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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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 ，1878 —1966） 英国将军，军事历史学家，军事理论家，机械化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出生于奇切斯特；1899年开始服役，参加过英布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随英国远征军赴法国参战。1916年任坦克军参谋长；1917年在康布雷之战中使用坦克获得成功；1918年在拟制《1919年计划》时提出了建立和使用机械化军队的新观点。1922年任英国坎伯利参谋学院主任教官；1926年任英帝国陆军总参谋长军事助理；1929年任旅长；1930年晋升为陆军少将；1933年退役。此后任伦敦《每日邮报》记者，并长期从事军事历史研究和军事理论著述。富勒一生出版有三十多部军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国陆军军事学院列为经典著作或选作教科书；很多著作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战争指导》是富勒晚年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
内容简介：战争的指导，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减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注意到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战争的指导却还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更糟糕的是，在本世纪中，战争又回到了野蛮的摧毁和残杀的形式。
这本书不是1789年以来的战争史，也不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指导，而是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太长，我不打算检查所有的发展，只是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例。在探讨第一具体战争的章节中，我也不准备详细地讨论这些战争，只是想从中选出一些侧面，以便较好地说明他们的指导，而且更多的是错误指导。
阿修比 [扫描] 2002
阿修比 [OCR] 2002
威斯塔朗特 [校对制作] 2002
前言
战争的指导，就象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是一门艺术。医生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和治疗人们的疾病，减轻疾病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政治家和军人的目的，则是预防、治疗和缓解国际“身体”上的“疾病”——即战争。遗憾的是，这一点并非很多人注意到了。现在治疗的技术已经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而战争的指导却还停留在炼金术的阶段。更糟糕的是，在本世纪中，战争又回到了野蛮的摧毁和残杀的形式。
有人对这一点也许会表示怀疑。那么，就请回顾一下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如果他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是满意的，这本书也就不适合他。假若他不满意，那么他就会看到，对这两次战争的指导，不仅没有疗效，反而增加了毒害，因为治疗比“疾病”本身更糟：整个时代都被搞乱了。帝国在逐渐地消失，欧洲被撕成了碎片，德国被分裂，革命蔓延到世界各地。今天，毁灭的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的心；没有稳定的迹象，没有安全的感觉，更坏的是，没有荣誉的约束或甚至普通的礼仪能把国家联系在一起。
欧洲经历了许多的战争，一千年来，战争一直是狂暴民族的经常性消遣。不过，自从三十年战争以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象本世纪的战争那样成为大灾难。但是，不能在战争本身去寻找原因，而应从战争的指导上来寻找。战争指导与1789年以来的各种伟大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贵族统治的衰败和民主制度的兴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群众和社会主义的出现，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报刊的流行，宗教信仰的衰退和唯物主义的流行。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都重铸了人类的文明；如果这些对战争的影响能够得到正确的判断，并因此来决定战争的指导，当今的世界也就没有理由如此混乱了。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一百三十年以前就这样写了。如果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家和统帅们领会了这个思想，他们就不会犯那些无可挽回的错误。
不要想使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战争是一个历史问题。文明的变化对人类的战争是有影响的。检查这些变化并探索它们对战争指导的影响，则是本书的主题。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这一题目从未深人探讨过。而且，它是如此浩瀚和复杂，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完全的，只是尝试性的。
这本书不是1789年以来的战争史，也不是仅从军事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指导，而是同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考察它们对战争的影响。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太长，我不打算检查所有的发展，只是选择了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例。在探讨每一具体战争的章节中，我也不准备详细地讨论这些战争，只会从中选出一些侧面，以便较好地说明他们的指导，而且更多的是错误指导。
介绍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他被称为近代战争之父。我不准备浓缩他的理论，只是从《战争论》中引用一些原文。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是第一个把战争看成是“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的人。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人至今为数不多；其二，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引用或批评过克劳塞维茨理论的人，其中有军人，有政治家和其他人等，但是，在这些人中，真正研究过克劳塞维茨伟大著作的人，我只碰到过三、四个。其中之一，就是《战争论》第二版的编辑，已故的F.N.毛德上校。五十多年前，他把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介绍给我。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在研究。 不过，他们之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替西方同盟国指导战争的，否则他们不会搞得那么糟糕。
我也从其他一些作者的言论里自由地引用了一些片断。这主要是指福煦元帅、列宁和希特勒的著作。对于读者来说，也许显得有些乏味，但我相信，让这些人为他们自己说话，比试图解释他们的理论，可能更合适些。
至于说到工业革命，我始终把它看成为一个完整的事情，从它朦胧开始之日起直到今天为止，不是象某些作家那样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即在核能的应用和自动化的发展之前为一阶段，在此之后为另一阶段。
作为对读者的一种指导，我想提出的其它观点是：
在我们所考查的整个时期中，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
在战争中，你不要为绝对的观念所束缚，也不要为不可改变的契约或决定所约束。就象机会的游戏一样，战争从来都是不能预定结尾的。行为总要适应环境，而环境则经常都在变化。
在战争中的野蛮行为是不合算的，这是一个少有例外的真理。另外，不要使你的敌人陷人绝望，尽管你会赢得战争，但是那样几乎会拖延战争，这对于你是不利的。
纵观战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
最后，我想以一个建议来作为结束。现在已有许多关于战争的教科书，虽然我对官方的教科书没有兴趣，但当我在写这本书时，却曾想到，谁要是再写一本《战争指导》，那将是大有可为的。但它应该是写给政治家和军人的，而且应该是必读之物。为了方便起见，它可以分为两部分，即“如何指导一场战争”和“不应该如何指导一场战争“，至于第二部分，正象本书将要指出的，有极其丰富的原始资料。
J. F. C. 富勒
一九六０年十二月
第01章 专制国王的有限战争
一、三十年战争与意大利雇佣兵长
专制国王的时代是从宗教战争的废墟中产生出来的。宗教战争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达到了顶峰。三十年战争的后半段，是由招收的雇佣兵进行残酷斗争，而且往往还有饥民伴随在一起。 [ 作者注：金德里《三十年战争史》第二卷第324页提到，有一支三万八千人的军队，却有十二万七千名妇孺和随营者尾随着。 ] 10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这种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这时，中部欧洲已经成为废墟。据说，死亡人数达到八百万，其中还不算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三十五万。在图林根的一个区里，十九个村庄的一千七百一十七栋房屋，只有六百二十七栋幸存下来；在波希米亚的三万五千个村庄中，战后还有人居住的不过六千个，其人口也从二百万减少到七十万。战争期间，人类相食的现象已不足为奇。迷信之风盛行一时。据说，在1625年到1628年之间，维尔茨堡的主教就以巫术的罪名活活烧死了九千人。1640年到1641年，在奈塞地区的西里西亚公国，烧死了一千人。
在这场战争中，令人震惊的残酷野蛮风气，与十五世纪在意大利流行的仁道战争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罗伦萨、米兰和其他公爵的公国里，诸侯间的斗争是依靠受过高度训练的职业雇佣兵来进行的。雇佣兵由雇佣兵长负责招募和率领。他们都是为了金钱来打仗的。他们可以在今年出卖给这个王子，而在明年，又转向对方，为另一个王子服务。对他们来说，战争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门手艺。所以，在这样的战争中，勒索俘虏的赎金比杀死雇主的敌人更为有利可图。既然战争是他们的职业，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拖延一场战争就比结束一场战争显然更有利些。正如史学家裘克拉迪尼写的那样：“他们会把整个夏季时间都用来围攻一个要塞，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无限地延长。当战役结束时，很少有人丧生，甚至毫无牺牲。” [ 作者注：引自《剑桥中古史》，第8卷第656页。 ] 十五世纪末，那些著名的军人，如帕罗.费里提和柯仑就曾宣称说：“要想赢得战争，靠的是思考和计谋，而不是实际的冲杀。” [ 作者注：转引自F.L.泰勒的《意大利的战争艺术》（1921 ），第11页。 ]
关于这些军人，阿曼爵士这样写道：
“把指导战争的权力下放到伟大的雇佣兵长手中，让他们去执行，其后果往往是使战争变成一种巧妙的演习，或者象是进行—盘棋赛。作战的目的，只是想把敌人引人死角，然后将他们俘虏，而不是同他们进行一系列成本高昂的战斗。甚至可以对那些雇佣兵长提出怀疑，他们象是不忠实的拳师，有时会事先同对手达成协议，故意把战斗打成平局。即使发生战斗，往往也是一种并不流血的活动。……马奇维里曾经引证事实，说是在某次会战中，被杀死的人不过两、三个，而被俘虏的人却有好几百。”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第8卷第656页。 ]
在这些雇佣兵与雇佣兵进行的战斗中，外交上的一种新概念开始产生了。军人的“强权”与公民的“公理”的区别也开始出现。因此，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早期的外交家和法理家来说，意大利可以作为一个实验室。
二、法理学家与战争的限制
最著名的一位法理学家是格劳秀斯（1583——1645）。三十年战争期间，他写了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即《战争与和平法》。该书攻击了国际的无政府状况，指责了无限战争的破坏性。同时，他也提出建议，认为在战斗、征服和榨取敌国时，包括对付敌国的平民百姓等等，都应当采取温和而有节制的态度。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托马斯·霍布斯（1588一1679）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写道：“每个人在他还有希望达到目的时，都应该尽量致力于和平；只有不可能达到和平目的时，他才可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手段，包括使用战争的手段。这是由理性所产生的一种律令，或者称为一股规则。”第一条，是谋求和保持和平，他称之为自然的基本法则；第二条，当然是进行自卫，他称之为自然权力的放弃。 [ 作者注：《利维坦》，第1部分第14章。 ]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格劳秀斯，或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法理学家，都没有人认为应该禁止战争。他们很明智地排斥了乌托邦主义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主张，战争中的暴力和破坏性行为，应该有所节制。E.伏泰尔（1714—1707）讨论了节制的要求，并且在他的《万国公法》一书中作了详细的阐述。该书于1758年在纳沙泰尔出版。伏泰尔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个问题：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认为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之间谁是法官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没有法官，所以要制定调节战争的规则。这种规则，他称之为“国家之间的志愿性法律。”
伏泰尔写道：“这个法律的第一条，双方都承认存在着一种正规战争。如果人们希望在这种武装的暴力行为中也有秩序或规则。那就是要确立一条限制战争产生灾难的界限，并且要使和平得以归来的大门永远敞开。这一条是绝对必要的。要想指出任何其他的指导原则，那就不可能了，因为国家不承认有高于它的法官。
所以，决定战争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战争效果的权利，从外部来看，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看，都不是依赖战争理由的正义性，而是战争手段的合法性，——这既是说，一切都应该符合于正规战争的要求。” [ 作者注：《万国公法》（约瑟夫·奇蒂翻译，1834年英文版），第381-382页。 ]
关于战争中所应用的正当方法，他又谈到：
“任何施加于敌人的不必要的伤害，任何不能带来胜利以及不能促使战争结束的敌对行为，都是受自然法律指责的放纵行为。
但是，这种放纵行为有时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国与国之间，要有相当的忍耐。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为使战争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就需要准确地决定进行战争的时间会有多久。即使有可能对这一点作出准确判断，国家仍然不会承认，因为她对每一种指导的形式都要进行判断，她要继续完成许多的职责。如果你为指责战争中过分残暴的指控打开了大门，那也只能增添抱怨的次数，而且也会影响对峙的双方，使他们在思想上增加敌意，并使新的创伤不断出现。只有一个被彻底摧毁，宝剑才会插入剑鞘。所以，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提出一个共同的规则。这种规则应该不受环境的限制，切实可靠，而且容易应用。当然，这些规则不应该教育人们用绝对观念去观察事情，如果那样就与我们的描述不符合了。”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所以，“节制”是一个关键。应该不使什么东西得以阻碍和平的恢复。关于这一点，伏泰尔说：
“一个和平条约只不过是一种折衷的结果。如果人们在战争中坚决遵守严格而刻板的正义规则，双方都固执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且互不让步，那么，他们就不可能签订和约。涉及引起战争的问题，当然需要有一方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要责备自己有过不公正的要求。关于这一点，除非已被逼到最后的绝境，不然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有一方承认他的事业是非正义的，那么，他就必须同时谴责为支持这一事业而进行的每一个行动。同时，要归还掠夺来的一切，赔偿战争的费用，并且补偿损失。于是就产生另外的问题：对于所有的损失，如何形成一个正确的估计？对于流血事件，大批公民的伤亡，以及家庭的毁灭，又该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还不只是这些。遵守严格的正义规则，就要求使非正义战争的始作俑者受到相应的惩罚，并保证曾经遭受他的进攻的人们在未来得到安全。……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他也会越出合理自卫的范围，而在进行战争的过程中，因不适当的过分行为而致罪，尽管这一方的战争目的在最初是合法的。他也许有许多冤屈，不过严格的正义规则将要求补偿他们。他可能征服了一片土地，并且夺得了超过他所受损失的价值的战利品。但是，有谁能准确地计算和正确地估计这个呢？……继续进行战争，直到一方完全毁灭为止，这是令人不安的。而且，如同从事某种事业，我们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思想转向和平的恢复，因此，应该指引我们所有的措施去达到有益的目的。但是，这里没有其他的权宜之计，只能考虑双方的要求和彼此都不满的折中方案，并且通过实际上平等、公正的会议，来结束所有的争议。这是容许的。在这样的会议上，对于战争的最初起因，对于那些会引起各种敌意举动的争吵，可以不作任何决议，也不要指责哪一方是非正义的——没有人会屈从这一指责——只需要形成一个简明的协议，决定在所有权利废除之际，每一方将接受什么样的同等条件。”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369页 ]
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和平条约的作用是要结束战争，消除战争中的争议”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7一8页。 ] 所以，“如果一个不公正的、贪婪的征服者征服了一个国家，并且迫使这个国家接受无情的、屈辱的、难以容忍的条件，那就需要迫使她屈从，但是，这种外表的平静不是和平。在这里面蕴藏着一种反抗力量，当被征服的国家忍受到一定程度时，她就会起来，以斗争的手段摆脱这种屈辱的和约”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38页。 ]
三、专制国王的军队
不管法理学家们提出过什么建议，如果不是因为宗教改革而使罗马教皇的权威严重削弱的话，这些建议都是毫无意义的。在此之前，“神权国王”被当作是他那王国里为世俗崇奉的上帝的可信赖的代理人。在此之后，就新教的国家来说，为了宗教的目的还是如此，但是在天主教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已不认为大主教举行的加冕典礼与其他的圣职仪式有什么不同。1661年，路易十四世登基，并亲自接管了法国的统治权。他接收了一个专制帝王应有的权力与权利。他的理论是“王权神授”。 [ 作者注：《万国公法》，第445页。 ] 作为上帝的代理人，他具有一种神明，而且，他和他的宫庭都成了欧洲大陆诸王国的楷模。简单地说，法国在政治上又回到了意大利专制君主式的统治形式。
然而，在十五世纪的暴君和十七、十八世纪的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军事性的。暴君的权力植根于职业性雇佣兵的基础之上，而国王的权力则建立在职业的常备军的基础之上。尽管常备军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法国查理七世的时代（1445一1448年），但是直到1643年，当大孔德在罗克洛打败西班牙的旧式陆军以后，法国的陆军（不久被劳弗斯改组）才成为一个多世纪以来所有常备军的典范。与早期的类型不同，这些新的常备军永久性地保持着战斗准备，而且只接受其最高统治者的命令。奥本海姆在他所著的《国际法》一书中写道：
“若不是常备军制度的建立，那么战争的法律和惯例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若没有纪律，战争行为的人道也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他们（常备军），军人与平民之间也就不会出现重大的差别。” [ 作者注：《国际法》第四版（1926），第2卷136页。 ]
军人从市民中分离出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后者在三十年战争中遭受到野蛮的恐怖。此外，中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人口、资源和财富等方面遭受了极巨大的消耗。这就使新的常备军不得不在规模上受到限制。交通和农业的不发达，也限制了大规模兵力地成长。 [ 作者注：萨克斯元帅认为，一支军队理想的规模是46000-34000步兵和12000骑兵，加上炮兵，大约50000人。 ] 于是，在每一个国家里，陆军都由一支长期服役的士兵所组成，它是一个有纪律的集体，与市民人口完全分开。不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中，它的行动都要受到严格的约束。
四、有限战争
十八世纪的著名将领之一萨克斯元帅，在他所著《战争艺术论》一书的开头写道：“组成军队的兵员，一些是志愿来的，一些是俘虏来的；有时，也有一些是强征来的。但最普通的手段，是进行欺骗。例如，先悄悄地把钱放进一个人的口袋里，然后要求他去当兵。”萨克斯不赞成这样做。招募来的人大都是社会的残渣，因此必须要有森严的纪律。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荣誉对他们来说是一钱不值的，所以“必须使他们害怕他们的长官胜于害怕危险，如果纪律稍有放松 ，就能产生野蛮的行为。” [ 作者注：转引自《近代战略的标志》（1943年版），第55页 ]
能否产生这样的效果是有争议的，但有一点则确信无疑，那就是残忍的纪律有可能限制战术的正常发挥。于是，部队只能采取密集队形活动，并且在军官的眼皮底下进行。士兵要想逃脱皮鞭的鞭笞，只有逃跑。所以，在十八世纪时，逃跑之风十分严重，以致于腓特烈不得不采取措施，拟定详细的规则，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这些措施包括：避免一切夜行军；士兵被派去搜集粮秣或去洗涤时，必须要有军官随行；尽量减少追击行动，以防止士兵在混乱之中逃跑。此外，还有一个限制因素，那就是常备军的费用高昂，资金不足，在这期间的战斗中，伤亡率很高。这是因为，当时排枪互射的距离很近，通常是在30步到50步之内进行的。当然，萨克斯也曾这样说过，“我见到近射程内的交火杀死的甚至不到四人。”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双方有时私订了心照不宣的协定，只住对方的头顶上放枪。他们都知道，死亡是太可怕了。但总的说来，伤亡是大的。尼克森上校曾经指出，在马法奎特战斗中，据权威人士的估计，联军的损伤为33％，另一位则估计为22％。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一般的损失为15％到20％。在托尔高会战（1760）中，腓特烈损失了30％。在佐恩多夫会战（1758）中，俄军损失了50％。这可是一个“世界纪录”，不过，这支野战部队战斗了一天，也未能完全打垮战败的一方。 [ 作者注：尼克森：〈乌合之众，1793-193。〉（1940年版），第59页。 ]
上述事实很清楚地说明，当时为什么要回避战斗，为什么迂回作战之风十分盛行。另一个原因是补给制度的变化：由于抢劫已被禁止，部队不得不依靠供应纵队提供给养。这样一来，就要有许多仓库，而且要从国内基地提供补充，或者使用现金从当地购买。一般来说，仓库都设在要塞里，或设在设防的城市里。为了获得仓库，必须争夺要塞和城市，因此，围城战术也就风行一时。这种补给制度的最大弱点，就是限制了军队的行动范围。要保障部队得到充足的给养，从最近的要塞算起，它的行程的最大限度，只能限制在七天之内，而且离最近的野战面包房的距离，不能超过两天的行程。只有在供给系统出了差错时，部队才可以迫不得已而采取武力手段去征集给养。
平民的生活与战争是完全脱离的。劳伦斯·斯特恩曾写了一部游记，叫做《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记》，他叙述说：在七年战争期间，他仓促地离开了伦敦，来到巴黎。他当时未曾考虑“英国正在同法国交战”，在到达多佛尔时，才突然想起自己没有护照。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旅行。到达凡尔赛后，法国的外交大臣乔叟公爵派人给他送去一个护照。他在巴黎受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那时，战略的手段是要消耗敌人，而不是歼灭敌人；是要耗尽敌人的精力，而不是杀死他。所以，战略打击的目标，通常是敌人的补给线和他的要塞，不是敌人的军队。早在1677年，奥尔瑞公爵就曾经说过：“我们作战时，不是象狮子，而是象狐狸；可能要在二十次围城之后才来一次战斗。” [ 作者注：《战争艺术》（1677年版），第15页。 ] 二十多年之后，丹尼尔·迪福又说：“现在，双方通常都有五万人的军队，在彼此看得见的地方安营扎寨。整个战役中都在回避，或用时髦的叫法，都在观察和监视对方。然后，冬季也就来临了。” [ 作者注：亨利·摩里：《迪福的早期生活和早期著作》（1939年版），第135页 ] 在1793年的皮齐同围攻战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有限性”围攻的完善例证。高多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双方议定休战以后，“在缺口处搭起了一座桥，使围攻者与被围攻者之间可以交往。随后，到处大开筵席，军官们轮流请客。里里外外，都在纵酒狂欢。附近地区的居民，也都步行、骑马或乘马车聚集到这里来。食物已从各地运来。此刻所见到的，真是一片富足的场面。不需要医生，也不需要杂技演员，这里成了迷人的市场，欢乐的场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英文版，第1卷207页 ]
在有限战争年代，所有一切拖延行动都是以消耗对方为基本原则。由于资金不足，而常备军又不带民兵，一年十二个月都得付给他们薪饷，所以很明显。对于当时有见识的军人来说，消耗敌人的财源是赢得一场战争的有效方法，而就其本身来说，这也要比在战斗中沉灭敌人所受的损失小得多。因此，当时的决定性因素是钱，而不是血。当然，迂回运动要求有高超的技艺和准确的判断，但在这种运动的过程中，敌人的府库开始枯竭。如果敌人不愿意破产，就得和他的对手进行和平谈判。关于这一情况，萨克斯元帅在论战斗时曾经说过：
“虽然我对会战问题已经讲了许多，但是在实际上我并不赞同，特别是在一场战争开始时候；我相信，一个有才干的将军会避免它们，并且根据他的愿望尽可能地延长战事。没有别的办法能比这种指导方法更多地减少敌人，或者带来更多的好处。”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3-164页 ]
近代的批评家福煦元帅曾据此认为，萨克斯是完全反对会战的，并且嘲笑他具有如此避战的观点。这是某些人的一种错误，他们不是没有读懂萨克斯的著作。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论点而断章取义。
萨克斯是在芳藤诺伊、罗可斯和劳弗德等战役中的胜利者，他象腓特烈和福煦一样，深刻理解会战的价值，看看他所作的结论：
“不过，我这样说也许不会被人所理解。如果你有机会进行会战，而且有预期取得胜利的种种理由，那么，你当然不应忽视这种机会。但是，这只是暗示着可能进行战争。一般进行战争，就不要相信任何的偶然性，而应该在将道的领域内发挥技能，达到完美的标推。如果环境对你很有利，引诱你去进行会战，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在下一步如何获取胜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关于这些事情，根据当今流行的风气，不应当满足于自己成了战场的主人。宗教上有着这样一条格言：允许失败的军队进行撤退是很明智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法，这是一条错误的原则。对于你来说，与此相反，应该是乘胜追击，全力以赴地追击。敌人的撤退，起初可能是整齐的，有秩序的，但到后来，也许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溃退。” [ 作者注：《高多尼回忆录》，1814年版，第一卷164页。 ]
在这个时代，尽管是以迂回运动和围城运动著称，但是仍然进行了许多次大的会战，至少有八次是具有决定性的。而且，在这些战斗中还产生出了许多名将。例如：沃邦、杜伦尼、欧根亲王、马尔波罗、查理七世、韦拉尔斯、萨克斯、腓特烈和苏沃洛夫等。
另外，约翰.弗特斯鸠爵士对于十八世纪战争的评论，也是值得引述的。他写道：
“在那个时代，一场战役的目的往往不是找到敌人，也不是打败敌人。根据大多数权威的意见，若要制胜，还有两种办法：或者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或者是舒适地生存下来。舒适地生存下来，就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取得补给品。一支部队要能在敌国生活下来，即使一枪不发，也算是对这场战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迫使敌人消耗他们的补给品，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能强迫敌人向对方提供补给品，则是进一步的成功。要是能在敌人的领域内宿营过冬，则是一种更大的成功。因此，只要进人敌境，并且在数周之内迫使敌人进进退退，不给他有打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这样的成功定会激怒象奥朗目的威廉姆这样的低劣的将军，使他做到绝望和灾难。” [ 作者注：《英国军队史》，（1899版），第1卷第358页。 ]
这是一种纯理智的和不动感情的战争体系，费里罗曾经就此作过下述结论：
“有限战争是十八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它属于温室植物那一类，只有在贵族化和高贵化的文明中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性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东西。这也是其中之一”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1933年版），第62-44页。 ]
第02章 无限战争的再生
一、 卢梭与法国革命
1782年，爱德华·吉本（1737—1794）正在从事他的历史著作第4卷的写作。当时，在他看来，政治气候非常宁静。为把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当时的欧洲作一对比，他写道：
“一个哲学家应该扩大他的视野，把欧洲作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来看待。在这个共和国内部，各个不同的民族几乎都达到了同等的文明和文化水平。权力的平衡将会继续波动，我们自己与邻国的兴旺发展，都会有升有降；但是这些局部的事件不能从根本上损伤我们的幸福、艺术、法律和风俗的总的标准。在这些方面，欧洲人和他们的侨民是在全人类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在和平时期，由于许多活跃的竞争者的竞赛，加速了知识与工业的更新和进步，在战争年代，欧洲的军队也只是作一种温和的、非决定性的斗争。” [ 作者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1926年版），第4卷第176、178页 ]
然而，在这种平静气候的背后，一场自宗教改革以来最恐怖的政治飓风正在形成，而且吉贝尔特（1737-1794）预计到了它的来临。八年前，吉贝尔特在他的《战术概论》一书中指出，谨小慎微的礼让行动，不流血的运动，以及光荣的投降等战争形式，只是表面上的廉价，因为它们并不能产生总的政治的解决方法。于是，他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代替它们。
他写道：“但是，让我们来假设一下，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在欧洲兴盛起来了。这个民族有天才，有智慧，有政治认识；它凝集了这些优秀的美德，组成了一个民族性的民兵组织，制定了扩张计划，并且永远不迷失它的方向；它懂得如何降低战争的成本，并坚持胜利。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会因为财政上的计算而被迫限制自己进行战争的。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民族将象秋风扫落叶一样征服它的近邻，并且推翻我们脆弱的组织。” [ 作者注：《战术概论》（1803年版），第一卷第16页。 ]
在十二年前（即1762年）曾要压倒整个时代的飓风，到今天仍在摇拂着“脆弱的芦苇”。对此，我们可以在让·雅克·卢梭（1712-1778）的著作《社会契约论》中找到它的胚胎。它被称之为“民主”，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人平等。这也是基督教教义的基础。自从远古时代以来，道德家和哲学家都一再强调民主，但是直到十八世纪上半期，这种思想才发展起来。卢梭有一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带着枷锁。”正是这一思想点燃了“理性时代”炸弹的导火案，使得爆炸不可避免。
卢梭在他的早期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3年出版）一书中谈到，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是—种“高贵的野蛮”。而现在，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却把人类摆在一个抽象观念的地位上，不使他们同地点、时间和环境发生联系。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来都是自由的人，为什么现在在任何地方都要受到奴役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根据自然的权力（神意），唯一合法的政府就是由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他写道：契约，就是“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和他的一切权力都自献出来，接受全体意志的超级指导。……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全体，而不是把自己献给某个人。”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一篇第6章。 ] 如果有人拒绝这样做，那么大多数人就要强迫他服从全体的意志。按卢梭的说法，就是“强迫自由”。卢梭创造了“人民的绝对意志总是对的”这样一个神话，于是，他就赋予民族国第一种“准神权”的法权，并且向民主革命者提供了最强有力的武器。他虽然认为，国家的组织与基督教徒的组织是敌对的，因为后者要求政教分离，这样也就破坏了国家的统一性，但是他感觉到，有组织的宗教也是社会的必需品。他主张创立一种纯公民性的信仰，以取代基督教。这种由人民决定的信仰，“不完全象宗教的教条，而是具有社会性的感情，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公民，甚至不能成为忠心的国民。” [ 作者注：《社会契约论》，第四篇第8章。 ]
卢梭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能够辨别公共利益的，并且也愿意追求这种利益。这种假设尽管纯属虚无缥缈，但是却迎合了许多人的心理，因此，许多人也就不假思索地加以崇奉，把它变成为一种信仰。这样，民众的专制主义神灵便从君主的铜瓶中被释放出来了。它赶走了国王的专制主义，重新建起通天塔，并把战争的拍卖场改变成了屠宰场。
为了对卢梭表示公正，我们应该看到，他的理想是在古代城市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他还认为，由大多数人进行统治的制度，只有在国小人少的国家里才能行得通。他从来没有提过在法兰西这样的大国里实行这种制度的建议。
魏勒特先生曾对他的“革命的哲学”作过如下的结论，说：“革命就是企图把个人自由的原则付之于实行；这是一种消极的原则，其主要价值就是充当工具，用来推翻那些已经失去作用和意义、并已变成只有害处的种种限制。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消极的原则充满着宗教信仰的狂热。哲学家所做的伟大工作，正好是刺激了这种狂热。” [ 作者注：《剑桥近代史》，（1904年版），第8卷第34、35页。 ]
1789年7月14日，巴黎的市民攻下了“巴士底”监狱，屠杀了监狱警卫部队的卫兵。这个消息传到路易十六世的耳朵时，他惊呼说：“这是造反。”莱柯特公爵回答道：“不，陛下，这是革命。” [ 作者注：转引自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革命》，第篇第7章。 ] 1791年6月21日，路易十六世在发楞被捕，从此结束了他想逃出法国的希望。路易被捕的消息传到奥国皇帝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那里，他立即宣称，这一捕捉行为有损于各国统治者的尊严。因此，他鼓动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 1797）去营救路易和王后玛丽·安东尼提，因为王后是利奥波德的妹妹。结果，法国于1792年4月20日对奥宣战。这场战争，除中间几度短暂的中断外，一直到1815年才结束。
二、 回到野蛮主义的征兵制
可悲的是，法国对于战争竟是毫无准备。她的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歇斯底里。她的唯一资产就是拥有大量的士兵。他们如果按照“国王运动”的规则来打仗，技术当然是生疏的，但是他们很聪明，居然为自己发明了更加切合实际的办法。同时，在周围的邻国中，也有许多人是拥护革命的：在英国，查尔斯·詹姆斯·弗克斯不仅欢迎革命，而且还为其行为辩护；在德国，也有为数众多的支持者；在荷兰，人民渴望摆脱奥国的统治，人类自由的教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现在，战争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古老的有限战争形式，一种是正在萌芽的无限战争形式。1792年9月20日，这两种形式之间的第一次考验在瓦尔密发生了。当时，在不伦瑞克公爵查尔斯·威廉·腓特烈的率领下，普鲁士军队迎战了由查尔斯·弗朗西斯·杜木里埃统帅的军队。不伦瑞克公爵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的名声主要是在1787年的荷兰战役中建立起来的。那次战役几乎是不流血的。于是，他在同辈人眼中，便成了欧洲最伟大的军人。杜木里埃是法国皇家军队中一个粮秣员的儿子，他很自信，具有狂热大胆的性格。他所坚持的唯一原则，是一种机会主义。那天两军相遇时，不伦瑞克已使杜木里埃完全退出了他在阿尔戈尼的阵地，因此，在战斗打响时，双方都面对着对方的阵地。实际上，两军没有进行碰硬的战斗，只是相互地实行炮轰，但炮火相当密集。炮轰接近尾声时，普军准备突击瓦尔密小山丘。然而就在这时，不伦瑞克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宣布了一个决定，说什么“我们不在这里战斗。”这也是这次会战中他所作出的唯一的一个决定。在此之后，他命令自己的部队宿营，随后一直安然不动，直到9月30日的夜晚，才巧妙地把部队撤出了战场。这可以算是最后一个不流血的会战。
9月20日晚，参加普军作战的歌特对他那些沮丧的朋友进行了一番劝说。在回答朋友们的一个问题时说，“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从今天算起，世界历史进人了新的时代，而且，你们都可以说是目睹了它的诞生。” [ 作者注：歌特，《1792年在法国的战役》，第81页 ] 一百年之后，福煦元帅对于这次炮轰的影响作了如下的总结，说：“国王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人民的战争从此开始了。” [ 作者注：福煦《战争原则》，希莱尔·贝洛克翻译，1918英文版．第29页。 ]
1793年1月21日，正如卡莱尔所说，“斧头砍下来，又一个国王的生命就消灭了。”这就是路易十六世的生命。因此，丹东大声地宣称：“要是那些国王们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就把一个国王的人头扔到他们脚下，作为挑战。” [ 作者注：《法国革命》，第二篇第8章。 ] 但是随着挑战开始，他们到哪里去寻找士兵来进增援呢？他们的人数当时是很少的。于是，在—个月后，国民议会下了一道命令，强迫征集5O万人当兵。紧接着，旺代省暴发了叛乱。法兰西共和国派出军队，踏着她的国民的尸体，走向了解放。这是实行征兵制的第一步，从而又恢复了部落式的战争。
原始的部落都是武装的群体，在这群体之中，每个人都是战士，因为整个部落都投人战争，所以战争也是总体性的。但是，自从人类告别了狩猎和游牧的生活以后，在取代了野蛮的农业文明中，战士与粮食生产者（即非战斗人员）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别。这是很少有例外的。在古代的城邦国家中，只有资格完全合格的公民才能报名加人城市民兵；在封建时代，只有骑士和他们的随从才有可能参加军队，而这些人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前面已经提到，在专制国王的年代里，平民是与战争完全脱节的。这种分化现在已经消失，因而又回到了全民皆兵的时代，但这一次却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的。
这不是什么新的观念，但是，也不能与旧的“国民兵”混为一谈。例如，它并不象盎格鲁撒克逊的“民兵”，那些民兵只是在战争时期才被召集到一起。法国征兵组成的军队是常备军。难以肯定的是，首先提出这一观念的是不是马齐雅维里。据说，他在弗罗伦萨写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主要是以1506年公布的法令为基础。法令规定，年龄在18岁到80岁之间的公民，都有义务服兵役。后来，弗朗西斯·培根指责这种观念。他在《论宗教的统一》一文中指出，“把武器交到普通人手中，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但在十八世纪，正如前面所说的，吉贝尔特就很拥护这一观念。对于这一观念，萨克斯元帅也是支持的。他在《战争艺术论》中谈到招募军队时，曾经这样问道：“确立一条法律，要求各阶层的人民都为国王和国家服役五年。这样不好吗？”接着，他详细地解释了这条法律的应用和利益。但是直到1793年8月23日，国民议会才通过了一个法令，使征兵制开始有了总体性的基础。它的第一条是：
“从现在起，直到我们的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为止，所有的法国人都应该始终地为军队服务。”
“青年人应该参加战斗，已婚的人应该铸造武器和运输补给品；妇女参加制造帐幕和服装，并去医院服务；儿童应该把旧亚麻布作成绷带；老年人应该到公共场所去，激励战士们的勇气，宣讲共和国的团结，鼓动对国王的憎恨。”
“公共建筑物应该改成营房，公共广场应该改成军工厂，地下室的地面应该用碱液加以处理，以提取硝石。”
“一切口径合适的火器都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使用猎枪和利器。”
“所有带鞍的马都应征调给骑兵使用；凡是不用于耕地的挽马，都要征来挽拉炮车和补给车辆。” [ 作者注：引自阿诺德·J·托因比著《历史研究》，（1930年版），第四卷第151页。 ]
托因比写道：“这一条款深深地感动了议员们，因此，他们要求起草人将它重读了两遍：而且每一次都受到了热烈的欢呼。这些人真诚地相信，他们正从暴政中获得解放。” [ 作者注：引自阿诺德·J·托因比著《历史研究》，（1930年版），第四卷第151页。 ] 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第十一版中，F.N.毛德上校对法国的“征兵制”是这样评论的：在任何国家的现行的或未来的法典中，能够对人类的未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大概还没有哪一个法令能够超过法国这个不太著名的法令。
从那年8月起，不仅战争越来越无限化，而且终于变成总体性的了。直到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生命都被当成廉价之物，以致于象以往战争中的会战那样，大规模地屠杀居民成了一种战略目的。在此150年之内，征兵制把世界引回到了部落时代的野蛮主义境地。
三、 征兵制带来的变化
民主使所有的人在理论上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征兵制则使所有的人在实际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康多尔塞特也许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一书中，已把步兵的兴起与民主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他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也许更加正确一些，因为是滑膛枪创造了步兵，而步兵建造了民主。这就是说，权力消失以后，在刺刀下实行平等便成了问题的实质。从此，一人一枪成为了一人一票，直到选票和枪都要以百万来作为计算单位。这样一来，就导致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和军事的转变。对此，福煦曾经引用了克劳塞维茨的一些观点：
“法国革命凭着它原则的力量和能力，凭着它所鼓舞起来的人民的热情，已把整个民族的全部重量和一切力量，都投放到天平上了。而在过去，天平上的重量只是有限的军队和国家的有限（正常）税收。”
“各国的政府官员，历来都很重视战争中的联盟关系，而法国人对于这种政治同盟却是不太重视的。这种联盟关系可能减弱国家的力量，使野蛮的战争因素服从于比较含蓄的外交因素。然而，法国的陆军却一往直前，势不可挡，战胜了许多国家。这一结果，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敌人都大为惊讶。可见，一个国家的自然力量是多么强大，与那些人为的外交组合加以比较，又是多么伟大而又动机单纯。因为在外交组合当中，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相拖累的。”
“法国革命的惊人成功，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新的作战方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政治与行政体制的彻底改革，以及其政府的性质，民族的情况等等……其他国家的政府，还不知道应该如何鉴别这些新的条件，因此，它们仍然试图使用一般的手段，来对付这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也就是他们所有政治错误的根源。”
对于这些看法，福煦作了如下的评论：
“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民族战争的时代。这种战争具有令人疯狂的步调，因为它注定着要把国家的一切资源都投入到战斗之中。人们在战争中将追求一个目标，这不是王朝的利益，也不是想征服或占领某一个省区，而是为了防卫或传播一种哲学思想，为了保护或宣传一种独立、统一原则，以及各种非物质利益的原则。最后，也就把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与财产都当成了赌注。从此燃起了怒火。这种暴力的因素，在过去是很少使用的。” [ 作者注：转引自福煦的《战争原则》，第29页。福煦的引文没有标出引用克劳塞维茨言论的出处，而我们在《战争论》中又没有找到这些话，因此，克劳塞维茨的言论一定是出自其他著作。 ]
要想激励成千成万的新兵，必须依靠我们今天所谓的“宣传”。1792年4月25日，鲁日·德·李尔创作的《马赛曲》开始在法国流传。在所有的战争歌曲中，这是最能振奋人心的一首。它鼓起了大批人员的情绪。政客们还采取了一切手段，来激发战士们的勇气培养他们憎恨敌人的感情。乔治·西尔威斯特·维里克写道：“没有恨，也就不可能有宣传。只要给我某种仇恨的东西，我保证于24小时之内，可以在任何地方组织一个强有力的宣传战役。” [ 作者注：《仇恨的种子》，1931年版，第16页。 ] 就这样，仇恨统治着法国，从此以后，战争变得毫无止境了。
宣传能煽起人类的兽性。法国保王党人马梅·杜·庞曾说：“这是一种恶魔似的战术，发明的人称得上是怪物。……五万名‘野兽’愤怒地口吐白沫，象食人者似地嚎叫着，以最快的速度向着战士猛冲过来，而对方的战士是没有这种勇气的。” [ 作者注：引自《武装集团》，第91页。 ]
征兵制改变了战争的基础。以前，士兵的成本是高昂的，现在廉价了；人们曾是尽量避免战斗，而现在却是在寻找战斗，而且不管损失有多重，只要一征兵，就能很快补充好。没有征兵制，拿破仑的征服政策也就不可能实现。1805年，在夏布仑，拿破仑曾对梅特涅夸口说，他可以担负得起一个月三万人的消耗——现在的人命象是泥士一样便宜。
这样的武装队伍，要求在军事管理和后勤方面有一种彻底的改变。过去，军队使用帐篷；他们的行进是排成漫长的纵队前进的；军队进人战斗之前，还要有秩序地集中起来。他们的给养和饲料，都要依赖补给纵队、野战面包房、面包护送队和仓库。现在，所有这些不是被取消了，就是被彻底地更改了。帐篷是被取消的，因而数百辆运载帐篷的大车也随之不见了，士兵们开始野外露宿；行动迟缓的漫长的纵队，已按师的单位分成比较小型的纵队；这样，在战斗之中和战斗之前都可以集中。运输纵队也被尽量地削减，实行了义务征用，来代替有条理的口粮配给。这通常都意味着对农村的抢劫。由于有所改变，减少了数以千计的运输车辆和骡马，使革命军的战略机动性和战术灵活性有了很大的加强。行军路程的增长和野外宿营的采用，在人的消耗方面当然要比旧的、舒适的体制增加许多，但是，征兵制能够很快地补充这一消耗。
征兵制对于战争还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因为士兵是从社会的各阶层招募来的，一般说来，他们比旧式皇家陆军的士兵更加机敏。当然，他们的纪律是要差些。他们没有受过训练，不会进行那个时期机械式的队形变换，但是，他们很快就发明了适合于自己好战心情和能力的战术。排枪发射取消了，大体上是瞄准射击取而代之；在密集的队形之外，又加上散开队形，而且还组成了一个“散兵”营，它的任务是走在突击纵队前面为其开路。罗伯特·威尔逊爵士曾说过：“这些散兵，象雪貂一样敏锐，象松鼠一样活跃。” [ 作者注：H.伦道夫著：《罗伯特·威尔逊爵士的一生》（1862年版），第1卷第84页。 ] 约克公爵的副官也写道：“有时，在几乎被围困的情况下，我们并不感到已被逼得非逃跑不可的地步，骚扰的狐狸也不会有这种感觉。” [ 作者注：《亨利·卡尔弗特爵士的日记和通信》（1853年版），第220页。 ]
关于征兵问题，一位普鲁士军官曾评论说：“在森林中，当士兵们不能进行队列运动时，只能解散队伍，在树木的掩护下进行射击。这时，他们不仅可以和我们相等，甚至还能比我们占有优势。我们的人，习惯于肩并肩地在空旷的战场上作战，很难适应于这种看起来混乱而没有秩序的情况。然而，为了不成为敌人的目标，这种‘混乱’局面是很必要的。” [ 作者注：引自A.乔奎特著：《革命战争》，第2、第96页。 ]
这种征召来的革命军队，同旧的皇家陆军比较起来，在战略和战术方面，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存在着一个极为严重的缺点，以至有可能抵消一切的优点。一个实行征兵制的国家，即是全民皆兵的国家，也是—个以歪曲宣传来维持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是很难维护持久和平的。它强迫失败者所签订的和平条约，通常都是极不合理的，因此，只可能是不稳定的休战，失败者只是出于被迫才签订这样的和约。一旦有了适当的机会，他们就会把和约推翻。
费奥罗指出：“这是一种疯狂步调的战争。革命和帝国，把这种战争强加到欧洲身上。在这类战争的根源上，存在着一种心理上的错误，就是幻想着以巨大的和决定性的胜利来帮助保卫和平，而事实上，却使和平的保卫变得更加艰难，甚至于成为不可能。这一错误是使整个革命和帝国，使十九世纪，并延续到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形成混乱状态的关键。” [ 作者注：《和平与战争》，第127页 ]
四、 民主与宗族道德
在欧洲，除了相近似的宗教战争之外，所有的疯狂步调的战争都是民主性的斗争，其精神来源于“全体意志”。引用A.F.弗里曼教授的话来说，古希腊的民主城市国家之间的频繁战争，带来了“浩劫与毁灭”，以及“各种野蛮的报复行为“。 [ 作者注：《历史论文集，第二集》，（1875年版），第175页 ] 查尔斯·奥曼指出，我们发现，在中世纪战争中，民主化的瑞士人“令人吃惊地凶猛，他们完全不顾邻国的权利。……他们以具有一种蓄意的无情的残酷而出名。” [ 作者注：《中世纪的战争艺术》，（1921年版），第2卷第168页。 ] 民主的法国革命军的行为也是如此，没有丝毫的不同。因此，阿诺德·托因比教授才对下述一点迷惑不解：为什么从法国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民主思想，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积极地把其‘活力’投人到战争之中呢？”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因而问道：“民主怎能成为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呢？因为民主‘呼吸着福音的精神’，而且它的动力就是爱。” [ 作者注：《历史研究》，第4卷第l56、57页。 ]
这就象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一样，是一个伟大的神话。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着，民主就被认为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制度。对于托因比的问题也就找不到合理的答案。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战争问题的理解也包含在这一问题的正确答案之中。只有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才有节制战争的可能性，才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
这一答案是不能在抽象的推测中发现的，而应该到人性中去寻找。关于这一点，赫伯特·斯宾塞尔曾经说过：“我相信，对于一个成年人，你只要观察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解他的个性，并合理地认识他，而且不管他的学历如何。如果你研究了过去几千年历史的发展，那么，你也就能够推测到人性的问题。” [ 作者注：见D.邓肯的《斯宾塞尔传及其信笺》（1908年版），第62页。 ]
在1802一1893年间，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工作以后，斯宾塞尔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哲学体系》，其中有两卷写的就是“伦理学原理”。他希望，能在关于演变的研究中找到一种准则，以便把人类的行为（即伦理）安置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然而他发现，在人类交往的进化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准则，每一种都有它的独立性。他称之为“友好准则”和“敌意准则”。他就此写道：
“野蛮的部落和文明的社会，都同样地进行对外自卫和对内合作——对外对抗和对内友好。所以，它们的成员也就需要有两种不同的感情和观念，以适应这两种不同的活动。”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2页。 ]
“经常地对外怀着敌意的生活。会引出一种准则，即主张侵略、征服和复仇，而使和平的合作遭到拒绝。相反地，内部和睦的生活，则会导致另一种准则，即产生一切都和谐合作的美德——正义、善良和诚实，尊重每个人的要求。”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471页。 ]
“在每一个社会中，敌意的伦理现念和友好的伦理观念是随着内外的条件而同时容纳的，因此也就会形成一个感情与观念自相矛盾的集合物。”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16页。 ] 这样，就有“两种义务和道德，以相似的方法受到指责与赞扬，但是当其中之一（如友好准则）与伦理概念结合在一起时，另一个（即敌意准则）就不会与之发生联系了。” [ 作者注：《伦理学原理》（1892年版），第一卷第324页。 ]
所以，人类的行为是以两种不同的推动力为基础的：一种是自然提供的，是天生的，因而也是本能的；另一种是社会环境的压力。一个部落要想生存，它的成员必须要有在战斗中自愿牺牲的精神；一个部落要想维持自己的结合，它的成员必须服从部落的戒律。戴维指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孤立、猜疑和敌对的；但是，在部落之内，共同利益却能促使他们一致对外，内部团结起来进行自卫。这样，在自己的部落（内集团）和其它的部落（外集团）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内集团”中，和平与合作是本质，而对待所有的外族人，他们天生的感情就是憎恨与仇视。这两种关系又是相互关联的。为加强他的论据，戴维又引用了萨默所著《民俗学》中说的一段话：
“为了同外族人进行战争，要求内部保持和平，免得内部的不和减弱了‘内集团’的战斗力量。为了防止争吵和增强纪律，也要求‘内集团’内部要有政府和法律。这样，和平与战争就相互其作用，相互发展，只不过一个是在集团内部，另—个则体现在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中。内部团结越密切，他们就越强大，战争也就越激烈，于是内部的组织与纪律也越紧密。” [ 作者注：莫里斯·R·戴维著：《战争的演进》，（1929年版），第16页。W.G.萨默著：《民俗学》，（1905年版），第12页。 ]
因此，出现了两种道德标准，或称为两种道德态度：一种是对“内集团”来说的，另一种是对“外集团”来说的。这两者的出现都是为了同一利益：“在对外战争中，杀人、抢劫，实行血腥复仇和掠夺妇女，都是有功的”；而在“内集团”中，则不能有这些行为。 [ 作者注：见戴维著《战争的演进》，第17页。 ]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前前后后的关系中是理解了这一点的。例如，色诺芬曾使居鲁士反抗其父王的教诲。居鲁士的父王告诫儿子：一个将军应该使自己成为一个主谋者，一个骗子，一个小偷，一个强盗。于是，居鲁士反驳说，这和课堂里所学的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正好相反。这时，他父王回答说：“那些课程是为朋友和同胞而设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教导是有益处的，但是，对于你的敌人则有所不同。难道你不记得，对于他们，那是教你去加以危害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篇中曾让波勒马库斯回答苏格拉底的提问：“什么是正义？”并回答说：“正义就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 作者注：柏拉图著：《理想国篇》，卷一第334页。 ] 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一书中声称：“在战争中，威力与欺骗是两大美德。” [ 作者注：《利维坦》第一部分第8章。 ] 这一说法暗示，在和平时期，它们就是两大罪恶。大卫·休漠在他的《随笔及论文集》中写道：在战争中，“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正义感和同情感，并且让非正义和敌意来取代它们。” [ 作者注：《随笔及论文集》1772年编，第2卷第273页。 ] 只要浏览一下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任何报纸，就可以向带有疑问的读者证明，这种说法是确实的。
原始人类的最危险的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同类。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同五十万年以前的情形完全一样。战争和追逐是人类的要求；这就说明，每个小孩为什么天生喜爱玩枪，而每个成年人一谈到谋杀就津津乐道。
对于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战争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每个成年男子的职业。今天仍是如此，而且还增加了大批妇女。野蛮人进行战争的目的，是要杀死敌人所有的男子，掠夺妇女和儿童。武器的发明改变了这一情况，因为要让武器来区别受害者的不同是不可能，屠杀成了总的趋势。
人类的本性决不象和平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它是千万代野蛮、残忍的前辈遗留下来的产物，几乎成了人类的一种本能。恐惧是一种最普遍的心理因素，野蛮人与文明人在这一点上是毫无区别的，这在三个月的婴孩身上都能得到证明。在部落时代，人们最害怕的是灭种，今天，这仍是人们的思想中一个可怕的问题。
现在托因比的疑问得到了答案。民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恨。恨所有一切不属于自己的部落、宗派、党派或民族。这种“全体意志”就意味着总体性的战争，他正是刺激人们投身战争的有力因素。
第03章 拿破仑战争
一、 拿破仑·波拿巴
一个政府，不管其性质如何，它的权威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 作者注：正如拿破仑所说：“如果没有军队，也就没有政治的独立和人民的自由。”参见《拿破仑书信集》，1858-1869年法文版，第3卷第1800号。 ] 所以，在一场革命中，主要的目标不是争取军事力量的支援，就是瓦解军事力量。在第一种情况下，革命采取的是一种“政变”的形式，并只产生有限的混乱。在第二种情况下，可能造成一种无政府状态。尽管人民热烈拥护革命的理想，但是无政府状态却是他们不能长期忍受的东西。当这种状态形成后，人们就希望有人来帮助他们解除这种痛苦。这个人一旦出现了，随之而来的行动，就是利用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能量以对外战争的形式引导它向外发展。这样一来，不仅控制了本国的人民，而且建立起了独裁性的政权，并使它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代替原来的政府。
在1789年攻打巴士底狱的十年之前，吉贝尔特曾经预言：
“有一个人将会出现。到现在为止，他也许还是个无名之辈。他不曾以演讲或文章使自己出名，而是在沉默中沉思。他也许还不理解自己的才能，只有指派他施展这种才能时，他才会意识自己的本领。他也可能是不学无术的，但是，他会抓住舆论、机会和时机，对那些伟大的理论家讲出真正的缔造者在向雅典人讲话时对演说者们所说的话：‘我的对手告诉你的那些，我都会实现的。’” [ 作者注：《吉贝尔特论文集》，（1803年版），第四卷第74页。 ]
这个人就是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1795年10月5日，凭着一阵葡萄弹的爆炸，他的名声传遍整个巴黎。“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这个人身上。他是一个敢作敢为的人。他很自然地出来为王。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如此。” [ 作者注：T.卡莱尔：《英雄与英雄的崇拜》 ]
这个人是一个超级的自我主义者和设计师，一个完全孤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只信赖自己，而且把一切东西都加以集中化。梅尼瓦尔说过：“他不仅在思想上采取主动，而且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细节都要亲自关注……他的天才和超人的活力，促使他不断前进；他感到他有办法和时间处理—切事情……事实上，他的确是自己做了一切事情。” [ 作者注：《梅尼瓦尔回忆录》，（1894年版），第3卷第50-51页。 ]
考兰柯特的回忆录是最有吸引力的。他所讲的也差不多，而且更加透彻。他写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是不怕痛苦、烦恼和麻烦的，而且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把自己完全贡献给了所追求的目标。是的，他总是把自己所有的精力、能力和注意力都应用到当前的行动和讨论之中。他把热情灌注到每件事情里面。因此，同对手们比较起来，他有着巨大的优势，因为很少有人能在一段时间内对一种思想或一个行为完全地专心致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93页。 ]
他把自己完全裹在命运之中。18l2年，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他曾提到过这一点：“我觉得，我是被驱赶着走向一个连自已也不清楚的目标。我一旦达到了这个目标，也就变成不需要的了，一颗子弹就能把我击碎。但是在此以前，即使全人类的所有力量，也都不能对抗我。”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144页。 ]
在他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他的任务就是“征服”，但是，他们并未看到他确实是在“创造”。这一点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在毁灭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又在创造—个新时代。或者正如斯彭格勒指出的那样：“拿破仑一生含辛茹苦，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法国，而是为了未来。” [ 作者注：参见奥斯瓦德·斯彭格勒著：《西方的衰落》（1925年版），第1卷第363页。 ]
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多半都是大规模的征服战争。自从查理时代以后，还没有这种大战的先例。拿破仑就是有意同查理大帝作比较。
他在进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796—1797）时，目标就是寻找敌人，并且在战斗中消灭敌人。他的这一目标，以及对中立地区的侵犯，依靠乡村供应给养，以征用和抢劫的办法来维持战费，还有那种不懈的追击精神，从占领地榨取战利品等等，所有这一切行为，曾使他的同辈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这些粗野的行为，不是战争的合法行为，而是野蛮人的侵犯。一种反感而并非恐惧的情绪，在当时的漫画中就已经反映出来了。1797年4月14日，克鲁克香克曾画过这样一幅漫画：法国的军队被画成是一条龙，正向外喷吐着烟雾，它的背上骑着一个奇异而令人可怕的怪物，头上还带着一顶刻有“波拿巴”字样的小亚细亚人的帽子，在他的前面，两位将军率领着一支军队快速地逃命。 [ 作者注：参见A.M.布罗德利著：《1795—1821 拿破仑在卡里卡冈雷》，（1911年版），第一卷第99-100页。 ] 这张漫画冷酷地描绘了无限战争时代的主角。
二、 拿破仑战争的要素
这里要思考的，是拿破仑战争的几个比较典型的要素：一是统一的指挥；二是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三是拿破仑的计划系统。
拿破仑认为，统一的指挥是“战争中的首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三十一卷第418页。 ] [ 译者注： 以下所引《拿破仑书信集》中的引文，均系1858-1860年的法文版本 ] 而且应当记住，在任何情况下，只有当政权和军权完全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如同1800年1月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官时那样，统一的指挥才有可能实现。在通常的战争中，政治决定与军事行动总是分离的，这就不可能获得完全的统一。督政府统治下的状况就是如此。拿破仑对于这一点是有感触的。因此，他在接管意大利军团的指挥权时，曾经给“统一指挥”下了一个确切的定义。1797年1月19日，他写信给督政府说：“政府应该信任自己的将军；允许他有行动的自由，只须告诉他所应达到的目标。”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83号。 ] 如果说，这个目标是合理的，这个定义就可以算是完美的了。在谈到军事指挥的单一性时，他说“在军事行动中，我只和自已商量；但在外交方面，我是征询一切人的意见。”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399号。 ] 对于1796年的战局，他曾经说过：“在这个战局中，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如果我被迫协调我个人同他人的行动，那肯定会一事无成。”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一卷第420号。 ]
只要环境许可，统一指挥要求把一切可用的兵力都集中到主战场上，并由一位将军进行指挥。可是，一个无知或是软弱的政府的普遍倾向，总是想把兵力分散，用以掩护所有的重要据点。1806年，那不勒斯国王约瑟夫·波拿巴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做法。6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他，刻薄地说：“如果你想保住你那王国里的所有据点，整个法国也不能为你提供充足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6页。 ]
统一指挥是拿破仑多次获得会战胜利的基础。不过说来奇怪，这也是使他最终覆亡的一个因素。尽管如此，他的那些格言，比如说：“在战争中，人不算什么，只有一个人是全体的代表，” [ 作者注：利昂·莱塞斯特：《拿破仑的书信》，（1897年法文版）第155号。 ] “在指挥当中，只用一个坏的将军，倒能顶上两个好的将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105号。 ] 直到今天还象是它们第一次流行时那样正确有效。
从拿破仑关于“指挥才能”与“军事才能”的言谈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将军和士兵的期望是什么。
关于第一条，他说过：“一个将军不可缺少的品质是刚毅。”“一个将军不应该对情况画图画；他的情报要象望远镜的镜头那样清晰。”“一个通过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的人，永远不能合理地指挥一支军队。”“战争中的成功要靠慧眼，并在战斗中寻找心理性的时机。在奥斯特利茨会战中，我要是提前六小时发起进攻，我就会失败。”“意志、性格和胆量，使得我所以成为我。”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2卷第18041号。 ] 相反地，“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决不可能再是狮军。”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7卷第4855号。 ]
关于士兵，他总是刺激他们的虚荣心，增强他们的信心，从而减轻他们的恐惧。他要利用这种信心，把一个小心谨慎的动物变成一名勇士，并使这个人愿意为他通常所不理解的理由去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上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 [ 作者注：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3年法文版，第6卷第85页） ] 他对士兵提出要求，但不是靠收买。他说：“勇敢，是金钱买不到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10329号。 ] 相反，他鼓励士兵们富有荣誉感，“在战火之中，我骑着马来到队 伍前，高声喊着：‘举起你们的军旗吧！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只要这样一呼喊，法国士兵们就会立即行动。”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288号。 ] 他还说：“32旅始终是对我效忠的，因为我在罗那托之后，就已写过：‘有32旅在那里，我就感到放了心。’语言对于人们的威力往往是令人吃惊的。”“在意大利，我们通常都是一对三，但是人们对我具有信心。所以，决定胜利的力量是精神，而不是数量。”“不是部队的数量给军队带来了力量，而是忠诚和豪气给军队增添了斗志。”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9卷第107页。 ] 他深信，官兵之间的私人接触，是成功地进行领导的一个秘密。在他的一个每日命令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营的指挥官，只有当他熟悉了一切细节之后才能休息；在指挥作战六个月以后，他应该了解营中所有官兵的姓名和能力。”拿破仑还深切关怀手下人的健康状况。他曾写道：“疾病是最危险敌人。”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832号。 ] “宁可打一场流血很多的战斗，也不要把部队安置在不卫生的地方。”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0卷第176页。 ]
关于一般人员，他说：“如果勇敢是士兵的第一品德，那么，忍耐则是第二。”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卷第925号。 ]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时，蒙索朗夫人曾经问他，哪一种部队是最好的部队？“夫人”，他回答说：“能打胜仗的部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9卷第7527号。 ]
作为战役的设计者，拿破仑的成功是直接从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中产生的。独载统治使他有权对战争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指导。这种优势，再加上他专心致志和辛勤努力，使他能够将自己的天才灌注到他的计划之中，有时，甚至超过了他的将领所能理解的范围。随着战争的延长，他的问题也日益变得复杂了，缺乏理解能力的部下越来越造成危险。特别是在莱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当中，这一情况尤为显著。他当时进行了卓越的调度，可是却被那些愚蠢的元帅笨手笨脚地搞坏了。因此，他在圣赫勒拿岛上回忆说：“如果我在战争中有一个象杜伦尼那样的人做我的副手，我就会成为世界的主人。”
对于拿破仑来说，拟就—个战役计划，象是从事一项精确的艺术工作。正如他所说的：“一到宣布战争的时刻，总有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提前预见到这一点是很聪明的。”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0卷第8075号。 ] “我已经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就思考我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总是做最坏的估计。”“在战争中，要有估计，否则将一无所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810号。 ] “我习惯采取多种防急措施，从来不靠什么机会。”“只有拟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才有可能在战争中成功。”
有一次，他向罗德里尔泄露了这个成功的秘密。他说：“如果说，看来我经常对一切都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情之前，早就考虑很久了；我对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几乎都是预先作过考虑的。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知道自己说什么话和采取什么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天才对我突然启示。我总是在工作：吃饭的时候在工作，看戏的时候在工作，夜里醒来也在工作。”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7页。 ]
拿破仑在开始他的每一个战役之前，都要预先制定一个严密的计划，其中包括几个不同的方案，每一个方案都有一种假设情况。这是拿破仑设想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个计划就是他的意图，不同的方案包含着他对计划可能作出的修改。计划一旦付诸实行，剩下的问题也就是继续进行“探索”。当时，有一种搜索骑兵，是用来寻找敌人的兵力并报告敌人的位置。但是拿破仑更为关心他自己的计划，而不是敌人的位置，而且，当他收到骑兵的报告时，敌人通常己有变动。所以，他的探索体系，其中包括侦察、谍报、从邮局截获信件等等。只是以证实或打消他原来的假设为目的。他的骑兵或间谍等，都是派往预先指示的方位，以求弄清楚疑点。这也只是为了证实或消除原来假设而获取必要的情报。这样，原来的假设情况不断地被证实或消除，计划的不确实性也就减到了最低限度，于是，他的计划简化了，敌人的计划也被发现了。拿破仑进行探索的目的，与其说是查明敌军的位置，不如说是发现敌人的意图。
三、 拿破仑战争的原则
拿破仑虽然常常谈到关于战争的原则，但他从来没有将它们列举出来。有一次，他对圣西尔说：“如果有一天我能找到空闲时间，我就要写一本书，准确地描述一下战争的原则，提供给所有的士兵。这样战争就象一门科学那样容易学了。” [ 作者注：《圣西尔的回忆录》，（1831年法文版），第4卷第148页。 ] 遗憾的是，他没有实现这一诺言。不过，研究一下他的战役，可以发现如下要点：（一）他总是依靠进攻；（二）他相信加快速度可以节省时间；（三）实行有效的战略袭击；（四）他坚持要在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特别是在决定性的进攻点上；（五）他慎重地考虑他的保护系统。
进攻：
关于进攻，拿破仑曾说过：我的想法与腓特烈的一样，一个人总是应该先动手攻击的。他还说：“如果允许别人进攻自己，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27卷第21428号。 ] “要使战争变成为进攻的，象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杜伦尼、尤金和腓特烈等人所做的那样，你就要学习他们为典范，这是使你成为名将和了解战争艺术秘密的唯一方法。”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418页。 ]
但是，与查理十二不同，他不是一个卤莽的将领。他说：“在一场战役开始时，一个人应该慎重考虑他是否应该前进。但是，当他决定实行进攻以后，就应该把它推进到最后极限为止。”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09页。 ] 他又说，一个人如果决定入侵某个国家，他就不能害怕发动攻击，而应该到处寻找敌人并与之战斗。
拿破仑虽然没有发明追击，但是可以说，他使追击系统化了，因为他把追击与战斗融合在一起，成了他战术中的一部分。1805年10月17日，在乌尔姆战役中，他曾派人给莫拉特送信：“我祝贺你已取得的胜利。但是不要休息，追击敌人，把你的剑刺在他的背上，并且要断绝一切交通。”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86号。 ] 然而，持续的追击是作战中最困难的一种，所以他也只有四次是完全成功的。这就是1797年在里沃利；1805年在奥斯特利茨；1806年在耶拿；1809年在埃克缪尔。
机动：
科林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他在《战争的变化》一书中引用了德富关于这一主题的论述：
“运动是拿破仑战争的灵魂，正好象决定性会战构成它的工具一样。拿破仑使他的部队以一种有计划的速度进行运动……用速度来乘他们自己……以急行军来弥补数量的不足。这些都是他挂在嘴边的格言。他说：‘行军就是战争’，‘战争的才能就是运动的才能’，‘善于运动的军队必能获得胜利。’”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1912年英文版），第254页。 ]
拿破仑的另外两种说法加强了这一观点。他说：“在战争的艺术之中，也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和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8卷第14707号。 ] “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对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妥的，因为拖延只能使行动失败。”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997号。 ] 对于拿破仑来说，在这一点上却是不幸得很。属下将领的两次延误，使他在第一次输掉了一个会战（在莱比锡），而在第二次（在利尼），则使胜利失去了决定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在乌尔姆战役中，他的部下却说：“皇帝发现了一种新的作战方法，他利用我们的腿来代替刺刀。”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1卷第9392号。 ]
奇袭：
除了在战场上出敌不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以外，拿破仑实行的奇袭，很少是战术性的，几乎都是战略性的。其中著名的例证是：1800年的马伦戈交战，1805年的乌尔姆战役，1806年的耶拿会战，滑铁卢战役的第一阶段，即利尼之战，也是如此。1814年1月7日，拿破仑写信给斯坦说：“战略是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我对于后者不如对前者那样珍惜。空间是可以重新得到的，而时间则永远失去了。”
集中：
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减到了最低限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科林引用他的话说：“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 [ 作者注：《战争的变化》，第243页。 ]
这里，在“集结”与“集中”的字义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差异。1806年8月8日，拿破仑写信给那不勒斯国王，解释了前者。他在信中说：“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为，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内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2629号。 ] 所以，集结是军或师在战区中的分布，而集中则是指战场上的行动。1806年2月14日，拿破仑在写给他哥哥约瑟夫的信中又说：“你的军队太分散了，应该采取的行动是，使兵力能在一天之内集中在战场上。”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2卷第9808号。 ] 军队的集结地区，包括行军和休息地区在内，它的面积会在敌人接近时逐渐缩小，最后小到所有的纵队能在几个小时内进行集中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等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 同时因为，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说，一支劣势的部队，如能正确地进行集结，那么，通常都能战胜一支数量虽然居于优势但却不能正确集结的部队。
保护：
1793年9月16日，拿破仑还是个一贫如洗的无职上尉，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使他在围攻士伦之战中当上了雅各宾派一支部队的炮兵指挥官；1815年6月18日，他以法国皇帝的身份，在近卫军的簇拥之下，退出了滑铁卢战场。在1793年到1815年的长时间里，拿破仑几乎没有进行过纯粹的防御性战斗。
诚然，在莱比锡（1813年），在拉罗西里（1814年），在阿尔西斯（1814年），他都被迫作过防御战。而且，由于他的兵少质差，在1814年的整个战局中，他不得不采取战略性的防御。但是，就在这个战局中，仍然有着一系列的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然而，拿破仑尽管是绝对避免有计划的防御战，但他所有的进攻行动却是以保护原则为基础的。他对于这一点的解释是：“整个战争的艺术，就是先作合理周密的防御，然后再进行快速、大胆的进攻。”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3卷第10558号。 ]
这种保护体系的基础，是在军队的后方建立一个安全的作战基地。作为基地的，或者是一个要塞，或者是设防城镇，它不能受到敌人的袭击，因为部队的仓库、军火库、医院等等，都要集结在这里，而这些都是作战的基础。当部队从作战基地向前开进时，负责保护的骑兵的任务就是掩饰这一计划和部队的运动，就象他的探索骑兵的任务一样。前面已经提到，探索骑兵要探测敌人的计划，使他得以修改自己的计划。当保护的骑兵不能掩藏部队的前进运动时，如在耶拿和艾赫尔两次会战之前的行军那样，部队就要以快速运动来保证秘密。
总之，拿破仑对于防御和进攻的观点是完整统一的。他说：“防御战争不能排斥进攻，就象进攻战争中不能没有防御一样。”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31卷第347页。 ] “如果你的部队很平庸，你就应该多换泥土。”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2111号。 ] 这个意思是说，通过挖掘壕构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这也同样适用于孤立的支队，因为“这是一条作战的原则，所有的分遣兵力都应该挖工事。每当占领一块阵地时，这应该是必须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5卷第4083号。 ] 但是，对于一个兵团来说，就不一样了。早在1793年8月，即拿破仑在土伦担任炮兵指挥官之前，他曾写道：“在战争艺术中，这是一条公理：躲在堑壕里的人一定会被击败。经验与理论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拿破仑是谴责静态战争的。
四、 拿破仑战争的缺点
拿破仑未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未能建立一种既对法国有利，同时能让对方接受的和平，原因何在呢？追根究源，就在于他的战争指导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点。第一点是军事性的，是在指挥上过分集中；第二点是政治性的，是他的不现实的政策；第三点是大战略性的，就是他赖以完成其政策的方法不妥，最多也只能是导致休战。
指挥：
关于第一点，本章的前面已经提到，他所坚持的个人统一指挥的原则，尽管曾经使他战无不胜，但是，到头来还是这一原则成了使他失败的因素。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答案是双重的：第一，当战争延长以后，战争就变得十分广泛和复杂了，参加战争的兵力也相当可观，因此，如果没有一个组织良好的总参谋部，要一个人有效地管理这场战争是不可能的，即使他是天才，同样无能为力。第二，他的敌人也逐渐地懂得了，他们之间过去缺乏合作，因而不能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拿破仑。如果不联合起来，他们还会一个一个地被拿破仑打败。这样，在进行莱比锡战役的夏季休战期间，他们终于订立了赖兴巴赫条约，联合起来了。这个条约中有一款规定：同盟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瑞典——同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们的军队都不应冒险同拿破仑亲自指挥的部队单独交战。无论哪支部队遇到他，都要立即撤退，直到所有的兵力在战场上汇齐之后，再联合起来对付他。这样一来，也就拨去了拿破仑进攻战略的毒牙。
拿破仑的统帅部由两个互不相关的部门组成：一个是参谋长办公室，一个是总参谋部。前者是由贝尔蒂埃元帅，即纳沙泰尔亲王领导；它包括一个秘书处，皇帝的随从参谋和一批联络官。 [ 作者注：他们之中，有的是上将，另一些上校，还有一些是上尉，他们是负有特殊使命的。在战役或会战中，向元帅们传达拿破仑的命令。 ] 后者通常包括三个助理参谋长，他们的职责与近代的军需局长差不多，另外，还加上一个测绘组。
维奇上校写道：“这些参谋人员丝毫不能参与皇帝的智能工作。拿破仑不相信他们，只要求他们认真地服从。‘严格地遵守我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这是他给贝尔蒂埃下的命令。”贝尔蒂埃把这种抹杀他个性的存在看成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在军中的地位等于零。我以皇帝的名义接受元帅们的报告，也代他签署命令，但是我个人却是不存在的。”（贝尔蒂埃于1807年3月1日写给苏尔特的信）。1807年1月18日，贝尔蒂埃给奈伊写信时也说：“元帅先生，皇帝既不需要忠告，也不需要战役计划，没有一个人能知道他的心思，我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1914年英文版），第24页。 ] 维奇还补充说：“这位皇帝本人也说过，总参谋部在统帅部中是最不需要的一个部分。” [ 作者注：《拿破仑在工作》，第14O—141页。 ] 更糟的是，这种傲慢的态度也传给了他的元帅们。
费则扎尔公爵对此也曾有过评论，他说：“不管用的什么指挥方法，他的命令一定要执行……这种不自量力的习惯，这种不承认有什么不可能的决心，这种对成功的无限信心，在开始时都是我们获胜的原因，而到最后却对我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位皇帝在其后期作战中所以没有取得胜利，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已经不佳，或者说是体力衰退了。这种说法是缺少证据的。真实的情况是，使他失败和成功的原因，都是他的活力，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参见《考兰河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135、141、245页。 ] 而不是他的懒散。正是由于这种活力，他相信自己能够身兼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双重职务。等到需要有技能的参谋军官时，却是无处可寻。考兰柯特告诉我们，在1812年，“参谋人员预见不到任何东西，但在另一方面，皇帝却想自已做每一件事，发布每一项命令。因此，无论什么人，甚至连总参谋长在内，都不敢负责颁发一项极不重要的命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1925年英文版），第1卷第155页。 ] 戴阿迪里本说：在1813年，参谋工作比前一年更加没有效率了。而且，“就整体来说，在这次战役中，整个军队成了一架太复杂而又不完善的机器，不能确立协作关系……大量的运动……所产生的困难，就是拿破仑集中其全部权威也难以克服。”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1817年法文版），第1卷第224页。 ]
拿破仑的元帅们都没有指挥经历的磨炼，仅仅是服从命令而已。他们都是侍从者，不是领导者。有些人是诸侯王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所以得到提升，都是因为宫庭、政治和个人的原因。拿破仑在失败后前往厄尔巴岛时，曾告诉考兰柯特说：他找到了自身的错误，就是在晚年时期过分重用了那些元帅。因为他们已经太富有了，养尊处优，开始滋长厌倦战争的心理。按照他的说法，如果当时他能提拔一些好的师长，那么事情就会好办得多，因为他们刚要接触到元帅的权杖。 [ 作者注：巴伦·戴阿迪里本：《1813年战局中的关系》，第2卷第363页。 ]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主要还是他的指挥体系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人才的缺乏只是次要的。
政策：
拿破仑的主要对手，自始至终都是英国。英国通过资助大陆盟国的办法，一再地缔结同盟，用以对抗拿破仑。英法两国之间的斗争，不是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由早期工业革命中产生出来的两种生存价值的斗争。英国要想维持她的繁荣和权力，就得出口制成品；而法国要想繁荣，并以此来维护权力，也必须保护她的幼稚的工业。正如梅特涅说的：“每个人都知道，英国不能放弃这个问题（海上贸易问题），因为对她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2卷第10页。 ] 正是因为懂得这一点，拿破仑才发明了一个“大陆体系”，封闭了大陆的所有港口，禁止英国船只进入。这样一来，英国的贸易就会被压制，她的信用也会被损害。没有了贸易和信用，英国就不能组织敌人来反对拿破仑了。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31页。 ]
他说：“英国人的权力建筑在他们对其他民族实行专制的基础之上，而且只有凭借这个，才能维持此种权力。为什么要让他们专获此利呢？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不是也能得到这种利益吗？”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38页。 ] 他又说：“伦敦的商人对于欧洲的友好和利益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为了投机事业，不惜牺牲欧洲的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如果他们的债务不是那么巨大，也许他们会比较合理一些。为了偿还债务，维持信用，致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4页。 ]
在与英国的斗争中，他看出：“所有一切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法，就是煽动这个世界，甚至每—个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529页。 ] 所以，正如他对考兰柯特所说的，英国人是他唯一的敌人，他只对付英国人。但是，“由于英国人的贸易遍布各地，他也不得不到处追逐他们。”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他的大帝国思想就是从这种追逐中萌发出来的。“大陆体系”本来是用以毁灭英国的武器，现在却变成了实现新世界观念的一种工具。这也是对一个和谐统一的欧洲的憧憬。
在圣赫勒拿岛时，他通过拉斯卡斯告诉世界，他的目标是联合各大民族，形成一个“邦联”。在这以前，由于受革命和政策的影响，这些民族都是相互隔离的。这些民族要通过“统一的法律、原则、意见、感情和利益联系在一起。”在他的帝国的庇护下，在这个邦联的顶点上，他梦想着建立一个中央议会，模仿美国国会或希腊的“近邻种族会议”的形式，来监督“欧洲大家庭”的公共福利。他的梦想虽然由于失败而破灭了，但是他却说过：“由于时势的推移，这一梦想迟早是会实现的，因为形势已经形成了。我不认为，在我退位和我的体系被毁以后，不把一些主要的民族集中和联合起来，就能在欧洲建立任何重大的平衡。在一切重大的斗争中，一个君主若能忠实地尊重民意，他就会发现，他将成为整个欧洲的元首，并已可以为所欲为。” [ 作者注：《考兰柯特将军回忆录》，第1卷第420页。 ]
大战略：
英国人所诅咒的，正是这种联合的欧洲，因为面对着它，英国就不能以海上霸权而称雄了。所以，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拿破仑刚刚破坏她的一个同盟，另一个同盟又在灰烬中建立起来了。拿破仑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征服英国，而且不能对抗大陆上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如果得罪了它们，它们就很容易同英国联合起来。他的“大陆体系”，恰恰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当时，“大陆体系”不仅使欧洲大陆的国家不能获得只有英国才能提供的货物，而且也使他们卷进到他与英国的战争。所以，他的大战略是有错误的。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角海战中损失的舰队，对他来说，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代替品。
耶拿会战以后，拿破仑通过他的“柏林法令”开始实行大陆封锁。英国也发布一条命令作为回报，禁止中立国与法国和她的同盟国进行贸易。这样便掀起了一场经济战争。1807年7月7日，俄国在弗里德兰战败后签约，于是，俄国和普鲁士同意随法国一起对英国采取共同行动。拿破仑获得这一成功以后，开始扩大他的封锁范围，把封锁圈延伸到丹麦、葡萄牙和西班牙，后来又扩大到荷兰。1808年3月，他任命他的哥哥约瑟夫为西班牙王，结果爆发了半岛战争。接着又同奥国发生了战争。不久之后，奥军在埃克缪尔和瓦格拉姆被击败，俄法的同盟关系开始减弱。1810年，沙皇亚历山大允许英国的商船进入俄国港口。于是，情况又迅速恶化起来。拿破仑曾对考兰柯特说过：“战争终将要爆发。尽管为了我，为了亚历山大皇帝，为了法俄两国的利益，都不应该有战争。凭着我以往的经历，我常常可以猜想未来的发展……它就象歌剧中的场景一样，但是，这个机关却是由英国人操纵的。”在圣赫勒拿岛上，拿破仑还对拉斯卡斯说过：“俄国是英国的最后法宝。整个世界的和平是要取决于俄国的。不幸的是，英国的金子比我的计划更为有力。” [ 作者注：《圣赫勒拿岛的回忆》，（1824年英文版），第4卷第七部分第134—139页。 ]
随后，拿破仑那个损失惨重的征俄之战发生了；1813年，他又在莱比锡会战中被俄、奥、普、瑞典四国的联军彻底地击败。1814年4月14日，他退出了帝位。这样，他的政策和大战略就彻底失败了。只要英国还在战场上，他即使控制着欧洲，也还是不能把欧洲置于他的皇位之下，因为在征服她的同时，他已把他生来就有的权利出卖给她的人民了。
1792年，由革命所唤起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已成了法国军队的灵魂。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永远不会有拿破仑了。耶拿之战以后，拿破仑开始浪费他的遗产，而他的勒索种种，同时也唤起了其他民族的同样的精神，即那种推动拿破仑的军队去横贯大陆的精神。首先是在西班牙，然后就在奥地利，接着便是普鲁士，以致最后蔓延到整个欧洲。在比利牛斯半岛，西班牙的游击队，加上惠灵顿的一支小型陆军，盯住了几十万的法国军队；1809年，奥地利采取了征兵制。1813年3月13日，普鲁士与俄国结盟，同时对拿破仑宣战，并立即宣布全国动员。它要求没有参加正规军或地方后备队的每一个人，都会破坏敌人的交通和后方以支持部队。要求人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用手中的一切工具去扰乱敌人，切断他们的补给线，杀死他们的落伍者。人民是不穿军服的。他们在敌人接近时，就销毁所有的存粮，捣毁磨坊、桥梁，烧掉船只，而后便离开村落，到森林和山地中去寻求避难。费恩曾这样写过：“所有这些，都是拿破仑的敌人想出来对付拿破仑的新方法。” [ 作者注：费思是拿破仑内阁的秘书。 ] 实际上，这也是1792年事态的重演。
所以，拿破仑象是一个传教士，他也的确是用枪炮和刀剑来传教的，在整个欧洲宣扬着“全民皆兵”的福音。结果，使所有困扰中的欧洲人民乐于接受了这个军事信条。在精神上与此有关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吉纳丁在回忆录中所讲的一个情况。吉纳丁曾陪同拿破仑参观卢梭的墓，拿破仑在回答他的一个问题时说，“好吧！未来将会证明：在我和卢梭都不存在时，对于世界的宁静是否会更好一些。” [ 作者注：转引自约翰·霍兰·罗斯著《拿破仑一世传》，（1913年英文版），第1卷第21页。 ]
第04章 克劳塞维茨的理论
一、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1780—1831）出生于马格德堡附近的布尔格城。1792年入普鲁士军队当士官生。他参加了1793—1794年的莱茵战役，1801年进入柏林军官学校，尔后就在著名的冯·香霍斯特上校手下任职。1806年充当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在耶拿会战中负伤被俘。1809年，他帮助香霍斯特重新组织普鲁士陆军。1812年，俄国战役爆发时，他转入俄国军队中服役。在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最后阶段，他参与了陶朗根公约的谈判。这一公约导致了解放战争。在1813年的战局中，他被任命为沃尔莫登伯爵的参谋长，1816年又当提尔曼将军的参谋长。他参加了利尼和华弗里的战斗。1831年在布雷斯劳死于霍乱。
从这个简短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担任过指挥职务，也许他不适于担任这种职务。从本质上来说，他是一个研究战争的学者。在他死后，收集出版了他的著作，共有十卷，其中头三卷就是他的杰作《战争论》。他花费了十二年的时间来研究、编写这部书，但是未能完成，其中大部分都没有修订。
在他死后，人们找出了他的一些笔记材料。在一本注记着1827年7月10日的笔记中，以及在另一个没有日期，但很明显是在此后不久写的笔记中，他声明，只有第一篇第一章是定稿，第二篇到第七篇还未修订，第八篇，也就是最后一篇，“仅仅是一个思路，粗略的线索。”他在第一本笔记中指出：在最后的修订中，他打算描绘出他想象中的两种战争的明显区别。一种是有总体性目标的战争，也就是在战争中要彻底打倒敌人；另一种是只有有限目标的战争，例如重新调整国界。此外，他想更进一步地强调，“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至于这部未完成也未校正的书，大体说来，是一大堆论文、备忘录和笔记集中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而且在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它并不是以拿破仑战争为研究基础，尽管有时人们认为如此。它是一种对战争的伪哲学性的研究，同时又带有一些有价值的常识性观察。在克劳塞维茨生活的时代，哲学曾广泛流行，所以，他遵循康德的思想路线，假定了一种绝对战争形式的存在，认为所有一切军事行动，都应该朝这一方向去指导。简单地说，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战争顶点的理想观念，相当于康德的“事物之本”。不管他是不是这样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他的绝对战争概念作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衡量所有的军事行动。他不断地运用它，以致使度量标准完全陷于混乱。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这种尺度而迁就常识。《战争论》的读者一定要特别记住这点，否则，他大概也会象克劳塞维茨本人那样感到迷惑，而且更糟的是，会被引入迷途。
在这章的结尾，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克劳塞维茨有二十年参加拿破仑战争的亲身经历，但他对战争的理解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由于误解了拿破仑的进攻原则，他竟把自己的绝对战争概念强加给了拿破仑，这样，不仅把他许多未来的弟子引人了歧途，而且对于二十世纪无限战争的广泛扩展，也负有大部分的间接责任。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他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透彻分析，却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比的，而在今天，这一分析的重要性，比它第一次阐述时更加重要。说也奇怪，在无限战争的扩展中，对于这一点的缺乏了解，比对他的绝对战争概念缺乏了解，似乎是更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一点，也因为《战争论》中的大部分内容与较高的战争指导之间的距离相距遥远。而且，时至今日，它也已经过时了，所以，本章的目的只是对于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只限于对克劳塞维茨时代以后的战争产生过影响的理论。
二、 什么是战争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喻为“扩大了的搏斗”（第一卷第21页） [ 译者注：本书以下各节对于克劳塞维茨理论的引述，作者引自F.N.毛德上校1908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战争论》。本译文均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64年版《战争论》。 ] ，而且把战争与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相比较。从这点出发，他又指出，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第1卷第22页）——暴力是手段，而“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1卷第26—27页）暴力必须推进到“其最大限度”而且，“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第l卷第27页）。他嘲笑“不流血战争”的旧观念，说它“真是婆罗门教徒的事情”，并且认为“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第1卷第24页）。所以，他又写道：“关于那些不经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第1卷第403页）
暴力上的固执成了一种命令，已经把他的许多门徒引人迷途，他们都接受了他的绝对意识。尽管如此，当克劳塞维茨从他的哲学罗网中解脱出来后，他自己又解释说，战争不是由“一种抽象”构成的，而是由“一种现实”构成的，“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第1卷第47页）。他又说：“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因此，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和肯定。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无论是在大事还是小事中，它活动的天地都同样宽广”。（第1卷第48页）因此，“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第1卷第82页）“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第1卷第83页）也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那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的活动天地。”（第1卷第84页）
更进一步地说，“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并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那么这种作法无非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第1卷第29页）在现实世界中，“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第1卷第179页）但是，正如下节将谈到的，因为克劳塞维茨用“绝对战争”这一概念来解释拿破仑战争，同时，在他的哲学思想中，也认为：战争是“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第1卷第28页）他的许多追随者都完全地搞糊涂了，成了他的暴力神圣论的牺牲品。”
三、 绝对战争与现实战争
这一节的主题是在第八篇第二章中讨论的。在第二章中，克劳塞维茨首先回顾了第八篇第一章，并且指出，虽然从哲学上来说，在战争中只有“打垮敌人”，而没有其他“现实”可言 [ 作者注：关于这一问题，他在第三篇第十六章“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中又说：“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然在不停的消灭对方……但是，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做如何解释呢？”（第1卷第351页） ] 。但是几乎在任何地方，我们却发现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呢？我们不需要重复克劳塞维茨的回答，因为根据常识，这回答是，当一方感到厌烦了，他就会放弃战斗。但是，这对于有哲学头脑的克劳塞维茨来说，似乎是太简单了。他接着问道：既然如此，那么在现实中能找到战争的绝对概念吗？他的回答是“能”，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亲眼看到出现了具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他又说，“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为止。” [ 作者注：这里可以明显地证明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概念已经使他自己混乱。在第一篇第一章的第六—九节中，他证明战争永远不会绝对化；现在他却说，“拿破仑的战争体系是—种绝对完全性”的。他的意思大概是说拿破仑战争有可能接近这个理想的标准。 ] （第3卷第1163页）
接着，克劳塞维茨又问：我们对这点满意吗？战争应该属于这一类，还是应该属于其他的类呢？于是，在一个长时期的争辩之后，又得出了答案：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战争理论中，“应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地位，”而且，“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和必要的场合使战争接近这种绝对形态。”（第三卷第1165-1166页）
四、 作为政治工具的战争
克劳塞维茨对军事理论的杰出贡献，是他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强调。他写道：“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第1卷第53页）
在《战争论》第八篇第六章第二节中，克劳塞维茨作了更详细的分析。下面就是这节的提要。
克劳塞维茨在展开讨论时说，虽然大家都清楚地知道，战争是由于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但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战争一爆发就中断了这种交往，因而“就出现—种只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同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强调“用另一种手段”，是为了指出，虽然政治交往改变了，但却没有中断，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战争不正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当然，战争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所以，“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如果战争与政治分开了，那么“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而且我们只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在此之后，他又稍微地论述了一下哲学理论，接着又回到他的主题上来了。
他说：“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只有根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能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和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一般地说，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对大量的现象才能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至于陷入矛盾。”
他强调说，在头脑中时刻记住战争的主要目标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从军人的观点，也不是从行政人员或政治家的角度来决定的，而是政治本身的观点决定的，它应包括所有的利益在内。在任何情况下，军事艺术都不能被认为是它的导师，因为政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使政治的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当认清了战争不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而是从政治中产生出来的时候，战争计划就会象一个铸件那样完整，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可以避免。然而，如果政治要求战争取得它所达不到的目的，那么政治就犯了错误。但是“如果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只有当政治期待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同时，如果它没有正确地判断当前局势的性质，其后果也可能是一场大灾祸。为了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又以法国革命为证。
他写道：“只有当政治能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另一方面，因为法国革命的政治唤起了其他的手段与措施，这样法国既能够“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但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我们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的其他论述，其中有些重复了上面的意见，但下面的这几段话给这一主题增添了光彩。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第3卷第1161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次战争中，首先应该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要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第3卷第1172页）
“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用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第3卷第1174页）
五、 大战略与重心
因为大战略的本质是使战略服从政治，不管政治是怎样的，它的实行必须是在战略的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因此，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政治目的……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如此，无论同意作什么样的修改，政治还是“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第1卷第50页）
在提到两者的相互作用时，克劳塞维茨说：
“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重大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他不应该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样的战争。”（第1卷第53页）。
克劳塞维茨还说：“战争不仅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所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仇恨感和敌忾心，这些都可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使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此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第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第1卷第54页）
他又更进一步地说：
“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一方面要概括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确切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做些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说，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许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第1卷第109、110页）
与克劳塞维茨的大战略概念有密切关系的，是他的重心理论。在敌人的组织中——军事、政治和社会等等——有一个点是能使敌人失败的，或者说，如果敌人失去了这个点，整个的国家权力结构就会崩溃。这是克劳塞维茨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控制着一切战争的大战略的目标。
他说：“识别敌军的这种重心，判定它的影响范围，是战略判断的一项主要活动。”（第2卷第927页）后来在第三卷中，他又扩充了这一理论。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弄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第3卷第1196页）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和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第3卷第1282页）
对于一个反对同盟的战争，例如拿破仑与英国的冲突，克劳塞维茨也有他惊人的眼光。
他说：“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因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然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个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第3卷第1198页）
拿破仑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缺少海军，难以得到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不能直接打击英格兰，因此他才依赖他的“大陆体系”，想使英国破产，使它无力再组织联盟来反对他。
六、 战争原则
当大战略的目标固定之后，下面要考虑的问题即是：什么原则支配战争的计划和它的执行呢？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两条。这两条，他认为是基础：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如果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所有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第3卷第1242页）
当把这些原则合并起来，它们很家拿破仑的一句格言：“在军事艺术中，就象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与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
除了这两条原则以外，克劳塞维茨还提出了一系列的一般原则。那是他从他的三个主要战争目标中演绎出来的，即为；
“（a）战胜并消灭敌人的军队；
（b）夺取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
（C）争取舆论。”
为了达到第一目的，就要把主要进攻永远指向敌军的主力，因为只有先打败了敌人的这部分军队，才能进行其他两项目标。为了夺取敌人无生命的力量，应该把进攻方向指向这些力量最集中的地方——大城市、要塞等等。至于谈到第三点，就是要“通过大的胜利和占领首都赢得舆论。”
其次，克劳塞维茨认为，要达到上述各项目的，必须遵循以下这些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动员我们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
2、在将要进行主要进攻的地点上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
3、不丧失时间……我们行动迅速，就能使敌人的许多措施在其准备过程中就遭到破坏，就能首先得到舆论的支持……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 [ 作者注：克劳塞维茨还说：“出敌不意是一切行动的基础，没有例外。”它“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且，“秘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第1卷第279页） ]
4、最后，……以最大的毅力来利用我们所取得的成果。只有对敌人进行追击才能获得胜利的果实。
第一个原则是其他三个原则的基础……
在贯彻这些原则时，作战的形式归根到底是无关紧要的。”（第3卷第1333—1336页）
虽然人们常常提到战争原则，但是军事家们很少能给它下定义，虽然克劳塞维茨在他开始研究时就曾声明：“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但很奇怪，他并不试图从这一定义中推断出其他的原则。如果他不是通过两个摔跤者之间的斗争，而是通过两个拳击师之间的搏斗来解释说明最简单的战争形式，那么他也许会明白，在每场搏斗中，每个拳击师要有四件事必须要做，即思考、防卫、运动和打击。
在每一个回合开始之前，每个人都必须考虑击败对方的最好方法。尽管在搏斗进行之中，他也许会被迫修改他的战术，但是他必须始终不放弃他的目标。在开始的时候，他必须有防御的态度，直到打败对方为止。下一步，他就得在防御的掩护下接近敌人，他必须采取攻势，试图将敌人击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四个基本原则：（1）保持目标的原则；（2）安全行动的原则；（3）机动行动的原则；（4）消耗进攻能力的原则。
如果两位拳击师都很老练，他们就会懂得另外三条原则的价值。他们就会节省他们的力量，以免过早地衰竭自己；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打击集中在选定的关键点上，例如对方的左右额等等，并且始终想奇袭对方。——这也就是说，取消他的戒备，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样我们就有了：（5）节省兵力的原则；（6）集中兵力的原则；（7）出其不意的原则。
我们立刻就会看到，这七条战争原则和从拿破仑战争中演绎出来的原则是相似的。
七、 防御作为较强的作战形式
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并把拿破仑战争作为他的绝对战争理论的证明。但他又为什么要把他的《战争论》的四分之一的篇幅用来分析防御呢？并且他还一再地强调说，防御是一种比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这很令人费解。
在分析他的理论以前，最好是先考虑一下他对进攻的两段见解。第一段是第八篇第九章中的一段话，这章的题目是“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他写道：“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尤其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第3卷第1259页）在第三卷第十五章中，即“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这一章中，他却又这样写道：
“进攻的直接目标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所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微小的优越感来抵销。……我们所以作如上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通常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无法实现的。”（第3卷第1097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
他的理论是：
“防御的目的是什么？是据守。据守比夺取容易，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说，……防御比进攻容易……但是，防御具有消极的目的，即据守，进攻则具有积极的目的，即占领，占领可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据守却不能。所以，为了表达得确切，我们应该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这种作战形式强。
……
既然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第2卷第643一644页）
所以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是一种拖延的攻势，或有时被称为“防御攻势”。在这种攻势中，第一阶段是消耗，第二阶段是反攻，或又象克劳塞维茨本人所说的：“……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第2卷第642页）
他还说过：“……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第3卷第1056页）
然而，这又是可以想象的，因为他早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第一篇第二章中他曾这样写道：
“如果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而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仅仅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政治目的。”（第1卷第65页）
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呢？是哲学性评论还是实际性建议，那是难以确定的，不过，从它的内容上来分析，似乎应该是后者。
克劳塞维茨的缺点在于他的哲学式的思维方法，一种寻求绝对的习惯，经常不断地使他陷入迷途。无论是防御或进攻，都不存在内在的强弱的区别，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行动，至于哪个更适应，主要是根据具体的环境来决定。有时进攻是比较适应的，例如，在拿破仑战争中就是这样。因为他的天才加上敌人的守旧思想，使得他采取进攻的形式比较有利。有时，防御进攻是正确的，例如惠灵顿在西班牙的杰作。战争中一切行动的基础并非哲学而是常识，就象战争的七条原则所指示出的那样。
八、 决定性会战
在克劳塞维茨的决定性会战或是称作伟大的会战的概念中，没有关于作战形式较强或是较弱这类的废话。他的语言是相当肯定的。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一切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第1卷第334页）
“……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第1卷第378页）
“……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阐明的，不是别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的意义。”（第1卷第338页）
数量上的优势只不过是致胜因素之一。（第1卷第270页）其他的因素有包围进攻、迂回行动和奇袭。这三种附加的手段只有对掌握了主动权的一方——即进攻者——才有可能应用。
克劳塞维茨还正确地指出：虽然“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但它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摧毁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第1卷第400页）因为“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原因。胜负决定之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增长，要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第1卷第344页）在此之后，“下一个问题……就不应该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第3卷第1262页）
九、 人民的战争
本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曾经指出：在原始的部落战争中，最基本的一条是要本部落的成员团结一致，这样才能把最大的战争力量用来对付外敌。这对于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来说，通常也同样适用。在专制帝王时代，至少在理论上，人民的一致性是绝对化的，因为他们全都被排斥在战争领域之外。但是由于拿破仑战争（即克劳塞维茨所称的绝对战争）的出现，因为拿破仑的目标是要完全地打倒对手。而且因为法国的军队是依赖于敌国而生存的。所以平民百姓最终也起来反对他们。这样，除了“对外战线”之外，他们又多了一条“对内战线”。他们不得不同时应付这两条战线，而这后起来的战线，最后比“对外战线”——即传统的聚集军队的战场，更为重要。
克劳塞维茨是第一个注意到这条战线在他那个时代的战争中的重要性的人。他指出；虽然一个单独的人对战争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全国居民对战争的总的影响也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果民众确实是服从本国政府的，那么在本国进行一切活动都比较容易。”而且“出于真正忠诚的自愿协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非常多的。”（第2卷第675页）
反过来说，在敌国中，这种理论对入侵者也适用。为解释这点，克劳塞维茨谈到了西班牙问题。他说：在那里，“战争主要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不单纯是民众支持的增加，而是出现了另一种真正的力量。”（第2卷第676页）这确实是一种先见。
克劳塞维茨还说：“根据我们对人民战争的看法，人民战争必须象云雾一样，在任何地方也不凝结成一个反抗的核心。否则，敌人就会用相应的兵力来打击这个核心，粉碎它。”为鼓舞群众的勇气，应该配给他们少数正规军来支援他们。但是派来支援的部队不宜太多，因为正规军太多会把过多的敌军吸引来，而且这时居民就会依赖自己的正规军。同时，大量部队驻在一个地区，宿营、运粮、粮秣供应等会大大消耗居民的力量。（第2卷第916页）
他对俄国的看法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今天看来更是如此。他说，俄国是一个不能用武力征服的国家。“象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使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第3卷第1266页）换句话说，俄国只能通过其内部战线而被征服，这就意味着要通过革命来获得胜利。克劳塞维茨大概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见解的人。
十、 克劳塞维茨对拿破仑战争的忽视
我们应该记得，克劳塞维茨不仅生活在拿破仑战争时代，而且还参加了1806，1812，1813和1815年的各次战役。然而他对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如此不加注意，实在令人吃惊。同样令人吃惊的是，虽然他承认拿破仑是攻势主义的最伟大的倡导者，并且还写道：“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第1卷第404页）但是他仍然认为防御是作战的较强的形式。此外，还有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他对重心问题的卓越讨论中，却没有提到过拿破仑对英国同盟的六次斗争，而拿破仑最终没能赢得他那长期进行的一系列战争的最后胜利，就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打击这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他虽然也曾指出：“法国皇帝在军队的背后一直是极为慎重地采取这种措施的，所以他所进行的历次最大胆的军事行动，并不象表面上看来那样冒险。”（第3卷第1347页）但是，克劳塞维茨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拿破仑是为了想获得完全的行动自由，必要时甚至可以离开他的交通线。因为他深知，只要基地巩固，交通线的暂时损失是无关紧要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该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第1卷第291页）然而拿破仑井不这样认为，他常常把他的兵力分散开来以诱惑敌人进人陷阱。他不仅没有象克劳塞维茨所主张的那样集中兵力以掩护交通线，而且还将他的军队分为三个或是三个以上的宽广纵队，组成一个他所谓的“营方阵”，采取他们通常使用的菱形队形。每一个纵队都有单独应战的足够能力。如果敌人攻占一个纵队，这个纵队自身就能坚守阵地，等待支援，而这时其他的纵队便分别从侧面向敌人进行进攻。无论是哪个纵队先遇到敌人，它便成为了其他纵队的前卫。 [ 译者注：关于在耶拿会战中营方阵的详细描述，请参见本书作者的《西洋世界军事史》，（1955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卷第423-426页。 ] 克劳塞维茨尽管参加了耶拿会战，但他对于这种富有弹性的集中方法却完全不了解。他自己的方法是十分硬化的，这可以用他自己的陈述来进行证明。他说：“……在会战以前进行浴血的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该避免的。”（第1卷第370页）
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作战，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 作者注：引目G·费罗的《欧洲的重建：塔列朗与维也纳会议》，（1941英文版），第38页。 ]
第05章 工业革命的影响
一、 工业革命对文明的影响
人类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理想和艺术；人类的身体活动又形成了他们的文明——他们的生活方式。除了古代狩猎和畜牧社会的残迹还保留在一些边远的地区以外，到十八世纪基督时代为止，世界文明以农业为基础已有一千年了。人类的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农村。城市，作为文化中心，其居民仍要依靠周围的农村而生存；因此，政治和社会权力，以及地位，都是依靠土地而产生的；封建领主和小地主统治着土地，农民和农奴则要在这土地上辛苦地劳动。他们和城市的居民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有功能的有机社会。
然而，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象是突然来了一场没有事先预报的台风，出现了蒸汽机。据当时的估计，蒸汽机的每一马力能做十五个人的工。这样，工业革命诞生了。人们仿佛是从“蛹”中脱离出来了。他们离开了原始的生活基地，象是形成一条机械化巨龙，进人到从未梦想过的工业天地。这样的生活方式突然加到人类身上，不能不对和平与战争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场工业革命超过了以往的一切革命，其中包括那些伟大的宗教导师的革命。他们革命的影响虽然也很远大，但是其半径仍是有限的。在十九世纪还未结束之前，“工业革命”的“兵团”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并且要求所有的非工业化民族向它进贡。刘易斯·芒福德写道；“机械学成了新宗教，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的救世主：机器；”至少可以说，“一个新的摩西要领导野蛮的人类进入天堂。” [ 作者注：《技术与文明》，（1934年版），第45、58页。 ]
在这个全球性的革命还没有开始以前，所有的商品主要是在家庭中，或者在家庭式的小型作坊中制造出来的。当时，人们唯一的机械动力就是风和水。但是，当工厂开始向这种家庭系统挑战时，煤就象吸铁石一样，吸引着新兴工业。于是，产生了英格兰的黑乡，苏格兰的克莱地赛德，德国的鲁尔，法国的里尔和其他等等一批大的工业区。城市文明也就代替了农业文明。城市变成商业中心以后，它们的文化价值也就逐渐地下降了。早在1804年，威廉·布莱克曾在他的诗集前写着：“只要有金钱的存在，就谈不上艺术了。”而在后面，他又写道：“艺术退化了，幻想破灭了，战争统治了各国。” [ 作者注：《威廉·布莱克诗集》，（1906年埃精温·J·埃利斯编辑），第1卷第448页。 ]
机器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就取代了手工劳动者。为了机器而雇佣工人，把他们编组放到工厂里，刘易斯·芒福德对此作了一个比喻，说是象军营一样。 [ 作者注：他认为，军队实际上是纯粹的工业机械化体系所趋向的理想形式。（见《技术与文明》，第89页） ] 工厂提供了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来却剥夺了家庭劳动者的工作，同时也剥夺了他们的技术，因为在机械化的制造过程中，真正的工人是那些没有技巧的人，而有技巧的手艺人只是作些辅助的、准备的工作。
詹姆斯·瓦特（1736—1819）这个苏格兰工具制造者出世后不久，一些急剧的变化便在“西方文明”中生根了。1769年，瓦特取得了他改良蒸汽机的专利权。十二年以后，曾与瓦特合作、自己富有、而且具有远见的工程师马修·包尔顿写信给他说：“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人，都着魔似地迷上了蒸汽机。” [ 作者注：引目《欧洲的文明，它的起源与发展》，（1937年版），第5卷第305页。 ] 1818年，科克伦爵士（后来为第十代邓多纳德伯爵）在下议院的一个演说中说道：在上次战争中，“若不是及时地使用机器，英国就会被彻底毁灭。” [ 作者注：《一个水手的自传》，（1890年版），第450页。 ] 1824年，斯坦德哈尔写道：“从1785年到1824年，经历着一个多么巨大的变化阿！在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历史中，风俗、思想和信仰，恐怕从来未有过这样巨大的革命。” [ 作者注：引自约翰·尼夫：《战争与人类进步》，（1950年版），第200页。 ] 而到1830年，正如拿破仑所担心的，大下列颠成了“世界的工厂”但是，尽管耗尽了他的全部天才，他还是在对付英国商业力量的斗争中失败了。正如邓多纳德所说，虽然机器还处在它的摇篮阶段，但是机器本身已证明，它比剑还有力。
二、 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工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出现了永久性的领取工资的阶层，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在家庭工业体系时代，也有长期取得工资的人，但是，那是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他们不是群集在一起的，而可以随意地聊天、唱歌或吹口哨，因为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主人，可以不受工头的烦扰。尽管他们所得的工资和工业工人的一样低，而且劳动时间也往往比较长，但是他们是自由人。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他们有自己虽然低下但却是应有的地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团体，这样就难以形成阶级的意识。至于工业工人，他们都是集中在一个新的工业地区或工业城镇内，与任何形式的文化影响完全隔绝。他们被迫住在不卫生的房子里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年四季的生活就是不停地辛苦地劳动，工作重复而单调，同时还得受严格而苛刻的厂纪约束。
就在那个时代，工人的贫穷即隐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对“矛盾”。大规模的生产要求有大量的消费，也就是说，要求有足够的购买能力。流通的货币少，购买力也就小。而且，当工人的工资仅够他维持本人和他家庭的生活时，他是被排除在市场之外的。要扩大国内市场，就必须提高工资。
但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出现的是国外市场。工厂主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利润的大部分投入再生产。提高工资意味着要减少利润，而减少利润又意味着要在竞争中落后。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伟大辩护者安德鲁·尤里对于这场斗争作过生动的描述。
他在1835年宣称：“由于人们对技艺和工业产生了普遍的热情和事业心，现在同过去所有的时代相比，产生了差别。许多国家认识清楚了，战争是一个不合算的游戏，于是就把他们的刀枪改造成为工厂的工具。然而，他们彼此之间现在仍然进行着一场不流血的斗争，这就是很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到遥远的战场去作战，而是以武力赶走他们面前的老对手，占有国外市场。他们采取向海外廉价出售货物的办法，以损害敌人的国内资源。这是一种新的交战方法。在这种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神经和体力都要受到严重的考验。” [ 作者注：《工业的哲学》，前言第5页。 ]
工厂为了利润而生产，为了压倒敌人而更多地生产，与此同时，工人们只得生活在他们的贫民区中，境况难以改变。这种生活正是滋长不满情绪的温床，萌发阶级仇恨的种子。工人们看到别人过着舒适、奢侈的生活时，就会油然产生一种反对社会的愤怒情绪。因此，在工业化广泛扩展开来以后，每—个工业国家中都产生出了一个不满的阶级。这个阶级不断地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因为这个从农业时代产生出来的制度，没有反映出一个工业国家的作用，没有反映出工业工人的地位。
三、 卡尔·马克思和阶级斗争
工业革命造就了一批社会改革家和革命者。在历史上最出名的就是卡尔·马克思（1818—1883）。1818年5月5日，在特利尔，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里，六年之后，他们全家改信新教。1842年，他担任了激进的《莱茵日报》的主编，但是由于他过激的言论，这家报纸于1843年被查禁。不久之后，他遇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恩格斯是一个富足的棉纺商人的儿子，他在曼彻斯特附近拥有一家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着一种莫逆的友谊。这给马克思以很大帮助，因为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中同马克思合作，而且在继承了他父亲的财产之后，还每年付给马克思350英镑。没有这笔钱，马克思就不得不过无产者的生活。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根本无法适应的。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写成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说词，至今仍是正统共产主义的圣经。1849年，马克思被驱逐出了普鲁士。他来到伦敦定居，在伦敦度过了他的余生，并且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其中包括他的不朽之作《资本论》。象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样，他也没有能最后完成和修订这部著作。其中第一卷是在1867年完成的。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此后，恩格斯从他的笔记中整理编辑了其他两卷。1883年到1885年和1890年到1894年，《资本论》的后两卷也相继出版了。
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是深受黑格尔影响的。他从黑格尔那里学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辩论体系。黑格尔曾把这种体系应用于他的历史哲学中。这是一种问答式的批评程序，其目的是在讨论过程中探究主题的矛盾。但是，苏格拉底把矛盾看成是要克服的障碍，而黑格尔却认为矛盾是有必要的价值的。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抗，才能取得趋向真理的进步。所以，他的辨证程序：一是命题，即肯定一个题目；二是反命题，即否定这个题目；三是综合，即把上达二者之中所揭露的真理概括出来。但是，当综合取代了命题之后，它本身又成为了一个新的“命题”，随之也出现了新的“反命题”，这样又产生了一个“综合”。如此不断循环，逐步地发展，直到出现了绝对真理（上帝）。简单地说，这一体系就是要达到去伪存真的目的。
马克思自己说过，他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应用的。他不是从下到上，直到“绝对”，而是从上到下。他认为先有一个公理，即物质世界，认为物质世界才是一个基础的、唯一现实的世界。他抛弃了理想主义。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世界除了人类对它有感性认识外，它自身还具有客观存在。这样，通过辩证的过程，人们就可能获得一种对世界的知识。尽管这种知识是不完整的，但它却包含着绝对真理的核心，并且随着过程的发展，这个核心也随之扩大。因此，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只有通过这一方法，才能达到现实。
根据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中人类关系上的应用。 [ 作者注：关于这一点的评论，参见卡尔·费德因著《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一个苛刻的分析》。（1939年英文版）。 ]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维持生活的生产工具是控制所有人类关系的原则； [ 作者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是，他显然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人类是先有呼吸，后有住食，但这就不能符合他的经济学了。（参见H.B.艾克登著1955年版，《一个时代的幻想》第149页） ] 其次是一切生产品的交换；所以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应该到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中去寻找。此外，生产还产生了两种关系：其一是人和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在第一种关系发生变化以后，第二种关系也随着变化。
诚如马克思的理论所说，在历史的最初阶段，某些社会成员取得了控制生产力的权力，于是就导致出了私有制，并使得生产关系成了两个阶级的对立，或者象马克思在其《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段斗争的历史。” [ 译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50页。 ]
为了证明这一理论，马克思又划分了五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形态。根据辩证法的原则，每一种形态都比前一种形态进步，因为后一种在它日趋成熟的过程中，都能吸取前者的优点。第一种是原始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中，生产工具是归社会所有的；第二种是古代社会形态，奴隶主拥有生产工具；第三种是封建社会形态，封建主控制着大部分生产工具； [ 作者注：这一点是极为错误的，因为封建秩序是军事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就历史来说，认为它采纳上一形态中最好的生产工具是荒谬的；它的对立面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火药。古时的对立面——如果确实有的话——是野蛮人的人侵，他们的“生产力”就是征服和抢劫。 ] 第四种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虽然资本家不能占有他的工人，但是饥寒交迫会迫使工人替他千活。最后，当资本主义达到一定阶段时，第五种社会形态就会出现。在这种社会中，无产阶级将会获得生产工具， [ 作者注：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2页。 ] 而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的矛盾，即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矛盾以后， [ 作者注：自1848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是与此相反的。 ] 生产就能达到全速的发展。
马克思虽然从来没有给他所指的“阶级”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认为，自从原始时代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阶级存在：一个是控制着生产工具的阶级，另一个就是没有控制生产工具的阶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世界力量的形成是阶级的冲突，它最终必然会引出无产阶级的专政。但是，只有当社会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时，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然而正如R．N.卡鲁·亨特所指出的：马克思不曾证明“劳动者在事实上是适应指派给他的工作的；他也不曾想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会产生出一个完全新的阶级，这个阶级，严格说来，既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 [ 作者注：《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39页。 ] 马克思坚持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就污染了他的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即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辩证法，并且使得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质量最好也只限于他们自己。
对于马克思的辩证法中的这一矛盾，彼得·F·德鲁克曾给予深刻的分析：
他在著作中写道：“也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谬就是关于‘群众’的神话，它使得无定形的、没有社会团体的乌合之众变得光彩了。实际上，群众是社会分解和阶级毒素的产品。”群众，他们的威胁并不在于造反，因为造反“还是一种参加社会生活的形式，如果只是抗议的话……群众的威胁恰好在于他们不能参加社会生活这一特性……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对社会不起作用，社会对于他们，除了恶魔似的、无理的、不能理解的威胁外，没有别的什么……任何合法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都是残暴的和武断的。因此，他们总是愿意追随一种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是说，只要一个武断的暴君答应改革，他们就会向这个暴君屈服……由于没有信仰，他们能够吞食任何的东西……换句话说，群众总是阴谋家和暴君的牺牲品。暴君是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在奴役和否定下，凭武力才能把他们组织起来……任何不能阻止其群众发展的社会，终将遭到毁灭。” [ 作者注：《工业人的前途》，（1948年版），第26页。 ]
我们在讨论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过程中，曾经讲过，如果他不是第一个的话，也是最早一个认识到战争对平民人口影响的重要性的军事思想家，并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副产品，就是创造了我们所称的“对内战线”。现在，只要略加思考，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引出了一个相同的结论。但是它们之间也有差异：克劳塞维茨的“对内战线”只是在战争期间才存在，而马克思的“对内战线”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永久的战线，它的目标是以革命来推翻一个政权。所以，革命的目标和绝对战争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手段不同而已。
这不是一种巧合。恩格斯，这位不仅具有第一流的军事头脑，而且还是研究克劳塞维茨的学者， [ 作者注：1857年9月25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正在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它的哲学方法是很特别的，但是对主题的分析却很好。关于对战争是称之为一种艺术还是一种科学的问题，它的答案是，战争更象—种贸易。战争对于战争就是现金偿付贸易，因为不管现金结帐的机会如何少，但却有一个总目标，而到了最终，它还具有决定性。（《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8页） ] 曾对《战争论》进行过研究，并从而懂得了军队间的冲突只不过是进行战争的一种方法而已。据西格蒙德·纽曼说：恩格斯和马克思都充分地感觉到“近代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及其最后一招军事……他们深知，在第一颗子弹尚未发射之前，军事战役就可能注定要输掉，这是因为，军事战役开始以前，在经济的和心理的战场上，胜负可能已事先决定了。……照他们看来，战争是用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用一个富有战斗性的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里尔的话来说，一个全体性的罢工可能变为一个‘拿破仑式的会战’……在1857年的‘有指望’的危机期间，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一个连续不断的经济萧条时期可以被真正的革命化战略所利用，可以把长期的压榨作为一种有用的武器……”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6页。 ]
这些关于进行战争的艺术的新颖看法，是间接地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在两代人之后，这些看法注定地改变了整个战争的指导。阶级斗争，的确是一个深奥的军事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社会健康是其军事权力的精神基础。
四、 工业革命对军事力量的影响
由于陆军和海军的迟钝，他们无视工业可以作为权威的资源，由于人们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产生了厌战情绪，所以，在斯坦德哈尔所提到的时期内，工业革命对于他们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1824年的军队和1785年的军队，只不过有着稍微的差异而已。然而，发明的精神已经被唤起，到处都有一批热心的人，他们向往着把新的思想用于军事领域。
在法国，盖诺特于1759年把一个蒸汽炉放到了马车的底盘上，因而成功地造出了第一辆蒸汽动力车。他想，这种车辆在战争中会大有用途的，可是在第一次公开试验时，他不幸撞坏了一垛墙，结果被送进监狱，随之试验也被停止。不过，如果曼彻斯特先生说得对的话，那么这次试验的价值并不是无人注意的。后来，拿破仑一定想到了盖诺特的机器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因为在这位伟大的将军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时，他的演说题目就是“战争中的汽车。” [ 作者注：H.H.孟奇斯特：《坦克的前驱》，见《美国机械师》杂志第49卷第50期。 ]
1783年，蒙特哥菲尔兄弟建造了第一个能够载人的汽球。他们在10月5日做了首次飞行。第二年的1月7日，又飞过了英吉利海峡。人们立刻发现了把它用于军事目的的可能性。因此，在法国革命开始不久，一所航空学校就在默东成立了，并且给北方军团制造了四个汽球。在1794年6月16日的弗勒吕斯会战之前，其中的一个汽球曾被用来侦察奥军的位置。
蒸汽推动力在船上的应用也是很早就有过试验的。最早的蒸汽船大概出现在1775年，是一位叫詹姆斯·拉姆齐的弗吉尼亚人制造的。奇怪的是，他没有使用明轮，这种明轮在罗马时代就有了。他的蒸汽船是通过喷水的动力来推动的：一个蒸汽抽水机从船头把水抽进来，再从船尾排出去。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可能性虽然没有对陆军和海军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是早期的一些发明，却确实增添了枪炮的巨大毁灭能力。
在十八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发明了两种新式炮弹：一种是亨利·施雷普内尔中尉在1784年发明的“球形弹”，即人们所熟悉的“格雷弹”，另一种是1779—1783年围攻直布罗陀期间，默西埃发明的5.5英寸的迫击炮弹，它能从24磅的大炮中进行发射。第一种炮弹，直到1803年才被英国军事当局采用；第二种也直到1822年才被采用，它的采用就注定地要淘汰那种老式的木制战船。
另外两项发明，即雷管和圆锥形弹丸，曾使步兵的战术发生了彻底改变。在1800年发现雷酸汞之前，第一种发明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那是—种靠震动起爆的炸药。七年之后，福赛思取得了起爆药的专利权，这种起爆药是由氯酸钾、雷酸汞和玻璃粉合成的。1816年，在其他一些申请专利的人中，美国费城的托马斯·肖发明了一种铜质的雷管。这样便开始产生了雷管式猎枪，从而大大减少了枪的失效率，而且，它与燧发枪不同，在风雨天气里都可以使用。可是，英国的军事部门仍很保守，直到1839年才把燧发枪按雷管式的原理改装。尽管如此，其优势立即就显示出来了。1841年，“一连携带燧发式步枪的印度兵，被一千多名中国人紧紧地围困了，由于燧发枪在大雨中不能发射，因而处境十分危险。就在这时，两个携带雷管式步枪的海军陆战队连奉命前来增援，并且很快就打败了敌人，使敌人损伤惨重。” [ 作者注：《高夫中将的作战报告》，《伦敦公报》，1841年10月8日。 ]
圆锥形弹丸是英国第34团的诺顿上尉于1823年发明的。它有一个空的底座，因此，在发射时，弹丸就会膨胀，并封住枪膛的口径。他这个思想的萌芽是很有趣的。那是在印度南部，他在检查土著人所用的一种吹管箭时发现，它们是用柔软而有弹性的木髓做成的，通过木髓的扩大而顶住吹管的内层面，防止空气跑掉，从而把箭发射出去。
1836年，伦敦的制枪师格林尔先生改进了诺顿上尉的弹丸，在它的底部又加进了一个锥形的木栓。尽管英国的军事部门拒绝采用这两项发明，而法国人却采取了另外的态度。1849年，米涅采用了格林尔的设计，生产出一种威力可怕的米涅式弹丸。于是，英国政府以两万英镑购买米涅的专利权，格林尔因提供了他的思想而分得了一千英镑。英国军队于1851年开始使用米涅式来复枪。在1862年的卡菲尔战争中，人们发现，“在1200——1300码的射程之内都可以击散小股的卡菲尔人。” [ 作者注：J.w.福蒂斯丘：《英国陆军军事史》，（1927年版），第12卷第561页。来复线的观念是很古老的，可以追溯到163l年。主要的困难是粗制的火药发射过几次之后，就把膛线弄得模糊了，其后果使装弹困难。 ] 这两项发明使来复枪成为这个世纪中最可怕的武器。
1841年，当其它国家还在争论燧发式和雷管式前膛枪的优点与缺点时，普鲁士却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把“德雷斯”式后膛来复枪，即人们熟悉的“针发枪”发放到一些团里。这种依靠枪栓作用的武器，发射的是一种用纸卷包的子弹。但由于这种枪的尾部泄气，其射程也就不如米涅式来复枪远，不过，在一分钟之内，它可以打出七颗子弹，而米涅式来复枪只能射出两颗。尽管这样，它的主要优势还不是因为装弹迅速，而是这种后膛枪可以让士兵在卧倒时把子弹装上。1860年，这种枪曾使奥国军队在士气上受到严重影响。 [ 作者注：参见B.斯托弗上校的《军事报告，1866-1870》，（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由于成本的关系，火炮的发展比步枪的发展缓慢，而且后膛装弹枪和来复线炮，分开说来都是很旧的概念，但把它们结合起来的第一次试验，是1745年在英格兰进行的。 [ 作者注：参见本杰明·罗宾斯的《论枪炮的操作》，第337页。 ] 尔后，整整一百年过去了，一位撒丁尼亚的军官卡瓦里少校，终于发明了一种有效的6.5英寸的后膛来复线加农炮，1846年，瓦伦多夫伯爵也发明了一种更加有效的火炮。然而，没有国家愿意为此再付装备费。接着爆发了克里木战争（1853-1856）。在这场战争中，大量的铁铸前膛滑管、68磅平口炮和8英寸的大炮，都按照“兰彻斯特”的原理改造成来复线炮。这些炮的射程远，精确度高，因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轰击便成了“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强国都开始试验来复线的后膛兵器。
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还采用了一种与枪和炮都不同的武器。这种武器就是火箭。它是一种古老的爆炸性推动弹，在亚洲从十三世纪起就有了。1799年在西林格巴丹的围困中，提普苏丹曾使用过这种火箭，这引起了英国火炮专家威廉·康格里夫爵士的注意，他以这种火箭为模型而加以改进了。他告诉我们说，他所制作的火箭，小的只有二盎司，即“一种自动的枪弹”，大的可到三百磅。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39页。 ] 1806年，这些火箭在围攻布洛涅的战斗中被首次使用。康格里夫当时写道：“在第一枚火箭发射之后，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起火。”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18页。 ] 1807年，在沃尔齐仑和哥本哈根的战斗中，以后，在莱比锡和滑铁卢会战中，在新奥尔良战斗中，都使用过火箭。在最后一次，A.L.拉图尔少校曾经写过：“在整个进攻的过程中，火箭的烟雾一阵阵降落下来。”
关于这种武器，康格里夫曾断言说：“事实上，火箭这种武器注定要使整个军事战术体系发生变化。” [ 作者注：《康格里夫的火箭系统与大炮的比较》，（1827年版），第42页。 ] 而马蒙特元帅也认为，火箭“也许会成为第一种武器，……对军队的命运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 作者注：转引自博克塞上尉的《康格里夫火箭》，（1860年版），第65-66页。 ]
除了火箭之外，从概念上来说，还有四种武器也算是古老的，并且也还有人在这个时代中设计和提到它们。它们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们在后来的年代中对海军和陆军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1776年，一个美国人大卫·布什内尔建造了第一艘潜水艇。该艇只由一个人操纵，在独立战争期间，若不是他的判断错误，他大概就会击沉英国的一艘军舰“鹰”号。1801年，在布什内尔之后，美国的另一个天才发明家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一艘取名“舡鱼”的“水下船”。该船在布雷斯特港的水下停留了半小时之久。1812年，邓多纳德建议用燃烧的硫磺作为一种窒息性的气体。1855年他又重申他的观点，并极力主张用它来对付塞瓦斯托波尔，但他的建议遭到拒绝，因为那样做被认为是太残忍了。
还有两种武器是利用蒸汽推动的。一种是帕金斯的蒸汽枪。1825年12月9日，伦敦的一家报纸报道了它的表演情况，惠灵顿公爵也前往观看了表演。据说，这种枪每分钟能发射近1000颗子弹，而且，它的弹丸能穿透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厚的铁板。根据报社编辑的观点，这一人类天才的奇迹和破坏力，预示着一个普遍和平时代的来临，因为任何国家的人口都不能弥补这种破坏性武器所带来的损失。在克里木战争中，好象曾使用过这种枪。在这场战争中，还有人建议采用另一种新奇的武器。1855年，一位富有的慈善家詹姆斯·科恩申请了这种武器的专利权。这种新奇武器是一种靠蒸汽推动的“活动的陆地炮台，并且还配有长柄大镰刀，用来砍倒步兵。”实际上，这是一种四轮装甲车，上面装有大炮，看上去“象是一个巨型的碟盖扣在车轮上。”帕默斯顿勋爵拒绝采用这种武器，他认为对文明战争来说，用这种武器太野蛮了。 [ 作者注：参见B.H.利德尔-哈特著《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13页。 ]
1813年，罗伯特·富尔顿建造了第一艘蒸汽推动装甲船，取名“富尔顿”号。它有双层壳，两层壳之间有一个明轮，周围还有一块58英寸厚的木板作保护。很明显，这笨重的船需要有一套相适应的推动系统和轻便的保护工具。1836年，约翰·埃里克森成功地应用了螺旋桨，从而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决是用铁代替了木头。
说来奇怪，英国海军部曾反对采用蒸汽船。当时，殖民部要求海军大臣提供一艘蒸汽邮船，以便把邮件从马耳他运送到爱奥尼亚岛，可是，所得到的答复是：“海军部认为，尽最大可能地阻止使用蒸汽船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们认为，蒸汽船的使用很可能给帝国海军的优势以致命打击。”
这样，当英国卷入到克里木战争中时，除了几艘装有辅助性发动机的战舰和几艘蒸汽拖船外，她的整个舰队都是木帆船。更加使人吃惊的是，自从1822年使用了带壳的炮弹以后，木船很容易被毁坏，完全丧失了战斗价值。1853年11月的新诺比战斗就是一个例子。俄国船上发出的炮弹几乎使土耳其的一个中队的快速帆船全部覆灭。这一结果促使拿破仑三世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建造一支带有浮动炮台的舰队，并且还要有装甲的保护，能抵抗子弹和爆炸性的弹片。他们成功了。这就证明，对装甲船的需求是毫无疑义的。而且，由于装甲的使用也迫使人们采用威力强大的武器。这样，带来复线的火炮也就开始普遍采用了。战后不久，法、英两国分别造出了各自的第一只装甲军舰“光荣”号和“勇士”号。
第一辆火车头是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于1801年造出来的，是为煤矿的运煤车而设计的。它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812年，他设计的这种火车头在纽卡斯尔的威兰煤矿工作时，引起了当时担任机械师的乔治·斯蒂文森（1781—1848）的兴趣。这位机械师得到许可，要在煤矿与港口之间的通道上建造一个“运行牵引机”（火车头）。他取得了成功，而且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接着，他又去说服准备建造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的设计者，希望他们采用蒸汽牵引力以代替马匹。设计者们采纳了他的建议。1825年9月27日，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出现了。工业革命中的任何发展对和平与战争前途的影响，都没有比这一点更深远的。
火车头的发源地虽然是在英国，但是那个产生出克劳塞维茨的国家却首先认识到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这绝不是偶然的。甚至还未在普鲁士铺设铁轨以前，已有人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军事意义了。1833年，F.W.哈科特就曾指出，如果在科隆到明登之间和美因茨到韦瑟尔之间建造铁路，将能大大加强莱茵地区的防御；C.E.庞尼茨也主张普遍地修建铁路，以便于普鲁士对来自法、奥、俄三方的威胁进行对抗。同时，一位具有特殊天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也说过，普鲁士的弱点是，她处在强大的潜在敌国之间，处在敌国包围的中央位置上，铁路的应用能使她从一个二等的军事国上升为强大而难以对付的国家。“日尔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中的一个防御堡垒。动员的速度，军队从国内的中心移向边界的速度，铁路的运输，以及处于‘内线’地位的其他显著利益，使得日尔曼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49页。 ] 李斯特还说；“如果邻国的铁路比我们早完成一英里，或是比我们的长一英里，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现在，该是我们来决定，看看是否应用工业进步给我们提供的新式防御武器，就象我们的前辈要决定他们是否应用枪以取代弓箭一样。”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0页。 ]
1846年，即李斯特逝世的这一年，普鲁士的一个军；共计12000人，连同它的骡马与火炮，被运到了克拉考。这是第一次通过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尝试性的运动，使普鲁土的总参谋部开始了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后，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的革命动乱期间，普鲁士在铁路运输方面又进一步获得了经验。1849年，当拿破仑三世介人意大利战争时，法国人尽可能地利用了铁路。从那以后，铁路也就变成了战略中的主导因素，甚至可以对战场上的几百万军队进行补给。所以，“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始祖，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乔治·斯蒂文森。
1836年，即在本章探讨的时代结束前二十年，约米尼伯爵（1779一1869）在他的《战争艺术概论》中写道：
“最近二十年来的新发明，似乎已经使军队的组织，装备和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
“毁灭的方法是以惊人的速度而趋向于完满标准的。……使用榴霰弹的榴弹炮，可以一连串地进行发射，其射程和子弹的一样远，其威力可以相当于一个营的火力。这就增加了毁灭的机会。……”
“如果各国政府不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会议以限制这种毁灭方法的发明，那么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全部陆军的一半都变成装甲骑兵，以便用快速的方法来夺取这些机器；而步兵也要应用中世纪的装甲，否则，一营步兵会在未与敌人接触之前就先为敌人所歼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