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许会看到再度装甲的战士，就连马也将要有装甲的保护。” [ 译者注：参阅《战争艺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翻印本，第30-31页。 ]
第06章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
一、 工业革命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内战是蒸汽时代以来所爆发的第一次大战。它的根源与工业革命对这个年轻国家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革命影响了美国的“生产力”，同时也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便在两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之间引起了战争，即美国北方居民和南方居民之间的战争。当时，美国的北方人是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们主要是以农业和商业为生；而南方人还具有一种贵族式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仍然是封建式的，种植园由奴隶耕作。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1775一1783），以至在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是斥责奴隶制度的，然而到1787年，当拟定宪法草案时，由于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坚持，奴隶制仍旧被保留下来了。 [ 作者注：在美国北方诸州，奴隶制的废除是在1777年到1804年间，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州是佛蒙特，最后一个州是新泽西州。实际上，这并没有给奴隶们带来什么好处，因为大部分北方奴隶又被运到南方的奴隶市场。 ] 不过，按照现状来看，奴隶制正在衰落之中。如果“生产力”不发生变化，很可能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奴隶制也会消亡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1788年批准宪法后的第四年，突然出现了一个发明，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南部棉花种植。1792年，一个叫埃利·惠特尼的美国人，设计了他的“轧棉机”，把棉花与棉子分离出来，这使得棉花事业有利可图。在1815—1816年间，棉花成了“南方之王”。这样，就使得奴隶劳力成了大量需求的商品，奴隶不是市场上的滞销货，而是供不应求。在轧棉机问世之前，南方的主要作物产品是烟草，而不是棉花，但是到了1820年，棉花的产值达到了—亿六千万英镑。十年以后，增长了一倍。到1850年，超过了十亿英镑。1860年，更达到二十三亿英镑。在此期间，“优等黑奴”的价格也不断上涨。1830年，一个黑奴大约值五百美元；而到1860年，就升为一千八百美元。这些增长情况，显示了奴隶的需求量对于南方经济繁荣的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北方诸州的经济也在迅速发生变化。曾有两次颁发了禁止贸易的命令，时间都是比较长的。第一次是1807年到1812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第二次是1812年到1815年间，美英两国爆发了战争。由于这两次禁令，迫使北方各州依赖和扩张了本土的工业。所以，当南方的资本仍是以奴隶为代表时，北方便逐渐地以工厂作为它的代表了。到1812年，工厂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这样，美国也就不再依靠从国外进口棉织品了。1840年，美国已有1200家棉纺织厂，大部分是在新英格兰，到1860年，它们的产品销售到了西部遥远的地方。
在宾夕法尼亚州，铁器工业发展得比较缓慢，而且，为了保护这一工业和其他一些新建工业，实行了关税保护政策。对于北方的工厂主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却不能从这种政策中直接获利。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曾把这一政策宣布为不符合宪法的策略，认为它加重了南方的负担，只对北方有利。关于关税法问题争论得相当激烈，以致于南卡罗来纳州于1832年宜布1824年的“关税法案”无效。最后，总算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因而使得州权之争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在这场斗争进行的同时，一个更棘手的纠纷也开始生根了。18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路易斯安娜的一大片土地；1819年，又从西班牙人手中购买了佛罗里达。这两个地区使美国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可是，在1822年，墨西哥脱离西班牙而独立了，她与美国之间的摩擦导致了1836年的得克萨斯战争和1846年的墨西哥战争。这些战争使美国又增添了象路易斯安娜州一样广阔的领土，即得克萨斯州，以及未来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部分。
这些新获得的广阔土地，与南方诸州相连接。于是，又构成了另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些新的领土，最终是成为自由州呢，还是变成蓄奴州呢？如果成为自由州，那么北方就将在联邦中起主导作用；若是变成蓄奴州，则南方将变成国家的主宰。南方的种植园主们，不仅坚持扩大蓄奴的范围，而且还极力要求取消1807年禁止运销奴隶的联邦法律。对于北方来说，这是一项不可能的要求；如果那样，也许会引起美英之间的战争。 [ 作者注：据1814年的根特和约，英美两国相互签订条约，彼此尽力削减奴隶贩运；1842年的艾希布恩条约，为加强这种承诺，双方同意在非洲西海岸保持巡逻舰队。 ] 而且可能使得北方人的民主思想在世界人民眼中变得分毫不值。
使北方人产生反感的，不仅在于南方诸州仍然存在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有这种奴隶制度在新地区中的蔓延。因此，只要新地区的未来地位没有确定，南北之间的争吵就不会停止。1858年，在詹姆斯·布坎南总统（1857—1861）任职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阿伯拉罕·林肯（1809—1865）登场了，从此使这场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林肯在竞选伊利诺斯州参议员时，曾对这个争辩激烈的问题发表了充满了常识的谈话，赢得了他的同胞们的钦佩。他说：
“‘一幢分裂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我相信，这个政府也不能容忍一半是奴隶、一半是自由人的状态永远存在。我不希望这个联邦解体，我不希望这幢房子倒塌，我希望它不再分裂，它将成为一样完整的东西，非此即彼。” [ 作者注：引自《活着的林肯》（1955年版），第212页。 ]
1859年10月16日，一位狂热的反蓄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带领着他的22名追随者，夺取了弗吉尼亚的哈普渡军火库。他的目的是想引起奴隶起义。这样就加速了正在到来的危机，而使争吵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尽管布朗很快就被绞死，但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不管是否遭到屠杀，也不管联邦是否得以保持或是遭到破坏，反对奴隶制的人们是准备作殊死战斗的。
这就是1860年11月6日林肯当选为总统时的境况。它使得南方想要扩张奴隶制的梦想就此结束。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脱离联邦；到1861年2月1日，佐治亚、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佛罗里达、路易斯安娜和得克萨斯等州，也相继效仿南卡罗来纳而脱离了联邦。 [ 作者注：在4月17日到5月20日之间，弗吉尼亚（西半部除外，西半部于1863年成为西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先后加入南方联盟。 ] 它们召集民兵，占领联邦政府在南方诸州中的要塞和兵工厂。1861年2月4日，在亚拉巴马的蒙格马利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即“南方联盟”，由杰斐逊·戴维斯（1808-1889）任总统。
最后，在4月12日，这种紧张的局势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黎明时分，一个谁也弄不清楚的征兆给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揭开了序幕，没有人清楚是什么原因使那支驻扎在查尔斯顿的联盟军队擅自炮击萨姆特要塞。炮声宣布，一代人的争辩要用战争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不是两个敌对政党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不同社会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它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文明，正如斯蒂芬·贝尼特简洁地描述的：这是“农村社会对机器和蒸汽时代的造反。”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英文版），第375页。 ]
二、 内战的性质
由于目的几乎无所不包。这场战争的性质也就绝对明确：要么解散这个联邦，要么维持这个联邦。要想维持这个联邦，那就必须使南方诸州无条件地向北方投降，就是要使北方无条件地征服南方。然而，南方却是拒绝投降的。这样，对于北方来说，进行战争也就势在必行了，而在战争中是没有折衷办法的。
正如二十世纪的总体战一样，在战争爆发以前，总要有几年的激烈宣传。这样，到战争爆发时，所有温和节制的思想意识，就都一一消失了。同时，唤醒了敌对双方类似于原始部落的狂热精神。
这样一来，也象伏泰尔所说的：“如果为不断指控蛮横的暴行敞开了门，那么，只有到某一方完全被摧毁，刀才能入鞘。” [ 作者注：见本书第一章。 ]
从美国宪法的立场来看，林肯是一个独裁者。战争开始不久，他就立刻暴露了这种作风。例如，未经国会批准，他便宣布封锁南方的港口；同时，还下令招募七万五千名志愿兵，而且，他依仗权力，取消了“人身保护”法律在马里兰州的实施。凡是被怀疑不忠的人，不经审讯就被投入监狱；“忠诚的巴尔的摩市市长，由于受到同情南方的怀疑，结果被捕，并被禁闭在一个要塞之中达一年多”；马里兰州的一位法官，“由于开庭审理政府官员的非法行为，而在休庭之后，竟被一群士兵包围，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监禁了六个月。’这些独裁的例证，都是由莫里森和康马杰引证的。 [ 作者注：见《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699-700页。1863年夏，在奥尔巴尼的公众集会上，为回答有关他的那些不公开的指责，林肯辩护说，“逮捕的原因并不是完全因为已经发生的行为。而是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行为。”这是独裁统治的实质，因为它把政府的首领置于法律之上。（林肯的答复，见《活着的林肯》．第545-554页）。 ]
在南方联盟中，戴维斯总统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独裁者。他象林肯一样专横，但不如林肯那样还有一点人情味，也不如林肯那样能宽宏大量。戴维斯是古板的，也是利己的。他既不争辩也不听信，既不容忍忠告也不容忍反对。当然，可以丢开个性不谈，但事实却是一样：绝对化的战争要求有独裁式的领导来进行指导。
三、 战略问题
南方联盟的领土范围是从北里奥格兰河到切萨皮克湾，从密苏里河到墨西哥湾，大部分区域是处女地。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有五、六百万是白种人，还有三百五十万黑人奴隶，加在一起也比北方诸州人口的一半还要少。除了里士满的特里德加尔铁工厂能生产有限的兵器和重型铸造件以外，南方的工业资源几乎等于零。在切断了北方的工业来源之后，联盟政府把获得军用武器和工业产品的希望寄托在欧洲，指望着拿棉花去同欧洲人进行交换。
从战略上来说，南方联盟被密西西比河分成为两个部分。密西西比河是纵贯南北的最大交通线。在这条河的东边，一直延伸到大西洋，是当时的主战场，阿巴拉契亚山脉又把它割裂为两个次战场。这条山脉北起波托马克河，向西南方向延伸，到田纳西河上的查塔努加城，然后进入亚拉巴马州的北部。南北双方的首都都位于这两个次战场的东部，联邦的首都是在波托马克河畔的华盛顿，联盟的首都是在詹姆斯河畔的里士满，位于华盛顿南面的一百英里处。
当时，所有的道路主要是供马车行走的。所以，在整个战争中，大规模的运动都要利用铁路和水运来完成。在南部，最重要的是两条东西方向铁路，都从里士满到密西西比河。一条从查塔努加到孟菲斯，另一条从亚特兰大到维克斯堡。亚特兰大在查塔努加以南约一百英里，连接着这两个城市的，是从肯塔基北部的路易斯维尔到佐治亚州的萨凡纳的一条铁路。还有一条主线到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可见，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对联盟政府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这两个城市丢失了，两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就会被切断，两个次战场间的联系也就会因此而中断。
联盟政府是不可能征服北方诸州的，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要抵制征服。换句话说，他们要拖垮联邦，迫使他们放弃战争。至于办法，主要是看他们的资源能够维持多久。为了进行持久战争，保持和欧洲的联系是极为重要的。这样就要求开放南方的主要港口。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只能逐步征服南方，即需要有步骤地去进行征服。这样，不仅要在面积上，而且要在资源上，不断地缩小南方的实力，直到使它无力维持在战场上作战的军队。战争开始时，联邦军队的总司令温菲尔德·斯科特（1786—1866）中将就认识了这一点。他懂得经济压力与进攻之间的关系。他的计划是封锁南方的所有港口；同时，组成两个强大的军团；一个军团向密西西比河运动，切断南方联盟东西部之间的联系；另一个军团逼近里士满，钉住在弗吉尼亚的联盟政府的主力部队。
在南方的港口中，有九个港口是有铁路与内陆相联结的。到1862年4月，除了莫比尔、查尔斯顿和威尔明顿三个港口之外，其他的都落入到了北方人手中。在这三个还未陷落而港口中，维尔明顿对联盟政府的重要性最大。实际上可以说，这个港口是它的咽喉。但是，它直到1865年1月15日才被北方军队占领。这不能不说是北方人所犯的一个头等大错。斯科特的其他一些建议，也是在战争后期才被采纳。相反，一切主要的会战，都是为夺取里士满，直到1865年，这些会战的企图都失败了。
下面谈谈戴维斯总统。我们可以发现，他完全不知道如何阻止北方人的征服。当时，要使南方不被征服，唯一的方法就是节约资源，以便长久地阻住北方人。这样作，需要采取一种防御战略，而他所采取的，恰恰是进攻战略。他企图既保住里士满，又通过一系列的战斗赶走北方人，并且还想占领华盛顿。然而，地理和交通状况都表明，在战争初期。保卫里士满的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在查塔努加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在田纳西进行防御性战役，而只用一支较弱的军队来保护首都。在田纳西州进行激烈的战役，肯定会诱使北方军队从弗吉尼亚州赶来应战。这样作，既直接保护了从查塔努加到亚特兰大这条重要的铁路线，也间接保护了密西西比河在维克斯堡的重要渡口。这样的方法虽然要在朦胧之中进行尝试，但是，南方要想保存下来，依靠的是节约资源，而不是赢得会战，所以，在弗吉尼亚州内寻求战斗，实际上是在消耗持久作战能力。
直到1863年初，斯科特的计划才被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1822-1885）全部采纳。 [ 作者注：1862年5月2日，北方军队占领新奥尔良，并且在6月和7月，从那里向维克斯堡进行了两次攻击，但失败了。 ] 1月30日，他发动了维克斯堡战役；7月4日，这个要塞向他投降。结果，南方联盟的东西部被割裂开了。尔后，联邦军队又在11月24一27日取得了查塔努加的胜利，格兰特终于打开了通往亚特兰大的道路。这样一来，南方终于被缩小了，只剩下弗吉尼亚、南、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四个州。最后，到1864年夏季，格兰特牵制住了在里士满附近由罗伯特·E·李（1807-1870）所领导的南方主力军队，而威廉·T·谢尔曼（1820-1801）则从查塔努加前进，于9月1日占领了亚特兰大，并且又从那里前进，穿过佐治亚和卡罗来纳，进攻李的背后。这种双重的外线作战，迫使联盟政府于1865年4月9日在艾波托马克斯法院彻底垮台。
四、 战术的发展
这场战争的战术背景，不仅仅是特殊的，而且甚至还是唯一的。在冲突爆发之前，美国的正规军大约有16000到17000官兵。士兵大都来自北方诸州，而军官却是南方人占了较高的比例。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在南方诸州脱离联邦政府后，大部分士兵对联邦仍然保持忠诚，但是有许多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很有才干的指挥人员，却投靠了联盟政府。这使得联邦的军队几乎没有首领，于是不得不立即召回一批有经验的退职军官来服现役，其中的著名人物有麦克里兰、格兰特和谢尔曼等。总之，联邦得到的是旧陆军的躯体，而南方联盟得到的是它的头脑。所以，在战争的前半段期间，南方在战略和战术能力上都超过了北方。
最初，双方的军队都是依靠招兵的方法来进行补充，但是随着战争的迁延，又都开始实行了征兵制。南方在1862年4月开始采取征兵制，北方比南方晚了一年。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招募入伍的人数，占应征人员的45%，而南方联盟政府则征召了90%。据托马斯·L·利弗莫尔上校的估计，在联邦军队中，征兵的总数为二百八十九万八千三百零四人，而联盟政府的征兵总数则为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八百九十人到一百四十万六千一百八十人。 [ 作者注：《美国内战中的数字和损失》，（1957年版），第63页。还有几种其它的估计，但差异是相当大的。 ] 这些数字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直到1914年才被突破。
战术的前景也是极为新颖的。但在那时，却几乎没有人加以注意。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武器的改进已经使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战术理论主要还是拿破仑式的理论。尽管克劳塞维茨已经写出了《战争论》，但是并未被人注意，不过，约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却已广泛流传，以至于在许多军官的背囊中都能找到这本书。在拿破仑时代，燧发式滑膛枪的有效射程，最远只有100码，而炮兵发射的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都能超过它，以致火炮成为当时的优势武器。然而，在1861年，滑膛枪被米涅式来复枪所代替。这种来复枪的有效射程至少为500码。这就比葡萄弹和榴霰弹的射程更远，所以，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火炮被退到步兵的后面，成为一种支援性的武器，而不再是攻击性的武器了。步兵在500码射程内就开始发射，不必等到100码的射程之内再开火。这种远射程的战斗，使得白刃格斗逐步被淘汰。个人的良好射击技术，比排枪射击更为有效。而且，为了充分发挥个人射击技术的作用，还要求个人发挥主动精神，并要求集体采取疏开队形。
在这场战争中，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正面攻击的徒劳，二是野战工事的需求。这两个特点都是使用来复枪带来的后果。
不管什么时候，凡是向没有发生动摇的敌人发动正面进攻，总是要遭受惨败的。然而，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从中吸取教训。1862年12月13日，在弗里德里希堡，伯恩赛德指挥北方军向李领导的南方军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正面进攻，结果被无情地击退了。1863年7月3日，在葛底斯堡，李也向米德率领的北方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正面进攻，最后也惨败而归。1864年6月3日，格兰特在冷港重蹈旧辙，又是同样的下场。
在整个战争中，铁锹逐渐地变成了步枪的补充品。到1864年为止，格兰特与李将军在弗吉尼亚荒野上所进行的每一场战斗，都是壕沟防御式的战斗。 [ 作者注：西奥多·莱曼上校曾写道：“这场战争的最大特点就是极其广泛地应用了土木工事。”参见《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99页。 ] 格兰特在接近彼得斯堡和里士满时，双方的战场工事都准备完好，这样就形成围困战，并且持续了近十个月的时间。与此同时，谢尔曼正向亚特兰大挺进，而他在作战方面显示的灵活性，不仅在于调遣部队的技巧，而且在于他们有着使战场工事随之一起移动的能力。
莱曼上校对于这次战争中的战斗曾经做了形象的描述。他说：
“我曾参加过两次大会战，并且听到过整日不停的子弹呼啸声。但是，除了战死、受伤或被俘以外，我还未曾见到过一个叛徒。我甚至还记得在钱塞勒斯维里会战中的一些军官。他们说：‘在我们所到之处，还从未见到过叛徒；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烟雾和丛林，只是我们的人在滚爬着前进，’此刻，我才真正地了解这一点。高超的艺术在于隐蔽人员，因为只要他们一露面，马上就会听到呼呼之声，招来十几发炮弹。炮兵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好目标。你们所想象的，也许是这样一种情景：在一个‘大的平原’上，在军乐队的伴奏下，有一长列部队，由带着鸡冠帽的将军们率领着向前进。这样的情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我们这里，正象我说的：是‘向左转——预备——前进’。一连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整天，都是这样的。而那些可怜的伤兵，却象流水一样，流向后方。这就是在美洲的伟大战斗。”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101页。 ]
步枪的子弹与铁锹一起，使得防御成了一种较强的作战形式。莱曼也曾记载过这一情况。他说：“把一个士兵安置在一个洞中，而在他后面的小山丘上，设有一个比较完好的炮兵阵地，这样，即使他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士兵，他也能击退三倍数量的敌人。”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1863-1865》，（1922年版）第224页。 ] 弗兰克·威尔克森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1864年5月）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已经厌倦对工事实施进攻。普通的士兵都确信，一个隐蔽在工事中的优秀战士，可以相当于在工事外的三个优秀战士。” [ 作者注：《战斗中的士兵》，（1896英文版），第99页。 ] 而且，应当记住的是，这是发生在前膛枪时代的事情。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骑兵的冲锋消失了，膛线炮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并且完全废除了刺刀的使用。关于这种武器，有一位目击者约翰·B·戈登将军曾说：“当刺刀在冲锋队前替人们开路时，它闪耀的光亮着起来确实令人惧怕，但是实际上，它已很少被鲜血染红了。刺刀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作者注：《内战的回忆》，（1904年版），第5-6页。 ] 军医G.哈特也曾指出，除了偶然的几个之外，他几乎没有见过刺刀的创伤。他说。“我想，我所治疗的这种性质的创伤中，刺刀伤大概只有六例左右。”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1923年版），第13卷第266员。 ]
由格兰特，李，谢尔曼，约翰斯顿和其他许多将军们指挥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一场由步枪子弹和堑壕所组成的战争。战争中还利用了沼泽地和鹿砦，甚至还有铁丝网。铁丝网这种障碍物，南方军称之为“只有北方佬才能发明出来的鬼东西。”1864年5月16日，在杜拉威的布拉夫，他们曾被铁丝网所困，而且“象鹧鸪一样被屠杀。”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4卷第212页。 ] 这确是一场惊人的近代化战争。战争中，有木质的、由铁丝缠绕的迫击炮，有手榴弹，有翼的榴弹和火箭，还使用过许多种形式的陷阱。至于机关枪，里奎式的和加特林式的、都曾使用过，“斯潘塞”式后膛弹仓式步枪也被采用了。人们还试验了鱼雷，水雷，地雷，野战电报机，灯语和旗语等等。装甲车也被利用了。而且，双方都使用了气球，不过，南方军没有很好地考虑过对气球的应用。正象托利弗将军所说的：“战争是一场最卑鄙的诡计。” [ 作者注：《内战中的战斗及领导者》，（1888年版），第2卷第513页。 ] 人们还提到了爆破弹 [ 作者注：乔格·怀斯：《北弗吉尼亚军队的战役与战斗》，（1916年版），第190页。 ] 和喷火器。 [ 作者注：《米德的司令部》，第284页。 ] 1864年6月，W．N.彭德尔顿将军曾问里士满的军械总长，是否能给他提供一种能放射出“进攻性气体”，并且能产生“窒息效果”的臭气弹。他得到的回答是：“臭气弹，手头没有。没有保存这种东西。如果有命令，可以制造。”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69集第888-889页。 ] 但是，近代化战争并没有就此停顿，由于装甲舰“梅里迈克”号和“莫尼托”号的出现，使海上战争在一天之内（即1862年3月9日）发生了彻底的革命。此后，全世界的所有木质战舰都成了废物。“在莫比尔，霍勒斯·L·亨特利曾建造了一艘潜水艇。该艇长20英尺，高5英尺，宽3.5英尺，由七、八个人在艇内用手摇螺旋桨来推动前进。”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4卷第450-453页。 ] 1864年2月17日，她在查尔斯顿附近的海面上，击沉了北方军的“霍沙托尼克”号战舰，但她也随之沉没了。
五、 道德的退化
防御不断增强以后，战斗也就变得越来越顽强了，而且减小了它的决定性意义。战争的持续时间越长，双方的仇恨也就越来越深。直到最后，挫折终于唤起了北方人民反对整个南方人的复仇精神。在格兰特和谢尔曼于1864年开辟两条战线以前，除了少数例外之外，暴力只是局限在南方的“对外战线”上，也就是只对南方的武装部队作战。此后，北方军把战斗引向了南方的内部，骚扰着南方的居民，也就是说，把打击指向了南方联盟政府和军队的精神与经济基础。这种使用暴力的方向性变化，是受了北方物质文明的刺激。而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变化是在不断加剧的。
关于李将军，罗兹曾说，在所有重要的特点上，他都很象华盛顿，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1893－1906》，第3卷第413页。 ] 因此，他是属于十八世纪的人物。而十八世纪，在历史上还是属于农业时代。至于谢尔曼，则是属于工业革命时代的人物，格兰特、谢里登和联邦其他一些将军也是属于这一类。不过，他们都处在比较次要的地位上。他们的指导原则，也就是改变他们的机器的原则，即提高效率。由于效率是受单一法规支配的，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不管什么手段，都认为是合理的。凡是对于达到目的有所阻碍的，那就不管它是什么道德，或是什么精神，甚至传统行为，都将看作是不能容忍的。
对于这种回到野蛮主义的思想，谢尔曼是一个主要的倡导者。他打破了十九世纪的战争常规。他用钢铁进行的战争，象卡尔文曾以语言挑起的战争那样，残酷无情。1864年9月l日，他在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攻下了亚特兰大这个“南方的门户”。他不想在他的后方留下任何敌人，所以，他把所有的人口都迁走了。后来，在给华盛顿的参谋长哈勒克将军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如果人民对我的野蛮和残酷表示不满，我只好回答说：战争就是战争……如果他们想要和平，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必须要停止战争。” [ 作者注：《W.T.谢尔曼将军回忆录>（1957年版）第2卷第111页。在这部回忆录中，谢尔曼说：“当然，我知道这样的措施将会受到强烈的批评，但我已下决心这样做，并确信这是绝对合理的，时间将会证明它的才智。” ]
对于十九世纪来说，和平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它意味着在战争中的决定因素，即求和的权力，已从政府转移到人民的手中，而且，和平的创造是革命的结果。这样就使民主的原则进到了它的最高阶段。同时，它还带来了心理攻击的理论，而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战争。关于谢尔曼，他的副官乔治·W·尼科尔斯曾说：“他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主义者。他丝毫没有欧洲人的特点，而是我们制度中的一个典型人物。” [ 作者注：《远征的故事》，（1865年版），第80页。 ]
后来，谢尔曼开始了他那穿越佐治亚的著名远征。这时，他更是用新的概念来指导他的战争。他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反对南方的人民，也就是象对付南方的武装部队一样对付人民。
自从蒂利和沃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中进行大劫掠以后，西方已看不见这样的行动了。南方的游击队，正象谢尔曼所记录的，已经显露而且还在不断显露更多的残暴行为。不过，他们的这些暴行，仅仅是个人的行为，并不是政策导致的行动。所以，杰斐逊·戴维斯称谢尔曼为“美洲大陆的阿提拉” [ 作者注：《联盟政府的兴衰》，（1881年版），第2卷第279页。 ] 是有一定道理的。
在谢尔曼的政策中，恐惧是基本因素。他公开地这样说过。下面举三个例证，都是从他的讲话中引出来的。
“除非我们可以让人重新居住到佐治亚，否则，占领它是毫无用处的；但是，彻底地摧毁公路，房屋和人民，将会削弱他们的军事资源……我能进行这一远征，并且使佐治亚号哭。”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162页。 ]
“如果我被迫发动突击，……那么，我会感到，采取严厉措施是合理的。而且，我也不会过多约束我的部队。”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79卷第737页。 ]
“我们不只是与敌方的军队作战，而且也是与敌方的人民作战。我们必须使老、少、贫、富都感到战争的恐惧……事实的真象是，全军都燃烧着一种不知足的欲望，想对南卡罗来纳报仇。我几乎要为她的命运担忧。”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799页。 ]
和尼科尔斯一样，谢尔曼相信他的军队是“上帝的正义工具。” [ 作者注：尼科尔斯：《远征的故事》，第101页。 ] 谢尔曼的另一位副官希契科克所作的评论，同尼科尔斯说的差不多。他说：“现在是战争，但不会总是战争。上帝赐给我们和平，但只有完全屈从于政府，否则就谈不上和平，而这又得通过战争的恐怖，要不然，好象是不大可能的。”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3页。 ] 他还写道：“谢尔曼是完全正确的，要想结束这场不幸的、可怕的战争，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使战争的恐怖超过能忍耐的限度。”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35页。 ]
虽然发过禁令，不准士兵们进人民宅，不准发生任何侵犯的行为。但是士兵们又获得命令，要“自由地”搜集粮草，因此，他们也就不去理会什么禁令。这种“自由”立即导致了抢劫和掠夺。希契科克写道：“士兵们‘自由地’征收粮草，并把其中的一部分晒在房屋顶上。可是，当我们离开、并走过一定路程以后回头看时，只见那些陈旧而东倒西斜的谷仓全在火海之中……”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2页。 ] “昨天，我们路过斯塔布斯先生的种植园。房屋、轧棉机、压榨机、稻草垛和马厩等等，凡是可以燃烧的东西，都闪出了火焰……而且，我们的部队所到之处，一切犬科动物都被杀光了。”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1-52页。 ]
这样不受约束地征集粮草，使士兵们的的确确地成了强盗。结果，部队纪律松驰，真正成了乌合之众。希契科克记录说：“现在，我们很少在侧翼射击，士兵们时刻都在‘搜集粮草’，并且四处游动。对—个新手来说，同严明的纪律相比，似乎更加愿意维持这种状况。”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3页。 ]
后来，谢尔曼自己也无力制止由他放任造成的这种蛮横抢劫。下面有两个例子。
谢尔曼说：“就有这么一些人，尽管你派出许多卫兵守卫，他们也会悄悄溜来放火。法院已经失去效力，已经没有用，大概整个城镇都会燃烧起来……并没有人下命令要这样做，但是无能为力。嗨，是杰斐逊·戴维斯害得他们。”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53页。 ]
“将军以很和蔼的语气建议，要他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谷物、麦子等都运到他的房子里去，以免遭受士兵们的破坏”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亨利·希契科克的信件及日记》，1927年版），第83页。 ]
多么软弱无力的表白啊！
12月21日，萨凡纳被谢尔曼的部队抢光了，随后又来一伙黑人趁火打劫。第二天，他把这座城市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林肯总统。接着，南、北卡罗来纳都被洗劫一空。谢尔曼估计，在佐治亚州，所造成的毁坏，大约为一亿美元，其中只有二千万美元的毁坏“符合我们的利益”，其余的完全属于“浪费和破坏。” [ 作者注：《反抗战争》，第111卷第13页。“在谢尔曼到达海边后，他几乎在所有的信件中都关注着这些毁坏的财产。”（贝罗德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5卷第22页。） ]
谢尔曼手下的许多军官，象著名的J.C.戴维斯将军，H.W.斯洛克姆将军，J.R.霍利将军和J.基尔帕特里克将军等，都对这种野蛮行径表示过极大的不满。希契科克还认为，这是道德上的错误。 [ 作者注：《随谢尔曼远征》，第86-87页，第92-93页。 ] 历史学家罗普斯明确地指出，“军事行动不是以惩罚政治上的冒犯为目的而进行的，”因此，“如果谢尔曼故意地毁灭，或者纵容毁灭敌我双方都不需求的财产，那么，他就违犯了近代战争的一条基本原则；而是以一种陈腐野蛮的原则来指导战争。”他还正确地指出，谢尔曼部队的劫掠行为，对格兰特在弗吉尼亚境内的行动并无多大的影响。 [ 作者注：《马萨诸塞州的军事历史论文集》，第10卷第148—151页。 ]
六、 战争的结果
关于谢尔曼，还有这样一桩奇事：他那塑造在华盛顿的雕像的底座上，刻有他曾经讲过的一句壮丽名言：“战争的合法目标是更加完善的和平。”然而很明显，他不知道烧杀掳掠正是获取和平的不合法的手段。遗憾的是。他所依赖的这种残忍的行为，后来并未停止，一直继续发展，直到战争结束后的和平时期仍然在扩散。
1865年4月14日，李将军投降后的第五天，林肯总统遇刺。对被指控的嫌疑犯进行审讯，成了八十年来司法界中一个最大的歪曲案件。在审讯中，当助理军法官反复讲述这个主题时，主题又一次被利用了。这个主题是：“为了推动造反，就形成了阴谋，而且是许多公众的罪恶构成的。造反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阴谋活动，是进行巨大的暗杀。” [ 作者注：奥托·艾森希梅尔：《为什么林肯被杀？》，（1937年版），第246页。 ] 这样一来，南方的所有居民就都成了谴责的对象。
虽然内战使南方成了废墟，虽然重建南方时期的报复行为加重了罪恶，但是对北方来说，内战带来了胜利和前所未有的繁荣。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以前，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表现出这么大的活力，而他们的一切活力，也从来没有伴随过这么多的鲁莽和不负责任。对于挽救了这个联邦的这—代人来说，除了不可征服的精神世界之外，任何事情都象是可能的。没有一个世界不可征服，人们冷酷、放肆地扑向这块大陆，就是要强夺她的财富。 [ 作者注：引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第2卷第9页。 ]
新帝国的资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铁、煤、油、劳工和充沛的个人精力。从制图板上出现了发明，从工厂里运出了货物，从田土间长出了小麦；同时，成千上万的移民穿过了大平原，涌进了城市。
这次战争结束以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美利坚合众国就兴旺起来了。她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和最大的工业化国家。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把它们称为“伟大的金属兽”，并且用诗句描绘了从内战的伟大斗争到它们的出现。
从约翰·布朗的强壮体魄里，
升起了高高的摩天大厦，
应受颂扬的建筑物，
矗起在他的胸怀之中。
铆钉和大梁，摩托车和发电机，
白天烟雾弥漫，夜晚火焰通红，
一座座穿着钢铁外衣的城市耸入云端，
变成了一个个巨大而旋转的牢笼。 [ 作者注：《约翰·布朗的尸体》，（1929年版），第376页。 ]
第07章 毛奇、福煦和布洛克
一、 冯·毛奇元帅
需要一个有效的总参谋部，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首先是由普鲁士人发现的。他们看到，拿破仑体制的最终毁灭，正是因为拿破仑缺少这么一个参谋部。参谋部的起源尽管可以追溯到耶拿会战之前，但是，直到1806年以后，当格哈特·冯·香霍斯特将军作为军政部长着手重建普鲁士军队时，参谋部的雏形才真正出现。香霍斯特将军为了找到帮手来开展工作，在军政部内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组织。这个组织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考虑战略和战术问题，并具体准备作战行动。他为了扩大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还向各个部队派遣了参谋部的军官。
1821年，发生了一个变化：国王把军队的最高统治权接管了。于是，参谋部从军政部分离出来，参谋长也只充当国王的私人顾问。不过，军队的行政管理权，仍然留在军政部长手中。四十年后，当威廉一世（1861—1888）这个天生的，而且是训练有素的军人成为普鲁士国王时，他立即开始改组军队，创建了一支拥有三十七万一千官兵的常备武装和一支十二万六千人的预备队。早在1857年，他在担任摄政时，就已任命赫尔穆斯·冯·毛奇伯爵（1800—1891）为普鲁士的总参谋长，接着，在1859年，他又挑选奥尔布雷克特·冯·罗恩伯爵（1803—1879）充当军政部长；最后，到1862年，他委任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作他的首相兼外交部长。这三个人的任命，使得普鲁士注定地从—个相当不重要的地位崛起，成为欧洲的霸主之一。
毛奇，这是一个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人，也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有高度的文化教养，而且从每一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军人。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艺术。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着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知识渊博，对战争极有研究，精通拿破仑的方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是他也绝不盲目地追随他们。他吸收了他们的优点，并在后来的战术发展之中加以运用。他从拿破仑的战例中懂得了运动是战争的灵魂，因而认识到，铁路将会在战略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他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得知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与指挥才干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是最早认识到后装式步枪的防御威力的人之一，而且还因此作出推论，认为除了要扼杀作战之外，不宜采用正面进攻，因为这种进攻的成本太高，而要寻求胜利，就要采取包围的方式。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不仅写了大量的军事史著作，写过一本有关铁路的技术性专著，而且一生都在纸上不断记下自己的难题，并经常分析这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重写，直到得出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
他通过研究而清楚地看到：由于军队日益扩大，由于军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由于运动的工具不断提高，运动加速，因此，也就要求指挥分散化。同时，由于任何作战计划只能计划到主力部队开始行动为止，一旦进攻开始，下级指挥官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积极性去进行指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需要符合总的意图。所以，战斗打响以后，概略的指令势将代替具体的命令。这样作，尽管会有引起某些混乱的危险，1870年就曾几次发生这样的危险，但是毛奇认为，这毕竟是两害之中取其小，如果浪费时间，那才是更大的危害。
1860年，毛奇写了一份专门的备忘录，提出了普鲁士同奥地利开战时的普军战略部署问题。备忘录很长，这里难以引用全文，但是只要从它的前一部分中摘出几段叙述，也就可以从中窥见毛奇考虑问题时的一些思想。
“奥普之间的战争将会影响欧洲所有的国家，因为无论哪一方获取相当的胜利，都将结束日尔曼地区目前的分裂现象……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日尔曼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势力，都能同她的任何一个邻国相等，甚至于还要超过她的邻国。”
“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上的各大强国之中寻求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统一的日尔曼国家是她理想的盟友，符合她的一切利益，而且，日尔曼绝不可能向她提出制海权的要求。……然而，英国也许要维护旧的秩序，支持受攻击的一方，以防止欧洲的政治变革。必须承认，如果发生了政治改变，那么，在所有各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法国最不希望出现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尔曼民族帝国，但是她却希望从战争本身获取极大的利益，即占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也许还想占领荷兰。如果普鲁士的主力部队被牢固地牵制在易北河和奥得河地区，那么，法国的上述利益大概会有可能得到……”
毛奇还说：俄国为了获得君士坦丁堡，也许会支持普鲁士。对于这一行动，只有奥地利能够加以阻止，而海权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对普鲁士来说，俄国的援助又总是带来双重的不利，它不是来得迟缓，就是来势凶猛……当俄军的势力到达我们的边境时，我们不是已经取胜因而不再需求援助，就是已经被打败了。然而，对俄国人的援助，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俄国来说，如果能在战争快结束时把自己的三十万有生力量送上战场，那么，他就可以控制局势，并且在决定性的范围内坐收渔人之利，或者是必须忍受我们的不幸。” [ 作者注：《 毛奇关于1866年对奥作战的许划》，英国陆军部参谋部翻译和摘编（1907年版，伦敦），第4-6页。 ]
这份备忘录是—篇逻辑推理的杰作。在尔后的六年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毛奇对这份备忘录作了周期性的修改，使它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
毛奇指挥的两次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两次战争，创立了一个日尔曼帝国，并且使她成了欧洲的战略中心。对于英国来说，这两次战争唤起了一个进行贸易竟争的挑战者。它们降低了法国的威信，从此以后，普鲁士成了欧洲大陆上起领导作用的强国。两次战争还削弱了奥匈帝国的势力。奥匈帝国，她象是一座堡垒，几个世纪以来保护着东欧不受土耳其和斯拉夫人的侵犯。这些变化的某些效果，是在后来才显示出来的。这里，我们的考察只限于两次战争的指导。
同以往的战争相比较，这两次战争在时间上是短暂的。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场战争，普鲁士只用七个星期就赢得了胜利；第二场战争，虽然持续五个月，但是，战争的结果早在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之战就已确定，当时法国宣战还不到七个星期。这些战争能够如此迅速结束，其原因是：战争只有有限目的，普鲁士参谋部占有优势，普军在运动上保有高速度，而且它的战术比对方优越。
这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有限的。在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是非常固执的。使奥地利作为一个强国而存在，对于普鲁士的安全很有必要，因此，不能使奥国感到羞辱，也不宜去兼并她的一部分领土，只要把奥地利人赶出日尔曼境内能可以了。1866年7月3进行的萨多瓦决战，达到了这一目的，同时，还使法国终于瘫痪。按照战后的和平条约条款，普鲁士获得了汉诺威，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黑森和纳索，以及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自由城。至于萨克森，她却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了。莱因河以北的各州，形成为在普鲁士统治卞的北日尔曼联盟，在莱因河以南，另组成一个南部联邦。
在普法战争中，俾斯麦的政策也是同样明确的。这就是要把所有的日尔曼人都统一到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对于这样的统一，法国人是要决心阻止的。这便是战争的真正起因。所以引起这场战争不是什么西班牙的王朝问题，那只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后来，牌斯麦受到舆论的压力，也只要求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日尔曼的洛林-梅斯。可见，这不是什么征服战争，更谈不上是歼灭性战争。这样，战争的有限目的一旦实现，战争也就能够通过温和的和平方法来结束。从性质上来说，这两次战争与美国内战是完全不同的。它们纯粹属于政治冲突，并不受经济和思想的影响，而美国内战则经常刺激人类兽性的复发。
在1866年时，奥地利军队被认为是欧洲最优秀的军队之一，它的士兵要在部队中服役七年，骑兵都经过高度的训练，膛线野战炮也比普鲁土人的优越。但是虽然如此，它还是在七周之内就被打败了。这是因为：第一，奥军的参谋部无能，这一点，毛奇曾经密切地观察过，并且在1864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战中就发现了这一情况；第二，奥军的步兵所装备的全是洛仑茨式前装式步枪，虽然这种步枪的火力射程要比普鲁士人的后膛撞针式枪远一倍， [ 作者注：前者的射程是一千米，后者是四百米。 ] 但实际上却不如后膛撞针式枪。要对付奥军的密集队形，它的火力是具有相当破坏性的。在纳霍德战斗中，六个半营的普军单凭这种步枪火力，就有效地阻止了奥军二十一个营达两个多小时之久，而且使奥军遭受了五倍于他们的损失。在7月3日的萨多瓦作战中，奥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防御普军，而且兵力的对比是五比三。最后，奥军还是死伤一万八千人，普军只损失九千人。可见，这种快速、简便的后膛撞针式枪在匍甸的位置上对奥军作战时，对敌人的步兵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打击。当时，奥军的步兵必须站立起来才能给枪装上子弹。一位奥军上校说，在战斗中，他的士兵总觉得他们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是处在没有武装的情况之下，而普鲁士人却总是准备着开火。 [ 作者注：斯托弗上校，《军事报告》，（1872年英文版），第64页。 ]
1869年，毛奇以他1866年的经验为基础，发布了他的《大部队指挥官的训练》。他写道：
“这是绝对无疑的。一个人如果原地不动地射击，当然要比在前进中进行射击的人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前者可以获得地形的保护，而后者却会受到地形的阻碍。如果以最猛烈的冲击去对付静止状态，那么，火力的效果，特别是今天威力强大的火力的效果，就有可能决定胜败。如果我们有可能占领这样一块阵地，而敌人为某种政治或军事原因所驱使，或者仅仅出于民族的自尊，决定对它实施进攻，那么，在我们采取进攻之前，首先利用它在防御上的优势，看来是十分合理的。” [ 作者注：引自J.科林的《战争的变化》，（1912年版），第33页。 ]
萨多瓦战役证实了毛奇的观点：后膛枪使防御成了较强的作战形式，决定性的进攻要通过包围来实现。他说：“单纯的正面进攻只能得到小小的成功，但却要付出很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应该转到敌人的侧翼位置，从侧翼向敌人发起进攻。” [ 作者注：引目冯·凯马尔的《十九世纪战略科学的发展》，（1905年英文版）。第214页 ]
1866年，毛奇充分利用了他有权支配的五条铁路干线，而在拟定计划时，还考虑到了奥国人将如何利用铁路。1870年，他也是这样制订计划的。他研究了法国的铁路，清楚地意识到，法国肯定会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这样，就意味着他们会被孚日山脉隔开。根据这种判断，毛奇制定了他的计划，用时间来征服空间。他依赖自己部队运动的速度，再加上充分利用通往莱茵地区的铁路。关于这个意图，他曾经说过：
“然而，战争计划的制订，首先要以随时准备进攻敌人的决心为基础，而且还要保持德国兵力的完整，以便在进行战斗时仍然拥有优势兵力。至于使用何种特殊手段来完成这些计划，需要临时才能决定。只有向边界前进一项，可以预先作出具体计划。” [ 作者注：冯·毛奇元帅：《1870-1871年的法德战争》，（1891年英文版），第10-11页。 ]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1806年耶拿会战计划的翻版。不过，已是拿破仑三世代替了拿破仑一世的指挥。由于法国皇帝知道，普鲁士军队的人数要大大地超过他的人数，所以，他决定在动员尚未完成之前就先来一次突然袭击。这样一个决定所带来的损失是惨重的。法国皇帝所想象的是：法军渡过莱茵河，向东实施突然进玫，从而迫使南日尔曼联邦背叛普鲁士，并使奥地利，大概还有意大利都来支持他。他迫使南日尔曼中立的设想一旦成功，他就可以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取道耶拿，向柏林进军。
当然，不能说这种狂想计划没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是要想获得成功，需要最快速地进行动员，最周密地进行准备，并且最精确地选择时间。然而，法国人没有丝毫的准备，也根本没有什么设想。所以如此，是由于法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效率极低，低到了简直难以令人相信的地步。应征来的一些年轻的“血液”，与军队完全脱节，而年事已高的机关科员们，忙于应付琐碎的例行公事。巴曾元帅极不信任他的总参谋部，甚至禁止参谋部的官员出现在战场上。他只信赖自己的幕僚，就象六十年前拿破仑所做的那样。这样的低效率是不可原谅的。而且，早在1868年2月，法国驻柏林的武官，斯托弗伯爵就曾经报告说：
“假如战争爆发，在普鲁士所具有的一切优势因素之中，最重大和最难以否认的，就是她的参谋军官团组织，……我们的不能与之相比……在下一次战争中，普鲁士的参谋组织，将在有利于普鲁士军队的优势因素中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因素。” [ 作者注：《军事报告》，第48，56页。 ]
1870年，普鲁士军队所面临的是一种后膛枪，即法国的后膛快枪。这种枪的射程为1200米，它要比普鲁士当时用的撞针式枪优越得多。但是法国的铜质前膛野战炮却不如普鲁士的铁质后膛野战炮。普鲁士军队对于后膛野战炮的使用是有经验的，灵活使用野战炮补偿了他们步枪的不足。法国人还有一种较好的武器，即里费耶式机关枪。它以二十五支枪管为一组，射程达到一千二百米，每分钟能发射125发子弹。为了绝对保密，这种机枪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才发给部队。据里费耶说，人们用“极愚蠢的方式”使用这种武器。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部队还不曾受过使用这种武器的训练。
法军的步枪战术基础，是进行远射程的群射，这是为了充分利用“查斯波特”枪在射程上的优势；然后，是挖掘工事，等待敌人的接近；最后，才是用火力压倒敌人。毛奇采取一种防御进攻的战术，以对付法军的这些战术。首先，他把敌人牵制在正面，尔后，从侧面向敌人实施进攻。每一个战术单位，从连级开始，都要时时保持进攻状态，其目的是不让法国人有一刻的喘息机会。这样做，就是以火力防守，以火力进攻，在火力的掩护下运动，并且，在火力下采取迂回行动。简单地说，只有战到最后赢得胜利，火力才能停止。
在普法战争的整个进程中，无论是哪一方，都未能通过正面进攻占领对方的阵地。即使采用密集队形，得以进到射击线内，也是不能成功。“双方在训练上与在和平时期进行演习时所用的战术，都彻底地改变了。在开阔的战场上，从来没有刺刀相遇的场景，只是在村落或森林中进行搏斗时，还有少数使用刺刀。” [ 作者注：A·冯·博格斯劳斯克：《1870-1871年战争的战术演绎》，（1872年英文版），第79-80页。 ]
炮兵的威力越来越显著。法国人没有集中使用他们的大炮而德国人却这样做了。在格村维罗特和色当进行的战斗都是很有名的，色当是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兵战斗。在炮火的攻击之下，法国人的所有进攻都被迫终止了，而且绝大多数人都被阻在2000码距离以外，也就是说，远在有效射程以外。一位在色当被俘的法国军官曾描述普鲁士的进攻为“五公里长的炮兵。” [ 作者注：引自托马斯·W·诺克斯著《自从滑铁卢以来的决战，1815-1887》，（1887年版），第358页。 ]
骑兵的地位在日益下降。唯一成功的一次冲锋是在维昂维里，是由冯·布里多将军的骑兵旅完成的。但是，尽管法国人缺乏弹药，这个旅仍然损伤了它的一半人马。在色当，加利费特将军试图率领“非洲轻骑兵”进行一次最勇猛的冲锋，但却遭受到“大概是被称之为单一排射的彻底摧毁，也许现在仍然在世的最老军人，也都不曾见过。” [ 作者注：阿奇博尔德·福布斯，《我参加法德战争的经历》，（1871年版），第1卷第236页。 ] 然而，骑兵的突击尽管不再是战争中实际可行的行动，但从保卫和侦察任务上来看，骑兵仍保存着它的重要价值。不过，骑兵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没有显示出他们的优越性。
二、 费迪南德·福煦元帅
法国人开始检查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时，他们的军事分析家不是从缺乏全面准备的现实中去寻找，反而认为敌方为进行侵略而采取的战术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下一次战争中，即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中，土耳其人采取了防守的形式，结果被打败了。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家们不去探讨造成失败的许多因素，反而得出结论说，他们对1870年普法战争的分析是正确的。这是全然不顾历史事实的。实际上，俄土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步兵借战壕进行防御的能力很强，想要消灭这种战壕工事，就得付出极大的代价。
如果进攻主义的代表者还有什么疑问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在《战斗的研究》一书发行以后，一切疑团都应该烟消云散了。《战斗的研究》很快就成了经典著作。该书以新发现的杜皮克上校的备忘录和札记等文件编辑而成。杜皮克上校是法国的一位步兵军官，在普法战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他就负伤而死。简单地说，他的理论认为，在战斗中能否成功，是一个精神问题。如果进攻者的精神状态比防守者的精神状态要好，那么，进攻者就能取胜。通过下面的摘录，可以更为清楚地了解他的理论。
“在战斗中，不仅是两支物质力量相冲突，更重要的是两支精神力量相冲突。强者征服弱者。胜利者要比失败者损失更多的人员……只要他有决心前进，有精神上的优势，虽然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威力相等，甚或比对方较差，他也能赢得胜利。精神作用产生恐惧，而要实现征服，就要使恐惧变为恐怖……精神的动力存在于刺激你消除敌人的观念之中。……实施机动性运动，是一种威胁，谁显得威胁性大，谁就能赢。” [ 作者注：《战斗的研究》，1914年第7版，第121-123页。 ]
在杜皮克的书中，确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古代战争的评论。但是，他这个人是完全受感情支配的。他既没能注意到秩序对于防御者所能产生的鼓舞作用，也没能看到秩序混乱会使进攻者士气低落的情况。他完全忽视了战壕工事对精神产生的效果。在工事后面，人们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来犯之敌进行射击。不过，法国的进攻学派却从他那里得到了鼓舞。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就是贾迪南德·福煦中校（1851—1929）。
1904年，福煦被任命为国防学院的教授，不久之后，又成为这所学院的院长。他给学生们授课的讲义被编成为两本书出版了：一本叫《战争指导》，另一本叫《战争原理》。这两本书成了法国陆军的《新约》全书。
福煦是一个有才干的军人，作为法国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可算是少数几个杰出的军队首脑之一。但是，他作茧自缚，陷落在自己提出的理论中难以自拔。他认为，只有“拼命的攻击”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而对理论的自身矛盾却视而不见。《战争原理》一书 [ 作者注：以下的引文，都是选自希莱尔·贝洛克的英译本（1918年版）。 ] 出版较晚，但比较重要。在这本书的第一章中，福煦颂扬了拿破仑的战争实践和克劳塞维茨宣传的绝对战争理论（第24一25页）。关于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但是他对战争具有的其他形式，却抱着很深的偏见。这些情况，可以从他对于由法国皇帝所推翻的战争的“古代方法”的无理贬低中察觉出来。他显然轻视有限战争，而且还严厉地批评了萨克斯元帅的下述论点。萨克斯说：“我不赞成进行会战，特别是在战争初期。我深信，一个聪明的将军可以使他的一生都从事战争，但不是出于被迫。”（第28页）福煦曾把这些法从原文中割裂出来，加以指责，不管是出于某种企图，还是由于疏忽，但却是误传了萨克斯原有的实际意义。 [ 作者注：参见本书的第一章，萨克斯元帅关于这一点的陈述。 ]
他在嘲弄完全和他的理论不相符的战争方法时，曾经试图作出证明，指出任何火器的进步最终都能增强进攻的力量。他还补充说，“数学的证明是说明真象的最简单的方法。”如果要显示一个有理性的人如何完全地被不合理的理论所缠绕，那么，这种方法还是值得引录的：
假设：你用2个营的兵力对付1个营
那么也就是用2000人去对付1000人
步枪一分钟发射一颗子弹
1000个防御者就将发射出1000颗
同样的步枪，2000名攻击者就将射出2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赢了1000颗
再假设：步枪每分钟发射10颗子弹
1000名防御者在一分钟内就发射10，000颗
2000名进攻者就能发射20，000颗
结果，进攻者就多了10，000颗
“可见，由于火器改进的结果，使发射的物质优势很快地提高，这对进攻者有利。这种优势增长多快，进攻者战胜防御者的精神优势也随之增加”。（第32页）
这是数学的胡言乱语，从中举出一例便可证明。因为1000名防御者是保持伏卧状态的，他们所构成的目标，只是二千名实施进攻的攻击者的八分之一；这样；攻击者的命中率就应该减去八分之七；结果，攻击者将多受七千五百颗子弹，而并非他们多占一万颗子弹的利益。
如果说，杜皮克比克劳塞维茨还克劳塞维茨，那么，福煦也就比杜皮克更杜皮克。福煦曾引用约瑟夫·梅斯蒂 [ 作者注：约瑟夫·梅斯蒂（1754-1821年）是法国的外交家，引文选自他的《圣·彼得斯堡的晚会》。 ] 的话说：“一场失败的会战是一场一个人自以为已经失败的会战，”“因为一场会战是不可能在物质方面失败的，”所以，它只是精神上的失败。换句话说，一场会战的胜利，也只能是在精神方面获胜。我们扩充这样一句名言：“一个胜利的会战；也就是一个人不肯承认自己被打败的会战。”（第286页）如果说，在战斗中双方都以木棍为武器，那么，上述思想也许多少还有一点真实意义。但是，在现在的战斗中，双方都装备着枪炮，再有这种思想，简直已是愚蠢之极，因为不管攻击者的精神多么坚强，这种精神并没有避弹的功效。
福煦让他的学生注意进攻的重要性是对的。但是，他应该记住，他正在教育的，是法国军队中未来的领导者和参谋军官。他要是把这种思想发展成为一种宗教狂热，那就是最不幸的错误。
福煦对于进攻的强调有些夸张，但他对战争原因的分析（第35—39页），还是比较透澈，而且，这些看法还是在本世纪初期提出来的。
冯·戴尔·高尔兹认为，“近代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国家的生意经。”福煦接受了这种思想，他力图证明，战争的起源是商业化的。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他提出了以下例证。
德国人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获得胜利以后，不仅保障了他们自己在欧洲的统治地位，而且也为他们的工商业奠定了一个基础。同时，他们还从法国那里获得了关于关税和贸易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也就充分证明：在今天，一个国家的附富，大体上都是从邻国抽吸出来的……德国在1870年的胜利，已经使每个德国人都发了财，每个德国人都分享了利润。在工商业中，在宪法中，以及在胜利中，每个德国人都直接受益。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人民的战争”的意义。
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人根据在下关所签订的和平条约，虽然只获得有限的领土租借地，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却是非常巨大的。威海卫和鸭绿江口的大炮为商业船队铺好了道路，首先向东方，然后向西方，出口日本产的货物。那些货物是不太可能在欧洲生产的。
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规模小，但却是“近代战争的一个真正的模型。”这是因为，今天的战争已成为整个国家所从事的商业行为。它与每个人的关系比以往的战争更为直接，所以更容易激起人们的感情。
福煦指出：“更进一步的证明是：美西战争和我们自己与英国进行的有关法绍达之争。我们所寻求的是什么呢？是为了生产过剩的工业体系的商业出路。这是需要经常地发生竞争的。于是又怎么样呢？通过武力去打开新的市场。”
“证券交易所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势力。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有能力发动军队去进行战争。’（冯·毛奇语）谁来对布尔战争负责呢？当然不是英国女王，而是伦敦的商人。”
“这些就是近代战争的起源。它的精神，是要你从此以后到战争的极限中去寻找战争的目标。因为失败的一方在他还没有彻底丧失抵抗工具之前，是不会认输的，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毁灭那些抵抗工具……也许可以说，战争的这种特点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具有了，但是直到世纪末时，这个特点才变得更加显著：那就是战争真正成了民族的战争，数量的战争，暴力和快速的战争。”
什么样的战争是数量战争和暴力战争？福煦的答案是：拿破仑式的战争。这样，就使“战争完全回到了必须用武力来寻求决定的理论，现在，没有人能提供其他什么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不要谴责拿破仑的会战比古人缺少文明，它们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理论还希望找到同样的行动的根源，以再现这样的会战。”（第42页）
这一理论还认为，双方都是“为了一种思想，一个原则（例如改变关税）而拿起武器：不管结果如何，它都应是一种可以实现的政策。”而且，双方还将“以武力来支持各自的政治和经济理论。”敌人“只有丧失了防御能力，才会放弃他们的那些理论；只有当他没有能力再战时，才会承认被打败了。也就是说，只有当他的部队在物质和精神上都遭到毁坏以后，他才会认输。所以，近代战争要考虑毁灭对方军队的理由，进行会战，就是以武力打倒敌人。”
这样作又有什么要求呢？要“寻觅敌人的军队，即对方的权力中心，并击败和摧毁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要选定方向和采取战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有最迅速和最安全的方法。这就是近代战争的整个精神状态。”（第42页）
基于以上所述，福煦认为：“在战争中唯一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战术的结果……没有会战，也就不会有胜利，而只能是一无所有……战略的目的是要确保战术的结果，就是要用战斗来夺得胜利。”（第43页）而且，“我们根据历史进行推断所得综合结论只有三点：即准备，集中和冲击。”（第44页）
福煦曾解释了他所说的“准备”意味着什么。简单地说，就是必须防备敌人，并大大地超过敌人。作了这种解释之后，他又谈到了战术的行动。
他自问道：“战术行动包括一些什么呢？”接着便答道：”只有一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那就是击败他，从而战胜他”。所以，“打击”的观念包含着两个词：“集中和冲击”。“在近代战争中，集中包括了这个国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这对于战术行动也是如此……我们的力量，即使不是全体，也要有绝大部分保留为一种进行打击的集中兵力。”（第45页）
至于冲击，他认为，“在战场上的战术将是运动的战术。进攻战斗或者防御战斗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这样的：在运动中的部队就是进行攻击……它的目标是要达到最强大的打击，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战略，就是要把一切可以动用的部队都集中在打击点上……这是运动支配战略。我们是否要坐以等待这种打击呢？当然不能这样。如果我们不寻找它，它就根本不可能发生，或者在不利的条件下发生，这样，我们就不能摧毁对方的力量。然而，在战争中打击敌人，瓦解其力量，是达到我们的目的的唯一手段……这是支配这种理论法则的第一条。这一法则适用于任何军队。对于这一法则，可以用军事公式作如下表示：在一切过错中，只有一点是卑劣的，那就是无行动。”（第45页）
在《战争原理》一书的结论中（第341—349页），福煦还探讨了“决定性进攻”问题。所谓“决定性进攻”，就是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去打击敌人。这中间有着取胜之由，因为“数量众多就暗示着精神优势对我们有利，”而且能“在敌人的阵营中引起惊慌，使他的自信心崩溃。”
猛烈的炮击一打响，战斗就开始了；事先的准备大概要大半天时间；同时，步兵已集合起来。行动的时刻到了。“为了迫使敌人撤退，我们必须向他进攻；为了占领阵地，步兵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直对着目标前进。当他们越来越接近目标时，他们的步伐也成比例地加速。”当这一大批人来到和敌人还有六百到八百码远的距离时，火力射击达到了最大的限度。接着，福煦又写道：
“我们本身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火力攻击呢？考虑这一点现在已成为次要的问题；部队正在运动之中，而且一定能够达到其目的，此外，要减小敌人火力的效果，只有一个手段，那就是他们本身要展开更猛烈的火力进攻……另一种方法，就是快速前进。在弹幕的掩护之下，前进，快速地前进。同时要尽量增加越来越多的兵力，并使他们在作战中表现良好。这是一个基本的公式。队形的采取和战术的应用，都是以此为根据的。”
尔后，援兵前进，“推动第一线继续向前”，最后，预备队赶上来，给进攻力量增加“最后的冲击力。”于是，冲锋号响了。在一片烟雾中，突然出现了骑兵队。“他们向负隅顽抗的敌人进攻，或者是冲击企图攻击我步兵的敌人骑兵，要不就是冲击敌人正在上来的预备队。”如果没有骑兵的出现，那将又是一次葛底斯堡战役。
我们在回顾福煦的“拼命攻势”时，可以感到，这是彻头彻尾的克劳塞维茨思想。他不是一个沉思的战争学者，而是一位沉醉于暴力的“克劳塞维茨”。我们还可以看到，他是一位在战术上发了狂的“拿破仑”，但拿破仑的会战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武器为基础的，武器决定了战术，可是福煦却忽视了这些。他是在渐渐地和完全地模仿着拿破仑，而又很少有自己的变化，也不考虑弹仓式步枪和速射炮的特性，好象它们就是耶拿和弗里德兰战场上的滑膛枪和火炮。更糟糕的是，他的“拼命攻势”思想，以及他的会战至上论，后来竟成了法国陆军的宗旨。
三、 I.S.布洛克先生
布洛克是一位波兰籍的犹太人，他的职业是华沙的一个银行家；同时，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者。他的目标不是消除或限制战争，而是相反，想要劝说国家认清，由于火器威力的日益增强，战争已不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政治工具。在布洛克看来，对进攻的崇拜是一种幻想。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开始搜集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资料。1807年，他出版一本书，发表了对战争的精密分析，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书，名叫《在技术、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来来战争》，共分六卷，有统计、图表、计算和推理等。1899年，他赢得了英国新闻记者W.T.斯特德的支持。斯特德把该书的第6卷翻译成英文，改名为《战争是不可能的吗？》 [ 作者注：该书于1900年再版，改名为《近代武器与近代战争》。同时，德、法两国也将原版（俄文）六卷全部译出。 ] 。对于读者来说，有幸的是，斯特德把他和布洛克的谈话写成一篇长序，附在本书的前面，概括地总结了原书所有值得记忆的东西，使读者不必再去通读原书了。
布洛克的理论有一个特殊之点，那就是：他所依据的事实尽管经常都是错误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但是，他对未来战争的预见，却有着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真正认识到了防御将逐渐发展成为较强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一点，他那时的一代人中，是很少有人清楚的。所以，他对战争的看法与福煦的看法截然不同。
布洛克象克劳塞维茨一样，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但是，他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军事作家们不同，曾对经济作过系统的研究，所以他知道：自从克劳塞维茨的时代起，由于文明已超出农业时代而进入到工业时代，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已经是彻底改变性质了。照他的观点来看，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消极工具，而不再是以往那样的积极工具了。
他对斯特德说；“你正在应付的是一种全新的设想，这时去谈论过去，有什么意义呢？此刻要考虑的是，在一百年前许多国家是什么样的，今天又是什么样了。在铁路、电报、轮船等等尚未发明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每个国家至少是一个协调的、自给自足的统一体……所有这些都在变化……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每年都在加强，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战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剥夺与之交战的产品国的一切获利机会。……”他还说：“军人的地位在日益下降，而经济学家的地位在逐渐上升。那是毫无疑问的。人类已经进步，不再认为战争是潜在的上诉法庭。”所以，在大工业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相互自杀。他还认为，说战争是一种生意，是一种荒谬的旧观念；今天，战争已是人类的一种抢劫行为，是自己掠夺自己的住宅。
关于近代的武器，——即工业文明的军事表现，他说：“战争终结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采用弹仓式步枪……通过自然的演进，军人把杀人武器改善得日趋完美，然而实际上也促成了他自己的灭亡。”
布洛克对未来战争的预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可以综合如下：
“首先，残杀会增加，残杀的规模会扩大到极为恐怖的程度，以致于根本不可能使部队的会战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他们还会继续尝试，因为他们仍然以为是在旧的条件下作战，但是他们终于会得到一条教训，并永远放弃这种尝试。于是，战争将成为一种长期的消耗战，从而取代那种拼得你死我活的一系列的决定性会战。双方的战斗资源都会不断受到消耗增长的压力。战争也不再采取肉搏战，在肉搏战中，战士们较量的是他们的体力和精神优势。战争变成了一种僵持局面，双方相互对峙，彼此威胁，但是不能发起最后的决定性的攻击。……这就是战争的前途——不是战斗，而是饥荒，不是杀人，而是国家的破产和整个社会组织的崩溃。……在下一次战争中，每个人都会被卷入到战壕中去。那将是一场伟大的战壕战争。对军人来说，铁锹就象他的步枪一样不可缺少……一切战争都必然地具有一些围困战的特点……军人们随意地作战，但最后的决定却是操纵在饥饿手中。……除非你的海军是一支优秀的海军，要不然就根本不要它，因为一支笨拙的海军只能是强敌手中的抵押品。”
布洛克认为，在三国或两国同盟之间的战争中，“将会有一千万人”参战，而且作战的正面将无限地扩大，以致于无法指挥。战斗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而且成本也越来越大。如果是两个同盟的五个国家参战，都么，这场战争一天至少要耗费四百万英镑。他认为，骑兵将是无用的，刺刀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而火炮将成为武器的全体。对布洛克的观点想出过批评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一位著名的俄国军人，俄土战争中的老将。他指斥布洛克的理论，因为他的理论没有对刺刀仍占优势作出证明。
第08章 浩劫的根源
一、 西欧的海外扩张
拿破仑战争以后，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大陆生根了，首先是在阿尔萨斯，在法国的东北部和比利时。但是，在德国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真正开始工业革命。此后十年，德国的工业革命迅速扩展，其速度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快。普法战争以后，它从法国人手中得到了二亿英镑的战争赔款。这笔巨款又加速了德国工业发展的速度，使德国有能力踏上一个世纪以前英国人所走的道路。那时，克莱夫在孟加拉发现了大量藏金，对助长不列颠的工业革命作了很大贡献。
就在德国全力以赴地发展其工业的同时，世界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个最令人震惊的现象。一些处在各种不同工业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以到异教徒中去传播文明为借口，去为他们的工厂寻找原料，为货物寻找市场。他们争夺和逐渐建立了殖民地，首先是在非洲，随后又在南亚，在太平洋和中国，并相继地使自己的殖民地不断发展。
1870年，除了北部的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与南部的好望角、奥林奇自由邦和德兰士瓦，以及在非洲海岸旁边散居的一些欧洲居民以外，整个非洲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三十年以后，也就是1900年，除去摩洛哥，的黎波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旧称）和利比亚总共一百二十万平方英里的面积以外，非洲大陆剩下的一千万平方英里地区，都被英、法、德、意、西、比和葡萄牙等国瓜分完毕，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未开垦的荒地。
就整体来说，我们的研究不涉及这种分割，但是，也有某些项目与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些关系，这就是那些导致殖民者之间冲突的问题。
1875年，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交通线，英国首相本杰明·狄斯雷利向埃及总督购买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这项法国人设计的工程，是在1860年竣工的。英国的帕默斯顿勋爵，曾经反对建筑这条运河。后来，在1877年，英国并吞了德兰士瓦；两年之后，又征服了祖鲁。这样一来，就解除了祖鲁人对布尔人的威胁。正象1763年的美洲殖民地人民一样，布尔人在国内获得安定，于是想要寻求自己的独立。1881年，他们发动了第一次英国布尔战争（即南非战争）打败了英国人，获得了独立。但是，这里面却播下了第二次英布战争的火种。
第一次英布战争结束后不久，阿拉伯人也在埃及境内爆发了叛乱。于是，法国政府首脑甘必大邀请英国人共同讨论了保护埃及总督安全的措施。1882年初，甘必大政府倒台，这个建议也就被放弃。到了六月，亚历山大港又发生了叛乱。这时，英国人要求法国人同他们合作，重新恢复秩序，然而，这时的法国当权者是弗里希尼特，他拒绝了这个要求。意大利也是同样地拒绝了英国。7月间，英国轰炸了亚历山大港，9月13日，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在特莱尔-克比尔击溃了阿拉伯帕夏。英国人从埃及退到苏丹。1885年，发生了戈登悲剧。由于英俄两国之间在土耳其斯坦发生了边界纠纷，爆发了彭杰危机，英国对非洲的征服被迫中止。直到1898年，英国才又开始了她对非洲的征服，9月2日，英国将军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在奥姆德曼战胜了苏丹人，随即吞并苏丹。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广阔的撒哈拉地区扩张势力。1831年，她占领了突尼斯。这一举动惹恼了意大利人。1883年，她宣布在马达加斯加设立保护国，而在两年以后又并吞了越南。此时，英国占据了上缅甸。1893年，英法两国在暹罗发生冲突，然而，由于英法双方相互嫉妒，才使暹罗免于灭亡。1898年，英法两国为法绍达而开始了冲突。法绍达位于白尼罗河中游，距离喀土穆约有600英里，它把法英两国推向了战争的边缘，使它们彼此仇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04年才结束。
同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获得了极其富饶的刚果盆地，其面积要比他的本国大七十九倍。这就引起了德国商人的嫉妒。他们早已对非洲产生了兴趣。由于这些商人的压力，也由于需要新的地区发展不断增长的德国贸易，俾斯麦终于相信，应该建立德国的殖民地。结果，德国便在1884年占领了西南非洲的安格拉皮奎拉海岸、多哥兰、喀麦隆和新几内亚的一部分，1885年又占领了桑给巴尔的内陆地区，整个一片就形成了德属东非洲。德国在非洲的扩张引起了她与英国关系的紧张，因为德属东非洲的西南端与好望角殖民地接壤，而且新几内亚也靠近澳大利亚。但是，由于英国最近插足埃及，和法国反目，所以她不敢再和德国闹翻。因此，当俾斯麦伸出他的友谊之手时，格莱斯顿先生也就迎上前去，欢迎德国作为盟友一起传播文明。
当十九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伙伴加入到这场争夺殖民地的竞赛中。这个新伙伴就是日本。1894年，日本忙于对中国的战争，战胜之后，得到了“福摩萨”和辽东半岛。这样又立刻引来了欧洲列强之间的角逐。长期以来，俄国人就想寻找一个不冻港口，来作为西伯利亚的出口，而且，她的眼睛早已盯住了辽东半岛。于是，在法国和德国的支持下，俄国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作为报酬，俄国获得了把正在建设中的西伯利亚铁路延伸到中国领土的权利。同时法国在湄公河流域的界线也获得了中国人的承认。
俄国和法国为所欲为地要求中国给予慷慨的酬劳，而在此时，德国却还没有从中国捞到任何好处。1897年，德国自动开进中国。占据了胶州湾。俄国随即提出要求，强迫租借辽东半岛的旅顺港。虽然英国强烈地表示反对，但中国无法拒绝这一要求。在木已成舟之后，英国只好强忍怒火。也强迫中国把威海卫租借给她。于是，法国也提出要求，并获得了广州湾的租借权。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造反，屠杀欧洲人，围困在北京的外国使馆，但起义还是被八国联军镇压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中国仿佛就是下一个要被瓜分的国家。
这样，到了十九世纪末，八个西欧国家，即英、法、德、意、西、葡、比利时和荷兰，一共只有一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就获得了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海外领土。他们的土地面积是美国的三倍半，比地球表面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还多一点。自从十三世纪蒙古人西征以来，还没有哪次征服行动能与这次广泛的征服行动相比。在亚历山大时代以后，也没有哪一次征服行动能够这样神速。而且还不曾流血。
二、 1870——1903年的军事发展
在殖民地扩张时期，武器方面也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这个发展有三个主要之点：一是普遍采用了使用无烟火药的小口径弹仓式步枪；二是改进了机关枪；三是使用速射炮。
到1871年，单发后膛枪的效率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标准。因此，下一步骤就是要改装它，使它成为连发的，或者是弹仓式的步枪。这一想法虽然老早就有了，但是，只有到了采用全金属弹壳之后，它才有了完全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采用金属弹壳才减轻了后膛的堵塞。
欧洲第一个使用弹仓式步枪的国家是德国。1881年，德国把她的1871型毛瑟式步枪改装成弹仓式体系。所谓弹仓式，就是在枪管下从头到尾通着一根长管，其中可装八颗子弹。1885年，法国采用了与此类似的一种步枪，即李贝尔式步枪。这种步枪用的是无烟火药，从而占有很大的优势。次年，也就是1886年，奥国人使用一种曼里赫尔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在枪的扳手之前，后膛进口处之下。两年后，英国使用了口径为0.303英寸的李米特福德式步枪。它的盒式弹仓能装八颗子弹，后又增加到十颗。到1900年，所有的军队都有了效率大致相等的弹仓式步枪，枪的口径从0.315英寸到0.256英寸，全是用枪栓操纵，发射无烟弹药，而且能射到二千码或二千米的远处。
在弹仓式步枪发展的同时，机关枪也在发展。这是又一个很古老的想法。曾经试验过许多种机关枪，并且也采用了其中的几种。例如，有改进的加特林式， [ 作者注：这是一种优良的机关枪，最早使用是在美国内战的末期。而且是间接瞄准，使敌人难以捕捉目标。 ] 诺德费尔特式（1873年），霍奇基斯式（1875年），加德纳式（1876年），布朗宁式（1889年），以及科尔特式等。1884年是机关枪发展中最关键的一年，因为这一年，H.S.马克沁为他的单管机枪申请了专利权。这种单管枪是通过枪的后坐力来使子弹装膛和发射的。它的原型重40磅，是冷水式的，采用弹带送弹，三分钟内可以射出二千发子弹。1889年，英国陆军开始使用这种武器，并注定地使步兵战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1891年，德国的威尔将军和法国的兰格罗斯上校都建议采用速射炮。他们认为，只有设法吸收和利用反坐力，否则就不可能增加发射的速度。关于这个问题，曾经做了多次试验，最后才发明一种没有反坐力的炮架。这样，便容许在炮架上安置一块防弹板，用以保护炮手。我们知道，弹仓式步枪曾是主要的武器，但当这种改进后的火炮被采用之后，弹仓式步枪就面临着速射炮的挑战。速射炮不仅比弹仓式步枪射程远，射速也几乎相等，而部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又产生了补给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第一个目标，集中在牵引车上。早在克里木战争期间，牵引车就被用来拖曳装甲列车，穿越那些马车不能通行的道路，把巴拉克拉瓦仓库中的物资送往前线。还有，在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中，牵引车也曾被这样使用，而且还用它拖运重炮。从1872年到十九世纪末期，英、法、德、俄、意、瑞士等国，都对牵引车做了大量试验。1889年11月，英国政府首先派出24辆牵引车去参加南非的战争，后来又增加了数量，其中包括6辆装甲列车。每一辆装甲列车都配有一个装甲牵引机车和四节装甲车厢。装甲有四分之一英寸厚，可以抵挡20码外的步枪直射火力。牵引机车和货车的驾驶室内都有枪眼。曾经有人设想，要用这种装甲列车作为一种单独而可移动的碉堡，这样就可以横越战场，从一个场所转移到另一个场所，但是还没有这样使用的记录。
然而，这个问题不是单靠蒸汽动力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利用石油。从1859年起，美国的石油产量迅速增长，使石油越来越具有商业用途。 [ 作者注：1859年生产2，000桶，1869年达到4，215，090桶，到1879年为19，914，146桶。 ] 而到了1876年，又促使N.A.奥托博士发明了固定式汽体发动机。 [ 作者注：这也是一个古老的思想，第一次出现是在1680年，由克里斯琴·休奎斯制造的，是用火药和空气来推动的。 ] 紧接着，在1885年，戈特利布·戴姆勒发明了一种用石油精燃烧的内燃机，并把它安装在一辆自行车上， [ 作者注：同时，在1885年，英国的巴特勒又利用靠汽油蒸发的内燃机的方法推进了三轮车。 ] 这就是近代石油动力车的始祖。两年后，潘哈德和莱维斯尔从戴姆勒手中获得了这辆汽车发动机在法国的专利权。从那以后一直到1894年，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但是在这一年（1894年），法国的《小型报》组织了一场从巴黎到鲁昂的汽车比赛，给法国的汽车工业带来了生气。次年，又举行了一次从巴索到波尔多的汽车大赛，往返路程为744英里，获胜者的速度为每小时平均15英里。这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第二年，即1896年，汽车首次参加法国军队的演习。三年以后，第一辆战术性汽年在英国展出。这是带有四个轮子的摩托车，装有一挺马克沁姆式机枪，运动时可以从装甲板后进行射击。到十九世纪末，内燃机已有很大的进步，所以，阿瑟·鲍尔弗先生于1900年5月17日在英国下议院谈到，他有时梦想，除了铁路和有轨电车路线外，未来将建筑专供快速汽车通行的高速公路，而且只限于汽车往来。
但是，这种新的发动机的伟大成就并没有显示出来。1903年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基带霍克的“杀鬼山”上，奥维尔·赖特坐在一架由动力传动的飞机上，飞行了12秒钟。这样一来，又给战争增添了第三个发展方向。
自从古人第一次实现驯马以来，内燃机要算是此后的第一个大发明，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战争带来了最伟大的变革。内燃机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今天，如果有一位魔术师挥动他的魔棒，把全世界所有的机动车都一下消灭掉，那么，整个人类的生活就会完全停顿下来，接着产生一片混乱。当前，石油成了动力的基本原料，因此，获得石油也就成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从后勤和战术上来说，内燃机彻底改变了军队的组织，结束了骡马运输的历史，促成了装甲战斗车辆的使用。同时，它还在空中为空运补给，在地面为炮兵、为部队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就它对和平与战争的影响来说，在这个时代，只有一项发明可以与内燃机相比，那就是无线电报。
1887年，鲁道夫·赫茨首先提出了无线电报的理论结构。他证明，在某种条件下，带电的火花可以产生出一种效果，好象一种电磁波，传播到空间，接着，其他的科学家也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在1894年到1896年，古利尔莫·马可尼拿出了他的全部精力，用来改进探测电磁波的仪器。他取得了很大成功。1899年，在英国海军演习期间，他在两艘巡洋舰之间传送了一条无线电信息。1901年12月12日，他又从康沃尔向纽芬兰发出电磁波信号。这一次，电磁波飞越了大西洋，传播距离是三千英里。电磁波传播成功，对市民的生活和海军的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陆上战争和空中战备的影响，也是同样的巨大。如果说。无线电的使用还没能创造出心理战，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使宣传具有了全世界范围的威力，它可以把语言变成为战争的武器，因为它具有光的速度和全球的半径，能使整个民族都发狂，除此之外，无线电还促使了电子科学的发展。
直到1903年，这些惊人变化的影响还隐藏在未来的铁幕之后，然而，这一铁幕决不是完全不能透过的。尽管如此，政治家和军人中却没有人能够透视这块铁幕，因此，他们对未来战争的指导也就成了一种碰运气的游戏，成了一场盲目的赌博，双方都是在黑暗中、在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棋盘上移动着自己的棋子。
三、 扩张战争的尾声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发生过两次小型战争和一次大的战争，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l902年的英布战争，以及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这三场战争，从政治上来说，是重要的，从战术上来说，也有很大意义。因为，有许多新式武器都是以它们进行试验场地。
美国早就拟定了建筑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决心要在加勒比海地区取代西班牙的位置。这是美西战争的主要原因，也是自杰斐逊总统执政以来每届行政当局的长远目标。因为美国人害怕古巴会落入其他欧洲人的手中。1895年，古巴发生了叛乱，遭到严厉的镇压，因而使美国的商业利益受到影响。这样就使美国人得以找到借口对古巴进行干涉。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提高了美国的地位，使美国从一个洲强国地位上升为洲际强国的地位，而从军事上来说，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这场战争的两次海战，都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没有什么争夺。西班牙的两支海军舰队，分别在菲律宾的卡费特湾和古巴的圣地亚哥湾被彻底摧毁了。美国所付的代价是极其轻微的。在第一次海战中，只有两名军官和六位水手受了轻伤；在圣地亚哥的海战中，也只死伤各一人，这就是近代化军舰与旧式战船的不同价值。在陆上进行的一次主要交战是埃尔卡尼-圣胡安山之战。美国人的许多步枪和全部火炮都是使用黑色火药。他们立刻发现，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为西班牙人用的是无烟火药。这样，野战工事的防御威力又一次显露出来了。H.H.萨金特说：“一个在埃尔卡尼或是在圣胡安山堑壕里的士兵，可以抵挡住六到八个向他进攻的敌人，这样说并不夸张。” [ 作者注：《古巴圣地亚哥战役》，（1907年版），第2卷第185页。 ]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因为它表明骑士风度并没有完全消失。当海军工程师R.P.霍布森很有气概地把美国的运煤船“梅里马克”号沉没在圣地亚哥港的狭窄的入口处时，西班牙的海军上将赛尔弗拉竟派出他的汽艇去营救他们，以免人员淹死。第二天，在停战旗下，他又派人送信给封锁舰队的指挥官桑普森上将，以一种不同寻常的举止，对“梅里马克”号上全体船员的勇敢大加赞扬。” [ 作者注：参见《美利坚合众国和西班牙的关系》（1911年版），第2卷346页，桑普森电报第13号。 ]
对于第二次英布战争的起因，福煦元帅曾经作过精辟的分析（参见前面对福煦元帅的介绍）。诚如德国官方历史学家所作的描述，这不仅仅是子弹和刺刀之间的争夺，而且是“训练成机械运动的士兵和带着步枪主动战斗的士兵”之间的搏斗。战争表明，英国军人受过严格的操典训练，一切行动都象机器一样没有弹性，南非荷兰移民则是人手一枪，各自为战。所以，一方是刻板的公式，而另一方则不约束，具有合理的常识 [ 作者注：《在南非的战争——一位德国官员的叙述》，（1906年英文版），第2卷第336页。 ] 。1899年10月9日，也就是英布战争爆发的前两天，英国政府宣布，它决定把在南非的兵力增加到七万人。当时，伦敦《标准报》的编辑，相信准确地反映了公众的舆论。他报道说：“面对着这样一支拥有刺刀、骑兵与火炮的部队，朱伯特将军那些没有经过全面训练的非正规部队，能指望得到什么呢？”但是，他和他的同胞们根本没有想到，在这四十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们的七万人，而且几乎全是步兵，怎么能够征服拥有九万人的骑兵，更何况骑兵在这广阔的地区里是可以连续几周任意活动的。
战争开始以后的头几个月，曾经发生过一些小型战斗。这些战斗清楚地表明，由于无烟火药的应用，过去那种看得见的敌人所带来的恐惧感，巳被隐蔽着的敌人所造成的麻痹感所代替。现在，进攻者产生了一种普遍性的恐惧，而不是担心局部性的危险。至于防御者，总是能够利用地形或工事来掩护自己。他们靠步枪的速射火力，能够控制住很大的一个范围。这在以往的战争中是不曾有过的。这样，在英德尔河之战中，布尔人疏开配置，以三千人扼守着七千七百码的正面；在马格尔斯丰泰思，以五千人守卫一万一千码的正面；在科仑索，以四千五百人守卫一万三千码的正面。尽管防守力量这样薄弱，但是他们的正面防线仍然未被攻破。
1900年2月18日进行帕尔德堡会战以后，布尔人才开始转入游击战事。也许可以说，这场战争此时才算真正开始。尔后，战争持续下来，直到1902年5月31日才最后结束。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总共使用了45万人的兵力，其中有许多是乘马的步兵。英国人是采取了打击敌人机动队的大胆计划，才获得成功的。首先，他们在几千平方公里的战场上建立了纵横交错的碉堡网，把战场分割成许多的小块；然后，用骑马的纵队去一个个地扫清敌人。这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但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日俄战争的起因是俄国向东扩张，想要吞并朝鲜，同时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日本人知道，如果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缺口一旦在贝加尔湖畔接轨通车，那么，它将不再是俄国人的对手。因此，日本人决定，要在战略态势还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发起进攻。只要缺口存在，俄国人对满洲的军事增援就断然无法加快，而且，由于海参威在冬季要封冻，旅顺港是不冻的，只要能在下一个冬季来临之前，抢先占领旅顺，则不仅可以切断海参威和旅顺港之间俄国军舰的联络，还能使东来的波罗的海舰队失去旅顺港这个不封冻的作战基地。所以，日本的计划就是要从俄国人手中夺下旅顺港，接下来便是集中全部陆上兵力作一次大会战。打败了俄军，就有希望诱劝俄国人放弃这个战争。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正式宣战。整个作战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旅顺港的围攻和陷落，包括摧毁港内的俄国军舰；二是日军在陆地上的一系列胜利，以1905年2月23日-3月10日的奉天之战而告终；三是1905年5月27日日海军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当时，尽管俄国军队连连失败，但它并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而其实力反而日益增强。相反，日本的战争潜力已快要用尽。所以，单从战略观点来看，日军固然取得了战术性的胜利，但总的形势对她赢得战争却是不利的。
日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俄国国内战线的崩溃。压制、腐化和在满洲的惨败，已使俄国民怨沸腾。早在1904年7月14日，俄国内政部长普莱费被刺。暴乱和罢工接踵而来。1905年2月4日，塞吉厄斯大公也遭暗杀。这些事件和随后的暴乱，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1894-1918）不得不安抚革命党人。6月6日，他同意并宣布召开国会。但是，人们随即发现，他许诺的国会只是纯粹的咨询机构。于是，人们大失所望，便又疯狂地进行骚动。骚动于9月达到了高峰，发展成为全面的总罢工。一连许多天都使俄国陷于停顿瘫痪的状态。10月，沙皇让步，采用了议会式宪法。
同时，因为俄国的内线比它的外线越来越危险，所以，当美国总统于6且10日向两个交战国出面调停时，双方都愿意接受他的提议，并于8月9日，在新汉普郡的朴茨茅斯举行了和平谈判。8月23日签订了和平条约。根据这一条约，俄国同意撤出满洲，把辽东半岛、库叶岛的一半割让给日本，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越地位。这些要是和战争结果相比，当然显得极不足道，但是却使日本成了亚洲的强国。同时，也削弱了俄国，解除了德国对她东侧的战争忧虑，使德国也一跃成为欧洲的主导国，因而就打破了过去的权力平衡。这次也使英国放弃了他传统的孤立政策。这政策自1815年以来就是“英国和平”的支柱。此外，这场战争也使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优势受到了挑战，它唤醒了亚洲和非洲的人民，并且对欧洲的每一个殖民帝国都是一个致命打击。
在这场战争中，火炮和堑壕是两个主要因素。日本的速射炮只要运用良好，通常就能确保胜利。火炮迫使敌人躲入堑壕，而躲入堑壕的步兵反而又强迫炮兵隐蔽在地平线后，采用间接瞄准的方法。进行遮蔽的火力射击要求有电话联络，壕沟也要求有铁丝网，然而，要能对敌人进行纵射，机关枪的价值巳显得越来越重要，至于骑兵，则是快要被淘汰了。
这次战争的主要战术教训是：
（1）正面进攻失败后围攻取得成功。
（2）野战工事和铁丝网显示巨大的防御威力。
（3）机关枪的杀伤威力不断增大。
（4）最重要的，还是速射炮发扬了威力。
英国的日军观察员，W.H.沃特斯上校在他的报告中说：“根据我亲身的经历和见解，我可以肯定，火炮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了。” [ 作者注：《日俄战争：来自英国官员的报告》，（1908年版），第3卷第117页。 ] J.M.霍姆少校也曾写道：“在我见到过的一切事情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火炮已经变成决定性武器，其他一切武器都是他的辅助品。对于火炮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如果其他条件都相等，那么，谁有最好的炮兵部队，谁就能够赢得胜利……我已深深地认识了火炮的巨大作用，所以，是否要削减其他兵种以扩大炮兵，已是一个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由于炮兵的迅速发展，似乎使人感到，步兵射击的有效射程，好象不再超过600码了，因为超越了这个距离，敌方的炮火就能够阻止步兵使用他们的步枪。” [ 作者注：《日俄战争：来自英国官员的报告》，（1908年版），第3卷第209-210页。 ]
四、 不和谐与和谐
从普法战争结束之日起，直到1890年3月被免职为止，俾斯麦的政策始终是想稳定他们已经获得的和平。为了保护和平，他首先设法赢得了俄国人的友谊。为了达到孤立法国的目的，他于1879年同奥国签订了防御条约，即人们所熟知的“两国同盟”。两年之后，意大利因法国占领突尼斯而深感愤怒，于是也加入这个同盟。这样，“两国同盟”就变成了“三国同盟”。威廉二世于1888年继承了德国王位。两年后，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但是，法国对他那种变幻莫测和骄横态度，仍然大为震惊。因此，法国开始与俄国人谈判，谈判从1893年延续到1895年，最后达成了一个防御协定，即新的“两国同盟”。
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同盟。不过，只要英国不参加任何一方，欧洲的和平是能保持稳定的。遗憾的是，这种稳定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德国的海外贸易已在迅速扩张，她的商船队在迅速成长，从而不断地向英国商业提出了挑战 [ 作者注：1902年10月，陆军部外国情报部的领导人W.R.罗伯森上校，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贸易和殖民事业上的竞争……”（《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21页）1880年，德国的进出口总额为290，500，000英镑；1890年，是384，100，000英镑；1900年，是539，800，000英镑，到1907年是804，900，000英镑，超过了法国（650，200，000英镑），也超过了美国（683，300，000英镑），接近英国（1，163，800，000英镑）。 ] 。而且，德国为了保护海外贸易，为了赶上法国的海上优势，经德皇批准，于1898年开始扩充海军。到1900年，当英国忙于南非事务时，她又采取扩军行动，这样做，引起了英国舆论界的骚动。
在这种挑战中，显示出一个战争的根本原因，即为生存而进行经济斗争。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错误，他们发生了冲突，不是由于各自的贪婪或是野心，而是因为工业革命使他们成了竞争对手。由于人口的倍增，他们如果失掉了国外贸易市场，就会陷入失业的困境，而最终被饿死。1919年，凯恩斯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说：“权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这场战争和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英国，还是象以前每一个世纪一样，摧毁了一个贸易劲敌。” [ 作者注：《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版），第30页。1919年9月11日，在圣·路易发表演说时，威尔逊总统曾揭露了问题的实质。他说： “我的市民们都知道，近代战争的起因是工业和商业的竞争…… 这个战争，在它一开始就是一切商业和工业的战争，它不是政治性的战争。” ]
英国在南非战争期间和战争以后都是孤立的。直到1903年，爱德华七世（1901—1910）才打破了这种孤立局面。那年春天，他访问了巴黎。他的个人魅力，他对他的外甥德皇威廉二世的反感态度，使他赢得了巴黎人的好感。接着便开始了英法谈判。1904年4月，签订了英法协约。最初，它是一个友好和约，后来才发展成为秘密的军事同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记载，英法两国的军事代表于1905年在伦敦讨论了双方合作的计划。而且，自1906年以后，双方的会谈便越来越亲密和频繁了，并且大都是由双方的总参谋长直接控制的。……不仅内阁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就连给予他们许可的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也不知道会谈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曾于1911年给首相写信。他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决定——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是十分自由的，不过，指令一下达，军人们是知道要做什么的。” [ 作者注：引自休格雷的《二十五年，1892-1926》，（1925年版），第94页。 ]
威廉·罗伯森爵士曾评论说：“对于军人们来说，只知道要做什么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还要有适当的武器用来达到目的。如果内阁对将要发生的事情一点不知道，那么一切都是空谈。”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49页。罗伯森也曾说过：早在1906年行动计划理事会向军队呈送了一份备忘录，命令海外战争……这是第一次商讨与法国联盟对付德国的战争，因此被认为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事情。……这一建议需要把一支至少有四个骑兵旅和三个军团的武装部队送到法国。（同上，第2卷第28-29页。） ]
根据双方的协约，英法两国开始解决双方的殖民地纠纷。英国得到了在埃及的自由权，法国被允许在摩洛哥自由行动，其条件都是尊重她的主权完整。尽管如此，法国与西班牙又于1904年10月草签了一份分割摩洛哥的协定，并且还给英国外交部送去一个副本。这项不正当的交易种下了名符其实的祸根。
纠纷没有延迟。1905年3月，德国皇帝虽然对这些秘密条约还是一无所知，但他猜疑到，摩洛哥可能成为第二个突尼斯，于是便出访了丹吉尔。这样就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新闻战。为了防止战争的爆发，罗斯福总统走上了国际舞台，建议实行会谈以解决矛盾。1906年1月，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了会谈，通过了各国都要维护摩洛哥独立的宣言。
这次会议以后不久，英俄两国之间又获得谅解。这样便解除了俄国在远东的危险，使她能专心于欧洲。因此，就形成了“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的对峙，而且意味着德国将在战争中面临两条战线。
正当摩洛哥使国际关系发生震荡时，在英国的海军中出现了一种恐慌现象，使得英国的政府、反对党人和人民都大为震惊。这一恐慌是由考文垂兵工公司的一位马利纳先生制造的。于是，舆论哗然，简直奔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因此，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上将决定把真实情况向国王作出呈报。他在给国王的一封长信中写道：
“直到今年3月（1907年），德国还未能造出一艘‘无畏战舰’。十八个月来，他们没有开始建造什么战斗舰或大型巡洋舰，……在德国的战斗舰队中，有一半的舰船只能和英国的装甲巡洋舰相等。……” [ 作者注：费希尔的《回忆录》，（1919年版），第14-15页。 ]
后来，在1909年3月21日，费希尔又在给伊谢尔勋爵的一封信中谈到：
“由于四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现在已在国内的水域中部署了两个装备完整的舰队，德国即使把她所有的战舰都动员起来，并投入战斗，也比不上我们两支舰队中任何一支舰队的力量，我们有着无比的优……这种优势在几年之内是不会改变的……你可以安心地睡大觉了。” [ 作者注：费希尔的《回忆录》，（1919年版），第189-190页。 ]
反对党的领袖阿瑟·鲍尔弗先生当然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在1910年1月的大选中，他为了恐吓人民，让他们投保守党的票，还是对德国发起了一次旋风般的进攻。然而，他这种没有缘由就“挑起两大民族之间的恶感”的做法，曾遭到了邱吉尔的强烈反对。
1910年5月6日，爱德华七世逝世，他的儿子乔治五世继位（1910-1935）。但是，在他于1911年6月22日加冕之前，摩洛哥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法国政府想要完全控制摩洛哥，决心占领非斯。当时，德国皇帝仍然不知道有关摩洛哥的那些秘密条约，只是认为这样作违反了阿尔赫西拉斯条约。事实也确是如此。7月1日，德皇派出一艘名为“豹”号的炮艇，开往艾加迪尔，去保护德国在摩洛哥的商业利益和侨民。英国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对德国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几乎跳起了全面的战争。所幸的是，在11月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国获得了在摩洛哥的行动自由权，而德国则获得了法属刚果的一小块土地。对此，意大利感到不满意，因为她害怕法国会在下一步夺取的黎波里。于是，意大利以保护贸易和侨居为借口，公然对土耳其宣战，并随即入侵的黎波里，同时，还占领了罗得岛以及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中的一些岛屿。
这时，俄国已是“三国协约”中的成员之一，因此她对东南欧进行扩张的前景，比她在1877年时有利得多。俄国的目标是三个方面。第一，消灭在欧洲的土耳其，夺取君士坦丁堡；第二，破坏奥国在巴尔干的威望，以此在精神上打击奥国；第三，同时借此削弱德国的势力。俄国准备使用的工具就是巴尔干国家，特别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已于1878年获得独立，而保加利亚当时仍是土耳其的一个属国。保加利亚早就不满这种屈辱的地位。1908年10月5日，费迪南王子宣布他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王国，自封为王。这时，奥国却乘机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俄国立刻抓住了这个能够让她统一巴尔干国家的机会。俄国人在巴尔干国家中制造恐惧，宣扬说，如果他们不丢掉他们彼此的仇恨而建立共同的防御，他们就会被奥国一块块地蚕食掉。结果，产生了一个巴尔干联盟。当时，土耳其正同意大利进行战争，于是，门的内哥罗乘机于1912年10月8日向土耳其宣战，紧接着，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希腊也宣布参加战争。土耳其被打败了，于12月8日签订停战协定。1913年5月30日，双方在伦敦签订了和约。然而，就在不久之后，这些胜利者之间却由于战利品问题而吵翻了。保加利亚开始进攻塞尔维亚和希腊，罗马尼亚也卷进了这场冲突。这样，土耳其有机可乘，她又收复了阿德里安堡。最后，保加利亚在这场冲突中失败了。8月10日签订了布哈拉斯特条约，从而结束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这时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只剩下阿德里安堡、君士坦丁堡和其周围的一些地区，包括加利波利半岛在内。
在此时刻，欧洲的局势则是达到了极度尖锐的程度。1914年春天，威尔逊总统的巡回大使E.H.豪斯上校访问柏林时，曾向总统提出如下报告：“整个德国象是充了电一样，每一个人都神经紧张，……只要英国同意，法国和俄国都会立即向德国向奥国挑战的。” [ 作者注：《豪斯上校的内部报告》，（1926年版），第1卷第249页。 ]
俄国害怕英国会退守中立。她的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在写给外交部长萨佐罗夫的信中说：“英德之间的隔阂一旦消除，要想维持英俄的协约也就不可能了。” [ 作者注：引目《未发现的战争力量》，（1947年版），第8页。 ] 但是德国表现出来的企图终于驱散了俄国人的恐惧。这时，俄国唯一害怕的就是时间拖延下去。奥国皇帝弗朗西斯·约瑟夫已经84岁，他的继承人费迪南大公爵是反对大塞尔维亚运动的。俄国人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要使南斯拉夫人倾向圣彼得堡，而决不能让他们转向维也纳。这就是当时的情形。1914年6月28日，大公爵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分子暗杀了。
据塞尔维亚驻德国的代办博吉特希费齐说，“塞尔维亚已经得到俄国的保证，这次决不抛弃塞尔维亚。”此外，他还说：“然而更重要的是，已使塞尔维亚确信，反对德奥的战争巳经解除了，且由于英法两国愿意让他们自己与俄国卷入到冲突之中来，于是奥国皇太子被刺事件也就成了一个有力的战争借口（这场冲突本身是奥国和塞尔维亚的局部事件）……如果爱德华·格雷爵士简单地向俄国和法国表明（也不必让德国人知道）英国对这一冲突不感兴趣，并对随后所发生的事保持其行动的完全自由，那么，欧洲战争也就可以避免。当然，这些都是假定，英国要是不这样约束自己，那就不可能撤出战场。” [ 作者注：《战争的起因》，（1920年伦敦版），第65-68页。 ]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1904年的协约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改变的秘密军事同盟，而英国议会却对此毫无所知。
7月23日，奥国向贝尔格莱德发出了最后通牒，期限为48小时。萨佐罗夫声明，这是一个空前未有的挑衅行为。但要避免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让她知道，德国所面对着的是协约国的联合力量。于是，俄国下令局部动员。德国则认为，这一问题应由奥国和塞尔维亚两国独自去解决。
7月25日，塞尔维亚答复了奥国的最后通源，但由于答复是不完全的，奥国便下令总动员。第二天，德国首相召见驻柏林的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告诉他说，如果英国能保持中立，那么在对法战争胜利后，德国将会尊重法国的领土完整。英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建议。
7月31日，德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也奉命向俄国政府发出最后通谋，要求俄国在12小时内停止动员，否则德国也将开始动员。由于俄国对这一要求没有回答，8月1日，德国开始同俄国交战。法国也下令总动员。
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 [ 作者注：奥地利于8月6日才对俄宣战。 ] 德国的骑兵巡逻队进入卢森堡。德国驻布鲁塞尔的公使也向比利时政府递交了照会，请求准许德国的军队从比利时境内自由通过。但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第二天，比利时国王向英国国王提出了一个个人呼吁，要求保护他的国家。下午6时45分，德国对法国宣战，几个小时之后又对比利时宣战。最后，8月4日下午3点，爱德华·戈申爵士奉英国外交部之命要德国保证比利时的中立，因为比利时的中立是受条约保护的，应予尊重。然而，贝思曼-霍尔维格回答说：“仅仅为了一张废纸，英国却要去与有亲戚关系的民族交战。” [ 作者注：如果1839年的条约不是“一张废纸”，但也不是什么“神丹”。在这条的中，英国没有明确的义务，而且也没有条款表明，英国必须派兵到比利时去与侵入她的领土的任何国家交战。 ] 8月4日夜，英国对德宣战。
第09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导
一、 政治与战争
刚进入二十世纪时，不列颠帝国的边界已成了一切海洋的海岸。美利坚合众国也已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俄国尽管工业还很落后，但却有巨大的潜在力量；而德法两国已经是繁荣的帝国。他们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都是好斗的。他们之间的争斗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从1914年战争开始，到1918年战争结束时，除了美国以外，这些国家就象庞大的建筑物一样彻底倒塌了。英国破了产，法国流尽了鲜血，俄国和德国则处于革命的痛苦之中，奥匈帝国消失了，奥斯曼帝国被肢解了，意大利也已发狂，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也都被烧焦——整个时代都在烈火中燃烧。
政治家和军事家们能够预见到他们的争斗、诡计、阴谋和联盟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吗？他们能加速战争吗？这不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因为，即使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太复杂，难以解决，即使他们出于环境所迫，不可避免地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难道他们就不能吸取一点历史教训，采用一点别的手段来解决吗？七十代以前，波里比亚斯曾这样写过：“虽然它是历史，而且也仅仅是历史。但它没有把我们拖入到实际的危险之中，而是使我们的判断成熟，帮助我们采取正确的观点，无论遇到什么危机或情形都是这样。” [ 作者注：《波里比亚斯历史》，第4卷第35页。 ]
如果他们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他们也就不会不理解战争从属于政治，战争的性质是从政治中生发出来的，“如果政治是崇高的和强大的，那么战争也会是崇高的和强大的。”
如果战争只是局限于两个国家之间，象1870年的战争那样，那么，他们被此之间的问题也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1914年，问题就复杂多了，因为这是一场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两个同盟加在一起，把大部分欧洲都囊括在内了。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将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而且如果要使战争的后果，也就是战后的和平，对胜利者有利，那么每个联盟的成员国都有责任制定出一个共同的政策，指导他们走向既定的目标。如果不能这样做，战争就会是一团糟，战后的和平也只能是如此。
由于协约国比另一个同盟国——德、奥两个中欧国家 [ 作者注：8月2日，意大利宣布中立，使三国同盟又回到了其原有的形式，即一个两个国家的同盟。10月28日，土耳其加入到中欧方面，与此同时，日本于8月15日加入协约国。 ] 更复杂，而且还要进行外线作战，所以要使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一种共同的政策是很难的，而只能接受一种公正的政策。但就两个主要力量，即英、法两国来说，绝不应该这样。因为，自1904年以来，英法两国有充裕的时间协商由积极的政治目标而支配的共同的政策。这也是和平的本性，对它们来说，建立和平是极有利可图的。克劳塞维茨曾说过：“让政治观点服从于军事观点是违犯常识的，”因为，“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但是在1914年8月，英法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观点， [ 作者注：参见爱德华·格雷爵士的论述，见前一章。 ] 所以，军事观点就等于服从于真空，并立刻填满了这个真空而成为唯一的观点；换句话说，是手段垄断了目的。
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于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曾产生过间歇的争吵，那是无益的， [ 作者注：1918年3月26日，福煦将军被指派配合西线同盟军的行动；7月1日，又扩大到配合所有的盟军；但这不是矛盾的，因为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部下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贝泰恩将军、珀欧将军和迪亚斯将军，对他的指令只是有选择地执行。 ] 因为没有统一的政策也就不能实行统一的指挥。当时的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威廉·罗伯森爵士非常欣赏这一点。他曾写道：“在试图建立‘统一指挥’之前，联盟政府之间应该达成协议，制定出一个共同遵循的总政策。这是很重要的，而且还要保证政策不被打乱。如果没有统一的政策，统一的指挥便会是以一个同盟国的利益，而不是共同的利益来指导作战行动。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击败自己的目标。”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1926年版），第2卷第296-297页。 ]
根据1914年8月的情形来看，基钦纳勋爵的想祛是绝对正确的。他写信给英军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说，“我希望你清楚地懂得，你的指挥权是完全独立的。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接受盟国将军的命令。” [ 作者注：英国官方的《大战史》，第1卷附录8，第442页。 ] 但他所持的理由却是极端错误的。因为，据罗伯森的看法，英国想要“在战争结束后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并且能保证适当的和平条款。”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96页。 ] 看来，他也没有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如果研究过的话，他就不可能把大车放到马的前面。在任何情况下，一个强求的和约只不过是一个停战而已，实际上也是如此。
至于谈到这两个联盟的目标，应该说，了解双方的政策同各自所用的工具，以及战略和其他条件的相应关系，也许就能推断出两个联盟产生的原因。法国的目标是削弱德国，重获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在欧洲大陆上重建她的主导地位。这些都是她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中丧失的。俄国的目标是想吞并巴尔干，同时获取君士坦丁堡和一个通向地中梅的出口。这也就是要削弱奥匈帝国。除了分裂法俄的企图之外，德国的目标是要阻止法俄目标的实现，维护她的霸权。英国的目标是要消灭德国这个贸易上的竞争对手，然而，只有在法俄的援助下，英国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但是英国是多变的，就象在过去的联盟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如果中欧国家遭到决定性的打击，结果就会是，法国夺得西欧的霸权，俄国在东南欧洲得以扩张。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欧洲大陆上的权力平衡。要维持这种平衡，是英国的传统政策。正因为如此，中欧国家才赢得了战争。过去，英国曾不止一次地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克服类似的困难，那时，她的对手已经是彻底地被削弱了。而且，她要这样做，必须在她最强大的同盟者插足之前。如果她还希望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她不仅要依赖本国政治家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看她的强大对手德国政治家的才能。
二、 战争计划的命运
1914年8月4日，假使有一个旁观者围绕着战争的赌桌转一圈，看一看每位参与者手里的牌，他会认为，德国十有八九能赢得这场赌博。然而，五个星期过后，所有的赌博者都在战略上破产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随后的战争指导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当这场致命的赌博开始时，德奥两国曾居于中央的地位。东面是俄国，西面是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塞尔维亚在南面。德奥两国可以把一百五十八个步兵和骑兵师投入到战场上来，对抗俄国的一百五十个师，英、法、比的八十七个师和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因此，从数量上来看，战争的骰子沉重地压着它们，对它们极为不利。但是，它们的对手不得不被迫在外线作战，它们也就有可能集中自己的大批部队来对付任何一方的敌人，而其他方面只要暂时地采取防守措施就行了。
这也是阿尔弗雷德·冯·史里芬伯爵想要解决的问题。1891年到1906年间，他任德国参谋部的总参谋长。由于知道了俄国的动员要比法国的慢得多，并且准确地估计到法国的大部分部队会集中在梅济耶尔——埃皮纳勒线上，他决定：用10个师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组成1个集团军（第8集团军），部署在东普鲁士境内，用以对抗俄军；同时，以奥国军队进攻保加利亚；而在克雷菲尔德——穆尔豪森线上，则部署7个军团的兵力，以抵抗法国，其中梅斯的北面有5个集团军（第1至第5集团军），南面有二个集团军（第6、第7集团军）。前者为右翼，由三十五个半军、七个骑兵师、十六个战时后备旅和六个补充师组成；后者为左翼，由五个军，3个骑兵师组成。他的想法是，当左翼的军队与法国军队在埃皮纳勒和梅济耶尔接触时，首先守住阵地，接着便撤退；右翼以梅斯为中枢，通过卢森堡、比利时以及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向前移动，然后向西南旋转，直奔巴黎的西部，从那里再向东转，从背后攻击正在与左翼部队交战的法军，驱赶他们仓惶地逃向德国和瑞士。这是腓特烈大帝的吕岑之战（1757）的重演，不过规模更大罢了。
1906年，史里芬把他的计划移交给了小毛奇将军。他是老毛奇的侄子。由于老毛奇的名望，德皇选他作为史里芬的继承人。到1914年，小毛奇也已68岁，体弱多病，而且完全沉迷于其伯父的参谋观念，并盲目地照搬着老毛奇的信条。他在名义上是总参谋长，但实际上却是总司令。他以为，一旦部队展开，他自己只不过是充当竞赛中的发令员角色，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挥动旗子。发出指令，然后就让他的将军们自己去行动。他不相信要对执行情况加以控制。更糟糕的是，他害怕承担这项工作。当时，德皇经常宣称：如果发生战争，他（小毛奇）要亲临西线指挥。这使他深感不安。 [ 作者注：参见沃尔特·高尔里兹著《德国总参谋部》，（1953年版），第144页。 ]
毛奇虽然接受了史里芬的计划，但他进行了根本的修改。在对俄防线上，基本保持原样；但在对法防线上，却用“坎尼”思想（公元前216年）取代了“吕岑”思想。这就是说，他要用两面的大包围来代替一面的包围以取得胜利。为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加强左翼的力量。
在史里芬的计划中，左翼的兵力是右翼的15%，而且，他还打算减少到9%。当法军在阿尔萨斯和洛林与左翼交战后，他准备从左翼集团军中抽出两个军去增强右翼。这不仅将加强右翼的力量，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还将迫使左翼减弱力量，使其不得不后退。这样便能吸引法国军队向东进攻；法军越向东，对它后背地进攻也就越具有决定性。然而，毛奇取消了这种运动。他增强了左翼，使其兵力达到了右翼的42％。
至于法国的计划，那是一个肮脏的假公济私的阴谋。1911年，当时被内定为战时统帅的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军将会穿过比利时开进，因此，他把最强大的法军主力集中在左翼。但是，法国的钢铁业工会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就不能够保护铁矿地区的安全。总参谋部支持工会，他们使用阴谋诡计，说服了当时的军政部长，让霞飞将军取代了米契尔。
法国总参谋部的“质量加速度”理论，恰巧符合霞飞的牛脾气。进攻是他的目的，而且也是唯一的目的，这跟他的政治主人法里斯总统的认识正好一样。他于1912年曾断然地说，“我们决心一往直前，进攻敌人。这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只有这样的进改才符合我们战士的性格。” [ 作者注：《霞飞元帅回忆录》，（1932年英译本），第1卷第30页。 ]
这样一来，他们所同意的战争计划就简单得可怜了。正如琼·皮埃尔福所说，“是完全受到了攻势神秘主义的驱使。”这个计划被称之为“17号计划”，是以下述两个假设为基础的：（1）德国不会把它的预备队一开始就象常备军那样用到第一线上来——米契尔将军认为德国是会这样做的——所以，他们在向比利时和洛林两个方向前进时，兵力不可能同样强大；（2）认为法军在进攻中是不可抵挡的，因而它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梅济耶尔和埃皮纳勒之间展开军队，向前运动，猛冲德军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设想的中心——于是，德军在洛林的交通线就会瘫痪。
其他交战国的计划可以简述如下。英国准备派出一支由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组成的远征军支援法国；但是，除了抓获根据伦敦颁布的海商法而禁运的货物外，它并没有对德国采取封锁措施。奥国组成六个集团军，其中三个实力较强用来配合德军的主力作战，负责切断俄属的波兰，另外三个实力较弱，用去进攻塞尔维亚。俄国调动八个集团军，由尼古拉大公爵任统帅，其中二个在西北战线进攻东普鲁士，四个在西南战线进攻奥军，其余二个首先用来保护侧翼的海岸，司令部分设在圣彼得堡和敖德萨。比利时和塞尔维亚的计划，都是相当严密的防御性计划。
五个战役同时展开，其命运是：
法国的计划在第一次打击之下就被摧毁了。然而，说来也奇怪，从这个废墟上又出现了第二个计划，而且这个计划还给德国的西线计划造成了危机。在这同时，初期似乎面临重大危险的德军东线计划，现在却赢得了压倒性的战术胜利。奥国对付塞尔维亚的计划是一塌糊涂的，免不了要失败。俄国对奥国的进攻不是决定性的，不过，这场战斗也使奥国在以后的战斗中变得软弱无力，元气大伤。在这些成功与失败之中，被认为是对未来战争的指导最有影响的，则是毛奇-史里芬计划的破产。
8月14日，德国的第1集团军在克鲁克将军的率领下，还在连续攻击列日要塞，而霞飞的大突破也发动起来了。法国人把它称之为“边境交战”。这次交战没有间歇地持续到8月25日。这时，法军到处失败，损失修重，被杀死和失踪的人数，达到30万。由于遭受失败，法军的中央和左翼被迫撤回到了凡尔登西面。这样，毛奇得意洋洋，从为他在法国已经赢得了决定性的战斗。但是，当他得到从东普鲁士传来的第8集团军的消息后，却惶恐不安了。他决定，从法国战线上抽调两个军 [ 作者注：最初，他甚至想派去6个军，后来，虽然第8集团军报告说，不需要这么多的力量，但他仍然坚持派了2个军。即使派了援军，也来不及参加坦能堡会战，这一会战是8月25日开始的。 ] 和一个骑兵师去增援第8集团军。不过，他没有从左翼抽人，而是从右翼的第2、第3集团军中抽调的。右翼的兵力本已抽出了3个军去监视防守安特卫普的比利时军队，同时围攻莫伯日。
由于右翼的力量已经相当地减弱，而各集团军的指挥官又都独立行动，毛奇已经不能控制他们，于是引起了巨大车轮的内向收缩。这样就造成了第1集团军向巴黎东面的东南方向前进的态势，而没有向巴黎的西边挺进，因此，法国的首都和铁路中心就没有遭受包围。
在毛奇作出关系到他的命运的决定那一天，克鲁克集团军正向法军战线的左边接近，使得霞飞极为不安。为了保护他的战线，霞飞立即在亚眠附近组建了一个新的集团军，即第6集团军。并任命莫努里将军负责指挥。与此同时，克鲁克的部队在加速前进。8月29日，克鲁克虽然得知法军在亚眠下火车的消息，但他并未对此多加注意。9月1日，霞飞命令莫努里退回巴黎，4日，又命令他渡过奥尔奎河，去攻击克鲁克暴露的右侧，那是格罗劳将军的第4军防守的地带。第二天，奥尔奎河之战，即马恩河之战 的序幕展开了。7日，战斗变得极不稳定，因此，克鲁克没有和比罗将军商量，没有通知在他的左翼指挥第2集团军的比罗将军，自主地从接合部上抽出了第9军和第3军去支援格罗劳。这样，就在第1和第2集团军之间造成了二十英里宽的一个缺口，而英国的军队，便在约翰·弗伦奇爵士的率领下乘机从这里插进来了。
在此同时，毛奇已经在卢森堡境内建立了他的总司令部。此刻，他所获得的充分的情报使他万分心急，他没有到他的第1、第2和第3集团军的前线去协调紧急情况，而是选派了一名级别较低的参谋亨施中校作为他的使者，并且口头上授权给他，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命令右翼的军队撤到埃纳。对于一个低级的下属委托如此重要的使命，确实是罕见的。
亨施于9月8日出发。他走访了第5、第4和第3集团军。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他来到了第2集团军司令部。他在那里发现，比罗已经命令他的部队于第二天撤退。9日上午7时，亨施到达第1集团军司令部。克鲁克不在那里，而是忙于对付莫努里的战斗。这场战斗对莫努里是不利的，尽管加利尼将军 [ 作者注：加利尼将军是巴黎卫戍司令。 ] 曾尽一切努力去挽救局面，把他在巴黎所能搜罗到的后备队用各种车辆急速地运往前线，去增援莫努里，但都无济于事。亨施没有再去找克鲁克，他指示克鲁克的参谋长库尔将军，让他给第1集团军各部队下令，全部撤退到苏瓦松。克鲁克返回司令部后，知道这一命令与他的判断相违背，而他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坚持，而是遵命撤退了。就在这一时刻，莫努里将军也正打算向巴黎撤退。这样一来，由德国总参谋部一手创造的毛奇——史里芬计划，正是被总参谋部自己给取消了，因为智能已经枯竭。
9月13日，德军在埃纳河岸立住脚跟，阻住了随后上来的追击者，但这几乎是一场静态的战斗。后来。便开始了向海峡奔走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双方都试图从他们各自的东翼调集军队迂回包围对方，但双方势均力敌，没有哪一方能比另一方占有优势。最后都到达了海边，但每一次运动都证明，防御者较强于进攻者。正如尼克森上校所说．“子弹、铁锹和有刺铁丝网的结合，彻底地粉碎了西线的一切攻势。此后，从1914年10月到1918年3月，没有一次进攻或一连串的攻击能使战线向前或者向后移动十英里。” [ 作者注：弗兰克·理查兹曾说：“敌人准备好开始进攻，但他们立即就被阻挡住了，因为我们有胸墙作为步枪的架子，要想免遭射击是不可能的。进攻在刚一开始也就结束了……十个人坚守一堑壕，很容易就抵挡住五十个企图要占领堑壕的敌人。”（《老练的士兵不会死》，（1933年版），第38页）。 ] 这样，正如布洛克曾断言的那样，结果是围城战争。然而，基钦纳勋爵却在惊呼，说什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根本不是战争！”
三、 回避战略
现在的问题是要恢复机动性，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根据如何克服子弹、铁锹和铁丝网这三位一体的防御来决定。军人们曾用传统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求助于炮兵，想在敌人正面的堑壕上轰出一个缺口。如果他们在日俄战争之后就考虑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成为问题了。在那次战争中，出现还不久的速射炮曾显示了它的威力。但是，从1914年秋天的情况来看，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大炮，也没有足够的炮弹，因而炸不成一个缺口。同时，他们也没有考虑过突破的战术。他们并不曾了解速射炮的威力，而且还忽略了弹药的供给要以工业生产为基础。
至于后面这个忽略，政治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举例来说，在1914年1月，劳合-乔治先生曾公开地否认战争的可能性，并且还认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二十年来最有利的裁减军备开支的时刻。” [ 作者注：参见《军人和政治家》，第1卷第38页。 ] 所以，当战争才进行一个月的时候，炮弹的供给就开始减少了。这是因为，所有的交战国都过低地估计了战争的物资需求，结果，一切想突破西线防线的企图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仍然以失败告终。
由于对这些没有意义的进攻感到恼怒，而对战术的思考却无知，同盟国的政治家们指控军人缺乏想象力， [ 作者注：参见温斯顿·丘吉尔：《1915年的战争危机》（1923年版），第20页。《大卫·劳合-乔治的战争会议》（1933年版），第1卷第356、360页 。丘吉尔认为：“面临这一僵局，军事艺术要保持沉默。”劳合-乔治说：“同盟国的将军们是被德国人的决定所迷惑而干起来的。”他还说：“我看不到任何迹象表明我们的军事领导者在考虑计划，使我们摆脱目前这种令人不满的处境。” ] 并打算通过改变防线的方法采重获机动性，好象这种僵局的形成是地理位置本身应该负责一样。他们不曾了解，即使在另外一个地方，敌人在那里的抵抗力量不如西线敌人那么强硬，但是并不要多久，同样的战术条件就会形成的。所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每一条战线上，子弹、铁锹和铁丝网才是真正的敌人，他们的地理位置纯粹是偶合而已。除此之外，还如拿破仑所指出的，变换一条作战线是最微妙的任务之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7卷第14343号和第32卷第240页。 ]
如果克劳塞维茨的理抡将被接受，哪么在一个对付联盟的战争中，目标应是胜败主要的伙伴，因为“在那样的战争中，所应打击的是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在1914年，同盟国的目标就是击败德国，因为她的失败将会使她的联盟随之垮台。然而，在什么地点打击德国人才最有利呢？这一答案要根据最切合实际的同盟作战的战线来决定，而作战线又受同盟的主要基地的地点所支配。当时，它们就是法国和英国。在这个时期，除法国之外，没有其他地区能够展开大量的兵力，提供大量的补给。主要的基地和主要的战场是由地理和后勤所规定的，任何的战线调换都不能改变这一情况。
因为同盟各国的政府在战争的指导上并没有共同的政策，所以，尽管霞飞将军坚持，要把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都集中在法国，可是一旦僵局形成以后，他的同盟者，英国就乱七八糟地提出了许多取胜的计划。在法国的约翰·弗伦奇，主张采取陆海两军联合作战，为迂回到德国的侧翼而攻占奥斯坦和泽布吕赫。英国的海军首领之一费希尔勋爵，也主张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岸发起一次海陆联合性攻击。他的上司，海军大臣邱吉尔先生，则主张对达达尼尔海峡进行一次远征。同时，1915年1月1日，财政大臣劳合-乔治提出，要在英格兰和布洛涅保留一支总预备队，而在法国境内的英国远征军，应从法国撤回，把他们运往巴尔干。 [ 作者注：参见他的《关于战争战略的备忘录》，他建议组建一支四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人的大军，其中假定四十万是罗马尼亚人，希腊人和门的内哥罗人，用于进攻奥地利的要害地点。 ] 这时，在印度事务大臣的监督之下，印度政府在10月间派出一个旅到波斯湾去，以保护在阿巴丹岛上属于波斯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至于殖民地大臣，他正在忙于在非洲的一些小的战争。
邱吉尔先生的专横气势，在未来的逃避主义者中间，是比较突出的。在打破僵局的各种建议中，他的方案最有声色。他主张突破达达尼尔海峡，占领君士坦丁堡，而后控制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了10月底，当土耳其加入中欧集团时，他的主张开始压倒了其他建议者的方案。接着，到1915年1月2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那天，俄军统帅尼古拉大公爵要求英国驻在其司令部的军事使团向基钦纳勋爵建议，请英军对土耳其采取一次海上或陆上的示威行动，这样就将改善俄国人在高加索战线的局势。基钦纳没有向战时内阁或首相报告这一情况，但得到丘吉尔显示的首肯，他回电表示可以照办。 [ 作者注：同时，基钦纳要求弗伦奇对开辟新战场的问题发表意见。弗伦奇回答说：“要是攻击土耳其便中了德国人的圈套，达到了德国人想引诱土耳其人加入战争的目的。也就是说，吸引部队离开决定性的地点，那就是德国本土。” ] 这样，灾难性的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便开始了。
1月13日。丘吉尔先生以有力的雄辩说服战时内阁接受了一个进行局部攻击的方案，最后又发展成全面规模的联合作战方案，其兵力包括一支战斗舰队和汉密尔顿将军指挥的七万五千人的军队。3月18日，进行了一次流产的海上进攻。在这次作战中，损失了3艘战舰。直到4月25日，这支军队才在希里斯角登陆。
虽然抵抗入侵的土耳其兵力是很微弱的。但是，入侵者的进展也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这一天还没有过完之前，指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的威廉·伯德伍德将军就建议全面撤退。对于这个绝望的计划，汉密尔顿回答说：“你已经度过了困难，现在你只有挖掘、挖掘、再挖掘，直到你觉得安全时为止。”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英国官方历史），G.F.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准将（1929），第1卷第270页。 ] 因此，在第一次登陆的十二小时之内，利用子弹、铁锹、铁丝网就控制了局势。于是一个小型的西线防线就这样建成了，一直持续到1916年1月9日最后撤退为止。参加这个战役的，总共有英、法士兵四十一万人，其中死、伤、失踪、被俘和生病者约有二十五万一千人。 [ 作者注：《加利波利的军事行动计划》，第2卷第484页。 ]
这个加利波利战役，似乎还未能产生足够的教训，无法阻止回避战略的更进一步尝试。在1915年秋季期间，法国政府决定，派出一支远征军去支援塞尔维亚。 [ 作者注：这是一个名义上的理由。实际上的原因是要为萨雷尔将军找一个职位。他对左派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左派在那时正威胁着要推翻政府。 ] 英国对此表示赞同，并且派出军队于10月3日开始在萨洛尼卡登陆。这样就导致了联军的马其顿战役，或如德国人所说的“形成了最大的联军‘集中营’，使整个敌军都变成了俘虏。”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124页。 ] 埃德蒙斯将军写道，在萨洛尼卡附近地区，“一支庞大的联军队伍被封锁达三年之久；1917年，英军的平均兵力为二十万二千二百六十五人，此外还有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总数为六十万人以上……然而，监视这大军队的，只是保加利亚军队的一半和一小部分德国军队” [ 作者注：同上，第124页 。 ] 防御的三位一体又一次被证明是无敌的。英国为这次越轨行为列出的清单指出，有四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因病被送往医院，而在战斗中死亡的总数只是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人。
同时，原在阿巴丹的一个独立旅，作为加利波利的失败和萨洛尼卡惨败的副产品，此刻已发展成为一个集团军。它的目标是要占领巴格达。于是，就出现了代价高昂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役。1915年12月7日，汤森将军和他的集团军在库特——艾拉马拉被土耳其人围困；1916年4月29日，他带领着一万零六十一人的英印军队和三千二百四十八名随从者在那里投降了。“从头到尾，这座城镇使英帝国死亡了四十万人．” [ 作者注：I.E.埃德蒙斯爵士，《第一次世界大战简史》，（1951年版），第386页。 ] 1917年9月，英国的兵力增长到三十四万人。而在1918年战争结束时，兵力达到四十一万四千人以上，在这些人中间，有二十一万七千人是非战斗人员，死亡总数是九万三千五百人。
除了这三个分散进行的大型战役之外，出现了第4个保护苏伊士运河的战役。1916年1月，苏伊土运河受到大约一万五千到二万土耳其人和贝都因人（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混合部队的威胁。这是很容易对付的，他们运用防御作战的原则，坚持到1916年12月便结束了。接着，劳合-乔治担任了英国首相，从而开始采用攻势战略。劳合-乔治一直认为，摧毁其同盟者是击败德国的最好方法。这同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恰好相反。同时，为了寻找获得惊人胜利的机会，以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他还命令他不喜欢的总参谋部把苏伊士运河的作战计划扩展到巴勒斯坦地区，并以夺取耶路撒冷为主要目标。这样，另一个代价昂贵的战役又诞生了，而且一直拖到战争结束。据威廉·罗伯森爵士的估计：“在巴勒斯坦战役中，所使用部队的最大数量一度达到四十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七人，而战斗死亡的大约为五万八千人。不过，这个数字对总的损耗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到1918年10月，所使用的兵力总数已达一百一十九万二千五百一十一人。”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189页。 ]
所有这些在边缘地区所作的努力，都是为了突破防线，然而，结果却是浪费精力，在人力的消耗上更为严重。而人力在大规模的战争中又是至关量要的因素。所以，对峙的局面是对双方的嘲笑。并使双方相互产生蔑视。
四、 消耗战略
1914年的秋天，德军和英军同时在新港附近到达了英吉利海峡。这样，西线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舌形地带，在海岸和孚日山脉之间向西突出，突出部分的顶点接近到贡比涅。1915年，霞飞想通过一种双重攻势来切断这个舌头：英军向东攻入阿尔托斯，法军向北攻击香槟。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一计划始终保持着法国战略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在1915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其中最有雄心的，首先是第三次阿尔托斯会战，在这场会战中，英军进行的部分又被称为罗斯会战（9月25日至10月15日）；其次就是第二次香槟会战（9月25日至10月6日）。
所有这些会战，都没能削弱这个“舌头”，只不过使它略为凹陷一点，而且，还出现了两件明显的事：
第一，损失和收获不成比例。例如，在第三次阿尔托斯——罗斯会战中，法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人，英军损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七人；而在第二次香槟会战中，法军的损失多达十四万三千五百六十七人。然而，在这两次会战中，攻占的仅仅是德军的堑场防线体系，一些地方只有三千码的深度。
第二，在这一年的所有最初攻击中，大规模的炮轰能使步兵占领敌人防线的一部分，或全部堑壕。这又可以反证，在战争的机动阶段，如果有充足的火炮，就有可能穿过那个时期的无堑壕防线，或仅有轻便防御工事的防线。这也是拿破仑对他那个时代提供的教训之一。他曾说，“只有有了炮兵才能进行战争。” [ 作者注：《拿破仑书信集》，第14卷第11896号。 ] 可是，现在机会已经过去，堑壕防线正在日益加深。而法国的总参谋部却仍在盲目地幻想，自以为在“炮兵征服，步兵攻占”的格言中发现了稳操胜券的秘密。战术被降低为把长矛向前推送的行动——实际上是推送炮弹，机械动作代替了灵活的运动和奇袭的方法，轰炸取代了领导，战术，实际上退回到了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时代的水平，不过还有一个明显的区别，那就是将军们已不身先士卒。
这些炮兵会战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微不足道的收获，给政治家们带来了恐惧，并且对他们的逃避政策火上加油，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曾有人认为，如果象将军们所认为的那样，消耗被作为战术规范而被接受，而且，如果中欧国家拒绝和谈，那么，战争就不可能有终点，永远都是相互残杀。另一方面，由于战争是两个联盟之间的冲突，因而在两个联盟之中，没有哪个成员国会是自由的。自从1914年秋，俄国遭受一连串的灾难性失败以后，协约国的军队也就不能无所事事地袖手旁观了，不能再让他们的盟友处于危难之中。对俄国进行援助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英法两国还要使1915年4月才加入联盟的意大利相信，它们的联盟是坚定的。
正如布洛克所预见的那样，以弹仓式步枪和机关枪为基础的大规模战争，并不能当作政治的工具来使用，最多也只是一种无利可图的工具。无论在哪里，都不能躲避子弹的威胁，对于一个建设良好的堑壕体系，也不能进行决定性的突破。
在战争的东部战场，由于有着开阔的空间，防线可以常常变换；而在西部战场，防线则是屹立不动的。然而很奇怪，军人们对于堑壕战的巨大困难，认识极为迟钝。现在，经验已经教育他们，只要有足够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防线。因此，他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有越来越多的炮兵，他们就能攻占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和第三道防线。直到完全突破敌人的防线为止。但他们还是不能理解，是他们对敌人的堑壕发射炮弹越多，地面被破坏的程度也就越大，正常的战场也就会变成为弹坑遍布的地区。这样，在扫除一种障碍时，又产生了另一种障碍，并使得他们的前进变得如此之难，以致于步兵通过这凸凹不平的地带后，却不能得到补给。因此，必须在这混乱不堪的战场上修建道路，以便使拖运枪、炮和补给品的车辆得以前进。然而，等到修好道路的时候，敌人的防御工事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因而另一场穿透战又要重新开始．
1915年的大屠杀并没有给联军带来恐惧。12月初，在主席霞飞将军主持下召开了联盟会议，决定于明年春天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攻势。可是，在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之前，德国人就攻击了凡尔登。
继毛奇担任德国总参谋长职务的法尔根汉将军回忆说，凡尔登攻势的目的是要削弱“英国对其同盟国仍然拥有的巨大控制权，”而且，因为“法国的紧张程度几乎到了快要破裂的地步，”如果从英国人手中夺走了凡尔登，“也就会促成这种破裂，这样，英国人手中的最好的宝剑也就没有了。”选择凡尔登，是要迫使法国总参谋部“动用它们所有的一切人力，”以保护它。法尔根汉还写道：“如果他们这样做，法国的军队就会因流血过多而死亡，因为自愿撤退是不可能的，不管我们是否能够达到目标。” [ 作者注：埃里奇·冯·法尔根汉，《总司令部和它的关键性决定》（1919年英译本），第209页。 ] 因此，凡尔登又是另一场消耗战。
1916年2月21日，二十英里长的正面防线上又展开了战斗。虽然法国人知道战斗在临近，但是由于它准备炮击只限于24小时之内，而没有照常规延长到一个星期以上，因此，这次进攻对法国人来说，也还具有奇袭的意思。战斗一直进行到7月11日。此时，德军已穿透了五英里，损失二十八万一千人，而法军则损失三十一万五千人。
为了解除凡尔登所承受的压力，延误已久的法英春季攻势，即松姆河之战，在7月1日沿着二十五英里长的防线开始了。一开始便是连续八天的炮轰，向敌人的防御阵地倾泻了十七万八千颗炮弹。它的战术奇袭是采用滚动式弹幕射击。在这种射击的掩护之下。步兵缓慢地向前移动，从一个目标到另一个目标。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11月14日，占领了一条三十英里长的地带，最大的深度为七英里。为此所付的代价，英国死亡四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四人，法国十九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人。德国的损失大概是50万人左右。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 [ 作者注：1915年12月15日，他接替了弗伦奇爵士的职务，担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八天之后，弗伦奇的参谋长，威廉·罗伯森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而齐格尔中将接替了他的参谋长职务，这三个人都是消耗战略的强硬代表。 ] 虽然对这次作战的结果颇为满意，并且在他的报告上说，“毫无疑问，联军有能力达到它们的目的。”而且，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政府应该准备“更艰苦的和更长期的战斗，因为尔后会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感到资源的紧张。”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279页。 ] 然而，巳经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对政治局势产生着激烈的震动。
松姆河会战以后，所有防线上的僵局便完全形成了。意大利人在依松佐河地区进行了八次会战，他们已经流够了鲜血。而在东线，布鲁西洛夫的攻势虽然获得成功，捕获了大量的奥军战俘，但是，它却使俄国付出了100万人的代价。要在战场上勉强地作出决定，似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在伦敦、柏林和维也纳，都有人开始考虑和平谈判的问题。11月4日，在爱斯奎斯联合内阁中担任主管部大臣的兰斯多恩勋爵，提议研究一下和平的可能性。可是，爱斯奎斯内阁紧接着在12月7日就垮台了。主张继续作战的劳合-乔治接管了政府。五天以后，德国和它的盟国提出声明，表示他们愿意考虑和平的建议。
奥国对于和平的愿望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德国对此有无诚心，仍然值得怀疑。俄国现在已是摇摇欲坠。一旦俄国崩溃，德国就能抽回100万人到西线战场。不管情况如何，德皇却于1917年1月31日下达了一个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的命令。这个行为大大触怒了美国，两天之后，华盛顿宣布同柏林断绝外交关系。
早在1916年11月15日，联军召开了会议，讨论1917年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在所有的战线上展开一系列的进攻，但以西线战场为主。一个月后，于12月13日继霞飞任法军统帅的尼尔里将军，接受了联军共同所作的决定。他们一致同意，英军首先进攻阿拉斯，拖住和消耗敌人的预备队；在这以后，法军就向埃纳发起攻击。法军的目标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要突破敌军的阵地。如果突破口不够大，会战就得停止，但是要把攻势转移到弗郎德勒平原的防线上去。
在这次作战中，第一场战斗是在4月9日打响的。战斗一开始，就是二百七十万枚炮弹的轰击。整个战斗持续到5月21日，在二十英里长的正面上只前进了五英里。到5月3日，英军已死亡十五万八千人，估计德军也有十五万人的死亡。在发动第一场战斗的八天之后，法军对埃纳的攻势也开始了，但最终却是失败。法军牺牲了十八万七千人 [ 作者注：根据尼尔里带回来的人数。法国官方历史提到在4月16日-30日，死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一百二十八人，另一种估计是十一万八千人。 ] ，德军则是十六万三千人。尼尔里被免职，贝当将军接替了他的职务。法军的士气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在5月25日到6月10日之间，就有五十四个师叛变。
此时，发生了改变整个战争局势的两件大事。3月8日在圣彼得堡发生了暴动；11日，帝国的禁卫队举行叛变；次日，革命风暴席卷了这座城市。沙皇尼古拉二世于15日退位，由罗夫亲王领导组成了一个临时政府；22日，这个临时政府正式被同盟国承认。第二件大事是，美国于4月6日对德宣战。
这两件事的效果是什么呢？估计会有两股巨大的血流输入到法国的战场上来。因为一个国家既已处在革命的浪潮之中，它就不可能再向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德国人有一切理由期望，在年底之前把100万人送到西线战场上去进行增援。同时，英法两国也有理由期望，在不远的将来，他们能从美国得到至少一百万人的增援。因此，在三月接替布赖恩德内阁的李波特政府，建议暂停一切进攻行动，等到美国的援助到来以后再采取行动。这是因为，此时的法军已经是疲惫得不堪一击了。
可是，黑格、罗伯森、贝当和尼尔里，却各有各自的想法。罗伯杰在一份正式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只要对有限目标采取不断的攻击行动，并且充分利用我们的炮兵，就有可能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手段以最低限度的损失来达到我们的目的。”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2卷第235页。 ] 劳合-乔治先生采纳了这一策略，可是，他不久之后又改变了主意，回复到他在一月份提出的那个计划，并企图同意大利进攻奥国的计划相互配合。
实际上，有限的攻势并不是黑格所希望的。他自1915年12月担任英军总司令以来，一心想要在弗郎德勒平原上进行一次决定性的会战。他完全沉醉在他的设想之中，甚至于相信，在美国的援兵来到之前，他也可以单独地击败德军。
结果，经历夏秋两季的弗郎德勒战役成本极大。6月7日，目的有限而获得成功的米希尼斯之战，揭开了弗郎德勒战役的序幕。米希尼斯作战的头十七天，接连发射了三百五十万发炮弹，并且在一开始还爆发了19枚装有100英磅的高效炸药地雷。这在6月14日才结束，而这时英军的死亡数字已达到了一万七千人，德军为二万五千人，其中包括被俘的七千五百人。照克鲁特威尔教授的研究，“似乎在相当大规模的会战中，英军的损失要比德军少，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 作者注：《1914-1918年世界大战简史》，（1934年版），第438页。 ]
7月31日，接着便开始了第三次伊普尔会战。英军为一次会战集中这么大规模的炮兵，在英国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总之，序幕性的射击延续了十九天，发射的炮弹约为四百三十万发，总重约十万七千吨，而且都投掷在预期的低势战场上。整个战场的表面被炸得一团糟，所有的排水沟、堤岸、水道和道路等都被破坏，造成了一片几乎无法通过的沼泽地，步兵在这种泥泞之中滚打了三个半月。当会战于11月10日结束时，德军在十英里长的防线正面上被压后推，最深的距离是五英里，牺牲的人数是二十万略少一点。然而，他们的敌人的损失，最少的估计也有三十万人。 [ 作者注：这些是B．H．利德尔-哈待的估计。由于宣传的需要，英国官方历史学家列举的数字是经过修改的。 ]
就这样，在西线战场上结束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火炮消耗战。政治家们为什么总是避免这样的消耗战，今天回顾起来，人们已不难理解了。
五、 机动性的再生
机动性的再生，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人的问题。如果没有步兵，那么堑壕仅仅是沟和篱笆所构成的障碍物而已。只有在堑壕中和铁丝网后的人和他的步枪或是机关枪，才能使堑壕和铁丝网具有战术价值。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消灭人，解除他的武装。如果不经数月的准备就能做到其中的一点，而且不破坏战场的表面，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长时期的准备会阻止奇袭的效果，而地面的破坏又会妨碍车辆的运动。
首先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德国人。1899年的海牙公约是禁止使用有毒武器的。尽管如此，德国作为参加国却无视这一公约。德国人决定，采纳邓多纳德在1812年和1825年所提出的建议，用毒气窒息在敌方堑壕中的守卫部队。他们选定了氯气，这是一种普通的商业产品，很容易得到大量的供应。氯气的排出方法，是把装有氯气的金属气筒埋在防线的胸墙里，使气体排放出来。对于英法联军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德国人还不清楚他们有了一种夺取战斗胜利的手段，并不知道积存大量的气筒来进行大规模的正面进攻。他们只把毒气攻击当作一个小型的试验来看待，而选择的地点是伊普尔突出部的东北一个地段。这是英法防线的结合部，由阿尔及利亚人和加拿大人负责防守。
进攻是在1915年4月22日下午5时发起的，一开始便是疯狂的炮击。炮击停止后，一股黄绿色的气体就从德军的防线上升起，随风飘向敌方。其效果是可怕的，一切接近正面防线的人都被窒息而死。靠近气体边缘的人，都在惊恐之中仓皇逃命。24日，德军又放了一次毒气，结果英法防线被迫后撤了三英里，退到了伊普尔附近。德国人当时未能认清的是，氯气进攻的反复使用不能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它是可以用面具或其他的简易工具来抵御的。协约国军队立即采用—些办法，他们在1916年便开始使用防毒面具了。 [ 作者注：在1854年，邓多纳德向潘默里勋爵提出了用硫磺气作窒息剂的建议，在此之前，J.斯坦豪斯博士就发明了第一个木炭滤毒罐。 ]
氯气云的进攻有许多弊端：它的效力完全要靠风向和风速来决定；气筒也很笨重，不便于运输和装置；气筒装置以后，住在附近的人总是惴喘不安，因为也许要等几个星期才会被使用，而在这期间，敌军的炮击或是意外的炮弹都能使它们破裂。同时，这也是一种纯粹的静态攻击方法。
如果使用毒气炮弹，这些缺点也就可以随之消失。 [ 作者注：此外。对短射程来讲，也可使用迫击炮弹和李文式发射器。后者可以发射一个装有80磅气体的气筒，使气筒通过速射可以树立在浅的堑壕内，也能一次连射100到500筒。英军有一次曾对朗斯发射了2500筒。 ] 毒气炮弹大体上不受风的影响，它还可以突然集中气体对准选定的目标，而且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训练。这可算是一种机动的进攻方法，唯一的不足便是用弹壳来作容器，因而容量太少。不过，有了光气和芥子气，这是比氯气更厉害的气体，这一不足也就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后一种气体，也被称为黄十字或伊普里特，是一种相当持久的化学制品，是强有力的糜烂性毒剂。这种气体很少杀死人，但是，你只要接触到它，无论是液体还是气体，都会在皮肤上严重地产生水疱。水疱是在暴露4小时到12小时之内出现的，恢复起来极为缓慢。因为空气中只要有四百万分之一的毒剂含量，水疱就会产生，所以，这种毒剂非常适合于炮弹使用。因为它的持久力不易被大地破坏，所以，只要使用少量的气体，在几小时甚至几天之后也足以导致许多人受伤。
1917年7月11日，德国人在伊普尔突出部第一次使用了芥子气。在随后的六个星期中，英军就有二万多人受伤。从那时起，英法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芥子气。
1917年9月1日，冯·胡提尔将军在攻击里加防线时，第一次巧妙地运用了毒气，以达到穿透的目的。他在俄国防线上选择了一段宽度不到四千六百码的地段，把强有力的炮兵部队集中于此，平均每八码的正面上即有火炮一门。他先使阵地上到处充满毒气，然后，再实行进攻。这样，整个作战活动只在几小时之内就结束了。这一成功是依靠他的战术，其目标不是毁坏铁丝网和堑壕，而是要使防御者丧失作战能力。
1918年3-6月，德国人在西线的一些大会战中，不断地使用了这种战术。在会战中，每次发动攻击之前，他们都大量地使用光气和芥子气，想借此摧毁敌人的士气。3月21日到4月5日期间，毒气成了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 作者注：鲁登道夫将军在他的回忆录第2卷第597页中写道：“我们的炮兵依靠毒气来发挥它的作用。”在第579页他又说：“炮击是有力的，而且在短期内能使敌人的炮兵瘫痪，”并能“使敌人的步兵躲在掩蔽部里。” ] 这使得德国人把英军驱逐出了从阿拉斯到拉费里的五十英里的正面防线，而且还前进了大约四十英里。然而，在4月间，芥子气却弥漫着阿尔芒蒂耶尔的上空，以致于街道的小沟里都散发着气味。这样，德国人在没有进入之前，就已占领了这个城镇，没有付出任何血的代价。
1918年9月，美军在对圣米赫尔突出部的进攻中，以及在随后的作战中，都因受到德国毒气弹的作用而损伤严重。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美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死伤总数为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三十八人，其中七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就是说有27.4%是因毒气而伤的。 [ 作者注：参见A.弗里斯准将和J.韦斯特著《化学战争》，（1921年版），第388页。 ] 同时。在死亡总数四万六千四百一十九人中，因中毒气而死亡的却只有一千四百人。这就是说，死亡人数占死伤总数的24.85%，而中毒气死亡的人，只占2%。因此，与通常的看法相反，毒气在战争中是使用得最人道的武器，也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即使防毒面具有100%的功效，但是戴上防毒面具就会减弱战士的一半战斗力，而且，对芥子气是没有什么保护作用的。
至于解决僵局办法的第二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要使对方的步枪和机关枪通通失效，以来解除防御者的武装。要这样做，就得有一个很大的防盾用以挡住身体，当进攻者移动时，可以由此得到保护。因为这个防盾太沉重了，不便携带，便被装在一个能自动移动的车上，而这车也必须是装甲的。又因为这种车要离开路面，穿越战场堑壕，所以也要用履带替换车轮。这三项要求便促成了坦克的发明。坦克是一种小型的具有灵活性的堡垒，它最初被称为“陆上军舰”。
这种想法也是极为古老的了。但在内燃机未发明之前，这种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僵局形成之后，英法两国许多富有想象力的人便提出了关于如何能使装甲恢复灵活性的各种建议。 [ 作者注： 参见B.H.利德尔-哈特：《坦克》，（1959年版），第1卷第2章。 ]
1916年9月15日，在松姆河会战期间，第一次使用了坦克。由于机械的故障和战场上恶劣的地形，投入战斗的坦克为数很少，但它还是显示出一种可能：只要有了改进的机器，增加它的数量，并集中使用，而不是分散出去，那么僵局就能打破。德国人的记录证明，“人们面对坦克时，感到无能为力。” [ 作者注：同上，第1卷第75页。 ] 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自己被解除了武装。遗憾的是，英军的高级将领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结果，直到康布雷之战为止，坦克仍然都被零星地消耗掉了。
在康布雷之战中。其目标是在12小时内不用任何种类的炮火准备，对敌军的四道堑壕防线进行一次奇袭式的突破。九个坦克营，共有三百七十八辆坦克，引导两个步兵军，穿过西线上最坚硬的堑壕体系，兴登堡防线。这一防线有很深的铁丝网保护，许多还建立在反斜面上。想要切断它们，就得要几个星期的炮击，需要几万吨的炮弹。
1917年11月20日上午6时20分，英军穿过了一片未被破坏的地面发起进攻。敌军在惊慌中撤退，到下午4时，从一万三千码的基础线上，已穿过了一万码。在第三次伊普尔会战中，这种同样没有准备的进攻却花了三个月的时向。英军俘虏了八千多人，缴获了一百多门火炮。仅就战俘数量来说，足有两个担任进攻的军所损失的人数的两倍。
由于缺乏预备队，在战斗接近尾声时，终于遭到严重的失败，但是毫无疑问，正如约米尼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提出来的，装甲在战场上的出现能够打破僵局。1918年8月8日进行的亚眠会战，确定性地证明了这点。
在这次决定性的会战中，四百六十二辆坦克配合飞机，引导英军第4集团军的三个军，在亨利·罗林森将军的指挥下进人战斗。 [ 作者注：法军的第1集团军在他的右侧协助作战，但他们没有坦克。 ] 这又是一次完全的袭击，德军纷纷逃跑，其防线迅速被突破。
在德军官方的战争日志上这样记载着；“8月8日，当太阳在战场上下落时，德军遭受到开战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这一事实已是确定无疑了。” [ 作者注：引自《英国官方历史》，（1918年版），第4卷第88页。 ] 惨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坦克所带来的恐怖心理，坦克本身的杀伤力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进攻突然发起，德军不战而逃，这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奇迹。没有坦克，就不会有人能达到这种奇袭的目的，而且是这种利用坦克的突然攻击引起惊慌。正由于增添了坦克，步兵便感到彻底地无能为力，当面前的对手不能用步枪或机关枪遏止住时，他们就本能地夸大危险，以减轻他们投降或逃跑行为的耻辱。诚然，坦克是一种物质性武器，但更应该说是一种心理性的武器。
鲁登道夫对坦克的作用所作的分析是不错的。他曾说：“我曾担心的事情，和我常提出警告的事情，在这儿都变成了现实。……8月8日我们的战斗力开始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深信，从此以后，我们总部的一切计划都已失去安全的基础。至于计划，今后还可以制定，只要是在战争中可行的。但对于领导来说，就象我曾讲过的，只是具有一种不负责的赌博性质，我认为这是非常致命的事情。对我来说，德国人民的命运，这个赌注太高了。战争必须结束了。”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1914-1918）》，第2卷地684页。 ]
六、 国内防线的崩溃
集中进行的毒气攻击和大规模的坦克攻击，虽然已经证明，敌军的堑壕防线是可以突破的，但是，它们只是打破了对峙的局势。要完全恢复灵活性，还需要在迅速突破之后紧接着实行迅速的扩张，但这不是用骑兵（这是当时流行的思想），而要用坦克的力量，此外，还要有越野的运输工具以提供补给，也就是说，需要履带式车辆。然而，在1918年，这些工具还不存在，所以也就不能重新获得完全的灵活性。结果，正如布洛克曾预言的那样，战争的结束不是通过战斗，而是由于饥饿和革命。
战争的延长使国力日益疲惫，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促使中欧国家崩溃的，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英国的封锁，另一个是英国政府的巧妙宣传；一个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另一个破坏了敌人精神上的耐力。到了1917年的春天，所有的交战国都对战争非常厌倦了，以致于俄国三月革命的爆发就象野火—样地向西蔓延。法军中的兵变大部分都是受到这种感染的结果； [ 作者注：4月16日，一个在1916年被派往法国的俄国旅在他们的兵营中发生兵变，不过在三天的炮击之后被迫投降了。 ] 在俄国的德国军队也受到影响。在意大利，也是因为这一影响而造成了卡波里多的惨败，当时有四十万士兵放弃了战斗。早在5月26日，威廉·罗伯森在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恐怕这一事实是不能忽视的，即国内已经出现不安定的现象。这一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受了俄国革命的影响。近来发生了一些严重的罢工事件，而且还有更多不满情绪在酝酿之中。” [ 作者注：《军人与政治家》，第1卷第313页。 ]
战争开始之后，由于受到伦敦宣言的限制，封锁难以奏效。于是，英国枢密院颁布了一系列的命令，以逐步取消限制，达到封锁的目的。1914年10月29日发布的第二道命令，严格地限制了进入德奥两国的物资。于是，1915年2月4日，德国命令潜艇封锁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周围的所有水域，以此回敬英国。5月7日，就发生了“露西塔尼亚”号邮船被德国击沉的事件。船上有一百二十八名美国人丧生，从而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到处都是求战的呼声。英国政府利用美国舆论的主战情绪，于5月25日又发布了一道枢密院令，宣布禁止任何种类的货物进入或离开德国，对德实行全面封锁。然而，德皇由于害怕美国人的愤怒，命令停止对客船和所有中立国家的船只进行攻击，此决定一直延续到1917年1月31日。此后，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德皇宣布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政策。于是，美国又于4月间向德国宣战。
封锁影响所及，使敌国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每一家工厂和每一个农庄，都受到威胁。而且，到了1918年夏季，如果不是有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小麦救急，那么，中欧国家恐怕都会由于饥饿而投降。从1914年8月起，到1918年夏季，奥匈两国的牛，由一千七百三十二万四千头减少到三百五十一万八千头，猪从七百六十七万八千头减少到二十一万四千头。 [ 作者注：《军事行动——意大利1915-1919》，（英国官方历史，1949年版），第379页。 ] 而且，据估计，在实行封锁的最后两年中，德国有“八十万非战斗人员死于饥饿或因营养不良而引起疾病。这比英国船只上那些被潜艇击中而淹死的人还要多出五十倍。” [ 作者注：A.布赖胤特：《为完成的胜利》，（1940年版），第3页。 ]
封锁为撒播宣传的种子开辟了一片肥沃的士地，就连美国内战也不例外。在以往的战争中，还没有这样的恶毒和卑劣。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时期，各交战国不仅不到敌国去策动叛变，反而防范这种事件发生。拿破仑如果在1812年鼓励俄国的农奴和乌克兰人造反，在百日政变中在法国煽动起革命，那么，情况对他会是很有利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 [ 作者注：恩格尼·塔尔：《拿破仑》，（1986年版），第289、381页。 ] 惠灵顿公爵曾亲口说过，他害怕在任何国家中煽动起来的革命。1871年，俾斯麦对巴黎公社没有采取友好的态度。在过去的时代中，进行战争，其目的只是为了改变敌方的政策，而不是改变敌方的政府，即政策的制订者；只是要改变政府的思想。如果政府被推翻了，也就没有稳定的当局来进行和平谈判。那个时候，世界仍是有理智的，因而在敌国中造成无政府的社会状况的思想，被认为是违反常识的。
宣传战是杰出的、民主性的工具。它的目的是要支配群众的心灵，即卢梭所谓的“全民意志”。它的目标可分三类：一是在本国防线上激励群众的心理；二是争取中立国家群众心理的支持和拥护；三是搅乱敌方本土防线上的群众的心理。
为了达到第一类目标，就必须唤起潜伏在人们心中的部落性本能，而且为了激化这些本能，就得把敌人变成魔鬼。
为了达到第二类目标，就要使中立国家承认并且相信这些宣传都是事实，就用英国在美国所进行的成功的宣传那样。例如，英国宣传说，德军士兵曾砍断了比利时儿童的手指，把战俘钉在十字架上，等等。这种宣传激发了美国人的仇恨，从而使他们疯狂地投人到战争中来了。只有在交战的条件下，在宣传的蛊惑下，并在一个国家内行成为普遍行动，这种疯狂才能被理解……有时，几乎是一种原始的狂喜控制着美国人民。这种狂喜曾被一种难以忘怀的方式作了如下的表述：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仇敌。这是促使人们振奋的。人们记得，在新英格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曾有人提出，抓获德皇后，要把他下油锅。这时，整个观众席都站了起来，歇斯底里地尖叫。表示赞同。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心情，正是这种疯狂的热情占据了我们的心。” [ 作者注：《1914—1917年英国在国内和在美国的宣传》，（1935年版），第67-68页。 ]
莫里森和康马杰写道：“整个战争中一个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很容易用近代的技术和群众的建议使其人民相信谎话，尽管这个民族是有理智的，是有个人主义和民主化的背景的。” [ 作者注：《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1942年版），第2卷第479页。 ]
为了达到第三类目标，就要从心理上使敌人堕落，破坏其人民和军队的忠忱——解除他们精神上的武装。这种攻击的形式是如此的阴险，以致鲁登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再三地提到它，认为精神上的破坏和封锁是使德军失败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他写道：“封锁和宣传被齐头并进地用来对德国的种族和精神作战。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当战争延续时，这种负担就变得更加沉重……封锁和宣传逐渐地破坏了他们精神上的决心，动摇了他们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它使德国许多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逐渐消失。唯我至上……我们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敌人的宣传和布尔什维主义鼓吹的革命思想，德国人很容易接受……致命的学说在群众中传播。在国内和前方的德国人民都受到了它的致命打击……敌人的宣传麻醉着我们。这种宣传受到了强烈的群众暗示的影响，它和军事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从1918年开始，宣传更注重了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内容。战争被描绘为上层一万人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的行动。因此，德国的胜利也就是劳动者的不幸……在中立国家中，我们也遭受到一种精神上的封锁……我们丧失了一切信誉，而敌人的信誉却无限地增长……美英两国宣传的明显的目标，就是要逐渐地达到在德国内部发生革命的目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1卷第360-368页。他还写道：德国政府不理解宣传的性质，他们反对宣传，因为他们认为，宣传是太炫耀、粗俗。（第1卷第380页）所以，在德国没有宣传部。（第2卷第701页。） ]
鲁登道夫提到，从1918年初开始，联军的宣传就是以社会革命为内容。很明显，他所指的是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这是威尔逊总统在1月8日宣布的。一个月以后，总统又进一步宣称：应该没有割地、赔款和惩罚的要求，承认民族自决是最重要的原则，一切领土问题的解决都不应违反有关人民的利益。
“十四点”的提出，虽然不是为了宣传，但实际上却是最厉害的宣传工具。它们抓住了厌战世界的幻想，并且给德国一个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战争的机会。虽然在那时，德皇和他的顾问们拒绝考虑这些，但是它们却已渗透到德国人民心灵的深处，最终使战争得到一个极不光彩的结局。
8月8日的会战，以及随后的失败，使鲁登道夫极为震惊。9月28日，他来到兴登堡的房间，提议立即停战而不能再拖延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不考虑在东面放弃任何领土，我们以为，协约国必须完全地认识到，布尔什维主义对它们的威胁和对我们的威胁是同样巨大的。” [ 作者注：《我的战争回忆》，第2卷第721页。 ] 在这一点上，他正好估计错了。
10月3日，德国总理致书威尔逊总统，表明德国政府接受“十四点”和随后的各次宣告，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接着，双方便开始了外交接触，直到10月23日为止。这时，威尔逊总统进而意识到，由于革命条件的奏效，需要补充到他的计划中的一个事情，应该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维持欧洲现存的稳定性，而不是在试图增添敌人现存政府的活力，也就是说，应该不是考虑削弱他们，而是要摧毁他们。那一天，他告诉德国政府，如果他被迫与德国的军事统治者和贵族进行和平谈判，他要求的就不是和平谈判，而是全面的投降。这也就是说，要迫使现在的德国政府退位，而让—个革命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集团来取代它。11月3日，一批德国水兵在基尔发生兵变，连柏林也很快卷入到了革命的激流之中。9日，德皇退位。11日，在康宾森林中的里松德斯火车站，协约国和德国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
奥匈帝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威尔逊总统曾坚持认为，使奥匈帝国内的斯拉夫人得到完全的满足，是休战的条件之一。结果，在布达佩斯、布拉格、莱巴赫、希拉杰弗、克拉科夫和仑堡等地都建立了独立的政府，并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中立政府以取代中央行政机构。11月12日，奥匈帝国皇帝卡尔宣布退位。随后，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一个共和国，古老的奥匈帝国从此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样，也就在欧洲种下了一个祸根。
第10章 列宁和俄国革命
一、 列宁和三月革命 [ 注 ]
1917年3月的彼得格勒革命是一个群众性的起义，不是真正的革命性起义。这一革命是由于对战争的厌倦和普遍不满的情绪所触发的。当时，在俄国有三个党派：立宪民主党派，他们主张君主立宪制；社会民主党，即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就是社会革命党，他们所代表的是农民。3月15日，尼古拉二世退位，立宪民主党继承了政权。22日，在罗夫亲王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联合政府。
临时联合政府不顾国内到处都在要求和平的呼声，为了忠于它的同盟国，决定继续进行战争。这个决定立即遭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反对。 [ 作者注：苏维埃第一次成立是在1905年。最初起源是罢工委员会，后来发展成为由工人、士兵和农民选举所产生的当地民众性议会。任何集团都有自由组成一个苏维埃。 ] 3月27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对世界各族人民发表了一份公告，呼吁立即停止战争。 [ 作者注：许多少数民族国家也曾不想再进行战争了。芬兰、爱沙尼亚、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都要求独立或自治。 ] 因为它代表了实际权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士兵和工厂工人、铁路工人、邮政和电信等公用事业中的工作者，因为它的呼声正是人民的愿望，所以临时政府当局的权威也就架空了。这种责任和权力分离的现象，为列宁打开了道路，导致了十月革命的发生。 [ 作者注：到1918年为止俄国使用的是“朱利安日历”。它比1582年开始采用的“格里历”晚13天。根据前—种日历，列宁夺取权力是在10月25日，若按后一种日历，就是在11月7日。 ]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即人们熟知的列宁，他是一个热情的但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认为，只有当资本主义把资本家本身以外的一切人民都变成无产阶级时，新的社会秩序才能建立起来。列宁反对这种学说，从而在根本上推翻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 作者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如果无产阶级革命能在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内发生，那是违反历史的法则的。马克思把在农民国家中的人写成“乡村生活的白痴”，认为他们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同时，他还痛恨斯拉夫主义，鄙视俄国人，不相信他们的任务要是征服西方。见R.N.亨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1950年版）第131页。 ]
当三月革命在彼得格勒爆发时，列宁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逃亡者，还在瑞士过着流亡的生活。他在祖利齐住在一间从一个皮匠那里租来的房子里。他的在俄国的一小伙追随者，许多都被关进了监狱。在外部世界，他实际上也是没有名气的。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他就一直呆在瑞士。他把时间都用来咒骂他的敌人，鼓励自己的追随者。对他来说，战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把它变成无产阶级的内战，并用它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他号召人们利用一切颠覆手段，组织罢工和街头示威，并且在堑壕中进行宣传，指出进行国内战争是正确的口号。
战争开始以后，除了在战场上对俄军作战以外，德国的政策还包括对俄国国内战线的攻击，这主要是鼓动俄国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并且雇用俄国移民中的革命党人进行破坏，收买他们到俄国军队和工厂中去制造矛盾。
1915年3月，德国最高统帅部通过一个代理人与侨居祖利齐的列宁第一次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发现，列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德国的利益去击败俄国，而是要推翻沙皇政府，以促使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他们与列宁之间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一直到三月革命爆发以后，德国人又在下面的情况下恢复了同列宁的联系。
1917年3月16日的午饭后，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正在洗餐具，一位波兰友人突然地闯进屋来，气喘嘘嘘地喊道：“你听到消息吗？——俄国已经发生了革命！”对于这一革命的价值，列宁虽然表示怀疑，因为那纯粹是资产阶级所发动的一次动乱，但是，列宁还是决定返回俄国。于是，他给一位朋友写信，想弄到一张护照。这个请求转到了德国驻伯尔尼的大使罗门堡手中，他把这个请求向柏林作了请示。
与此同时，列宁正忙于为《真理报》写他的《远方来信》。他在信中把所有的交战国都看成是“一丘之貉”，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页。 ] 并且明确表示，他的目标就是要在俄国发动内战，推翻临时政府。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已经感到，临时政府并不打算放弃战争。而德国人认为，结束东线战争是必要的，这样可以把东线的兵力调来支援西线。因此，他们在接到罗门堡的信后，决定下一个赌注，让列宁返回俄国。于是，罗门堡奉命安排列宁和其他三十一名革命党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布尔什维克）从德国进入瑞典。霍夫曼将军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没有一个人能预料到这些人的出现会给俄国和整个欧洲带来决定它们命运的后果。” [ 作者注：M.霍夫曼少将：《战争日记及记录》，（1929年英文版），第2卷第177页。 ] 不过，德国总参谋部对列宁的目的是完全清楚的。
列宁和他的十九名追随者离开伯尔尼时，曾清楚地表明他们的意图：不仅要推翻临时政府，而且还要对德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他在动身之前写信给瑞士的工人说，“我们将要为德国人进行一场革命性的斗争……德国的无产阶级是俄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忠实、最可靠的盟友。” [ 作者注：《列宁全集》，（1930年英文版），第20卷第85、87页。 ]
4月16日夜晚，列宁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天便在全俄苏维埃会议上致词。他要求在军队中作广泛的宣传，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临时政府，以由苏维埃的代表所组成的共和国来取代它。从那时起，每天，几乎是每小时，列宁都在向彼得格勒的群众发表演说，煽动反抗，痛骂战争，并且许诺满足他们所有的愿望。
7月1日，临时政府为了实践自己的语言，恢复了对德军阵地的进攻。最初，进展还是顺利的，但是到了19日，德军开始反攻。这时，列宁在俄军中培植的布尔什维克的代理人，已经完全地破坏了土兵的忠诚，以致于一个团一个团地实行兵变，谋杀他们的军官，然后自动解散回家。这一事件，加上乌克兰同时宣布自治，导致了罗夫政府的垮台。7月22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组成新的内阁，开始执政。这一内阁是由所有各党派的代表组成的，只是极右的保皇党和极左的布尔什维克除外。在一片混乱声中，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总部被查封，托洛斯基和许多布尔什维克党人被逮捕，而列宁却化装成为一个火车司机逃往芬兰去了，并在那里躲藏了三个月之久。
二、《国家与革命》
在芬兰，列宁始终同彼得格勒保持着联系，并且把他的时间用在写作上，完成了他那本最出名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
这是一个具有启示性的文件，因为它表明：列宁具有超人的智慧和钢铁般的意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却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虽然一再由于现实的要求，他不得不放下马克思的教条而服从于当时的条件，但是当事情过去之后，他又不能从〈共产党宣言》的梦幻世界中超脱出来。而且，很奇怪的是，在二十多年的革命活动之后，他仍要对他的追随者下指示，而这种指示他却是重复地说过好多次了。不过，十月革命就是建立在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上的。现在，不妨引用几段比较重要的话。
因为国家是一种阶级统治的工具，于是产生出一种必然的结论：
“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随后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 译者注：《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卷第194页。 ]
因此，革命必须“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196页。 ]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报表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12-213页。 ]
“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们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1-242页。 ]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7页。 ]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49页。 ]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
“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 译者注：同上，第3卷第253页。 ]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的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的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