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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九章 传统文化的比较与发展
(起8J点8J中8J文8J网更新时间：2007-8-23 9:12:00 本章字数：24189)
传统文化比较
有别于其他重自然（如希腊）或超自然（如印度、希伯莱）的文化类型，中国文化自成一种“敬鬼神而远之”的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人被推尊到很高地位，所谓“人为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将人与天地等量齐观，这使中国避免陷入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迷狂，而发展出一种平实的经验理性。在中国繁衍的各种宗教也熏染上厚重的人文色彩。
当然，中国的“重人”，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类群，强调人对宗族和国家的义务，构成一种宗法集体主义的人学，与文艺复兴开始在西方勃兴的以个性解放为旗帜的人文主义分属不同范畴。
尽管说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中来实现的。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
在儒家看来，人的价值并不在于实现“自我”而仅仅在于服从伦理一一政治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就此而言，儒家不是在提倡个性解放，而是在激扬个性伦理化：亦即按照血缘关系为核心形成发展起来的社会群体关系来确立每个社会成员在宗法一一宗族等级制度中的应有地位。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仍然和父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
而西方文化中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其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相对中国而言，西方的家庭组织相对较小，家庭结构松散得多，家的意识相对淡泊，个体意识极强。西方人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在西方儿子可以是百万富翁，而父母兄弟却照旧穷困潦倒，和中国人的“母以子贵”，“一人得道，合家升天”的中国传统天差地别。西方的个人本位的主要表现是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的独立性，而缺乏个人对家庭的责任感和义务感。
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度期间，西方家庭公社的原始纯朴性质保留比较多，公社虽然处在一个家长的最高管理之下，但是权力受到限制并且经过选举产生。家庭的最高全力集中在家庭会议，这就保证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不致受到压抑和剥夺。相比之下，在中国从殷周时代开始，家庭公社就处在家长的统治之下，这不仅使得同居共财的共产制严重变质，而且使个人自由受到严重压制。
再次，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古希腊罗马的男子们虽然常常占有女奴，但是没有发展出一夫多妻制度。在中国，一夫多妻制一直在富人和显贵人物的家庭中流行。婚姻制度的不同限制了西方家庭规模的扩大，也促进了男女地位的相对平等，没有出现中国夫为妻纲这种严重歧视妇女的现象。
中西方家庭的另一区别在于家庭财产分配与继承制度。长子继承制在西方颇盛行，它的存在加剧并确保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来越没钱这种状态。因为如果实行长子继承制，一家之主临终时把家产都给最大的了，其他人都没有。然后老大的长子又再继承下去，所以他那个财产可以不断积累。于是造成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穷。
而在中国，一般只有皇权的继承才运用这个制度。皇权不用这个制度不行。但是在老百姓中就不提倡沿袭这长子继承制。既然都是一家子，按照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观，老百姓家中的财产一般都是共同拥有而均分，实行的是家庭社会主义。所以一个家族再有钱，百万富翁，如果你生出20个儿子来，那20等分，每份就没多少了，连续分个几代人，最有钱的到最后都变成没有钱了。所以在中国，有钱的家庭要世世代代都有钱，是十分困难的。
而这种家庭财产制度直接影响到了中西方不同的家庭观念。我们前面所说的西方家庭观念与功能不强，缺乏凝聚力，实际上都可以从家庭财产制度之中寻找到原因。因为西方人并不能够享受到大家庭的好处，好处都被长子所获得了，所以他们的家庭观念必然不强。
而中国就不同了，对于中国人而言，家庭越大，势力与家族利益越大，那么个人也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家族利益，另一方面，大家庭也有助于克服社会风险，为个人提供更好的社会条件，因此中国人必然会推崇家庭与家族的意义。所以，要改变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首先必须改变这种传统的家庭财产分配制度，而随着现代法制与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们确实看到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发生了改变。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民族关系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维护民族的独立，不向外扩张，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教化去“协和万邦”。西方在民族方面讲究竞争、讲究斗争，许多思想家主张征服别的民族甚至统治世界，而这些思想往往被当权的统治阶级采纳并付助行动。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战乱不止，动荡不息，但超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宗法伦理观念始终维系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和生存。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使得老百姓产生了喜静厌动以及重乡土、重血缘的社会心理，而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念又限制了中国人的外出探求行为，孔子就曾指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而西方民族由于山地面积大而平原面积有限，他们只能通过海上贸易换回自己所需的粮食等日用必需品，海上商贸成为了西方人重要的经济活动，这促进了西方人进取冒险民族性格的形成。而古希腊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得民主观念、法治意识成为了社会全体成员所达成的共识，他们认为人人能力相等，地位平等，行为自由，人与人之间更多地体现了一种独立的性格。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国民的精神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形成了开放、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近现代西方文化是从两个相当不同乃至对立的源泉中汲取活力的：一个是理性，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对尘世生命的讴歌，一个是对永恒生命的希冀。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有着明显的断裂。中世纪是对古代西方文化的一次断裂，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随着启蒙精神的兴起又开始了另一次价值大转换。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世界一体化和同东方文明的接触撞击过程。
然而，中华文明却保持着长期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它首先不是在沿海，而是在黄土高原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华北平原，再后是往长江以南发展，它虽然也有来自北方的蛮族的军事侵扰，但并没有真正可以同它抗衡的文化力量。所以军事征服者反过来又要被它的文化所征服。秦始皇的大一统的建立，更重要的是汉朝对这种大一统的巩固，从而确立了基本的文化格局。此后一千多年，虽有改良和革新，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方的语言文字是一种拼音文字，注重语法规则与逻辑。而中国的语言文字是一种非拼音的符号文字，不太重视语法规则。语言文字的不同，实际上对于中西方的心理、思维与社会文化具有极大的影响。
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来，中国有许多民族，说着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的发音是各式各样的，但是文字始终是统一的，因此它乱不了，因为语言必须以书面文字为准。很多地方话你听不懂，但是写出来大家都明白，因为它服从于文字。用文字统帅语言，结果使文字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统一因子。它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得以长治久安地存在下来，没有被中断。
现在看四书五经那些书，会发现很多字你到现在都可以认识。几千年了，你都可以认识它。可是西方的像印欧语系的文字，不说几千年，三、四百年前的你看着就相当吃力了。例如莎士比亚的著作，今天不将它的拼写现代化，很多人要看懂是非常吃力的。四五百年，七八百年前的，像古英语、中古英语这些，你基本上就看不懂。不要说你看不懂，就是英国人自己都看不懂，因为它拼写的变化太大了。
这是因为西方是一种拼音文字，它的文字不具有独立性、恒定性，而是服从于语言的改变，它有利于不同民族与地域文化发展，而不利于统一的社会文化发展。因此，西方语言文字是比较分散的，尽管存在过统一的西方帝国，但是它的语言文字几乎没有统一过，这与中国也是不同的。中国尽管分裂过，但是它的语言文字，特别是文字，从来都是统一的，这是中国统一的社会文化形成的基础之一。如果中国没有统一的文字，例如没有汉字的话，它今天肯定也是四分五裂的，分成了各式各样的小国家。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就因为文字起到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凝聚作用。
你看一个英语单词通常是绝不可能一目了然的，必须把它的含意死死记住。因此你学英语时，你得积累一万单词左右，才能真正无大障碍地阅读英文原版书报。但是中国字你不需要记住1万字，记住3千汉字就可以读书看报了。所以汉语言文字不强调语法系统，是因为它有这方面的优势。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国的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农牧混合经济。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而欧洲则基本上属于农牧混合经济，游牧经济的典型代表是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特别是蒙古的草原民族是以游牧为主的单纯游牧经济。
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的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从原始社会经过农业社会向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农业社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强，因此这些国家的进化速度也就最慢。相反，游牧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最差，他们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分合多变。农牧混合经济既有一定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可变性。稳定性来自种植业，可变性源于游牧业。
中国社会的基本经济结构，即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鲜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内部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欧洲的农牧混合经济联结的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导致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产生了近代的民族文化。
中西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差异，还反映在对商品的需求与社会体制上。古代欧洲的农业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同时农牧兼营，食品以肉制品以及奶制品为主，劳动量小，营养价值高，但是不象粮食那样容易运输与保存，于是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农牧混合经济限制了统治者聚敛的程度。欧洲贵族住在庄园而非在城市之中，有的国王甚至没有固定的首都，带着随从从一个庄园转移到另一个庄园。同时，无论是庄园主还是教会，向庄园佃农所征收的税额大都在十分之一左右，远远低于中国二分之一以上的田租率。欧洲统治者不存在象中国封建统治者那样的横征暴敛，其原因不是欧洲统治者的慈悲，而是无法长期保存肉类和奶制品，所以其征收实物的数量也只能以适时消费为度。也就是说，是经济结构本身的性质对统治阶级的行为产生了限制。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业区域中心城市的大量积谷。
欧洲历史上战争的规模之所以远远小于中国，也可以从积聚粮草的困难来理解。骑士作战是自行装备，自带仆从，远征军必须驱赶大批牲畜同行。所以，战争规模不大，且有多在夏秋两季进行，同时无法持久。另外，从战争的目的来看，欧洲的战争多发于贸易，而中国的战争多是为了土地的争夺。所以说，中国的自然条件和农业生产结构限制了古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强化了封闭的经济结构。
其次，牧业经济不能够完全自给，于是产生了对外贸易的迫切需求。财富的集中首先要求物质的储存。同时，国王与教会都从生活必须品的巨额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因而竭力保护和发展商业贸易。相反，中国的贸易主要是以宫廷喜好的珠宝药材等奢侈品为住，贵重量小，便于运输，但是与民众生活无关。
总之，由于中西方生活的自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因此也就必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风格与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
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
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私有制度，不管是小土地私有制形式还是大土地私有制形式，都不是纯粹的私有制形式，而是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奴隶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原则在封建社会得以继承，并以新的形式与土地私有制度结合起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对土地的最高所有权，不仅表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而且更主要地表现为历代国家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的对国家每一亩土地的最后处分权和每一个人口的直接课税权。
这种建立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土地私有制度基础上的小农经济，一方面使个体农户具有较多的自由，即使是佃农也是如此。他们除了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外，人身并不受其支配；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国家权力的支配，这与西欧封建社会领主制的庄园经济和农奴制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特征，也是全部封建的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赖以建立和长期存在的深厚而坚实的基础．
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
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对社会政治结构的最大影响，就是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的长期存在。小农经济本身缺乏社会的凝结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君主制度，而国家对土地享有的最高所有权则为君主的专制提供了根据；同时它又使国家的兵力来源和财政收人直接来自农民，因而也就使对农民的管理成为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与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微弱，缺乏全国行政系统情况是很不相同的。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
中国奴隶社会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虽然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代替了分封的君主制，政治权力集中于君主一人手中，除王室外，取消了家、族的世袭权力，但是宗法关条仍然作为维系社会的纽带被继承下来，并得到巩固发扬。
这首先是由于奴隶社会长期存在的宗法关系的传统已深深刻印在人们的意识中，仍像一种巨大的惯性力一样起作用；二是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也是旧制度下，享有某种特权的宗族的后裔，宗法关系的继承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三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出现为宗法关系的存在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缺乏凝结力的小农经济需要宗法关系来维系，而一家一户长期在一小块土地经营的生产方式对家族的存在起到了巨大的稳固作用。
由此，宗法关系不仅得到继承巩固发扬，而且以纲常伦理原则赋予了“天理”、神意的权威，并受到“国法”、“家规”的保护。反过来，它又象一个巨大的网一样，束缚着人们，对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维护专制王权起到巨大的作用。
以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外靠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行政力量，内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结构基本特点，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古代中国在思想上是儒学的独裁，在政治上是君主的独裁，在制度上是礼法的独裁，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从而窒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古代的文化特征总体上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脱离，重视精神价值。而现代文化的特征是理论结合实践，重视物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学说就是一种心灵哲学，因为它不是把目光投向世界，解决世界的存在问题以及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而是指向人自身，解决人的心灵问题。当然，在解决的心灵问题的同时，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世界、心与物或心与道的关系问题，但这主要不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问题，而是一种心灵感应关系。它同自然哲学、认识论哲学有所不同，它的着眼点在于人的心灵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包括心灵的自我实现以及超越一类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文化艺术等精神享受，而忽视物质生活与经济利益。古代重视精神文化，还表现为重视哲学、历史、艺术，而忽视科学与技术文化。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之中，又特别重视琴棋书画诗等抽象艺术与高雅艺术形式，而忽视表演艺术与通俗艺术，如戏剧、小说等。因此可以说古代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具有很大局限性、片面性的文化形式，它通过重视传统与艺术，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统治与霸权，妨碍了中国文化特别是世俗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道德，而忽视个人价值。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对此的最好注释。它表现为人的精神追求被无限夸大，凌驾于其它的价值之上。而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不同的价值追求是相对平等的，不同的角色地位之间也是平等的，因而人的价值选择是自由的。而且对于现代价值观而言，任何价值都是有限的，而人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
古代文化重情轻德。表面上儒学重视礼仪与道德，而实际上儒学的礼仪与道德都是用来对付其它人，而保护自己人与家族利益的。也就是说儒学本身具有价值的双重标准，对于自己人是一套，对于其他人又是一套。儒家价值观的核心并不是仁义道德，而是宗族关系与宗族利益。
礼仪是社会交际语言与仪式，规范。礼仪随文化而不同，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礼仪体系。主体的情感与利益是推动礼仪行为的社会动力。礼仪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促进主体的公平交流。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目的与社会道德是统一的，因此礼仪与道德是一体的。礼仪是人的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道德是礼仪的内在依据。
儒学传统的礼仪体系包括交际礼仪、身份等级制度与祭祀礼仪。儒学的传统礼仪是儒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造成儒学恶名的重要原因，因为礼仪发展成为吃人的礼教，妨碍了主体社会的自由与发展。对于交际礼仪来说，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际自由与共同发展是其根本目的。而古代的交际礼仪却是限制主体的交际自由的，最为突出的就是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了。
古代那些所谓的女经、孝经表明，古代的礼仪凌驾于主体个人的生命之上，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为大。还有孝子割肉奉亲的故事，都表明社会为了所谓的礼节、礼教，可以忽略个人的生死，这显然地都违反了道德的基本精神。
从表面上看儒学推崇中庸、调和的思想，而实际上儒学是一种偏颇的思想体系，缺乏合理、适度的道德规范。所谓真理向前一步就会成为谬误，任何思想都具有合理的因素，但是任何思想都有其适用范围与度的规定，一旦超出了这一范围与规定，也就成为错误的思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都具有合理性，但是一旦发展成为极端个人主义与极端社会主义，就会成为错误的意识形态，妨碍社会的正常发展。
忠孝观念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儒学将忠孝的观念作为一种无条件、无原则的，必须遵循的道德要求，则是十分错误的。人不能够不忠不孝，但是也不能够只讲忠孝而不讲仁义。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些要求本身已经背离了道德的要求，成为了吃人的礼教。
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身份等级制度是不公平的，它一方面限制了人的社会自由，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市场自由经济发展的要求。所谓的礼仪中的等级制度，也就是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主体，规定了他们关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等级限制。什么职位穿什么衣服，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大的排场这些都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具有官方、法定的意义，一旦违反，甚至可能使主体犯罪下狱，株连九族。这些等级制度的法规化，是古代礼仪最不合理的地方之一。
礼仪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礼仪是不平等、僵化的。反映了主体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古代礼仪是限制人们交际自由、行为自由的礼教。例如“男女授受不亲”。礼仪的形式远大于交际的实质内容，而成为一种形式主义。古代礼仪是繁琐，神秘的。礼仪为什么要这样进行，古人无法解释，只能用天理、宗教来解释。古代对人道德的评价，是以人的礼仪为标准的，而不注重人的能力与业绩。不管主体对社会有多大贡献，违反礼仪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小人却因为善于逢迎受到重用。
儒学的礼法合一，正是古代儒学社会霸权的表现形式，也是支撑儒学社会制度的重要基础。所谓的宗法社会实际上就是礼法社会，而古代的法家实际上与儒家也具有重要关系，所谓儒表法里，正是对此的经典描述。
礼，是古老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着人与人，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礼的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亲属、君臣的行为规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其系统化、规范化，始于周公制礼。这本质上是差别性行为规范的礼的确立。也即其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以此调整人们行为以及确定权力财富的分配。因而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国家的典章制度；以及吉、凶、军、宾、嘉五礼的礼仪和制度。如果以现代的眼光视之，这样的礼即是法，法即是礼。
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用儒家包装法家的文化，支配中国文化的核心力量是法家文化，而非儒家文化。
法家主张使用重刑，不单是对重罪予以重刑，而且要“轻罪重罚”以收阻吓作用，杀一儆百。因此是不公平的。法家的重刑政策是为统治者的方便和所谓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不惜牺牲个人的权益，这是与现代人权思想背道而驰的。
法家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基本上是实行政教合一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容许有与国家法律规范有抵触的道德、思想、文化、价值和观念的存在。用现代的话语来说，这是一种极权主义。历史证明，法家这种以国法为唯一是非标准的、否定人类社会的道德、思想、知识和文化的价值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对于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暴行，法家思想实在难辞其咎。
法家是在战国乱世中为君主出谋划策、寻求富国强兵之道的思想家。国君的利益在于增加生产、加强兵力、扩张领土以至征服天下，这和人民对安居乐业的要求是有矛盾的。法家的法制设计的目标在于鼓励农业和军事活动，而非人民的整体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因此，法家为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可说是狭隘和扭曲的。
法家所重的法几乎全是刑法﹙当然还有规定奖赏的法﹚，他们对于民法及其他法的概念缺乏认识。而且法家对于程序法也缺乏认识，在强调重刑的同时，他们没有考虑怎样设立公正和合理的程序性安排，以保证不会滥杀无辜。他们只知从统治者的角度去看严刑峻法为统治者带来的好处，却从来没有尝试站在正被控告的人民的位置，去了解严刑峻法所可能带来的苦难。
愚其民而国必愚，穷其民而国必穷，奴其民而国必亡。古代的统治阶级以愚民、剥削、奴役人民为特征，肆意剥夺人民的人权、自由、利益，其结果却是导致社会民不聊生，国家日益闭塞、落后。其实国家的统治阶级的知识、权力、利益归根到底是建立在人民的知识、权力、利益之上的，剥夺人民的人权、自由、利益，最终只能使得国家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
评价中国的古代文化就必须评价孔子与儒学。有人将孔子作为中华几千年文明的代表，也有人将儒学作为传统文化劣根性的根源。实际上第一，儒学并不能代表全部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是无数先人共同创造的结果，而不是某个人、几个人可以代表的。第二，孔子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儒学的尊师重教、仁义礼信的思想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第三，儒学在历史上是一种政治、社会工具。儒学的历史价值不仅决定于孔子，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利用儒学的人。孔子不能为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发展负责，要负责的是那些利用儒学的人。就好像一个人用刀杀了人，结果人们不去指责杀人的人，反而指责杀人的刀一样。儒学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但是如何利用儒学却是当代人的现实责任。
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无视客观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利益，死守着儒学的教条不放，结果在社会实践中碰壁，载了跟头，还要反咬一口，说儒学是中华文化劣根性的根源。这些人寄希望于古人来指引自己现实实践的道路，自己可以坐享其成，这才是中华文化没落的根源。
主体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古人能够决定的。一切历史文化只是主体继续发展的社会基础，主体只有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才能实现主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因循守旧只能是死路一条。人是创造社会文化与财富的主体，要提高自身与社会的发展水平，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实践，否则只能是死路一条。
基督教的现代化经过了政教分离，以及基督教与现代文化、科学技术的协调与统一。这些说明传统文化只有从封闭走向开放、自由、民主、科学，才能够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儒学传统要想成为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也必须打破儒学的传统，将仁义礼信与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相协调统一，才能够实现儒学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道德与德治
为政以德、以德治国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德礼政刑四种方法中，德政历来被置于首要的位置。最好的统治方法是用伦常的思想进行教育，其次才是行政命令。如果教育不改，管理不从，危害了社会，最后就要使用刑罚了。
与执政者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相关联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举荐贤才，任人唯贤。殷周以来实行的是“以世举贤”制度，春秋以前，由于西周以来实行的宗法制和分封制，人才的举荐都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范围中进行的，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才选举。孔子以“举贤才”的人才价值观修正了传统的“世官世禄”制。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有德才兼备的贤才当政。
但是，就像法家过分强调君主权力的绝对性一样，孔子过分强调君主道德的政治作用，把治理国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品质上，把清明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圣贤、明君身上，而不是建构在良好完善的政治制度上，忽视了法治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儒家的德治思想不过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人治为价值导向的治国理念，带有明显的道德决定论色彩。
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等级秩序方面，道德有着刑罚不可替代的社会教化功能。现实的政治实践证明：人们决非因为有法律才遵守某些规章制度，社会道德舆论及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往往起着“治本”的更为重要的作用。道德和法律作为治国之道，犹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道德是自觉的法律，法律则是强制的道德，它们功能互补、相辅相成，成为治国安邦的最重要的政治步骤和环节。
先秦儒家以道德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基于两个理由。一是把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无论是倡性善的孔、孟，还是主性恶的荀子，他们都认为道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所在。一为把道德当作维系社会秩序和整体利益的保证。道德政治化，在社会所有领域充当评判者。孔、孟认为修养德性应当注重内在，强调根据自我的道德观念、自由意志对善恶作出选择。这可称之自律道德。荀子认为修身的关键是外在的教化，用礼和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这可称之为他律道德。
孔孟在其社会政治主张中，重礼不重法，重王不重霸，重义不重利，因而他们的理论往往有脱离实际的感觉，法家思想则彻底抛弃儒家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走向另一极端，重法轻礼，重霸轻王，重利轻义，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手段，显然，这两种方式都不可能治理好一个国家，荀子把礼法、王霸、义利等融合在一起，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古代思想家之中最为优秀的。
儒学将血缘亲情置于包括仁义在内的其他一切道德规范之上，明确要求在出现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应该不惜放弃自己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地位，以求维系家族与宗族的存在，从而使得血缘情理成为其他一切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都必须服从的最高法则。
由于孔子和孟子明确要求在为政以德的活动中确立起家族的至上地位，结果就必然会促使行政官员在政事治理活动中，将血缘关系和家庭利益置于广大民众的普遍利益以及统治集团的特殊利益之上，从而使血缘之“德”与仁政之“治”处于严峻的张力之中，最终导致“德—治”自身陷入深度的悖论。
东方主张道德实践之“理”仅仅存在于感性情感之中，就连知识也必须遵循和服从这种情理之“理”。而西方将一切伦理德性终极性地归属于理性知识。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早在古希腊哲学家那儿就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亚里士多德是西方学者中认识到柏拉图把德性归结为知识之错误的第一人。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两类，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伦理德性指由风俗习惯培养出来的德性，理智德性是学习知识与理智反省的结果。他反复强调，德性与知识不一样，知识的内容是自然界先天固有的，而德性是后天积累或培养的产物。德性的这一后天积累或自觉培养的过程，被他称之为“实现活动”。
亚里士多德举例说，一块石头即使你把它向天上扔一万次，也不能使它因为这一“习惯过程”而学会自己往天上飞。因此，对于自然事物，我们惟一所能做的，不是去“改变”他们的本性，而是去“发现”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本性。这一过程也就是科学知识建立的过程。但是对于道德来说则不然。一个人不具备某种德性，却可以通过反复学习和训练这一“习惯过程”来培养它。这就充分说明，把道德问题完全归结为知识是多么片面。
尽管对道德的知识化、科学化研究，构成了伦理学这门科学，可是同时也必须清楚，对道德作知识的研究，并不等于道德问题可以完全通过知识途径来解决。知识（包括道德知识）的发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道德的进步。知识不能代替价值，科学不能取代信仰；人们对道德价值的把握可能主要不是靠知识的途径来获得，而要靠信仰的途径。
尽管道德科学对道德真理的揭示能对道德的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西方，我们看到，在改造社会的道德面貌、促进道德进步方面，很长时期以来发挥主要实际作用的是宗教（特别是基督教）而不是伦理学或哲学。
“道德”与“知识”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道德诚然可以从知识的立场来研究，但是道德的进步与知识的发现遵循不同的逻辑。道德进步诉诸的主要手段是实践而不是认知，包括习惯养成、身心修炼、人格培养、待人接物、社会实践等等，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即所谓的“实现活动”。这些正是宗教在引导社会道德发展方面的作用永远不能为知识和科学的进步所替代的理由所在。
道德应该是知识与意志的统一，习惯与信念的统一。没有知识与认识，也就没有道德的自觉，就只能够服从于道德的传统与习惯，而不能够自觉、主动的进行道德实践。知识有助于道德观念的形成，但是知识本身并不是道德。知识要成为道德，就必须与道德实践、主体意志相结合。
国民素质
经济发展过快，其中一个副产品是公民对金钱、物质需求的过度渴望，促使一些不良社会风气的滋长，比如: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使得很多人一昧追求个人利益，把公众的安全和利益抛至脑后。没有环保意识，假货泛滥，人民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准即使提高了，对日用消费品的信心却大打折扣，对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产生极坏的影响。
很多地方，在对公民素质的培养和教育方面，立足点都放在了对公民“经济观念”的培养上，对公民“利益观念”的培养上，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只要能够发展经济，只要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只要能够创造财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不管使用什么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就行”的教育方式，从而直接导致这个地区公民价值观念的扭曲，直接导致这些地区公民社会责任意识的下降。不良的环境使公民容易受不良习气影响，于是出现了金钱的奴隶、个人利益的奴隶。社会公德，社会责任，法律在一些人眼中成了狗屎。
公民意识的缺乏和淡化，社会公德的缺失已给当今社会带来危害。现实社会中，法律意识薄弱，情大于法观念盛行；官本位思想严重，以长官意志为决定一切的行为准则；社会同情心和信任感日趋稀少。这一系列由于公民意识淡薄而产生的社会危害，使得不少人对社会缺乏充分的信任，对人性充满怀疑，进而产生一种“人人自危”的心态，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讲是非常可怕的。
可见，公民意识不仅仅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它同时也是建立一种普遍性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应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
一些人缺乏公德心的社会历史根源在于，我们传统的社会形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人们生活在一个由亲人、熟人组成的世界里，在这个“亲熟社会”里生成的道德准则，必然是“私德”，而非“公德”。与“亲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观念，比如重人情、重关系等等，进一步加剧了人们不守公德的倾向。
在公德与私德之间，公德高于私德，这是现代公民应有的道德观。从社会来说，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转型，而以“私德”为主要特征的道德观显然不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因而，在全社会弘扬公德意识，树立公德规范，是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公民社会、和谐社会对新道德的呼唤。
秩序来自对规则的奉行。公共秩序的好坏，取决于规则本身的健全程度和公众对规则的认同和遵行程度。所以，要改善我们的公共秩序，就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通过教化引导，提高全体公民的公共道德意识；二是要使公共规则更加科学完善，并加强对规则的执行力度，包括把一些规则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遵守公德的要求带有强制性。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国民素质与道德的发展建立在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基础之上。公民社会的建立，离不开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民主与法治化。没有法制化，也就没有国民意识的现代化。如果管理体制不科学、考核评价机制不科学，导致有些坏人可以边腐败边升官，那么是不可能建立健康合理的社会风气与社会道德的。所以国民素质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是互相依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它们谁也离不开谁，不能够独立发展。
公德意识的养成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法治建设联系在一起，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这就注定了社会公德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们要有长期、细致的准备。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并坚持不懈地付诸行动，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使遵守公德成为风气。
公民基本道德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底线性道德，即自由平等、诚实守信、法制意识，这是市场经济得以维持的基本道德条件；二是导向性道德，即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创新精神，这是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所倡导和极力追求的理想性目标。实现这两类道德原则的统一也是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
当前，我国百姓的公民意识开始得到启蒙和张扬，依法纳税、民主选举、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词汇逐渐进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但这些与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与国外成熟完备的公民教育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几千年来潜移默化的传统文化的习得，使人们习惯于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被动的角色，习惯于将政府、社会当作必须服从的权威，习惯于消极的参与社会和政府的各种事务之中，缺乏批判性思维和独立的思考。
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旗帜鲜明的倡导公民教育成为必然，它应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实现公民由权威主义人格向民主人格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使公民认同民主价值并掌握参政的能力和技术，从而巩固和改善民主制度。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讲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当前执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其目的是使受教育者接受和强化某一意识形态，成为忠诚和高素质的革命者，这种教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显然不能完全适应建立高度民主和健全法治国家的需要，存在着目标定位过高，讲授流于形式，不易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的缺陷，表现出泛政治化、理想化及绝对化倾向。
公民教育仍然重复着把国民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变成先进性要求的通病，而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内容却迟迟未在公民教育中提及，这反映出我们现在的公民教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偏颇。公民教育，常偏重于公民的义务意识、守法意识和道德修养，却常常忽略了提高其权利意识、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及社会合作等公民意识的灌输。于是，我们的公民教育，就难免沦为充满顺民意识的“道德训育”了，而如此跛足的公民教育模式，是难以培养出具备现代公民人格的真正公民的。
思想政治教育应与公民教育相辅相成，实现向公民教育的转轨，从强制灌输向自我教育、自我形成、自我发展转变；引导公民在对国家性质、政权形式、政府职能、政党制度、组织制度等清晰了解的基础上，对他们产生理性认可，这种理性认可绝非灌输所能达到，而只有实现这种理性认可，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出作用。
公民素质决定了国家和民族创新的土壤，未来的国际竞争不是经济、军事的竞争，而是以公民素质为核心的多领域的综合竞争。国家的发展应以教育为本。没有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公民素质水准会跟不上国家发展速度，进而引起许多的社会问题，比如没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心，没有爱护公物的习惯，久而久之会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和主人翁意识也非常重要。强烈的爱国心会增加公民的责任感，进而不会做出损坏国家形象和利益的行为，自觉地维护祖国尊严。
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可以改变人，甚至塑造人。譬如，在一个十分洁净优雅的环境中，即使那些有不良习惯的人也不好意思随地吐痰。这种无形的力量来自环境所蕴涵的文化品位，来自这种文化内涵对人们道德感的唤醒。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工作，还应该包括对良好的公共环境的积极营造和建设。人们慢慢地“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也就是人的道德水准被悄悄地“提升”的过程。在这种良性互动中，社会的公共秩序和人们的公共道德实现了双重的改善和优化。
古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发展问题
古代中国不仅没有科学的、抽象的逻辑演绎方法，而且也没有科学的、现代意义的归纳方法，有的只是一种前科学的思维形式。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科学是把归纳法和推演法结合起来而发展的。
当然，没有逻辑演绎方法并不等于没有逻辑思维，每个人的思维都不可能没有逻辑，但是没有抽象的逻辑演绎方法，那么人的逻辑思维也就难以形成并发展为体系化、规范化的思维与科学体系，也就意味着逻辑思维的不发达。
从科学论证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传统哲学的不足。现代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客观实践与逻辑基础之上的。而传统哲学对于自身理论的论证，往往是建立在圣人、先贤的言行基础之上的，缺乏内在的逻辑，也就是说从他们理论的前提出发，并不能够充分的说明、论证其结论。从逻辑方法上来看，传统哲学重视归纳与类比方法，而忽视演绎方法。最根本的是，他们的理论往往是片面的，对于理论之外的种种反例，以及对立的观点，并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这一点正是传统理论所难以克服的缺点。
实际上古代的哲学与社会思想的证明本身缺乏科学性，而具有宗教性，主要付诸人的经验与信仰。经验与信仰代替科学论证正是古代思想与前科学的重要特征。而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社会用科学实证与理性取代了经验与信仰。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实际上就是前科学意识形态的特征，包括缺乏科学分工，而以一种思想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是一种笼统、广泛的理论。其次，缺乏科学论证，而以权威和信仰取代科学论证。实际上，古代的理性是屈服于信仰之下的。最后，古代文化表现为一种文化霸权，它妨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现代文化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而西方在科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自近代以来更是成为科学发展的主导者，这是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理论根源，认识论基础。一种文化要想成为世界文化，归根到底是看这种文化的科学性与创造性而决定的。中国古代的文化尽管在具体的技术与社会生产力方面高于西方古代社会，但是在学术与意识形态整体之上，中国的哲人并不能够与西方的先哲相比肩。
有的人容易把科学等同于真理，科学实际上不等同于真理。科学主要是一种方法和一种组织严密的概念系统。它的方法是实证的方法，是条分缕析的方法，是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框架。它把一套概念有机地组织架构成一个系统，然后再按步就班地一步一步推导出必然结论。因此客观上它有助于我们去发现真理，去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但它本身还不能说是完全就等同于真理。
按照这种理解，那么，不仅中国古代有科学，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科学，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它不知道用实证的东西去发现什么东西，没有一个民族不知道说话或写作一定要有逻辑，要有条理。区别只在于各民族的科学形式和发达程度是不一样的。如果简单地说成是没有科学，那是不对的。只能说在中国古代，抽象化、体系化的科学不那么发达。
许多人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等同起来，这也是不对的。科学趋向于理论性，技术趋向于实践性。科学不等于技术。与西方社会相比，技术在古代中国是非常的发达。至少在16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是领先于世界的。16世纪以后西方的技术才日新月异地发展起来。
为什么中国人技术上那么发展，理论却没有跟上去？实际情形是，技术需要非常生动的想象力，某个东西该怎么样，技术发明人往往趋向于把那个东西在大脑中构想出来，因此才容易付诸实践。而古代中国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强，所以擅长于技术制作。
古代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科学理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四个原因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使传统学术难以由笼统而无所不包的泛学术（所谓“道”），向精深的专科学术分化发展。这就是中国传统学术未能形成类似西方那种系统化的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
一是学术笼统而缺少专科研究。古代学术体系的分工和专科划分不明，这是限制中国古代学术进步的原因之一。而在希腊，由于欧几里德、亚里士多德一类天才的出现，早在后期希腊时代已经初步形成了这种分门别类的百科学术性分科体系。
所谓科学，就是分科之学，有分科方有专门的研究。由于没有这种分门别类的专业性研究，学术就缺乏专业分工，就难以获得专深、精密、系统化的研究和进步，研究的成果也难以积累起来。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史、子、集，即经学、史学、诸子学、以及文人的文集。经学即上古经典之学。是中国一切传统学术的基础。史学是中国学术中的主体。清儒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认为儒家经典本来都是古代的文献史料，因此经学起源于远古的史学，其说是有一些道理的。先秦诸子所创立的学术后人称作子学。至于后世文人的著述则归入文集之部。在这个学术分类体系中既没有理论哲学的位置，也没有理论自然科学的位置。
二是缺乏抽象数学思维、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中国传统学术在方法上注重于语言文字学，注重语言及文字分析，而忽视逻辑和概念的分析。因之思维和思辨难以深入而精密化。
三是教育与科学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是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教条化与宗教化。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左右，它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儒家宣传“万般皆下品思想，唯有读书高”，但它所宣扬的书是四书五经，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中国有许多古话，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所以有聪明才学的人都不以科技方面有所长为荣，那些不钻研做官技术而钻研科技技术的人永远不会得到荣誉，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
自从汉武帝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什么大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到了明清就更无足取，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这就说明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到了何种地步，而需要创新精神、挑战精神的科学就更加被深深地扼死了。
考试四书五经的科举制度把中国人的精力消耗殆尽，但培养不出足以安邦治国的适用人才。再加上意识形态干扰，学术问题政治化，圣贤的经典和皇室成了绝对不准怀疑和触犯的最高权威，“离经叛道”和对皇帝的“大不敬”是随时可以置人死地的最严重的罪名。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和学术生机自然摧残殆尽了。
在西方却不太一样，基督教讲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以及没有权威、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是缺乏科学实践与研究，特别是缺乏独立的科学教育与大学等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组织。
中国古代缺乏自然科学的系统理论，最根本的是古代的教育缺乏科学知识，所以即使古代中国人在数学与技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社会往往并不承认他们的价值，他们的成果也不能够通过教育与社会得到传播。这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得不到有效的继承与发展，是导致科学没有在中国形成的重要原因。
在中世纪西方，有保护教师利益的行会，大学享有特权，逐步发展出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制度。大学的词源意思就是行会，是学者的行会，正当地谋取自己的利益的社会组织。大学独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权利是在反对教会势力和王室势力的反复斗争中得到的。统治者总是力图控制一切社团，大学更不例外；但在冲突中统治者被迫作出让步，从十三世纪起，大学独立逐渐成为现实。
在中国，从太学、国子监到县学的官学系统一直是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即使是民办的书院也没有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变教学内容的强烈愿望。以大学独立、学术自由为标志的现代大学自然不可能在此基础上生长出来。
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现代科学体系？爱因斯坦在给友人斯威策的信里谈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项伟大成就为基础的，即：希腊哲人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古希腊是西方科学的摇篮。在那里，世界第一次目睹了一个逻辑体系的奇迹。这逻辑体系如此精密地一步步推进，以至它的每一个命题都是绝对不容质疑的”。爱因斯坦那么高度评价欧几里德几何的公理系统。但是他接着指出：“纯粹的逻辑思维不能给我们任何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这句话非常重要----“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用纯粹逻辑方法所得到的命题，对于实在来说是完全空洞的”。所以，仅有形式逻辑还不够，要走出科学实验这一步，纯粹理性(概念、定律、结论)与经验知识相结合，才成就了近代科学。
一般认为中华文化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中国古代哲学整体上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是一种客观精神的体现，但是中国古代并没有将这种客观精神归之于科学与理性，而是归之于伦理道德。由于受到宗法制度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都被打上了伦理道德的烙印。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系统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自然界有普遍的规律，人也要服从这普遍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界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理想就是天人的协调。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成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
西方文化中也自始至终存在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只是其表达方式和具体的内涵与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有所不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希腊文化诸派别无一不认为人是宇宙运动大流的一部分，因而人与天（宇宙/世界）在古希腊人眼里无疑是合一的。
古希腊文化衰落之后，西方文化长期为基督教文化所统治。基督教文化认为上帝创造了整个世界，提倡神人合一观念，而神（上帝）又是宇宙的同义语，相当于中国文化中有神论者的天，因此，基督教文化实际上通过神人合一观念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西方文化虽然承认存在着天人二分的现象，但认为这种天人二分现象是暂时的，是社会一历史运动中必然被扬弃的一个环节，而天人合一（神人合一/人与世界合一/思维与存在合一）则是西方文化的出发点和目标。天人二分在近代西方文化中源于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分法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的确存在，但并非主流，而是哲学家们极力要克服和超越的东西。
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两种天人合一观念：以精神的统一性为基础的天人合一观念和以物质的统一性为基础的天人合一观念，或曰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唯物主义的天人合一观念。这两种天人合一观念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进入现代时期以后，马克思哲学和许多重要的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力图在新的高度上证明世界的统一性，寻找天人合一的基础。我们所熟知的马克思哲学通过实践范畴批判了心与物的二分法，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天人合一的基础是社会实践。这种在现当代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意味着西方的天人合一观念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天人合一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上的最大代表是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他的后期哲学更是超越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指出人必须由存在的征服者转变为存在守护者和倾听者。“人是存在的守护者”这个著名的论断说出了人在地球村时代的全新使命。这种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认为人不过是天-地-人-神四重结构中的一元，因而人必须由发号施令的统治者变成谦逊地倾听天言的守护者，其思维也必须由统治-描述-解释之思转向感恩-回忆-响应之思。
所以，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中西方文化中都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但二者的表现形态和发展道路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是：西方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当代形态是以主体性哲学为中介发展而来的，建立在对天和人的细致研究的基础上，与众多分化的概念和分化的哲学--文化问题联系在一起，有一个从原始形态发展到当代形态的过程；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重要区别是：它从古希腊开始就重视体系性建构，而进行体系性建构就必须进行综合，所以，西方文化绝不是只从个别细节上穷极分析，而对这些细节之间的联系则缺乏宏观的概括。西方哲学相对于东方文化而言的确注重细节上的分析，但这些分析都是为了找出被分析物之间的联系，以便进行体系建构。西方文化并不是重分析大于重综合，实际上，现代重视整体与综合的哲学与科学主要都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如马克思主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
文化的建构品格注定了西方文化和中国论都是重综合的，二者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综合是前分析的综合，而西方文化中的综合则是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分析和综合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分析不发达，综合也必然达不到很高的层次，因为缺乏了多样化的可综合的元素，综合也就无法造就出细致的体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文化长期停留在前分析的综合阶段，不是可炫耀优点，而是致命的欠缺。中国的传统哲学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充分地展开、现代自然科学没能在中国产生、当代中国学人缺乏体系性建构的能力，都与这个缺陷有关。
中国古代的经济转型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主要推动力量是商人及其代表的强大的市场经济。这要有明确的私有产权制度和足够的经济自由。中国的制度文化或社会制度的致命伤，恰恰是私有产权保障不足并缺乏经济自由。
传统中国盛行在三纲笼罩下的家族财产所有制，《唐律》明文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更严重的是中国的君权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实实在在的约束。因触怒君王而籍没臣民财产的记录史不绝书；各级政府特别是君主可以肆意干预民间的经济活动。
第一道是思想上的枷锁：从“何必曰利”、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求利成了小人卑鄙的标记。既然商人是孜孜求利的标本，并把商业看成伤害而不是带动农业发展的驱动力，因而危及社会的稳定，抑商重农顺理成章成为历代皇朝朝野的共识和施政准则。于是，“何必曰利”不但是圣贤的教导，而且是施政的基本原则。
第二道枷锁是动辄禁止海上乃至边境贸易。沿海居民冀图从海上贸易中讨生活，无非是谋求提高生活水平。可是，历代中国政府往往不是因势利导这种无法遏制的本性，发展海外贸易，而陈陈相因采用很不合适的基本国策：稍有风吹草动就禁海锁国。
第三道枷锁是官府的管制和垄断。各朝都有不禁海的时候，可是即使不禁海了，也建立起由官府控制甚至垄断海外贸易的制度，加上种种千奇百怪的限制，使民间资本无法顺利发展。尽管此类具体的制度和运作方式各朝有所不同，但控制外贸、扶植官商、遏制私商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根深蒂固。
商业与手工业的区别，并不是中国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形成，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与科技方面。中国社会重视家庭伦理的文化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并不是没有剩余资本与技术，只是由于缺乏商品经济的观念与社会法律保障，才使得资本主义难以形成。
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农轻商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工业革命的原因之一，而实际上我们应该将社会的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精神生产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古代社会，不仅仅只是因为重农轻商才没有形成工业革命，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社会重视传统文化的生产与传承，轻视物质生产与科技文化的发展，这才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形成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程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一系列变化，但基本精神和特点没有改变。鸦片战争所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的重要契机，从这时起，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方向转化。近代化的动因是民族危机引发文化危机，进而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革。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次文化大革命，它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制度文明等各方面都是一场革命，是一种翻天覆地的改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社会文化的发展经历了四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清朝后期到中华民国的成立。这一阶段以鸦片战争为标志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前是中西方文化的自然交流期，尽管这一时期有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合理性，但是中国社会整体上仍然对西方文化是一种排斥、闭关自守的态度，对于传统文化有一种盲目尊大的自信，这个时期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鸦片战争之后，更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中国的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都开始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意义，并且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这一时期是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引进、学习西方文化的时期。但是这一过程受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封建统治阶级的阻挠，进展缓慢，而且曲折。
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学者与统治阶级试图在保持儒学意识形态与封建君主制的基础上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但是这一思想注定走向失败，西方的先进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冲突，而中国的学者与统治阶级在当时是很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解决中西文化冲突的。这是由于儒学意识形态的僵化与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所决定的。
第二个阶段，以中华民国的成立为标志。它使得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之久的道统垮塌了，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意识形态与封建君主制成为了历史，中国的现代文化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华民国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只能作为一种过渡期，这是因为中华民国并没有找到一种与中国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旧的文化崩溃了，而新的主流文化并没有成型。
中华民国失败的原因在于它没有解决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发展问题，中华民国在政治与经济上依附于帝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无法保护中华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国家内部也并不存在真正的民主与法制，它实际上是一种军阀专制，官场腐败黑暗。既无法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无法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因此，它最终被中国共产党的武装革命所推翻。
第三个阶段，以社会主义中国的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立是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政治基础，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与制度文明，这是中华民族选择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虽然解决了中国的独立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毛泽东通过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但是毛泽东缺乏领导经济的能力，他想通过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只能够是一种空想。而且意识形态的斗争还导致在这一时期，中国又开始闭关自守。这些妨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四个阶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中国文化迅速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减少，与此同时，中国文与经济的发展，也是推动世界文化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等等新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贡献在于他破除了旧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教条主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开拓了正确的方向，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重要革命。
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世界等新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一方面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它们解决了中华民族如何在国际世界和平崛起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理论。
新社会主义理论有助于解决在全球化、国际一体化的历史条件下任何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有助于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有助于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自近代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传布与扩张的过程，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西方化。西方与东亚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主体与客体、主动与被动、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东亚在经济上重新崛起，在国际政治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获得提升，在科技文化上由原来对西方单纯的学习、模仿甚至被动接纳开始走向自主创新。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因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其显著标志之一是全球化不再主要表现为西化，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单方面对东亚产生巨大压力和影响的时代全面走向终结，全球化进程开始更多地呈现出东西方双向平等互动和均衡发展的特征。
日本的明治维新、东亚各国人民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1949年中国革命，都是对世界近代史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影响主要是地区性的。战后东亚在经济上的崛起，才使东亚自近代以来在真正意义上对世界产生全球性影响，并导致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
首先，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产业化进程中都没有照办西方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其次，东亚在民主、人权问题上顶住了西方的压力。第三，东亚人对东亚的认同在不断增强，一种地区意识正在东亚初露端倪，国家自豪感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变得越来越强烈。最后，东亚学者和领导人与西方倡导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提出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和谐的“亚洲价值观”。
东亚现代化的初步成功已明示：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西方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那样唯一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东亚模式是继西方模式之后又一种新型现代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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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章 文化产业
(起3X点3X中3X文3X网更新时间：2007-8-23 9:15:00 本章字数：21062)
文化生产的特征
艺术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方式具有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一种是脑力劳动方式，主要依靠知识与智力，一种是体力劳动方式，主要依靠工具与体力。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区别在减少，一方面艺术生产越来越依赖于电脑、影视等科技工具，另一方面物质生产对于知识与智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出现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方式的一体化趋势。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社会生产便日益明显地区分为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两大部分。社会分工促成了物质生产者与精神生产者的分化，两种生产力因而在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生产力形态。物质生产力主要面对人同自然的物质关系，具有实用的、基础的、物质形态的特点。而文化生产力则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力。马克思将语言、文学、技术能力等归于其中，使其显现出更偏重于人类社会人文关系的特征。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生产部门与农业，工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联系与区别。
第一，它们都依赖于生产资源、劳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工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条件，劳动者的体力与科学技术等客观因素，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者的素质与创新能力等主观因素。
工农业的产品是一种具有标准化特征的物质产品，而文化产业的产品是一种具有创新性、多样性的精神产品。艺术创作不同于物质生产，它无法以通常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算其价值，更无法用市场和金钱来衡量创作者的艺术才能和灵感。
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是利润最大化，而文化则关注于人的意义和价值；一般商品的价值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加以计量和确定，精神产品的创造不能用一般的市场和金钱来配置，文化的主导价值正在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不仅在物质文明而且在精神文明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
第二，它们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工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社会的消费水平。
与物质生产力类似，文化生产力也总是由文化生产过程中的人和物相结合构成的。需要注意到的是：与物质生产力不同，文化生产力并不能由劳动资料要素特别是生产工具必然推导出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只能通过文化产品认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这是因为人的精神活动只有物化才能为人所知。
第三，它们都促进了市场消费的发展，但是工农业市场消费的发展具有理性主义的特征，而文化产业市场消费的发展则具有非理性的特征。这是因为物质消费具有客观性和可满足性，而精神消费具有主观性和不可满足性。人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而精神需要是无限的。
第四，它们都对物质环境与社会环境具有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集中表现为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是工农业发展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的统一。但是工农业主要影响社会的生态环境与物质环境，而文化产业主要影响社会的精神、文化环境。
但是工农业在促进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与能源危机，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与持续发展，其原因在于落后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与有限的自然环境条件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因此我们在推动工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必须使工农业发展与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相协调，推动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发展，促进工农业与自然环境、资源的和谐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同时是建立在社会关系与精神文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的物质环境决定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社会的精神环境决定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文化产业在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同时，也形成了社会的精神污染、文化危机，其原因有二，第一在于落后的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同社会环境条件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例如黑社会、黄赌毒等从古至今就是寄生在社会身上的毒瘤。第二在于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需求之间存在着相对矛盾。
我们一方面要建立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协调的文化观念，破除封建迷信、娇逸奢侈等不健康的文化观念，提倡科学、民主、健康、绿色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要通过文化产品与产业的不断创新与发展，通过社会先进文化的发展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文化与精神需求。
文化生产是一种以文化内容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如果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的话，那么，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大和深化。文化经济内在地包含了知识经济，并在经济系统中充满了文化因素。文化生产力的内容构成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文化艺术、娱乐休闲等精神因素，不仅包含科学精神，还体现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随着文化经济的发展，人文精神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方式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文化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的区别在于它同时具有产业性和意识形态性。产业性，是指它所具有和其他产业一样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产业管理规范及追求经济效益等一系列特征。作为一种产业，它必然依循大工业标准化、模式化的生产方式，追求大批量的投入和产出，产生规模效益。作为一种产品，它要求变化产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不断满足广大消费者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作为一种精神消费，它必须不断创新内容和革新传播手段，引导受众和创造消费需求。
意识形态性是指把人类的思想、观念和认识等作为产品内容。文化产品创作与接受都是一个思想过程，有着自身发展内在规律。文化生产力的精神功能具有能动反映客观世界、指导社会实践、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与哲学、历史、伦理、宗教、法律、国家等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刻地影响着国家政治生活。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它是一个形成民族文化心理的导向和整合社会关系的力量。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手段，它具有独特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作为一种交流的手段，它具有超越国家和民族的天然属性。
以往的艺术理论往往指出艺术生产具有非功利性，实际上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并不是为了自娱自乐，既然艺术生产不是自娱自乐，就必然具有其相应的社会目的。艺术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艺术家所推崇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从而改变人们即有的、传统的文化、道德、与价值观念，推动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的合理发展。此外功利性、经济价值也是艺术生产的目的之一，真正不在乎艺术作品经济价值的艺术家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艺术家是靠艺术创作生活的。
艺术生产的非功利性，实际上只是古代社会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形成的一种陋习、观念。古代社会只重视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艺术作品的经济价值。在现代社会之中，随着知识产权、著作权等法律制度的出现和完善，对于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的法律保护日益加强，人们认识到艺术作品本身具有经济价值。文化产业的发展，正是艺术创作经济价值的体现。我们应该正确的认识艺术作品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不能够夸大其中一个而忽视另外一个，应该促进艺术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共同发展。
在现代社会之中艺术的经济价值相比于艺术价值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以往艺术的经济价值屈服于艺术价值之下，现在艺术的艺术价值服从于经济价值的需要。艺术家的个人的创作动机被外在的、社会的市场需要所取代，不是艺术家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才去写什么。没有市场价值、经济价值的艺术作品，即使其艺术价值再高，也没有人投资，这也是现代社会通俗艺术成为市场主流的原因之一。
面对市场经济的潮流，艺术家应该消除精神贵族心态，树立平民意识，迎接社会的挑战。面对社会的变迁和艺术的变化，艺术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和艺术追求，更不要放弃自己的良知和责任，同时也不要有白领意识、贵族心态和文人优越感。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平民角色，并扮演好这种角色，才能保持文人操守，适应社会的变化。
艺术作品，只要它是出自对人生的体验和对生活的感应，只要是与时代精神的心灵共鸣与共振，只要是以审美方式为欣赏者提供健康的或无害的精神食粮，无论它是精英艺术还是通俗艺术，无论是纯艺术还是大众艺术，都应该容许它们存在，都应该给与宽容和扶持。
文化的生产包括五种形式，分别是艺术性生产、商品化生产、教育化生产、传播化生产和阅读化（个体化）生产。其中艺术化生产与商品化生产是文化生产的基本形式，而教育化生产、传播化生产、阅读化生产其实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再生产因素，它们是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环节，因此也称为过程性生产因素。教育化生产形成了不同代际的文化变体，传播化生产形成了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文化变体，阅读化生产形成了不同主体、阶级的文化变体。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二是为经济发展提供行为规范；三是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四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五是提升物质产品的品质及附加值；六是文化本身成为经济增长的要素。
生产力中文化要素（知识、技术、文化理念等）的增多，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增加，意味着人的精神需要的不断提升；人文价值取向渗透到经济发展之中，意味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进步；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相融合，意味着劳动者素质的全面发展；对文化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意味着人类资源观的重大进步。
应该认识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充分激活人的发展潜能与创造精神，是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应有之义。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助于解决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对矛盾。这是因为文化产业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经济产业。消费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在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但是消费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与资源危机。发展文化产业能够促进社会消费的健康发展，同时还能够有效的节约社会资源，因此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只是经济数量的发展，它对于经济结构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与催化剂。
文化消费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能够减少社会的物质消费，有助于社会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其次它能够提高主体的素质与精神状态，促进主体育社会的和谐统一。它有助于缓解生活与社会的压力，保持主体的心理平衡与心理健康。最后，它有助于促进不同主体、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促进社会共同文化与国际共同文化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的共同发展。
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变的过程。这表现为三次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所处地位的变化。综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三次产业结构有由“一、二、三”向“三、二、一”转变的历史趋势。这种趋势分别反映在劳动力结构、产值结构等方面。
三次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趋势。一般在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以传统农业为主导的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份额，而以食品、纺织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么饮食、商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较小，因而，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呈现“一、二、三”的格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技术进步速度加快，社会消费需求升迁，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导的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迅速上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变化为“二、一、三”或“二、三、一”的格局。进入工业化后期，以金融、保险、医疗、教育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迅速软化，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比重随之演化为“三、二、一”的格局。
科技进步对三个产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动力，但对各产业的推动作用是有差别的。一方面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其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重降低和绝对量减少，这就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必然要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三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比较，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于第一产业，这也是加速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动力之一。
1990年，西方经济学家玻特提出了经济发展四阶段论。这四个阶段分别是：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廉价的劳力、土地、矿产等资源；
投资驱动阶段：以大规模投资和大规模生产来驱动经济发展；
创新驱动阶段：以技术创新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财富驱动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追求文学艺术、体育保健、休闲旅游等等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
所谓创新驱动阶段，就是以知识产业为经济主产业的阶段，知识创新为经济发展主动力的阶段，也即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的阶段。而知识经济之后的财富驱动阶段，意味着第三产业将进一步分化，其中的文化产业将逐步成为经济中的主产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及其相关产业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产业将会和信息产业一起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两大支柱产业。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都普遍高于10%，美国则高达25%以上，在其国内产业结构中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截至2005年底，日本与动漫有关的市场规模已超过2万亿日元，动漫产业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新技术革命，以及由此伴生的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的新经济革命。文化发展如果不与这种高新技术与经济的革命性突破相结合，就会被飞速发展的现实世界淘汰出局。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进入21世纪后，全球文化产业高歌猛进，文化所蕴含的巨大生产力正在被释放出来，文化创造财富的神话已经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文化生产力事实上已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近年世界超大企业500强中，科技、文化、信息产业越来越多，娱乐产业迪斯尼，其产业规模及赢利已进入世界前十强。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工业”。如今，在发达国家，以文化产品的制造、流通尤其是服务为主要领域的文化产业部门，已经日渐成为国民经济中极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现代的艺术创造越来越不是单个天才闭门独造的结果，作者不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作品实际上是一个不同专业协同作战、共同创造的集体成果。比如当代电影的大制作，就不仅是许多艺术家、各专业的不同工作者协同合作的过程，而且是艺术产业、科技产业的各个部类协同合作的结果。文化生产方式工业化，实现了从文化手工业到现代文化大工业的深刻变革，直接导致文化产业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
高新技术的产生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传统艺术方式造成巨大冲击，不仅导致所有传统艺术形态的升级换代和现代更新，而且创造了大量崭新的艺术形式。文化艺术领域内部发生了行业内结构的大调整，新的艺术传播媒介如电视、卫星电视及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一些昔日文化艺术界的风光不再，转而成为电视业、音像业的补充，而网络文化则为人类创造了新的数字化生存的新方式。
网络等媒介产业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内容的创造和消费。事实证明，正是缺乏文化产业的有力支持，知识经济才落入低谷，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没有千百万人需要或喜爱的文化艺术的内容或节目，高新技术与新经济就没有了市场，没有了市场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建设与未来世界新的经济形态和技术形态相协调的新的文化产业，就成了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高新技术需要文化产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人们在生活中对第一产业产品的需求在总体支出中的比重会相对下降，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则会大大增加。
即使是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超越了单纯的使用，大大的文化化了。比如穿衣，不再讲究结实、耐穿、耐用，而更多地关注审美、时髦、品牌与流行等服饰文化的当代特征。无疑，人们的收入越高，对主要提供人们食品的第一产业的需求就相对越少，恩格尔系数就越低。而审美则成了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原则：日常生活审美化了，审美不再是艺术家或高雅文化的专属，而成为平民大众的生活需要。
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的高级需求便会优先增长，当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精神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精神文化附加值的经济含量和财富含量越来越高。在文化经济领域就表现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的优先增长。
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还与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闲暇时间的增多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下的年代，生产工作得到高度的重视，以至常常侵蚀了闲暇时间。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工作和闲暇时间分配的变化。在19世纪上半叶，法国工人的劳动日平均长达13小时，1912年和1919年则分别缩短到了10小时与8小时。到1996年，法国工人每周工作时数实际只有30.76小时，而拥有的闲暇时间平均为32.15小时，也就是说闲暇时间已超过了工作时间。社会学家称这种时间数量上的变化为“历史性的逆转”。民意调查显示，与工作和闲暇时间分配的变化趋势相适应，在当代西方，“工作第一”的劳动本位价值观念，已转变为“工作和闲暇时间同等重要”。闲暇时间的增多必然会导致公众文化娱乐需求的增长，而这只有通过产业化方式生产大批量的娱乐产品和服务才能予以满足。
如果说经济发展水平与消费水平决定了文化产业的经济环境与产业规模的大小，那么社会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则决定了文化产业的产业结构。由于文化消费具有主观性，所以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民族性。
一般来说，消费者对于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经济能力没有必然关系。腰缠万贯者不见得有经常看电影的习惯，一贫如洗者也不见得从不看电影。电影以及电视剧，尤其是特征鲜明的影视作品，如类型片、艺术电影，其受众群往往是特定的，与其经济能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些表明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与分工也具有主观性，这是由于文化产品是一种相对廉价的产品，它的市场价值主要是通过大量的消费来实现的。因而消费者的主观选择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则成为文化产业发展最为重要的环节，这也是现代文化产业市场营销越来越重要的原因。
传统的艺术消费往往是直接的面对面交流的艺术，其形态是艺术交往的自然经济状态。它不需要像艺术中介机构、文化传播等这样的中间环节。过去的文化作为精英艺术是社会贵族阶层等很少的一部分人的消费，今天这种情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文化艺术的中介机构迅速发展。文化工业化的发展给艺术的消费增加了流通、传播的环节，这个环节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地位和作用超过生产和创作，而策划人、创意者和制作人的地位和作用也超过作为传统的“艺术生产”中的“关键环节”或“决定因素”的作家、艺术家和编剧等。
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以下几种趋势：
（一）文化产业竞争的全球化、国际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来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形成了文化资本和文化商品的全球流动。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生产、流通和消费体系已基本形成，文化生产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国间在文化生产上依存度日益加深，而且也使文化市场日趋国际化。由于文化产业已成为增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从而促使各国、各地区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形成文化市场全球范围的争夺。例如美国为争夺世界文化市场，从影视业、图书出版业到音乐唱片业，都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的产品销售网络，美国的文化产品一经推出，便可以通过这些网络迅速扩展到全世界。
（二）文化产业结构的科技化趋势
文化产业是现代高科技的产物，也是是高新科技与高新文化互相渗透的结晶。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内容产业，已在发达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产业的新形式和支柱行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相互融合迅速扩大，使现代高新科技在文化产业中的应用不断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动了国际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对于数字化的技术优势的争夺，正成为全球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焦点。
（三）文化产业发展的综合化、集团化趋势
为适应文化产业生产力空前扩张和文化市场竞争性空前激烈的新形势，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正呈现新的整合趋势。其一是文化产业的综合化，即文化产业形成多种行业合一的综合性的企业集团；其二是文化产业的集团化，即文化产业内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重组或兼并。
从1998年埃克森与移动通讯公司合并，到1999年英国沃达丰与德国曼内斯曼合并，再到2000年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文化产业的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整合程度越来越高。通过产业整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升了文化企业集团在国内外的竞争力。
文化保护
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问题的提出，首先源于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对传统艺术方式的巨大冲击，当代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给当代文化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文化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新的媒介文化的发展，对传统的艺术方式和艺术经典构成了很大冲击。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严重打击甚至摧毁传统的经典艺术或探索性的先锋艺术等精英文化艺术，那些不能或无法进行市场化经营的艺术种类和非盈利的文化艺术活动将会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必须将文化艺术分为经营性（以盈利为目标）和非经营性（以非盈利的文化艺术建设为目标）两大类，在建立市场性经营性的文化产业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对位性互补的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二者相辅相成，形成当代文化发展的合理架构。
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表面上看，两类文化生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事实上，公益性文化事业在满足人的公共文化服务时，为经营性文化产业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创作源泉，培养了高素质创作队伍和消费群体，完善了文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经营性文化在满足人的特殊文化需求的同时为公益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激发传统文化资源传承和交流活力，拓展了文化服务领域和视野，加快了文化的传播速度和效率。保护是必要的、而走市场同样也是保护措施。没有受众的文化，给予再多的支持和保护，也没有艺术的生命力。
文化产业是在对文化资源的占有和开发的基础上，高度依赖文化资源的产业，在文化产业的基础上，文化以文化资源为原料，经过工业化的生产后，以商品的形式，通过市场媒介的自发调节满足于人的文化需求，创造出文化的经济形态。文化资源包括物质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资源。
没有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文化资源就不可能得到保护、利用和开发，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文化公益性和普及性就难以实现。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市场性并没有完全改变它特有的公益文化性质，它在丰富公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承载着传播公益文化的功能。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其次，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问题的提出，源于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艺术形式的冲击，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全球化，造成了全球日益趋向同一的标准化国际文化，这种国际化文化以现代信息与传播技术迅速地替代或扫荡各地域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使原本极其丰富多彩的世界多元多极文化转变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同质文化。
美国利用其在文化产业方面的垄断地位，通过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来兜售本国的文化制品，贩卖其生活形态，以占领对方国民的心灵来影响和改变人们对一个国家的认同，达到“首先被吸引，然后被教化”的目的。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文化攻势和意识渗透，世界各国开始意识到抢占文化产业制高点的深远意义。多数受到西方文化侵蚀的国家都把对本民族、本国文化的认同作为维护自己民族存在的武器，以文化抗争回应西方文化的压力和入侵，而且日益将文化升华到国家主权的高度，产生了捍卫文化即捍卫主权的强烈文化主权意识。文化多元化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文化多元化发展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反映，同时也是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有利促进。
当代艺术保护主要有两种代表类型。一种是以英、法、德等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艺术保护。这种方式主要是采取政府在国民经济预算中逐年增加对文化艺术的实际投资及运用政策推动市场保护的方式，可称作政府及政策方式。
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艺术保护方法。它更多地采取市场化的方式，首重法律与法规上的保护，强调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支持是为了鼓励和吸引更多的私人企业和地方对艺术的支持，更突出法律及市场。
当代文化艺术保护都日益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努力寻求企业、市场和全体国民的文化资助，以达到文化艺术事业总投入的逐年实际增长。从当代世界的发展来看，各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日益趋于一种由多元要素综合的方式。所以我国文化艺术的保护方式应采取政府保护、法律保护、市场保护与社会支持等多重因素综合运作的方向。
当代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事业和艺术保护无不依赖文化的立法。用法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艺术的保护，具有导向性、全民性和法律的公正性与严肃性。
在当代多种因素的综合保护方式中，市场保护具有核心地位。这是由我国转变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的。文化艺术的市场保护包含两大方面，其一为努力发展上规模上档次的一批大型文化产业，依靠市场方式，通过文化产业自身的扩大与积累来改变我国过去文化保护的单一的输血模式，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当代西方不少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其二，对于那些不能以产业形式发展的文化艺术，则必须去通过市场，寻求企业资助的道路，除了前述法律法规的制定外，从企业赞助保护方式来说，要想使其发展起来，必须保证企业投资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回报。
当代艺术保护中的社会支持和全民保护具有最广泛也最强大的力量。当代社会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现代传媒营造保护文化艺术的社会氛围与社会舆论，培养和涵养一代代懂得艺术的文化大众，这是保护艺术的最浑厚的社会基础与心理根源。
文化帝国主义
全球化作为当代经济与文化的共同实践进程，内蕴着一种很现实的逻辑:即全球化实际上是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通过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不断实现在经济上对其它国家的控制权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后果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文化实体通过商品的形式向弱势地区输出价值观念、艺术准则和生活方式。
就文化帝国主义来说，它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平等体现出来。
首先，在文化交流中不平等。交流，意味着是平等的和双向的，它不仅要求相互承认各自的交往主体资格，而且还要求交流双方之间的平等对话。事实是，不同国家虽然将平等交往视为自身参与全球化和达成交往共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全球化的既往历史却是一个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内容的历史，是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的实现而不断进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扩张的过程。在当今还存在着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别，特别是这种制度上的差异又与发展程度和实力上的强弱等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全球化的主动权实际上是由那些在经济上占据强势地位的国家所操纵的，这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意味着不平等。
其次，文化产业输出中的霸权。西方国家或者通过对外文化教育交流及援助项目、或者利用技术上的优势，向落后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使这些国家认同和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造成不发达国家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许多方面如价值理念、学术话语、产业形态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产业大国的全球入侵。
在这种冲击面前，落后国家不仅面临着产业形态上的殖民化威胁，而且也面临着文化产业创新能力上的严重不足。由此造成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
再次，传媒上的强大攻势。当代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霸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借助于传媒，利用广播、电视、广告、流行音乐、通俗文化等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将自己的强势文化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经由大众媒介所中介的文化已然扩张全球。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经济和技术实力上要远远高出其他国家，经济上的发达，使他们能够利用、借助于这种强大攻势，引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去追求仿效，放弃自己的民族文化。
最后，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日益膨胀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消解。不发达国家不断地接受着发达国家向他们展示的“消费主义文化”观念。西方文化的传播、扩散，不仅深刻侵蚀着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些国家人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心理，从而不断地强化着文化的消费功能、休闲功能、商业审美功能，削弱着文化对整个社会心理的教化功能。这无疑反映了消费主义和后现代文化在不发达国家的日益膨胀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构成的极大威胁。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通过实施“文化帝国主义”、利用其在信息拥有上的垄断地位以及利用其控制的传播媒体，对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还总是想通过各种系统的努力，想方设法来维护他们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文化霸权地位。
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重视是通过宣传“意识形态终结”来体现的。其实质是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自己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发达国家向这些国家不断扩张鸣锣开道。因此，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不过是一种幌子，它掩盖的不过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意图。
实际上，意识形态在今天不仅没有终结，反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愈加凸现出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讲，全球化的最终追求是社会公正和人类的共同命运问题，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也将随着全球化过程的深入而逐步发展变化。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将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而走向和谐和统一。但这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协作和共同努力，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当今世界上，各国的文化发展是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经济、社会相对落后，传播不发达，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大。许多发达国家已经解决的问题，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存在，甚至还在不断恶化。例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贫困问题、债务问题等。
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与不平等交换，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与贫困，剥削与压迫广大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又高举着民主、人权、环保等口号，抨击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
发达国家是虚伪、伪善的。以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它们完全有可能对国际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它们却没有这么做，它们通过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发展需求。这种以邻为壑、自私自利的做法，不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人类的共同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国际文化发展的主流。所以我们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提倡新型国际文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形成与发展。一种先进的国际文化必须以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同发展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某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标准。
美国判断其它国家是否民主，就是看搞没搞普选、多党制、三权分立。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侏儒也跟着一比较，感到自身社会似乎确实比不上美国。但是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将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相比，当然在许多方面比不上。而且美国的优势是历史造成的，美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发达的，美国人自身的民主、自由、人权也具有一个发展过程。
其次，私有制、三权分立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保证。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人们只看到了发达国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看到最不发达国家往往也是资本主义国家，这说明私有制、三权分立这些东西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保证。
任何民族都有自身的文化，任何民族文化又都是人类共同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都有自身对价值、民主、自由、人权的认识，世界文化是在文化的求同存异、共同竞争基础上实现的。文化霸权主义者将自身的文化视为唯一先进的，否定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否定其它文化的价值，是形成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不同民族、国家具有不同的民主、人权、自由的观念与制度。将私有制、三权分立作为衡量社会是否民主、自由的标准，只能是一种教条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
第三，霸权主义、民主化运动是国际冲突、战争与恐怖主义兴起的重要政治原因。
有些人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妨碍了国际一体化的进程。它们将民族国家维护自身正当利益说成是民族主义，而将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说成是国际主义，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发达国家就没有自身的民族与国家利益吗？所谓为富不仁，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远远强于发展中国家。美国总统说他的所有决定都是为美国的利益而进行的，美国总统的行为是对美国人负责，而不是对世界人民负责。美国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实际实行的却是霸权主义，是为了更好的剥削与压迫世界人民。综观美国的国际行为，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上，他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的，美国的民族性恰恰表现为对于世界霸权的追求。美国人的国际主义只是空头支票，而实际上却是为了美国人的国家垄断利益。
文化的国际化与产业化
文化的国际化要与文化的规范化、制度化相结合。
古代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一种自然的传播，这是一种被动的传播方式，是通过文化的自然接触、交流进行传播。而现代的国际文化的发展，一方面是通过文化的自然传播，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国际文化组织而进行的主动的有组织传播。科学文化、医学文化、体育文化等，都可以通过规范化、组织化的传播途径进行传播。
文化的国际化要与文化的产业化相结合。
规范化并不是文化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因为规范化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国际文化。一种文化要成为国际文化还可以通过文化的产品化、产业化途径，通过客观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活动而得到传播。比如说艺术文化本身难以规范化，但是它可以通过艺术品而得以传播，成为国际文化。这里艺术品与文化产业就成为了承载艺术文化的实体。
文化的国际化要与文化的传媒化、大众化相结合。
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一方面取决于这种文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程度。科学理论因为其客观规律性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而被永久的传承与发展。而许多意识形态与文化本身并不完全是科学知识，而是人民社会生活的反映与解释。它们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化对于生活的反映程度与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价值的解释与引导。所以它们必须与人民的社会生活相结合，这种联系与结合就是通过传媒等社会中介完成的。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历史进程中自然发展而成的，这就决定了文化推广的方式。它不像军事或政治影响那样，通过某种推销或强制手段让别人臣服，而是一种软性的、浸润性的力量。要让文化真正走进别人的心里，被不同文化的人群所接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只有传统的才是中国的，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这是文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该说只有国际的才是民族的，只有现代的才是中国的。在强调只有民族的才是国际的同时，我们要更加突出只有国际的才是民族的。一种文化的价值如果不能够与国际先进文化价值相结合，那么这种文化的价值也就失去了竞争力，就只能被边缘化。
在现代社会之中，人民是文化发展的根源、源泉，国家是文化发展的主导，而文化发展的主体是文化企业。这是因为国家通过制定政策与法律，引导社会文化的长期发展方向，促进了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但是国家本身并不能够实现具体文化的发展，国家并不能够创造出具体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形式，而必须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文化创建活动。
人民虽然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源泉，但是由于个人对于文化发展主要是凭借个人兴趣，因此个人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与主观性，我们很难对个人的文化创建活动做出准确的预测，这就难以实现社会文化的稳定发展。而且个人的文化生产能力也是有限的，难以满足社会文化消费的需要。
所以说文化企业、组织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主体，它表现在；
文化企业集中了社会的人、财、物等社会资源，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能够提供更高的文化生产力。文化企业能够有效的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促进先进文化的发展。最后，由于文化企业的文化实践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它一方面有利于满足文化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它给予文化企业源源不断的文化创造动机，有利于促进文化的长期稳定发展。
发展一个国家的文化必须依赖于文化企业，而一个国家文化要想成为国际文化也必须依赖于文化企业。中国文化的发展现在是国家鼓励，人民支持，但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产业上并没有取得与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相当的地位，而缺乏影响力。这是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文化企业与产业化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与国家支持是文化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但是任何条件与资源都必须最终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与服务，这才是文化发展的根本。而文化企业正是将古今中外各种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品的主体。
文化的国际化与文化的产业化是统一的。以美国为例，它的快餐文化、影视文化、主题公园和娱乐文化之所以成为国际文化，都是依托于文化产业的支持。没有可口可乐、迪斯尼、肯德基、好莱坞等文化企业与产业基地，美国文化还能够成为国际文化吗？
文化的产业化必须依托于国家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市场需求，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它的发展是在满足了人的生存需求之后形成的，文化的需求是属于高级的、享受的需求。只有不断提高国民收入，才能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可靠的经济基础。
文化产业是投入少、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其巨大诱惑力不仅仅体现在直接的经济效益上，还具有较强的产业牵动性和“波及效果”。一部《大长今》不仅引发了国人的韩剧热，大大推动了韩国文化制品的出口创汇，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且还带动了韩国旅游、美容、餐饮、服装、化妆品等其他产业的发展，并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韩国持有好感。
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会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因此，文化产业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具有越来越广阔的市场。
如果说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结构中，基本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是“硬实力”，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是“软实力”的话，那么，作为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乃至于一体化发展的直接结果，全球竞争将继资源、技术、人才和信息之后，文化竞争正成为决定企业、民族和国家命运最根本和最后的竞争。
文化间的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统一成为当代各国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由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文化间的相互对话与开放交流正日趋频繁，世界文化出现了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新局面，不仅处于强势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广泛受到追捧，而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也日益被引起重视。
目前世界各国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全球化并不等于同质化、模式化，没有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没有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此，可以说，国际化与民族化，或者说同一性与多样性，共性与个性，是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文化发展两股相辅相成的潮流。
我国也日益重视推动文化产业走向国际。截至2005年底，我国与145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合作协定，签署了752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举办艺术展览、文艺表演、讲演会、民俗展示、电影周等活动，互办各种文化年和文化节，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外文化交往过程中，比较地重视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很少或基本不从市场角度去考虑中国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市场的问题，因此，不仅在我国的外贸体制的总体结构中，文化外贸的比重很小，而且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上的扩散很大程度上还是停留在文化的自然经济阶段，主要的还是属于文化资源消耗性产品，如杂技、京剧等，影响徍徍局限于外交场合，并未进入世界文化市场。
发展文化外贸还有一个观念上的误区，那就是将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认为文化输出就是意识形态输出。应该说文化与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关系，但是文化并不等于意识形态，文化产业更是不能够等同于意识形态。我们要重视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价值属性，但是更要重视它的经济价值与竞争力。一种文化产品如果没有竞争力，不能够占领广大的消费市场，那么它是不可能完成意识形态功能的。
我们要淡化文化外贸中的意识形态，寓意识形态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不要特别地输出我们的价值观，而是要寓我们的价值观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可接受的形式之中，制定适应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变动后对文化传播提出的新要求。
同国内经济领域和高科技行业相比，我国文化行业观念相对落后，视野相对狭窄，缺乏明确的市场意识，缺乏国际化的高端品牌。我国文化产业要想实现文化、经济、科技的协调发展，就必须选择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道路。
文化政策与战略
中国文化市场潜力巨大。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国际贸易数量的不断扩大，我国文化市场将进一步开放，我国文化产业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必须增强我国文化产业应付这种挑战的能力。在外来文化产品大量占领我国文化市场之前，进一步发育、完善我国的民族文化产业。
文化管理的几个方面：第一，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文化产业首先是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例如英国、美国、日本等。文化产业之所以在这些国家率先发展起来决非偶然，更不是主要靠政府的政策推动。纵观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历程，可以总结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些必备条件。
１．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而非悠久的文化历史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
文化历史≠文化产业。世界上拥有最长文明历史的国家都不是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在欧洲，英国而不是意大利和希腊成为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文化资源贫乏的美国却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输出国。可见文化产业发展的最根本的要素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实力，因为文化遗产具有世界性，而科学技术却具有垄断性。
２．科学技术水平，特别是电脑、数字通讯技术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撑要素。
３．文化产业聚集和融合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途径。目前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化产品都出自这样一些产业聚集地和跨国公司，如美国迪斯尼的动漫、法国米兰的时装设计和印度宝莱坞的电影等。
４．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一项创意从构思、开发、制作、销售到最终为消费者所接受，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涉及相关知识产权的运用。在知识产权法律保障不健全的地区，很难确保文化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５．本国居民对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基础。文化产品属于高收入弹性的消费品，因此一个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决定了一项文化产品是否具有市场潜力。联合国教科文的数据显示，国民收入与文化产品的消费量有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与这些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也是正相关关系。
中国还不具备全面发展文化产业的条件，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可有条件开展。中国虽然拥有５０００年文明历史，但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础却十分薄弱。这主要体现在与经济总体实力相一致的科技发展水平依然落后、企业规模化生产程度不高、缺乏知名的文化产品品牌、知识产权保护薄弱、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需求还有待提高。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产业的发展应当视本地区的情况而定，因为文化产业并非如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属于高利润、低成本、低风险的产业。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消费市场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开展文化产业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政府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时更应当认真论证发展应具备的条件，以防止低水平重复生产。文化产业在中国的发达地区可以有条件地开展，但应当让市场起主导作用。每个地区根据当地所具有的优势集中力量发展一两个有特色的行业，形成产业集群并注意培养知名的文化品牌。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做的是建立文化产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文化产业在良好的法治环境中健康发展。
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发展文化产业应该适应不同地区的条件。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东部发达地区，由于具有强大的经济、技术基础和高水平的现代消费群体，劳动力价格也较高，宜于发展“高技术含量和资本密集”的文化产业类型。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有丰富而多样化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以及传统和民间消费习惯，宜于发展“高传统技能含量和劳动力密集”的文化产业类型。只要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发挥创意，适应消费需要，无论是什么类型都有发展的机会。
第二，应该根据不同的文化组织与运行模式制定不同的文化发展战略。文化生产单位分成三个部门：精神创造部门、文化公共服务部门和文化产业部门。下面我们具体谈谈这三个部门在文化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精神创造部门是以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为代表的基础性或“原创型”精神生产部门。如社会科研院所、大学的社科研究会（室）、文艺创作中心、作家艺术家个人等。它的最大特点是创造力本身的发展和成果的前沿性、开创性。它是一个社会在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方面所具备的综合能力，是“基本的文化生产力”，或直接意义上的“第一文化生产力”。因此，繁荣和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是解放和发展我国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战略举措。
文化公共服务部门是以文化教育、大众传播和推广普及为代表的应用性或“中介型”再创造活动的精神文化再生产部门。如各类学校、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群众文化机构等。它是将科学理论、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文化创新成果推向社会，通过对公众进行宣传普及或制定相应政策等加以实施，进一步实现和检验原创型文化产品的价值，同时也对其作出丰富和发展。这种在再生产环节上的文化创新能力，事实上已经构成实践应用层面上的文化生产力。因此，通过文化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壮大我国这一层次的文化生产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化产业部门是以制造或提供满足社会和大众的文化消费和精神生活的商品、服务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市场化活动部门。如电视台、各类图书音像出版社、书店、影剧院等。这一部门具有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双重属性，消费是对已有文化成果的占有和享用，消费的结果则会产生新的需要，是推动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说，消费既是文化生产的终点，也是新的生产的起点。因此，要充分尊重并落实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权利，始终面向大众、贴近大众，形成文化生产与消费“良性互动、和谐发展”的局面，既是我国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原则，也是文化发展的目标。
第三，通过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法律法规来引导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公平竞争，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强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法制建设，逐步减少或改变“运动”式的管理方式。所谓“常抓不懈”只能靠建立法制化的文化管理机制和规范。
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前提，推进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要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统一文化行业管理，明确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行政事分开、政企分开，从过去单一靠行政管理转变到依靠法律、行政、经济、舆论相结合的手段综合管理，保护市场的合法经营，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从过去具体办文化逐步过渡到管理文化，行使文化市场的行政管理权和执法权。文化体制改革是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推动文化创新的根本出路。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同时，也要形成我国完善的文化创新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要将文化企业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脱钩，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管理。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改变以行政方法为主的直接调控手段，而主要以经济、法律等间接方式作为调控的主手段。新的文化企业必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建立健全企业的经营机制，不断改进管理方法和健全管理制度。
政府对行业的监管方式，必然从传统的“准入式管理”，转向“市场化管理”；对国有文化机构的监管方式，必然从实物监管、行为监管模式，转向资产监管、法律监管模式。从对企业人财物与行为的直接管理、行政命令管理，转为对企业总资产、企业制度与法律的间接管理，重视法律与产业政策的导向性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发挥出企业管理人才自身的价值，才能够激励企业管理人才进行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与管理创新，促进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
第四，应该鼓励社会的文化消费与文化投资，通过发展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与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结合；实现文化传统与国际文化的结合，促进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二是大力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利用市场机制，繁荣文化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即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这是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思路。
一方面我们要强调通过改革文化体制，达到解放文化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有效文化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要建设与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解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制约消费的因素很多，收入差别过大是主要因素，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解决方案之一。
私人文化产品的满足主要依赖于个人文化消费能力，对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和消费能力不足人群，满足文化消费需求主要依靠建立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我国发展的现阶段，发展的不平衡不可能很快解决，贫富分化也会长期存在，个人有效需求不足的状况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明显缓解。因此，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将人民群众潜在文化需求转化为现实文化需求，进一步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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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十一章 传播与舆论
(起4X点4X中4X文4X网更新时间：2007-8-23 9:18:00 本章字数：32547)
第一节社会传播
社会传播分类与发展历史
社会传播五种基本类型：
内向传播或称自我传播——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是在主我和客我之间进行的信息交流。在传播过程中，信息主体和信息客体是同一个人。内向传播的正常形式包括感知、记忆、思维、想象、情绪和感情等。
内向传播可分为条件反射传播、情感传播、理性传播。由于这些传播都是在人的内心完成的，因此，内向传播基本上属于心理学研究范畴。内向传播的产生既是人的自我需要，也是人的社会需要。它是人类最基本的传播活动，是人类一切传播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内向传播是一种最隐蔽、最自由的传播。通过它，个人既可筑起一道与他人和外界沟通的桥梁，也可能垒起一堵自我封闭的围墙。对人内传播可作下述理解：
1.人内传播虽然是人体内部的信息处理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孤立的，它的两端都与外部过程保持着衔接关系。
2.人内传播虽然与人的生理机制密切相关，但它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实践性。
3.人内传播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消极、被动的反应，而是积极能动的反映。
4.人内传播是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
人际传播是在两者或两者以上之间进行的面对面的或凭借简单的非大众传播媒介（电话、书信等）的信息交流活动。人际传播的特征就在于符号互动。
符号互动是指人们不是对别人的行动直接作出反应，而是根据他们赋予这些行动的意义作出反应。因此，人的互动是以使用符号，通过理解或确定彼此行动的意义来作为媒介的，这种媒介等于在人类行动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了一个理解过程。该理论认为，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仅是一个自然的物质世界，而且是一个人造的符号世界，这个世界的创造与维系依赖于人类通过符号进行传播的能力，不存在没有符号系统的传播。符号互动中刺激所引起的反应具有不确定性，这种反应要取决于参加符号互动的人对符号意义的共同理解，这意味着人类的传播行为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人际传播的特点
1．传播以单个的面对面形式为主，传递和接受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可以在直接了解传者的情绪或个性等特征。
2．人际传播的信息意义更为丰富和复杂。因为传播的手段灵活多样，会形成特殊的传播情境，这种特殊的传播情境会产生新的意义。
3．人际传播双向交流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传者和受者的位置在交流过程中可随时交换，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可根据现实情境随时调整改变。传播可控性、可靠性、保密性强，传受双方可以现场把握信息的流向、流量和清晰度等
4．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传受双方的深层传播处于“熟人圈”中，因此它的传播范围也是有限的。
第五，适用于短时间内改变接受者态度。
人际传播不足之处在于覆盖面窄，信息多数留于记忆，容易失真，不易保存。
群体传播——(主指自然发生的社会群体，如家庭、亲友、社交圈等)是更大的系统，它不仅存在许多个体系统的活动，这些个体系统的有机结合还产生了新的输出物——群体规范和群体价值。群体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个人实现社会化，在社会化完成之后还依然对个人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
组织传播——组织是一个比自然群体结构秩序更严密的社会集合体。其特点：具有明确的组织目标，其结构和分工的设置都为实现这一目标，因此组织本身就是一个执行特定功能的系统。
大众传播——伴随着近现代印刷、电子传播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系统。
大众传播的特点体现在：(1)大众传播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
(2)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
(3)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
(4)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
(5)也有反馈机制(如读者来信或视听众热线电话等)，但是迟延的，受众对传播过程缺乏即时的干预能力。
这些特点使大众传播拥有广泛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现代社会，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实现国家和社会目标的重要手段，是各利益集团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又是社会文化和娱乐的提供者。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播既是社会互动系统，也是极其重要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系统。
大众传播和个人传播、组织传播的比较。大众传播是一种点对面的传播，对于传播对象没有选择性，传播内容具有公开性，传播过程缺乏互动性。个人传播是一种点对点的传播形式，它的传播对象具有选择性，传播内容具有隐私性，传播过程具有互动性。
组织传播一般对内公开，对外封闭。它的传播内容和权限是与主体的组织地位密切相关的，具有等级性。主体在组织中的地位越高，能够接触到的信息和传播的信息也就越多。组织传播的内容往往是与组织本身及其职能相关的。组织传播具有等级性、不对称性，它往往是与组织管理命令传播相统一的，传播过程也就是组织管理的过程。
从古到今，社会的传播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口语传播时代，口语最初仅仅是一种将声音与周围事物或环境联系起来的符号，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逐渐提高了它的抽象能力，成了一种能够表达复杂含义的音声符号系统。同时，口语也大大促进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达。大大加速了人类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进程，直到今天，口语依然是人类最基本、最常用和最灵活的传播手段。
口语是靠人体的发声功能传递信息的，只能在很近的距离内传递和交流。口语使用的音声符号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事物，记录性较差，口语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赖于人脑的记忆力。因此，口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在没有诸如电话等口语媒介的情况下．它只能适用于较小规模的近距离社会群体或部落内的信息传播。
口语媒介借助于人际间面对面的接触，通过身体和声音得以传播，具有直观直觉、形象生动的特点。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受到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人际传播必定要摆脱面对面传播的局限。
第二个阶段：文字传播时代——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重大里程碑。在结绳符号、原始图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字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能把信息长久保存下来，使人类的知识、经验的积累、储存不再单纯地依赖人脑的有限记忆力；文字能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打破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扩展了人类的交流和社会活动的空间；文字的出现使人类文化的传承不再依赖容易变形的神话或传说，而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和文献依据。
随着人类传播经验的积累和文字的出现，人际传播媒介进入了媒介系统时代。文字的产生发展了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和想象的能力，使人类传播在时空两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它的产生大大推进了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和融合。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书面媒介仍然是有局限的。只有掌握了文字符号才能参与到这种媒介的传播之中，大部分劳动者则由于识读的障碍而被排除到传播领域之外。传播因之而成为一种权利的标志，成为少数掌握了破解和使用文字符号技术的人的文化特权。统治阶级垄断着文字媒介，因而也控制着社会主要的话语权。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统治权其实就是话语权。
语言的产生使人们能够把声音和他们所指的对象分离开来，文字则使人类学会了把声音同发出声音的人分离开来，使记录文明的符号真正具有了独立性。从传播的角度看，文字媒介的出现，使得信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并高度保真地永久性流传下去，使得人类在创造社会、改造自然中积攒的实践经验最大限度地完整地保存下来，从而大大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
文字媒介给人际传播带来了时间上的延时性和空间上的拓展性，同时也把人际传播引向了隔膜和疏离。人类是通过图像而非抽象符号看世界的物种，习惯于对口头语言做出即时反应。文字是一种沉默的和匿名的人际传播媒介，传达性和反馈性差。
第三个阶段：印刷传播时代，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人类已经掌握了复制文字信息的技术原理，有了对信息进行批量生产的观念。印刷机使文字信息的机械化生产和大量复制成为可能。在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领域中带来的巨大影响。对社会经济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使得文字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对知识信息的传播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通过书籍、刊物、公报等对群体传播的媒介物，知识与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普通民众中传播开来，统治阶级和特权阶层通过知识垄断、信息封锁加强统治、愚弄民众的企图宣告破产。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推广应用，使得信息与知识最大限度的保存，对人类文明的积奠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信息和知识在群体范围的传播，又极大地满足了社会工农业生产和贸易的需要，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加速度前进。群体传播媒介的兴盛，在满足社会知识与信息需求的同时，提出了信息的时效与更新等更高的要求。新闻事业开始兴起，从而引发并逐步诞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
第四个阶段：电子传播时代，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快速传播。它实现了声音和影像信息的大量复制、传播及历史保存，使文化传承的内容更丰富，感觉更直观，依据更可靠。一句话，它们使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传承的效率和质量产生了新的飞跃。
以电子媒介为基础的文化既具有口语媒介的直观直觉性质，也能像文字符号一样克服人类直接交流中的时空限制。同时，由于电子媒介使文化重新通过声音和形象得以传播，从而清除了书面印刷媒介的文字符号对大众的限制。因而，从传播方式上看，电子媒介具有普及性、大众性和民主性，能够以大规模的受众为对象。这一特性使得它成为现代文化产业发展最有效的手段。
以广播和电视为主体的电子传播，不仅彻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而且挣脱了印刷传播中必不可少的物质(书、报、刊)运输(通过人及交通工具将印刷品送到读者手中)的束缚，为信息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省钱、省力的空中通道。信息借助电波或电磁波在空中传播，成为了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跨国传播甚至全球传播。
第五个阶段：网络传播革命
网络传播是指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能提供多种网络传播方式来处理包括捕捉、操作、编辑、存贮、交换、放映、打印等多种功能的信息传播活动。它是把各种数据和文字、图示、动画、音乐、语言、图像、电影和视频信息组合在电脑上，并以此互动。
随着个人电脑的体积越来越小，造价越来越低，而功能却越来越多，操作也越来越方便。如今，电脑已进入千家万户、寻常人家。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并且即将进人一个综合传播的新时代。
网络传播是在高度网络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它除了具有其他传播的特点之外，还具有自己的主动性、参与性、交谈性和操作性的特点。以往，人们只是被动地阅读、收听和观看传媒提供的信息。而网络传播中的人则必须自己主动地去寻找信息、追逐信息。以往，受众对传播的参与和交流程度极低，网络传播则具有个人参与性，不仅要主动地选择、寻找、索要信息，而且还可以积极地向信息高速公路输送信息。
此外，网络传播中的各种媒介将在发展中集成为一体化系统，而各大传播机构与信息中心也将有序地聚合成一种超级信息传播系统。网络传播和信息革命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网络传播连接着整个人类。
从五次传播革命所形成的结果看，每一次传播革命都将人类带进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时代。语言传播使人类可以沟通思想、交流信息、积累知识，从动物世界进入了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
文字传播使人类可以将事件和自己的经历、见闻、思想固定或记录下来，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进行传播。语言是流动的历史，文字则是凝固的历史。印刷传播打破了少数人的传播特权，导致了文化和教育的普及，知识与思想的扩散，使人类由人际传播时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电子传播则将人类由国内传播引入国际传播，由大众传播带进跨国传播。网络传播是将以往各自独立的单一传播转变为综合传播，将单功能的媒体转变为多功能的媒体，将人类由工业社会带进了信息社会，信息成了社会财富的源泉。可见，每一次传播革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传播能力，而且从物质到精神都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主体的自由是建立在信息基础之上的。通过信息主体可以认识环境风险与价值，更好的控制主体的行为，以趋利避害，实现主体的自由与价值。停滞的社会不需要信息，动荡的社会不利于信息的传播，只有社会的稳定发展，才能为传播与传媒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
信息缩短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时间距离与社会距离，促进了社会的联系与统一。有信息就有信息的传播，信息的传播是信息发挥自身价值的必要条件。传媒能够反映是社会不同主体阶级的思想，是不同主体阶级相互联系、沟通的中介。尽管不同主体、阶级对于传媒的影响力可能不同，但是传媒并不是只属于某个主体、阶级的工具，而是社会共同工具。
古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主要是通过面对面直接传播与印刷技术，其传播速度与范围都是有限的，而且传播过程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传播内容容易失真。古代的社会传播过程受到统治阶级的控制，主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人民群众的声音难以通过社会传播途径进行传播。
现代社会传播是以先进传播技术为中介的大众传播，它扩大了传播范围，减少了中间环节，增强了传播的安全与效率。现代社会传播从对象来看，是大众传播。从内容上看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反映。从传播过程来看，它能够充分的反映社会不同主体、地区、阶级的声音，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与民主。
现代社会传播的速度日益提高，极大的满足了主体对信息数量的需求，使主体对信息质量、服务的需求日益提高。网络的出现，并没有否定传统媒介，它促进了各种传媒的信息资源共享，减少了传播成本，加剧了传媒的竞争。使传媒的竞争从信息数量上的竞争，发展为信息服务上的竞争。
语言是社会传播独立的基础，而不同传播技术是传播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随着机器语言、人工语言的出现，信息传播从主体之间的传播，发展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传播，促进了人－机－环境的联系统一，提高了机器与环境的可控性。现代信息终端日益小型化、智能化、可移动，使个人可以随时随地与世界保持信息联系。信息成为主体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信息符号及其要求
符号是信息载体，是传播的工具。人类传播的内容是信息，它的流通必须经过物质的处理即符号化才得以进行。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传播学中的讯息是指传达一个具体内容的一组信息符号。相当数量的符号含义为受传者所理解，是传播得以进行的基础。运用各种符号和标志来表达特定意义的语言形式，是人类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符号的含义来自人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来自反复传播活动中的不断观察与认同。
传播学从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个层面进行研究。语言符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形成的，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以语音、字形、词汇等要素组成的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符号系统和交际工具。非语言符号是指不以人工创造的自然语言为语言符号，或以其他视觉、听觉等符号为信息载体的符号系统。
信息爆炸的后果
（1）信息泛滥。人类信息量每10年约增加4倍，而个人消费量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如此日积月累，过剩的信息必然堆积如山。一些媒介自身也认为：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腐败，而绝对的传播自由也必然造成绝对的信息泛滥。
（2）信息超载。这是指社会信息量超过个人或系统能力所能接收、处理或有效利用的状况。它表现为：受传者对信息反应的速度远远低于信息传播的速度；大众媒介中的信息量大大高于受众所能消费、承受或需要的信息量；大量无关的没用的冗余信息严重干扰了受众对相关有用信息的准确分辨和正确选择。这是因为：个人用于接收、处理信息的时间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而大众传播媒介借助新技术新发明传播信息的时间和能量则是可以无限拓展的。
（3）信息浪费。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人类应该予以很好地开发和利用，但由于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大量的无用信息所淹没，求知的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待信息洪水，这种大海捞针式搜寻的结果是，经常无奈地让一些有用信息与大量无用信息一起从身旁流走，从而造成了信息浪费。同时，这也浪费了为传播和搜集信息而付出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