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给儿童编写浅显易懂的科普读物。在还没有儿童科普读物时，鲁迅就主张使儿童"读其记天然物之文，而略其故事"①；并要求从事儿童教育者，注意对儿童"教些极普通，极紧要的常识"，培养他们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和习惯。他更认为，"科学盛大，绝不缘于一朝"，呼吁教育家和科学家"放低手眼，拿起笔来，为少年儿童多写点科普读物"。鲁迅自己亲自搜集儿歌、翻译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和科学小说，先后译成《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童话》、《月球旅行》等，成为发展中的中国儿童读物的借鉴。
　　其三，批判传统的教育方法，主张根据儿童的特点"完全解放孩子"。
　　鲁迅把当时旧的教育方法概括为禁，"一味的禁止"和任，"任其跋扈"。④　《且介亭杂文》，《寻开心》。
　　①　《鲁迅书信集》，《致黎烈文》。
　　②　《表》，《译者的话》。
　　③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④　《鲁迅全集补遗》，《关于连环画》。
　　⑤　《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①　《鲁迅书信集》，《致许寿裳》。
　　前者对于儿童的思想、言论、行动，甚至表情都严格限制，"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②。"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20　岁，早已老态可掬"③的现象，就与旧的教育方法有关。这样教育的结果，还经常会引起孩子不讲真话等坏习惯。鲁迅主张放弃这种惩治的办法，鼓励儿童直言不讳、襟怀坦白，这比说假话、学阴谋好得多。所以鲁迅常告诫当时的成年人，要正确对待孩子，给孩子一些自由和平等，孩子有错时，也不要随便打骂，"要好好的对他说"。对于"任"，鲁迅说，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在门前是暴君、小霸王，但到外面，"便是失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这是不负责任的"纵恶"法，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将来一定是"顽劣"的，甚或可能是流氓打手。
　　因此，鲁迅对当时的教育状况很忧虑，提出要了解"孩子的心"，根据儿童的特点教育儿童，最后作到真正的"完全解放孩子"。要做到"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第一，是要正确的理解儿童，不要以成人的思想强加于他。做父亲、当教师的"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碍于孩子的发达"①。理解孩子，是教育他们的前提。第二，要正确地指导儿童。要养成儿童"纯洁高尚的品德"，合乎新潮流的精神，以及切实的知识和健康的体魄。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仆意君教诗英但以养成适应时代之思想为第一谊，文体似不必十分抉择，且此刻颂习未必于将来大有效力，只须思想自由，但将来无论大潮如何，必能与为沆瀣矣。"②第三，解放孩子，不把他看成"父母福气的材料"，而应"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使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人"。鲁迅把最终解放孩子成为真正的"新后代"的希望，寄托于解放了的社会。鲁迅的教育思想一如他的其他思想，显示着明显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他对当时教育界恶劣现象和思想的辛辣批判，招招切中要害；他对中国教育思想的改进和补充，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呼声，是置身于"旷无人迹的荒原"中的勇敢呐喊。由于其丰富的教育实践积累，这些思想又时时绽放出科学性合理性的光焰，鲁迅在教育界，一如他在文学界，其成就和贡献是彪炳史册的。
　　杨贤江（1895-1931　年，一名李浩吾），是第一个较有系统地介绍和传播马列主义教育学说的教育家。宣统三年（1911　年）高小毕业，就地任高小教员，次年（1912　年）进入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崇拜"教育万能"。民国六年（1917　年）毕业后，先后任南京师范学校教员和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书记，并参加《少年世界》的编辑工作。民国十年（1921　年）到上海任《学生杂志》编辑，民国十二年（1923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共青团的宣传工作，协助恽代英主编《中国青年》，经常在上述3　个杂志上发表文章，成为当时青年的导师。民国十五年（1926　年）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次年（1927　年），去武汉总政治部工作，并兼任《武汉日报》编辑。民国十六年（1928　年）被迫离开上海去东京，用日文转译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发表《教育史ABC》等研究成果。次年（1929　年）受日警迫害返回②　《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
　　③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①　《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②　《鲁迅书信集》。
　　上海，介绍苏联的教育理论，并写成了有名的《新教育大纲》。民国十九年（1930　年）该书出版，第二年（1931　年）杨贤江病逝。《教育史ABC》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教育史，《新教育大纲》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马列主义教育学的著作，是杨贤江思想智慧的集中体现。我们从教育的性质、批判改良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资本主义教育思想、社会主义教育论及教师的社会责任与青年学生运动五个方面进行论述。
　　教育性质方面。杨贤江从批判入手，认为主张教育是"觉世牖民"事业的"教育神圣"说，认为教育不涉及政治的"教育清高"说，主张教育立场公正没有偏私的"教育中正"说、主张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之外而不受其支配的"教育独立说"，都是教育超阶级的看法。这些主张对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如何，经济关系如何，它们没有说明。教育这架机器被贼偷了去，当作鸦片来毒害人，它们没有晓得。"①杨贤江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出发，指出"经济构造"决定"上层构造"，但上层构造"对于社会的经济关系及生产力也有影响的作用。"②教育这种社会现象，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③但政治和教育虽然同属上层建筑，二者的经济关系却是有区别的，"政治的本义是经济之集约的表现"，所以这种政治便直接支配"一般社会的精神生活过程"，教育当然也没有例外。教育"不仅由生产过程所决定，也由政治过程所决定"④，自有史以来，就没有脱离政治关系的教育。当然"教育也有率先领导或者促进的功能。"⑤由此，他指出教育发生发展的过程，"只根于当时当地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自有了人生就有了教育⑥。原始社会的教育就是"实用的"、"统一的"、"全人类的"。但是由于"社会的经济构造的转易"，教育内容也就起了变化。自从私有财产产生以后，便出现了占据较多的"支配阶级"和占据较少的"被支配阶级"。支配阶级有自己的教育制度，把灌输拥护私有财产的道德作为教育的任务，"被支配阶级"则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或受欺骗的教育，从此，"教育是阶级的，是阶级斗争中的武器。"①从此，教育跟着所有权走，"你有所有权，你便有教育权"，少数特权者享受着教育权，"即使是低能儿，只要他的父兄是个地主、富豪、买办、官僚、或是军阀，不怕没有教育权，他不特可以升入任何学校，还可以留学外国。但要是个穷人的子弟，那么尽管他怎样聪颖的天才儿。。也莫妄想有个识字读书的天日。"②他更借辛克莱的语言揭示说："教育这架机器早被强盗偷去了，强盗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为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在占有它、运用着它；强盗细心地而且故意地，不教你智慧而教你愚蠢，不教你
　　①　《新教育大纲》，第4　页。
　　②　同上书，第12　页。
　　③　同上书，第14　页。
　　④　同上书，第270　页。
　　⑤　同上书，第104　页。
　　⑥　同上书，第14　页。
　　①　《新教育大纲》，第5　页。
　　②　同上书，第42　页。
　　正义而教你贪欲，不教你自由而教你隶属，不教你友爱而教你憎恶。"③教育已具有了阶级性。这些观点，在今天已很普通，当时却有着浓浓的新意。批判改良主义方面。杨贤江着重批判了"教育万能说"以及由之引申产生的"教育救国说"和"先教育后革命说"。对于把教育说成是超越一切而独立存在，具有非凡本领，可以教育任何人，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教育万能说"，杨贤江指出，由于教育是受制于经济和政治，仅靠教育事业的想法，在教育范围内活动，那么无论怎样巧妙的教育方法都是枉然的。"'万应膏'式的教育，只在教育家的嘴边，决不在事实上"。因为现代教育的症结"是在于现代所特有之富"，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富有者同时在政治上也占有支配地位，在教育上也就享有特权。教育不可能超越经济上政治上的制约而发挥其效能，若不在"富"的问题上谋出路，教育终将变为无效能④。"教育救国"者，虽有的主张"道德教育"救国，有的主张"爱国教育"救国，有的主张"职业教育"救国，却都没有指出救国的正确途径，杨贤江甚至说："主张教育救国，而轻视民众的革命，这也是转移革命民众的视线，而让他们走上错误道路的阴谋诡计。"①"先教育后革命说"者承认革命的必要，但却认为民众不懂革命，得先教育人民，再进行革命。杨贤江指出这是欺人的话，不可能在支配阶级的教育制度下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人才和革命的民众。不革命，只能安于受支配阶级的统治和教育。所以"这样的主张是叫大家走上合法运动之路，走上取消主义之路；这不仅是'后革命'，简直是'不要革命''放弃革命'"②。
　　杨贤江郑重指出，不能用教育代替革命，而必须用革命解决支配阶级，以改造社会改造教育。在革命中，教育应作为"革命的武器之一"，服务于革命的总纲领总任务，尽它一方面的作用。在革命之前，它是夺取政权的武器之一，一方面进行煽动宣传，揭露统治阶级破坏其统治秩序；一方面要把革命的政纲尽量传播，以激起被压迫民众的革命情绪，使尽心尽力于革命工作。在革命之后，教育要尽巩固并促进政权的作用，它应该教育民众拥护由自己建立的政权，保持民众与政府的密切关系和对政策的一致信任。这些主张在当时的革命低潮中道明了革命与教育的真切关系，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关于资本主义教育，杨贤江首先指出，中国教育界存在着颂扬资本主义教育的现象。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文化侵略和干预，把资本主义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古脑地输往中国。另方面中国的一些教育家大力宣传教育资本主义化，称赞资本主义教育劳动化、科学化、平民化、中立化、和平化等等，特别是把美国的学校教育作为摹仿和崇拜的目标，拿美国的教育理论来教育中国青年，力求中国教育"美国化"。杨贤江指出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往哪里走和向谁学习的问题，必须首先解决。资本主义教育虽然实行义务教育，教授日常生活上的知识技能，比起中世纪是进步多了，但它仍然是阶级教育，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它给工农以知识教育，是为了方便于"一方面③　同上书，第4-5页。
　　④　同上书，第111　页。
　　①　《新教育大纲》，第115　页。
　　②　同上书，第117-118　页。
　　给予教育的最低限度，而在别方面榨取劳动的最大限度"①，一方面努力宣传与奖励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学问；一方面尽量压迫对资本主义不利的学问。因此在美国就发生了猴子案，对教育进化论者实行处罚。所以，资本主义教育，其主要倾向只有是非科学的，当然更非平民化、中立化、和平化的；倒是其独占化和商品化，在所有的阶级社会中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资本主义教育中的一系列矛盾，如提倡个性自由又要培养规格划一的人；既要使劳动者聪明伶俐，又要让他们迷信资本主义制度最优良；既提倡学术自由，又实行思想专制，这些都是由其商品化和独占化特点所引发的，体现着没落趋势。
　　对于美国的教育，杨贤江引用美国进步作家辛克莱的《鹅步》和《鹅雏》两书所提供的材料进行剖析。美国教育是根据连环董事团财阀们的需要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制度。例如摩尔根做终生董事的大学里，校长是摩尔根生命保险公司的董事，校长、教育主任的书，都可以在摩尔根的书店出版，印书纸可以去摩尔根有关的造纸公司去买，摩尔根的报纸杂志为这些书作推荐和鼓吹，造纸地方的督学是摩尔根大学的毕业生，他采用这些教科书并鼓励那里的中学生升入摩尔根大学。当然也积极为摩尔根大学校长竞争副总统提供帮助，经费由保险公司支付。其它学校也存在这种连环的利益关系，学校的董事都是财阀或其公司的经营人兼任，校长和教授都要为财阀"奉公守法"地服务，学生也就很难脱挣重重的束缚。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勃特娄当时更明白地说："一世代的责任是把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制度，无损伤地，传递给下一代。只消这样？叫人类永远一直同向来一样，世界无穷，阿们！我们所以要进大学是为了求知我们的祖先，变成为同他们一样的人--盲目本能的可怜的牺牲。"美国中小学也是由垄断政治和经济的势力所经营的，南加利福尼亚，黑手党作为财阀的行动工具，支配着教育局，支配着督学，支配着一切学校和所有的教师和学生，甚至他们的父母。由此，杨贤江严肃地向读者指出："美国的教育现状如此，美国教育的理论还不妨供我们应用吗？"①要求提防这种侵略苗头。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杨贤江坚信：社会主义必须继资本主义而起，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所要求的教育，"是有教育上的'阶级斗争'的意味的"。而"东方红了"以后的教育，是"以养成无产阶级的忠实斗士，且由此以准备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为目的"②。这种教育，"公然宣言为阶级的政治的"。其任务是：既要破坏作为资产阶级工具的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又要创设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校，利用它作为实施社会主义教育与启蒙之工具。他说："社会主义学校要在精神的领域，在人类的心理方面，履行变革布尔乔亚社会的任务，使成人的意识适合于新的社会关系；特别要教育那些具有基于新社会的心理的青年。"①这种社会主义的学校，就应该智力体力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杨贤江极力阐扬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①　白尚恕、李迪等：《中国数学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第435　页。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20　页。②　同上书，第342　页。
　　①　《上海县志》，1936　年铅印本。
　　合"的思想。他说，原始社会的教育，就以"教育与劳动一致"为特色。到了阶级社会，才出现了阶级分化，"脑与手拆了伙，求知与做工离了婚"，"教育与劳动分家"才变成阶级教育的主要特征，一部分人受着贱视劳动的教育，弄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手无缚鸡之力；一部分人得不到文化教养，弄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和目不识丁，"教育事业变成空谈坐视的事业"。奴隶社会实施"劳动与教育截然分途"；封建社会实施"贵贱有别的不平等教育和远离社会劳动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向劳动者实施教育，也只给予教育的最低限度，并以榨取劳动的最大限度，作为联结教育与劳动的代价。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想，使人得到智力和体力全面发展。才能最终消除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才能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免费教育，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苏维埃创设的统一劳动学校，就是要实现这一理想的教育机关，其前提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有可能实现这种社会主义教育。杨贤江在他译著的《新兴俄国之教育》和《苏维埃共和国的新教育》中，比较了美俄的教育，结论是：美国的教育，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苏联的教育，为了95％的工农大众的利益，那才是民主主义的，是为了全体的启蒙而准备着的。"①关于教师的社会责任与青年学生运动方面，杨贤江指出，教育既是革命的武器，教育者就负有重大的政治任务，不问政治的作法和想法是必须批判的。教育者的社会责任，首先是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要具有正确的认识；其次，应该使受教育的儿童青年，获得解放的门路，教他们了解政治环境和经济情况，引导他们参加工作接近实际；再次，对民众应该作为他们的"宣导者"。教育者要完成这些任务，单靠个人力量是做不到的，应当把自己这一集团的力量，完全组织起来，形成一种社会势力。教育者的结社应以学校为单位，由地方组织开始，逐渐按级联合而为全国的组织。结社的目标，"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获得批判的自由与生活的安定"②。具体讲，在政治上要争得各种自由，以解除权势的压迫；在经济上要保证生活的安定，以求生活的"人间化"；在思想上要具有不断前进的批判意识。
　　杨贤江从大革命时起一直是青年的导师。他说："我是主张学生应该与闻政治的，自然这所谓与闻并不是叫学生去做官、做议员，乃是要学生平时对于政治有研究，对于本国的政象能留心，在必要时还能有相当的表示。"不应该只埋头读书甚至消沉、堕落。青年学生应当自己起来斗争，并且使这种斗争日益成为"左倾的"、"革命化的"，与革命总的任务联系起来争取自己应享的权利。斗争中必须依靠团体而非个人的力量，要有组织有纪律、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学生运动，克服其运动只停留在学生领袖和大城市的倾向。应该把斗争的目标放在争取广大学生利益的基础上，以避免社会各层的冲突，引起的学生群众间的分化。他还指出，学生运动应与工农相结合，把学生运动扩充为国民革命的政治运动；同时去做工农青年群众运动，最好能投入工人队伍、兵士中间和乡村里去实地做青年运动。杨贤江具体提出了学生运动的任务：（一）扩大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尤其注意反世界大战的宣传。（二）反对国内军阀斗争。（三）争取思想、言论、出版、研究、集会、结
　　①　《宁夏纪要》，1947　年铅印本。
　　②　《呼伦贝尔志略》，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3　年版。
　　社的自由。（四）增加教育经费。（五）学校充分民主，学生有参加校务和选择教师的自由。（六）扩大平民教育，提高一般工农的文化水平。
　　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虽有不少疏漏处，但仍是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名著，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教育问题，为中国科学的教育学奠定了基石，在当时和以后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称之为"观点正确或比较有参考价值而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本书。杨贤江还探讨了教育史和教育学各方面的问题，为教育作出了较大贡献。
　　六、抗日战争中的教育抗日战争中，国共双方基本上在和平共处一致抗日的大前提下，积极承办教育事业。三民主义教育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优劣在当时已显出端倪。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推行的奴化教育则引起了人民大众一连串的反对。（一）国民党统治区三民主义教育的危机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已渐失其灵活性和有效性，其教育实施的功效也不理想，以至下层民众的教育运动峰叠浪涌，三民主义教育已呈现出危机。
　　1。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政策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教育宗旨仍以修改选择过的"三民主义"为指导中心。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八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对前后学校之处理、维持及师生之辅导、照顾，作了概略规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办理教育的方针，并规定"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①。否决了"教育界一部分人士主张变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抗战需要"的合理要求②。仍然奉行"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育体统。次年（1938　年），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其中有关教育的条文为："（一）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注重国民道德之修养，提高科学之研究与扩充其设备。（二）训练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予以适当之分配，以应抗战需要。（三）训练青年，俾能服务于战区及农村。（四）训练妇女，俾能服务于社会事业，以增加抗战力量。"同时，又订定《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了九大方针与十七项要点。其九大方针为："（一）三育并进。（二）文武合一。（三）农村需要与工业需要并重。（四）教育目的与政治目的一贯。（五）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密切联系。（六）对于吾国固有文化精神所寄之文学哲艺，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发扬，以立民族之自信。（七）对于自然科学，依据需要，迎头赶上，以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八）对于社会科学，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其原则应加整理，对于制度应谋创造，以求一切适合于国情。（九）对于各级学校教育，力求目标明显，并谋各地平均发展；对于义务教育，依照原定期限以达普及；对于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力求有计划之实施。"③从上述两个文件可以看出，虽然"纲领"中很有一些抗战精神的及时体现，但实施起来却仍然多是老套子，只是提出了自然科学要"应国防及生产之急需"，变动甚小。还有当时颁布实施的《青年训练大纲》，采用了德国的训育制，也许是想完全彻底地"师敌之长技"。而其《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对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进行"信仰训练"，要他们"绝对服从领袖"，"时时刻刻心领袖之心，行领袖之行。"再后来，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颁布《训育纲要》，在初等、中等学校中进行以"管、教、养、卫"为目标的封建性的训育制度。次年（1940　年）《国民教育实施纲领》颁布，"国民教育制度"取代"义务教育制度"，使义务教育和民众补习教育合流，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并重。全国6-12　足岁儿童，除可能受6　年制小学教育外，应学2　年或1　年的义务教育；全国15-45　足岁的失学民众，应受初级或高级民众补习教育，先从15-35　足岁的男女开始。这可以说是《县各级组织纲要》的副产品，也以利于"新县制"的推行为目的。民国三十二年（1944　年）又
　　①　《中华民国史教育志》，第4　页。
　　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编第二章《抗战时期的教育》。
　　③　《中华民国史教育志》，第4-5页。
　　颁布和推行《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把上述的导师制纲要具体化。可以看出，这时期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体现着强烈的遵从性。如通过推行训育制、导师制、国民教育制度等办法，来增强领袖的权威，增强其对教育的操作和指挥，以加强教育的适应性来满足战时需要。此外，还动用了祖先的神兵利器。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蒋介石在庐山一次谈话中说，要以国民党党员"十二守则"为教育的基本科目，为一贯的根本教材，为一切教育的中心。他甚至说："今后教育的责任，只要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就行了。"后来更一再强调"尊师重道"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达德。国民党政府制订的《训育纲要》，也要求以"十二守则"和"军人读训"为基本精神，使青年人树立"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乡里和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牢固道德观念。上述两个偏向，我们可以说，体现了"战时"教育政策的非战时性特征。
　　2。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状况（1）初等教育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颁行的"国民教育制度"，取消了四年小学的义务教育制，把儿童的义务教育和成人的补习教育合而为一，这就使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才开始试行的义务教育再度搁浅。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推行的新县制规定：每乡（镇）设中心学校，每保设国民学校，教育的对象为儿童、成人、妇女3　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壮丁队长，以便管理。次年（1941　年）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规定，国民教育之普及，以5　年为限，分期进行，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七月，"以期达到每保一校之目的"。这个纲要密切配合着新县制，配合着"管教养卫"合一的教育，学校也成了"管教养卫"的中心地方，向儿童和成人灌输四维（礼义廉耻）八达德的精神训练，培养儿童能自养复能养人的能力，并实施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以完成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建设的"管、教、养、卫"任务。
　　国民党政府为了要对小学教师实行统制，制订了关于小学教师进修、辅导、训练等办法，特别是规定利用暑假期间举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并鼓励他们加入国民党。
　　为了统制中小学教科书及教材，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将国立编译馆的"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改组为"教科用书组"，规定中小学各科用书，均由国家编辑，交该馆负责办理。同时，又将原有的课程标准，重行修订。编译馆据此标准编辑的小学教科书，就加入了一些封建道德之类陈旧的东西。
　　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国民党政府在陕甘宁边区附近进行的特种教育，则有明显的"防共、限共、溶共"目的。当时在这些乡村广泛设立中山小学和中山民校，给儿童和成人各种反共训练。在原先的苏维埃区域，也极力推行这种"特种教育"。
　　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初等教育，当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据统计民国十八年（1929　年）的学校数和学生数分别为：小学（包括完小、初小、短期小学和简易小学）有212385　所，学生8882077　人，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增加为小学320080　所，学生18364956　人。可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廿六年（1937年），小学降为229911　所，学生骤降为12847924　人，到民国卅年（1941　年），小学为224707　所，学生为15058051，学校仍在减少，学生回升的幅度也不大。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抗战胜利，小学为269937　所，学生21831898人，才有了大幅度的恢复。这固然与战火纷飞兵荒马乱有关，也跟教育经费不足有相当的关联。中国地方教育经费，向来以地方公产及各种附加捐税的款项为来源。民不聊生，教育经费自然来源紧张。特别是地方豪绅的浸渔，影响更糟。实行新县制后，县政府官吏又任意侵吞，时人说："各地侵占教育经费之风，愈演愈严重！甚有县份，竟将国民学校经费不列入县预算，责令乡保自筹，无异将地方教育陷于停顿。"①《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五年内普及识字教育，肃清文盲"的计划便不能不落空，请看下表②：学年度6　岁以上人数已入学人数失学人数民国二十五年（1936）　373905000 87572464 286332536民国三十一年（1942）　373905000 151170279 222734721民国三十二年（1943）　373905000 16786199 206037801民国三十三年（1944）　373905000 182973919 190931081民国三十四年（1945）　373905000 198695066 175209934直到抗战结束，失学人数仍占学龄儿童数的47％以上，"肃清文盲"更何从谈起。
　　这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学前教育和小学课程方面也作了一些新规定。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公布《幼稚园规程》，规定："幼稚园收受4-6　足岁的幼稚儿童，予以1　年或2　年之保育。"也可收更小的儿童①。小学课程方面，民国卅一年（1942　年）公布了《小学课程修订标准》，规定小学初级科目为8　科，高级科目为9　科，修正要点为：（1）公民训练改为团体训练，为实施训育及训练卫生习惯之科目。（2）美术又改为图画。（3）一、二年级音乐与体育及图画与劳作仍为分科教学。（4）初小常识包括社会、自然。（5）高小社会包括公民、历史、地理3　科，以分科教学为原则。每周教学时间一年级为1080　分钟，二年级为1170　分钟，三年级为1290　分钟，四年级为1350分钟，五、六年级均为1500　分钟。
　　（2）中等教育抗战时期，国民党在中学"施以严密之训导"，采用了种种训育措施：高中以上学生，继续施行"军事训练"；初中继续施行"童子军训练"，在各校成立和发展"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又颁布了《青年训练大纲》和《训育纲要》，采用国民党党员的"十二守则"，对青年学生进行严格的"信仰训练"、"德行训练"、"生活训练"和"服务训练"。同时又颁布《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中等学校导师制实施办法》，中学的训导制度采取导师制，规定由国民党党员任训育主任（有的有特殊身份），掌管全校的训育工作。一年级设导师1　人，由校长委派，导师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每个导师均应对学生的思想、言论和行为进行严密的监督控制。
　　为了加强控制，强迫中学生背诵《中国之命运》。教育部还编辑了一套"国定教科书"，以"青年守则"和《春秋》、《礼记》为中心，把"三民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78　页。②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83　页。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57-358　页。主义"渗透到国文、史地等科目中去，并以公民科为重要科目，以求控制学生的思想。
　　对于在战乱中被迫流亡后方的青年，国民党政府从民国廿六年（1937年）起设立国立中学，收容沦陷区公私立中学、师范学校的流亡学生。到抗战结束，这种国立中学共设置有34　所、其中包括国立女子中学1　所，国立华侨中学3　所，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西南中山中学7　所。这些学校规模一般比较大，1000　人以上者12　所，500　人以上者13　所，500　人以下者仅5　所。此外还有国立职业学校，国立师范学校等。一律实行"公费制"待遇。国立中学的设立，使国民党政府可以直接掌管学校的人事、经济大权，更加便于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和管理。而学校实行的公费住宿制度，又为这些训练和管理提供了便利。国立中学的训育管理，就比一般中学严厉，并且着重按"军事管理办法、初中童子军管理办法、青年训练大纲、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及中等学校特种教育纲要等严格实施。"①国立中学的设置也有助于吸引流亡学生，不致全都投奔于抗日根据地。但这对当时教育的稳定和发展也是相当有益的，在战乱中为学生提供了求学的机会。
　　"为防止战区青年之被利用"，民国廿八年（1939　年）成立了"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下设3　个组，第一组主管特种教育，第二组主管战区教育，后来增设第三组主管教师救济工作。并把全国沦陷区划分为70　个区，每区设"××战区教育督导专员办事处"，各战区还分别成立读书会，收容大、中学肄业学生；又设立补习学校，收容失学青年。同年底，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设立"战地失学青年招考训练会"，在各战区各重要地点设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考站"，好多设立在通往抗日根据地的交通道口。该会负责从敌伪手中挽救失学失业青年，并进行安置。一部分人被分发到国立中学或大学，也有一部分被安排参军上了前线。同时，设立无数"青年训导所"、"进修班"和"战时中学"，对青年实施军事管理；对"思想偏激或行为不轨。。按情节轻重送请法院或军警机关依法处理"①。
　　国民党政府一直限制普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普通高中，这种作法抗战时期也没有改变。民国卅年（1941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初级中学、简易师范、初级职业学校3　类学校班级总数为6：3：2；高中、师范、职校3类学校班级总数比例为2：1：1②。据统计，民国廿六年（1937　年）全国中学生309563　人，师范生48793　人，职校学生31592　人。过了10　年（1946　年），全国中学生才增加到1495874　人，师范生245609　人，职校生137040　人，发展又显迟缓。
　　这时期，国民党对中等教育也作了些许调整。对于学校设置、学生入学年龄和入学资格的规定如下：（1）中学分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修业年限各3年，初高级中学可以混合设立。（2）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3年；特别师范科招收高中或高级职业学校毕业生，修业年限1　年；幼稚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　生，修业年限2　年或3　年；简易师范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修业年限4　年；简易师范科招收初中毕业生，修业年限1　年。（3）职业学校分初高级两种。初级职业学校招收小学毕业生或从事职业有相当程度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608-
　　①　《宁夏纪要》，1947　年铅印本。
　　②　《西康综览》，正中书局1941　年版。
　　者，修业年限1-3　年。高级职业学校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而年在15-22　足岁者，修业年限3　年；招收小学毕业生或具有相当程度而年在12-15　岁者，修业年限5-6　年。护士特科修业2　年半，助产特科受课及实习1600　小时①。
　　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以升学为目的《六年一贯制中学课程标准草案》，并令若干国立中学及川渝等12　省市教育厅指定成绩优良之公私立中学试办。同时以完成6　年课程之五年一贯制中学也在试行中。同年，教育部修订三三制中学课程，初级中学分甲乙两组，甲组作就业准备，乙组作开学准备；高级中学也分甲乙两组，甲组侧重理科，乙组侧重文科。同年又重新修订课程标准，与前相比较，改变有：（1）减少教学时数，从每周教学33　小时减为31　小时；（2）实行分组选修，依学生的志愿与能力，分别选习；（3）合并教学科目，植物和动物并为博物；（4）改定科目名称，生理卫生一科包括生理及卫生，故改为生理及卫生；（5）初中英语改为选修科目；（6）加强本国史地教学，修订中学课程标准规定本国史地各占2／3，外国史地占1／3，这次修订改为本国史地各占5／6，外国史地各占1／6。
　　师范学校制度变动较大的是这几点：（1）比照《国立中学暂行规程》，设置国立师范学校。抗战期间设置的国立师范学校共14　所，计国立普通男子师范学校8　所，女子师范学校1　所，国立劳作师范学校1　所，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1　所，国立幼稚师范学校1　所，国立侨民师范学校2　所。（2）根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的规定，酌量设置特别师范种、简易师范科。（3）简易师范学校的四年制可办成三年制。（4）增设社会教育师范科、体育师范科、音乐师范科、美术师范科、劳作师范科、童子军师范科，并可设此类师范学校。
　　师范学校课程，进入抗战就对教学科目及时数和各科课程标准，重行作了修订。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正式公布《修正师范学校与简易师范学校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同时复订正师范学校、简易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修订原则八项，这项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直到民国卅二年（1943年）始告完成，也只增加了师范学校课程中丁组选修科目卫生教育学及医学常识两科。至于分科师范的课程，除了民国卅三年（1944　年）先后公布幼稚、劳作、童子军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教学时数表外，也没什么变更。职业学校的设立一直受到鼓励。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订定《推进川、康、陕、甘、宁、青、滇、黔、桂等九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民国卅年（1941年）又颁布《奖励农工商业团体办理职业学校训练班及职业补习学校办理办法》，后来这个办理办法改为奖励办法：凡是实业机关或职业团体办理之职业学校而成绩优良者，给予学校补助费、教职员奖助金及学生公费名额。抗战开始后，国立职业学校如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国立中央高级助产职业学校等，都迁到后方。随后又增设国立职业学校多所。
　　职业学校的类别及分科，按《推行中等职业学校计划》，分为高级和初级两级，农业、工业、商业、医事、家事、海事及其它7　类。各类分科，较前更为详细。关于职业学校的课程，抗战期间，订定了各种《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时数表》、《教材大纲》、《教学要点》等，对上述两级7　类作了具体规定。
　　①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二编第一章，第11　页。
　　经过这一番调整和改革，抗战时期中等教育有了相当的发展。10　年间中学增加了4.8　倍①。加上教育比较发达的华北、华东等地，富有教学经验和学术专长的教师大量内迁，西南各省的教育质量有了一定的提高。
　　（3）高等教育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仍然是按照民国十八年（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相沿施行。表现不同的是：加强了高等学校的管理和控制。全国高等学校一律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导师"训育制。特别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全国教育会议后，在全国各大专学校成立了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以"加强学校与党务之联系"。党团的频繁活动，使学校"特务化"风气浓厚。"特务学生"、"特务教职员"经常带着手枪，欺凌同学、侮辱女生、殴打师长。学生被捕、失踪、被暗杀的现象经常发生。同年，教育部向全国各级学校发布了"注重精神训练"的训令，要求"专科以上各校学生，特由本部颁发青年守则，仰即转印分发并随时由各该校主持训育人员，严加考核，务须每个学生均能熟读背诵。"用"十二守则"来训练学生。对于纷纷内迁的大学，采取并校、联校的办法，加强控制。对于这种统制学校的作法，钱穆也说："由政府来统制全国教育，并非坏事，毋宁说是政府之一种进步的表现，但私人意见，仍望政府能采取较宽的自由主义。"①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种控制意识也时时体现出来。战乱频仍，教育部对于救济学生、整顿学风、增设学校、调整院系，整理课程仍积极进行，并提倡体育和实施军事训练。民国廿八年（1939　年），教育部公布了《大学及独立学院各学系名称》，规定：（1）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哲学、历史学及其他各学系。（2）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心理学及其他各学系。（3）法学院设法科、政治、经济、社会学及其他各学系。（4）农学院设农艺、森林、畜牧、兽医、蚕桑、园艺、植物病虫害、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及其他各学系。（5）工学院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机械工程、航空工程、电气工程、矿冶工程、化学工程、纺织工程、建筑工程及其他各学系。（6）商学院设银行、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商学及其他各学系。（7）凡各校单独某院之一二系，而该院并未单独成立者，得附设于性质相近之学院。（8）两学门以上并合组成之学系，由各校院就合组情形拟订名称，呈请教育部核定。大学各学院可以附设专修科。医学院不分系的作法也未变更。教育学院仍依前《大学规程》之规定，设立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及其它各学系。
　　大学各学院及专科学校各系科课程，完全由学校自定，并无统一的课程标准。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教育部整理大学课程，先从文、理、法3　学院课程着手，制定《文、理、法三院各学系课程整理办法草案》，分2　目，一为原则3　条；二为整理要项9　项。同年召开第一次大学课程会议，陆续公布了文、理、法、农、工、商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民国卅三年（1944　年），召开第二次大学课程会议，先修订文、理、法、师范4　学院分院共同必修科目表，正式将"三民主义"及"理则学"列入。三民主义学分如旧，理则学加了学分，当时以"论理学"科范围较小，且易与"伦理学"混淆，乃改为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557-558　页。
　　①　《平坝县志》，贵阳文通书局1932　年版。
　　"理则学"。西洋通史改为世界通史。文学院社会科学中，增列社会科学概论及法学概论。自然科学中增列科学概论、普通心理学及地学通论。社会科学中民生概要改为法学概论。各学院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之各科目，均一律加"普通"二字，以示教材范围。
　　前此，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狠抓大学课程"再度整理"，强调要"规定统一标准"，而且先从规定大学必修科目入手，在"整顿要项"的第一条规定：全国大学各学院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一律由部定范围内"酌量增减。而把党义、军训、体育列为大学共同必修科目。而党义科就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孙子学说、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国民党历届宣言、唯生论、民生史观、国民党史、抗战建国纲领等，学生除必读这十大类参考书外，还要做读书笔记。同时又规定《四书》为中国文学系的必修科目。次年（1939　年）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控制全国教育用书的编选、审查、出版工作。民国卅一年（194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奉蒋介石手令，又把伦理学列为各系一年级的共同必修科目，并且要"注重阐述先哲嘉言懿行"，鼓励学生用功读书，读书救国。当时有一种流行说法：功课愈重愈好，教授法愈蛮愈好，考试愈多愈好，及格、升级、毕业的标准愈严愈好。民国廿七年（1938　年），中央大学600　名新生中。全部课程都及格者仅170　人，而退学、留级的占1／3。成都的光华大学，因"成绩太坏"，一次就开除学生70　多人。
　　这些教育措施的实施，起到了一定效果。据统计，民国廿六年（1937　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91　所，学生31188　人，10　年后（1947　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207　所，增加了116　所，学生155036　人，其中文类各科学生79472人，理工类各科学生59673　人，高等师范生15891　人，增加了123848　人，是10　年前的近5　倍。
　　（4）师范教育师范教育此前一直发展较慢。民国廿二年（1933　年）师范生（包括师范学校、乡村师范和简易师范）才100840　人，到民国卅一年（1942　年），中师学生为109009　人，到抗战胜利时就超过了20　万。而高等师范民国廿七年（1938　年）只有6　所。
　　抗战时期，初高等师范教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国民党政府是重视师范教育的。国民党政府为贯彻其教育统制，认为师范教育较之通过训育主任、党员教师、童子军组织及军训教官来控制教育，要好得多，也许会有效得多。因此，师范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廿七年（1938　年）通过的《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中规定："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同年国民党参政会议，建议中等学校师资之训练，应视全国各省市之需要，于全国划分若干区，设立师范学院。不久，就发布了《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国立大学未设师范学院者，得于文学院内增设教育学系。民国卅一年（1942　年），又发布了《修正师范学院规程》，并以国立大学所原有之教育学院或教育系为基础，增设文理类各系和公民训育学，改称师范学院。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已有独立的高等师范院校11　所，附设于大学的师范学院4　所，学生14498　人。于大学文学院中设立教育系的，共有24　校，此外还有哲学教育系、家事教育系、乡村教育系。中等师范学校也有所发展，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全国有师范学校（包括中等师范学校、乡村师范、简易师范和分科师范等）902　所，学生245609　人。
　　对师范学校的管理也日趋严格。《修正师范学院规程》中规定：师范学院为施行"严格之心身训练"，采用导师制。学生一律住学校宿舍，"实行集团生活，严格训练"。导师对学生的言行、思想、学业、生活等，"译密记载，每月报告一次，由主任导师汇集整理"，导师认为学生不堪训导时，可请求主任导师准予"退训"。再经"退训"，即由学校除名。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和主任导师（后来改设"管训部"），都要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聘任"，以确保他的政治素质。对于中等师范，民国廿七年（1938　年）发布了《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后，至民国卅五年（1946　年），又发表了此类的"方案"、"规程"5　次。其中《修正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院学校校长及全体教员"均负训导责任"、"严格训练青年身心"。《第一次师范教育方案》规定：对"不合格及不健全"的小学教员、私塾教师，由各省教育厅进行调查，分别给以"补充训练"。《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重申，师范学校"应特别注重建国信仰规定"，也应注重"人格之陶冶、专业之训练"。并在其《工作要项》中规定，应即订定师范新生入学指导办法，"督令各校于实施新生入学训练时支配适当时间实施之，以确立师范生从事教育及基层政治工作之认识及志愿"。当时各类师范学校课程中，都把"地方自治"、"农村经济及合作"等，列为必修课目。
　　具体说来，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复订的师范学校及简易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修订原则八项为：（1）须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2）须符合国民教育之意义与目标，使师范生具有完成国民教育任务之充分知能；（3）须适合管教养合一之要旨，使师范生能以教育力量为中心，推动地方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建设，完成地方自治；（4）须表现师范学校之特殊性能，顾及师范生专业需要；（5）须使师范生具有兼教儿童及成人之能力；（6）各科教材须切合实际需要，并须顾及中心国民学校、国民学校各科应用教材及教学法；（7）各科教材应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并须顾及各科相互间之联系；（8）各科教材可采取其它方法另行组织以求完善。另外，对于师范学校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学校的设立办法，也都一一作了具体规定，这些我们前边已经提到。
　　对于师范学院的具体规定也很详细。民国廿七年（1938　年），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修业年限5　年，师范学院各专修科，修业年限3　年。师范学院得设第二部，招收大学其它学院性质相同学系毕业生，授以1　年之专业训练，并可附设研究所，招收师范学校毕业，具有研究兴趣，或大学其它院系毕业有两年以上教学经验之中等学校教员，研究期限2　年。还规定师范学院单独设立，或于大学中设置之，师范学院分国文、外国语、史地、公民、训育、算学、理化、博物、教育各系。
　　为了养成尊师重教育的社会风气，《第二次师范教育方案》规定："自1942　年度起，应于每年3　月29　日起举行推进师范教育运动周"，进行各种宣传，并举办"师范生效忠国家、献身教育事业宣誓"。民国卅二年（1943年），国民党政府又规定"各中小学校于每年举行教师节（8　月27　日）纪念仪式时应由学生家长率同学生代表向教师行谢礼"。
　　年份1941 1942 1943 1944 1945失学儿童数17001710 16606458 14851822 14739644 12840275失学成人数72227897 85460929 63529619 57889350 63810962综合起来考察，这时候的教育仍然是向前发展的，从上表①可以看出，失学人数在逐年减少，从下表也可以看出，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在逐年增加②专科以上学校中等学校国民学校和小学学校数学生数学校数学生数学校数学生数民国廿七年97 36108 1814 477585 217394 12281837廿八年101 44422 2278 622803 218758 12609976廿九年113 52376 2606 768533 220213 13545837卅年129 59457 2812 846552 224707 15058051卅一年132 64097 3187 1001734 258283 17721103卅二年133 73669 3455 1101087 273443 18602239卅三年145 78909 3745 1163113 254377 17221814卅四年141 83498 5073 1566392 269937 21831898年度数字校别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一贯坚持其教育统制的政策，这种发展的势头已被打住了。况且这种缓慢的发展，与当时中国的人口相比，与失学的人数相比较，仍然是大不成比例的（因为这两个数都是官方数字，是可以进行比较的）。统得过死，影响发展，不能不说是国统区教育的症结所在，也是危机所在。3。下层群众的教育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统制政策，并没能压制住广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学校的民主运动也不断发生。与三青团等组织相对立，广大师生自己纷纷组织了起来，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救亡工作团普遍成立。在他们领导下，编辑壁报，举行讲演会，组织读书会，进行募捐援助前方战士，大大提高了青年的觉悟。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学校中，进步师生学习马列理论蔚然成风。尽管这些书籍都在被禁之列，但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还是不胫而走，风行于各界。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经常地被学生老师们用来做《中国之命运》的反教材。进步刊物也被禁，阅读者还有受监视、受迫害，甚至有生命危险，可是当时《新华日报》、《群众》、《生活周刊》、《全民抗战》等报刊，仍然洛阳纸贵势头不减，马列主义的影响在后方扩展了开来。当时因为全民抗战，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没有出现过，但学生和教员之中已出现明显的分垒，这是必须指出的。救亡工作团和读书会是一般学生最普遍的组织，也是当时最合适的组织形式；"三青团"则作为政府的助手，出现在学生们的对立面。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国共双方都积极从学生中发展自己的组织，国民党在大学里普遍成立自己的党组织，要自己的党员严把关口，同时不时地从各级学校吸收表现好的师生加入国民党，这个工作做得比较顺手；共产党也在大后方吸收知识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廿七、廿八年（1938
　　①　尹明阶：《谈谈汉阳县的旧风俗》，《武汉文史资料》1987　年第2　辑。②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95　页。年、1939　年）这两次规模比较大，也有些近乎"明目张胆"，后来则转入地下，但组织的发展则更快，因为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工作团、读书会等学生组织的主心骨，也是当时普通学生群众赖以依托的力量源。
　　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当时抗日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变得人人向往。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负担徒步，长途跋涉，络绎不绝，国民党政府的"招致站"遍布交通要道，特别是通往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路口，却依然不时有鱼群漏网，这种效果就不单是几本毛泽东的著作、几种进步刊物所能做到的，因为这需要的是具体而微、潜移默化的功夫。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拍摄了一张题为"背着背包的青年人步行投奔赤色分子"的照片，并且说，因为"共产党人实际上变成了流动的、有武装的、四处出现的宣传队"，"毛泽东现在可以比较安全地继续实现他那加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计划了。这项计划吸引了数以千计的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①。当时西安办事处接待的这类青年较多。民国廿七年（1938　年）五至八月经西安办事处输送延安的青年统计为：武汉办事处880　人，西安办事处801　人，兰州办事处30　人，湖南通讯处120　人，广东通讯处78　人，东北救亡总会西安分会50　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37　人，陕公同学会西安分会35人，民先总队部107　人，第一游击队150　人②，合计2280　人。这些求学者在西安办事处提出申请后，听取中共领导人的形势报告，再去西安七贤庄7　号延安各抗日学校设立的联合招生委员会参加考试，合格者立即用专车护送到延安。投奔延安直接参加抗日工作的青年学生，则无须考试，各地办事处情况也不同③。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版，第217-219　页。②　童小鹏主编：《第二次国共合作》，图片317。
　　③　同上图311-318。
　　（二）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的形成1。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一直非常重视教育。民国廿七年（1938　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民国卅三年（1944　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又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报纸、学校、艺术、卫生等文教工作的领导。民国廿六年（1937　年）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次年（1938　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教育要为长期战争服务。
　　为抗战服务的教育，必须同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联系起来，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抗战背景下抗日根据地教育的一项重要政策。它立足于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经济落后的现实基础之上，要求教育不能排除在生产运动之外。民国廿八年（1939　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对延安青年在学习革命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的同时，实行生产运动、开发千万亩荒地，特加赞扬，称之为真正的"抗日救国的先锋"，"是全国的模范"。民国卅二年（1943　年）毛泽东又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指示中指出："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有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是不注意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　教育工作走群众路线，是这时的又一教育政策。民国卅三年（1944　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强调，文教工作必须紧密地联系群众。其原则有两个：一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一是群众的自愿。大会确立了群众教育（包括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中实行"民办公助"的政策。"民办"就是要依靠群众的觉悟，由群众自己动手办好学校。公助，不仅在物质条件和某些其它方面给群众以帮助，更重要的是加强对教育的领导，保证在教育内容上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教育既能联系生产实际，适合群众的需要、又能帮助群众提高觉悟。所以民办和公办学校之间的关系，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各有所侧重。公办学校是民办学校的核心。当时群众办学仅为初等学校，干部教育和完全小学，规定由政府办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当时又一教育政策。毛泽东指出当时陕甘宁边区150　万人中，文盲就占100　万以上，还有2000　个巫神，仅仅破除迷信，就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文化统一战线的任务之一，就是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破除封建和迷信，解放群众思想；其另一任务就是用民族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武装群众头脑。既要反对投降主义，又要反对宗派主义。"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①民国廿八年（1939　年）中共中央指示："一切战区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
　　①　《上林县志》，广西上林县图书馆1934　年铅印本。
　　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也"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①民国廿九年（1940　年）又具体指出：在文化教育改革上"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作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的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②这就是要求学校的大门向一切赞成抗日的青年开放，不论他们的阶级、党派、民族和地区。在教育组织形式上，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
　　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教育要配合抗战必须有所侧重。民国卅一年（1942年）发布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③民国卅三年（1944　年）三月二日《解放日报》社论《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更具体详细地阐述了教育的重点问题。指出：干部教育之所以重于群众教育，"不但因为干部是群众的先锋，他更需要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培养提高的目的是为着群众的，而且因为农村环境中群众教育的内容究竟有限，普通高小以上的教育就入于干部教育的范围。。。因此，政府的教育部门就不能不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干部教育方面"。社论还指出，在群众教育中，成人教育又应该重于儿童教育，因为"农村中的成人，是目前紧张的战争与生产任务的首要担负者。。他们提高一步，战争与生产即可提高一步，正如立竿见影，不象儿童受了教育，其应用尚有若干限制"。成人教育较之儿童教育更迫切，更易见效，自然是战争状态的重点选择。但儿童教育并未被忽视。在战争状态，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办好了，就可以大大促进胜利，就会有更充分的条件来发展儿童教育，这是从根本上重视了儿童教育。事实上，干部教育带动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都获得了发展。
　　2。初步的教育成就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化基础很差。抗战前，陕甘宁边区仅有小学120　所，文盲占总人口的98％。此后却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如晋察冀边区，民国廿八年（1939　年）上半年，小学增至7000　余所。小学生达40　余万人，差不多每个较大的村子都有初等小学，每个行政区都设立了中学，并创办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战学院。其它解放区，教育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解放区的学制没法统一。其教育组织大概分为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时称国民教育）。高等学校、中等学校以及各种训练班属于干部教育，小学和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属于群众教育，高等小学也带干部教育的性质。下边从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和群众教育四方面做一概述。
　　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各种干部学校，是解放区教育组织中最重要的部分。派到这类学校中的负责人多系久经锻炼的党的高　级领导干部。教师多数是有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86、193　页。②　某些人认为童养媳的第一胎会生男孩，这有利于传宗接代。
　　③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1　辑，1950　年版（无出版社），第29-34　页。丰富斗争经验的，其中不少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学术界名流。学生一般也是革命觉悟较高的青年先进分子。
　　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干部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民国廿五年（1936　年）创办于陕北瓦窑堡，后迁延安，培养抗日军政干部，是干部学校的典范。抗大一至四期都在陕北的瓦窑堡和延安。学员由1000　人激增至5000人，毛泽东亲任教育委员会主席。民国廿七年底（1938　年），在延安组成一、二分校，进入晋东南和晋察冀解放区，总校也随后入晋东南，留下部分人员组成延安第三分校。总校五至七期学员在华北敌后完成学业。此后，分别在山东、晋察冀、陕甘宁、淮北、苏北、晋冀豫、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建立了12　个分校。民国卅一年（1942　年）抗大总校及部分分校师生迁回陕北绥德。抗战胜利后，抗大总校奉命挺进东北，组成东北军政大学。9　年中，抗大共培训了20　余万干部。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八"作风就是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抗大的主要课程分两类：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中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中有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射击、救护等。还根据学员需要设置地理常识，自然知识、算术、日文等文化课程。生产劳动在教学计划中也占重要地位。抗大的教学有两条原则，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一是少而精。抗大的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并且形成一套具体方法：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中心突出；适当联系；认识发展规律。抗大学员的学习作风，体现了个人认真钻研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和集体主义的学习精神相结合。集体学习有小组讨论会、读书会、座谈会等形式。抗大的学员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他们自建校舍、自己运粮甚至开荒种地，力求生产自给，以此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培养"劳动化、工农化、革命化"的抗日军政干部。抗大实行的是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教师、学员和职工真正打成一片，同吃小米、住窑洞、穿灰布军衣和草鞋，一切都由学校供给。除对个别外地来的教授在生活上多一点照顾之外，一般教职员每月仅有2.5-7　元的津贴，和学员一样过供给制的生活。师生们思想上互相帮助，保持一致；生活上互相照顾，每到一地都要与群众密切联系，调查研究，行军中也用行谈会、流动黑板等方法抓紧学习。"救亡室"是抗大中最活跃的群众组织。他们通过办墙报、高唱革命歌曲、举办军政问答会、讲演会、座谈会、晚会、展览会、军事体育比赛等各种各样的活动，进行抗日宣传和思想教育，被誉为"课外学校"。针对干部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向，民国卅年（1941　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提出要从明确培养任务；加强领导，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改善教师质量；调整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这就使包括抗大在内的干部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陕北公学。民国廿八年（1939　年）九月创办于延安，培养一般抗战干部。后迁关中，成立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工作等方面较高级的干部。又建立研究员部，设民主政治、民生经济、民族文化、国防教育等系。学习1　年。陕北公学常与"抗大"相提并论，在干部学校中影响较大。
　　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民国廿七年（1938　年）成立于延安，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还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以培养文艺干部为主。
　　中国女子大学。民国廿八年（1939　年）成立于延安。分普通班、高级班和特别班，专门培养妇女干部。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女大的成立，在政治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农村工厂中去，组织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妇女，来参加抗战。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的抗战是不会胜利的。"①这正好道明了女大的办学目标。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国廿九年（1940　年）由安吴青训班发展而成，培养青年运动的干部。要求不仅具有革命理论，而且掌握各种文化知识和技能，如戏剧、音乐、体育等。学校组织以学生自治为原则，由学生与教职员共同管理学校。学校教学以辅导为主，上课时间大大减少，注重学生自学和研究问题。
　　延安大学。民国卅年（1941　年）由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泽东青年干部学院合并而成。民国卅三年（1944　年），又将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行政学院及自然科学院并入，成为延安大学所属的3　个学院。
　　华北联合大学，民国廿七年（1938　年）成立于延安，次年（1939　年）进入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初分社会科学、文艺、工人、青年4　部，后来发展为法政、文艺、教育、外语等学院。民国卅七年（1948　年）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民国三十九年（1950　年）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党校）。民国卅一年（1942　年）在延安成立。这是以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而成立起来的一所新型干部学校。为抗战及中国革命培养政治、军事、文化干部，规模宏大，毛泽东亲任校长。该校应延安整风运动的热风而起，并且投入到了这场干部教育运动之中，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就是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学校的教育对象也就及于全党了。学员一入学就投入到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思想斗争中，以精通并灵活运用马列主义看中国问题。学习内容多为中国共产党的整风文件，学习方法是先精读，作笔记，再开小组会讨论，然后进行思想和工作检查，改过扬善，以达到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改造思想、改进工作、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学校学员有中央及各省党的负责同志、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委员、文化工作者等。初成立时的党校分为6　部：第一部是中央及各省的负责人；第二部是从前线调回延安学习的干部；第三部是理论工作者及作家（原中央研究院）；第四部是为提高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而设立的；第五部是陕甘宁地方干部；第六部是新来边区的干部。另外，民国卅年（1941　年）在延安设立的中央党校，以培养地级、团级干部为主。
　　中央研究院。其前身为马列学院，民国卅年（1941　年）改为马列研究院，旋改为中央研究院，次年（1942　年），成为中央党校第三部。
　　延安的干部学校，还有培养自然科学人才的自然科学院，培养地方行政干部的行政学院，培养医务人员的医科大学，培养军事人才的军政学院和军事学院，培养翻译人员的俄文学院，培养新文字干部的新文字干部学校，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以及日本工农学校、朝鲜军政学校、炮兵学校等。干部教育搞得有声有色，热火朝天。
　　在职干部教育由于人数众多，重要性强，在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注下，成为一种普遍的教育运动。在职干部教育包括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其业务
　　①　浙江民俗学会：《浙江风俗简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441-442　页。学习范围包括：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密切关联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有关的历史知识，有关的科学知识5　项。其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其文化教育通过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来学习文化。其理论教育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内容。学习没有期限，不断学习，不断改进工作，再不断学习。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好范例。
　　中等教育主要有鲁迅师范学校和边区中学两种形式。民国廿六年（1937年），陕甘宁边区设立鲁迅师范学校，次年（1938　年）又建立边区中学，后来二者合并为边区师范学校。鲁迅师范学校起初只有20　多个学生，多为八路军家属，年底就增加到360　个学生，一半是外地高小毕业生。校址曾由延安移到延长，又移关中。学校教职员多在抗大和陕北公学受过训练。课程分为四部分：政治课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常识和民众运动等；军事课包括游击战术和军事训练；教育课包括国防教育、教学法、管理法、教育行政等；普通文化课包括国语、算术、历史、地理、自然、音乐、新文字等。其时间比为3：1：3：4，修业年限1　年。鲁师体现着教育与社会活动相联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色，是一社会化的教育。师生同享供给制，物质条件相当艰苦。边区中学创办于民国廿七年（1938　年），修业年限2　年，生活采供给制。学习重自学，政治、军事、社会科学每周讨论1　次，历史、地理、自然等科则讲授完毕后集中讨论1　次。到民国卅年（1941　年）陕甘宁边区中学发展到7　所，5　所是师范学校，学生计有1000　多人。自民国卅二年（1943　年）起，又附设地方干部班，教育在职干部。1　年后，地干班学员达300　多人。晋察冀边区自民国廿七年（1938　年）筹设边区中学，次年（1939　年）开办了7所中学，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又增办两所。到民国卅年（1941　年），毕业学生7000　余人，但多为短训班性质，培养行政、民运、自卫队、教育、合作社等方面的干部。山东解放区的中等教育也在逐渐发展之中。
　　不过，起初的中等教育有注重政治教育而忽略文化基础知识的偏向。民国廿九年（1940　年）起进行重视文化课的调整，又走上了旧型正规化的道路，丢掉了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点。直到延安整风后，才逐渐正式走上正轨。
　　小学教育发展更迅猛。如陕甘宁边区旧有小学不过120　所。边区建立后的民国廿六年（1937　年），小学达545　所，学生万余人，其中完全小学16所，模范小学78　所。到民国廿九年（1940　年），小学总数增加到1341　所，学生43625　人，其中完全小学又增加了3　倍。所有小学都非常重视抗日的政治教育，一方面经常地学习时事政策和政治常识，另一方面组织儿童参加社会活动，领导儿童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总体战，边区政府教育儿童做到五不：（1）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2）不报告干部和八路军；（3）不报告地洞和粮食；（4）不要敌人东西；（5）不上敌人学校、不参加敌人少年团①。同时用敌人的残酷暴行教育儿童，激发其同仇敌忾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感。让儿童参加"控诉复仇大会"，亲耳聆听接受熏陶。于是有的儿童被敌人抓去严刑拷打，也绝不吐一句实话。抗日教育在当时是相当成功的。边区小学一般实行民主管理，学生会组织很普遍，发挥作用很大：一方面组织同学认真学习，保证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另一方面锻炼学生独
　　①　《西藏纪要》，1930　年铅印本。
　　立工作的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运用民主方式学习过民主生活。建立了生活检讨会制度，进行集体的自我教育。学生会推选代表列席学校会议，提出建议和批评。学生代表也可参加学校的决策会议，然后全体师生共同执行。同时，教师的指导作用也得到加强。学生活动当时存在计划性差、缺乏耐心的缺憾，所以民主管理是以教师的指导为前提的。同时教师也用集体领导代替了个人独行，所以当时民主气氛是比较浓的。
　　这种在对象上面向大众、在内容上服务于抗日、以民主为方法的教育，当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出现了脱离实际、脱离具体情况的现象。如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百废待举，恶劣的条件导致步履维艰，但在教育方面却提出了实施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的要求，采取的办法也只能是依靠行政手段硬性推行。民国廿九年（1940　年）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制定的义务教育条例规定："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8-14　岁），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①于是有的学校整个学期都在动员学生入学，结果却并不理想。如晋察冀边区就采用过"评议"法，凡经"公众评议"应该入学的，必须入学，也引起了有的群众不满。这时期还因为追求数量，实际教学工作有所放松，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占去了学生大部分时间，群众也有意见。后来到民国廿九年（1940年）下半年，又决定："合并学校，重质不重量。办法是：一、每县宁可取消10　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二、每个学校不满20　或30　人，不准开办；三、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制度必须'整齐划一'。"②这是同中等教育一样实行正规化。但学校合并，多数学生离家住校，加重了家庭、政府和学生的负担；"整齐划一"在当时边区的经济状态下，因大失其因地制宜之长，也就扼制了教育的发展势头；"整齐划一"和前边一些因素的影响，造成学习年限过长，学校和家庭勾通又不便，家长顾虑增大，送子上学的积极性并不高。同时，提高质量成为重要目标，教育内容转以文化知识为主，与边区的群众生活实际相脱节。自然科学中多讲火车、轮船、电气机械，而不是边区生产中的实际知识；文化知识也多以都市生活为背景，同时，政治教育存在着口号化及牵强附会的偏向。由于这些偏向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学校与群众的对立，小学毕业生中有不愿做农民者，也有看不起庄稼人而离婚者。好在这些现象在抗战时期，大约民国卅三年（1944　年）左右得到了检讨和纠正，但这些教训仍不失为以后长期教育发展中的借鉴。
　　社会教育组织灵活多样。有冬学、夜校、识字班（组）、半日校以及剧团、俱乐部、救亡室、秧歌队等。民国廿七年（1938　年），陕甘宁边区共建立了夜校208　处，学生1917　人；半日校61　处，学生919　人；识字组5834组，组员39983　人；冬学600　处，学生达10000　人。以后各种形式不断发展。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形式。
　　冬学适应农民生活习惯，很受欢迎，其对象主要是成年人，也包括儿童。以扫盲反日反奸教育为目的，学习时间可以是整个冬天。冬学的开办，首先是乡或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并民主选举冬学委员会，其委员有各方面代表，负责领导、动员入学、解决校址、校舍、教师等问题。冬学的学习内容有国语、珠算和政治常识及军事演习。冬学还提倡新文字（拉丁化）教学。自民国廿六年（1937　年）起，规定用汉文和新文字两种课本，并
　　①　《检讨边区教育历史》，《解放日报》1944　年11　月5　日。
　　②　《检讨边区教育历史》。
　　为推广新文字举办大批的教师训练班。个别地方推行新文字成绩很好，延安1563　名学生，经过40　天的学习，有561　人学会了日常用语和自然写读，不少人当上了《新文字报》通讯员。后来冬学更突破了学习的范围，成为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场所，如参军、支援前线，组织生产等，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一切通过冬学"的口号。
　　3。群众性的教育运动群众性是边区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与中共奉行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方针直接相关联。群众性的教育运动主要体现在"民办公助"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两个方面。
　　为提倡"民办公助"，民国卅三年（1944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了《关于提倡研究范例及试行民办小学的指示信》，对"民办公助"作了具体指导，要求（1）民办小学的形式（完全民办或"公私合作"）和推行的步骤，不求一律。一般普通小学，如条件许可，应即改为民办，逐渐达到中心小学以下，均归民办；（2）民办小学的学制和教育内容，均尊重群众的意见，根据群众的需要，学制长短和上课时间均不求一律，课程的设置也可同意群众的意见，废除一些暂不急需的科目。教材如不愿用政府的课本，也可以与群众商量自编，以多联系生活实际，多些政治常识和生产知识，以免陈腐为原则。学生名额不加限制，校址、经费、教师待遇全由群众决定。（3）民办不能和公助分离，不能听其自流①。这个指示发出后，首先在延安的杨家湾、裴庄、磨家湾、沟门等处试办民办小学，迅速发展到574　所，次年（1945　年）上半年，达到了1051　所，占陕甘宁边区小学总数的75％，群众成了办学的主力。
　　实行"民办公助"的正确步骤是：（1）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首先在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酝酿准备，深入地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群众对办学的看法，充分进行讨论和研究。再通过知识分子向群众宣传解释，使群众普遍地认识到读书识字的重要，自动起来办学。如果群众的觉悟还不够，或虽想办学，但还存在某些困难，就耐心地启发，并切实给予帮助，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对办学树立信心、愿意共同想办法来克服困难。如杨家湾民国卅二年（1943　年）就有人提出立校。第二年（1944　年）春天，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下来，帮助群众筹备。在市和区分政府督促下，工作组作了细致的研究工作，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征求大家意见。其时正"青黄不接"，群众负担不起，于是工作组又提出，富的欢迎多出，穷的少出，一个小孩一斗米，教师开支公家暂助。同时决定"有一个教一个。。决不强迫"。群众的积极性起来了，拨菜地、借水缸、拿凳子，几乎要啥给啥，秋后全乡又自动捐出了400　多石粮食，开了9　垧学田，经费就全不需政府补助了，上学儿童也由10　多个增加到30　多个。（2）学校办起来后，加强由群众产生的校务领导机构，密切学校与群众间的联系，争取群众对学校的监督，使学校在群众中生根。校董会就是当时学校的领导组织，是由群众推举出来的。民办学校办得好的，往往与它的作用分不开。杨家湾校董会有7　个校董，但因各种原因不能及时直接管理学校。教师陶端予有意识地防止"教员为政"，主动请求校董帮助解决问题，从而激发了校董们的主人翁意识。校董们切实负起了领导责任，把学校当做自己的事业，办得越来越好。同时，使群众经常了解学校的教学情况，使家长知道学生在学校中学些什么，做些什么，效果怎样，进
　　①　《解放日报》1944　年4　月23　日。
　　而与教师合作督促学生进步向上。（3）教学密切联系群众，适合群众需要。在教育为抗日战争服务，教育与生产结合的方针指导下，选择实际生产中的材料作为教学内容，这是当时教育改革、民办小学的一条重要经验。优秀的民小教师，一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另方面很好地分析这些意见，从而恰当地安排自己的教学活动。如算术课着重教珠算和心算，教学生识钞票、量布、算土地面积。国语课更广泛地联系政治思想教育、劳动教育、生产技术和自然常识及社会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再在这个基础上慢慢提高，增加一些时事教育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以造就群众真正需要的知识人才。
　　民办公助当时因为是初步尝试，也出现过主观主义的一哄而起，甚至为了完成任务而采取比赛的方式，使很多学校流于形式。学校办完后，不督促，不检查，把自愿和民办当成了放任自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和效果。这种作法及时地得到了纠正。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群众性教育运动的又一表现形式。其经验大致为：（1）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教学时间力求与生产相适应。根据农村居住分散和已经发展的集体劳动组织成为现实的特点，教育的组织就不求集中，而是尽可能地同集体劳动组织结合起来。这些集体劳动组织，陕甘宁边区有变工队、华北有拨工组，山东有互助组，妇女有纺织小组，儿童则集群放羊。于是就以这些组织为基础成立学习小组，一块劳动，一块学习，或轮流进行。学习场所也很灵活，以不影响生产为原则。当时曾有一种"巡回学校"，由邻近的几村组织起来，成立校董会，每村选一校址，教员轮流教学。平时则由校董组织学生复习。巡回学校一种如上，另一种则以一个大村庄为中心，组织周围各村，用"捎带巡回"的方式，定期地有计划地进行轮教。这种巡回学校的好处在于：把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更易于教育推广；发挥群众自学自教的作用，既从群众中培养了教师，又节省了专职教师的开支①。教学时间的安排，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季节而定，灵活采用整日制、半日制、早学、午学、夜学或随到随学等方式。如华北龙华桑文义民办小学，所在村有80　多儿童，春天有40　人上学，24　人为整日班，16　人为半日班，整日班下午早放，半日班下午上学，其余40　余贫苦儿童，隔日学习一晚上。麦收后，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饭前和中午上课，以应农忙。这种方法效果好过以前的四季整日上课。（2）领导儿童进行生产劳动。除了儿童回家干活外，学校更注意把学生组织起来，师生齐动手，有计划地从事校内外的劳动。校内劳动有手工业劳动，如纺织、编竹器等，也有农业劳动，如种地、饲养等，小学还有合作社，以组织生产；校外劳动是配合农民进行，把儿童编成小组，帮助农民修地、开荒、拔麦等。这就既支援了生产，又锻炼了学生，还解决了一部分学生的学习困难和生活困难。（3）进行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劳动观点的教育以正面教育为主。讲劳动英雄的故事，举行劳动小英雄评选大会等，树立儿童的劳动光荣意识，同时对轻视劳动的言行进行批评。生产知识教育，注重在劳作过程中教和学，如开荒时教开荒法，锄苗前示范锄苗的合理方式，捉虫时边捉边教，还教学生唱"二十四节气歌"及拨工的必要性和好处。课堂上更让儿童了解"作物的病害"之类的实用知识。
　　也有只搞劳动忽视教育：搞男女一样开荒种地，教师利用学生劳动改善
　　①　翟定一《论巡回教育》，载《解放日报》1945　年2　月21　日。
　　自己生活，为了少教学而滥用半日制、减少教学时间，对儿童的生产劳动放任自流等现象。这些现象都及时得到了批评和纠正。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边区教育因为环境恶劣，又属新形势下的创试，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偏颇之处，但其发展的势头一直看好。这与党政军各级的大力支持帮助、全体民众投入办教育直接相关。作为全民的事业，各种教育都获得了迅猛而长足的进展，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体系（如下图），给革命事业的胜利提供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片新天地，以及在这片新天地上施展作为的宝贵经验。
　　（三）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日本帝国主义所过之处，首先摧残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随之推行其奴化教育主张。抗战爆发后仅1　年内，沦陷区的高等学校遭到破坏者91　所，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108　所的85％，损失财产达3360　余万元；当时全国的中等学校仅有学生571800　人，受战争影响不能上学者达50％；受破坏的小学和幼稚园达129700　多所，占当时全国小学、幼稚园总数294000　所的44％；受破坏的图书馆2118　所，民众教育馆835　所，博物馆42　所，古物保存所54所。被破坏的中、小学校和社会文化教育事业机关的财产损失达18300　余万元。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统计。抗战八年，中国文化事业遭受的损失磐竹难书，仅文物一项，被毁坏、抢夺的就达36　万多件，其中就有江苏吴兴南浔刘氏之嘉善堂珍藏的《永乐大典》残本。
　　在破坏的同时，日伪设置了奴化教育机关，推行其奴化教育，利用旧戏剧、电影及各种报刊杂志、图书大力宣扬淫风赌风，鼓吹中日同源，灌输亡国奴思想。民国廿五年（1936　年），日本向伪满出口书籍共587000　余册，次年就增至380　万册，民国卅年（1941　年）高达3440　万册。民国廿八年（1939年），伪满进口的日本报纸5494　万份，是中国关内报纸进入东北数的10　倍。此外，日伪还组织了武装宣传队--"宣抚班"，直接去各学校进行奴化宣传。
　　民国廿六年（1937　年）伪满政府颁布了"新学制"。它规定教育的方针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旨趣，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着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增进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之方针。"这个方针明确指出要养成"忠良之国民"，至于忠于谁，良于何，更是昭然若揭了。"新学制"完全废除了原来的"六三三"制，施行"实务"的教育制度。它把学制分为3　段4　级，学习年限13　年：初等教育包括4　年的国民学校和2年的国民优级学校，并单设有为期3　年的"国民学舍"、"国民义塾"等。中等教育包括国民高等学校、女子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师道特修科、师道学校等。国民学校分农、商、工、水产4　科，和女子高等学校一样为期4　年；职业学校分农、工、商、女子等类，均4　年，前2　年为初等教育阶段。后2年才是中等教育阶段。师道特修科和师道学校均为期2　年，但后者第一年属中等教育，后一年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农、工、商、水产各科大学和师道高等学校，均为期3　年。
　　这个"新学制"颁发过后，伪满地区的教育确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个学制的特点还是非常显明的。其一，是初等教育的学习年限较前加长，而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年限则在缩短。因为初等教育阶段学生智域未能全开，而高级和中级阶段则是学习知识技能的关键阶段，所以这种作法并非为了注重初等教育，其"实务"性正在于以养成"忠良之国民"为目的。其二，中等教育职业化，这也是其"实务"性的一个体现。目的在于把东北青年培养成信仰"唯神之道"、"八纮一宇"的初等技术人员和培养此类技术人员以供日本帝国主义驱使的师资力量。其三，提倡私塾教育，更具落后性。其"国民义塾"和"国民学舍"均由私塾改造而来。而这时的私塾们采用个别教学法，教学内容也仍是《四书》、《五经》之流。其四、日语订为必修的国语科，而将国语改为汉文。伪满的《学校教育要纲》中规定："任何学校，均须列日语为必修的国语科之一；而将来满洲国的共通语言，决限定用日语"。认定日本为宗主国，媚日奴性表露无疑。
　　在"新学制"之外，还有直接隶属于伪满国务院的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是专门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建国大学设有研究院，由建国大学日人副总长兼院长，下设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共产主义批判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宣传伪满是"独立的新国家"；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同时又宣传"日满不可分的关系"，以混淆视听。
　　日本侵占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后，也利用当时当地的汪伪政府、维新政府等伪政权，推行其奴化教育。华北伪政权先后改组和创设了7　所高等学校，其中"新民会"创办的"新民学院"。就是一所培训高级汉奸、官吏的大学。民国廿九年（1940　年），日本在东京召开"东亚教育大会"，提出了开展"奴化"、"驯服"教育，以实现"日支亲善"、"共存共荣"、"东亚和平"，以此统一南北沦陷区伪政权的教育方案。
　　受此影响，沦陷区的教育机关编辑了一套"中国日本化"的教科书，彻底排除抗日内容，宣传"中日亲善"、"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日汪提携"的极端媚日思想。认为日满之所以不可分，在于："自古以来"日满就有"密切的关系"；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在东北做了重大的血的"牺牲"；日本为"开发"满蒙付出了"苦心和投资"。日本史学家也鼓吹满洲是"独立国家"；东北是"满蒙人的住地"，中国人是"侵略者"。而竭力灌输"日满同源"、"中日一体"的奴性教育。此外，沦陷区各学校把提倡传统道德教育的"修身"列为重要学科；把初等学校中的历史、地理合并于综合性的"国民科"，几占总课时的1／2；把宣传殖民主义的政治和语文混合在一起，并用日语讲一半课时，后来更改为"国势"。直接灌输奴化教育的学科也不断增设，如《新公民教科书》就包括"新中国的诞生"、"日本对华的援助"、"新中国政府"、"新人民党"、"新中国国民党"、"新环境的认识"、"新中国的缔造"、"中国事变的意义"等，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根绝爱国意识。除正常的学校教育外，还把奴化教育渗透到日常生活及各种典礼仪式中。沦陷区的人民进行了种种反奴化教育的斗争。东北师生一部分参加了抗日武装，另有一部分逃亡关内。在东北的师生依《东北反日总会及抗日联军政治纲领》的指导，积极"反对日本仔的奴隶教育，反对强迫教授日文、日语，反对日本仔强夺中国邮政、电信，要求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书信和读书等等自由"①。每当校方命令他们高呼"满洲国万岁"时，总有人嘹亮地喊"满洲国完事儿"。北平的学生拒穿伪市政府规定的校服；有的学生打电话大骂校长、教导主任；有的干脆请棺材店为校长送去寿终正寝的象征物。沦陷区的师生念念不忘苦难的中国及其文化，有好多地方有两套课本，宪兵、汉奸不在时就抓紧时间读中文课本。
　　需要指出的是，游击区机智灵活的教育斗争对沦陷区民众明显有榜样作用。游击区有有名的两面小学和隐蔽小学。前者又称抗日伪装小学，墙上一样挂孔子像和亲日标语，学生也持有伪教科书。但这些只有在敌伪来巡逻时，
　　①　蔡一木：《南阳婚俗》，《开展月刊》第10、11　期，1931　年。
　　由应敌教师教授。等敌人一走，就由抗日教师接替应敌教师上抗日教材。这种两面小学民国卅二年（1943　年）河北定县等八县就有154　个。隐蔽小学又称地下小学。在敌人岗哨林立的地方，采用"游击教学"的上课形式，这村、那村、青纱帐里都是课堂。地下小学多实行"分组教学"，按年龄、性别、住宅、街道、职业分组，由组长或导生做"传递先生"，进行各组授课活动。地道战开展的地区则实行"洞口教学"。游击区在艰苦条件下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对沦陷区民众的反日教育斗争无时不产生积极影响。
　　七、现代教育在大陆的转换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抗战胜利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镇压国统区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反战爱国运动，使国统区的教育丧失了民众，真正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舟，最终只能和其政权一样退出大陆。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以大众化为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全力支持和拥护，随着解放区的逐渐扩大，终于在大陆取代国民党政府接管了教育权。至此，经过漫长而坚韧不拔的革命，教育的所有权转回到了广大人民手里，大陆教育完成了转换。
　　（一）国民党统治区教育的崩溃1。美帝国主义的教育侵略美国一贯重视通过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项事业，来软化和控制中国政府和人民。这时期，美国作为国民党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助，也极力经营其在教育方面的独霸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全国20　多所教会高等学校中，受美国津贴的就有17　所，其中华北3所，华东9　所，中南3　所，西南2　所；全国300　多所教会中等学校，受美国津贴的就有200　多所；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1500　多所，约占全国教会小学的1／4。民国卅五年（1946　年）《中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美国获得了控制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权利。同时，美国送给蒋介石一个"中国社会教育计划"，从大多数成年人文盲的教育入手，帮助中国推行成人教育。这个计划的起草人是曾任驻华美军宣传与教育处长的史瑞夫上校（Lr·Col·L·G·Shreve）和"中国通"毕港宁博士（Dr·Frank·W·Price）。这个计划有抵制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意图。计划指出："有人谓惟共产党可予中国前途以希望，本计划实施之后，当可予此种说法以有力之答复，此点不可忽视。"又说："而共产党之调谓：共产党为今日中国有具体计划，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之惟一政党，自可驳正。"这个计划强调"对美联络"，并由美国设一个"特别顾问兼技术协助团"，"帮助"中国推行成人教育计划。这个协助团由美国富汝百法案（The Fulbright Legislation）、美国国务院国际宣传及文化事业处（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andCultural Affair）、美国国务院部际文化与科学推行委员会（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美国教育署（U·S·Office of Education）、华美协进社（China Institutein America）、国际训练局（InternationalTraining Administration）、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UN－ESCO）等机关组成，可见美国的操纵意图。民国卅六年（1947　年），美国与国民党政府又签订了"美国在华教育基金协定"。其内容包括：协助中国学者，交换留学生；宣传美国"救济"中国的"恩德"；宣传美国的"强大"。此外，还组织了一个基金董事会，美国派董事5　人，指导中美文化交流和"亲善"活动。美国把其"剩余战时物资"售与中国所得2000　万美元，作为其在中国进行各种教育活动的经费。不论其客观效果如何，这个计划和协定，无疑是美国继退还庚款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广泛深入的文化侵略，其目的正在于控制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一如其控制国民党政府一般。
　　2。学生爱国运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实行真备战、假和谈的政策。备受战争灾难的广大民众，特别是爱国的青年学生，积极起来响应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组织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争取和平民主自由、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民国卅四年（1945　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昆明几个大学的学生团体，决定举办"争民主、反内战、反美帝"的时事演讲会，昆明当局当天就发布了禁止集会结社游行的命令，晚上又出动大批军队、警察、宪兵用美式装备团团包围现场，并鸣枪鸣炮，同时宣布戒严，封锁交通，把5000　多师生阻止在寒冷的郊外，直到深夜2　时才开城放入。次日中央社竟报导说："西郊匪警，昨夜枪声"。愤怒的学生以西南联大（抗战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并而成）和云南大学为首，决定二十六日罢课，并提出立即制止战争；反对美帝助长中国的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游行、人身自由。。等要求。罢课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一日。国民党政府派出大批的流氓、特务、军警，全副武装包围了云大、联大等校，进行打、杀、追捕和破坏，在几个小时内，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被打死4　人，伤50-60　人，造成了"一二·一"大血案。真相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以《昆明惨案》为题的社论，向全国、全世界公开揭露；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通电抗议、慰问、捐助等活动，形成了全国性的反战爱国运动。
　　民国卅五年（1946　年）二月，特务捣毁了重庆庆祝政协成立大会，打伤了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郭沫若等著名教授。七月，蒋介石决意发动内战，暗杀了反战爱国的民主教授李公朴、闻一多。九月，美国进步团体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运动周"，在全国各地迅速得到响应，"美军一日不撤，学运一日不止"的口号风靡大江南北，黄河两岸。
　　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十二月底，北平和全国各大中学校学生发动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抗暴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全国各地参加抗议罢课、游行的学生有50　多万人，并有不少的市民工人参加，形成反美反战民主运动的又一高潮。次年（1947　年）元旦，国民党政府宣布宪法，上海青年学生又举行了抗暴示威游行。五月，国统区的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上海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五月二十日，沪、宁、苏、杭地区的学生在南京联合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大游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被捕、受伤100　多人，造成了"五·二○血案"。同日，北平、天津学生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又遭镇压。这更激起了全国学生的反抗，全国60　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竞相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带动下，城市工人罢工、市民抢米风潮不断；农村抗税、抗捐、反对征兵拉伕的斗争空前高涨；台湾人民掀起了反美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二·二八"武装起义。民国卅七年（1948　年），上海市各界展开了挽救教育危机的斗争；"小教职"组织还发动了一场小学教师"反饥饿、求生存"的"六·二八"斗争。这些说明，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实为国统区民众斗争的先导和代表。所以毛泽东说："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所以他概括地指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当时情势，确实如此。可见学生运动的巨大作用力。
　　3。三民主义教育在大陆的全线溃退自从国民党政府选择内战这条绝路后，其管理下的教育也逐渐陷入完全绝望。起先是因为忙于备战，其新的教育方针并没有随着新时期的到来而出台，仍然沿用抗战建国纲领指导下的各项教育方针政策。有所不同的是，针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高涨的新动向，更加强化学校和教育中的特务等控制机构，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镇压和控制，其结果自然适得其反。
　　等到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依靠美国的援助，放手打仗，用于教育的经费少得可怜，办教育的人员也为战争困扰而不能专心致志，于是教育问题越来越多，渐被搁置了起来。于是没有饭吃的学生只好"向炮口要饭吃"；工薪微薄的小学教员抵挡不住物价飞涨的势头，也只好站出来"反饥饿，求生存"；有识之士则自发组织起来拯救教育危机，要求国民党政府支持和赞助。这个几乎与战争同步的拯救教育活动，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办法，只好诉诸刀枪，结果使国统区民众完全绝望，师生完全绝望，纷纷走上反蒋反战的道路。由教育一脉不保，导致完全丧失民心，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证明国家政府的进步应尽量与教育保持同步，如果国家和政府落后于教育发展的要求而不思改进或竟无法改进，二者关系必势成对立，这时期的教育发展轨迹正好昭示了这一规律。
　　到了国民党政府求和和后撤时期，教育已然成了政府的包袱。教育机关一撤再撤，终于随政府撤退到了台湾。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为中心宗旨的"三民主义"教育，随着国民党政府的迁台，在大陆变得没着没落，如断线风筝一般。这是一个全线的溃退。
　　（二）解放区教育的蓬勃发展1。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政策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政策随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而不断改变和调整。抗战胜利前夕的民国卅四年（1945　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从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尽量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推进中国新文化。"这一指示，无疑具有纲领性，也是各解放区制定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依据。
　　民国卅五年（1946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战时教育方案。建议组成一个宣教委员会实施战时教育。战时教育必须提高社会教育的作用，动员参战；注重时事教育；应用战时活的教材去教育广大群众；根据不同情况，对巩固区、边缘区、敌占区、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这一年，东北行政委员会配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实现民主政治，开展经济文化建设的总任务，发布了《关于改造学校教育与开展冬学运动的指示》，规定东北解放区的教育方针是中等教育重于小学教育，而中等教育主要是办师范学校、职业学校和地方干部训练班，普通中学只占次要地位。课程要求学以致用，教法是启发的、讨论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群众冬学首先是时事和政策教育，其次是识字教育。次年（1947　年），又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中等教育必须肃清盲目正统观念，树立民主革命思想；必须以土地改革教育为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并要求实行民办公助，以民教民的方法发展国民教育。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在这一年里发出了《关于教育工作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的指示》。
　　进入反攻阶段后，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适时地指出，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大批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革命思想的各种知识分子，以应建设需要。教育领导机关首先要拿出一定力量办大学、中学、师范和专门学校，培养各种知识分子和干部；其次是要加强领导国民教育；再其次是有重点地进行社会教育。规定了适应长期建设需要的正规教育制度和方法。学制：小学仍用四二制，中学仍用三三制；课程：加重文化课的份量。还规定了毕业制度、放假制度、每周和每日上课时间、考试制度和课外活动时间。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对新收复区学校教育的改良，按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来办，调整课程，团结、教育教职员。同年，华北区召开中等教育会议，通过了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实施办法，突出了培养合格人才的主题。次年（1949　年）通过的《1949年华北区文化教育建设计划》，规定了大、中、小学及社会教育的发展方针：整顿各大学、专门学校，并加以适当扩充，创办各种专业学校和干部学校；大量培养各级学校师资；建设普通中学，大量培养有知识的革命青年，对新解放的中等学校，维持现状，逐渐整顿和改革；恢复、整顿和发展小学教育，老区小学注重读、写、算能力的提高，新区小学向工农子弟敞开大门，工业区重视工人子弟；继续加强社会教育，有效地组织工农群众学文化，提高其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同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了"把军队变成工作队"的指示，以适应革命干部的增长需求。同时，"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仍是这时期一贯的教育方针。
　　2。解放区教育的发展状况各解放区的教育进展不一。
　　东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奉行"干部教育第一"的政策，把中等教育提到首要地位。民国卅五年（1946　年）下半年，中等学校已为数不少。一类是旧式的未改造过的普通中学，一类是新型的混合中学，由中学、师范和干部训练班3　部分组成，比较切合实际需要，但为数较少。次年（1947　年）八月，中学已达105　所，还有近20　个干部训练班，半数以上的中学有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派去的领导干部。到民国卅七年（1948　年）8　月，中学又增加到145　所，学生6　万余人，劳动者的子女大量入学。还争取了26000　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和转入干部学校学习。这时期的中等教育还是短期训练班性质。随着东北全境的解放，中学正规化的要求提了出来。次年（1949　年）又进行了高等教育的整顿。
　　小学教育，在实现了土地改革的农村，推行"民办公助"，采取早学、午学、夜学、半日班、全日班等多种形式，力求与生产相适应，并以农村小学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冬学仍是教育农民的重要形式。城市中的小学，着重恢复，学制不变，并进行适当的改革。除私立者外，仍旧公办。至民国卅七年（1948　年）八月，共有小学17726　所，学生1688446　人，比较上年，学校增加72.4％，学生增加90.8％①。
　　华北解放区。高等教育方面，有著名的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和由这两个大学合并而成的华北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于民国廿八年（1939　年）成立于晋察冀解放区。抗战胜利那年，在张家口恢复其3　学院、1　文艺工作团。次年（1946　年）因国民党军队进攻迁冀中。两年中培养了1800　名革命干部走上各级革命工作岗位。北方大学是民国卅五年（1946　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创办的，分设文艺、行政、财经、工、医等学院，还有几个研究室，两年间，也培养了1000　多名干部。民国卅七年（1948　年）八月，两校合并为华北大学。其任务是吸收国统区的大中学生，通过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成为建设新中国的干部。学校包括4　部：第一部为政治训练班性质；第二部为教育学院性质；第三部为文艺学院性质；第四部为研究部，分设中国历史、哲学、中国语文、国际法、外语、政治、教育、文艺8　个研究室。还有农学院和工学院两院。拥有大批著名学者和干部，是新型大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华北解放区的中等学校，在日本投降时只有34　所，学生6359　人。第二年（1946　年），学校数增至82　所。到民国卅七年（1948　年）下半年，就增加到144　处，常年在校生24000　余人，中学生占15000　余人，师范生7000余人，职业学校学生2000　人。日本投降后的3　年中，华北解放区中等学校培养了36000　多名学生参加革命工作或转入高等干部学校学习。这年（1948　年）八月，华北解放区与东北同时提出了中等教育正规化问题。
　　日本投降前，华北解放区有高小965　处，学生58000　余人；初小32000处，学生150　余万人。到民国卅八年（1949　年），小学总数已增至51900　余处，学生325　万余人，小学教师766000　余人。
　　①　谭纫就：《中国的离婚研究》，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1932　年版，第58-61　页。社会教育方面，农村中除了经常性的社会教育活动，如剧团、歌咏队、识字组、读报组、黑板报、墙报、山头广播、屋顶广播等等之外仍着重冬季的群众教育工作。在土改未完成的地区，结合平分土地、参军支前等中心工作，对农民进行政治为主、文化为辅的教育。在土改已完成的地区，则通过文化教育进行民主教育和生产劳动教育，并以开展生产运动的思想教育为主要内容。在城市中，民众教育馆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如张家口市民教育馆，开办汉奸罪行展览、工人生产展览、妇婴卫生展览、"三八"妇女节展览、"四四"儿童节展览等各种展览活动；俱乐部组织各种戏剧歌舞演出和讲座；还设有阅览室和特约茶馆。业余补习学校有群众学校儿童班、业余公学、业余美术班、店员夜校、鼓曲研究组等多种形式，也是城市群众教育的重要机构。
　　山东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开始以前，有山东大学1　所，学生近千人；中等学校42　处，学生约15000　人；小学25000　处，学生170　余万，社会教育方面，青年夜校、妇女识字班极为普遍。国民党军队进攻被击退后，山东解放区的教育在端正思想、明确方针政策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其他解放区教育的恢复和发展大体类似。
　　各解放区在这一时期，着重解决了这些教育问题：（1）青年知识分子和教师的思想改造问题。由于长期受敌伪顽的影响熏陶，当时青年学生和教师中仍普遍存在着旧的正统观念，而不以人民为正统。而当时的形势又急需各方面的人才，急需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青年的思想教育问题就在恢复和改造学校的过程中，首先被提了出来。在解放战争（1946-1949　年）的头两年，知识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思想教育和改造是东北中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其"目的是改造学生思想，使之走上革命道路，变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要把青年学生培养成为干部的后备军。"①思想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土地改革教育。土改教育的贯彻程度，乃是当时衡量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干部的思想认识和阶级立场的尺度。这种教育当时是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让大家自由大胆地谈看法，在讨论中明理；或自己诉苦回忆，互相教育；或请国民党降兵降将、光荣的工农兵现身说法，说明形势和前途，使知识分子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大众走。
　　（2）中学正规化问题。到解放战争中后期，解放区域不断扩大，对革命干部的需求因建设的任务不断增加而不断增强，以短期训练班为主的中学教育必须走上正规化。当时对中等教育正规化的要求，着重在两个方面：建立统一的制度和加强文化科学知识的教学。
　　制度方面，首先是修业年限。华北与东北均规定中学仍采用"三三制"，初高中各为3　年。华北除了三年制的初中外，再办一年制的速成班。师范学校，华北采用三年制为主，一年制为辅的办法；东北则规定普通师范4　年（培养高小教师），简易师范2　年（培养初小教师）。其次，对入学、毕业、上课、放假、考试等等也作了规定。东北规定中学放寒假45　天，暑假20　天；每学期从开学到放假共19　周半，保证十足上课17　周；新生入学须符合条件并通过入学考试；每学期结束及毕业，均要举行考试；并在原则上规定，不中途抽调学生。华北也做了相应规定。
　　①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第1　辑，1950　年版（无出版社），第11　页和统计表（五）附言。
　　加强文化科学学习方面，是确定文化课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华北与东北都决定中学文化课占90％，政治课占10％。东北还规定师范学校文化课占70％至75％，业务课占15％至20％，政治课占10％。还规定中等教育中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每周不超过6-8　小时。
　　新型正规化的新意就在于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是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是注重唯物论基础上的切合实际的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所以它与旧教育明显不同，预示着教育界已在新旧教育角逐之后，真正开始破旧立新改朝换代了。
　　（3）高等教育的整顿问题。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与中等教育同样的问题，为了从战争走向建设，也必须进行整顿。东北解放区因为解放早，整顿工作也最有特色。其具体措施包括：新建和调整高等学校、建立正规制度、改进教学、整顿与充实教师阵容、增加图书仪器设备和加强组织领导。民国卅八年（1949　年）通过的《关于整顿高等教育的规定》，就是东北为此制定的专门文件。
　　关于新建和调整高等学校。提出设立8　种类型的高等学校：工科，沈阳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大连大学工学院；农科，沈阳农学院与哈尔滨农学院；医科，沈阳医科大学（中国医大、辽宁医大与药学院合并）、哈尔滨医科大学与大连医学院；师范，东北大学；行政，东北行政学院；文艺，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外语，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及大连大学俄文专修科；朝鲜干部学校，延边大学　。
　　关于建立正规制度。修业年限：工、农、医科4　年，社会科学及文艺3-4　年，专修科二年。入学资格和考试制度：大学本科生及专科生必须具有高中毕业程度，经入学考试合格者。精简编制：实行"学校编制学校化"，而非机关化和军队化；将全供给制和全公费制改为助学金制；高等学校经费列入国家预算。
　　改进教学。首先加强政治教育，政治课占授课时间的10％-15％。确定俄语为第一外语。专业课教学计划由各校自拟。教学以课堂教学为主，着重指导自学，集体讨论和社会活动不宜过多。
　　整顿与充实教师阵容，主要是提高教师质量。一方面改善教师待遇，鼓励现任教师进修，发挥其积极性；另一方面增聘水平较高的老师。
　　充实图书仪器设备。通过学校调整，使图书仪器设备适当集中，并保证高校一定的经费，以及时增加必要的图书仪器设备。
　　加强组织领导。决定各校党委直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行政领导则设高等教育委员会统筹，具体行政事务，则由各有关业务部门负责。
　　其它解放区也逐步进行了高等教育的初步调整工作。全面地大幅度地调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的。
　　（4）工人教育问题。随着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日益重要，各解放区纷纷进行新的探索。东北在民国卅八年（1949年）通过了《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决定》，认为在新形势下，过去上大课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要求，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职工教育：举办业务教育机构。包括工人补习学校，招收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工人，学习政治常识、社会科学常识、近代革命史、世界知识等课程，由工厂中负责人任教员；业余技术补习班，招收青年技术工人，教授普通切用的技术理论知识，由企业中的技术人员任教；识字班，以扫盲为主。此外，还办工人夜校、设立图书馆、俱乐部等，促进政治文化学习。
　　设立工人学院。包括3　类：工人政治大学及工人政治学校是第一类。前者招收4　年以上工龄，有相当文化程度，思想先进的工人，学习期限3　月；后者招收具有小学程度的工人，学习期限1　年，培养懂政策的干部。大企业附设的职业学校是第二类，招收小学毕业之职工子女，每日工作4　小时，学习4　小时，4　年毕业，培养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工人子弟学校，也附设于企业内，便利工人子弟入学，这是第三类。这些学校均在经济上大力照顾学生，多免收学费；各级政府还在工业区增设小学，以利工人入学。
　　山东人民政府在民国卅八年（1949　年）召开城市教育会议，认为"职工教育的基本目的与任务，是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以便发展生产，培养大批工人干部"。他们的职工教育计划，包括设立政治学校或职工干部训练班，文化补习学校、识字班和学习小组，各种技术工补习学校或技工研究班、学习班、各种职业补习学校、夜中学、职工子弟学校，并广泛组织职工文娱活动。
　　这时期的工人教育，适合形势的需要，把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并针对不同地区而有所侧重，方法得当，效果良好，工人的智慧和才能以及热情高度发挥，形成建设新世界的巨大创造力。
　　（三）民主教育思潮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抗战胜利后，针对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新抬头，民国卅四年（1945年）生活教育社出版了《民主教育》刊物，宣传民主教育，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教育回潮。这个刊物虽由生活教育社编辑出版，实际是国统区一切爱国进步教育家的共同刊物，是他们宣传民主教育的主阵地。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陶行知的《民主》、《民主教育》两篇短论，翦伯赞的《人类的尊严与教育自由》以及邓初民的《民主政治及民主教育》等文章，号召反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陶行知的文章强调"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的立场。翦伯赞则说："为了恢复人类的尊严，首先就要恢复教育的自由；为了恢复自由的教育，首先就要从文化的神殿中把法西斯匪类驱逐出去，把被投在监牢的，驱在马路上的文化战士，请进文化神殿。"他还说："要恢复教育的自由，就必须取消所谓党化教育，使教育不再成为一派一党之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成为整个国家或民族之文化传播的机关。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翦伯赞的文章，大胆地申明了对理想的渴求，更重要的是，勇敢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改造现实的具体构想。这些观点，切中时弊，可以说是民主教育思潮的中心要旨。邓初民指出，只有中国成为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地方，没有镇压人民的各种法令的地方，没有秘密警察的地方，没有集中营等等的地方，没有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的地方，没有人身之不能获得确切保障的地方，教育界才有讲学自由，读书自由，阅报自由，选课自由，转学自由，推而及于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明白地道出了教育的不自由、不民主，缘于社会结构，只有改造这种不合理的旧社会，才能有施行民主教育的机会和可能。这些文章的发表，带动了对教育界非民主非自由现象的针砭和认识，带动了对民主教育的探讨，一时之间，民主教育蔚然成风，在当时全国的爱国民主声浪中绽放出异彩。国民党政府为此非常恼怒，将民主教育思潮的发起人之一陶行知列入黑名单，准备像对付李公朴、闻一多那样来对付他。民国卅五年（1946　年）七月二十五日，陶行知在这种迫害下逝世于上海。民主教育思潮的掀起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使国统区众多的教育家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可理喻和前途无望，站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反面。这是又一次釜底抽薪，使国统区教育因第二条阵线形成而丧失了大多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同时，更丧失了大多数的教育骨干。这是国统区教育在大陆全线溃退的又一表现。
　　在民主教育思潮中，涌现出了"活教育"的理论。这是陆鹤琴（1892-1982　年）最主要的教育理论，它产生的标志，是民国卅五年（1946　年）陆鹤琴主编的《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一书的出版。
　　其实，陆鹤琴很早就在进行"活教育"方面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民国三年（1914　年）他赴美公费留学，在霍布金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从克尔柏克屈、孟禄、桑戴克等人学习教育。民国八年（1919　年）回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写成《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等专著。民国十二年（1923　年）在家园里办起第一个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民国十六年（1927　年）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民国十八年（1929　年）扩大为中华儿童教育社，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儿童教育研究组织。民国二十八年（1939　年）离开上海去后方，次年（1940　年）创立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开始他的"活教育"实验。民国卅年（1941　年）创办并主编《活教育》杂志，宣传其逐步提出的"活教育"主张。民国三十五年和卅七年（1946　和1948　年），主编《活教育理论与实施》和《活教育的创造--理论与实施》两本书，系统地提出了"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陆鹤琴历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为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
　　他的"活教育"理论包括（1）活教育的目的论。他说：这"就是在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①。要通过教育，使人自觉，使人拥有爱国主义，做具有科学头脑和民主精神的现代人。（2）活教育的课程论。强调获取直接经验。他说："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活教育的内容他认为应包括：儿童健康活动、儿童社会活动、儿童科学活动、儿童艺术活动和儿童文学活动。要求各方面都以"做"为中心组织教材、活学活用。（3）活教育的方法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这是活教育方法论的核心。在强调做的同时，还强调思维的作用，认为"思想是行动之母"。在活教育的理论体系中，教学过程被规定为实验观察、阅读参考、创作发表和批评检讨4　个有机步骤，在这个系统的过程中，学生处于主体地位，教师则起指导的作用。
　　幼儿教育思想是陆鹤琴教育思想中最丰富最科学的部分，也体现着活教育的指导思想。他首先认为儿童教育观念必须更新，应该在切实了解儿童、尊重儿童、热爱儿童的基础上教育儿童，这样儿童教育才能成为儿童教育，才会有可能搞好。其次他提出了一系列儿童教育方法：如游戏式教学法，寓教育于生活中的方法，整个教学反对分科的方法，科学地运用模仿心理的方法以及实现教育者之间的教育联合的方法，都从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出发，具有高度的科学性，至今已被广泛地运用。
　　活教育理论从现代生活出发，具有明显的反传统意识，但也有实用主义教育影响的痕迹，是当时一种温和的教育主张。
　　与"活教育"名称相近的有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前边我们提到过陶行知的一些教育思想和实践，但后来他的教育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有必要进行系统的介绍。
　　"一二·九"运动以前，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平民教育和公民教育，办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的晓庄学校），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办"山海工学团"（即乡村工学团），百折不挠地改良教育。作为乡村教育的最早提倡者和先行者，他还喊出了"革命成功靠锄头呀"的口号，思想一直比较激进。
　　"一二·九"以后，陶行知立即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发起成立了"国难教育社"，参加"全国救国会"，奔波海内外，宣传坚决抗日救国的主张。在《国难教育方案》中，他说："要配合救亡运动，培养保卫祖国，争取祖国独立自由平等的战士。"在《普及什么教育》中他更明确地说："唤起民众，联合起来，百折不回地去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
　　①　刘克宗等：《江南风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194-195　页。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把教育同救国争取国家独立自由联系起来，是他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也是他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重要特点。在爱国民主的抗日救国浪潮中，他的思想不断进步，直到在"为独立，为和平，为民主的奋斗中劳苦过度而死。"①周恩来称他是"党外布尔什维克"②。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提倡尊师爱生。他采取的办法，一是以身作则，一是处处关心爱护学生，以至于成了学生的"慈父和真正的保护人"，因"爱满天下"而深受敬爱。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普及教育、劳动教育、民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普及教育方面。这方面的教育思想表现在：（1）为"农工劳苦阶级"办学。陶行知从工农大众的利益出发，一生办了不少乡村小学、工学团，在城市也办了不少工人夜校和幼儿园，后来又创办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积极普及下层教育。他在《我们的信条》中说："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能把"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他说他自己时而提倡平民教育，时而倡行乡村教育，时而提倡劳苦大众的教育，其实只有一个中心问题，"便是如何使教育普及，如何使没有机会受教育的人可以受到他们所需要的教育"③。为此他身体力行，与农民打成一片，做老农的学生和朋友，作农民诗人，以深入实地地探讨和推广教育的启蒙和普及。后期，他又提出了"大众的教育"、"民主教育"、"人民第一"的主张，认为"民主教育是要力求农工劳苦阶级有机会受教育"④，并"要求教育机会均等。对人说，无论男女老少贫富阶级信仰；以地方说，无论远近城乡都应有同等机会享受教育之权利"①，使普及教育思想趋向彻底和完整。
　　（2）提倡"科学下嫁"。陶行知把这看作是普及教育的另一个途径。他认为"资本家占有了科学。。能够享受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只有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所以"要做相反的工作"，"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也享受近代科学知识"，这就需要"科学下嫁运动"。为此，他主编出版了不少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矿物、数学、农业、生理卫生等通俗浅易的自然科学教科书。又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设天文、气象、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农业等科，吸收儿童100　多人，每月按时发给讲义，学生据此自己动手做试验。这个学校被迫停办后，陶行知又创造了"空中学校"，利用无线电台向广大民众广播科学知识。其服务于广大民众的苦心人所共鉴。
　　（3）创造与推行"小先生制"。针对普及教育活动师资缺乏的问题，陶行知创造了使小孩互相教学的"小先生制"。在晓庄学校和乡村工学团中，小先生制得到了广泛的实验和采用。陶行知认为"小先生制"有四大优点：
　　①　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婚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15-216　页。②　周恩来1946　年7　月25　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③　《普及教育运动小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④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胡申生等：《社会风俗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第246-247　页。可以解决女子教育；使成人进步；使知识为公；使学校与社会流通②。后来在《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一文中，他又详细地论述了"小先生制"的好处，认为它能攻破"先生关"、"娘子关"、"买卖关"等许多普及教育的难关，如果全国小先生普及教育总动员令一下，便有6000　万人可以向着现代化开步走。这里，他也看到了以"儿童中心"为基础的"小先生制"的局限性，即它要依赖或决定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如需要一个总动员令，无限制地发挥其作用只能是一个良好的向往。这个努力的目标太大。尽管如此，在师资缺乏的解放区，"小先生制"采用得相当广泛，杨家沟民办小学、晋察冀解放区的隐蔽小学等，就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小先生制"。
　　教育的普及是当时非常重要且急待解决的教育问题，陶行知为此殚精竭虑、奔波呼吁，怎奈教育的根本改良必须以社会的革命和改良为先导，所以他后来只好"承认大众文化的普及要等到整个政治变成大众的政治"①，这是思想的锐进，也是心酸的检讨。
　　劳动教育方面。为了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他坚决主张革"书呆子"的命，因为在教育与劳动、生活脱离的旧教育中，"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是为教育而教育。他不仅反对传统的"老八股"教育，也反对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认为这种教育下培养出来的"吃饭不务农，穿衣不作工"的"蛀书虫"，已到了山穷水尽、"老鼠钻进牛角筒"的境地，已为劳动生活所不适应②。他还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之促进的媒介。"倘把农业和教育结合起来，用好的乡村学校作种种科学农业的中心机关，农业推广"必有一日千里之势"③。
　　后来，在与工农群众不断接近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已超出了改善农民生活的范畴，有了新的发展。在《怎样达到工以养工》一文中，他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这就基本上看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终极目的，在于在普遍地对农民工人进行普及教育的过程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同时实现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以最终打破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和差别，社会的职业、地位和阶级差别，实现社会分子"统一"的大同世界。他自己以身教人："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①，号召知识分子勇敢地到劳动和生活中去更新自己，最终升华自我。可见，毛泽东奉送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称号，陶行知是当之无愧的。
　　民主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民国廿五年（1936　年）以后，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陶行知先后打出了"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和"民主教育"的旗号，并为此创办了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他认为民主教育的任务，"一方面是教人发展民主，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在反民主的时代或是民主不够的时代，民主教育的任务是教人争取民主，到了政治走上民主之路，民主教育的任务是配合整个国家之创造计划，教人依着民主原则发挥各人及②　《小先生与民众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张鸿来：《婚礼杂说》，北京文化学社1928　年版，第14-15　页。
　　②　《行知诗歌集》中《牛角筒》篇。
　　③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中国工程师学会19　年度会务总报告》，中国工程师学会编，1931　年。集体的创造力，以为全民造福"②。认为教育必须干预和影响政治，来彰明自己的社会角色。所以他在《中国大众教育问题》中又说：不许大众救国的教育，乃是亡国的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国难教育目标有3　个：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因此，他力主在行动中实现救国，实施救国的教育，"为读书而读书，为教书而教书，乃是亡国的教育"③。陶行知很惋惜那些官运亨通的五四元勋，会被象他们当初一样起来救国的学生及学生运动，搞得坐卧不安；也很不耻他们"救国不忘读书"的劝谕和"提前放假"的拙招①。
　　反对帝国主义，爱祖国、人民和儿童，是其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陶行知不时通过他那通俗易懂、旗帜鲜明的诗歌，号召民众特别是儿童反对帝国主义。如《山海工学团二周年纪念》诗中就有："懂得帝国主义该打倒，联合小拳头总进攻"。在他更拿手的是通过字诀来教育儿童仇敌反帝，《育才十字诀》有一首就是："十月一、十月一，请问公敌是什么？帝国主义！帝国主义！"
　　陶行知因为与当局背道而驰地宣传国难教育和其思想中最为闪光的民主教育，成了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对象，他也因此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生活教育方面。生活教育是陶行知完整的思想体系，既有教育的目的和方针，又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是他在晓庄学校提出的。它吸收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反传统成分，并把它应用到平民教育运动之中，同时，又对它进行了突破，变其"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主张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并在办乡村学校、提倡实施乡村教育运动中将生活教育的理论加以推行。用陶行知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没有'教育即生活'的理论在前，决产生不出'教学做合一'的理论。但到了'教学做合一'的理论形成的时候，整个的教育便根本的变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生活即教育'"①。可见，"生活教育"在主观和实践上都在逐渐摆脱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生活教育理论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
　　三大主张。
　　（1）"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既是生活教育的方针，又是内容。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②彰明生活教育的来源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变动不居的现实生活。受生活的影响，"过什么生活便是受什么教育；过好的生活，便是受好的教育；过坏的生活，便是受坏的教育"③。教育的内容就是生活，教育等同②　《民主教育之普及》，见《中国教育改造》。
　　③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常人春：《老北京的风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第214-216　页。
　　①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生活即教育》。
　　②　《什么是生活教育？》。
　　③　《什么是生活教育？》。
　　于生活，这就是"生活即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为此，陶行知把生活作了划分，如"属于康健生活"的有10　种，"属于劳动生活"的也有10　种，"属于科学生活"的有30　种，"统统算起来重要的总在3000　种以上。我们姑且可以普通的说，我们有3000　种生活力要培养，即有3000　种教学做指导要编辑。"④要求教育去适应生活，从生活出发并服务于生活。这里，陶行知和杜威一样把生活和教育混同了起来，杜威是把教育日常生活化，陶行知则更进一步把日常生活都作为教育的内容，力图把生活教育化，都没有看到教育这一高级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这一较低级、原始的形态之间的差别，以及他们之间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从逻辑上和教育发展史上看，都有非科学性；也正因为如此，主张教育被动地去适应、服务于社会和生活，忽视了其改造社会、影响社会生活的功能。这是生活教育理论一个明显的偏颇之处。
　　不过，陶行知之提倡生活教育，目的确是为了劳苦大众的普及教育。他说他之所以主张"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愿，把天理和人欲打成一片。"①因为中国的旧文化，无论做什么事，总以天理来压迫人欲，人欲总是没有地位的，不合理的，所以非用生活教育去打倒不可。他说他之所以提倡生活教育，是"因为生活即教育是要解放人类的"。陶行知说，中国从前有一个很不好的观点，就是看不起小孩子，很小就让读《大学》、《中庸》，小孩子没有地位，所以他主张不仅要通过生活教育解放大人，还要解放小孩，"要是儿童的生活才是儿童的教育，要从成人的残酷中把儿童解放出来"②，从"小大人"的传统教育中把儿童解放出来。注重不同的教育联系不同的生活，因而采纳不同的内容，如儿童生活即儿童教育，成人生活即成人教育，这是生活教育理论科学性的重要表现。由此，陶行知理所当然地强调"教育以生活为中心"，"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也就理所当然地反对"洋八股"、"老八股"这些脱离实际生活的死教育。陶行知总结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的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③要求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从事乡村教育的人成为乡村生活的"灵魂"，真心实意地为劳苦大众服务。这说明他隐约地发现了教育的社会改造、影响功能。
　　（2）"社会即学校"。这是他的另一个重要的教育主张。在好多文章中他都提出过这一观点。他说："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他，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①可见，"社会即学校"的主张是服务于劳苦大众的，也是针对着传统教育的。他认为"老八股"、"洋八股"的传统学校，不仅是为学校而办学校，而且象鸟笼一样，既狭小又与社会生活隔绝，所以它与劳苦大众无关，只能是士大夫子弟的特殊学校，"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所以陶④　《教学做合一下之教科书》，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武田昌雄：《满汉礼俗》，大连金凤堂书店1936　年版，第169-172　页。②　《生活即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③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年标点本，第373　页；顾颉刚、刘万章：《苏粤的婚丧》，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　年版，第56-57　页。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把整个社会活动都作为教育的范畴，冲破这堵高墙，"把教育从鸟笼中解放出来"、"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如同鸟儿在天空自由飞翔。使人们在社会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做先生，人人可以做同学，人人可以做学生，真正做到"有教无类"；"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②。陶行知强调学校必须和社会打成一片，"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③，教育要始终坚持为社会服务，为劳苦大众服务。但这并不是要取消学校，主张"学校消灭论"，这一点我们从其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可以找出明确的答案。
　　（3）"教学做合一"。这是生活教育的教学论。陶行知说："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的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做，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①可见，"教学做合一"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晓庄学校就取消了课堂教学、取消了教科书，也否定了教师的主导作用，而代之以"农事教学做"、"家事教学做"、"园艺教学做"、"改造社会环境教学做"等等，以活动为中心，有什么活动，就进行什么教育，就看什么书。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指出，"做"就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是蛮干，不能算作"做"；单纯的"劳心"是空想，也不能算作"做"，所以，只有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以求进步，才是真正的"做"。这是与他的哲学思想相关联而产生的。陶行知主张"行是知之始"，只有以行求知所获得的"亲知"，才是"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说知"必须根于"亲知"里面才能发生效力。由此产生的"做"的中心和"教学做合一"就是唯物的、科学的，与杜威的"从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教学做合一"的主张，鲜明地针对着"死读书，教死书"的传统教育。陶行知留学回国后，看到国内的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实行以"教"为中心的注入式的"教授法"，便提倡"教学法"，强调学生的"学"，进而提倡"教学合一"。教育界积极响应，"教学法"课程首先在全国师范学校先后开设起来。在实施乡村教育的过程中，他又把"教学合一"演进为"教学做合一"，提出教要根据学，学根据做，以做为中心。要求教师认真研究学生如何获得知识，学生要在实际生活中学好本领，时刻不忘在生活中以做获取"亲知"，以免变成"书呆子"。这种启发式教育方法的提出和施行，是民国教育的进步，也是陶行知重要的教育贡献之一。
　　民国廿五年（1936　年），陶行知发表《生活教育之特质》一文，指出了"生活教育"的6　个特点是：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指出生活教育肩负着普及文化教育、争民主自由和争国家独立领土完整的"天职"。在理论上大进一步。以此为指导的教育实践更把生活教育推上一个新台阶。育才学校在鼓吹抗战崇尚民主的气氛里，开始重视②　《什么是生活教育？》。
　　③　《普及大众教育》，见《中国教育改造》。
　　①　《今日的西藏》，知识书店1951　年版。
　　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被誉为"沙漠里的绿洲"、"民主的圣地"。
　　八、民国体育的发展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却又自成一统。而红色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又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我们从中华民国的体育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两方面来论述民国体育的发展。
　　（一）中华民国的体育中华民国的体育对晚清体育有一定的承继性。因为晚清自西方资本主义侵入后，体育运动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欧美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随西方的学校教育逐渐传入中国，并经几十年的发展而成为中国体育运动的主流；以中国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虽仍在广大地区的民间流行，甚至在农民革命和武装起义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已退居次要地位。外国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基本内容。所以，我们也花一定的笔墨，介绍一下晚清（1840-1911　年）时期体育的发展状况，以体现民国体育发展进步的承继性和系统性。
　　近代体育发端于洋务运动中新式军队的编练和新式学堂的兴办。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和清廷的禁卫军都先后聘请外国人教练兵勇，改习"洋枪"、"洋炮"、"洋操"。当时的"洋操"多源自英、美，内容有列队、刺杀、战阵与战术等。新政时期，清政府又重建新军，聘请德国人为教练，张之洞的"自强军"、胡燏棻的"定武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都以德国军官为教司，他们给中国介绍了德国的军事理论和技能，也传来了德国体操的许多内容。福建船政学堂等第一批新式学堂，更积极聘请外国人任教师和军事教练、其中尤以德日教师居多。从军事训练的目的出发，这些学堂开始设置体育课。北洋水师学堂的课程，据《清续文献通考》的记叙，除英语、测量、驾驶诸科外，在身体操练方面，也很重视，"虑其或失文弱，授之枪，俾习步伐；树之桅，俾习升降。。"。《光绪政要》中，记载体育课的内容和要求是："以升降娴其技艺，即以练其筋力，。。日间中学西学，文事武备，量晷分时，兼程并课。"说明体育课的内容有练体力的升降等活动，而且军事训练课，和中学、西学、文事等内容区分了开来，按时单独上课。当时北洋水师学堂体育课的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羹匙托物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爬桅、游泳、滑冰、平台、木马、单扛、双扛及爬山等，一部分是德国体操内容，另一部分是日本式的赛跑游戏。到19　世纪70　年代后，改良维新成为一种思潮。在当时维新派提倡的新学中，也闪烁着近代体育思想的光芒。康有为在《大同书》《小学院》一章中说："以人方幼童，尤重养身，少年身体强健则长亦强健，少年脑气舒展则长大益舒展。。体操场，游乐场无不广大适宜，秋千、跳木、沿竿无不具备，。。"；在《中学院》一章中，也提出修建"体操场、游步园、操舟渚"；在《大学院》一章中强调，"大学亦重体操，以行血气而强筋骸"。他自己在广州长兴里开办的"万木草堂"，也规定"枪"（兵体操）、"体操"及"游历"为必设的教学内容。梁启超也主张教导儿童"习体操"。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他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就注意对儿童和学生进行体操训练"。严复则根据进化论原理，阐明了运动强身的道理。在《原强》中他说：身体"逸则弱，劳则强"；"劳心劳力之事，均沛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是说身体不断锻练才强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必须有一个健壮的体魄才能胜任。维新派的这些宣传和实践，在社会的一定范围内形成了"耻文弱"的良好风气。
　　随后，在革命的声浪中，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新政"中颁行的"癸卯学制"，就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均应开设"体操课"，并要求从小学到高等学堂，师范及职业学堂每周"体操科"时间为2　或3　小时。规定小学"体操要义"，"在使身体各部均齐发展，四肢动作敏捷，精神畅快，志气勇壮，兼养成其乐群和众动遵纪律之习"①。对中学和师范学堂的"体操"则强调"实用"，规定"其普通体操先教以准备法、矫正法、徒手哑铃等体操，再进而教以球竿、棍棒等体操。其兵式体操先教单人教练、柔软体操、小队教练及器械体操，再进而更教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演习及兵学大意。"高等学堂的体操同样是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奏定学堂章程》强调，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科"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更明确指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则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受军国民主义的影响，清末民初各学校的体操课，除一些徒手体操和轻械体操外，多半是立正、稍息、托枪、开步走之类的兵式体操。其呆板枯燥和不适应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弊端，已经受到了时人的批评。
　　受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新政"中各学堂的体操教员多由中下级军官充任，他们的不能胜任和学校的不断增多，使体育师资缺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培训体育师资成为当时的一项急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清廷学部通令全国，要求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业的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法等。名额百名，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赴日专攻教育和体育的留学生，也纷纷回国举办体育学校和体操专修科。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后，除了一些短期训练班、传习所外，新创办的公立私立体育专门学校和体操专修科主要有：大通学堂体操专修科（1905　年）、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体操专修科（1906　年）、四川体育专门学堂（1906　年）、王氏树人学堂体操科（1907　年）、四川耀梓体育学堂（1907年）、河南体操专科学堂（1907　年）、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　年）、奉天师范学堂体操科（1907　年）、中国体操学校（1908　年）、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8　年）等。它们的教学内容有：体育学、教育学、解剖学、生理学、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这些学校和专科大都在辛亥革命前夕停办，办学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前者由留日学生徐一冰、徐傅霖和王季鲁创办于上海（民国九年迁浙江吴兴），修业年限两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　年）停办，共毕业学生36　届，1500　余人，好多学生毕业后，又在各地创办了一些体育学校。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也设于上海，后改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抗战爆发后停办，共毕业学生46　届，1700　余人。这些体育学校和专修科创办后，虽然体育师资仍供不应求，但多少得到了缓解。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比较正规的田径、球类等运动及其竞赛活动，首先是由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开展起来的。19　世纪后半叶和20　世纪初，英、美等国各教派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般无正式的体育课，只在课外开展田径、球类等活动，并组织代表队和运动竞赛。如光绪十六年（1890　年）前后，上海圣约翰书院开展了田径运动，并举办了以田径为主的中国最早的近代运动会。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前后，北京汇文书院、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开展了棒球运动，组织了棒球队，还开展了墙球、网球、足球等运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后，一些学校组织了以田径、球类为主的校际运动会，如苏州的"联合运动会"等，有些学校还与外国驻军进行球类比赛。基督教
　　①　《中国空气动力学发展史》编写筹备组：《冯·卡门中国之行》，《编务通讯》，1982.10。青年会也在体育方面积极活动。一是传播近代体育。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美国在天津介绍了筐球（篮球）运动。光绪三十至三十四年（1904-1908　年），天津青年会干事C。H。罗伯逊曾到京、津讲演"西洋体育"；上海青年会干事C。H。梅克洛也在沪、宁一带进行有关体育的演说。民国五年（1916　年）后，梅克洛任南京高师体育科主任，编纂了不少体育教科书；20　年代初期又在东南大学体育科创办了《体育季刊》。此外，津、沪等地青年会还经常组织体育表演，并建造体育馆、游泳池等体育场所。二是组织并操纵早期的运动竞赛。宣统二年（1910　年）在南京举行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由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筹办的，该会体育干事美国人M。J。埃克斯纳任此次运动会全国委员会主席。以后的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名义上由北京体育竞进会组织，实际上也是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筹办的。民国二至十二年（1913-1923　年）的远东运动会，其筹备、选拔比赛等工作，也都由青年会的外国干事所把持。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　年）因人民的强烈反对，这种现象才结束。三是培训体育专业人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后改为"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体育专门学校"）；民国四年（1915　年）上海女青年会开办了"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天津青年会也开设过"体育干事训练班"。外国教会影响、制约中国体育的发展，这是中华民国体育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这个包袱和晚清辛辛苦苦打下的以西方国家的体育制度、方法及运动项目为主流的近代体育基础，以及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并不断发挥作用的、以武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就构成了中华民国体育发展进步的具体历史背景。中华民国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开展体育运动受到种种限制，但随着时代前进的大趋势，体育也在不断地发展中，并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点。20　年代是旧式体操体系（包括德国式体操、瑞典式体操、日本式普通体操及兵式体操等）在中国由盛而衰，英美竞赛性运动、游戏在中国逐渐发展的时期，也是田径、球类等运动进一步开展，学校体育得以更新的时期。30　年代是体育运动相对高涨、体育体系的形成时期。40　年代是体育运动的低潮时期。根据这些总体情况，我们择其大要者，从学校体育、五四运动的影响、体育团体、体育管理体制和体育运动竞赛活动几个方面，对中华民国体育做一轮廓性的勾勒。
　　学校体育方面。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教育部于民国一至二年（1912-1913　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的"学校令"和"施行规则"，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一科，每周3　小时。中学体操分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两种，兵式体操尤宜注重"。可见，因这一学制与清末的"癸卯学制"都是仿照日本的学制系统而制定，所以其在体育方面的规定差别并不明显。
　　民国四年（1915　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获得总锦标的好成绩。但参赛运动员多为教会学校师生，公立学校无能插足者。受这一现象的刺激，这年教育部指令公立学校"引导学生于体育正课之外，为种种有益之运动，专门以上学校，体操不列正课，尤宜组织运动部，随时练习，以免偏用脑力。每年春秋两季、宜酌开学校运动会，互相淬砺。。"。此后，公立学校特别是普通中等学校就出现了"双轨制体育"：一方面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另一方面课外活动中田径、球类等竞赛性活动也不断开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教育科学的进展和一些新教育学说的传播流行，各国体育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以培养"军国民"或"优良士兵"为目的的"体操"体系渐次衰落，而生动活泼的田径、球类等户外活动、游戏渐渐成为体育的中心内容。中国受五四运动的推进，学校体育更新的步伐也不断加快，也呈现出了相类似的趋势。民国八年（1919　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案中指出："近鉴世界大势，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应加以改进。"一些学校纷纷自行废止兵操。民国十一至十二年（1922-1923　年）北洋政府颁布仿照美国学制而制定的"壬戌学制"及其《课程纲要草案》时，正式将学校"体操科"改为"体育科"，规定其内容以田径、球类等运动、游戏为主，并一律剔除了兵操。这是体育史上的一大进步。20　年代以后，学校体育课与课外活动的内容渐渐统一，竞赛性活动在中等以上学校普遍开展起来。许多学校成立了运动部，建立了各种运动代表队，各校间经常进行比赛。但是锦标主义日益盛行，体育活动的目标渐渐趋向夺标夺魁，而不是力求使广大青年学生从中受益。
　　30　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学校体育渐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民国廿年至廿一年（1931-1932　年），教育部先后公布了中学与小学的《体育课程标准》，对体育课的学时、内容和授课方法等做了划一规定。民国廿五年（1936　年）公布了《暂行大学体育纲要》，随后又制定了中小学男女生《体育教授细目》，民国廿九年（1940　年）还公布了《体育实施方案》和《各级学校设备暂行标准》，做了更进一步的具体规划和规定。但由于这些文件本身有好多不切合实际之处，贯彻又不力，学校体育经费无保障等原因，实施过程中并未产生多大效果。所以，当时各学校在体育实施方面仍各行其是，并未划一。据民国廿二年（1933　年）的调查，北平、天津各大学中，有的有体育正课（如清华大学每周有4　小时体育课），有的只有每周两次课外活动（如南开大学、北大工学院等校，课外活动的参加者，全校千人中只有几十人），有的则仅有短时间早操。至于中小学校，因绝大部分体育教师未受过专业训练，实际是会什么就教什么，许多学校的体育课都以"自由活动"或自由打篮球来搪塞。当然，也有少数学校体育开展较好，形成较20　年代相对高涨的形势。抗战爆发后，不少学校解散或迁往内地，受体育经费、场地、师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开展正常的学校体育运动已难保证。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总溃败的前夕，学校体育呈普遍没落景象。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30　年代前半期，体育的专业教育发展比较迅速，众多的体育系、科、学校纷纷设立，其中办学校较正规且历史较长的是南京和北平的两所高等师范学堂体育科。南京高师体育科于民国九年（1920　年）改为东南大学体育科，民国十七年（1928　年）改为中央大学体育系，抗战期间迁至重庆，民国三十二年（1943　年）增设两年制体育科，此后科、系并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所开课程，基本上是从美国移植过来的，运动场地、设备在各校中也是较好的，但教学中有学科重于术科的倾向。民国五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年（1916-1950　年）该系、科共毕业学生380多人。北京高师体育科（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民国六年至卅七年（1917-1948　年）共毕业学生500　多人。可以看出，当时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数量不少，但招生人数并不多，毕业人数也就更少。抗战前体育毕业生最多的年份，也只有154　人。
　　五四运动的影响方面。五四运动是一次政治运动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五四运动首先促进了中国人民收回体育主权。此后举办的各种体育比赛，逐渐改由中国人自己组织裁判，制定规则用中文、器材用国货，表现了由反帝带来的爱国、独立意识。其次，因为科学和民主思想的扩大影响，体育也愈来愈走向科学和民主化。由于提倡民主和男女平等，女子体育得到了发展；隶属于军国民主义的简单枯燥的兵式体操不受欢迎了，代之以更适合青少年生长发育强身壮体的活泼有趣的球类、田径等项目的推广。在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马列主义的传入，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科学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体育论文。民国六年（1917　年）年轻的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用辩证和唯物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体育的目的、意义、科学价值和作用以及锻炼方法、注意事项等，是较早的一篇重要的体育科学论文。恽代英同年发表在《青年进步》杂志上的《学校体育之研究》，针对当时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和存在问题，正确论述了体育的主要目的，并提出了一系列合理可行的改革建议，是另一篇重要的科学的体育论文。
　　体育团体方面。近代中国的体育组织，出现在20　世纪初。当时，留日归国学生纷纷在江、浙、粤等地创立体育会，倡行军国民主义，这些组织多成为革命志士暗中联络和聚集革命力量的机关。这时广州和香港也出现了一些旨在提倡与组织运动竞赛的体育团体。宣统二年（1910　年）以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随着竞赛性运动的盛行，各种体育团体相继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精武体育会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精武体育会是一个组织庞大的群众性体育团体，其前身是上海精武体操学校。该会以研究武术、提倡近代体育为宗旨，除推广中国传统武术（如名扬四海的精武拳等）外，还开展篮球、足球、乒乓球等10　余种近代体育项目。宣统三年（1911　年）秋成立女子部。民国九年（1920　年）后，又向华南及南洋一带发展，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等华侨聚居地相继设立分会。至民国十七年（1928　年），共成立总分会42　个，会员约40　万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其首任（1924、8-1933、9）名誉会长是王正廷、张伯苓，名誉主任干事沈翮良。该会先后于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设办事机构。它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会务是：进行国际间有关体育问题的通讯交往；引进及审编各种业余运动规则；主办分区足球赛和轮值在中国举行的远东运动会；选拔出席远东运动会、奥运会及戴维斯杯网球赛的选手；审订每年全国田径及游泳运动最高记录；出版《体育季刊》杂志；协助各地组织进行活动并解答有关各地关于运动裁判及疑难问题。可见，该会实际上是当时中国体育界的权威机构。该会成立后，除办理上述事务外，还参与筹办了中华民国第四、五、六、七届全国运动会，代表中国陆续参加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拳击等单项运动的国际协会。体育管理体制方面。北洋政府时期，政府当局没有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官方对学校的管理，主要通过教育部和一些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发布有关指令和决议来实现。如民国四年（1915　年）教育部指令各公立学校开展课外活动，并于春秋两季召开运动会；民国七年（1918　年）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全国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以及全国中等以上学校会议通过决议，"推广新武术"，并把其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体操课程"等等，都是其表现。由于缺乏管理体育的机构和制度，"指令""决议"的贯彻实施都大打折扣，全国范围内体育运动的开展也处于自发阶段。
　　有鉴于此，民国十六年（1927　年）以后，受其它国家的影响和国内许多体育界人士的推动，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管理体制。这年十二月，大学院（当时负责管理全国学校和教育）召集部分体育专家于南京成立"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作为当时的全国体育的中央管理机构。进入30　年代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建立体育行政机构。民国廿一年（1932　年）在教育部下设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专门负责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工作，各级也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民国廿二年和廿五年（1933、1936　年）教育部还先后设置"体育督学"和"体育组"两个系统，前者负责督促、检查各地对体育法规的执行，后者主管学校体育、军训和童子军训练。除上述行政机构外，在国民党党内、军内及三民主义青年团内，均有相应的体育管理机构。
　　体育运动竞赛活动方面。中华民国时期，规模较大的体育运动竞赛活动有地区性运动会、全国性运动会、派人参加远东运动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地区性运动会包括华北运动会和华中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的项目，第一届只有男子田径；从第二届起（1914　年），增加了男子篮球、排球、足球、棒球和网球；从第十一届起（1924　年）又增加了男子体操（器械）表演；第十四届（1929　年）起陆继有了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垒球；从第十五届（1931年）起，有了男子摔跤、武术表演项目；从第十七届（1933　年）起，有了冰球和滑冰两项。比赛成绩也较好，突出的有：在第十八届（1934　年）华北运动会上，白春育创造了12　磅铅球全国记录，成绩是14.292　米，焦玉莲创造了女子100　米全国纪录，成绩是13″2，这两项记录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第十五届（1931　年）华北运动会上，哈尔滨队创造的女子50米×4　接力全国纪录（成绩28″6），也保持了18　年未被打破。华北运动会共举办了18　届，历史较长，运动项目也较齐全，比较正规，积极地促进了华北和全国的体育运动的发展。
　　华中运动会是在"华中体育联合会"筹组下召开的。参加单位有湖南、湖北、江西、安徽4　省。从民国十二年至廿五年（1923-1936　年），共举办了6　届，会址分别在武昌、长沙、南昌、安庆。运动项目的发展情况如下：第一届仅有男子田径、篮球、排球，从第二届（1924　年）起，增加了男子游泳、足球、网球项目；从第三届（1925　年）起，又增加了棒球；第四届（1930年）起，开始有女子田径、篮球、排球和网球；第五届（1935　年）增加了女子游泳和垒球。此外，每届均有武术和体操表演。历届运动成绩以湖南较好，但总起来看，华中运动会成绩不如华北运动会。
　　全国运动会，从宣统二年（1910　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发起组织的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后来被民国认定为第一届全国运动会起，到民国卅七年（1948　年），共举办了7　届。
　　第一届全运会宣统二年（1910　年）十月在南京劝业场召开，规定以华北、华南、上海、吴宁（苏州、南京）、武汉5　个区为参加单位，参赛运动员140人，竞赛项目有田径、网球、足球和篮球。比赛结果，上海区获高等组田径、网球两项冠军，获总分第一；华北区获中等组总分第一；圣约翰书院获学校组总分第一；华南区获足球冠军。
　　第二届全运会以全国东、西、南、北4　部为参加单位，民国三年（1914年）五月在北京天坛召开。竞赛项目比上届增加了队球（排球）、棒球两顶。比赛结果，北部获田径、篮球、队球、棒球冠军和网球双打冠军；南部获网球单打冠军；东部获足球冠军。计算总分，北部名列第一。
　　第三届全运会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及武汉体育界人士筹办的，民国十三年（1924　年）五月在武昌跑马场召开，以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5　区和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参赛运动员360　人。比赛结果，华东足球、棒球及网球双打获胜；华北田径、篮球及网球单打获胜；华中游泳获胜；华南排球获胜；华北获总名次第一。这届运动会明显的特点是：外国人操纵运动会的局面有所改变；女子开始参加表演（球类、武术、器械体操）；田径赛之丈量由以前的英尺制、码制，一律改为米制。
　　第四届全运会由全国体协具体筹办，民国十九年（1930　年）四月在杭州梅东高桥举行，参赛运动员1630　人，较以前大幅度增长。这次运动会首次改以省、市、特区及华侨团体为参加单位；首次增设了女子组；采用锦标制，男子竞赛设田径、全能、（五项、十项两种）、游泳、足球、篮球、排球、网球、棒球8　种锦标，女子设田径、篮球、排球、网球四种锦标。比赛结果，以上海、广东、香港为优。
　　第五届全运会由国民党政府"全运会筹委会"筹办。民国廿二年（1933年）十月在南京中央体育场召开，参赛运动员1630　人。这次运动会增设了男子"国术"（武术）锦标，且将田径锦标分为田赛与径赛两种锦标。比赛结果，上海名列前茅。田径项目创造了一些好成绩，如刘长春创造了男子100米跑全国纪录10″7　和200　米跑全国纪录22″1，赫春德创造了跳远全国纪录6.912　米等。
　　第六届全运会民国廿四年（1935　年）十月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参加运动员增加到2348　人。竞赛项目与上届相同，增设了举重、竞走、马球、小足球、摔跤、自行车等表演赛项目。结果仍以上海成绩最优。
　　第七届全运会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最后一次。民国卅七年（1948　年）五月也是在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参加单位共50　余个，运动员2700　人。竞赛项目中增设了男子举重、拳击和男女乒乓球单打、摔跤，还增加了男子器械体操（包括单、双杠）、跳水、水球、棒球、射箭、拳术等表演，以及女子射箭、拳术及举重表演项目。比赛结果，香港队获男、女总分第一。
　　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时期全运会虽然在项目、参赛人数等方面有所发展，但运动技术水平和成绩的提高却相当缓慢，许多项目的成绩更长期停滞，甚至倒退。
　　中国派人参加了从民国二年至廿三年（1913-1934　年）的第一至十届远东运动会。远东运动会是远东国家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比赛项目有田赛、径赛、游泳、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网球8　项，第九、十两届增加了全能项。各项均设锦标，并在此基础上设总锦标。民国九年（1920　年）作为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运动会和体育组织，远东运动会和远东体协为国奥所承认。此后，比赛规则、项目、记分方法、丈量制度均受奥运会影响而渐趋规范化、标准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坚持拉满洲国入远东运动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第十届后的远东运动会因无法继续举办而宣告解散。中国参加历届远东运动会的成绩，以第二届为最优，名次在菲律宾、日本之上，获得总锦标。足球队实力也一直保持不败，除第一届获亚军，第九届与日本平分锦标外，余8　届均获冠军。历届田径、游泳比赛中，中国运动员也夺取了一些单项冠军。
　　自从民国十一年（1922　年）中国体育界人士、远东运动会的赞助者王正廷以个人身份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中国开始与奥运会发生关系。民国十七年（1928　年）第九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宋如海出席参观开幕式。民国廿一年（1932　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国民党政府原不打算派代表出席，但因日本声称要派两名中国选手代表满洲国参加这次奥运会，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由此产生的社会压力促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募资派遣田径选手刘长春和教练员宋君复前往参加比赛。这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比赛。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中国派遣140　人的代表团出席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运会。其中，男运动员69　人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游泳、举重、自行车的比赛，并有武术运动员前往表演。比赛结果，除符保卢的撑竿跳高以3.80　米的成绩取得决赛权外，其余各项均在初赛中被淘汰。"中华赴欧体育考察团"也随同运动员前往。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中国还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参赛选手有足球20　人、篮球10　人、田径3　人、自行车和游泳各1　人，无女选手，还有30　人的随行者，比赛结果，各项均在预赛中被淘汰。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人参加比赛的三次奥运会都没有实现0　的突破，这一重任只好交给后来者了。这一现象，不能不说反映了当时中国体育的整体水平。
　　（二）革命根据地的体育民国十六年（1927　年）后，通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系列的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和保卫根据地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在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开展体育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体育事业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
　　（1）红色根据地及红军中的体育。中国共产党首批创立的红色苏维埃根据地，有广东海陆丰、井岗山、赣南闽西、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广西左右江、陕甘和海南岛琼崖等10　多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赣南闽西，即中央苏区。这里的体育活动最为活跃，无论工厂、机关、学校、连队，都普遍了"列宁俱乐部"（也称"列宁室"），由它在工会和青年团领导下负责筹办、组织各单位的文化体育活动。据统计，中央苏区曾有列宁俱乐部1917　个，参加文化体育活动的固定会员达9.3　万余人，形成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风气。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也带头参加体育锻炼，毛泽东坚持冷水浴、做早操、跑步、爬山、打篮球、踢足球。他还和徐特立等领导修建了瑞金沙洲坝的大运动场。朱德、邓发、张爱萍、杨勇等经常打篮球、排球；任弼时当时是苏区中央局篮球队的中锋；邓小平、聂荣臻经常跑步；红军女子大学校长康克清曾带领学生在双清桥下游泳。
　　中央苏区的学校、机关体育也相当活跃。中央苏区有3000　余所列宁小学，学生10　余万人。列宁小学和儿童中广泛开展了徒手操、表情歌舞、游戏、舞蹈、秋千、拍皮球、叠罗汉等多种体育活动。苏区的少先队设有中央总队部，由周恩来兼党代表，总队部下设有专门的"体育训练委员会"，少先队员在站岗、放哨、当交通员等协助保卫活动中，经常手持一根棍子进行操练。每逢大的节日就进行各种体育比赛。如民国廿二年（1933　年）先后在瑞金、宁都举行了以步伐操练、散兵群、瞄准、投弹等为内容的"闽赣两省少先队军事体育比赛大会"和以篮球、足球及各种田径项目为内容的"闽赣两省少先队运动会"。中央苏区的大学和专科学校，也经常广泛开展体育活动。苏维埃大学经常开展的体育项目有足球、篮球、乒乓球、单杠、双杠、赛跑、竞走等，还举行过有关体育活动的讨论会。在机关干部中盛行球类运动，不少机关都组织了球队，经常互相比赛。篮球以少共中央篮球队实力最强，曾在民国廿二年（1933　年）"五卅"全中央苏区的运动大会上，打败了所有对手，取得大会篮球赛冠军。
　　中央苏区每逢"五一"、"八一"、十月革命节等重大节日以及"三一八"、"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几乎都要举行各种运动会。竞赛活动往往结合军事体育、政治教育和文娱表演进行。在举行各种田径、球类项目比赛时，常常有障碍跑、投弹、刺杀、马刀、抬担架、爬云梯等比赛；也进行游戏、跳舞、高跷、霸王鞭、表情歌舞等表演和比赛；儿童的比赛中有竹箭射击、打野外等项目。民国廿二年（1933　年）"五卅"纪念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大会"，计有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了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和田径等项目的比赛，少共中央队获篮球、排球冠军，红军学校队获足球冠军。运动会后还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大会，这是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体育组织。
　　其它革命根据地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体育运动。如方志敏领导创建的赣东北苏区，在民国廿年（1931　年）曾在列宁公园附近修建游泳池，平整大操场，并以此为场所经常开展田径、球类、游泳、军事体育以及秋千、举石担、爬山、武术等民间体育活动。每逢春、秋两季还召开"赤色运动会"。
　　各地苏区的30　万红军，是苏区的开拓者、建设者和保卫者，也是苏区体育的骨干和先行者，体育运动是红军进行战备训练、增强战士体质、活跃部队、丰富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军事体育得到了广泛的开展。井岗山时期，红军领导人经常带领部队，结合练兵进行爬山、行军、打野外、做游戏等活动，部队常被分做两支，在山下集合，一声令下后就比赛爬山夺红旗，优胜者往往发给3　发子弹、两片烟叶或1　双草鞋。红一方面军和其它红军，结合练兵开展了射击、刺杀、劈刀（"马刀花"）、爬山、跳障碍、爬云梯、木马、投手榴弹、过独木桥等军事体育项目。还普遍采用每天出3　次操、上两次理论课的"三操两讲堂"制，上述军事体育项目，就是出操的主要内容。此外，跑步、爬绳、跳高、跳远、撑竿跳高、投标枪等项目也紧密结合战斗需要开展。另外，在连队俱乐部领导下，也开展各种球类、单双杠、打秋千、舞蹈、游泳、棋类等文化体育活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中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娱乐部工作，作下列各种游艺：①捉迷藏；②玩足球；③音乐；④武术；⑤花鼓调；⑥旧剧等。"节日和纪念日，红军中各种军事技术比赛和体育比赛相当活跃。建军节几乎都有体育比赛，中央苏区红军多次举行过"八一运动会"。
　　万里长征途中，红军仍结合练兵，因陋就简地进行体育活动。有的部队一到新营地，常勘察江河、池塘，进行游泳。到达遵义后，红一方面军战士和当地中学进行过篮球比赛。民国廿五年（1936　年），朱德随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甘孜炉霍县，曾和战士们一起在驻地修建运动场，开展篮球、田径等活动，并在"五一"节召开了运动会。长征结束后，在甘肃庆阳举行了全军运动大会。民国廿五年（1936　年）红一军团举行了"五一"运动大会，红十五军团也召开了运动大会，并邀请国民党东北军关麟征部参加比赛，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这次运动会的运动项目有武装赛跑、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篮球、排球等。红军中的体育活动体现了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目的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这一优良传统后来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红色根据地和红军中的体育，因受战争状态和恶劣生存环境的限制，充分体现了群众性、艰苦性和军事性的特性，也相应地缺乏系统和规范化。（2）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在抗日战争的不同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体育活动，以陕甘宁边区最活跃。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进驻保安县（今志丹县）后，红军部队、工厂和机关中就开展过跳高、跳远、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掷铁饼和篮球、乒乓球、网球等各项体育运动。民国廿六年（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陕甘宁边区的体育就以延安为中心逐渐开展起来。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涌入延安，延安体坛出现了新的喜人局面。民国廿六年（1937　年）秋，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延安工作科下设青年俱乐部，开始筹办延安全市性的体育比赛，并组织群众在延安北门外的大砭沟修建青年运动场。民国廿八至卅一年（1939-1942　年），延安的体育运动形成高潮。为加强对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领导，民国廿九年（1940　年）五月四日成立了根据地著名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由李富春任名誉会长。它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和推动各基层单位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增强军民体质，提高生产、工作和学习效率，为抗日战争服务。体育会成立后，有了一定的经费，在经济、技术指导、器材设备等方面对各单位提供一定帮助；并曾在延安提倡每天"10　分钟运动"；组织过示范表演和体育照片展览；利用假日、节日组织全市性运动会和各种比赛。民国卅年（1941年）"五一"节举行了全市工人的球类竞赛；同年"五四"又举行了延安各界运动大会。民国卅一年（1942　年），在体育会的安排下，中央党校和延安大学各派出20　多个篮球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对抗赛。这年一月二十五日，延安还成立了一个体育学术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朱德当选为名誉会长。会上决议要对体育、卫生等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倡议在延安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运动会，即随即召开的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
　　这是抗战期间革命根据地最大的一次运动会。民国卅一年（1942　年）六月开始筹备，不少机关、学校、工厂、部队进行了选拔赛，组成各单位、各系统的体育代表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这次运动会很重视，不少领导人直接参加领导工作，朱德任运动会会长，贺龙、柳湜任副会长，李富春、肖劲光任正副总裁判，裁判委员会委员有徐向前、王震、徐特立、吴玉章等，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委员有胡耀邦等，具体工作由延安体育会负责和主持。九月一日大会在延安大砭沟青年运动场开幕。朱德致开幕词，吴玉章致贺词。参加运动会的有延安市各机关、学校、工厂、部队的代表，以及边区各专署、县、市的运动员共1300　多人。八路军120　师和山西新军的代表还专门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赶往延安参加。比赛项目有田径、篮球、排球、游泳以及武装爬山、武装爬障碍、射击、投手榴弹等。此外，还有网球、足球、棒球、马术、赛马、跳水、武装渡河、举重、双杠、单杠、木马、垫上运动、团体操、舞蹈、武术等表演项目。比赛分男子、女子、少年3　组进行。比赛期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登出"九一"扩大运动会特刊，刊登朱德、贺龙等领导人的题词和专文，大加宣传。
　　为培训边区的体育干部，民国卅年（1941　年）春，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体部领导下，在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办了一个体育训练班。同年九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和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体育训练班就扩大为延安大学体育系。该系有专职工作人员1　名，既管行政又搞教学，其余教员兼职进行义务教学。教学采取能者为师，互教互学的方法。教师们编写了各种教材，开设了篮球、排球、田径、垫上运动、游泳、滑　冰、体操、舞蹈、解剖学、生理学、体育理论等课程。30　多名学员，冬天和雨天在窑洞上课，晴天在山沟或山坡上课，延河滩就是田径场，延河是游泳和滑冰的场所，篮、排球网自己织，破麻袋装上麦秸、羊毛就是体操垫子；器材简陋、伙食差，但大家学习、锻炼的热情很高，有人100　米跑出了12″，跳远跳出5.9　米。民国卅一年（1942　年）夏天，这批学生结业，大多分配到部队和边远的学校担任体育指导和教学工作。
　　陕甘宁边区的体育，较之中央苏区有了较大发展。如群众性体育运动形成了初步规模和系统化，运动项目也不再以军事为中心，并增加了垫上运动等运动项目；较早就有了负责组织体育运动的体育组织延安体育会和研究体育运动的学术机构延安新体育学会，体现着向正规化和系统化的迈进；开始有了培养体育人才的培训班和延安大学体育系，有了长久科学化的打算等等。但这时的体育运动受时代和地域条件的限制，仍然没有走出以群众性体育运动力主的旧模式，体育运动正规化、科学化、系统化的任务仍很艰巨。（3）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体育。长征到达陕北的工农红军和留在南方各省的红色游击队，在抗战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后，继承红军的传统，重视开展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抗战最初几年，八路军总部转战在晋东南山区，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朱德、罗瑞卿、左权常和干部、战士一起打篮球、排球和足球，朱德在排球场上相当活跃，对带动体育运动起了良好的榜样作用。当时机关和连队都有篮球队，仅八路军司令部就有3　个队，经常和政治部进行友谊比赛。八路军总部还多次举行小型运动会，进行球类、田径和军事体育等项目的比赛。其它各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也开展了各种体育活动。冀中军区在民国卅年（1941　年）"五一"和"五四"就举行过运动会；战士们曾化装穿过封锁线，到敌占区天津去买回篮球和关于比赛规则等方面的体育书籍；并派出一个篮球队，穿过封锁线，到晋察冀军区去参加庆祝"七一"的篮球比赛。
　　在八路军各部队中，120　师的体育活动一直享有盛名。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很重视体育。从民国廿九年（1940　年）起，师部配备专职体育干部。同年七月，在师部教育科下设体育股，要求纵队、旅、团各级司令部设体育参谋，管理组织系统比较健全。民国卅年（1941　年）"八一"运动后，贺龙师长还亲自召开全师体育工作会议，布置检查体育工作。民国卅一年（1942年）在师部和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创办了"体育训练队"，培养了一批体育干部。当时，120　师较广泛地开展了球类、田径、体操、举石担、举石锁等活动。此外，军事体育项目也开展得很普遍，投弹、射击、刺杀、超越障碍和器械体操被称为"练兵五大技术"，不但进行广泛训练，而且还被列为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篮球在120　师特别盛行，每个营都建有1　个篮球队。其中在民国廿七年（1938　年）初，由师司令部、政治部机关和师直属队干部、战士组成的120　师战斗篮球队（简称"战斗队"），是抗日根据地实力最强的篮球劲旅。该队曾两次战胜陕甘宁边区的冠军队--东干队，因此誉满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战斗队"最初有队员30　多人，他们在频繁的战斗中坚持训练和提高，不但打篮球，还广泛开展排球、游泳、田径、骑马和各种军事体育项目，实际上成了部队开展各项体育活动的骨干。
　　战斗在华中各地的新四军也积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新四军领导人重视和喜爱体育活动。在黄桥决战中，敌军的枪炮声已近在耳边，陈毅将军仍然从容镇定地执子走棋，其对围棋的热爱一时传为佳话，对新四军内的体育活动的开展起了良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民国廿八年（1939　年），新四军挺进纵队进入苏北江都大桥地区，在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包围下，仍利用休整时间开辟运动场地，自制运动器材，开展刺杀、投弹、跑步、跳远、跳高、单杠、木马和篮球等活动。民国廿九年（1940　年）春，该纵队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民国卅一年（1942　年）元旦，新四军军部、师部、7　旅旅部、8　旅旅部等篮球队同前来慰问的八路军115　师慰问团篮球队在军部驻地举行了新年篮球友谊赛。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　年），各解放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在战争状态中，仍然利用间隙，结合练兵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特别是在民国卅五年（1946　年）上半年开展的群众性的大规模的练兵运动中，军事体育和普通体育的作用得到了大发挥，使这次练兵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军的作战能力，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为以后获得全国胜利提供了良好的素质基础。人民军队中的体育活动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军事体育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不过比较起来，八路军新四军较之红军，其普通体育项目的比重有了明显上升。可以看出，军事体育和普通体育项目相结合进行，是提高军队体育水平的一个良好方法。军队体育的社会化趋势，应该说是一个进步。九、结语教育必然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这在今天看来已成共识。但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们，因为受时代和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未能全盘地考察当时的社会环境，其比较缺乏国情性的教育思想及与之有关的教育运动，则在当时只是昙花一现。像乡村建设运动及有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家们，没有看到中国社会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以及土地改革这个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推出了一套学校--行政式的社会教育改革方案，虽然这个方案在当时有许多可取之处，在现在仍有现实意义，但由于出发点的背谬，最终还是注定了它的结局。平民教育、自由主义教育、活教育、生活教育、民主教育都难于实施，或根本搁置了起来，只能留作后人借鉴。至于在国难日重、国危日迫的情势下，仍然坚持学生当以读书为本分、"救国不忘读书"之类的观点，简直就该　说是大逆不道了。
　　政治决定教育的规律，恽代英早就指出了。民国时期政治性又特别强，民国教育自不能不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国民党政府推行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北洋政府为了自保，搬运外国教育，兼施土洋结合，封建性较浓；中国共产党标明教育要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革命战争，其教育中军事成分较浓。受社会政治问题严重性的影响，许多教育主张、教育运动围绕当时的中心政治问题而展开。"教育救国"在民国时期高唱不绝，缘于中华民族一直灾难深重；乡村建设运动的诱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红色根据地的启示。经过分析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民国时期救亡图存、自强独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教育。撇开这个大目标，人为的政局动荡也使教育不断呈现出波折性和起落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北洋政府时期和国民党政府建立后，都根据自己的意旨颁行了不同的新学制，我们不否认这些学制改进的合理性和有益性，但也无法否认这些改变造成的混乱，这就带来了重新整合的困难和波折；中国共产党因为被迫长征，红色根据地的教育完全废弃，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便只有从零建设起。以此与教会教育的发展相比较，便会倍觉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可贵了。
　　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们，满腔热情，要振兴中国的教育，并以此改造社会、振兴中华，但却只能接受一个个的失败，只有某些教育实干家（如创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创办厦门大学的陈嘉庚以及倡行职业教育的黄炎培等人）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正是这些可贵的失败尝试，促进了民国教育的发展，为后来的教育事业昭示了前途。民国教育留给我们的，不完全是奠定基础的成就，更多的是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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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9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民国文学史
本卷提要
　　这是一本全面系统论述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史。期间又分为四个时期："民国初期文学"，是近代文学的尾声、现代文学的先导，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文学；"'五四'时期文学"，文学革命兴起，现代文学诞生、成长，涌现出现代文学奠基作家鲁迅、现代文学巨匠郭沫若和重要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三十年代文学"，革命文学兴起，现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并走向繁荣，涌现出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大师和"左联"、新月派、现代派、京派、论语派、东北作家群和台湾新文学等重要的社团流派；"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文学"，是现代文学变革成熟期，全国的抗战文学（包括沦陷区和港台）、国统区的讽刺暴露文学和解放区的人民文学勃兴。本书力求从整体上考察和论述民国时期文学的历史全貌，客观、历史地总结评价文学运动、文学创作和社团流派等，注意学术性、资料性和通俗性的结合。
　　一、民国文学概述中国民国文学史，是指从1911　年辛亥革命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年）
　　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史。它是中国文学从近代跨入现代的文学史。期间，又划分为："民国初期"、"'五四'时期"、"三十年代"和"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四个时期。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文明古国，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史。但是近代中国在昏庸腐朽、媚外卖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进行了不屈不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民国文学，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民国以来的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上诞生、发展起来的。它继承了我国古代近代文学的优秀传统并吸收了世界文学中有益的成份。民国文学，自然包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台湾省和港澳地区的文学。
　　民国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呈现出不平衡现象：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各个文学部门发展不平衡，内容与形式、表现手法发展步调的不平衡，等等。但从它的整体发展轨迹来看，还是明显地分出阶段来：民国初期，是新旧交替杂陈的过渡期，它是近代文学的尾声、现代新文学的前奏，章太炎和南社柳亚子等作家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兴起，是现代文学诞生、成长期，出现了现代文学奠基作家鲁迅、文学巨匠郭沫若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流派的作家，形成第一个创作高峰；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兴起，是现代文学的发展繁荣期，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文学巨匠大师与"左联"、东北作家群、新月派、现代派、京派等形成第二个创作高峰；抗日战争及抗日战争胜利后，是现代文学的革新发展期，由于政治和战争等多种原因，出现了国统区、解放区（抗战期间，还有上海"孤岛"和沦陷区）和港台，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文坛上出现"文协"、七月派、讽刺文学和解放区的人民文学，形成第三个创作高峰。
　　民国时期文学是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急剧的社会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复杂的。民国时期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民主主义的、积极进步的、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同消极落后的、封建的甚至反动腐朽的文学相斗争的过程，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前者。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它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崭新的文学。这是民国时期文学的基本特征。
　　二、民国初期文学民国初期的文学，是指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文学革命兴起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包涵了丰富复杂的内容。它是近代文学的尾声、新文学的前奏，带有过渡性，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一）社会历史背景清朝末年，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处于崩溃边缘。清政府昏庸腐朽，媚外卖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穷凶极恶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良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社会危机四伏，矛盾尖锐复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斗争日益尖锐激烈。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接连不断发生。到1910　年出现高潮，发生的次数之多、波及的地区之广都是空前的。这进一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发动的革命活动也不断发展，革命形势日益高涨。1911　年（辛亥年）10　月，武昌起义成功。次年1月1　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次巨大胜利。但是，在这胜利之中也包含着危机和失败。因为它并没有触动旧封建统治的政治机构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并没有完成。革命的胜利果实，立即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官僚集团所窃取，中国又陷入黑暗混乱的局面。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复辟倒退丑剧一幕幕上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与控制，中国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随之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发展壮大起来，知识分子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成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重要力量，为后来新的文化、文学运动的兴起作了准备。民国四年（1915　年）创刊的《新青年》，倡导新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很快得到了响应，形成巨大的潮流。民国六年（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震动了世界和中国，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人类的未来。于是，一场伟大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就逐渐兴起来了。
　　（二）文学的状况和特点民国初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政局不稳，反映在文学上也是如此。从二十世纪初至"五四"运动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从1905　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到中华民国成立（1912　年），这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涨时期，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文学的兴盛期。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创刊，还出现了像南社这样的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文学社团，进步文学进一步发展，一些封建、腐朽的文学遭到抑制和打击，文学创作注意群众性和通俗化，白话文出现。但是，民国成立后不久，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封建势力的复辟，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也落入低潮，作家队伍发生分化，有的作家颓唐、悲观，有的由没落走向反动，也有一些仍在继续探索。这期间，文学上的复古势力抬头，消极、落后的东西增长。辛亥革命以前出现的以消遣、游戏的态度专写才子佳人题材的鸳鸯蝴蝶派，这时大为兴盛；而以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为特点的谴责小说，这时沦落为"黑幕小说"。这是进步文学和封建落后文学同时并存的局面。直到"五四"文学革命兴起，才彻底改变了这一状态，出现了新的面貌。
　　民国初期的文学，虽是短暂的过渡时期的文学，但却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和鲜明的特点。这个时期的文学，紧密结合现实，服务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些作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像章炳麟、南社的柳亚子等，他们努力用自己的诗文为民主革命服务。这个时期的作品，描写的题材比较广泛，内容比较丰富。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描写劳动群众贫困痛苦的，有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罪行的，有暴露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昏庸的。反帝反封建是这一时期进步文学的基本主题，也是这个时期文学的主流。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与过去传统文学相比，无论是内容、形式或是表现手法，都有一定的变革和创新，呈现出新的色彩，文学形式也在向着通俗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
　　（三）外来思潮和外国文学的影响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的炮舰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状态。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努力学习西方，西方的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化思想大量介绍到中国。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为近代中国文化和文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在哲学思想方面，中国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各学派中，达尔文进化论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第一次宣传介绍进化论的高潮；到辛亥革命时期，又一次掀起宣传进化论的高潮。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章炳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曾把进化论作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思想武器。中国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也是早已开始，到清末民初已进入较为自觉的和大量译介的阶段。它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近代欧洲的文学思潮，介绍了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积极浪漫主义诗人。鲁迅认为他们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诗人，并想借用外国文学来向中国传统文学挑战，希望能出现精神界的战士，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局面。当时较有影响的译著有苏曼殊、马君武、胡适等人翻译的拜伦、歌德、席勒等人的诗歌，鲁迅、周作人合译的两册《域外小说集》。在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家中，林纾（1852-1924　年，字琴南，福建闽侯人）是最著名的了。他是一个不懂外文的翻译家，从他最早的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直到逝世，二十多年中，一共（与人合作）翻译了各国小说171　部，共270　册。他译的小说，在民国初年前后风行一时、流传全国，影响很大，鲁迅、郭沫若等人当时都很喜欢读他译的作品。
　　外来思潮和文学作品的译介，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它向广大读者传播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新观念，也使人们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向，吸取、借鉴西方有益的东西。
　　（四）柳亚子与南社柳亚子（1887-1958　年），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字亚子。江苏吴江人。幼年受家教，学古诗，十四岁时开始发表诗歌习作。早年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不久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积极从事诗文创作。1906　年加入同盟会，同时又加入光复会。1907　年去上海，与陈去病、高旭等酝酿结社之事。1909　年，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被选为书记员。此后历任南社的编辑员、主任等职。"五四"运动时，同情新文化运动。民国十二年（1923　年）十月，与邵力子、陈望道等人组织新南社。次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逃亡日本。次年回国。抗战前期留居上海，后赴香港。
　　柳亚子是南社的发起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素有"南社灵魂"之称。他一生坚持革命，不断前进，是一位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爱国诗人。他重视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反对晚清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诗派。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诗人，他的诗作多为政治抒情诗，紧密联系民主革命，洋溢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激情，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深刻的现实性，感情真挚强烈，情调激昂奔放。他的诗歌，在反清反袁的政治斗争中，以及在和晚清"同光体"诗派的斗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放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示祖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吊鉴湖秋女士》是作者得知秋瑾牺牲的消息后所写的悼念诗，诗歌沉痛哀悼秋瑾的被杀害，赞扬她坚强的革命意志，情调悲壮雄浑，感情真挚深沉。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大搞独裁专制，并于民国四　年（1915　年）复辟称帝。柳亚子于同年写了《孤愤》诗，愤怒斥责图谋称帝的袁世凯，无情抨击拥戴袁世凯称帝的趋炎附势者倒行逆施的行径，表示了要把革命救国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五四"以后他的创作进入新时期。
　　南社是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1909　年11　月13　日在苏州虎丘正式成立。发起人是同盟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17　人出席成立会，其中14　人为同盟会会员。成立会上，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为书记员、朱少屏为会计员。南社的活动中心在上海，它的宗旨是直接配合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诗文"鼓吹新思潮，标榜爱国主义"，宣传推翻清王朝，为实现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柳亚子后来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明确指出："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廷的标志了。"①1911　年，绍兴、沈阳、广州、南京等地相继成立越社、辽社、广南社和淮南社。鲁迅曾参加越社。
　　南社成立之前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1908　年1　月，柳亚子与陈去病、高旭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南社。次年，正式成立。
　　南社主要成员都是同盟会员，故有同盟会"宣传部"之称。辛亥革命后，社员人数大增，总数达1180　多人（一说1200　多人）。南社成员，在辛亥革命前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有的成员直接投身革命斗争并作出了牺牲。民国初年，南社得到了顺利发展。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资产阶级革命派溃散，南社发生分化，有的社员依附袁世凯，有的社员坚持反袁斗争，但情绪消沉苦闷。民国六年（1917　年），社内发生争吵、内讧，民国十二年（1923　年）解体。以后，柳亚子、陈望道、邵力子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新南社（1923　年），出版社刊《新南社》一册。民国十四年（1925　年），柳亚子投入改组国民党的工作，新南社活动停止。1924　年傅专在长沙发起组织南社湘集，活动到抗战爆发前夕。1943　年朱剑芒在福建永安成立南社闽集，活动了一、二年。南社初期，集中了当时活动于东南各地的一批爱国青年文人。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主张民族民主革命，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文学上诗歌、小说、散文、戏曲和翻译文学等方面都有贡献。南社的主要作家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苏曼殊、马君武、宁调元、周实等。
　　南社的机关刊物是《南社丛刻》简称《南社》，1910　年开始出版，发表社员的作品，分诗、词、文三部分，每年出二至三集，到民国十二年（1923年）共出版二十二集。民国六年（1917　年），出版《南社小说集》一册，是《南社丛刻》的增刊。南社的各分支组织曾计划出版刊物。其中，越社的机关刊物《越社丛刊》（鲁迅编辑），民国元年（1912　年）二月仅出一期。南社文学以诗歌创作为主，大体可以民国成立为界。民国成立前，他们的诗歌大多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思想，谴责清朝专制统治，号召人们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斗争，充满了慷慨激昂的革命气概。辛亥革命失败后，有的社员产生了悲观情绪，在诗作中抒发了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但大多数社员投入反袁斗争，口诛笔伐，痛斥袁世凯复辟称帝和对革命志士的镇压。后来南社分化，一些成员颓唐避世，诗风愤郁低沉。南社在推动反清的辛亥革命和反袁称帝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南社在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文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诗　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前后，产生了以章太炎和南社成员为代表的一批作家。
　　章炳麟（1869-1936　年），又名绎，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思想家，早年受维新派的影响，后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曾任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编；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五四"运动后，思想日趋保守倒退。文学上，他作诗不多，早期的一些短诗，富有革命激情，为当时的人们所传诵。《狱中赠邹容》抒发了作者深沉的爱国革命感情。《山阴徐君歌》，作者以无比愤恨的心情，抨击了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者，而对为革命而牺牲的烈士徐锡麟表示崇敬和赞扬。他的一些通俗的革命诗歌，如《逐满歌》，影响也较大。章太炎的政论散文，多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相联系，内容充实，结构严密，有较强的说服力，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影响和成就超过他的诗。
　　南社诗派的主要诗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宁调元、马君武、周实和苏曼殊等。
　　陈去病（1874-1933　年），原名庆林，字佩忍，后改名去病，字巢南，江苏吴江人。他早年倾向维新变法，后转向民主革命；1906　年参加同盟会；1909　年与柳亚子、高旭发起成立南社；辛亥革命后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他的诗多忧愤国事、宣传革命，抒发振兴中华的壮志，诗作功力较深厚，情绪激昂慷慨，风格质朴苍健。一些描写山河壮丽的诗篇，也别具韵味。《访安如》抒写作者同柳亚子的深厚友谊和对革命党人遇害的无比哀痛与愤慨，充满了昂扬奋发的革命精神。《中元节自黄浦出吴淞泛海》，借景抒情，表现了作者踏上征程的豪迈气魄与自信。
　　高旭（1877-1925　年），原名厚，字天梅。江苏金山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9　年与柳亚子、陈去病发起成立南社。辛亥革命后思想渐趋倒退。他早年写过反对封建礼教、歌颂前朝抗敌英雄的诗。他写得较多的是抒发自己爱国思想、革命情怀的诗。《路亡国亡歌》是一首著名的反帝长诗，揭露帝国主义以筑路为名搞扩张的政策。《元旦》（1913　年元旦）批判、讽刺了投机革命的人和当政的官僚，也抒发了作者失望、忧愤的心情。宁调元（1883-1913　年），字仙霞，号太一。湖南醴陵人。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1907　年在岳阳被捕入狱三年。在狱中作诗几百首，并致书高旭，参加筹建南社。辛亥革命后，因参加讨袁活动，再次被捕，不久就义。他是南社的著名诗人之一，诗歌慷慨悲愤、沉郁雄浑。《感怀》抒写自己的革命抱负，表达了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精神。《武昌狱中书感》抒写了作者决不向封建专制势力低头，甘愿为革命献身的斗争精神。
　　马君武（1881-1940　年），原名道凝，字厚山，一字君武。祖籍湖北，祖上后迁居桂林。曾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南社著名诗人，诗作多鼓吹新学思潮，宣扬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从军行》抒写中国留日学生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东北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京都》表达了决心改变中国黑暗现实的愿望和表现了对中国美好未来的憧憬。
　　周实（1885-1911　年），原名桂生，字实丹。江苏山阴（今淮安）人。
　　1909　年加入南社。辛亥年武昌起义后回家乡去发动民众响应，不久被反动知县杀害。他是南社著名的青年爱国志士，诗作也很多。他的诗充满革命激情，诗风雄劲奔放，自然明快。《拟决绝词》作于1910　年，是诗人随时准备为革命牺牲预作的绝命词。
　　苏曼殊（1884-1918　年），原名玄瑛，字子谷，法号曼殊。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生于日本。南社作家。辛亥革命后悲观消沉。他的诗，多为七绝，抒写忧国忧民之情，情调低沉。《淀江道中口占》，描写日本淀江道上的美景，清新自然。《东居杂诗十九首》借写秋景，表达自己苦闷心理和为国忧伤的感情。
　　（六）小说近代文学中，小说创作繁荣，尤其是近代的末期、辛亥革命前后到民国初期，作家云涌，作品数量大增。当然，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小说创作也呈现新旧交杂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存在封建的旧文学和消极、落后的东西。"鸳鸯蝴蝶派"小说和"黑幕小说"的出现，就是消极、落后东西的集中表现。但对"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作品，也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应全盘否定。另一方面，比较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具有进步倾向和新的色彩的小说也在不断涌现。
　　曾朴（1871-1935　年），字孟朴，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早年受维新思想影响。1904　年开始文学活动，1909　年进入政界，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弃官从文。他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孽海花》。《孽海花》的始作者是金天翮，他先写了头六回，于1903　年在中国留日学生办的《江苏》月刊上发表第一、二回，后由曾朴续写。1905　年发表前十回，次年发表第二个十回，1907　年又发表至二十五回。民国十六年（1927　年），作者又续写二十六至三十五回，并对全书作了修改。最后的修改，削弱了原书的思想内容。《孽海花》以清末的状元金雯青和妓女傅彩云（即赛金花）的故事为主要线索，描写晚清三十年间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可取之处，但也存在着缺点。
　　黄小配（1872-1913　年），又名世仲。广东番禺人。早年积极宣传反清主张，同盟会会员，后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杀害。他所作小说有《洪秀全演义》、《大马扁》、《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又名《袁世凯》）和《五日风声》等。《五日风声》，原标"近事小说"，实际上倒像是一篇报告文学。全篇三万多字，原载于辛亥年（1911　年）广州出版的《南越报》。它以事件的发展为线索，具体记述了辛亥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的全过程，迅速及时地反映了革命党人为推翻清王朝而进行决死的斗争，颂扬了革命党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作品也注意刻画黄兴等革命党人的英雄群像。苏曼殊，南社诗人，也是小说家。辛亥革命后，他致力于小说创作，从民国元年（1912　年）起，陆续发表了六种文言小说。《断鸿零雁记》，类似长篇。描写男主人公三郎家遭衰落后，未婚妻雪梅被继母迫嫁富户，三郎削发为僧。后三郎赴日本寻找生母，与姨姐静子相遇，也有恋情，终因皈依佛法，只得割断情丝回国。这时，雪梅已绝食而死。此外，还有《天涯红泪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他的小说大多描写爱情故事，从男女主人公争取自由、幸福的爱情方面，触及到了反封建的主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常写得缠绵悱恻，感伤情调浓重。
　　恽铁樵（1878-1935　年），名树珏，别署冷风、焦木。江苏武进人。1910年创办《小说月报》，任主编至民国七年（1918　年），颇有文名。同时也写作小说。后弃文习医。短篇小说《村老妪》通过老妪对其儿子的斥责，从一个侧面揭露了辛亥革命以后所谓民主选举的虚伪性。《工人小史》是一篇较早也是较好地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作品通过集中描写技工韩蘖人两天的工作，反映了他的悲惨遭遇和工人们的痛苦生活，控诉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恶。
　　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从多方面反映和揭示了当时社会现实。鲁迅的《怀旧》（1913　年）揭露了农村封建地主对辛亥革命的恐惧和封建教育的腐朽。叶圣陶的《穷愁》反映了工人的悲惨生活。韦士的《卖花女》，描写一卖花女为了患病的母亲卖花、为了安葬母亲卖唱，结果她的血泪钱被掌院者所掠取，她被卖给妓院。最后她的生命与爱情都被黑暗社会剥夺了。作品爱憎分明，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觉迷的《不倒翁》描写一极善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不倒翁式的人，由差役变为绅士，还当上议员。作品对这类人物的卑劣伎俩和丑恶嘴脸进行无情的揭露和嘲讽。许指严的《"猪仔"还国记》揭露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拐骗华人去美当劳工，把穷苦百姓当作"猪仔"贩卖到国外。周瘦鹃的《真假爱情》描写一个忠于爱情，但更忠于革命、热爱祖国的革命战士，批判了自私自利的"假爱情"，歌颂了纯洁诚挚的"真爱情"。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直接记叙当时社会政治方面的大事件的长篇作品，像描写黄花岗起义的《广州乱事记》、反映武昌起义的《血泪黄花》等。三、"五四"文学（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1。《新青年》创刊和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新的思想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一些受了西方科学文化和新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广泛开展思想启蒙、向民众宣传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民国四年（1915　年）九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在他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纲领性的文章《敬告青年》，提出"六义"主张，即："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后来，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坚决地提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并且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封建专制主义、旧的思想文化和孔教儒家学说发起猛烈的批判攻击，宣传自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和社会进化论。在陈独秀、李大钊和《新青年》的周围很快就聚集起一支文化革命的大军。他们在《新青年》等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一批文章，计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我之爱国主义》、《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孟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晨钟＞之使命》、《青春》、《孔子与宪法》，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鲁迅的《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
　　民国六年（1917　年）初，《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次年，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周作人、高一涵等人参与编辑工作。这一年十二月，陈独秀、李大钊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此后，又陆续出现了李大钊、王光祈等人组建的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少年中国》，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的《新潮》，王统照等人创办的《曙光》等刊物。它们都与《新青年》采取同一步调，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日益扩大，队伍也不断壮大。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特别是在伟大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使新文化运动更加深入发展并发生质的变化，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民国八年（1919　年）胡适接连发表了《实验主义》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宣扬改良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现象，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批驳。"五四"以后，知识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参加者思想政治上开始分化，有的随着时代前进，突破了先前的个人主义、民主主义和进化论的樊篱，开始了新的探索，成为革命者或马克思主义者；而有的仍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甚至于倒退了。
　　随着思想文化革命的展开，一场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也就应运而起了。
　　2。文学革命的倡导与兴起文学革命开始于民国六年（1917　年），最早的倡导者是胡适和陈独秀。
　　胡适在《新青年》（1917　年1　月）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次年，他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把原"八事"中的一些条文作了修改后成了"八不主义"，并提出："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的文章比较温和谨慎，集中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要使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把改革语文工具看作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和根本目的。陈独秀在《新青年》（1917　年2　月）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鲜明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篇文章是文学革命的宣战书。他的"三大主义"以及文学内容和形式的主张，尤其强调文学观念、文学内容的革新，反对"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观念，反对在文学中表现孔孟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批判拟古主义、形式主义的桐城派、文选派、江西派。
　　文学革命的酝酿活动早在民国四、五年（1915　至1916　年）间就已开始，正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陈独秀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1915　年）中提出中国文艺应当趋向"写实主义"。李大钊的《＜晨钟＞之使命》（1916　年8　月）就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于民国五年（1916年）给陈独秀来信商讨文学改良的有关问题，受到陈独秀的重视和称赞，陈复信请胡写成文章寄给《新青年》刊用。
　　胡适、陈独秀的文章发表、文学革命的号角吹响以后，很快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与支持。钱玄同在民国六年（1917　年）二月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信中最早表示了"绝对的赞同"的态度；同一年，他在给胡适的信中痛斥了"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表示了对封建传统文学的憎恶与反对。接着，刘半农、鲁迅和周作人等人也起而响应，纷纷发表文章、书信或作品。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文章。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1919　年12　月）一文中批评了文学革命初期的作品中存在的一些缺点和不良倾向，并指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辞，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应建筑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的"土壤、根基"上。这比文学革命初期发难者的理论主张又进了一步。
　　文学革命经过理论倡导，文学家们的积极努力和《新青年》等报刊的大力扶植，很快在创作方面取得了实绩。最早出现的一批新文学作品，有鲁迅、叶绍钧、陈衡哲、王统照等人的小说，胡适、郭沫若、刘半农、沈尹默等人的诗歌，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散文，在戏剧方面也有作品问世。（二）外来思潮的输入与影响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兴起，虽然是文学发展适应社会变革和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但是，世界形势和外来学说思想、文艺思潮的影响、推动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都是外来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就是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之前的世界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寻求救国图强面向世界的时代。
　　接受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早在清末就已开始，但当时并未顺利发展，也没有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到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时期，出现了新的历史条件，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艺思潮以及相关的社会哲学思想纷纷涌入，风靡全国，形成一种大潮，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意象派以及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尼采和叔本华的哲学、达尔文进化论、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纷至沓来涌入中国的外国思潮学说，有的是在此前早已开始在中国介绍传播而在本时期又出现新高潮，有的则是本时期新近介绍传播进来的。对这些学说思潮，国人们采取兼收并蓄和拿来主义的原则。人们一时还难以区分其优劣好坏，却都有人介绍、信仰和试验。当时外国文艺思潮涌入中国，其规模声势之大，情况之杂乱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正如郑伯奇所说，从《新青年》的白话文运动到"五卅"这短短十年中间，"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①。外来思潮的涌入，引起中西文化的大撞击，冲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促进了思想大解放，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曾经说：中国"新文学是外国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发生的"②。郭沫若曾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日本的洗礼的"③。郭的话虽不能说非常科学，但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积极参加者、当时最著名最具有影响力的十位人士，大都是留学欧美日本的学者、教授和文学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吴虞、沈尹默是留日的；胡适是留美的；蔡元培是留德的；当时只有刘半农尚无留学史（他于1920年赴英法留学）。从文学革命的倡导者的理论主张和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他们所受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主张就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影响。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三大主义"也是以西方欧美的文学为楷模的。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主张，就是宣扬人道主义，也就是俄罗斯、欧洲和日本文学中的人道主义。
　　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潮，是文学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重要功绩，倡导者和参加者都很重视这项工作。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就在《新青年》（1915　年）上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较系统地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艺流派，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到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　年）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近现代文艺的变革，他还写过介绍俄罗斯人生派文学潮流的文章。沈雁冰的《文学上的古典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是继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之后最系统最深刻地评介西方文艺思潮的论文。胡适则在《易卜生主义》等文中对易卜生的思想和创作作了介绍。鲁迅、胡适、周作人、沈雁冰、瞿秋白等人都是积极的译介者，《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等刊物也都大量刊载过译介作品。《新青年》出过"易卜生专号"，《小说月报》出过"俄国文学研究"、"被损害民族文学"、"泰戈尔"等专号。据阿英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统计，从民国六年到十六年（1917　年到1927　年）的十年间，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单行本共225　种，其中俄国65　种，德、法、英三国74　种。由于注重俄罗斯和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包括出刊易卜生、泰戈尔等专号），对倡导"为人生的艺术"、"问题小说"和社会问题剧，开创新文学运动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新文学先驱者对西方的学说思潮和文艺作品的译介、采纳，多从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出发，从社会改造和文学革新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在涌入中国的社会哲学思想方面诸多主义、学说中，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学说，而在文艺思潮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是影响最大的。外国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之大是不能低估的。从文体角度来说，中国现代新诗取法于外国诗歌，散文"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①，小说从《狂人日记》开始就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而话剧是外来形式。正如唐弢所说："当时文学革命有个显眼的现象：无论是作家个人还是文学社团，都和外国文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翻译外国作品，几乎没有一个作家或社团不推崇一个以至几个外国作家，并且自称在艺术风格上受到他或他们的影响。"②（三）文学社团流派1。文学社团和刊物的涌现"五四"文学革命的初期，全国还没有专门的新文学团本和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少年中国》和《曙光》等都是文化团体办的综合性刊物。它们在大力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积极倡导文学革命，发表了一批新文学作品，锻炼、培养出一批新文学作家，为日后新文学社团、刊物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打下了好的基础。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文学革命经过初期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尝试，到了"五四"以后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文学社团、刊物大量涌现，文学流派孕育形成。成立最早影响最大而在流派发展上也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学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文艺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据《星海》一书辑录的资料，从民国十年到十二年（1921　年到1923　年），全国出现的大小不同的文艺团体有40　多个、出版的文学刊物有52　种。另据茅盾统计，到民国十四年（1925　年）止，全国已经出现的文学社团和刊物各"不下一百余"；实际上，到民国十五年（1926　年）"这时期内全国各地新生的文学团体和刊物也许还要多上一倍"①。这时期，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较活跃的有一定影响的文学社团还有：在上海，有欧阳予倩、沈雁冰、郑振铎等的民众戏剧社；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等的浅草社；胡山源等的弥洒社；蒋光慈、沈泽民等的春雷社；田汉等的南国社；应云卫、欧阳予倩、洪深等的上海戏剧协社。在北京，有鲁迅、孙伏园、钱玄同、周作人、林语堂等的语丝社；鲁迅、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等的未名社；徐志摩、胡适等的新月社；杨晦、陈炜谟、陈翔鹤、冯至等的沉钟社；高长虹、向培良等的狂飚社。在杭州有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组成的湖畔诗社。在天津有赵景深、焦菊隐、于赓虞等的绿波社。在长沙有李青崖等的湖光文学社。在武昌有刘大杰等的艺林社等等。
　　2。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由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周作人、耿济之、王统照、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发起，酝酿筹备于民国九年（1920　年）冬，次年一月四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大会正式成立，发表《文学研究会宣言》，讨论通过了《文学研究会简章》，并选举出文学研究会的职员：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
　　文学研究会被称为"为人生"派的文学团体，其创作倾向是现实主义。
　　在《简章》中宣明："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并在《宣言》中提出带有宗旨性的"三种意思"：一是"联络感情"，二是"增进知识"，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他们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后来，郑振铎在谈到文学研究会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和与之相呼应的上海《时事新报》的附刊《文学旬刊》时说："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①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②，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观点。他们的创作大都以现实人生问题为题材，在创作方法上采用写实主义，产生了一批所谓"问题小说"和"乡土文学"作品。
　　文学研究会除把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作为自己的会刊外，还陆续编辑出版了《文学旬刊》、《诗》月刊等刊物，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百余种，其中有朱自清、周作人等的新诗合集《雪朝》、瞿秋白的散文集《新俄国游记》、王统照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叶》等。
　　文学研究会会址设在北京。除北京、上海两城市外，还在广州、宁波等地成立了分会。
　　文学研究会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介绍研究，着重翻译介绍了俄苏、法国、东北欧、日本、印度等国的名家名著。会刊《小说月报》出过"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现代世界文学号"等；上海《文学周报》出过"苏俄小说专号"。
　　文学研究会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会员们在建设新文学的具体主张上意见也并不一致，文学研究会会员共达170　多人；民国二十年（1931　年）自行解散。
　　3。创造社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与文学研究会齐名但艺术主张与风格迥异的著名文学团体。它是由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等人发起，于民国十年（1921年）六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其最初的酝酿活动，可追溯到"五四"前夕的民国七年（1918　年）。那年夏天，郭沫若曾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张资平等人联系商谈，感到国内还没有纯文学刊物，想联络几个同人创办一种专门发表用白话写作的文学杂志，以声援国内的新文学运动。以后又经多次酝酿、商议，终于在民国十年（1921　年）六月初的一天，在日本东京聚会，商定用"创造"作为社刊名，并筹划了创刊号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会。创造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所同的，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①。
　　它的前期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的"内心的要求"、"尊重自我与天才"，追求文学的"全"与"美"，"反对功利的打算"，具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浪漫主义的创作倾向。该社主要成员大多是曾经留学日本的富有朝气和才气的文学青年。他们先前受到本国传统文艺艺术的熏陶，后来长期留学日本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和西方思想文化潮流的影响，并且因为是弱国的子民而备受欺凌，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感受到了"两重失望，两重痛苦"①，因此变得十分愤激，产生强烈的反抗情绪。他们以独特的文化观念，彻底的叛逆精神，强烈的创造意识和理想追求，投身于文坛。
　　创造社成立后，先在国内（上海）出版丛书。最早（1921　年）出版的丛书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郭沫若的译著《少年维特之烦恼》、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等。从民国十一年（1922　年）起，先后创办了《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日刊、《洪水》周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月刊（第5　期改名《文化》）、《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第七期改名《新思想》）等刊物十余种。创造社出版部于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三月在上海宣告成立，还在广州、北京、武昌、南京、长沙、汕头、重庆和日本成立分部。创造社于民国十五年（1926　年）制定并公布了《创造社社章》。随着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创造社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开始从宣扬自我转向提倡"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并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发生剧变，实现方向转换，开始了后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活动。民国十六年（1927　年）底，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李铁声先后离开日本抵达上海，加入创造社。创造社的成员前后期也有变化。
　　创造社在创作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出现了一批著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文坛上和青年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在诗歌方面，有郭沫若、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等；在小说方面，有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周全平、白采等；在戏剧方面，有田汉、郭沫若、郑伯奇、白薇等；在散文方面，有郁达夫、郭沫若等；在文学评论方面，有成仿吾、郑伯奇等。创造社也很重视对外国文学作品、文艺思潮的译介，他们介绍过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日本和苏联的普罗文学，介绍过象征派、表现派、未来派等的文艺思潮，译介过歌德、雪莱、海涅、拜伦、泰戈尔、惠特曼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
　　民国十八年（1929　年）二月，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封闭。
　　4。文学思想论争"五四"文学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文化革命，文学观念、审美意识、文学内容与形式，都要进行革故更新、破旧创新。因此，在这场运动中，必然充满了矛盾、论争乃至激烈的斗争。
　　文学革命初期，出现过折衷论调，对文学革命既不完全反对，也不完全赞同，像方孝岳、余元濬。对文学革命竭力进行诋毁反对的，是封建复古派林纾和《国故》派。早在民国六年（1917　年）二月八日，林纾就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民国八年（1919　年）初，北大教授刘师培、黄侃创办了《国故》月刊，以倡导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极力推崇魏晋以上的古文，攻击白话文学运动。林纾这时也连续发表文言影射小说《荆生》、《妖梦》和《致蔡鹤卿书》，攻击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和白话文。新文学阵营对守旧派进行了有力的回击。陈独秀尖锐地指出，他们"立在反对的地位""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李大钊在《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中"正告那些顽旧反崇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中国今日滔滔滚滚的新思潮和蓬蓬勃勃的新文学运动是谁也阻挡不住的。蔡元培在《答林琴南书》中义正辞严地批驳了林纾对新文学运动和文学革命策源地北京大学的责难。鲁迅斥责反对新文化新文学的守旧派为"现在的屠杀者"，他们"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他指出："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①。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引起封建守旧势力的忧惧，思想文化战线上的论争和斗争也更为激烈。"五四"以后出现了"学衡"与"甲寅"一南一北两个反对派。
　　民国十一年（1922　年）一月，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吴宓、胡先骕、梅光迪等人创办了《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鼓吹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们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梅光迪）、《评〈尝试集〉》（胡先骕）、《论新文化运动》（吴宓），反对诋毁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维护孔学儒教和文言旧文学。
　　继"学衡"派之后，又出现了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民国十四年（1925　年），章士钊的《甲寅》周刊在北京复刊（《甲寅》杂志1914　年5月创刊于日本东京，章士钊主编，出10　期后停刊）。留学英国，当时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是一个反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复古主义者。在复刊的《甲寅》上先重新刊登了他民国十二年（1923　年）发表过的《评新文化运动》，接着又发表了《评新文学运动》。
　　针对"学衡"、"甲寅"派为代表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复古思潮，《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等报刊及时发表了许多批驳文章。在文艺界，鲁迅、沈雁冰、郑振铎、郁达夫、成仿吾及许多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拥护者们也先后参加了这场论争。持续了四、五年之久的这场反对复古派的论争与斗争，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威力。此后，复古的声浪日趋低落。
　　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也不断地开展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
　　（四）鲁　迅1。生平与创作鲁迅（1881-1936　年），本名周樟寿，字豫才，后取名树人。鲁迅是笔名。出生于浙江省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早年博览古籍、野史杂记，爱好民间文艺。少年时常随母探亲接触农村，与农民孩子建立了深厚友谊。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重病，家道中衰，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1898　年5　月到南京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阅读新书报，对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发生兴趣，进而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
　　1902　年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弃医从文。1909　年回国。民国元年（1912年）应邀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政府迁往北京。
　　"五四"时期，鲁迅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并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民国七年（1918　年）五月起，发表《狂人日记》等思想深刻、艺术成熟的白话小说，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五四"以后，他在大学任教的同时从事创作，并发起成立语丝社等新文学社团，编辑文艺刊物。在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时，他声援爱国学生、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和右翼文人。这几年，出版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诗集《野草》，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杂文集《华盖集》等。
　　民国十五年（1926　年）八月，离京去厦门大学，次年一月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四月，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鲁迅因营救中山大学被捕学生未成，愤而辞去该校一切职务。他目睹了血的现实，思想开始发生质的飞跃，向阶级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过渡。这年十月到达上海定居。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常务委员。此后在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条件下领导"左联"坚持文艺战线上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发展了左翼文艺。这时期，他写作了大量杂文和不少历史小说。终因积劳成疾，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月十六日病逝。他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光辉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2。《呐喊》与《彷徨》《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之作。鲁迅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又接连发表了《孔乙己》、《药》和《阿Q正传》等小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　年）和《彷徨》（1926年）。
　　《呐喊》和《彷徨》都是优秀之作。《呐喊》大都写于"五四"高潮期，格调热烈、明朗；《彷徨》大都写于"五四"退潮期，格调冷峻、沉郁。这两部小说深刻展示了从辛亥革命前后到大革命时的中国社会面貌。鲁迅曾说："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他还说："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③这是鲁迅写作这些作品的总的目的意图和指导思想。《呐喊》和《彷徨》都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首先，它控诉、揭露了封建宗法社会和旧礼教的"吃人"罪恶，充满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狂人日记》是反对"人吃人"的社会的控诉书，也是作者反对封建制度和旧礼教的宣言书。《长明灯》、《祝福》、《离婚》、《孔乙己》等篇也都具有深刻的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思想意义。集名"呐喊"，就是反封建的战斗呐喊。第二，作品真实地描写了劳动人民，歌颂了他们勤劳、朴实、善良的好品质，深刻地表现了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并揭露了给劳动人民带来灾难和痛苦的社会、阶级根源。像《故乡》、《药》、《祝福》、《阿Q　正传》等。鲁迅描写他们的悲剧人生，是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心情，揭示出他们深受毒害的麻木的灵魂，"设法加以疗治"。第三，对民主革命历史教训的深刻描写、艺术总结。鲁迅对辛亥革命先是寄予期望，后来则深感失望和不满，对中国的民主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他写过不少杂文评论，也通过小说，对历史教训进行艺术总结。《药》和《阿Q　正传》对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导致失败的悲剧，作了深刻形象的描写。《风波》反映辛亥革命在鲁镇的唯一成果是剪掉了七斤的辫子，但这却使七斤遭受别人所未遭受的精神痛苦。《头发的故事》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唯一好处是给人们剪去了一条辫子。第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深刻描写。鲁迅通过小说对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描写和探讨。《狂人日记》、《长明灯》中的狂人、疯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叛逆者和革命者。《孔乙己》、《白光》里描写的是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知识分子。《在酒楼上》、《孤独者》和《伤逝》中描写的都是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不知道前进的道路，最后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都在旧制度、旧思想的强大压力下退却、动摇、屈服、失败了。作者怀着同情去描写主人公的遭遇和痛苦，并批判了他们的弱点；但对造成他们悲剧命运的根源的旧社会、旧思想，也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呐喊》和《彷徨》的艺术技巧是完美、精湛的。第一，高超的典型化手法。这两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令人难忘的形象，像狂人、闰土、孔乙己、祥林嫂、爱姑、阿Q、涓生、子君、吕纬甫、魏连殳、赵太爷、假洋鬼子，等等。作者通过深入开掘和高度提炼概括之后，创造出具有深广内容的艺术典型。他还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既逼真又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物来，这也就是"画眼睛"的手法。第二，多样的形式，巧妙的组织结构。在形式方面，有日记体、传记体。在人称方面，有用第一人称的，也有用第三人称的，还有在同一篇中第一、第三人称变换使用。在结构布局、安排故事情节方面也是多种多样、巧妙独特的。《风波》将重大的历史变动通过一条辫子问题，在短暂的场景中显示出时代的风云，构思独特、结构巧妙，描写集中。《孔乙己》的主要部分是写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曲尺形大柜台外喝酒的种种表现。《药》运用双线结构，主要描写了刑场、茶馆和坟地三个场景。《离婚》就写了航船上和慰老爷家客厅两个场面。沈雁冰在《读〈呐喊〉》里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
　　3。《狂人日记》与《阿Q　正传》《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它彻底揭露了封建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的吃人本质，是反封建的第一声春雷。小说采用日记体形式，全文由"识"和十三则日记构成。"识"即小序，主要点明日记的由来和发表的目的。"日记"是一个患"迫害狂"的病人所记。小说描写了"迫害狂"患者的精神状态和心理活动，塑造了一个狂人的形象。作者将狂人描写得非常真实。他多疑、惊恐、好妄想、推断奇怪而反常，非常符合迫害狂患者的心理和特点。这个狂人又是一个具有自己独特生活经历和进步思想的人。他出身于封建家庭，少年时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后来受到了民主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开始觉醒，成为具有反对封建传统思想和叛逆性格的人。他的这种思想性格在他被迫害发狂以后仍在发生作用，在他的疯话中又包含着某些深刻的道理，表现出这个狂人的独特的精神和气质。他预示"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并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他是一个狂人，同时又是一个觉醒的反封建的战士。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出一个逼真的狂人形象，同时又运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表现出作品震撼人心的思想力量，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得到提高和深化。
　　《阿Q　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是享誉世界的伟大名著。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的江南农村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阿Q　的身世地位、生活遭遇及其最后被杀害的悲惨结局的描写，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揭示了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阿Q　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靠打短工过活，一贫如洗，借住在土谷祠，在政治上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压迫剥削，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连姓氏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在与赵太爷、假洋鬼子甚至王胡、小D　等人的冲突中永远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在长期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思想被扭曲，对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失败命运毫无自觉，从不肯正视现实，还常常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我陶醉，每逢失败，就用精神胜利法来自欺自慰。阿Q　是辛亥革命时期生活在未庄，受尽地主豪绅压迫剥削和封建思想毒害，性格复杂的落后农民。他质朴、愿劳动、不满于现状，有变革的要求，这是他性格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愚昧无知，保守落后，精神麻木。鲁迅说他"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①。他维护"男女之大防"，不分敌友我，有狭隘的报仇思想，对革命的认识也很模糊。
　　阿Q　是一个性格丰富复杂，具有广泛概括意义的艺术典型。作为他性格中的主体的精神胜利法，与阿Q　的所处生活环境及支配整个社会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相联系，也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鲁迅塑造阿Q　这个落后农民，点明他的以精神胜利法为主体的落后意识和严重缺点，是用来暴露国民的弱点，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①。小说把农民问题与辛亥革命的教训联系起来写，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
　　4。杂文鲁迅的一生中写得最多的是杂文。从民国七年（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起到逝世前，共写杂文600　多篇，收在十多本集子里。中国现代杂文由于鲁迅的倡导和实践而成为新文学的一种体裁。鲁迅毕生坚持杂文创作，尤其是在后期主要从事杂文创作，这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客观原因，也有作家自己的主观原因。瞿秋白在论述鲁迅杂文的意义和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时说："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②鲁迅把杂文作为重要文体和武器，也同他一贯的为国为民的人生态度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创作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曾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③鲁迅杂文的思想内容丰富深刻。他前期的杂文以民主和科学为思想武器，猛烈攻击封建落后的思想文化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我之节烈观》抨击了封建节烈观念和夫权思想。《我们怎样做父亲》批判了封建孝道观念和父权思想。《春末闲谈》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制主义和精神麻痹术。深刻批判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还有《娜拉走后怎样》、《论雷峰塔的倒掉》等。在发生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期间，鲁迅站在革命青年一边，以杂文为武器猛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镇压反帝爱国运动的罪行，也对右翼文人进行了批判，像《并非闲话》、《记念刘和珍君》等。鲁迅前期的杂文还对国民性的问题进行了探索研究。在《论睁了眼看》、《这个与那个》、《忽然想到（七）》等文里肯定了国民性的积极部分，而对国民性中的卑怯、懒惰、保守等弱点进行了批判。鲁迅还通过杂文来总结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倡发扬"韧"性战斗精神。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总结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的教训，提出了对敌斗争的"打落水狗"的原则。
　　鲁迅民国十六年（1927　年）十月定居上海后，开始了他后期的创作生涯。这个时期他主要创作的是杂文，所写的杂文比前九年多两倍。由于他掌握了阶级论和辩证法，所以他的杂文思想内容也更为深刻有力。鲁迅后期的每个杂文集中几乎都有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文章，如《"友邦惊诧"论》、《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写于深夜里》等。民国二十年（1931　年）初，柔石等左翼作家被害，鲁迅先后写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和《为了忘却的记念》等文，对国民党的暴行作了揭露和控诉。鲁迅后期杂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文化，进行了更加深刻有力的批判，如《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关于中国的王道》等。他还对革命文学、左翼文艺运动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也批评了左翼文艺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倾向，如《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等。
　　鲁迅的杂文，有文艺性的政论、短评、随笔、杂谈等，风格多姿多彩。
　　其艺术特点有：（一）讽刺性。鲁迅把社会上常见的不合理、可笑、可鄙、可恶的事物，经过加工，加以夸张，有时还运用反语、对比，进行辛辣的讽刺，使人们在开颜一笑中认清事物的实质，增强了揭露和批判的作用。（二）形象化。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①鲁迅的杂文，不仅在叙事、说理、议论中注意形象化，而且"砭锢弊常取类型"，在杂文中创造类型形象，如"叭儿狗"、"西崽相"、"二丑"、"革命小贩"、"商定文豪"等等。这种形象，大多是概括社会上某一类人的特征，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作者运用简练、传神的笔法，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形神俱现地将其活画出来，例如"叭儿狗"形象："虽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是现代知识阶级中帮闲者的绝妙画像。
　　5。《野草》与《故事新编》《野草》是一部散文诗集，共23　篇（写于1924　年9　月至1926　年4　月），民国十六年（1927　年）编集时加上《题辞》后出版。《野草》中的作品除了最后两篇《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外，写作时间和心境均与《彷徨》相同。当时是"五四"退潮以后，封建黑暗势力重新抬头之时，作者在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处于彷徨苦闷又不忘探索的矛盾之中。作品的基调是积极的，表现了对于黑暗势力的憎恶与抗争和对于光明前途的探索追求，也反映了作者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苦闷和矛盾，流露出孤军奋战、前景渺茫的孤寂之感。
　　《野草》中的一些作品着重表现了在黑暗势力重压下的韧性战斗精神，像《秋夜》、《过客》、《这样的战士》等。首篇《秋夜》里描写的枣树，正是象征具有韧性战斗精神的反抗者、战斗者的形象。《过客》和《这样的战士》描写两个有些苍凉之感但仍不倦地探索前进的战士形象。《雪》和《好的故事》，反映作者向往美好事物的心情。袒露内心的苦闷与矛盾，显示出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的，有《影的告别》、《希望》、《死火》、《墓碣文》等篇。在《野草》中，有不少是揭露、批判反动势力和腐朽事物的，如《失掉的好地狱》。《淡淡的血痕中》为纪念"三·一八"惨案而作，着重暴露军阀统治的本质，同时也赞颂了"叛逆的猛士"，唤醒人们起来斗争。此外，《野草》中还对广泛的社会现象和事物进行解剖。《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揭示了三种不同思想性格的人："聪明人"是阴险伪善的统治阶级的走狗和帮凶；"奴力"是性格卑怯、麻木、可怜可憎的人；"傻子"是具有改革精神的被肯定的人。《狗的驳诘》讽刺了比狗更势利的人。《立论》批判了虚伪、圆滑的社会风尚和骑墙、调和的中庸之道。
　　《野草》是最富独创性的作品，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丰碑。它风格独特，艺术成就极高。体式上，多种多样，有诗体、小说体、戏剧体、寓言体。表现手法灵活多样，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表现手法，有的作品中基本上用其中的一种，有的作品中几种手法交替使用。《风筝》基本上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淡淡的血痕中》基本上用的是浪漫主义手法，《秋夜》全篇是用象征主义手法。《野草》的多数篇什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作品中的人物，如过客、战士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的三个人，作品中的自然景物，如天空、枣树、江南的雪、朔方的雪、山阴道上等，都是象征性的形象。《野草》语言精炼，饱含诗情，富于哲理，有很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故事新编》是一本历史小说集，共收入8　篇作品，即：《补天》（原名《不周山》）、《奔月》、《铸剑》（原名《眉间尺》）、《非攻》、《理水》、《采薇》、《出关》、《起死》。这些小说，取材于我国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为现实斗争服务。小说中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古人形象，一类是古代英雄形象，如《补天》中抟土作人、炼石补天的宏大伟美的女娲，《奔月》中射日英雄后羿，《铸剑》中的复仇英雄眉间尺和宴之敖等。一类是历史上"中国的脊梁"，如《理水》中公而忘私苦干实干的大禹，《非攻》中有勇有谋、制止楚国侵略战争的墨子。再一类是讽刺批判的人物，如《采薇》中坚持顽固守旧的态度、反对革新的伯夷、叔齐，《起死》中抱相对主义的"无是非观"和虚无哲学的庄子，《出关》中"清静无为"、消极虚无的老子等。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是鲁迅首创，《故事新编》是历史和文学的交融结合。鲁迅既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又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创造，并穿插进一些现代生活内容，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以增强现实感。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兼用；《非攻》、《采薇》、《理水》倾向于现实主义，《补天》、《铸剑》、《奔月》主要倾向是浪漫主义。《故事新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爱憎感情，充满了现实的生命力，具有深刻的意义。（五）郭沫若1。生平与创作郭沫若（1892-1978　年），我国现代文学的巨匠，杰出的诗人、作家和戏剧家。原名郭开贞，字尚武，笔名沫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幼年时受到我国古典诗歌的熏陶。中学时代，参加反对旧教育制度的学潮，表现出叛逆精神。民国二年（1913　年）冬，怀抱"报国济民"的宏愿赴日本学医。同时，接触大量西方文艺，喜爱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歌德、海涅等人的作品，受到民主主义思潮和泛神论思想的影响。民国五年（1916　年）开始写诗，民国十年（1921　年）六月，与郁达夫等留日同学在东京发起成立创造社。同年八月，他的第一本新诗《女神》出版，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民国十二年（1923　年）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归国到上海，弃医从文，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时期，写有小说戏剧集《塔》、中篇小说《落叶》、小说散文集《橄榄》和《水平线下》等作品。民国十五年（1926　年）三月去广东大学任文学学长；七月，参加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处长、副主任等职。次年八月一日，参加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民国十七年（1928　年）二月，到日本避居，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取得重大成绩。全国抗战刚爆发时归国。次年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负责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2。《女神》和其他诗作《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新诗集，也是我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出版于民国十年（1921　年）八月，除《序诗》外，共收诗56　首，分为三辑，最早的写于民国五年（1916　年），最晚的写于民国十年（1921　年），绝大多数写于民国八年（1919　年）至九年（1920　年）"五四"运动前后作者诗作的爆发期。《女神》是时代的肖子，是诗人的主观要求和时代的客观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诗人高昂的革命激情，火山爆发般的炽热的爱国感情，借着诗歌奏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①反抗黑暗，冲决一切旧的罗网和歌颂光明、大胆创造的精神。"五四"时期，推倒旧世界、创造新纪元的时代精神在诗人的身上得以了集中体现，也很生动自然地反映在他的《女神》里。《女神之再生》以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的神话为题材，通过"黑暗中女性之声"形象地表达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女神们放弃了"补天"的工作，主张"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而要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照彻天内的世界，大外的世界"的太阳。这新太阳正是作者追求的社会理想。诗人在《梅花树下醉歌》中宣告："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破！／破！／破／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表现出觉醒青年的勇猛革命精神，也就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狂飚突进精神。这种精神也表现在下面这些诗篇中：《匪徒颂》歌颂古今中外的一切叛逆者、革命者；《浴海》号召大家"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宣称"要把地球推倒"，要"不断的毁坏，不断地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②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热情讴歌人民的觉醒、民族的振兴、祖国的未来。崇高的爱国精神，是贯串《女神》的基本精神，也是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在日本留学生活了十年，弱国子民备受军国主义的民族歧视和欺凌。他曾愤慨地说，在日本留学，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在谈到《匪徒颂》时说："那时候的日本人称'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学生为'学匪'，我感觉着无限的愤恨，为抗议'学匪'的诬蔑，便写出了这首颂歌。"①这更激发了作者反帝爱国的精神和破旧创新的思想。长诗《凤凰涅槃》愤怒地诅咒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旧中国"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它犹如"一座屠场"、"一座囚牢"、"一座坟墓"、"一座地狱"，长诗集中地表现了渴望民族获得复兴、祖国获得新生的愿望。诗人希望自己的祖国也能像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凤凰五百年后采集香木引火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一样，新的中国能从旧中国的毁灭中诞生。《炉中煤》的副题就是"眷念祖国的情绪"。诗人把自己比作炽热燃烧着的炉中煤，"有火一样的心肠"，"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表达了诗人为祖国献身、为创造美好的明天而斗争的决心和愿望。
　　③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想和泛神论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宣扬自我是"五四"时期觉醒青年的强烈呼声，在《女神》中也有明显地表现。《天狗》里，"我"是一条把日月等一切星球和全宇宙都给吞了的天狗，"我"的力量得到了无限的扩张，"是全宇宙底能底总量"，"我的我要爆了！"还有，《梅花树下醉歌》里的"我赞美这自我表现的全宇宙的本体"中的"自我"，《我是个偶像崇拜者》里的"我"，都是个性解放了的"自我"。这里的"自我"，不是脱离时代社会只为个人的"我"，而是觉醒了的、融进大我之中的、具有冲破一切旧的和创造新生的精神的"我"，而且也是受到了泛神论影响的。郭沫若曾在《女神》出版后不久解释说："泛神便是无神。"他并不相信上帝和神，他的泛神论思想实际上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思想。
　　④热爱和赞美大自然。诗人对大自然怀着深情，在《女神》中有不少歌颂大自然的诗篇。在《光海》中，赞美那"无限的大自然"里，"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笑"。在《地球，我的母亲！》中诗人由赞美地球进而赞美劳动，赞美在地球上为人类创造财富和给人类带来光明幸福的农民、工人，称他们是"全人类的保姆"、"全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他诗篇中的"天狗"、"金色的太阳"、长江、黄河、万里长城、喜玛拉雅山、金字塔，是大自然的壮观美景，但这自然美是与社会美和谐一致的。诗人由歌颂自然、劳动、工农劳动者，进而歌颂新时代的科学物质文明，赞美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物质。在《日出》中，把摩托车前的明灯比作"二十世纪底亚坡罗"（太阳神）；在《笔立山头展望》中，赞美轮船，赞美轮船的烟筒开着黑色的"牡丹"，赞美蒸汽机的作用，称它是"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
　　《女神》的杰出成就，不仅在诗的思想内容，而且也在诗的表现形式、艺术手法。它开了一代诗歌的新风。它创立了多样的自由的诗歌形式，有长诗、小诗；有散文体、民歌体和诗剧。《女神》独树一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树起第一面浪漫主义的大旗。浪漫主义是《女神》的主要倾向、主要成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现实主义的成分。《女神》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浪漫主义，深深扎根于中国现实基础上、反映"五四"时代精神的。当然，他的诗作也受到了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人的影响，也受到了我国古代李白、王维、陶渊明等诗人的影响。他诗歌的浪漫主义较突出地表现在澎湃热烈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上，他注重去表现理想的事物、境界和美好的未来，而很少去描写具体的现实生活的情状。《女神》题材广泛，想象丰富，夸张大胆，善用象征，语言热情奔放，气势磅礴，风格雄浑，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和"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
　　郭沫若前期的诗作除《女神》外，还有《星空》、《瓶》、《前茅》、《恢复》等诗集。
　　《星空》（1923　年）是郭沫若的第二本诗集，收入他留日后期的诗34首。从诗歌的思想内容上看，《女神》时代的那种高昂的激情不见了，较明显地反映了"五四"运动过去后思想上的矛盾和苦闷，情调有些低沉，但并不消沉，仍在盼望和追求光明的未来。《洪水时代》可看作是《星空》时代作者内心世界的真诚袒露。《天上的市街》那令人神往的天上美景寄托着作者对于光明幸福的热烈向往。从艺术上看，《星空》大体保持着《女神》时代的风格和水准。
　　诗集《前茅》（1928　年）共收入写于民国十年至十三年（1921-1924年）的诗23　首，《序诗》写于民国十七年（1928　年）。这本诗集比起《星空》来，思想情绪要积极开朗，格调也要高昂。《黄河与扬子江对话》赞颂了工农革命，《太阳没了》是为悼念列宁逝世而作的。
　　诗集《恢复》是作者在民国十六年（1927　年）冬避居上海大病初愈之后写的，次年出版，共收入诗24　首。这是作者世界观转变后创作的第一部诗歌。它反映了大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自觉地把诗歌创作与无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思想起点高。但作者在实现思想转变时，勉强转变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带来有害的后果，存在着概念化的毛病。
　　3。前期的小说郭沫若民国七年（1918　年）开始写小说。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是《牧羊哀话》，发表于民国八年（1919　年）。至民国十五年（1926　年），他写作了30　篇中、短篇小说，计有《塔》（小说戏剧集）、《落叶》（中篇小说）、《橄榄》（小说散文集）、《水平线下》（小说散文集）等。
　　他的上述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用古代或异域的题材与故事，抒发怀古幽思，表现、诅咒黑暗丑恶的现实，追寻幻美的理想。如《牧羊哀话》、《Lobenicht　的塔》、《鹓M　》（后改名《漆园吏游梁》）、《函谷关》等。《牧羊哀话》是我国现代小说史上最早表现爱国反帝内容的小说。祖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作者留学时又受尽凌辱，而当时的朝鲜正陷入亡国灭种的惨境。于是作者就"借朝鲜为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鲜人的心里"①。小说借尹妈之口，叙述朝鲜历史上一个悲惨的传奇故事：朝鲜李朝子爵闵崇华因反对朝廷奸臣勾引外人卖国求荣，多次谏奏不成，愤而弃官，携妻女隐居山村。他的年轻续弦李玉姬不甘山村的淡泊与寂寞，与家仆尹石虎私通，指使尹石虎去谋杀丈夫闵崇华和女儿闵子英，让尹石虎拿着闵崇华的"反诗"上告赎身、换取荣华富贵。不料石虎在暗夜误杀了前去救护闵氏父女的亲子尹子英。事发后闵崇华削发为僧，李玉姬自杀，尹子英的恋人闵佩荑从此接过了尹子英的牧羊鞭子孤独地牧放羊群，以哀婉凄凉的牧歌来寄托自己永志的深情。小说看似恋爱、家庭悲剧，实质上是社会、民族悲剧，揭露、鞭笞了卖国投敌的邪恶势力，歌颂了爱国志士的崇高气节和献身精神。小说歌颂的闵佩荑与尹子英的趋势爱情，是突破了封建等级界限和主仆关系的理想爱情。《鹓M　》批判了庄子的恬淡无为思想。《函谷关》批判了老子清静无为、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作者早年受过老庄思想的消极影响，后来认识了。小说写虚拟的历史故事，有"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①，作自我批判之意。
　　郭沫若的另一类小说就是所谓"身边小说"，或"自叙传"式的小说。
　　作者在回顾自己的创作时曾说：我"爱写历史的东西和爱写自己"②。《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便是此类有代表性的作品。《漂流三部曲》包括《歧路》、《炼狱》、《十字架》三个连续性的短篇，写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小说的主人公爱牟实际上就是作者。《行路难》可以说是《漂流三部曲》的续篇。上述作品带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深深地烙印着作者的生活和思想，作品里的主人公可以说是作者的化身。当时的作者满怀悲愤，也感到苦闷和彷徨，但仍在与黑暗势力作斗争。
　　中篇小说《落叶》由41　封情书构成，描写一日本姑娘与留学日本的中国洪师武的爱情悲剧。作者虽没有洪师武那样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悲剧，但作品里描写的异国青年男女相爱的生活和感情，也带有作者自叙传的色彩。
　　郭沫若大革命失败后至抗战爆发前写的小说，有短篇小说《一只手》，写于大革命失败后作者思想发生大飞跃之时。小说描写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充满了革命激情，突破了当时流行的"革命加恋爱"的框子，反映了郭沫若创作上的重大转变，也给文坛带来新的起色。《骑士》、《宾阳门外》和《双簧》都是以北伐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为题材写成的小说。像《宾阳门外》就是描写革命军攻打武昌宾阳门的战斗情景的。
　　郭沫若本时期写作的大多收入《豕蹄》集里的那些历史小说也是应该要引起重视的。他曾说："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在几篇短篇小说中，我处理过孔丘、孟轲、老聃、庄周、秦始皇、楚霸王、贾谊、司马迁。"①他还说：我以史事为题材写作品，"目的注重在史料的解释和对于现世的讽谕"②。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坚持"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原则和贯穿历史批判的精神。《孔夫子吃饭》中所写的孔夫子是一个平常的人而不是什么"圣人"，肚饿时弟子讨来的米饭、偷来的香瓜他都吃；他还是一个"领袖意识"很强的人，一个自私、虚伪、狡诈的人。《孟夫子出妻》中所写的孟子不是"圣人之徒"，而是一个无法摆脱饮食男女的普通人。写他想舍弃老婆而追求圣贤之名，但又舍弃不得年轻貌美的老婆。把他描写成一个虚伪的禁欲主义者。《秦始皇将死》截取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10　年）巡游回咸阳途中客死沙丘的一段故事。通过他对一生的回顾，表现他"嗜杀的暴虐性"的心理，对他焚书坑儒的暴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这篇小说，对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现实有影射作用。《司马迁发愤》是由司马迁《报任安书》演化而成。小说写司马迁受刑后精神很痛苦，但他很顽强，他抨击昏聩和权势，注重人格。从司马迁崇高、博大的精神境界中，也可以照见作者郭沫若的面影。这是最能表现郭沫若当时的心境和精神世界的一篇历史小说。
　　4。前期戏剧郭沫若是诗人，也是著名的剧作家，他"五四"时期开始写剧本，最早发表的剧作是《黎明》（1919　年）。他在历史剧创作上起步最早、贡献很大，可以说是现代历史剧的奠基人。他从民国九年（1920　年）开始写作发表历史题材的诗剧《棠棣之花》、《湘累》和《女神之再生》，合称为《女神三部曲》；不久，又发表了《孤竹君之二子》、《广寒宫》两个诗剧。以上剧作，在结构形态上还没有完全从诗歌的格局中脱出来，是从诗向剧演变过渡的诗剧。
　　他早期历史剧的代表作，是民国十二年（1923　年）写的《卓文君》、《王昭君》和民国十四年（1925　年）写的《聂嫈》。后来，他把这三个剧本汇编成集名叫《三个叛逆的女性》（1926　年）。他紧密配合当时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斗争的需要，高举妇女解放的旗帜，借用历史题材创作出富有新意的剧本，塑造了三个叛逆的女性形象，歌颂了妇女的觉醒和斗争。
　　《卓文君》取材于西汉武帝时出嫁后早寡的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作者在《卓文君·后记》里说：他"完全在做翻案文章"，推翻了历史上对卓文君的诋毁和曲解，还她以本来的面目。作者笔下的卓文君，是一个敢于反对封建家庭统治、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叛逆女性，是一个勇于追求婚姻自主和个人幸福的女性。
　　郭沫若创作的《王昭君》一反前人的旧意，把她写成一个坚强不屈的敢于反抗皇帝旨意及其奸臣自愿远嫁匈奴的叛逆女性。过去的文学作品中，有的把她写成因遭画师捉弄而后下嫁匈奴的命运悲剧，有的把她写成因汉元帝屈辱割爱而下嫁匈奴的民族悲剧。而郭沫若则把王昭君的悲剧原因写成性格悲剧，她是因"反抗元帝的旨意自愿去下嫁匈奴的"①。
　　《聂嫈》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　年）六月"五卅"惨案之后，郭沫若受到了爱国反帝运动的激发，率而提笔。作者曾说"没有'五卅'惨剧的时候，我的《聂嫈》的悲剧是不会产生，但这是怎样的一个血淋淋的纪念品哟！"②这个剧本写战国时代一些志士仁人反抗强暴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体现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为大众请命的思想。
　　上述三个剧作，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六）"五四"诗歌中国现代新文学中，诗歌起步最早，兴起于"五四"前夕，是新文学园地里最先绽开的一朵鲜花。最早开始试验写白话诗的是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那是民国五年（1916　年）。同一年，留日的郭沫若也在写作白话诗。民国六年（1917　年）二月，《新青年》率先发表胡适的白话诗8　首。随之，刘半农、沈尹默、鲁迅、李大钊、陈衡哲、周作人等人的诗作也在该刊上发表。这时，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学灯》上，俞平伯、康白情在《新潮》上，李大钊、宗白华、应修人、田汉等在《少年中国》上，王统照在《曙光》上，刘大白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冰心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新诗。新诗创作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新诗集《尝试集》（胡适）、《女神》（郭沫若）、《冬夜》（俞平伯）、《草儿》（康白情）、《湖畔》（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四人合集）、《雪朝》（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合集）等先后出版。诗坛上，逐渐出现不同风格特点的社团流派。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外，还有湖畔诗社和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主义及稍晚出现的倾向于唯美主义的新月社诗人等。
　　1。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刘大白、宗白华的诗胡适（1891-1962　年），原名嗣糜，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
　　生于上海，祖籍安徽绩溪，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受旧式教育，1904年到上海读书，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1910　年考取庚款留美，先学农科后转入文科，民国三年（1914　年）毕业后，次年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跟哲学系主任、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哲学，并成为他的忠实信徒。留美期间尝试作白话诗。民国六年（1917　年）一月在《新青年》上发表倡导文学改革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民国六年（1917　年）回国，任北大教授，并投身于文学革命。民国九年（1920　年）三月，他出版诗集《尝试集》。这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他同时也写小说和剧本。"五四"以后，他逐渐向右转。民国十二年（1923　年）与徐志摩等发起成立"新月社"。民国十六年（1927　年）以后，胡适以自由主义文人自居。
　　《尝试集》出版后多次再版，每次都有增删变动。初版本共收诗52　首，分为两编：第一编作于留美期间（1916-1917　年8　月），第二编作于回国以后（1917　年9　月-1919　年底）。大体上来说，第一编的诗，大多为五七言旧体诗，文言词语较多；第二编的诗，开始打破旧诗格律束缚，均用白话，句式长短不限，与第一编不大一样。民国十一年（1922　年）十月的四版本，删去初版本中的一些诗，增补入民国九至十年（1920-1921　年）新作的14　首，共计45　首。
　　《尝试集》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一类，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和时代精神，是与主张科学民主、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基本一致的。如写于得知李大钊被捕和日本东京工人大罢工后的《威权》，诗中写奴隶们造反不说去砸碎铁索而是等待它"磨断"，是消极的；但也表现了"五四"时期反抗封建权威、反对军阀帝国主义，破坏旧的偶像，鼓励人们去"造反"、去争取民主自由的精神。《乐观》和《一颗遭劫的星》抗议军阀政府查禁进步报刊和迫害逮捕编辑，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歌颂了为民主共和献身、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四烈士"。《双十节的鬼歌》揭露军阀政府借纪念辛亥革命以捞取资本的卑鄙嘴脸，赞扬辛亥革命的英雄，并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这鸟政府"、"造一个好政府"。在《人力车夫》中表现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另一类，表现爱情、婚姻，有《新婚杂诗》、《"应该"》等，在当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再一类，作品内容较复杂，多是一些见物感兴，借景寓情之作。如《蝴蝶》中孤独的蝴蝶、《老鸦》中狂傲的老鸦、《鸽子》中如意的鸽子，既是自然物的描写又是诗人心境思绪的曲折表露。
　　《尝试集》中的主要作品，突破了旧诗的藩篱，大胆地进行了语言形式上的尝试，为创造自由体白话新诗作出了贡献。当然，《尝试集》也明显地存在着从旧体诗到自由体新诗过渡的痕迹，正如作者在《尝试集·四版自序》中所说的："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许多诗的思想内容浅薄，意境平庸，艺术技法上也较粗糙。
　　刘半农（1891-1934　年），名复，字半农，江苏江阴人。"五四"时期著名诗人，在新诗理论上也有重要贡献。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大任教，开始白话诗写作。民国七年（1918　年）一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相隔一层纸》等新诗，此后又发表了《车毯》、《学徒苦》、《卖萝卜人》等。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他是一位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在形式上有意模仿民歌，显示出平民的风格。周作人称他与沈尹默是《新青年》中两个"具有诗人天分"的诗人。
　　《相隔一层纸》通过层里和屋外、老爷与叫化子的鲜明对经，深刻揭露了旧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为贫苦无告者鸣不平，爱憎感情鲜明强烈。《学徒苦》揭示了旧社会徒工所受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和非人的虐待。《卖萝卜人》抒写住在破庙里的穷苦卖萝卜人被警察赶出后流落街头的痛苦情景。《女工的歌》描写女工所受的剥削与凌辱。
　　刘半农也写过爱情诗。《叫我如何不想她》，写得既坦率直白又委婉细腻，形象感人。这是一首久负盛名的诗，用比兴手法抒写这远离祖国的游子对祖国的眷恋之情，诗中把"我"与祖国的关系，比作恋爱关系，意境优美，手法巧妙，语言明快，是一首好抒情诗。也有人把它看作是一首爱情诗。沈尹默（1883-1971　年），原名君默，字秋明。原籍浙江吴兴，生于陕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积极参加者、"五四"时期著名诗人。民国七年（1918　年）一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鸽子》、《人力车夫》、《月夜》，有诗集《秋明集》。
　　《月夜》全诗只四句，叙述"我"在月夜不怕霜风吹打"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委婉地表达了那不畏强暴的个性与渴望光明的心情。《人力车夫》抒写寒冬人力车夫穿着破单衣拉车，累得汗珠"颗颗往下堕"，可车上乘坐的人穿着棉衣还浑身发冷。慨叹人世间的不平，对劳苦者寄予人道主义的同情。将车夫与车上人作了鲜明对比，揭露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社会制度。《三弦》先写景：火一样太阳照射下的长街，一家破大门里的半院子和旁边土墙挡住的一个弹三弦的人，最后点出门外穿破衣掌的老人。这画面、情景让人产生联想，从中体味出其含义。委婉地揭示了旧世界衰败黑暗，对人民的遭遇寄予同情，诗的意境新颖别致，音节和谐优美。《鸽子》通过三种鸽子不同命运的描写，表现了对个性受压抑的不满。
　　刘大白（1880-1932　年），浙江绍兴人。原名金庆棪。"五四"时期投身于新文学运动，其创作的新诗多在《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成为《星期评论》的代表性诗人。他最初的新诗汇集为《旧梦》出版，"五四"以后写的新诗集为《邮吻》。
　　他初期的白话诗，用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题材广泛，内容较深刻。《卖布谣》（一）（二）以歌谣体表现中国农村手工业遭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所面临的破产危机，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对广大劳苦群众的剥削与压榨。《田主来》通过具体生动的描写，深刻揭露了凶残的剥削掠夺贫苦农民的田主（地主）阶级的强盗面目；"怎像田主凶得很，／明吞面抢真强盗！"这"世间哪里有公道！"《邮吻》是一首情诗，构思新颖巧妙，通过抒写开拆情书时的动作情感，成功地表现了热恋中的主人公温柔甜蜜的情感变化。他也创作了一些歌唱劳动者和十月革命的诗作，如《劳动节歌》、《五一劳动歌》、《红色的新年》等。"五四"运动以后，他思想退步，后期诗作趋向雕琢。
　　宗白华（1897-1986　年），诗人，美学家。原名宗之櫆，江苏常熟人。
　　早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编辑《少年中国》月刊。后主编《时事新报·学灯》，发表诗歌和诗论。民国九年（1920　年）出版他与郭沫若、田汉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民国十二年（1923　年）出版诗集《流云》，收入40　多首诗。这是一本以小诗为主的诗集，作品隽永可爱，内涵深刻，显示了作者诗歌的艺术功力与风格。《向祖国》洋溢着爱国主义感情和浪漫主义情调。《晨兴》在赞颂太阳光给人间增添了春色中也透露出诗人对光明的追求。《信仰》和《夜》受到泛神论的影响，让"我"在宇宙之间驰骋，抒发了对个性解放的要求与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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