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们接近了伊斯科夫齐－先昌斯基耶（尤斯科夫齐）村。尽管天黑，我们还是很快就根据希特勒分子设置的路标判定了方位（他们有德国人拘泥细节的特点，几乎在每个交叉路口都设置路标）。我们停下来，好让队伍靠紧些，并整好队。当阿列克谢耶夫和我做这件事时，作战部军官们走遍了各个农舍。躲藏起来的居民们听说突然进村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红军，便纷纷走到街上来，抢着用各种食物招待战士们。
我们派去同方面军司令部联络的一名作战部参谋回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谁都没跟我们走。他遇到了一些由戈罗季希冲破敌屏护队封锁的战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的人谁都没留在那里，所有汽车都向西开走了。我一点也不明白。但是我们是奉命去先恰的，所以我们必须去那里。可能方面军司令部是经另一条路去那里的。司令部不可能不经过先恰，因为那里有一座横跨苏拉河的桥。这条伤脑筋的小河有一大片变成沼泽的河滩地，只在先恰和洛赫维察两地有桥。但是往洛赫维察钻是不明智的——那样的大居民地恐怕已经遍地是敌军了。
我们的队伍在拂晓前从行进间突入先恰村西郊。没有德国人。可是刚接近桥梁，对岸敌人就实施了猛烈的机枪和火炮、迫击炮射击。大家只好卧倒。我同阿列克谢耶夫和罗加京商量了一下，决定实施冲击。必须夺占渡口和整个村庄，并扼守到方面军司令部纵队到达。射击未曾停息，但战士们按我的口令跃起向桥冲去。这时德军坦克也出现了。它们一边用加农炮和机枪射击，一边向我岸急驰而来。而我们连燃烧瓶都没有，只好放弃村子。事情很清楚，我们是攻不下这个村庄的。于是准备绕过去。
我们把队伍分成两部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率自己的那群人向北走，我率其他人向南面的小村庄卢奇卡走。两群人都应准备就便器材渡河，黎明以前要等候司令部纵队到来。
我们失去了与方面军司令部会合和任何希望，拂晓前分乘几条船过了河。当地居民送我们沿难以辨认的泥泞小路走过了沼泽河滩地。我们顺利穿过公路，隐蔽到麦垛间。我派年轻的中尉多罗霍夫去侦察。他回来时很高兴：
“将军同志！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国营农场。那里一个德国人也没有。居民们请我们去。”
在国营农场的这个镇子里，妇女、老头和孩子们（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上前线了）把我们团团围住，提出了当时通常会提的一连串问题：我们的红军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德国鬼子会侵入我国国土这么远？
我讲了我们方面军的困难处境和苏军战士的英雄气概，并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妇女们开始抢着请我们“到寒舍吃一点”，并把包着各种食物的纸包塞给我们。
我们在这好客的镇上休息了一整天。战士们擦拭武器，洗脸，缝补衣服，有人还刮了脸。可是我们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危险，派出了环形警戒。
到处都乱扔着法西斯的传单。我看了其中几张，都是欺骗性和语无伦次的。其中一张是写给“乌克兰先生们”的，答应从今以后给他们这些“自由臣民的后代”真正的自由。至于这个自由意味着什么，却解释得极为含糊。讲得非常明确的只是进行以下选择的权利：假如“自由臣民”胆敢不服从德国当局，是上绞架还是被枪毙。接下去是一列长长的清单：
禁止干什么和干了什么会被处死。
我召集指挥员共同研究尔后行进路线。
幸好我身上有一张小比例地图（百万分之一）和指北针。我们决定尽可能离开道路行动，以减少同敌人遭遇的可能性。
每一段路都要测定准确的方位角，以便于夜间判定方位。
晚上，我们和镇上居民亲切告别，向大村庄科梅什尼亚进发，希望在那里遇上我军先遣部队。我们避开居民地悄悄地赶路，到科梅什尼亚村口时停住了脚。我派勇敢的多罗霍夫和另两名军官前往侦察。半小时后传来了冲锋枪射击声，并升起了信号弹。多罗霍夫中尉气喘吁吁地飞跑回来报告：
“村里有德国鬼子！差点落入他们的魔掌。”
我们抓紧时间绕过了村子。当我们走近霍罗尔河畔的小镇梅列什基时，天已微明。最边上一间农舍的主人告诉我们，这时没有希特勒分子。他确信我们是苏军指挥员后，便给我们指示了徒涉场。我们渡河时天已大亮。再往前走就危险了，因为周围是一片开阔地。于是决定在离红库特镇不远的沿岸灌木丛中渡过一天。我们占领了环形防御。镇里的淘气孩子到处乱钻，在这里撞上了我们。起初他们被当兵的吓坏了，但看到领章和军帽上的红星后，便壮起胆子和我们谈开了。这些大眼睛的小淘气知道很多情况。他们说，现在只有别列佐瓦亚卢卡村和祖耶夫齐村，即我们以北和以南几公里处的两个沿河村庄有德国人。至于村子以东有什么情况，可惜的是这些小宝贝不知道。我们问孩子们能不能到镇子里弄到吃的东西。他们答应去问问。我派我的审慎而老成的助手索洛维约夫中校同他们一起走。不一会他就和两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回来了。三个人拿来了几口袋食物和几桶牛奶。其中一个庄员送我们去据说昨天还有人看见红军战士的拉希夫卡村。我们在黄昏时出发。四周静悄悄的“听不见打枪，也看不见法西斯的照明弹！我们在拉希夫卡村旁告别了向导，继续赶路。到达萨兰奇纳多利纳镇附近时天已破晓。我们在沿普肖尔河延伸的一个森林里隐蔽起来，占领了环形防御，并向道路派出了侦察群。中午侦察群报告，有一个不大的汽车纵队正由北面开来。我命令准备战斗。
头车还未驶到镇子就停下了。车厢里坐的是红军战士！我们欢呼着朝他们奔去。一个年轻的中士从驾驶室跳下来。他惊讶地看着我们这些疲惫不堪、长满胡子的人。看见我后，他敬礼报告：
“我们是侦察支队侦察群。我是侦察群长莫罗佐夫中士。”
我们得知这个侦察支队是一个独立工兵营的营长由加佳奇市派出的，目的是察明敌人位置及其兵力部署。侦察群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希特勒军队各先遣支队位置后，继续赶自己的路，我们则愉快和精神抖擞地向东走去。到大村庄萨雷后，人们盛情接待我们，把我们分到各户吃饭。在这个只有我侦察兵可以渗透进去的中间地带村庄中，村苏维埃和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仍然在行驶职权。它们简直是在希特勒匪徒的鼻子底下对突围的战士们提供帮助。我由村苏维埃同驻加佳奇市的工兵营长通了电话。他派汽车来接我们。我们被接到一个不大的楼前。一个军官大步朝我走来。清晰地自我介绍（一下就可看出是个基干指挥员）：
“库列绍夫大尉，加佳奇市卫戍司令员。”
他请我去办公室，同时命令自己分管物质、保障的助手立即安置和我一起到达的人们休息。
我惬意地坐在包着颜色不分明的人造革的松软旧圈椅上，仔细听取大尉报告。他报告了守备部队行动地域的情况，介绍了他的兵力编成。从大尉的叙述中我了解到如下情况。
库列绍夫大尉是独立工兵第519营营长。他的部队正在加佳奇组建时，法西斯分子分割了我方面军。大尉得知此情并与营政委梅德韦杰夫商量后，定下了组织城市防御的决心——该市现在突然处于战斗行动前沿了。他作为卫戍司令员，把米申大尉的道路修筑队和由市民警局长格尔琴科指挥的地方歼击营收归自己指挥。立即开始了构筑防御地区的作业，市民积极参加了构筑。
库列绍夫定时派到洛赫维察的侦察组，曾多次与阻挡我军退却的敌坦克第3师个别分队发生小战斗，抓到一些俘虏，缴获了第一批战利品：汽车、电台、司令部文书等。
“还有这个”。威武的大尉把大约二十枚德国铁十字勋章撒到桌上。
在法西斯各坦克集团前出西南方面军后方以后的最初日子里，加佳奇市守备部队是在几十公里地段阻挡敌人东进的唯一部队。库列绍夫大尉行动时责任自负，因为同上级首长没有通信联络。现在他开始直接由A·P·波克罗夫斯基少将任参谋长的新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接受指示。
加佳奇守备部队对突围者不断提供很大帮助。由阿列克谢耶夫和戈尔恰科夫领导的守备部队经济管理人员不知让多少衣衫褴褛的、饥饿的和受伤的人穿上了衣服、鞋子，吃上了饭。我们的队伍也体会到了这种亲切关怀。
我们在加佳奇曾企图打听到我们没有碰上的司令部纵队。可是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任何确切的情况。后来我遇见了我的副部长A·C·格列博夫中校和方面军司令部的其他同志，才得知令人悲痛的细节。我首先问格列博夫，当初方面军司令部纵队为什么在戈罗季希迟迟不动，而且没有跟随我们的队伍。格列博夫惊愕地看了我一眼：
“难道基尔波诺斯将军没预先告诉您？他只是想用您的队伍向先恰方向实施佯动冲击，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开。当时纵队应向北行进，并在沃龙基村附近强渡姆诺加河……”
（原来是这么回事……不，我不能抱怨基尔波诺斯对我隐瞒自己的企图。对部下隐瞒企图，这是司令员的权利，更不用说他要实施佯动冲击了——得让他象在主要突击方向行动一样全力以赴。）
格列博夫接着说，起初还算顺利，大家沿姆诺加河右岸隐蔽前进，夺占了沃龙基村，并渡了河。9月20日拂晓，到了洛赫维察西南约十五公里的德留科夫希纳镇。在舒梅伊科沃小树林停下来进行全日休息。
方面军司令部纵队中一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八百名是军官。仍然同他们在一起的有M·P·基尔波诺斯上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M·A·布尔米斯坚科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级E·P·雷科夫，B·A·图皮科夫少将，J·M·多贝金，A·A·达尼洛夫，B·B·帕纽霍夫，第5集团军司令员M·A·波塔波夫少将，该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级M·C·尼基舍夫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旅政委级E·A·卡利琴科，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斯基少将，兽医勤务主任A·M·佩尼翁日科及其他同志。同纵队一起行进的有六辆装甲汽车、两门反坦克炮和五挺四联装高射机枪。
小树林被一个峡谷切成了两半。车辆和人员集中在小树林边缘。战斗车辆在林缘占领了阵地。遗憾的是，队伍又暴露出组织性不强的弱点。占领防御的只有格列博夫中校指挥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警卫队和弗拉基米尔斯基少校指挥的第5集团军司令部警卫队。许多军官各自走到镇上农舍去洗脸、弄食物和稍事休息。
而法西斯分子已经发现了夜间消失的方面军司令部。晨雾消散后，侦察兵报告：德军坦克正从东面和东北面开来。从西南面来的掉队战士说，这一方向也有敌人的摩托车和坦克正在接近。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敌人从三面对小树林实施冲击。坦克用加农炮和机枪射击，后面跟着冲锋枪手。在雷鸣般的炮声和机枪的哒哒声中，也夹杂着我们两门火炮稀疏的射击声——炮少得可怜，而且还要珍惜每一发炮弹。敌坦克突到了东林缘。装备手榴弹和燃烧瓶的军官们同它们进行搏斗。两辆敌坦克起火燃烧，其余退回去了。
方面军司令员、两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图皮科夫将军和波塔波夫将军开始商量接下去怎么办：是在小树林等到晚上呢，还是马上突围。可是敌人又发起了新的冲击。乘车接近的德军步兵从行进间展开成散兵线，在坦克火力掩护下扑向小树林。当他们到达林缘时，被围者在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雷科夫、图皮科夫、波塔波夫和皮萨列夫斯基率领下，投入了反冲击。希特勒分子经不住这种白刃冲击，又退下去了。
基尔波诺斯将军在反冲击中腿部受了伤。人们把他抬到峡谷底部泉水边。负伤加严重震伤的集团军司令员波塔波夫也被送到这里。他的参谋长皮萨列夫斯基将军已英勇牺牲在战场上。
师政委级雷科夫和图皮科夫将军同格列博夫中校一起绕过了林缘。他们同人们交谈，并鼓励他们。
大约在晚上六点半钟，基尔波诺斯、布尔米斯坚科和图皮科夫召集指挥员讨论了突围方案，预定天黑后进行突围。就在这时，敌人开始实施猛烈的迫击炮射击。一颗迫击炮弹在司令员身旁爆炸。基尔波诺斯一声不哼地扑在地上。同志们朝他奔过去。将军胸部和头部都负了伤。两分钟后他就逝世了。司令员副官格年内少校含着眼泪从将军的上衣取下了金星奖章和各种勋章。
夜间，图皮科夫带领人们冲击。他们突然而且不放一枪地扑向敌人。等惊慌失措的法西斯分子清醒过来时，我军很多指战员已为自己杀开了一条血路。他们受长时间痛苦折磨后终于回到自己人那里。他们之中有多贝金、达尼洛夫和帕纽霍夫几位将军、格列博夫中校和我们的其他同志。图皮科夫将军没能和他们一起回来——他在距舒梅伊科沃小树林两公里的奥夫季耶夫卡镇旁的对射中牺牲了。
没能从小树林突围的我们其他同志的下落，一直到1943年左岸乌克兰解放后才知道。附近几个镇的居民说，小树林中的对射还持续了一个多昼夜。9月21日，当一切都已沉寂，希特勒分子也已离去后，集体农庄庄员们来到战斗地点，看见了苏军指战员的遗体，他们虽已牺牲，但手里还握着武器。
手枪和步枪的弹仓里一粒子弹也没剩下。
现在，这里的阵亡将士公墓上耸立着一座雄伟的纪念象——这是一个强壮的手拿冲锋枪的苏军士兵雕象。清泉旁立了一块大理石板，上写：“1941年9月20日，西南方面军司令员M·P·基尔波诺斯上将在此牺牲”。
1943年，基尔波诺斯和图皮科夫两位将军的遗骨移葬基辅。他们长眠在光荣陵园无名战士墓旁的雄伟方尖碑基座前，长明火在墓上熊熊燃烧，象征着为人民立下的功勋永垂不朽。
一些负了重伤的指战员落入希特勒分子手中。他们中间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级雷科夫。流血过多的雷科夫遭到了凶残的拷打，并被杀害。哈萨克斯坦的卡通－卡拉盖村居民虔诚地纪念自己光荣的同乡。在他上过学的学校大楼上设了一块纪念牌。大理石上雕着他的浮雕象，下面刻着题词：
“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师政委级雷科夫·叶夫根尼·巴甫洛维奇曾在此学习。他是为祖国英勇牺牲的。1906—
1941年”
法西斯侩子手们抓走了昏迷中的波塔波夫将军。我们都以为他牺牲了。但是，无论是伤口，还是内伤，还是法西斯拷问室的可怕折磨，都没有摧折这位年轻集团军司令员强壮的肌体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战争结束时，苏军从希特勒集中营里救出了他。波塔波夫将军回到了我们的队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于1965年去世）任敖德萨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当我就要叙述完西南方面军被切断与自己基地联系的那些兵团怎样坚韧不拔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时，我不能不提到我们军队医务人员的功勋。不少受伤军人陷入了合围。军医、助理军医和护士们自愿分担他们的苦痛。他们没有扔下自己的护理对象，而是尽最大可能帮助他们，并且经常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从敌人合围圈里突围的指挥员对我们说了许多英雄的医务人员，遗憾的是没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不久前有一封读者来信向我提起了其中一些人。
列昂尼德·伊格纳季耶维奇·帕先科夫1941年9月曾
住在洛赫维察。他写道，当时附近各村子里来了很多受伤的指战员。把他们送到后方已经不可能了：法西斯分子切断了所有道路。于是来到这一地区的军队和地方医务人员便急忙收容伤员，建立了一些地下医院。D·A·帕先科夫怀着深深的敬意写到的这些奋不顾身的人中，有C·M·哈杰米罗夫教授、B·X·沙赫巴江教授和外科医生C·C·韦利卡诺夫。爱国医生们为了使伤员能站起来和免于被俘虏献出了全部力量。他们曾使多少士兵和军官伤愈归队呀！
西南方面军指战员们在1941年整个夏季和秋季开始时给法西斯德国侵略者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拖住了敌人几个集团军的庞大兵力。该方面军长时间地威胁着已经向东深深楔入的“中央”集团军群南翼。正是这一情况迫使希特勒于8月下半月在基辅方向集中了自己军队的基本力量。敌人只是因为占了巨大的兵力优势，特别是占了巨大的坦克和航空兵优势才有可能在这里以惨重损失的代价得逞于一时。西南方面军军人的坚韧不拔和英雄主义精神，在相当大程度上促使希特勒“闪击战”计划遭到破产，并且对后来莫斯科会战中的战事发展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
1941年9月11日，《真理报》写道：“苏联爱国者在反对法西斯匪军的卫国战争中建立了无数功勋，其中以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的保卫战最为出色，它是无限热爱祖国和自己城市的动人范例，是群众大无畏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的十分令人惊叹的体现。”
1．重建的方面军
在加佳奇市，我奉命同作战部这些参谋人员一起前往阿赫特尔卡市检查第21集团军的组建情况。9月25日，我们已经在路上了。我们通过了沃尔斯克拉河大桥，钻进沿岸丛林。几分钟后到了林缘，几乎一会儿功夫就驶到了市郊。阳光明亮地照耀着绿荫掩映的房屋，不象是秋天的太阳。阿赫特尔卡已有三百年历史。当时它是使罗斯免遭克里木鞑靼人奔袭的南方警戒线上的重要据点。自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来，阿赫特尔卡面目一新——出现了自己的工业，兴建了学校。城市扩大了，变美了。工厂的烟囱吐着烟雾。尽管离战线很近，所有企业都在工作。
集团军司令部分布在几座小平房里。在其中一间，薄薄的间壁后面摆着两张并在一起的桌子。一位将军正在看摊开在桌子上的地图。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将军不再看地图，十分冷淡地答话：
“您好。”接着向我伸出了手：“戈尔多夫。”
我说了来意。我说，我刚刚突围出来，对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将军指了指地图。断断续续的红线标明了战线。它由沃罗日巴延伸到克拉斯诺格勒，将近三百公里。
我想起了我们转战敌后时落到我们手里的德国传单和报纸。戈培尔和他的助手们向全世界吹嘘：俄国人的西南方面军，即所谓“布琼尼各集团军”，已被消灭，对元首的胜利之师来说，直到乌拉尔的道路都已畅通无阻了。可是，瞧，西南方面军还存在，并且还在阻挡敌人。
“现在力量还小点。”B·H·戈尔多夫说。他用铅笔在图上划着。北翼是波德拉斯将军的第40集团军。现在它处境困难。九十公里宽的地区由切斯诺夫将军人数很少的支队、拉古京上校的步兵第293师、捷尔－加斯帕良上校的步兵第227师和谢缅琴科将军的坦克第10师余部占领着。这些不大的兵力吃力地阻挡着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部队的猛攻。但是，由大本营预备队开到的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已开始在苏梅卸载，它将归波德拉斯调遣。其南面是第21集团军八十公里宽的地区。目前在这里行动的只有别洛夫将军的骑兵机械化兵集群，辖骑兵第5、9师，近卫步兵第1师和两个坦克旅。现在正在阿赫特尔卡仓促组建步兵第295师。它将前调到加佳奇地域，以便将别洛夫集群的正面同在其南面防守的步兵第297师各部队连接起来。再往南，是O·B·卡姆科夫将军的骑兵第5军在防守，它辖骑兵第3、14师，两个坦克旅，一个摩托化步兵旅，以及步兵第297、212师部队。在该军左面由加夫龙齐到卡尔洛夫卡之间作战的是第38集团军的五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
戈尔多夫放下铅笔，疲乏地说：
“今天的方面军态势就是这样。我听说现在铁木辛哥元帅的预备队中暂时还没有重兵。只能指望我们的人发扬坚韧不拔精神和由一个地段向另一个地段机动兵力。”
是呀，处境是困难的。但是不管怎样，方面军还存在，并且正在奋战。
我军又不屈不挠地挡住了法西斯各集团军的去路。而最主要的，是在新防御地区组成西南方面军基本骨干的军队，正是它原来编成中的那些师，而法西斯分子却向全世界叫嚷，它们已被合围和消灭了。在这里，只有从其他方面军调来的两个步兵师和骑兵第2军是新的兵团。
同样使我高兴的是，对在第40集团军和骑兵第5军之间地段行动的全部军队进行指挥的第21集团军司令部，在突围时保存了自己指挥员的主要骨干。
当我问能否见见集团军司令员时，戈尔多夫回答，集团军司令员B·A·库兹涅佐夫中将住医院去了，F·M·切列维琴科上将将来接替他。
我们商定，我第二天去E·A·别洛夫少将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由那里再前往重新组建的步兵第295师要去的加佳奇地域。
在出发前剩下的时间里，我同司令部参谋人员，首先是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波夏金上校领导的作战处军官们互相认识了。波夏金担任着这一职务同集团军一起走过了它由边界开始的全部艰难历程。他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参谋人员，曾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他的最亲密助手中，我特别记得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秋霍夫少校，战争开始后他曾担任我们方面军一个步兵师的参谋长。
第二天，当我已经走到汽车前准备下部队时，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基尔波诺斯的防空助理亚历山大·伊里奇·达尼洛夫少将。这次相遇使我们两人都感到突然。我们是在战线那边分手的，当时我们走的是相反的路。和曾在敌军合围圈中共同渡过了艰难日子的人相见是很愉快的。我们彼此紧紧拥抱，一边高兴地嚷道：
“这么说，你还活着！太好了！”
我从达尼洛夫那里得知，同他一起突出来的还有方面军司令部和第5集团军的许多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方面军防空司令部参谋长瓦连京·安东诺维奇·佩尼科夫斯基也同这些军官一起活着冲出来了，而且身体很健康。这些同志中的许多人现在就在这里，在阿赫特尔卡。我忍不住朝他们住地跑去，在一个学校院子里找到了他们。大家都整洁而端庄，以老基干指挥员所特有的认真态度按照规定着装。只有被弹片崩坏的军服和包着伤口的纱布绷带在提醒人们，这些人是刚从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杀出来的。
9月27日，我到达列别金以西森林。不久前从西方面军调到我们这里的近卫步兵第1师司令部就在这里。这个光荣的兵团连续战斗，一直从边界打到斯摩棱斯克。法西斯分子曾几次合围第100师（它原来的番号），可是它每次都突出了合围圈，继续同原来一样成功地打击敌人。指挥该师的是A·H·鲁西亚诺夫少将，他是一位纯熟的战术家，出色的机动能手。怪不得该师名列第一批近卫兵团之首。
我得知鲁西亚诺夫师从9月21日起就同骑兵第2军部
队一起参加了对古德里安罗姆内集团的反突击。这些军队的冲击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以此改善了我被合围的几个集团军的处境。
鲁西亚诺夫师受了严重损失，现在刚得到没打过仗的补充兵员。我要做的事是了解损失的原因，确定该师能否继续实施积极战斗行动。
我直到夜间才在一所点着煤油灯的农舍里找到了鲁西亚诺夫。我好奇地看着这个被好多故事传颂着的人。他体格健壮，身材不高，大脸盘。浅色的头发又平又光地梳向脑后，露出了高高的前额。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在扣上了全部纽扣、挂满征尘的军上衣上闪闪发光。伊万·尼基季奇·鲁西亚诺夫还未满四十二岁，是一个经验丰富、久经锻炼的军人。我知道他具有优秀的指挥员素质：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有百折不回的意志，艰苦朴素，极其勤奋，倔强，能深刻理解自己的职责，有充沛的精力。当然，他也有缺点。据说他太威严，也过于生硬。但部属却因此爱戴他：“我们的师长不宽容任何人，他手下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职责！”
我们认识后，便开始交谈。我说，首长想了解，为什么近卫第1师在罗姆内附近会遭到那样大的损失。将军用手指揪着浓眉，苦笑着说：
“您知道我们是怎样进入战斗的吗？在把我们调到这儿之前，我们刚刚得到补充。是一些新战士和新指挥员，这些人没打过仗，也来不及学点该学的东西。就这样马上把他们派去打仗。我们下了火车，行军一百公里，连一小时喘息时间都没给，就从行进间进入战斗，去对付敌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甚至连调拢炮兵的时间都没有。不过，我们还是结结实实揍了敌人一顿，把它打退了。当然，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小。”将军沉默了一阵。“现在情况不同了。昨天的新兵已学到很多东西，成为真正的士兵了。我们得到了一些冲锋枪和机枪，我们已经不只用步枪打仗了。我师准备执行任何任务。”
早晨，我们去了一个步兵团的阵地。该团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刚要离开掩体，敌人就进行了猛烈的炮兵射击。空中出现了敌机。俯冲轰炸机哀号着，向炮兵阵地倾泻炸弹。顿时烟火冲天，爆炸声震耳。我对这些早已司空见惯，但仍然十分担心：在这样猛烈的轰炸中还有谁能保全下来吗？但这是怎么回事呢？沉闷的爆炸声中夹杂着阵阵呼呼声。高射炮兵并未停止射击。已经有三架飞机拖着火苗栽到了地上。
其余跃升上去，往各方逃遁了。
“高射炮兵真是好样的！”我忍不住叫道。
“他们是按规定行事。”鲁西亚诺夫平静地说。“可是法西斯分子马上就要冲击了。”
果然，锡涅夫卡村那边的火炮和迫击炮爆炸声更频繁了。
浓浓的爆烟后传来了机枪点射的哒哒声和坦克马达的轰隆声。大地在脚底下颤抖起来。
“开始了。”鲁西亚诺夫阴沉地说。
一个团长来报告：
“三十多辆坦克和约一个摩托化步兵团正向我们的阵地冲击。”
他说得很平静，脸上一点惊慌神色也没有。是啊，这里的人们对一切都习惯了。
“友邻情况怎样？”师长问。
“一个样。”
鲁西亚诺夫打电话同参谋长K·A·卡谢耶夫上校联系，长时间询问他本师其他地段的情况。然后转身对我说：
“法西斯分子暂时在哪个地段都突不进我们的阵地。”接着他对着话筒喊道：“观察战斗进程。我马上去您那儿。”
团长报告，冲击已被击退，敌人伤亡很大。我和鲁西亚诺夫一起乘车去师指挥所。
这里已经收到右翼骑兵军的通报。后来察明，敌人是在该军地带实施主要突击。古德里安所属坦克第9师和摩托化步兵第25师沿锡涅夫卡村到什捷波夫卡的道路急进。敌人占有兵力优势。骑兵第5师正面被突破，法西斯纵队沿公路向骑兵第2军司令部所在地瓦西里耶去卡急进。中午，法西斯各先头坦克开始对司令部车辆实施直射。司令部指战员在军长P·A·别洛夫将军和参谋长M·J·格列佐夫上校率领下，占领了环形防御。情况十分严重：只要坦克一齐冲击，司令部便只能剩下破木片了。可是法西斯分子犹豫不决。他们损失了三辆先头坦克后，就退回去，开始从远处对司令部进行射击。这时，在后面沿公路向战线开进的坦克第1旅赶到了。旅长A·M·哈辛上校听到射击声后，乘坦克向司令部疾驰而来。别洛夫命令他展开坦克旅，从行进间打击法西斯分子。敌人有五十辆坦克，哈辛的坦克却几乎少一半。但是该旅展开并发起了冲击。敌坦克迎面驶来。于是展开了激烈战斗。据目击者说，我军有两辆燃烧着的T－34一边在战场上疾驰，一边辗压着反坦克炮班，并对敌坦克实施射击。这是克里沃罗托夫中士和沙什洛中士的坦克。五个共产党员和三个共青团员在还有炮弹时都不离开烈火熊熊的坦克。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克里沃罗托夫和季莫费伊·帕夫洛维奇·沙什洛由于在这次战斗中立了功，分别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第一场小战斗以有利于坦克第1旅的结局告终：敌人被打退了。军司令部退到了安全地点。可是过了两个钟头，敌人调动新兵力，又开始迫我部队退却。敌人的推进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希特勒分子有前出我骑兵第9师后方的危险，该师当时在什捷波夫卡以西防守。别洛夫命令哈辛阻住敌人。在此之前，敌人已占领什捷波夫卡，于是哈辛决定对正通过该镇的敌军摩托化纵队实施冲击。旅长指望夺回什捷波夫卡，以此为骑兵开辟退却道路。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旅参谋长C·E·达耶夫上校指挥的坦克支队。
这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当坦克登上小丘后，敌人的纵队就了如指掌了。达耶夫命令对纵队实施射击。路上顿时一片慌乱。车辆离开道路，象蚂蚁似的遍地乱爬。达耶夫率支队发起冲击。法西斯分子看见疾驰而来的苏军坦克，纷纷在汽车还在行驶时就跳下车来，四下奔逃。可是敌人在什捷波夫卡以南米罗诺夫希纳村附近稳住了脚，拼命进行抵抗。于是达耶夫以一部兵力实施迂回。守敌坚持不住，仓皇退至德军摩托化第25师主力已经设防的什捷波夫卡。
争夺什捷波夫卡镇的战斗开始了。
以后的战事我已经在第21集团军司令部观察了——9
月29日我被叫到了该司令部。我在这里得知，进攻别洛夫骑兵军的有古德里安集群的坦克第9、16师和摩托化第10、25师。但是，虽然兵力那样大，敌人却未能打败骑兵。B·C·巴拉诺夫将军的骑兵第5师进行巧妙机动，奔驰十公里，在顽强战斗中阻滞了敌人。A·O·贝奇科夫斯基将军的骑兵第9师实施突然的夜间冲击，冲到自己人那里，参加了争夺曾几度易手的什捷波夫卡的战斗。
第21、40集团军司令员执行铁木辛哥元帅的命令，力争消除突破口。在此参加战斗的有别洛夫骑兵军和刚从大本营预备队开来的A·A·利久科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
10月1日，骑兵第9师和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的部队
从东、北两面向什捷波夫卡发起冲击，哈辛上校的坦克旅则从西南实施迂回。到正午前，利久科夫的近卫军被阻于该镇近接近地。于是别洛夫派出了自己的预备队——骑兵第5师，骑兵下马支援近卫军。当战斗转移到该镇东北部和北郊后，哈辛上校的坦克从西南面，A·H·维索茨基少校的骑兵团乘马从东南面，分别冲入该镇。骑兵勇猛地挥动马刀。四面受敌的法西斯分子起先还进行抵抗，但随后就从镇上逃跑了。前一天刚下过雨。汽车陷在泥里，空转着车轮。而苏军骑兵晃着亮闪闪的出鞘马刀，沿着道路飞奔而来。法西斯分子扔下陷在泥里的汽车逃跑了。别洛夫的骑兵跟踪追击。
我军在几天中解放了二十个村庄，缴获了一百五十门火炮、五个迫击炮连和其他许多装备。法西斯分子在逃路上遗弃约八千具尸体、一千多辆载重汽车、五百辆摩托车、二千多匹德国重挽马。
在整个局势严重的背景下，“什捷波夫卡战事”不同凡响，它给我军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重建的西南方面军已表明它能够粉碎敌人。
我奉命前往设在哈尔科夫的方面军司令部。我在路上注意到，我们的后方几乎没有留下军队——一切都调往前线了。大部分防御作业是由居民进行的。只是在哈尔科夫接近地的工事构筑工地上，才偶尔能看见穿军大衣的人。
方面军领率机关分散在整个城市里。我还算幸运：碰到了通信部一名熟悉的军官。任何人都不会比通信兵更知道方面军机关的配置。军官告诉我，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全部主要的部都设在市郊的州委别墅里。不一会我就到了方面军参谋长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波克罗夫斯基少将那里。我早在总参军事学院和他同学时就认识他了。这位在军事上博学多才的人，举止总是那样镇静，说话温和而简练。可能正因如此，他显得有些孤僻和冷漠。
我进屋后，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不再看地图，用疲乏的眼神打量着我。我报告，我突围后呆在第21集团军，执行铁木辛哥元帅赋予的任务。现在想打听我以后的命运。
参谋长听完我的报告后，轻轻地说：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将军同志。”
“现在您去找元帅，让他决定您以后在哪里工作。”他又伏身看地图了。
不久我就确信，我的新首长是个有文化修养、聪明、稳健而又富有同情心的人。初看起来显得冷漠，但这是他全神贯注工作的结果。无论白天黑夜都能看见他在研究地图。
我到了现在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的C·C·铁木辛哥元帅那里。体态挺拔而瘦削的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从桌子旁站起来，问了好，立即开始询问军队突围时的详细作战情况。然后，元帅说打算留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工作。
“我们现在多么需要人啊！”他用明显的手势补充自己的话。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让我详细谈谈第21集团军司令部的状况和工作能力，谈谈我去过的那些军队的情况。他特别长久地询问了鲁西亚诺夫师的情况。当我报告了师长对于他的兵团在罗姆内地域遭受严重损失原因的解释后，元帅皱起了眉头：
“指挥应该好一点嘛，他却尽找客观原因。”
我当时不知道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为什么这样生鲁西亚诺夫的气。后来，当斯大林的电报送到我手上时，我才明白。电报中说：“在一百公里行军后不让战士们喘息和恢复元气，就令他们从行进间投入战斗……这种决心是不正确的……将部队投入战斗的这种不正确方法，会断送任何第一流的师。”这一责备当然使元帅感到不快。但是又能怎么办呢？在古德里安军队当面的宽大正面上，只有别洛夫将军的两个骑兵师。而当时不仅要阻住敌人，而且要立即实施突击，与突围军队对进。如果这一情形还不能完全证明仓卒投入近卫军正确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方面军首长所定下的决心。
元帅命令我尽快熟悉情况，准备接替A·A·施特龙贝格少将任方面军作战部长（施特龙贝格应前往大本营听候调遣）。
我很高兴留在西南方面军，很高兴能重新从事我已经熟悉的工作，便匆匆前往作战部。我不知不觉走到了一群军官中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我的老同事。这里有我的副部长H·J·扎赫瓦塔耶夫和A·C·格列博夫，我的助手M·B·索洛维约夫中校、O·A·弗洛列斯少校、B·C·波格列边科少校、H·B·诺维科夫少校、O·C·阿法纳西耶夫少校、B·A·萨夫丘克少校、A·H·希曼斯基大尉、O·H·利皮斯大尉等。在原总司令司令部作战部的军官中，我见到了以前已见过面的B·M·丘马科夫中校、A·E·雅科夫列夫中校、P·B·索博列夫少校、C·H·叶列梅耶夫少校、J·H·龙达列夫少校、B·O·奇日大尉和A·B·帕罗季金大尉。
由于几乎全部方面军作战参谋都同我一起突围了，所以新的作战部不同于方面军其他部，它是超编的。现在部里共有四十四人：两名上校，三名中校，十六名少校，其余都是大尉和中尉。在部里的工作人员中，我还看到了我们的女打字员玛丽娅·连布里科娃和罗扎·克莱因贝格。这两个勇敢的妇女光荣地经受了考验，和大家一起突围。
我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喧哗，A·A·施特龙贝格将军听到声音后走了出来。我和他以前曾一起在总参军事学院学习和工作。我的朋友满脸笑容，容光焕发。他拥抱了我，把我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喂，给我讲讲你的历险记吧！”
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兴致勃勃地听我讲述我军在敌人合围圈中的斗争。我回答了他的所有问题后，便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作战部。
“你是怕你把我挤走吗？”施特龙贝格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不用担心。上级只是提升我去干别的工作。一切都是正常的，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
我请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帮我熟悉方面军的战事。我们在地图旁谈了很久。希特勒分子经常在不同地段实施冲击。可是我军暂时还在顺利抗击冲击。而在敌人未曾侵入的地方，我军特种小支队每夜都向其后方勇猛出击，不给希特勒分子安宁。
但是情况仍然紧张。防御正面已拉得很宽，而方面军首长却没有庞大的预备队。还有一个严重降低我防御稳定性的情况，就是左右邻布良斯克方面军和南方面军的战役态势。古德里安用猛烈的坦克楔形突击分割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向奥廖尔方向推进了很远。我们的右翼已经暴露。这就迫使我们现在就要考虑将我第40、21集团军东撤了。
左邻的态势也严重恶化了。敌人在那里集中重兵突破了南方面军的防御。9月28日，克莱斯特坦克和摩托化兵团越过新莫斯科夫斯克向巴甫洛格勒急进。大本营采取坚决措施挡住了它们突向塔甘罗格的道路。可是，不管怎样，我方面军南翼仍然是暴露的。我们可能还要在那里撤退军队。
我在西南方面军新司令部的工作开始了。使我感到事情好办的是，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方面军机关的许多领导人我都很熟悉。我们第26集团军原来的司令员费奥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科斯坚科中将被任命为方面军副司令员，M·A·帕尔谢戈夫中将被任命为分管炮兵的副司令员。我在飞往合围地域前结识的O·F·法拉列耶夫空军少将将负责指挥空军。他的副司令员是我在第5集团军就认识了的H·C·斯克里普科上校。分管装甲坦克的方面军司令员助理是读者已经知道的B·C·塔姆鲁奇少将，他曾指挥过机械化军。西南方面军原来的人P·H·莫尔古诺夫少将领导汽车拖拉机部。由于过去的工作关系，我认识的人还有方面军卫生部长、旅级军医A·E·科列索夫、方面军军需部长A·A·科瓦廖夫、工程兵部长B·C·涅夫斯基、分管防空的司令员助理P·A·济温将军。
情报部长由我不认识的H·B·格里亚兹诺夫上校担任。
但是他的副部长却是和我在第12集团军共事过的老朋友亚历山大·伊里奇·卡明斯基上校。我第一次见到的人有：补充部长、一级军需员A·A·索先科夫、油料供给部长A·B·秋林上校、测绘局长A·A·泽瓦金中校、机要局长M·H·阿加波夫大尉（他很快就被我过去的老同事叶夫根尼·弗拉基米罗维奇·克洛奇科夫上校接替了）。军事交通勤务仍由A·A·科尔舒诺夫上校负责。
对我来说，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变化：还是那个方面军，还是那些人，平日的战斗气氛还是那么令人忧虑和紧张。经历过的考验使我们更加亲近了。这些对工作也是有帮助的。
在10月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方面军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继续一批一批地从战线那边突围出来。他们之中有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级A·A·米哈伊洛夫，我们精力充沛的防化主任H·C·佩图霍夫少将，上校步兵师长P·A·莫罗佐夫、B·C·托波列夫、A·C·别列斯托夫、C·C·波捷欣、C·H·韦里切夫、A·M·伊利英、H·M·帕诺夫、H·C·沃罗宁、B·P·潘科夫、C·A·诺维克，旅级步兵师长M·A·罗曼诺夫、O·O·日马琴科及其他许多人。
他们突出来时已经疲惫不堪，但是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有沮丧和悲观的情绪。他们心中燃烧着对敌人的仇恨，伤口还未痊愈就纷纷去找方面军司令员，只坚决请求一件事：“再派我去战斗，给我清算法西斯的机会。”首长满足了他们的请求。于是我们又在战斗中看到了这些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就残酷性和流血牺牲程度而言，这些战斗并不亚于他们已经历过的那些战斗。
2．退却与退却不同
铁木辛哥元帅对方面军右翼的态势越来越不安。同我们北邻的通信联络已经中断。波克罗夫斯基将军让我立即同总参谋部联系，试图从那里得到必要的情报。10月6日晚，我终于叫来了作战部副部长M·H·沙罗欣将军。可是他说连总参谋部也很少关于布良斯克方面军态势的情报。只知道一个情况，就是敌人已到达奥廖尔接近地。
法西斯分子深远迂回西南方面军右翼的威胁，迫使铁木辛哥元帅请求大本营准许将我第40、21集团军撤至苏贾、苏梅、阿赫特尔卡、科捷利瓦、科隆塔耶夫一线。
大本营在批准退却之前，试图利用第40集团军对追击布良斯克方面军之敌所占的有利态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建议C·C·铁木辛哥用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北面实施突击。可是，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对情况进行分析后指出，这是做不到的，因为第40集团军的兵力现在勉强够阻挡敌人从西面实施的猛攻。
司令员的权威是很管用的。大本营立即同意了铁木辛哥元帅的论证。我右翼第40、21集团军收到了退却命令。按照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它们应以三个夜间行程完成这一机动。
此时，第38、6集团军①应固守所占地区。
①根据大本营的决定，第6集团军由南方面军转隶西南方面军。
敌人发现我军退却后，加强了冲击。其主要突击指向两集团军接合部。第40集团军步兵第227师陷入困境。起初，它自行对敌楔入部队实施强有力突击。各团团长指望法西斯分子遭重大损失后不再向前闯，并且会象常言所说那样“松开缰绳”。不过，自我安慰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10月9日夜间，法西斯分子突然对步兵第777团无所顾虑地退却的各营实施猛烈突击。团长失掉了指挥。受到冲击的各营打得十分顽强。但是各自为战，没有协同。
炮兵第595团炮兵们的勇敢和机智救了这个师。他们迅速展开火炮，对突入的希特勒分子实施猛烈射击。这就使敌人乱了营，使师长能够整顿部队，实施有组织的退却。
第21集团军的战事发展较为平静。当敌人在这里对近卫步兵第1师实施突击时，集团军司令员用坦克第1旅实施坚决反冲击，并迅速将步兵第297师部队调到这里，以此阻住了敌人，保障军队向指定地区进行有组织的退却。
敌人在方面军其他集团军防御地带也在继续冲击。第38集团军（现已由维克托·维克托罗维奇·齐加诺夫少将指挥）部队在博戈杜霍夫西南进行激烈战斗。
我们对自己的左翼越来越担心。第6集团军（它已编入我方面军）司令员P·F·马利诺夫斯基①少将报告，他同友邻没有通信联络，他的翼侧遭到敌人迂回。
①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即后来的苏联元帅（1944）和苏联国防部长（1957—1967）。——译者注。
这时，由F·T·切列维琴科将军指挥的南方面军第18、9集团军正在敌合围圈中作战。克莱斯特的坦克和摩托化兵已进至塔甘罗格接近地。于是出现了他们突向顿河畔罗斯托夫的现实威胁。为此，大本营开始用北高加索军区的军队匆匆组建独立第56集团军，赋予它的任务是无论如何要守住罗斯托夫，关紧高加索的大门。
而我们则要将马利诺夫斯基集团军撤回。
方面军未得到很好补充的军队在一系列劳师费力的战斗中再次打得精疲力尽，现在已拉开成一个巨大的弧形，两翼折向东面。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比我们方面军处境更令人不安的是莫斯科的命运。希特勒匪军已闯到首都的远接近地了。坚持，吸引尽可能多的敌军，以此支援莫斯科的保卫者——当时我们全都抱着这一信念。我们缺人，缺武器。但我们明白，现在莫斯科附近需要主要的兵力兵器，所以我们不坚持要求满足我们的申请。10月15日，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作出了关于收集缴获的武器并在各集团军间进行统一分配的决定。办了缴获武器教练员训练班。后来，在我向东部疏散的工业在大后方展开和保障军队对武器、弹药的全部需要之前，这项措施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反坦克炮兵不足，还研究了最大限度扩大燃烧瓶生产的问题。
在一次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将军到会。
我问帕尔谢戈夫这是什么人。
“从莫斯科来的，姓博金。”
我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姓呢？想起来了：博金曾任第9集团军参谋长。人们曾谈过他的许多长处—他聪明，学识渊博，精力充沛。会议快结束时，铁木辛哥介绍了他：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博金，方面军的新参谋长。
半小时后，我向博金报告了战线的情况。他是一个很理想的交谈者。他会聚精会神地听你说，不打断话头，同时用睁得大大的、仿佛有点吃惊的天蓝色眼睛凝视着你，等到合适的时机，他会再问一次，进一步明确某一细节，提出意见。博金自己说话时，总是平心静气，略略压低声音，稍稍放慢速度。他表达自己的意思时简洁而明快。我很喜欢他直爽、活泼的性格和很快把握问题实质的能力。
博金弄清情况后，让我介绍他和大家认识一下。我们几乎走遍了所有的部，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和同志们交谈，了解他们的情绪和需要。当天他就把司令部的领导人员请到他那里，谈起了隐蔽指挥的问题。
“我要求您最严格地监督这件事”。他对重新领导方面军通信兵部的J·M·多贝金说。
德米特里·米哈伊洛维奇说：我们是特别注意这件事的。
博金笑了一下。
“可是，这份电报您也注意过吧。”他从文件夹里取出一张纸念道：“‘在鲍里索夫卡重新设立的村苏维埃遭到轰炸。没有防空兵器。请派来一个高炮营和一个机枪连。’”参谋长责备地看了多贝金一眼：“不要把敌人当成糊涂虫。德军任何一个上等兵都能猜到电报作者关心的是什么样的‘村苏维埃’。”
大家都感到很窘，一言不发，因为每个人都有过这个毛病。我们对军队的隐蔽指挥训练得很差。在和平时期，常常是进行几次专业课就满足了。至于司令部演习，那是整个通报都用明语写的。每个人都这样想：“得了吧，战争中一切都会按另一个样去做。”人们忘了，做这件事是要知识和技能的。于是，现在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有的同志在报告中把人称为“铅笔”，把坦克称为“盒子”，他还真相信敌人猜不出说的是什么。
晚上七点多钟，我又到博金那里——送一份定时作战汇报给他签字。他仔细地校阅通报，称赞了起草人，并十分委婉地谈到了他不喜欢的几个地方。后来我确信：博金处理问题时，要求任何意见，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意见，都不用他说两次。
一小时后，参谋长把我叫去，命令说：
“您立即起草各集团军总退却训令。”他把一份文件交给我。我很快浏览了一遍，愣住了。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西南方面军自10月17日起开始向卡斯托尔纳亚、旧奥斯科尔、新奥斯科尔、瓦卢伊基、库皮扬斯克、红利曼一线退却；10月30日前退却完毕……”
这就是说，我方面军不仅要后退八十至二百公里，而且要放弃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顿涅茨克工业区。
我无法镇静下来。是什么原因迫使大本营定下这样困难的决心呢？我不会忘记，就在一个月以前，我们方面军的情况在我们看来比现在还要艰难，大本营却坚定不移地禁止把军队后撤大致相同的距离。而现在方面军首长并没有请求这样做，方面军的态势也比9月中旬稳定得多，却下了退却命令。我忍不住对博金说了自己的惊愕。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在房间里大踏步走着，沉思地说：
“您自己大概也有这样的体会：从掩体观察战斗，只能看见一个局部；一登上小高地，视野就扩大了，那时就能看见以前连想都没想过的那些景象。观察点越高，看得越远。事情就是这样。我和您都知道得不多。而在莫斯科，人们不只是看我们一个方面军。他们在那里又要看到克莱斯特突向塔甘罗格，又要看到对罗斯托夫的威胁，还要看到无数敌军已逼近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9月份，大多数战略方向比较平静，大本营可以冒风险从其他方面军调预备队保卫第聂伯河和基辅。而现在呢，敌人已打到莫斯科接近地，打到高加索门口了，大本营不但不可能帮我们的忙，而且会要我们拨出部分兵力归它掌握。而我们的正面拉成了一个巨大的弧形，要挡住敌人是越来越困难了。假如法西斯分子再次把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的坦克调到我方面军后方怎么办呢？我们将不会有力量去改善态势了。这就是莫斯科现在不可能冒风险的缘故，因此要把我们的军队后撤。”
我们在大图上标了好一阵中间地区、各集团军后撤方向和地带。标完图后，博金说：
“您看，我们的战役战略态势有利多了：我们可以把大量兵力编入预备队，与各友邻方面军重新建立密切联系，可以更好地帮助在莫斯科接近地作战的军队，因为向东退却后，我们的防御地区就大大北移了……”
博金说，从明天开始，南方面军重新隶属铁木辛哥元帅。现在我们的方面军司令部将同时是整个西南方向军队的司令部。我们还要考虑友邻——南方面军的事。
到开始退却还剩约一个半昼夜。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完组织大量军队实施这种复杂机动的全部工作。我已经说过，谁认为退却是件简单的事，谁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深思熟虑地对待这种机动，那么军队遭到的灾难，会比在组织不好的进攻中遭到的灾难更加深重。假如不严肃对待退却的组织和保障，那么后退时恰恰是最容易突然发生惊慌失措和紊乱现象的时候。因此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领率机关的所有指挥员自接到退却命令后，就不再把昼夜分成白天和黑夜了。工作要求我们全力以赴。
10月15日22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开了会。各兵种、勤务司令员和首长，还有方面军司令部各主要部的部长出席了会议。博金将军宣读了大本营训令，简要判断了战役战略情况，他对友邻态势特别重视，提出了一些建议。
铁木辛哥元帅象往常那样简明地谈了自己的决心。他说出了方面军在严格规定的时间内应该扼守的主要中间地区。
各集团军应在10月23日凌晨到达的第一道中间地区，经别尔哥罗德、兹米耶夫、巴拉克列亚、巴尔文科沃等市。退却期间骑兵第2、5军和一个坦克旅担任方面军快速预备队。给它们也指明了退却方向和集中地域。10月18日10时以前，方面军司令部要留在哈尔科夫。尔后转移至瓦卢伊基市，并在奥博扬、丘古耶夫两地留下辅助指挥所。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指出，我们要通过缩短战线的方法，在10月底前至少抽出六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军编入预备队。此外，还在哈尔科夫匆匆组建了步兵第216师，它将成为该市守备部队的骨干。还有两个步兵师（步兵第62、253师）和两个后备骑兵团正在组建中。空降第3军将改编为步兵第87师。
我们得到所有指示后，便着手拟制军队退却计划，并使军队做好实施新机动的准备。我委托副部长们拟制军队在整个纵深移动的计划图，自己则拟制方面军退却训令。夜里十二点多钟，我打好了文书草案，交给了参谋长。到一点钟时，训令已经签署完毕，通过有线电报毫不迟延地发给了各集团军。早上，方面军机关的各个军官组分别飞到军队去了。出发前，博金把他们请去，作了详细指示，并特别要求他们注意军队指挥的隐蔽性。
我们也关切地注视着现在已编入我们方向的南方面军地带的战事。10月16日中午，那里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已强渡米乌斯河，正向罗斯托夫急进。铁木辛哥元帅要求南方面军司令员切列维琴科将军采取一切措施阻住希特勒分子，并通知他正由西南方面军调一个坦克旅归他指挥。
……我们司令部前往新地域的时间快到了。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领率机关的部分机构先转移到丘古耶夫，而其余人则马上前往瓦卢伊基。
我必须比主力纵队略早些到达丘古耶夫，以便对军队进行指挥和迎接方面军首长。10月18日清晨，我坐上自己的汽车匆匆启程，我部参谋人员萨拉库察和多罗霍夫已在车里等我。
汽车驶过哈尔科夫街道时，我十分忧郁地看着它漂亮的建筑和举世闻名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阴沉沉的寂静无声，就象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工厂的烟囱不再冒烟，大门内一片死一般的沉静。该市党和苏维埃组织工作做得好：一切能搬动的东西都运走了。
我是第一次看见我们这个预定要放弃的大工业城市。法西斯坦克隆隆滚过哈尔科夫马路的日期我知道得很准确。这一景象大概会在10月25日发生。我想到这一点，心情极为沉重。
我很容易想象到，最高统帅在下令放弃顿巴斯以及哈尔科夫、别尔哥罗德这样的城市之前，要经受多少次犹豫，度过多少艰难的时刻。
难怪我们的总司令C·C·铁木辛哥现在也满脸愁云。他对必须放弃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区感到痛苦，尽管他意识到非走这一步不可。
……我们已经驶过哈尔科夫东南郊，走上了象一条长得不见尽头的蛇似的向丘古耶夫方向蜿蜒而去的公路。满载战士和军用物资的车辆源源不断地在公路上行驶。我们的司机斯塔尔任斯基虽然技术好，但他开车也象步行那么慢。
大约是早上九点钟，我们到了丘古耶夫。我们立即想同各集团军司令部联络。但这不是简单的事。同翼侧的第6、40集团军很快就联系上了，但中央的第21、38集团军司令部，则在两个小时后才在无线电中找到。退却是在困难条件下进行的，希特勒分子用重兵实施猛攻，力图向接合部突击。但敌人的全部企图都被顺利粉碎了。
不久，军事委员会到了。C·C·铁木辛哥听完我的报告后，给各集团军下达了一系列更明确的号令。傍晚，元帅把由自己的副司令员科斯坚科将军率领的一个指挥员小组留在丘古耶夫后，就飞往设在瓦卢伊基的基本指挥所去了。我们随同他出发。
新指挥所已经完全展开。通信联络多少要正常一些。铁木辛哥元帅几乎没有离开过机关，一直同各集团军司令员通话。他确信西南方面军各集团军的退却没有发生特别的麻烦后，特别留心地注视着我们南面友邻的行动。元帅不时把南方面军司令员切列维琴科上将和与他协同的独立第56集团军司令员列梅佐夫中将叫到电报机前通话。切列维琴科报告，第12、18集团军严格按照计划退却，没有发生什么麻烦。方面军南翼的情形要坏一些。10月17日，克莱斯特军队在第9集团军地带突进，攻占了塔甘罗格。步兵第136师从第18集团军仓卒调到了这里。
铁木辛哥元帅提醒方面军司令员，塔甘罗格一丢，敌人就有前出我军后方的危险。为了防止这一情况发生，他命令立即用反坦克兵器加强第9集团军战斗编成，组织该集团军与防守罗斯托夫的独立第56集团军的协同动作。元帅答应再从西南方面军调一个坦克旅去支援第9集团军。
敌人不可遏止地冲向罗斯托夫。铁木辛哥元帅要我们详细报告防守该市的兵力。我们迅速收集了这些资料。独立第56集团军是刚刚由北高加索军区的军队组建起来的。到10月17日前，它的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在第9集团军后方，即罗斯托夫以西二十五公里处的居民地格涅拉利斯科耶、锡尼亚夫卡一线占领了防御地区。
编入罗斯托夫市守备部队的有罗斯托夫炮兵学校、军区党政工作人员训练班、政治学校、骑兵第230团、摩托化步兵第33团、罗斯托夫共产党人团和民兵团，共有六千三百九十二人。在市区外，归集团军司令员指挥的还有骑兵第64师、装甲列车营、塞瓦斯托波尔海军学校和亚速海区舰队的一个舰艇中队。没有坦克。
一旦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突向罗斯托夫，要挡住它靠这点兵力是明显不够的。况且城市防御的准备工作也做得极为缓慢。由于缺乏劳动力，工事构筑受到了拖延。
大本营很清楚罗斯托夫方向防御的弱点。按照它的号令，从克拉斯诺达尔调了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两个军校的支队去加强G·H·列梅佐夫中将的集团军。根据大本营的坚决要求，10月底在罗斯托夫接近地和市内加紧进行了防御作业，当地居民广泛参加了这些作业。
……如果说在南线敌人暂时握有主动权，而我们只能抱着稳定态势的希望的话，那么在西南战线，我们在10月下半月已有可能切实控制和左右战事进程了。10月20晚，就连不能容忍盲目乐观和自我安慰的铁木辛哥元帅也很满意地听取了博金的报告。军队不顾敌人的拼命阻截，正严格按计划退却。博金强调指出，现在法西斯统帅部的企图已经清楚了，就是在三个方向，即：苏梅至别尔哥罗德、博戈杜霍夫至哈尔科夫、洛佐瓦亚至巴尔文科沃，分割西南方面军。可是它的全部计划正遭到我军各兵团的顽强打击。
退却进行得不平衡。右翼第40集团军留在其余军队以西几十公里。这是有意做的，因为友邻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兵团落后了。所以大本营要求我们延缓第40集团军的退却，直到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兵团退却到与它取齐为止。于是，第40集团军便停下固守这一地区。
铁木辛哥元帅只对一点不满意，就是军队的退却太一线式了：方面军的多数集团军都把兵力兵器编成一个梯队，没有在主要方向收缩兵力兵器，也没有拨出强大的预备队。他仔细看着地图，问：
“戈尔多夫为什么把他所有的师沿正面撒开？马上给我接通他的电话。”
几分钟后，他已经对话筒说话了：
“您好，戈尔多夫同志！我得到一个印象，就是您的那些师分散了……这不但防碍对它们的指挥，而且必定使集团军陷于被动。而我们应该努力在退却时也给敌人造成最大限度的损失。”
“总司令同志，”戈尔多夫辩解说，“敌人老是想迂回我们的师，楔入它们的接合部，所以我们就只好到处都放点兵。”
“可是您没有想到，把军队摆在一条线上，这等于在玻璃隔板后躲飞石。要知道敌人在任何一点都很容易扯断这条线，到你们后方去走走。而你们却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去阻止它这样做。假如你们不分散自己的兵力，而建立一些强大的突击集团，那情况就会完全两样了。那时只要敌人企图楔入你们军队的配置，你们就可以把它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我应该指出，铁木辛哥元帅一直关心建立足够庞大的方面军预备队，力图将它们配置在敌人可能突击的地方。这样做，不仅可以及时击退敌人的冲击，而且可以保存我军兵力。各师和各军编入预备队后，可以补充人员、武器装备，并稍事休整，以便带着新锐兵力重新进入交战。
“我请求准许我集团军不在中间地区坚守。”集团军司令员说。“那样我们就能赢得时间，摆脱敌人，以便在下一道地区更好地组织防御。”
“不行，”总司令回答，“中间地区是一定要守住的。否则你们就让波德拉斯集团军受到威胁了。这个集团军现在不得不等候布良斯克方面军退却。”
我听到这次谈话时，情不自禁地把我们现在的处境同夏季的战事进行了比较。
法西斯统帅部竭尽全力，企图以它惯用的钳形攻势战术来割裂我退却军队正面，将其截断和一点一点消耗。可是，敌人在战争头几周有时还可以做到的事，现在做不到了。痛苦的教训已有结果。我们获得了经验。我军几乎全部兵团的核心现在都由富有作战经验的指战员组成。各级，首先是战役一级指挥人员的军人技能已明显提高。我军首长已能更好地机动预备队。虽然军队物质保障的条件更差了，但党和政府最有效地利用全部资源来保持军队的战斗力。
我绝不是想让读者相信我军的退却是进行得非常顺利的。要知道这是多么庞大的兵力，在多么广阔的空间，顶着法西斯匪军毫不松懈的压力在移动呀！我们在1941年10月能够看到的一切情景，甚至已不能同我们在我军由边界退到第聂伯河时目睹的情景相提并论了。那时，我们所作的只是援救被合围的团和师，千方百计地从一次又一次夹击中渗透出来。现在再没有这种现象了。各集团军退却时保持着密切的协同。如果其中一个集团军处境困难，那么友邻就会放慢自己的退却速度，去支援它。有时法西斯分子也能突入某些方向，但他们很快就会在那里送命。
10月21日曾出现这种情况。第38集团军报告，两个法西斯重兵集团力图从两面迂回哈尔科夫，而从我后卫中间穿插过去，夺占了掩护哈尔科夫接近地的杰尔卡奇、梅列法两市。总司令立即把方面军航空兵相当大的兵力调到这里，并命令集团军司令员将敌人赶出被夺占的居民地。第28集团军执行了命令。它用坚决的冲击肃清了两市的敌人。盘踞砖石建筑物的希特勒分子，则被喷火器烧得一干二净。这就冷却了法西斯分子的热情，他们再也不敢来夺受到夹击的哈尔科夫了。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又一次确信，遵守苏沃洛夫关于每个军人都应该懂得自己的机动这条法则是多么重要。不知是由于匆忙呢，还是由于要保密，一些分队不仅未对战士，而且未对指挥员讲清当前退却的意义。某些人还有那样的看法：既然我们后退，那就是说敌人已打到我们后方了。所以要把最活跃的人留在离本师相当远的地方。
军事委员会马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级加拉杰夫承认，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未向人们解释当前机动的实质，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军事委员会向军队发出了相应的训令。专门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小组从方面军机关分头去各地区。这些小组不仅要帮助组织解释工作，而且要采取一些实际措施整顿好退却——在军队行进路线上集中用以清除堵塞的牵引车和拖拉机，组织调整勤务，请当地居民帮助修路。
各部队党组织热烈响应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号召。在分队中组织战士进行了座谈。因此，军队中进一步提高了组织性和纪律性。
到10月22日前，西南方面军各兵团已陆续集中在谢伊姆河、北顿涅茨河发源地、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斯拉维扬斯克一线中间地区。
我们都为哈尔科夫担心。因为总共只派出一个步兵师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个旅来防守这样大的城市。可是战事发展表明了总司令决心的英明。他认为，法西斯分子在企图迂回城市时遭到了反击，这以后他们将会被迫实施正面冲击。这样的冲击用兵力较小的守备部队就能击退，只要他们利用在城市接近地和市内构筑的防御工事就可。
我军刚在新地区立住脚，许多正面地段又发生了激烈战斗。铁木辛哥元帅力图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打算把各集团军继续撤到下一道中间地区。可是方面军首长的代表们报告，别尔哥罗德和哈尔科夫以东的所有道路都已挤满了后勤部队和机关。由于正值秋季泥泞季节，汽车走得比乌龟还慢。总司令只好命令在10月25日前扼守所占领地区。同时，方面军司令部和各集团军司令部应尽一切力量使滞留在路上的纵队向前移动。决定尽可能用从集体农庄和机关征用的畜力运输工具代替汽车，而将腾出来的载重汽车集中到后方，组建一些预备汽车营。
铁木辛哥元帅确信清理道路的工作正在全速进行以后，便于10月23日吩咐拟制给各集团军的训令，要求组织向大本营指定的卡斯托尔诺耶、旧奥斯科尔、红利曼新防御地区退却。13时，我把训令草案送去给总司令。他签了字，只改了一处：开始退却的时间不是10月25日夜间，而是提前一昼夜。“用不着叫军队受多余的损失。”他解释了修改的原因。
根据元帅的企图，军队应在11月2日以前在新地区集中完毕。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仔细看着地图，说：
“现在哈尔科夫的战斗在哪里进行？是在市郊，还是已在市内？我很担心。我提醒过齐加诺夫，他不能早于指定期限，也不能在破坏军事上很重要的所有目标之前，撤出哈尔科夫。方面军司令部要注意观察，使这一指示能得到准确贯彻。”
当我去向博金报告总司令的新指示时，加拉杰夫已在他那里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正带着他所特有的热烈情绪说：
“不，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应该立刻把问题提到军事委员会。”
“来得及，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博金敷衍道。“现在还没到论功行赏的时候。再说，我们的人也不是为了勋章打仗的。”
加拉杰夫灵活的深棕色眼睛闪过了懊恼的神色。
“你也总是那一套话：现在没时间弄这些小事，要尽快清除掉路上的堵塞，要把军队从敌人突击下撤出来……可是，谁来清除堵塞？谁不惜生命来挡住敌人？是人，是我们优秀的指战员。而我们，却放过为他们记功、给人们增添新的力量的机会。”
“这些我都明白……”
“如果你明白，那为什么不想支持我？你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战争已经打了快四个月了，我们的人打得很英勇。至于有时情况对我们不利，我们不得不退却，这不是他们的过错。我同意暂时可不急于奖励高级指挥人员，但对战士和战术一级的指挥员非奖励不可。让他们看见，人民、首长知道和珍视他们的战功。而现在这件事做得不好。你知道我们方面军自我们打仗以来奖励了多少人吗？总共三百九十九人！而表现出色的人有几千、几万！所以我坚持在军事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说不定还应向政府建议授权司令员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战功卓著者勋章和奖章哩……”
“那好吧，”博金屈服了，“今天我就同总司令谈这件事，我想他会支持我们的。”
“这就是了！”加拉杰夫满脸笑容，向我们默默点点头，离开了办公室。
“真是个倔强的人！”博金说。“他要是开始做一件事，那就一定要做成才罢休。”
我向参谋长报告了铁木辛哥元帅的指示和我对执行这些指示的建议。我们商定当天就派我们司令部的几个军官去哈尔科夫，就地帮助该市守备部队首长。
我们的同志乘飞机到了哈尔科夫。城市已被浓烟所笼罩——敌人正残酷地轰炸和射击街区。卫戍司令员A·A·马尔沙尔科夫将军说，各部队虽然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和只装备步枪和手榴弹的战士编成的，但打得很顽强。运输工具不足，弹药只好用电车前送到阵地。哈尔科夫人给军队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他们组建了一个民兵团，有一千多人。想当民兵的人比这多好多倍，但武器不够。
人数不多的守备部队目前正顺利阻击德军三个师的猛攻。敌人在这里有三十多辆坦克，而城市保卫者们可用来对付它们的只有十四辆陈旧的轻型坦克——拖拉机厂的工人们把它们从送往熔铁炉的路上截下，凭着双手修复了这些被当作废钢铁的坦克。
昨天，一群法西斯分子冲入市内。我军战士进行了迅猛反冲击，迫其溃逃。许多希特勒分子在城里走过去了，但他们不是充当胜利者，而是充当了俘虏的角色。
我们派出的人对将军说，按照方面军首长的训令，哈尔科夫保卫者应在10月24日夜间才撤离该市，他坚决地保证：
“我们会坚持住，一定坚持住！”
方面军代表发现，该市卫戍司令部和第38集团军首长的行动有时不够协调。例如，步兵第216师同时从卫戍司令部和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命令。双重隶属关系造成了混乱。比如今天，步兵第216师就因此把敌人放到了斯维尔德洛夫大街。师长预备队中有一个步兵营，他把这个营投入反冲击，但没有成功。现在师长请求准许将部队撤过洛潘河。照马尔沙尔科夫的看法，这样做是不应该的。
我们的代表到了集团军司令员那里。第38集团军现在由齐加诺夫少将指挥，他是由费克连科将军手里接过这个集团军的。我记得当时曾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C·C·铁木辛哥要提拔齐加诺夫担任这个掩护最主要方向的集团军的司令员。因为这位将军以前从未指挥过大兵团。在1935—1937年间，他当过坦波夫步兵学校的副校长，然后在军事经济学院工作。1941年7月，他从那里调到前线，由西南方向总司令任用。首长仍根据他的经历进行使用：任命他为西南方向司令部分管后勤的副参谋长。可是铁木辛哥元帅很快就发现这位经济管理人员具有高级指挥员的天赋，当出现机会时，便大胆提拔他指挥集团军。总司令没有错。齐加诺夫已成为优秀集团军司令员。
将军保证，他将竭尽全力执行命令。他承认确实应该同该市卫戍司令部更密切协同，并答应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
“我们正在改善态势。步兵第216师师长昨天夜间不但未经许可就放弃了洛潘河以西的所有街区，而且最使我不快的是他竟率司令部撤出了哈尔科夫。该师向河对岸退却时，法西斯分子未受损伤地夺取了一座桥梁……不错，我军各部队未让敌人利用桥梁闯到东岸，可是情况还是紧张的。我已派旅级日马琴科到那里去了。这位铁人不接到命令是不会退出哈尔科夫的。”
方面军代表对集团军司令员说，总司令特别提醒他，军事上重要的目标一个也不能完整地落到法西斯分子手里。将军苦恼地摊了摊手：
“已经有一个目标完整地落到他们手里了，但其余的都已经炸掉。我们还希望能破坏被德国人夺占的那座桥：现在相当一部分炮兵正向它集中射击，还调去了强击机，派出了爆破手组成的破坏组。”
我们的代表同集团军司令员的交谈不断被电话铃声所打断。齐加诺夫将军拿起电话筒，耐心听完对方的话，作一些指示，没有提高嗓门。他和步兵第216师师长通电话时也用平静的语调，问他为什么不经允许就把部队撤到新地区。师长试图说服集团军司令员，假如他不这样做的话，这个师已经被分割，并且断送了。
“我赞赏机断行事的指挥员，”齐加诺夫用有点发闷的男中音平静地回答，“也可能您撤出这个师是对的。这点以后我们再去研究。可是一个事实是，您和自己的司令部一起离开了哈尔科夫，并且好象已经靠近了集团军司令部，而扔下各团不管……是的，是的，就是扔下不管……您自己也曾向我抱怨通信工具奇缺，难道在那种情况下再脱离部队是有利的吗？问题就在这里，”集团军司令员的声音带着父亲般的责备意味，“这点是不可能原谅您的。我不想使您委屈，不过，假如我自己也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认为指责我胆怯是公正的。您可以看出来，我不可能在发生这件事后还把您留在这个师。总之，您马上把指挥权交给旅级日马琴科，到我这儿来。”
我一边听同志们说这些情况，一边思索着。看来，齐加诺夫的特点是要求严，不仅善于用授予他的权力，而且善于用极为充分的逻辑使人们服从自己。
集团军司令员齐加诺夫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的兵团为保卫哈尔科夫顽强作战。在五天的激烈巷战中，进攻的法西斯师损失了一半人员。（笔锋犀利的记者恰当地给这些战斗起了个外号，叫“哈尔科夫放血战”。）哈尔科夫守备部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阻住了敌人优势兵力，阻挡的时间正好是首长企图所要求的时间。
当我在10月26日晚上向元帅报告齐加诺夫将军的汇报后，他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到底还是让赖谢瑙①这只狡猾的狐狸望尘莫及：不但没让他对我哈尔科夫军队设下陷阱，而且在他硬闯到哈尔科夫筑垒时，打得他鼻青眼肿！”
①冯·赖谢瑙将军是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所属各师在哈尔科夫方向进攻。
总司令伏身看地图。
“好，现在我们开始按同样严格的顺序把军队撤到新地区去。整个司令部都应注意准确执行计划。这首先和您有关，巴格拉米扬同志。”
……分管各集团军并直接监督其行动的方向参谋们整夜都在详细了解军队开始向新地区退却的情况。一切都很顺利：法西斯侦察错过了机会，当法西斯各师拂晓恢复冲击时，我各集团军主力已经在敌炮兵射程之外。法西斯统帅部已经没有实施迂回机动的任何希望。各集团军的行进越来越有计划性，越来越平安了。大家感到，在前一个地区对法西斯分子进行的猛烈反击，明显挫折了他们的进攻锐气。
10月27日清晨，当我确信全部方面军预备队都已集中在预定地域后（骑兵第2军集中于科罗恰市，骑兵第5军集中于沃尔昌斯克附近，步兵第253师集中于斯瓦托沃附近），便走出我呆了一整夜的通信枢纽。在司令部院子里，我碰见一些衣衫褴褛、很久没有刮脸的人。可能是游击队员吧——他们常顺路到我们这里来看看。这些人看来很面熟。我仔细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马日林！阿列克谢耶夫！”
“正是在下。”
“你们从哪里来？”
“直接从地狱来。”马日林笑着说。
在敌后刚走完远路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第4师师长讲述了他的兵团所遭的厄运——读者已经知道，这个兵团是最后离开基辅的。A·A·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则给我说了在卢布内地域挡住克莱斯特各师去路的这个支队的遭遇。
9月10日，原步兵第6军军长阿列克谢耶夫从医院里回到自己的司令部。可是他的职位被占了，他的军已由A·A·洛帕京少将指挥。阿列克谢耶夫赶紧去找集团军司令员科斯坚科。司令员命令他火速组建一个独立支队，辖第94边防总队、内务人民委员部第6团和一个步兵团。在卢布内市地域沿苏拉河占领防御。将军估计敌人只会有一些兵力薄弱的选遣部队突到这里来，所以他决定首先发起冲击。谁知在他这个小小的支队面前，却出现了克莱斯特坦克集团军的重兵。敌人当然击退了冲击，接着就出动坦克。而阿列克谢耶夫支队却连一门反坦克炮都没有。但支队没有后退，指战员们猛烈搏斗。法西斯分子合围了他们。大家一直打到没有弹药，9月底，进行了最后一次突围。幸存者不多，但终于跳出了陷阱。
“现在我们等着决定我们的命运。”马日林说。
“但愿早日派我们回部队。”阿列克谢耶夫叹了口气。
我祝他们成功后，就去休息。最近十天来我第一次可以睡个安稳觉了。我立即感到自己神清气爽。战线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所有集团军都报告平安无事。我们司令部也象忙碌完一天的蜂房一样，不知怎的一下子沉静下来了。参谋人员和军队通话时较少扯脖子喊了；拼命跑的联络员也难得见到了。
这样的情况是那样的反常，以致引起了人们的不安。而当我们无所不在的侦察兵卡明斯基上校说第21、38集团军已两天“失掉”了敌人，即两天未与敌人进行战斗接触时，不安又为奇怪所代替了。这证明我方面军行进速度大大超过了敌人。
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一情况呢？要知道，我方面军之所以退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西斯各集团军向莫斯科方向和罗斯托夫方向突进，并由此出现了它们迂回我翼侧的威胁（就象在基辅以东时一样）。但现在我们从莫斯科得到的情报说，德军向首都的总攻正在趋于衰竭，敌人实际上已在距莫斯科一百公里处停止不前。罗斯托夫附近的态势也逐渐稳定了。因此，我们可以在大本营指定的地区以西相当远处设防固守了。这样将能改善军队总的战役战略态势。其中，我们可以利用卡斯托尔诺耶－利西昌斯克重要铁路干线，在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之间广泛机动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