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书法（上集）
这是一张古人随手写下的便条，上面残缺不全共计27个字，文中的内容已经无法全部释读。但即便这样，也丝毫不影响它在后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书写者被后世的追随者尊称为“书圣”。后人用魏晋风度来形容王羲之生活的那个年代，那是一个中国书法集大成的年代。
在1600年前，它以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形象横亘在世人面前。在古籍的记载中，那时的人们身穿宽袖大袍，生活散淡不羁。正是这样一群不拘形迹的文人，用他们神奇的笔墨，把汉字实用性的书写带到了一个艺术自觉的书法时代。他们流传至今的作品，多数只是当年随意涂抹的书信便条或是文章草稿，上面的文字通常缺失不全，而且文意多数不可考证，正是这样的一些只言片语，构成了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魏晋书风”。
这里是中国文化的家园，也被后世的书法爱好者当作书法艺术的起源地。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现为人们展示了距今三千多年前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中国古文明最辉煌的发明除了大量的青铜器外，就是这些体系完备的文字。这些文字被刻在乌龟的外壳和牛的肩胛骨上，所以叫做甲骨文。甲骨文不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历史信息，还让后世的书法家看到了祖先最早的书写艺术。当时，汉字的书写者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在最初意义上的书法家群体，他们被称为“贞人”。
贞人在当时掌管着被称为国之大事的祭祀活动。他们根据每次祭祀活动的内容，在龟甲兽骨上刻写相关的卜辞。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一些龟甲上的文字内容非常奇怪。在一片甲骨上，相同的内容刻写了好几行。其中最右侧的一行刻写工整流畅，而其余几行字迹潦草而生涩。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这些内容重复的龟甲，可能是当年贞人在练习刻辞，工整的一行是老师在进行示范，其余的则是学生的仿刻。
甲骨文
不同时期不同贞人所刻的甲骨文，在字形的结构布局上，也已经呈现出不同的个人风貌。可以说，在甲骨文时期，先人对于文字的书写，就已经开始注重实用之外的美感了。在那个书法还没有进入艺术自觉的时期，殷商先民在充满宗教意味的契刻中，给后人留下了神秘的原始线条。
文字还被浇铸在青铜器上流传下来，后人把它们统称为金文。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由于是浇铸而成，线条浑厚凝重。再加上岁月的销蚀，往往字迹斑驳模糊，呈现出一片苍茫古朴的气象。几千年后，它们将重新出现在后人的视野中，给后来的书法家带来新的艺术启示。
经过甲骨文、金文的缓慢发展，古代书法开始缓慢地步入它的成熟期，出现了篆书和隶书。今天的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与甲骨文同一时期的西方文字，无一例外都选择了广义上的象形文字。所有的象形文字都在一定程度上模拟自然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图像，因此具有很强的绘画特色。这些文字有的已经不能解读，它们更多地被当作艺术作品让后人欣赏和揣摩。但是，当时间步入公元前10世纪到15世纪的时候，中西方文字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大约在中国的周代，中国的先民们正在一件件瑰丽的青铜器上镌刻着声形兼备的独特文字，而同时期的西方文字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字母化的道路。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文字基本上失去了艺术特性，而仅仅保留了传言记事的功能。古老的汉字却在实用之余，不断地融入艺术化的审美书写，进而形成了独有的书法艺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巨大的分野，也许只能定格成难以破解的历史悬案了！
尽管久远的历史给后人设置了重重的谜团，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古老的汉字在艺术性的书写上正日渐成熟起来。距离殷商甲骨文1000多年后的魏晋时期，一个真正隶属于书法的时代来临了。
五种书体
在研究书法成熟的历程时，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魏晋书法的成熟，汉字先后出现了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五种不同的字体。是什么力量在推进着汉字的革新演变呢？因为从文字实用角度而言，早在甲骨文时代，汉字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
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年代，七国文字曾经统一于一种美术化的小篆书体。这是统治者意志第一次达成了文字的大一统。文字自上而下的统一也丝毫阻止不了字体的演变。汉代，隶书风行天下，统治者再次修订文字，颁布了各种标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块石碑便是当年标准的官方字体。但是汉字依然在不同的书写者手中演变着。学者把这种推动字体演变的力量归之为日常书写时便捷与实用的需求。
但是，汉字并不仅仅是实用的，当作为文字的汉字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书法艺术也在一点点推进。实用与审美始终是汉字两条并行不悖的脉络。关于字体的演变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法解释的空白期。从外形上看，篆书和隶书，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字体，他们二者之间的演变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至关重要的衔接环节直到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发现。
在近代的一些考古发现中，出土了大量秦汉时期的竹简和帛书，正是这些弥足珍贵的古代墨迹，让后人看到了字体演变的关键环节。这些造型独特的字体既像篆书又像隶书，它正是古人出于便捷的需求，逐渐简化篆书的繁复，而开始走向一种全新的隶书字体。隶书的简便性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巨大的创作空间。
在两汉时期，人们还没有书法艺术的自觉意识，艺术的创造都是在无意书写时完成的。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五种字体都已发展完备，博采众长成一代宗师的书法名家也开始出现了。比如钟繇、王羲之、王献之。长时间的无意书写终于转变成为自觉的创作，针对书法的各种理论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体系。书法和绘画一样，进入到中国文人的文化生活中，成为一门自成体系的艺术类别。
此后，从魏晋一直到清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一些天赋超群的书法家，总是将自己独特的审美趣味赋予那些变幻莫测的笔墨线条，给后人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书法珍品。在这些被后世尊称为法书的小纸片上，密密麻麻的盖上了各种各样的印章，每一枚印章的背后就是一位当年的收藏者，他们之间的时间跨度长达百年甚至千年。每个时期的书家不断赋予各种字体独特的审美意蕴，篆书的庄重古朴、隶书的典雅高贵、楷书的端庄秀丽、行书的洒脱随意、草书的落拓不拘，虽然只是线条的描摹，但是一片片黑色的墨迹，却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五彩缤纷的艺术世界。
王羲之与《兰亭序》
这里埋葬着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皇帝唐太宗。唐太宗是一个狂热的书法爱好者。据说，他在临死前，要求一定把一件书法作品陪葬到墓中。这个传说给后人带来了无数的烦恼。此后几百年间，人们孜孜不倦地追寻那件书法瑰宝的下落，直到今天还是一个谜。它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传奇——《兰亭序》，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当时一些书法家的摹本。
这幅作品文字的内容十分优雅，它是在一次文人雅集中为诗集写下的序言草稿，但人们关注的却不是文章的优美，而是书写的韵味。28行，324个字，每个字都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极高境界，遒劲中透出飘逸，沉着中变化无穷，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是古代书法发展到东晋时期的集大成者，在后人的心目中，他几乎成了中国书法的代名词。用笔细腻和结构多变，是王体书法的最大特点和最重要的创新。后人评价他的字雄伟秀丽，出于天然使得古法为之一变。
王羲之不仅集前代之大成，而且开后世之风气，历朝历代的书家对王体书法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近代的研究者在仰视这位被尊称为“书圣”的先人时，不由得频频发出“不知如何言说”的慨叹。
据史籍的记载，王羲之在世的时候，他的书法就已经价值连城。在当时，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模仿王羲之书体为荣，以至于在东晋就有人模仿他的书法在市井间叫卖。王羲之书法经过历代的追捧，到唐代达到了巅峰。唐太宗李世民由于酷爱王羲之书法，命百官四处搜寻，并进行摹写保存。史书上说，当时世间的王氏书法都已被收购殆尽。今天的人们能看到的王羲之书法，多数也都已是唐人的摹本了。
这位开创大唐盛世的一代帝王甚至亲笔为王羲之写下了一篇传记述评。在传评中，唐太宗赞叹道：历朝历代，书法尽善尽美的，仅此一人而已！王羲之书法在唐代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原地区，在敦煌莫高窟中，今天的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许多临摹王羲之的作品。甚至在远隔重洋的日本，当时最负盛名的几位书法家，也完全是一派王羲之的书风。
到了清代，酷爱王体书法的乾隆皇帝，专门在皇宫里辟出了一间书屋，赐名“三希堂”，用来供奉他收藏的三件王氏法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他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远房的侄子王珣的《伯远帖》。据说乾隆皇帝对三件法帖酷爱有加，一生赏玩无数，仅在上面的题词就有74次。他甚至还把自己临摹王羲之的书法刻制在精致的玉片上。
在王氏书风的影响下，一些书家开始变法。唐代的张旭和怀素是其中开一代狂草书风的代表人物。两个人都嗜酒如命，人称“颠张醉素”。同时代的李白、韩愈，在评价二人的书法时，说他们但凡有种种情致，不论是“喜怒、忧悲、穷困、怨恨”都能抒发于他们的狂草之中。
在他们传世的作品中，文字的可读性完全让位于书写时的情绪表达，线条纵横跳跃、连绵环绕。不论单一线条的造型，还是不同线条间的组合变化，都让后人叹为观止。
直到今天，楷体仍旧是中国最流行的一种印刷字体。楷书最早形成于汉代，钟繇的这副作品还仍然带有隶书的痕迹，但已经显示出另一种别样的风格，字体工整而清秀。到了唐代，楷书发展到一个高峰，并形成了影响后世的三种书写派别。这三种派别各自有着鲜明的特色，欧阳詢的欧体楷书清丽秀美、颜真卿的颜体楷书厚重宽博、柳公权的柳体楷书则吸收了欧体和颜体的特点，更加工整清晰。这些代表性书家共同造就了唐代书风的另一个标尺——唐楷。这种法度完备的唐楷也成了后人创作楷书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峰。而就在唐代之后不久，一种技术力量的介入，让楷书这种标准化的字体彻底定格在了唐代。
楷书由于工整和清晰，不仅成为最具有大众化色彩的书法艺术，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历代的官方字体。
公元758年，盛极一时的唐朝开始走向衰落，安史之乱让安逸的盛唐子民饱受战乱之苦。49岁的书法家颜真卿得知自己的侄子被叛贼杀害，悲愤之余，提笔写下了这篇悼文草稿。初看起来，这幅作品似乎是在很草率的情况下完成的，不少地方还有涂抹的痕迹，满篇笔墨狼藉。但是，它却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篇旷世佳作，被称作继《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这篇228字的草稿删改涂抹，行文最初字字断开，然后连笔疾书。尤其在草稿的末尾，作者一笔写下“呜呼哀哉”四个字，一气呵成，犹如一声悲鸣，沉痛至极。后人形容“人书合一、浑然天成”。
唐代末年，战乱频繁，古代书法代代传承的法书真迹在这一时期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书法的风尚一度走向低靡。直到北宋后期，一股崇尚意趣的书风才重新振作书坛，这一时期的书家抛却古代成法的束缚，更加推崇主观情趣的表达，这种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一代文豪苏东坡给后人留下了一幅具有典范性的作品。
这一年，苏东坡遭遇了仕途生涯中的最低谷。在书作的开头，作者缓缓开始叙述，说自己被流放到南方的黄州已经过了整整3年了。此时字迹中规中矩，字势平缓。当行笔数十字之后，作者的情感开始激越起来，用笔越发沉着痛快，字迹也随之参差跳跃。当作者叙述到自己流放异乡枯寂萧瑟的心境时，字迹遽然变大，这种肆意突兀的效果让观者感哽震惊。行文到最后，作者思念远在万里之外亲人的坟墓，心境更加悲凉，在一句“死灰吹不起”的感叹中草草收笔，并且一反常态的没有署下自己的名号。书法语言讲究意境与神韵，后人用八个字来形容这幅充满愤懑之情的书法佳作——“宛若天成、如有神助。”
同时代的另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更是发出了这样由衷的赞叹。他在跋文中写道，苏东坡的这两首诗作，恐怕连李白也有比不上的地方，而这种神来之笔，就算是苏东坡自己重新写过，或许也难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了。
琴的音色质朴而沉静，它暗合了古代文人的修身养性之道。宋代之后的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各个门类的博涉兼通，这种情趣与学养并重的时风，让书法作为艺术的特质越发得到彰显。在今天的中国，书法的含义出现了一些变化，在成为一个专门艺术类别的同时，它也是普通人用来怡情养性的一种方式。
中国古代书法（下集）
讲述三千年的书法史，似乎还有另一种方式。历史的追溯可以从考证一张普通书桌的诞生开始。这是一张漆木几，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距今2200多年。这张木几长60厘米，宽21厘米，高51厘米，它的作用是陈设家居物品的。这种形状类似于桌子的小木几，其实并不等同于今天意义上的书桌。从考古的实物和古籍的记载中可以证实，书桌的概念到唐末宋初的时候才开始出现。
在这家收藏有明清家具的博物馆中，可以看到明清时期，文人墨客用于伏案作书的桌子.今天的人们所理解中的书法创作与书桌密不可分，而这种坐在书桌前，将纸张放在桌面上，然后挥毫作书的场景，其实宋代之后才开始出现。在宋代的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书写姿势，与今人理解中的书法创作并无不同之处。
宋代之后才出现书桌的事实让研究古代书法的学者困惑重重。后人难以想象，在没有书桌的依托之下，古代经典的书法创作如何才能得以完成？难道古人会有完全不同的书写方式吗？
青瓷对书俑
这具古俑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距今1700多年，属于西晋时期。晋代是王羲之生活的年代，这是中国古代书法的第一个高峰期。这尊“青瓷对书俑”清晰地记述了晋人的书写姿势。两个俑人对面而坐，中间是一个长条型几案。上面放着砚台、毛笔和笔架。右边的俑人手里捧着几块薄木板，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可供书写的“尺牍”。左边的俑人，左手举着尺牍，右手握着毛笔，凌空书写。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让学者大为惊讶。古俑所处的年代是一个书法的鼎盛时期，难道让后人顶礼膜拜的晋人法书，竟然是在这样的书写姿势下完成的吗？同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古代绘画为后人提供了相关的佐证。
这是东晋顾恺之留给后人的名作《女史箴图》。图中站立的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也是凌空书写。
300年后北齐时期的《校书图》中，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书写方式。居中的一个人坐在交椅上，一手捏着书稿的下角，旁边的书童帮忙抻着纸的上端，正在执笔校书。相同时期的绘画中，这样的姿势比比皆是。毫无疑问，这种姿势正是书桌出现之前古人的书写方式。古人正是以这种姿势，创作出了流传后世的经典法帖。
一个疑问产生了，在这种凌空书写的姿势下，柔软的纸张如何能承受住毛笔书写的压力呢？其实，在纸张出现之前，古人的书写材料历经了长时间的演变过程。商代，龟甲兽骨是最早的书写材料。
到秦代，竹简大量通行。当时掌管书写的文官被称为“刀笔吏”,他的身上要配备两样特殊的物件，一把铜刀，一块磨刀石。写在竹简上的文字需要修改，就用铜刀刮去上面的字迹，重新写过。而经常刮削竹简，铜刀容易发钝，因此磨刀石也是刀笔吏的必备之物。
另一种小木片也是当时常用的书写材料，人们称它为木牍。木牍的宽度在10厘米左右，上面可以同时书写多行文字。一直到汉代，简牍仍然是重要的书写材料。今天的考古发现让后人看到当年面貌各异的简牍实物。有的长达半米，有的宽度还不到一厘米。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1世纪，一个叫蔡伦的宫廷太监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张纸。几百年后，造纸术陆续传到世界各地，成为影响人类文明史进程的重大发明。但是，考古发现把中国人造纸的时间又往前推进了两百多年，这是迄今为止出土年代最为久远的纸张，它距今两千多年，隶属于西汉时期。汉代，造纸术刚刚出现，古人的技术还远没有完善，当年造出来的纸张只有1尺左右大小，而且表面粗糙，纸质厚重。
东汉末年，造纸的技术更加普及，这一时期纸张和简牍同时并用。等到魏晋时期，纸张已经是最通行的书写材料了，当年朝廷还明令昭示天下，要求用纸张取代简牍。这种书写材料的变革，给魏晋书法的兴盛奠定了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
除了纸张，毛笔是最为关键的书写工具。据考证，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最早的笔字——聿。它的形状生动的再现了古人右手执笔书写的情形。上端一只右手，中间是一根棍子，棍子的下端分出三个叉，表示笔毫。以后，在“聿”上加了一个竹字头，也就是现在通用的笔字的繁体——筆。而原来的“聿”字反而成了一个虚字。
是毛笔的诞生，奠定了汉字从书写演变为书法的物质基础。古人说“唯笔软则奇怪生焉”。书法最核心的审美对象是线条，笔毫柔软的毛笔，赋予了书法变幻莫测的线条，而后人关于书法审美的一些特定语汇正是由于毛笔的不同书写方式而产生的。比如：方与圆、虚与实、枯与湿、疾与涩、巧与拙。这些特定的审美取向，经过历代书家的完善而日趋丰富，进而构建出古代书法独特的审美意蕴。
最早的毛笔，笔毫用羽毛做成，后来逐渐改用兽毛，其中最常用的是兔毫。据说讲究的兔毫要用秋天的狡兔背上，两道比较硬而有弹性的毛来做。史书还记载，王羲之用的毛笔是用老鼠胡须做成的。那么，古代的毛笔是什么样子呢？它与古人独特的笔法有什么关联吗？
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出土了现存最早的毛笔。笔杆直径4毫米，粗细程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圆珠笔芯。笔毫比较长，有三分之一扎在笔管之中。这种毛笔令后人大为惊讶。手执这种毛笔，书写的感觉与现在通行的毛笔完全不同。古人为什么要制作这种似乎不太适合于书写的毛笔呢？
相同形状的毛笔在其它考古现场相继出土。1975年，湖北荆州的一个汉墓中出土了这只毛笔。它的年代比湖南战国墓的毛笔大约晚了300年。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又出土了一只相同形状的毛笔，它的年代是西汉时期。三个不同地点出土的毛笔横跨了三个不同的年代，而毛笔的形状却始终一致。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年普遍通用的毛笔。专家推测，它的造型可能是为了方便在简牍上书写细小的字体而设计的。汉代之后，毛笔的笔杆逐渐加粗，它的形状与后世的毛笔已经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变化或许也是为了适用与不同字体的书写而逐渐演变的。
上个世纪初，这种新型的书写工具传入古老的中国。千百年使用毛笔的中国人很喜欢这种方便的笔，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自来水笔。这个名字的来源显然和钢笔的吸管装置有关，用不着像毛笔那样需要不停地蘸墨汁。中国人最早发现自然界中有一种天然矿物，可以留下清晰的黑色痕迹，这就是最早的墨。大约到了汉代出现了烟煤加胶粘合成的人造墨。这一时期，制墨技术还不发达，墨只能制成小小的丸状，需要用一个小石块配合砚台磨制使用。这种功能类似的砚台在不同的考古现场都有出土.磨墨时必须用清水，当年连倒水的铜水注都是专门制作的。转着圈慢磨，直到墨汁渐渐稠浓。在这样的静心准备过程中，书写具有了修养品性的文化含义。
但是，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似乎会有更多的疑问产生。用古人当年的这种书写姿势，书写的感觉与今天的书法创作完全不同。由于没有书桌的支撑,双手的稳定度极难掌握。有学者推测,古人在当年独特的姿势下,可能会有独特的书写技法。
从东汉开始，随着书法的成熟兴盛，书法理论出现了。
在今天信息通行的时代，从网络上便可以轻易的搜索到历代浩繁的书法理论著作。在这些书论上，从东汉直到清代，每个时期的理论家总是不厌其烦的论述着笔法的玄妙。在古人的记述中，用笔的法则是成就书法的核心技艺，得笔法才能领悟书法的真意，不通笔法，即使穷其一生也劳而无功。
他们用各种在今天看来已经几乎消亡的古文字来描述这些高妙的笔法。在古代书法理论中，古人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笔法动作，它的核心便是毛笔的使转。
毛笔在手中并不是僵死不动的，古人书写时，大拇指会根据书写线条的变化，来回拨动笔杆。古人一再推崇的五指执笔法，正是由于这样的执笔方式更有利于毛笔灵活自如的转动。
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下，双手都没有任何的依托，转动毛笔的方式可以分散笔尖对简牍和纸张的压力，更容易控制笔画的粗细变化。同时，笔杆的来回转动，可以使毛笔的笔锋始终裹束在一起，不容易开叉，保证行笔的快速流畅。
专家推测，书法在诞生之初，文字的书写更重要的是实用性的记录，古人对书写时的便捷与快速的要求无疑是第一位的。正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之下，古人总结出了这种笔法动作。之后，转笔的技巧逐渐成熟，不同的书写者不断融入各自独特的审美意韵，实用性的书写更多的倾向了艺术性的创作。
书法的面貌到唐代晚期时，迎来了一个变革的契机。而这个契机正是书桌的出现并进而带来的书写方式的改变。在唐代之前，古人席地而坐，使用的都是低矮型的家具，到在唐末宋初的时候，胡人使用的高脚书桌开始走入中原地区的寻常人家。
从宋代开始，由于书桌的出现，古人凌空书写的姿势变成了垂直书桌的书写。这种姿势，在宋代之后的绘画中也多有反映。在这些绘画中，清晰的描绘了宋代先人书写的场景，这种情形已经与今人相差无几了。
书桌出现后，书法的工具——毛笔和纸张也悄悄发生了变革。毛笔的工艺发生了改变。一种笔毫柔软的羊毫笔渐渐流行起来。到明清之际，长锋羊毫更是受到了书家的青睐。柔软的羊毫在书写时，线条的变化更加的变幻莫测，再加上纸张的渗化效果，完全是另一派全新的气象。对墨的讲究也越来越多。好的书法家都有自己喜欢用的墨，墨中以产于安徽徽州地区的徽墨最为著名。
根据水分的多少，墨色又分为浓墨、淡墨、干墨、渴墨、枯墨等。但是，墨色的变幻必须通过纸张来表达。宋代之后，造纸技术日趋发达，不同尺寸、不同质地、不同性能的纸张出现了。尤其到了清代，书法作品几乎已经是宣纸的天下。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州而得名，这种纸绵白细匀，具有良好的渗水性，墨色在纸上生润有色，笔痕清晰，被人称颂为“发墨定笔”。
浓淡不同的墨色在质地各异的宣纸上经过渗化，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从而形成不同的书法风格。狂放张扬的字体更适合使用沉郁浓烈的墨色，而清秀飘逸的书法则偏好清淡的墨色。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在用笔、结字和章法、墨法方面都有相当的讲究，所有技艺统一于书者的情感、气质和艺术修养。宣纸上的笔墨歌舞，体现的是人的精神风采。
对书法艺术的更高追求派生出了书写工具的独特审美观。笔、墨、纸、砚被称作文房四宝，它们甚至逐渐脱离了书法艺术，成为专门的艺术门类。直到现代，对宣纸和砚台的赏玩仍旧十分流行。
无论时代怎么更迭，书法艺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顽强地生长和发育。宋代之后的书法家在传承古人笔法的基础上，对传统书法进行了全新的演绎。创作这种张挂于墙壁上的巨幅作品，书家不仅要把握细部的精到，更要关注作品整体的气势神采和给观者的第一感受。它把书法的欣赏方式从手头的赏玩变成了站立式的远观。这种转变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书法的创作观。
清代末年，古代书法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一时期，北方出土了大量的墓志和造像，年代大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的北魏时期。这些石刻文字生动稚拙，充满了古朴的意趣。而到19世纪末，殷墟甲骨文和大量青铜器的出土，更多的古文字展现在世人面前。清末一些力求革新变法的书家，一变风气，以苍茫质朴为美，用柔软的毛笔模拟这种刀刻和青铜浇铸的古文字，开创了影响至今的碑学书法。直至今日，在美术学院的书法教育中，魏碑石刻仍旧是重要的取法对象。
今天，中国古代的传统书法，已经在众多的艺术门类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后人正在用现代的艺术眼光审视着这门古老的艺术。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起始于一根根变幻莫测的神秘线条，而在线条的背后，是这个古老的国度对这个线条构筑的世界深深的迷恋和无休止的追寻。
中国古代石刻（上集）
于家村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北方乡村，传说是明朝名臣于谦的后代为了避难而建造的。村里大多数人家姓于，村子就叫于家村。村民的日子过得悠闲自得，平日里也没有外人来打扰。但是，这个村子在中国北方却很特殊。石板路。石房子。墙壁上的拴马桩。石磨、石井、还有石水槽，至今仍旧是村民洗衣服的地方。这是一个石头的世界。于家村属于中国河北的井陉县，被称为石头村。全村一共有石头房屋4000多间，石板街道3700多米，石井窖池1000多个，石碑200多块。
于家村在中国是一个特例，和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人很少用石头建筑高大的房屋，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中，生活中的石头建筑是长满青苔的石阶梯、湿漉漉的石板路，还有一些石桥。
在人类的童年时代，石头曾是人类最亲密的伴侣和最重要的工具。石头作为人类主要工具的时间从距今100万年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4000年前。
后来，随着铜矿石和各种金属的发现，更为锋利和坚固的金属器具开始进入历史，石器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产活动。但人们对石头的兴趣没有减弱。石头承载的文明随着长长的岁月印记流存至今，成为中国人追寻古老梦想的重要依据。
在成都的金沙遗址，考古专家们对出土的这些石雕产生了极大兴趣。它们被雕成人或动物的形象，可能用于祭祀活动。这表明，在古老的蜀王时期，原始先民已经赋予了石头超出实用工具的意义。
因为来自大自然的石头，有着坚硬的质量，它能替脆弱的生命记录下印迹，保存住我们曾经的所思所想。巨大的石块寄托着人们共同的希冀，大量的建筑、陵墓、雕像同时出现在东西方古文明中，各自形成独特的石雕风格。相比之下，中国古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喜欢使用木头，不仅生前用来修筑房屋，死后也当作安身之处。偶尔有达官贵人在死后住进石头的房屋，那是为了求得稳定和安全。
西汉时期有些王公开山为陵。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就是在天然山体上开出了两个巨大的洞穴。但放置尸身的棺材大多数还是用木材制作。在唐代，有些贵族却突发奇想，为自己做起了石头棺材。
石棺的主人叫李寿，是唐代的一个贵族，在生前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死后的石棺却成了中国石雕的代表作。石棺用八块厚石板和八根倚柱构成，外壁上浮雕着文武卫士、侍从和神仙，内壁上刻着乐舞、侍从人物和十二生肖等等，雕刻工艺精到，形象生动活泼。
但是，石棺在中国并不多见，古代的中国人更多地赋予石头另一种意义，这些特殊的石头几乎无处不在，伫立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石碑是中国最常见的石刻作品。
中国石碑的起源却和丧葬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石头上刻上死者的名字和生平，放在坟墓前，墓碑就产生了。古代的墓碑在两汉时期十分流行，因为汉代实行厚葬，王公贵族们甚至每年要拿出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修建墓葬。树碑立传这个成语就起源于那个时代的奢靡之风。汉代结束后，新的统治者严厉禁止铺张浪费，甚至不允许在坟前树碑。
变通的结果是出现了这样的东西，它们叫做墓志，上面写上墓主人的功绩和生平，这些文字就叫墓志铭，虽然后代又重新起用墓碑，但是墓志铭也保留了下来。
赑屃
乌龟是中国人的瑞兽，代表长寿。放置石碑的基座就是一种乌龟形象的怪兽，但是它的身世似乎更加崇高，据说这种怪兽的名字叫赑屃，是龙的第九个儿子，力气很大，所以就让它专门来驮石碑。
而在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国，石碑的基座却是这样的形象。既像人，又像野兽，还有男女性别之分。男性石雕面部浑圆，颧骨高突，嘴里伸出獠牙。碑座背面刻了六个汉文，是工匠的名字：“砌垒匠高世昌”。女性石像乳房下垂，半握着双拳，手腕上套着双环。这种浑厚朴实的石雕，典型地反映了西夏民族的审美趣味。
遗憾的是，在西夏王陵，除了保留下来的一些基座，上面的石碑都已不见踪影。留下的是无数的残片。西夏王国建立于公元十一世纪，十三世纪被蒙古人毁灭。当年蒙古人入侵后，烧毁了西夏王陵。在残留下来的石碑残片上，还能辨认出西夏文字。它们是根据汉字创制的，后来成为死文字。西夏王国也因此罩上了神秘的面纱。
幸好还有石碑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甘肃武威一带曾经是西夏王国的领地。清朝时，一位学者来到武威的大云寺游览，发现院子里有一座碑亭被砖块砌满。僧人告诉他，里面藏着一块不吉利的石碑，一旦出世，就会带来灾难。在学者的再三要求下，砖块被拆掉，秘藏的石碑露出了面目。
这是目前发现的最完整的西夏文字碑，一面是西夏文，另一面是汉文，每面大约一千八百多字，内容涉及西夏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成为研究西夏王国的宝贵资料。一块石碑为一个曾经遗失在历史深处的王国找回了昔日的踪影。
今天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里展出各种各样的古石碑，这些石碑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墓碑。中国人用石碑来纪念所有值得铭记的人物和事件，让后人永远不能忘记流逝的往事。皇帝的御碑还要修建一座专门的亭子，叫御碑亭，以加深人们对这些文字的尊重。
这块一千多字的石碑记录了基督教的一个支派——景教传入中国的往事。碑文上说，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从波斯来到西安，唐太宗特许他建造景教寺院，景教因此在唐朝有了很大的发展。而这段历史在史书中根本没有提到，石碑被发现前，人们从来不知道基督教早在唐朝就曾在中国流传。一段早已被遗忘的历史靠着石碑的坚毅特性而得以保存。
在镇江的碑林博物馆也有一件镇馆之宝，这块石碑被誉为“碑中之王”，叫《瘗（音“义）”鹤铭》，是古代一个文人为家里死去的仙鹤写的一篇纪念文章，年代和作者都已经无从考证。五块碎裂的石头曾是一整块天然的石壁。也许是因为仙鹤属于大自然，所以主人把碑文刻在了山上。在山体上直接刻文记事，叫做摩崖石刻，它们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
摩崖石刻
这是一座被称为“天下第一山”的名山。虽然主峰海拔不过1500多米，但山势雄奇，山峦叠起，主峰突兀，气势非凡。这座山的扬名并不仅仅因为自然景观，千百年来，泰山被赋予了深厚的人文含义。泰山是中国古代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古代历朝历代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并且在泰山上下建庙塑神，刻石题字。从夏、商时代开始，各朝代的皇帝登上皇位后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朝拜泰山。历史上一共有72个君王来泰山会诸侯、定大位，刻石记号。古代的文人雅士更对泰山仰慕备至，纷纷前来游历，作诗记文。泰山宏大的山体上留下了20多处古建筑群，1696处碑碣石刻。
有些山体上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各个朝代、不同书法家的文字，成为泰山的一处风景点。在泰山石刻中，最早的作品是秦代的刻石。在泰山玉皇顶玉皇庙门前，有一座高6米、厚0．9米的石碑，形制古朴浑厚。奇怪的是，碑上没有一个字，因而被人称为“泰山无字碑”。正因为没有留下文字，所以此碑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立，便成为一个疑问。人们曾作多种推测。明、清两代，有不少人认为它是秦始皇所立，立碑之意在于焚书。但是也有人推测，这块碑可能是汉武帝立的。无论历史的真相如何，古代皇帝刻碑记事的风尚确实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这石碑镌刻着秦代丞相李斯的篆书，虽然多年风雨剥蚀，如今只剩下七个完整的字，“臣去疾臣请矣臣”，意义也不得而知，但这块刻石被称为“小篆鼻祖”，堪称稀世珍宝。经石峪是泰山石刻中最著名的一处。在两千平方米大的石坪上，刻着隶书《金刚经》，字径50公分，笔锋遒劲有力，被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过1400多年的风雨剥蚀，还保存着1043字。这是唐玄宗李隆基亲笔撰书的《经泰山铭》，被称作唐摩岩。
当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不幸遗失后，石碑和石刻却因为更容易被保存而幸运地流传下来，填补了人类记忆的空白。 一场血腥的战争，一个逝去的伟人，一件已被遗忘的往事。它们不再是普通的石块，而已成为凝固的历史，寄托了人们的思想和希望，承载和延续着人类的文明。
随着岁月的流逝，石碑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它几乎成为了仅次于纸张的记录工具，挺立在各种场景中。这个中国最大的碑林博物馆，不仅是历史学家的钟爱，而且也是书法爱好者经常光顾的地方。特别是汉代的石碑，由于当时造纸术还不发达，所以很多前人的墨迹就要依靠石头，才得以保存。
到了唐代，印刷术虽然已经很发达，但石碑仍旧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这块记录唐玄奘取经故事的石碑被人称为三绝，因为是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皇帝写的文章，而字则是号称书圣的王羲之的笔迹。但是，让人疑惑的是，王羲之早在唐朝建立前两百多年就已经去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西安碑林博物馆副馆长赵力光：“后来有一个怀仁和尚，就是一个僧人。他就是因为知道，这个王羲之的字很被皇上喜爱，后来他就集字，花了这个可能有很多年的时间。他就把这个字，就从王羲之的墨迹里面，按文章的内容集了一个字。”
相比之下，这块石碑虽然只是记录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却真正是一幅书法佳作，因为石碑上的文字是由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亲自书写的，当时他已经有70多岁高龄，笔法和笔力都到了人生的顶端，含蓄而充满力量的书法风格，在石头的坚硬纹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石头保存的还不仅仅是历史往事和书法艺术，石头还曾经被中国古人用来当作画布。这就是画像石。画像石主要出现在墓葬中，用来装饰和祈愿，或者叙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画像石产生于西汉，流行于东汉，但是画像石也是一种很浪费人力物力的奢侈品，东汉结束后，由于统治者提倡薄葬制度，画像石就基本上消失了。正因为如此，画像石几乎就成了汉代的代表。
这一幅幅画卷虽然只是些过去的片段，但它们记录下了那个久远年代的点滴印象，让后人产生无尽的遐想。那时的中国正处在兴盛的汉帝国时代。汉代的崛起从汉武帝开始，他是一个雄心勃勃、业绩斐然的皇帝。公元前117年，武帝陷入了悲痛之中。这一年，帝国最年轻的军事统帅霍去病不幸病逝。
霍去病陵墓碑
为了纪念他的战功，汉武帝在自己的陵墓茂陵东北为他修建了墓园。时光流逝，今天的人们在瞻仰将军陵墓时，除了感慨他的传奇故事外，更多地关注他墓前的一块又一块大石头。这17件巨型石刻作品，是表彰这位功绩非凡的军人的。它们由无名的工匠雕琢，并不精致，好像只是一块块天然的石头，被随意地放在这里。
仔细地看，也不过是简单的刻画，纹路粗略，毫无讲究之处。
大部分石雕都是用形似的石头，进行简单的加工。这匹马利用一块自然石块的形状，顺势加工而成。
小石象也是利用一块天然的石头顺势雕凿而成。石鱼只是刻出眼睛和鱼鳞。卧牛稍微复杂一些，但也主要是利用石头的天然形状。石人也是用一块略似人形的石料雕成的。人头和一只右手表现得特别大，使人产生奇怪而神秘的感觉。还有更为生动的场面，也只是简单的几刀刻画。
这是霍去病墓前最著名的雕刻——“马踏匈奴”。一匹昂首挺立的战马，端庄肃穆中蕴含着力量。马腿踩踏着手持弓箭的匈奴首领。它反应的是汉代征伐匈奴的历史话题，是中国的第一个纪念碑式的雕刻。
有人遗憾后来的古中国没有延续这样的雕刻风格，石头的作品在后来的岁月中似乎越来越精细，失去了曾经的震撼力量。这批雕刻被称为中国古代雕刻乃至世界雕刻的千古绝响，简约而夸张，粗犷而传神，这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神。
中国古代石刻（下集）(本集无视频)
这尊石雕像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它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站立佛像，高达53米。源于印度的佛教雕像，到了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却长出了古希腊的外貌，高鼻深目，波浪型的长发，宽大轻飘的外袍。这是因为从公元1世纪到6世纪期间，这里曾经被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王朝统治，希腊的雕塑艺术因此被传入。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艺术流派，叫健陀罗艺术。
佛像的神秘表情和艺术信息传过帕米尔山口，再通过塔里木盆地东进的时候，东方的千年帝国正处在战乱时期。汉代结束后，从魏晋到唐朝，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期。社会的混乱、痛苦蕴积了新的文化精神。追求解脱和安宁的佛教在人们的心中播下希望。
成千上万的人怀着虔诚的心情，在山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凿窟造像。中国的石雕艺术由此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的结合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佛教石刻艺术时代。
石窟佛像
在河南省洛阳的南面，伊水穿过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两岸的山岩构成了一条石刻艺术的天然长廊。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佛像97000余尊。佛像雕塑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艺术的主流，著名的云冈、敦煌、龙门、麦积山四大石窟都开凿于这个时代。
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开凿于公元六世纪的北魏时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详，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所有造像在形式风格上明显地受到印度或西域式样的影响，比较端庄，很少有生活气息。
北魏时期造像的风潮一直传播到大海边。在中国山东的青州，一个叫“龙兴寺”的佛教寺院内，考古出土了公元5世纪到7世纪建造的400多尊佛教造像。
青州佛教造像中年代最早的是北魏晚期的作品，数量不多，其中绝大多数是这种带有背屏的造像，这是最早从中亚传入的中国造像样式之一。
造像的主体大多由三个佛像组成，中间是被供奉的主佛，两旁是服侍主佛的菩萨。中间主佛的形象主要是佛教的创始人释迦。在不少佛像中，还可以看到龙的形象。说明即使在引进外来文化的最初，中国工匠也已经不自觉地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的特色。
飞天是佛教世界中美丽的天使，她们演奏着各种乐器、载歌载舞，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活泼和灵巧。到了公元6世纪的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刻开始更多地融合进当时中国文人的审美时尚，变得清秀飘逸起来。佛像大多身材单薄、肩部低垂，具有汉族人的身体特征。
佛像面部的颧骨得到真实的刻画，微微突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者形象。这样的造像风格来自汉族士大夫阶层传统审美情趣的影响，它先在南方的汉族王朝兴起，很快波及北方。佛像在服饰上“褒衣博带”式的风格也来自南方的影响，来自印度的佛只是到了中国后才穿起这种宽衣大袖的长衫，这是典型的汉族传统服装。
公元6世纪中期以后，佛教造像的风格又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佛像的面部大多丰满圆润，体态敦实厚重，表现出北方民族健壮有力的体魄特征。所有造像的服饰都轻薄贴体，显露出佛像极为健康优美的身段。服饰的造型方式也变得简练明快，不再用严谨的浮雕方式表现大衣繁密厚重的衣褶，而只是在大衣的表面，用阴刻的线条或绘画的方式简单地表现出衣服的纹理。
这尊基本保存完好的观世音菩萨立像尤其充分地表现出了当时青州造像的精湛工艺。整体造像造型准确，沉静的面部表情和端庄的体态完美协调，雕刻手法细腻写实，又富有神韵。即使是造像的背部，也得到了一丝不苟的刻画，每一条披帛、每一丝衣衫的纹理都被交待得清清楚楚。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进入文化空前繁盛的时代，青州佛像的艺术风格又一次出现变化。体态富足的佛像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他们面含微笑，神情安详，表现出十分满足的内心感受。唐代的中国雕刻家在技巧方面已经相当纯熟，对佛像雕刻艺术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龙门石窟奉先寺里的卢舍那佛像就是唐代佛教造像的代表作。根据造像铭记载，当年，武则天为了建造奉先寺，捐助了脂粉钱两万贯，还亲自率领朝臣参加了卢舍那佛的“开光”仪式。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之意。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卢舍那佛已经完全摒弃了印度人的形象，变成了地道的中原汉人。雕刻手法也在吸收外来技法的基础上完全中国化了。从此，这种类型的佛教造像就成为中国特有的菩萨形象。
那时的大唐王朝是世界上最发达和先进的帝国。首都长安也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唐朝的兴旺源于唐太宗李世民，这位皇帝集威严和宽厚、果断和仁慈于一身，正是他奠定了唐朝盛世的基业。
唐太宗死后埋葬在这个风景秀丽、山环水绕的地方。今天的九嵕山一带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貌，由于这里属于石灰岩质，很容易遭受风雨破坏，不仅山陵建筑荡然无存，就连原有的山势形体也改变了不少。在陵墓区，还残留着一些当年的石刻。
匈奴人
这个残块的外貌和服装看起来不像是中原一带的人，很有可能是匈奴人。根据史书记载，当年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主要是西域一带归顺唐朝的国王。反映了贞观时期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当年这里还放有6匹石刻骏马浮雕像。
唐石刻骏马（右一为拔箭图）
今天保存在陕西省碑林博物馆的只有四座雕像，另外两匹在1914年被盗运美国。据说，这六匹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各次征战中的坐骑。公元636年，唐太宗命令当时著名的画家阎立本绘制六匹骏马图，分别雕刻在六块石屏上。据说，这六匹骏马都是来自西域草原的优良品种。
它们神态各异，体态矫健。三匹站立，三匹奔驰，匀称的整体结构和躯体的硕壮，都刻划出战马的特有姿态。石雕的技法源仍然沿袭汉代的风格，粗犷古朴，但是更加写实。
被盗走的两匹骏马雕刻，一匹叫“拳毛騧”，它在战阵中身受九箭，疲惫中仍然透露出刚毅之气。另一匹叫“飒露紫”，刻画了受箭伤的马由随将拔出箭矢那一刻的情景。
唐代结束后，像昭陵六骏这样生动的石雕作品不多见了。而曾经在唐朝盛极一时的石窟艺术也逐步走向平缓。从公元9世纪末到13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的石窟艺术日渐衰落，但在长江流域却又出现了新的创造。
乐山大佛
这是一个人间的奇迹。乐山大佛通高71米，坐身高59.96米，肩宽28米，是中国最高的弥勒石刻大佛。建成于公元803年，前后花费了18年时间。开凿乐山大佛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他当时在凌云山顶上，看见山下的江水常常颠覆舟楫。于是发宏誓愿，开凿弥勒大佛，使得江河安宁。
宋代以后，中国佛教造像的材质更多选择泥土和木材，大型的石佛越来越少。而佛教也在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后，具有了更为突出的中国气质。成熟的中国文化显现出自己特有的风格，优雅与平和的精神追求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宋代以后，在中国文人的生活中，一些石雕工艺承载了对人生和高尚品格的宿求。
印章原本只是一种身份的标识，后来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篆刻艺术集书法和雕刻于一身，虽然表演的舞台并不大，却同样有着广阔的创造天地。印章的装饰性雕刻也成为一项专门的技艺，直接影响到印章的艺术品味。印章的好坏还与石材的质量直接相关。浙江省的青田，盛产一种漂亮的石头，叫青田石。这些石头的名字也都极富诗意，灯光冻、黄金耀、封门三彩、龙蛋。有些石头的价值甚至超过珠宝。由于这种石头质地温润，适宜加工和雕刻，因而青田石雕的历史十分悠久。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各种精致的小佛像，香炉等佛门用具。但是，青田石雕最著名的用途莫过于文人的篆刻石材。
乾隆皇帝八十岁大寿时，有一个大臣奉送了一套六十枚青田石雕刻而成的《宝典福书》印章。在众多的宝物中，这件物品深得皇帝喜爱。一枚枚小小的印章寄托了人们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期许，融汇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
到了明清两代，汉唐时的洒脱、粗犷和无拘无束的创造已经成为过去，一些更为精致和细腻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大行其道。在皇帝的宫殿里，大量的石雕极尽繁杂与华丽。雕刻中有各种各样龙的形象，它们威严而神圣，腾云驾雾，展现着数不清的姿态和神情。还有石狮子守卫着皇家，这些石狮子虽然威风凛凛，但是形象千篇一律，雕刻手法也没有太多变化。
在洛阳关羽的陵墓前，摆放着许多小狮子，它们的模样相当可爱温顺，姿态也要活泼一些。其实，石狮子也是舶来品，狮子原产自非洲，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所以石狮子的形象有希腊雕塑的风格。而在中国民间，石狮子也是最流行的装饰，一般小康人家的石狮子就像忠实的宠物犬。皇帝的陵墓前也有石狮子，在这里，它是石像生的头领。
陵前放置石像生，起源于秦汉或更早的时代，历代在种类和数量上有所差异。到了唐代，石像生基本成型。今天，我们在武则天的乾陵前，就能看到气势磅礴的石像生体系。20尊石翁仲，分列东西两侧。石人像都是武士打扮，身穿宽袖长袍、双手拄剑，表情肃穆凝重。鸵鸟并不是中国自己产的动物，它第一次出现就是在武则天的乾陵。人们推测，这可能是当时外国进贡的礼品，深得女皇帝喜爱，所以放在了陵墓前。在乾陵里面，还放着61番石像。虽然它们的头部已经缺失，但可以从服饰上明显地看出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外国的痕迹。据说这是武侧天为了纪念参加唐高宗葬礼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国使臣，下令雕刻的。石像生的葬俗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清朝。
但是，千百年来，石像生的形象却没有太大的变化。骆驼是明洪武年后，才被列为帝陵神道像生之一，这也许是惟一的创新。如果不是因为气派的神道衬托，这些石像生的形象多少显得有些呆板。但是，在明十三陵，也还有不少更值得人们观赏的石雕艺术品。四个工艺精湛、风格华美的华表，立在神道碑亭的四个角落，都是汉白玉石雕刻成的。
这块巨大的青白石，有12米高。是中国现存古代牌坊中最大的一座。虽然是石料，却真实再现了中国古代木结构的卯榫技艺。牌坊最早是用来分割居住区域的标志，后来被赋予了古代中国人的人生理想，经常用来表彰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的高尚的人。“贞节牌坊”、“烈女牌坊”和“孝子牌坊”，在中国各地比比皆是。在河北于家村就有这样一座贞节牌坊。
在冰冷而富丽的巨大象征物后面，是很多妇女悲惨痛苦的一生。但是，牌坊也是中国传统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仔细观赏这些细微的部分，我们会为一种细腻和温暖的风格而感动。
对于中国民间而言，石刻艺术既没有皇宫里的森严，也缺乏文人的优雅，但也一样是日常生活的重要装点，有时还具有一定的神圣意味。在于家村的村口，有这样一幢石头房子，在它的背后，有一个相当传奇的故事。传说，明朝时一个叫于喜村的狂人发誓要盖一个九层高的石头房子，可以望见遥远的皇都。
坚强的于喜村一个人盖起了房子，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把几吨重的大石块堆积起来的。十三年后，于喜村终于盖到了第三层，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完成愿望，就永远离开了钟爱的石头世界。这个叫清凉阁的房子从此成了于家村的一个象征，中国文化崇尚坚毅不屈的精神，那正是石头的品格。
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青春、快乐和宝贵的生命在无情的大自然面前显得十分脆弱，但对坚定的石头却无可奈何。人们把容易流逝的故事和形象镌刻在石头上，借助石头的永恒，保留住我们的过去。它们是凝固的历史和文化，它们是永远的赞歌和纪念。
中国古代金银器（本集无视频）
这是四川省成都市西部的一个普通村庄， 2001年2月，金沙村发现了一个远古文明遗址，出土了不少金器。在一千多件出土文物中，包括30件金器。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三星堆遗址也曾出土过类似的金器。金沙遗址的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晚大约500年左右，很有可能就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
两个文明遗址的工匠都十分擅长制作金器。 四川的岷江、金沙江、大渡河等河流都盛产沙金。生活在这些区域的人们自然而然接触到了黄金，逐渐掌握了黄金的淘取技术，并且学会了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作出黄金器物。这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金杖，有1.42米长。它先用金条锤打成大约7．2厘米宽的金皮，然后把金皮包卷在权杖上。金面罩也是用锤打工艺成形，再用镂空手法做成的。这样的面罩一般贴在青铜面具上，以增加祭祀时的威严感和神秘感。这种金冠带可能是王冠上的装饰，它的表面刻画有鱼、鸟等动物，连细微之处都表现得非常清晰。金沙遗址的这个金箔厚度只有0.02厘米。金箔中央是一个镂空的旋转图形，周围有4个鸟形动物，它们是一种象征太阳的神鸟。鸟的嘴角线细如发丝，却清晰可辨。
这样的金器在中国考古史上是相当特别的发现，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没有类似风格的器物。中国使用金银器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但是从商代直到战国末期，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似乎一直沉迷在青铜器的光芒之中，对金银的使用只局限在装饰青铜器物。于是出现了中国早期的错金银工艺。
这是在河北平山县发掘的战国时中山国的一号王墓，当年，考古人员在墓室的一角发现了一些错金银器。
这对神兽的表面，用粗细不同的银片和银丝镶出变化无穷的斑纹，以强化神兽的神秘感。经过千年的埋藏，曾经光彩夺目的青铜器已经变成黑色，但是上面的错金银，却依旧闪烁着毫不褪色的光芒。
所谓错金银就是先在铜器模范上做出错金银纹的槽路，器物铸造完成后，再把金银丝压嵌在槽路里面。
错金银技艺在春秋中晚期开始兴起，到汉代，这种技艺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金银工艺的主流，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这件精美的文物出土在河北满城的一个西汉墓葬中，墓葬的主人是西汉时期的一个诸侯王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王后。王后的陪葬品中也出土了一些错金银器物，这件“朱雀衔环杯”上复杂多变的花纹都是用金线错出来的。
长信宫灯
墓葬中最炫目的宝物是这盏长信宫灯。作为灯体的宫女显得金光闪闪，但是它并不是纯金制品，而是用鎏金的技艺制作的。
传统金银技艺始终没有脱离青铜工艺的传统技术，直到汉代以后，中国金银器才开始走向它独立发展的道路。
从公元三世纪汉代结束到公元六世纪隋朝建立，随着商贸交流的日益兴旺，文化交流也逐步扩大和深入，各个民族相互融合，丝绸之路还带来了西方工匠的工艺和作品。中国古代的金银器制作因此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在现代考古中，汉代以后的金银器出土的数量开始增加，这些金银器有比较明显的外来文化的痕迹。
这一时期出土的金银器上，有相当多不属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因素。而这件出土于公元6世纪墓葬的器物，外形是典型的波斯风格。广泛而深刻的文化交流为古老的中国大陆带来创新的契机。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中国进入到空前繁盛的时代，那是一个兼容并蓄而又充满了自信的时代，也是中国古代金银器技艺璀璨多姿的新时代。
1970年在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人们偶然的发现了几坛子金银财宝.接着，考古人员又在附近发现了各类文物1000多件，其中有270多件金银器，包括各种金银器、银铤、银板、银饼。出土这么多金银器对考古人员来说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这个皮囊式银壶是何家村最精美的文物。它的外形显然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制作工艺综合了外来的锤揲、抛光技艺和中国本土的焊接、鎏金技法。银白色底和金黄色纹饰对比交相辉映，立体感强烈。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银壶上舞马的形象。
舞马衔杯银壶
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皿展现了盛唐年间的金银器风采。这一时期的金銀器皿仍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像高足杯、折棱碗和器身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而这些大多是从中亚一带流传过来的器型。纹饰风格也同样明显带有异域文化的色彩。在一只银盘的盘底中央，用浅雕手法装饰了一只纯金的熊，憨态可掬。
史书记载，唐代皇室甚至设置了制作金银器的作坊，专门满足皇家的需要。统治者的推崇促使了金银技艺的飞速进步。前代的铸造方法被彻底抛弃，人们发现，西方传入的锤打技艺更适合金银的特性，特别是金银经过加热后，更便于成型和加工。
正是从唐代开始，中国古代金银器的制作技艺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界，前代盛行的错金银和镏金技术虽然还在使用，但不再是主体，真正意义上的金银器皿成为时代的主角。更加璀璨的金银器还将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江苏省丹徒县，运河上有一座古老的桥梁，传说是在古代的一个丁卯日修建的，因此就叫丁卯桥。丁卯桥只是运河上的一座普通桥梁，但是到了1982年，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得丁卯桥有了名声。那一年的元旦，在丁卯桥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上，人们发现了一些藏着金银珠宝的坛子。
如果单以数量计算，那么，江苏镇江丁卯桥银器窖藏算得上是唐代金银器最大的一次考古发现。一共出土各种银器950多件。丁卯桥的银器中有大量的银首饰，包括手镯、钗和戒指等。此外，还有140多件器物都是和饮酒有关的器物，包括烹调器、盛器、食器、饮器、令筹等成套的酒具。
丁卯桥的银器体现了唐朝中晚期金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和盛唐时代的何家村金银器相比，制作技艺更加成熟，在艺术风格上也基本完成了本土化的转型，外来文化已经基本融入中国文化，不分彼此。像这种带把的酒瓶本来是波斯萨珊王朝的特产，但这时已经成了很中国化的物品了。纹饰方面，细密、琐碎和象征性较强的波斯风格被吸收消化，加入了中国人喜欢的装饰。
丁卯桥的银器并不是贵族的家藏品，很有可能属于当地某个富裕家庭。在人们的印象中，唐朝时的江南没有被大规模开发，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低于中原地区，但是，丁卯桥出土的银器却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江南一带的富庶。
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
1981年的秋季，一场暴风雨侵袭了中国陕西扶风县。一座佛塔在暴雨中轰然倒塌半边，塔内所藏的佛经、佛像纷纷跌落地面。法门寺塔的倒塌，让当地的僧俗民众倍感哀伤。但是，正是这场雷电和暴风雨，使人们领略到了大唐王朝晚期最辉煌的皇家金银器藏品。法门寺最早建于公元5世纪的北魏时代,就在法门寺东面110公里,是著名的古都西安.西安曾是中国历史上11个王朝的国都,在唐代成为世界最大和最富庶的城市,而法门寺也在唐代成为规模庞宏大的皇家寺院,史书中曾记载法门寺塔下有地宫,地宫中埋藏的释迦牟尼的一节指骨舍利和无数珍宝.这会是真的吗? 1987年春天，法门寺考古发掘正式开始。考古队发现法门寺下面有一个隐秘的地宫，而且其中珍藏着大量的文物远比史书记载的更加丰富.
这是当时发掘时的资料录像，考古人员在地宫中小心地打开一个包裹。金光闪闪的宝函露出来。宝函一层套着一层，最外面是檀香木的已经朽烂.接下来是金,银,玉,珍珠镶嵌的各种宝函,一共套了8层。这八重宝函的精致足以让人们欣喜，其中有六件是金银制品。第七重宝函是纯银铸造的，四面用平雕刀法刻着威严的“四大天王”像。第六重宝函是八个宝函中最特别的一个，通体素净，没有丝毫的雕刻描绘，最大限度地表现了纯银的温和光泽。 第五重宝函则显得富丽一些，纯银的制品外通体鎏金。第四重宝函更为珍贵，是纯金制品。外壁上雕刻着如来、观音和金刚沙弥的画像，虽然人物众多，但十分逼真和细腻。第三重宝函有了另外的装饰，用珍珠、宝石镶嵌在纯金的函体上，极其华丽。 第一重宝函做成一个塔的样子，小巧玲珑，金碧辉煌。
这个纯金塔的盖子是可以揭开的，揭开以后，人们发现在塔座的银柱上赫然套着一个白色的管子。看起来，它很像传说中的佛指舍利。但是，这只是佛指舍利的影骨，是仿造真身舍利的一件玉器。
真正的佛指舍利被秘密地放在地宫的一个密龛里。锈迹斑斑的铁函里套着这重宝函，这是一个鎏金的银宝函。宝函造型方厚，四壁和顶上雕刻着四十五尊形态各异的菩萨像。这些神异的菩萨像，按照某种秩序排列。在梵语中，这种奇妙的形式叫做“曼荼罗”。 简单地说，曼荼罗就是凝结佛教精华的坛场，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汇聚精华，辐射光芒”。显然，这样的宝函装饰是有着深刻含义的。果然，人们在银函的里面发现了一重檀香木函和一个水晶棺椁，最里面是洁白的小玉棺，一枚佛指静静地躺在玉棺里。这枚骨质的舍利就是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
为了供奉这尊世间仅有的佛指舍利，唐代皇家专门制造了一批金银法器。这根长1.96米的双环12轮鎏金银锡杖，被称为“世界锡杖之王”。杖上铭刻的文字显示，一位姓安的工匠用黄金62两，白银58两打制了它。杖首两个金轮上套着12枚雕花的金环，金环围绕着两重象征圣洁的莲花宝座，顶端是一颗象征智慧的宝珠。
香囊一般挂在身上，为了防止晃动时香料流出，工匠们在内部装了两个平衡环。圆球滚动时，内外平衡环也随之滚动而香碗的重心却不动。
当年，它是这样使用的 在球内的小碗中装上香料，点燃后香气就从镂空的纹饰中溢出。
还有一尊通体挂满珍珠璎珞的鎏金菩萨，是唐懿宗在39岁生日时，为供养佛指舍利而敬造的。她手捧象征纯洁的荷叶，荷叶上托着刻有祈愿文字的银匾。在铭文中她被称为“捧真身菩萨”。菩萨主体是银质的，采用了錾刻、钣金、鎏金、铆接等多种工艺方法，是唐代同类金银器中最宏大的一个。
皇室甚至还为这位菩萨专门准备了衣服。奇特的是，法门寺的大部分丝织品都已经炭化，只有这5件蹙金绣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是什么让它们阻挡了千年岁月的侵蚀呢？在显微镜下我们发现，这些金线其实是用黄金拉成的，它们平均只有0.1毫米，最细的地方仅有0.06毫米，比头发丝还要细，就是现代的高科技手段也很难达到这样的工艺水平。正是这些镶嵌在织物中的金线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1000多年后还能一睹唐代丝绸的真容。
这件微型蹙金绣衣有着短短的袖子，下摆的长度刚刚到达胸部，很像现代时尚女性的服装。其实，这是典型的唐代侍女短袖上衣。
虽然法门寺地宫的金银器中有相当多的宗教用品，但实际上到了晚唐时期，金银器已经深入社会，遍及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有食器、饮器、容器、药具、日用杂器、装饰品。法门寺出土了一整套金银茶具，这是在晚唐时期才出现的新型器物。中国的饮茶历史可以溯源到公元前一千多年，但直到唐代开元以后，饮茶之风才普遍流行开来，形成了“茶道”。
金光闪闪、银光熠熠的金银器，成为显示唐王朝国力强盛的标志。透过它们，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代现实生活的五彩缤纷，文化艺术的欣欣向荣。不过，法门寺的金银器也成了唐代金银器最后的绝响。就在唐朝皇家最后一次迎送佛指舍利后三十年，强盛一时的唐王朝灭亡。
到了明清时期，佛教用品在金银器中仍旧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有形态生动、细腻精致的佛像，还有造型复杂的坛城和佛塔。
而这个金发塔，蕴涵的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据说这是光绪皇帝为了收集母亲梳头时留下的头发而专门制作的。它是中国现有的唯一一顶皇帝金冠，曾经属于明代的万历皇帝。金冠薄如蝉翼，用极细的金丝精工编织而成，金丝细如毛发。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金银器的外形更加艳丽华贵，纹饰细密多变。工艺技巧日益成熟和复杂。在故宫，珍藏着一件绝无仅有的珍品。
这是乾隆时用黄金制作的天球模型，一共用了2746万多两黄金。底部是一个海水托盘，盘心放着指南针。托盘之上是一个云龙支架，錾雕有9条行龙。球体用金叶锤打的两个半圆合成，接缝处是赤道，上下两端是南北极。球面上镶嵌着大小不等的珍珠，分别代表3242颗星,组成300个星座。
这件旷世杰作代表了中国古代金银器制作的最高峰。它们不只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历史和文明的印迹。王朝的身影远去了，但岁月的流逝却消磨不了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