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8页。 ]
三、列宁和十月革命
夏季攻势的失败和临时政府的瘫痪，使得不断增加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又返回到全俄苏维埃会议。布尔什维克的实力日益显著地增强。9月12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布尔什维克决议，以二百七十九票对一百一十五票要求立即停止战争。由于受到了这一事情的鼓励，列宁从芬兰催促布尔什维克建立在彼得格勒的中央委员会，对克伦斯基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以迫使他们从狱中释放托洛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由于政府的软弱，使局势更加恶化，全国各地地方苏维埃开始成立。不仅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决议，而且还要求召开新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会议。
然而，列宁想要的是行动，而不是会议，是暴动而不是争论。但俄国人惯于作永无止境的争论，所以列宁极力主张武装暴动的时机完全成熟了。然而，在彼得格勒这一观点却受到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反对。列宁对此很不安，为了防止党内的分裂，他决定返回彼得格勒。10月23日，他秘密地启程，乔装来到了首都附近的里斯罗，藏身于秘密住所。10月25日，为了准备起义，彼得格勒苏维埃在托洛斯基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军事革命委员会。第二天，托洛斯基得到了彼得格勒和圣保罗的两个要塞的守卫部队的拥护，获得了存有一万枝步枪的兵工厂。他立即把这些枪枝分发给了赤卫队。自从6月以来，各工厂就纷纷成立了赤卫队，但临时政府却未能采取强硬措施解散它们。
实际上，这对临时政府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1月5日，克伦斯基尽管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宣布军事委员会是非法的，并且再次下令逮捕托洛斯基，但是，他没有军权来推行他的命令，所以，他的命令只能是一纸空文。
在里斯罗，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起义计划，但是他却未能说服他们定出一个具体的日期。因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预定在11月7日召开，所以必须在此之前发起攻击。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是确信无疑的。11月6日晚，列宁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说：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及其同党把持政权到25日（旧历），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等待10月25日不一定举行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政府正在动摇。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0页。 ]
11月6日深夜，列宁经过化装从里斯罗来到斯莫尔尼，亲临现场指挥起义。第二天凌晨，他和托洛斯基派出赤卫队占领电话局、火车站、电报局、动力厂、国家银行和其他一些重要地点。到上午10点，整个政府彻底垮台了， [ 作者注：克伦斯基于11月7日逃出了彼得格勒。 ] 于是列宁很高兴地宣布：
“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了……根据绝大多数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依靠彼得格勒工人和卫戍部队所举行的胜利起义，代表大会已经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苏维埃政府将立即向各国人民提出民主的和约，立即在一切战线上停战。” [ 作者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352页。 ]
于是，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来统治俄国，直到制宪会议召开为止。
在此同时，全体公务员都已罢工，不过，新政府很快开始了工作。它任命了许多新的委员，整个政府都集中在斯莫尔尼宫。列宁担任主席，托洛斯基负责外交，他们各占一个办公室；斯大林领导的陆军部在第三间，内务部在第四间，等等。“在外交部中，那些雇员把档案收藏起来，而且拒绝把钥匙交给托洛斯基。”“在银行中，那些自作聪明的志愿人员，想要了解那些他们无法接受的复杂的帐册。” [ 作者注：A.穆尔黑德：《俄国革命》，（1958年版）。第284页。 ] 那些新被任命的部长们，接二连三地冲到走廊里向疯狂的群众致词，然后又急忙回到他们各自的房间里进行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的工作。
他们试图以一系列疯狂的命令来完成这一工作，从11月8日起，到年底为止，在这段时间里，颁布的命令就不少于一百九十三个。私有财产被取消了，土地被宣布为人民的财产，工厂由工人接管，银行国家化，证券交易所被取缔，一切公债都作废，工资固定为每月五百卢布，刑事法庭被工农法庭所取代，工人们武装起来，成了民兵，所有的秘密条约也都被废除了，等等，等等。这样，每一项旧制度都被连根除掉、无产阶级开始控制政府。
由于苏维埃会议不是一个立法机构，列宁无法使他的命令合法化；由于政府部门中不断出现罢工，列宁必须要加强他的权威，于是，他恢复了沙皇时代的秘密警察，通常叫作“契卡”。这个秘密警察组织，是由一个狂热的波兰布尔什维克党员捷尔任斯基指挥的。他开始肃清反对分子，并强迫“统治”阶级工作。
接着，列宁便采取了他那著名的让步步骤。因为大多数人正处在反叛的边缘上。布尔什维克党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一部分，所以，他决定争取占人口80%的农民来扩大他们行动的基础。为达到此目的，他邀请了一贯被他咒骂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他结盟。他们接受了他的邀请，这又使他的地位在群众眼中更加提高了。有了左翼农民作为他的盟友，他也就便于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然而，当资产阶级分子被他消灭以后，农民也只好听凭他的支配。为了消灭敌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与他的对手合作，或者如他自己所说，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这是他的革命技术中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曾一再地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利益。
11月25日，通过制宪会议的选举，也就开始了争夺权力的最后斗争。对于列宁来说，结果是令人震惊的。总共四千一百七十万张选票中，只有九百八十万张是投布尔什维克的，其中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有二千一百万张选票。选举揭晓后，列宁立即着手摧毁这个会议，曾竭力阻止它召开会议，但是会议还是召开了，而且还通过了一项决议：1918年1月18日在坦利德宫举行制宪会议。那天，当制宪会议召开时，列宁命令军队包围了会场，并且让他的卫队和喀琅施塔得水兵堵塞走廊，阻止开会。第二夭，当宫殿的门被革命党人围住后，苏维埃会议的执行委员会便宣布解散集会。这样，列宁终于建立起了他的统治。
从此时起，摧毁俄国政府已不再是列宁的目标，他的最危险的敌人，现在是德国人。不过，他不愿意俄国与其同盟者合作而取得胜利，因为这样会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对革命失去信心，而列宁对世界革命的希望却是寄托在德国身上的。更进一步地说，他深信外交战和心理战可以同时使用，以对付中欧国家和协约国。因此，11月9日，他指示托洛斯基邀请协约国和中欧双方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紧接着，他便发起了他的第一次心理攻击：他越过交战国政府，向交战国人民呼吁停止战争；他还公布了协约国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作为帝国主义者阴谋的证据。他提出了一个口号：“不割地，不赔款，”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他曾写道：“这样的和约条件是不会受到资本家欢迎的，但一定会得到各国人民极大的同情，一定会激起他们的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热情高涨和对拖延掠夺性战争的一致愤恨，这样，我们提出的停战和开始和谈的要求就很有可能立刻被接受。”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287-288页。 ]
结果是远远不如他的料想。德国虽然急于想中止她在东线上的战争，因而和俄国开始了谈判，并于12月5日与之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协约国抗议这种分立的和平，而且对布尔什维克日增反感。苏俄与德国之间继续进行了冗长的谈判。在此期间，列宁把停战协定变成公开宣言，在德国境内宣传革命。在谈判进行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潮流直接冲击着德国军队。成千上万的革命传单和一百多万份“威尔逊总统十四点”抄本，秘密地散发到了德国军队中。德国的战俘也都受到了革命思想的教育，在他们被遣返回国时，都要在“政治隔离营”接受教育。霍夫曼将军写道：“我们在东线上的得胜军队都受到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腐蚀。我们甚至不敢把某些东线上的师调往西线。” [ 作者注：参见鲁登道夫的：《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683页。 ]
为了及时阻止这一现象的蔓延，德军最高司令部于1918年2月17日停止和谈，开始准备向彼得格勒进攻。列宁，他深知没有军事实力的支持，因而不顾许多追随者的反对，立即决定妥协。于是，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了一项和平条约。对于列宁来说，谈判中最重要的教训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武装力量作后盾，那么，心理战争即使有短暂的威力，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由于接受这一教训，他于2月23日命令托洛斯基招募一支红军。
根据和约条款，德军占领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俄国人被迫撤出了芬兰和乌克兰，并把卡尔斯、阿斯特拉罕和巴统割让给土耳其。俄国总共丧失了26%的人口，27%的农田，26%的铁路和3/4的煤和铁。 [ 作者注：参见伦纳德·夏皮罗著《苏联共产党》，（1960年版），第186页。 ] 损失如此惨重，致使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纷纷及离政府，接着便是农民起义，不过，都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
在这个条约签订不久，苏维埃的统治便面临着沙俄的同盟国的干涉， [ 作者注：到1918年底，干涉的兵力总数接近三十万：有法、英、美、意、日、波、希、芬、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国的部队，分别进人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波兰，以及黑海，西伯利亚铁路线和海参威等地区。 ] 而且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从摩尔曼斯克到海参威。还有内战爆发。4月，日军在海参威登陆；7月，联军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同时，白俄的将军们也开始发起进攻。高尔察克从鄂木斯克；科尔尼洛夫，后来是邓尼金从黑海地区；弗兰格尔从克里木；尤登尼奇从爱沙尼亚；一起向莫斯科开展进攻。苏维埃政府是3月15日迁往莫斯科的。象法国革命一样，外国军队的干涉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在这期间，尼古拉二世以及他的一家，于7月16日在叶卡捷琳堡遇害。
从1919年秋季到1920年冬季，内战达到了高峰。白俄将军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一部分是由于红军的苦战。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是要恢复旧的统治，这就使他们失去了农民的支持，因为农民害怕他们，怕他们新近获得的土地又被索回去，还要回到以前所有者的手中。当内战接近尾声时，外国军队的干涉力量也随着撤出了。但是，俄国国内的动乱并没有结束。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在约瑟夫·皮尔苏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攻基辅，但是被赶回到了华沙附近。8月16-25日期间，苏俄的将军图哈切夫斯基被打败，这样使中欧免遭一次苏维埃的人侵。1920年至1928年，英国驻德大使达贝隆勋爵把这次战役写成一本名为《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他对于战役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夸张。如果波兰被击溃，图哈切夫斯基的部队就可以不受任何阻挠地进入德国。列宁自己的评论明显地表明了关于这次战役的最终目标。他说：
“进攻波兰，就是进攻同盟国，摧毁波兰军队，就是破坏凡尔赛和约；凡尔赛和约是当前整个国际关系的基础。”
“如果波兰被苏维埃化……凡尔赛和约也就终止了，建立在德国胜利基础上的体系也同样地被破坏了。” [ 作者注：转引自T.A.塔雷库齐阿著《苏维埃外交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101页。 ]
1920年10月12日，波兰和俄国之间达成了停战协定，并于次年3月18日在里加签订了和约，于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希望也就被冻结了。
四、空想主义的结束
“无”产的人想得到“有”产人的财富，这没有什么不合逻辑。实际上，这也是动物生活的天然法则中的一部分，就象熊窃取蜂蜜、狼要吃羊一样。但把自然界中生态平衡的法则引用到人类的生活中，就不那么准确了。马克思理论认为，夺取了权力之后，一个社会阶级也就必然地吞没另一个社会阶级。这是合乎道理的。但是也有不合理的地方，难道熊在偷取了蜂蜜之后，它就能代替蜜蜂酿蜜，狼在吃了羊后，便能象羊一样温和吗？
V.L.波林曾说：“把无产阶级组织为统治阶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是马克思的信口开河，……这种幻想中没有一点现实性。” [ 作者注：《困境中的文明》，（1951年版），第74页。 ] 无产阶级不仅在任何国家中都是少数的阶级，这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它要强迫大多数人贯彻执行它的意志，也包括少数资本家在内。而且它的每个成员。也象其它的阶级一样，都受到人生的支配。自从人之所以为人以来，人类的历史就一直受到这种本能的支配。
农民得到土地以后，不仅仅是要耕种它，而应读利用它获利。然而他们耕种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因为工业工人拿不出什么东西来交换农民的产品。波林说：“在工厂中，工人们忙于选举他们的苏维埃和进行讨论现在他们是统治阶级，任何人不能向他们发号施令……尤其是他们不受任何约束。当他们的鞋子需要换底时，他们便从机器的传送带上切下一块皮子，因为那是他们的财产。这样的工厂，生产不仅不会迅速发展，而且很快便会陷入停顿。” [ 作者注：同上，第78-79页。 ] 由于工业工人没有什么，或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拿去与农民交换食物，于是，饥荒开始席卷城市，工人开始离开工厂，涌向农村去寻找粮食。
在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整整三个月后，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这本小册子中写道：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95-397页。 ]
4个月后，调子开始变了。在1918年4月28日，列宁在他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声明说：“没有具备各种知识、技术和经验的专家来指导，便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如果我们无产阶级……迅速地解决了计算，监督和组织的任务，……我们就能用普遍的计算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的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金”……假定我们要聘请几百个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国专家，试问每年花费五千万或一亿卢布来根据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能不能说这项费用对于苏维埃共和国是过多的或负担不起的呢？当然不能这样说。……能思考的、诚实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都会认识到：要立刻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我们是做不到的；……除了组织起来，……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盗窃国库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库’）以外，别无办法。”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501-504页。 ] 一个月后，当内战还处于最初阶段时，列宁在《论饥荒》的小册子中，对彼得格勒和其他工业区的悲惨情况进行了一番描述，而且还把这种情况归罪于资产阶级和富农（有财富的农民）“以粮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机”，而不承认这是社会主义试验的失败。当内战结束和外部干涉停止时，成千上万的人已经被饿死，彼得格勒原有二百万居民，这时只剩下七十万人。
最后，到1921年的春天，列宁才看清了形势。为了获得面包，他于3月8日召开了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所有影响农业的法令都被取消了。农民可以自由保有私有财产，雇佣劳工，自由处置和出卖他们的产品。这被称为他的“新经济政策”，——一种从社会主义的后退。
在1921年11月5日写的一本小册子中 [ 译者注：即《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 ，列宁解释说，革命的方法，即“立即进行彻底地摧毁旧的社会经济体系”是一种错误。然而自从那年春天以来，“一种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已用来代替原先的行动办法，其目标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但“真正的革命家如果开始用大写字母开头写‘革命 ’二字，把‘革命’奉为几乎是神圣的东西，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无产阶级国家‘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是“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和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
一年之后，列宁的又一本小册子《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60页。 ] 问世。他把“新经济政策”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提并论，把国家资本主义称之“非社会主义成分”。并且反问，是否应把这一成分看得高于社会主义？他的答案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式，但对我们和俄国来说，却是—种比现有形式更为有利的形式。”而且，“我们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认识到：如果我们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那也许会更好一些”他接着又问：“在允许农民贸易自由之后，情况是怎样的呢？答复是清楚的，是有目共睹的，就是：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这样多的粮食税，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几亿普特的粮食，而且几乎没有使用任何强迫手段。……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轻工业无疑正处于高涨状态，而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毫无疑问的。” [ 译者注：同上，第4卷660-665页。 ] 但重工业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它仍是处在国家垄断的状况中。
尽管已有这种进步，列宁在1923年3月2日又写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页。 ] 可见列宁是一个清醒的人。
　　他说：“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我们脑子里充满了不信任和怀疑。我们对那些过分哆叨，过分轻率地奢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就不禁要抱这样的态度：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形，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我们应当及时放理智些，……应当想一想怎样检查我们的前进步骤，这种步骤我们每小时都在倡导，每分钟都在实行，而后来每秒钟都在证明其不扎实，不可靠和没有被理解。……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已经空忙了五年，但只不过是空忙而已，五年来已经证明这是徒劳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这种空忙使我们徒具工作的外表，实际上搅乱了我们的机关和我们的头脑。终于应该改变这种情形了。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我们应该遵守一条规则：与其匆忙从事而毫无希望得到优秀人材，倒不如再过两年甚至三年好些。……大家都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搞得更坏的机关了，在目前情况下，对这个人民委员部没有什么要求可提。……如果不准备忍受一切，不准备花几年工夫来做这件事情，那最好是根本不做。”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698-702页。 ]
第11章 苏联的革命战争
一、 政治与战争
苏联的政治关系，无论是对内部的还是对外部的，都是与那些原始部落内部和原始部落之间的关系相似。关于原始部落的关系，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四节里已经探讨过了。为了要生存，“内集团”（即共产党）就必须团结一致，服从权威，以便能全力以赴，共同对抗“外集团”（即资本主义）。对于部落集团和革命派说，“毁灭或是被毁灭”是他们的主要口号，而且象是处在动物世界一样，战争与和平之间没有区别。由于这一原因，就如狄克斯特先生所说的：在苏联的战争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政治性武器和军事性武器的相互交替使用。在莫斯科的一个和平攻势，在华沙的一个文化会议，在法国的一次罢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次武装叛乱，在希腊和朝鲜的一次大规模军事入侵行动，——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统一的战争中的各种不同的工具。” [ 作者注：狄克斯特：《克劳塞维茨与苏俄战略》（1950年版），“外交事务”部分，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战争与和平不过是一种经常不断的阶级斗争中的个别阶段。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有时是隐蔽，有时是公开的斗争，每次结局若不是全部社会结构受到革命改造，便是各斗争阶级同归于尽。”
这种“统一战争”的理论——多方面的战争——凝集了至高的智慧，与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这一观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战争不仅是军人所承担的行动，而且是代表整个社会与其他不同社会之间在思想、目标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 [ 作者注：同上，第29卷第1册．第41页。 ] 克劳塞维茨在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时，曾写道：
“由此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即，一种与和平和战争都有关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 [ 译者注：《战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学院1964年版，第一卷第53页。 ]
列宁的思想中有着这样的见解是不奇怪的。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说：
“无产阶级必须认真地分析每次战争的历史意义和政治阶级意义，必须从世界革命的观点，慎重地估计所有参战国家中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1940年版），第24页。 ]
不过，在两者之间还是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克劳塞维茨从不怀疑，文明的民族所理解的道德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列宁却回避这个问题，因而使战争成为一种纯粹的动物斗争，这样，在斗争中，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约束。他说：
“我们否定一切从非人和非阶级概念中产生出来的道德。我们说这是一种欺人的鬼话，完全是为了满足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我们认为，我们的道德是完全受无产阶级（内集团）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支配的……我们认为，道德应有助于消灭旧的剥削社会（外集团），并且联合无产阶级周围的所有的劳动者，这样也就创立了一个新型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不相信永恒的道德。” [ 作者注：托洛斯基认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内战，它可使敌对阶级之间的所有道德联在一起被炸掉。（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81页。 ]
因此，如同在部落战争中一样，苏联的道德是一种权宜之计。由于伦理的考虑被排除在外，所以，狡诈优于刚勇，间接的心理攻击也优于直接的物质攻击，因为只要对方是信守道德规范的，那么，面对着这样不讲道德、野兽般的对手，他便会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地位。
战争，从各方面来看却是绝对的，而且只有当资本主义（外集团）被毁灭以后，战争才会停止。所以，列宁曾说：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想成为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一切战争。”“我们正在对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进行斗争。但是由于资本主义还未灭绝，所以我们不能反对一切的战争，而只能反对反动的战争，并且在这同时要拥护革命的战争。”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8页。 ]
他还说：
“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许多国家组成的体系里，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作者注：转引自斯大林著《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439页。 ]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战争与革命这两个词是可以互换的。如果能把一个国际性战争或是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也就是说，让敌人自己消灭自己，那么，一定可以在这中间找到节约力量的最高原则。这些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它们成为革命的“助产士”，其方法是不断地利用政治和心理攻势：象系统的宣传，煽动罢工，暴动，叛乱等。有一点要记住：在纯粹的军事战争中，预备队要到交战国的武装人口中去寻找；在革命战争中，预备队却要到敌国对立的阶级中去寻找，也就是到不用意的无产阶级中间，到它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的解放运动中间，以及到非无产阶级的派系中间去寻找。
正是为了这种的目标，红军从一开始组建起，便被训练成为不仅是一种军事工具，而且还是革命的工具。据皮埃尔·费尔瓦克记载，图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侵入波兰时，他的军队只有二十万人，而随从人员却有八十万人，其中包括有政工人员、警察和抢劫者。这些人的任务是要把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布尔什维克化，消灭富人，枪毙所有的资产阶级和贵族。 [ 作者注：皮埃尔·费尔瓦克《红军领袖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版），第124页。 ] 当然，八十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数字很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图哈切夫斯基自己也曾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军队前面，有一支宣传队伍开路。对此，达贝隆勋爵也曾这样写过：
“莫斯科派出了大批的侦探、宣传家、秘密使者和秘密友人，他们进入波兰领土，瓦解波兰人民中一些人的抵抗意志……这些非武装人员的工作，和军事压力所产生的效果是同样有效的。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避免正面进攻，而以侧面进攻、渗透和宣传来包围敌人的阵地。” [ 作者注：《世界上第十八次决定性会战》，第28页。 ]
最后，还是看看列宁的观点。
“评价战争，不能看它的死亡数字，而应看它的政治后果。除了在战争中死亡和受苦的个人的利益之外，战争还代表着阶级的利益。如果战争能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有所贡献，使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得到斗争和发展的自由，这样的战争是进步的，不管它带来的牺牲和痛苦有多大。”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3页。 ]
二、 列宁和克劳塞维茨
象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列宁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神往入迷的。他不仅深人地钻研过《战争论》，而且还广泛地作了许多注解。 [ 作者注：他在《战争论》作的眉批，于1923年在《真理报〉上首次发表，以后又转载了几次。 ]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这一章都被他密密地划上了道道。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章”。他的理解确实不错。从下面的引述中可以看出，他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是多么的深。
在“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个标题下，列宁写道：“这是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673页。 ] 在另外一个场合，列宁又称克劳塞维茨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现在这位著作家的基本思想无疑已经为一切善于思考的人所接受。” [ 译者注：《列宁军事文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34页。 ]
在列宁的许多小册子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克劳塞维茨对他的影响。例如，他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就曾吩咐他的追随者记住：“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67页。 ] 他还指出：“战争本身不能改变方向，这是在战争之前就由政治决定了的；战争只能促进这种方向的发展。” [ 作者注：转引自《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275页。 ]
为了准备十月革命，列宁在1917年10月21日写了一篇《局外人的意见》，概括地说明了起义的技巧。他说：“武装起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马克思把这个真理也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武装起义和战争一样，是一种艺术。”列宁又继续说：“马克思指出的这种艺术的主要规则如下：
（1）任何时候都不要玩弄起义，在开始起义时就要切实懂得，必须干到底。
（2）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在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更有准备、更有组织的敌人就会把起义者消灭。
（3）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采取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
（4）必须在敌人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
（5）每天（如果以一个城市来说，可以说每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马克思并用‘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说的：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的话总结了一切革命中关于武装起义的教训”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342-343页。 ]
应该说，这些规则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原则是极为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6节。 ]
斯大林曾在他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引用了这些指示，并且还补充说：
“列宁说：决战时机可以说完全成熟了，如果‘（1）一切敌视我们的阶级力量已经十分混乱。彼此之间的厮杀已经十分厉害，由于进行力不胜任的斗争已经十分疲惫；’如果‘（2）一切犹豫的动摇的、不坚定的中间分子，即和资产阶级不同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在人民面前充分显露自已，由于实际破产而大丢其丑；”如果‘（3）在无产阶级中．群众支持采取最坚决，最奋勇的革命行动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情绪，已经开始产生并且大大的高涨起来。那时侯，革命就成熟了；那时侯，如果我们正确地估计到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条件，并且正确的选定时机，我们的胜利就有保证了’” [ 译者注：《斯大林选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卷第251-252页。 ] 。
按照列宁的观点，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尽管如此，列宁对于克劳塞维茨的防御理论和反攻理论，却是非常重视的。列宁曾说：“革命政党应当补课。它们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了解，除了学会进攻以外，还必须学会正确地退却。必须了解，不学会正确的进攻和正确的退却，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 译者注：同上，上卷第253页。 ]
换句话说，战略中的目标不仅是要赢得战斗，而且还要争取时间积累赢得战斗的力量。他说，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谈判期间，就是采用这种战略，养精蓄锐准备向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攻。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过了三年，列宁说：“现在就连头号傻瓜也看得见，‘布列斯特和约’这个让步加强了我们的实力，分散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力量。” [ 译者注：同上。 ]
恩格斯、马克思和列宁 [ 作者注：哈罗格教授在《克劳塞维茨、列宁和共产党今天的军事思想》一文中写道：‘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象托洛斯基、斯大林，拉狄克和伏龙芝等人，以及俄国的一些元帅，如沙波什尼科夫，朱可夫等等，也曾研究过《战争论》，1914年俄德战争爆发时，有五种俄译《战争论》。可见，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和俄国的军事实践融为一体的，不了解前者也就不了解后者。 ] 这三位自法国革命以来最著名的革命的代表，没有一个是军人，他们深深地感激克劳塞维茨，对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性质的研究怀着崇高的敬意。
三、 第三（共产）国际
由于十月革命向世界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之战斗的祖国，列宁因而抱着一种期望，认为世界范围的革命会接踵而来。1918年1月20日，他正是抱着这种殷切的期望写道：“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来，而且即将到来，这点是确信无疑的。我们对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种必然的，科学的结论之上”3月7日，也就是在签订了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4天后，列宁又说：“只有当目前到处都在酝酿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成熟的时候，才能战胜我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困难，这种说法是无可争辩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459-460页。 ]
然而，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后，尽管列宁曾作过这样的结论，但是任何革命都不曾成熟，而且就在第二年，内战便敲开了苏俄的大门。列宁明白了，如果没有广泛的世界性的革命工具，也就不可能完成世界革命，而在当时，这样的工具是加倍地需要的。这不仅为了消灭资本主义，而且要阻止资本主义消灭革命的“麦加”。因此，在1919年3月4日，列宁便开始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这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名义上保持独立，而不受莫斯科支配，并且是用来取代1914年破产的第二国际的。 [ 作者注：第二国际接受了综合有马克思经济政策的自由国家的思想，并且相信社会主义的和平进化论。1914年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一分为二，一个集团是“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拥护战争，另一个集团是“社会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战争，但双方都不曾提出世界革命的现念。 ]
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发布的命令，清楚地表明了当时苏联的危险处境。他们督促全世界的劳动者要求他们各自的政府做到：停止对俄国的武装干涉；不参与俄国的内政；恢复和俄国的外交关系；邀请俄国参加和平会议；解除经济封锁，恢复对俄国的贸易。然而，这一切都只是空谈而已，因为各国的共产党都在忙于他们派系之间的争吵，谁也没功夫去煽动无产阶级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无能使列宁醒悟过来了。当内战一结束，列宁便开始把他的信心转变到党的身上。1920年4月到5月间，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是一篇对所有参加第三国际的共产党的演说词，其目的就是要把它们转变成一种作战的革命工具。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要战胜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的。接着，他问道：纪律是靠什么来加强的呢？他的回答是：
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他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成为可以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的纪律，是不可能实行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81-182页。 ]
他指责共产党的狭隘的宗派主义，它们的思想是，对所有非共产主义者都怀着不妥协的敌意态度。如果这样的话，不但不能瓦解资产阶级，反而足以增强资产阶级内部的团结。列宁认为这点“不忠于革命”，并认为在原则上避开一切妥协是幼稚的。为加强他的论据，他特别提出了一位叫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的同志（英国鼓吹妇女参政的一位著名人物。）的观点作为批评对象：
“共产党不应当实行妥协……它必须保持自己学说的纯洁，……共产党的使命是走在前面，中途不停顿，不转折，径直地向共产主义革命前进。”
列宁接着批评说：“如果现在显然无力的少数工人知道，那么他们提出‘不妥协、不转折地前进’这样的口号，就显然是错误的。这很象一万名士兵跟五万名敌兵交战，在应当‘停顿’、‘转折’、甚至实行‘妥协’以等待不能立即出动的十万援兵的情况下，却要去同敌人硬拼。这是知识分子的孩子气，而不是革命阶级的郑重的策略。” [ 译者注：同上，第4卷第238页。 ]
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政策，在1920年7一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采纳了。大会同意，为夺取资产阶级政府的权力，共产党必须采取特洛伊木马计的战十，打入敌人的政治圈子中，以从内部分散、腐化、瓦解他们。大会还批准了共产党工人参加贸易工会的政策。目的是要获得对工会的控制权。共产党基层组织应采取的战术则是：首先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取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激发他门的怨恨，煽动新的混乱。这些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奉命不必重视劳资双方间的集体协定，而是应象树木中的蛀虫一样在黑暗中工作，逐渐地吃掉工厂纪律的纤维。
此外，同样重要的是，要利用非党分子组织亲共产党的外围集团，并利用他们渗入到各种的资产阶级组织中，同时，组织各种协会，俱乐部、辩论会等等，逐渐地向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
今天，距离那次大会四十年之后，这种阴谋的、腐蚀性的有机体，已经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仅在英国，工党就已经禁止了四十多个这样的组织。他们所提倡的是自由，言论自由，和平，裁军、反对殖民主义，反对种族歧视，天下一家，以及任何能激发群众的感情，破坏国家纪律和社会秩序的东西。
随着第三国际的建立，列宁完成了他的革命的组织。
四、 和平成为革命的工具
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叫做词义转换。当一个词或一种观念的公认意义被颠倒时，不仅共产党的意图被掩饰了，非共产党的思想也被引人了迷途。于是，思想上的混乱导致出一种语言学中的幻境，正的看成是反的，反的看成是正的。
在非共产党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之间的许多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上的曲解过程。比如裁军，对这个来说，意味着一种意思，而对另外一个来说，又意味着另外一种意思；和平也是一样。对非共产党来说，和平是一种国际和谐的状况，而对共产党来说，它则是一种国际混乱的状况。共产党认为，和平与战争这两个词是名异而实同的，其真意都是斗争。只有当马克思的天堂建立起来以后，这种斗争才能结束。所以他们提出的最终目标是和平，而他们自己则是和平的爱好者。
如果对这种“两面说话”的基本内容能充分地了解，那么西方的总统，首相以及那些年迈的元帅们，也就不必为了发现克里姆林宫的首脑正在想什么而急急忙忙地奔向莫斯科，就象赶往麦加去发现回教徒在想什么一样。如果让克里姆林宫的当前执政者赫鲁晓夫先生放弃《共产党宣言》，就如同让坎特伯雷大主教放弃《新约》一样。
共产主义是一种宗教，虽然它是无神论的，但意义上却一样。它有一种“固定的思想”。大多数俄国人都认为，这一信念是不能批评的。此外，在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中，有一点具有世界性意义。但它几乎是普遍地被人们忽视了，这一点，就是向西方的许多基督社会主义者求助。大约在三十年以前，曾把尼采的文集译成英文的利维先生指出：虽然布尔什维主义是无神论的，但它是基督教的异端。 [ 作者注：奥斯韦·利维：《理想主义的愚昧》，（1940年版），第14页。 ] 它是一种国际性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追求一种理想的“乐园”，在这乐园中不存在争吵，因为大家共同享有财产，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了。 [ 作者注：马克思忽视了人类的斗争对象不仅是物质，而且还有思想这一特点。如果整个世界都变为共产党的天下，那么在共产党内部也将会出现许多宗派，彼此争战不休。这和基督教的情形是一样的。在列宁的时代，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正确解释的争论，一直是激烈而不断的。斯大林把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都消灭掉了，其中几乎包括列宁所有的老部下。 ] 同时，它还向往着一种天堂，当资本主义的恶魔一旦被消灭，人类便返回到天真无邪的状态中。它是自命为永恒的、救世的，而无产阶级就是救世主。它支持穷人、弱者和被压迫者，它的仇恨则发泄在富人、有文化和有学识的人身上。《共产党宣言》就是它的“登山训诫”。
奥斯卡·利维说过：“至少有一个俄国人没有忽视布尔什维克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那就是苏俄的第一任教育部长鲁拉恰尔斯基先生。他在革命初期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令人回味的话，‘耶稣基督，如果他还能回到地球上的话，他会立即加人共产党的。” [ 作者注：《理想主义的愚昧》，第64页。 ]
这种说法表明，两种宗教之间还存在另一种关系。它们都是要传播自己的信念，而且都认为，语言的战争要比刀剑的战争更加有利。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政客们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技巧非常无知，所以我们要反复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一种颠覆工具，也就是说，是征服的工具，同肘，和平只是为了争取呼吸空间以便准备战争。如果在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起和平关系，那并不是为了结束敌意，而只是调换了战场，从军事的战场转到了阶级的战场。所以，和平只不过是并未中断的斗争当中的一种策略。如果说，共产党要向非无产阶级作出某些让步，那么，它的目的也是为了瓦解他们。
列宁在夺取了政权之后，签发的第一道法令，或者说宣言，便是要求立即进行和平谈判。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这样并未能结束战争，反而使战争转变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内战，即以自相残杀取代国际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新生的布尔什维克国家也就可以有个喘息的机会。或者正如塔雷库齐河所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一定是暂时的现状。在这种暂时的现状中，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仍要继续进行；而对苏联来说，它意味着维持一种国际平静的外表。” [ 作者注：《苏俄外交中的战争与和平》，第58页。 ]
从1921年3月签订里加和约开始，一直到1939年8月23日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止，苏联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进行战争，所以，和平成了它的正式的外交政策。在这种外交政策的保护下，苏联一方面准备军事行动，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心理进攻的战争。1922年3月，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采纳了这种外交政策。会议指出：“通过打倒资本主义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防止战争危险的唯一有效方法。” [ 作者注：同上。 ] 以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中。克里姆林宫不断提出保证，重复它的和平意图。这对于赢得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和羡慕，是具有强烈影响的。
这种伪装的战争政策，由于提倡“一个国内的社会主义”而得到了加强。因为他使得资本主义的国家认为，预定的世界革命的目标似乎是放弃了。列宁在1922年提出这样的号召，是为了发展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直到1925年，斯大林才终于采用这种政策。这是为了加强苏联实力的长远政策，是为了它最后能够指导世界革命，而不是依赖它。
与苏联的和平政策有密切联系的，还有全面裁军的号召。全面裁军的建议，是1927年11月30日由李维诺夫在裁军准备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尔后，一直到1932年4月，他又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要求：解散所有的陆、海，空军；毁掉一切武器、战舰、要塞和兵工厂；废除义务兵役制，裁减一切国防预算，取消一切陆海军组织；只留下足够的国家警察力量以维护国内的法律和秩序。
当然，李维诺夫很清楚，这些乌托邦式的建议是会遭到反对的，因此，当这些建议一被拒绝，他又立即提出了另一个草案。在这个草案中，他只提议部分地和逐渐地进行裁军。这样，就使得人们对空战、毒气问题，大炮和重坦克等攻势武器问题，小炮和轻坦克等防御武器问题，以及这些武器之间的差异等等，展开了长期的争论。最后，经历几周无意义的争论，裁军会议终于破裂了，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只有苏联的代表从这种概念的争论中带着和平的桂冠返回国去了。
不管怎么说，这些活动都只是一种骗局。这是因为，一旦李维诺夫的建议被接受了，那就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争是命中注定的需要，除非所有的阶级差别都被消除了。列宁曾经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变成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应该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中，是没有其他办法逃避这个社会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来推翻统治阶级。为此，列宁提出了以下的口号：“武装无产阶级和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彻底地和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既在国内战争中，也在国际的革命战争中战胜全世界的资产阶级。” [ 作者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105页。 ]
更进一步说，阶级战争的整个理论是以武装暴力为基础的。关于这一点，列宁曾说：“在二十世纪，〔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23卷第93页。 ] 正如我们前面已提到的，组织和训练一支红军，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保护苏联的工具而且还是一支革命的宪兵——这是一种颠倒了的警察武装，因为它的目的是要煽动造反，而不是为了镇压叛乱。
在1918年到1922年之间，苏联所以取得胜利，并不是单靠军备和武装人员的数量。列宁就曾说过：我们所以能够生存，能够击败支持白卫军的协约国强大联盟，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缺乏团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这不仅因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更准确的说，还由于这些冲突不是偶然的国内不和，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经济性斗争。
　　从表面看来，“和平共处”似乎是和平的，但用苏联的术语来说，它意味着和蛀虫生活在一起，不论迟早蛀虫是会把房屋蛀倒的。 [ 作者注：按字典上的意思来看，“和平共处”与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如果从苏联的“两面说法”来看，意义又变得相同了。 ] 这些和平建议只是一些不和的种子，它们旨在挑起别的国家之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分裂，所以，在苏联的和平政策中，“分而治之”的原则就象是罗马时代的武器一样坚硬。
第12章 二十年休战
一、 迦太基式的和平
经过十二年的混乱以后，到1930年，费雷罗在一次讲演中提到：“我们的文明可以很好地创造战争，但是它却忘了怎样制造和平。”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148页。 ] 实际上，它不能制造和平是因为它已经忘了如何制造战争。一旦停火的号角吹响，战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于是战争的手段开始垄断着战争的目的。结果战争便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了；这样当然不可能有和平。
对于这个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仅有人把和平看成为颠覆的工具，就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们，也把和平当作统治的工具。对这两者来说，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征服对方；两者的手段也是相似的，同样使用强迫。一个是用心理攻击以破坏敌人的抵抗，另一个则是采取经济封锁的形式来实行围攻。封锁一直延续到1919年7月，这就象用一支手枪顶住了敌人的后背，直到对方在强迫性的和约上签字 [ 作者注：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德奥两国中就有一百多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1918年12月13日，德国人要求准许他们进口小麦、脂肪、炼乳和药品等物资，但遭到了拒绝。1919年2月在波希米亚，有2O%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死了，还有40％的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死亡。英军莱因集团军总司令普鲁默勋爵于1919年8月向英国政府报告，说明他的士兵已不能忍受饿死儿童的悲惨情景，这时封锁才开始放松。（《未完成的胜利》，阿瑟·布赖恩特著，1940年版）。 ] 。这是一个极为愚蠢的行为。法特尔早在一百六十年以前就曾指出：“一个不受拥护的和平，实际上是一种压迫；一个国家，只有当她无力反抗时，才不得不接受这种和平。然而，一旦有了适当的时机，有思想的人就会起来反抗。”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一章第9-1O页。 ]
1918年11月5日，威尔逊总统向德国政府转达了协约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停战条件。并且宣布，“他们愿意根据1918年1月8日总统在国会致词中所列举的和平条件，以及他在后来各次讲演中所提出的原则，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 作者注：引自约翰·凯恩斯著《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4页。凯恩斯后为凯恩斯勋爵，在巴黎和会中以英国财政部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议。 ] 。
凯恩斯写道：“德国与协约国之间契约的性质是简单明确的。和平条件以威尔逊总统的各次讲演为依据，和会的目的只是讨论条件应用上的具体细节。”一“契约具有非常严肃的特性，其中主要条件之一、就是迫使德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德国人认为，这个契约虽使自己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但协约国也得因此遵守他们的诺言，使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去进一步压迫对方。”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55页。 ]
德国所以接受这一契约，是因为她的人民正在挨饿。1918年11月11日上午5时，德国代表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但是在1919年6月28日，当凡尔赛条约正要签订时，根据尼尔科森的记载，“威尔逊总统的二十三条‘和平条件’，竟有十九条被破坏了。”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1933年版），第13页。 ]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和约是最高理想与最低道德的混合产物。制造它的三个主要人物，即伍德罗·威尔逊、乔治·克雷孟梭和大卫·劳合-乔治，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此外，民主制度下的群众情感也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威尔逊总统有着一种神治的和单轨的思想。他对于民主有一种完全的信仰，并且相信人民的呼声与上帝的判断完全相同。他认为，他自已与神秘的民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深信这种民意也包括在和平条约之中，因此，“在这些和约中即便有矛盾，有不公正，或是违反了自己的原则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关系。 [ 作者注：《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53页。 ] 他还认为，只要时候来临，全世界人民的意志就会发挥出神秘的力量，纠正一切错误。1918年2月11日，他在美国国会上宣布：“应该没有兼并，没有赔偿，没有惩罚性的破坏……。所谓自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它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原则，政治家今后如果忽视了这个原则，就会遭到风险。” [ 作者注：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他的前任阿伯拉罕·林肯，就曾进行过一场可怕的战争，为的是从“这必要的原则”中挽救他的国家。 ] 然而，凯恩斯却评论说：“他这个人没有计划、没有办法、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因而不能使其理论转变成现实。”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39页。 ]
1918年，克雷孟梭已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的幻想早已泯灭了。但他听说德国已经接受了停战条件之后，却兴奋地高喊：“我总算是等到了这个报仇的日子了！”他是法兰西部落主义的神，但他不是伪君子。他的政策是要把时钟倒转，破坏自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C.h.艾里斯写道：“他在整个和平会谈中，都是主张仇恨和恐惧，并且坦白地表示，他的愿望就是让德国人从此再也站不起来。” [ 作者注：《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1928年版），第43页。 ] 在整个会议中，是他在起着主导作用，而不是威尔逊。在他看来，威尔逊提出的条款是感情用事，是空话。他提出的口号是：“一个战争结束，另一个战争又会继续下去。” [ 作者注：引自阿瑟·布赖思特著《未完成的胜利》，第45页。 ] 这正是1940年悲剧的预兆。
劳合-乔治首先是一位权力的艺术家，其次才是和平的巧匠。他知道和平要求什么，但是由于战争的结束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他把权力放到了首位，并且决定跟着国家走，在群众潮水一般的热情中去寻求颠扑不破的权力。
在签定停战协定的第二天，劳合-乔治在向他的自由党拥护者致辞时说：“任何违反公正原则的解决方法都是不能持久的……我们绝对不能容许任何报复的思想、任何贪婪的精神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来压倒这一基本原则。” [ 作者注：尼尔科森．《1919年的和平制造》，第21页。 ] 十天之后，这些论调经过加工修改，在竞选宣言中提了出来。然而，由于群众对此反应冷淡，这位首相为了唤起群众更高的热情，在11月29日又宣布说：“德国必须在它所能担负的能力之内赔偿这次战争的损失。”当人们对于这一点还没有领悟过来时，战争内阁中的工党成员乔治·巴恩斯先生，由于对人民的情感还是比较熟悉，立即乘机高呼：“我赞成对德皇处以绞刑！”这里有一种血腥味，英国民主人士对此惊讶地伸出了舌头。12月后的宣言中，他向全体选民保证：“审判德皇，惩治所有的暴行的指挥者，要德国付出最大量的赔款。”这样，他们就赢得了一次伟大的政治胜利。12月28日，选举揭晓，联合政府以二百六十二票的多数战胜其他一切独立的政党，重新回到领导地位。
为什么劳合-乔治要在政治上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霍华德·艾里斯的答案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他说：“一般来说，劳合-乔治能够看到一条较好的路线，……但通过绞死德皇和让德国付出赔款，使他战胜了大多数而赢得了大选。”而且，在和平会谈期间，他也偶而提出相反的意见，但一想到有失去权力的危险时，他也就欲言又止了。” [ 作者注：霍华德·艾里斯：《国际联盟的起源、结构和工作》，第42、44页。 ]
这就是当时支配着和平谈判的最初准则，那些为战争变得疯狂的民主国家，在克雷孟梭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加图”。 [ 作者注：法国人在这次和谈中的主导地位，只要看一看所有以法国地名命名的和约就可以一目了然。这些条约是：1919年6月28日和德国签订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11月27日和保加利亚签订的内伊条约；1920年6月4日和匈牙利签订的垂隆条约。1920年7月16日和奥地利签订的圣杰门条约；以及1920年8月10日和土耳其签订的希费里斯条约。 ]
1919年1月18日，和平会谈正式开始，它的任务是草拟和平条约，而其目的也就是消除造成战争的原因。按照凯恩斯的观点来看，“吸引它注意力的最严重的问题，既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财政上和经济上的。所以未来的危险，将不是疆域或主权方面，而是在食物、煤炭和运输等方面。”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134页。 ] 然而，和谈所达成的大多数决定，不但没有解决上述问题，反而使它们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些决定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土方面：阿尔萨斯、洛林要归还给法国；波森（即波兰走廊）省的大部分以及它的六十万日尔曼居民要割让给波兰；日尔曼人占大多数的但泽城定为自由城，由国际联盟保护；梅梅尔割让给立陶宛；欧本-马尔半德割让给比利时。这些规定使德国丧失了二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七百万日尔曼民族的人口。除此以外，德国的整个殖民地也被剥夺了。它的殖民地面积本来在世界上是居于第三位的。
（二）工业方面：萨尔盆地割让给法国，为期十五年 [ 作者注：萨尔盆地的居民全是德国人，它归属日尔曼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但经规定，这里的煤要交给法国人开采，以赔偿法国人的损失。 ] 。上西里西亚的煤田划给了波兰。这些割让，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丢失，使德国的煤产量每年减少六千零八十万吨。此外，德国还要在连续十年内向法、意、比、卢等四国交纳四千万吨煤。
（三）商业方面：在德国的商船中，所有超过一千六百吨位的船只，一千六百到一千吨位之间的船只的一半，渔船的四分之一，以及内河航船吨位的百分之二十，都要交付给协约国。同时，五千辆机车和十五万辆火车车厢，也要完好无损地交给协约国。
（四）财政方面：德国所有的对外投资和财产，无论是公产还是私产，一律被没收，并指定一个赔偿委员会来决定德国向协约国的赔款数额。直到1921年，这个赔款总额才定为一千三百亿金马克（合六十六亿英镑），这个数目比德国在1871年从法国掠走的赔款多三十三倍。
（五）军事方面：莱茵地区被定为非军事区，德军的部队不许有战舰和潜水艇，陆军人员限制为十万人，官兵都必须是长期服役的军人，不准采取征兵制。而且军队不准有坦克、重炮、军用飞机和高射炮。这样，德军实际上将只成为一支保安部队。
（六）精神方面：德国的领导人，包括大多数贵族和将军在内，都要作为“战犯”加以审讯。而且，最大的侮辱是条约要求德国承认它是整个战争的罪魁祸首。
凯恩斯曾对这些条款作过审察，并且说：“他最为关心的不在于条约是否合乎正义……而是它的智慧和后果。” [ 作者注：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第60页。 ] 他还说：“我写这本书（《和约的经济后果》）的目的，是要证明迦太基式的和平实际上是不合理的或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33页。 ]
许多年以后，即到1946年，他的预见受到了一本著作的挑战。这本书题为《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是一位优秀的法国青年写的。这个法国青年名叫曼陶克斯，他在1945年5月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前八天的一次战斗中丧生。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见解，他认为正义要求德国应该赔偿这场战争的全部损失。他还设法征明，凯恩斯的许多预见与后来所发生的事件是不相符合的。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但是他的批评之所以有生命力，并不是因为凯恩斯把他的预见建筑在这些条款之上，而是胜利者并没有彻底地执行和约中的条款。这不仅是因为德国人横蛮无理，而主要的还是因为胜利者在执行这些条款时，引起了无限的混乱。不久，人们便发现，这是为了恢复他们的国际贸易。对于胜利者来说，恢复德国的贸易比阻碍它更为有利。凯恩斯曾预言说，如果不能这样做，必然会导致另一次欧洲大爆炸。
凯恩斯还写道：“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有意使中欧贫困，那么，我敢断言，复仇的日子是不会远的。什么事情都不会拖延很长时间，最后反动与革命力量之间一定会爆发内战，胜利者也会被摧毁。假使与这种内战相比，那么过去德国战争所具有的恐怖性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而且他还预言，要偿还赔款，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五到十年间培植德国的贸易与工业，提供大量的贷款，使它成为欧洲最大的工业国家。”胜利者就是这样瞎碰瞎撞，走上了这个方向。
1922年12月，德国开始不履行它的赔款义务。为了强制它执行赔偿条款，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于1923年1月11日占领了鲁尔地区。接着马克跌价，到11月，四万二千亿马克才能兑换一美元。为了稳定流通，又发行一种新马克，用一万亿纸马克换一新马克。1924年，戴维斯委员会提出建议，为帮助德国把流通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向德国提供八亿金马克的贷款。这个建议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同意，于是大量的外国资本很快涌入德国。到1929年为止，即在戴维斯计划期间，纯资本的输入达到了赔偿额的两倍以上。曼陶克斯所说：“用来赔款的钱，并不是德国人民的积蓄和税收。” [ 作者注：曼陶斯克：《迦太基的和平与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第147页。 ] 同时，他还说：“凯恩斯先生曾预言这种赔偿条款是不可能执行的。事实上也确实没有执行。这一结果使他获得了预言家的荣誉。”不仅如此，他还预言：
“只要假以时日，德国将会恢复它的实力和自负，不过，那要经过许多年。但到那时，德国又会把眼光盯住西方。德国的前途现在是在东方，当她恢复了元气之后，她的希望与野心也就会自然地转到东方来。”
E.H.卡尔教授简洁地说明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他说：
“1918年的胜利者在中欧‘失去了和平’，因为他们在这样—个要求协作单位逐渐扩大的时代中，却继续追求一种政治与经济分割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只是为了消除战争的经济原因的活，条约应该对准欧洲的整体。
1919年6月28日，德国的全权代表在“封锁”的手枪逼迫下， 在凡尔赛条约上签了字。所以，从道德上来讲，这个条约应该是无效的。其他的条约也是很恶劣的，特别是垂隆条约和圣杰们条约更是中欧混乱的根源。 [ 作者注：根据垂隆条约，匈牙利要丧失71％的领土，三百万匈牙利人要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根据圣杰门条约奥地利所剩下的土地仅是原日尔曼部分的三分之二，而且禁止它与德国合并。它的日尔曼人口中有三百五十万被并入捷克斯洛伐克，二十三万人并入意大利。 ] 总之，所谓的没有兼并，没有赔款和没有惩罚性的破坏，全都是些空话。而这三种战争的恶性毒素，反而蔓延的更为广泛了。至于所谓的“民族自决”，虽然和平的制造者把它当作“行动的必要原则”，但实际上却视之为“仅仅是一个短语。”
霍夫曼·尼科尔森上校曾经表示怀疑，他说：“即令是历史上最恶劣的暴君，例如尼禄、希罗格巴卢斯、凯撒·波尔吉亚和路易十五世等，如果是处在1919年的欧洲局势中，也能运用足够的集体智慧和善意，从而变得有所作为。”不过，从事后看来，应该对此负责的既不是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也不是劳合-乔治。正如尼科尔森上校指出的那样，在战争期间发展到顶峰的歇斯底里和不负责任的“群众民主精神”，才是真正的责任者。尼科尔森上校还说：“如果没有民主，虽然某种程度的战争仍不可避免，但是其暴力的破坏程度，却能受到相当的限制。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是民众选举产生的，它没有必要去煽动人民的激情，也不必害怕民众的压力。”
甚至未来的那些民主政治的摧毁者，自己也是迷糊不清的。从那时起，在战后局势中，开始形成了一种“不依赖选举”的暗流。人类又盲目的向一种新的政治观念走去，它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却在指导那些不满的国家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然而是好是坏，那就难以说清了。
二、 阿道夫·希特勒
在战争期间，协约国曾认为，他们的战斗目的是要使世界的民主变得更加安全。但是当他们打了胜仗之后，却发现事实与他们的愿望正好相反。不仅没有安全，民主政治的地位反而更加摇摇欲坠了。在这场混乱中，一个接一个的独裁者不断地出现了，在波兰、土耳其、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和德国等国家里都建立了不同的专制改体。这些独裁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因此，他们不仅反对旧有的民主秩序，而且也反对新的马克思主义的秩序。马克思主义的秩序已在俄国生根，并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的时代中逐渐地发展壮大，威胁着每一个非共产党国家。
在这些独裁者中间，获得了历史上最高评价的是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他是历史上最特别的人物之一，1889年4月20日出生于莱茵河岸的布劳瑙。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获得过下士军衔；战后，在慕尼黑参加一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的很不起眼的政治集团，成为它的第七个成员。1923年，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地区，法国人在莱茵河地区鼓动一个共产党的分立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又鼓动一个天主教的分立运动；就在这时，希特勒一举成名了。当年11月9日，他和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一次政变。这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对他的审判却使他在政治上获胜。从此，他在德国成为大家谈论的对象；而在被监禁于南兹堡要塞时，他写出了《我的奋斗》一书的第一篇。
希特勒是杰克博士和海德先生的化身，即一个善与恶的混合体。一方面他使德国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恢复了民族的尊严，繁荣了经济；另一方面他使为数众多的人民家败人亡，从而使全世界一听到他的名字就都不寒而栗。
他是一个高明的心理学家，也许还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阴谋家。他能深入到人性中去找出荒谬的根源，也能够从群众的情感中过滤出有毒的政治酒精。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有一种绝对的信心，对他自己的“无敌”有一种超理性的观念。这样也就使他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一般的吸引力。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一种感觉和掌握行动的心理时机的能力，这差不多是一种杰出的天赋。有一次，他对劳希林说：
“不管你作何种打算，如果一个观念还未成熟，那你就决不能使它成为现实。无论是作为一个艺术家，还是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于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这样就只有一种途径可走：即忍耐、等待、尝试，再等待、再尝试。在下意识中，这个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它有时会成熟，有时也会死亡。除非我在内心有绝对的信心，认为这就是解决的方法。否则，我决不采取任何行动。即令是整个党驱使我采取行动，我也不会动。我要继续等待，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动摇。但是如果我内心的灵感来了，那么我便会知道这是应该行动的时候到了。” [ 作者注：劳希林编：《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181页。 ]
戈林有一次曾对韩德逊爵士说，当时机一到“必须作出决定的时候，一切全都由元首作出决定，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对他产生影响。” [ 作者注：韩德逊爵士：《辱命记》，（1940年版），第282页。 ]
劳希林还写道：
“我常有机会回顾我自己的经验，但我必须承认，和希特勒在一起时，我时常感到他有一种魔力统摄着我，象是一种催眠术，直到后来，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摆脱掉。他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对他随意地贬低或是漫骂都是不应该的。他简直是一个伟大的巫医，而我们则好象已经退回到野蛮国家的时代，巫医成了我们中间的皇帝。” [ 作者注：转引自劳希林编：《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254页。 ]
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希特勒是他那个时代中野蛮精神的产物，他与这种精神的配合就象手与手套一样默契。这就是他的无上权力的来源，并使他成了德国人民的魔术师。
三、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
“国家社会主义”的原理，曾杂乱地分散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这本书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不象一般人所说的，是一个疯子的废话。它是一种默示录，一本启示录。希特勒的良知与潜意识中的灵感，就是从中流露出来的。他在后来的演讲词中，虽然常常修改他的原有意见，但是应该记住，这本书是二十年代中期完成的。那时，很少有人对前途提出深远的打算，何况希特勒当时还没有取得政权，但他却已有了整个的计划；而且在那个乱糟糟的时代，它并不只是一张蓝图，这个计划实际上已在被执行了。
在马克思主义中，基本原理是阶级斗争的经济决定论，而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则是种族斗争的生物决定论。希特勒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生活中永恒的法则是为了生存而进行不断的斗争。”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54页。 ] 他还说“要想生存就必须战斗。在这个世界上，永恒的斗争是生命的法则；谁不想斗争，谁就没有生存的权利。” [ 作者注：同上，第242页。 ]
关于种族问题，他曾对劳希林这样说过：
“‘民族’这一概念已经毫无意义了……‘民族’，只是民主和自由主义的一种政治手段。我们必须以种族的概念来代替它……根据历史传统性的民族观念，这种新秩序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只有根据超越民族界线的种族观念才能做到……我非常清楚，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象种族这种东西存在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我需要这样一个概念，以取消历史传统的旧秩序，而建立一个完全新式的，反历史传统的秩序……由于这一目的，种族的概念对于我是非常有用的。……法国人用民族的概念，国家社会主义也将把革命推送国外去，并且要重新改造这个世界。
我要使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所实行的选举程序在整个欧洲和全世界都生效。在民族中的积极分子，即战斗性的北欧分子 [ 作者注：“北欧分子”，是指具有北欧式人生观的人，而不是指有北欧血统的人。 ] ，又将升起，成为统治阶级，统治那些商店老板，那些和平主义者和清教徒等。” [ 作者注：《希特勒讲话录〉，（1939年版），第229-230页。 ]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是以他的生物斗争观念为基础的。强权就是公理，不仅在森林中是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也是如此。强国征服弱国，也就是适者生存。希特勒认为，未来将被他的优秀种族，尼采哲学中的超人所控制，而不是由马克思想象的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来统治。由于他的种族思想超越于所有的阶级民族之上，所以共产党和民主人士都反对他，把他当作共同的敌人。
从这个概念中也就产生了希特勒的拿破仑式梦想，即他对未来的设想。它与拉斯卡斯所记录的这位法国皇帝的思想是很相似的。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三章。 ] 拿破仑想的是法国，希特勒想的是统一欧洲。他要消除战争的根本原因，根除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使欧洲摆脱国际资本主义的枷锁，把欧洲大陆置于德国的监护之下。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决定采取四个步骤：①废除凡尔赛条约，②使奥地利与德国边界上的一切日尔曼少数民族都归德国统治，③从经济上控制欧洲，④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即占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并使它成为殖民地。
头三个步骤以及它们的影响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讨论到；第四个步骤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
在二十年代中期，希特勒准确地看到，虽然法国是“德国的死敌”，但英国却是他的问题的重心，他说，三百年来，英国的政策是要使欧洲各国彼此对立，形成一种权力平衡。这样它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追求不列颠世界政策的伟大目标。所以，对于英国来说，看到德国失去欧洲强国的地位并不是一件好事。
他还说，英国总是想“阻止任何一个欧洲大陆国家获得世界性的重要地位……法国所期望的则是阻止德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强国，这样法国就能保住它自己在欧洲的霸权。”所以，“法国外交的最终目标与英国政策的最后趋势必然是背道而驰的。”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04页。 ] 那么，德国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政策如何才能从中渔利呢？
希特勒的回答是：“只有与英国结盟，才有可能保护新德国十字军后方的安全。”这里所指的是德国对东部的扩张。因此，他说：“为了获得英国的友谊，任何牺牲都算不得什么。” [ 作者注：同上，第128页。 ] “不列颠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同盟者，只要它的政府继续表现出它的坚强的韧性。……这种韧性使它能在任何斗争中取胜。”当时德国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方案，就是与俄国联盟。我们应该记得，德俄之间不久以前（1922年4月16日）在拉巴罗签订了一个相互友好条约。
但是希特勒强烈地反对与俄国联盟。他说“如果不是为了战争而联盟，这个联盟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价值的。” [ 作者注：同上，第537页。 ] 不仅俄国人不可以信任，就是同他们结成一个军事同盟，也将”成为新的战争信号，其结果将使德国遭到灭亡。” [ 作者注：同上，第538页。 ] 他还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与俄国结成同盟，我们怎能教育我们的工人，说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反人道的不名誉的罪恶呢？……反对犹太人想使布尔什维克化的斗争，要求我们必须向苏俄表明我们的立场。”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9页。 ]
他这样做的态度是很坚定的。
他说：“一个人民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保护这个国家现有种族生存的责任。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与领土和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说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资源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 [ 作者注：同上，第523页。 ]
“我们的运动是要找出现存于我们的人口与领土面积之间的灾难性比例，并加以消除，因为国家的领土是我们生活的来源，政治权力的基础。” [ 作者注：同上，第526页。 ]
“1914年的德国疆界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因为它不真正完整，没有把所有的日尔曼民族的成员都包括在内。从军事防御的地理概念来看，也是不合理的。” [ 作者注：同上，第550页。 ] ……“对于日尔曼民族的前途来说，1914年的边界已经是毫无意义了。” [ 作者注：同上，第530页。 ]
希特勒继续说：
“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目标，即为德国人民确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须的领土。 [ 作者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反复地说，如果一个国家由于人口压力的要求，它有占领他国领土的权利。 ] 仅仅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的人民应该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们的后代眼中，这一行动也是合法的。……因为在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为基础的。德国的疆界也是一种机会的结果，这只是暂时性的，只是代表以往各次政治斗争的结果。”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1页。 ]
于是，他得出了以后在1941年震动了整个世界的结论：
“今天，我们都深信，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有必要进行调整。但是，如果我们外交政策的全面目标就在这里停止的话，这方面的成功也就没有多太效用。当我们为了人民能在欧洲生存而进行必要的领土扩张斗争时，它能对我们的侧面起掩护作用，那才算是有意义的。” [ 作者注：同上，第532页。 ]
“所以，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在外交政策中的路线是与战前的德国不同的。我们结束了总是向南欧和西欧的进军，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最后我们还要停止战前时代的殖民地和贸易政策，而改取未来的领土政策。”
“但是，当我们谈到今天欧洲的新领土时，我们所想到的主要是俄国与它所征服的邻近的小国。” [ 作者注：同上，第533页。 ]
“许多世纪以来，俄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它的统治阶级中有日尔曼人作为它的核心 [ 作者注：在列宁的时代，犹太人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占有很高的比例。 ] ，……犹太人是不可能使这个难以对付的国家生存这么长久的。他们本身决不是什么组织因素，而是一种分解的酵母。这个在东方的庞大帝国，面临消灭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我们命中注定是一个大悲剧的见证人。这个悲剧将为我们国社党的种族理论提供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0年版），第533页。 ]
四、 通向战争的道路
在1924年到1929年期间，希特勒被关在南兹堡。感谢大约七亿五千万英镑的贷款，它的流入使德国的情况开始迅速改善。然而，尽管德国的经济开始恢复繁荣，但当希特勒出狱时，他仍不断地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1929年，灾难果然到来了。美国证券交易所的一次倒台，引起了世界性的金融不景气，而且一直延续到1932年。
这一事件对于德国当时人为的繁荣来说，的确是一种灾难。在1930年，有一千七百五十万德国人要靠政府救济才能生活，到1931年，其中实际上就有一千五百万人在挨饿。共产党的选票从1928年的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张上升到1930年的四百五十九万二千张，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选票，则从八十一万张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九千张。同时失业人数也在直线上升。1929年9月是一百三十二万人，到1932年，则增到了六百多万人。 [ 作者注：这只是登记的失业人数，此外，还有大批未登记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 ] 1932年7月31日，国会改造时，国家社会主义党获得了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张选票，成为当时的第一大党 [ 作者注：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原是八百万张，共产党是五百二十五万张，中央党是四百五十万张。 ] 。结果，兴登堡总统于1933年1月3日召见希特勒，让他出任总理并组织政府。 [ 作者注：1933年2月2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今天所遭受的困难，是应由他人负责的。 ]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逝世后，总统与总理的职位合并，希特勒因而成了德国人民的元首和三军的最高统帅，三军宣誓要对他个人效忠。
希特勒出任总理不久，立即开始了对凡尔赛条约的攻击。1933年5月17日，他在国会上提出，说是只有德国一个国家被解除了武装，而其他国家并没有根据条约的条款采取同样的步骤。五个月后，他再一次发起进攻，在10月14日另一次讲演中宣布，因为德国应有的同等权利被否定了，因为“没有什么战争可以成为人类的永久不变的状态，没有什么和平可以摆脱战争而永存”， [ 作者注：诺尔曼.M.贝恩斯编辑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1939》第2卷第1094页。 ] 所以，德国要求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 作者注：德国是1926年9月8日被批准成为联盟成员的。 ]
尔后，在1934年1月26曰，为了保卫德国的东方翼侧，希特勒与波兰订立了为期十年的和平条约。一年之后，萨尔地区的公民进行总投票，有95%的人支持归附德国的主张，希特勒因此受到极大的鼓舞。于是，他在1935年3月16日宣布，他打算恢复征兵制，把平时的陆军部队增加到三十六个师。并重建德国空军。对于这种违反凡尔赛条约的举动，外界的反应是：法国和苏联于5月2日签仃一个在东欧的互助条约；十四天后，法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又签订了一个类似的条约；6月18日，英国与德国也签订了一个片面性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允许德国海军增加到英国海军的35%；10月，墨索里尼侵入阿比西尼亚。11月18日，国际联盟在英国的率领下，对意大利实行经济制裁。这样就把本来并不愿意的意大利领袖驱赶到了希特勒的怀抱之中。
1936年2月27日，法苏条约得到各自政府的批准。此时，德军虽然还处于创建阶段，但希特勒却公然宣布，1925年的罗卡洛条约 [ 作者注：这个互相保证条约是英、法、德、意、比五国签订的，条约要求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持和平。 ] 已被破坏。3月7日，他就出兵占领了莱茵非军事区。八天之后，他在慕尼黑讲演时说：“我是按天意的指示，象一个梦游者一样在前进。” [ 作者注：《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讲1922一1939》，第2卷第1307页。 ] 他本能地感到，他的军事力量是薄弱的，但英法之间的不和却能弥补它的这个不足。
5月，莱昂·布鲁门在法国建立了他的左翼“人民战线”政府。共产党虽然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他们具有很强的实力和影响。这样，加上法苏条约的作用，当西班牙在7月17日爆发内战以后，欧洲大陆便分裂成了两个思想对立的阵营。俄国援助西班牙的共和党，这个党的大部分是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德国和意大利则援助由弗朗哥领导的民族党；同时，法国的布鲁门政府也用武器支援共和党人，英国的公众舆论也站在他们这一边。10月，德国和意大利签订了一个条约，奠定了以柏林-罗马为轴心的基础。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之间也签订了一个反共条约。
当欧洲事端迭起之时，英国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和平主义的沼泽之中。到1936年春天，英国已经陷得如此之深，以致于在“国际联合同盟协会”组织的和平投票运动中，有一千一百万英国人宣称，他们对于联盟作为和平的工具抱有坚定的信心。这样，在一切国际问题上政府就丧失了行动的自由 [ 作者注：尽管有许多联盟的拥护者相信集体的安全也需要有武装力量的支持，但大部分选民却不这样想。 ] 。
希特勒除了一再违背凡尔赛条约之外，为了使德国摆脱国际贷款资本主义的控制，他还采取了一种与那些大贸易国相冲突的财政制度，这一制度尤其冲撞了美英两国。这两个大国在当时是代表着世界金融界的。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认清了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创造劳动的产品为基础，另一种是以高利剥削为基础。关于后一种形式，他说：
“……国际证券交换性资本，是造成战争的主要煽动因素，现在，当战争结束以后，它又把和平变成了地狱。在日尔曼民族为了经济上的自由和独立而作战的计划中，反对国际金融资本和贷款资本的斗条，就成为了重点之一。”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184页。 ]
他认为，只要国际金融体系是以黄金为本位的，一个垄断黄金的国家就可以把它的意志强加给那些缺乏黄金的国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吸干外汇资源，然后，再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带利息的贷款，以便倾销他们的产品。
因此，希特勒决定：①拒绝接受外国的有息贷款，并把德国的货币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放在黄金上；②通过货物直接交换的方式，即物物交换获得进口品。而在必要时则补给出口；③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允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可以根据政治局势把私有财产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④当有了可资利用的人力和物力时，就可以制造货币，而不必向国外贷款。
因为贷款资本主义的生命是靠放债赚取利息来维持的，如果希特勒做法被准许，并且获得成功 [ 作者注：1940年10月11日和12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在希特勒的制度下，德国不再感到任何严重的财政困难．它已经不再有增税、强迫储蓄和发行大量公债的需要。 ]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纷纷仿效。如果所有没有黄金的国家都以物换物，那么黄金就会失去它的威力。因此，希特勒的财政制度，当时就成了贷款资本主义的共同目标。
1937年9月，美国又一次进人新的萧条时期，形势发展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到10月9日，交易所市场便完全崩溃了。第二个月内，失业登记调查表明，全部失业人数达到一千一百万人，部分失业人数是五百五十万人。这种情况，再加上希特勒的物物交换方法，就加剧了经济上的战争。这场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1939年4月，美国驻柏林大使馆的代理陆军武官报告说：“目前的情形已十分明显，德国正在积极准备战争。对德国来说，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经济战争。德国必须要有它的市场，否则它就要死亡，然而德国是不愿意死亡的。” [ 作者注：罗伯特·E·舍伍德：《H.L.霍普金斯白宫文件》，（英文版1946年版），第1卷，第114页。 ]
当经济萧条打击着美国时，希特勒已经完成了他反凡尔赛条约这场战役的前半部分。他在德国境内消灭了失业现象，恢复了它的经济繁荣，使莱茵地区军事化，赢得了意日两国的合作，并且正在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陆军和空军。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德国确立了他牢固的统治权，从而可以自由地进行他反凡尔赛条约的后半部的工作。
十三年前，他曾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日尔曼帝国必须把所有的日尔曼人包括在内”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334页。 ] 这也就是说，要兼并奥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要收回但泽，并且取消波兰走廊。只有这样，凡尔赛条约才算是完全取消了，德国不再是流浪者，而将成为欧洲大陆未来的主宰。
1918年，由于哈布斯堡君主国被解散，奥地利成了一个经济弃儿，许多贸易国相信，他们复兴的唯一希望在于与德国合并。因此在维也纳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党，他们提出了民族自决的要求。
1938年2月11日、希特勒邀请奥地利总理舒斯尼格到贝尔希特斯加登来会谈。但当他到达时，希特勒向他发出了最后通牒。于是，舒斯尼格在军事入侵的威胁下被迫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意味着奥地利向德国投降。3月初，舒斯尼格还企图作最后的挣扎，决定在3月13日进行公民总投票，以寻求奥国人民的意愿。3月9日，希特勒得知了这个消息，他不禁暴跳如雷，并命令部队于3月12日进入奥国境内。德军在途中受到了许多奥国人的欢迎，奥地利也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德国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即受到迂回包围。同时。德国还在边界上与意大利发生了直接接触。所有的西方国家虽然都表示了抗议，但是谁也不能阻止希特勒继续他那“解放”苏台德地区的行动。
捷克斯洛伐克与奥地利不同，它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在各少数民族中，亨南领导下的三百五十万日尔曼人，要算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1919年，在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魔术般的口号下，以民主的名义创立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而现在，到了1938年，希特勒又以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打算摧毁这个国家。他想使用特洛伊木马计的伎俩，让亨南作内应。3月28日，希特勒把亨南召到柏林面授机宜。
5月20日，捷克政府听到了德国军队集中在边界附近的传闻，惊恐万分，于是下令局部动员。然而使希特勒吃惊的是，法国在俄国的支持下，居然重申他要援助捷克的许诺。由于希特勒并没有准备进行全面的战争，所以他不得不延缓自己的计划。一直拖到9月12日。他才在一篇措辞激烈的演讲中重新猛烈攻击捷克政府，以此作为在苏台德区组织叛乱的信号。对于这个一触即发的叛乱，法国人如果进行干涉．就意味着要爆发全面战争。法国总理达拉第对此束手无策，只得向英国首相张伯伦求援。可是，张伯伦对战争也丝毫没有准备，而希特勒则对这一点早已了然于心。9月15日，张伯伦飞往贝尔希特斯加登，去与希特勒讨价还价。22日，张伯伦作了他的第二次旅行，28日又开始了第三次旅行。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希特勒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决定在10月1日以后的十天之内，要把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这次会议是由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出席的，苏联没有得到邀请，事先也没有和捷克商量。9月30日，由贝纳斯领导的捷克政府被迫投降。希特勒的威信从此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希特勒虽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他并不打算就此却步。10月21日到12月17日期间，他又发布了一系列的指示，命令他的部队准备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梅梅尔和但泽。正在这时，他又交上了好运气。
1939年3月6日到9日，为了镇压分裂主义在斯洛伐克和鲁森尼亚的叛乱阴谋，捷克总统艾米利·哈柴解散了它们的政府。这样，被解职的斯洛伐克总理狄索就向希特勒求援。3月13日，当他到达柏林时，希特勒立刻向他保证，让斯洛伐克独立。新任斯洛伐克总理席多尔很快就获得了这个消息，在当时已成为常例的军事入侵的威胁下，他只得被迫接受最后通牒。
当狄索还在柏林时，哈柴总统也向希特勒求援。3月14日，哈柴总统也被召到柏林。他在那他接到了一个最后通牒，要求捷克立即投降，不得作任何抵抗，这样他可以在德国得到自治权，否则，就将被武力征服。希特勒还提出事先草拟好的一份公报，勒令哈柴总统签字。这份公报的内容是：哈柴完全同意把捷克人民的命运交到元首的手中。
两小时之后，德国军队就开始进人捷克。当英法两国大使对此提出抗议时，得到的回答是：元首做的不过是根据捷克总统的要求罢了。
成功使希待勒陶醉，因此对自己的对手开始产生一种极端轻视的心理。于是，他采取了他的最后一个、也是后来致命的一个步骤。他本应该等将一年到两年的时间，等到他所掀起的政治风暴平息下来以后，再采取新的步骤。但是他没有这样做。1939年3月23日，他要求收复梅梅尔。并且要占领它，同时，他又向波兰提出穿过波兰走廊、修建铁路和公路、归还但泽的要求。然而，使他惊讶的是英国首相于3月31日在下院的宣布。他说：
“如果有任何行动明显地威胁到波兰的独立，并且波兰政府因此认为有必要使用他国兵力进行抵抗时，英国政府将感到他们自己必须立即带兵给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波兰的政权，他已经把这个保证告诉了波兰政府。”
与此同时，法国和英国采取了一致的行动。4月13日。这种对波兰的无条件保证，又被扩展到罗马尼亚和希腊。
希特勒可能认为，这些保证只不过是恫吓而已，但是，他必须避免一件事，那就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所以，希特勒尽管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表示过，如果与俄国结成军事同盟“将是一场新的战争的信号，而结果将会是德国的灭亡”，但是他仍决定向俄国求助。他确实这样做了。8月21日，用邱吉尔的话来说：“这个不幸的消息象一枚炸弹一样，震动了整个世界。”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8年版），第1卷，第307页。 ] 苏联塔斯社宣布，希特勒的一个代表团正在飞往莫斯科，准备同苏联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条约干8月23日签字。这样，斯大林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在西欧进行战争，在国内保持和平。
英国政府接到这个消息后宣布：他们决定履行自己对波兰的义务；于25日与波兰正式签订条约，并公开发表。这个无条件的援助法令，在六年后，导致了德国的无条件投降。9月1日，德国军队进入波兰领土。这样，二十年的休战就宣告结束了。
五、 战术理论及其谬误
从战术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的区别，主要是它采用了三种新式武器：毒气、飞机和坦克。尽管毒气有无可置疑的威力，但它却不能阻止战斗，因此，毒气的发展在战后就停止了。 [ 作者注：战后放弃毒气的发展是与群众的感情所产生的影响有关的，因为使用毒气是不合情理的。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毒气也没有作为一种武器来加以使用。如果战争再延续一年。那么当时只有少数人才理解的道理就将会被普遍地认识：坦克和飞机的机动性已大幅度地提高，因此有可能发展成—种新的战术，彻底地影响战争的艺术。因为它们能抵销子弹的作用，坦克使地面运动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飞机可以超越战场，使天空成为一条公用的大道。这样，就使战争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坦克和飞机都是对攻势作战很有利的。
利用飞机作战的主要倡导人是意大利的杜黑将军，他在《制空权》一书中详细阐述的理论，对战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美国的威廉·米契尔将军和英国的休·特伦查德将军都大量地采纳了他的思想。
杜黑曾被认为是未来主义者，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战术上的反对派，因为他又回到了第一次大战时期的大炮轰击理论之上。这可是一种纯粹的破坏行动，只不过他把它们从水平的位置改成为垂直的位置。杜黑把飞机比成“一种特殊的大炮”，认为它所发射的炮弹的距离与它所飞行的航程是相等的，所以，一支空军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大集团的炮兵” [ 作者注：《制空权》（英译本，1943年版），第162页。该书的意大利文版，第一版是1921年，第二版是1927年，英译本是根据第2版翻译的。本书引文均引自1943年的英文版。 ] 。他强调说：“飞机不受地面的限制，而且飞行速度很快……所以，飞机是最优越的进攻武器。” [ 作者注：《制空权》（英译本，1943年版），第18页。 ] 他还写道：“在空战中决定胜利的是火力，速度只能抓住敌人……一架速度较慢但装备较重的飞机，可以用它的武器扫清它前进的道路，通常都能击败最快速度的驱逐机。” [ 作者注：同上，第41页。在他这本书中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第34页），他说：一个独立的空军在组织上应由轰炸机和战斗机组成……要由战斗机来保护轰炸机。 ] 因此在空战中不需要考虑防御问题，不论是在空中还是在地面。而且，空军应该独立行动，不受陆军和海军的支配。“一切可能的资源都应该用来加强独立的空军，以便它能以密集和猛烈的攻势在空中作战和自卫。”“这种说法是一种基本原因，不容许有例外。” [ 作者注：《制空权》，第95页。 ] 至于“辅助性的军用飞机，那是没有价值的，是多余而有害的。” [ 作者注：同上，笫85页。 ] “高射炮的应用，也只是浪费精力与资源。” [ 作者注：同上，第49页。 ]
在空中作战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夺取制空权。“有制空权，就有可能阻止敌人的飞行，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飞行能力。”“得到了制空权，就意味着胜利，在空中被击败就意味着全面的失败……任何对这种主要目标的改变都是一种错误……这个主要目标只能用空中的工具来完成，而不是使用陆、海军的武器……除非空军能够获得制空权，否则，任何适当的国防都难以得到保证。” [ 作者注：同上，第29页。 ] 这种理论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书中。杜黑将军还大胆地假定，如果拥有一支优秀的空中力量，那么，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内就可以得到制空权。
一旦获得了制空权，第二阶段也就开始了，其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打击的目标应该是“工业和商业设施、重要的建筑物……运输动脉中心以及平民人口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22页。 ] 或者说“将来进行战争，主要是以非武装的城市人口和大工业中心为目标。” [ 作者注：《制空权》，第233页。 ] “轰炸行动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在第一次进攻中，就应该完全摧毁各种目标。”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因为他说：“不能否认的是，只要把一千吨爆炸性、燃烧性和毒气性的炸弹投到巴黎或伦敦，就能毁灭这两座城市。”
他还写道：“如果一个国家在空战中遭到这样无情的打击，那么，它的社会结构也就会完全地崩溃。这时，人民本身由于受到自我保护的本能的支配，会起来要求结束战争，结束这种恐怖和痛苦，甚至在陆、海军还未来得及动员之前，就会出现这种局面。”他的结论是：“一个国家，一且它控制了空中就可以继续作战，且不说有一百架飞机，即使只有五十架、甚至二十架，它也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因为它只要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就能打破敌人国家的整个社会结构，而不管敌人的陆军和海军会采取什么行动。” [ 作者注：同上，第118页。 ]
照他看来，“空战应该是短时间的。” [ 作者注：同上，第54页。 ] “决定将是很快的，……因为决定性的打击将是对准平民，而那是在战争中最能支撑国家的部分。” [ 作者注：同上，第51页。 ]
关于未来的陆地战争，他没有注意摩托化问题。他写道，“它会采取一种静止的态势，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形很相似……在未来的战争中，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将建立起绵亘的防线。所有运动的理论和概念都不能对付这些绵亘的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42-143页。 ] 这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只有空中的威力才能赢得一场战争的理论。
提倡使用坦克的人，几乎全部出身于法英坦克部队的参谋部军官。但是，法国人所重视的是坦克与步兵的密切合作，象康布雷战役中的战术那样；而英国人从最初之日起，就已考虑到坦克的独立使用，以及包括各兵种在内的坦克部队的未来发展。这些思想是以传统的战斗观念为基础的。
从战术上来看，旧的观念并非不合理。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战术观念，这一观念是因为坦克才有实际的意义，才有产生的可能性。1917年夏季，本书作者首次当然是偶然想到了这个概念；次年3月，当德军突破英军第5集团军的防线时，他的这种思想也就趋向于成熟了。
在突破之后的混乱中，他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是被他们那个惊慌失措的司令部拖着向后退的；他看到，首先是集团军的司令部，接着才是军，然后才是师，最后才是旅的撤退，或者是相反的次序。他看到了意志与行动之间的密切关系，没有意志的行动就会丧失协调性；没有指导头脑，军队就会沦为一群乌合之众。于是，他完全清楚了：利用坦克的手段，可以发展一种新战术。这种战术能够使一支相当小型的坦克部队进行象古代伊苏斯和阿贝拉那样的会战。那两次会战的秘密是什么呢？它们的秘密在于：当亚历山大的步兵方阵牢牢吸引住波斯人的战斗人员时，他的精锐骑兵已经在打击敌人的意志，也就是集中全部力量打在大流士的身上。一旦这个“意志”瘫痪了，整个波斯部队也就垮下来了。
1918年5月，这一思想在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份备忘录题为《作为决定性进攻目标的战略性瘫痪》，以后又改名为《一九一九年计划》。 [ 作者注：关于这一计划的全部，参见富勒少将的《一个非正规士兵的回忆》，（1936年版），第321-336页。 ] 要点是：
一支军队的战斗威力存在于它的组织之中。想办法消耗它的精力或是设法使它失去作用，都可以摧毁它的战斗威力。第一种方法包括杀死、杀伤或俘虏敌人的士兵，即躯体的战争；第二种方法则是要使敌人的指挥权利失效，即头脑的战争。拿一个人来作例子，第一种方法就是使他遍体鳞伤，最终由于流血过多而死亡；第二种方法则是一枪就打准他的脑袋。
一个军队的头脑是它的参谋部——集团军、军、师的司令部。如果这些组织突然地从德国战线上的广大地区撤出来，那么要不了几个小时，这些组织所控制的部队就会一片混乱。
我们现有的理论是要摧毁人力，而这种新的理论将是摧毁体系、摧毁敌人的指挥能力，不仅在敌人被打乱之后，而是要在尚未进攻之前开始。这样，当我们发起攻击时，敌人就已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了。
所以提出以上办法，根据就是利用快速的坦克 [ 作者注：这种坦克的性能是：最高速度每小时二十英里，活动范围一百五十到二百英里；跨度能力是十四英尺。这种坦克就是后来人们所熟悉的Ⅱ式中型坦克。它的第一个模型是在1919年完成的，但是没有达到技术要求。 ] 中队，使之突然地出现在敌人的防御区内，直接攻击敌人的各级司令部 [ 作者注：当时，在西线共有九个德军集团军司令部，平均每隔十八英里就有一个。当然，军司令部之间的距离就更近了。 ] ，包围它们，或者打散它们。在此同时，一切可以动用的轰炸机，都要加以集中使用，派到补给地点和道路中心去进行轰炸。只有在这些行动获得成功之后，才能用正常方式对敌军防线发动进攻，而在直接突破防线以后就要进行追击。
这个备忘录还谈到了各兵种的任务。关于皇家空军的任务，它作了如下的论述：
（1）充当坦克的前卫；（2）引导坦克对准它的目标；（3）保护坦克不受敌人炮火的攻击；（4）协助坦克破坏敌人的司令部；（5）为前进中的坦克提供汽油和弹药等等；（6）负责坦克中队和基地的联络；（7）将坦克旅的指挥官们送到他们的作战地区，以便他们掌握作战情况，并适当地调整预备队。
这种战术理论，后来在形式上略微作了一些修改，于1939年第一次得到应用，这就是所谓的“闪击战”。
杜黑的理论和本书作者的理论，都是以攻势为基础的，并且要求有一种进攻性的战略来完成它们。这样，也就要求有一种积极的政治目标。所以，对于这一理论的接受、拒绝或修改，关键是到来来交战国的和平欧策中去寻找。
法英两国的和平政策是要在国际联盟的监护之下维持现状，因为他们在另一次战争中将不会有什么收获，而且，他们的人民是和平民主派，他们的政府也是爱好和平的。另一方面，看过《我的奋斗》一书的读者也许会感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极端的侵略性政策，他的政府是专制的，根本不考虑人民是否向往和平。这些不同的目标，使1939年的三个主要交战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战术理论。
作为战术理论家的希特勒，也象政治家一样的精明。他周密地考察了上一次大战的情况，并且吸收了战术的教训，一个下士能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然而，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他根据这些教训来设计未来的战争，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军事权威建筑在这些教训的基础之上。1939年，德国的陆军已远胜于其他各国的陆军，其优势，不在数量上，也不在武器和装备上，而是表现在他们的战术上。德军的战术，虽然不是希特勒本人设计的，但是，是他强迫总参谋部勉强采用的。
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曾经写道：“在下一次战争中，摩托化将以压倒一切和决定一切的形式出现。” [ 作者注：《我的奋斗》，（英译本，1939年版），第537页。 ] 他对高速车辆，高速公路和飞机都很感兴趣，所以，以高度的机动性和打击力为基础的战争，深深地吸引着他。德国的空军和陆军，都是以发展速度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不过，空军的任务，并不象杜黑所主张的那样去单独赢得战争，而是要与陆军配合作战。空军的轰炸机则充当着飞行炮的角色，负责保护陆军的锋刃——装甲师。对于德国空军来说，作为独立的空中力量进行空战是次要的任务。
希特勒并不认为武力本身是唯一有效的手段。他曾对劳希林说，“我向布尔什维克党人学习，……一个人往往能够从他的敌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还进一步说：
“在堑壕作战中，炮兵要为步兵师进行地面攻击作好准备，而在来来的战争中，革命宣传要起到炮兵的作用，部队开始进攻之前。要先从心理上打击敌人。……如何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敌人变得精神沮丧，那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凡是有过前线作战经验的人，都想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使敌人心灵混乱，感情矛盾，犹豫不决，惊慌失措，都是我们的武器……革命的教训就是新战略的秘密。……对我来说，一切手段都是正确合理的……我的格言是：使用所有的和任何的手段摧毁敌人。”
法国的战术理论是纯属防御性的，它的基础是建立一条极强大的要塞防线，即“马奇诺防线”，从巴斯里起到维森堡，然后再到南格威，也就是说，沿着法德共同的边界移动，以便保护阿尔萨斯和洛林。从这道防线算起，轰炸机是被当作长射程火炮使用的。
对于这点是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为法国的人力仅为德国的一半，所以只有封锁阿尔萨斯和洛林防线，法国人才能把它的劣势兵力的大部分集中到比利时边界上去。常常有人批评说，为使法国坚不可摧，马奇诺防线还要再延长，从南格威一直延长到英吉利海峡。但是，如果这样做了，法国的全部战斗队实际上都要被这条防线拖住。那样的话，想进行任何形式的攻势都是不可能的。正如拿破仑曾经说过的一样。躲在堑壕后面的人终究要被打败的；关于这一点，经验和理论都是一致的。
然而真正的错误是，法国人没有把他们的装甲部队集中在法比边界上；本来他们是有充分的条件这样做的。法军的坦克，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要比德国更优越一些。可是，他们没有把坦克集中起来，没有编组成装甲师，而是把坦克分散到各步兵部队，当作支援单位进行分散使用，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法军惨败的原因。
在英国，战术理论比在法国更象是里普·万·温克尔的大梦，英国政府和它的总参谋部曾经躲在天然的马奇诺防线——英吉利海峡的后面，安稳地沉睡了二十年，直到希特勒开始威胁波兰，他们才从睡梦中醒来；接着，在1930年4月26日恢复了征兵制。他们的战术理论是，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阶段将会重演，因此，将有足够的时间使他们对德国的封锁产生效力，同时，空军将轰击德国的工业城市与平民居住区。由于某种不便说明的理由，他们把这种轰炸称之为“战略轰炸”。这正是以杜黑的理论为基础的。关于装甲师，英国只有一个，而到了1940年，这个师还仍然处于组建之中。
俄国人虽然仔细地研究过杜黑的战术理论，也认真地探讨过本书作者的战术理论，但是，他们既没有采纳前者的思想，而对后者的思想也不甚了解。1937年5月，也就是斯大林发起1937年到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的前一个月，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作了一个评论：
“我们的飞机、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迅速发展，同时也引起了某种富勒式的理论歪曲。它被证明是一种新的‘运动’理论，以为坦克速度太快，不好与步兵部队联合作战。因此，就产生了一个要求坦克部队完全独立的愿望，……但是他们不了解，坦克也象步兵一样，如果没有强大炮兵的支持，在联合作战中，还是不能取得完全的成功。” [ 作者注：转引自雷蒙德.L.加托夫：《俄国如何制造战争》，第85页。 ]
此外，他还提出了这样的批评：
“西方的军事思想家象富勒和利德尔-哈特等，都说俄国人在下次战争中也会害怕使用大量的兵力。他们那种企图限制军队规模，并用高度发展的技术装备来弥补人力不足的愿望，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掩饰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心理。” [ 作者注：转引自D.F.怀特著《苏俄战略哲学》，第349页。 ]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愚昧使俄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41年，他们的战术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大批没有思想的人，被驱赶在战场上迟缓地行动。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他们很象是一群羊，恰好成了德国这只猛兽的最理想的食物。
第13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指导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有效工具，那么政治就必须以实际的军事条件为基础。这在1914年可以说是正常的。战争是沿着有长久历史的边界展开的，双方装备相当，都以一种惯用的方法进行战争，并保持传统的思想路线。可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特别是战后的阶段中，就出现了非常不同的条件。在军事方面，采用了新式武器；在政治方面，产生了悲剧性的革命后果。革命开始向十九世纪的文明挑战，并且使战争性质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些革命中，最重要的是困扰着俄国和德国的革命。俄国革命是以列宁和斯大林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德国革命则是以希特勒在国家社会主义党中提出的教条为根据。二者都是极权主义，包括了战争的所有形式。它们在战争中的目标，不仅是以武力强迫自己的对手接受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政策，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改变对手的民族结构。这就意味着下一次战争将是各种思想之间的斗争。有民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纳粹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当然也有战斗部队之间的斗争。然而，由于民主国家的思想所代表的是每个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其人民的自由意志，所以它们的假想敌人并不是德、俄两国的广大人民；相反，它们的敌人，一方面是要求种族优势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包括那些在德国之外的有关人员在内；另一方面，是苏联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它也是影响到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简单地说，思想比人口和军队更重要了。要想有效地战胜对方，就必须彻底毁灭其思想。这也就是说，必须用一种更容易被接受的新思想去取代旧思想。
由这些对立的思想，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战争观念：民主思想是要解放被奴役的人民，或者是防止他们被奴役；纳粹主义思想是想从种族和地理两方面来扩张第三帝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想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促进世界革命。对民主国家来说，和平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即停止战争；对国家社会主义党来说，和平则是孕育战争的时机；而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如果就俄、德两国的战争观念加以比较，那么，前者的观念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它的思想是全球性的，它的战争是连续性的，所以对民主国家的威胁就更大。值得注意的问题，不是希特勒是否比斯大林更可恶，或是斯大林比希特勒更坏，而是他们之中，哪一个人的目标对民主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危险性。
在1914年，就所有的企图和目的来说，交战各国都是坚固地统一的国家，它们的人民都忠诚地支持各自的政府。但是到了1939年，特别是在已经建立了革命政府的那些国家中，存在着广泛的反动性的内在战线。而在其他的许多国家中，共产党、法西斯党、纳粹党都已生根，它们对民主是一种挑战。如果谁能对这些战线和运动加以利用，并取得它们的配合，那么，他就足以从内部攻击自己的对手。这对于思想斗争和武装斗争都是同样重要的。战争仍然是战争，只是它已经变得更复杂了。不过尽管它是复杂的，克劳塞维茨的关于“战争无非是国家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格言，仍然还是适应的。
二、 1939——1940年同盟国的战争政策
1937年6月28日，当张伯伦先生担任首相时，他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更坚定地相信，欧洲的命运决之于英、德两国的合作。在1925年到1930年期间，兴登堡元帅的外交部长斯特斯曼先生曾努力谋求过英、德合作，但—切都付诸徒劳了。从此以后，英国的每一届内阁都不曾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更加不幸的是，在希特勒当权以后，鲍尔德温政府对国防的关心，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张伯伦开始执政以后，并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只好对希特勒实行安抚策略。那时邱吉尔先生只是国会中的一个议员，但他建议采取另一种方法，即与俄国人联盟 [ 作者注：邱吉尔曾四次呼吁组织法、英、俄三国同盟。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213， 229、285、293页。 ] 。张伯伦对此很不满意。1939年3月26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我必须承认，我对俄国是极不信任的。我不相信它会有能力维持一个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也不相信它的动机。在我看来，俄国希望所有的国家都对它唯命是从。这是与我们的自由思想相距甚远的。此外，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等等小国，也是仇恨和怀疑俄国的。” [ 作者注：引自费林著：《张伯伦的一生》（1946年版），第403页。 ]
假如俄国可以信赖，那么邱吉尔的建议就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张伯伦对于斯大林的意图的推测，要比邱吉尔准确很多。尽管如此，要了解张伯伦为什么决定向波兰提出保证，仍然很不容易。因为那是一种稍加伪装的欺骗。费林曾经解释说，他决定这样做，是因为有消息说德国人马上就要对波兰发起突然袭击。
因为不能以权力的平衡来作为他们战争政策的基础，所以，在1939年9月3日，即希特勒入侵波兰的两天之后，英、法宣布，要对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发动一个“思想十字军”。在英国下议院中，邱吉尔用明确的语言对战争的目标作了说明。他说：这不是为但泽而战，或是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是为拯救全世界不受纳粹主义的蹂躏而战。是为了保护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战。”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1册，第295号。 ] 因此，这场战争也就是善与恶之间的决战。
除非德国境内的反希特勒势力强大起来，足以推翻纳粹的统治，否则，这种正义的十字军也不会有什么愉快的结局。张伯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也知道希特勒的一些将军是支持反对派的。1938年8、9月间， [ 作者注：参见里特著《德国的抵抗》，（1958年英文版），第95页和101页。 ] 反对派通过他们的代表与英国外交部取得了联系，所以，张伯伦于1939年9月4日对德国人民发表广播演说时，展开了思想攻势。他说：德国公民们，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并不是对你们作战，对于你们，我们是没有恶感的。我们是要打倒一个暴虐的政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42页。 ] 显然，他的目的是要刺激反对派。从此以后，分化德国内部便成了他的政策中的主要之点。
波兰被打败以后，为答复希特勒的和平建议（这一和平建议曾被英、法政府拒绝），张伯伦说：
“我们不打算剥夺德国在欧洲的合法地位，然而，那个德国必须是一个与其他国家保持友谊和信任的国家。”“我们期待着，时机一旦来临，就能通过谈判和协商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不是抱着复仇的动机来参加这场战争的，而是为了保卫自由。我们不是为了自己而寻求物质利益。我们也不愿意提出任何伤害德国人民自尊心的要求。” [ 作者注：《关于德波关系的文件》，（1939年版），第144号、第195页。 ]
1940年2月中旬，英国外交部的两名代表在瑞士奥齐会见了德国反对派的成员，并把随身带来的一份英国政府的五点建议草案交给了这个德国人。这五点建议是：
（1）英国政府保证；当德国的反对势力由于采取行动而引起危机时，决不乘机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去造成德国在军事上的不利地位。
（2）英国政府宣布，她准备和一个对持久和平有信心的新德国政府合作，并且愿意向它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
（3）在没有和法国政府协商以前，英国不能提出更进一步的保证。如果得到了法国的谅解，进一步的保证也就会有可能。
（4）如果法国也愿意参加和平谈判，最好也把德国反对势力准备在国内采取行动的大致日期，事先通知法国。
（5）如果德国反对势力希望西方国家采取一个能够分散注意力的作战行动，以使他们的行动更容易成功，英国政府准备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他们的要求。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58页。 ]
里特还写道，如果认为英国人从一开始就不理睬德国的反对势力，那么简直是一种神话，至少在‘空谈战争’阶段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在张伯伦的政府中也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同上，第163页。 ]
1939年9月3日，邱吉尔当上了英国的海军大臣，在战时内阁中获得了一个席位。于是，他又故技重演，设计了各种旨在旁敲侧击的、分散性的行动。9月7日，他命令海军参谋部准备一个“突入波罗的海”的计划，并将它命名为“凯赛琳”，凯赛琳是俄国一位女皇的名字。邱吉尔说“俄国在我思想的背景之中”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64页。 ] 十天后，俄国人侵入波兰，并吞并了波兰的一半领上。 [ 作者注：关于这一事件，邱吉尔说 我对于他们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我知道他们只顾自已的私利而不会遵守道德。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351页。 ] 10月1日，邱吉尔又在广播中说：“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那是一个藏在闷葫芦里的谜。”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353页。 ] 事实上，只要你对苏联有关外交政策的书籍稍加研究，你就会发现，二十多年来，苏联的行动是没有改变的：即在国内维持和平，而到国外去制造混乱。
邱吉尔的第二个分散行动，是1940年4月间的纳维克远征。他把这次战斗行动称之为“我的杰作”，并对它充满了信心。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493页。 ] 然而，结果却是惨败而归，并且断送了张伯伦内阁的生命。而邱吉尔本人，却是因祸得福，1940年5月10日，他继张伯伦担任了英国首相，并兼任国防大臣。有了这两顶桂冠之后，大英帝国的战争指导大权就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了。
邱吉尔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他敢于冒险犯难，情势越艰险，他的精神越是抖擞。他的才华，他的风度，以及他那种决计要消灭敌人的信心，对于唤起一般人的直觉是有感召力的。这些品质，使他成为了杰出的战争领袖。这也是他对自己的国家作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然而，正如拿破仑所说的那样：
“一个统帅最首要的条件是有冷静的头脑，要能接受各种事物的正确印象，决不为好消息或坏消息所迷惑。……有一些人，由于其生理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往往只注意到某些细节就主观地拟构全图，使事物蒙上幻想的色彩。这种人……终究不适宜于统率军队，不能指挥大军作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182—183页。 ]
邱吉尔对于上述的要求，究竟能满足到何种程度呢？我们不妨根据他最亲密的下属说的话来进行判断。
伊斯梅将军说：“你不能用通常的标准来判断这位首相。他是你或我所不曾见过的怪人。他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不是在高潮中，就是在低潮中；他有时象安琪儿一样的安详，有时又象是火山一样的猛烈。他总是走极端，从不知道中庸之道。他是一个自然的孩子，他的性格就象春天一样变化无常。” [ 作者注：从1940年5月到1945年7月，伊斯梅是邱吉尔任国防部长时的参谋长。 ]
阿兰布鲁克元帅曾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写过邱吉尔：
“毫无疑问。邱吉尔自以为他继承了其祖先马尔波罗的所有军事天才。他的军事计划和思想是瑕瑜互见的，有时代表着一种最卓越的观念，有时又代表一种最荒唐和最危险的想法。……他在演讲中，常常把情况讲得很糟糕，有时更是声泪俱下，……他的最大弱点，也许是从来不能一下子就把整个战略问题看清楚。他目光总是盯在画布的某一部分，而忽略了其余的部分……他常常不能纵观全局，特别是当许多的幻想妨碍着他，使他暂时地专心于应付行动时，他这个弱点就显得更加严重了。” [ 作者注：阿瑟·布赖恩特：《时机的转变》（1957）第415，502，723页。阿兰布鲁克从1941年12月起，一直到战争结束，是英帝国参谋总长。 ]
约翰·肯尼迪少将也曾说过：“他是非常顽固的，象是小孩一样，决心要得到那些被禁止的玩具。你向他解释说，那些玩具会割破手指，或是会伤着他，结果毫无用处。你解释得越多，他想得到的欲望就越强烈。”“无论是什么思想，也不管是多么荒唐，一旦被提出，他都会立即下令去仔细研究，或是下令制定计划，要不就是二者同时进行，而且都要求是高速度……为了适当地应付这种情况，最好是有两个参谋部，一个专门应付这位首相，另一个则来对付战争。”……每一个人都承认和欣赏邱吉尔的伟大素质。可是，几乎没有人不怀疑他的素质对他控制战争机器的方法能起适当的补偿作用。 [ 作者注：约翰·肯尼迪爵士的《战争事务》，（1957年版），第275， 173和61页。从1940年10月到1944年底，肯尼迪负责陆军的作战指挥。 ]
邱吉尔在出任首相的两天之后，曾召集下议院对新内阁作了一个信任投票，并且发表了题为《血、汗和泪》的演说，宣布了他的政策。
他说：“你们要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进行战争。我们要用上帝给予我们的一切力量，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们要用战争来打倒这个人类罪行史上空前的暴政。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要问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那就是“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不顾一切恐怖的胜利，不管道路还有多长，还有多么艰难，都要取得胜利……来吧，让我们团结一切的力量，让我们一起朝着这条道路前进。”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24页。 ]
在战争中，胜利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而对于真正的政治家来说，战争的目的应该是和平。直到十一点的钟声敲过以后，邱吉尔才明白了这一点。可是时间太晚了，已经无法补救业已造成的残局。从1940年5月13日起，对他来说，战争就是“击败、毁灭和杀死希特勒，而其他的一切目的，或者说目标，都被排除在外了。”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21页。 ] 因此，到1948年3月，他为编写自己的伟大历史而写前言时，极为忠实地写道：“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已经导致了一个颠狂的世界。”他还不胜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努力与牺牲，换来了正义的胜利，可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和平与安全，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难，比我们已经克服的危难更加恶劣。人类的悲剧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
三、 1940年的闪击战
战略性瘫痪理论找到了它的实际代表，那就是古德里安将军。他出生于188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阅读了一些有关坦克以及坦克战术理论的英文书籍和论文，同时还阅读了戴高乐将军的一些著作，他开始对装甲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瘫痪敌人指挥系统的观念，早在1918年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坦克和飞机的发展，以及各种类型的反坦克武器的采用，要求对这一观念加以修改。例如除非坦克能在夜幕的掩护下急速而准确地行进，否则，它在主力进攻之前就捣毁敌人的各级司令部的设想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坦克做不到，而且现在仍做不到。古德里安对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只要来一个突然迅速的打击，突破敌人的正面防线，那么敌人的指挥系统同样会完全瘫痪。简单地说，他的观念是以B. H.利德尔-哈特所称的“间接路线”为基础的，即目标保持不变，而方法可以不同。这就是他对瘫痪理论的一种贡献。
1940年2月，希特勒召集他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对法国的作战问题。在各个集团军和军的司令官发言之后，当时担任第10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在曼斯坦因将军的强力支持下，向希特勒解释了他将如何使自己的军在第四天到达马斯河，并且在第五天就渡过这条何。于是希特勒向他；“那么以后你又准备做什么呢？”古德里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向我提出这个重要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应该是经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只有布西将军，他所统率的第16集团军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过马斯河！’这时，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神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1952年英文版），第92页。 ]
英吉利海峡是古德里安的第二个目标。从色当附近的马斯河算起，它在西面一百六十英里之外。所以，布西将军感到吃惊是毫不奇怪的。按传统的观念，只能把目标选在该河西岸十余英里左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这长距离的目标也就显示了古德里安闪击战的秘密。
这是把机动当作一种心理武器来使用的：不是用杀伤而是进行运动；运动不是为了杀伤，而是要在敌人的后方造成恐惧、困惑、疑虑和混乱，使之谣言四起，直到产生最严重的恐慌为止。总之，它的目标不仅是要瘫痪敌人的指挥系统，而且还要瘫痪敌人的政府，而这种瘫痪又是和速度成正比的。如果借用丹东的话来说：成功的秘诀就是“速度，更高的速度，永远有增无已的速度”。为此，又要求“大胆，更多的大胆，永无畏惧的大胆。”
1940年5月，德国部队组成了A、B、C三个集团军群，正式入侵法国。C集团军群用来牵制马奇诺防线，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则在它的北面。B集团军群的正面是从荷兰边界上的温特尔斯维克到亚琛，A集团军群的战线是从亚琛一直延续到C集团军群的右恻。A集团军群的编成内有三个集团军，第4集团军在右翼，第12集团军在中央，第16集团军在左翼。德国当时总共有十个装甲师，第5和第7两个装甲师配属给了第4集团军。第6和第8装甲师组成为第41装甲军，由莱因哈德将军领导。第1、第2和第10装甲师组成为第19装甲军，由古德里安指挥。这两个装甲军组成一个坦克集群，由克莱斯特将军统一指挥，集结在第12集团军的进攻地域之内。这个坦克集群加上它的右邻由隆美尔将军指挥的第7装甲师，构成一支突击力量。它的任务是要通过阿登地区前进，渡过迪南特和色当之间的马斯河，并突破敌人的防线。要想弄清楚闪击战的实况，只要跟随古德里安的军一起行进就可以了。
5月10日发起了进攻；11日，法军在阿登地区的前卫部队向西渍退。12日，古德里安便拿下了破仑，在夜幕降临之前，他的两个师又在色当占领了马斯河的东岸。在此同时，莱因哈德将军指挥的军也到达了蒙特尔米；隆美尔的师则到达了霍克斯。13日，在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德军渡过了马斯河，在河上搭起了桥；到晚上，色当南面八英里外的切美里村，落人了德军手中，14日晚上，不顾古德里安的强烈反对，克莱斯特下令停止前进。16日清晨继续前进；17日又停止。从那以后，德军开始向英吉利海峡赛跑。18日，到达圣康坦。19日渡过杜埃与佩隆纳之间的北运河。20日占领了蒙特勒伊、道伦斯、亚眠和阿布维尔。至此，松卡培河与松姆河之间的全部地区，都落入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这样，英国的交通线路被切断了，通向海峡港口的道路也被德军打开了。德军在十一天当中前进二百二十英里，这就是闪击战。那么它对打击敌人的精神起了什么作用呢？”
对于“山那边”发生的事情，可以在题为《一个参谋军官的日记》的一本小册子中找到说明。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41年。它的作者是英国空军总部驻法国空军总部的一个情报联络官。下面的几段话就是从这本小册子中摘录出来的：
5月14日，“德国已经通过纵深五英里的要塞线，它的损失大约为五百人……当俯冲轰炸机攻击他们（法军）时，几乎没有什么伤亡，他们仅仅忍受了两个小时的精神威胁，接着便纷纷抱着脑袋逃跑了。”
5月15日，“由于空中轰炸，色当失陷了……这是关于奇袭观念的最好例证。”
5月16日，“在七天之内，整个南边战线发展如此之快，完全是由一种非正统的原则指导的，现实的情形比想象的更为严重。”
5月17日，“这又是波兰悲剧的重演。”法国的总参谋部不相信在波兰境内所用的闪击战术，能在法国的破碎地形条件下同样适应。
5月18日，“法国人想让我们相信，似乎还能进行一次马恩河会战。但是他们自己相信吗？……速度太快了，运动已经复活了，俯冲轰炸机与装甲师的互相配合为德国赢得了战争。”
5月19日，“有消息说，装甲部队已到了亚眠（大概是一支侦察队）。这好象是某种荒谬的恶梦……德国人不顾一切地进行冒险，这本是极为愚蠢的行动，但是他们却因此取得了成功。法国总参谋部面临这种非正统的运动战而瘫痪了。这种流动形式在教科书中还没有提到过。负责为联军制定计划的法国将军们，还保持1914年的头脑，面对这种新的、令人惊奇的形势，简直变得无能为力。” [ 作者注：值得一提的是：德军在进攻过程中，不断地用法语进行广播。这在法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慌和混乱，从而造成了难民队伍阻塞道路的情况，使联军的调动更加困难。 ]
5月22日，“我们（英国人）唯一的装甲师昨天到了法国……德国的步兵在哪儿？他的主力在哪儿？我们估计，他们在五千辆坦克的后方，至少还有一百英里的距离。这个估计对吗？（实际数字连这个数宇的一半都不到）。”
谣言是一个神速的旅行者。惊恐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长，5月15日的早晨七时半，邱吉尔被他床头的电话铃声吵醒了，那是法国总理雷诺的声音。他说：“我们被打败了。色当附近的防线已被突破。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正在大批地涌进来。”邱吉尔大吃一惊，回答说：“所有经验证明，攻势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停止的。我记得1918年3月21日，五、六天之后，他们既不得不停下来等候补给。这时，反攻的机会也就来临了。”但是，在1918年3月，德国还没有坦克。这表明邱吉尔的记忆是有毛病的。然而，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辩护说：“因为许多年来我都没有看到官方的情报资料，所以，对于上次大战以后，因大量高速重装甲车辆的出现而在战术方面产生的激烈革命，缺乏应有的认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38-39页。 ] 可是，事实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他曾写过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备忘录，标题为《攻势的变化》，其中就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一切资料，而且要找资料又何必一定要依靠官方来源呢？”
5月16日，邱吉尔认为他自己有到巴黎去的必要。下午4时，他在莱布尔格特走下飞机，前来迎接他的官员告诉他。“最多还有几天，德国人就要进入巴黎。”于是邱吉尔立即驱车到外交部同雷诺、达拉第和甘梅林进行会谈。在甘梅林对局势作过简单介绍以后，邱吉尔就问他：“战略预备队在哪里？”甘梅林耸了耸肩膀，回答说：“没有。”在法国外交部的花园中，烟雾绕绕。人们在那里烧毁档案，作撤出巴黎的准备。” [ 作者注：同上，第2卷第41-42页。 ]
对于这个恐怖的末日，法国内阁的秘书长鲍多因在他的日记中，作过这样生动的描写：
“丘吉尔的雪茄象火山一样地冒着浓烟。他向他的法国同僚雷诺说，假如法国受到侵入或是被击败了，英国将仍然继续打下去……有朝一日，英格兰可能被夷为平地，法国已经成为废墟，直到那时，他还会坐在加拿大进行指挥，指挥新世界与受德国支配的旧世界进行空中战争。” [ 作者注：《保罗·鲍多因的私人日记》（1948版），第33页。 ]
英国的大多数人民对于德军的前进还没有来得及感到严重不安。他们还安然地坐在海洋屏障的后面，可是他们的政府却已丧失了主意，并未经慎重考虑就采取了一些引起恐怖的措施，结果使全国陷入混乱。许多障碍物横在马路上，路标被拔掉了，火车站、旅馆和村镇的招牌也被取掉了。5月18日，邱吉尔指示他的参谋长，要对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采取行动，结果，使为数不少的人受到拘禁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9页。 ] ；更有许多人被冤枉地送进了集中营。对于这些人，既没有经过起诉，也没有进行审判。而集中营的情况只能用“野蛮”两字加以形容。有一个德国籍的犹太难民，他曾在德国的塔巧集中营被关六个月，现在又被送进了艾斯柯特的英国集中营。据他说，英国的集中营比德国的更坏，他宁可在塔巧被关六个月，而不愿在艾斯柯特被关一个月。
6月13日，也就是贝当元帅宣布法国要求休战的前四天，邱吉尔又向法国政府提出一个荒唐的建议：主张英法两国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友好联邦。但是，三个星期后，他又命令萨默维尔里爵士击沉在奥兰和米尔斯的法国军舰 [ 作者注：萨默维尔里本人认为，这是一种“野兽的行为”，同时也是“近代史中最大的政治错误”。 ] 。邱吉尔本人也把它称之为“令人沮丧的插曲。”
四、 俄国和德国的国内战线
德国入侵法国是以一个战略性赌博为基础的。希特勒预期，一旦法国被击败，英国将会接受和平谈判。希特勒对于入侵英国是没有准备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急忙地挑起战争；另一方面，更可能的是，他认为不必采取大规模入侵战争。所以，在他转身来对付俄国之前，并没有去肃清西线战场，而是使之处于暂时消极无为的状态。同时，他已完全意识到，罗斯福总统始终在支持英国，并且正加紧准备，要把美国也卷入到战争中来。1941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上述情况就更显得毫无疑问了。在世界历史上，这一事件如同1917年4月6日美国宣布对德作战一样，对命运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大不列颠是不可能长期地继续作战的。
关于俄国，对希特勒来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前，他能击败俄国并建立他的“生存空间”吗？如果不能够，那么总有一天，西边的消极战线自然也就会成为积极战线，而他就会被陷在两条战线之中。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在于能否对俄国的战略重心作出正确选择。不过，只要参考克劳塞维茨的意见，就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应在哪里。克劳塞维茨不是明确指出来了吗？只有利用内部分裂的作用，才能征服俄国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9节。 ] 。后来，孟森把俄国比作一个垃圾箱，说它是靠沙皇政府这一条生了锈的铁箍才勉强维持着。后来，列宁也说过这样的话：
“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俄国这样，大多数人民都在受压迫，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在全部人口中仅占43％，还不到一半；其余属于其他种族，是没有权利的。在俄国一亿七千万总人口中，约有一亿人口是受压迫和没有权利的”。
1941年，斯大林的压迫比任何沙皇的压迫更为严重。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迪人、哥萨克人、高加索人，以及其许多的少数民族，都不会忘记他的十年集体化政策（1928—1938）所带来的恐怖。在这十年期间，大约有一千万人被屠杀、充军和饿死。在1941年，仅仅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这三个小国中，就有四千万人渴望着解放。所以为了瓦解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希特勒所要做的，只是以一个解放者的身份进入到俄国境内，终止其集体化的政策。这样他就不仅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拥护。而且还可以瓦解斯大林的军队，因为他们大部份是由集体化的农民组成的。这就是斯大林害怕德国人入侵的原因，而且斯大林也不相信德国人会愚蠢到“只用军队来进行战争。” [ 作者注：这是弗拉索夫将军告诉希姆莱的话。参见莱特林格所著的《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361页。 ]
莱特林格曾写道：“如果德国把—些类似1918年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建议之类的东西带入俄国，那么俄国也会象当时的德国一样崩溃”。他还补充说：“希特勒实际上不必从进攻莫斯科的队伍中分兵去征服乌克兰，因为乌克兰人会自动向他投降的。” [ 作者注：《建筑在沙滩上的房子》，（1960年版），第22页。 ] 可是希特勒却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他宣布俄国居民是“贱人”，并决定要进行一次灭种的战争。” [ 作者注：至于他的政策及执行的方式，参见布洛克著的《希特勒——暴君的研究》，第632页。 ]
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入侵俄国。到9月26日，基辅之战结束时，大约有一百五十万人成了战俘，而到圣诞节前，又有一百万人被俘。安德尔斯将军曾解释为什么有这么大批的人被俘时。说：许多军人把这场战争看作是俄国改变制度的机会，他们希望德军胜利，所以便大批地投降……许多苏维埃的高级官员也跑到敌人这边来了。并表示要对苏维埃作战。” [ 作者注：《希特勒在俄国的失败》，（1953年版），第168页。安德尔斯是自由波兰军队的总司令。 ]
德军被当作解放者而受到了人民的欢迎。乌克兰人把希特勒当作是“欧洲的救世主”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35页。 ] 而白俄罗斯人急于要与德军一起作战。古德里安告诉我们说：“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们的车子，一定要我们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 作者注：古德里安：《闪击英雄》，第226页。 ] 克恩写道：在罗丝托夫“全城的人民都等待在街道两旁，欢迎我们的到来……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突然的转变。布尔什维主义已经不存在了，敌人也已经走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遇到的都是人民的挥手和笑脸……苏维埃帝国正处在崩溃之中。”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英文版1948年版），第102，94，86页。 ]
于是希姆莱和他的那些声名狼藉的报案人员便出现了。早在1942年，在波兰的官员贝尔霍德博士曾经告诉冯·哈塞尔说，对俄国人和乌克兰人的野蛮虐待是“前所未有的”。克恩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指出：那时侯，布尔什维主义在政治上本来已经破产，但它又被希姆莱和他的助手们挽救过来了。他写道：“只因为激起了俄国人民的反对拿破仑式的精神，我们才使布尔什维克从他们的梦幻中建立起了一种政治联盟，并提出‘爱国战争’的口号。” [ 作者注：参见《哈塞尔日记1938-1944》，（1948年版），第219页。 ] 高尔利兹也说：“事实上，德国人不是想摧毁布尔什维主义，而只是要奴役斯拉夫民族，这是在整个战争中最致命的错误。” [ 作者注：《死亡的跳舞》，第108页。 ]
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与民主相矛盾，希特勒的目标是要在东欧建立一个“生存空间”，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397页。 ] 这两者使德国不可避免地要同俄国发生冲突。所以，在1939年，对法英两国来说最好的政策就是不要卷入战争，而让两个大独裁政权去相互厮杀。在此同时，它们应该加速武装自己。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总有一天，形势会变得对它们有利。假使俄国取胜，希特勒就会丧失名誉和国内人民的支持；要是希特勒取胜，西方国家可以乘机从西边进入德国领土。然而，在张伯伦向波兰提出保证之后，这种可能就不再具有任何可能性了。
既然德国已经侵入俄国，赢得一个有利于和平的机会也就出现了。这样英美的政策应该是象H.W.鲍德温所建议的：不应牺牲一个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利益以来帮助另一个极权国家。所以对于俄国的援助仅仅只能是让她能够继续维持战争；而对于德国的打击也不宜过重，以免她退出战争。 [ 作者注：《战争中的错误》，（1950年版）。第10页。 ]
这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由于丘吉尔先生的好战而错过了。1941年6月21日晚上，在德军进攻俄国的前几个小时，丘吉尔与美国驻英国大使怀南特共进晚餐。丘吉尔对怀南特说，德国对俄国的攻击指日可待，不过，他将全力帮助俄国人。怀南特问他：“你不是以激烈反共自居吗？”丘吉尔回答说：“这没有什么。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希特勒。这样我的生活也简化了许多。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也愿意在下议院中为魔鬼说句好话。”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331页。 ] 显然，他并不曾考虑到，战争的目的决不是要简化他的生活，而是要赢得一个有利的和平。
第二天，在对英国人民发表耸人听闻的广播时，丘吉尔说：
“我们只有一个单纯而且始终如一的目标。我们决心消灭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一切残余，为了这一目标，无论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决心。我决不退让，决不与希特勒或他的任何党羽谈判……任何反对纳粹的人或国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合作的人或国家，也都是我们的敌人……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所以我们将向俄国和俄国人民提供我们所能够的一切援助。” [ 作者注：同上，第3卷第332页。 ]
7月7日，在给斯大林先生的一封信中，丘吉尔表示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五天以后，英苏两国便签了一个条约，保证双方要尽力相互帮助，并且不单方面和德国媾和。7月19日，斯大林回复丘吉尔，并要求他在西方（法国北部）和北极地区开辟新的战场，斯大林还补充说：“开辟新战场的最好时机就是现在。” [ 作者注：《斯大林与丘吉尔、艾德礼、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集》，1941-1945（1957年版），第1卷第12页。 ]
最后，到1942年5月20日，这一合作又促成英苏两国另一同盟条约的签定，其中还“避免提到一切有关国界的问题。”丘吉尔曾就此写道：“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这一办法比我敢于希望的要好得多。”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0页。 ] 然而时间证明，这一条约的签订，比1939年3月31日英法对波兰的保证，是一个更大的错误。
对于邱吉尔的评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邱吉尔在广播讲话中已经宣布，任何人或国家，只要反对希特勒就可以得到英国的援助，所以，他应该象他的前任一样，尽最大的努力去激发德国内部的反希特勒势力。可是从1940年起，德国反希特勒的人物曾多次努力想得到英国的帮助，而每一次都受到冷遇和拒绝。 [ 作者注：参见李特尔著《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邱吉尔对希特勒有一种盲目的仇恨，因此，他把所有的德国人都看作是一丘之貉。这样，他也就犯了和希特勒一样的错误。希特勒就是没有在苏联人民当中把拥护斯大林和反对斯大林的区别开来。邱吉尔不仅没有与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合作，反而想用杜黑主义的思想对德国采取战略轰炸，破坏德国的民族精神。 [ 作者注：参见下面第7节。 ]
第二，根据英波条约，英国政府应该对波兰尽保护的义务，因此，在波兰被瓜分，而斯大林的罪恶与希特勒的罪恶一样深重时，邱吉尔不应该那样冲动地投入到苏联的怀抱中去。他应该等待，等待斯大林向他求援。到那时，他就可以要求斯大林首先废除1939年8月23日的苏德条约，要求他释放所有的波兰战俘。只有同意了这些条件，他才向俄国提供援助。
第三，他应该懂得，以斯大林来取代希特勒是既得不到道义上的优势，也没有政治上的优势。而且，事情果真如此，那就不仅在政治上使战争失败了，而且使欧洲的权力平衡也终要操纵在俄国人手中。
凡此种种，都是对政治手腕的一种否定，而在这种否定中，邱吉尔有自己的伙伴，他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
五、 罗斯福总统的反日亲俄政策
1939年10月18日，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他的战时日记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就英国来说，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海军的事务！就法国来说，它也并不只是陆军的事务！战争，已经成为一种思想体系的斗争。它是斯大林主义对欧洲主义的战争。西方同盟国中的战争指导者，如能早些认识这一点，那么对他们来讲，结果定会好些。现在，欧洲正形成一种比战争更坏的局势。” [ 作者注：弗朗西斯·尼尔森著《欧洲的悲剧》，（1940年版），第1卷第156页。 ]
正在进行的战争，已经超越了物质的斗争，而成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的斗争。一方是西方的自由生活方式，另一方是亚洲的专制主义。可惜的是，邱吉尔先生和罗斯福总统对这一点都不曾预见到。直到战争末期，当邱吉尔指导战争的路线已不可能再有改变时，他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而罗斯福总统却始终执迷不悟。这就是欧洲的悲剧。然而，这位美国总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罗斯福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幕僚，R·P·E·舍伍德曾对罗斯福作过如下的描述：
“弗朗西斯·珀金斯谈到罗斯福时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物中间个性最复杂的一个’。亨利·摩根索也曾谈到，‘罗斯福是一个极不容易描述的人……有时消沉，有时轻快；有时轻浮，有时庄重；有时直率，有时阴险……是一个心情与动机都十分复杂的人’，珀金斯小姐和摩根索都是罗斯福内阁的成员，他们对罗斯福的了解当然比我要深要透。不过，我和罗斯福的接触也已经很长时间了，特别在他闲暇、松弛的时候。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我曾不断地试图研究他，透过他那温和风雅的外表，进入他的内心深处。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到他的内心境界。他的性格不仅是复杂的，而且更是矛盾的，甚至达到了一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程度。他可以是一个铁面无情的政治家，但却又喜欢信任朋友和伙伴。这些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政冶性的负债，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哈里·霍普金斯。照忠诚的顾问看来，这就构成了政治上的自杀。他显得十分现实，愤世疾俗，老于世故，讲求实际，但是他的宗教信仰却是他内心中最强大和最神秘的力量。他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为实际的，实事求是的，真诚的现实主义者。他常常说：‘温斯顿（邱吉尔）和乔大叔（斯大林的绰号）同我相处得很好，因为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然而实际上，他的理想主义的趋势比之于伍德罗·威尔逊是不相上下的。” [ 作者注：罗伯特·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1948年英文版），第1卷第10页。美国版标题为《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
如果舍伍德的描述是准确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出，这位美国总统并不具备拿破仑所要求的指导重大战争的那种性格。
在新政时期，许多共产党人都认为他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的工具，而罗斯福总统也愿意与他们合作。这是因为，总统可以通过对美国工党的控制来掌握纽约州的权力平衡，而且在工业化的俄亥俄州、伊利诺斯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种方法，虽然给罗斯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是在1940年，当他第三次当选时，在他的周围所聚集的，都是一些怪物。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其中的一个。霍普金斯是一个很自负的野心家。1940年5月10日，他被邀请到白宫居住，一年之后，又被总统委任管理租借法案事务的重任。这一事务使他获得了副总统的职权。 [ 作者注：参见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267页。 ] A.C.魏德迈将军写道，总统“受到了阴谋家和亲共分子的包围，这些人曾得到过他夫人的宠爱，而霍普金斯和总统的其他亲信则给予他们巨大的权力。”另一位被愚弄者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他是一个诚实而简单的人。魏德迈将军说他很容易受到共产党和亲共分子的欺骗。”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笫370页。 ] 这样，斯大林通过他在华盛顿的共产党人就能得到关于美国的态度和意图的详细情报……一些政府机要部门都渗入了亲共分子和苏联间谍……美国的政策、计划和官方的态度，不仅会受到这些人的影响，而且会很快地传给莫斯科。 [ 作者注：同上，第348页。 ]
对于这些情况，美国总统似乎都看成是无所谓的事情。正如舍伍德所说：“罗斯福的信条是，一旦俄国进入战争，应该尽可能地在远离我们的边界作战。尽量争取同盟国，但不一定要考虑它们的思想。”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33页。 ] 这也可以用魏德迈将军的说法来说明。1945年3月，魏德迈对罗斯福说，他确信，一旦战争结束，共产党将会到中国去制造纠纷。然而，“他似乎不理解我对他讲的话。” [ 作者注：魏德迈：《魏德迈的报告》（1958年版），第341页。 ]
罗斯福也是把他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希特勒身上。霍普金斯就曾讲过：“到目前为止，他认为在世界上没有比打败希特勒更重要的事情了。” [ 作者注：舍伍德编《哈里斯·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1卷第1830页。 ]
但是，直到法国崩溃时，罗斯福总统才相信英国会面临灾难，才相信希特勒会进攻西半球。而且他最害怕发生的就是“谈判的和平”。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127页。 ] 一年以后，希特勒侵入俄国。这时，由于霍普金斯自己的请求，罗斯福派他以特使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同时，罗斯福宣布冻结日本人在美国的资本，并且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和机械工具。这就等于宣告实行经济战争。
1941年7月31日，霍普金斯抵达莫斯科。他立即被斯大林吸引住了。同邱吉尔一样，盲目地而且毫无保留地支持苏俄的事业。这样一来，租借物资便开始大量地输入俄国。美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团长J·R·狄恩将军曾说：霍普金斯“以一种近似于疯狂的热心” [ 作者注：《奇怪的联想》（1947年版），第90页。 ] 来实现对俄国的援助计划。霍普金斯在完成了他的使命以后，随即离开莫斯科，飞往纽芬兰的普拉森提亚湾，去参加罗斯福总统与邱吉尔首相在8月8日至13日举行的”大西洋会谈”。
在这次会上提到日本问题时，邱吉尔曾这样陈述说：“我告诉罗斯福说，我宁愿美国在六个月内不提供补给物资，而在现在就宣战；相反，不愿意加倍提供补给而不宣战。我把这个问题反复地向罗斯福提出来时，他却说：‘我也许永远不会宣战；不过，我也可能制造战争。如果我请求国会宣战，他们为此至少要争论三个月’。”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28页。 ] 另外，罗斯福还告诉邱吉尔说：“美国即使本身并未受到攻击，也将会在远东投入战争，以此来确定最后胜利的局面。”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77册，第607号。 ] 同时，他还保证，在他返回华盛顿之后，他将对日本驻美大使提出一个措词强硬的通牒。后来，这个通牒果然在8月17日提出来了。
除了这些秘密协定之外，在罗斯福总统的建议下，还为美英两国的国家政策提出了某些“共同原则”。邱吉尔根据这些原则起草了一份联合宣言，宣言经过修改，尔后即以《大西洋宪章》 [ 作者注：1941年9月24日，同盟国在伦敦集会。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俄国、南斯拉夫和自由法国等国政府都承认这一宪章。《在胜利中的失败》，第61-62页。 ] 为标题公开发表了。它是一份高度理想化的文件。要真正遵守它所提出来的要求，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不过，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以前，即这一宪章还没有被破坏以前，它一直是头等的宣传工具。
从那以后，东京和华盛顿便开始不断地进行着和平谈判。双方都想争取胜利。11月5日，邱吉尔写信给罗斯福说：“日本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日皇似乎还能实行管制。我们在普拉森提亚曾谈到这一问题，那时你说要争取时间，到目前为止，这一政策是极为成功的。但是，我们的联合禁运政策，正迫使日本人对和平或是战争作出最后的选择。”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526-527页。 ]
两周之后，日本政府作出了最后决定。它于11月20日向华盛顿提出了一个总的解决方法的建议。其基本内容是：
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平等和平的条件之下，日本军队将撤出法属越南；恢复日美两国相互之间的商业关系；美国同意向日本供应石油；美国不采取任何影响恢复日中和平的措施和行动。
11月25日，星期一，罗斯福总统和他的战时内阁讨论了这些提议。当时的陆军部队亨利·L·史汀生曾在他的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会议情况。他写道：
“十二点，我和马歇尔将军同住白宫……总统提出了和日本的关系问题。他提出，我们大概下星期一可能会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能使他们先放第一枪，而同时又不让我们自己冒太大的风险。”
虽然从缴获的日本秘密通信中得知 [ 作者注：日本的密码被美国的陆、海军情报机关所破译，在谈判期间，自始至终，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信息，都是很快地译出，送往白宫的。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如此。 ] ，日本11月20日的建议是它的最后的决定，但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还是拟定了一份内容有十条的备忘录，于11月26日交给了日本驻华盛顿的两位大使。备忘录的大意是：
为了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和解冻资金，特提出以下的交换条件，日本必须与美、俄、荷、中、泰五国缔结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要从中国和越南撤军，不支持中国境内的任何政权。
日本也把这份备忘录看成是哀的美敦书。于是，在12月7日，日本便对珍珠港、马来西亚、泰国和香港等地发起了突然袭击，来回答美国的最后通牒。这样，战争便从欧洲的冲突扩展为世界范围的冲突。邱吉尔在得知这一消息后，说：“我们已经赢定了……希特勒的命运被注定了，墨索里尼的命运也被注定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成粉末……在享受了感情的陶醉之后，我就去睡觉，充满了感谢和获救的心情。”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39-540页。 ]
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家，所以，她一卷到战争中来，很可能，而实际上很快就成了起支配作用的交战国。但是对整个世界来说，却有一点不幸，那就是美国的领导者们缺乏历史意识，只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而不是把它看成为政治的工具。于是，战斗开始失去了它们的政治价值。这样一来，到战争后期，它们的结果就常常被政治性的决定所中和，以致会议中所产生的结果比会战中产生的结果更加具有决定性。
这些决定性的会议，第一次是于1941年12月末在华盛顿举行的；它的代号是“阿卡迪亚”。为参加这次会议，邱吉尔于12日便离开了英格兰。在海上航行中，他收到了英国外长安东尼·艾登先生的报告。当时，艾登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第一次会谈。作为一个政治家，斯大林懂得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从来没有犯过把战争看成是其他什么东西的错误。
邱吉尔从艾登的报告中得知，斯大林已经考虑到战后的问顾了，他向艾登谈了战后欧洲将要形成的局势。斯大林主张把德国分裂为若干个独立的小国；波罗的海国家、芬兰和比萨拉比亚，都应恢复它们原来的地位，因为在希特勒侵入俄国之前，它们都是属于俄国的，今后也应归还俄国；至于俄波之间的国界，则应以“奎松线”为准。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558-559页。 ]
此外，会议再一次确定，对德国的攻击应该优先于太平洋战争的原则。 [ 作者注：1941年3月27日的英美参谋会议上第一次确定这一原则。 ] 同时决定，在1942年期间，对德国的空中轰炸应该逐渐增强，对俄国的援助也要尽可能地增加。
战争目标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目标，大战略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然而罗斯福总统却把这个问题引入歧途。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确定一个现实的、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也没有确定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政策，相反，他却宣布了一个所谓的“大计划”，即一种对新世界秩序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就思想来说，这个计划是威尔逊梦想的复活，是哈得斯（主宰阴间的冥王〕的另一种太平盛世。
罗斯福提出，一旦战争取得胜利，爱好和平的国家 [ 作者注：在1945年4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曾对爱好和平的国家下过这样的定义，即在某一个日期之前对德国宣战的国家。 ] 应该象兄弟一样为和平而联合起来。他认为，这种主权国家之间的联合应以美国的联邦为榜样，以“大西洋宪章”的原则为基础。这就是后来的“联合国组织”。
这个新的神圣同盟的构想，被这次会议定为同盟国的共同战争目标。1942年1月1日，英国、美国以及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二十六个国家，共同签订了一个包括这一契约在内的一份联合宣言。
根据这个公约，彻底打败德国和日本就被定为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以取得胜利，便成了政治的目标。为此，就要求苏联进行充分的合作。这也就是说，要使斯大林在战争结束之前，能够皈依美国共和主义，否则，在战后的欧洲，斯大林主义就将会取代希特勒主义的位置。
罗斯福相信他能够完成这一魔术性的转变工作。曾出任美国驻苏联和法国大使的W.C.布利特，在1948年8月30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们如何赢得战争和失去和平》的文章，可以证实这一点。布利特宣称，罗斯福根据哈里·霍普金斯的建议，对于斯大林所提出的一切要求都不折不扣地予以同意，并且不要任何回报。他希望以此来改造斯大林，使他接受“大西洋宪章”的目标。同时，还通过当面恳谈，劝说斯大林接受“基督方式和民主的原则。” [ 作者注：参见布利特著《大地球的本身》，（1947版），第17页。 ]
在罗斯福总统的请求之下，布利特曾准备过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布利特列举理由，说明罗斯福的这个政策必然要失败。罗斯根同布利特就这一问题讨论了三个小时，最后，他对布利特说：
“比尔，我不反驳你列举的事实，那是确实的，我也不对你的理由进行逻辑上的争辩。但是，我有一种‘灵感’，觉得斯大林不是那种人。哈里也说他不是的。他只是想要保卫他的国家的安全，而没有其他的要求。我想，如果我对他提出的要求尽可能地给予满足，而又不要求任何回报，他不会企图吞并一切的，他将和我一起为一个民主和平的世界而奋斗。”
这一个“灵感”，就是罗斯福总统亲俄政策的关键。他使得西方两大盟国所取得的胜利，后来都被丧失，而使斯拉夫人进入到了易北河，使斯大林取代了希特勒。
六、 战略重心的转折点
1942年的下半年，战争开始了重大的转折。6月4日到6日之间，爆发了决定性的中途岛海战。日本航空母舰的威力从此一蹶不振，太平洋中的主动权随即转入到了美国人手中。6月30日，隆美尔将军率领着他那支筋疲力竭的军队，在埃及进到了离亚历山大港六十英里以内的地方。然而在10月23日至11月4日期间，他在阿拉曼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英国的这次胜利，加上11月7日同盟军对西北非洲的入侵，招致了意大利的覆灭。后来，在6月28日，德国开始了对俄国的夏季攻势；9月中旬，由保卢斯率领的德军第6集团军到达了斯大林格勒郊外，接着便是连续两个月的失败突击。11月19日，俄军发起了双重的反攻，一方面，反击在斯大林格勒西北部靠顿河设防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等德国附庸部队；另一方面进攻在斯大林格勒南面防守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这次双重反攻的成功，使德军的第6集团军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不得不立即撤退。可是，希特勒禁止这样做，而保卢斯也没有勇气不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他的军队被包围，延续到1943年2月2日，其残存者都投降了。这样一来，战争中的主动权就转到了俄国人手中，并且再也没有被夺走。
由于西方国家并设有把战争当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工具，所以，斯大林格勒这出悲剧的意义，也就被他们忽略了。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他就是弗朗哥将军。弗朗哥认为，有两个独立的战争是同时进行的。一个在东面，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战争；另一个在西面，是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战争。赢得后者而失去前者，将是政治上的愚昧。为了使弗朗哥相信这两个战争实际上是一个战争，1943年2月19日，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开始以通信方式与西班牙的外交部长乔达纳伯爵进行辩论。霍尔向他指出，在1942年11月6日，斯大林曾宣布：“苏联未来的政策是决不干涉他国的内政，所以最后的胜利将是整个同盟的胜利。对这一点，乔达纳回答说：
“如果未来局势的发展和目前的情况—样，那么，俄国一定会深入到德国境内。于是，我们就可以指出这样一个问题：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了，那就不仅会对欧洲大陆，而且会对英国本身带来很大的危险。这样的话，是留下一个没有被完全击溃的德国，使它具有足够的力量去反共好呢？还是让德国苏维埃化，让它的技术人员被俄国利用，并使俄国得以扩张帝国的版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达到史无前例的标准好呢？”
“而且，我们还要问：在欧洲的中心，在那许多国家排成的大陆上，如果没有团结和统一，如果战争和外国的统治使它们耗尽鲜血，那么，又有谁能抑制住斯大林的野心呢？肯定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可以断言，继德国的统治之后，在这些国家中唯一能进行统治的是共产主义。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情况是极为严重的。英国人对这种局势应该冷静地考虑，这是因为，如果俄国成功地征服了德国，那么就没有第二个国家能牵制它了。……如果德国不存在了，欧洲人将不得不再创造一个德国这样的国家。有人想以立陶宛人、波兰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所组成的联盟来代替德国人的位置，这简直是荒谬，而且那些民族很快就变成了苏维埃同盟中的许多小国。” [ 作者注：塞缪尔·霍尔爵士：《负有特殊使命的大使》，（1946年版），第184-185页。 ]
1943年1月中旬，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所采取的政策与上述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当时，德军的第5集团军正处在遭受歼灭的危险之中。两位首脑一致同意，准备侵入西西里岛，并加强对侵入法国北部的准备工作——后者的代号是“大君主”。至于德国，他们决定，要“对德国进行尽他们最大努力的空中攻击”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20页。 ] ，即打击德国的工业体系和人民的意志。同时，还发表了一个宣言，表明美英两国将继续作战，直到德日两国无条件投降为止。邱吉尔曾补充说：“省略了意大利，是想鼓励它内部分裂。罗斯福总统也同意这一想法，这将刺激在每一个国家中的我们的朋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3页。在宣言的最后定稿中包括了意大利。 ] 如果这样，那么“无条件投降”也就足以阻碍德国内部的分裂，从而使反对希特勒的势力感到沮丧，结果，当然也就会延长战争。
按照罗斯福的儿子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他的父亲是在一次与邱吉尔、霍普金斯以及他自己共进午餐时，第一次使用“无条件投降”这个词的。邱吉尔当时就叫道：“好极了，我可以想象戈培尔和其他德国人将会如何地惊叫！”另外，艾利特还记述了他父亲说的话：“当然，这也是为俄国人设计的。他们不可能希望任何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无条件投降，乔大叔自己想到的也不过是如此罢了。” [ 作者注：艾利特·罗斯福《见闻录》，（1946年版），第117页。 ]
但是，罗斯福本人的说法却不一样。他说，“无条件投降’这个词是他“灵机一动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693页。 ] ”想出来的。而邱吉尔的反应却是模糊的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614页。 ] 。实际上，这个名词的本身并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只不过是邱吉尔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的那个说法的翻版而已。如果罗斯福留意一下，记住1940年12月29日，他在“炉边闲话”中所说的话，那么他的行为也许会更明智一些。他曾说：“一个国家只有以全面投降为代价才能与纳粹谈和平……而这种支配性的和平根本就不是什么和平，它只不过是另一次休战，而且还会带来巨大的军备竞赛，以及历史上最激烈的贸易战争。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1卷笫225页。 ] 然而，他还是采用了这种假设的纳粹政策，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其结果完全不出他的预料。
如果说艾利特·罗斯福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戈培尔不仅没有尖叫，反而是极为高兴的。1942年3月27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假如我是处在敌人的位置上，那这，从第一天起，我就会采用对纳粹主义作战的口号，而不是把目标对准德国人民。张伯伦在战争的第一天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感谢上帝，英国人后来没有遵循这条路线。”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102页。 ] 1943年4月12日，他又写道：“但是，英国人毕竟也在犯同样的错误，而且是无疑问，那是邱吉尔怂恿的。他们避免对战争的目标作任何肯定的表示。我只能说，感谢上帝，如果他们依照威尔逊的十四条提出一个和平方案，那肯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困难。” [ 作者注：《戈培尔日记》．第251页。 ] 至于“乔大叔”，虽然他打算摧毁德国，但是，他决不会傻到要把自己的意图告诉给敌人的地步。何况他是列宁的真正门徒呢？1943年2月23日，斯大林公开地声称：“把希特勒的党羽与德国人民混为一谈是荒唐的……历史证明，希特勒昙花一现就沉没了，而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国家却是永存的。”
李特尔曾经写过：斯大林格勒的灾难，激起了反希特勒势力的“疯狂的活跃”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192页。 ] 。1月22日，两个主要的反对派系在柏林相会，统一他们的思想。然而，就在第二天，在他们还未作出是否要谋杀希特勒的决定之前，罗斯福和邱吉尔的无条件投降的宣言从空中传来了。高尔利兹说：“这个方案，对德国内部的反对势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的敌人并不肯和一个‘平等’的政府谈判。” [ 作者注：《德国总参谋部》，第434页。 ] 李特尔还补充说，因为唯一的和平条件是无条件投降，所以“不仅是大多数将军，就连许多反对分子也拒绝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暴君，以解除他对这场灾难所应负的责任。” [ 作者注：《德国的抵抗》，第212页。 ] 这样，在一场很有希望的赌博中，即在俄国人来不及利用他们的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这个赌本以前，西方国家本来是有机会结束战争以赢得这场赌博的，然而，他们却错过了这个机会。
七、 对德国的战略轰炸
在1917年10月21日的一份备忘录中，邱吉尔先生曾准确地描绘了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他写道：
“所有对交通线或基地的进攻都应与主要的战斗有关。以为空中进攻本身就能结束战争，那是毫无道理的设想。以为平民百姓受到空中袭击之后，就会因为恐惧而迫使政府投降，简直是无稽之谈。只要对空袭有了经验，只要有良好的掩蔽体系，再加上军警当局的坚强控制，就可以保护国家的战斗力量不受损害。就我们的情况来说，德国人对我国的空袭，不仅没有削弱我国人民的战斗精神，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意志。我们设想德国人民也会是这样的。因此，企图用这种方法来迫使他们屈服，是不大可能的，或者说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空中攻势应该是一致地对准敌人的军队和舰队的战斗力量所必须依靠的基地和交通干线。至于平民百姓将在攻击过程中遭受的任何伤害，那只是不可避免的意外事件而已。” [ 作者注：H.A.琼斯：《空中战争》，（1937年版），附录4，第19页。 ]
1939年9月2日，德军入侵波兰的第二天，为答复罗斯福总统的呼吁，英、法、德三国政府都发表了宣言，声称他们的轰炸仅限于军事性的目标。1940年2月15日，虽然张伯伦先生告诉下议院说：“不管其他国家怎样做，我们政府是决不会为了达到恐怖的目的而攻击后方的人民的。”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57册第924号。 ] 但是，丘吉尔就任首相的当天，就采取了从前他所称的“从空中轰炸不设防城市的卑鄙行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4页。 ] 他批准轰炸德国的弗莱堡城。这样，据J.M.斯佩待说：“我们（英国）在德国人还未轰炸英国的目标之前，就开始轰炸德国内地的目标，这是历史事实。” [ 作者注：《轰炸的辩护》，（1944年版），第68页。斯佩特先生是空军部的副部长。 ] 这是战略的，更确切地说是非战略轰炸的开始，因为轰炸这样一个古老的大学城，在战略上是毫无价值的。
1940年9月3日，邱吉尔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然而就内容来说，与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是截然不同的。他写道：
“虽然战斗机是我们的救星，但是只有轰炸机才为我们提供了胜利的工具。所以，我们应该发展轰炸能力，以便炸毁敌人的整个工业和科学组织。这正是敌人所依赖的战争成果和经济生活的基础。”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卷第405-406页。 ]
从那以后，直属国防部的“轰炸机司令部”就成了邱吉尔的私人军队。
邱吉尔得到了特伦查德勋爵的大力支持。特伦查德勋爵是一个狂热的杜黑主义者。1942年8月29日，他写了一篇很有威力的文章，主张集中力量于轰炸方面。他说：“如果我们很坚定地使用它（空中力量），我们不仅可以挽救千百万人的生命，而且还可以使战争缩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敌人用他们的‘坦克闪击’征服了波兰和法国，我们也可以用‘轰炸机闪击’粉碎德国的战争机器。”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494-495页。 ]
虽然这是假定的，但是并没有不符合战略原则，相反却是邱吉尔、特伦查德和战略轰炸的许多拥护者犯了错误。这是因为即使杜黑的理论是可行的，而在原子弹尚未发明以前，要想使轰炸带来足够的破坏力破坏促成战争迅速结束，那就必须集中轰炸最致命的目标。这种目标主要有五大类。
（1）军事类：这一类我们不必关心，因为它们主要是属于战术轰炸的范围。
（2）工业类：这是遍布德国境内的各种各样的工厂，估计占地面积约为一百三十平方英里。要破坏这么广阔而分散的目标，而且还要让它们长期地破败不堪，当然不是闪击战能够做到的。也许需要许多年的努力，需要极大数量的飞机才能奏效。
（3）都市类：主要指城市和城市中的居民，要使他们精神沮丧，引起叛乱。
（4）能源类；主要是煤和石油。煤是德国经济的动力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石油，则战斗力量就不能发挥作用。空中攻击虽然很难破坏煤矿，但如果使通向煤矿的铁路线遭到轰炸。煤矿也就瘫痪了。
在这五大类目标中，后两种（煤和石油）是最重要的；不过，直到战争的最后十二个月，它们才成为主要目标。1940年5月到1944年5月间，不仅没有集中攻击他们，相反是很少轰炸它们，而对都市的轰炸倒是不断地加剧，并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德国的军事工业尽管遭到了无数次的攻击，但他们的产量不仅没有降低，反而稳步地增长。1945年出版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中，有两幅图表可以确切地证明这一点。其中的原因之一是：
“建筑物的毁坏并不意味着重要的机械工具也成比例地遭到毁坏。事实证明，敌人能够抢救机器工具，继续组织生产，而且速度之快是出人意外的”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18页。 ] 。
对都市目标的轰炸，则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在1939年10月到1945年5月这段时间内，同盟国的空军，曾对六十一座城市投下总计约一百五十万吨的烈性炸药，燃烧弹和杀伤炸弹，这些城市共有居民二千五百万人……估计约三百六十万间居民住宅遭到彻底的推毁或严重的破坏，共占德国住宅总数的20％，并且使得七百五十万人无家可归。大约有三十万人被杀死，七十八万人受了伤。” [ 作者注：《战略轰炸调查报告》，第72页。 ] “在柏林，据估计全城被毁约6O-70%，……四分之三的毁灭是由火灾造成的” [ 作者注：同上，第93页。 ] 。虽然，对精神的打击很大，但是实际上，对军备生产却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同上，第97页。 ] 。人民对于空中攻击的心理反应，在调查报告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在纳粹的无情控制之下，他们对于不断的空袭所产生的恐怖和痛苦，对于家庭和财产的损失，以及生活条件的困难，都表现出一种惊人的抵抗力。他们的精神，对于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念，以及对他们的领导者的信心都已经降低了。但是，只要生产工具依然存在，他们就能继续有效地工作。一个警察国家对于人民的控制力是不能低估的。” [ 作者注：同上，第108页。 ]
1944年初，在准备侵入诺曼底的过程中，曾有人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是英美空军进攻的最有利的目标？最后终于决定，应该予以最先攻击的，应该是运输系统和综合的石油工厂。所以直到这时，战略轰炸才算是真正具有了战略性。邱吉尔在1917年10月21日的那份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要求也终于得到了满足。
在入侵的准备阶段，空军主要的目标是捣毁德国和诺曼底之间所有的铁路交通。尔后，随着战线东移，空中攻击也就延伸到了德国境内的铁路和水路；到1944年10月，德国西部的交通几乎完全瘫痪，这对于煤的分配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调查报告书上写道：
“1944年1月，埃森地区，每天用煤量是二万一千四百车，而到9月，就减少到一万二千车……到11月，巴伐利亚的工业用煤减少了几乎50%……到1945年11月，鲁尔地区每天输出的煤减少到九千车。最后到第二年2月，鲁尔地区几乎完全被封锁了，所有装运的煤全都被铁路征用作为机车燃料……可是在此同时，煤矿的产量却仍继续上升，所以，鲁尔地区的储煤量也不断增多。在六个月内，储煤量由四十一万五千吨增长到二百二十一万七千吨，焦炭储量从六十三万吨增长到三百零六万九千吨。” [ 作者注：《战国轰炸调查报告》，第63-64页。 ]
1944年5月，开始对比较大型的综合石油工厂发动了预备性攻击，但是到6月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才开始把它们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到7月，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受到了攻击。在5月，这些工厂的月产量是三十一万六千吨；6月，下降到十万七千吨，而到9月，则只有一万七千吨。航空燃料的生产也从七万五千吨跌到了五千吨。这些攻击同时也使弹药工厂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综合橡皮工业的供应从每月最高产量的一万二千吨减少为二千吨。
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只有对准能源资源和运输系统进行攻击，空袭才能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的行动。如果从一开始就把目标限制在这两类项目之内，那么便可以产生极大的经济效果，并能节省大量资源和力量用来投资生产登陆艇、反潜潜水艇和运输飞机，这些东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常常是短缺物品。
调查报告书表明，在欧洲战争中，英美两国从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的总数为二百七十万吨。其中；投落在军事目标上的为3O.5%，投落在工业目标上的是13.5％，投落在都市目标上的是24%，投落在铁路、水路和综合石油工厂等目标上的是32％。可见，除开落在军事目标之上的以外，落在次要目标（工业和都市）上的炸弹数量要比主要目标（铁路和石油）上的多。其所以如此，一个不小的原因是由于邱吉尔想要杀死德国人的那个愚蠢的渴望。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要用一切手段来烧杀故人。” [ 作者注：《泰晤士报》（伦敦），1943年2月2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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