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犀牛角沿袭了明代雕制酒杯的传统，但清代工匠进一步利用犀角浑厚苍深的色质，制作出仿古铜器的造型和花纹，故宫博物院院藏犀角雕螭杯、犀角雕爵、犀角雕四角鼎，精巧别致，古色古香，是乾隆时期仿古风尚的体现。
翠绿的树林为人类营造了生命的居所，它给人类带来数不尽的好处，中国人把木看作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之一。被砍伐的木头，作为一种植物已失去了生命的存在，但木雕作为艺术品，却找到了新的存在形式，中国人将木头温和与纯朴的品质，尽量地体现和保存下来，并赋予了新的生命。
中国的木雕艺术己有7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在距今2000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木雕工匠们就已经可以雕刻造型优美的立体圆雕和平面通雕了。
中国的木雕流派众多，而最负盛名的是东阳木雕。
东阳木雕
浙江东阳，一座清净古老的小城号称“雕花之乡”，是中国名雕东阳木雕的故乡。传说东阳民间经常举行木雕比赛，技艺精湛的，就给予“木雕皇帝”、“木雕宰相”、“木雕状元”的称号。
到了东阳，就不能不到卢宅，这座800年的老宅子浓缩了东阳木雕的精粹。卢宅的主人雅溪卢氏，在明清两代家世显赫，是江南的望族。卢宅最繁盛时占地500余亩，房屋数千，院落连片，聚族而居的人超过万人，而最令人着迷的是卢宅建筑上随处可见、精美绝伦的木雕。
卢宅的第一道门被称为捷报门，建于明景泰年间，据说在房子落成那一年，卢家的公子中了举人因此得名。捷报门木雕具有典型的明代木雕风格，线条简洁古朴，以黑色调装饰为主，大多为一些简单的纹样图案，十分素雅。中国传统木雕画面的设计和传统的中国画构图一脉相通，一个平面上可以展现出各种层次，图案的装饰性也很强，给人以琳琅满目、丰富驳杂的审美享受。
卢宅中的淳叙堂建于清代，从建筑的上楞、斗拱、梁织等处都饰有深雕，门窗堂板饰以浅雕，窗格栏杆饰以楼空雕，其中难度最大的是俗称牛腿上的多层雕刻，人物神态自然，花鸟活泼动人，神将形象威严，栩栩如生。
卢宅的肃雍堂，俨然是一座民间的故宫，在一片不起眼的隔扇裙板上，就可以看到多种浮雕透雕，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鸟，无不雕工精细，形态传神。
也许是水乡赋予了这方土地特有的气质，江南人的温和细腻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情趣。
江苏省嘉定是一座秀丽的江南小镇。它的历史和东阳有几分相似，都因为拥有能工巧匠而出名，但和喜欢木头的东阳人不同，嘉定人偏爱的是另一种植物。
竹雕笔筒
竹子质地温和，比木头更便于造型，因此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南方的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器物材质，渐渐地，它们在工匠的创造中，也和木头一样具有了艺术的气质。
竹雕和木雕都是中国古代雕刻中的一个重要门类。
考古发掘发现，中国早在西夏就有了使用竹材制作的用具。
在嘉定的竹雕工匠中，明代出现了几个代表人物，他们被后人称颂为“朱氏三杰”——朱鹤（号松邻）和他的儿子朱缨（号小松）、孙子朱稚征（号三松），朱鹤的祖孙三代提出：“竹刻如果不进行深刻透雕那不叫雕刻”，这种以“深刻和透雕”为主的竹雕艺术，史称嘉定派。
今天人们能见到的只有“朱氏三杰”的第一代大师朱鹤传世的一只笔筒，上雕老松、仙鹤，巧合的是这件器物暗含了大师的名与称号“朱鹤”，号“松邻”，鹤与松确实是近邻，松鹤延年自古表达福寿齐天的祝福，这只物件恰又是作者送给朋友祝寿的礼物。
笔筒看上去充满了感情，雕工扎实稳重，每一刀都出自一双一丝不苟、有力自信的手，每一道刻痕显然都经过了成熟的考虑，利用了竹根每一处自然的形态，起伏转承，那双手所做的不是去雕凿，倒更像是灵性的呼唤。
明代的竹木雕刻技艺日渐成熟，并且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一个八仙过海笔筒显然不是嘉定派的作品，它是在一枝树根上雕刻而成的。海潮汹涌，浓厚的云气卷着削壁，人物和海浪动静衬托，格外生色，这件传世精品的作者叫濮仲谦，是明朝时的金陵人，他创立的雕刻风格被称为金陵派。
和厚重稳健的嘉定派不同，濮仲谦的竹木雕刻作品别具一股超脱的灵气，通常以浅浮雕为主，最喜欢用盘根错节的树根和竹根，根据自然的形状和特征，用简洁的刀法，略施雕凿，自然成器。
在整个明代，嘉定派和金陵派，一南一北，统治着中国的竹雕世界。明代结束后，中国进入到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清王朝，社会习俗有了微妙的变化，从皇室到士大夫，开始欣赏细腻高雅的生活方式，竹木雕刻的特点正好适合文人文化的审美趣味，它们来自于自然，却又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许多文房用具和小型雕刻作品都是当时文人鉴赏和把玩的精品。
在清代的扬州城里，住着一位才子，他就是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
郑板桥对竹子的偏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笔下，竹子获得了美好的形象和高尚的品性。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板桥结识了一位普通的竹刻工匠，叫潘西凤，从此，这扬州城里的一老一少，常会聚到一块，当街摆摊，一个是给人画竹，一个是给人刻竹，两人都为后世留下了关于竹子的艺术珍品。
康熙年间，嘉定涌现出了几个竹雕天才，其中的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三兄弟号称“三鼎足”。
由于封锡禄和封锡璋兄弟技艺精绝，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被招入宫，以竹艺在清宫养心殿服务，这是竹刻艺人服务宫廷之始。
封氏兄弟在竹雕艺术上的独到创造是立体圆雕，这种技法以圆雕和透雕技法为主，大多取竹根为材，根据竹根的自然形状进行构思和设计。
由封锡禄完成的一件竹根圆雕罗汉像，是中国竹刻史上一件不朽的珍品，在封锡禄看来，罗汉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困了照样要打哈欠，就是这个打哈欠的模样，才拉近了佛与人的距离。
与弟弟封锡禄相比，哥哥封锡爵则更擅长使用圆雕中的毛刻手法，在一件白菜笔筒上，白菜枝干劲挺，叶片重叠皱卷，筋脉凹凸隐现，以及根须溢出土层等细节，被刻画的精细入微。
虽然封氏兄弟的技艺成为皇宫秘诀，但嘉定民间仍旧人才辈出。
雍乾时期，嘉定又出了一个叫周颢的刻竹名家，传说他有一副美须，又自号“髯痴”，他在朱氏刻竹的基础上，更出新意，一变前法，以浅浮雕和平刻为主，不借画稿，以刀代笔直接在竹筒和竹片上刻山水、树石、丛竹，创造出凸凹皴法。
周颢对书画的高超造诣直接运用到刻竹艺术上，用刀痕再现笔墨意趣，刀法秀丽挺劲，这种独到的以竹为纸，运刀作画的手法自此流传。
竹雕自乾隆、嘉庆之后，风格从繁漪多姿变为平浅单一，镂空雕法与圆雕技法不再普遍使用，盛行的是浅浮雕和阳文平刻，不再强调造型和立体感。竹刻的图案和题材大部分直接取自名家的画稿，有的雕刻家本身就是画家，名画与名刻相得益彰。
到了晚清时节，一种曾经不入主流的竹雕艺术却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特别的作品叫留青竹刻，是利用竹子坚硬的表皮和竹肌不同的色差，以中国画的笔墨意趣为基础，在竹皮上采用多留、少留和不留的技巧，刻画出笔墨的干湿浓淡，表现出很强的立体感。而令人感到奇妙的是，留青作品刻成的年代越久远，竹皮和竹肌的色差就越大，层次也越丰富。
留青技法的始创人张希黄的传世佳作在竹皮上雕刻立体的界画，楼前有树，树前有石；楼后有山，山中流云，而房前的树枝子还要随风伸进窗棂。一切不过是发生在数毫米的方寸之间。
张希黄的留青技法，既简单而又能随意表现中国画的笔墨意境，因此慢慢地兴旺起来，在民国时期又成为新的主流，而沿袭了这一风格的大家当属常州人徐素白和他的儿子当今留青大师徐秉方。
留青竹雕成为中国传统竹雕技艺的最后闪光。竹木牙角雕在经历了明清时期的富丽绚烂之后，终于归于平浅单一，但那些曾经的辉煌却永久地印刻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世界宝库里。
中国古代织绣
宋朝刺绣
对于古代欧洲而言，中国无疑是一个神秘的国度。相传这个神秘国家的居民，可以从树叶上采下非常幼细的“羊毛”，并且用它营造出多彩灿烂的梦一般的空间。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人独特的织造工艺成为无数西方人趋之若鹜的不解谜题。在东方，这种能够吐丝的小虫，更是备受民间推崇，人们把它奉为蚕神。
相传四千多年前，中国有一位名叫黄帝的部落首领，他率部众统一了四方。在举行天下会盟的庆功会时，一位美丽的姑娘从天而降，手中捧着一束金色的蚕丝。黄帝命人把蚕丝织成轻软如云的绢绸，这美丽的织物被制成黄帝的王冠和袍服，黄帝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神。这就是历史上蚕神献丝的故事。
中国是蚕丝的故乡，也是丝织刺绣的发源地。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距今五千年的良渚、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都发现了织布的原始工具，也发现了麻的织物残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了原始的织造生产。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人们领略了中国古代织绣工艺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辛追夫人是一位讲究穿着打扮的贵妇，她的随葬品中一共有100多件丝织品和衣物，丝绸、刺绣、织锦应有尽有，包括各式各样的袍子、衣服、鞋子，还有手套和袜子，所有日常用品都没落下。有人甚至把它称作“古老的时装秀”。辛追留下的丝绸织物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中国古代织绣的珍贵史料。人们吃惊于两千多年前人类的创造，中国人在丝织业方面的智慧尤其让世界感到惊讶。
这件素纱禅衣以轻薄带孔的纱为原料，整体结构精密细致，透明如同蝉翼，只有48克重，如果去掉领口和袖口的镶边，就只剩下25克重了。据说折叠起来，可以装进一个普通的火柴盒子里。而之所以能够达到如此轻薄，完全依赖于蚕丝纤度的匀细，蚕丝纤细轻薄的程度甚至要超过今天机器工业条件下生产出的高级乔其纱，丝线的纤度仅仅只有现代丝绸的一半。
你看这个素纱褝衣，不到一两重一件衣服，就说明它这个丝又细又匀，非常匀称，质量相当高。
这是在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菱纹信期绣”，流云，花卉，茱萸纹以及满布幅面的变形长尾小鸟组成了图案的全部。专家认为，这种变形的长尾小鸟就是燕子，因为燕子是一种定期秋季南迁，春季北归的候鸟，所以当时的人们把这种刺绣纹样称作“信期绣”。信期绣在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绣品中占据了大多数，细密的线条透射出一种瑰丽奇特的梦幻效果，秉承了楚地文化中一贯崇尚神鬼，追求神秘境界的艺术色彩。
乘云绣，整个幅面上以各色丝线刺绣出流云，卷云，如意云，翅云，爪云等形态各异的云纹，线条流转，动感强烈，在这些复杂缭乱的云雾中，还偶尔显露出伸出头部的神兽，神兽一只眼睛暴张，造型颇为奇特，乘云绣的名称由来，似乎取的便是神兽乘云升腾飞翔的意思。
这是长寿绣，它的图案由花蕾，叶瓣以及云纹组成，学者们推测，这些意象应该象征着长寿，所以古人将之命名为长寿绣。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些花蕾，叶瓣应该是一种叫做茱萸的作物，史书记载，汉代人对茱萸颇为推崇，认为佩戴茱萸可以驱邪避难。
遥远的上古时期，先人就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动物活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作物器具绘在服饰上，形成最初的刺绣图案。
1982年1月，中国南部的湖北省荆州市，考古工作者在马山镇发掘出一座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战国楚墓。古墓中的发现简直让所有考古学者都欣喜若狂，这里不仅出土了后来闻名世界的越王勾践剑，还完整保存了35件迄今所见世界上时代最早、保存最好的丝织物。
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传世最早的刺绣实物。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岁月，这一幅幅精美的织绣作品，看上去依然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图案中龙游凤舞，猛虎瑞兽，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当时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
龙具有喜水、好飞、通天、善变、灵异、征瑞、兆祸、示威等神性；凤具有喜火、向阳、秉德、兆瑞、崇高、尚洁、示美、喻情等神性。神性的互补和对应，使龙和凤走到了一起：一个是众兽之君，一个是百鸟之王；一个变化飞腾而灵异，一个高雅美善而祥瑞；两者之间的美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建立起来，便"龙飞凤舞"、"龙凤呈祥"了。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自命为“真龙天子”,认为自己受命于天,驾临人世,统治众生,于是在服饰上大量使用传说中的神兽“龙”的形象 ,以示君临天下,唯我独尊。帝王们自称为龙，按照龙凤的对应关系，帝后妃嫔们就开始称凤比凤了。所以龙凤图案慢慢成为皇家服饰上专有的图案了。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织锦中最高贵的是“南京云锦”，因为云锦外观富丽华贵、色彩绚烂如云霞而得名。这种精美的织造技艺，从它诞生之初，似乎就注定它将成为皇家的宠儿。古代帝王们的服饰,大部分就是用这种光彩夺目的南京云锦缝制而成的。
龙作为皇家的象征，在封建社会中一直流传下来。清代这样规定，龙袍只限于皇帝、皇子只能穿龙褂，亲王郡王虽然也用龙纹，但是龙纹图案安排与皇帝的龙袍有着严格的区别，而亲王郡王以下的贝子等其它贵族则只能使用蟒纹，蟒外形酷似龙,但是比龙少一爪,一爪之差，身份迥异了。
龙纹
在中国封建社会，美丽华贵的织绣品日益成为标志身份地位的某种象征。根据记载，唐代玄宗年间那位曾经“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美人杨贵妃，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在当时的宫廷中，仅仅为杨贵妃一人织造锦缎、刺绣衣裙的工人，就多达七百人。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力最为强盛的一个朝代，这一点，从流传下来的唐代织绣品中也可以充分体现出来。
1981年，当考古人员打开陕西法门寺地宫的大门时，发现地面上堆积着无数的丝织品。而在一个白藤箱中发现的已经粘成一堆的丝绸服装，更让人们兴奋不已。虽然经过千年岁月的侵蚀，丝织品都已成为褐红色，但从隐约可见的图案和缜密的经纬纹路中，仍能看到中国古代丝绸的华贵与精美。
这是当时发现的“武后绣裙”，它的主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当时还是高宗的皇后，而这腰绣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件武则天的遗物。
久负盛名的中国丝绸通过丝绸之路，传送到遥远的欧洲，给西方人带去了美丽、尊贵与荣耀。而中国丝绸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唐代。
织绣作为中国一门特有的工艺，在三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得到了普及，“男耕女织”更是成为封建社会百姓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而织绣最终也由最初简单的实用目的，经过无数人的实践尝试，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
在今天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内，除了收藏有那些备受瞩目的刺绣精品之外，也有这样一些不怎么起眼，但是却充满生活情趣的刺绣小品。荷包，香袋，钱袋，汗巾等等。这些小件绣品，多出自女性之手，当姑娘们为意中人绣制这些绣品时，自然会把情感寄寓其中，使他们成为传情寄意祝福吉祥的信物。
荷包
清朝时期，满清贵族与蒙古贵族世代和亲，所以蒙古族民间的习俗，在清宫中也有所反映。皇帝选定后妃定亲时，候选姑娘进宫站成一排，在皇太后的监护下由皇帝当面挑选，选中的当面把一个荷包系挂在姑娘的衣扣上，叫做“放小定”，此后经过少时休息，再出场的皇帝会递一把玉如意给被选中的姑娘，叫做“放大定”，姑娘接受了玉如意，就算是皇帝的人了。
在清代，出了大婚礼俗之外，这种制作精美的刺绣荷包经常被皇帝用作赏赐臣下，或者长辈赐给晚辈的礼物。逢年过节，荷包经常被用作“押岁”。在清代，江宁织造与苏州，杭州织造并称为三大织造。他们的主要功能是为朝廷提供服御织绣之用。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三大织造照样绣制。
由于织绣工作主要服务于宫廷，所以工匠们在织绣过程中很多独特的工艺，这些工艺可谓极尽奢华。在织锦刺绣中使用金线的织法叫做织金，在明清两代江宁官办织局生产的织金，金银线都是用真金和真银。制作金线的方法，是把金叶夹入乌金纸内，锤打成金箔，金叶要经过千百万次的锤打，工人靠手的感觉调换角度，凭练就的技巧使金叶慢慢伸展，经过默契的配合，金叶终于成为金箔，制好的金箔只有0.12微米厚，轻微的呼吸就可以吹走，再经过背光、切丝，就成为了可以织进云锦的圆金线和扁金线。
清代织绣
清代织绣品，如果在织料的尾部织有某某织造真金库金的字牌，就说明所使用的金线材料获真价实，字牌的内容为通常为织造官员的名字，或织造这种贡品的机纺牌号，表示织造官员或织造机纺对督造的贡品或织造的产品质量负责。从这些传世的织金锦缎来看，由于金线材料考究，制作严谨，织物虽然经过几百年的岁月侵蚀，至今仍是金光灿烂，光彩夺目。
像所有艺术门类的起源一样，中国的织绣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当初它的起源，也许仅仅是披在身上的一袭布料，也许只是衣物上一些简单的花纹，然而历史终究掩饰不住它的光彩，经过上千年的衍变更迭，它最终一步步成为一种独特的艺术门类，并造就出一个个新的杰出的艺术大师。
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绘画，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的风格。刺绣所用图案，也与绘画有了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日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到了宋朝时期，这种刺绣的绘画风格就更为突出了。
明代嘉靖年间，时任尚宝司丞的上海进士顾名世告老归隐，开始建造一座私家园林颐养天年。就在开凿水池的时候，却意外挖出一块奇石，上有“露香池”三字，顾名世以此为自己的居所命名为 “露香园”，露香园与豫园、日涉园合称为上海三大名园。顾氏建园历时十载，耗银两数万，院内奇花异草，闻名于外。但是让露香园最为出名的还是名垂后世的刺绣，因为出自顾家，所以也称顾绣。
顾绣
韩希孟的作品，极力追求绘画效果，以名家手笔为蓝本绣画，所绣山水、人物无不活现逼真，花卉草虫，生气盎然。并且深得名家笔意，达到画绣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所以，韩希孟的作品也被称为"绣画"。书画家董其昌对韩希孟的绝技大为吃惊，惊叹：“此非人力也！” ，遂称韩希孟为“针圣”。
韩绣《洗马图》
这是韩绣传世之作中的代表作品《洗马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作品完全模仿绘画的笔法用针刺绣而成，雄健的白马以顾绣中最擅长的擞和针顺其肌肉的纹理绣成，逼真写实。韩希孟的精湛技艺，确立了顾绣的卓越地位，她的写真手法对后世仿真绣产生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因为清代满人入关，满清皇族仿学汉人礼制，对品服规定极其详尽，乘与仪仗规模盛大，内室均配帘、垫、衣罩之类，无不用绣，使清代刺绣盛极，成为中国刺绣史上的一个最鼎盛时期。顾绣曾经一度风靡天下，甚至还出现用“顾绣”之名指代“刺绣”的盛况。受顾绣技法的影响，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著名的有粤绣、湘绣等、苏绣、蜀绣等，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四大名绣”。 直到清朝嘉庆年间，随着顾氏家族的没落，顾绣的手艺真谛并没有真正流传到民间，逐渐失传，所以真正的顾绣手艺我们也许只能从当年的遗作中寻找了，应该说，韩希孟造就了中国妇女的一个经典。中国历代的巧手女性，充分发挥她们的聪明智慧，把一种日常的手工活计穿引到了神奇瑰丽的艺术殿堂之上。这些曾经历史上一度辉煌过的绣品，浸润着中国古代女性的智慧与汗水。漫长的岁月丝毫没有磨损它们华美的光彩。但有谁知道，这些绣品背后的那些心灵手巧的女性，她们有过什么样的命运，又曾经承受着怎样的寂寞？在这每一件珍宝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而今，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精巧的手工刺绣多被机械所替代，我们也许很难造就象卢眉娘，韩希孟那样的刺绣大师了。那些昔日的巧手姑娘必备的女红用具，都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退出历史的舞台，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眼前的这一件件美轮美奂的织绣作品，如今只是作为文物收藏在博物馆中，在那个曾经久远的年代，它们曾经身价百倍，甚至曾经作为衡量女人贤能与否的重要标准。
我们不由得又想起那个被奉为蚕神的美丽姑娘，那个曾经为人类先祖送去精美礼物的蚕神姑娘。我们又想起《山海经》中的描述，——在北方的荒野，在那高有百丈、并排着生长的光干无技的三株桑树的近旁，蚕神半跪着爬在一棵树干上，不分昼夜地在那里吐丝，人们于是把这片荒野叫做欧丝之野。
中国古代家具（上集）
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展厅里，陈列着一百多件明清时期的古代家具。这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鼎盛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珍品。研究人员按照古人的生活习惯，复原出了这些古代家具当年的陈设格局。今天的人们漫步在现代化的展厅里，似乎正在走进数百年前一位古人的生活。这是一间挑灯夜读的书房。这里是生活起居的卧室。这是待客接物的厅堂。出于实用需求诞生的古代家具，在历史的传承中，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信息和审美情趣。今天的研究人员正从这些与古人朝夕相处的家具上，读解着那些消失在历史中的生活图景。
历史追溯到3000年前，那是一个隶属于青铜的年代。这也是中国古代家具的历史源头。正是这些被岁月锈蚀的青铜家具带领人们去猜测那个久远年代先人们的生活。
这片古老的土地，从上世纪初便不断的给人们带来惊喜。1976年夏天，殷商考古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最为重大的一次发现。人们意外的遇上了一座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正是这次殷商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发现，让后人看到了商代王室完整的家居物品。
在这400多件青铜器具中，有当年的食具、酒具、炊具。但是，这些青铜家具提供的信息还是有限的，对古人的生活后人充满了许多疑问，比如，那时的人们坐在什么样的椅子上呢？这件出土于墓中的小玉人真实的再现了古人的坐姿。当时，椅子之类的高型坐具还没有出现，古人席地而坐，膝盖跪在地上，臀部依靠着脚后跟，上身挺直，以示尊重。这种跪式坐姿有一个专门的称谓——跽坐。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与商代同一时期的古埃及，西方的先人却早已经把身子坐在了高脚椅子上。
今天日本人的生活中仍然保留了中国古人的某些生活习俗，他们跪坐在席子上，使用低矮的几案。很明显，坐姿是家具高矮的决定性因素。现代的中国人却基本上忘记了古人的习俗。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跪坐的时间长达几千年，与之相适应的低矮型家具也沿用了几千年。这些“低矮型”家具的高度通常不超过50厘米，这样的高度完全是为了适用于当年独特的坐姿。
这种青铜器周代称为“禁”，是用来搁置器物的。这件看似庞大的青铜禁，实际上高度只有30厘米，这是为了适应古人跽坐的习俗，古人坐在禁前，可以轻松的拿到禁上的器物。
而这件出土于战国诸侯国君墓葬中的青铜案，高度也不过36厘米。青铜案上的木质案面已经朽烂，后人能看到的只是极为繁复精巧的底座。它的主体由4条龙和4条凤盘错纠缠而成，是古代青铜家具中巧夺天工的作品。这些青铜家具虽然精美，却不是大众能使用的。当时的普通人究竟用什么材料做家具呢，已经无从得知。
1977年，考古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引领我们走进了另一种家具的世界。这一年秋天，一次兴建厂房的施工爆破让后人与一座战国古墓不期而遇。
在爆破地点，考古人员发掘出了一座总面积达220平方米的巨型墓葬。它的主人是战国早期的一位诸侯国国君，他的名字叫乙。曾侯乙的墓葬是一个完美的地下世界，在他的无数宝物中，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古代漆木家具。
曾侯乙的漆绘木箱
墓中出土了五件保存完好的漆绘木箱，这是后人能看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衣箱了。这些衣箱上描绘着令人着迷的神秘图案，有怪兽、有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还有后羿射日的故事和代表天体运行的28星宿图。这些神秘的图案透露了战国时期古人什么样的内心隐秘呢？据说，衣箱圆拱形的盖子象征着天空，而矩形箱底则象征着大地，或许古人正是以这种独特的造型和神秘的文饰来传达他们对宇宙的认识。根据文献的记载，关于箱子的称谓，在汉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汉代箱子的实物。这些用竹片编成的箱子，当年称作“竹笥”。1972年出土在长沙的马王堆汉墓中，由于墓葬良好的保护措施，这些竹笥就像新做成的一样。竹笥中存放着衣物、帛书、竹简还有供墓主人死后享用的食物。此后箱子的材质和造型逐渐更新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是种类繁多，功能各异。可以储存衣物、文具、化妆品、还有食物。
距今年代最久远的衣架也出土在曾侯乙墓中。衣架长264厘米，高181厘米。这件在古代家具中堪称巨型的衣架通体用朱漆和黑漆上彩，色泽艳丽。它以两个圆木盘做支座，挂衣物的横梁两端还雕刻了两个兽头做装饰，而至于古人是如何晾挂衣物，今天的考古人员似乎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据推测，古人很可能是直接将衣物披挂在衣架上。
墓中还出土1件珍贵的漆几，它的作用类似于后世的桌子。几面上可以放置物品，同时，还可以作为跽坐时的依靠。古代的几通常不超过50厘米，古人席地跽坐时，几的高度刚好可以遮挡住自己的坐姿，这是古代礼仪的需要。
这件出土于河北满城汉墓中的小玉人，面前摆放着一个小几案，它的高度正适合跽坐时，双手自然的倚放在上面。
几的这种倚靠功能，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渐演化出了一种特殊的圈几。弧型的圈几可以搁置在身体的不同方位，古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上。
随着几的功能的增多，它的外型也不断的发生着改变。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件漆几同时配备高度不同的两套支架，高型支架收到几面下的挂钩上，几的高度便可以降到10几厘米。这种精巧的设计，完全为了适用于不同场合的使用而特别定制的。
在北京西郊的一座汉墓中，还出土了迄今为止造型最为宽大的漆几。它长达两米多，可以容纳多人同时办公或是进食。有趣的是，即便如此宽大的漆几，它的高度也只到人的膝盖部位，可以想见，这种高度也是为了适用于古人跽坐起居的习惯。遗憾的是，即便是在保存十分完好的大型墓葬中，也只保留下了为数不多的日用家具。人类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很遗憾地缺失了。
床是家具中最重要的一个门类，中国古人的床是什么样的呢？考古学家根据两座战国墓葬中的遗物，复原出了两具战国时期的木床。这两具木床的造型基本相同，它的大小接近于今天的双人床。高度大约40厘米。床体四周用木条拼出一圈围栏，中间留出半米多的宽度，便于上下床。
最让人惊奇的是，其中的一具木床竟然可以折叠，或许是古人为了方便搬运而设计的。这种折叠床的出土，让后人叹服于古人在卯榫结构上的高超技艺。考古发现只能把床的实物追溯到战国时期，但是，在殷商的甲骨文中，人们看到了床的身影。这是疾病的疾字，它就像一个人卧病在床，正在出汗的样子。到春秋战国时期，床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那么，在床被发明之前，中国古人是怎么睡觉的呢？
甲骨文的疾字
1973年，考古学家在浙江河姆渡村有了惊人的发现。这是距今7000多年的文化遗存。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房屋地面上芦苇编织的席子残片。席地而坐的古人，在当年简陋的条件下，也是席地而卧。席子无疑是当年最重要的日用家具之一。
古人席地而坐
在今天的日本和韩国，仍旧保留着这样的睡眠习俗。在殷商时期，席子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这是甲骨文中“席”字的象形字——？而甲骨文中住宿的“宿”字，它的形象就是一幅生动的住宿画面：在一间屋子里，摆上一张席子，一个人坐卧在席子上。
古人使用席子时，为了防止边角卷曲，还专门铸造出了压席子的青铜镇。。四个青铜镇压在席子的四角，既实用又富有装饰的美感。在进食的时候，席子上搁置一个摆放餐具的案子，案子通常十几厘米高，它的大小应当可以摆放下一整套进食的餐具。
后人常说的“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中的“筵席”，在古代指的就是席子。古人待客时，出于礼貌，地上要铺两层席子，大一点的席子称为“筵”，铺在底下，上面再铺上小的席子。在周代，席子的多少还象征着不同的身份等级，天子铺5层席子，诸侯铺3层，大夫只能铺两层。这其中尊卑有序，就犹如象征权势地位的鼎和簋。
连屏风这样本来用于隔断空间的实用品，在古代也被赋予了礼仪的象征。清代皇室的屏风多数与宝座配套使用，它透射出的是帝王君临天下的威严与霸气。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的发掘，让后人第一次看到了保存2000多年的古代大屏风。古籍记载，这样宽达3米的屏风需要“万人之功”，制作的奢华与考究，在古代的实用家具中几乎无出其右。而更多流传后世的屏风，大多都是一些并非实用的陈设品。古代工匠在这些小艺术品上演绎着完美的雕刻工艺。
战国时期的屏风
这件战国时期的座屏堪称其中的代表之作。上面描绘的是凤鸟与蛇相互争斗的场景。8只凤鸟一大一小相向排列，每只凤鸟的嘴里都衔着一条蛇的尾巴，而蛇头则咬住凤鸟的利爪。图案构思精巧而独具楚文化的意蕴。
这种坐姿在现在的中国人心目中，是专属于僧侣的。而实际上，它在魏晋时期的中国是最流行的一种坐姿。魏晋南北朝战乱频繁，分裂割据长达300多年。这个时期，不同民族开始融合，一些西北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渐渐影响到中原地区。最典型的是坐姿的改变。早期的跽坐式逐渐演变成了箕踞坐，它的姿势类似于僧侣的盘腿打坐。这幅描绘魏晋竹林七贤的砖画上，当年的古人正是这样盘腿打坐的坐姿。在同时期的绘画作品上，这样的坐姿也是随处可见。
也就在同一时期，另外一种独特的坐姿也开始流行起来。专家把它称为“垂足坐”，这也正是今天最常见的坐姿。为什么会出现坐姿的改变呢？
问题的解答可以从这把明代的椅子说起。
这种椅子类似于今天的折叠椅，椅腿的交叉处安装了一个轴心，可以轻易的开合折叠，古人称它为“交椅”。如果把交椅的扶手和靠背拿掉，交椅就成了今天俗称的“马扎儿”。“马扎儿”最初是西北马上民族的用具，它便于携带，随时可以打开使用。正是这种不起眼的“马扎儿”，改变了古人几千年的坐姿，并进而使家具的整体高度从“低矮型”转向了“渐高型”。
马扎儿
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马扎儿传入中原地区，因为是胡人的用具，当时被称为胡床。这具东魏时期的塑像，妇女腰间携带的正是一件这样的胡床。胡床传入中原后，开始流行起来。出于舒适的需求，工匠给胡床增加了扶手和靠背，发展成了后来的交椅。
宋代之后，交椅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皇室贵族和官绅大户外出巡游或者狩猎，往往要携带这样一把交椅，便于主人随时随地休息。正是这种以主人为尊的涵义，后人又有了“坐头把交椅”的说法。
胡床的流入，交椅的出现，不仅使古人的坐姿发生了改变。而且相应的，家具的整体高度改变了。席地跽坐的“低矮型家具”逐渐变成了垂足而坐的“高型家具”。
基于实用的美学理念，明代的工匠们，在造型设计上总结出了一套家具的科学尺寸。例如，椅子和凳子的高度要在40到50厘米之间，大致是人体小腿的长度，这样，双腿可以自然的垂放下来。
椅子的靠背大多与人的脊背高度相等，后背板根据人体的曲线设计成S型，而且，稍微有一个向后3——5度的倾角。桌案因为与椅凳配合使用，它的高度差不多要与人的胸部齐平。这样坐在椅凳上，双手可以自然的平铺到桌面上。而桌案下面的空间也要适于腿脚的伸曲。
直到今天，现代家具的制作依然沿用明式家具的尺寸，只是家具的风格有所不同而已。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明式家具的门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仅是明代的椅子，就有交椅，圈椅、官帽椅各种类型。明代对圈椅最为推崇，当时在大户人家的陈设和使用中，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交椅。
宋元时期，人们以“太师椅”来尊称交椅，到明代的时候，这个尊称被挪用到了圈椅上，此后，太师椅的称谓便一直沿用下来，用来特指这种外型接近于交椅的圈椅。
但是，遗憾的是，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明代之前，流传下来的高型家具寥寥无几，这几乎是古家具史上的一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古代的绘画作品和雕塑造像上去揣摩古人的生活起居了。
中国古代家具（下集）
公元1405年，名载史册的郑和第一次背负使命出使西洋。此后28年间，这位明代使者的船队6次远行，足迹遍及37个国家。这次世界航海史上极为罕见的壮举，开通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贸易航线，各国使团源源不断的把当地的特产朝贡到中国。
这支船队的远航，还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在当年丰富的贡品中，有一些非常优质的木材。木材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家具的品质，明清家具的盛名一多半源自木材的名贵。正是郑和带回来的紫檀木、黄花梨木、红木等这些名贵木材，才造就了明清家具500年的盛世。
对于木材的优劣，专家用四种颜色简明的排了一个座次——黑、黄、红、白。黑代表紫檀木，黄是黄花梨木、红指红木，而白则用来指代其余的各种普通木材。当然这只是一个通俗的划分，如果要严格区别木材的优劣，情况要远为复杂，它涉及到植物地理学的理论。比如同样一个树种，生长的海拔高度相差几十米，木性则有天壤之别。
优质的木材密度大，硬度高，专家将这些用优质木材制作的家具统称为硬木家具。硬木家具的珍贵，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出材率极低。一根硬木，中间深色的部分称为芯材，外层浅色的称为白表。做家具时，可用的只是中间的一小部分芯材，其余大量的白表被当作废料弃掉。
通常，硬木长到30年以上，髓芯才开始出现，而一根直径30厘米的髓芯，树龄往往就要超过百年了。
因为这些优质木材生长期缓慢，非数百年难以成材，后人才有了“木之黄金”的美誉。由于木材贵重，在清代，家具的制作，甚至连皇帝都要过问。清代的文献记载说，清代宫廷的家具用材，多数都要从广州转运到京城。一车木材，路上要辗转数月，仅运送的费用就极为高昂。官员在造办每一件家具时，都要先画出小样送呈皇帝御批。
由于木材实在太过名贵，皇帝在不少御批中，还要求官员节约木料，缩小家具用材的尺寸。有趣的是，皇帝的这种过问，久而久之，竟然发展成了清代京城家具的一个特征，那就是整体用料的尺寸都要比其他地区的家具稍小一些。
明式家具、清式家具
珍贵木材的选用，再加上手工艺的高度发达，古代家具发展到明代，逐渐形成了一种经典的风格样式。学者们用这样一些词语来形容明式家具的风格——简约、厚拙、古雅、空灵。
明式家具追求的审美艺术是一种点到即止的神韵，而决不做繁文缛节的无谓装饰。象明式家具的椅子，通常只是在靠背板上做一个简洁的浅浮雕，或者是镂空的透雕，再无其他任何多余的修饰。
它的主体完全由简洁的线条构成，方型的底座配以圆润的扶手，方中带圆，柔婉而不失厚拙。明式的桌案也完全是这种风格的体现。方正的造型、匀称的比例，再配以局部简约的线条雕刻。因此，学者们又把明式家具的这种风格称之为实用的美学。
正是这种基于实用的美学理念，明代的工匠们，在造型设计上总结出了一套家具的科学尺寸。例如，椅子和凳子的高度要在40到50厘米之间，大致是人体小腿的长度，这样，双腿可以自然的垂放下来。
明式的厅堂
椅子的靠背大多与人的脊背高度相等，后背板根据人体的曲线设计成S型，而且，稍微有一个向后3——5度的倾角。桌案因为与椅凳配合使用，它的高度差不多要与人的胸部齐平。这样坐在椅凳上，双手可以自然的平铺到桌面上。而桌案下面的空间也要适于腿脚的伸曲。
直到今天，现代家具的制作依然沿用明式家具的尺寸，只是家具的风格有所不同而已。
明式家具的制作工艺还表现在复杂的卯榫结构上，当年的工匠们根据不同家具的受力角度，设计出多达20多种卯榫构件。在卯榫部位，当年还使用一种粘度极强的天然鱼胶。这种鱼胶用深海鱼鳔经过复杂的工艺熬制而成，鱼胶和卯榫技艺的完美配合，使这些明式家具流传数百年，而无丝毫的松动。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明式家具的门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仅是明代的椅子，就有交椅，圈椅、官帽椅各种类型。明代对圈椅最为推崇，当时在大户人家的陈设和使用中，它的地位甚至超过了交椅。
宋元时期，人们以“太师椅”来尊称交椅，到明代的时候，这个尊称被挪用到了圈椅上，此后，太师椅的称谓便一直沿用下来，用来特指这种外型接近于交椅的圈椅。
架子床、罗汉床
架子床是明代最常用的一种卧具。它的造型酷似一座缩小的房屋。古人讲究“明堂暗房”，在幽暗的卧室里，挂上帷幔的架子床正暗合了古人注重私密性的起居习俗。
在明代，除了常见的架子床，还有一种造型迥异的罗汉床。古人通常将卧具统称为床榻，其中的榻就是特指这种罗汉床。它最典型的特征是造型很象宽绰的椅子。
罗汉床的前身是汉代的榻。当时是一种专门的坐具。榻发展到宋代，形体由小变大，已经可以坐卧两用了。在这件北宋时期的瓷器上，可以看到一个小孩侧卧在榻上，酣然入睡。罗汉床这种坐卧两用的功能，到明清的时候也依然沿席，并派生出两种特指的称谓。放在寝室用于睡眠的叫罗汉床，放在厅堂待客的称为宝座。主人待客时，宝座中间放置一个小几案，主人和最重要的宾客分坐在几案两侧。
宝座在明清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豪门望族的厅堂里，居中而设的宝座透射出特有的权势和威严。这种权势和威严走向极致，便是放置在皇宫大殿里的宝座。宝座因此又衍生出另一个俗称——龙椅。罗汉床由于是明清时期的主流家具，在做工上异常考究。通常要选用一块完整的木料，来完成整件床体的制作，这其中，需要工匠科学精密的设计。
明式家具保存至今的精品极为稀少，而不同家具之间的组合搭配也存在着很多疑问。幸运的是，在一座明代的官员墓葬中，出土了一整套明式家具的冥器。这套家具冥器完全是按实用家具的比例微缩而成，它给后世的家具专家提供了一个真实的比照对象。这里有明式家具中最常见的一些日用家具类型，比如架子床、衣柜、脸盆架。这些家具冥器虽然制作简单，但也完全是一派明式家具的风貌，它的主体构件以线条取胜，风格简洁质朴。
明式家具的风格样式一直延续到了清初康熙年间，这之后，古典家具的风格一反常态，以雍容华贵见长的“清式家具”成为一种全新的审美时尚。学者们把“清式家具”的风格归结为繁复、华丽、宽大、雕琢。在家具用材上，“清式家具”追求粗大厚重，几乎所有“清式家具”的总体尺寸和局部尺寸都比明式家具更为宽大。而在装饰手法上，更是极尽雕琢。运用各种工艺复杂的镶嵌、雕刻、彩绘技法。
在清代康乾盛世的社会背景下，手工艺高度发达，人们的审美越发趋于精巧繁复。明式风格的椅子以简约流畅的线条为美，追求实用的舒适。而发展到清式风格之后，椅子的整体尺寸明显变得宽大，雕刻工艺上也越发复杂，在靠背、扶手、椅腿各个部位都装饰了不同的纹饰。
线条不再以简洁为美，而是追求制作工艺的难度。这件紫檀木屏风以其复杂的工艺成为清式家具中的代表作品。屏风的顶部和底部用繁缛的云龙纹作装饰，中间用各种不同花色的玉石镶嵌出寓意吉祥的精美图案。这样的一件屏风需要数十位技艺精湛的工匠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制作完成。
这种审美时尚发展到极至，形成了以庄重威严为美的清代皇室家具。这些宫廷用具几乎每一件都通体雕刻复杂的云龙纹，整体的尺寸比例也不再追求使用的舒适度。象皇室专用的宝座，造型宽大，而且扶手和靠背都呈90度的直角，它的外型设计完全不以人体的舒适为准则了。可以想见，在皇宫的正殿里，宝座居中而设，皇帝坐在宝座上，俯视苍生，接受百官的朝拜，家具的实用意义已经完全让位于等级森严的宫廷礼仪了。虽然清代的皇室家具不再是平常意义上的日用家具，但它把古代家具的制作工艺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座位于北京市东郊的宏伟建筑，珍藏着上千件名贵的紫檀家具。这座大立柜是祖传的一件清代家具，它伟岸的身躯已足以看出它最初的主人曾拥有过的权力和财富。文革期间，这件旧家具在泥土中整整埋藏了十年，当人们重新把它挖出来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这座立柜依然完好无损！
即使在今天中国人的心目中，能拥有一套紫檀家具也是富贵的象征。而紫檀家具的贵重与紫檀木的珍贵直接相关，民间有“寸檀寸金” 之说。这些用紫檀制作的家具器物不需要上漆，只在上面打蜡，但表面却如绸缎般滑润，木头的天然纹理若隐若现，展现出自然的美感。由于紫檀木内在品质优良，一件传统工艺制作的紫檀制品，可保存千年以上。
在民间，家具更多的寄托了人们世俗的美好愿望。这是清代江南地区一位新婚女子的闺房。透着喜庆气氛的红颜色成为家具的主色调。红色的衣箱、红色的橱柜、红色的衣架、红色的婚床，人们用浓烈的红色寓意着幸福生活的开始。在当时，江南女子出嫁要坐着大花轿，大户人家的花轿又称为“万工轿”，意思是不惜花费万人之功追求工艺的华丽精美。
这件国内现存最豪华的8人大花轿通体用金箔来装饰，上面雕刻的各种人物就有400多个。旧时女子坐着花轿出嫁时，陪嫁的红脚桶是最重要的嫁妆。大的红脚桶可以沐浴，小的可以洗衣物，而日后分娩时还要用这种桶来接生。
在日用家具上，人们把对未来生活的向往赋予了一些寓意吉祥的装饰图案。宫廷家具中的龙纹装饰，流传到民间，通常和凤纹组合在一起，寓意龙凤呈祥。在民间，最常用的一种动物文饰是蝙蝠纹。人们取福字的谐音，把蝙蝠作为幸福的象征。当时通用的花卉文饰里，牡丹象征富贵，荷花寓意吉祥，灵芝则被看作是祥瑞的征兆。
而岁寒三友中的梅花、竹子、松树又各有寓意。梅花因为有五个花瓣，民间把它看作是“福禄寿喜财”的象征。竹子因为易于成长，古人用来寓意人丁兴旺。松树由于四季常青，被视为长寿的象征。而一些山水风景的图案，主要取材历代的名人画稿。有些图案也可能是古代的神话故事。这些图案的选取体现的是主人独特的雅好和品位。
到清代晚期，家具的装饰更趋于复杂和繁琐，人们取各种物品的谐音，拼凑成一些寓意吉祥的图案。
几何纹在明清家具上也很常见，最有代表性的是万字纹。万字在古代是一种咒符，象征着太阳和火。在梵文里，万字代表着最大的吉祥。而佛教又把万字认为是释迦牟尼胸前出现的瑞相。因为寓意的独特，在唐朝时，这个字符被采用为汉字，读音与万字相同。寄托了众多寓意的万字成了最为吉祥的代表，不同万字组合在一起，寓意万寿无极，又被称为“万寿锦”。
在上海博物馆的家具展厅里，陈列着一百多件明清时期的古代家具。这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到鼎盛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珍品。今天的人们漫步在现代化的展厅里，似乎正在走进数百年前一位古人的生活。出于实用需求诞生的古代家具，在历史的传承中，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社会信息和审美情趣。今天的研究人员正从这些与古人朝夕相处的家具上，读解着那些消失在历史中的生活图景。
今天，在北京西北郊的一个农庄里，坐落着一个制作古典家具的小厂房。
一批现代的手工艺人正试图用一种传统的工艺传承明式家具的经典风格。而在现代人的家居生活中，一种崇尚古典风格的日用家具正日渐流行起来，在嘈杂的都市生活里，它给人们带来心境的平静和对古人生活的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