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调查报告的说法，英国把军工生产能力的40-50%用于空军，而美国的比例，只是35%。所以，分配给英国陆、海军的生产力比例合起来也超不过50一60％。1944年3月2日，英国陆军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在介绍陆军的预算方案时，向英国下议院说：“空军计划雇佣的劳动力人数已经超过了陆军，而且我敢说，实际上用于制造重轰炸机的人力、即已相当于整个陆军雇佣的全部人力。” [ 作者注：《议会辩论》第5集．第397册第1602号。 ] 而且，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其中的大多数都是浪费在邱吉尔所谓的“一个试验性恐怖”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卷第168页。 ] 的作战行动上了。
八、 灾难的建筑师
1943年5月6日到12日，轴心国的军队在突尼斯战场上遭到了严重的挫败，这是德军继斯大林格勒悲剧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失利。它结束了北非的战争，使联军打开了通往西西里岛的道路。7月10日，英美联军入侵到了西西里岛。十五天后，罗马发生了一起宫庭政变，导致了墨索里尼的倒台。从此时起，一直到9月2日，在其继任者巴多格里奥元帅和西方同盟国之间，就“无条件投降”的含义问题，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这就使希特勒获得了充足的时间，把他的十三个师全部投入到意大利去，因而又把邱吉尔所称的轴心的“软下腹”变成了鳄鱼的背。
8月17日，当他们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时，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召开了。会议对代号为“大君主”的作战计划给予优先考虑，并且一致同意把1944年5月1日作为侵入法国北部的日期。当时，尽管英国人反对，美国人的一项提议还是暂时地被接受了。这项提议就是：在法国北部实施登陆的同时，要在法国的南北两面实施辅助性的登陆。其所需的兵力，应该从进攻意大利的军队中去抽调。这个作战计划行动的代号叫做“铁砧”。
有一件事，无论是邱吉尔还是阿兰布鲁克元帅都没有提到过，但是它在舍伍德对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却占着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份标有“俄国的地位’的文件，是从一份《美国高级军事战略估计》中摘录下来的。在这次会上，霍普金斯把它提了出来，且不管它的来源如何 [ 作者注：在这份文件中所表达的思想，与J.H.伯恩斯将军在早期为霍普金斯所准备的备急录中的那些思想是极为相似的。舍伍德认为，那份备忘录“是霍普金斯关于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所持观点的极妙的宣言”。如果是这样的活，那么这个文件即使不是霍普金斯起草的，也是他授意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639-642页。） ] ，它的观念却已明白。正如舍伍德所指出的那样，它表明了是“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两次会议上，指导制订决定的政策。”
下面这几段话，就是舍伍德在他编的《白宫文件》中所引用的。
“战后，俄国人在欧洲将处于主要地位。由于德国的崩溃，在欧洲不可能有其他的势力与俄国巨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诚然，英国正在地中海建立它的地位，想形成与俄国对峙的局面，以便在欧洲维持权力的平衡。然而，除非英国能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援，否则它是抵抗不了俄国的。”
“通过上述的分析，结论是明显的。因为俄国在战争中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所以应对它进行全力的支援，并且要尽一切努力获得它的友谊。同样，因为轴心国失败以后，毫无疑问它将主宰欧洲，所以发展和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更为必要。”
“最后，在对俄关系中，美国还须考虑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在太平洋方向进行战争。在太平洋战争中，如果有俄国作为同盟者来对抗日本，那么，战争就有指望早日结束，而且也可以少消耗一些人力与物力资源；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结果就将是适得其反了。假使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采取—种不友好的或是消极的态度，那时战争中的困难将会无止境地增加，甚至还有可能使作战流产。”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44-745页。 ]
不管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们与罗斯福的“灵感”却是一拍即合。它们暗示着一种超级的安抚政策。这与在慕尼黑时的情形完全不同，那时是两个缺乏准备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有较好准备的国家。而现在，则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它们的军事力量已发展到最高峰，而所面对的，正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伙伴，因为经过两年的艰苦战争以后，这位伙伴的实力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几乎完全依靠盟国的援助才能维持它在战场上的军队。实际上，在1943年8月，俄国的地位与霍普金斯在文件中所指的情况恰好完全相反。
罗斯福总统盲目地接受这种顺从政策是可以理解的，而邱吉尔没有立即表示反对，却很令人费解。1942年10月21日，邱吉尔曾告诉他的外交大臣说：“如果俄国的野蛮主义破坏了许多欧洲古国的文化和独立，那将是无法估量的灾难。”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504页。 ] 然而，就在三个月之后，他却从卡萨布兰卡飞往阿达纳，去劝说土耳其的首脑沙拉柯格鲁先生加入战争。他所持的理由，也是说俄国人的意图是和平而且友善的。如果他认为俄国人将要吞并德国，那他“也不会和俄国人交朋友。” [ 作者注：同上，第4卷第635-636页。 ]
在魁北克会议之后，巴尔干问题开始充塞着邱吉尔的头脑。他说，他从来没想到要派一支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5卷第114、187、324页。 ] 进入到巴尔干地区，也从来没打算要阻止俄军的占领。就在9月间，他还派了下议院议员F.麦克莱恩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在南斯拉夫。当时邱吉尔告诉麦克莱恩说：“只要整个西方文明还受到纳粹的威胁，我们就要集中注意力，考虑眼前的问题，不要去为考虑长远的政策而分散精力。我们对于我们的同盟国苏联是应该忠实的，正象我们希望他们对我们一样忠实……，政治上的考虑是次要的。” [ 作者注：转引自F.麦克莱恩著《东方路线》，（195O年版），第281页。 ] 然而，由于丘吉尔不断地提到巴尔干，这给美国的参谋首长们带来了惊慌。据舍伍德说：在1943年11月底德黑兰会议之前，“他们自己就在准备如何对付丘吉尔……在这场斗争中，美国和俄国形成了统一的战线。” [ 作者注：《白宫文件》，第2卷，第770页。 ] 所以，出卖欧洲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美国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来承担。 [ 作者注：虽然科德尔·赫尔是国务卿，但因为他被认为是反俄的。因此实际上是霍普金斯代替了他的职务而出席德黑兰会议的。 ]
在德黑兰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大君主”和“铁砧”向题。斯大林说，在所有的军事问题中，“大君主”是最重要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铁砧”可以作为“大君主”作战的前奏，或是与之同时进行。至于邱吉尔的取道卢布尔雅那隘道而进入维也纳的建议，以及任何在巴尔干或土耳其的冒险，斯大林都表示坚决反对。
（2）波兰问题。邱吉尔说：“没有比俄国西部边界的安全更加重要的问题了”。所以，波兰应该放弃它在“奎权线”以东的所有领土，而西移到德国去。“如果波兰触怒了某些德国人，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319页。 ] 同时，要割让一部分德国的领土，虽然这意味着有九百万到一千万的人要搬家，但是他并不感到伤心。这些建议取消了“大西洋宪章”和1939年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3）巴尔干问题。邱吉尔强调巴尔干问题的重要性，并且主张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对于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米赫罗维奇地区则不给予援助。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同意，并于12月初开始执行 [ 作者注：四个月之后，邱吉尔在给他的外交大臣的一封信中说：“自从我们在开罗讨论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看到了庄严的俄国使团进入了铁托的总部。毫无疑问，俄国人将会把共产党铁托统治下的南斯拉夫赶向前走，并将斥责一切相反的做法为‘非民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5卷第422页。 ] 。
（4）芬兰问题。丘吉尔主张：“俄国对于列宁格勒和它的出口应有安全保障。”而且，“必须永远确保苏联在波罗的海的海空权地位。”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4卷第352页。 ] 象对波兰一样，1939年俄国对芬兰的侵略行径根本就没有被提及，而斯大林还要求恢复1940年的条约，割让汉科和皮特沙罗，并且要以实物赔偿战争损失的50%。
（5）德国问题。关于德国问题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斯大林想让德国分裂。罗斯福总统热烈地支持他的主张，并进一步建议把德国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进行自治；但是，基尔，基尔运河、汉堡、鲁尔和萨尔等地区，则由联合国来管理。邱吉尔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普鲁士方面，都在于普鲁土的军队和总参谋部。他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自始至终，总参谋部都是在反对希特勒的统治的。他想把普鲁士孤立起来，使巴伐利亚、符腾堡、帕拉地纳泰，萨克森与巴登都分离出来，但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可以组成一个互不侵犯的邦联。斯大林不赞成这种多瑙河邦联，罗斯福总统又完全同意斯大林的看法。
（6）日本问题。斯大林向罗斯福总统保证，美国不必为太平洋地区担忧，一旦希特勒被击败之后，苏联立即对日宣战。这一保证使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参谋官员们感到十分高兴，为了表示他们的谢意，罗斯福背着邱吉尔向斯大林表示，愿意美俄两国组成联合战线以对付英国。罗斯福还主张，他和斯大林在香港和上海的问题上应该支持蒋介石，反对邱吉尔。此外，他还向斯大林提到，“有可能让斯大林获得满洲的大连港。” [ 作者注：舍伍德《H.L霍普金斯的白宫文件》，第2卷第786页。 ] 而他却忘记了那是中国的领土。
最后，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达成多少正式的协议；但是，它却播下了使欧洲衰落的种子。
切斯特·威尔莫特曾经写道：“由美苏两国的一推一拉，西方国家的全面战略便从苏联所注意的地区转移出来了。早在德黑兰会议以前，由于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已使苏联得以成为在东欧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那不等于俄国人的影响将要延伸到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然而，在德黑兰会议以后，这—点就成为绝对的定局了。所以，德黑兰会议不仅决定了1944年的军事战略，而且预定了战后欧洲的政治格局，使之变得更有利于苏俄了 [ 作者注：《欧洲争夺战》（1952年版），第141-142页。 ] 。
九、 向俄国的投降
1943年9月3曰，联军在意大利半岛的南部登陆了。此后，联军在这个半岛上的进展是极为迟缓的，以致于直到1944年6月6日侵入诺曼底的前两天，才占领了罗马。由于缺乏登陆艇，入侵法国南部的计划（“铁砧”行动），不得不拖延到8月15日才执行。此时，这一行动对于主要作战（即“大君主”作战）已经没有什么辅助作用了，因为那时的驻诺曼底德军，已在法莱斯会战中遭到了决定性的惨败。这种分散兵力的作法，虽然可以使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无法在意大利继续进行战役，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官员们，却坚持采取“铁砧”行动，并且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尽管邱吉尔和他在意大利的将领们表示反对，并提出了建议，罗斯福却在1944年6月29日宣布：
“关于发动‘铁砧’作战的问题，自从德黑兰会议达成协议之后，在未同斯大林磋商以前，任何主张放弃这个作战的行动路线，都是我决不能接受的……最后，也是为了这里纯粹的政治考虑（指美国大选）。假使“大君主”作战受到一点挫败，大家都会知道，那是因为有相当大的兵力被派到巴尔干去了的缘故。那样的话，我的总统也做不成了。” [ 作者注：转引自《笫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7页，和附录D。 ]
实际上，邱吉尔的建议与巴尔干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他只是说，把在意大利的兵力用来经过卢布尔雅那隘道向维也纳进攻，要比把大部分兵力转用于法国南部更为有利。而且，根据这个建议，有可能在俄国进入德国东界以前把德国打败。但这个建议被取消了，抢在俄军进入德国之前打败德国的机会也就终于丧失了。
布莱德雷将军写道：“到了9月1日，敌人在西线上的实力被彻底瓦解了。” [ 作者注：奥马尔·布莱德雷：《一个军人的故事》，（1951年英文版），第411页。 ] 尽管如此，追击却不可能。这不是因为艾森豪威尔缺乏军队，而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石油来供应他的大批机动车辆。他没有理睬蒙哥马利的催促，收缩了他的战线，并决定减慢前进速度，而准备在他的整个战线上进行另一场大会战。这一拖延又为德国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卷土重来。
在9月10日召开的第二次魁北克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提出了一个防止德国战后再武装的计划，更进一步地打击了联军的战略。这一计划主要是由摩根索的助手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起草的。这个人在1951年8月被美国参议院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判明是苏联的间谍 [ 作者注：参见切斯利·曼利著《二十年的革命》，第102-103页。 ] 。该计划的目的是要拆除或毁灭德国所有未被破坏的军事工厂，破坏鲁尔和萨尔地区的矿区，把德国由一个工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农业和畜牧业的国家。罗斯福总统和邱吉尔先生都接受了这一计划，并于9月24日把它公布于众 [ 作者注：这一计划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后来不得不加以修改。当时的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回忆说：他向总统读到关于把德国变成一个畜牧业的国家的句子时，总统听后，蹒跚着说他不知道要草签这样一个计划，然而，最后他还是不加思考就签了字。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1949年英文版），第336页。邱吉尔说，他自已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138页。 ] 。这个计划似乎详细说明了“无条件投降”的真正含义，所以，使得千百万原来反对希特勒政权的人，也感觉到与其接受这种迦太基式的和平，还不如在希特勒的领导下作战到底。
这种无偿的精神输血，加上艾森豪威尔所采取的宽正面防线战略，使从雷米根到科尔马之间的三百五十英里的正面上，发生了一系列的激烈苦战。12月中旬，希特勒突然地在阿登地区进行反攻，清楚地暴露了艾森豪威尔指挥才能的贫乏。反攻虽然失败了，但它却使联军损失了七万七千人，而且威信也受到了打击。然而，斯大林却乘此抓住了一个机会。当美英两国正在陷入困境时，他同意召开另一次三巨头会议。罗斯福再度当选总统后，曾多次提出召开这种会议。但斯大林一直未予同意。当时，因为希特勒已把他的整个战略预备队，都用到阿登地区的攻势中去了。斯大林决定，在1月中旬发动俄国的冬季战役。他希望在三巨头会晤之前，俄国能占领波兰的全部领土。那样，他就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从而展现在他的盟友面前的则是一种既成事实的局面。事实正是这样的。等到1945年2月4日三巨头在克里木的雅尔塔集会时，俄国的元帅已把他们的部队带到了奥得河旁。
总统离开美国前往克里木时，他是怀着高度希望的，可却没有什么准备 [ 作者注：詹姆斯·伯恩斯：《坦率直言》（英文版），第29页。 ] ，因为战争正在接近尾声，现在，正是他需要设法获得与斯大林在联合国组织中诚意合作的时机了。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他看不出在苏美两国之间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他认为，邱吉尔是一个纯血种的帝国主义者，而斯大林却不是那种人。同时，为了清算不列颠、法兰西与荷兰的亚洲帝国的势力，他需要斯大林的支持；为了结束日本人的问题，也需要斯大林的援助。因为，他的参谋官员曾经警告说，如果没有俄国人的援助，美国要想征服日本，就需要付出“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作代价。”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5页。 ] 所以，还在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就下定决心，允许斯大林在欧洲有放手处理的权力，以此作为他获得俄国支持的交换条件。
由于斯大林的现实主义与罗斯报的理想主义汇合在一起，雅尔塔会议终于成了一个超级的“慕尼黑”。当时，罗斯福受到了哈里·霍普金斯和其他一些人的影响，采纳了他们的建议，而在这些人中，就有国务院的阿尔格·希斯，他是一名苏联的间谍。
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把德国分成几个区，每个区都由一支同盟国的军队占领，强制执行无条件投降，强迫德国人为同盟国工作，而且，德国还要付出二百亿美元的赔款，其中一半给予俄国。
当斯大林同意参加在四月间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时，波兰则被投入了虎口。然而，英国之所以不惜一战，却恰恰是为了保证波兰的完整。它的东界确定在“奎松线”上，它的西界则暂时决定扩展到奥得河与尼斯河之线。由苏联操纵的卢布林委员会，则于1944年12月31日，自动宣布改组，变为“波兰解放临时民主政府”。为了敷衍西方舆论，在以后再进行选举的前提条件下，曾经允许流亡政府中的少数分子参加临时政府。所谓自由选举，不允许中立的观察员进行监视，因为在波兰人看来，那等于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接着，在一次邱吉尔没有参加的秘密会议上，斯大林同意援助美国对付日本。交换条件是罗斯福同意承认外蒙古的现状，恢复1904年到1905年苏联所丧失的土地，即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同时还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管理中东和南满铁路。而这些领土大部分是属于中国的。由此看来，罗斯福差不多是把帝国主义和“大西洋宪章”都完全忘记了。
在这次会议期间，联军在艾森豪威尔的统率下进攻到莱茵河地区，但是，直到3月23日，由乔治·S·巴顿将军领导的美军第3集团军，才在阿本汉渡过了莱茵河，第二天，英军第2集团军和美军第9集团军也在蒙哥马利元帅的指摔下从威尔渡过了莱茵河。
4月3日，当莫德尔元帅和他的三十二万五千名官兵在鲁尔投降后，通往柏林的道路便畅通无阻了。虽然朱可夫和科涅夫元帅仍停滞在奥得河与尼斯河上，但维也纳已经落入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手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以最快的速度前进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破坏了、或者说已无视当时正经受考验的雅尔塔协定的每一个重要条款。如果柏林和布拉格都在英美军队手中，那么，美国和其国就能处在一种较有利的地位，从而迫使俄国人遵守这个协定。邱吉尔说：“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情加以纠正，世界很快就能看出，我和罗斯福先生在克里木协定上签字之后，协定便变成了一个欺诈的计划书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370页。 ] 。
艾森豪威尔完全不懂得克劳塞维茨的军事理论，因此，他的想法也完全是相反的。他在一个报告中写道：“当敌人处在最后崩溃的边缘时，军事因素在我眼中比政治上的考虑包括由哪一个同盟国占领首都更重要。我们部队的任务必须是粉碎德国的军队，而不是分散我们的兵力去占领被洗劫一空的城市。” [ 作者注：1944年6月6日到1945年5月8日，联合参谋部最高司令关于欧洲联盟远征军作战的报告，（1946年版），第131页。 ] 结果，4月14日，在罗斯福总统逝世的两天之后，新的继任者，哈里·S·杜鲁门先生便命令艾森豪威尔把他的部队停留在易北河畔，把柏林和布拉格放弃给了俄国。5月2日，俄军占领了柏林；到5月8日的午夜全面停战之后，才占领了布拉格。
“对于美英两国来说，诺曼底会战的结果好象是索当手里的苹果一样，当它们被采摘到手之后，马上就变成了灰烬。希特勒和它的“军团”固然是被毁灭了，可是取而代之的却是斯大林和他的亚洲“乌合之众”。这是因为西方盟国的目的只是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胜利”，并且坚持不顾一切地使德国失败和毁灭。斯大林则是一个超级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战略始终与他的政策相配合，所以，他终于能够占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芬兰的一部分，波兰、德国的东部和中部，奥国的三分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保加利亚。欧洲的三大名城，即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都落到了他的手中。除了雅典之外，东欧每一个国家的首都也都受到他的控制。俄国的西疆已经由普里皮亚特沼泽推进到了图林根山，前进了七百五十英里。世界又回到了查理曼大帝的时代，斯拉夫人站在易北河上，站在波希米亚森林之中，一千年来的欧洲历史又倒转过来了。” [ 译者注：引自本书作者的《西洋军事世界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卷第596-597页。 ]
十、 战术的重大转折
1944年10月23日至26日，美国的第3和第7舰队在莱特湾进行了一次大海战，并且赢得了这次海战的胜利。这次海战决定了日本的命运。除了几艘老军舰以外，日本的海军已不存在了。水矾内阁的海军部长米内光政曾说：他认为这次失败相当于失去了菲律宾。至于这次会战更大的意义，他说：“我觉得那是战争的结束。” [ 作者注：引自C．范恩、伍德沃德著《莱特湾的会战》（1947年版），第231页。 ]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却没有领会这“更大的意义”。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如何打败日本，而是要从日本的失败中如何榨取最高的政治利润。这比他们在欧洲遇到的问题要简单得多。在欧洲，他们必须考虑同盟国之间的关系，而与日本的战争，有百分之九十五是美国一个国家的战争。因此，为了避免纠葛，美国有必要独立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懂得这一点，而且能够看清，只有俄国会使这个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那么，美国最好是在德国崩溃以前，或是刚刚垮台之后就结束它与日本的战争。这就是说，要趁俄国还在忙于欧洲事务而无暇东顾之机结束战争。那么有这种可能吗？如果清楚问题的战略性和政治性的重心，回答是毫无疑问的“是”。
首先要说明的是，日本的地位在战略上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的经济潜力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十，可耕面积是百分之三，然而它却不得不供养比美国的一半还要多的人口。日本的大批原料和谷物都要依赖满洲和朝鲜，这就必须越过日本海和黄海，所以，它的商船舰队就是它的战略重心。对日本海运的攻击也就成了美国潜水艇的主要任务，而且它们对造成日本失败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被击沉的船只总数为八百九十万吨，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点七是由潜水艇击沉的。”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11页。 ]
然而，美国人没有集中兵力去攻击日本的海运，没能通过经济的损害去迫使日本投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采用的战略，是以侵入日本本土为基础的。在侵入的准备过程中，在莱特湾会战之后不久，美国空军就以马里亚纳群岛为基地，实行远程轰炸向日本进攻。最后统计，对六十六座城市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其中有二万二千九百吨落到工业地区。 [ 作者注：同上，第17页。 ] 这种轰炸虽然也降低了日本的生产能力。但是，海运上的损害才是日本经济崩溃的主要因素。这是因为，对日本经济的致命打击，不是毁坏工厂和都市中心，而是切断重要原料、煤、石油和谷物的交通运输。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指出：大量的轰炸是重复性的，因为日本的大部分工厂，特别是炼油厂、钢厂和军工厂等，都是早就缺乏原料了。所以，大致说来，日本的经济被毁灭了两次。一次是原料输入的渠道被切断：一次是遭受空中的攻击。另外，日本的铁路网也是很容易被摧毁的。如果对铁路网进行攻击，那就会加快和加大海运攻击所产生的效力。调查报告认为，这样的进攻，如果事先有充分的计划，则在1944年就能发动。调查报告估计，只要出动六百五十架B-29飞机，让它们携带五千二百吨高效爆破性炸弹，就能有效地封锁日本所有的铁路干线。 [ 作者注：同上，第19页。 ]
可是，为了进攻这六十六座城市，美国却出动飞机一万五千架次，投下了十万四千吨炸弹。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这一点上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略错误。
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同样也没有抓住政治重心。这个重心是日本天皇。他是军队的神圣领袖，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代表天意的。然而，他有一件事是不能做的，那就是命令他的人民无条件投降。这样一来，他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名战犯，并将遭受审判或被枪决。 [ 作者注：根据摩根索的计划，所有重要战犯名单上的人都要枪决，而罗斯福更主张不必进行审讯就把这些人枪决。引自《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38-339页。 ]
1944年初，日本海军参谋部的高木少将曾经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为了结束战争，日本应该寻求一个有妥协的和平。1945年4月15日，铃木贯太郎接替小矶担任了内阁总理的职务。他是想实现这个计划的，但是，只要想到天皇的地位将受到“无条件投降”的危害，他就不愿意这样做了。自1月以来，天皇就不断地感到必须结束战争，因此到6月时，天皇决定派近卫文麿以特使身份去莫斯科，请苏联出面调解。与此同时，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佐滕也奉命通知苏联政府，日本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不能无条件投降。他想劝说克里姆林宫为日本提出和平条件。
在此期间，华盛顿方面也在考虑结束战争的方法和手段。虽然美国陆军部主张入侵日本，空军则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只要对“无条件投降”作出“合理的解释”，日本是会投降的，“唯一使他们犹豫不决的，是关于天皇的未来地位问题。” [ 作者注：参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R·S·克莱茵（1951年版），第333-347页。 ] 后来审讯日本高级战犯时，得出了一种看法，认为“日本人已经处在快要投降的边缘上，但是对帝国主义制度的废除和天皇本人要受到战犯待遇的惊恐，却在支撑着他们。” [ 作者注：N·柯伦特：《史汀生部长：国家管理的的研究》，（1954年版），第224页。 ]
正当这些意见还在酝酿的时候，原子弹的发展已经进展到几乎即将成功的阶段， [ 作者注：邱吉尔第一次提到原子弹是在1941年8月3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730页）；而戈培尔则在1942年3月21日才提到它（《戈培尔日记》，第98页）。 ] 1946年4月，史汀生指派了一个委员会，为他提出关于使用原子弹问题的建议。6月2日，他在—份备忘录中向杜鲁门总统陈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如果原子弹的最后试验和准备能够圆满完成的话，那么，原子弹的使用就可以作为侵入日本的一种选择方策。他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要先发出警告，指出：“我们将对这个岛国施加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使用将会使它承受不可避免的毁灭。”此外，他还私下设想：“如果加以补充，说明我们并不反对日本在现有王朝之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那么，实际上就会增加日本投降的可能性。”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8页。 ]
7月17日，召开了波茨坦会议。同一天，史汀生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一个重要的消息，说是前一天对原子弹进行的最后试验已经绝对地成功了。于是，杜鲁门和邱吉尔为了避免入侵所带来的伤亡而决定使用原子弹。邱吉尔写道：“现在，所有恶梦般的阴影都已经消除了，前途似乎是一片光明，一两声巨响就可以结束战争……此外，我们也不必再去要求俄国人的帮助了。” [ 作者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552-553页。丘吉尔说，他从来没有想过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是不合理的。他说，在原子弹降落之前，日本已是必败无疑了。 ]
邱吉尔错了。因为斯退丁纽斯告诉我们说：“甚至到波茨坦会议时，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美国军界仍坚持要苏联加人远东战争，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两次会议中，美国的参谋首长们特别关注日本在满洲的军队。这支独立的军队被认为是日本军队的精华……而且人们还相信，即使日本岛投降了，如果俄国不卷入到战争中来，这支军队还能将战争拖延下去。” [ 作者注：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雅尔诺会议》（英文版1950年），第96页。实际上，在那时“精华”也变成了“糟粕”，受过训练的人员早已被抽调走了，而且也没有石油。 ]
在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前，东京与驻莫斯科大使佐滕之间的来往电信，都被华盛顿破译出来了。 [ 作者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的密码即已被破译，在整个战争中都是如此。 ] 7月13日，日本外交部电告佐滕说：“在莫洛托夫前往波茨坦之前，赶紧把帝国政府希望结束战争的强烈愿望告诉他……‘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的障碍。” [ 作者注：R．巴托：《日本的投降决定》（1954年版），第130页。 ] 这样，日本的险恶地位就已变得象晶体一样透明，而且，立即结束战争的道路似乎也已打通。但是，美国仍于7月26日对日本下了最后—道通牒：“我们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的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就要彻底被毁灭。” [ 作者注：《波茨坦宣言》，全文参见《日本的投降决定》一书的附录C，第243-234页。 ] 其中，没有一字提到天皇。
两天之后，铃木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他宣布说，那是“不值得大家注意的。”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69页。 ] 于是，为了掩护俄国按预定日期（8月8日）进入战争，美国决定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一颗于8月6日投在广岛，另一颗于8月9日投到长崎。8月6日是星期一，上午8时15分，一个火球在广岛中心西北方的上空出现了。它的爆炸威力相当于二万吨梯恩梯炸药；在它的中心，温度高达一亿五千万摄氏度，这比太阳中心的温度还要高出大约十倍。 [ 作者注：弗雷德·霍伊尔；《自然宇宙》，（1960年版），第36页。 ] 它所产生的压力，据估计每平方英寸上是十万吨以上。一股“风暴性的大火”使几百个火头同时点燃了，最远的离爆炸中心有四千六百码的距离。城市中有4.5平方英里的土地完全被烧坏，有七万到八万的人死亡，五万人受伤。尽管如此，在这座城市边缘上的工厂，却几乎完全没有被损坏。“据估计，如果战争继续进行的话，这些工厂能在三十天以内恢复正常的生产。” [ 作者注：《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总结报告》（太平洋战争），第24页。 ]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一致同意，把“无条件投降”问题提交天皇去作最后决断。日皇决定求和，10日，东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准备接受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中所提出的条件，但是要求，宣言中不包括任何改变天皇统治大权的内容，只能在有此谅解上下接受宣言。
为了避免消灭许多分散日军的困难，避免使这些日军因失去天皇的控制而自由行动，同盟国与8月11日作出答复，回电指出：“自投降之时起，日本天皇和政府的国家统治权，应臣属于联军的最高统帅。” [ 作者注：贝巴托著《日本的投降决定》，附录F第245页。 ] 14日，日本天皇接受了这个条件，于是立即停火。9月2曰，日本的代表签署了降约。
史汀生对此事的评论是很有启发性的。
他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若不使用原子弹日本会不会投降，而在于是否有一种不同的外交和军事路线能促成它早些投降。在这里，情报的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从战后的采访中发现，在日本内阁中，有大部分人早在春季就愿意接受最后的条件。美国政府对于这种一般的态度，也是早已知道的……所以，美国人如能早日明确表示愿意保留天皇，那么，提早结束战争是大有可能的。1945年5月间，格鲁以及有关的人员就曾热烈地提出过这个建议。” [ 作者注：《在和平与战争中服役》，第371-372页。约瑟夫·O·格鲁是代理国务卿。 ]
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坚持“无条件投降”的政策，不是在政治上和战略上缺乏远见，那么，战争在1945年5月就能结束了。能在5月结束战争，那是很关键的一步。那样，西方同盟国就可以在远东赢得一种有利可图的和平。如果战争在那时结束，俄国人就没有可能加入战争，由于它的加入而产生的一切灾难性后果也都可以避免。这样一来，也就没有必要投掷那两颗原子弹。诚如汉森·W·鲍德温所说：使用原子弹只有一个目的，“不是保护一种稳定的和平，而是加速胜利。” [ 作者注：《战争中的大错误》，（1950年版），第101页。 ]
然而，原子弹的投放却已成了事实，它给全人类带来了恐怖和忧虑。人类的创造能力被转变成灾难的根源。工业革命在军事上的表现终于进一步显示出来了。应用爆炸形式的核能作为武器使人类战争中的战术经历着重大转折——它使物质战争不再是一种有利的政治工具。
十一、 从胜利到失败
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以后，邱吉尔越来越意识到，俄国对欧洲是—个威胁。但是，到了那时，由于美国的权力正在日益增长，再加上英国的经济依赖着租借法案，邱吉尔不能不受到束缚。因此，到诺曼底登陆时，战争的指挥权几乎完全落入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手中。最后，德国投降了。邱吉尔为此写道：“照我看来，苏联的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的地位。……我已经感觉到，苏俄帝国主义的巨大阴影正向那些孤弱的国家压过来。” [ 作者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5-406页。 ] 四天之后，即1945年5月12日，他给杜鲁门总统发去一份电报，说：
“我极为关注欧洲的局势……俄国的情况怎么样？……一层铁幕垂在他的防线上。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在干什么。看来毫无疑问的是，吕贝克——的里雅斯特——科孚线以东的全部地区，很快就会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与此同时，我们人民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如何惩治德国的问题上。实际上，德国已成为一块裸露的废墟。如果俄国人要选择这条路到达北海和大西样海岸，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就会达到目的。……总之，在我们的实力还没有消失以前，和俄国解决这个问题，照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而压倒一切的。” [ 作者注：邱吉尔把它叫做“铁幕电报”。并且说，“在我写的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公开文件中，这一个最能代表我的判断。”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第6卷第498-499页。 ]
关于这一点，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忽视了自己对于造成这场悲剧所起的作用。当他单独一人指导这场战争时，他曾宣布要以“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为目标。他要这样做真是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判断曾是很高明的。
他在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写道：“政府和个人都按照这悲剧的韵律，摇摇晃晃地进入到无效的暴力之中，屠杀和破坏的规模日益增大，使人类社会所遭到的伤害，在一个世纪内都难以恢复。……胜利的代价是如此昂贵，以至于几乎难和失败相区别。它甚至连胜利者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这个以武力获得的最圆满的胜利，既不能解决欧洲问题，也不能消除再产生战争的危险。” [ 作者注：《191年的世界危机》，（1923年版），第17-18页。 ]
既然胜利是不惜一切代价而赢得的，那么问题就是如何阻止“苏俄帝国主义的广泛影响”。但是，美国人却无意去阻止它。拼命进行战争和毁灭德国的意愿，本是罗斯福时代的特征，而到了杜鲁门执政时期，这个意愿又被带入和平之中。为了不得罪公众舆论，它却没有考虑未来。继续控制美国政策的，不是政治家的才能．而是军国主义的作风。
这与1870年的俾斯麦相比是多么不同。那一年9月，普鲁士的《民族日报》对于给予被俘的法国皇帝以周到的礼遇表示不满。于是，俾斯麦说道：
“群众的感情，公众的舆论，往往都是采取那样一种路线。人民总是坚持主张在国家与国家的冲突中，征服者应该审判被征服者，并根据手中的道德法律，对他们进行应有的惩治……这是一种极不合理的要求。惩罚与复仇和政策是毫无关系的。决不能把政策与公众的惩罚冲动混为一谈，也不能只想着行使法官的职权……在上面提到的事情中，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一个有用的拿破仑和一个无用的拿破仑，这两者哪一个对我们更有用呢？总有一天他会重新崛起，这决不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莫里茨·布希：《我们的前首相》，（1884年英文版），第1卷第98-99页。 ]
无条件投降是不够的，对德国的经济还要彻底地摧毁，而且摩根索计划的大部分还要执行到和平时期。但是，围绕着这个忍饥挨饿，疾病蔓延和无政府状况所统治的残破不堪的中心，将要如何建立欧洲的和平与繁荣，杜鲁门似乎是从来没有想过。
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两项措施：一是“工业计划的水准”，二是“占领训令”。这两项措施的文件都很冗长，难以引录，但是下面提到的项目足以把它们的意图解释清楚。
“工业计划的水准”：它的目标是要把德国的工业资本装备减低到最低限度，并且把所有的剩余物资都用来抵作赔款。一切战争工具，所有类型的飞机，所有的航海船只都禁止保留，综合性的石油产品和橡胶产品，无线电器材，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都禁止生产。钢铁的产量每年不得超过五百八十万吨，所有的非金属，基本化学物质、机械工具、电力装备、摩托化车辆、铁路机车和货车等等的产量，也要大幅度地降低。“这个计划的总目标是要把德国工业的整个水准降低到战前1938年时的水准的50—55%。” [ 作者注：参见古斯塔夫·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1948年版），附录D第294-299页。 ]
这也就意味着有千百万德国人要忍受饥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最慷慨的国家，本来应该预见到，文明世界对于这种情形是不能无限期地容忍下去的。
“占领训令”（参谋长联席会议：1067/6）；它规定了艾森豪威尔将军所应遵守的政策，而作为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他也要督促其他占领国采取同样的政策。德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结构要使之分散，结社要予以禁止。所有的纳粹党员，以及纳粹主义的支持者都应被开除公职和私人企业。一切军事组织，包括德国军官团都应被解散。所有的纳粹党官员、政治警察、党卫军、参谋部官员、高级军官，城乡的地方行政长官和纳粹的同情者，都要加以逮捕。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所有的民事、刑事法庭和教育机构都应关闭。对军队的抚恤金和个人津贴都要取消，一切金、银、货币和证券都要充公。对于德国的经济复兴将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规定德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准高于任何邻国的水平 [ 作者注：同上，附录C第273-293页。 ] 。总而言之，要把德国变成一个超级集中营。
所有这些都是在波茨坦会议上最后达成的一致协议。这个会议是在7月17日举行的。这时斯大林已经是稳坐江山了了，因此，这次会议也可以说是对他的祝捷大会。
在这次会议的议程上，两个主要的项目是德国和波兰问题。关于德国，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和上面的计划都已确定。赔偿的分配主要是有利于俄国的。审判主要战犯的方法也取得了一致的协议。此外，还同意了把柯尼斯堡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割让给苏联。
关于波兰，对它的西部边界达成了一个协定，但最后的确定还要等到和约签订之后。尽管如此，奥得河与尼斯河以东的德国领土，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分和前波兰走廊地区，目前即应由波兰接管。
此外，这次会议还一致同意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境内的德国人，以“适当的、仁慈的方式”都遣送到德国西部。大约在两年之后，苏联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而欧洲却在混乱中挣扎。由于这种局势，杜鲁门才感觉到了危险，因此，他交给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一项经济使命，叫他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应该做些什么工作。1947年3月18日，胡佛提交了他的报告书。
他在报告书中写道：“目前，美英两国的纳税人每年大约要付款六亿美元，才能使美英占领区内的德国人不至于饿死……要想恢复欧洲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生产。整个欧洲与德国的经济是有内在联系的……如果德国的生产力得不到恢复，那么欧洲的生产力也无法恢复。……认为新德国将变为农业国家，那是一种幻想。除非我们把这二千五百万人口加以毁灭或迁徒，否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关于‘战争潜力’也存在着一种幻想。地球上所有的工业在近代战争中几乎都可以成为‘战争潜力”……最大的幻想莫过于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在规定的‘工业水准计划’下，德国可以自给自足。认为没有德国经济的恢复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能够复兴。则是另一种幻想……我们可以使德国永远不能解除经济的锁链，但是，这也会使整个欧洲永远处于贫困之中。” [ 作者注：报告的全文，参见斯托珀著《德国的现实》一书，附录E，第300—311页。 ]
这是美国的具有权威性的声音。但是在所有的幻想中，最伟大的幻想还是要算罗斯福总统的“灵感”。
我们回过头来对欧洲的悲剧进行检讨，如果不怕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欧洲历史中的“黑日”。就是1917年4月6日。美国就在那天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就导致了命令性的凡尔赛和约，同时，也埋下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的祸根。美国第二次介入所造成的灾难更大，它根本就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形成了永久性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恐惧。
所以如此，与贪财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贪财是许多次欧洲战争的起因，而美国却从来没有垂涎于欧洲的每一英亩土地。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没能理解战争是政治的工具。他们不知道如何进行战争，结果也就不知道如何制造和平。他们把战争看作是一种致命的“游戏”，以为得到奖杯便是胜利。
第一个决定命运的步骤是在阿卡迪亚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罗斯福总统的“伟大计划”，实际上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幻梦，而它取代了理应制定的大战略政策。然而说来也奇怪，大约就在同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尼古拉斯·I·斯巴克曼，却就政策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他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要有实际性，那么它的基础就不能是梦想中的世界，而应该是根据权力政治的现实国家关系。”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应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在新世界中起主导作用，另一个是在旧世界中维持权力平衡。鉴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的权力平衡都已经被破坏，美国战争的目标就是要恢复这种权力平衡。关于这一点，他写道，不要要求把德国和日本完全毁掉，免得为俄国控制欧洲和远东开了方便之门。他说：“一个从乌拉尔山到北海的俄国，井不比一个从北海到乌拉尔山的德国会好到那里去。”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远东。他还写过：“必须消除日本再度征服亚洲的危险，但是这并非必不可免地消灭日本的军事实力，而把太平洋交给中国或俄国去控制。” [ 作者注：《世界政治中的美国战略：美国与权力平衡》，（1942年版），第446、460页。 ]
英国也有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错误：一是时机，二是目标。这一次，又是剑桥大学的教授赫伯特·巴特费尔德对这两个错误作了透彻的分析。
他写道：“对于一种理论来说，如果历史上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先例，那么，这个理论可以算是古代外交传统的精华……如果有两个对立的大国对欧洲大陆的现存秩序都构成了威胁，而且你又不愿意他们之中有哪一个被击倒，那么，在他们进行搏斗时，你必须仔细地选择时机，再出面干涉，并且要明白，你的干涉仅仅是为了挽救两个国家中那个也许要被摧毁的国家。这是因为，只有在欧洲大陆上同时保存两个这样的大国，整个世界才能获得安宁。但是，如果你出于为正义而战，决心要消灭其中的一个国家，那么，你就必须用你的血汗和财力，去帮助另外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前所未有的‘怪物’，这样，在下一阶段，你也必然会自食恶果。换句话说，如果你想用总体战争的方法来扫清这个侵略性的世界（即为正义而战）。那么，这种政策，就象是抱薪救火，甚至是一种没有实用价值的政治。” [ 作者注：《基督教与历史》，（ 1950年版），第141页。 ]
如果那些政治家也象这些教授一样，深知战争是政治的工具，那么，我们今天就可能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了。
第14章 和平问题
一、 回顾
在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之前，我们如能首先回顾一下这个时代的某些突出特征，那么对于集中读者的思想，也许能有一定的帮助。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型文明的出现。这是卢梭的“全体意志”观念与瓦特蒸汽机所产生的能力交配而成的混血儿。它的制度还是因袭古老的农业化社会的秩序，而它的活力却摸索着向新兴的工业化社会秩序前进。这两种制度之间的拉力，造成了猛烈的振荡。在国家内部，它们引起了社会动乱，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则增加了敌意。早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我们已可看到这种新型文明的萌芽。于是，也就出现了两种绝对性的理论，来对它的前途进行论断。一种是克劳塞维茨所提倡的战争理论，另一种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经济理论。他们两个人都是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他们的前提都是正确的，但其结论却都是错误的。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这一原则，是所有军事思想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但是，他又坚决地认为：要彻底地把敌人打倒，以破坏大战略的目标。然而，大战略的目标是要求有利的和平，并不是要把对方完全歼灭。对它来说，倒是要消除或减少战争的起因。马克思认为。由于人类是使用工具的动物，所以他所制造的工具必然要影响社会的进化和社会所要采取的形式。马克思的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可是他却从这一观点中到出了错误的结论。他认为，社会的形式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才能改变。克劳塞维茨没有认为和平是战争的最终目标；而马克思则不懂得，在蒸汽时代中，最后的经济和社会目标是通过进化来创造工业化社会，而不能用革命的程序，因为雇主（老板和经理等等）和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是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力量，就象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样。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都太注重暴力了，而暴力只能起强制作用，并不能产生创造作用。
工业文明所引起的第一个战争是美国内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经济的。而它的发展过程，则显示了军事对于工业的依赖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时，道德开始衰退，因为不断前进的唯物主义是非道德的，它冲开了旧文化的纽带，拆散了旧文化的维系力。战争开始成为城市与农村之间、工厂和种植园之间的竞争，而其结果表明，大企业是优胜者。
从美国内战的结束到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和西欧都加速了工业化的发展。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变成了工业国。这些国家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用前所未有的规模争夺殖民地，因而导致了激烈的国际斗争。尽管如此，各国的内部却还十分宁静。但是，社会制度的变化要远远落后于工业的发展。尽管工业的发展增强了武器的杀伤力，但是军事理论思想仍然停留在前膛枪的时代。政治家与军人，都还是以刺刀和马刀为基础来考虑问题。他们没有想到，在工业时代中，工厂已经成了军事力量的泉源。这就象农业时代中农民是战斗力的主要泉源一样。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石油变成一种新的动力，加上电学的发展，使得工业革命进入到了第二阶段。不过，这些在军事技术中所引起的激烈变化，当时却还很少有人注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虽然主要是工业性和商业性的。但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所有交战国的军队对于他们将要进行的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战争，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只有产生僵局以后，他们才开始求助于工业和科学，以便把自己从堑壕的泥沼中解救出来。由于遭受封锁，德国的工业能力和农业生产几乎消耗殆尽，因而战争终于结束。但是这时，那些胜利者在寻求和平的工作中，不仅没有设法根除战争的经济原因，反而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结果又回到了1913年的大企业路线。作为一种推论，他们的军事组织也基本上没有改变，仍是维持产生最初僵局的那种组织形式。
重新回到大企业路线以后，加速战争的震荡又重新开始出现了。当欧洲国家陷入革命旋涡之中时，美国工业化的集中发展竟是如此迅猛，以致于美国财富的一半都集中到了二百家大企业手中。财富的集中，一方面能大大增加生产力，另一方面却没能建立起人民消耗生产力的购买力，结果便造成了1920年的金融崩溃。在这个灾难中，大企业开始转换为大政府。
在俄国，这种情况早就发生过了。那时，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试验，而这一试验破坏了生产，迫使他不得不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和他自己的新经济政策。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努力想在他的“社团国家”中增进人民的购买力。于是到了1933年，罗斯福在美国，希特勒在德国，同时开始解决同样的问题。罗斯福所采用的手段是实行“新政”，希特勒则是实行“新秩序”。可是，这些未来的经济救世主，都没有找到使消费与生产平衡的手段。结果，他们被迫走向了战争。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指出的那样：“军队纯粹是一个消费团体……在有益的生产和有益的消费之间，它及时地把差别降低到……大量生产的成功必须依赖大量的消费，而消费得最快的，莫过于有组织的毁灭。”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第93页-94页。 ]
后来，在1939年，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当然不免会有许多人死亡，但是没有人失业；消费使生产感到紧张。但要毁灭的主张更导致了加速致命武器的发明。最杰出的发明，是把原子能作为一种新威力的能量，其次是电子控制设备的发展，从电子控制设备中又产生了“自动化”技术。采用“自动化”技术的目的，是要用机器来代替人脑。这正如瓦特的蒸汽机和戴姆勒的内燃机一样，其目的是用机器来代替人畜的体力。有了自动化和核能，工业革命也就开始进入它的第三阶段。
想而，在1945年，由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战争也随之结束了。但是，和平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战国”的状况依然存在。因此，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今天的工业化战争社会是否会演变为明天的工业化和平社会呢？
二、 核能对于战争的影响
把核能转变成为爆炸物，这和火药的发明形成一种对比。于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虽然火药在当时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就象今天人们反对核武器一样，但是人们并没有拒绝使用它。所以，核武器今天也会停留下来不再离开了。这种想法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一种新科学程序的“技能”是不能加以取消的，但是，当我们采用它的时候，却应该有重要的保留。这就是说，在所有的战争中，除了最原始的战争以外，为要达到一个有利的目标，则对使用的毁灭工具必须加以相当的限制。例如，在封建时代，一个国王的目标就是要使他的那些粗暴的诸侯对他表示臣服。那时，原始火炮的发明被认为是具有极大价值的。因为它能击毁诸侯的堡垒，使诸侯丧失抵抗力的基础。但是，如果火炮的破坏力太大，不仅能破坏堡垒，而且还会使方圆几里之内的一切田园、牛圈以及家仆、农奴等等都同归于尽，那么，结果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那样的话，诸侯们无法表示他们对国王的臣服，将没有可供朝贡的东西，这样，也就是手段把目标吞食了。
这一原理对于所有的文明战争都是适用的，因为在力量与目标之间总有一种关系存在。力量必须充足才能达到目标，但是力量不能过度，否则就会抵消目标。这一点，在核战争中是个关键。
在广岛投下的原子弹，其威力为二万吨梯恩梯当量。此后，人们所称的核武器，如氢弹，也试验成功了，它的威力已是二千万吨梯恩梯当量。而且，它们的威力还可以继续上升，没有止境。另外，所谓的“战术”核武器也发明出来了，它的威力可以小到一百吨梯恩梯当量。 [ 作者注：亨利·A·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年版），第13页。 ] 这样就使问题更加复杂了。哪是划分大威力和小威力核武器的分界线呢？常识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即是说，手段应该与目标相称。但是非常遗憾，在战争中，常识却是一个稀少的东西。一种核武器，即使是威力很小，如果一旦被使用，那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的破坏力，而它却能很快达到“百万吨级”的标准。据估计，在一场氢弹攻击中，只要“持续大约30小时，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将会死亡或重伤。” [ 作者注：弗里茨·斯顿伯格：《我们时代的军事和工业革命》，（1959年版），第6页。 ] 所以，从政治目标是否合理的观点来看，一个全面的核战争可以说是毫无意义。
尽管如此，美国战略中的基本假定，还是认为，下一次战争将以一个珍珠港式的核进攻为开端。这样，美国必须赶在苏联消灭美国之前先消灭苏联。如果美国政策的目标是要采取一个核奇袭，这种想法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美国政策的目标并不是这样，因为美国政府早就公开宣布，它永远不首先使用全面性的核武器。这种战略观点的错误，就在于它把今天的战争假定为绝对性的战争了。这就是说，要想赢得一场战争，必须从政治上歼灭敌人，即要求对其他国家作有效的占领。这个概念是反动的。坚持这样的观点，实际上是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会战的年代，不惜任何代价去扫除一个障碍，结果又造成了另一个障碍。为了占领敌人的阵地，必须通过一片坑坑洼洼的不平地区，而且，还要在难以料想的混乱中去占领敌人的整个国家，并且负责去管理它。更为糟糕的是，因为这种颇有古风的战略，把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道德的考虑都抛开在外，从而也就为苏联的乘虚而入敞开了方便的大门。然而，按照艾萨克·多伊彻先生的说法，“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会比俄国更加害怕核战争。” [ 作者注：《伟大的竞争：俄国与西方》，（1960年版），第43页。 ] 如果不谈其他原因，单从它使战争丧失政治意义这一点来说，这一看法是相当准确的，因为政治意义正是苏联战略的灵魂。
这当然不是说，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害怕全面性的核战争，害怕共产主义会因此而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他们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认为无论何种技术发现，不管它有多么强大，都不能消除历史的法则。他们所害怕的，倒是核战争会毁灭工业基础，使共产主义暂时不能出现，因为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概念，是建立在工业基础之上的。不管是核战争还是非核战争，赫鲁晓夫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是一定会成功的。1955年，当“和平攻势”达到最高潮时，赫鲁晓夫曾说：“……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那么他就错了。除非龙虾学会吹口哨，否则是不可能的。” [ 作者注：丹尼斯·希利：《国际事务》，（1956年1月版），第32卷第2页。 ] 1956年，在莫斯科波兰大使馆的招待会上，当谈到民主国家时，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将会埋葬你们。” [ 作者注：基辛格：《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第6页。 ] 这些言论可以算是由衷之言。赫鲁晓夫虽然常用导弹进行威胁，他欺骗不了明眼人，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炫耀而已。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也只是一种恫吓和政治讹诈。多伊彻的看法是非常正确的，世界上没有比他更害怕全面核战争的人。
所以，今天的世界就被分成了两大阵营，象以前的堑壕战争一样，中间隔出一个无人地带，谁也不敢越过。形成这样一个对峙局势，双方都害怕打破它。而且，又由于害怕另一方会打破这种局面，双方便都疯狂地扩充核军备，以求使世界末日的霹雳无限地延迟下去。
因为全面性的核战争已是高度地不可能，那么是否会回到常规战争呢？也就是说，在战争中是否可能不使用核武器呢？如果是这样，战争仍将会是无限制的，就象上次大战一样，只是没有巨大的交换打击而已。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武器的类型，而是决定于使用它们的目标。请记住本书一再强调的观点：一个有限战争是为一种明确的有限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在这种战争中，所花费的力量必须与目标成比例，因此，战略必须服从于政治。为了美国同胞的利益，基辛格博士曾写道：
“制定有限战争政策的先决条件，是把政治因素重新注入我们对于战争的概念和放弃下面的想法：战争一开始政策的任务便结束，或战争能够具有与国家政策的目的不相同的目的。” [ 译者注：《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文版第133页。 ]
这是纯粹的克劳塞维茨主义。
我们在这一节的开头，提到了在战术领域中采用核武器的危险性；事实上，今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此。约翰·考利将军提到，为了对付苏联巨大优势的传统兵力，早就配备了战术核武器，“而且，其弹头的威力要比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的威力更加强大。’ [ 作者注：《战争中的未来趋势》，第8页。 ] 所以，不管他们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俄国人坚持认为，没有什么有限核战争之类的东西。他们的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只要使用了战术性核武器，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全面性的核攻击。” [ 作者注：基辛格曾说：有些核武器是不能舍弃不用的，防空导弹的核弹头就是一例。 ] 因此可以说，当双方都配备核武器后，战术上也就有了威慑力量。这样便使得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思想变得荒谬了。于是，对峙局面得到了双重的保证，除开那些不直接把两大核阵营包括在内的战争之外，剩下的就是一些所谓的代理人战争，或是一些警察行动。这种武装斗争，不管它是作为政治的工具还是歼灭的工具，已在迅速地倒退，它将会象巫术、食人的风俗和其他各种古老的社会制度一样，逐渐地被淘汰。在本书的第七章中，我们已经谈到，在上个世纪的末叶，一位华沙的银行家布洛克就已预见到这种发展。他曾断言，由于近来弹仓式步枪的威力日益增长，使得战争无利可图，以致于今后不必考虑战争了。如果人类不是那样地无理智，布洛克的预言也许可能成为现实。现在，核武器的采用正迫使人类的心灵恢复理智 [ 作者注：最突出的一个例外就是和平主义者。和平主义者那种不合理的信仰，由于核武器的采用而变得合理了。他们应该欢迎这些威慑力量，可是相反，他们正是疯狂地反对核武器的。 ] 。如果有人想要继续战斗，那他就得在武装斗争之外的领域中去寻找新的战争。谈到这个问题，读者应该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对峙僵局，并不是用武力手段解决的，最后，还是用经济手段，即对中欧国家进行封锁的办法解决的。
三、 政策与冷战
我们所讲的“冷战”是什么意思呢？早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即《巨灵》）一书的第十三章中，就给我们做出了答案。
他说，“战争所包括的，不仅仅是会战，或者是战斗的行动，而且，它还代表着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双方都显示出足够的作战意志。因此，在研究战争的特性时，时间的观念是必须要考虑的，这如同时间在天气的性质中一样。恶劣的天气不仅是指一两次阵雨，而且在几天之前就有变化的趋势。所以，战争的特性，不仅包括实际的战斗，而且也包括战前的一切准备。此外的时间才是和平。”
今天，与霍布斯时代的唯一区别，就是战斗的部署已经深入到了精神领域和经济领域。霍布斯一定已经意识到，它们正是武力冲突的基础。在冷战中，武力斗争只是受到限制，而不是完全被排除乾。但是，冷战的主要目标是要破坏敌人的权力基础。基础破坏得越严重，它上面的建筑物也就越容易倒塌。或者说，只须用不大的外力，就可以把这建筑物推倒。这里并没有什么新奇的思想，只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讲清楚。一座用城墙围起来的城市，对它的进攻可以采取三种方法：一是摧毁它的城墙；二是设法饿死它的守卫部队，这就是经济性的进攻；三是用颠覆的手段，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攻。在火药尚未发明以前，城墙很难被攻破，因此，通常采用的是第二、第三两种方法。今夭，在核武器时代，因为突破进攻将会使双方同遭毁灭，所以，第二、第三种方法又会重新被人们重视。
列宁，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中，曾是很重视这一点的。当时，他的人民在挨饿，他的追随者分散了，他的军队也软弱无力。自从那时以后，苏联虽然变成了世界上的第二大工业国和最大的军事国。但是，由于核武器而造成的军事对峙，冷战大概仍要继续下去，直到恶劣的政治气候结束为止。这个结论是说，东方和西方之间冲突的本质，是一种思想上的斗争。这与那些引起美国内战的原因极为相似。林肯给他的同胞留下的著名警告，对当前的世界仍然适用。今天，我们可以把他的话改述如下：“一个自己分裂开来的世界是站不住的。它不能永远地忍受一半奴役、一半自由的局面。我们并不期望这个世界崩溃，但我们期望它不再被分裂。它不是这样，就是那样。”那么它又是什么样呢？这一答案要根据双方的政策来决定。
民主国家与苏联在政策上的基本差异，就是双方对于和平的看法各有不同。一种认为，战争的结束就是和平的开始；而另一种认为，和平是战争的一种继续，此时，除了实际的战斗之外，其他手段仍然继续使用。一种认为，在和平时期，国际争论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而另一种则认为，协商只能加剧争论。在民主国家中，政府是以集体主义、人民的投票和群众的意见为基础的；而苏维埃政府则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维持着一个人或小部分政治寡头的权威。所以。后者很容易采用一种永久性的战争体制。在这个体制中，领导是至高无上的，政策几乎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纪律森严，严守秘密；而在民主国家中，除非是处在战争时期，否则，这些事情几乎是绝对做不到的。这样一来，民主国家倒是很象一群乌合之众，面对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所以，它们在苏维埃权力面前，总是退缩，害怕利用苏维埃的困难，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与民主制的雅典面临马其顿专制君主腓力的威胁时所采取的行动是完全一样的。
狄莫西尼斯曾大声疾呼说，“所以，只要听到腓力在切尔松斯，你们就会投票同意到那里去远征；如果他在塞尔莫皮莱，你们又会投票向那里远征。要是他在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你们也会前前后后跟着他转的。你们是根据他的行踪而下达前进命令的，自己从来不拟定作战计划；在得知一些事情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之前，从来不对将会发生的事情作出预见。……我的任务并不是要推测未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肯定地说，如果你不面对现实，不去尽到自己的职责，那就无疑地将会带来灾难。” [ 作者注：《第一次抨击》，第41，47和50页。 ]
基辛格说得很对，“……企图以‘普通’的外交方法来对待一个革命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是徒劳的。”民主国家应该懂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坚持认为的那样，一个政治家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判断，“是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有一种经常性的紧急情况。和平时期也是一样。克劳塞维茨接着说：“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4章第5节。 ] 对于自由世界来说，遗憾的是，自1945年以来，它的政治家们都是如此。
他们应该看到，只要俄国人继续相信世界革命是由历史注定的，就不可能有妥协。所以，他们应该象避免瘟疫一样避免一切会议，这不仅因为会议将为共产党提供最好的宣传机会，而且正如马达莱加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同意与那些反对自由的人举行谈判，……也就是放弃了我们自己的第一道防线，东欧人用来交换的，是一种根本不是和平的和平 [ 作者注：《神殿的崩溃》，（1960年版），第91、92页。 ] 。
这是内线，而不是第一防线。它是苏俄帝国的阿溪里斯脚跟。在苏联境内，不仅有一半居民不是俄罗斯人，而且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具有民族主义思想；他们都反对莫斯科人的统治。据估计，在铁幕之后的人民当中，同情共产党政权的还不到百分之五。正如我们所见，在俄国帝国内，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在共产党时代，一旦发生危机，少数民族就要起来造反；而且在铁幕后面的那些国家，只要压迫一减轻，动乱或起义就随之而至。我们不应忘记，在1956年的匈牙利叛乱中，支持叛乱者的还有那些从俄国军队中逃跑出来的非匈牙利人。
所以，在冷战中，苏俄帝国的心理重心，应该是到苏联境内和铁幕之后人民的心中去寻找。此外，还应该记住，这个心理“弹”，也象氢弹一样具有伟大的威慑力量，它使苏联不敢贸然采取实际的战争行动。俄国的弱点是我们的优点，而他们的优点是我们的无知。没有哪一个人会比赫鲁晓夫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他的冷战政策又是什么呢？
他已不再坚持列宁的旧观念，即不再认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了，而是要用经济攻势来取代军事攻势。1956年2月举行了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主要的发言人都强调了这种战术上的变化。他们一致认为，当苏联的经济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不能与它并驾齐驱的。所以，就不再需要依赖战争作为政治的主要工具。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武装干涉”是不必要的，因为共产党胜利的必然性是以一种比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性优势的社会主义生产程序为基础的。米高扬也说过：在未来的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因此，战争也就不能给苏联带来利益，而“共产党的建设成功”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奋斗”，都是与把人力和物力用于战争目的的政治有直接矛盾的。总之，共存政策现在已经正式宣布为苏联外交关系中的中心原则。这一原则与国内的需要、目前的世界局势，以及对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都是完全符合的。 [ 作者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雷切尔·F·沃尔：《1955-1956年国际事务调查报告》，（196O年版），第226页。 ]
所以，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们认为，资本主义会因为它本身的无能而必然地走向没落，这样，比较有利的方式就是困守对方，用经济竞争的手段来迫使对方投降，而不用军事力量去硬拼。用布洛克的话来讲，就是“军人的地位在下降，经济学家的地位在上升。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人类已经进步到这样一个阶段，战争不再可能成为上诉法庭。”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7章第3节。 ]
四、 第三次世界大战
1958年11月，赫鲁晓夫以这一政策为基础，为苏联的经济发展拟定了一个1959—1965年的七年计划。他说，这是完成苏联任务的一个决定性步骤——在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内，在按人口平均的生产量上，赶上和超过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 [ 作者注：见《苏维埃的七年计划》。 ] 1959年1月召开的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项计划；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也认可了这项计划。在党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谈到，下一个七年将是具有决定性的，到1965年，苏联所有的工业产量，用人口平均的标准来比较，将要超过英国和西德，到1970年，或许还早一些，有可能超过美国 [ 作者注：这一说法是假定西方生产一直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之上。 ] 。
也是一个战争宣言。在这个战争中，经济攻势将成为苏联政策中一个积极的工具，而且，在全面核战争的威胁所造成的恐怖掩护下，军队的地位让给了工厂，武器的地位让给了货物，市场也将成为未来的战场。战争，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又回到了那种不流血的专制帝王时代。这种战争的目的，是要使对方的经济破产，而不是要毁灭它的军队。如果读者回过头来，重读一下本书的第五章，回味一下安德鲁·尤尔在1835年就工业革命第一阶段各国工业对于争夺海外市场所讲的一段话（他把这个称之为“新的交战法”），那么，你就能对苏联企图进行的战争，有一些新的概念。
自从1939年以来，苏联的工业一直在迅猛发展。近年来，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据估计，1950年的产量，已达到了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五。大体说来，这与工业革命的前期英国生产力迅速增长的原因基本相同。这就是说，把利润再次投放到资本性的装备之中，而不是分配给劳动者。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工人的贫穷是工厂主之间相互竞争的偶然结果。 [ 作者注：参见本书第5章第2节。 ] 而今天的苏联，这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也许可以把它称为“有组织的贫穷”。所以，消费物资是受限制的，因为它们只有有限的市场。不过，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有组织的贫穷，本是早期资本主义工业争夺的灾难，但它并不可能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苏联的生产力虽然是在快速增长，但是，除非中国加速工业化，否则，西方经济集团的地位是不会因此而受到严重影响的。即使中国加速了工业化，它也许会独自形成一个亚洲经济集团，而与苏联分开。如果把中国问题撇在一边，那么可以看出，西方的主要危险并不是苏联的竞争，而是它本身缺乏经济上的结合。
西方的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就人口来说（这在工业生产中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它比对方多了相当的数量。通过下面的人口统计数字，可以看出一些情况。西方集团：美国是一亿七千七百三十九万九千人；西欧是三亿一千九百二十二万五千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二千九百七十万八千人。苏维埃集团：苏联是二亿零八百八十二万六千人，其他卫星国是八千六百零七万九千人。西方集团的总数是五亿三千六百三十三万二千人，而苏维埃集团的总数却只有二亿九千四百九十万五千人。这样，前者就比后者拥有二亿三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人的优势。 [ 作者注：这是根据1960年世界年鉴的统计数字，土耳其包括在西方集团内，但南斯拉夫则排除在这两者之外。目前，情况已经大大发展了。 ]
从目前来看，苏维埃集团只是在组织方面比西方集团占点优势，因为苏联的组织是类似军事化的。主席团是它的参谋部，共产党是它的军官团，工业和其他劳动者是它的经济士兵。象是军队一样，第一者可以不考虑第三者的意见而制定计划，而且可以信赖第二者去彻底执行他的命令。这就是两种对立经济体系之间的关键性差别。
如同在实际战争中一样，经济攻势也要求集中进攻的工具。这也就是说，要把苏维埃集团的经济结合起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曾在议程中占了重要地位。赫鲁晓夫曾概括说：
“密切的经济合作使生产与原料资源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机会，并且使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结合成为一体……今天，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再需要发展重工业中的所有各个部门，就如苏联过去所采取的办法那样……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由社会主义国家所组成的强大集团……每个欧洲的人民民主国家可以根据它们自己有利的天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发展专门的工业和生产。这样，也就为抽出相当的资源去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根据这一基础，还可进而满足人民的物质与文化上的需求。” [ 作者注：引自《1955-1956年国际事务调查报告》，第243-244页。 ]
这也就是说，卫星国家的经济在组织上不要与苏联的经济相重复。于是，它们就将逐步地转变成为一个巨大工厂中的一些部门，因为实际上没有关税壁垒，这整个集团的最终目标就是组成一个共同的工厂和一个共同的市场。凡是苏联所不吸收的产品都将成为“弹药”轰击到西方去。如果中国大陆也包括到这个经济集团中去，据多伊彻的估计，这个经济实体所构成的共同市场，就会比北美洲大四、五倍，而且比北美与西欧的联合市场至少要大两倍。 [ 作者注：《伟大的竞争》，第51页。 ]
这种政策的改变，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早在最后的决定作出之前，这种进攻的前哨战即已在战场上开始了。1955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一次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告诉一位英国新闻记者说：“你们的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经济竞赛中，必然会要崩溃。” [ 作者注：引自哈里韦尔顿著《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版），第6页。 ] 在这同一年，韦尔顿先生曾写道：“从俄国、波兰、匈牙牙、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德和中国等国生产出来的货物，正纷纷涌入中东，其条件是西方无力与之相比的。”他还补充说：这些国家对于中东的产品，不管他们是否需要，也准备一律加以收购，而且，他们还实行信用贷款办法，这是任何一个民主政府都无法向它的纳税人交代的，也是任何自由贸易联盟无法与之竞争的。 [ 作者注：同上，第171页。1955-1958年苏维埃集团与集团以外国家的贸易几乎增加了70%。 ]
此外，他还引用了加拿大总理约翰·迪芬贝克先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讲话。迪芬贝克先生于1958年11月4日在伦敦进行英加两国会谈时说：
“在共产主义的世界攻势中，贸易成了一项主要的武器。首先是苏联，现在在亚洲的贸易攻势中又加进了一个红色中国，他们想占领市场。然后通过贸易来争取自由人的人心。共产党的攻势，就是要破坏自由世界的经济实力。” [ 作者注：引自《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版），第313页。 ]
但在这个攻势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这是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体制中充满了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将会以内部来毁灭这种制度。现在，共产党却是以一种“有组织的贫穷”当作经济攻势的基础，想用夺取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作为手段，从而从外部来毁灭资本主义制度。
如果这种经济攻势能够逐渐取得胜利，那么，西方国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将会越来越难以维持一条有效的防线以阻止苏联的扩张。这样，列宁想要把德国和苏联联合在一起建立一个巨大农工联合体的目标，也就向现实走近了一步。
这个目标也正是赫鲁晓夫对德国政策的重心。如果他真能成功地创造出这么一个怪物，那么，自由欧洲的其余部分就将听任苏联的摆布，世界共产主义的梦想也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正在写作本书时，西德的国防部发出声明，说西德已经是冷战的主要战场。这个国防部的报告说：
“在西德的一切宣传都是由东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机构来指挥的。他们在联邦共和国共有一万六千名谍报人员，其中几百人是指挥者。每个月从东德运往西德的宣传小册子，在1957年为三十二万份，现在增加到一千二百万份。东德现有四十五家无线电广播站，收看他们的电视节目的西德观众，比东德的人口还要多。共产党还在西德印刷了大量不合法的报纸杂志，包括有十一种地方报纸，一百多种工人报纸和二十五份杂志。” [ 作者注：见：《共产党在西德的宣传》。 ]
此外，西德国防部还说，东德每年用于对西德宣传的费用是八十四亿马克（大约是七亿英镑）。在西德和中立国家中有六十三个共产党派，每一个都是一支活跃的第五纵队。另外，还有几百个外围集团，由十五个亲共的世界组织来指导，而它们则是受设在布拉格的一个中央机构控制的。这个中央机构也许可以被认为是第三国际的继承者。 [ 作者注：伦敦：《泰晤士报》，1966年10月7日。 ] 这就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另一面。
想要应付苏联的挑战，民主国家必须认清他们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以往的国际贸易竞争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国际贸易竞争的目的纯粹是经济性的。今天，他们所面临的却是一种采取军事路线的经济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具有革命性，而在这种斗争中，贸易就代表着武力。就目前情形来看，它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乱七八糟。既不团结也不合作，到处都是关税和限额的障碍，每日都在相互争夺市场。在当前面临的这种经济状况下，他们这样地对立和分裂，实际上就等于是一场经济性的内战。
除非采用一种新的交换方法，那就是不受贸易繁荣和衰落的影响，不受硬软货币和偿付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否则，西方经济是不可能整合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取消金本位，改以生产作为财富的基础。这一点，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希特勒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注意到了。他曾采用一种片面性的易货制度，以阻止德国货币的贬值。
列宁在他的时代中也对这一点有所认识。据凯恩斯勋爵的记载，列宁曾说：“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就是它的货币贬值。”凯恩斯评论说：“列宁是极为正确的。要推翻现有社会的基础，没有比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更微妙、更确实的手段了。这种手段使经济规律中的一切潜伏力量都将用于毁灭方面，但是，在一百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了解这一方式。” [ 作者注：《和约的经济后果》，第220-221页。 ]
列宁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受金融操纵所影响的，实际上也与外汇的涨落不发生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根本的矛盾，并不是它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而是这一制度本身有使自己崩溃的毒菌，它周期地使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中，从而毁坏了他们的经济基础。只有根除这些毒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才能稳定地结合起来，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才能真正形成起来。如果这些分析是对的，那么西方的自救机会也就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于中。如果他们不能自救，那么，到1970年时，也许正如赫鲁晓夫断言的那样，他们会自己莫名其妙地在自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五、 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马克思对于社会史的唯一贡献，就是说明了“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由于技术有了变化，社会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在发生这种变化时，并不象马克思所假定的那样，在社会各阶级之间将产生一种阶级斗争，而是新社会的新兴制度和旧社会的现存制度之间的斗争。
当工业革命第一次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时，所有西方民族的社会制度，大体上都是相似的。它们代表着一种成熟的农业文明。但是在今天，它们不再是这样的了。在西方，我们看到了一个自由的社会；而在东方，却是一种受国家严格控制的社会。西方工业化的影响，是遵循着一条演进的路线发展的，所以，生产力的增加也逐渐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在苏联，尽管它有大量的生产力，但因为它的革命性经济政策是以“有组织的贫穷”为基础的，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受到了人为的限制。此外，共产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苏联产生之前的那个阶段。
自从本世纪开始以来，特别是到了今天，在美国，工业的进展并没有象马克思所断言的那样，使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而是恰好相反，变成了富者越贫，贫者越富。在大不列颠和西欧，情况也基本如此，只不过是程度上略有差异而已。劳动阶级的收入稳步地提高了，而富人的收入却在下降。在美国，有许多工人的收入都已达到了中产阶级的标推。而且，这种财富分配趋势，并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时期，贫穷将会彻底地被消除，首先是在美国，然后便是在西欧。随着贫穷的消灭，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观念也就消失了。而这一观念，正是马克思所假定的经济秩序的基础。
与这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演进相配合的，是国家企业的发展。这在美国新政时期已经是很明显了。现在，不仅是在美国，而且在西欧，这种发展都在加速前进。这是因为，许多工业的财政负担在不断增长，私人企业无力承担，因而必须由政府来负责。同时，西方各国政府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平时军备开支，以及许多与国防有关的科学研究机构。所以，今天的趋势是扩大国营企业，而缩小私人企业。这两种演进的变化，一方面是贫穷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国家控制的发展。同时，由于技术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种演进又逐渐地加快了速度。
然而，在苏联的范围内所看到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式发展，也不是革命式发展。它是一种逐渐消灭的趋势。
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职位以后就开始感觉到，恐怖有可能毁坏自己的目标。在暴君的统治下，他和他的同僚们曾经是经常地担惊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而且，恐怖也使人们的开创精神受到打击，这种开创精神正是维持工业的活力和健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技术的进步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放松现有的暴政，给俄国人民以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内在的要求，俄国的工业化使它形成了一个由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中产阶级。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人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这对发挥他们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为只有较高的待遇才能起刺激作用。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挣一百万卢布（大约两万英磅），还有相当的一批人收入为几千英镑。这些新贵组成了一个行政和技术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这些年轻人从小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与西方的年轻人不同，不可能通过民主制为他们的雄心找到出路。他们所受的训练，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现在，他们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口袋了，认为得到的卢布越多越好。这种倾向说明了什么呢？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因为在一个警察的国家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表现了对“有组织贫穷”的反感，而且，无产阶级能发展成为统治阶级这一观念，也随着消失了。不管俄国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人类自然的天性总是扼杀不掉的。群众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阶层，必将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温床，以致最终将要推翻马克思主义。
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证这一点。前者发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有许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教条”表示怀疑。在大学和较高级的技术学校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着一种广泛地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在外交事务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教条，很难与国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所以，当苏联的学生们对共产党国界外的生活越来越了解时，他们的怀疑也就会不断增加。” [ 作者注：《与苏俄和平相处吗？》，（1960年版），第130-131页。 ]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把现阶段的苏联，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了一个比较。那时正是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的特点是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然扩张，工人遭受牺牲，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
麦克莱恩当时写道：“但是，读者们也许要问，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他们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吗？当然，他们是的。他们是共产党员，就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参加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讲座。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参加礼拜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信仰最后审判的结论一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基督教教义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 作者注：《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页。 ]
如果这些看法是准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那么就很明显，技术正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落，而使资本主义思想复苏。当西方国家正在把私人企业转向国家企业时，苏联却在从国家控制转向到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秩序。这两种运动能殊途同归吗？或者说，它们彼此间要斗个你死我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