人被介绍进黄埔军校。
　　民国十三年（1924　年）一月，湖南制定了《关于工人补习教育进行计划书》。首先设立湖南工人补习学校办事处，直接领导长沙的办事处并领导各地的办事处，下设教务、编辑、事务、经济4　部，明确了组织体系。其次，规定学习时间以1　小时为原则，把每一学程的段落组织得较短，并允许采用"间日或间几日"上学听课的办法，以充分方便工人群众。最后，对课程、教学、编级和教材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关于课程和教学计划，克服"贪多嚼
　　①　傅国华：《中山装的来历》，《江西日报》1981　年1　月25　日第4　版。②　华梅：《中国服装史》，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年版，第89　页。
　　不烂"的缺陷，要求"每一段落之中，只学一种学科，学了一种，再学一种"。关于教学方法，要求兼用讲演和学生自由发展的办法。关于学级编制和教材分配，建议多分班级，并按程度、年龄、校址远近不同调整。教材分配采取按10　年级分班组织的办法，前4　个年级各用1　月时间，学完《成人读本》；一、二年级重学识字；三年级重学文法及日用文字；四年级兼顾政治、文法及史地常识；五、六年级，依次教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月学完；七、八年级自学为主，看报读书，读各种关于工人的定期刊物，教师只指导并布置作业；九、十年级采用分科制，按学生工作需要，分授业务专门知识，不具体规定课程和学习年限。从三年级起还得学习珠算，分4　个年级学完。
　　湖南人李六如编辑的《平民读本》，是首先问世的革命性很强的工人通俗课本。该书共计4　册，不仅采取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问题、社会文化、科学知识和国内国际大事为内容，而且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知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精神。民国十一年（1922　年）十月十日该书在《湖南通俗报》上发表后，很快畅销各地。
　　农民教育方面。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和广东，是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这里从事的农民教育、对农民教育的具体规定和作法，对全国有着指导意义。民国十四年（1925　年）五月举行的第一次广东全省农代大会，发布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指出了帝国主义从文化上侵略和误导农民的现实，决定对会员进行普遍宣传和训练，还对于教育方针和教育设施，决定了数项原则①。民国十五年（1926　年）五月的第二次广东省农代会，指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谋得完全解放之成功"。为使广大农民及其子女，"成为有方法、有纪律、有组织的革命群众"，决定一方面要求政府办贫民义学、通俗图书馆及阅报社等，一方面由农民自办各种合作社、义务学校及农民子弟学校、农民俱乐部等。并要求东家"资助青年雇农及牧童以教育费"，"以乡村公款设立俱乐部及其它娱乐机关，并争得县乡村公款，建立"青农补习学校"①。这次大会通过的《农村教育决议案》指出，训练和教育农民的目的，是为养成其革命思想，增进其农业知识与技能。各级农协应借助各种切实可行的方式普及农民教育。关于课程也作了具体规定："成年农民补习学校及讲演所，应以国文、信札、卫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政治常识、国民党史及三民主义等为课程或讲演材料。""农民小学之课程，除普通小学之课程外，其与农业有关系及浅显的之革命理论，亦宜随时灌输。"②民国十五年（1926　年）十二月举行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以"训练青年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为目标，提出有关教育的最低要求："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不受雇主干扰；"农民协会组织儿童团以训练儿童成为革命的后备军"③。并考虑到了接纳女生和苗瑶族农民的问题。在《农村教育决议案》中，要求从农村儿童就学的经济能力出发，改革农村现有的学校体制；各级农协注意办农民学校，省农协编教材，并出版农村白话报和农
　　①　《吉林新志》，1934　年铅印本。
　　①　《新疆概观》，仁声书局1933　年版。
　　②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238　页。
　　③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第356-357　页。
　　村画报，区农协设阅报处，发行壁报。另外，对解决师资问题、出版农民周刊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设想。
　　受此推动，农民教育迅速发展。彭湃（1896-1929　年）是其首倡者。他在组织了海丰总农会后，由农会专设的教育部创办了与旧的"新学"完全两样的"农民学校"，由农会代请"便宜教员、指定校舍"，由所在地指定耕地作为学田，农产收入除还地主地租外，当作教师的薪金。农村儿童得入学者500　余人，所学多农业知识和文化知识，"农民教育"的口号不胫而走。湖南农民教育也发展较早。民国十一年（1922　年）成立的"农村补习教育社"，就在长沙农村办了17　所农民补习学校，编印了不少教材。在北伐的革命高潮中，更提取庙产办农民学校。当时成年农民学校，每乡农民协会有夜学一所，就是说，这个时期湖南农民自办的学校，就达6000-7000　所之多①。此后，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教育也随着革命形势而不断向前发展，成为农民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
　　革命干部教育，是这时期教育的又一大新特色。它的进行，一是借助进步的报刊杂志或"合法"讲话来进行；一是创办教育青年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如湖南自修大学、湘江学校及上海大学等，都以培养青年干部著称。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于民国十年（1921　年）八月，是第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它借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起来，却带有绝对的新意：该校以人民群众得教育、学术文化民众所有为追求不息的理想；力图办成"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平民主义的大学"；其目的，则"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为革新社会做准备。"受此目的影响，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普及文化，周流学术。"该校分文科及政治经济两科，注重劳动教育。学法以自学和集体学习为主，教法则以教师的指导式为主，反对灌输。民国十一年（1922　年）九月，适应一般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要求，正式附设了"补习学校"，课程基本上与一般学校同，但因何叔衡（1876-1935　年）等同志任教，革命思想贯穿其中。
　　自修大学被取缔后，民国十二年（1923　年）十一月，湘江学校接着开学，自修大学200　多学生转了过来。该校分中学和农村师范两部，课程虽和普通学校一样，但却承继了自修大学的革命传统，用马列主义教育着青年学生。何叔衡、毛泽东、郭亮、夏曦、夏明翰等等，都曾是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的师生。
　　上海大学则由"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改名而来，创办于民国十一年（1922　年），设文学和美术两科，文科分国学、英文两组，美术分图音、图工两组，并附设普通科和附属中学。十月改大学后，分为社会科学院、文艺院和附属中学3　部分。并计划在6　年内分3　期建全16　个系，重点建成了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系和文艺院的中国文学系和艺术系。瞿秋白是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和系主任，陈望道则长文学系，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杨贤江、沈雁冰、郑振铎、蒋光赤、施存统都曾授教于此。上海大学的任务，就是要培养社会科学及新文艺两方面的干部和人才，因此，在反帝和北伐的热潮中，上海大学都走在第一线。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国民党政府解散上海大学改办劳动大学，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该校被日军炮火所毁。
　　①　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年版，第124-126　页。培养工运干部的方式很多，海员工会曾组织宣传员养成所，湖南总工会曾随时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湖北总工会开办了工人运动讲习所。最著名的，当数省港大罢工中设立的劳动学院。该院由邓中夏任院长，肖楚女任教员，为罢工乃至全国工人运动培养了不少英才。
　　培养农运干部，主要采取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政治训练班的形式。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民国十三年（1924　年）七月毛泽东在广东创办的，他还担任了主要课程的教学工作。到民国十四年（1925　年）底，农民运动讲习所已在广州举办了5　届，都由彭湃主持，毕业学生454　人。毛泽东、彭湃、肖楚女等同志亲自讲解农民问题，常带学员到海陆丰等地，实地参观农民运动，使学员受到明确的阶级教育、策略教育和广东农民运动的锻炼，培养了一批坚强的农运干部。学员结业后，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充广东省各地农运特派员，其余2／3　派回原籍，以国民党各省农运特派员身份，从事农民运动。
　　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一月，国民党"二大"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
　　并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之下，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责成其继续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届所址设在广东番禺学宫，毛泽东任所长，学生总数327　人，来自全国19　个省区，以广西（40　人）、湖南（36　人）、河南（29　人）、湖北（27　人）、四川（25　人）、山东（23　人）、直隶（22　人）及江西（22　人）为最多。讲习所五月三日开学。教学计划由理论学习、见习实习、军事训练、课外理论研究及各省实际的农民问题研究等5　个部分组成，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讲授、实习、自学、集体讨论和调查研究各环节，培养学员领导农民武装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掌握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理论方法的灵活性。课程讲授采取专题的组织形式，在基础课和专业课的263　个课时内，安排了25　个专题。基础课包括革命史、革命理论及一些文化课的专题共13　个，130　课时；专业课包括农运理论和农村工作必需的知识技能共12个专题，如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统计学、农业常识等，共133　课时。毛泽东、肖楚女（1893-1927　年）、周恩来（1898-1976　年）、恽代英、彭湃、张太雷（1898-1927　年）、邓中夏、林伯渠（1886-1960　年）、吴玉章（1878-1966　年）、郭沫若（1892-1978　年）、何香凝（1879-1972　年），都曾在所中任教，"他们的讲授使学生感到莫大的兴趣，得到莫大的启示"①。另外，所里还组织学员参观3　周；肖楚女还发给学员课外书24　种，指导课外理论研究；组织了全国13　个省区农民问题研究会，每1-2　周开会1　次，并引导学生进行社会调查，以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风气。十月五日学员毕业，318　人纷纷回省踏上农民运动新途。
　　这时广州还办了李富春为主任的政治讲习班，毛泽东也去授课。
　　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武汉举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来自17　个省，达800　多人，课程设置与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仿佛。
　　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的当以黄埔军校为最著名。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利用广州黄埔岛上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校舍，建立了陆军军官学校。民国十三年（1924　年）五月五日黄埔军校第一期新生入伍，六月十六日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指出："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革命武装队伍，没有广大人民的
　　①　《武阳镇志》，1983　年铅印本。
　　基础"，"所以我才下决心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实行工农政策。第一步使革命的武力与民众相结合，第二步使革命的武力成为人民的武力。这就是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主旨，也就是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使命。"
　　军校规定每期入伍教育1　月，正式教育6　月；第四期后，入伍教育延长为半年。教育内容秉政治课程和军事课程并重的方法。政治课程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国际政治经济状况、社会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军队政治工作等等。每门课程最多讲16　次，最少讲4　次，每次2　小时。军事教育方面，打破传统的军事教育制度、采速成法，由苏联顾问按红军的经验，安排军事科目的进度和实施办法，并重新编订了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术科由苏联顾问先对各级队长讲解示范，然后他们回各队教学生。
　　军校由孙中山任总理，廖仲恺（1877-1925　年）任党代表，蒋介石（1887-1975　年）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苏联契列班诺夫任顾问长，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叶剑英、聂荣臻任教员，共产党员起着骨干作用。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只是出力的大小和方式有所差别。它的发展，对工农群众觉悟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革命意识的扩张，对革命干部的培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力，推动了革命的不断进步和发展。这也是教育转换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三）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主张的提出民国十年（1921　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迅速发表其对中国教育的主张。中共"一大"就反对两种错误观点：即主张把共产党变成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机关、只办学校和报刊进行宣传教育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反对从事资产阶级革命及任何合法公开的工作，甚至反对知识分子参加共产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观点。要求使教育变成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工具，成为一种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教育。要求在各种工业单位成立劳工补习学校，由工人任董事会董事，管理校务，聘请教师教学，以唤起工人觉悟。组织"劳工组织讲习所"，教授组织产业工人的正确方法，"训练从事我党实际工作的工人"，并划分研究小组，特别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①民国十一年（1922　年）的中共"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也具体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纲领，即"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和"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②分析了帝国主义出版报纸、设立学校的掠夺目的，使劳动阶级明白其受痛苦的原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及其对知识阶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促动力，明确了教育的革命战斗作用和全民性，体现了其教育纲领的不同凡响。
　　同年五月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明确提出了3　方面的教育要求：社会教育方面，要求提高社会青年的知识，提高其社会觉悟，并使年长失学的青年，得到普通文化教育；政治教育方面，要求对绝大多数无产者青年宣传社会主义，启发其政治觉悟和批评能力；学校教育方面，发动改革学校制度，使一般贫苦青年，得到初步的科学教育，并发动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发动学生参加学校管理，发动取消基于宗教关系和其它方面关系的一切不平等待遇。并为此开展了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特殊的教育运动、普及的义务教育运动、免除学费运动、在教会学校中平等待遇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等一系列教育运动。可见，这一切，都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教育纲领的实质精神。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张，促进了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改进。民国十三年（1924　年）一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规定："庚子赔款，当完全划归教育经费"；"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厉行教育之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整理学制系统，增高教育经费，并保障其独立"。其中大部分，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主张。如前所述的工农教育和革命干部教育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教育主张实施的结果，当然也是采纳中国共产党主张的结果。
　　①　《西藏游记》，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四）几种主要的教育思潮1。国家主义教育国家主义教育是站在当时革命教育对立面的一种教育思潮。民国十二年（1923　年）十二月，曾琦、李璜等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以用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为职志。次年（1924　年）秋，他们和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集合，积极在教育界宣传其主张。他们自己创办有《醒狮》杂志，还常在《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新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并利用大学讲坛进行宣传。还出版了余家菊的《国家主义教育学》及李璜、余家菊合著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在《中华教育界》第15　卷的第1　期、第2　期刊出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专号，组织"国家教育协会"，出版《国家与教育》，大力宣传其教育主张。
　　国家主义者认为国家主义教育，"即以国家主义为依归之教育也"。"就中国目前言之，则莫急于（一）培养自尊精神以确立国格；（二）发展国华以阐扬国光；（三）陶铸国魂以确定国基；（四）拥护国权以维国脉。"①国家主义的教育主张有明显的爱国趋向，他们还曾提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但其阐扬"国光"、"国华"，却是要通过学校和教育，复兴"国学"和"国粹"。国家主义派的"燮和国民"主张有两层含义："养成国民的共同意识"和"调和国民的利害冲突"。重申了其拥护现政权的立场和反对过激手段的倾向。但国家主义倡议收回教育权、反对教会学校、反对留学的主张，也一再体现出了其教育主张及活动的爱国性，在当时造成了一定影响。恽代英写了《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一文，肖楚女写了《讨论〈国家主义的教育〉的一封信》一文及《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参加了对国家主义教育的讨论。
　　2。科学教育和公民教育同国家主义教育是受五四运动后爱国情绪高涨的影响一样，科学教育也与"五四"以后重科学、学科学的社会氛围有关。一些外国人纷纷来华宣传"科学"的教育思想和方法。民国十年（1921　年）和次年（1922　年）来华的孟禄和推士都认为，中国教育的主要症结是科学教育不发达，科学教育一发达，教育上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极力提倡"科学教育"，极力向中国推行美国的教育方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就特别把它的用款方针放在发展中国科学上。民国十四年（1925　年）六月该会举行第一次年会时，决议美国所退还的庚款应该用于下列事业："（1）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况之应用，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试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2）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并规定"担任科学教育者，应忠实服务，不参加妨碍本职之各种活动。"随后来华的美国人麦柯尔，更把"科学教育"引导到提倡"教育之科学的研究"，一时教育测验和心理测验的编制和应用风气大盛，教师积极编制测验、学生则每日每星期受测验，科学教学风靡一时。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教育有把中国教育美国化的倾向，所以这一教育思潮的大力宣传和被接受，在当时和以后给美国人提供了太多染指中国教育的机会。
　　公民教育思潮从平民教育思潮中演变而来。平民教育运动中的一部分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民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98-499　页。人，受杜威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倡行民主的教育和儿童本位主义教育，蒋梦麟、陶行知是其代表人物。民国十年（1921　年）十二月，教育家们在考察欧美教育之后，联合实际教育调查社、新教育共进社和新教育编辑社3　个团体，成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延聘杜威、孟禄、推士、麦柯尔来华讲学，提出新学制方案并发起倡行公民教育，改修身科为公民科。次年（1922　年），该社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成立公民教育组，讨论公民教育问题。认定国民教育，就是"以德莫克拉西的原则，造就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为世界人类忠勇服务的明达公民。"民国十三年（1924　年）十月十日，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家庭日新会、基督教青年会的集会认为，好公民的标准是：发展自治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崇尚公平竞胜；遵守公共秩序；履行法定义务；尊重公有财产；注意公共卫生；培养国际同情。可见，公民教育最根本的缺憾在于只注意公民义务和道德的培养，而忽视了公民的权利。
　　（五）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斗争这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斗争，以反奴化为主，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殖民学校和美英法等国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及封建军阀对学校和广大师生的横暴统治。
　　日本自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日俄战争胜利后，就在东北和山东等地开办学校。一类是专为日本人办的学校；另一类则是进行殖民教育的学校，其目的在于"造成被教育者有奴隶之资格，使其安于被统治的地位，而不能有反抗之能力与思想。"在南满为中国儿童设立的日本语学堂，就为训练满铁沿线及各工厂"夫役"，让他们熟悉日本语言。据调查，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开办的学校计有484　所，教员2529　人，学生68913　人，图书馆27　所，博物馆2　所，体育协会5　所①。在山东，也有"日本人的学校"23　所，学生4446人；教育中国儿童的学校43　所，学生3747　人。为此，东北民众曾发动反对日本殖民教育的斗争。民国十二年（1923　年），奉天省教育会开常会时，厅长谢荫昌就提议："凡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奉省政权所及之地域，对于奉省人民施行师范教育及小学教育"。这个提案通过后，经调查和讨论，一致主张收回自办。次年（1924　年），奉天省教育会发起组织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广泛展开反日本殖民教育活动，一面调查实况，一面禁止学生入日校学习，并自办学校，《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中指出，日本人在其殖民教育中，严厉取缔爱中国的教育，用警察听课的办法、立即停课惩罚的办法、贫寒学生免收学费的办法、尽力介绍毕业生就业的方法，麻痹中国学生的爱国意识，"倘长此不设法补救，20　年后，东三省不亡而亡"。为此，"要求当局取缔学生考入日本所设立之小学、师范、初级中学"，并呼吁各省爱国同胞，"加以援助"。《宣言》发表后，《民国日报》、《响导周报》、《中国青年》、《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纷纷发表反对日本殖民侵略教育的报导和论文。《响导周报》连续多期发表收回教育权的论文和《大连调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也发表《论列强对华之教育侵略》等文。支持东北的反殖民教育斗争坚持了一个长时期。民国十四年（1925　年）奉天省"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举行常年大会，提出了取缔日本侵略者殖民教育和解散教会小学的5　条办法，使这场运动汇集到反教会教育斗争的洪流之中。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教会开办了许多小学中学和大学，至民国十五年（1926　年），由基督教新教办的各级学校有7382　所，学生总数214254　人，其中普通中小学6890　所，学生199694　人；由基督教旧教（天主教）办的各级学校有6255　所，学生144344　人。与当时中国人自办的公私学校比较，教会学校占全国总校数的　7.65％，占全国学生总数的5.14％。据邮局调查，每1257　人中就有教会学生1　人。教会学校分布全国各地，以福建、广东、山东、江苏为最多，学校包括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师范和大学占相当大的比重①。因为他们自己说，这些学校是"为辅助传教而设"，是"养成牧师教师之基础"，目的是为"将来化中国为基督教国民之士女。。创造一适合基督教义之社会制度。"可见，基督教学校，宣传的是一种使人亡国
　　①　《广东独立记》，《近代史资料》1961　年第1　号。
　　①　梅生：《女子剪发问题》，《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6　册，新文化书社1929　年第7　版。的可怕迷信。在"五卅"反帝爱国运动高潮中，教会学校就公然禁止学生纪念国耻，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殴辱中国学生，蹂躏中国的学校并毁辱中国旗，更露出了本色。
　　中国人民的反教会教育的斗争，自五四运动时起就发展了起来。民国十一年（1922　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先后组成"非基督大同盟"和非宗教学生同盟"，开展了破除宗教迷信、解放国民思想的非基督教斗争，《先驱》杂志还出版了《非基督学生同盟号》。民国十三年（1924　年）四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学生，为反对英籍校长禁止组织学生会、禁止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并一再开除学生，进行罢课，发表宣言，提出了"反对奴隶式的教育"、"走上前线去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①，首先举起了反教会奴化教育的旗帜。与此同时，广州圣心学校、福州协和中学、南京明德女校等十几所教会大中学学生，也都起来采用罢课、部分退学和全体退学的方式，抗议殴辱学生、禁止学生参加国耻游行和不向中国政府立案。同年六月十八日发表的《广州学生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宣言》，是一个代表性文件，指出"无形的文化侵略手段"，是帝国主义最高明最恶毒的侵略方式，坚决要求"收回一切外人在华所办学校之教育权"，必须都向中国政府立案，课程编制要受中国政府的支配和取缔，反对进行宗教教学、宣传和强迫学生礼拜念经，抗议压迫学生和剥夺学生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宣言》的发表，激荡着反教会斗争的热浪，全国各地的教会学校，特别是湖南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和中学，以及河南、四川各地的教会中学，都掀起了罢课、退学等反奴化教育浪潮。其中以湖南湘潭益智中学等五校为"更有活气"，一时退学的学生近千人，斗争也转变为"根本取消教会学校，以退学反对立案为抵制"，并提出政府不许教会学校立案、本国学校不收教会学校毕业生及转学生，机关不用教会学校出身者3　项办法。
　　值得指出的是，国共两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响导周报》及《中国青年》，不断发表文章，教育群众，及时指点方向，在运动中起着向导作用。
　　帝国主义用血腥的屠杀进行反扑。民国十四年（1925　年）四月，美国侵略者为了镇压福州学生抵制美国渔业，指使军阀官僚拘捕学生联合会员林昌浩，激起了几千学生的大请愿，反动当局开枪射击，杀死请愿学生7　人，重伤几十人，制造了惨烈的"福州惨杀"事件。这一事件，把全国各地教会学校学生反奴化教育的斗争推向全国范围。六至九月，各学校学生纷纷用退学的行动，反击教会学校当局的镇压。河南开封的圣安得学校、济汴学校、美华女校、施育女校、圣玛丽女校及卫辉的牧野中学，全体一致退学。汉口博学书院和武昌三一学校学生退学后，还组织了教会学生退学委员会，作长期斗争的准备。上海圣约翰大学大学部和中学部学生全体退学，并另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全国性的反教会奴化教育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得不低头。这一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年会上通过的决议说："基督教学校，应采用'新学制课程'"，对总统颁布的教育理想与原则，要力求达到。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委员会也决定"设置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及哲学"。次年（1926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规定教会小学前期取消英语教学，中学除外国语外其它科目一律用中文课本，并要求教会大学注重中文。民国十六年（1927　年）
　　①　毛飞：《再论女子剪发问题》，《中国妇女问题讨论集》第6　册，新文化书社1929　年第7　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了"将学校逐渐交还中国人办理"的决定，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委员会也通过了中西教职员平等待遇的决定。这些都体现了这一斗争的胜利。民国十四年（1925　年）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后，召集了收管教会教育会议，民国十六年（1927　年）一月，美国纽约万国传道总会掌握的岭南大学终于收回自办，这是反教会学校奴化教育胜利的重要标志。北伐的胜利进军，更使全国的教会学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揭示帝国主义"退款兴学"的本意，是这时期反帝教育斗争的又一表现。美国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就采用退款兴学的办法，干预中国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奥战败，赔款取消，苏联也放弃庚子赔款，全国人民更要求取消庚子赔款。在此形势下，美、法先后利用这笔赔款，从事文化投资，开办清华大学和中法大学，并成立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和"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以控制其所办的文化教育事业。民国十三年（1924　年），日、比、英等也宣布退还赔款。日本决定以应得赔款，用在中国文化事业上，并与"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协商，使日本的"交技文化事务局"负责主持；英国也随后成立了"中英庚款董事会"，负责用庚款考选留英学生，在中国直接办理学校和补助其他文化事业经费。对这种作法的用意，早就有人尖锐指出，正是"相竞争在中国知识阶级中，来制造他们各自的奴才，为的是要永远统驭中国的劳苦群众"，"以教育形式来开展对中国的侵略"①。英国的《泰晤士报》也明白地说："移此兴学，既利人，又利己"。"吾人如无所行动，以直接维持英人在华中之势力，而美法则以取诸中国之金钱，作大规模之宣传运动。"①而在同时，国人已提出了收回庚款用于小学教育及平民教育经费的主张；苏联也提出了退还庚子赔款，以充教育经费的主张。由此可以看出，美、英、法、日等国免付庚款用于文化投资的作法，有着明显的长期干预中国文化教育的企图，况且，指定应归中国掌握的庚款用于某项用途，本身就是一种干预侵权行为。
　　反封建的教育运动，主要包括反军阀斗争和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批判。
　　在国共合作时期，北洋政府三令五申整顿学风，派军警监视学生，甚至疯狂地逮捕和屠杀。为此，学生们纷纷掀起反军阀的斗争。民国十二年（1923年）三月二日，北京警察为市民召开提灯大会，打伤学生120　人。第二天，学联通电否认国会及北京政府。5　个月后，全国学联在广州召开第五届评议会，作出"请孙中山组织政府执行总统职权"及"打倒军阀"的决议。民国十四年（1925　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学生5　万人，在反对关税会议的示威运动中，被警察伤捕多人。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工学界举行国民革命示威大运动，包围段祺瑞的执政府，捣毁章士钊、李思浩等人的住宅，二十九日又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次年（1926　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学生群众请愿抗议列强封锁大沽，遭到镇压。第二天在天安门前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并向国务院大请愿，李大钊带领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反动政府的镇压，造成了打死37　人和重伤无数、"血花飞溅、陈尸累累"的"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中，流血牺牲、壮烈成仁的青年学生更是多不胜数。民国十五年（1926　年）八月，吴佩孚在汀泗桥战役惨败后，曾通辑武昌各校进步师生，并且野蛮地
　　①　《无极县志》，1936　年铅印本。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31　页。"斩决"陈定一等8　名学生。同年十月，邓如琢再攻入南昌时，怀疑学生有引导革命军乘虚攻入的嫌疑，不分清红皂白地惨杀居留南昌的学生400　余人。孙传芳和鹿仲麟在华东和北京曾用"尽法按治"和"超乎常轨。。不得不。。弹压"的命令，残酷地对待学生。李大钊及学生邓文辉等20　人，就是在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四月二十八日，壮烈牺牲在北京奉系军阀的绞架下的。应该说，广大爱国师生的反军阀斗争，正是使军阀政治摇摇欲坠的一种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北伐革命胜利进军的一大助力，这一点连统治者也深信不疑。
　　在军阀统治之下，封建知识分子积极进行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复辟活动。《响导周报》和《民国日报》为此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当时《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曾引用吴佩孚的话说："你们办学校，应当教忠教孝，怎么样说适应现代的潮流？。。外国的教育，就是声光化电；中国的教育，就是礼义廉耻。高等师范理化都不应当要。不读经书，学这些事情，有什么用？不过在乡间去变把戏，或者制些药品害人罢了。。。女子学校不应当要，男人读书做事情，女子读书有什么用呢？"①真想不出，20　世纪的20　年代，还有这么迂腐落后的教育观点。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就在"自省堂（即洗心社）常常用旧说（孔佛）批评新学说，他的左右各机关各学校的教职员，从而和之。"②张宗昌也说近年来世风日下，几致沦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学生，自沾染新文化后，日趋日下，近来各校添设讲经，实所以挽已倒之狂澜。"①王士珍、王芝祥、江朝宗等，也请北京政府明令"通国尊经"，并以神童江希张新著《四书白话解说》为各校通用教材。女教员女学生则连剪发自由也被剥夺。对这些复古活动的曝示，对反复古的大力提倡，可以看出是这时期反封建教育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使广大民众和师生的知识水平和爱国自觉性大大提高，推进了中国的进步。
　　当时对蔡元培的"教育独立"论、国家主义的"教育救国"论和胡适的"读书救国说"，也展开了广泛的辩论。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29-430　页。②　《读者之声·阎氏统治下的山西》，《响导周报》第53-54　期。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397　页。（六）李大钊、恽代英的教育思想李大钊（1888-1927　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励志求学。民国二年至五年（1913-1916　年），留学日本，发表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和日本的侵略。民国五年（1916　年）夏回国后，担任北京《晨钟报》编辑，在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新思想，成为广大青年崇敬的良师，新文化运动时就有"南陈北李"的盛赞，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苏俄道路。民国七年（1918　年）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还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通过教学研究、论文及译著并领导"新潮社"、"国民月刊社"和"少年中国学会"，积极影响和指导五四运动。民国九年（1920　年），他领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在北方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一系列爱国运动中，李大钊始终走在最前列，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指导。他是一位优秀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对新康德主义、实验主义、杜威罗素的实用主义、张东荪、张君劢宣传的生命哲学、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改良主义、梁启超张东荪宣传的"社会主义"，都进行了大胆深入的论战。民国十三年（1927　年）他被军阀政府过早地夺去了生命，时年仅39　岁。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涉及革命教育、青年教育、工人教育及农民教育等方面，博大精深，体系恢宏，下面作一粗浅介绍。
　　李大钊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分析了教育的性质。认为表层构造的一切"圣道、名教以及文学、科学、政教等，都只是一切社会物质基础的反映"，"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而且是必然的变革。"①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代人师"孔子及其学说。就绝不应该在封建社会已崩溃了的中国，当作指导教育实施的法宝。因为社会已是阶级社会，教育也只能是阶级的教育，民国成立后军阀政客控制的学校，同样只能是他们手中的法器。如公立学校就"遭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会麻痹他们的意志"②。由此，李大钊提出了开展反对封建教育的号召。因为"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孔子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孔子或其它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所以现在孔子的信徒，"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就应在坚决反对之列。李大钊还在肯定信仰自由的前提下，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渗透的用心，提出了反对教会学校把圣经列为教学科目的口号。指出宗教"是一个无知的隐遁的地方"，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是一种"掠夺组织"，为此，他赞美巴黎公社用法令取缔学校里的宗教科目、停止祈祷和宗教教学及宣布政教分离的作法①。民国十一年（1922　年）他联合当时进步人士发起组织"非宗教大同盟"，指出教会"最可恨的毒计，就是倾全力煽惑青年学生"，"教毒日炽，真理易泯"，因此教育必须"依科学之精神，进化之光辉"前进②。这样，李大钊就有力地阐明了教育的性质及其反
　　①　《中国气象学会十周年纪念特刊》，会议报告，1935　年。
　　②　《地理杂志》第3　卷第1　期，1930　年。
　　①　《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新潮》第2　卷第2　号，1914　年12　月。
　　②　《中华教育界》第11　卷9　期，《教育界通讯》第4-5页。
　　封建复古和反教会两大任务。
　　李大钊热情关怀青年教育。他在《青春》中指出"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青年人应"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③并进而昭示说："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④五四运动以后，李大钊更从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出发，反对青年人"受腐败家庭的束缚"及"狭隘爱国心的拘牵"，创造一个"少年中国"，应该在"人道主义精神"和"勤工主义精神"指导下，开展物质和精神"两种文化运动"，把自己改造成为"自觉的少年"、"世界的少年"。在精神改造方面，要求青少年本着人道主义、互助、博爱的精神，把占据心变为创造、把残杀变为友爱、把侵夺变为同劳、把私营变为公善。在物质改造方面，要本着勤工主义、劳动神圣的主旨，改变"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使人人都须工作，工作的人都能吃饭。"并且强调指出，这两种改造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必须"用一生涯的努力"，才能飞跃到"少年中国"的理想境界。而入手的办法，是投身山林村落中去，与劳农共同劳动，实现"村落的大联合"，进而实现"我们的少年中国。"①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少年中国构想中，多少有一些理想的色彩。
　　李大钊也为教育指明了方向。他说：应该利用庶民胜利的潮流，"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而不是强盗，指明了教育的工人庶民方向。他认为，"纯正的平民主义，　是工人的或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　ProterarianDemocracy）"，即通过斗争"把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一切特权等权，完全打破"，实现平民的全体民主自由，建立一个平民社会。②他揭露资本家在精神上对工人的迫害，指出他们"夺去劳工社会精神上修养的工夫"，"比掠夺他们的资财，更是可怕、更是可恶。"要求在政治、经济上、"在教育上、文学上，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去满足他们知识的要求。。。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报社，专供工人在休息时间去阅览"，"必须用通俗的文学，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为此，他极力主张缩短工作日，保障童工利益并使他们得受教育。③可见，李大钊的工人教育思想有着明显的革命性和阶级性，而且从社会的根本改变入手探讨教育问题，就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李大钊也十分关心农民教育。他尖锐指出，农民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而当时农村教育状况极端恶劣，"农村教育机关，不完不备，虽有一二初等小学的地方，也不过刚有一个形式，小学教师的知识，不晓得去现代延迟到几世纪呢！至于那阅书报的机关，更是绝无仅有"。因此，他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和教育的事业①。他认为针对农村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教育农民：教育农民认识帝国主义③　《新青年》第2　卷第1　号。
　　④　《青春》。
　　①　《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　卷第3　期，1919　年8　月15　日。②　《平民主义》1923　年1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劳动教育问题》，《李大钊选集》，第139　页。
　　①　《中国天文学会一览》，1939　年11　月，第8　页。
　　及"洋教"的本质；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力量，从而自己救自己；教育农民打破狭隘的乡土观念，认清其阶级地位；教育农民武装起来，使五行八卦失去效力。认为教育的方法，应到乡间去，"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的1　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图书馆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准备。并须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李大钊还强调指出，只有实行"耕地农有"政策，农民及其教育才能根本解决。李大钊的农民教育思想相当地细致入微，并且都触及了根本的实质。
　　李大钊的教育思想以其激进革命性和现实针对性，给当时和以后的教育事业提供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恽代英（1895-1931　年）生于湖北武昌，民国二年（1913　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经过两年的预科学习，进入文科中国哲学门攻读，参加了当年的抵制日货示威游行。民国七年（1918　年）毕业后任中华大学附中教员兼教务主任。五四运动爆发后，组织学生群众罢课、罢市，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创办《学生周报》，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这年冬天，在武昌组织了利群书社，创办利群织布厂，实行工读主义，并积极研究马列主义及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民国九年（1920　年），恽代英深入到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工区实地调查。次年（1921　年），受聘任安徽宣城第四师范教务主任兼教员，五月遭通缉离开宣城。七月，改利群书社为"共存社"。不久，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月受聘任四川泸县川南师范教务主任，随即授任校长，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吴玉章出面交涉释放后，去成都高师任教。民国十二年（1923年），恽代英离开四川去上海专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创办并主编《中国青年》，倡导"为中国前途开一个新纪元"。次年（1924年）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秘书，兼任上海大学教授。民国十五年（1926　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并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次年（1927　年）去武汉主持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工作，并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去香港主编《红旗》报。民国十七年（1928　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六大"中央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民国十九年（1930　年）四月，恽代英在上海浦东被捕，在自己抓毁面容后，仍被顾顺章供认出卖，次年（1931　年）四月在南京慷慨就义，时年仅36　岁。
　　恽代英是一位无畏的教育战士，在其有限的一生中，他对教育救国论、教会学校、旧式的和半新半旧的中国学校及教师等方面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针对蔡元培的"教育救国论"，恽代英指出，在军阀混战、外强入主的中国，根本不是青年人埋头读书的时候，读书也救不了国。教育之不能救国，犹如变魔术、打大鼓、唱京戏的人一样，虽有一技之长，却不能为人治病，要拯救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必须要革命"。不过，他对蔡氏的批评分寸也有欠妥当之处。对于国家主义的"教育救国论"，恽代英尖锐地说，"国家主义者总想拿国家观念来压倒阶级观念"，"处处看出只是一个反共产主义"。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经济上，"要求经济的独立，终必须经过一番政治革命。所以国家主义总说教育救国，"专给学生一些不痛不痒的学术品性"，"于救国全无益处"。恽代英还客观公允地说，对于革命者来说，并不反对任何人去真正地研究各种学术，但是"要打破任何学术都可以救国的谬想。"①对宗教和教会学校，恽代英用唯物史观指出，宗教原来只是原始人对神秘事物的一种崇拜，进入阶级社会后变成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基督教是"外国人软化中国的工具"。针对教会学校宣传的"宗教救国"和"人格救国"，他指出这只不过是麻痹民众的手段。耶稣连自己的犹太民族都救不了，怎么来救中国？基督信徒们祈祷了两千多年，反而祈祷出了这么多帝国主义、军阀来，宗教救国完全是"昏话"②。至于人格救国，耶稣和孔子都可称"圣人"，都有一种仁道救世的精神，只是分别采用"劝"和"骂"的办法，结果耶稣自己也难逃杀身之祸。所以恽代英说，对付那些压迫人的人，"劝"和"骂"都是不中用的，"只有用我们革命党'打'的法子。"③对于教会学校宣传的"国际亲善"和"宗主国"，恽代英告诫说，一定要分清宗主国政府和民众的界限来讲"亲善"，不要为"宗主国"的概念所蒙混和欺骗，以至丧失反帝热情。恽代英还指出，教会学校不仅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其目的也是为了"骗人做他们的信徒"，因此，"最认真的是念经、做礼拜"，或"做几篇古文"、"学几句外国文"，其科学的设备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备而不用。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多数只能被人"廉价地雇佣"了，所以"我们要封闭一切教会学校，要驱逐一切教会教育家，但是，我们决不可以抛弃教会学校的青年，他们是受欺骗的，他们是受压迫的。"他呼吁"救救教会　学校下面的青年"①。他的这些主张是客观的合理的，在反教会教育斗争高涨的时候，就更有现实指导意义。
　　对于当时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学校，恽代英也对其重大弊端进行了淋漓的针砭。认为当时的学校是政府的门面和政客训练所，是"知识阶级的贵族"争位夺利的工具，是教师"混饭吃"的地方，家长们心目中的摇钱树，学生们心目中"升官发财"的阶梯，因此，这样的事业非但不能救国，而且是适足以祸国殃民的。恽代英把政府所规定英文比其它课程时间都更长的作法，称作"洋八股"教育。认为当时学生升学的机会、与洋人通信交谈的机会，即使在洋交通关系发达的上海，也少得很，所以政府和学校强迫学生疲精劳神地去学习这种用处不大的东西，只能说是半殖民地奴化教育的一种体现，应该反对这种洋八股教育，"学习做人的做公民的学问"。恽代英认为当时盛行的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最大的弊病在于"教师太劳，学生太逸"，"学生成了一个无意识的承受知识的器皿，脑筋中不能有一点创造力"，实际上是"注则有之，入则未也"的效果。对于当时学校盛行的体罚制度，他说自由活泼生长的儿童，免不了会犯这样那样的过错，教师对此的严厉体罚和威胁压服，就压制了儿童生长的天机，因为"惩罚不能使人改过，只能使人隐匿过失"。唯一正确的办法，是"放任而随时加以诱掖指导"，但绝不是绝对的放任自流。对于当时名目繁多、死记硬背才能应付的考试制度，恽代英坚决反对。因为学生若不知道所学功课的效用是不会用功学习的，只会迫于
　　①　参见《蔡元培的话不错吗？》，《中国青年》第2　期；《答醒狮周报32　期的质难》，《中国青年》第82期；《评醒狮派》，《中国青年》第76　期；《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少年中国》第3　卷第9　期；《再论学术与救国》，《中国青年》第17　期。
　　②　《耶稣、孔子与革命青年》，《中国青年》第120　期。
　　③　同上文。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2　页。考试和留级而去死记硬背，反倒会比其他用功的学生考得好，这样，考试就不能"奖勤戒惰"，而只能"奖狡猾欺诈而戒诚实罢了"。所以，他认为考试应该有两个目的：检查改进教师的教法；帮助学生复习，用学过的材料形成一种新论断①。
　　对于教师，恽代英也给予了极大的注意。他首先认为，教师必须同时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教师要吃饭就得靠学术，但要明白学术和教育并不是救国的学术。教师要解决自己和别人的吃饭问题，就"非加入救国运动不可"。每个教师先要在思想上懂得救国道理，要懂得国情和怎样救国。如果有了改造社会的决心，再抽时间"多读有关社会改造的书报"，其效益是远胜"洋八股"教育的。教师还要把改造社会付诸行动，这是更重要的。要多注意社会事业和成人教育，这比"儿童教育十倍重要"。可以组织阅报社、讲演团、农人团体、农村生活调查、平民补习学校等等。通过这些教育形式，"告诉这些人，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本地生活变迁的原因，改良本地生活的方法"，使我们"能在革命的场合中，统率那一个地方的人"。教师最好能参加"革命的党"，并介绍别人，使教师"成为一个全国的大军队的侦察队。"②恽代英强调教师必须与学生建立平等民主的关系，"注意发展学生的反抗精神"。首先教他们不怕反抗自己的教职员，放下学校威信、教师尊严的架子，"全然与学生平等，甚至起居、饮食、自修、游戏都在一块"，与学生打成一片，并更好地了解学生，引导学生"改过迁善"。认为学生"万不可无条件地信从"教师，甚至可以用"非常手段处置破坏大局的教师"，但绝不能对教师进行无理的反抗；对好的教师，学生应该无条件地尊敬。
　　恽代英的教育主张，多从自己亲身经历的革命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在当时不但有新意而且极富现实性，对当时和以后的教育事业都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如其论教师的真知灼见，把教育纳入改造社会的大命题下讨论，就更是高屋建瓴、说服力不凡。
　　①　《新疆概观》，仁声书局1933　年版。
　　②　《怎样做小学教师》，《中国青年》第20　期。
　　五、现代教育的分化民国十六年至民国二十六年（1927-1937　年）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信仰的主义、追求的目标不同，国共两党在政治上明显分野，并且必然地在其各自统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全方位地实施其教育主张，双方都初成规模。中间阶级也积极实施其教育改良社会的方案，一时各种主义并起并行，新三民主义一统教育的局面被打破。所以，这个时期，是各种教育主张分头演进的时期。
　　（一）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20　年代末和30　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经过消除宁汉分立、宁粤分立、中原大战等一系列艰难历程而建立起来后，在教育界仍奉行三民主义，不过，随着时势的发展变迁，三民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
　　1。国民党政府三民主义教育方针的制定国民党成立后，对教育相当重视，认为"教育必须适应政治方面的要求，而政治必须仰仗教育方面的播种。。从政治上实现三民主义，便非有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教育不可。"认为教育和政治是互为因果的。国民党的历次会议，都把教育的建设，看作中国国民生死的关键、立国之大本。蒋介石也认为教育是国民革命的"最大基础。如此基础不固，危险实甚"①。所以国民党政府在确立了"以党治国，是以党义治国，即以本党的三民主义来治中国"的排他性的"一个党"、"一个主义"的治国方案后，很快推出了"党化教育"的教育方针草案。
　　这个方案是当时由教育行政委员会通过的，当时就叫"党化教育"。它要求"在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根据这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具体意义"。为此要重新改组学校的课程，审查和编著教科用的图书，使与党义及教育宗旨适合②。而这时的教育宗旨，要求学生好好读书，听从成年人，不要参加政治运动。女子教育也以"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母性"为目的。
　　"党化教育"当时在一些地方得到了积极推行。江浙两省走在前边，浙江省政府公布了《党化教育大纲》，把"党化教育"具体化：要求以国民党训练党员之方法训练学生，使学生思想党化，接受国民党指挥进而指挥民众，反对中共及其主张；以国民党的纪律为学校的纪律，用管党的办法来管教育；要求保存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建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道德"；要求以三民主义之中心思想确定学生的人生观。
　　因理解不一和遭受批评，民国十七年（1928　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废止了"党化教育"而代之以"三民主义教育"，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设施，各种教育机关的设备，各种教学科目，都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次年（1929　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讨论教育方针问题，形成了新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同时还规定教育宗旨的实施方针八条：（一）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之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连贯。
　　以史地教科，阐明民族之真谛；以集团生活，训练民权主义之运用；以各种之生产劳动的实习，培养实行民生主义之基础；务使智识道德，融会贯通于三民主义之下，以收笃信力行之效。
　　（二）普通教育，须根据总理遗教，以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并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
　　①　《双城县志》，1926　年铅印本。
　　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99　页。（三）社会教育，必须使人民认识国际情况，了解民族意义，并具备近代都市及农村生活之常识，家庭经济改善之技能，公民自治必备之资格，保护公共事业及森林园地之习惯，养老恤贫防灾互助之美德。
　　（四）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智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
　　（五）师范教育，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国民教育之本源，必须以最适宜之科学教育，及最严格之身心训练，养成一般国民道德上学术上最健全之师资，为主要之任务。于可能范围内，使其独立设置，尽量发展乡村师范教育。（六）男女教育机会平等。女子教育并须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
　　（七）各级学校及社会教育，应一体注重发展国民之体育。中等学校及大学专门，须受相当之军事训练。发展体育之目的，固在增进民族之体力，尤须以锻炼强健之精神，养成规律之习惯，为主要任务。
　　（八）农业推广，须由教育机关积极设施①。
　　当年四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通令公布了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民国二十年（1931　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使教育方针更加具体化。
　　可见，国民党政府这时提出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已与孙中山"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三民主义颇有些出入，已大失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精神。我们从教育方针中可以看出，其对工农教育和基层民众的教育就比较偏废。
　　2。国民党政府控制教育的措施这些措施有：防范学生的革命行动。在"清党"的名义下，剥夺师生的言论、集会、结社、通信、行动等自由，并不惜采用恐怖手段，如为了防止学生赤化，派军警搜查、逮捕并杀戮学生；以"防共"为名，或停办或查封学校、解散师生。民国十六年（1927　年）湖南、江西省下半年明令停办全省中等学校，次年（1928　年）上半年云南省停办中等以上学校，上海先后查封了上海大学、大陆大学、华南大学、建华中学等。民国十六年（1927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学生参加群众运动的标准"。民国十九年（1930　年），国民党中央又制定《学生团体组织原则》和《学生自治会组织大纲》，规定学生团体"以在学校内组织为限"，"以不侵犯学校行政为限"，并将学生社会活动置于地方党和政府管制之下。蒋介石也以教育部长名义发布《整顿学风令》和《诰诫全国学生书》，令"学生惟当一意力学，涵养身心，凛古人思不出位之训戒，奉总理三民主义为依归，不得干涉行政，致荒学业"，违令者"决不稍事姑息"①。
　　以党治校。首先把原公立学校校长撤去，改由教育厅局派国民党员充任。并利用CC　系和蓝衣社（即后来的"中统"和"军统"）、政客、市侩等分子，形成一个监视网。还建立了严密的训育管理制度：由国民党员任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员或公民教员，负责时时匡正学生的思想言论行为、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的言论、随时调查学生平时交友种类及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0-131　页。
　　①　《平乐县志》，1940　年铅印本。
　　其行为，以体罚、记过、开除相惩戒。
　　实行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民国十八年（1929　年），教育部和军委会训练总监部公布了《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规定这些学校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科目，修习两年；女生于同时学习看护。选军官为教官，学生按军队的编制组织，由各级队长督视学生的行为。军事教育课每星期3　学时，暑假还要集中3　星期进行军事训练。对于初中及小学则实行童子军训练，教员由参加过庐山、峨嵋暑期训练团的人员中选派，童子军必须遵守的纪律有11　种76　条，违者用体罚、禁闭等手段进行惩罚。
　　管理和整顿私立学校。民国十八年（1929　年）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又公布了《修正私立学校规程》，规定中外人办的私立学校必须经过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核准，必须具有一定的经费，经审查认为符合要求才批准立案，禁止先设校后立案的做法。这些学校要受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指导，办理不善或违背法令时后者有权撤消其立案或令其停办。规定私立学校要严格遵照《大学组织法》、《中学法》、《小学法》等现行的"教育法令"办理。这对提高私立学校的教育质量起了积极作用。对宗教团体和外国人开办的私立学校，也规定"私立学校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及在课外做宗教宣传。宗教团体设立之学校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或劝诱学生参加，在小学及其同等学校并不得举行宗教仪式"；"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儿童之小学"，"外国人设立之私立中等以上学校，须以中国人充任校长或院长"。这些无论其实效如何，但对于收回中国教育权是很有好处的。
　　划一课程标准和审查教科书。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公布了《幼稚园及小学课程标准》及《中学课程标准》，对学校课程的设置作了统一规定。民国十八年（1929　年）公布《教科书审查规程》，规定学校所用的教科书，未经教育部审定，或失审定效力者，不得发行或采用。审查标准要求适合党义、国情和时代性。后来又规定中小学教科书由政府编纂，与国立编译馆合同办理。这项工作在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933-1935　年）分3　期大致完成。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
　　实行毕业会考制度。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布了《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次年（1933　年）又公布了《中学学生毕业会考规程》，规定临近毕业的学生，要经过3　次考试，毕业考试及格后，才准予参加毕业会考；毕业会考及格取得了毕业资格，才准予参加升学考试。会考期间，对必考科目增加课时，而免考科目则停授或减少课时。这样就使考试变得很繁琐，而且陷入了为考试而考试的目的论之中。所以当时学生中反对会考的人数比例很大，高中反对者就占62％①。
　　在学校开展新生活运动。民国廿年（1931　年）行政院限令各校高悬"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额，作为训教准则。民国廿三年（1934　年），蒋介石发起了以讲礼义廉耻进而恢复上述"八达德"的新生活运动，以使"我们的全部生活，都合乎礼义廉耻"、"能够彻底军事化！"各地学校都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学校加强了军事教育和童子军训练，更加注重传统道德的培养。这年国民党中央一四七次会议，通过祀孔尊圣的决议，要求学校普遍进行纪念孔丘的活动，并以八月二十七日为纪念日停课开大会。湖南等省还要求中
　　①　竺可桢：《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地理学报》创刊号，1934　年9　月。小学读经，曾国藩的作品也被蒋介石定为中学教材。
　　对红色区域实施特种教育。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占领过的红色区域的革命影响，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国民党中央第四届执行委员会通过《特种区域暂行社会教育实施办法》公布施行。接着又组织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拟订《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5　省各设特种教育处负责推行。特种教育实行教、卫、养兼施：施行公民训练，以纠正民众思想；施行职业训练，使农民有生产的技能；施行自卫训练，使地方有自卫的组织和力量。其教育对象包括革命发生地区一切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成人、儿童和妇女。特种教育的具体实施机关是中山民众学校，分成人班和儿童班。儿童班人员7-16　岁，40-60　人一班，每天上课两小时，1　年毕业。成人班成员在16　岁以上，主要课程为公民和自卫。公民以三民主义批驳中共的作为，提倡"八达德"，讲授生活常识；自卫进行保甲、保卫、打靶、侦察的训练，承担筑碉堡、挖战壕、修道路、组织铲共义勇队、搜查游击队及埋枪等任务。这些都有着鲜明的针对性。
　　3。国民党政府施行的学校教育制度民国十七年（1928　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据根据教育实情、适合民生需要、增高教育效率、谋个性之发展、使教育易于普及、留地方伸缩可能6　原则，以民国十一年（1922　年）的"新学制"为基础，推行了这时期的新学制系统。这个学制后来有局部修改，兹分述如下：（1）初等教育制度方面，民国廿一年（1932　年）国民党政府公布《小学法》及《小学规程》，规定"小学修业年限6　年，前4　年为初级小学，后2　年为高级小学"。入学年龄为6　足岁，并可展缓至9　足岁。各地方得设简易小学及短期小学，推行义务教育。简易小学招不能入初级小学的同龄儿童，修业年限折合2800小时；短期小学招10-16　足岁的年长失学儿童，修业1　年，折合540　小时。民国廿四年（1935　年），教育部按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实施义务教育标本兼治办法》，制定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规定全国学龄儿童除入普通小学外，在实施义务教育第一期内（1935-1940　年）应受1　年短期小学教育；在第二期内（1940-1944　年）应受2　年短期小学教育。后来又规定，2　年短期小学招8-12　足岁失学儿童，毕业程度应相当于初级小学三年级；短期小学独立设置，可附于普通小学等学校或公共机关内；应利用中心小学指导短期小学；短期小学招学生两班，每班50　人，可以灵活上课、同时上课，每天3-4　小时，每小时以45　分钟计，课程为国语、算术、公民训练及体育，二年制短期小学课程为国语常识、算术、工作、唱游及公民训练等6　种，并可巡回教学。
　　课程方面，民国十七年（1928　年）教育部颁布《小学暂行条例》，次年（1929　年）又颁布《小学课程暂行标准》，规定初级小学科目为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术、体育、音乐等；高级小学也如上，只是社会科中包括公民、卫生、历史、地理。每周教学时间：一、二年级为1140分钟，三、四年级为1320　分钟，五、六年级为1530　分钟。民国廿一年（1932年）又作了课程调整，不特设党义科，将其融化到国语、社会等科中，另加公民训练，增设卫生科，工作改为劳作，其教材分家事、校事、农事、工艺4　项。每周教学时间也改为一年级1170　分钟，二年级1260　分钟，三年级1380分钟，四年级1440　分钟，五、六年级1560　分钟。民国廿五年（1936　年）又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民族意识、培养国民道德基础、培养生活所必须的基本知识技能为主旨，再一次调整了课程，把社会、自然合并为常识，劳作、美术合并为工作科，体育、音乐合并为唱游科，取消卫生科，自四年级起算术加珠算。每周授课时间也作了改动。
　　（2）中等教育制度方面，民国十七年（1928　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学暂行条例》，次年颁布《高级中学暂行课程标准》，取消文理分科。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公布《中学法》、《师范学校法》和《职业学校法》，教育部由此颁布《中学规程》、《师范学校规程》和《职业学校规程》。规定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修业年限3　年，可混合设立。初级中学生年龄为12-15足岁，高级中学为15-18　足岁。师范学校修业年限3　年，特别师范科修业1年，幼稚师范科修业年限2　或3　年，学生入学年龄为15-22　足岁。师范及幼稚师范科入学资格需初级中学毕业；特别师范科则需高级中学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师范学校由县以上地方设立，特别师范科以附于师范学校为原则。各地方可设简易师范学校和乡村简易师范学校，修业1　年，以初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为合格。培养各种专科师资，特许办理专科或专设学校。职业学校方面，分为初级和高级职业学校。初级者入学资格需曾在小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年在12-18　足岁者，修业年限1-3　年。高级者入学资格需小学毕业或同等程度年在15-22　足岁者，修业3　年；或曾在小学毕业或具有相当程度年在12-20　足岁者，修业年限5-6　年。职业学校初级以县市设立为原则，高级以省或直隶市设立为原则，机关、厂矿、社团、私人均可照章设立。
　　课程方面，中学的课程照教育部在民国十八年（1929　年）颁布的《中学课程暂行标准》设立，初中为党义、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自然科、生理卫生、图画、体育、工艺、职业、科目、党童军，共180　学分。高中公共必修科规定为党义、国文、外国文、数学、本国历史、外国历史、本国地理、外国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军事训练、体育、选修科目，共150　学分。民国廿一年（1932　年）公布正式课程标准。初中的教学科目及时数，第一表为公民（10）-（3　年总时数，下同）、体育（18）、卫生（6）、国文（36）、英语（30）、算学（28）、植物（4）、动物（4）、化学（7）、物理（7）、历史（12）、地理（12）、劳作（16）、图画（10）、音乐（8），每周共教学34-35　小时，在校自卫13-14　小时。第二表减少劳作、图画、音乐、卫生4　科时数，增加"蒙回藏语或第二外国语"科，每周教3　小时，3学年共教学18　小时。高中的教学科目及学时数，第一表为公民（12）、国文（30）、英语（30）、算学（20）、生物学（10）、化学（10）、物理（12）、本国史（8）、外国史（6）、本国地理（6）、外国地理（6）、论理（2）、图画（10）、音乐（6），每周共教学31-34　小时，课外活动及在校自习26-29　小时：第二表取消论理、图画、音乐、卫生4　科，增加"蒙回藏语或第二外国语"科，每周教5　小时，3　年共30　小时。民国廿五年（1936　年）又公布了《修订中学课程标准》，减少了教学时数，修改了劳作课程，确定了职业科目的地位与时数，取消了自习时数的规定。
　　关于师范学校的课程，教育部于民国十九年（1930　年）至廿四年（1935年）颁布了诸如《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之类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师范学校的课程为公民、国文、历史、地理、算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卫生、军事训练、劳作、美术、音乐、论理学、教育概论、教育心理、教育测验及统计、小学教材及教学法、小学行政实习等科。乡村师范及幼稚师范的课程，另有规定。
　　关于职业学校的课程，直到民国廿三年（1934　年）才刊行《职业学校课程标准》，分初级、高级两种，初高级都分5　科：农业、工业、商业、家事及其它职业者。课程设计初级较高级简易一些，如初级关于商业者的课程为：普通商业簿记、会计、速记、打字、广告等；高级则为银行簿记、会计、速记、保险、汇兑等。职业学校每周教学40-48　小时，以职业学科占30％，普通学科占20％，实习占50％为原则。
　　（3）高等教育制度方面，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设大学院，各省设大学区，以大学院和大学区领导全国及各省的教育。两年后（1929　年），大学院取消，恢复教育部。民国十九年（1930　年）公布《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次年（1931　年）又颁行《专科学校规程》。规定，高等教育机关分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3　种。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8　学院，具备3　学院以上者，方得称大学，且3　者中必有1　理、农、工、医学院。不满3　学院者称独立学院，修业年限除医学院为5　年外，均为4　年。大学及独立学院，得设研究院所，研究院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等科研究所，具备了研究所以上者，始得称研究院。研究所每所设若干学部，研究期限2　年。专科学校分工、农、商、医、艺术、音乐、体育等，修业年限为2-3　年。大学由教育部、省及市设立，均得经教育部核准。私人也可设办大学。大学各学院下设若干系，并得附设专修科。专科学校部、省、市及私人设立均得经教育部核准。
　　课程方面，民国十八年（1929　年）颁布了《大学规程》，规定："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除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外，须为未分系之一年级生设置本科目。"大学各院各科课程得采学分制，但学生不得提前毕业。后来一律采用学分兼学年制。除医学院外，大学生应修学分最低标准为4　年132　学分。需课外自修者，每周上课1　小时满1　学期为1　学分，实习及无须课外自修者，2　小时为1　学分。民国廿年（1931年）的《修正专科学校规程》规定："各科专科学校以党义、军事训练、国文、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亦实行学分制。除医学院外，其它各院系科科目表，在这一时期没有颁行。
　　可见，国民党的学校教育，有两个明显的特色：突出政治。各级以党义、公民、社会、国语等公共必修课，向学生灌输三民主义，突出三民主义的统率地位，此其一。其二就是把义务教育作为重点，各级学校都以普及义务教育为重要职责，而工农及其子弟的教育则被搁置一边。受当时社会动荡的影响，受上述特点本身的制约，这时期的教育发展并不迅速，这从下表中大致可以看出：初等教育①年度学校数学生数教职员数经费数（元）1928 647210251929 212385 8882077 894619771930 250840 10948977 586484 936255141931 259863 11720596 546032 1056318081932 263432 12223066 557840 1068058511933 259095 12383479 556451 1068058511934 260665 13188133 570434 1065946851935 291452 15110199 610430 1112442071936 320080 18364956 702831 1197256031937 229911 12847924 482160 73444593中等教育②年度学校数教员数经费数（元）　学生数1928 1339 24602366 2348111929 2111 35988173 3410221930 2992 41350 48713057 5146091931 3026 60594 54055942 5368481932 3043 61322 55318532 5472071933 3125 61638 56644838 5593201934 3140 59260 55479399 5414791935 3164 60166 58935508 5732621936 3264 60047 61035605 6272461937 1896 33497 30396758 389948高等教育③年度学校数学生数教员数经费数（元）1928 74 25198 5214 179098101929 76 29123 6218 255333431930 85 37566 6985 298674741931 103 44167 7053 336192371932 103 42710 6709 332038211933 108 42936 7209 335748961934 110 41768 7205 351965061935 108 4128 7234 71268701936 108 41922 7560 392753861937 91 31188 5657 30431556①资料来源：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161　页。
　　②资料来源：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114　页。
　　③资料来源：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丁编30─31　页。
　　从上列表格中还可看出，教育经费的不足和动荡造成的人民贫困，同样是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4。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运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一贯反对。蒋介石说："如仍照前一样，对政府不满意时即集合开会不上课，或有时社会发生事故时，即集合游行示威，或教职员学生间不合意时，即相率罢课，此皆应废除，否则教育破产，国家亦破产。"①民国廿一年（1932　年）国民党政府发布《整顿教育令》，规定学生中"有屡犯校规言行越轨者，宜分别惩戒。其有习气太深不堪栽成者，宜断然开除。若有狃于习气，违犯纪律，或企图作大规模之破坏行为者，则授权当地军警，严厉制止，学校当局，不得曲为迴护"②。但学生们是社会的精英，富有青春朝气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当民族危机严重时，学生运动还是要冲破国民政府的防范而勃然兴起。这时期影响最大的是"九·一八"和"一二·九"时期的学生爱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学生们首先站出来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学生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抗日宣传队"、"抗日义勇军"，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入侵，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北京大学提出："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对我国民众实行武装。"清华大学全体学生决议立即采取抗日行动，全校停课3　周，实施军事训练，男女一律从军，女生学习看护。徐州学生举行游行请愿时，有一学生当场切指血书："在生一日，誓与日对抗到底。"学生还向民众宣传抵制日货。在爱国热情受到压制时，平、津、沪、粤、汉等地学生派团到南京请愿。国民党政府在劝说学生"安心读书"无效后，在南京珍珠桥畔下手，杀死学生30　多人，伤100　多人，并用武力强迫学生回校，通令禁止示威游行。但各地学生仍坚持斗争，上海学生举行了抬棺游行示威，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
　　民国廿四年（1935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平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为抗议日本侵略华北，十二月九日，北平1　万多学生走上街头，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汇集新华门前向北平当局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抗日救亡的基本条件。在大批军警的袭击下，学生受伤500　多人，更多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罢课，纷纷成立学生自治会，组织各种集会和宣传。12　月16　日，又发动青年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的大游行，与用水龙、棍棒、机枪袭击群众的军警奋勇搏斗。天津、汉口、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重庆、西安、开封等地学生都举行了罢课和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国民党政府下令关闭学校，提前放假，学生却在中国共产党"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的号召下，组织了北平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线南下，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和方法，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到北平后，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继续推动抗日救亡，其中不少人成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骨干。"一二·九运动"，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冲破了国民党政府的
　　①　童振藻：《浙民衣食住问题之研究》，木砚斋1931　年版，第28-31　页。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132　页。学校管理制度，开辟了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途径，它不单是一次教育运动，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二）中华苏维埃政府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新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不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后来转战到陕北，一直以相对独立的政权而存在，而其所推行的教育，则是以工农大众教育为重点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新民主主义教育萌芽的承继和进一步发展。
　　1。方针和政策在战争的环境中，民国廿年（1931　年）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十二条规定："中华苏维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所能做到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证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引导他们参加政治的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①民国廿三年（1934　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并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①。
　　可见，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教育方针政策，体现着这样几个基本导向：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使"工农及其子女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并且不分民族、宗教、性别，一律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当时苏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也是为了"将来完全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别"②。所以，受当时革命性质的影响，这一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教育方针，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性质。
　　2。发展情况及经验苏区教育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革命干部教育、工农业余教育和儿童教育等方面。
　　红军的军事学校，最初是随军的教导队和训练班。建都瑞金后，先后建立了各种军事学校，有培养高级军事干部的红军大学，有培养连排级干部的红军彭杨步兵学校（纪念彭湃、杨殷）和红军公略步兵学校（经念黄公略）；有训练炮兵和工兵等部队干部的特科学校；有训练游击队、独立团和赤卫队干部的游击队干部学校；有训练前方通讯技术人才的无线电学校；有培养部队中军医护理医药人才的红色医务学校和红色护士学校。其它各苏区也有类似的军政干部学校或训练班。修业年限均有很大伸缩性。
　　最著名、规模最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创立于民国廿二年（1933　年），600-700　学员都是战场抽调的营以上的干部。内分指挥科、政治科和参谋科，军以上学员成立高级班。学习时间一般8　个月。除上课外，着重总结作
　　①　《西藏游记》，商务印书馆1931　年版。
　　①　《苏维埃中国》，第285　页。
　　②　《小学课程教则大纲》，1934　年4　月教育人民委员部颁布。
　　战经验和军事演习，以"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为办学原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来作过报告。长征时改名"干部团"，到达陕北后，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把士兵教育的经验总结为"十大教授法"，即：启发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有广泛的影响，广泛运用于革命干部教育等教育形式中。民国廿二年（1933　年），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创办苏维埃大学的决议，并指定毛泽东、沙可夫、林伯渠为大学委员会委员，毛任校长。八月，开设特别班（本科）和普通班两部，特别班又分设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农村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8　班，学习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3　部分，时限半年。普通班时间不定。有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工作经验者方有资格入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建立于民国廿二年（1933　年），设有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学额80　名，学期2　月；党、团、苏维埃及工会干部训练班，共4　班，每班50　名，学期4　月；高级训练班，训练各省委、省苏维埃及工会派送的高级干部，学额40　名，学期6　月。主要学习科目有马列主义原理、党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
　　同时成立的中央农业学校，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制度，设有本科、预科和教员研究班。预科从实习中学习农业常识和必要的文化，学限2　月；本科学限1　年，课程有政治常识、科学常识和农业知识等内容；教员研究班由教员组成，研究苏区农业。校内还附设农业试验场和农产品展览会。徐特立常去该校指导，还编写了《农业常识课本》。
　　民国廿三年（1934　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制订了《短期职业中学试办章程》，规定要"完成青年的义务教育，使能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低限度的常识，及实际的生产劳动之一种"。学生入学年龄13-14　岁，学限4年，课程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专门技术及文字课目4　项，生产技术课占总时数的40％以上。学生在校长及学校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成立"学生公社"，实行自治。并进行经常的军事教育。
　　苏维埃政府很重视师资的培养。民国十九年（1930　年）徐特立任教育部长，大抓苏区师范学校的建设。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创办闽瑞师范学校，调训教师200　余人，学限1　年，开设政治、理化、算术、常识、体操、劳作和游戏等，采用上大课的方式教学，徐讲主要课程。同年创办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徐任校长，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政治、图画、唱歌、生理、体操、游戏、劳作等。学限3-6　个月。次年（1933　年）还成立了中央教育干部学校，类似现在的教育行政学院。各县设有短期教育干部培训班、在职教师轮训班和寒暑假讲习会等。民国廿三年（1934　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规定，师范学校分为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短期师范学校和小学教员训练班。并制订了《高级师范学校简章》和《初级师范学校简章》。规定高级师范学校的学科为教育学、教育行政、社会政治科学、自然科学及国文文法等，修业年限6　月至1　年；初级师范课程有教授法、小学组织与设备、社会教育问题、教授方法总论、教育行政概论、政治常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修业3-6　个月。短期师范学校学习教授原则、小学管理法、社会教育问题、教育行政略论、政治及科学常识，为期2-3　个月。小学教员训练班，在假期开办。均需注重教学实习。各级师范学校学生均重在培养有一定文化的工农分子，尤其是妇女，并都成立了"学生公社"锻炼学生自治。
　　瑞金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招收对戏剧和文艺有特长和兴趣的16-27　岁的青年，加以训练，4　月一期，教授政治常识、戏剧理论、音乐、舞蹈、剧团工作和文化课。
　　苏区的工农业余教育形式很多，有夜校、半日学校、露天学校、星期学校、寒暑假学校、识字班、识字组、读报组、俱乐部、列宁室、巡回图书馆、研究会等，其中以夜校、识字班和俱乐部为最普遍。
　　《夜学校及半日学校办法》规定夜校"以能写信、做报告、看红中（《红色中华报》）为毕业标准"。当时夜校村村都有，每校1　教员，学生男女老幼都有。兴国一县的夜校，就有学生15740　人，其中女生10752　人，占69％，妇女得到初步解放。工人的业余补习学校，也采取夜校的形式，对象为各行业的工人、学徒，按程度、职业分班授文化、政治和技术课，教师多为老工人。各地夜校还编写了辅助教材，当时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编有《成人课本》和《妇女课本》，地方编有《平民读本》、《群众读本》、《工农读本》、《初级读本》和《工农兵三字经》，等等。流行最广泛的是《工农兵三字经》和《初级课本》，有着高度的思想性和战斗性，用通俗的语言，阐明劳苦大众受压迫剥削的原因及翻身的出路，很能提高群众觉悟。
　　识字班组则更灵活。教师是由群众推选的较识字者，班主任或识字组长多为夜校学生。利用乘凉时、喝茶时、田头旁、灶头旁随时随地教学，"起初画地为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①。识字班组的人数增加很快，民国廿三年（1934　年），江西、广东两省共32388　个识字班组，参加群众1505711人，兴国全县3337　个识字班组，参加者22529　人，女子占60％。
　　俱乐部是根据地"广大群众的自我教育的组织"，活动的内容丰富多样，有政治讲演会、科学讲演会、读报讲报、编写墙报、游艺、演戏、化妆表演、体育活动等，有的俱乐部还附设图书室、运动场、识字组等。差不多每乡每村都有。民国廿三年据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统计，俱乐部1656　个，工作人员49678　人。
　　当然，工农业余教育的蓬勃发展，是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群众政策的出台及土地革命的开展分不开的。
　　苏区的小学教育一直被看成是"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的重要战场②，加上免费、义务、普及的儿童教育方针的制定，小学教育发展迅猛，做到了乡乡有小学一至三所以上，有些地区已村村有小学。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入学儿童不到10％的兴国，当时儿童入学率已达60％，儿童"现在，每日大部分时间受教育"③。
　　小学的教育制度规定，列宁小学为五年制，分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初级3　年，高级2　年。采用半日制和全日制两法，年龄大的编入半日制班、半天劳动半天来校学习。农忙放假每年30　天。小学规模不等，按人口分布因地招生。教学内容，《小学课程教授大纲》规定，初级小学设国语、算术、游艺3　科，每周上课18　小时，课外教学每周12　小时。高级小学设国语、算术、
　　①　杨希尧：《青海风土记》，台湾东方文化书局1971　年影印（1933　年）版。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
　　社会常识、自然常识、游艺等科，每周24-26　小时，课外教学6-10　小时。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组成的课外教学，是小学教学计划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课程设置体现着知识教育、政治教育、劳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和《小学课程教授大纲》都规定，小学教育应"有系统的加强儿童的知识能力和对于政治问题的了解"。要使儿童成为"有能思想的头脑，有能劳作的双手，有对于劳动的坚强意志的完全的新人物"。"必须采用启发式，要充分发展儿童自动的能力和创造性"，反对注入式；反对"把整个的科学知识"加以人为的呆板的分割的教授法，"采用混合和统一的教授法"；禁止"强迫威吓，甚至敲打的手段"，必须完全用诱导劝告和帮助的方法"。各地苏维埃政府，也因地制宜地制定了原则规定和具体要求。
　　当时苏区建立了较完整的小学教育网和小学教育制度。除列宁小学外，各乡村普遍建立儿童团和少先队组织，以"养成儿童团体生活的习惯，勇敢牺牲的精神为社会服务"。这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半军事组织，他们中有不少是小学学生，其活动也与小学密切配合，如帮助学校动员学童入学、出操、站岗、放哨、查路条、宣传、破迷信、慰劳、送信、帮助生产等。所以，儿童团"是儿童们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①。苏区少先队中，还特别为战争组织了模范队，约10　万人，占少先队的1／3。组织仿红军的编制，是不脱产的军事组织，成员多为18　岁以上的青年。他们也到少先队的列宁室和俱乐部进行文化体育活动，并参加识字组和夜校的文化学习。民国廿二年（1933　年）少先队员组成了有名的"少共国际师"，投身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之中，奋勇杀敌，不少人重伤不下火线，牺牲前不忘嘱咐战友为"少共国际师争光"①。苏区的教育虽然为时较短，但也形成了一系列有益的教育经验。首先，是教育为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服务。其教育目的，紧密结合革命及战争的需要，用共产主义精神去造就身强体壮忠实于无产阶级的"战斗员"，首先教育工农，培养"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其教育内容，把阶级分析的方法教给学生和广大工农群众，揭露剥削阶级的本相，指出工农的革命特性，及对知识分子引导和改造的办法，以启发阶级觉悟和革命热情，指明摆脱剥削和压迫的道路。其教材内容，贯彻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以树立理想，提高觉悟，鼓动参加革命的行动。其教学方法，也多采用启发式，杜绝注入式，以起到更好的教育效果。其教育制度和教育组织，具有时间短、年限少、工农优先和军烈属优先的特点，体现着服务于革命战争的原则。但也正因为受革命及战争的强烈影响，苏区的教育，虽然发展的势头比较迅猛，但缺乏正规性和系统性，速成的特色较浓，影响了苏区教育的份量和水平。其次，教育与生产劳动、革命实践相结合。苏区的小学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反对剥削、劳动光荣的观念，积极传授学生以劳动知识，并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劳动实践，"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是学生学习的重要科目，也是决定其升留级的重要砝码。教师自己要经常地参加劳动，学期和假期，也"是站在劳动及生产观点上来解决的"②，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红军大学以"理论与实际并重、前方与后方结合"为原则，培养出了许多英勇善战的
　　①　童振藻：《浙民衣食住问题之研究》，木砚斋1931　年版，第18-21　页。
　　①　张行周编：《宁波习俗丛谈》，台湾民主出版社1973　年版，第242-244　页。②　《闽西各县区文委联席会议决议案》，见《老解放区学校教育资料选集》。下略《老区教育》。革命干部。各级师范学校，规定了30％的实习和社会工作时间。中央农业学校，更以实习为中心，学习各项农业知识。注重实际工作的能力，注重理论在实际中的灵活运用，是苏区教育中最大的收获，也是最成功的经验。
　　还有，依靠群众勤俭办教育。苏区的教育与农民协会、贫农团、工会、合作社及妇女会联系广泛而频繁，使群众能够随时随地监督学校、协助学校。教育行政机关，更"必须与群众团体互相检查互相协助"，巡视员也必须向群众"去询问"①。学校经费，有许多是群众筹措或群众团体负责筹措的，有的村学生带米给教师吃。教师也多从群众中来，或从群众中训练培养出来，而最早的教师则是红军，因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②　。群众的大力支持，是苏区教育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存在并迅猛发展的重要原因。苏区的教育，还注意不增加群众负担，政府少负担的因陋就简原则。小学课堂多在祠堂、神庙或大院里，课桌椅学生从家自带，黑板则用墙壁。学校办公费每月仅一二元红票，粉笔、墨水都自制。夜校也只支出灯油费和粉笔就可开办。红军大学等校舍，都是学生自己设计、自己劳动建立起来。这也再一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的成功性和重要性。依靠群众勤俭办学的经验，在当时和以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对改变中国落后的教育面貌起了重大作用。
　　①　《奉天通志》，1934　年铅印本。
　　②　《实用北京指南》，上海商务印务馆1920　年版；《增订实用北京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年版。（三）第三条路：乡村建设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不断高涨的形势下，有些人尝试走一条不同于国共两党的农村改革道路，以解决不断扩大和增长的农村问题。乡村建设运动和乡村教育理论就应运而生，影响较大的是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农教育"。
　　1。梁漱溟的"乡农教育"思想及实践梁漱溟（1893-1988　年）是一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清末参与过维新运动，到20　世纪20　年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家。民国十七年（1928年），他提出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拟开办"乡治讲习所"，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次年（1929　年），他去河南辉县百泉村开办河南村治学院，自任教育长。民国十九年（1930　年）主编《村治》月刊，宣传其理论主张。他这样说："青年们对于今之所谓国民党，已失望到干净地步不消再说，你设想他将跟着章太炎、胡适之先生走呢？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厌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我编本刊，专意在对青年--尤其是对左倾青年--讲话。"①这说明他已在以"青年导师"自居，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在河南村治学院停办之后，他转往山东在邹平县办起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及菏泽两县为实验县，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案，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以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在民国廿年（1931　年）把自己的理论和言论，选编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民国廿二年（1933　年）7　月，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召开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上介绍经验扩大影响，之后又费尽心血写成了《乡村建设理论》一书，将其观点系统化，成为其思想的集中体现。
　　乡村建设是梁漱溟"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钥匙。他认为中国原是一个乡村社会，根本的特点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不存在阶级分立，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引起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大破坏，经济方面使农村破产贫困，文化方面使社会秩序紊乱。对此极度破坏的救济，只有乡村建设的道路。因为原因来自外部，所以革命是必须极力排除的。梁氏认为，乡村建设的意义：第一是救济农村，由改良农业以求经济进步；第二是创造一种新文化，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转变出一种新文化来。他认为要进行这样的"乡村建设"，最要紧的是要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想办法；其次要靠农村有组织，联合行动。"如何组织呢？如刚才说的乡农学校的组织便是。"①也就是说要先在乡村中组织乡农学校，进而把乡农学校作为推行"乡村建设"的组织形式。
　　梁氏非常强调教育的领导地位。他认为"统同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亦莫不是教育。教育本是很宽泛的东西"。教育的作用"无论作广义的解释或狭义的解释，都不外绵续文化而求其进步这个定义"。"如果教育能尽其功用，论理说社会不应当再有暴力革命；因为社会出了毛病，教育即可随时修
　　①　《奉天通志》，1934　年铅印本。
　　①　《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1　年版。
　　缮改正，固不待激起暴力革命而使社会扰攘纷乱也！人类社会的所有革命，就因为教育不居于领导地位。"①因此，他把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基本手段，并把乡村建设和民众教育合为一体，认为"乡村建设不取道于民众教育将无法可行"，"乡村工作者在探求方法时，只有归之于教育；教育者在寻找方向目标时，也只有归之于乡村建设。"②教育就是建设，建设就是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③因为这些，因为乡村建设有"抵御共产党"、"代替共产党"④的目的，其主张也被称为"乡村改良"。
　　梁氏的乡农学校分乡学和村学两级。其组织原则，第一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认为不靠教育，乡村的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都会毫无办法，因此政府或团体关于乡村建设的一切政治、经济措施都要借助教育的力量来进行，所以他就把教育系统和行政系统合并而称为乡农学校，村学代替了乡公所，以乡学代替了区公所，使乡农学校发挥下级行政机构的作用，把行政的事用教育工夫来办，实行下级行政机构的"教育机关化"。第二是"融合归一"，以"社会式"教育为主。认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区分没有充分的理由，照发展趋势，将逐渐以社会教育为本位，所以两系统必须合并。在"非常时期"应着重成人教育，以社会教育为主，而把其它的教育包括进去，形成一个统一组织。其办法是把社会式教育与学校式教育并设，在乡农学校中设立成人部、儿童部、妇女部、高级部等，各部要因时、因地制宜，可以先设儿童部，与地方有了联系之后，相机而依次设成人部、妇女部。因为成人是解决乡村问题的主力，所以终归要抓成人教育为主以推动社会改良运动。
　　宋代的吕和叔曾提出过"吕氏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为基本约文，把乡农组织起来。梁氏以此为仿效目标。他赞美这种"乡约"的合理性，并说"我们就是本古人乡约之意来组织乡村，而将其偏乎个人者稍改为社会的。"①由此制定出一套"村学乡学须知"：以"推动社会，组织乡村"为目标，鼓动农民长志气，造成"齐心学好向上求进步"的风尚，以便把社会的政治法律问题都放在道德教育的范围之内，"养成一种新礼俗，形成其组织关系于柔性的习惯（不求硬性的法律，无一定标准，无最后制裁）之上"的社会新组织。这种乡农学校的组织，使学长居于父老、师长的地位，把农村中的关系变为父子、师生关系，使一村一乡都成为一个大家族，强调农民的"义务观念"而放弃"权利观念"，以求防止暴力革命于未然。
　　乡农学校由4　部分人组成：学长、学董、教员、学众。学长、学董是"乡村领袖"，由实验县的县政府遴选委任。步骤是：先在乡村中挑选三五个（或多至十几人）有信用资望的人任学董，组成学董会或校董会，作为乡村的办事机关；然后在学董会中推选聘请"老成厚重"、"品学最尊"的人为学长、作为民众的师长，不负责具体事务，只负训导监督之责；另选一位年富力强
　　①　路成文等：《山西风俗民情》，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年版，第130　页。②　《自述》，见《自救》。
　　③　《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
　　④　《乡村建设理论》，第280　页。
　　①　《宜川县志》，新中国印书馆1944　年版。
　　头脑清楚的人作为常务学董兼理事，主持办理乡村中大小事务，相当于乡镇保长。教员由在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受过训练的乡村建设运动者担任。他们的受训课程包括党义之研究、乡村服务人才之精神陶炼、乡农自卫常识及技能之训练、乡村经济方面之问题研究、乡村政治方面之问题研究五大部分。其中特别注重精神陶炼。陶炼的核心是灌输他所主张的民族精神，他说这就是"人类的理性"，也就是"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①受过良好精神陶炼的教员们，在乡村中间要起"提引问题"、"商讨办法"、"鼓舞实行"的作用。学众就是乡村中的一切人，主要以成年农民为对象。他认为乡村民众多为"缺乏知识头脑"、"愚迷"和"自私"的，因此要以一乡为乡学，以一村为村学，加紧对男女老少的改造和教育。
　　乡农教育从"平淡处入手"，其主要教育内容是精神讲话和自卫训练。
　　精神讲话是贯彻精神陶炼的具体步骤。其目的，在于救济乡村精神的破产，让乡下人也能激起想搞"乡村建设"的精神，以改变一般人"窘闷无主、意志消沉"的精神状态。具体步骤是"起先要顺着他的心理，以稳定他的意志，将中国旧道德巩固他们的自信力。。。然后再输入新的知识道理来改革从前不适用的一切，以适应现在的世界。"②要使"遵乡约、守秩序"、"敬长睦邻"、"尊敬学长"、"要接受学长的训饬"等思想成为一种"自觉"；并要劝人不缠足、不早婚、不抽鸦片、改良农业、组织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如美棉运销合作社，由乡绅牵头，与城市金融界取得联系，以使农村进入流通界。自卫训练以"剿除共匪"为目的，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于是借乡农学校鼓动农民，以乡村为单位组织编练，发给青壮年农民枪支，练习军事技能而成壮丁。然而，这不过并没有起到乡村自卫的效果，而是练成了一批地主武装。
　　梁氏的乡农教育，因为有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因为他宣传"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①，也得到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投入，其推行面积曾达到17　个县，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被称为新教育运动。但由于梁氏始终不承认农村有阶级以及由于财产（特别是土地）分配不均而造成的阶级矛盾存在，没有去考虑解决农村中矛盾最突出的土地问题，而是从精神、道德入手，建立政权、学校和军事组织三结合的乡农学校系统，只能很快呈现出疲软状来。梁氏自己也承认，因为"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我们与农民处于对立的地位"，乡村教育便出现了"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现象②。当乡农学校训练的壮丁被带走的时候，农民气愤已极，"致有砸毁乡校，打死校长之事"。政府支持乡农教育而又因军事需要干扰它，这是梁氏的一个"难处"。还有一个"难处"则是理论上的，也是要命的：由于出发点的背谬，导致了上述艰难的结局，梁氏难能从理论上解释其必然性，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入侵搞乱了农村经济，而其合作社则在向农村输入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东西（如美棉运销合作社），这使解决矛盾者自己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76-77　页。②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其意义》。
　　①　《三江县志》，1946　年铅印本。
　　②　《乡村建设理论》附录《我们的两大难处》。
　　2。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及实践晏阳初（1894-？）是平民教育运动的主要人物。民国九年（1920　年），留学归来的晏阳初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平民教育科科长，把组织华工识字的办法推广于国内，在长沙等地设立平民学校，引起社会注意。民国十二年（1923年）在北平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自任总干事，在城市推广识字教育。因市民反应冷淡，民国十五年（1926　年）转向农村，在河北定县建立平民教育实验区，平教会总部也移到定县，并向国外发展。由此提出了一套乡村建设的理论。晏阳初的活动，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民国廿年（1931　年），蒋介石亲自接见他。第二年（1932　年），晏阳初提出了"县政改革方案"，并得实施。在定县设立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各省设"县政建设实验区"，并以定县作为研究院领导下的县政建设实验区"，晏阳初任研究院院长、实验部主任兼实验县县长，使平教会变成了政权机构。实验使平民教育与保甲制度、壮丁训练结合起来，实行政教合一。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晏阳初又到湖南衡山建立南方基地。抗战期间，晏阳初又在四川巴县歇马场设立"乡村建设育才院"，继续推行其平民教育运动，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
　　晏阳初认为中国一切社会问题不在于别的，只在于人民没有文化知识。
　　要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只有走平民教育的路。"要用教育的力量，把建设的知识、能力，乃至建设的精神，灌输给农民"，使农民自动起来，自谋农村的建设，"从而达到从事农村工作的最后目标"①，也"就是要在生活的基础上，为最多数的国民谋教育的新路，在教育的基础上，谋全民生活的基本建设"。
　　晏阳初在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定中国农村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症。愚，指最大多数人民目不识丁，缺乏知识；贫，指最大多数人民谈不到什么生活程度，在生死间挣扎；弱，指最大多数人民是病夫，无科学治疗，无公共卫生；私，指大多数人民不知团结，缺乏道德及公民训练。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教育，即培养知识力量来攻愚（文艺教育）；培养生产力，来攻穷（生计教育）；培养健康力来攻弱（卫生教育）；培养团结力量来攻私（公民教育）。要运用社会式、学校式、家庭式3　种教育方式。学校式即平民学校，被作为四大教育活动的中枢。平民学校分3　级：县设实验平民学校，对教材、教具、教法加以研究提供经验；乡村中心设表演平民学校，对村自办的普通平民学校起示范指导作用；村平民学校由村教育建设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由村长、学董、教师、团体代表及地方领导组成，负责施行平民教育。社会式的教育以平民学校的毕业生为基本力量，成立"平民学校毕业同学会"，作为农村建设的社会重心，由它开展拒毒、禁赌、修桥、补路、仲裁、武术团、运动会、演说比赛、读书会、办农民周刊、图书担及巡回文库等。家庭式教育主要对家庭成员施行公民道德训练。
　　平民教育的内容，文艺教育即识字教育，用《农民千字课》教农民，再灌输公民知识。生产教育也即生产合作的活动，一方面给农民介绍一些生产知识，另一方面组织合作社举办信用贷款，使金融资本流入农村。认为"只有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才是对共产主义的有力解毒剂"。卫生教育，虽设有保健员、保健所、保健院，但农民多负担不了费用。公民教育即公民训练，
　　①　林登仙：《台湾高山族（阿眉斯）的风俗习惯》，《文史资料选辑》第98　辑，1985　年。原以教公民常识以激起道德观念，后代以"新县制"，督促实行地方财政税收、国民兵的改革、土地与户口调查及训练人民听从长官调遣，也即在保甲制之下驯服地当兵纳税。
　　晏阳初和梁漱溟一样，错在没有看到农村的根本问题，虽也注意到农民的贫困，但因起点的错误、方向的背谬、方法的华而不实，结果影响了全局。这一时期，近乎中间立场的教育主张，还有胡适的教育救国主张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
　　胡适（1891-1962　年）是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民国十九年（1930　年）他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下列数篇文章同出自《新月》）一文，认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都不是中国的大敌，中国的大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消灭他们要靠科学、知识、道德、教育，认为应"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下一点一滴地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由此，他后来逐渐提出了人才救国的理论，认为中国政治之所以没有出路，在于领袖人才缺乏，而要培养领袖人才，就必须依靠教育，"只有咬定牙根来彻底整顿教育，稳定教育，提高教育的一条狭路可走"①。他号召青年向巴斯德学习，说"法国给了德国50　万万佛朗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绩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②他还说，"普鲁士战胜法兰西，不在战场上而在小学校里"、"英国的国旗从日出处飘到日入处，其原因要在英国学堂的足球场上去寻找"，所以他号召学习武训，重新掀起教育狂热，这样中国就不会得"死症"③。随后，《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又大力宣传读书救国，倡导青年读经。留学欧美的青年学者，则在教育救国的声浪中，埋头于"教育之科学的研究"，实用主义教育书籍的翻译出版达到高潮，并把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与之联系起来。"教育救国"一时蔚然成风。
　　陶行知（1891-1946　年）是"生活教育"的创始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提出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计划。次年（1927　年）在南京附近晓庄进行新教育试验，认为"真知识的根安在经验里"，随后又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主张。民国十八年（1929　年），他在晓庄学校办的乡村教师讨论会上提出"生活即教育"的理论。认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人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是生活就是教育"、"是那样的生活就是那样的教育"，所以生活教育极为广泛，"与生俱来，与生俱去。。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主张放弃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为了实现其生活教育主张，他创办了"乡村工学团"，其特点是：以社会为学校；生活即教育；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相师相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是瞎教瞎学；"行是知之始"；与大众共甘苦共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工学团的含义："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学团要实施普遍的军事、生产、科学、认字、民权、生育等6　大训练。在办理"工学团"中，陶行知提倡全国的小学生做"小先生"，"即知即传人"，
　　①　林嘉书：《闽台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65-167　页。②　《赠给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③　《教育破产的经济方法还是教育》。
　　并组织"自然学团"，推行"科学下嫁运动"。"生活教育"的理论及实践，对反对传统教育、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由"爱"出发的出发点未免抽象了一点，而且仍未完全摆脱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四）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的奴化教育民国廿年（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大肆推行其奴化教育。
　　次年（1932　年），伪满洲国成立。宣布废止所有教科书，各学校课程暂用四书五经讲授，规定教育以"重仁义，讲礼让，发扬王道主义"为宗旨，以"亲仁善邻，共存共荣"为目的。同时宣布封闭所有高等教育机关，以大学生"忘掉了学生身份"，"狂奔排日"为借口，取消了30　所大学，代之以资政局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法学校、中央陆军训练处、警察学校、税务讲习会等政府办事人员训练机关。后来虽逐渐恢复了高等教育，但其训练奴才的目的仍未改变，而且一般人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为了训练急需的师资和"开拓"性的人才，民国廿三年（1934　年）在吉林成立了吉林高等师范学校，次年（1935　年）又在沈阳成立了奉天高等农业学校。
　　在民国廿六年（1937　年）伪满洲国新学制公布以前，学制方面的改变重在中等教育方面。注重设立职业学校，把普通中学大部分改为"实科中学"，其中改为农科的为数最多，以适应日本对初级技工和开拓满洲的需要。教科书规定先以四书五经、孝经为中小学教科书。民国廿四年（1935　年）溥仪去日访拜天皇归来，发表了"回銮训民诏书"。从此后，中小学改用"固定"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体现着"日满不可分"和"复兴礼教，振兴东洋道德"的奴气。其课文就有：靖国神社、仁德皇帝、山田长政、佐木间大佐事略、日本三景、游日本五浦记、濑户内海、孝子故事、忠孝一本、曾国藩谕子书。在日本语教科书中更有桃太郎、蒲岛太郎、乃木大将、"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御巡狩、御访日、"奉迎满洲国皇帝陛下之歌"等课文。各册教科书中都载有"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建国宣言"等，中小学生不仅要背诵，而且要一字不漏地全部默写，以使学生真正崇日、敬"帝"、畏天、信神、尊孔、节孝。日本人还打算从消灭中国文字入手，彻底消灭满洲人的民族意识。教科书中日本语的授课时间不断增加，从初小一年级开始讲授，每周一般6　小时，有的多达每周10　小时。消灭中国文字的另一种方式是编写"协和语"教科书，即在教科书中夹杂日文，这些日文从少到多，后来完全代替了中文。民国廿六年（1937　年）以后的教科书竟称日语为"国语"。日本人就从宣传"日满一体"入手，达到了"日满同源"的目的。
　　各级学校的课程均注重"经学"。不仅单设，而且修身、国文、历史等课程中都有经学的重要内容，以灌输封建传统思想。民国廿三年（1934　年）通过了《统制学生思想方案》，把各学校中进步书籍和具有民族意识的书籍，全都烧毁，以淡化人民的反抗意识、民族意识和亲苏亲共意识，直到消灭这些思想意识。
　　日本人还特别注重奴化训练。对学生的课外活动、日常生活都进行极严厉的管束和奴化熏陶。各学校中都设有"御影奉安殿"，供放溥仪照片并存放"即位诏书"和"访日回銮训民诏书"及"国本奠定诏书"，以之为最神圣处。每次集会，全体师生要向"御影"和"诏书"行最敬礼，以最敬礼聆听宣读诏书。学生每天须向"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帝宫"遥拜，并向"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祈祷，每天还要跟着校长朗诵"国民训"。"国民训"号召崇敬天照大神，尽忠天皇，尊敬礼让，邻保相亲，以达到民族协和，东亚共荣。学生饭前饭后须以日语齐诵感谢天照大神和天皇的颂词，就寝前须向父母所居方向行礼，以尽孝道。各学校遍布特务监视师生，学生路过"神社"如未脱帽行最敬礼，要受"不敬罪"的处分。"北兴会"就是一个搜集情报、监视教师的特务组织。民国廿二年（1933　年），吉林市中学、毓文中学、女子中学等学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民国廿五年（1936　年）哈尔滨市学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被大批逮捕屠杀。此年，该市被捕杀的达2000　余人，绝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
　　但民众的斗争反抗仍然是压不下去的。当时依兰中学、佳木斯中学、富锦中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一中、二中、三中、女一中、法政、医科专门学校、商船专门学校都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积极领导反日斗争。东北人民还利用合法的形式，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教科书中有文天祥、岳飞的不屈事迹。教师在讲解"谏迎佛骨表"中就反对宣传天照大神的迷信作法，有的教师更揭示日本人武装移民、强种鸦片、经济统制、配给、出荷、勤劳奉仕、征兵、抓劳工等残暴虐待的事实，激发学生的仇敌情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少教师和学生还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杨靖宇的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就是带领学生参军的哈尔滨三中教师；抗联军中的学生军和学生营，则是在拜泉、阿城等地由学生组成的。在当时英勇顽强卓绝惨烈的东北人民反日斗争中，学生及教师是其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　　（五）鲁迅、杨贤江的教育思想鲁迅（1881-1936　年）是一位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他本名周樟寿，后来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的笔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鲁迅赴日留学西医。为了更大范围也更有效地拯救中国，他弃医学文。宣统元年（1909　年）回国，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教授初级师范的化学、优级师范的生理卫生学，宣传进化思想，批判封建传统。次年（1910　年），受聘任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并任生理卫生课教员。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堂校长。民国元年（1912　年）受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任教育部部员，同年随政府迁往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教育部佥事等职。民国九年（1920　年）以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黎明中学、大中公学、世界语专门学校、集成国际语言学校等校任教，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成为反封建的健将。民国十五年（1926　年），因受北洋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次年（1927　年），又应邀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因蒋介石发动政变，鲁迅被迫离开广州，开始他在上海的战斗生活。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逝世。
　　鲁迅生前积极从事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从而针对旧教育、社会教育、青年教育、儿童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了不少的真知灼见。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教育的弊病，是他着重批判针砭的对象。他首先抨击了国民党当局迫害进步学生、压制学生思想的政策。他说，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五四式是不对了。""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拷问。。"，以防范青年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就是对小学生，也"时时加以检查"，以求将教育完全引向"正规"①。"九·一八"事变之后，针对国民党政府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活动强迫安心读书的作法，鲁迅辛辣地指出："读书呀！读书呀！不错，学生是应该读书的，但一方面也要大人老爷们不至于葬送土地，这才能够安心读书。"当时，学生坐在教室或实验室中都受枪炮的威胁，怎能安心读书？对于国民党政府在同年通电谴责学生"捣毁机关、阻断交通、社会秩序，悉被破坏"，致使"友邦人士，莫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的电文，鲁迅谴责道："说得明白极了，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要我们身受宰割，寂然无声，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党国是要我们尊从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则，他就要'通电各地军政当局'，'即予紧急处置，不得于事后借口无法阻止，敷衍塞责'了！"道明了友邦的用心和国民党政府防范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的目的所在。对于当时学校教授的公民科，鲁迅指出其目的只在通过说教，养成青年少年的驯顺心理。他自编公民科歌，对当时何健在湖南推行的封建军阀式的公民科教育，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指明何健的公民科，共有四着："第一着，要能受"，打杀煎熬要全能忍；"第二着，要先磕头"，拜孔拜何健不周全者要杀头，"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第四着，要听话，
　　①　送竖屋指在上梁前数天，亲朋邻里都来送礼，礼物中有发糕、红烛、鞭炮和对联等。大人怎说你怎做"②。活脱脱地勾勒出了公民科的内容及其作用。
　　教育内容中的尊孔读经，也是鲁迅一直反对的。在五四运动和大革命时期，鲁迅就曾预言："现在中国顽固派的复古，把孔子礼教都拉出来了，但是他们拉出来是好的么？。。以后恐怕是倒退的时代了"①。以后国民党政府果然抬出孔子作为偶像，定孔子的诞辰为教师节；新生活运动中，孔子仍然是圣人，其宣传的封建道德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主题精神而得到传扬。为此，鲁迅继续执行其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他说，孔子"是权势者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所以孔子死后总被人当做敲门砖使用，"中国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是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像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②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因为鬼神并不会给我自己带来好处。这就道明了国民党政府抬出孔子来的用意，也宣示了这种作法对于"愚民"的必然无效。对于当时学校中实行的会考制度，鲁迅指出，这跟教育经费的紧张有关，也与政府对知识的苛求有关，文科大学生过剩，中学生也太多，"知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害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非铲除知识不可。"于是就选择了会考等制度，把大部分刷回"民间"去做愚民，少数留下来也就好管束了③。所以鲁迅给青年们说，你们是有希望的，"但这环境是老样，着着逼人堕落，倘不与这老社会奋斗，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去的。"④号召青年人勇敢地拿起"火与剑"的武器，勇敢地砸烂"黑色的染缸"。其次，鲁迅明确提出要为社会革命"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的主张。他从批判洋务派和改良派入手，认为洋务派"竞言武事"，却仍保存封建制度，是不能抵御列强侵略的。而改良派"制造商战立宪国会之说"，也是空洞乏力的。商战不过是"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而已；"立宪会议"，则借"众治"之名，使独夫独裁"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①所以鲁迅说，这些主张皆是"抱技拾叶"。由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根柢在人"、"首在立人"的主张。他说："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竢夫一世"②。只有以尊个性和张精神为宗旨，对人进行合理的教育，造就大批精神奋勇、健康、饱满的新人，才能做到"凡事举"的社会改革，才能挽救社会的"槁丧"。鲁迅进而指出，"尊个性而张精神"的启蒙教育，应该先从容易觉悟的青年作起，然后逐渐作到"群之大觉"。要教育出大批"精神界之战士"，"中体西用"的方法是绝对行不通的。"中体西用"要求"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的中西合璧的具有二重思想的人。"其实世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552-554　页。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1932　年版。
　　②　《定番县乡土教材调查报告》，民国年间抄本。
　　③　《准风月谈》，《知识过剩》。
　　④　《集外集拾遗·关于知识阶级》。
　　①　《坟》，《文化偏至论》。
　　②　《坟》，《摩罗诗力说》。
　　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③，只有将这种二重思想连根拔掉，以新思想教育青年及群众，才能改造社会，扶危兴国。
　　鲁迅认为，革命的战士应具备这些精神：第一，要有"容纳时代新潮流的精神"。决不能仅用当时前一时代的"模型"，而应该使他们能紧紧地跟着时代前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①。鲁迅形象而又含蓄地指出："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世界新潮流。"②鲁迅所喻示的便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第二，要有彻底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苏联人"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没了烟焰"的精神，正是国人学习的榜样。鲁迅指出，当时的中国社会积重难返，旧的东西根深蒂固，所以"改造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坚持不断，而且要注意实力"，革命新战士，必须具有革命的"韧性"，坚忍不拔、不怕牺牲、决不妥协的精神，把改造社会的事业持之以恒地进行下去，直到成功。第三，要有"远大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鲁迅常晓喻青年，要建立"正确的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要有自己远大的人生目标。他说："对于为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办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③鲁迅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并竭诚引导。他对青年们说，"终极目的的不同"，早晚会分道扬镳的。劝诫青年人不要像某些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只是一条排泄的粪。"④青年人要有远大目的，同时又要做"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培养自己的艰苦精神。
　　对于年轻人怎样锻炼成才，鲁迅认为必须投入到"社会实际斗争"中去。他说："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的教育，容易思想僵化，未老先衰，是培养不出"革命战士"的。"倘若不和实际社会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中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①。"倘若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正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②。他的老师章太炎就是一个例子。他"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③所以他坚持，知识青年，对社会实际斗争，绝不应当"隔岸观火"，而要"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到斗争的"旋涡中心"去学习去锻炼，使自己"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深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从而"奋发革命的精神，增加革命的才智"，成为具有"坚定革命魄力的力量"④，"有学问的革命家"。③　《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①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城市经济组：《上海棚户区的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第6-19　页。②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③　《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④　《鲁迅书信集》，《致肖军、肖红》。
　　①　《重修镇原县志》，兰州俊华印书馆1935　年版。
　　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299　页。③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475　页。④　《集外集拾遗》，《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再次，鲁迅指出，对于青年的教育，不仅要引导他们成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而且应教给他们广博而切实有用的知识。第一，年轻人要博且精，在掌握宽厚的知识的基础上成为专门家。他说："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⑤，而"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⑥。他鼓励年轻人说：只要"肯下死功夫，继续收集材料，积之十年，总可成一学者"的。但"要有专心，专于一门"，不能"件件要来，行行要搞，诗歌来一下，小说写一下；又做论文，又搞翻译、戏剧、美术、历史，什么都来，如似杂货摊子。。。结果样样都不成功"⑦。他还说，专门家必须有广博的知识，"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①对于年轻人平时的学习。他主张"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如"学理科的偏要看看文学书，学文科的偏要看看科学书"②，这样对别人别事，都有更深的了解，而且对于自己的专业，也有莫大的益处。比如画家如懂得解剖学，想画人的手臂，就不会想画粗壮而画成肿了。鲁迅自己弃医学文，所以文理兼修，他的话从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说服力很强。
　　第二，青年人要学习"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鲁迅在民国十六年（1927　年）前后，尤其是民国十七年（1928　年）革命文学的争论开展以后，逐渐地掌握了马列主义。鲁迅这样谈心底的感受："以史的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暧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③所以他教导青年说："我看现在青年人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④他建议青年人，要识得真金，得先从最基本的马列原著读起。因为当时中国理论界比较混乱，有"乱骂唯物论"者，也有"自己不懂而乱赞的"，青年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⑤。然后，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学习中剖析自己。鲁迅讨厌"那种脑子里存着许多残滓，却故意隐瞒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人，"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⑥，要勇于剖析自己思想中的"病症"，剔除"渣滓"。"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鲁迅明白地激励青年人："得了一种苦楚的教训以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①第三，青年人要学习历史，形成科学的历史观。鲁迅认为，无论学哪一专业的青年，都应该学点历史，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这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化和个人发展的基础。"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⑤　《鲁迅书信集》，《致宋崇义》。
　　⑥　《鲁迅书信集》，《致肖军、肖红》。
　　⑦　《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谈话》、《回忆伟大的鲁迅先生》。
　　①　《绥蒙辑要》，1936　年铅印本。
　　②　《青海》，商务印书馆1945　年版。
　　③　《鲁迅书信集》，《致韦素园》。
　　④　《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⑤　《鲁迅书信集》，《致徐懋庸》。
　　⑥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29　页。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②鲁迅还进一步阐释道："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③青年人学习历史是必须的，应该"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拿来"，然后，"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这其中就需要运用"史的唯物论"，既不作"古董的杂陈"者，也不作"古洋商"，而是"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学其精华，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④鲁迅还要求，青年人读史，还必须结合现实，这样去"读史，就可以愈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⑤第四，要求青年人学好自然科学，以收"教育之功全"。受青少年时期对科学的盎然兴致的影响，与对科学知识极度贫乏现状的认识，鲁迅较早就形成了科学教育的思想。他说："中国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①"切实的智力"不是别的，正是"科学知识和技巧"，是使我们制造机器和使用机器的"有科学的头脑和工艺的手"②。因为科学家的作用，就在于"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③。这就是说，科学有改造社会的功效。所以鲁迅坚持认为，国家应该有一个培养人才以发展科学的长期教育规划，有"高深"的提高，也要有"浅显"的普及。培养出一批"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滋，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的人才，确是当务之急。为此，鲁迅坚决反对迷信，认为"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④必须"一面清算旧帐，一面开辟新智"，要救中国，"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科学！"为此，鲁迅自己身体力行，大力反击封建迷信及复古，宣传先进的科学知识，一生中译著了《说鈤》（1903　年）、《月界旅行》（1903　年）、《地底旅行》（1903　年）、《北极探险记》（1904　年）、《中国矿产志》（1906年）、《人之历史》（1907　年）、《科学史教篇》（1907　年）、《药用植物》、《"蜜蜂"与"蜜"》（1933　年）等文章和著作，晚年还准备着手翻译《昆虫记》。
　　最后，鲁迅对儿童教育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鲁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把儿童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联系起来考虑，指出从"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到20　年后中国的情况"⑤。鲁迅的儿童教育思想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关于儿童的素质和把儿童培养成"后起新人"。在开始的时候，鲁迅用进化论的观点，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人性不变"论和才能"天赋"论。②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56-357　页。③　《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
　　④　《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
　　⑤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1-32　页。②　《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载《西北大学学报》1979　年10　月。
　　③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④　《华盖集》，《通讯》。
　　⑤　《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他说："如果说生物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①后来，鲁迅接受了马列主义，用阶级论去分析人性。他说："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带'。"②明确指出人性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但人性除了阶级性之外，还有社会性、人类性。由此，他指出，天生的"愚"和"智"是不存在的，比如天才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诗。
　　鲁迅认为，必须给予儿童合理的教育，使之"成为完全的人"。应该首先使儿童有健康的身体，"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成为合格的"将来'人'的萌芽"。其次，要有生动活泼的精神。绝不应该把他们教成"老成持重，温文尔雅，不大言笑，不大动弹"、低眉顺眼、谨小慎微的小奴才。第三，要有顽强勇敢的品格。鲁迅认为，"儿童如对一切事无不驯良，却决不是美德，也许简直倒是没出息。"③鲁迅认为，孩子的驯良、怯弱、萎缩，都是"历朝的压抑"的结果，就像使"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灭了，但只是供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④过去"为儿孙作马牛"和现在"任儿孙做马牛"都是社会大背景的一个表征而已。因此儿童教育一定要与社会改造结合起来，以社会改革作为大前提，培养"后起新人"。反之，儿童教育只能被吞没。
　　其二，批判毒害儿童的传统读物，为新一代编写新作品。儿童正是求知欲旺盛的时候，可塑性大，所以鲁迅特别重视儿童读物。对自己受害非浅的《三字经》、《鉴略》等"蒙童读物"，对当时中国的儿童读物，首先批而判之。指出当时的儿童读物，仍然是"三、百、千"，家庭教育仍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老套，课外书又是骗诈性的《二十四孝图》、《增广贤文》、《神童诗》等，使孩子"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①。鲁迅还作文章指出，《二十四孝图》中好多故事封建性浓，毒性强，如"老莱娱亲"完全教儿童行骗，违背了儿童心理；"郭巨埋儿"则宣传扼杀儿童的孝道，是礼教"吃人"精神的张扬，"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真情，蔑视了真的人情。"②对于当时宣传的"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鲁迅更大胆地揭示其迷信成分，并且对这种不对儿童生命负责的宣传大加讽刺。鲁迅还说，让儿童学"囊萤照读"已太不切实际，"凿壁偷光"则是要引起邻里纠纷的。这些不科学的教材和引导意向，必须改变。鲁迅更不能容忍向儿童灌输投降主义。日本人侵占东北时，儿童读物中宣传"木兰从军"、"汪琦卫国"，鲁迅气愤地说，这是"推出'女子与小人'去搪塞"③。针对《经训读本》中《孝经》宣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鲁迅诘问道："'为国捐躯'是'孝之
　　①　《青海》，商务印书馆1945　年版。
　　②　《阳原县志》，1935　年铅印本。
　　③　《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④　《而己集》，《略论中国人的脸》。
　　①　《准风月谈》，《新秋杂识》。
　　②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③　《花边文学》，《小童挡驾》。
　　终'么？"④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有人在《申报》的《儿童专刊》上说什么中国人杀死了日本人"应加倍治罪"才是"大国民风度"，垂危中的鲁迅先生奋起疾笔："此作者真畜类也。"①义愤溢于言表。
　　鲁迅还对儿童读物的创作和翻译，提出了许多精辟的建设性意见。鲁迅认为儿童读物，首先要反映时代精神。但当时，新印出来的教科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之类，鲁迅说："这些故事的出世，岂但儿童们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②而"教科书的插图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付流氓气"③，对儿童的成长明显有危害性，真不知要将孩子们造成什么东西？所以鲁迅主张，儿童读物要有时代性，不能离孩子的生活太远，但对过去的东西，也可以加以适当的改造，如《白蛇传》，"有的地方须增加（如百折不回之勇气），有些地方须削弱（如报私恩及为自己而水满金山等）。"④在改造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从旧形式中解放出来，反映出时代精神，适合培养"新后代"的要求。
　　第二，儿童读物要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教育者必须仔细体察儿童的心理特征，了解儿童的语言、喜好、思想及其世界，儿童读物要多些浅显易懂的神话和童话故事，教科书也要图文并茂，图画应反映儿童的生活，真切而优美；文字要是"孩子的话"，浅显有趣。当时的画本，不是过度恶作剧的顽童，就是一副死板板脸相的好孩子，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育者的教育观。鲁迅指出，必须改变这种教育观，到儿童中间去，了解"赤子之心"，端正儿童教育的方向⑤。
　　不仅儿童读物要了解儿童的心理特征和爱好，要为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作充分的知识准备，做到准确性和科学性，而且教授者也要力求给儿童形成正确的形象和科学的概念。决不能将儿童提出的问题，不加重视或一概置之不理，更不能用"混沌初开，乾坤莫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等非科学概念搪塞儿童，那样误人子弟，结果会积重难返的。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