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声是清脆的，仿佛清晨欢快的鸟鸣，而箫声是悠远的，仿佛月夜无形的清风。这两种乐器都是深受中国人喜爱的传统乐器，在中国文化中，它们早已不分彼此，而现代的中国人也早已忘记，到底哪种乐器曾经来自异域。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使得各个民族保持了不断创造和更新的生机。汉代结束后，进入到纷争不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的年代是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各种外来文化进入到古中国，带来了创新的机遇。
中国乐器史上的重大变革产生了。经由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的乐器，在传统的音乐生活中渐渐占据了明显的地位。
曾经有一个时期，不管是在上流社会，还是在民间，来自西域的乐器和舞蹈十分流行。不过，几乎所有外来乐器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会被改造一番。
有一种乐器被取了一个中原名字叫“阮咸”。实际上，“阮咸”是汉代流传下来的西域琵琶的变种，在汉时叫做秦琵琶，后来，在公元3世纪的西晋时期，由于名士阮咸擅长演奏这种乐器，所以就以他的名字改名叫“阮咸”。
阮咸、琵琶（右一为唐代琵琶）
之后，中国人又对西域琵琶进行了改造，样式和“阮咸”已完全不同。
琵琶的名字其实就是指弹奏法，“琵”是指向外弹弦，“琶”是指向内弹弦。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千古名篇《琵琶行》中，曾对琵琶演奏作了无比生动和形象的描述：大弦嘈嘈如急语，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实际上，从唐朝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到，那时的琵琶还沿用西域琵琶的弹奏方法，是横着弹的，还要使用拨子，和今天中国通行的琵琶弹奏方式很不相同。乔建中介绍说，早期的琵琶是横着弹的，横抱琵琶半遮面，后来把它立起来，这个逐渐的一个过程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唐代是600多年，那么到了明代以后，才真正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专业舞台上的琵琶。这种琵琶有了品，用手弹奏。而唐代传到日本的琵琶，现在日本人还用拨子来弹我们从中国传去的琵琶。
经过1000多年的改造，中国的琵琶已经完全融入中国本土，成为最著名的中国乐器之一，考察中国的乐器史，唐代是不能忽略的时期。
在那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精神的年代，人们对外来文化始终抱着新奇和接纳的态度。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引进和融合，中国古乐器在唐朝形成了前代所没有过的五彩缤纷的局面。遗憾的是，保存至今的唐代乐器实物非常少见。不过，考古出土的唐三彩却向我们展示了唐朝的伴奏乐队：乐队的乐器是一个大杂烩，有中国传统的乐器排箫、笙、竖笛，也有传自西域的琵琶、箜篌、横笛、拍板。
箜篌
琵琶在乐队中处在领奏地位，箜篌源于西亚，从西域传入中国，拍板从西北地区传入，在乐队中起控制节拍的作用。这种融合是唐代文化兼容并蓄的象征。据《乐府杂录》记载，唐朝时的乐器大约有300种。
今天，在日本还保存着少数珍贵的唐代乐器文物。
尺八，乐器里竖笛的一种，因为一般长一尺八寸而得名，后来成为日本的传统乐器。但在中国，尺八却早已消失了身影。实际上，唐代的不少乐器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都被淘汰了，而沿用下来的一些外来乐器则逐步演进，最终成为地道的中国民乐器。
公元907年，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城，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被迫退位，唐朝灭亡，一个辉煌的时代结束了。但是，历史的痕迹却永久地印刻在了古老的土地上。
西安西南郊区的一个小镇，传说1000多年前的唐朝，安史之乱后，宫廷里的一位乐师流落到这里，创立了一个集贤乐社，专门教导民间弟子演奏宫廷音乐。集贤乐社直到今天还在民间活动，乐社的成员都是农民，平时在家务农，乐社有活动时就聚在一起，他们的乐器大部分是祖辈传下来的，弹奏技艺也是祖传的，乐谱据说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个绢制的乐谱传自明代。
平日里拿惯了锄头镰刀的手抚弄起古老的乐器，照样中规中矩，人似乎也变得优雅起来。他们弹奏的乐曲被称作“长安古乐”，长安古乐的演奏形式分座乐和行乐，座乐一般坐着演奏，演奏大套曲，行乐就是站着演奏或在行进中演奏，常会奏一些短而优美的乐曲。古乐使用的乐器有十几种，旋律由吹奏乐器表现，包括笛子、笙、筚篥等，打击乐器有鼓、锣等，而乐队的核心是鼓。
虽然这套古乐器代表的是古代宫廷中的高雅音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高雅渐渐走向民间，成为普通人平常的娱乐。今天的人们在观赏京剧的时候，一般看不到伴奏乐队，但从演员的唱腔中，人们就已经能感受到伴奏乐器的丰富表现力，无论是悲壮铿锵的情怀还是温柔哀怨的情调，乐队都能给予很好的烘托。
京剧伴奏乐队的队伍并不庞杂，一般只有七八个人，乐队由拉弦乐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组成，这是经过长期摸索后的合理搭配。具有歌唱性的悠扬多情的拉弦乐器，铿锵有力、表现节奏的打击乐器和擅长烘托气氛的吹奏乐器，配合在一起，可以演奏出多种风格的伴奏乐曲。
从宋元时期开始发展的中国戏曲艺术，到明清渐臻成熟，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乐器的发展轨迹。不少著名的中国民乐器都是在宋元之后逐步出现和成型的。
今天，在中国的乐坛上，有支融合了现代与传统风韵的乐队曾经在中国引起小小的轰动，女子们用传统乐器演奏出现代的旋律，她们手里拿着的乐器其实大部分并不产自中国本土，却最终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乐器。
不过，用这样的方式来演奏二胡，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可能有些难以接受。
二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犹如小提琴对于欧洲人的重要性，不过，很多中国人都并不了解，二胡实际上并不是中原的产物，二胡的前身叫“奚琴”，最早是隋、唐时代一个叫“奚”的部落发明的乐器。乔建中介绍说，奚是一个北方的少数民族，是一个部落，据说我们早期是没有这种弓弦类的乐器，一直到了唐代、宋代这才正式有记载，就是两根弦的这个二胡，从宋代正式有了记载，也是应该说是一个中外文化融合的一个产物。
经过多次的改造，到了元代，这类乐器基本成熟，一种新型的中国乐器——弓弦类乐器诞生了，它们的主要功用是为戏曲、说唱、歌舞伴奏和参与某些小型传统乐队的合奏。
明清以后，二胡家族逐渐扩大，出现了高胡、板胡、京胡等等品种，二胡终于坐上了中国民乐器的头把交椅。
明清时，中国民间乐器的队伍基本成熟了。
历经千年的吸收、创造、淘汰和更新，几类乐器成为中国音乐舞台上最主要的角色，后来按照演奏的方法，它们被分为四种类型，以二胡、京胡、高胡等为代表的拉弦乐器；以琴、琵琶、扬琴等为代表的弹拨乐器；以笛子、箫、笙、唢呐等为代表的吹管乐器；以堂鼓、铜鼓、排鼓、钹等为代表的打击乐器。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却是另一幅景象。气势磅礴的交响乐队正在逐渐形成，各种乐器和谐地演绎着越来越复杂的音乐，交响乐起源于宗教音乐，发自于人类对上帝的敬仰之情，因而充满了激情和戏剧性。
而中国的传统乐器仍旧沿着自己的轨道往前行进：
一只古埙可以把人带回遥远的过去，琵琶奏出的乐句描绘了春天的大江上月光荡漾的美好景象，二胡则最擅长抒发内心的哀怨和忧思……不同材质、不同音色的乐器，共同演绎着中国传统文化含蓄、温和的特有气质。
在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当中，始终保留着古已有之的独特的审美观，有着千年历史的琴乐，依旧是高雅生活的象征，从宋元直到明清，君王臣僚、文人墨客，都涉足琴乐活动，或附庸风雅，或寄托情怀。
有一把古琴是被个人收藏，据说是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用过的，琴的造型古朴简洁，浑厚圆润，在背面还刻着3个字“旌宾铁”，但究竟是什么含义，人们至今没有弄清楚。
各种各样传世的古琴有的是家族的祖传珍宝，有的则是皇宫的藏品，它们已经不再是普通的乐器，而成为珍贵的工艺品。
直到今天，古琴仍然在不断弹奏着古老的音调。它蕴涵着中国古代文人文化的高雅和深邃，散发出独特的忧郁和高贵气质，给生活在嘈杂之中的现代人带来了难得的沉思和宁静。
中国古代俑塑
从远古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认为，一个人死后依然要过着生前一模一样的生活，生前的奴仆和财富都应随葬墓中，供自己到阴间使用。在这种“事死如事生”的观念下，无情的殉葬制度出现了，并在中国的商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一种新的风尚出现了，人们把用泥土、木头或者石头制作的俑放置在墓葬中，作为人或动物的象征物品为主人陪葬。
兵马俑、汉代木塑
壮观的兵马俑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陪葬。
先秦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少俑，比如在湖北和湖南一带出土的木制的俑，它们看起来很像孩子们的玩具，形态小巧简单，装饰也不复杂，只是用彩色的颜料画出衣服、眉眼和嘴巴。
但是，到了秦始皇时代，俑的形象却突然出现了大转变。
在秦始皇陵几个规模庞大的陪葬坑里，埋葬的是象征性的军人和动物，这些俑身形高大，俑群气势磅礴。在中国史书的记载中，秦始皇是一个暴君，但是在结束殉葬制度方面，他却是身体力行的第一个君王。
在这个凝固的地下军团中，6000多个兵马俑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秦军军阵，排列在军阵最前面的是三排弩兵，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前锋，在军阵的最后面也有三排弩兵，是整个军阵的后卫，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极其经典的军阵范例，它进可以攻，攻击无坚不摧；退可以守，守卫固若金汤。
就在离秦始皇陵40公里的地方，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土堆，它就是仅仅比秦始皇陵晚建了100多年的汉阳陵，墓葬的主人是汉景帝刘启，他是西汉帝国的第四位皇帝，在位16年……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往往被视为残暴的化身，而汉景帝则被人们奉为仁慈的君主。那么，在他们死后的世界里还依然存在着这样的分野吗？
1990年，一支考古队开始对阳陵进行了地下挖掘。
当发掘一个从葬坑时，人们发现了一些散落在泥土里的陶俑头，旁边还凌乱地堆积着很多陶制的肢体，为修复这些残缺不全的陶俑，陶俑被运出坑穴送到了文物修复工作室。这样的陶俑似乎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约60厘米高，个个赤身裸体，皮肤被涂成橙红色，身上的所有器官，包括生殖器和肚脐眼儿都被细致而真实地雕刻出来了，奇怪的是，所有陶俑都没有双臂。
几个月后，考古队在另一个从葬坑里惊喜地发现了几百个武士陶俑。
在这次出土的一些陶俑的外表上，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铠甲或衣服痕迹。有了实物印证，人们终于弄清了裸体陶俑的来历，原来，在刚刚完工时，所有裸体陶俑的身上都穿着漂亮的衣服，披着威武的铠甲，手里还拿着铁制的微型兵器，所有骑兵的身下还有用木头精雕细刻的战马。陶俑胳膊上的圆孔，是用来装木质胳膊的，胳膊可以自如地扭转运动，很像现代的洋娃娃，由于年代久远，衣服和木头都腐朽了，所以只剩下了裸露的缺胳膊的身体。
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在武士的队伍中，居然还站立着一些健康美丽的女子，有的还是骑士，她们大部分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奇怪的是，在这些女兵中，也有几个长得特别丑陋，高耸的颧骨毁坏了面容，难道真的有这样长相的女人吗？有人猜测，她们可能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面貌上确实有些不太一样。
陶俑永久地保留了古人的形象，使得我们至今还能直接地面对祖先，感受他们曾经的喜怒哀乐，想象他们的人生故事。
对考古学家来说，他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阳陵陶俑的象征意义。毫无疑问，武士俑很有可能和秦始皇的兵马俑一样，象征着皇帝的军队，但放置武士陶俑的阳陵从葬坑却有着特别的排列秩序。和秦始皇的兵马俑相比，汉景帝的武士们要矮小得多，也没那么强壮和肃穆，整装待发的姿势更像是某种优雅的舞蹈动作。这一切，都和秦始皇的兵马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象征了景帝时代的祥和。
今天的陕西咸阳曾是西汉都城长安的所在地，至今还残留着古城墙的遗址，因此在咸阳一带，到处都能发现西汉时期的墓葬和文物。咸阳博物馆收藏了一批珍贵的西汉文物，这些文物出土在咸阳杨家湾的一座墓葬里，墓葬的主人可能是景帝时期的一位将军。
这座墓葬中最丰富的文物是一批兵马俑，他们也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由1965个步兵俑和588个骑兵俑组成。
他们神态肃穆，姿势紧张，虽然造型比较单一，但通过整齐的排列体现出一种群体的统一，让人感受到一种威严和纪律的力量，这些兵马俑无论在规模还是气势上都胜过了阳陵的兵马俑。难道这位将军比皇帝还要威严吗？实际上，阳陵的武士俑还只是保卫首都和皇帝的军队，而这批兵马俑才是西汉时期中央军队的真正代表，显示了汉军的实力。
骑兵俑和步兵俑被放置在不同的坑道中，体现出骑兵在汉代作为一个兵种的独立存在。史书记载，西汉骑兵经过初期的苦心经营，成为当时边防的重要力量。汉文帝期间对匈奴作战时，发动的骑兵力量可以达到10万以上。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在徐州狮子山一带也发现了一批陪葬的兵马俑。
批俑种类繁多，显示出丰富的内容，有博袖长袍的官员俑、拿着兵器的卫士俑，也有拖着发辫的士兵俑、抱着弩背着弓的甲士俑等等。
4000多件汉俑用写意的手法，将汉代军旅中士兵们的思想、神态和情感惟妙惟肖的刻画出来，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从制作工艺来看，这批俑的制作方法和楚地的俑十分相似，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这支完整的军队还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当年军阵的样式。
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木制的俑。这些俑延续了先秦时期木俑的特点，简洁自然，但是精致了许多，他们的主人是西汉早期一位侯爵的夫人辛追，和皇帝、将军不同，贵妇人讲究的是享受生活，所以她带进墓里的都是生前伺候她的仆人，她们中有的是彩绘俑，可能是比较下层的奴仆，有5个俑则代表着主人的小乐队，还有的俑是在木质胎体上穿着丝织品的衣服，她们可能是主人的贴身女仆，地位比较高，其中有一个绝色佳人最令人注目，一张精心修饰过的脸庞无限娇媚，嘴角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这尊木俑在荷兰展出时被誉为“东方维纳斯”。
那么，在皇帝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美女伺候呢？在汉景帝阳陵的封土堆附近，排列着19个坑穴，这些坑穴可能象征着皇宫里负责皇帝生活的机构，因此出土了一些特别的俑，有两个裸体的陶俑让人们吃了一惊，他们没有阴囊，但这不是工匠的粗心，而是刻意表现的，他们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太监形象，除了太监，皇帝的日常生活主要靠宫女来服侍，当年，她们身上穿着艳丽的衣服。
在人们的想象中，皇宫的生活富足奢侈，应有尽有，不过，2000多年前的富有概念和现代却有很大的不同。92米长的13号从葬坑就是皇帝的仓库，这里埋葬了近2000件动物陶俑，包括231件彩绘陶山羊、33头陶绵羊、456只颜色各异的陶狗和一些小乳猪，以及公鸡和母鸡。
女仆也一样表现出温顺的神情。她们身材窈窕，眉毛细长，大大的眼睛，面庞丰满，黑色的长发简单地笼在脑后，在底部挽一个结。彩色的绘画细致而真实地表现了她们的服饰和装扮，她们几乎没有佩带任何首饰，宽松的长裙从腰部紧缩，在底下散成喇叭状，恰到好处地勾勒出女性秀美的身材。外套并不华丽，只在领口和袖口有些装饰。
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瞬间：一匹正在急速奔跑的骏马，扬起的马蹄踢到了一只飞鸟，鸟儿在逃走的同时，还惊魂未定地回头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
马踏飞燕（青铜俑）
很少有人知道，这尊著名的青铜俑来自甘肃武威一个并不出名的古代墓葬。武威位于中国甘肃省的中部，距离首都北京2000多公里，汉代名将霍去病曾在此大破匈奴，故起名武威。1969年武威新鲜村的农民们在挖掘防空洞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地下世界：在由200多件金银玉器、陶器和铜器构成的文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99件车马铜器组成的车马仪仗队，这支队伍的最前方是一匹与众不同的马，高34.5厘米，长45厘米，领头马的身后，紧跟着17匹马和骑士，一共分三行，骑士们威风凛凛，手里拿着长戟。
在威武的骑兵后面是车队，车队的正中是一辆前导用的车，稍后是4辆豪华的轺车，车上有驾车的人，还有两个服侍主人的丫鬟。车前头站着8个人，从穿着上看，4个属于武官，4个属于文官，在他们的身背后发现了刻文，上面写着“张家的奴仆”。
车队后面是一组5匹马组成的队形。中间一匹马身材高大，器宇轩昂，应当是主人的坐骑，其他的4匹前后并列，护卫主人，是贴身卫士的从骑，队伍的后面还有一辆牛车，它是负责运输工作的。几十匹铜马各有各的姿态，十分生动，而所有的车辆做得就和真的一样，一些车的后门还可以开启。
显然这并不是用来作战的部队，而是象征着威严和尊荣的仪仗队。虽然对墓主的身份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但考古学家根据出土的几万枚古钱币，将墓葬年代确定为东汉末年。与秦朝和西汉时期的俑器相比，东汉时期的俑器在制作材料的选用上更加奢华，同时更加注重对局部场景和人事活动的描摹与再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因为在东汉时期，一些世家大族兴起，他们建立起规模宏大的庄园，拥有大量的依附农民和奴仆，生活十分奢侈，这种风习也带进到墓葬中，墓室越建越大，俑器也越来越丰富。
东汉的俑多小巧，但无不神采飞扬、生动活泼，虽然只是简单的捏塑，但人物的姿态、形象相当传神。汉代结束以后，表现世俗生活的俑虽然没有东汉时期的生动传神，但也别有一种风情。
奢侈安逸的风气不仅盛行在经济发达的中原一带，而且蔓延到东汉帝国的各个地区。成都是今天中国市井文化最为浓厚的城市，这里的人们喜欢品茶论道，悠闲享受的生活，但2000年前成都街头坊间的市井特色丝毫不逊于今天。
在成都天回山出土的说唱俑，高55厘米，说唱俑头戴小帽，右手高举鼓锤，左手还抱着一个大鼓，上身袒露，说唱之间不但眉飞色舞，粗短的右腿也情不自禁地翘了起来。在四川各地东汉时期的墓葬中，乐舞俑几乎处处可见，其中说唱俑又最为常见，夸张的动作，丰富的表情，这种诙谐、滑稽的说唱表演想必就是今天中国评书、相声的前身了。东汉的俑多小巧，但无不神采飞扬、生动活泼，虽然只是简单的捏塑，但人物的姿态、形象相当传神。
制作的工匠所关心的显然不是准确的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人物的神情和姿态。为了充分表达突出的特征，必须有所夸张变形，而这样的效果却更加具有艺术的感染力，给人留下了特殊而深刻的印象。
汉代结束以后，中国陷入了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之中，人们对生存尚且自顾不暇，显然就无法过多地关注死后的世界了，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汉代的厚葬风气被制止，取而代之的是比较节约的墓葬，俑的种类也因此变得少了一些，制作也不够讲究了。
这一时期表现世俗生活的俑虽然没有东汉时期的生动传神，但也别有一种风情。在东晋南朝的墓葬中，陶俑的旁边必定会有陶制牛车配组。当时马匹并不稀缺，为什么达官贵人们会钟情于牛车而舍弃马车呢？原来从魏到两晋，在上层社会形成了一个把持政府要职的士族集团，作为一个具有世袭特权的社会阶层，他们刻意追求散淡清虚的生活方式，不事劳作，结果这些士族子弟们“不堪行步，不堪寒暑”，慢悠悠的牛车自然就成了他们钟爱的代步工具了。
东晋时期的中国北方正处在战乱之中，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16个政权，互相征战，在这种氛围之下，北方墓葬中的俑器开始更多地体现出阳刚之气，仗剑俑在北朝的俑群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他们的装束与骑俑近似，有的腰间还挂着袋囊，很像是来自草原部落的武士。
骆驼俑的出现更是证明了长城以外的各个草原部落已经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各个民族间的融合和互动为以后中国长期分裂后的再次统一创造了契机。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
29年后，唐朝建立，中国迎来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新时代。
这尊彩绘俑出土在唐朝乾陵的陪葬墓。乾陵埋葬着中国历史上最为传奇的女性武则天，她是古代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有着不逊色于男人的决断和智慧。根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格外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她朝中的旗帜服色都带着一种新鲜的色调，所以，彩绘俑在这一时期的出现也许并不是一个偶然。
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彩绘俑的颜色已经剥落，只残留了少许的红色。当年，它们应该是色彩斑斓、十分夺目的。还有一些奇怪的动物长着人的身体，头部却是12种动物，它们就是中国人所熟悉的12个动物生肖。在唐代，中国的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水平，彩绘俑逐渐取代了相对简陋的陶俑。
彩绘俑是用瓷土作胎体的，胎体烧成后，用颜料描画出人物细节，甚至加上贴金工艺，但彩绘俑还不能充分代表唐代俑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唐三彩，在今天它们经常被当作珍贵礼物，用来赠送朋友。它们是唐代留给后人的一份丰厚的遗产。
唐三彩的烧制采用二次烧成法，是一种综合了陶器与瓷器特点的产品。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白色粘土制作成胎体，入窑烧制，随着温度的升高，自由流淌、幻化出很多人工不能控制的令人惊奇的图案，非常绚丽。
唐三彩的主要釉色有绿、赭、蓝三种颜色，所以叫“唐三彩”，据说唐三彩中呈蓝色的钴料是从波斯进口的，所以人们常说“三彩贵蓝”，其实三种釉色互相渗化，还能产生出许多别的颜色。
在唐代的许多墓葬里，人们相继发现了形形色色的彩绘俑和三彩俑，透过它们。唐三彩中还有各种生动的动物形象，而在所有动物中，马无疑是唐三彩的一种象征，这些三彩马俑大多数骨肉均匀，线型流畅，而且表现出了马的神气，马的胸肌突出，神态十分矫健，而有的马好像在饮水或者吃草，安逸放松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唐代艺术自由、奔放的特色。
唐代的侍女俑生动传神。一个侍女长得眉目俊秀，她举着双手，好像在低声诉说着什么，而另一个侍女神情安详，似乎正在静静地聆听……她们虽然是象征着殉葬的奴婢来侍奉墓主人的，但唐代的工匠们还是寄与了无限的同情和爱怜，赋予她们人间少女最美好的形象。
唐代的贵族妇女、唐三彩
唐代的贵族妇女却显得十分幸福和洒脱。有一具通体蓝色的俑描绘了一位妙龄女郎的风姿，有趣的是，她身上的服饰和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十分相像，说明当年日本人就是从唐朝传入了服饰文化。
唐三彩仕女
这些神态各异的俑生动地反映了唐朝女人的生活状态，她们大多穿着低胸袒领的衣服，不穿内衣，只披一件透明纱衣，不但将脖颈彻底暴露，而且连胸部也处于半掩半露的状态，坦然表现出对人体美的大胆追求。
众所周知，唐朝在女性审美标准上以丰腴为美，但实际上，这些乾陵陪葬墓里的俑身材适中，并不是很胖，这说明直到武则天统治时期，唐朝还没有特别追求女性的丰满。
一个女人改变了所有人的审美观念，她叫杨玉环，被唐玄宗宠爱封为贵妃，她是个丰满型的美女，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妖艳多姿，牢牢抓住了皇帝的心。社会风尚因此出现变化，女人开始追求丰满的体形和浓妆艳抹，造型夸张的眉毛，红红的胭脂和小嘴，华丽而直接，富贵而慵懒，透着一种享受生活的气息。
唐朝的胸襟并不是单单体现在对女性时尚的宽容上，它对于各种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得古老的中国文化得到发展的广阔空间。唐三彩中有不少骆驼的形象，显现出当年丝绸之路上繁忙的景象，驼队往西运的是丝绸、陶瓷，运回的是珠宝、香料、药材等。“胡化”构成了唐代文化最为鲜明的特点。
广泛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社会习俗，人们的娱乐方式也因此多了起来。在俑里有两个人骑着马飞奔，他们其实正在玩一种叫马球的游戏。
直到现在，唐朝仍旧是中国人不断怀念的精神家园。它的气势和魅力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成为永远的过去，曾经丰富多彩的古俑也因为唐朝历史的结束而消散了。到了宋代，民间丧葬习俗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焚烧纸明器的作法流行起来，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以俑随葬的传统，俑的制作急剧减少了。
但是，在西安出土的一个明代亲王的墓中，人们看到了一批精致小巧的俑器，由几百个墓俑组成了一支声势浩大的仪仗队，中间坐着的就是亲王本人，身旁是他的侍女，所有俑的容貌都很有个性，姿态也各不相同，有的谦恭地作揖，有的拿着笏，有的手里可能拿着木质的物件，他们都是亲王的官员和侍从。
这似乎是古俑作为丧葬的最后一抹余晖。
在明朝以后的岁月里，俑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虽然俑在形体上已经消亡，但它们的艺术灵魂却永远驻留了下来，这些栩栩如生的泥人同样向我们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人生故事……无论时代怎么更替，但泥土中蕴涵的生命光辉却永远不会改变。
中国古代陶器
天火赐给祖先美味的熟食，烤，是最早出现的烹饪，从此，中国人就开始了一场食不厌精的美食文化，不断研究出更多的炊煮方法和器具。时间推进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森林中有一堆篝火舔红了磊起的陶泥，泥土变得坚硬，一个中国人智慧的灵光闪过，和族人们一起捏起泥巴，犹如漫漫长夜开始黎明，中国人手中终于出现了第一个蒸煮、储存食物的器具——陶器。
在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镇，在夏收的季节里，农民们在田地里收获金黄的麦子，然后就把麦穗铺到公路上，借用过往的车辆作为脱粒的工具，看上去，这里和中国普通的农村景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这片农田的下面却沉睡着古代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大约5000到7000年前的先民们就曾经在这里生息繁衍着。
黄河流域不断沙洗出细腻的赤色泥土，红色从那时起就烙入中国人的血脉里，成为永恒的民族记忆，这里发掘出最早的红色陶器——泥质红陶和夹沙红赭陶。
尽管以后中国出现了不胜枚举的精美陶瓷，五彩瑰丽，但这一切都缘起于红陶。红色是血，是土地，是盛起宝贵食物的陶钵与陶罐，这些朴素的、沾着指纹的赤色陶罐依然能够唤起中国人深深的感动，这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忠诚并迷恋于红色。
在中国云南省的新平县土锅寨的花腰傣族，人们至今还不可思议地继续着祖先制作陶器的方法，他们先将陶泥搓成条，一圈圈地在一个泥饼上盘成容器的形状，然后再反复地敲打成型，晾干后再经过简单的烧制。
彩陶钵形鼎，是用来煮食物的炊具，工匠饶有兴趣地在口沿外勾出白色图案，描绘的大概是他工作时抬头看到的山峦，跳跃的图案，可见人们烹调食物的心情变得更加快乐，鲜花，雷电，渔网都一一再现，是中国人传唱的欢乐之歌，散发出活泼的生命气息。
一件八角星纹陶豆，用来盛放食物。用白彩绘出4个对称的八角星纹，表示四面八方，天地通泰。八角形含有天地无边的概念，表现出先人对世界的认识和对天地自然的敬仰，这个图形在很多器物上都出现过，是大汶口出土陶器的明显特点。
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材质上也出现了新品种，古人在不断地实践中发现了一种新的制陶原料——高岭土，用这种材料可以烧成质地坚硬、胎壁薄匀、色泽明丽的白色、黄色、粉红色细砂陶，也可统称为白陶。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从后期墓葬中出现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的情况来看，似乎也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人类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陶器的一个新贵在此间出现了，一只罕见的黑色薄胎磨光高柄杯是大汶口文化中的珍品，它高贵喑哑的身影以后再度出现在龙山文化中，之后又神秘消失。
黑陶的王者气质令人伫足，但同时期的兽形提梁器发出了另一个阶层的声音，让我们感受百姓生活的温暖。不难想象女人家提着陶猪，猪儿吐出清水来的模样，平实的快乐一路流淌出来。
河南，地处黄河中下游，因大部分在黄河以南，故称河南，向有中州、中原之称。地处河南省境内的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文化遗址之一。
仰韶村发现的钵（左上）、缸（右上）、罐（左下）、盆（右下）
河南渑池的仰韶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最著名的文化遗址之一。这里土地肥沃，阳光充足，人丁兴旺，自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现这处遗址以来，这里已陆续发掘出数量巨大的石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
仰韶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要数精美的彩陶，由于以彩绘陶器为特征的文化现象首先在仰韶村发现，故命名为“仰韶文化”，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有陶鼎、罐、碗、盆、钵、瓮、缸等，陶器上的装饰图案非常引人注目，从而使仰韶村遗址闻名中外。
仰韶文化是彩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出现早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仰韶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文化面貌与表现风格十分复杂，可分为半坡、史家、庙底沟、大河林、后岗等多种类型，其中以半坡、庙底沟、大河林最为著名。
甘肃与黄河有着不解之缘。马家窑人还是聪慧的技师，这些作品证明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纹线等纹饰，更是表现出他们娴熟的绘画技巧。
半山彩陶、马场彩陶
半山类型彩陶是马家窑类型的延续和发展，出现于公元前2500到2300年，在这些陶器设计中，不论是平面所能看到的器物腹部，还是站立起来所能看到的器物的肩部，都完美地用图案连接。静态中予以自然的动感，即突出了器物的端庄饱满，又富于节奏和韵律，这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工艺设计。
延续半山类型发展，马场类型的彩陶是黄河彩陶最灿烂最多产的季节，其器形之多图案之复杂、色彩之绚丽以及数量之多，都可谓登峰造极。
在北京的古陶艺术博物馆，马场彩陶中有一件舞蹈纹高颈壶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是一件马场类型的作品，陶壶正面的中间绘有一个跳舞的女神，伴舞的人伴随女神的左右，也许是伴舞者为了向女神表现他们的虔诚和崇拜，舞动的非常卖力和陶醉，肢体大幅度摆动，使人不难想象出原始先民们纵情狂欢的场面。
红山陶罐上粗糙的刻痕并不是对自然的描摹。据专家分析，这些刻在陶罐上的符号很可能是一篇原始的祭文，而万字形的符号在古人看来则代表田地和庄稼，用这种方式向天祭祀，以求得风调雨顺，农业有好的收成。目前考古学还存在另一种说法，认为这是一个天降陨石说，这种说法倾向于认为这是一个古代的历法图，这两种推理至今仍在求证之中。
1983年秋天，在红山文化遗址发掘中，牛河梁出土了一件罕见的陶制女神头像。她高度写实，形态逼真，脸形为方圆形，颧骨突起，双眼中镶嵌着两块经过抛光处理的青色玉片，她嘴角上翘，以特殊的笑容注视着5000年以后的人们。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代表。这里出土了中国最早的玉龙，中国文化中流传着众多关于龙的传说，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神，是兽，是祖宗，也是天子。
新石器时代中后期的红山文化，处于北方原始文化的高峰期，当时的手工业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制陶工匠们在夹砂陶器刻画出之字和更多的几何纹，渐渐创作和游戏的本能施放出来，他们制作出并非实用的玩具，线条简单却令人不禁莞尔。这不啻为人类艺术的童年。
这种陶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礼器，从色彩的鲜艳程度上可以看出，这些彩绘图案是陶器经过烧制之后再画上去的，当时拿彩色的天然矿物质颜料进行彩绘，边沿处还镶嵌了贝壳作为装饰，虽然出现年代是距今3500到4200年，但是艳丽的颜色依然穿透时空，传达着古人强烈的审美追求。从这些彩绘陶礼器上面的纹饰来说，我们发现这些纹饰主体纹饰是以各种云纹、雷纹、饕餮纹组成的，而这些纹饰都是商周青铜器上最常见的纹饰。
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它不仅改变了先民的生活习惯，还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艺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文明已经进入了一个空前发展的时期，随着制陶技术的不断提高，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生产在父系氏族社会的龙山文化时期发展到顶峰，当时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还是在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龙山文化以黑、白、灰陶器为主要文化特征，其惊人之处在于出土的这些黑陶，黑陶造型精美，考古学家用“黑如漆，薄如纸，声如磬”来形容它。
几千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见过黑色的陶器，更没有想过能够制造出来，那么古人是掌握了什么尖端的技术？制造黑陶的秘密又在哪里呢？
中国的研究者发现，黑陶上的黑色是不均匀的，这一点引起了研究者的猜测，会不会是在烧窑的过程中熏染上去的，他们开始了试验，点燃柴草以后把火灭掉，依靠柴草的浓烟来熏染这些陶器，结果出来了，他们烧制出了龙山文化一模一样的黑陶，这种烧制黑陶的方法就是人们所说的“熏烟渗碳法”。
黑陶镂空高脚杯
在山东日照博物馆，陈列着一只造型优美的蛋壳镂孔黑陶高柄杯，这只出自4000年前的陶杯，是日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龙山黑陶的经典之作。
几乎在同一时期，在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另一支重要文化——良渚文化中同样出现了黑陶，由于打磨工艺格外精细，贵族一般的黑陶成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散发着低调的张扬。
龙山文化中，除了代表性的黑陶，陶器家族异常庞大而丰富，包含了以后历代生活用品的所有种类，陶圭既是一种炊具也是一种温酒的器物，在龙山文化中最为常见，陶圭的三个袋足，能够增大火焰的接触面，易于充分利用热能，专家还认为它是生殖崇拜的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圭的带足形状很像羊乳。
东夷民族以凤为祖图腾，繁衍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陶圭是东夷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陶圭上部很像一个鸟嘴的形状，盖子又很接近鸟的冠，把手看起来又非常像一个抽象的变形的鸟尾，在陶圭的腹部或者颈部经常会有一些旋纹，这些旋纹又很像鸟的翅膀。这些特征都证明了东夷民族崇尚鸟的风俗。
有一件陶铃，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人们猜测它是一件乐器，最早的乐器起源于原始的巫术，当时只有巫人才能拥有使用乐器的权力。在中国的河姆渡遗址也曾发现过距今5000年前的吹奏乐器古笛，在中原地区我们还发现距今4700年前的陶埙，在日照市羚羊河遗址还发现了陶号。陶铃与别的乐器不一样，它是手摇的乐器，在此之前发现的都是吹奏的乐器，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也是乐器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到了汉代，陶器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绿釉陶器的出现。绿釉陶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作为生活用器出现在北方中原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器的器形和制作出现的多样化向我们展现出汉朝的人们，在战后向往平静安逸生活的图景，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釉陶的生产日益增加，到东汉达到顶峰。
汉代釉陶中的珍品莫过于铅绿釉陶器，古玩行称为“银釉”、“银裹”。在古代就有“汉器普品十件不抵银釉一件”的说法，可见其珍稀与贵重。铅釉陶也称绿釉，这种陶器表面的釉是低温烧成的绿釉，这种绿釉由于含铅量很高，有的经过长时期掩埋在墓葬里，里面的铅从釉的表面溢出，变成了银白色，这种釉色就是人们所说的银釉。
唐三彩是唐代出现的一种铅釉陶器，它以绚烂的色彩优美的造型为世人所惊叹，人们折服于它的流光异彩。在唐三彩中最为常见的是马的造型，马的造型也是唐三彩中表现最为成功的题材，唐人爱马，当时的养马业十分发达，培育出许多优良的品种，这种对马的喜爱，也为唐代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素材。陆明华介绍说，据史书记载，在唐代的长安城里，当时马匹是非常多的，另外长安城作为中国通往世界的一个窗口，它是一个大都会，丝绸之路那个时候通过这条路，大量的中国的丝绸、陶器、茶叶和其他的物品运往外部世界，所以，马和骆驼在那个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骆驼作为沙漠之舟，很多运输任务都是由它来担任，所以在唐三彩中间出现了大量的骆驼和马。
相传唐三彩来自西域，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中国人从波斯将唐三彩所用的钴等原料运往大唐，烧制三彩陶瓷。花红柳绿，再加上一味白，热闹又不失雅致，正是盛世帝国的偏爱。其实，三彩不过是虚指，实则五彩缤纷，但又不单单靠色多而取胜，巧妙的是施釉的工艺，匠人更像是艺术家，让釉色流淌交融，用的完全是国画中晕染和泼墨手法，染得微妙，泼得潇洒，花团锦簇，一派盛世气象。
唐三彩中各种绚丽的釉色，是由于不同金属之间在烧制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铜元素呈现绿色，铁元素呈现黄色，锰元素呈现紫色，古元素呈现的是蓝色。
唐三彩器类包罗万象，大致可分三大类：人物俑，日用器皿和居室用具无不包括。人物俑有男有女，有文官、力士、有武士俑，有乐舞俑，还有高鼻卷发的胡人俑。动物俑中以骆驼传世最多，还有牛、马、狮、虎及镇墓兽等无不涉及。可以这样说，唐三彩的内容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种类比任何一个朝代都更为丰富。
骆驼载乐俑，把1000多年前唐代乐舞的绚丽风采，重现于我们眼前，从这些吹拉弹唱的乐手身上，人们似乎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带着异国风情的唐代乐舞的魅力。
三彩双鱼瓶通体施黄、绿、赭三彩，这种双鱼瓶流行于唐代。在古代双鱼象征生殖崇拜，渴望通过崇拜鱼的生殖能力，产生一种功能的转化效应，并且应运诞生了一种祭祀礼仪——鱼祭，用于祈求人口繁盛。女性们在举行仪式后，还要食鱼，以为吃鱼下肚，便可以获得鱼一样的旺盛的繁衍能力。
长期的制陶经验，使古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才能使陶器的器壁光洁，如何提高烧制后的硬度，使其经久耐用。陶器的发展在经历了简单的刻画、捏塑、彩绘、打磨和抛光技术后，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更好的制作方法，用瓷土作原料，用高达1200度的温度烧制，这个发明无疑是伟大的，因为用这种方法烧成的器物质地坚硬而不渗水，表面透明而有光泽，而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结果，就是用这种方法烧出的不是陶而是原始的瓷器。
原始瓷
中国原始瓷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青铜时代，而青瓷的烧制成功，开始于我国东汉时期，在这个时期大量出现的原始青瓷，为我们展现了汉代烧制工艺的逐步成熟，在东汉中晚期终于成功烧制出胎壁均匀、釉色稳定的瓷器，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过渡，使中国成为发明瓷器和最早生产瓷器的国家。
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明，到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明到良渚文化，人们发现中华文明的发展是呈多元化的，从河姆渡时期的泥条盘筑陶器到龙山文化精美的蛋壳黑陶，从汉代的气质高贵的铅绿釉陶到唐代流光溢彩的唐三彩，人们发现，在古文明不断被发现的今天，陶器总是最先向今人诉说着祖先闪光的生活智慧和中华历史的沧桑变迁。
在中国典籍中，中华文明一向被形容为“上下五千年”，而仅存的文字记载也只能够将中国文明史上溯到4000年前，随着古陶器的不断被发现，它好比一把开启文明的钥匙，将我们的视线从现代的车水马龙带向更遥远的时代，古陶证实了中国确实拥有超过5000年的文明史。
中国古代兵器（上集）
人们在考古挖掘中，发现了一具成年男子的尸骨，距今有五、六千年，他的致命伤在股骨内，一枚骨镞嵌在里面……
人们可以想见战场上的一幕：在一场原始的残酷战争中，这个人也许被强敌追杀，返身逃跑，身后的敌人用弓射出一支骨镞，他中箭倒在了地上，慢慢地死去了。
弓箭已经不再只针对狩猎的动物，开始用作杀人的兵器。
作为狩猎工具，最古老的弓箭出现的年代已超过了3万年。弓箭是远古时期一项重要的发明，使得以狩猎和畜牧经济为主的原始民族，可以有效地获得猎物。经过上万年的漫长岁月，弓箭得到了很大改进，到新石器时代，箭镞从粗糙的打制石镞进步为便于大量制作的骨镞，之后，又逐步采用更加坚硬锐利的磨制石镞。
杀人于远距离之外，显然比近身格斗更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但是，原始弓箭还比较简陋，无法有效地阻止敌人逼近，原始格斗兵器的产生就成为必然了。人们用石头、兽骨做成尖头，绑在木棒的前端，这就是矛。石斧本来和弓箭一样，也是人们在劳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后来，出现了一种形制比较特殊的石斧，刃部比斧体要宽，而且磨成圆弧形，显然这种石斧并不适于砍伐树木或者开荒种地，这种特殊的石斧叫石钺。
钺
用于战斗的石钺制作得日益精致，起初选用最坚硬的石材，然后出现了玉质的钺。玉钺不仅坚硬锋锐，而且色泽美丽，出土于浙江的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里的一把玉钺上面，刻着神秘的徽记，仿佛是一个怪兽的头部，钺柄的两端还装有玉质的精美饰件，表现出原始的神秘和力量。
这些玉钺都是在身份较高的军事首领或者巫师的墓中发现的，是权威和地位的象征。钺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中国的商代，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青铜文明时代，青铜成为最高贵和最贵重的金属，钺也就更多地用青铜来制造了。
有一把商代的青铜钺，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一个贵族墓葬中，它们外形扁平，上面雕刻着各种装饰纹路，于冷酷中展示出一种神秘的美感。有一件龙纹铜钺重8.5公斤，一件虎纹铜钺则重9公斤，看来，它们的主人是位体格强壮的将军，但铜钺上的铭文却让后人有些惊讶，上面清晰地刻着“妇好”两个字，显然是一位女性的名字。
在甲骨卜辞中，人们发现了妇好的详细资料，原来她是商王武丁的一位嫔妃，同时也是商王朝的女将军，她曾经担任过商军先头部队的统帅，统兵13000人，为商王朝建立了不朽的战功。女将军把生前钟爱的武器带到了死后的世界，妇好墓一共出土了近200件青铜兵器，代表了商代青铜兵器的最高水平。
当年，它们是商王朝军队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从商代到周代，再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兵器一直是中国战场上的主角，而兵器的性能和铸造技艺也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不断发展，在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王墓葬中，人们能清晰地看到兵器工艺的进步。
这是一个被称为古代乐器博物馆的墓葬，很多人并不知道，曾侯乙墓同时还是古代兵器的博物馆。
在春秋战国时代，曾国只是个附庸于楚国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国，但是和妇好墓相比，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兵器，无论是种类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兵器已经大规模地在一般军队中使用。
当时最重要的远射兵器仍旧是古老的弓箭，但工艺方面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曾侯乙墓出土的弓箭木制的弓体已经腐烂，但青铜箭镞却保存完好，一共有4500多支，这批箭镞出土时仍然异常锋利，可以轻易地割裂一叠信纸，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青铜中合金配比的成分，使得青铜器具有相当高的硬度和韧性。
在出土的兵器中，有一些是曾侯乙本人用过的，在一件戈上清晰地刻着6个字：“曾侯乙之寝戈”，出土时就放在墓主人的棺材旁，应该是近卫武士拿的武器，这些文字是用错金技艺镌刻的，出土时仍然闪闪发光。
戈、戟、殳
戈曾经是中国远古战场上最主要的兵器之一，它的使用方法是用下刃钩砍对方。杨泓研究员认为，这种兵器的出现很可能跟镰有关系，因为戈的基本的形制和使用方法和镰刀比较接近。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民族用镰刀作战呢，在西方的波斯战争的历史里面，波斯大军里有的民族真是拿大镰刀来作战的。
远古传下来的古老兵器矛，仍旧是最常用的兵器之一，它是一种刺杀性武器。矛和戈合在一起，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武器，叫戟，集合了刺杀和钩砍的功能，在战国和汉代，这种兵器的数量成为一个国家武装力量强弱的标志，而一种集合了三个戈和一个矛为一体的多戈戟，则是在曾侯乙墓中首次发现的。
无论是戈、矛还是戟，都要装在一个比较长的木柄上，武器的长度一般超过了1米，因此，这类兵器叫长兵器，长兵器曾经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军队的常备武器。
还有一种长兵器叫“殳”，前面是一个带刃的像矛一样的头，后面装有刺球，这种兵器在历代典籍里有过记载，但长期以来人们都搞不清它的具体模样。曾侯乙墓出土的殳终于让人们了解了这类兵器，让人吃惊的是，殳的杆长一般都超过3米，实际上，曾侯乙墓的很多兵器都相当长，似乎不太便于使用。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古兵器选择了看似不太实用的种类呢？专家认为，这些兵器的使用和当时盛行的一种战争形式有关。上海博物馆青铜馆主任周亚认为，有了战争以后，双方的距离拉大了，所以长兵器可能就有了比较多的发展。
车战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在曾侯乙墓出土了这样一件物品，头是尖的，很像矛，实际上它是战车的一个部件，作战时，它被安在战车的轴头上，一方面巩固战车的车轴，另一方面用来杀伤靠近战车的敌军。在距离曾侯乙墓800多公里远的河南省，一个考古年代更早的古墓葬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
1989年12月，河南省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接到有人盗墓的举报，他们马上派出警力，秘密展开调查，3个月后，为配合案件的侦破工作，考古人员开始对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
后来证实，这里是公元前8世纪到7世纪左右的一个诸侯国虢国的家族墓地。虢国墓地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8座车马坑和3座马坑，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最大的车马坑群。
随葬车马坑是贵族的特权，随葬车马的数量也因身份地位的高低而有所差别，最大的二号车马坑里埋葬了19辆车和38匹马，最小的只有一辆车和2匹马。所有的马都是杀死后被整齐地摆放在坑里的，车马坑里还有不少狗的骨头，从它们的形态上看，都是被残忍地活埋的，有人说，这是中国最早的军犬。
现在人们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古代战车，是考古学家根据木头腐烂后残留的痕迹，一点点地清理出战车的各个细节复制出来的，在车马坑遗迹中，人们了解到了很多关于古代车战的情形。
战车
当时的战车一般有一个驭手，还有一个或两个作战的将士，装备的兵器有弓箭和弩等远射兵器，还有矛、戈、戟等搏杀兵器，同时，战车作战时还有步兵配合，叫徒兵。
伟大的诗人屈原曾经描述了大型车战的场面：
手里拿着锋利的戈，身上披着用犀牛皮做的盔甲，敌我双方的战车纵横交错，刀剑砍杀，车战进行时，双方的战车从阵地两边向对方靠拢，距离比较远的时候，双方军士用弓、弩等远射兵器射杀对方。等战车靠近时，驾驶战车的驭手要用非常高超的驾驭技术把战车横过来，两辆战车交错的同时，双方士兵站在战车上，用长杆兵器互相搏杀。
车战作为作战形式是在商代晚期出现的，西周时开始使用4匹马拉的驷马战车，在战场上显示出了威力。到东周时，驷马战车成为各诸侯国军队的标准装备，，战车的数量是一国军力大小的标志大规模的车战，往往有几百辆战车，乃至上千辆战车参战。不过，那时的战车虽然气派很大，却也有着很多弱点，笨重的车身，运转十分不便利，在地形复杂的地方，就更无法施展身手。
而且，实际上的车战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激烈，恰恰相反，是相当克制和礼貌的。
在江河密布的中国南方，战争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太一样，虽然车战也被广泛使用，但另一种战争形式也同样重要，这就是水战。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吴越等南方各国日渐强大，建立起了水军，战斗用的船只出现了，最早的战船主要用桨划行，有时辅以风帆。其中最大的长可达24米，配有战斗员41人，桨手50人。
到了西汉年间，水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与“车骑步兵”并列的程度，汉武帝曾发动过20余万的水军。
西汉时期中国战船的性能已逐步赶上和超过了当时的地中海国家，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15世纪中期。后来，在三国的赤壁之战中，水军的对决成为战争的关键，不熟悉水战的曹操军团被南方水兵打得落花流水，据说当时吴国水军拥有5000艘战船，大型的楼船有5层楼高，可以运载士兵多达3000名。
三国时，中国出现了较为先进的风帆战船，以风帆为主要动力，并辅以桨橹，与桨帆战船相比，风帆战船的排水量、航海性能和远洋作战能力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曾七下西洋，他所乘坐的最大的“宝”船长约137米、宽约56米，有9桅12帆，装有多门火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帆海船。
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诸侯王促使了中国古代骑兵的诞生，到西汉时期，战车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灵巧的骑兵成为战场上的英雄。
在甘肃玉门关附近，至今保留着一处古老的遗迹，这就是著名的汉长城遗址。实际上，修筑长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长城以北是游牧民族的家园，彪悍勇猛的游牧民族经常骑着马冲进城市抢掠，如何阻挡游牧民族曾经是华夏民族一个非常严峻的任务。
中国古代兵器的某些关键性演进，在某种意义上，是游牧民族的威胁促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