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瓷器（上集）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历史。为了显示皇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王总是渴望占据世间的珍宝。四面八方的进贡者纷至沓来，各地官吏更是汇集民间能工巧匠打造人间珍奇只为搏君王一笑。
大部分中国瓷器中的极品也不无例外的被收入帝王之家。由于皇家对即实用又美观的瓷器钟爱备至，历朝历代都设有由官府烧造专供宫廷用瓷器的窑场，史称“官窑”。“官窑”是中国瓷器发展的最主要的推动力，因为皇帝对珍宝的探索与追寻是没有止境也是不惜成本的。
1982年的冬季，考古学者意外的在中国著名的瓷都——江西景德镇珠山一带的建筑工地发现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瓷片可不是景德镇随处可见的普通陶瓷碎片，据考证，它们正是出自明代著名官窑所在地——御窑厂。于是人们寻觅了多年的明代官窑遗址终于露出冰山一角。此后，不可思议的事情接连发生。经过多年的数十次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考古工作者不仅从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中找到了数件官窑的绝世孤品，还从挖掘出的10余吨埋藏在地下的官窑瓷器碎片中修复还原出1000多件瓷器文物。这不禁触动了人们心中的那个谜团：御窑厂遗址中为何会有这么多可以修复出原形的碎瓷片呢？
在这么严格的官窑制度之下，往往平均每100件成品中只会留下4件作为贡品。但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明代官窑的精品得以高度浓缩，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明朝洪武年间的白釉瓷器
1995年，南京明故宫遗址的一口井内出土了几件明朝洪武年间的白釉瓷器。这种菊白色通常是皇帝祭天时专用的颜色。而出土的白釉爵和白釉碗都是供皇帝和大臣们使用的。也许这是在某个皇家盛典上摆在桌上的东西。
而这件巨大的白釉梅瓶的出土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线索。因为它的瓶身上赫然写着“赏赐”二字。梅瓶本是用来装酒的，流行于宋元，而这件赏赐梅瓶却是独一无二的。据考古学家推测，这樽梅瓶应该是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开国大典时，对其开国功臣论功行赏时所赐。
事实上，明代的瓷器已不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色彩上。这个时期，人们将元代出现的青花瓷器发扬光大，不仅能烧造出花纹更为丰富、体形更为巨大的青花瓷器，还从青花中衍生出了斗彩、粉彩和五彩等多种类型。到了明代永乐宣德年间，中国的青花瓷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这件青花大炉重达68公斤，烧造于明朝宣德年间。炉上绘有一座巨山被称为“寿山”，它屹立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之中形成东方传统寓意中的“寿山福海”。这令中国皇帝龙颜大悦，因为长寿与多福是历代帝王长盛不衰的梦想祈愿。而大型瓷器的烧造难度本身就非常大，温度稍微控制不好就可能使瓷胎烧裂以至前功尽弃。因此这件重量级的皇家瓷器非常少见，也足见明代官窑烧造技艺的高超。
在明朝永乐年之后，海水的纹样被大量的运用到瓷器中，这与一位著名的航海家息息相关。他就是郑和。郑和曾奉明朝永乐皇帝之命，七下西洋，途经21个国家。每到一国，郑和都以大量的中国瓷器作为东方珍宝相赠，以显示大明王朝的富庶与慷慨。这些赠品无不出自明代官窑御窑厂的所在地——景德镇。
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的明代御窑厂由于人类在其遗址上的频繁活动与开发，渐渐从地面上消失。直到1982年人们发现了这片布满碎瓷片的地表层，明代御窑厂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这些从御窑厂遗址中挖掘出来的碎片被一筐一筐的送到了景德镇考古研究院，据说这里的每一块碎瓷片都价值连城。 因为说不定哪一片不起眼的碎瓷中就隐藏着明代瓷器烧造工艺的某个重要的线索。
对这批出土碎瓷片的研究，另一个重要的线索便是年代。
考古工作者就是这样从10余吨元代至明代正德官窑瓷器残片里，复员出了1000多件官窑瓷器的。这些经过修复的瓷器虽然身有裂纹，但其局部的光泽和整体的形态依然能折射出当年官窑的烧造水平。
由青花瓷衍生出来的斗彩瓷器就出现在明朝成化年间。斗彩的独到之处就在于釉下彩与釉上彩相映成趣，拼逗成彩色画面。这两件瓷碗一件是没有上斗彩的，而另一件则在其釉下彩的基础上在相应的区域再涂一层彩色釉料复烧一遍，形成斗彩，奇妙的釉上釉下的色彩便像花朵一般在不同的空间维度中映现。能工巧匠们不断在色彩的工艺中探索，很快，景德镇的瓷器业就迎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时代。
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青花五彩工艺，到了万历朝发展到了高峰。万历青花五彩器在构图方面，改变了成化斗彩疏朗的风格而以图案花纹满密为盛。在用彩方面，则以红、淡绿、深绿、黄、褐、紫及釉下青花的蓝色为主，尤其突出红色，使全面色釉显得浓艳，而富有华丽之感。明朝万历皇帝对五彩瓷器的追求可谓到了某种极致。他下令烧造了大量的五彩瓷器，所绘内容多以龙凤呈祥为题材，无处不显示皇权的尊贵与威严。
斑斓的彩绘瓷在明朝这样一个崇尚色彩的时代不断绽放出艺术的奇葩。而事实上，中国瓷器在明代官窑中幻化出的传奇却是经历了一个神奇而漫长的发展过程。
用泥土、矿石与火创造出稀世珍宝，古代中国人经历了上千年的探索。中国瓷器最早出现的形态是原始青瓷，它在陶器的基础上粗浅的涂上了一层青釉而与陶有所区分。
瓷器工匠有意对青铜器的模仿，使泥土的价值大大提升。而当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掌握了瓷器烧造的奥秘，泥土在他们的手中便可以幻化出更美妙的珍宝。
对玉的崇拜，给古代中国人许多感知温润的青色之美的灵感。青瓷，便是将泥土幻化为玉石的创造。从原始青瓷开始经历漫长的成长与涅槃，青瓷才终于从窑火中脱颖而出，令器物拥有了晶莹剔透，如冰似玉的肌肤。
如果说青瓷体现了中国人对玉的憧憬，那么白瓷的冰雪素淡则表达了人们对银的向往。白瓷虽然比青瓷发展得晚，但到了唐代，二者已呈现齐头并进之势。唐代盛行一种说法，叫南青北白。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类玉类冰”，北方著名的邢窑白瓷则“类银类雪”。
早在古代吴越国的文献上，就记载着一种被称之为“秘（毕）色瓷”的瓷器。一种奇特的对色彩的描述——“秘色”引起了无数人的猜想。传说“秘色瓷”是专门供奉吴越国王室的御用品，民间百姓不得使用。有人认为“秘色瓷”就是指青瓷的一种釉色。也许它神秘得如同皇家珍宝，才得到这样一个令人遐想无限的名字。
白瓷则相对来说更让人一目了然。这件白釉盈字盒便是唐代刑窑所制。洁白无瑕、通透素淡的白瓷工艺尽显着高贵含蓄的大雅之风，令人回味无穷。
但是随着唐朝的衰落，邢窑也渐渐淡出了历史。接替它的是中国河北的定窑。它一改唐代白瓷素净的风格，以刻花、印花的装饰手法来美化器物，将白瓷的烧造推向新的高峰。
这件白釉印花云龙纹盘就是南宋时期，位于金朝统治之下的定窑所烧造的作品。定窑首创的刻花与印花技艺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彰显。
优秀的白瓷工艺使定窑在宋代跻身历史上著名的五大名窑之一。也正是宋代的五大名窑引领了中国瓷器业百花齐放，名窑迭起的一个发展高潮。
在这幅古画中，人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桌上陈列着许多的瓷器，足见那个年代瓷器业的兴盛，而此图正是宋朝徽宗皇帝亲手所绘的“文会图”。那个距离我们将近1000年的时代必然与我们今天所见的瓷器珍宝有着深刻的渊源。
汝窑瓷器传世只有70几件，明清文人一直在津津乐道谈汝窑的情况，大家都把它看成珍宝。汝窑瓷器的釉面上浮现着许多小气泡,。但因为汝窑的消失，这一工艺也随之失传，人们再也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直到河南清凉寺村汝官窑遗址的发现，其中的奥秘才重新浮出水面。原来汝窑在釉料中使用了玛瑙，而汝窑瓷器中散布着的梦幻般美丽的微小气泡正是玛瑙在遇热分解后产生的。釉料中的玛瑙使汝窑瓷在特定的光线下焕发出七彩纷呈，灿若星辰的美感。其釉质蕴蓄，有“似玉、非玉而胜似玉”的美称。
钧窑天蓝釉红斑碗（宋）
北宋的太平生活没有能持续多久，强悍的北方部族便将宋朝皇帝赶到了南方。仅短短的20年间昙花一现，汝窑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之中。不过宋朝皇帝在南方建立了南宋，宫廷对瓷器的需求并没有因为战乱而减少。很快皇帝下令在杭州修内司和郊坛下建立了两座“官窑”。官窑瓷器的釉层比汝窑瓷器厚，并多次上釉。在器物的底部落脱处、口沿和棱角釉薄处，胎都会烧成紫褐色，称为“紫口铁足”。如此独特的纹路并非是因为破裂，而是著名的哥窑呈现出的独一无二的美。相传宋代有兄弟俩，哥哥总能烧制出迷人的青瓷，而弟弟却怎么也掌握不了其中诀窍，于是有一天，弟弟乘哥哥不在，在窑火刚熄，窑炉还没有冷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将炉门打开了……后来，瓷器的世界里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裂纹。又因为这玄妙的传说，人们便称之为“哥窑”瓷。大开片中套小裂纹，即所谓“金丝铁线”。这便是哥窑最显著的特征。不论关于兄弟俩的传说存在与否，也许真的是某种历史的偶然成就了哥窑独到的工艺。
哥窑瓷
中国瓷器的魅力也正在于此。能工巧匠要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方能探寻出最绝妙的佳品。而在一切人为配方之后，瓷工们就将创造的点睛之笔交与天意。在窑火中受热的釉自由变化着，每一件出炉的瓷器都仿佛被赋予了个性与生命。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这种神奇的现象被人们称为“窑变”。北宋中晚期，中国瓷器生产终于在只有高温青釉和黑、白釉的单色釉格调之上有了色彩的变革。这有赖于五大名窑之一的均窑。它创造性地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还原气氛下烧成了铜红釉。釉色随着窑内温度的变化而变化，这种独具匠心，艳丽多彩的窑变釉的产生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陶瓷的装饰手法。
在百花齐放的民窑之中，龙泉窑的青瓷堪称极品。它往往涂有很厚的釉层，先上一道釉用低温烧过后，再上第二层釉，然后放入窑中覆烧。这使它青色的釉料在不同温度下凝结，生成玉质感的表面，光滑如肌肤一般。
龙泉窑青釉堆塑蟠龙盖瓶
这尊南宋烧造的青釉堆塑蟠龙盖瓶，釉色如玉般通透，仅用眼光掠过仿佛便能体味到它温润的触感。瓶身上的蟠龙雕像极富动感，呼之欲出。光洁剔透的釉色，历经百年而风韵犹存。
当宋代南北各地名窑相继迭起之时，昌江南岸的一座小镇悄然苏醒。这里出产的优质瓷器引起了宋真宗的兴趣，他派员到当地督造瓷器，贡奉朝廷。公元1004年时值宋代景德年间，从此，这个小镇由昌南镇易名为景德镇。并迅速成为中国瓷器业千古流传的一枝独秀。
中国古代瓷器（下集）
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南北各地，名窑纷呈。新的技艺、新的釉色层出不穷，举世闻名的五大名窑在青瓷与白瓷两大瓷系之间争奇斗艳。就在这个时候，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瓷系在沉睡多年的景德镇横空出世，那就是青白瓷。
青中显白，白中泛青。这种介于青瓷与白瓷之间的青白瓷是景德镇独有的创造。但这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景德镇的青瓷功底自汉代以来一直香火未断的发展至今。而在宋辽战乱的年代，北方擅长白瓷工艺的工匠避难南迁，把先进的制瓷技术带到了景德镇，使得景德镇在吸纳与兼容南北所长的基础上在宋代创烧出了名扬天下的青白瓷。
“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这是百年前的景德镇曾出现的壮观场景。如今人们只能从这些布满沧桑的遗迹中寻觅旧日的痕迹。那时曾有多少人面对这座名扬天下的瓷都顶礼膜拜，又有多少人面对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奥妙而望洋兴叹。然而中国瓷器的烧造技术一直到18世纪仍然是一个严守的秘密。
事实上，一件瓷器精品的烧制，是一个十分复杂而精细的过程。据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记载，一只普通的杯子，细分起来工序达到72道之多。从炼泥、拉坯、到上釉、彩绘、烧制，每道工序都由专门的窑工负责，绝不互相牵扯。
1279年，一个新的王朝统治了中国。草原之鹰成吉思汗的后代——蒙古族的大军最终结束了南宋苟延残喘的统治，建立了元朝。新的统治者是一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而景德镇所创烧的洁白雅致的青白瓷正好迎合了元朝以白为吉的国俗。景德镇再一次获得了皇家的亲点。宋元战火未熄，元王朝就在全国众多的产瓷区选择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
宋代以前，景德镇又被称为“浮梁”。这个浮梁古县衙是迄今江南地区唯一保存完好的清代县衙署，号称“江南第一衙”。在中国古代，知县一般是七品官，但浮梁的知县官居五品。这空旷的古县衙仿佛能闪回出景德镇当年的兴旺，自元朝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直到清朝，这里显然一直都受到了皇亲国戚的恩宠。到底是什么魅力如此经久不衰？这个小小的浮梁又何以如此受到朝廷的重视呢？
事实上，南宋中后期，景德镇制瓷一直使用的瓷土在连续开采了200年之后面临资源枯竭，元代初年，正当景德镇制瓷业开始陷入原料危机的时候，人们在距景德镇45公里的高岭山上，意外的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粘土。
由于高岭土的发现，景德镇瓷业安然渡过了南宋时期的制瓷原料危机，并同时得到了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高岭土最初被开采的200年中，高岭山下的东埠村曾是最繁忙的水运码头。当年大量的高岭土、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到景德镇，使更多更新的瓷器的创造成为可能。
在青白瓷的烧造工艺基础之上，景德镇又创烧出了青花瓷，它一改元代以前瓷器装饰的单调技法，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
这件出自官窑的青花万寿纹尊就是青花瓷器中的精品。尊的周身绘有寿字蓝色纹饰。口的上沿两周，每周七十七字； 口的侧沿、圈足外沿每周四十八字；器皿身上竖列七十五行，横置一百三十排，共 计整整一万字。有楷、行、草、篆、隶五种字体，千姿百态，没有一字重复，令人叹为观止。字的大小随器物的造型曲线伸缩，规整而自然。而这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圆周排列，象征着万寿无疆。封建帝王的臣子们的确是为皇家贡品竭尽所能了。
青花，经过火焰的煅烧而永不褪色。这一特性使中国瓷器更加令人迷醉。在洁白胎体的映衬下，蓝色的花纹明净素雅，烧成的瓷器具有中国传统水墨画般的效果。
也许是上天眷顾着景德镇这座中国南方腹地的小镇，它除了受到皇家的重用，还自古依傍着一条通向大海的河流——昌江。这为景德镇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600年来，景德镇的瓷器远销海内外，一车又一车优质美妙的瓷器就是经过这条路被运往景德镇唯一的码头的。直到今天，老青石板路上还有一条深深的独轮车压出的痕迹……海外贸易的兴盛也不断刺激着景德镇人的创造。更加斑斓美妙的瓷器不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诞生。
釉里红是元代景德镇窑的又一创造。其制瓷的工艺过程其实和青花瓷完全一样，都是着彩后在胎体上施透明釉，再经过高温烧制。不同的是青花用钴料着彩，而釉里红则用铜红料，铜在高温还原气氛中能产生红色。
正如元代的帝王喜爱白色一样，明朝的开国皇帝则更偏爱红色。于是中国的官窑又开始在釉里红瓷器上大下功夫。明朝洪武年间烧制的釉里红四季花卉纹爪棱罐是景德镇窑釉里红作品中的极品。略带金属感的红色氤氲在釉下自然的铺开。图案典雅大气，色泽红而不艳，从里到外无不透出皇家的气魄。
中国瓷器就是这样在皇室对珍宝的喜好与追求之下不断发展与升华，并最终步入明清的鼎盛时代。
这里曾经是景德镇窑场中最喧嚷的地方，无数瓷器的半成品就是成批的运到这儿等待最后一道决定成败的工序——煅烧。
一座优秀的窑炉是精美瓷器烧造不可缺少的元素。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窑工们创建了一座特有的窑炉——镇窑。它因为外型象半个鸭蛋覆于地面，也被称为蛋形窑；又因为用可以产生高温的松柴为燃料，景德镇人还把它称为柴窑。镇窑在构造、砌筑技术及装烧工艺等方面，具有许多独到之处，即使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我们也不得不为它的巧妙所折服。烧窑时，窑内的最高温度可达1300多度。窑内形成的递次温差，使一个窑内就可以同时烧成不同温度要求的40多个品种的瓷器。
原来，镇窑有一个抽力很大的八字型烟囱，通过它可以控制窑内的气压。烧窑时窑外的冷空气通过投柴口和窑顶的看火孔进入窑内，在窑体内壁上形成了一个动态的冷空气隔热层，将窑体保护起来，这样就使得用普通粘土砖砌成的窑体能够经受住1300℃以上的高温。
窑火的温度就像一位性情捉摸不定的艺术家。在不同温度下，同样规格花纹的两件作品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这两件明代永乐年间烧制的青花青龙扁瓶规格花纹都完全一样，只是由于温度的不同而烧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龙。其中一条从温度偏高的炉中烧出的腾龙釉质融化，形成朦胧的动感。另一条龙则硬朗干脆，富有张力。但是没有人能说得清哪一条龙更符合优质瓷器的标准，因为也许有人就是喜爱清晰之龙，有人反而偏好缥缈之龙。
流水作业式的生产方式，在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作坊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明代，景德镇瓷器的产量巨大，单是嘉庆时官窑每年烧制的五色龙凤瓷器这一个品种，就达14万3千余件。而万历四十二年，由荷兰船运销欧洲的瓷器就达6万多件。
不过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商船并不是只运输景德镇一家的瓷器。90年代，人们从靠近泉州附近的一艘海底沉船中打捞到大批古瓷。经考证，人们发现它们都是产自明代另一座著名的瓷窑——福建德化窑。
德化窑并非官窑。它所烧制的瓷器没有了官府的条条框框，创作上反而更趋于自由和洒脱。这件白瓷达摩雕工传神，形态富有抽象的动感。据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罗丹在创作他著名的人物作品《巴尔扎克》时曾因为看到了一件中国的白瓷达摩雕像而获得了灵感。不知罗丹当年见到的是否是这样一件类似的瓷雕。
对于人物、山水与情节的揣摩使中国瓷器不再只停留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加强了其作为观赏性工艺品的艺术内涵。将绘画、诗词和书法搬上瓷器，这是中国陶瓷发展的又一大创举。在明清的瓷器身上，人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服饰和娱乐，甚至可以读到历史典故，所有的记录都与瓷器本身融为一体，表现得如此绘声绘色、惟妙惟肖。
官窑的彩绘瓷器上常绘制龙凤花鸟，有时还会画上八仙、百鹿。那些代表天子威严的龙纹和象征长寿与吉祥的图案都会成为官窑彩绘瓷绘画的主题。
粉彩福桃纹橄榄瓶
硕大红润的蝠桃就是传统的长寿的象征，因为它酷似古代中国神话中寿星老人的额头。这樽烧制于清代雍正年间的瓷瓶，为粉彩工艺的瓷器。 雍正王朝虽然只有短短１３年，但制瓷工艺却日臻炉火纯青，尤其是雍正粉彩非常精致，成为与号称“国瓷”的青花互相比美的新品种。
所谓粉彩就是在所有的釉色中都加入了白色而使画面整体附上了一层粉质的气氛。这种朦胧而恬淡的色彩效果充满女性的柔和，因而深受大清王朝慈禧太后的喜爱。这一组题有“大雅斋”三字的瓷器正是专为装饰慈禧起居环境而烧制的粉彩系列。
清代的彩绘瓷还出现了一绝，那就是在宫廷内烧制的珐琅彩。
珐琅彩瓷创烧于清朝康熙年间，它以洁白细腻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的色调，以及精湛绝伦的笔法，赢得清代皇帝后妃们的钟情，更成为了皇家的专有。若想得到珐琅瓷必须由皇帝亲赐。名贵的宫廷瓷器虽然是老百姓望尘莫及的，但是明中后期的民窑彩绘瓷也得到极大的发展。
《西游记》唐僧取经的故事明末清初时在民间家喻户晓。在这件瓷器上，故事中的四个人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均姿态各异，个性分明。
其实民窑一直与官窑同时发展。 严格的官窑工艺保密制度并没有抑制老百姓的创造性和对生活的体味。反而让世俗的主题与人物在瓷器上表现得更为随心所欲和富有人情味儿。随着明朝衰败，一部分官窑的工匠流落到民间，把先进的制瓷技术与民窑的生动题材结合在一起，民窑瓷器很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文人雅士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又一大艺术载体。
曾经沧海，华夏大地上不论多少次改朝换代，中国的瓷器的创造依然能香火延续。
然而，清代灿若群星的瓷器精品的烧造到了乾隆后期盛极而衰。此后的清王朝日渐没落，西方列强又用大炮轰开了沉封的国门，将圆明园的皇室珍宝抢掠一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最终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而走到了尽头。
皇帝的珍宝之梦结束了，但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着，积蕴着，并在一个新的和平年代蓬勃兴盛发扬光大，继续创造和书写着中国瓷器的神话。
中国古代漆器
战国漆鸭
2000多年前，中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叫韩非子。据他记载中国最早使用漆器的人是远古时代著名的圣君--舜。中国的古人将漆液涂在木器或陶器上，形成了最早的漆器，这种工艺被他们称为髹漆。如果这段记载是准确的，那么，中国漆器的历史至少有四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个说法。
这是中国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它位于长江以南的浙江省东部。1973年夏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找到了距今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重要证据。原始部落的生活场景被一一呈现，世界也由此记住了这个村庄的名字--河姆渡。在出土的大量生活用品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只木制漆碗。碗的外壁涂有一层薄薄的朱红色涂料，在灯光的映衬下微微显露出光泽。这只年龄超过6000岁的漆碗，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人最早使用的漆器。
战国之前的漆工艺还处在萌芽状态，但已经奠定了漆器的基本技艺特色。无论是河姆渡的朱漆碗，还是传说中舜所使用的漆盒，红、黑两色是漆器的主色调。
古人发现，天然漆稍微涂抹得厚一些，就会变成黑色，在汉语中，漆就是和黑联系在一起的，“漆黑”一词用来形容十分深厚的黑色。而红色的矿物质原料也比较容易找到。沉寂冷静的黑色和活泼跳跃的红色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符合人类的审美需求，所以，即使后来漆器的色彩世界里出现了黄、褐、蓝等颜色，但红与黑始终占据着最主导的地位，成为中国漆器永不褪色的标志和象征色彩。
历史进入纷争不断的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种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化。曾经风靡一时的青铜器却由于铁器的兴起而逐渐沉寂，并在战国末年退隐。漆器等新型工艺美术得到空前发展，工匠们在漆器上尽情地展现着自己的才华，在制作方面有了更多的讲究。工匠们开始琢磨漆器的胎体、形制，漆的质量，色彩的运用，并且更多地使用毛笔在打磨好的漆底上，画出多样的装饰。但遗憾的是，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发现的战国漆器实物并不是很多。
1978年5月，湖北随州一座古墓的发掘，使得后人终于有机会一饱眼福，充分地领略战国时期的漆器之美。也许只是巧合，在这次考古过程中，出土的第一件文物竟然是一件漆器。
后来发现了它的头，原来不是鸭子，而是一只鸳鸯。漆盒内部剜空，顶部一个小盖子可以活动，可能是一个用来放针线或者化妆品的盒子。漆盒只有16.5厘米高，做得小巧玲珑。全身涂满黑漆，用艳丽的红色、黄色描绘出装饰图案。这个漆盒最引人注目的是腹部两侧两幅精致的漆画。一个长着鸟头的乐师在撞击编钟，两个怪兽在敲鼓舞蹈。线条简练流畅，构图稳重而不失活泼，是战国时代的绘画佳作。
经过考证发现，墓葬的主人叫曾侯乙，是战国时期诸侯国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墓一共出土了220多件漆器，而且大部分是实用器，各种生活用具和装饰品应有尽有，展示了当时上层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曾侯乙墓 漆盖豆
曾侯乙墓中最精良的漆器是四件漆盖豆。豆是祭祀时用来装食物的一种礼器，商周时期铸造过很多青铜的豆。这件漆器豆看起来和青铜器制作的豆如出一辙，显然是模仿青铜器而制作。豆由豆盖和豆身两部分组成，用一块整木雕成，造型气派，彩绘艳丽。特别是豆盖和豆耳上，用浮雕手法装饰了姿态各异的游龙，甚至细致刻画了龙身上的鳞甲。做工的精致繁复，不亚于青铜制品。
就在古曾国首都以南180多公里远的地方，挺立着另一座历史名城，荆州。在春秋战国时期，荆州曾长期作为诸侯国楚国的首都。所以，直到今天，长江中游一带还经常地被人们叫做“荆楚之地”。但是，在历史的深处，楚已经超越了诸侯国的意义，“楚文化”几乎成为中国长江流域文化的代称。
楚国漆器
和凝重典雅的中原文化相比，楚文化崇拜鸟的自由和灵性，对艺术有着天生的敏感，偏好灵巧与精致的风格。轻便的漆器在他们的手中，变幻出无穷的线条和色彩。作为楚文化的中心地带，湖北是发掘出土古代漆器最多的地区。无拘无束的想像力造就了这些艺术瑰宝。来自现实的自然形体被夸张和变形，并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含义。
这是楚国漆器中的代表作，在不大的座屏上，用透雕的方法雕刻了很多动物，大大小小，一共51只。有大蟒，小蛇，青蛙，鹿，凤，雀等。它们相互角斗，形态逼真，充满生趣。几乎所有的楚地漆器，都有着艳丽多样的色彩。它们运用黑底所具有的调和性，将众多暖色调和在一起，搭配得和谐而生动。
公元前二世纪的一个夏天，长沙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死去的是西汉王朝軑侯的夫人辛追。人们按照礼仪规范，庄重地举行各种仪式。沉重的棺椁被放进巨大的墓穴，辛追带着她的财富进入了黑暗的地下世界。两千多年后，公元1972年，现代考古发掘让辛追再一次回到地面。
马王堆出土的漆盒、漆盘
马王堆汉墓的价值决不仅仅局限于墓主人尸体的不朽，更重要的是它堪称中国文物史上一次空前的收获。在三座墓葬中，一共出土了几千件文物。而在所有文物中，最大的财富恐怕要算700多件漆器。尤其难得的是，大部分漆器都保存得相当完好。不仅器形完整，而且漆层基本没有受损，一些前来参观的外宾竟然对漆器的真伪产生了疑惑。
马王堆一号墓在保存有机物方面创造了世界奇迹，连两千多年的湿尸都能保存住，漆器能保存完好也就不用惊奇了。但是，即使在被盗掘过的一号墓里，也还残存了一些比较不错的漆器。这是为什么呢？专家指出，是墓坑里的积水起了关键作用。水可以使漆木器不至于干裂。
关于漆器是否为中国南方特产的疑问得到了解答。由于漆器的胎体大部分是木头，在气候干燥的北方地区很容易断裂，所以不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当年北方的中国人是否有着另外的审美趣味，制作出了完全不同风格的漆器呢？这将永远成为历史的遗憾。
经过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发展，漆器终于在西汉时迎来了黄金时代。不过，漆器仍然只在社会的中上层流行，而且价格十分昂贵，一只小小的漆杯的价格就相当于十只铜杯，因此，漆器在汉代也就成了贵族们特权和财富的象征。
正是由于漆器的贵族化，促使了工艺的迅速成熟和进步。这件出土在湖北的盾牌是专门为墓主人死后制作的明器。虽然形状像龟甲，实际上是用木头削制的。正面用红漆描绘了不知名的神人和神兽，形象有些诡异。反面是两个现实中的人物，也许是墓主人的肖像吧。
这件造型秀气的器物叫匜，是古代贵族专门用来洗手的用具。匜的壁上画了四只翩翩起舞的凤鸟，简洁的勾勒、流畅的曲线，使画面清晰利落。
轪侯夫人的漆棺是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完好的一套葬具。从外至里一共有四层棺。最外面是庄重的黑漆素棺，通体涂满黑色的漆，没有丝毫装饰。第二层是黑地彩绘漆棺，黑色的底子上用金黄色绘出复杂多变的云气纹，这些云气回旋缭绕，像“回”字形，时而水平流动，忽而直线上升，似乎是工匠一气呵成的作品。纹路间穿插着111个怪兽或者神仙。图案想像力丰富，线条粗犷，洋溢着远古时代的质朴和神秘。
第三层是朱地彩绘漆棺，红色的底子上用绿色、褐色、黄色等各种颜色，描绘出许多代表祥瑞的图案，一共画了六条龙、三只虎、三只鹿、一只凤和一个仙人。和外面的棺材相比，这个棺材显得富丽堂皇、艳丽多姿。在丰富的色彩中还出现了很难用天然漆调配的黄色和白色等浅色调，显示出当时的漆器工艺水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
最里面的内棺，棺身涂满黑漆，没有任何花纹或漆画，而是在黑漆层外面捆扎上帛束和锦。在汉代，青铜器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早期的礼仪制度成了传说。一些曾经十分贵重的礼器也被漆器取代。马王堆汉墓让人们看到了成组的漆礼器，这在西汉墓葬中并不多见。
这是用来盛酒的礼器，有方形和圆形两种。壶的整体造型简洁流畅，顶部的三个钮突破了壶的规整形象，壶身上的主体纹样无不给人以流动和飞舞的感觉。不过，在马王堆漆器中，大多数还是生活用具，有餐具、家具、兵器，还有用来娱乐的博具。这件龙纹漆几的外观显得豪华而气派。光亮的黑漆底子上，一条张牙舞爪的龙在飞翔
同样是几，当年出土时，这张几上放着一套餐具。五件漆盘，通体髹黑漆，再用朱红、灰绿等色漆描绘纹样。盘子里面的纹饰间用红漆醒目地写着“君幸食”三个字，这是请君进餐的意思。两件卮是酒具，也写着“君幸酒”的字样，是请君饮酒的意思。这些杯盘里的文字似乎也成了一种新颖的装饰。
这就是那把竹子作胎体的漆勺，是作舀酒用的。漆勺的斗用竹节加工，柄则是一段竹片。长柄的末端剔刻出一条昂首卷尾的浅浮雕式游龙，龙身漆黑，鳞爪却被描上了夺目的红色。其余部位装饰着红色的花瓣和黑色的枝条，既有强烈的艺术效果，也起到了加固勺柄的作用，设计独特而巧妙。
贵夫人有一个漆制的化装盒子，会让今天的女人羡慕不已。化妆盒分两层，上层放铜镜。下层有九个小盒子，装粉扑、粉刷、木梳以及各种胭脂、白粉等化妆品。在一些小巧的小盒子上，点缀的纹饰十分细密，用一般的毛笔似乎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实际上，这是西汉工匠发明的一种独特的漆器装饰技法，叫锥画。就是用针头镌刻出花纹，使得花纹细致入微，有的还填入金粉，产生类似错金的效果。马王堆漆器堪称汉代漆器中的杰作，质地光亮照人，图案朴实大方，变化多端的云气纹，配以艳丽的色彩，称得上精美绝伦。但是，这样的辉煌并没有维持很久，漆器最终也没有逃脱青铜器的历史命运。汉代以后，随着瓷器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漆器作为实用品退出历史舞台，完全进入了艺术的世界。
这幅漆画讲了一个历史故事：百里奚会故妻。百里奚是春秋时秦国的重臣，曾为秦国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百里奚夫妻年轻时曾分开，到了老年才复合。画面上的百里奚双手举于胸前，神情惊喜，他的故妻在一旁抚弦哀泣。这是一个盛菜用的漆槅，里面分成大小不等的七格，格里面画了七种奇鸟异兽。
这个漆盘上的人物只是在头部、脸部和手等部分用黑线勾画，寥寥数笔，表情很生动。外圈的鱼、莲蓬、童子和白鹭等形象则画出了明暗变化。
在中国古代漆器考古史上，朱然墓漆器的出土，几乎成为最后的辉煌。此后，我们很难再在古代墓葬中发现成套精美的漆器。
这是一件传世漆盒，它的样子和汉代、三国时的漆器有了很大的不同。外观更更加复杂和精致。这件漆盒被确定为南宋制品，是中国国内仅见的一件宋代剔红雕漆制品。到明成祖永乐年间，随着经济的繁荣，漆器制作也达到了历史上的又一次高峰。宫廷专门成立了管办漆器制造作坊的“果园厂”，而且还从外地征召制漆工匠入京。
这件圆盒制于明代永乐时期。盒子的漆层浑厚，花纹饱满，枝叶舒展，雕刻圆润，磨工精细光亮，是永乐时期漆器的典型作品。这个圆盘有所不同，髹漆不厚，构图具有绘画效果，是嘉靖时期独具风采的作品
清代皇室继续着对华丽漆器的追求，崇尚烦琐和精细的风格。漆器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皇宫的精雕细琢虽然不能被普通人分享，但在中国的民间，也有大量的能工巧匠尝试着对漆器工艺进行创新。福州被称作中国脱胎漆器工艺的故乡。而脱胎漆器又和景泰蓝、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三大工艺珍宝。
脱胎漆器的工艺方法源于汉朝。福州的老人传说，脱胎漆器的发明者叫沈绍安， 1912年初，沈绍安的后人接到圣旨，要他们进京为皇室制作漆器。但是还没来得及出发，就传来了宣统皇帝退位的消息。
中国的王朝就这样永远结束了。中国古代漆器也走完了自己漫长的发展道路，终于走出了宫廷，完全融入到民间。顺着漆器六千多年的发展之路，我们似乎也重新走上了中国文化的生命航线。不同时代的漆器唱出了不同的旋律。有的朴素清新，有的自然洒脱，有的高贵典雅。中国古代漆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诱人的光泽、鲜明的色彩、缤纷的修饰，营造了一个溢彩流光的美丽世界。
中国古代乐器（上集）
2005年8月，一支中国乐队在瑞士的日内瓦州巡回演出，演出的主题为“东方音符”，观众从未见过乐队用来演奏的乐器、也从未欣赏过如此悠扬而古远的旋律，演奏在当地引起了轰动。
台下的聆听者并不了解，这种演奏方式已经融入了不少现代因素，现在的艺术家们已无法真正再现中国古人的音乐精髓了。
埙及哨、陶鼓、陶铃
埙，形如鸡蛋的中国古代吹奏乐器，从这小小的乐器里发出来的乐声，马上会让人联想到空旷的原野，今天的人们听到后，也许会在心底涌起一丝淡淡的惆怅，仿佛回忆起了什么往事。
这是残留在人类集体记忆深处的一抹回忆。
从前，这种乐器就是用来在旷野上演奏的，它曾经统治了古中国人的音乐生活。从长江下游到黄河中游，人们在很多新石器时代的古文明遗址中，都发现了这种乐器。
埙的制作十分简单，用泥土捏成形状，在上面开孔，然后放进火里烧制。
中国埙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宽忍介绍说，它的乐器构造比较简单，如果乐器简单，孔少，音律就比较窄，所以从出土的文物和我们手上掌握的史料来看，最多的有6孔埙，在古代来说，这个发展已经到了最高的水平。
今天，新一代的乐器制作家成功地做出了一套10孔的埙，弥补了古埙音域狭窄的缺点。但无论怎么改进，埙的基本乐色永远都不会改变，呜咽幽暗，如泣如诉，埙有着其他古乐器所不能表达的意境。
在刘宽忍看来，埙的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有很强的震撼力，用作家贾平凹的话说就是土生地气，它不是一般乐器所能代替的，它对人的心灵，对人的内心世界有震撼的作用。
在艰苦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生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和野兽抢夺食物，像野兽一样死于自然灾害。但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他们会思索，有智慧，他们的感情更加丰富，需要更多的表达方式，动物只会嚎叫，但人类会歌唱，而且还会让石头、泥土、竹子、骨头发出美妙的声音——乐器诞生了。
今天，仍旧残留的原住民部落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最早的乐器和音乐生活。
原始音乐起源于人类的劳动生活，和先民的狩猎、畜牧、耕种生活息息相关：有一种叫骨哨的乐器，最初可能是作为联络的工具用于狩猎中，用陶土做成的陶铃摇曳时发出清脆的声响，而把兽皮蒙在空心陶管上击打，就成了一面鼓。它们和埙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祖先创造的古老乐器。
还有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磬，专家推测它来源于古人的生产工具。
东方乐器博物馆馆长应有勤介绍说，它的形状跟古代的石犁、石锄形状很相似，那个圆孔是用绳子吊起来敲击的，实际上，在古代就是在里面插一根棒，用来锄田、锄地用的，后来因为它这个形状，偶尔发现敲起来“当当当”的有一种美感，渐渐地不断用来敲击来感受那种美妙了。
从乐理上说，中国古乐一般使用五声音阶，叫做“宫、商、角、徴、羽”，相当于“1、2、3、5、6”，比现代通用的七声音阶少“4”和“7”的音。那么，是不是中国的古乐器根本就不具备演奏七个音阶的功能呢？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所长乔建中认为，不能说中国没有七声音节，没有这个事情。中国人是以五声为主，这跟中国人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后来的“宫商角徵羽”变成了“金木水火土”，变成“东西南北中”，总之跟五行观念有关。他介绍说，我们确实是以五声为主，以七声奉五律有一个规则，以七声奉五律，就是说以七个音来为五声音阶服务的，那两个音不是主要的，骨干音是五声的，有这么一个习惯性的规则。
这个规则也许正符合了中国文化所崇尚的平缓、宁静的精神境界，也正是因为以五个音阶为主，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音乐缺乏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而显得沉稳典雅。
但是，乐器本身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改变着面貌，当人类走出平等友爱的原始社会，特权阶层把对权力的崇奉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像骨笛、陶埙那样的简陋乐器也就不再能登大雅之堂了。
乐器的种类开始增加了，质量也在不断地改进。
根据记载，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代，乐器就有大约70种之多。
著名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是一个音乐家。
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音乐和礼仪规范处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弹奏乐器是培养高贵品德的重要途径。据说孔子本人非常爱好演奏古琴，还能亲自谱曲。
从此，古琴就被赋予了高于乐器本身的意义，它的身影一直萦绕在中国古人的音乐生活中。
古琴
我们能够看到的、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琴有2000多岁的高龄，古琴的造型古朴大方，通体涂满黑漆。
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古琴的样式渐渐变得复杂起来。王鹏介绍说，造琴是要考虑到它的声音特点、它的合理性，因此也会出现一些很多的造型，比如说蕉叶形，是根据芭蕉叶来设计的，像落霞式等等，都是根据一种对事物的想象而形成的一种造型。
琴的音色古朴沉着，是中国古弦乐中最重要的乐器之一。古琴演奏最特别的也许是对弹奏者的礼仪要求。在中国古代，琴是文人的专用品，弹奏前要沐浴，弹奏时必须怀着肃穆宁静的心态，琴台上还必须燃上一炷香。王鹏介绍说，“琴者禁也”，是指弹琴的时候要禁止邪念，以求得一种修身养性的作用。
此时的乐器并不仅仅发出美妙动听的音乐，更重要的是，借助乐器，人们得以陶冶性情，甚至感悟人生和宇宙的深奥哲理。
在历史悠久的武汉市，就有一座古琴台，这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琴的故事。很久以前，在这里，一个叫俞伯牙的人听到了琴师钟子期的琴声，当琴声演绎巍峨高山时，他感慨道：多高的山啊！当琴声表现江河奔涌时，他又大声赞美道：多壮阔的江水啊！钟子期第一次遇到能听懂自己音乐的人，十分感动，与俞伯牙结为生死之交，俞伯牙死后，钟子期把琴摔碎，不再弹琴了。从此“高山流水”就成了知音的代称。
就在离古琴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2000多年前的乐器殿堂。
1978年5月，在湖北随州，一项对中国古音乐史具有重大意义的考古发掘，带给中国音乐以足够的惊喜：墓葬的主人是公元前5世纪时，一个诸侯国的国王曾侯乙，在墓葬的中室，一间60多平方米的大屋子，象征着墓主人生前的“殿庭”，中室的南壁和西壁呈曲尺形立放着一组青铜编钟，它们整齐地挂在木头的钟架上，仿佛刚刚被埋入地下。
编钟
这套乐器不仅是世界考古史上惊人的成果，而且也是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伟大发现。整套编钟体积硕大，造型繁复精细，显出磅礴大气的王者风范。曾侯乙墓编钟总重量达到5吨，一共有65件，分三层悬挂，其中最重的有203.6公斤，高1.5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套编钟还让现代人听到了远古的乐声。
优美的音色，宽广的音域，让人们几乎不能相信，它已经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从理论上说，曾侯乙编钟不仅能演奏单旋律的乐曲，还能演奏和声与复调手法的多声部乐曲，也可以用来伴奏，而且，每一件编钟都能发出两个不同的音。编钟演奏时，由三个乐工拿着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个组的编钟，还有两名乐工，分别撞击下层低音甬钟，可以配以和声，或者烘托气氛。
这套编钟还反映了古中国人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
编钟优秀的音质，源于合理的合金配置，青铜中锡、铅含量的配比已经很符合现代的金属学原理。
紧靠着北壁放着一组编謦，它们是用石头做的乐器。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打击乐器建鼓，而在编钟和编謦之间还摆放了很多古老乐器，包括瑟、筑、排箫、箎等……
墓室里还整齐地放着成组的礼器和名目繁多的饮食器，仿佛是贵族们聚会的场面。眼前的场面让人觉得，这该是一个国王的音乐厅，展现了他生前宴请宾客时的场景，也描述了那个时代中国乐队的场面。
按照中国古史书的说法，皇家和贵族的乐队叫做“钟鼓之乐”，“钟”是编钟，“鼓”就是建鼓。这是一个高等贵族才能拥有的乐队，享受美妙的音乐是其次的，更重要的是展现权力和威严。早在周代，乐器的拥有就被视为人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有一种周代的青铜乐器兽面大铙和龙纹镈，通过表面纹饰，反映的也是上层贵族凌然不可侵犯的地位。
在那个时代，对乐器的使用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乔建中介绍说，首先，皇帝享受要四面之乐叫“宫悬”，第二等级的人，就是诸侯，诸侯享受“轩悬”，就是说他享受三面之乐，他的乐队不能四面，四面就是孔子讲的所谓“礼崩乐坏”了。我们看曾侯乙墓面出土的乐器，它就是属于诸侯这个系列的，是三面之乐。还有大夫，那是两面之乐，士是最低一级的，就是知识分子这类，享受一面之乐。
不过，乐器总还是有娱乐的功能。在曾侯乙的“寝宫”里也放着一些乐器，这些乐器大概是用来演奏轻音乐的。曾侯乙墓一共出土了8种128件乐器，有人曾统计过，如果要演奏曾侯乙墓里所有的乐器，起码要41个人。
实际上，在曾候乙墓中，陪葬了20名妙龄女子，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最大的也只有26岁。人们猜测，这些女子就是曾侯乙的乐队成员。
有人说，曾侯乙本人可能也会演奏乐器，在心情愉快的时候，弹起乐声悠扬的古琴。一个诸侯国王拥有如此多的乐器，人们因此猜测，曾侯乙是一个精通音律的人。
在曾侯乙墓的所有乐器中，编钟是无可争议的佼佼者，它在乐队中的地位只有现代交响乐团中的小提琴可以相媲美，就像一位威严的王者，青铜编钟曾经统领高雅音乐界，至少长达1000多年。
但是，这样的特权并没有维持到永远。
在山东洛庄一个西汉早期的王公墓葬区，考古人员在一个陪葬坑里，发掘出了一整套19件的编钟，它们和普通的军乐器混杂在一个坑穴里，完全没有了曾侯乙编钟的身份和气势，这套编钟的钟口有被挫过的痕迹，这是当年调音的方法，说明是实用钟，虽然直到西汉早期，编钟仍旧在铸造和使用，但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了。
和编钟相比，这个乐器坑里最大的收获是6套编磬，总计107件，比以往发现的西汉实用编磬的总和还要多。曾侯乙墓出土的编磬原件已经破裂，不能发出声音，而洛庄发现的6套编磬保存得都比较完好，轻轻敲击，就能传出清脆的声音。乔建中介绍说，中国人讲“金声玉震”，金就是这个钟的声音，玉震就是指磬的声音，这两种声音合配起来，使得乐队气势宏大。
用天然石头做成的编謦用小木槌敲击，音色清脆透亮，悦耳动听，和编钟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由于中国古人把青铜叫做金，所以人们形容这两种乐器是“金石之声”，象征着最高贵的乐器和乐声。
从曾侯乙墓到洛庄汉墓，时间相距大约200多年，编钟和编磬的组合已经出现了质的变化，编磬的地位和重要性似乎已经超过了编钟，虽然今天还不能确定汉代编钟编磬的具体作用，但曾经附着在乐器上的神圣感已经明显减弱。
当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时，远古时代的礼仪已经变得陌生，人们演奏的乐器和音乐生活也因为新的秩序和理念而变得不同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套乐俑，是一个西汉的小型室内乐队，他们由5个彩绘木制的乐俑象征，其中3个是鼓瑟俑，2个是吹竽俑，鼓瑟俑跪坐，作鼓瑟状，瑟横放在膝前，演奏者的双臂向前平伸，两只手的掌心向下。吹竽俑也跪坐，掌心向上，手中拿着的就是竽。
竽
吹奏乐器竽和弹拨乐器瑟合奏，曾经风靡战国到秦汉之际，叫 “竽瑟之乐”，这套乐俑出土在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它们的主人是西汉早期一个侯爵的夫人辛追。在辛追的墓中，还出土了竽和瑟的实物，绛色的竽，竽斗和竽嘴是用木头做的，22根竽管则是用刮去表皮的竹管做成。
人们还发现了瑟，外形朴素大方，似乎没有什么精彩之处，但研究人员对它的弦进行科学分析后，惊奇地发现每一根弦都用了370根蚕丝扭结而成。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乐器，部分反映了西汉早年的乐器状况。
从战国到汉代，乐器的种类虽然变化不算太大，但人们在弹奏乐器时的姿态却完全不同了，曾经的庄严肃穆被愉快和享受的风尚代替。实际上，曾侯乙时代那种严肃刻板的钟磬之乐在汉代已经解体，尤其像编钟这样体积庞大、不便移动、演奏方式又比较复杂的乐器已不再受到人们的喜爱，取而代之的是乐舞百戏这类欢快活泼的综合艺术，各种轻便的弦乐器和管乐器在乐队中粉墨登场。
乐器开始贴近普通人的心灵，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中国古代乐器（下集）
在故事片《英雄》中，导演张艺谋特地安排了一场打戏，用一位盲人琴师弹琴作为烘托，最后琴弦破碎，象征着格斗的白热化。
实际上，真正的古琴演奏十分优雅，手指在琴弦上舞动灵巧而不失风度。
制琴大师王鹏介绍说，古琴的音乐风格追求轻微淡远、中正平和，也就正合了儒家之正、道家之轻以及佛家之和，实际上是作为中国一种比较顶级的精神内涵的东西了。
深厚的文化含义还反映在琴的形制上，我们看到的这些传世古琴的装饰虽然各不相同，但在设计上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中国古人崇尚自然的传统思想。
王鹏介绍说，古琴的设计是一种崇尚自然的设计，这从古琴的形制和结构上就可以反映出来，比如说琴的最高点，就是乐山，乐山就是巍巍高山的意思，那么高山之巅，就是水的起源，所以琴弦就可以看成是长长的流水，这就是高山流水，所以古琴的设计里面，体现了水的这种情绪比较多，一滴水从空中滴落的时候会给人们一种通透的、清澈、圆润的感觉。
今天的人们在休闲时，经常会选择到茶楼喝茶。茶道表演一般还要有音乐伴奏，伴奏的乐器叫筝，据说筝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现代考古很少发现筝的实物，只有一些传世的古筝。
筝
筝的外形看起来和琴有几分相似，实际上完全不同，琴有7根弦，而筝弦的数目却并不固定，但通常是13根弦，并且所有弦都有音柱支撑。
琴一般适合表现古雅、节拍比较缓慢的作品，而古筝更能表现激昂情绪的音乐。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所所长乔建中介绍说，古琴呢，是一个人燃一炷香，自己弹给自己听，所以它从来不追求音量，不追求很花哨、很欢快的那种音。筝不是这样的，筝只要是让老百姓听了以后能够很激动，筝是给大众听的，所以琴和筝不一样，在功能也不一样，一个是自娱的，一个是娱人的。
据说，筝因为弹奏时发出“铮、铮”的音响而得名。筝的音色优美流畅，表现力强，低音部粗犷豪放，高音部慷慨激昂，既善于表现优美抒情的曲调，又能够抒发气势磅礴的情绪。
琴和筝，都是产于中国本土的古老乐器，在中国延用了好几千年时间，至今仍旧被中国人喜爱。
不过，在今天通行的不少中国民乐器，却并不是中国古人的发明。
有一幅出土于唐朝墓葬的壁画，向我们展示了当年乐队的形象：乐工们聚精会神地操弄着各种乐器，管弦交响，金鼓齐鸣，场面十分宏大，各种乐器进退有致，搭配得体。有些是中国传统的乐器——笙、筝、竖笛和排箫，而有些乐器的样子却比较陌生，在汉代的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中都没有出现过。从汉代灭亡到唐代建立，有近40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古中国的乐器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样造成的呢？
早在西汉年间，探险家张骞前往西域各国，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一些外来乐器因此进入中原地区，从而使中国的乐器发展出现了重大的变革。
在变革中，笛和箫的演进最为明显。
出土在河南的一个文化遗址里的笛子，已经有8000年的历史了，它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有音阶的发音器。乔建中介绍说，它就是人利用鹰的翅膀上那个比较粗的骨头，然后把它挖成了很多按孔、吹孔，来吹奏音乐的。
一直到汉代，中国传统的笛子都是竖吹的。乔建中介绍说，萧过去都叫笛，我们早期的那个笛是竖吹的东西，到了汉代以后，是张骞通西域首先带回来这个横吹的笛子。
从唐代乐舞俑的姿态上，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笛子和箫的区别，笛子出现后，原来竖吹的乐器就叫做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