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学会成立后，对推动我国近代化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自1933 年至1938 年，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庄长恭（1894-1962 年）一直从事与甾体有关的化合物合成，有力地推动了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为了合成带有角甲基的多环a-酮，曾设计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方法，并获得满意结果。他的这个工作引起了国际有机化学界的重视，他本人成为我国近代有机化学的先驱。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抡在有机化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制备胺类、酚类化合物及合成甘油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1933 年，合成的"对亚硝苯酚"被国际化学界采用，载入《有机化合物词典》。他还对有机化合物的元素测定方法作了一系列研究，他改变的Mulliken 熔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大学广泛采用。1933 年，袁翰青（1905 年-）关于对联苯化合物立体化学的研究作出成就，特别是关于变旋作用的发现，受到化学界的重视。荷兰皇家学院特授予他范霍夫（Vanf Hoft）纪念补助金。
1934 年，我国生物化学的开拓者吴宪（1893-1959 年）的《物理生物化学原理》一书在美国出版。该书首次提出了以物理生物化学为生物化学的一个分支。
在物理化学方面，黄子卿（1900-1982 年）一直从事热力学和溶液理论的研究，1935 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测定水的三相点研究，他得到的0.0098℃，至今仍被国际温度标准会采用为标准温度之一。这一研究也推动了当时热化学计量工作，对于热力学和物理化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1934年，孙承谔（1911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作研究助教，同美国著名化学家艾林（H·Eying）合作从事物理化学研究。1935 年，他们发表了《关于3 体拼撞反应3H→■＋H》的论文。1976 年美国化学会举行百年纪念，把该论文列为百年成就之一。《Annul Review ofphysical Chemistry》称上述研究是历史上第一个相当准确的计算"，并"由现代精确的实验论证"。他的关于活化能计算结果的论文也为中、美、俄、英的一些教科书所引用。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化学会总部由南京迁至重庆。1938 年9 月，中国化学会第6 届年会在重庆召开，大会致电日内瓦反侵略总会，强烈声讨日军使用毒气及侵略暴行。在抗日战争初期，河北工业学院化学制造系主任杨十三（1889-1939 年）毅然投身抗日前线，创立华北人民抗日联军，任冀东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1939 年不幸病逝于晋东南。他是在抗日前线牺牲的第一位化工学家。7 月在重庆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朱德等送了挽联和祭文。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我国化学工作者以顽强的意志坚持研究工作和教育工作。由于化学工作者集中在我国西部，使西部的化学研究活动趋于活跃。1938 年成都分会和昆明分会成立。1940 年遵义分会、北碚分会、峨嵋分会、香港分会、河南分会、沪县分会先后成立。1942 年江西分会与桂林分会成立。次年，甘肃分会、西安分会和衡阳分会成立。1945 年中央大学医学院在成都成立了生物化学研究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化学工作者在战争时期对发展中国近代化学的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西部的各研究机构回迁。1946 年，中国化学总部自重庆迁回南京。1947 年，中国化学会派李方训、朱汝华参加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学术会议和英国化学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12 月，沈阳分会成立，1948 年3 月，化学家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侯德榜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中国化学总会由南京迁到北京，曾昭抡当选第16 届理事长。至此，学会已有机关会员150 个。会员已从发起时的45 人，发展到3000 人，共选举16 届理事会，计有陈裕光、曾昭抡、张洪源、范旭东等人担任过会长（理事长）。
抗战期间，中国的化学工作者把工作重点转到国防工作中来，积极研制防毒面具等军用物资，组织国防化学讲演等。同时纯粹的近代化学研究在一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
1938 年，梁树权（1912-）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铁原子量的修订》在德国《无机与普通化学杂志》发表，文中所测得的铁原子量为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一直沿用至今。在无机化学方面，李庆逵（1912 年-）对我国土壤中的磷、钾状况作了调查，1940 年发表《华南红壤的磷酸盐固定》的论文。1941 年，赵博泉采用熔炼法炼出了我国第一块金属铋。
1941 年，著名物理化学家李方训对离子水化绝对熵和水化热理论作了研究，并提出一系列计算水溶液中与离子性质有关的公式。这一研究成果至今仍然被许多著名的专著引用。
著名有机化学家黄鸣龙改进了基什纳-沃尔夫（Kishner－Wohf）还原法，使还原率大为提高。这一方法后来被称之为"黄鸣龙还原法"，并编入有机化学教科书中。他们的成就表明中国近代化学在不断地发展着，在个别领域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中国近代化工和化工社团18 世纪末，西方已经在制酸、制碱、制漂白粉，以及日用化学产品等方面形成了工业规模，1824 年德国人维勒实现了人工尿素合成，使有机化学在医药工业、化肥工业等方面一展身手。在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化工产品和化工原料大量输入，诱发了我国的化工加工业的发展。19 世纪60至80 年代上海已能制造部分西药、酸、碱、肥皂、火柴，江南制造局开设火药厂等。进入90 年代已有酒精厂、炼油厂、玻璃厂、水泥厂、油漆厂等先后设立。但是这一时期的生产须依赖进口原料，国内没有生产酸、碱等化工原料的工业技术。
1911 年，黄楚九（1872-1931 年）在上海创办龙虎公司，生产龙虎人丹，抵制日本仁丹，这是中国人独立开设的第一家药厂，后来该公司改名"中华制药公司"。1912 年方液仙（1893-1940 年）在上海创设中国化学工业社。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三星牌牙粉、雪花膏等化妆品以及肥皂、调味品等产品，成为我国最大的日用化学工业厂家。同年胡国光在上海创设我国首家国华电池厂。1915 年，国民政府农商部总长周自齐在北京创办工业试验所，首任所长吴匡时。1916 年，久大盐业公司在天津销售精盐，这是我国首家制盐厂。1919 年，中华橡胶厂在上海建立，开创了中国自己的橡胶业。1922 年上海五洲固本药皂厂在上海创办。山东博益糖厂附设酒精厂，成为我国酒精工业的开端。
五四运动后，全国抵制外货声浪日高。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帝国主义无瑕东顾，给我国幼弱的民族工业提供了发展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一批有作为有才华的化工专家、化工实业家经过顽强奋斗，开创了中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基础。
旧中国的化学工业界，有"北范南吴"之称的两大化工系统。"北范"
即范旭东的天津水利化工系统。"南吴"即吴蕴初的上海天原化工系统。范旭东（1883-1945 年）原名源让，字明俊，又名锐，湖南湘阴人。1914年在天津用重结晶法制精盐成功。1919 年又创办了永利碱厂，打响了我国重化学工业的第一炮。1921 年他邀请侯德榜（1890-1974 年）到永利碱厂从事制碱技术研究，从1922 至1926 年，经过许多艰难与危机之后，终于在1926年6 月生产了"红三角"牌纯碱，其碳酸钠含量达到99％以上。同年8 月，该产品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章，被誉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
1922 年，范旭东有感于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的困难，决定在原有实验室的基础上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聘请孙学悟为社长。这是我国第一个民办的化工研究机构，该社在盐卤工业、轻金属工业、肥料、发酵、菌类等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30 年代初，由于合成氨的新型催化剂问世，合成氨在欧美迅速形成工业，硫酸氨作为化肥在农业上得到广泛使用。1934 年，范旭东与侯德榜在江苏六合卸甲甸创办了永利硫酸铔（氨）厂，设计中包括合成氨厂、接触法硫酸厂、硫酸氨厂、硝酸氨厂、硝酸钠厂、硝酸钙厂共7 个分厂。1937 年3 月初，这座东亚第一流大型化工联合企业基本建成并投产，它标志着中国近代重化学工业技术走向成熟。正如范旭东所说："中国基本化工的两翼--酸与碱已经长成"。然而开工不到半年，连遭日机轰炸，使生产陷于瘫痪。吴蕴初（1891-1953 年）名葆元，江苏嘉定人。在30 年代创办了天源化工企业。
1922 年，吴蕴初掌握了味精成批生产的方法，在上海研制味精获得成功。为抵制日本"味■素"在中国的倾销，1923 年，他和上海酱园商人张逸云合作创办天厨味精厂，到1926 年已具有年产25500 千克的能力。1927 年每日产量高达1600 磅，盈利数十万元。当时生产味精的原料盐酸全赖进口，而他决定自建盐酸厂。1929 年，天源电化厂建成，1930 年10 月投产，不仅生产烧碱、盐酸，而且生产漂白粉和其他氯化品，开创了我国的电化工业。1934 年又建立了天盛陶器厂。1936 年，他建造天利氮气厂，生产合成氨和硝酸。抗日战争爆发后，天原化工厂撤至四川重庆，生产氯碱产品供应抗战后方需要。
1929 年，吴蕴初在上海创办中华工业化学研究所，自任董事长，聘潘履洁为所长，从事防腐剂、芳香油、饮食品等方面的研究。1934 年，由高崇熙、金开英、曾昭抡在北平设立"中国化学材料实验室"，专门制备各种特殊有机药品及分析样品，以满足各大学及研究机关的需要。
随着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化工研究机构相继设立，从事化工研究和生产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求组织学会、交流研究成果。1922 年4 月22 日，由陈聘丞、俞同奎教授在北京邀集化学、化工专家十余人，决定成立"中华化学工业会"。团体的宗旨在促进化学界与实业界的联络，以振兴我国的化学工业。选举张新吾为会长，陈聘丞为副会长。确定出版《中华化学工业会志》，以俞同奎为总编纂。会章规定会员分正式会员、仲会员（化学、化工系高年级学生）和团体会员三种。
1923 年4 月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年会。同年9 月，上海分会成立。大体上每年召开一次年会。1929 年元旦召开第4 次年会，改选理事，决议会址迁到上海；改选曹梁厦为会长，吴蕴初为副会长；《中华化学工业会志》改名为《化学工业》。1931 年，吴蕴初出资5 万元作为基金，在上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同时在沪江大学设立"清寒学生奖学金"，以奖励化学系优秀学生。
1932 年的第7 届年会上决定创设天厨奖金征文委员会，制定论文奖励办法。1945 年11 月会员陆续东返，在上海召开临时大会，筹备总会东迁。12月选举理监事揭晓，选举吴蕴初为理事长，陈聘丞为总干事，吴承洛为总编辑。吴蕴初等21 人当选理事，徐佩璜、林继庸、戴济为常务监事。
1946 年1 月，理监会议决定成立募捐委员会。并成立财务、征审、出版、会所、图书等5 个委员会，决定了各委员会任务及人选。2 月开常务理事会决定出版《化学世界》半月刊，由曹梁厦主编。1949 年1 月举行联席会议，当即选陈聘丞、徐名材、吴蕴初、侯德榜、曹梁厦、杨公庶等为常务理事，推选陈聘丞为理事长，张泽垚为总干事、王箴为总编纂。《化学工业》出版21 卷，《化学世界》出版4 卷。
在30 年代还有一个化工社团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并存，那就是"中国化学工程学会"。
1929 年5 月10 日，顾毓珍、杜长明、张洪沅、区嘉伟、吴鲁强、陈梓庆、庄前鼎、杨伟和陆贯一共9 人，在美国倡议组织中国化学工程学会，1930年2 月，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正式成立。选举程耀椿为会长，顾毓珍为书记，杜长明为会计，何玉昆为干事。决定出会刊《化工》，由张洪沅担任会刊委员会主任。学会的目的是：研究化工学术，提倡化工事业，以求我国在化工生产方面能于最短时间达到自给自足。
1930 年9 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第一次年会，选举张洪沅、杜长明、顾毓珍、吴鲁强、丁绪淮5 人为理事，张洪沅为会长，顾毓珍为书记。会议讨论了学会迁回祖国以及出版工作迁回国内的问题，还成立了化工名词（译名）审定会，议定了四项审译简则。1930 年冬，已集稿4000 余条，这一工作为我国化工名词的正式审定奠定了基础。
1931 年，北京大学教授刘树杞、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珍，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抡，中央大学教授丁嗣贤、中央工业实验所所长吴承洛共同倡议以中国化工界名义，团结全国力量，成立中国化学工程杂志社。学会同意这一倡议，并决定《化工》改名为《化学工程》，由中央大学和中国化学工程学会作为赞助单位。经选举由吴承洛任总编纂，张洪沅等26 人为编辑。后因日本大举入侵，出版工作一再延搁，直到1934 年6 月《化学工程》才以中国化学工程杂志社名义在天津创刊。
1936 年《化学工程》改为季刊，一直坚持出版到1942 年，1948 年杂志在天津复刊。抗战期间学会没有组织活动。
1950 年中国化学会与上海分会联合举行年会，决定将《化学工业》与《化学工程》合并，定名《化学工业与工程》，由张克忠主编。是年出版了第一卷第1 期。
民国时期的化学工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基础还很薄弱，据统计，最高产量为：硫酸18 万吨，硫酸铵22.6 万吨，纯碱10.3 万吨，烧碱1.2 万吨，轮胎4 万条，这表明我国当时化学工业的实际水平还是比较低的。
（三）中国近代杰出的化学和化工学家刘树杞（1890-1935 年）字楚清，湖北圻县人。191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0 年发表了题为《从铬酸盐废液中电解再生铬酸的连续方法》的很有价值的博士论文，并申请了美国专利。这一成果被一些著名学者引用。1929 年，他在美国完成了《电解制造铍铝合金》的著名论文，被当时的化学界公认为"卓越的发明"。回国后，历任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1935 年10 月，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决定设立《楚清纪念奖》，以纪念他在化学工程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庄长恭（1894-1962 年）字丕可，福建泉州人。1921 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1924 年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初期曾在上海药物研究所作研究工作，后转移至昆明。1948 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是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并被任命为数理化学部副主任。
1931 年在德国戈丁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研究有机化学，从事麦角甾醇结构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1934-1938 年，主要从事与甾体有关的化合物合成，有力地推动了多环化合物化学的发展。在合成带角甲基的多环α-酮的研究中，曾设计了一种有普遍意义的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有机化学界的重视。此外，他在我国建立了有机微量分析技术，进行了生物碱结构的研究。他从事有机化学研究40 多年，是我国有机化学的先驱者。
侯德榜（1890-1974 年），字致本，福建省闽侯县坡尾乡人。1913 年赴美留学，1917 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1921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1 年10 月回国，应聘塘沽碱厂总工程师。1934 年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南京铵厂厂长。1945 年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1950年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重工业部顾问。1951 年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58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9 月当选中国科协副主席。1963 年当选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侯德榜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奠基人之一，世界制碱工业的权威。在他的技术指导下，中国在20 年代建成亚洲第一大碱厂，30 年代又主持建成具有世界先进水平、亚洲最大的硫酸氨厂。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50年代，因发明炭化法合成氨流程制碳酸氢氨，获国家科委创造发明奖。
1943 年，首先在实验室完成连续生产纯碱和氯化氨的联合制碱工艺，而后实现了大工业化生产。此法称为"侯氏制碱法"。
主要著作有1934 年出版的《制碱》。该书被誉为中国化学家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中外化工学者所共仰。1959 年中文版《制碱工学》出版，是制碱的另一部权威著作。
1943 年获英国皇家化工学会名誉会员称号。1944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称号。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
赵承嘏（1885-1966 年）字石民，江苏省江阴人。1910 年毕业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获理学学士学位，1914 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获博士学位。1916年在法国从事教育及研究工作，曾在罗克药厂任主任。1922 年回国，先后任东南大学化学系教授、协和医学院药学系研究员兼所长。1932 年创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任所长。1949 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评议员，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他长期从事植物化学，特别是生物碱的分离结晶的研究，创造了独到的分离方法。他曾系统地研究了麻黄、雷公藤、细幸、三七、贝母、常山、防己、钩吻、延胡索等30 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份，从中发现了许多生物碱。例如从延胡索植物中分离出13 种生物碱结晶，从常山植物中分离出3 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异构体常山碱等等。他从许多种中草药的化学成份中发现了许多具有重要生理作用的新生物碱。例如常山碱的抗疟作用、延胡索乙素的镇痛效果。他还在青霉素的钾盐结晶工艺、镇痛药普鲁卡因和降压药的生产方面为我国医药工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我国中草药化学研究的先驱，由他建立的一套系统研究整理祖国医药的科学方法，是对我国近代有机化学的卓越贡献。
黄鸣龙（1898-1979 年），江苏扬州人。1919 年赴瑞士留学，1924 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任上海同德医学专科学校、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研究所长。曾三次出国，在德国维地堡大学、先灵药厂研究院、英国密得塞斯医院生物化学所、美国哈佛大学、默克药厂等单位任教授和研究员。1952 年回国，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研究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四面体》杂志名誉编辑、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等。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早期研究植物化学，主要是关于生物碱，尤其是延胡索、细幸的有效成份的研究。后来研究甾体化学，1938 年，他与Inhof－fen 发现双烯酮酚的移位反应。1940 年，他在应用这一移位反应研究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立体化学时，发现变质山道年的四个立体异构体在酸碱作用下可以"成圈"地转变。这在立体化学中是一个有理论意义的发现，因而引起了国际著名化学家的重视。山道年C11 甲基的绝对构型，经黄道年等人及日本学者分别用Prelog 不对称法得到解决，他的这一研究为世界各国解决山道年及其一类物的绝对构型和全合成提供了理论依据。1946 年，黄鸣龙对Kishner－Wolff 还原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进，这一改进后的方法已在国际上广泛应用，并写入有机化学教科书中，被称之为"黄鸣龙还原法"。50 年代，他注意研究有疗效的甾体化合物工业生产。1958 年利用国产原料七步合成了可的松，从而填补了我国甾体工业空白。他又是我国甾体激素药物工业的奠基人，在甾体的合成中，十分重视合成方法和反应的研究。60 年代，他领导研制了我国首创口服避孕药甲地孕酮，并指导研究其他几种主要甾体计划生育药物。1982 年，他因甾体激素的合成和甾体反应的研究，获得自然科学二等奖。
傅鹰（1902-1979 年），福建省福州市人。1922 年赴美留学，1928 年获密执安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东北大学、山东大学、重庆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教务长和理学院院长。1945 年在密执安大学研究院工作。1950 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任教。1954 年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建立我国第一个胶体化学教研室。1962 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早在20 年代，傅鹰就在巴尔太（Bartell）指导下研究吸附作用，对吸附作用以及影响溶液吸附作用的各因素作了广泛的实验研究和理论分析。这一成果已成为吸附理论的组成部分，为美国化学家凯雪台《吸附与色谱》一书多次引用。他还对胶体与表面化学中著名的特拉波（Trauble）规则作了补充和修正。开展了液体对固体的润湿热研究，首次系统地测定了二元液体混合物对固体的润湿热，指出润湿热是总表面能变化而不是自由表面能变化的度量。他首创利用润湿热测定固体粉末表面的热化学方法。这一方法比著名的B·E·T 气体吸附法早8 年。国外的有关专著对这一方法作了介绍。
1955 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李方训（1902-1962 年），江苏仪征县人。1925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8年赴美留学，1930 年获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历任金陵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南京大学副校长等职。
早年研究葛林亚试剂在非水溶液中的作用机理，对该试剂在乙醚溶液中的电导、电解、分解电位和电解产物的分离鉴定，作了系统的研究。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他对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的基本原理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他对水溶液中的离子也作了系统研究。抗战期间，金陵大学内迁成都，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工作着，连续发表了有关离子的水合热、水化熵、表观体积、等张比容、极化和半径、抗磁性、磁化极化率等方面的论文，表现了很深的学术造诣。他的有关离子水化绝对熵和水化热理论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计算水溶液中与离子性质有关的公式，是国际化学界公认的成就，至今仍然被不少著名的专著引用。由于他对溶液理论的卓越贡献，1947 年，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化学会邀请他去讲学。1948 年，美国西北大学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赠他象征已打开智慧之门的金钥匙。这表明他已成为有世界声誉的学者。1959 年，他又发表了有关葛林亚试剂电池电动势的论文，受到国际上有关研究者的重视。
1940 年以来，历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及《中国化学会会志》和《化学学报》的编委。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
曾昭抡（1899-1967 年），湖南湘乡人。1920 年秋赴美留学。1924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工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 年在南京创建中国化工学会，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并多次担任中国化学会会长和常务理事。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高教部副部长、全国科联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他在化学的许多领域中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在元素有机化学方面特别是对有机氟及金属有机化合物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制备胺类、酚类化合物以及合成甘油酯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分析化学方面，曾就有机化合物元素的测定方法的研究和改良，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论文。他改良的马利肯（Mulliken）溶点测定仪，曾为我国各大学普遍采用。在有机理论方面，和孙承谔等提出了一个计算化合物沸点及计算二元酸和脂肪酸熔点的公式。他曾担任中国化学会名词委员会第一届常务委员。1953 年，在他主持下，名词委员会通过了15000 条汉语化学名词。
1948 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委员。八、中国近代数学（一）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西方数学自16 世纪起迅速地发展起来，17 世纪建立了解析几何学和微积分学，从此进入了变量数学的新时代，产生了近代数学的新的分支。以几何学论，1827 年诞生了微分几何学，高斯提出了曲面本身可以看作"空间"以及曲面的内蕴几何的重要思想。继而，黎曼在1854 年将高斯的理论推广至多维，并建立了黎曼几何的初始概念。黎曼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许多数学家在处理和发展着他的新几何学。1870 年克莱因阐述了几何学的对象是连续簇变换的某一个群的不变量之体系的新思想。这导致了齐性空间（Klein空间）中子流形的微分几何，包括射影、仿射和共形微分几何的大发展。20世纪初，E·嘉当又对微分几何作了重大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里，近代数学的其他分支如拓扑学、数论、群论、微分方程、概率论等也有着类似上述的不同程度的迅速发展。相形之下，中国传统数学自明以来逐渐落后了。19 世纪中叶，李善兰等人把西方数学的基础知识介绍到中国，中国的数学家们亦能吸收新的方法，中西印证。他们在"幂级数、尖锥术等方面独立地得到了一些微积分的结果，在不定分析和组合分析方面也获得了出色的成绩"①。用传统的方式研究中国数学，周达（周美权）可能是最后一位有成就的学者。1909 年，周达发表《福慧双修馆算稿》，他对李善兰的《垛积比类》作了发挥，用微分和积分求乘方垛的公式。他曾在1902 年和1904 年两次去日本研究西方数学。他的后期工作也转向西方数学。民国建立以后，从日本和欧美留学归来的数学家们为建立中国近代数学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早期出国留学的人很少有学数学的。1903 年京师大学堂派往日本的留学生31 人中，只有冯祖荀是学习数学和物理的。1910 年以后的几年里也鲜见专习数学的留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的如熊庆来是1913 年去比利时学习采矿的，1915 年才转到法国路易中学数学专修班学习。陈建功于1913 年去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染色，后来考入东京物理学校（一所夜校）才开始学习数学。同一时期出国的还有胡明复去美国留学，1918 年，他在美国研究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发表题为《线性微积分方程》的文章，这是中国较早的近代数学论文。1921 年，陈建功在日本也开始发表研究论文，首篇的题目是《关于无穷乘积的一些定理》，发表在日本《东北数学杂志》第20 期上，它"无论在时间上或在内容上，都标志了中国现代数学的兴起，它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创造性著作"②。1929 年，陈建功在日本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成为在日本取得这一学位的第一个外国人。
进入20 年代，留学生中学习数学的人数才不断增加。华罗庚、许宝騄等去英国，江泽涵、胡坤升等去美国，俞大维、曾炯之、张禾瑞、陈省身、章用、张德馨等去德国，陈荩民、吴文俊、关肇直去法国，李国平等去日本，等等。
1921 年，北京大学成立了数学系，成为中国最早建立数学系的高等学校。此后随着留学生归国的人数日增，开设数学系的大学也越来越多。据1932
① 白尚恕、李迪等：《中国数学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第435 页。② 苏步青：《陈建功文集》序言，1981 年。
年统计，全国设数学系或数理系的大学有32 所，数学教师大约有155 人。30 年代以前，中国数学研究比较薄弱，少数有价值的成果多是留学生在国外获得的。
1931 年，苏步青自日本回国，他和陈建功在浙江大学举办"数学研究"，实际上是数学讨论班，允许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数学研究"又分"数学研究甲"和"数学研究乙"两种形式，参加"甲"的人事先要读一篇指定的论文，然后作报告，这种讨论不分科，有很高的难度；参加"乙"的人分为函数论和微分几何两个组，每人也要读一本指定的数学著作，然后登台讲解，由苏步青和陈建功先在下面提问题供大家讨论。1938 年，华罗庚从英国回国，在西南联大也主持过一个关于群论的讨论班。实践证明讨论班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很好的形式。
30 年代以后，一些大学为发展数学研究先后建立了研究所，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实际上所的规模很小，都是所系合一，但对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近代数学，毕竟提供了扶持和帮助。
由于中国近代数学起步晚，力量单薄，中央研究院迟迟不能设立数学研究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在昆明设立数学研究所筹备处，由姜立夫负责。抗战胜利后，于1946 年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陈省身。研究所还特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哈代（H·Harday）为顾问。鉴于研究数学的队伍不够壮大，研究所很注意人才的培养，对于有前途的青年还提供出国深造的机会。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选举第一届院士，当选的数学家有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5 人。
综观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历史，无论从发展时间、研究范围、研究机构规模以及研究人员数量等方面与国内一些学科相比较都有明显的差距。
（二）中国近代数学的成就在中国近代的数学研究队伍中，多数人都从事几何学与拓扑学方面的研究。研究的范围包括一般空间微分几何、仿射微分几何、代数拓扑、纤维丛理论、初等几何等。
苏步青自1926 年起即在日本从事欧氏平面曲线整体几何的研究，他在日本学士院学报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某个定理的扩充》，曾使全校为之轰动。1928 年至1931 年，他致力于仿射微分几何学的研究，前后发表了12 篇论文。主要成就有：引进了仿射铸曲面和仿射旋转曲面概念，并对这两种曲面作了研究及推广。对于一般曲面，他发现了所谓4 次3 阶曲面，被称为"苏锥面"。1932 年后，他对射影曲面论、射影曲线论、射影共轭网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大量新的结果。稍后他着重研究了极值离差理论，将黎曼几何中十分重要的雅柯比方程予以推广。
1945 年，他精心研究了广义空间，成为我国第一个研究"K 展空间"的专家。1947 年，他研究了N 维空间SN 中的射影运动的开玲方程，还阐明了射影运动的群的性质。1948 年，对道格拉斯空间中的K 展空间的微小变换、仿射运动方程等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
苏步青的成果是显著的，在20 年的辛劳之中，他共发表了103 篇数学论文。
严志达、王宪钟也在40 年代末取得了几何学研究的某些成就。
20 世纪，几何学发展的主要分支是代数几何、拓扑几何和微分几何。微分几何是研究空间或流形的整体性质，在30 和40 年代里还是陈省身"开辟了一个方向，可让后人做几十年，成百年"①的整体微分几何。
还在1932 年，陈省身就在清华大学发表了论文：《具有一一对应点的平面曲线对》及《具有对应母线的直纹线汇三元组》。美国科学院院士，几何学家P·A·格列菲斯（P·A·Griffiths）曾指出"陈省身就这一课题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写出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不仅激发起了人们莫大的兴趣，而且在现今该领域进展的基础上建立了许多公式与概念的框架"，而他自己则是随陈省身"最早期工作的发表而继往开来的一代人"②。1943 年，陈省身应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邀请作访问研究，他以独特的方法，首次使用切向丛完成了高维的高斯--邦尼特公式的内蕴证明，使之成为整体微分几何中的一个经典定教。1945 年，陈省身发现复流形上有反映复结构特征的不变量，他的论文《埃尔米特流形示性类》在美国著名的《数学年鉴》上发表，成为这方面的基本文献，他的发现后来被命名为"陈省身示性类"。陈省身示性类是微分几何学、代数几何学、复解析几何中最重要的不变量，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曾评论说"今天大家公认这篇文章把微分几何和拓扑学引入了新的境界"，"纤维丛（Fibre bundle）理论中的陈氏级（ChernClass）就是从这篇文章推导出来的概念，它不但是划时代的贡献，也是十分美妙的构想。"又说："规范场的方程是物理学者从19 世纪的电磁学方程推广出来的。惊人的地方是这些方程式后来发现和数学家的纤维丛观念有密切
① 《宁夏纪要》，1947 年铅印本。
② 《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3 年版。
关系。1974 年又发现了这些方程式与陈氏级的关系。"
① 1946 年，美国数学会简报第52 卷发表了陈省身的《大范围微分几何的某些观点》，指出E·嘉当的联络的几何思想与纤维丛理论的密切关系，把微分几何扩大到更广的范围。
关于拓扑学的研究。俞大维最早于1925 年在德国的数学杂志上发表关于点集拓扑学论文。但是江泽涵是中国近代拓扑学的开拓者。他最初在美国研究临界点理论，把莫尔斯（Morse）理论直接用到分析中去。他就各种分布类型，系统地研究了区域的拓扑特征与牛顿位势临界点的型的关系，证明了一些与格林函数相关的定理。他于1931 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继续开展了不动点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1934 年，周绍濂对点集拓扑学作了研究。1948 年吴文俊发表了关于拓扑学方面的论文，他引入了新的拓扑不变量，显示了独创性。
数论与代数学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中以解析数论的成果最多。
杨武之是中国最早研究华林问题的数学家，他用初等方法证明了：任一正整数是9 个三角垛数之和。
华罗庚从1935 年起创造性地运用三角和法，在解析数论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出色的成果。他对华林问题的研究超过了哈代（Hardy）和李特伍德（Littelewood），把华林问题推广至N 表成整数值多项式和的问题。华罗庚还把哥德巴赫问题加以推广，证明了一个充分大的奇数n 是两个素数与一个素数的K 方之和，几乎所有适合必要的同余条件的正整数都是一个素数与另一个素数的K 方之和。他对三角和进行估计，并把估计结果推广到代数数域，成为研究代数数域的华林问题不可缺少的工具。在塔莱问题上，华罗庚得到了优于瑞特（Wright）的结果。1940 年，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一书，该书利用维诺格拉多夫的三角和法，研究了几乎所有的堆垒素数问题，并对这类问题作了总结。书中还包括不少未发表的新成果，例如改进了维诺格拉多夫的中值定理，把华林问题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等等。他在几何数论方面得到圆内格点数的估计数优于提齐马士（Titchmatsh）的结果。他对其他数论问题也作了研究，他的素数最小元根的估计是当时最好的结果。
闵嗣鹤（1913-1973 年）在1940 年，对解析数论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他与华罗庚合作把墨德尔（Mordell）定理推广为二重三角和。后来他独自把这一定理中的多项式推广为几个变数的情形，成为研究解析数论的一个有力工具。
王福春在对黎曼S 函数的研究中证明了一个中值定理，因此改进了培莱（Paley）与温纳（Wiener）的一个定理。他对黎曼S 函数的零点个数也作过一些估计。柯召在1938 年和爱多士（Er－dos）、海尔布朗（Heilbrn）解决了当m≡1（mod4）时，有限个欧几里得域问题。张德馨、钟开莱等在数论方面也有成果发表。
从30 年代开始，中国近代代数研究也取得了进展。1933 年，曾炯之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率先发表代数学的研究结果。后来他又创造了拟代数封闭域的层次论。
但是，华罗庚在代数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最多。1938 年他主持过近世代
① 《高邑县志》，1941 年铅印本。
数讨论班，讨论班得到有关有限群，特别是P 群的一些结果。华罗庚引进了秩的概念，并用这个概念证明了P 群中拟基底的存在。1940 年，华罗庚开始了关于矩阵几何的研究。他最初的工作是实数域或复数域上各种类型的矩阵几何。
1949 年，他证明了"域（不限定为交换的）K 的每个半自同构一定是自同构或反自同构"这一著名定理。结果，示性数≠2 的域K 上的一维射影几何基本定理也被证明了。
王湘浩在1948 年也从事代数数域方面的基本研究工作。他证明了一条新的定理，同时还给出了过去曾被证明过的葛伦万尔特（Grunwald）定理的一个反例。而葛氏定理是代数学中的一条著名定理。此外在代数学研究中李华宗在矩阵代数和二次齐式方面，张禾瑞关于维特（Witt）环L／K 的工作，以及段学复、严志达、傅仲孙、徐贤修、彭慧云等人的研究也都取得了成果。中国近代数学最先是在分析方面取得进展的，包括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函数论、泛函分析三大领域上的若干成就都与中国学者的贡献相关。1918 年，胡明复首先在一阶线性微分方程组的研究中获得了突破，揭开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帷幕。从20 年代起，陈建功就在函数论方面取得一系列成就。1930 年，他用日文出版了《三角函数论》，书中不少新译术语都是他首创的，沿用至今。他在函数论方面的成果主要有：关于直交函数的收敛问题，他求得并证明了一些重要定理；关于傅利叶级数的点收敛问题，改进了拉普拉斯级数求和的结果，对傅利叶级数在一点的收敛判别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推广了米斯拉（M·L·Misra）的一个定理；关于傅利叶级数的绝对收敛问题，他也曾获得了一条重要定理。有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40 年代。
熊庆来在函数论方面的研究也有重要贡献，自1933 年起，他就对亚纯函数和整函数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不断发表成果。1935 年，他首先证明奈望利纳（Nevanlinna）的T（r）函数为逐段解析函数，并在此基础上作成无穷级亚纯函数的一般理论。此理论包括了所有无穷级亚纯函数与无穷级整函数，同时就整函数而言，其表达式的精确性优于布鲁门达尔（Blumenthal）的结果。
在函数论这一领域，王福春、李国平、周西屏、陈鸿远、庄圻泰、周鸿经、程民德、卢庆骏、徐瑞云、龙季和等都有论文先后发表。
泛函分析是在本世纪30 年代迅速发展并形成独立分支的。1932 年，曾远荣引进了任意维数的实、复四元数体上的线性空间。他研究了这种空间的有界线性泛函的表现，无界自伴算子的固有值等问题，他的结果早于里斯（F·Riese）。1942 年，他在巴拿赫空间及内积空间中引进广义双直交系列的概念，得到很好的结果。
周炜良、陈传璋等在微分方程和积分方程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
中国近代数学在数理统计、概率论等方面也取得了成就。其中以数理统计的成就较为突出。
1930 年，诸一飞写出首篇有关数理统计的论文，论述"相关度"与"相变度"原理。1937 年，刘炳震、钟开莱对一些概率定理给出了初等证明。在这一领域中贡献最大的人应首推许宝琎（1910-1970 年）。他自1935 到1949年为止共发表论文24 篇。他研究了贝连斯-弗舍尔（Behrens－Fisher）问题，导出了贝连斯-弗舍尔统计量U2。找到了U 的密度的级数展开式，利用它研究了否定域U≥C 对参数θ、λ的势函数。这是一个精确的分析，被数学界称为"数学严密性的一个范本"。他还研究了高斯-马尔柯夫（Gauss-Markov）模型中方差σ2 的最优估计问题，考虑了一些估计量，此外还得到了σ2 和无偏估计量S2 在这一类估计量中具有一致最小方差的充要条件。1941 年，他获得了一元线性假设似然比检验的第一个优良性质，在本质上等价于：这个检验是一致最强不变的。这一成果开辟了两个发展方向，因此是一项很重要的成果。
许宝琎在多元分析方面还推进了矩阵论在统计中的应用。他与弗舍尔（Fisher）等人分别独立地导出了一个最基本的分布：某一行列方程根的分布。对似然比检验、比值的极限分布等问题，也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在概率方面，许宝琎曾在1945 年推广了贝雷（A·C·Berry）的方法，对克拉莫（Cramer）定理给了一个较简单的证明。尤为重要的是，他将相应的样本均值代之以样本方差的结果。
自20 年代起，中国的学者接触了西方数理哲学的数理逻辑。傅仲孙、汤璪真和朱言钧都讨论和介绍过这方面的内容。1939 年胡世华建立了拓扑空间中"非完全点"的概念和理论，1949 年他建立了把较少值具有函数完全性的逻辑嵌入到较多值逻辑中去的系统方法。
除去上述研究外，李仲珩、樊■等对差分方程，赵访熊对图解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47 年，林士谔建立了一种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在美国引起轰动，被称为"林士谔法"。
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起步较其他学科虽晚，但呈加速发展状态，"1949年前总共发表数学论文652 篇，在国内只有《中国数学学报》发表了34 篇，在《科学》和一些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少量论文，其余大多数论文发表在美、英、德、日、印度等国杂志上"①。这样的成绩和从事这项研究的人数相比，是很不小的数字了。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78 页。（三）中国近代杰出的数学家陈建功（1891-1971 年），浙江省绍兴县人。1914 年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1920 年第二次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1923 年回国，在浙江工业专门学校教学，次年任武昌大学教授。1926 年第3 次东渡日本，在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1929 年获理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在日本获得这一学位的外国科学家。回国后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45 年任台湾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校长，半年后回浙江大学任教并兼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1947 年至1948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研究员。1952 年后，任复旦大学教授、杭州大学副校长。
陈建功是我国近代数学函数论及许多数学分支的开拓者，早在20 年代就和当代最著名的数学家黎斯、哈代及李特伍特等各自独立解决了函数可以用绝对收敛的三角级数来表示的问题，受到国际数学界的赞誉。回国后致力于数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实函数论、复变函数论及微分方程方面有大量成果。特别是在复变函数几何理论、函数迫近论方面，成就卓著。他共发表论文69篇，著作12 种，译作9 种。
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熊庆来（1893-1969 年），字迪之，云南省弥勒县人。1913 年被云南省选派赴比利时学习采矿。1915 至1920 年先后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马赛大学等校，取得高等普通数学、高等数学分析、天文学、普通物理学证书。回国后任东南大学系主任、南京高等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1930 年代理理学院院长。1931 年赴巴黎攻读函数论，1933 年获法国国家理科博士。1937 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 年出席联合国教科文会议，遂留在巴黎做数学研究工作。1957 年返回祖国，在中国科学院任研究员，函数室主任。
他在无穷级整函数及亚纯函数方面获得重要成果。由他定义的一个无穷级在国际上被称为熊氏无穷级。由他获得的一些关于函数结合其导数的基本不等式，以及函数结合其原函数（即积分）的若干不等式，可以解决亏量唯一性等问题，其中的一些不等式被国际上数学界认为是这方面最深入的研究结果。他证明了由伐里隆指出而未被证明的代数体函数第二基本定理，并结合导数将其推广。他指出亚纯函数的无穷级概念可推广于代数体函数。他的著作《关于亚纯函数及代数体函数、奈望利纳的一个定理的推广》（1957 年，巴黎Gauthier－Villar 出版）一书为数学界称道。
他一生发表论文60 余篇，及教科书10 余种，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如华罗庚、严济慈、赵忠尧、庄坼泰、段学复、许宝琎、杨乐、张广厚等都是他的学生或得益于他的教诲。
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苏步青（1902-），浙江平阳县人。1919 年留学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1924 年在该校毕业后又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1931 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浙江大学教授、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数学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
1926 年至1931 年在日本学习期间曾连续发表论文30 余篇，在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主要是在欧氏平面曲线整体几何方面，在关于仿射微分几何方面发展了仿射曲面论。1931 年后对射影曲面论、射影曲线论、射影共轭网论作了深入研究，得到大量的结果。1943 年他研究了广义空间，是我国首先研究K 展空间的专家，因此获1956 年国家科学奖金。1972年后，在计算几何中创造了仿射不变量理论，并应用于造船工业，因此获得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他一生著述颇丰，共发表论文150 多篇，出版了几何学专著如《射影曲线概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计算几何》等。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许宝琎（1910-1970 年），浙江省杭州市人。1928 年就读燕京大学化学系，1930 年转入清华大学数学系，1936 年公费赴英留学。1938 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0 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北卡罗林纳大学讲学，1947 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
他毕生从事数学的研究和教学活动，是我国数理统计和概率论研究的开拓者，他在多元分析、极限分布论、试验设计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79年，美国《数理统计年鉴》曾专文介绍他的生平，高度评价他的卓越成就。他毕生共发表论文39 篇。
1948 年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华罗庚（1910-1985 年），江苏金坛县人。1930 年在《科学》上发表论文，受到熊庆来教授的重视，被邀请到清华大学任助教。1936 年赴英国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1938 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6 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客籍教授。1948 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任教授。1950 年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以后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中国数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主任、副院长。他是国际上著名的数学家，早在30 年代他就解决了一些著名的数学难题，如华林问题，塔莱问题等，把哥德巴赫猜想加以推广。40 年代完成了重要著作《堆垒素数论》一书，并开展了矩阵几何和多复变函数论的研究。50年代，在代数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并著有《数学导引》和《典型群》。60 年代致力于运筹学研究，并在全国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工作。华罗庚在数学领域中的研究既广泛，又具有开创性。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还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委员、美国科学院国外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
陈省身（1911-）江苏嘉兴县人。1930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1934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教授，1947 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1949 年赴美国，历任芝加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教授，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伯克利）第一任所长，1985 年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1990 年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他是闻名世界的数学大师。他在射影微分几何、欧几里得微分几何、几何结构和它们的内在联络、积分几何、示性类、全纯映射、极小子流形和网络等许多方面创造了精深的原理、概念、方法和结构，对国际数学界产生了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1975 年荣获美国国家科学奖，1984 年获沃尔夫奖。国外学者称颂他是"当代世界最大的几何学家"。他共发表论文117 篇，出版专著6 种。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61 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他还是英国皇家学会国外院士。
江泽涵（1902 年-），安徽省旌德县人，1920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1927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数学系做研究生，1930 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31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
他是我国拓扑学的创始人，毕生致力于拓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长期从事不动点类理论的研究，从50 年代后期起，他和他的学生姜伯驹、石根华等从尼耳森系数的估计开始，打破了不动点理论的僵局，取得了系统的研究成果。
主要著作有：《格林函数临界点的存在》、《拓扑学引论》、《不动点类理论》等。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九、中国近代生物学（一）中国近代生物学发展概况自17 世纪始，西方植物学已经从本草学时代向近代植物学过渡。19 世纪中叶西方已经建立了细胞学说、进化论等先进生物学理论。植物形态学、古植物学等分支学科也初步建立。1905 年后，中国各级学堂逐年增加，中学设有博物课，大学设有格致科，相继出版了植物学和动物学的中文教材。1906年，山西大学译学院翻译了《植物学教材书》，1907 年汪鸾翔编著《动物学讲义》，前者较为简单，后者约两万字，介绍了各纲动物的形态、构造和生理机能、特点，特别是强调了进化论的内容，提到了生存竞争，提到了生物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1909 年开始在大学里设立农林科、博物部或生物系，着手培养近代生物学工作人才。1918 年至19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孔庆莱、黄以仁、杜亚泉等13 人编写的《植物学大辞典》，由胡先骕、邹秉文、钱崇澍合编的教材《高等植物学》。在昆虫学方面，留日学生于1918 年在中山大学开了昆虫课。1919 年，岭南大学也开设此课。1920 年，东南大学农科设立病虫害系。1909 年，李煜瀛在巴黎远东生物学研究会，著有《大豆》一书。1915 年，秉志在美国Pomona《昆虫学与动物学》杂志发表《加拿大一种菊科植物虫瘿的各种昆虫的生态研究》，1916 年，钱崇澍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宾夕法尼亚毛茛的两个亚洲近缘种》的论文。
国内生物学的研究始于1910 年，钟观光（1868-1946 年）在湖北高师和北大任教期间先后采集了16000 多种计15 万号植物标本和500 多种海产动物标本。他不仅为北京大学建立了植物标本室，而且终身从事植物分类学方法研究，考证我国古籍中植物名称的工作。1919 年，陈焕镛曾在海南岛调查采集标本。1916 年至1920 年期间章祖纯、邹秉文、戴芳澜开始了真菌和植物病害的研究。1915-1921 年间，吴云间、陈寅等发表了《植物有用成分及有毒成份研究》的论文，开创了植物化学的研究。这些表明本世纪前20 年里，由于一批在国外学有专长的学者陆续回国，开拓了中国近代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使中国近代生物学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初步的发展。
民国之初，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生物学研究机构。1918 年，中国科学社总部自美国迁回南京。1920 年，秉志也从美国学成归国。最初仅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教普通动物学。1922 年，农业专修科并入东南大学，并扩展为生物系。也就在这一年，秉志和胡先骕等人共同创办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生物研究机构。所中分动物、植物两部，动物部推社员秉志、植物部推社员胡先骕、钱崇澍先后主持其事，研究员则大半为东南大学教授，在课余时间来此从事研究工作。1924 年以后，动物、植物两部每年均有论文发表，最早的如秉志的《鲸鱼骨骼之研究》，陈桢的《金鱼之变异》，王家楫的《南京原生动物之研究》，都是有价值的论文。
"生物研究所注重采集。动物部经常派人至长江上下游及浙江、福建各处，从事水产及海产动物的搜罗。较远的地方如川、粤、鲁、藏等地也派有采集员作长期的采集，所得标本颇为丰富。据1931 年的报告，共有标本18000个，共1300 种，内有鸟兽、爬虫、两栖、鱼类高等动物7000 余个，凡650种。其他为无脊椎动物，如海绵、珊瑚、棘皮、介壳、节足、寄生虫等。植物部的计划是以调查中国中部植物的种类及生态为主，对于标本的采集极为注意。标本室已定名的标本有一万余纸，200 科，1300 余属及8000 种。所有这些标本都经过鉴定、叙述，加以系统分类，作成论文发表。
生物研究所还注重论文专刊的出版。由1925 年至1942 年，动物组共16卷，植物组共12 卷，另有研究专刊两本（森林植物志与药用植物志各一本），颇受学术界的欢迎。
1927 年底，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静生逝世。尚志学会①以他生前捐款中的15 万银元作为基金，拟创立一个以静生命名的生物研究所。为此致函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委托管理该所，并资助其常年费用。1928 年6 月，基金董事会的第4 次董事年会决定接受尚志学会嘱托，组织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委员会聘请秉志为静生所所长，胡先骕为植物部主任，动物部主任由秉志兼，寿振黄、刘崇洛为动物部教授。主要任务是调查中国北方动、植物。静生所不定期出版刊物《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
1928 年，中央研究院在南京成立了自然博物馆，陈列全国各地送来的动、植物标本，同时也兼作动、植物的分类研究工作。到1934 年，该馆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出版一种英文刊物《Sinensia》，专门刊载该所研究成果。至1941 年，该所扩大为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动物所所长仍为王家楫，植物所所长为罗宗洛。
1929 年，北平研究院建立了动物研究所，所长陆鼎恒。建立了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由刘慎谔负责。又建立了生物研究所，到1933 年更名为生理研究所，经利彬任所主任。动物所偏重于北方动物和渤海海洋生物的研究。植物所的采集与研究偏重于华北和西北的植物。生理所的研究除实验生物学、细胞学、生理学外，注重中药生理效能的研究。
1930 年，在四川巴县北碚成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为调查研究中国西部的动、植物建立了基地。同年，陈焕镛在广东创立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1934 年，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邀请刘焕镛来梧州考察和筹建植物所，1935 年在广西大学公园建立了广西植物所，陈焕镛为所主任。
到抗战爆发前为止，在中国各地先后建立了一些生物学研究机构，它们配合各大学的生物系，形成了各地区的研究中心，特别是对中国动、植物的调查和分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自20 年代以来，生物学工作者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间先后结成了一些科技社团。
1924 年，中国在欧洲留学的学生在法国里昂成立了中国生物学会，4 年后该学会迁回北平。1926 年，北平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
1929 年在厦门成立了中国海产生物学会。20 年代初，江苏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昆虫研究机构--江苏省昆虫局，该局附属东南大学农科，聘美国加州大学昆虫系主任吴士伟（W·woodworth）为局长。南京的东南大学亦在此时设病虫害系。1928 年春，由张巨伯、吴福桢等发起"六足学会"，亦称中国昆虫学会，会址在南京，会员多系江苏省昆虫局的科技人员和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昆虫专业师生。抗战开始后六足学会被迫停止活动。然而六足学会的会员们却为开拓中国近代昆虫学事业作出了贡献。1933 年，由植物学界前辈胡先骕、辛树职等19 人发起，在重庆北碚召开中国植物学成立大会，它标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1932 年版。
志着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1934 年9 月，由秉志、郑章成等30 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动物学会。成为中国近代动物学发展史的里程碑。
（二）中国植物学会与中国近代植物学进展到本世纪30 年代，我国近代植物学研究机构、研究工作以及相关的高等教育已经初具规模，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与研究人员的逐渐增多，中国植物学界对建立全国性的社团已很迫切。1933 年，胡先骕、钱崇澍、张景钺、陈焕镛、秦仁昌、钟心煊、李继侗、刘慎谔等19 人发起成立中国植物学会。8月20 日在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学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植物学会章程，推举蔡元培、朱家骅、秉志、翁文灏、任鸿隽、丁文江、马君武、邹秉文、周贻春为董事；选举钱崇澍、陈焕镛、张景钺、秦仁昌、钟心煊、李继侗、刘慎谔等为评议员。大会通过创办中文《植物学》季刊杂志，任命胡先骕为总编辑，张景钺等16 人为编辑。学会的目的是"交流成果，促进我国植物科学事业的发展"。首批会员共105 人。
1934 年3 月，学会发行《中国植物学杂志》创刊号。8 月，在江西庐山莲花谷举行第二届年会，选举胡先骕为会长。会议还决定创办英文杂志《中国植物学汇报》，由李继侗任总编辑。次年6 月，《中国植物学汇报》正式出版。8 月举行第3 届年会，推举胡先骕、陈焕镛、李继侗等出席在荷兰举行的第6 届世界植物学会议。1936 年8 月，在北平清华大学举行第4 届年会，选举戴芳澜为会长。在这一年的第6 届世界植物学会议上，陈焕镛当选为该会分类学组执行委员，他还应英国菖蒲学会之聘，担任该会名誉副会长。同年，秦仁昌当选为国际植物学会学名审查委员会会员。他们在国际组织中获得的荣誉和信任，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在民国初期中国植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和尊重。
30 年代是中国近代植物学兴旺发达的时期，到抗战前，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植物学研究达到了最兴旺的阶段。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种种困难，《中国植物学杂志》、《中国植物学汇报》被迫停刊，学术活动大大减少。抗战初期的研究工作多集中在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和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进行。1943 年，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北碚成立了植物所，在所长罗宗洛的带领下，开展了植物生理、淡水藻类和植物分类的研究工作。抗战期间，钱崇澍带领中国科学社的生物学工作者转移到重庆北碚，使这里成为后方的植物研究中心。
抗战初，蔡希陶受静生生物研究所委托，到云南组织后方研究基地。他在有关方面资助下，创建了云南农林植物所。后来静生生物调查所迁到这里，带来了一批图书、标本和研究资料。蔡希陶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种植烟草，繁殖良种。云南名烟叶"大金元"就是这时引种的。静生生物所就在这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迁往甘肃武功，改建为西北植物调查所，在所长刘慎谔带领下在秦岭一带采集植物标本。抗战胜利后他们返回北平，奋力抢救过去遗留下的标本和图书资料。研究工作一时还顾不上。
抗战时期最重大的成就是发现并采集到完整的水杉植物标本。还是在1941 年，中央大学的干铎路过四川万县时发现一株参天古树。1943 年，王战往鄂西神农架原始森林中考察，途经万县，采集到这株古树的标本，直到1948年，经胡先骕、郑万钧研究鉴定，断定这就是人们认为早已灭绝了的古树种水杉，属于水杉科水杉属。水杉被人们称做活化石，它的发现轰动了世界植物界。这一发现是中国植物学家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从1910 年至1949 年的近半个世纪长的时期里，中国近代植物学从单纯采集标本开始逐步向近代植物学的各个领域发展，取得了不容轻视的成绩。分别叙述如下：中国种子植物分类学。生物学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地域辽阔，动、植物资源丰富。近代生物学在中国首先扎根生长起来的是分类学。
从17 世纪起直到本世纪初，中国的植物标本采集和分类研究全部被欧、美、日植物学家所垄断。自1910 年起，钟观光教授首先在华南、云南、华东、北京等地采集标本15 万号，并以近代植物分类学方法对我国古籍中的植物名称进行了大量考证工作。1915 年以后，我国植物学留学生陆续返国，他们在南京等地的大学中开设植物分类学课程，并采集标本。1924 年后各植物研究机构相继设立。这些研究单位都设有植物标本馆和图书馆，组织了研究人员在全国大多数省区采集标本，发表研究成果，形成了几个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中心，如中国科学社植物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北平研究院植物所、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植物组（1945 年发展为植物研究所）、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到1949 年为止，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高、中级研究人员总计约80 人。
我国近代植物分类学从开始迈步起，就把识别和鉴定植物作为自己的任务。1918 年后出版了一些省区植物名录，如《武昌植物名录》、《广东植物名录》、《广西植物名录》、《江苏植物名录》、《湖南植物名录》、《江西和浙江植物名录》、《中国木本植物名录》。1924 年后，有关专家对许多科的标本进行了整理和鉴定，"到1949 年共发表论文400 篇，其中多为科、属部分鉴定工作，专科专属的工作较少，在此期间发现新属19 个，新种数百个，其中中生代活化石水杉Metaseguoia glyptostroboides 在鄂西的发现轰动了国际植物界。川藻属Terniopsis 及川苔草属Cladopus 新种的发现说明川苔草科Podostemonaceae 也分布于我国。在贵州南部发现的世纬苣苔属Tengia，是苦苣苔科的原始群"①。1928 年起还出版了多种植物图谱和植物志，如《中国植物图谱》、《中国森林植物志》等。
胡先骕专门从事高等植物分类学研究，他发现的各科、属新科有上百种，他编写的《中国种子植物志属》（未付印），是后人研究中国植物的基本文献。在植物区系分区方面，发表了《中国北部及西部植物地理概论》等论文，将我国植物归纳为8 种区系成分，并对我国植物区系与有关地区植物区系的关系作了论述。
中国蕨类植物学。1927 年秦仁昌首先开展中国蕨类植物的研究和采集活动，1930 至1932 年，他携标本赴欧洲各国的大标本室从事学习和研究活动，当时曾摄有1000 多种中国蕨类植物模式标本的照片，对鉴定种类起了很大作用。抗战后他和同事在云南地区采集了大量标本。"目前已知中国有2 千多种蕨类植物，半数以上是代表中国的特有种，还发现了一些特有属，使中国成为世界蕨类植物最丰富的地区"①。
1940 年，秦仁昌发表了《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系统》，首次将水龙骨科划分为33 科、249 属，归纳为4 条进化线的方案，震动了世界植物学界。中国苔藓植物学。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苔藓植物始于1842 年，当时
① 尹明阶：《谈谈汉阳县的旧风俗》，《武汉文史资料》1987 年第2 辑。
① 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71-72 页。研究者都是外国人，据统计这些在中国采集苔藓标本的外国人约有35 人次，共发表文章约70 篇。自本世纪20 年代起，秦仁昌在东南沿海山区和甘肃地区采集了部分苔藓植物标本，钱崇澍采集了湖北宜昌地区的标本；刘慎谔、钟朴求等在安徽黄山和华北地区也采集了部分标本；章树帜在1926-1928年期间采集了两广地区的标本；钟心煊则采集了福建地区的标本；其中赵修谦在福建山区调查后，发表了美苔（Calobry－ oum rotundifolium）新记录，他们对推动中国苔藓植物研究起了推动作用。
陈邦杰是极少数长期坚持苔藓植物研究的学者之一，从30 年代起，即在江苏、四川的峨嵋、南川、金佛山、马边、雷波等地区作调查，采集了几千号标本。他的《东亚丛藓科植物研究》一文论述了该科的系统演化、地理分布，至今仍是世界各地区研究苔藓科植物的重要文献。抗战后，他研究了何昌在广东、海南采集的标本，发表了海南苔藓18 种，又研究了我国孔雀藓科，整理了一套中国苔藓标本集，为我国苔藓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真菌学。18 世纪中叶起，西方学者来我国采集标本，开始用近代方法研究真菌。1916 年，章祖纯在北京附近调查植物病害，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真菌学的研究。之后，钱燧孙、邹秉文等也作了大量的真菌植物病害的研究。魏嵒寿、祝汝佐、方心光、施有光从各种食品中分离出毛霉、酵母、毒霉、曲霉等真菌，研究了工业发酵生产。胡先骕作了纯真菌分类研究，他的《浙江、江西两省真菌采集杂纪》是我国最早发表的关于真菌的论文。戴芳澜于1936、1937 年曾把国内已知真菌编为《中国真菌名录》，列出真菌2600种。1939 年邓叔群把他10 年来的研究汇集为《中国高等真菌志》，记录真菌1400 种①。自30 年代起先后报道了中草药、葱、姜、蒜、烟草等的抗菌作用，研究了皮肤真菌变异，华北头部白癣病。1935 年，朱彦丞对地衣作了研究，发表了《中国地衣初步研究》一文。
中国植物形态学。包括形态、解剖、胚胎、实验形态和实验胚胎等。张景钺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就对植物形态学作了学习和研究。1926 年，他在国外发表了《蕨茎组织之研究》，回国前后，培养出一批形态学方面的人才，为开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基础。1929 年，严楚江发表了《梧桐性分化及花部解剖》，是我国花果形态学的第一篇重要文献。30 年代以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都先后开设形态学课程并作了一些形态学研究工作。静生生物研究所创建了木材研究室，唐耀在此共完成7篇木材解剖文章（1931-1935 年），以及《中国木材学》一书，成为这一研究的开创者。据1934 年统计"中国植物学会会员总共105 人，其中专门从事植物形态学教学及科研的人员约占全体会员的12％"①。
1946 年，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上海创建了植物形态学研究室。王伏雄等分别完成水松、柃柏、香榧和竹柏等我国特有裸子植物胚胎发育的研究。该所森林研究室还作了桦柏类植物解剖的研究。
中国植物细胞学。我国在该领域中的研究始于30 年代初。1930 年，段续川对植物制片技术作了改进，他克服了海氐苏木精染色过程中脱色和分色的困难，采用苦味酸为脱色剂，收到很好的效果，为中外植物制片工作者广泛采用。他还进行了脂麻掌（Gasteria）减数分裂的研究。王宗清在1932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版，第217-219 页。
① 陈克进主编：《婚姻家庭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年版，第217-218 页。年开始对黑穗病作细胞学和病理学研究，并且以文冠果、栾树、普通蒟蒻、梧桐、万年青、七叶树、荇菜、揪树、槐树为材料，对细胞核及其分裂开展过大量研究。从1941 年起吴素萱发表了Spironema fragrans 和鸭跖草科其他属的细胞学方面的论文。对有丝分裂和减数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结构和行为以及核仁的起源和发育，染色体和核仁之间相互关系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郑国锠等发现在延龄草和洋葱根尖有单倍体细胞，进一步证实了所谓染色体数目的恒定论不是绝对的。他们用理化因子处理材料，发现体细胞减数的百分率可由自发的1％-2％增加到5％。
总之"研究领域涉及到植物细胞制片术，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结构和行为以及细胞生理、细胞遗传等方面"。②中国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钱崇澍、李继侗、仲崇信先后在清华大学和四川大学讲授过植物生态学。钱崇澍、刘慎谔、侯学煜、张宏达等分别在全国各地作过一些森林、草原、荒漠、海岛、高原、高山植被及生态学的调查和观察。
中国植物生理学。1914 年张埏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5 年钱崇澍在江苏甲种师范学校，以后在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及厦门大学都讲授过植物生理学。1917 年，钱崇澍发表了我国近代第一篇植物生理学论文。1925 年，李继侗在南开大学讲授植物生理学并开展了研究。1929 年他在英国植物学年刊上发表《光对光合速率的瞬时效应》的论文，认为光反应不止一个。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一篇论述光合作用的有重要价值的文献。他应当是在国内从事植物生理学实验研究的第一人①。殷宏章、娄成后等一批植物生理学家开展了对生长素、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植物油、微生物生理、抗生素和植物感应性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也培养了不少有声望的植物生理学家。据统计在1929-1949 年，我国从事植物生理学研究人员约20 人，总共发表论文约155 篇。
植物营养生理。这是在我国植物学研究最早开展的工作。1917 年钱崇澍讨论了"钡锶铈"对水绵的作用。罗宗洛在30 年代研究了玉米幼苗对氮素的吸收，发现根系吸收氨离子与硝酸根的速率不同，引起了溶液中酸碱度的变化，从而影响生长。40 年代他和学生研究微量元素对水稻、小麦、玉米初期生长的物质变化，还研究了对花粉萌发与生长等作用。40 年代末崔徵等研究了锌和生长素生物合成的关系，以及锌对色氨酸合成的作用和对细胞器结构的影响。曹宗巽在美国较早用32P 研究了植物磷代谢的某些特点。罗宗洛在1945 年主持了中央研究院植物所，他在植物矿质营养生理方面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呼吸代谢的研究。也是起步较早的工作。30 年代汤佩松首先证明在植物体内存在细胞氧化酶。抗战期间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工作，首先提出呼吸存在多条途径的论据。40 年代至50 年代，殷宏章在英国做了磷酸化酶的细胞化学与气孔开闭的关系研究，后来在上海与李淑俊做了光对叶绿体淀粉形成影响的研究等等。
植物激素的研究。开始于30 年代。1938 年，殷宏章发表了生长素与植物叶片昼夜运动研究的成果。黄昌贤在1938 年发表了生长素诱导无种子果实② 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128 页。
① 《上林县志》，广西上林县图书馆1934 年铅印本。
工作的成果。40 年代殷宏章做了用生长素诱导植物插条生根的研究。罗宗洛等开展了生长素与微量元素在刺激生长上的比较。1947 年汤玉玮发表了吲哚乙酸氧化酶的研究成果。1948 年崔徵发表了生长素与硫化腺嘌呤对器官发生以及锌对生长素合成的作用的研究成果。
细胞生理研究。1934 年李继侗发现银杏胚乳提取汁可以促进银杏离体胚的生长，这一发现对利用胚乳汁、幼果和幼种子提取物促进培养组织的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它导致今天广泛应用椰子汁（胚乳）作为培养基的附加成份。1936 年前后，罗宗洛与罗士韦在离体玉米等根尖培养中发现幼桑叶提取汁可以促进离体生长，为后来证明，该提取汁也是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做培养基所含的不可缺少的成份，提供了启示。1946 年罗士韦在美国发表了首次培养石刁柏茎尖成功的论文。2 年后Skoog 和崔徵利用生长素和腺嘌呤处理烟草茎切段和愈伤组织以控制生长和芽的形成，导致激动素的发现。后来又开展了利用激动素和生长素控制器官分化的研究。
植物生长发育的研究。在我国早期仅限于形态观察。30 年代初丁颖等观察过水稻开花过程。后来潘简良等人先后研究过稻对光照周期的不同反应。40 年代末，曹宗巽在国外研究兰花授粉后的生理化变化，这是早期关于受精生理的研究。此外，1930 年陈华癸在英国作过根瘤菌株选育研究。
中国植物化学。1915 至1921 年，吴云间、陈寅、杜嘉瑜等发表了植物有用成份和有毒成份研究的论文，对植物单宁和植物油也作了分析。自20年代开始，我国研究者致力于常用著名中草药的研究：袁淑范对贝母，赵承嘏、陈克恢对麻黄和延胡索作了研究，赵嘏黄对许多药用植物成份的研究，汤腾汉对半夏的研究。抗日战争中，除黄鸣龙、庄长恭等对中药进行化学成份的分析研究外，对其他植物成份分析也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对植物油、茶叶和酒类的分析。1935-1936 年汤佩松对几十种海藻作了含碘的分析。抗战中他作了用蓖麻油代替润滑油的研究。有关研究者在中药常山中分得了抗疟成份常山碱。从松节油、豆油、菜油提炼汽油的代用品，以应抗战之需。抗战前兴办过几座植物园，著名的有1929 年由叶培忠领导建立的南京中山陵植物园和1934 年由秦仁昌领导建立的庐山植物园。1938 年7 月，因日军进逼，庐山植物园被迫撤离。12 月，部分职工在秦仁昌率领下转移至云南丽江，成立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先后采集标本15000 余号。
抗战胜利后，陈封怀教授等重返庐山，植物园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他们用向国外出售种苗等办法，筹集资金重建庐山森林植物园。
（三）中国动物学会的建立与近代动物学的进展中国动物学会成立于1934 年9 月23 日。发起人是以秉志为首的30 位动物学家，成立大会在江西庐山莲花谷召开，订立了会章，选举理事、监事。会址初设在南京博物馆，后改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内。学会成立时，仅有会员50 人，到1949 年会员增至348 人。
成立大会即为第一届年会，宣读论文40 篇。至1936 年，年会每年定期举行。抗日战争后，年会无法保证召开，仅有1943 年、1945 年、1947 年举办过年会。前后共6 次全国性年会。
学会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推举秉志为总编辑，陈桢、朱洗、贝时璋、董津茂、胡经甫、寿振黄任编辑，卢于道任干事编辑，刊行《中国动物学》杂志，抗战前仅出了3 卷便因战事停刊。
在动物学研究成果方面，王家楫、戴立生、张作人、何学伟、范德盛、熊大仕、张奎、韩朝佐等人对原生动物进行研究。陈纳逊对腔肠动物，陈义对环节动物，伍献文对圆形动物，沈嘉瑞对甲壳动物作了研究。在昆虫学方面，胡经甫做的工作最多，在10 年中发表有关论文50 多篇，其他如陈世骧、邹钟琳、吴福桢等等也都在昆虫分类研究上作了许多工作。另外董聿茂、陆鼎恒、张玺、陈义等人对沿海介壳类动物也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鱼类研究领域，朱元鼎、伍献文、陈兼善、张春霖等人发表过很多研究报告。
1931 年，朱元鼎出版《中国鱼类索引》，著录鱼类1497 种，是中国第一部鱼类分类学专著。从事两栖类研究的有方柄文、张孟闻、刘承钊等。寿振黄、任国荣等在鸟类方面开展了调查研究。
从20 年代开始，秉志就对江豚、虎、白鲸等多种动物，作了一系列解剖研究，陈纳逊、陈伯康、张伯钧、武兆发、马文昭、孟廷秀、罗克昌、崔芝兰、欧阳翥、卢于道等分别在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细胞学领域开展过研究工作。在生理学方面林可胜对胃液分泌机制作了研究，吴宪等在蛋白质变性作用、免疫化学、血液分析、营养学方面，蔡翘关于肝糖元代谢的研究都取得了有价值的结果。张宗翰、汪敬熙、张锡钧等人对中枢神经生理作了许多研究工作。其中张锡钧关于Ach 是中枢神经的化学递质概念和"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反射学说"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者的好评。冯德培与合作者在肌肉神经生理学方面完成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发现关于肌肉代谢因拉长而增加的新现象，被称之为"冯氏效应"。孙宗彭关于内分泌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贝时璋、朱洗、童弟周等人开创了我国近代实验动物学研究。贝时璋从20 年代起就从事实验动物学研究，他对细胞再生、分裂、转变等活动规律，作了较深入的实验研究。
朱洗进行了两栖类杂交细胞学研究，他弄清了杂交中受精的基本现象，说明了卵子不能正常受精的原因。他的成果颇受生物学界重视，成果也多次被引用。贝时璋自30 年代起，提出细胞重建的观点，他认为细胞分裂不是细胞繁殖的唯一途径，他通过实验发现，在生物体内，以某种物质为基础，也可以形成完整的细胞，这种现象叫做细胞重建。细胞重建研究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中都有着重大意义。在抗战前后，他研究了甲壳类动物生殖细胞的性转变，卵黄粒与细胞重建；研究了环节动物的再生，再生与自然分裂的关系等等。蔡邦华自30 年代开始对螟虫的分类、发生、防治作了长期的系统研究。他后来创建了一套害虫预测预报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四）中国微生物学会和中国近代工业微生物学的进展我国是最早利用微生物的发酵作用制造产品的国家。在西方，借助显微镜的帮助，人们才发现了微生物。到19 世纪中叶，由于巴斯德（1822-1895）等人的工作，揭开了微生物产生发酵作用的秘密。《格致汇编》（1876-1892年间出版共7 卷）多次论及工业微生物学知识。自1880 年起《格致汇编》杂志连载了英国司腾撰罗以司修订的《化学卫生论》，在《论植物》一章中明确论述了发酵是由于微生物的作用，并有在显微镜下描绘的酵母形状的附图。在《论所酿五谷等酒》及《论所酿葡萄酒等》章中阐述了酿造方法和原理，也论述了微生物在发酵过程中的作用等等。
辛亥革命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首先开设工业微生物学课，由孙宗浩和张乃燕讲授。该校校址在北京西四祖家街，1921 年后改为北京工业大学，内设应用化学科，讲授制糖、酿造、造纸、制革和油漆等课程。1927 年，上海成立国立劳动大学，内设农学院农艺化学系，农产制造是该系的主要课程。此后，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也先后设立工业微生物学系。1930 年，实业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工业实验所，下设酿造室，聘陈騊声为该室主任（1899-？），主要研究发酵工艺及有关微生物学问题。酿造室还附设酒精和酱油试验厂，可以做小型和中型工业试验。这是我国第一个工业微生物学的科研机构。1922 年，范旭东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社，聘孙学悟为社长。1931 年，黄海化学工业社设立发酵与菌学研究室，初聘魏嵒寿为室主任。不久，魏赴南京大学就教，此室便直接由孙学悟领导。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发酵与菌学实验室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为发展中国的微生物工业做了不少贡献，出版了《发酵与细菌》双月刊。除去上述两个研究机构外，国内还有一些高等工业院校也开展了工业微生物学的研究，北平大学工学院的方乘，山东大学化学系的汤腾汉、王祖荫等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工业微生物学自初创时期起其研究工作就与生产实践紧密相联。由于我国的传统发酵技术，如酒、醋、酱油的酿造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风格，工业微生物学工作者们就意识到，用近代微生物学知识分析这些古老的技术，研究改进的途径是重要的课题。其中应包括调查了解传统工艺过程；分离、培养与发酵过程相关的一些微生物；研究这些微生物的形态和生理，并比较它们的发酵能力及特性，在这一基础上制造新的曲种。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用曲酿酒的国家，酒的酿造是工业微生物学者研究最多的课题。30 年代初，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孙学悟、方心芳、金培松等对高粱酒、汾酒作了研究，他们发表了我国制曲酿酒的首批实验报告。
1932 年，陈騊声从南京等地的酒药中分离出15 种酵母及数种霉曲，研究了它们的形态和生理。1935 年方心芳研究了从国内酒曲、酒醅和葡萄中分离出来的40 株酵母，比较了它们的发酵力，发现了一些酵母的新种。魏嵒寿和金贵湜自酒药中分离出糖化力强的霉菌，施有光、沈学源和庄任从不同的原料中也得到类似的霉菌。汤腾汉、郭质良分析了山东52 个县的酒曲，研究了其中的酵母菌和霉菌的性质，比较它们的糖化力和酒精发酵力。方心芳、谈家麟测定并比较了100 多种曲菌的糖化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在30 年代初，方心芳等人选择出糖化力较强的霉菌和酒精发酵力强的酵母菌，用麸皮和酒糟制成霉菌曲，代替大曲用于酿酒。这种工艺不但可以提高出酒率，而且节约了粮食。
酱油是一项消耗量很大的调味品，陈騊声等人在中央工业试验所酿造室时发明了酱油速酿法，使酱油酿造周期从一年缩短到两个月，实现了酱油技术的一次重大革新。他们还研究用米糠、麸皮、豆饼等原料代替小麦、黄豆酿制酱油。抗战期间，秦含章（1908-）根据它自己的实验结果编写了《酿造酱油之理论与技术》一书，就传统的酱油酿造工艺，系统地阐述了它的原料处理、制曲、制醪、压榨和成品调整的生产技术和理论并因此获奖。魏嵒寿、方心芳、龚学文、冀鹤鸣等也各自对酱油生产过程中的酵母菌和曲霉菌作了研究。
酒精工业是一种重要的发酵工业。1906 年，俄国人首先开办哈尔滨酒精厂。1922 年，溥益实业公司在济南黄台镇开办了一家酒精厂，陈騊声在微碱性的糖蜜中，添加适量浓硫酸，经高压蒸煮半小时，就生产出了合格的酒精，一举解决了开工后屡次失败的困境。10 年后，上海中国酒精厂又发生了类似故事，陈嵒声用糖蜜补氮法使酒精生产获得成功。
抗战时期，汽车以酒精代替汽油作燃料，酒精需量大增，但是四川产的糖蜜中缺少含氮化合物，由于生产硫酸铵的永利宁厂被日寇破坏，货源断绝。方心芳等人试验用人尿代替硫酸铵获得成功，使得用糖蜜生产的酒精在抗战中大大发挥了作用。
抗战期间黄海化学工业社利用五倍子经发酵制成棓酸。棓酸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方心芳等人试验了黑曲霉素及青霉菌上百种，比较了它们分解单宁酸的能力，经过从试管发酵到日产百余斤的生产规模试验，终于在1940年建厂投产。同年又开展了棓酸固体发酵研究，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我国的工业微生物学家在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做出了贡献。他们分离鉴定了与发酵有关的多种微生物，对普查我国的微生物资源有着重大意义。1928年魏嵒寿、祝汝佐研究腐乳上的毛霉，发现了一个真菌新种，并加以命名。方心芳在研究中国酒药的根霉、中国产酵母、川产霉菌时发现了多种新的酵霉。沈学源等也发现了毛霉的一个新种。魏嵒寿等发现将中国酒曲中的微生物置于固体培养基上，在紫外灯光下呈不同的莹光，从而找到一种鉴别相近微生物的新方法。
工业微生物的生理研究以方心芳做的工作最多。他对微生物的生长素和酵母菌的营养问题作过许多研究，写过真菌生理学的多篇报告，被视为重要文献。魏嵒寿、金培松研究过酵母菌小囊孢子形成的条件。肖永澜研究过在培养基中加入一定量DDT 后，给霉菌和酵母菌的生长带来的影响等等。
在1939 年以前，我国工业微生物没有专门刊物。1939 年，由方心芳提议，黄海化学工业社创办了《黄海发酵与细菌专辑》，该刊到1951 年为止，共出版了12 卷70 期。
在30 至40 年代，也出版了一批工业微生物学专著。1931 年，陈騊声率先出版了《发酵工业》和《农产制造》（中华书局版），1933 年方乘出版了《酒精制造学》。1935 年前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工学小丛书，其中与工业微生物有关的共3 部。1941 年陈嵒声出版了我国最早编写的酿造学教科书《酿造学总论》和《酿造学分论》。1945 年，方心芳出版了《应用菌学概要》，主要论及发酵过程中的微生物。
（五）中国近代杰出的生物学家钟观光（1868-1940 年），字宪鬯，浙江镇海县人，1887 年中秀才，1900年任南菁书院理化教习。1901 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被聘为教育部参事。1915年被聘为湖南高等师范博物学教习。1918 年在广西发现我国特有的植物珙■树、胭脂木，并发现我国特有的孑遗树种。一种树大花香的乔木被定名为观光木Tsoongiuden dron Odorum Chun，以为纪念。他用四年时间跋涉全国11个省区，采集当时植物标本16000 多种，计15 万多号，海产动物标本500余种，木材、果实、根茎、竹类300 余种，为北京大学植物标本室奠定了基础。
1927 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聘请他为副教授，兼浙江省博物馆主任。
著有《说文植物类证》手稿，对54 科199 种植物名词做了考证和订正工作。
今尚存《山海经植物》、《近世毛诗植物解》、《北山画谱序》、《物质纪略》、《植物古籍辞例》、《段注说文录要》等150 万字的手稿，对古籍中的植物名词做了大量的考证。
1940 年9 月30 日，在日寇侵华中忧愤而死。他是中国近代植物学界的一位开拓者。
秉志（1886-1965 年）字农山，原名翟秉志，翟际清。满族。河南省开封市人。清末举人。1980 年京师大学堂预科毕业，1918 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18-1920 年，在美国韦氏研究所为研究学侣。1920 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厦门大学、中央大学、震旦大学教授。1921-1937 年曾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任主任兼教授。1952-1965 年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秉志是中国动物学会主要创始人，并被选为会长。对中国近代动物分类学、动物形态学、动物生理学、昆虫学和古动物学均有研究，尤擅长动物解剖学。他一生共写论文63 篇。
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陈桢（1894-1957 年），江苏省邗江县人。1920 年赴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22 年回国，历任东南大学、京师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系主任。1947 年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通讯研究员、评议员，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第一届委员。1952 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53 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主任。
陈桢自1925 年以来长期研究金鱼的遗传与变异，使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主要论文有《金鱼的变异、进化与遗传》、《金鱼色的遗传紫色和综色的遗传》、《金鱼家化史与品种形成的因素》等。
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胡先骕（1894-1963 年）字步曾，号忏盦。江西新建人，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22 年任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1928 年在北平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1934 年在庐山创办森林植物园。1937 年任云南植物研究所所长。1940 年任中正大学校长兼农学院教授。解放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1968 年7 月16 日，因"四人帮"迫害，含冤去世。
平生治学成果丰富，发表论文百余篇，植物学专论有63 篇，他是我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之一。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贝时璋（1903-），浙江镇海县人。1928 年获德国土滨根大学自然科学博士。1930 年回国，历任杭州大学生物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
自20 年代起，一直从事实验生物学研究，对细胞的常数、再生、分裂、转变等活动规律作过多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从30 年代起提出细胞重建观点。他发现细胞除分裂繁殖增生外，在生物体内，以某种物质为基础，也可以逐渐形成完整的细胞，他称这一过程为细胞重建。这一现象反映了细胞的起源是细胞自组织、自装备的过程，也可以说明地球上生物体内一个生物的繁殖、发育、合成细胞的过程，因此这一发现和研究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1934 年加入动物学会，曾任理事长。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副主编。秦仁昌（1889-1986 年）江苏武进县人。1919 年考入金陵大学林学系。1925 年毕业后在东南大学当助教，1929 年到丹麦哥本哈根工作，以后转到瑞典，在林奈家乡做了访问研究。又到英国名家植物园查阅了中国和邻近国家的全部蕨类标本，选出18000 张，拍成照片，带回祖国。
1934 年7 月到江西创建庐山植物园，到1937 年已略具雏形。不幸遭到日寇的践踏。1938 年秋日寇进逼九江，庐山被围，遂决定将60 余箱图书、标本寄存在美国小学，他便离开庐山到了云南丽江县住了7 年。1940 年发表论文《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这是世界蕨类植物分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受到国际上同行们的高度评价。他因此获《荷印龙佛奖金》。
秦仁昌发表的论文有135 种。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伍献文（1900-1985 年），浙江省瑞安县人，1921 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科。1929 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1932 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研究员、复旦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兼系主任、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兼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
他的论著中有关鱼类分类学论文18 篇、鱼类形态学论文12 篇、鱼类生态学及生理学论文6 篇、寄生线虫分类学论文14 篇、淡水线虫学2 篇、海洋及湖沿学调查报告6 篇、节肢动物分类学论文5 篇、爬行两栖类3 篇、考古学论文3 篇，共85 篇，还出版专著5 种。他的《中国淡水鱼养殖学》一书是对我国淡水鱼养殖方法和研究工作的全面总结。
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殷宏章（1908-），原籍贵州，出生于山东省兖州。1929 年南开大学毕业。1933 年清华大学读研究生，1937 年在美国加州获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授。1951 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1953 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后任所长。1984 年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
1928 年与李继侗教授发现光合作用从低光强到高光强照射有一个瞬间促进效应；从白光到红光照射或反转，光合恒速，而从高光强到低光强照射则有一个瞬间的抑制效应。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光反应与放氧的关系有一定的意义。30 年后，Blinks 和Emerson 也发现了这一现象。他对酶、生长素、有机物质转运等问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的植物磷酸酶组织的化学研究，为国外文献多次引用。50 年代以后他在水稻的研究中，发现水稻开花后物质转运积累的规律，为解决水稻的倒伏问题、密植问题提供了依据。共发表论文100 多篇。
1948 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钱崇澍（1883-1965 年），号雨农，浙江海宁人。1914 年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自然科学院毕业。又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学习。1916 年回国，历任南京甲种农业学校、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教授。1935 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1950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国植物杂志》主编，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
他是我国植物分类学、植物生理学、地植物学和植物区系学的创始人之一，是这门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主要著作有《高等植物学》（与胡先骕合作1923 年）、《中国植物志》（前三卷）、《宾夕法尼亚毛莨的两个亚洲近缘种》、《安徽黄山植物之初步观察》等。
1984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戴芳澜（1893-1973 年），号观亭，湖北省江陵县人。1913 年于清华学校结业，赴美康乃尔大学留学，1918 年进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回国后任南京第一农业专科学校、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清华大学植物病理学系主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于1934 年在美国纽约植物院任研究员。1953 年后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研究室任主任，后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
他早年从事水稻和果树等植物病害的研究及其防治。1930 年后开始我国真菌研究，对真菌的分类造诣很深，并对真菌的形态和遗传作过研究，他的许多论文至今仍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他是我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对我国近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过重大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真菌总汇》、《中国白粉科的研究》、《脉孢菌的性连锁》等等。《三角枫上白粉菌的一种新种》是国内现代分类研究真菌的第一个成果。
1948 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保学会名誉理事长，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罗宗洛（1898-1978 年），浙江省黄岩人。1917 年于南洋中学毕业后留学日本，1930 年毕业于日本北海大学。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44 年后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台湾大学代理校长、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
他是中国近代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早年对水绵细胞质的粘度变化与酸度的关系，对植物吸收、利用硝态氨和氨态氮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在植物矿质营养生理、植物离体根尖培养方面，作过较深入研究。他的论著约30余篇，如《氢离子浓度对若干栽培植物幼苗生长的影响》、《进一步探讨高等植物的根系吸收氨和硝酸盐》等。
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 年获原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称号。
汤佩松（1903-），湖北浠水（今■水县）人。1925 年赴美留学，1927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28-1930 年在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毕业，得自然哲学博士学位。1933 年回国，任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农学院院长。
他是一直从事生物物理教学研究的学者，主要贡献有：1930 年发现海星卵在受精后呼吸大大增强，1932 年发现植物中存在着细胞色素氧化酶，1952年发现叶绿体中碳酸酐酶的存在，1957 年发现水稻苗中硝酸还原酶的适应形成，其中用热力学概念分析了水分进出细胞过程的规律（与王竹溪合作），被国际公认为植物生理学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汤非凡（1897-1957 年）湖南醴陵人，1921 年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1929 年归国，历任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上海雷氏德研究所（Lis－ter Instiute）细菌学系主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并当选第8 届国际微生物学会常任理事。1949 年后，任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
1936 年，汤非凡与谢少文、朱届明参加过国际微生物学联合会的学术活动，1947 年又参加了丹麦举行的国际微生物学会联合会（Iums）第四次大会，被选为常务委员。
他对立克次体、支原体一类微生物的研究有卓越贡献。1955 年首次分离培养出沙眼依原体（Chlmy dia trachomats，对我国研制青霉素亦有重要贡献。他为发展中国近代、现代微生物学、免疫学、抗生素学作出了贡献。1980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沙眼金质奖章"。1982 年他的沙眼依原体分离培养获得了国家发明奖。
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冯德培（1907-），浙江临海人。1922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29年赴美留学，1930 年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33 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去美国费城詹森基金会从事医学物理研究。1934 年回国，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医学院讲师、教授。1946 年，在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当访问研究员，1947 年任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代主任。1949 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所长、华东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生理研究所所长。
早年他在英国从事肌肉和神经的能力学研究，其中关于神经与肌肉产热问题的研究结果，至今仍为中国有关教科书引用。他关于神经肌肉接头的传递问题的研究，为化学传递学说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至今为国际同行重视并引用。40 年代后，他对神经膜电位和神经结缔组织鞘的作用进行研究，证明神经膜电位属于董南氐电位性质，神经结缔组织鞘为有效弥散障碍物。60 年代，他从事神经肌肉肥大的新现象研究。共有论文70 余篇。
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生理学会的会员、美国神经科学会名誉会员、英国伦敦大学学院院士，并连任三届国际生理科学联合会理事。
蔡翘（1897-1990 年），字卓夫，广东省揭阳县人。1919 年赴美国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心理学。1922 年转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生理学和神经学，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上海雷士德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央大学医学院代理院长，第五军医大学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1925 年，在美洲袋鼠的解剖学研究中发现了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分，被称为"蔡氏区"。1929 年阐明了甲状旁腺割除后肌肉抽搐和死亡的原因。1930 年，在国外从事神经传导生理研究，阐明了感受器适应现象。1932年在上海发现并阐明了肝脏的糖元异生机制及其对糖稳定性的调控，受到国内外生理学界的重视。1938-1949 年，主要研究了血小板与止血的关系。60年代从事航空、航天及军事劳动的生理研究。共发表论文及文章150 余篇。他的《人类生理学》是我国第一部生理学教科书。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十、中国近代农学（一）中国近代农学的发展西方农业科技以较大规模传入中国肇始于19 世纪末。1897 年，罗振玉在上海创办《农学报》，这是中国第一家农业刊物，前后发表了有关国外农业科学技术方面的译文或农学教材1151 篇。这家刊物到1905 年底转让给日本人。1904 年，上海的"江南总农会"编辑了一套外国农业科技译丛，共82册，命名《农学丛书》。这套丛书共收入农学译著149 种，涉及农业政策、经济、科技、教育、法规，大体反映了西方各国的农业科技水平。此外，当时的留日学生范迪吉等人，江南机器制造局、广学会等机构也都翻译出版了不少日本和西方的农业著作。到1910 年以前，大约出版了200 多种外国农业科技著作，对近代农业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清末，我国新式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相继出现。1897 年浙江蚕学馆开学，1898 年近代第一所农科大学和京师大学堂农科成立，这两所学校都聘请了日籍教师主持教务。同年，上海设育蚕试验场，也请过几位日本专家主持技术。据统计，到1906 年，我国聘请的外籍农业教师多达600 人。这种以高薪聘请外籍教师的局面，直到辛亥革命后大批留学生陆续回国才告结束。1889 年，浙江海关税务司派送江生金和金炳生2 人往法国蒙伯业养蚕公院学习蚕病的防治，他们回国后任浙江蚕学馆总教习。从1901 至1911 年间2831 名留日学生中仅有55 人毕业于农科。此外还有少数学生去美国和西欧各国专攻农科。我国近代著名的农学家、农业教育家，不少人是这一时期的留学生。
19 世纪末，新式农具、化肥、农药、家畜和农作物的优良品种也陆续引进。当时引进较多成效较大的都属于抽水排灌一类的机具。引进的农作物中以美棉（陆地棉）为最早，也最见成效。据统计，清末先后引进良种40 余批，包括棉花、稻、麦、玉米、花生、烟草、土豆、蔬菜、水果等。1900 年，罗振玉等人提出引进各国动物优良品种，如瑞士的羊、意大利的蜂、荷兰的牛等。1910 年，北洋政府在察哈尔、北京、安徽设立了三所种畜场，购入了各国家畜、家禽良种，1917 年，留美学生虞振庸引进一批荷兰奶牛，在北京创办模范奶牛场。1924 年，留美学生陈宰均在青岛建立新型猪、鸡饲养场，引入巴克夏猪和来亨鸡。此外，广东岭南大学也于1918 年引进过约克、盘克等良种猪。他们利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养殖和推广，成效较以前大为显著。清末，自1898 年以后，各地农事实验场逐渐增多。1906 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中央农事试验场，由清末状元刘春霖任场长，内设树艺、园艺、蚕丝、化验、病虫害5 种，每种均有试验项目。这类农业试验机关在1910 年前总共约有20 余所。由于人才缺乏、经费不足，因此成绩很小。
1914 年，张謇出任国民（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他竭力提倡"棉、铁政策"，广设农林试验场，以改良中国的农林作物。据1931 年统计，各级农业试验场多达552 所。一些国立、省立农业试验场，如1917 年虞振庸办北京模范奶牛场，1922 年江苏省昆虫局，1924 年浙江省昆虫局，1924 年陈宰办青岛良种猪、鸡场，1926 年丁颖办广东稻作试验场等等，都在科研方面有所建树。不过大多数试验场缺少人才和经费，徒有虚名而已。
这一时期里，一些著名的大学，如金陵大学、东南大学、南通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等积极开展农业科研活动，取得过多项科研成果。
1928 年5 月，广东中山大学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农业教育推广"的议案。是年6 月，国民政府由农矿、内政、教育三部共同颁布了"农业推广规程"。年底，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协调组织全国的农业推广工作，有的地方也设立了相应的农业推广机构。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介绍和推广农作物良种和种植技术，由于作物良种几乎都是我国农学家们培育的品种，每年增产效果好，推广成效较大。还组织推广家畜、家禽良种的繁殖和饲养，肥料和农药的施用及其他农业生产技术。这些推广以"结果示范为基础"，配合各种宣传手段，在30 年代里曾经搞得有声有色，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全国农业研究机构又有发展，属于国立和省立的机构占了较大比重。据1935 年统计，国立52 所、省立356 所、县立174所，私立及团体附设共59 所，合计691 所①。农业科研经费大约2000 多万元。30 年代是近代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研究的最好时期，曾涌现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农业科研机构。例如中华农学会上海农学研究所，上海牛瘟血清制造所，水利工程研究所，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华棉产改进会，中央种畜场，中央水工试验所，西北畜牧改良所等。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科研机构被迫西迁，不少机构只能归并或停办。
中国农业科技刚刚发展起来就遭到战争的摧残。
抗战胜利后，一些归并、停办的机构始得恢复，同时又曾设了一批科研机构，如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林业实验所，中央水产实验所，中央畜牧实验所等，仅直属于农业部的各类试验场（所）就有45 处。
民国建立以来，在国外学习农业科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对发展中国近代农业科技起着开拓者的作用，也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
近代农作物育种的成就。我国的近代育种事业，以棉、麦、稻为主。
近代纺织工业在中国迅速发展，对棉花需求量很大，但是国内当时棉花品种变异退化严重，因此，我国近代育种学家首先进行棉花的选育良种研究。1912 年，金陵大学得到纱厂联合会的资助，率先着手棉种改良。1919 年，他们在上海吴淞棉田里发现一个绒长而铃大的棉铃，带回南京选育成"百万华棉"。几乎同时，江苏南通甲种农校于1914 年开始选育南通"鸡脚棉"，到1921 年育成"鸡脚棉"良种。这些是中国近代农学家培育成的首批良种。1922年，东南大学成立"棉作改良推广委员会"，聘请美国棉作专家柯克（O·F·Cook）为董事，先后育成青茎鸡脚棉、小白花棉、孝感长绒棉、江阴白皮棉等品种，并提纯驯化美棉脱字棉及爱字棉等。1932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聘请美国棉作专家洛夫为技术指导，征集中美棉30 余种，在全国17 个试验点同时进行品种对比试验，经过几年的努力，选出适合黄河流域栽培的斯字棉、适合长江流域栽培的德字棉。经过推广，这几个棉种的种植面积都在百万亩以上。
1914 年，金陵大学农科首先开展小麦的育种工作。不久育成"金大26号"、"金大2905 号"等品种，抗战前推广面积达百万亩。1932 年，中央大学农学院金善宝教授引进意大利早熟品种明他那（Montana），从3000 多个品种中选育成"中大2419"。抗战期间，仅四川就推广7 万亩。1949 年后
① 钱天鹤：《中国农业研究工作鸟瞰》，1935 年。
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华南地区大面积推广，种植面积超过7000 万亩。1935年，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展小麦抗锈病育种，在南京、长沙等地多点试验，共选出9 个抗锈病品种，用作抗病育种的原始材料。到1949 年为止，该所共育成小麦良种60 余种，推广的品种约30 种，推广种植面积超过200 万亩。水稻的育种工作是20 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23 年，东南大学的赵莲芳博士用近代方法育成秈稻良种"帽子头"。这一品种比本地稻种增产2 成以上，到抗战前为止，在苏、浙、皖、湘等省推广20 余万亩。1926 年，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丁颖教授创办稻作试验场，他在广州市郊沼泽地发现野生稻"犀牛尾"，将之与农家品种"竹粘"杂交，育成"中山一号"杂交种。这是世界上首次将野生稻的种质基因移入栽培稻之中，为育种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1923 年中央农业实验所育成"中农4 号"，其后又育成"中农34"号，在长江中下游各省栽培，可以增产3 成左右。1935 年，丁颖在用印度野生稻与广东栽培稻杂交获得巨型大穗品种，定名"千粒穗"，这一成功轰动了当时国内外育种界。此后，水稻育种工作发展较快，据1949 年统计，全国共育成水稻品种近49 个，推广面积400 余万亩。
20 年代金陵大学首先开展大豆育种工作，1924 年育成"金大382"号，平均增产4 成左右，在南京及成都附近推广种植10 亩以上。之后，他们又育成"南宿州647 号"。西北农学院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合作，育成"武功"系列大豆良种多个，产量均超本地品种3 成以上。
1936 年，四川农业改进所采用玉米杂交方法育种，育成双杂交品种458、452、411、404 等4 个优良品种。同年，广西农事试验所也开始玉米育种研究，育成2D、CI、65、94 等品种。30 年代，山西铭贤学校从美国进口品种中选育出"金皇后"良种，西北农学院选育出"武功白玉米"良种，在当时的玉米生产中都发挥过积极作用。
1932 年，金陵大学与开封一家农场合作，育成"开封313 号"大麦优良品种，产量超过当地种2 成以上。还育成"金大99"号裸麦良种。西北农学院育成"武功3102"、"武功3120"等品种。
1931 年，燕京大学开始高粱育种工作，7 年后选育成功"燕京129 号"，产量可超过当地品种5 成以上。
此外，北平农事试验场、四川农改所在30 年代从事过甘薯的育种工作。
广西农业试验场在抗战期间从事过甘蔗的育种，都获得成功。
蔬菜的育种工作始于30 年代中期，多属于良种的引种驯化工作。如1935年，西北农学院引进马铃薯"西北沃"，中农所引进薯茄"美谷"及"肉特多"、大牛心芥兰、花椰菜"克利木兰"、胡萝卜"老魁"、无筋四季豆、白花椰菜等等。
我国近代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始于民国元年，浙江嘉兴府因螟害成灾，设立"治螟局"，这是我国最早的专业植保机关。1913 年，农商部所属的农业试验场设立病虫害科，开创了我国近代病虫害防治的研究工作。1922年，江苏省设立昆虫局，以应付当时的虫灾，聘请了美国昆虫学家吴伟士（C·w·Wood－wortn）为局长兼总技士。1924 年春，浙江省也成立了昆虫局，任命费耕雨为局长。1930 年，广东省成立了昆虫研究所，1931 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成立了病虫害研究室。此后中央棉产改进所病虫室、湖南昆虫局等机构也相继成立，我国近代植保科研事业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同时植物的病害也引起生物学界的重视，并促进了学术研究的发展。1929 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成立，1932 年《昆虫与病害》刊物正式发行，这标志着我国近代植物病虫害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开始出现科研成果。
1916 年，章祖纯（孑民）发表《北京附近发生最盛之植物病害调查表》，开创了我国近代植物病害调查的先河。植物病害学家邹秉文主持了南京高等师范农科的植物病害的调查研究，他们对真菌分类、棉花病害、马铃薯病害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金陵大学农科致力于谷类、水稻、烟草、柑桔等作物的病害研究，总结了一套防病栽培、药物防治等防治技术。他们还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使病害研究能够深入发展。金陵大学还首先育成了抗胡麻病和稻瘟病的水稻品种系列。广东稻作研究所也在抗病育种方面开展了研究。1934 年，沈宋瀚博士出版《水稻抗螟育种及小麦抗黑杆粉病及线虫病之遗传与育种》一书，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抗病虫育种的理论著作。
飞蝗（Locusta migratoria）是我国重大虫害，1929 年南方数省发生特大蝗灾，仅浙江一地就损失2 亿元以上。1934 年，蝗灾再次大规模发生，南京国民政府召集苏、皖、浙、赣、湘、冀、鲁七省治蝗会议。国内大多数昆虫学家也与会参加讨论，提供治蝗办法，如提倡开荒地芦摊、搜集蝗卵、消灭蝗蝻、配制专用灭蝗农药，保护益虫益鸟、开展生物防治等等。这些措施，现在看来大多切实可行，它表明我国昆虫学家对蝗虫的滋生规律和生活习性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是使这些措施大规模地付诸实行，不是少数专家能办到的事。1933 至1938 年，蝗灾蔓延到全国10 省265 个县，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千万人民深受其害。
民国初年，在国外研读土壤肥料科学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开创了中国近代土壤肥料科学。
1930 年，金陵大学开展了"中国土地利用问题研究"，对长江、黄河流域诸省的土壤作了广泛的调查，其成果发表在地质调查所《土壤报告》第一号上，文章标题为《中国土壤》。其后，李庆逵、朱莲青、马溶之、熊毅、侯光炯等在此基础上扩大调查内容与范围，在1942 年发表《中国土壤概述》一文，全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土壤的种类及分布情况。1930 年，广东省成立了广东土壤调查所，由邓植仪任所长。至1937 年，他们完成了广东土壤调查提要，调查范围涉及全省1／3 的县市。这一工作在抗战期间也没有停止，共出版了土壤专刊两种，调查报告28 号。开展过土壤调查工作的地区还有广西、浙江、四川、贵州、云南、福建等省。
中央农业实验所在广泛的土壤调查工作基础上，对14 个省份作了土壤肥力测验，检测了全国耕地的理化性状和肥力水平。各地农业试验机构都开展了肥料科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些单位还能采用水平较高的田间试验和生物统计学方法。例如丁颖的"水稻吸肥时期研究"，王正的"华北农田肥料问题之研究"等等。他们的研究数据详实可靠，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不少土肥专家还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料，推广绿肥种植。中山大学土肥专家彭家元等人，致力于堆肥腐熟试验，分离出一种能分解的纤维素，促进堆肥腐熟的细菌，并制成菌种，向农民推广使用。
中国近代畜牧业的研究是以畜、禽品种的改良为主。1904 年，高祖宪、郑尚真在陕西设立"牧羊公社"，引入外国种羊，改良羊毛品质。1917 年，虞振庸在北京创办模范奶牛场，发展奶牛饲养业。1924 年，陈宰均在青岛创办新式禽畜场，改良鸡、猪品种等。总起来看，畜牧业的研究不如种植业的研究广泛而有成效。
兽医事业始于本世纪初。其时保定成立"北洋马医学堂"，后易名为"陆军马医学堂"，以传授近代兽医科技为重点，培养了不少近代兽医人才。1932年，上海商品检验局蔡无忌等人创办"上海兽医专科学校"。各地农事试验所也都设立兽医系（室），开展了禽畜病害防治研究。到30 年代中期，我国一些地区已能初步控制家畜传染病的流行。例如1935 年，徐州至上海铁路沿线耕牛口蹄役急性蔓延，情况相当危急。上海兽疫防治所迅速组织有关专家，采取了有效防治措施，仅用3 个月就扑灭了这次大面积的传染病流行，保护了大量耕畜。
（二）中国近代农、林科学社团辛亥革命前夕，各地设置了农务局等行政机关，建立了一批农务学堂和农事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农业人才，还选派了一批青年出国学习近代农业科学知识。1910 年，由南洋劝业研究会发起，联络各省农业团体和农务人员，组织成立了"全国农务联合会"。该会明确规定仅限掌握农业专门知识的人申请入会，还聘请了一些国外留学生作为"国外通讯员"，报导国外农业发展动态。辛亥革命后，该会却未能正常活动。
1916 年秋，在国内从事农事工作的一部分人与在日本留学的部分青年农学工作者聚集于上海，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学术团体。他们的目的是联合一切研究农业科学的人们，共同研究，分工合作，以改进我国农业的落后面貌，提高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1917 年元月，在上海南市假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了"中华农学会"成立大会。"当时的会员计有王舜成（苏州第二农校校长）、周青、陆水范（京师大学堂毕业）、陈嵘（日本北海道农科大学林学系，陈、周都担任过浙江农校校长）、吴桓如（日本农实科林业系、上海南菁中学农科主任）、噪探先（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硕士，南京第一农校校长，是我国最先提出农业基因学说的一位专家）、唐昌治（江苏淮阴农校校长）、余天御、王沚川（南京第一农校教员）等50 余人。会所最初设在南京三牌楼南京第一农校。"①大会公推张謇为名誉会长，陈嵘为首届会长。1919年前后，我国留日学生组织的"殖产协会"、留美学生组织的"中国农学会"以及"北京农学会"等团体相继归并入会，会员很快发展到200 多人。1945年统计，会员达到4356 人，分布在全国各农业教育和研究单位。团体会员135 个。学会还在全国各大省市设立分会和地方干事，在美、日、德、法等国留学生中设有干事。这样"中华农学会"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学会之一，也是国际上知名的农业学术团体之一。
中华农学会的主要活动是每年举行年会，自1918 年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年会以来，直到1936 年在镇江举行第19 届年会，年会从未间断。每届年会，会员皆踊跃参加，第11 届年会在南京举办时，出席会员400 人。除去学术交流外，每届年会都或多或少解决不少诸如求职、寻朋访友之类会员关心的切身问题。
学会自1918 年刊行《会报》。到1948 年共刊行《会报》190 期。最初的名称是《中华农学会丛刊》。后因经费困难，与林学会的刊物合刊，改名《中华农林会报》。后来又分开，改名《中华农学会会报》。学会会址迁上海后，刊物改由中华书局印行。到1928 年第11 届年会时，又决议将刊物收回自印，仍复原称。自1930 年起，《会报》改为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为不定期刊物。
1920 年8 月第三届会议决定每出《会报》5 期，就刊行一次专刊。专刊内容分蚕、丝、稻作、农业教育、茶叶、除螟、蚕业、合作、畜牧兽医、作物育种、植物病害、园艺、森林、农艺化学、农业经济等项。此外学会还发行农业丛书23 种，由于专业性很强，丛书的大部分是会员自己出钱印刷，由学会代销。
学会为了开展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还组织过国际间学术交流活动。1928
① 谭纫就：《中国的离婚研究》，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l932 年版，第62 页。年，学会与德国爱礼司肥料公司合作，在上海合办农学研究所，研究所还附设农事试验场。所长为许璇，研究员由梁希和陈方济兼任。这个所是为爱礼司公司生产的狮马牌化学肥料作稻、麦、棉等农作物的肥效试验。全部经费与仪器由该公司提供。后来由于该公司提出无理要求，农学会便无条件地解除了合同。
1926 年曾与日本农学会商定，每年互派农学专家5 人，研究双方的农业状况，交流学术成果。这种活动到1930 年因故停止了。
为了培植农业研究人才，学会募集有各种奖金。计有：费耕雨先生纪念奖金，授予有关昆虫的论著。
许叔玑先生纪念奖金，授予农业经济方面的论著。
黄聘珍先生纪念奖金，授予有关农业化学的论著。
梁叔五先生60 寿辰纪念奖金，授于林业科学著作。
孙玉书先生50 寿辰纪念奖金，授予有关棉作的论著并用以资助对棉作有研究的学生出国留学。
1943 年起学会还设有12 个名额奖学金，奖给各农学院优秀研究生。设有100 个名额奖学金，奖给一般农业专科学校优秀学生。
延安中国农学会成立于1940 年。该会宗旨是"研究农业学术、普及农业知识、辅成新民主主义的农业建设"。会址设在边区农业学校内。
中国农学会组织延安的农业科学工作者，进行了改良作物品种、防治作物病虫害、推广植棉技术、发展养蚕、扑灭牛瘟病等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1947 年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在上海成立，园艺学家程世抚为名誉社长，程绪珂为社长。会员很快发展到700 人，并在南京、台湾、武汉、杭州、北平、福建和复旦大学农学院等地建立了分社。"中农社"组织了园艺、农机、农业化学、农艺、农业经济、病虫害、农场经营、畜牧兽医8 个专业组。举办过大型农业展览会、报告会、讨论会、参观等活动。还出版了《中农通讯》、《中农月刊》等刊物。
1949 年以后，中华农学会、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延安中国农学会，联合其他农业学术团体，组成了现在的中国农学会。
我国近代的农业学术社团还有：中华林学会（1917 年）、新中国农学会（1926 年）、中华昆虫学会（1928 年）、中国园艺学会（1929 年）、中国植物病理学会（1929 年）、中国作物改良学会（1932 年）、中国土壤学会（1935年）、华北农产改进社（1935 年）、中国养鸡学术研究会（1936 年）、中国土壤肥料学会（1936 年）、中国农业经济学社（1937 年）、中国农业推广协会（1937 年）、中国稻作学会（1937 年）、中国农具学会（1942 年）等。（三）中国近代杰出的农学家俞大绂（1901-），浙江绍兴人。1924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29 年留学美国，读植物病理学，获博士学位。1932 年回国，历任金陵大学教授兼院长、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校长、名誉校长。
数十年来从事植物病理学及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培养并推广抗病大麦、小麦良种，抗荚斑病含油量高的大豆良种。提出了小米病害的防治措施，在真菌异核现象研究中也获得重要成果。主要著作有《蚕豆病害》、《粟病害》、《微生物》等。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当选为前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
丁颖（1888-1964 年），广东省高州县（原茂名县）人。1924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回国后，历任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兼稻作试验场场长，农学院院长，华南农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协会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
他从事水稻研究几十年，开创了一批水稻研究基地。他从生态学的观点，对中国稻种的演变和各种类型间的亲缘关系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他认定华南多年生野生稻是中国栽培稻种的祖先，中国稻作发轫于4700多年前的神农时代，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说。对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形成过程获得了系统认识，为稻种分类奠定了基础。他提出了我国栽培稻的分类系统，独创性地提出栽培特性和形态特征的稻种分类法。在稻作区划研究方面，他将我国划为6 个地域分明、特点突出的稻作带。温度是决定稻作分布的最主要的生态因子指标。早在1926 年，他用选种的方法，把野生稻"犀牛尾"抵抗恶劣环境的种质首次转移到栽培稻上，育成"中山一号"良种，经多年选育成现在的"包胎矮"种，已在生产中使用半个世纪之久。1936 年，他用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获得世界上首株"千粒穗"类型，轰动了东亚稻作学界。他首创"区制选种法"，用此法先后选育60 多个优良作物品种。他创立了"水稻品种多型性"理论，为品种选育、繁育与提纯复壮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著有《中国水稻栽培学》等140 篇（本）论文和专著。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被授予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前全苏列宁格勒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前捷克斯洛伐克农业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称号。
邓叔群（1902-1970 年），福建省福州市人。1923 年清华学堂毕业，公费留学美国，1928 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1932-1937 年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和中央自然博物馆研究员，随后任中央研究院林业实验研究所副所长。
早期侧重林业植物病理研究，并从事过水稻、小麦、棉花病害研究。1939年他率西南森林调查团深入西南和西北原始林区。他制定了一套保证更新量、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经营管理制度。这一管理方法一直延续至今。他后期从事粘菌、真菌的分类研究，采集真菌300O 余种，占全国已知真菌总数45％，其中2400 种已载入他的专著《中国的真菌》中，他发现新属4 个，新种120 个，均为国际所公认。共发表论文40 篇。
1948 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冯泽芳（1899-1959 年），浙江省义乌县人。1925 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0 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专攻棉花遗传育种，1933 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京棉业统制委员会技术员、中央棉产改进所副所长兼植棉系主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兼棉作系主任和云南工作站主任、中央大学教授兼农学院院长、南京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副处长、南京大学和南京农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他致力于棉花遗传育种研究，对中棉的形态、分类和遗传，亚洲棉与陆地棉杂种遗传学及细胞学均有深入研究。他主持了中、美棉区域试验，开展西南七省棉花区域试验及云南木棉的调查研究等，他对我国扩大棉区、提高棉花产量和品质都起了积极作用。他最早在我国从事植棉区划及棉工业区域的系统研究，提出的我国分五大棉区的意见，也被延用至今。主要著作有《冯泽芳先生棉业论文选集》、《中国的棉花》等。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金善宝（1895-1985 年），浙江诸暨县人。1926 年南京高等师范农学本科毕业。1930 年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后在明尼苏达大学研习作物育种。1932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农学院副教授、中央大学农学院教授、系主任、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华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南京市副市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院长。
30 年代，他选出"南京赤壳"、"武进无芒"、"江东门"等小麦优良品种。其中"江东门"迄今仍作为我国小麦早熟种质资源。他选育的"南大2419"良种在长江中下游、西南、华南地区推广，达7000 万亩。50 年代，他确认云南小麦是我国独有的一个新种。我国现有的93 个普通小麦的变种，有19 个是由他新定名的，60 年代，他因选育出一批"京红号"春麦良种，受到全国科学大会奖励。主要著作有：《实用小麦论》、《中国小麦品种及其系谱》等。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是前全苏列宁格勒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协副主席。
侯光炯（1905-），上海市金山县人。1928 年北京农业大学农化系毕业，1935 年赴英、德、瑞、苏、美考察土壤。1937 年任地质调查所土壤室主任，1946 年任四川大学农学系教授，1952 年任西南农学院土化系教授、系主任。长期从事土壤地理和土壤肥力的研究与教育工作。提出了土壤肥力的生物热力学观点，对土壤的粘韧曲线、土壤肥力短期鉴定法、立体土壤图都作过较深入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农业土壤概论》等。
195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十一、中国近代建筑中国古建筑至清代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种体系是以单层为主，相互配置形成院落。建筑材料以木结构和瓦屋顶为主。到近代，这种建筑技术呈现了停滞和落后的状态。
16 世纪起，传教士在华建教堂，中国陆续有西洋建筑出现。鸦片战争后，这类建筑稍见增多，它们多是一、二层楼的"券廊式"和古典式欧洲建筑风格，技术上采用砖木混合结构。
民国建立前后，西方各国竞相在华投资，开办工厂、银行，建火车站，近代建筑的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欧洲风格的娱乐建筑、花园住宅也涌现出来。辛亥革命后，近代建筑材料工业也诞生了，于是水泥、玻璃、机制砖瓦开始广泛地应用在建筑上。中国的近代建筑是从砖承重墙体系的应用开始的，继而向钢筋混凝土结构广泛转化。于是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高层建筑和大跨度建筑，同时在建筑结构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演变。例如1908 年建造的上海电话公司是6 层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1925 年建造的上海华懋（绵江）饭店，是首座10 层以上高楼，是钢框架结构；1928 年建造的广州中山堂，钢框架跨度达到30 米，会堂容纳5000 人。
中国近代建筑在30 年代达到高峰，在广州、天津、汉口和东北的一些城市，陆续建造了一批8、9 层的建筑。上海10 层以上的建筑有28 座之多。1930年建造的上海百老汇大厦，高20 层；1931 年建造的国际饭店，高24 层；1933年建造的大光明电影院，安装了空气调节设备；1934 年上海江湾体育馆建成，跨度达到43.7 米，为三绞拱钢架结构。上海的大新百货公司安装了自动电梯。这些建筑工程代表着中国近代建筑的水平。
在工业建筑方面，1904 年建造的青岛四方机车修理厂，其修理车间厂房为工字型钢架，连续10 跨，每跨15 米。钢架纵向排列，上承工字钢梁，屋顶为现浇钢筋混凝土屋面板，配以钢丝网玻璃，应是中国第一座全钢结构单层厂房。以后钢结构单层厂房大量增多。20 年代后，钢桁架跨度达到20 米，并设有50 层吊车。例如上海电力公司透平车间，跨度为20 米，柱高16.7米，安装了50 吨吊车，是民国时拥有最大吊车的建筑。
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工业建筑要稍迟于钢结构工业建筑。1911年，上海日华纱厂最早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锯齿式屋顶单层厂房。20 年代后出现了钢筋混凝土框架（上海振泰纱厂）、半门架（上海内外棉5 厂）、拱形架（上海电车公司汇山路停车场）、双绞门架与双绞拱架（上海纶昌丝厂发电间）等新式厂房结构。工厂内部要求大空间的冷加工车间和热加工车间，多半采用气楼式，结构上或用单跨，或多跨，或主跨两侧带副跨等等。例如上海公大纱厂，用多跨连续方式，车间面积达到16000 平方米以上。多层厂房是近代工业建筑发展中的一个进步。中国早期的砖木结构多层厂房均在4 层以下。1913 年，上海杨树浦厂1 号锅炉车间首先采用钢框架结构多层厂房。1938 年，该厂5 号锅炉车间兴建了10 层厂房，高50 米，一、二层为灰坑，三、四层为燃烧室，五、六层是燃烧室与过热器室，八层为煤仓，九层设打风机，十层设引风机，另附钢质烟囱，高110 米，是当时国内最高的建筑。多层建筑在30 年代达到高峰，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框架、无梁盖楼和混合结构。近代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统作现场浇铸施工，少量采用预制楼盖板。钢筋混凝土的主梁多采用掖梁形式。多层厂房由于进深大，多依靠侧窗采光，并增加人工照明。多层厂房在建筑质量上有明显的进步，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这一技术陷于停顿。
中国近代的建筑师们在解决实用功能和结构技术上曾创造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技术成果，但在建筑形式上却缺少成功的经验，他们的工作局限于表现历史上某种建筑形式的"典型特征"。这和他们所接受的以某个历史时期建筑的"典型特征"和"法式"作为标准的教育与训练经历是分不开的，与他们在西方留学时期就接受的西方建筑设计思想也是分不开的。这使得民国时期的建筑设计作品徘徊于几种定式之间，难得开辟独创的新路。他们的设计思想必然追随西方建筑学潮流而起伏。
19 世纪末，在中国流行所谓"折衷式"；20 世纪初，又风行"古典式"；30 年代，又兴起"摩登式"。还有一些中外建筑师为中国宫殿式建筑所倾倒，他们主张中外并蓄、古今兼收的主张，并在实践中作了探索。
折衷主义是指楼房具有现代化的结构，但表面却蒙上西方古典式建筑的外衣。典型的作品如1918 年建成的清华大礼堂，其正面是爱奥尼亚柱，冠以穹顶，显得庄重典雅。1921 年建成的天津开滦煤矿公司大楼，外面设有高达两层的爱奥尼亚柱廊。1923 年上海汇丰银行建成，纵横均按罗马爱奥尼亚柱的比例，中部冠以圆顶，显示西方古典建筑的庄严美。此外，天津教堂是仿法国罗曼式，哈尔滨秋林公司仿俄罗斯式等等。
20 年代开始，中国近代建筑时兴包含着现代建筑思潮的"摩登式"建筑。典型的作品如上海沙逊大厦。这座建筑（今和平饭店）建成于1928 年，表现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技术风格。它是在13 层钢框架结构上加十几米高的方锥式屋顶。内部用不同风格装饰了客房与餐厅，设施豪华而先进。这座建筑无论在建筑技术上或内部装修上，在当时都属上乘。1934 年建成的国际饭店共24 层，高86 米，钢框架结构，是民国时期最高的楼。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也在同年建成，高76.7 米，共21 层。为双层铝、钢框架结构，较全钢框架结构轻1／3。稍晚的建筑如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天津中原公司、大连火车站以及某些小住宅建筑，在现代功能上也有一定成绩，不再是西方摩登式建筑外形的模仿。这些对1949 年以后的建筑也产生了影响。
在30 年代还出现了仿古代宫殿式的建筑。这些建筑不再是传统的木结构，仅只是保留了古典建筑的外形。这一学派由于提倡保留"中国固有之形式"，因而得到政府官员和西方传教士们的支持，终于完成了用钢筋混凝土再现中国宫殿大屋顶的尝试。比较典型的有中山陵的设计。20 年代初从美国归来的吕彦直，在中山陵的设计竞赛中，其作品体现了"简朴，浑厚"的风格，并且是"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因而一举夺魁。再如广州中山纪念堂，采用八角形，在结构上采用30 米跨的钢梁和混凝土结构，满足5000 人会议的功能。这两座建筑的宫殿式外形配合周围优美的绿化环境，至今仍不失为建筑与环境相映生辉的成功之作。一些外国建筑师也热心保存"中国固有之形式"，典型的作品如协和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建于1925 年，是一组典型的院落组合建筑群，并用回廊联结各建筑，呈现出某种对称的格局。单体以三层为主，施工严格，用地紧凑，室外用不同标高组织交通等手法，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燕京大学则具有另一种特色，它修建在几个明园的遗址上，以严谨和活泼相交替的园林手法，建成了湖光塔影、相映成趣的校园。
仿古学派的理论和实践，自30 年代起就引起种种不同的意见。反对者批评说："中国旧式的房屋不合时用，又不经济"，还说"将古庙宇变为住宅，将佛塔改为贮水塔，是否合宜未加考虑，使社会人士对建筑之观念更迷惑不清。"中国建筑传统何去何从的争论，自此开端，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今天。民国时期的建筑或中或西，或古典或摩登，进而又相互交织、相互组合，形成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彩的建筑画面。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近代建筑活动扩展到内地偏辟的县镇，但工程多用竹、木、土、石等材料，为临时性建筑，建筑技术呈停顿状态。
桥梁工程是一类特殊的建筑。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的大型桥梁全部为外国人主持建造，例如德国人修建济南黄河大桥、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合建郑州黄河大桥，美国人建珠江大桥等等。直到1933 年，才有机会让中国人主持修建钱塘江铁路、公路大桥。
钱塘江经杭州入海，它在杭州附近水面宽阔，江底流砂厚度达41 米，每当涨潮，波涛险恶，使建桥工程极为艰险。1933 年，任命北洋工学院茅以升教授任钱塘江桥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任工程处处长主持大桥的设计和修建工程。茅以升决定桥址选在六和塔附近，设计中大桥长1453 米，江中正桥长1072 米，共16 孔，北岸引桥288 米，南岸引桥93 米。桥为双层，下层是单线铁路桥，上层是双线公路桥。桥孔跨度67 米，桥高77 米。
针对江水流急、江底流砂深厚的地形和水文，茅以升创造性地提出射水打桩的方法。顺利地在每个桥墩上打下160 根木桩。继而又创造性地提出浮运沉箱的方法，利用海水涨潮浮运沉箱，利用海水落潮使沉箱（重600 吨）准确地在江底木桩上就位。最后选用优质钢材建造钢梁，精心加工。全部工期只用2 年，至1937 年9 月26 日，大桥建成并通车。
钱塘江大桥是中国工程师独立主持建造的第一座近代大型桥梁，它以卓越的建桥技术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桥梁建筑史的里程碑。它的技术成就对现代中国桥梁工程也产生了影响。
十二、中国近代工程技术（一）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建立及活动自洋务运动以来，中国近代工业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中国工程界的一些人士更抱定了"科学救国"、奋发图强的决心，他们酝酿着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工程师学术团体，以便促进中国近代的各项工程学术。1912 年，詹天佑在广州组成"广东中华工程师会"；颜德庆、吴健等在上海成立"中华工学会"；徐文炯等在上海成立了"路工同人共济会"。经过三个组织联络协商决定于1913 年8 月，在汉口联合组织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名叫"中华工程师会"，推举当时极有名望的詹天佑为第一任会长。工程师学会的宗旨是"在规定营造制度；在发展工程事业；在力阐工程学术"。①当时仅有会员146 人。
1918 年3 月，一批在美国学习工程的留学生、实习生，感到有必要将工程技术人员组成团体以利于发展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于是协商组成"中国工程学会"，选举陈体诚为会长，当时会员只有84 人。这个学会在美国共召开过5 次年会。参加这个学会的都是一批有才华、充满活力、掌握近代科技知识的青年，因此工程学会的会务很活跃，几年的时间会员就超过1000 人。由于多数会员陆续回国，后来年会就改在国内召开。
1931 年8 月，"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中国工程学会"协商决定合并，在南京举行的联合年会上宣布成立"中国工程师学会"。选举北大教授韦以黻为会长。学会的宗旨是"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学术"①。总会设在南京。学会成立之初，即有会员2169 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学会。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学会为中国近代工程技术的发展，为团结中国广大的工程技术人员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到1949年，学会已有会员16000 余人，成为中国近代历史最长、会员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科技社团。
学会的会员分为会员、仲会员、初级会员（工科大学生）、团体会员和名誉会员。团体会员后来发展至百余个，主要是各有关工程技术单位和大学中的工科院系。至1947 年，共有分会52 个，分设于上海、广州、北京、美国，天津、杭州、青岛、南京、太原、武汉等地。
学会的主要活动是年会。年会上除去宣读论文外，常讨论中国重大建设问题，如1926 年讨论工程教育问题，1928 年讨论城市问题，1936 年讨论发展工业问题，1940 年讨论专利的设置问题，1941 年讨论工业标准化，1942年讨论西北的建设问题，1943 年讨论西南建设问题，1945 年讨论战时交通问题等等。
为了解决某一具体问题，学会还专设各种专题委员会。这类委员会往往集中了学会推荐的专家，工作效率也比较高。计有工程名词委员会，材料委员会，建筑条例委员会，工程教育委员会，工程技术奖励委员会，国际技术合作委员会，工程史料编纂委员会，常期论文委员会，奖金审查委员会，职业介绍委员会，工程研究委员会，总理（孙中山）实业计划实施委员会，工
① 张鸿来：《婚礼杂说》，北京文化学社1928 年版，第14-15 页。
① 《中国工程师学会19 年度会务总报告》，中国工程师学会编，1931 年。程规范编纂委员会，编辑全国建设报告书委员会，工程教科书委员会，大学工科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建筑工程材料试验所委员会，建筑总会会所委员会，材料试验设备委员会，战时工作计划审查委员会，军事工程团，四川考察团，广西考察团，康西旅行团，工程标准协进会等。
学会还参与了一些其他工作，如1935 年，上海的材料试验所即由学会负责工作，为各厂商做材料试验。学会参与了对各类工程名词的审订，对工程标准的制定与推行，还参与了一些地区工业、工程的综合考察与研究等。学会为了鼓励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创造，曾设立工程荣誉金牌。1935 年赠予侯德榜，奖励他对制碱工程的巨大贡献以及他的《纯碱制造》一书。1936年赠给凌鸿勋，奖励他领导并成功地建成陇海及奥汉路艰险路段工程。1941年授予茅以升，奖励他建成著名的钱塘江大桥。1942 年赠予孙越琦，奖励他开发了西北油田。1943 年授予支秉渊，奖励他在国内研制柴油机获得成功。1944 年赠予曾养甫，奖励他领导修建了成都机场。1945 年赠予龚继成，奖励他负责建成中印公路及油管。1946 年赠予李承干，奖励他对兵器工业的贡献。1947 年赠予朱光彩，奖励他负责黄河花园口堵口工程的成功。
学会还设有奖学金，计有天佑奖学金，子博公路奖学金，仪址土木水利奖学金，朱母奖学金，石渠奖学金，涌芬工程奖学金以及几所大学内的工程奖学金。这些奖学金的目的是奖励青年工程师及工科大学生钻研工程科学。学会的会刊后来定名为《工程》杂志，共出百余期，发行量较大。杂志的内容限于报导国内外的工程建设消息，刊登各专门学会的会志和论文提要以及刊登一般工程论文。这些论文多是针对中国技术问题提出的学术见解，代表了中国近代工程技术的水准。《工程》的主编依次为吴承洛、沈怡、罗英等人。另外还出版了《特刊》、《工程师节特刊》、《会务特刊》。
学会还出版了一批书籍，如詹天佑编写的《美华工学字汇》、《京张铁路纪略》，以及《机车丛书》等。后来还出版过各种名词草案，各种建筑材料实验报告，各地区考察报告等等。
（二）中国近代冶金工程19 世纪中叶，西方近代钢铁工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832 年尼尔松（Neilson）用热风炼铁，大大强化了炼铁生产。炼铁炉的炉身加高，炉型也得到改进。结果19 世纪末高炉日产量比19 世纪初提高了几十倍。
1856 年，美国贝塞麦（Bessemer）和美国凯莱（Kelly）分别发明转炉炼钢。1865 年，德国西门子（Siemens）创造了平炉炼钢，可以用生铁和矿石炼钢。后来用生铁和废钢在平炉炼钢也得到成功。本世纪初，平炉钢产量超过转炉。1880 年，西门子发现利用电弧可以冶炼金属，到本世纪初电弧炉被广泛用来炼制各种合金钢，上述工程技术的发展使钢铁工业迅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代冶金技术的面貌。
1886 年，也就是贝塞麦发明转炉30 年后，贵州青溪铁厂从英国引进100吨高炉两座，1 吨贝塞麦转炉两座，轨板机一架，轨条机3 架。1890 年兴建汉阳铁厂，引进100 吨高炉两座，8 吨转炉两座，10 吨平炉1 座以及轧钢轨机和中、小型轧机等。工厂所有技术人员都是西方人。由于没有合格的焦炭，这些当时并不落后的设备不能正常进行。直到1908 年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生产才趋正常。该公司是中国近代第一座钢铁联合企业，生产达到国际水平。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接着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致使钢价猛涨10 多倍，这些都为我国冶金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钢铁工人队伍的成长，也为中国近代冶金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7 年，上海兴和机器厂（今上海第三钢铁厂）引进40 吨平炉两座，年产钢3 万吨。
1933 年，上海大鑫钢厂建1 吨电炉两座，这是我国首批炼钢电炉，距电炉的发明也晚了约30 年。
近代的高炉朝大型化方向发展，我国亦如是。1915 年，本溪湖煤铁公司建成140 吨高炉两座。1918 年，鞍山制铁所建400 吨、500 吨高炉各一座，是民国时期我国最大的高炉。1934 年，生产生铁34 万吨。
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大治铁厂、大河沟铁厂、上海各钢铁厂迁往四川，在渡口建立钢铁厂，有100 吨高炉、3 吨转炉、3 吨电炉、轧钢轧机、钢板轨机等设备。又兴建资渝钢铁厂、威远钢铁厂、电化冶炼厂、资蜀钢铁厂、二四厂、渝鑫钢铁厂、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钢公司、云南钢铁厂等。共有平炉5 座，电炉15 座，侧吹转炉15 座，以及高炉及轧钢机等设备。在治金技术方面，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已能独立研制用钨矿代替进口钨铁，炼制枪筒钨钢，炼制成功75 毫米炮筒钢、汽车弹簧钢、不锈钢等特殊钢，研制成功冷铸轧辊、低温氧化生铁去铁去磷法、局部冷硬轧辊铸造法等等。
在有色金属冶炼方面，已经掌握了转炉、反射炉与电解法精炼粗铜；掌握了锡的洗选、冶炼、化验等生产手段，掌握用挥发烘抄冶炼锑，掌握了机器采金和近代炼金的方法等等。
中国近代钢铁工业集中在东北。本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即垂涎东北的煤铁等资源。1905 年，日本大财阀大包喜八郎即非法侵占安（今安东）奉（今沈阳）沿线本溪湖一带的某一铁矿，后来发展成"商办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1909 年，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开始在鞍山非法探矿，以后则发展采矿、制铁、制钢事业，使鞍山成为东北钢铁工业中心。1932 年昭和制钢所垄断了鞍山的钢铁工业。1935 年扩建第一炼钢厂，设100 吨平炉4 座，150 吨平炉2 座。同时建第二选矿厂、第一轧钢厂、大型轧钢厂、薄板厂和4 号高炉。又兴建中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铸管厂、钢管厂、钢丝绳厂、镀锌厂、耐火材料厂、机械厂、中板厂等，形成了一座大型的钢铁基地。据1943 年统计，"全国生铁产量为180.1 万吨，而东北地区为170.2 万吨"，"全国钢产量为92.2万吨，其中东北钢产量为86.9 万吨"①。
抗战胜利后，钢铁工业反而每况愈下，各钢铁厂倒闭竟达80％。到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 万吨。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373 页；顾颉刚、刘万章：《苏粤的婚丧》，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 年版，第56-57 页。（三）中国近代电力工程1882 年，当英国首座发电厂投入运行时，英国商人同年创办了上海电光公司，并在上海外滩首次采用弧光灯照明。1907 年，我国首台汽轮发电机组投入运行，1913 年，远东第一大发电厂--上海杨树浦电厂建成发电。1912年，我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竣工发电。到1936 年，全国发电设备总容量（包括企业自备电厂容量）达到128.5 万千瓦，年发电量38亿度，占世界第14 位。从民国元年起的25 年间，电力工业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6.4％。象征20 世纪文明的电力工业，曾一度在中国的大地上迅猛发展。民国以来我国电机工业也不断得到发展。1916 年，华北电器厂由杨济川负责技术，开始制造直流发电机和电动机，1918 年开始制造交流电动机，1922年已能生产8 千瓦直流发电机，1926 年制造了一台150 千瓦交流三相发电机。在民用电器方面，1914 年杨济川试制成功一台电扇，以后不断改进。到1925 年，华生厂生产的电扇已经可以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在上海造的G·E牌电扇相抗衡，并能远销东南亚。1933 年，该厂聘请交通大学钟北琳教授为顾问工程师，聘请杜光祖教授为厂长，技术上又有进步，1936 年制造了500千伏安，2300 伏的交流三相电机。这是抗战前国内最大的电机。30 年代华成电器厂根据各地电压设计制造各种交流电机，产品优于进口货，声誉颇佳。1927 年纪洪延试制出中国第一台3 千瓦的上击式水轮机，安装在福建夏道水电站。
抗日战争开始后，各电机厂西迁，我国西南地区电机工业相应发展起来。1931 年以后，日本为了掠夺东北的资源，大力开发东北的水电及火电站。到1945 年东北的发电容量比1930 年增加了8 倍。建成了小丰水电站（63 万千瓦）和丰满水电站（28 万千瓦）。台湾省到1945 年开发水电站35 座，装机容量10 万千瓦，火电站8 座，装机容量5000 千瓦。
1945 年，全国发电装备容量为294 万千瓦，东北地区为180 万千瓦，关内仅有71 万千瓦，台湾省43 万千瓦。到1949 年，经历了解放战争之后，全国装机容量下降到185 万千瓦（台湾省除外）。我国的发电量已退居世界第23 位。
抗战时期我国的电机工程技术仍在不断进步。1944 年，中央机器厂为四川沪县电厂安装了一台2000 千瓦汽轮机组（瑞士产）。根据B·B·C 公司提供的设计，中央机器厂的王守泰主持制造了2000 千瓦发电机，并将三相电压由2300 伏提高到6900 伏。1942 年，中央机器厂根据瑞士机车厂的设计图纸，由江厚渊 主持制造成功250 马力VG25 煤气机，可以与三相交流发电机联用。
1940 年，颜耀秋主持上海机器厂（重庆），试制了300 马力卧轴混流式水轮机，装在青海西宁电站。1942 年，吴振寰制成1000 马力卧轴混流式双轮水轮机，由民生机器厂制造，装在四川长寿县下峒水电站。1943 年，王守泰主持设计并制造了150 马力混流式水轮机，他还完成了150、300、600 千瓦水轮机发电机组的定型设计。1944 年，民生厂又制造了一台由吴震寰设计的2000 千瓦水轮机，同时中央器材厂改制成一台1940 千瓦、 6900 伏的发电机，二机联用，安装在四川下清渊水电站。
抗战胜利后，较为突出的有1948 年中央机器公司昆明机器厂制成380伏、50 周、500 马力8 级滑环式交流感应电动机，这是当时国内制造的最大的电动机。资源委员会还计划从美国引进1 万千瓦汽机组、水轮发电机组、电动机等。
（四）中国近代航空工程辛亥革命前后，已有留学生在国外学习航空工程并从事飞机的研制工作。较为突出的如1909 年冯如在美国设计制造飞机，并由他亲自驾机试飞成功；1910 年，谭根在美国研制出一种性能先进的水上飞机。1910 年，清政府令留日归来的刘佐成、李宝■在北京南苑建厂制造飞机，1911 年6 月制成第2 号飞机，可惜试飞时坠毁。是年，冯如携自制的双翼飞机从美国回到广州，翌年因飞机失事牺牲。1914 年南苑飞机修理厂由外国技师主持曾制成一架飞机。同年潘世忠设计制造功率为80 马力的飞机一架。1918 年，北洋政府海军部在福建马尾设立海军飞机工程处及海军飞潜学校。曾选派飞行学校学生多人前往美、英学习飞机制造，发展利用国产材料研制飞机。1919 年，由巴玉藻、王助、王考丰、曾贻经等人主持设计制造出国产甲型一号双桴双翼100马力水上飞机，试飞效果较好，曾轰动一时，以后的十年里，又先后制造水上飞机15 架①。
1923 年，广州航空修理工厂造成金尼式双翼教练机，飞机命名"乐士文第一号"，乐士文即宋庆龄求学的英文名字Rosa－monde。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飞机前留影纪念。孙中山还亲笔题了"航空救国"4 个字。这一口号在许多年里曾鼓舞过我国航空工程技术人员的奋斗精神。
1934 年，航空委员会所属南京第一飞机修理厂制成"爪哇"号双翼侦察机。该机由田培业、朱家仁、乔刚等人根据Douglas 标准设计。采用525 马力Horner 式发动机，最高时速277.8 公里，最大飞行高度5181.6 米，这是当时中国制造的最大的、性能最先进的飞机①。是年，在杭州建立了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翌年，又建立了韶关飞机制造厂和南京飞机制造厂。这是我国首批建立的有生产能力的飞机制造厂。到抗战前，杭州飞机制造厂按美国图纸生产诺斯若波（Northrop）式全金属轻轰炸机25 架，其中发动机、螺旋桨、起落架、仪表、标准件均由美方供应。南昌飞机制造厂生产了中国最早的萨伏亚5-81 式双发动机轰炸机6 架。
30 年代里，因为没有飞机发动机制造厂，所有飞机发动机全系进口，就连铝蒙皮、起落架、仪表也不能制造。一些工厂曾试制飞机发动机也未获成功。1934 年，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邓日谟受军政部委托仿制沃尔福（FoekWulf）飞机发动机，他用仿制零件逐一替换原发动机零件的办法试验，取得了完全成功。不久抗战爆发，这一工作也中断了。
抗日战争时期，南昌飞机制造厂迁到南川，杭州飞机制造厂迁到云南垒允，韶关飞机制造厂迁到昆明。经过拆迁，各厂损失很大，工作一时难以恢复。1943 年大定飞机发动机厂开始装配瑞特塞克隆G－105B 式900 马力气冷式飞机发动机，该机为星型9 气缸，可装在DC－3 型飞机和一般战斗机上。1944年9 月首次装配成二台飞机发动机，经过100 小时耐久试验，证明发动机合格。此后生产了30 台G－105B。同年，林同骅、顾光复在南川航空委员会第二飞机制造厂主持设计并制造成功中运-1 式运输机，该机可乘坐8 人。日本占领下的东北每年可以生产战斗机10 架、高级教练机200 架及750马力发动机200 台，形成了有一定生产能力的航空工业。
① 《福州地方志》，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291-292 页。中国近代航空工程研究发端于20 年代，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曾建议在清华大学开设航空工程。1929 年冯·卡门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他推荐了许多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来清华任教。1934 年秋，清华大学决定自行设计5 英尺风洞。1936 年4 月，清华校庆日前将风洞安装完毕，风速可达80英里／小时，能自动测出飞机模型所受阻力、升力和俯仰力矩。这是中国第一个风洞。后来又在南昌建造直径15 英尺大风洞，由张捷迁负责监造，美国华敦德教授主持风洞的设计及全盘计划。冯·卡门教授回忆说："至1937 年夏，当我抵达时，这座建于南昌之风洞已接近完成阶段，主要的水泥薄壳结构已经完成，马达及螺旋桨已订购，且平衡装备已制造，此乃世界上最大风洞之一。"①1938 年，日机轰炸击中风洞。
1937 年，清华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航空工程研究机构--南昌航空研究所，顾毓琇任所长。1938 年迁成都，后又迁昆明，由庄前鼎任所长。1940年在昆明建成5 英尺风洞，开展了研究工作。在基础理论方面，着重于机翼剖面及机翼特性研究；在结合型号方面，开展了诸如飞机副油箱阻力、飞机阻力、E－16 飞机模型实验等实验研究工作。
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组在抗战前已研究制造了中国第一架滑翔机。1942年中国滑翔机总会成立。是年9 月两架滑翔机"清华"号、"昆明"号由清华航空研究所制成，由汽车拖曳试飞成功。清华航空研究所还研究了直升飞机的设计，并着手研制一些重要部件。
1939 年，航空委员会在成都成立航空研究所，黄光锐任所长，下设飞机设计组、空气动力组和航空器材组。1941 年，飞机设计组依据PT－17 设计"研教一"式飞机；1942 年"研教一"研制成功，曾多次试飞。1943 年以AT－6为原准机的"研教二"研制试飞成功。1943 年以苏－56 轻轰炸机为原准机的"教研三"研制试飞成功。
1945 年，各研究单位内迁，由于当时航空工业局的基本作法是向美国购买，以致各研究机构工作处于瘫痪。
① 《中国空气动力学发展史》编写筹备组：《冯·卡门中国之行》，《编务通讯》，1982.10。（五）中国近代车辆及造船工程洋务运动中我国已经有能力仿制国外蒸汽船舰及火车。例如1888 年，留学归国的杨廉臣等监造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该舰排水量2200 吨，蒸汽机功率2400 马力。1880 年，天津机器局试制一艘形如橄榄的潜水艇，入水半浮水面，可从水下发射鱼雷。1881 年，胥各庄修车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中国火箭"号，牵引力100 吨。1908 年陈沛霖等仿制成功单缸卧式8 马力煤气机。
辛亥革命后，西方列强由于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外国机械向中国输入锐减。这种情况使中国民营机器厂不断增加，生产规模逐渐扩大。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先后接收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以及一些铁路机车车辆修造厂。至此，中国的机械工业已积累一定经验，工艺水平有所提高，产品普遍实现了商品化。
船用蒸汽机的制造，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工艺水平已经达到一定水准。1918 年，江南造船所按美国提供的设计，为万吨级运输舰制造了4 台3000马力的大型蒸汽机。后来又制成3300 马力每分钟300 转的高速蒸汽机及配套锅炉。一般民营厂可以造4-160 马力单缸或双缸蒸汽机，以及400 马力蒸汽机的配套锅炉。
1913 年，广州协同和机器厂仿制成中国首台烧球式40 马力柴油机。1917年，江南造船所从美国购买"高伦"汽油机专利权，决定成批制造5-500马力柴油机，后来，由于竞争失利而停造。次年上海鸿昌机器造船厂仿制12马力柴油机一台及60 马力双缸柴油机两台。到20 年代初能够仿制小型内燃机的厂家已较多。1925 年工程师支秉渊等人创办新中工程公司，专门制造内燃机，4 年后他们仿制成中国首台36 马力双缸狄塞尔柴油机。1934 年该公司的陈世仁设计制造了4 缸、100 马力狄塞尔柴油机，转速500 转／分钟。其他民营机器厂也能仿制100 马力以下的狄塞尔机，200 马力以下的煤气机。由于缺少相应的试验研究，国产内燃机的精度和效率一般不如进口货。少数附件要依赖进口。到30 年代中期国产汽油机也诞生了。
民国以来船舶制造技术也已有一定发展。1918 年，美国政府向江南造船所订造4 艘万吨级运输舰。1920 年国产第一艘万吨级轮船在高昌庙下水。船型为全遮蔽甲板型蒸汽机货轮，船长443 英尺，型宽55 英尺，型深37 英尺1112英寸，满载排水量14550吨，载重10200吨，主机功率3000马力，满载航速11 节。经验收各项指标都达到要求，其中船速还超过合同指标。1922年另外3 艘运输舰也相继造成。1921 年这个造船所还制成"大来喜"号钢制浅水轮，功率3300 马力，排水量840 吨，吃水8 英尺，航速每小时14.5 海里，过险滩性能好，其技术水平在当时中外船厂之上。但是当时中国技术人员没有独立设计的能力，原材料也依赖进口。1927 年江南造船所才由叶在馥工程师主持技术工作。1934 年，为中国海军制造了一艘双螺旋桨柴油机护航舰，排水量为1731 吨，表明中国的造船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准。
30 年代铁路机车车辆的生产已具备一定能力，据统计①，自制的蒸汽机车已占总数的6％，客车占59％，货车占62％。所造机车的型号是蒙古式2
① 《武阳镇志》，1983 年铅印本。
-6-0 混合机车、2-6-2 调车机车、天皇式2-8-2 货车机车、太平洋式机车。到1937 年，唐山机厂共制造机车62 辆，青岛四方机厂制成机车11辆，吴淞机厂制成9 辆。但是制车所用一切原材料和主要零部件均系进口，如锅炉门、逆转器、车轴、车轮、注油器、预热器、仪表、车钩、缓冲器等。1925 年上海二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购用铁道汽油机车2 辆，上川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使用黑油机车、油电机车等。他们是中国最早使用小型内燃机车的公司。
本世纪初，匈牙利人首先输入上海两辆汽车在租界行驶。1928 年，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实业家在上海浦东创办上海公司，装配汽车。1929 年，沈阳民生工厂测绘一台万国牌货运汽车，并对一些零件重新设计。1931 年5 月他们制成中国第一辆民生牌载货汽车。该车载重1.8 吨，自重2 吨，发动机为6 缸汽油机、功率65 马力，轴距142 英寸，最高时速64 公里，除发动机、曲轴、电器装置及轮胎等少数部件委托国外生产外，整车结构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设计制造的。是年9 月，这辆车运抵上海，参加了汽车大游行，受到舆论赞扬。1935 年夏，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在毛韶青（民生厂技师）主持下也组装成一辆2 吨载货汽车。1933 年，山西省汽车修理厂生产了3 辆载货汽车。经长途行车试验，证明性能良好。后来经改进又生产2 辆。汽车发动机为4 缸、载重1.5-2 吨，时速30 公里。同年，中央工业实验所试制一辆小型三轮车。
新中工程公司在支秉渊主持下试制成功柴油发动机的汽车。1935 年，由陆景云负责仿制perking 牌35 马力狄塞尔高速4 缸柴油机，转速每分钟2200转。1937 年春试制成功。至当年8 月，该厂利用进口部件组装了100 辆Ben
牌2.5 吨QM59 型载货柴油汽车。
1936 年宋子文等在南京筹建中国汽车制造公司，12 月该公司正式成立，由曾养甫任总经理，由中国农民银行投资，与德国Ben
汽车厂协议，头两年在中国组装Ben
牌2.5 吨汽车2000 辆。同时由该厂提供图纸、设备和技术，使中国汽车公司逐步自制零部件。1937 年，中国汽车公司在上海南市半淞园建装配厂，开工生产。同时从德国进口设备，在湖南株州筹备总厂。吴新炳任总厂厂长兼沪厂主任。计划在桂林筹建分厂。当株州总厂建起电厂、金工车间和铸工车间时，抗战爆发，全部工程被迫中止。是年，铁道部也计划在株州建铁路总机厂，由程孝刚、茅以升负责，拟建机车、机器、炉管、车辆、动力、铸工六个厂，还由美国购来800 台设备和钢制屋架，1938 年遭日机轰炸，工厂被迫停办。
抗战期间，新中工程公司迁至湖南，支秉渊再次筹划试制汽车发动机。
1938 年，公司决定建立发动机批量生产线，经多方努力，终于在次年于祁阳仿制成功德国M·A·N 牌柴油汽车发动机。后来由于德国附件断绝，又将柴油机改型为45 马力煤汽机，于1940 年小批量生产。1942 年支秉渊用这种煤汽机装配的汽车开到重庆。为了表彰他在制造内燃机方面的成就，中国工程师学会于1943 年授予他金质奖章。
1939 年，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南华铁工厂制造了Ben
牌4 缸柴油汽车发动机，功率约55 马力。用这种发动机装配了近2000 辆Ben
55 马力载货汽车，卖给了军政部。1941 年，中央机器厂龙陵汽车分厂组装了"资源"牌4 吨载货汽车2 辆。抗战中由于汽油匮乏，还研究改造了汽车发动机，使之能直接用植物油、天然气或煤气作燃料。1944 年冬，重庆市公路局组织燃用桐油、木炭、酒精、天然气的汽车在重庆至贵阳的公路上作运货竞赛。战争时期日本在东北经营汽车厂，每年可组装汽车2 万辆，修车1 万辆。
抗战胜利后造船、机车、汽车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十三、结语中国传统的科技研究在清末已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后，中国逐渐具备了发展近代科学技术的基本条件，特别是五四运动使中国人的科学意识增强了。于是在本世纪20 至30 年代形成了中国近代科学创建和发展的大好时机。从1911 年至1937 年这26 年间，近代科学的几乎所有主要门类都在中国获得了发展机会，其中个别门类与少数科技专家在学术上已经赶上国际水平。首先是地质学，其次是气象学、植物分类学以及物理、化学及数学的某些研究工作都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各学会组织的推动下，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使中国的科技研究汇入世界科技发展的洪流之中。
1937 年以后，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仅破坏了中国近代经济，也严重地摧残了稚弱的中国近代科学和技术。几乎所有的科技部门都陷入了停顿的状态，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 年。
民国时期，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总起来说，国家的经济和科技都是落后的。据统计，从1928 年至1947 年的20 年间，仅有大学毕业学生18 万人。到1949 年，全国的各种科研机构不过三、四十所，科技人员不足5万，其中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和工程师仅数百人。因为战争的缘故，各研究所缺乏起码的仪器设备①。这种凄凉凋敝的景象和30 年代的蓬勃生机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民国时期的中国科技队伍是幼弱的，然而却集中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批精英，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忘我的科学献身精神，他们用杰出的成就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有能力追赶上世界科技的新潮流。这些成就对于当时还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无疑是一种鼓舞，它增强了民族的自信与自豪。囿于篇幅和资料，本书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很不够的。我们谨向曾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① 《绥蒙辑要》，1936 年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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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9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民国教育史
本卷提要
从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教育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逐渐地过渡到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和教育运动等，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演变。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民国时期的教育，在五四运动前后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局限于学校的近代教育的尝试，发展到注重实践和个性发展，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在民国时期众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举措中，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因为更注重下层民众，拥有广泛的教育对象，因而比较有效地改变了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本书着重于论述民国时期教育发展过程的形态和进程。
一、民国教育概述民国教育史是指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中国教育发展演变的历史。民国教育承继了中国数千年封建教育的沉重负荷，在外国列强用武力打开国门的历史背景下，寻求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从影响教育发展的社会力量来看，外国列强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正在消退；各个时期执政者的政策和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发展；但真正推动教育发展演变的，则是先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
基于这种认识，本书主要论述教育思潮、教育运动、主要教育家的思想、教育制度及设施等，以反映教育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教育思潮、教育运动及教育家们的思想主张，影响和推动着教育制度及设施的变化更新；而教育的发展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教育制度的更新和教育举措推行的结果。外国列强的活动，则是这种变迁的背景因素。
这种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有着质的不同。"五四"以前，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短期尝试阶段。逐渐了解西方的中国人，针对西方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整合取舍命题，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校这个改革试点上，在生源、课程、授课方式及指导思想等方面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但多为启蒙发微工作。"五四"以后，则是现代教育全方位展开并最终实施的时期。与近代教育相比较，现代教育注重生活、实践及个性的发展，更积极地追赶世界教育的最新潮流。最明显的就是认为教育不应局限在学校，而应当是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大教育。对此，现代社会各阶级阶层各有不同的认识和实践，最具代表性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产党因为更重视下层民众的教育，拥有了广泛的教育对象而获得成功，从而最终从方法上转换了现代教育。具体说来，可依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变动，将民国教育史划分为6 个时期：民国元年至八年（1912-1919 年），是近代教育即资产阶级教育的实施阶段。这种失败的尝试，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了反思传统教育的重要参照物。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 年），是现代教育的发端时期。马列主义的传播、勤工俭学运动和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都体现出了教育的现代气息。但社会各阶层信奉的教育思想已发生分歧，马克思主义和杜威的实用主义都影响了相当的社会层面。民国十一年至十六年（1922-1927 年），这种分歧继续发展，但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三民主义的大范畴中得到共存。到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六年（1927-1937 年），这种分化终于明朗化。改造民国教育的各种方法都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国共双方在各自的统辖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及随后的"三民主义"教育，偏重对教育的整顿和控制；共产党在苏维埃区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则注重教育的大众化；中间阶级也开始试行其乡农教育和平民教育主张。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1937-1945 年），现代教育特别是"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竞争，已显出优劣。国统区的教育危机和大批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最后，到民国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1945-1949 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溃败，"三民主义"教育也从大陆总撤退，民主、科学、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解决大陆教育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可见，民国时期的教育，首先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由粗具形态的资产阶级近代教育演变为杂然纷呈的社会化的现代教育。
其次，民国时期的教育头绪繁多，变化复杂。受社会环境迅速变动的影响，教育思潮如浪如涛，教育运动风起云涌，教育名家层出不穷。社会各阶层都拿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也有好多没有明显的阶级阶层属性。所以民国教育绝非单线而是多线条的迅速演进，而且因为教育的逐渐社会化和现代化，而愈演愈繁，愈演愈烈，愈演愈新。
还有，民国时期的教育具有明显对峙性。封建教育与近代教育（主要包括洋务教育、新政教育及革命民主的资产阶级教育）的数十年对立，特别是后来国民党政府的"三民主义"教育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科学大众比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之间的对峙和冲突，都是其重要表现。对峙的重要原因是寻求合乎国情的教育，而且必然通过竞争角逐以决优劣存亡。
民国教育史上总结性的成果较少，即便有也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这是我们今天反思和总结的必要性所在。
民国时期体育的发展，受其本身特性的影响，有相对的独立性，笔者试图从不同地区展开论述。
二、近代教育的终了和总结教育史是关于教育发展的专门科学。它包括教育政策及制度设施、教育的发展普及状况、重要的教育思潮及主要教育家的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中国是一个重教育的文明国度。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以杰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驰名中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教育一直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历代统治者颁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政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张载、王安石、朱熹、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也提出了系统的教育思想，促进着教育的发展。从事教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备受尊崇，成为四民之首。但封建时代受教育的层面越来越窄，教育也越来越走向教条僵化。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长期占据正统地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繁盛景象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隋朝实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后，教育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到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桎梏，以四书五经为规范的八股考试更成为扼杀人才、选用奴才的工具，教育已经成了统治者愚弄民众维系统治的手段，走进了死胡同。
清代教育制度基本上因袭明制，学校和科举相辅相成。中央的国子监及八旗子弟的官学、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小学及大小书院、以及私人设立的"私馆"和经馆，不是为取得科举资格，就是为科举做准备和补习，学校实际上是科举的附庸。科举制度则更加腐化。考试作弊已经习以为常。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替考试，已经全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了。"买取贡生、监生、举人等名额的事更是屡见不鲜，并美其名曰"捐纳"。加之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提倡义理、考据和词章等"无用"兼"无实"的学问，士林风气败坏，"旧学"已成为强弩之末，旧的教育制度已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了。变更传统教育已成为大势所趋。
（一）近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近代教育较之传统教育，改变较多也较明显的就是教育内容。适应时代的要求，顺应救国救民的呼声，在道光二十年至民国八年（1840-1919 年）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教育逐渐挣脱以宋明理学为规范的科举制度的束缚，不断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并参照中国传统教育的有益经验，以寻求一条拯救教育、拯救中国的有效途径。具体他讲，近代教育改变较多的是学校。洋务学堂、时务学堂以及后来的学制改革，就成为近代教育在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前后和辛亥革命时期变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实，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前后，好多有识之士已开始讨论教育的变革问题。他们就是以地主阶级改革派著称于世的龚自珍（1792-1841 年）、林则徐（1785-1850 年）、魏源（1794-1857 年）等人。他们因为最早"睁眼看世界"，有机会最早了解到西方世界的一些情况，从而提出振聋发聩的新颖见解。如林则徐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都令时人耳目一新。他们的看法涉及到人性问题、知行的先后问题、对古典经学的整理问题、科举制度的存废问题、以及对西方国家的典章制度、人文风貌、经济发展如何看待等等新命题。由于他们的教育思想和行为，开了风气之先，时人和后人对他们极为推崇。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自珍之一时期。"林则徐被赞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更是当之无愧。至于魏源，因为他的思想最系统，最先进，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的人文风貌、军事技术、工业技术，而且认为应该鼓励自由贸易，允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以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全过程，所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都有过深远的影响，《海国图志》还使日本获益非浅，以致诱发了决定日本命运的明治维新。
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多停留在口头上，很少付诸实施；而且因为受条件和时代的限制，他们对西方也多是一知半解，其见解难免有粗浅孤陋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