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观察组营救遇险飞行员的请求，中共中央军委立即向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下令，对跳伞的盟军飞行员必须全力营救。
当时，经过七年的作战，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已经在敌占区开辟了广阔的根据地，在华北和华东，日军及傀儡部队仅仅占据着铁路沿线的大城市，而更为广阔的山区和平原控制在共产党部队的手中。因此，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自信地告诉包瑞德，只要美军飞行员跳伞落在铁路线十公里以外的地区，他们就安全了。
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不久，一架受伤的美军B-29轰炸机迫降在苏北新编第四军根据地附近，新编第四军张爱萍部立即派出部队赶赴出事地点营救，与此同时，附近的日伪军也闻讯而来，企图俘获这些飞行员。经过激烈战斗，新编第四军在牺牲三名战士的情况下，求出了五位美军飞行员。
朱德和在敌后获救的美军飞行员在一起
这之后，不断有在敌占区跳伞的美军飞行员经十八集团军或新编第四军营救脱离险境，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解放区军民共营救了一百二十多名美军机组人员和其他军事人员。
1944年，边区大生产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了，陕北的军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包瑞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发现十八集团军士兵穿着胶底布鞋，而大多数国民党部队穿的是草鞋。
然而，对比起来中国之前的待遇或是在美军基地的水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生活环境是相对清苦的。他们刚到延安时，吃饭主要依靠从重庆空运到延安的面包和军用罐头，接待组的工作人员于是尽了最大努力为他们改善伙食。
包瑞德在回忆录中说，有一次朱德总司令来观察组驻地看望他们，并留下来一起吃饭，朱德边吃边评论说，这饭半中半西，应该很合你们的胃口吧？包瑞德回答说，是呵，我们都很喜欢这里的伙食。
延安的生活虽然不失俭朴，但永远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朝气。王家坪是抗战后期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这里离美军延安观察组的驻地不远，观察组的成员们经常到这里来办事。离军委大礼堂几十步远是当年延安著名的军委桃林公园，以桃树多得名，当年，这十四亩地的小公园是共产党领袖们周末消闲娱乐的唯一场所。
毛泽东与观察组部分成员在一起、朱德参加延安的露天舞会
每周六晚上，这里都有一场俭朴的舞会。在观察组驻延安的两年多时间里，跳舞成为这些美国人的主要娱乐之一。通常用来为舞会伴奏的是一只破旧的留声机，后来延安组建了一支小乐队，但只有小提琴、风琴等最简陋的乐器。这个舞会最让美国客人难忘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参与。
每当毛泽东在舞会上看到观察组的美军军官，他就会走到圈外，和他们聊上几句。
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到了一次毛泽东与他在舞场边的谈话，谢伟思说，十八集团军与老百姓亲密的联系给观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说道，当然，如果没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就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这次谈话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直到一位女军人上前请毛泽东跳舞为止。
对于延安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美军观察组带给了他们无尽的新奇感，他们的白皮肤、笔挺的军装、好吃的巧克力、神奇的吉普车都成为当地人长时间议论的话题。
延安军民对美军吉普车非常感兴趣
在延安市政协工作的折正千，是延安时代变迁的见证人。六十年前，他曾是搭乘过美军观察组吉普车的为数不多的孩子之一。
美军观察组几个月来卓有成效的工作，让史迪威将军非常满意，为表彰观察组特别是包瑞德的工作成绩，驻华美军总部决定授予他个人一枚荣誉军团勋章。10月25日，一位美军准将特意从重庆赶到延安向包瑞德授勋。让包德受宠若惊的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都前来参加受勋仪式，并对他表示由衷的祝贺。在戴上勋章之后，一位女军人走上台来，为包瑞德献上了鲜花，她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
延安军民对美军吉普车非常感兴趣
随后，延安还举行了庆祝大会，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发言，对美军观察组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美军观察组正在延安顺利地完成着自己的使命，然而在重庆，驻华美军最高司令长官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却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早在1941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出征缅甸时，史迪威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和消极抗日非常不满。于是，他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两项建议：第一，由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部队；第二，将援华军用物资平等地分配给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这两项建议得到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的支持，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激烈反对。
9月，在加拿大魁北克与丘吉尔会晤的罗斯福向蒋介石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电报，敦促他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全权。
罗斯福的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信，让蒋介石恼羞成怒，他随即取消了与赫尔利的晚餐和几天内与美国使节有关的所有活动。但平静下来后，蒋介石认为，这是一个与美国政府摊牌的大好时机，他一直想把桀骜不驯的史迪威排挤出中国，但苦于找不到借口和时机，此时蒋介石认为，机会来了。
几天后，蒋介石对罗斯福的特使赫尔利说，如果任命史迪威指挥所有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可能会叛变；史迪威缺乏政治头脑，连现有的工作都干不好，更不用说指挥全中国的军队了。因此，国民政府正式要求美国将史迪威召回。
史迪威却完全没有料到即将到来的危机，他随即向华盛顿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即由他本人亲自去一趟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洽谈军事合作。消息通过美军观察组转递给中共中央后，毛泽东、朱德立即对史迪威表示了真诚的欢迎与期待，因为他们都与这位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将军神交已久了。
然而，史迪威已经没有去延安的机会了。10月18日，史迪威突然接到华盛顿的正式命令，要求他48小时内离开中国。史迪威无奈地叹道：“斧子终于砍下来了。”在重庆的最后两天里，他还抽出宝贵的时间，去向他尊敬的宋庆龄告别。
临行前，史迪威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非常遗憾今后不能与您和您卓越的部队共同战斗了。
11月份的陕北已是非常寒冷了。此时，一支十八集团军的精锐部队----三五九旅正誓师南下，准备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去华中开辟根据地。看到这支部队即将出征，扛着他们缴获的日军三八式步枪上阵杀敌，包瑞德不禁感慨万分。他后来在回忆录上写道，共产党正在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派到抗日前线，可惜史迪威已经离开中国，不能用美国的武器运来武装这支优秀的部队了。
史迪威曾经积极倡导和推动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现在他奉召回国，那么美军观察组的命运将会怎样呢？包瑞德和其他成员都忧心忡忡。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迪克西”使团（三）
周恩来和朱德与部分观察组成员的合影、周恩来与部分观察组成员的合影
坐落在延安市中心的延安中学是一所国家级示范学校，在这所学校的校址上完好地保存一排坚固的房子，虽然今天看起来它们与周围现代化的校舍相比是那样的不协调，六十年前，它们作为延安最好的住宅之一，曾接待了一群最特殊的客人――美军延安观察组。
美军观察组于1944年7月进驻延安，在这以后的几个月里，每个星期都会有一次美军航班往返于重庆和延安，为观察组运送后勤设备和物资。这就意味着延安有了一条通往外界的更便捷的渠道。
1944年11月7日，一架来自重庆的美军航班飞临延安，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只知道机上有重庆来的美国官员，便通知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与包瑞德一起出现在接飞机的人群中。飞机停稳后，机舱里走出一位高大英俊的美国将军来。惊讶的包瑞德告诉周恩来，这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赫尔利。周恩来立即对包瑞德说，你在这儿陪他，我去请毛主席。包瑞德形容说，过了一段比预想要短的时间，毛泽东、朱德与周恩来一起带着一连士兵赶到了。双方见面后，这连士兵作为仪仗队，参与机场上为赫尔利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
赫尔利于1944年9月初作为罗斯福的特使来到中国，随后便对蒋介石排挤史迪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与此同时，赫尔利也在积极地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10月底，他选派自己的亲信麦克纳里上校借着给包瑞德授勋的机会赴延安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希望接触谈判的口信，紧接着，他又在重庆会晤了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11月7日，美国大选结果公布，罗斯福总统顺利连任，赫尔利终于扔掉了最后一丝顾虑，飞向延安。
由于此行非常仓促，到达延安后，赫尔利才发觉没有带御寒的冬衣，观察组成员约翰·科林上尉把自己的棉风衣借给了赫尔利。
尽管赫尔利的到来事出意外，中共中央仍然非常重视，在赫尔利抵达延安的第二天，双方就开始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这是历史上毛泽东亲自参与的为数不多的几次谈判。
一天之后，双方达成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
这五点建议不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战后的合法性，还将共产党与国民党放在了平等的地位上，建议在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将现有的国民党政府改组成为包括所有抗日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全国所有的抗日军队将公平分配到来自国外的军用物资。
达成五点建议后，谈判双方的情绪都非常好，赫尔利提议，他与毛泽东在这些条款上签字，并预留出给蒋介石签字的地方，于是毛泽东和赫尔利就在窑洞外的阳光下郑重地在签下了他们的姓名。
11月9日中午，赫尔利飞离延安。为了促使蒋介石对这份共识的认同，经赫尔利建议，周恩来同机飞赴重庆，已经在延安工作了四个月的包瑞德也一同飞回。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信心十足，他认为以他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完全可以说服蒋介石接受《五点建议》，从而为中国的联合政府奠定一个原则基础。然而，他错了。由于《五点建议》并没有提及国民党和蒋介石在未来政府中的主导地位，遭到蒋介石的全盘否定。一周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正式向赫尔利递交了一份反对草案，草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全力支持国民政府进行的卫国战争，并在战后将全部军队交给国民政府控制，归全国军事委员会指挥。
11月17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说，自从这一天起，他就更加袒护国民政府了。果然，赫尔利丝毫不顾忌自己已经在《五点建议》上签字，转而全力支持国民党的《反对草案》。
在取得赫尔利的支持后，国民政府将《反对草案》正式递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后表示，继续留在重庆已没有意义，于是他马上告知美军总部，要尽早乘飞机回延安。
12月4日，赫尔利在重庆又正式会见了周恩来，新任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中将和包瑞德也参加了会谈，这三位美军将校竭尽全力劝说周恩来接受国民党的反对草案，然而他们的劝说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赫尔利命令包瑞德回延安后，再去努力劝说毛泽东接受就范。
抵达延安后，遵照赫尔利的命令，包瑞德开始了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劝说。尽管这一次级别不对等的谈判非常不愉快，毛泽东仍礼貌地把包瑞德送到门外，包瑞德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向他告别时亲切地说，上校，您是真正在为中国的和平而奔忙，不是吗？这句问候的话语令包瑞德深为感动，并牢记了一生，但他明白，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不可能接受这份极不公平的协议的，包瑞德只好无奈地飞回重庆。
希契上尉（左）与科林上尉在延安机场
1944年初冬的一个深夜，美军观察组驻地的大门被敲开了，来人是已经定居延安的美国人马海德。马海德1936年随埃德加·斯诺访问陕北，之后他留了下来，一直在边区行医。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这些年轻的美国军官们很快就和马海德熟悉起来，甚至把他看做观察组的一员。这次马海德深夜到访是来找他的北卡罗莱纳州老乡希契。走出观察组的院门，马海德告诉希契，一位老朋友现在要见你，只管随我走，等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令希契惊讶的是，马海德一直把他领到了毛泽东的窑洞，中共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毛泽东开门见山地告诉希契，希望他回一趟美国，把朱德总司令的一封信递交给美国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
许多年后，希契父子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封朱德给金上将的信。朱德在信中表达了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将士和解放区人民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的由衷祝贺，并对希契和其他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成绩给予了赞扬。信中表示，如果美军将在中国采取任何战略行动的话，十八集团军、新编第四军和解放区人民将尽最大努力进行配合。信中还说，有关双方合作的可能性和具体方针将由希契上尉当面告诉美方。这些可能性和具体方针是什么呢，即使是六十年后，我们仍然对其中的详细内容不得而知。
近几个月来，中共领导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由于赫尔利坚定地站在蒋介石的一边，史迪威将军倡导的那种坦诚、务实、团结的态度在美国驻华高层中间已荡然无存。为了能够使曾经显现的与美国合作的前景不至付之东流，中共中央决定努力绕开赫尔利，与华盛顿直接接触。他们希望在美军观察组中选择一位可靠的信使，最后，他们认定，希契是最合适的人选。
西蒙·希契上尉是美军观察组中惟一的一位海军军官，他是观察组于8月初第二批抵达延安的九名成员之一，近半年来，他的热情和正直已经给中共领导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毛泽东相信希契能成为一个可靠的使者，但同时也希望他能作一个相对秘密的使者，否则赫尔利必然会阻挠他的使命。
希契第二天请假回重庆，得到了包瑞德上校的批准。在重庆，希契见到了史迪威的继任者，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中将。魏德迈对朱德的信非常重视，并答应安排希契回美国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汇报。希契表示，他希望再回一趟延安，向毛泽东和朱德告个别。
于是，希契乘美军飞机又飞回了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得知希契将正式回美国递送他们的信件，专程赶到机场为他送行，希契也特意穿上了他的海军礼服，他觉得，在与中领袖告别的时刻，这是最合适的着装。当时，在延安机场的告别情景令希契终身难忘。
在希契离开延安后不久，圣诞节来临了，对于留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来说，这是他们在延安渡过的第一个圣诞节。
那一年，美军观察组驻地的圣诞夜非常热闹。这是一张当时圣诞晚宴的签到表，我们可以从上面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当时在延安的几乎全部十八集团军高级将领的签名。
此时已是严冬，从延安附近流过的黄河、渭河和延河都已结了厚厚的冰，但人们心中却是火热而充满希望的。在欧洲战场，苏军已横扫东欧、迫近德国；而美英盟军刚刚粉碎了德军在阿登地区的战略反扑，从此，面对两面夹击的盟军，德国已没有还手之力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攻占了马里亚那群岛和莱特岛，为B29轰炸机提供了轰炸东京的基地；在中国战区，在印度完成了美式整训的中国驻印军势如破竹，与从云南出发的远征军遥相呼应，即将打通中断两年多的滇缅公路。艰苦抗战了七年多的中国人民已经看到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了。
12月27日，圣诞节刚过两天，包瑞德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重庆飞到延安，而这最后一次延安之行，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却让他吃了苦头。
原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的参谋长麦克卢尔少将在重庆告诉包瑞德，由于德国即将被击败，欧洲战场上的一个美军空降师将有可能被派遣到中国来，发起对日本列岛的攻击，麦克卢尔让包瑞德向中共领导人询问，当这个空降师在山东沿海的十八集团军控制区建立滩头阵地后，在正常的美军补给线开始运转之前，十八集团军能否照料该师的供应。包瑞德还被告知，他需要向共产党领导人说明，这次会谈纯属探索性质，因为美军空降师是否会来中国还没有最后决定。
包瑞德于是在延安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说明，一个美军师可能在山东空降，希望得到十八集团军的配合。这个消息让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兴奋不已，他们猜测，是不是希契上尉回美国的使命已经有了积极的结果？不管这两件事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给了包瑞德肯定的答复：没有问题，如果美军空降山东，十八集团军将接应美军，并提供最初几天的给养。
回到重庆，包瑞德把会谈结果向美军总部做了汇报。接着，包瑞德听到了一系列好消息，先是他被调任美军驻中国作战指挥部的参谋长，不久后，他又得知魏德迈将军已提名他晋升准将，这是包瑞德作为职业军人期盼多年的，照常理来说，经魏德迈提名晋升后，一套常规程序走下来，包瑞德很快就可以佩带起将军星了。
不料事情却没有按常规去发展，1945年1月初，潜伏在延安的国民党特工向重庆报告说，包瑞德向共产党平白提供了一个美军师，蒋介石大惊失色，他当然不希望看到十八集团军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合作，于是蒋介石要赫尔利对此做出解释。此时，美军已基本放弃了登陆中国的计划，如果没有节外生枝，华盛顿和延安可能会对此事永远保持沉默，但此事一经国民党当局捅出来，事情就不那么好办了。美国驻华的军政领导人都不愿意出面承担责任，于是，包瑞德成了众矢之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大祸临头”了。赫尔利电告美国陆军部不要授予包瑞德准将军衔，结果，包瑞德直到退伍也仍是一名上校。
实际上，包瑞德去延安协调美军在中国沿海空降并非希契努力的结果。希契于十二月底才到达华盛顿。1945年1月6日，希契来到五角大楼，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郑重递交了朱德的信，并汇报了中共的军事实力等问题。面对眼前一片片闪烁的将星，年轻的希契把他在延安看到的一切做了如实的汇报。在二十五分钟的汇报即将结束时，希契大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将我自己对共产党人的好恶掺杂在汇报里，但我想说明，我坚信他们是当代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应当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因为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政权，最终赢得中国的仍然一定会是共产党人。
希契的讲话并没有在五角大楼引起太大的反响，也许美军的大员们注定要在朝鲜战争以后才能品味到这番话的分量。
希契要求尽快回到延安的岗位上，美国海军最初也制定了送希契回中国的详细计划，他们准备派一艘潜艇把希契送到山东半岛秘密登陆，回到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然而不久后，希契忽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去菲律宾报到，去做一些跟踪阅读地方新闻之类的琐碎工作。
不久后希契便退伍从商。包瑞德几乎与希契同时离开美军观察组，被安排到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部工作。
正在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为失去了包瑞德和希契这样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而伤感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延安，美军观察组最年轻的成员惠特赛牺牲在太行山区。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迪克西”使团（四）
1944年7月，一个由十八名美国年轻外交官和军官组成的美军观察组飞抵延安，展开了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在全面了解了陕北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后，从1944年秋天起，整个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兵分多路，深入到各个十八集团军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临行前，朱德总司令指示十八集团军各部队务必保证美军人员的安全。但观察组成员也表示，我们都是军人，明白战场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包括受伤和牺牲。
叶剑英为即将前往敌后考察的观察组成员送行
美军观察组拍摄的十八集团军攻克日军碉堡的照片
科林上尉等一行三位美军军官于9月中旬出发前往晋绥抗日根据地。这是科林拍下的一组完整的十八集团军攻破敌碉堡的影片，以后这段纪录影片经常被中外媒体引用。11月5日，三位美国军官安全地回到了延安。
艾斯·杜伦上尉1945年1月下旬独自来到冀中平原的一支十八集团军部队，一天夜里，他留宿在一个距日军据点10公里的村子里。哪知第二天六百多日军包围了村子，杜伦在中国军民的掩护下钻进了地道，他亲眼看见，一位指挥员的妻子为了防止自己吃奶的孩子啼哭而暴露地道口，硬是堵住了孩子的嘴，结果孩子被生生憋死了。下午，十八集团军增援部队赶到，击退了日军。
与此同时，一个不幸的消息却在延安得到了证实，美军观察组成员惠特塞牺牲在太行山敌后根据地。1945年1月，惠特塞和一位中国摄影师深入到十八集团军与日军拉锯的地区。他们来到了一个据称是肃清了敌人的村庄，但他们进入村庄后，竟然与一股日军遭遇，惠特塞与那位中国摄影师当场中弹身亡。随后，为了争夺惠特塞的尸体，十八集团军牺牲了许多官兵，但仍没有达到目的。
对于惠特塞的牺牲，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表示了深深的哀悼，朱德特地将观察组用过的食堂命名为“惠特塞纪念堂”，并为纪念堂的匾额题字。
观察组成员着中式服装的合影、观察组成员卡斯伯格少校与延安民兵的合影
1945年是在德日法西斯的丧钟声里到来的，此时，美军延安观察组经过了对陕北和其他十八集团军根据地半年多的考察，已毫不掩饰自己对共产党军民的好感。
然而在山城重庆，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驻华总部的高官中间，事情正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自从担任驻华大使以来，赫尔利渐渐独揽了美国驻华各军政机构的大权。1945年1月，赫尔利向美国驻华各机构宣布，美国在华政策是阻止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未经他本人批准，任何人不能将对蒋介石不利的报道送往华盛顿。
2月19日，赫尔利离开重庆回美国述职。这之前，美国年轻外交官戴维斯已经被赫尔利调离中国。谢伟思也得到了赫尔利的警告：如果再发表同情中共的言论，你的下场将和戴维斯一样。赫尔利希望所有在华美国人对他惟命是从。
嘉陵江南岸建设岗一号的这座小楼抗战期间曾属于美国大使馆。1945年2月下旬，一群年轻的美国外交官就是聚集在这所房子里，开始了秘密讨论，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呼吁阻止赫尔利和美国当局在错误的轨道上越滑越远。
由谢伟思执笔，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们撰写了一封给国务院的正式报告，史称“2·28报告”。“报告”说，美国远东政策最直接的目的是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少量的美国人的牺牲打败日本，而国民党政府的首要目的则是保存实力。美国拒绝援助国民党以外的任何集团的做法如果持续下去，中国国内的混乱将不可避免，可能爆发的灾害性冲突会加速到来。
这几位美国年轻人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将要为自己的远见卓识付出代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后一个春天来了。3月9日，谢伟思随一架美军航班飞抵延安。原来，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暗示谢伟思，中国共产党七大即将召开，欢迎他去延安旁听这次大会，他自然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因为他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十多年没有召开全国大会了，目前二战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七大必然对战后中国的形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虽然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开始筹备七大，非常繁忙，但得知这位正直而又才华横溢的美国年轻外交官来了，毛泽东表示，再忙也要与谢伟思谈一次话。
在这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畅谈了二战胜利后世界和中国的局势。毛泽东说，美国和中国在经济上是互相补充而不是竞争的关系，战后，中国人民欢迎美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在互惠互利的情况下共同发展。如果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又陷入内战，那将是不利于美国在华利益的。
3月30日，在延安的谢伟思接到国务院的命令，要他必须尽快赶到华盛顿。中共领导人也很快得知了谢伟思要被召回国，于是毛泽东决定要向他告个别。
4月1日，谢伟思被请进了毛泽东的窑洞，周恩来和朱德已经等在那里了。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最后谈话使谢伟思感觉到，他们已经不再指望美国的军援了。周恩来则说，如果你能再呆一段日子就好了，谢伟思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中共七大，他本人也非常遗憾错过了这次旁听的机会。接下来毛泽东主导了谈话，他批评了近期美国几家媒体对延安的不实指责，但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永远致力于寻求美国人民的友谊与理解。
临行时，周恩来送给谢伟思一张签名照片，这张照片与毛泽东赠送给他的签名照片一起成为谢伟思一生的珍藏。
原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晚年
待谢伟思飞越太平洋辗转回到华盛顿，他才发现参与“2·28”报告的所有外交官都被召回美国接受审查。
4月2日，得到罗斯福支持的赫尔利在华盛顿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开声明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承认国民政府而不是中国的任何武装军阀和政党，他还说，只要中国的武装政党和军阀还有足够的力量反抗国民政府，中国就不可能有政治联合。
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佐治亚洲逝世，杜鲁门副总统继任美国总统。同盟国共同哀悼罗斯福----这位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总统。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降了半旗，毛泽东和朱德亲临观察组进行了吊唁。
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来自全国的七百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做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大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
6月初，谢伟思在美国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被逮捕。这一新闻在美国和全世界都引起了震动，许多国家的媒体指出，这一事件说明美国政府已不再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了。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强烈反应，《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谢伟思等人的被捕并不是因为泄露什么了秘密，而是他们曾激烈反对国务院某些统治人物支持中国反动派的政策。
夏末秋初的一天，观察组居住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冲锋枪声。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急忙冲进院子里看个究竟。原来，这一天是八月十五日，在延安的美军官兵最先得到消息，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诏书。他们正在向天鸣枪庆祝。
这一天，整个中国一片欢腾，延安的军民也和全国各地的人们一样尽情狂欢。
战争结束了，中美两国人民都在憧憬着和平生活。
然而此时，并非大环境里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兴奋与和谐，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在日本宣布投降后随即命令在华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这之后，美国政府进一步介入了中国的内战，美军调集大批飞机和军舰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抢先接收了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从此，国共双方进入了边谈边打的阶段。
由于二战的结束，美军已没有必要与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交流对日作战情报，也不再需要协调营救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了，过去设立延安观察组的初衷已不复存在，因此观察组的人员日渐减少，最少时只有两三个美军成员留守。
1946年3月4日，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飞抵延安。马歇尔是1945年底作为美国特使来中国和平斡旋的。在逗留延安的十八个小时中，他特意看望了留守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并在惠特塞纪念厅前脱帽敬礼。
1947年初，调停失败的马歇尔黯然离开中国。
1947年3月11日，美军运输机从延安接走了最后三名美军联络员。至此，历时九百六十三天的美军延安观察组画上了句号。同机飞离延安的还有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刚刚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向她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此时，胡宗南的三十万美式装备部队已经剑拔弩张，准备进攻延安。
美军观察组撤走的当天下午，国民党的飞机就轰炸了延安。正如毛泽东和谢伟思第一次见面时预言的那样，观察组一撤走内战就全面爆发了。
后来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左三）当年参与了对观察组的接待
然而，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很快就从防御转入进攻，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推翻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曾经接待美军延安观察组黄华来到南京，面见他昔日的燕京大学老师，当时仍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陷入了直接的军事对抗。1951年，朝鲜战争陷入边谈边打的局面。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生效。
在延安，那个曾几何时在延河边帮助过美军观察组，并且乘坐过美军吉普车的孩子折正千已经渐渐长大、娶妻生子，他给第一个女儿取名折抗美。
经历了朝鲜战争和漫长的冷战岁月后，1972年2月21日，北京机场上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空军一号专机。周恩来对快步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说说，我们的握手跨越了二十二年。而此时，距1947年美军观察组从延安撤离已有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
在中美关系解冻前后，许多美国学者又想到了斯诺和谢伟思，翻出了尘封已久的《西行漫纪》和谢伟思的对华政策报告，他们不禁感慨，为什么四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没有听从那些年轻的有识之士的建议呢，如果他们的建议得到执行，也许第一位去中国与毛泽东和周恩来握手的美国总统该是艾森豪威尔甚至杜鲁门了。
七十年代初，谢伟思撰写和出版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一书，该书的编者艾斯荷瑞克·约瑟夫在后记中评论说，是韩战和越战的代价使美国回到了对华政策的正确轨道上。
最后，让我们看一看本片涉及的几位美国主人公的命运。
1946年10月，史迪威将军因胃癌病逝在美国，之前他已是四星上将。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撒在了太平洋中。
赫尔利于1945年11月回到美国述职时，因无法推卸调停国共两党和谈失败的责任，被迫辞去驻华大使一职，从此中断了他的政治生命。赫尔利于1963年去世。
尽管当年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被降职或调离重要的工作岗位。
包瑞德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几年中一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五十年代他退伍回到故乡，在科罗拉多大学进行汉语研究和教学工作，成为美国著名的汉语学家和中国专家。包瑞德于中美建交前夕的1977年逝世。
谢伟思于1945年被捕后紧接着又被法庭判定无罪，但以后的几年中，他在国务院一直得不到重用。1950年前后在麦卡锡主义的重压下，谢伟思因一贯同情中国共产党，被开除出国务院。谢伟思随即到一家机械公司工作，负责公司的国际贸易。尽管这个职位不需要去工厂，但调查研究的精神在谢伟思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经常下到车间，还发明了一种机械制造的新工艺，并取得了专利。
1971年春，在中美关系即将解冻的时候，谢伟思受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了他阔别二十多年的中国。这之后，谢伟思经常以中国问题专家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1998年，他以八十九岁的高龄在美国安然辞世。
邓颖超同志接见来访的原美军观察组成员
中美建交以来，由美军观察组成员组成的迪克西老兵访华团多次访问中国，当年作过毛泽东和朱德信使、并在五角大楼预言中国共产党必将主宰中国的海军上尉西蒙·希契担任访华团团长。中国人民尤其没有忘记那位牺牲在战场上的观察组成员惠特塞。惠特塞的遗孀在随团访华时受到了特别的礼遇。
2004年秋，纪念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六十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尽管健在的几位老成员都因年事已高没有前来参加，但美国客人中已经出现了老成员的孙辈后代。
谢伟思晚年在被问及他五六十年代受到的政治迫害时，谢伟思说，这些遭遇构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但我仍然认为我的职业生涯是幸运的，因为我曾有幸结识几位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伟人。我亲身感受到了伟大的中国革命的洪流，虽然身处惊涛骇浪中是危险的，但如果有可能，我愿意再经历一次。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死神之吻（一）被俘
战后，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统计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在欧洲战区，被德国俘虏的战俘在押期间的死亡率是1.2%；而在中国沈阳的一座日军战俘营里，这里的盟军战俘的死亡率却高达16%。
1941年12月25日，对于20岁的美国远东陆军航空兵第9轰炸大队机械上士奥立佛·艾伦来说，这是他第一次在离美国万里之遥的菲律宾度过圣诞节，这个圣诞令他终身难忘。
艾伦：圣诞节那天，虽然大家都在谈论着圣诞大餐上的火鸡和圣诞饰物，我们的圣诞晚餐却是两个人分用一听豆罐头。这就是我们的圣诞晚餐。
这只是一个开始，在随后的四年里，艾伦都要与饥饿以及更大的痛苦搏斗。
1941年12月7日，就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0个小时，部署在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也遭到同样的命运，277架飞机还未升空，便被日军摧毁了多半。
此时，在地面负责维修飞机的美国陆军航空兵中士、一等飞机机械师罗伯特罗森道尔目睹了这一幕。
罗森道尔：我们的飞机都已经十分陈旧，全都被摧毁了，也没有得到新的补充，没有任何新东西。
这一胜利，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后来进攻菲律宾的作战中，它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
半个月后，日本军队在菲律宾北部的林加延湾登陆并迅速发动攻击。自负的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中将，命令他手下两个菲律宾师在海滩上迎击并打败来犯日军。
未经充分训练、装备很差的2个菲律宾师在林加研湾的海滩上同本间的两个能征惯战的师团遭遇了。在日军陆海空部队的猛烈攻击下，菲律宾军队一经接触便迅速溃败。更严峻的事态还在后头，另一支7000人的日军在马尼拉南面的拉蒙湾登陆后，开始逼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迈克阿瑟终于发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他决定放弃马尼拉，退守到西面的巴丹半岛。
美菲部队在巴丹半岛的钠弟布山重新布置了防线。原本是航空兵的罗森代尔和艾伦也被命令拿起步枪，分别部署在这条防线的东西两翼。美菲士兵在向南方逃跑的过程中，丢掉了他们急需的大部分军需给养。指挥美军北吕宋部队的乔森那·温莱特将军后来写道：“持续的饥饿，夜以继日的热蒸气，令人望而生畏的疟疾和伤病员不断地呻吟声残酷地折磨着我们这些人。”
巴丹的陷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
3月12日，麦克阿瑟奉罗斯福的命令乘鱼雷艇离开菲律宾。现在，菲律宾美菲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刚刚被提升为中将的乔森那·温莱特手里，尽管他明白末日为时不远，但他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他走进克来吉多岛上麦克阿瑟的指挥部，并任命爱德华·金少将为巴丹前线守军司令。
金将军指挥美菲守军在巴丹半岛南面击退了日军几次登陆行动后，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灾祸。4月初，由于日军在东南亚其他战场接连胜利，日军的两个新来增援师团到达菲律宾。4月3日，日军向巴丹守军发动了最后的总攻。
远在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温来特下达了全线反攻的命令，但是，他的部队不可能服从他这种异想天开的命令。前线已经彻底崩溃。面对日军无休止的梯次进攻，金少将决定不做无谓的牺牲，1942年4月9日清晨，他下令巴丹美军竖起白旗，并神情忧郁地告诉大家，麦克阿瑟将军不允许温来特将军投降，是我违抗了军令，与温来特将军无关。这一天，巴丹半岛陷落。
1942年4月9日，巴丹半岛7万5000名美菲联军向日军投降，其中美军12000名。这是美军建军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也是美国200多年里遭遇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
战斗仍然在继续。日本的本间将军决心给南线战役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动用100门大炮包围了小小的克来吉多岛，并接连进行毁灭性炮击达三个星期之久。5月5日上午10点钟，温来特中将向华盛顿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他这样写到：“请告诉全国，我的部队和我本人已经完成了所有人类能够做的一切，我们捍卫了美利坚合众国和她的军队的优秀传统……，我带着深深的遗憾和对我顽强的军队的无限自豪去见日军指挥官了……再见了，总统先生！”
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会俘获这么多的俘虏。
1942年4月9日，巴丹7万5千名美菲俘虏被命令向东海岸的马里韦来斯机场集中，然后从那里转到106公里外的奥德内尔战俘营。
由于此时日军尚未攻克来吉多岛上美军最后的防线，并遭到美军炮火的猛烈抵抗，所以，日军试图将这些战俘作为挡箭牌，来掩护日军的进攻。艾伦当时位于队伍的最后一排，日军命令他们原地坐下。
艾伦：克莱吉多方面就射来了炮火，第一批炮火刚好打到了我们队伍的边上。这时，所有的人全都跳了起来，撒腿四下逃散。你猜怎么着？我竟然是第一个跳起来跑的人。我跑了大概有2英里。没有人伤亡，后来就没有再开火。一共持续了不到5分钟。
这次意外的死里逃生成为艾伦行军的开始。第二天，7.5万名战俘在1000名日军的押运下，踏上了去往奥德内尔战俘营的路途。这次行军后来被人们称作"死亡行军"。
艾伦：第二天早上我们又被叫起来，重新上了路，排成排，这就是死亡行军的开始，我当时并不知道它后来被叫做死亡行军，当时只是称它为行军。
死亡行军中的战俘
根据日军的方案，押送俘虏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1000名日本士兵押运俘虏徒步到巴丹半岛中部的巴兰加；日军野战输送部在那里准备200辆卡车，进行第二阶段的押送。他们将用卡车将战俘送到圣费尔南多的火车站，最后用火车将战俘运至奥德内尔战俘营。
日军野战输送部的计划看起来似乎很完善，在芭兰加到圣费尔南多的线路图上，还标有几所急救站。本间认为从马里韦莱斯徒步到芭兰加会很轻松，战俘们的口粮也等到芭兰加再发，有饥饿催促，他们会尽快赶到预定地点。
于是，本间雅晴中将在这份“完善”的计划上签了字。
然而，战俘们在过去的5个月里，始终被饥饿和疾病所困扰，身体状况十分糟糕。食物对于他们来说，远比本间雅晴所认为的要重要得多。
更重要的是，战俘们得不到水的足够补充，四月的菲律宾气温高达30多度，高温使得人体内的水分迅速蒸发。由于缺水，原本虚弱不堪的战俘们陆续倒下。每一位活着的战俘都知道，水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
缺水把战俘们逼到了疯狂的边沿。每到一个水井时，战俘们再也顾不上许多，战友之间为了抢水而发生的冲撞。
艾伦：我想，这样可不行，这样下去恐怕根本弄不到水，我得再想什么办法。所以，行进到下一个水井的时候，我箭一般地飞跑出去，搞到一点水以后，趁着还没有人拥挤上来，迅速离开。
战俘队伍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蛇，沿着巴丹东侧的公路向北前进，不时有零散的士兵从密林里走出来，默默地加入蠕动的队伍中。对面，道路上尘土飞扬，卡车拉着日本兵，他们是进攻克来吉多岛的。
罗森道尔：我遇到一个日本军官开着一个美国军车，他把车子陷进了一个坑，用英语叫嚷着，“我需要一个司机。”我第一个来到了他的近前，我是跑着去的。日本军官的英语讲得和我一样好。他说他去过哈佛，他是一名哈佛大学的学生。现在他需要一个司机。他说，“我陷在这了。你会开这个车吗？”我说我会。我把车子倒了出了坑，拉上他一起去了他要去的地方。
然而更多的人就不像罗森道尔那样幸运了。在日本士兵看来，投降的盟军战俘不应该受到优待，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军人的荣誉。于是，战俘们的灾难开始了。
艾伦：走了没有一英里远，日本兵开始窜到我们的队伍中间，并开始搜身。他们把我们的饭盒抢下来，把里面的水倒掉，用枪托把饭盒砸扁，再还给我们。他们把帽盔抢走，弄坏后扔掉。
当时，许多战俘身上都有一本《圣经》，上面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亲笔签名，它是军方作为礼物送给士兵的。艾伦身边也有一本。
这本圣经支撑着艾伦继续前行。战俘们顶着烈日，赤着脚板，走在滚烫的沙土路上，沿途再也没有饮水和食物，他们只能用舌头舔一下干裂的嘴唇，向前走去。
罗森道尔所遇到的日军军官是负责搜索阵亡日军尸体的，日本人把那些在巴丹战役中阵亡士兵的手指切下一截或者割下一缕头发，放到小盒子里，然后运送回日本，目的是让这些死去的灵魂能够回到故里。
“死亡行军”漫长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
整整一夜，艾伦和同伴们都在饥饿中站立着。
第二天，天刚亮，战俘们又上路了。一切还是和第一天一样，不过艾伦有幸和一些战俘挤上了一辆卡车。
艾伦：我希望卡车能把我带到底。不过，就这么一点路程也帮了大忙了，帮了很大的忙。所帮的忙是，我没有被卷入发生在我们后面的暴行。
幸运的艾伦没有卷入后面的暴行，那么，这场暴行究竟是什么？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死神之吻（二）地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