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峰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
这是一条及其危险的航线，至今人们还能发现当年“驼峰航线”运输机的残骸
据统计，在“驼峰航线”上，美军共损失运输机563架，损失率为30%，据说战争结束时，美军发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些飞机坠毁最集中的地段，飞机的残骸居然连绵一百多公里。美军给这一地段起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名字，叫“铝谷”，就是飞机铝片布满的山谷。战后，这些飞机残骸陆续被当地居民捡走，因为那些铝片特别适合做成锅碗瓢盆等日常用品。但是在一些深山密林中，至今仍然还有当年坠落飞机的残骸。
按当时规定：“凡在敌占区域救护迫降人员安全脱险者，每救护一人发给美金拾万元”。其实，“驼峰航线”沿线的老百姓对于国民政府所谓十万美元奖金的规定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他们只是听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洋人是来帮中国打仗的，救他们当然理所应当。所以，在这一带的很多地方，都流传着老百姓救助美军飞行员的故事。
今年90多岁的王以方老人生活在云南腾冲县的一个小村子里。1944年7月20日，一架飞机冒着烟冲进他家门前的稻田里。王以方救助了那位飞行员，50多年后，那位被救的飞行员的女儿丽莎专程从美国来到王子方老人家，向她表达由衷的谢意，并认他作义父。
“驼峰航线”的运输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它不仅损失了大量的飞机和机组人员，还耗费了大量地后勤物质和服务。从1942年到1945年“驼峰航线”总共向中国运输了80万吨各类物质，其背后的后勤保障有多么巨大，令今天的人们也叹为观止。
尽管如此，“驼峰航线”运输的物质仍然不够使用。这些物质除了一部分分配给在内地抗战的中国军队，还有一部分要分配给在华的美军。令美国政府头痛的是，在华美军为如何分配这些物质一直争执不休。
在1943年春，总统决定把"驼峰航线"的物质优先分给陈纳德。
十四航空队的规模开始扩大，他们出资在大后方陆续新建了一些机场，这些新机场的建设基本上同当年建滇缅公路一样，是附近的农民完全用手工建造起来的。
1942年，云南驿机场开始修建，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征用了大量的当地农民。
克劳斯
克劳斯是当时在昆明服役的一位普通美国军人。利用空闲时间，他走遍了昆明各地，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从这些照片这可以看出，从大洋彼岸来到中国的美国小伙子们对神秘的东方是极其着迷的。
当然，中国人对洋人们也深感好奇，这样，中美两国的思想和文化自然而然地交流起来。
朝对方竖大拇指，说"DINGHAO（顶好）"，是那时中国人和美国大兵交往中最流行的语言和动作当时每一个美国兵都非常喜欢它，特别是飞虎队对它更是情有独钟。有些飞虎队员后来调往欧洲作战，还顽固地将"DINGHAO"这个拼音字母写在飞机上，弄得敌友双上都莫名其妙。
1943年，美国国内工业从和平时期的体制已逐渐转到战时体制。美国可以大量地充实"驼峰航线"上的运输能力了。据说在最高峰时，巫家坝机场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成为当时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当时，为了防备日军空袭，美军在滇西一带建立了众多的、秘密的战略物资储备仓库。位于滇缅公路沿线的祥云县的箐华洞就是目前仅存的、为数很少的秘密仓库之一。
到1944年底，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规模已经扩大到近一千架飞机和两万多人，他的前方基地已经遍及湖南、广西和浙江等地。但是日军为了对付十四航空队的轰炸，发动了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夺取了陈纳德在上述地区的前方基地。
云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吴宝璋：“当时白宫智囊团又重新拿起了史迪威将军的那份报告，史迪威将军提出，必须重新武装在滇西和印度的中国军队，让他们发起反攻，首先夺取滇西和缅北，最后夺取整个缅甸，同时重新开通滇缅公路。”
驼峰运输后来给滇西和缅北反攻乃至于全国的大反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它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底。从1942年到1945年的三年间，美国通过“驼峰航线”一共向中国提供了80多万吨的援助物资。
陈纳德后来却被美国军方找了一个借口让他提前退休，因为他得罪的人实在太多。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8月8日，陈纳德无奈地离开中国返回家乡。在离开重庆之前，大后方的中国民众对他曾经作出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重庆市民十多万人自发地前来送别他，甚至为他送了一把万民伞。
几天以后当他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时，他正在埃及上空回国的路上。据说当时从不流泪的陈纳的热泪滚滚，他和他的幕僚们都认为，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游行中，陈纳德是最有资格参加的一位外国人。1958年，陈纳德在家乡路易斯安那州逝世。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六）大反攻
对发动地面进攻、重开滇缅公路最积极的是美国驻中缅印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将军
1942年，中国退到印度的两个师被整编成中国驻印军。这支部队被史迪威带到印度的兰姆迦基地，装备了全套的美式装备，并接受全方位的美国式军事训练。与此同时，史迪威还训练了两支特种部队。
1943年初，中国政府根据盟军的要求，调集了三个整编师空运到印度。这可能是中国士兵首次乘坐飞机。
原驻印军老兵俞允平：“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等到上了飞机以后，大家就兴奋得很，都想在窗口看看底下的雪景，或者地下的情况看看，非常高兴。”
驻印军集训地蓝姆迦位于印度北部比哈尔邦的兰契市。
中国驻印军接受了系统的美军步兵训练
在兰姆迦基地里，美军用他们的步兵训练大纲系统地训练每一个中国士兵，其中绝大部分的科目是过去中国军队里从没有的。与此同时，美军还开办了军事技术学校，轮训驻印军官兵。当时国内近三分之一的中高级军官也在此受过训。
学习无线电的士兵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鉴于这种情况，大后方热血报国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应国民政府的征召参军入伍了。这些青年学生后来大多加入驻印军。他们将能够比较快地熟练使用新式武器，并成为技术兵种。
半年以后，首批中国驻印军整训完毕。
原驻印军老兵俞允平说，美国人的认真态度给驻印军很深的印象，他们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并在后来的战争中受益匪浅。
正当部队整训时，中美双方制定了一个反攻计划，美国方面把它叫做“人猿泰山计划”。
“人猿泰山计划”
但英国人对中国军队全面参与解放缅甸的作战顾虑重重，希望中国军队把反攻局限于缅甸的北部。
当时，英国人的意见被中美两国无奈地接受了，并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他们的战略目的就是：把新建的中印公路与原先的滇缅公路相连接。史迪威希望，在盟军收复缅甸之前，先用中印公路来代替滇缅公路。
驻印军首次攻击非常顺利，很快就击溃了驻守新平洋的日军警戒部队，占领了印缅边境上的这个小镇。随后，盟军把新平洋建成了一个前进基地，各种军火物质堆积如山。
原驻印军老兵俞允平：“这个所谓堆积如山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真正如同山一样的，一座座的，这些物质包括什么呢，炮弹啊，枪支弹药啊，各种各样的。”
占领新平洋之后，驻印军将进入林海茫茫的胡康河谷，在缅北原始丛林里开始作战。这时中国军队过去从未经历过的战场。而与他们对阵的将是日军精锐的第十八师团，这支部队以作战顽强、凶悍著称于日本全军，是一支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军队。
中印军即将面临与日军精锐部队第18时团的战斗，这支军队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
胡康河谷山高林密，中国驻印军的重武器和美军在空中的打击力量很难发挥优势，日军18师团在丛林里神出鬼没，顽强抵抗。在后来的作战中，驻印军开始学会了一些丛林战的经验。
由于有强大的火力和美军飞机随时提供的后勤支援，训练有素的驻印军终于在这年的春节前后陆续攻下泰柏加、孟关和瓦鲁班等据点。
这一仗，日军第18师团几乎被合围，师团长田中新一靠钻地道才侥幸逃走。此举被日军引以为奇耻大辱。
胡康河谷的战斗结束后，驻印军继续向猛拱河谷挺进。但是由于缅北的雨季来临，加上日军增援，猛拱河谷的作战一时间陷入胶着状态。鉴于这种情况，史迪威决定先拿下密支那。
当时日军把驻守密支那的部队紧急掉往猛拱河谷增援，密支那的防守一度空虚，但是，城里仍然有坚固的城防工事。1944年5月，中美联军组成的突击部队秘密抵达密支那机场附近的密林中，并突然发起进攻。
同时，中国驻印军乘坐滑翔机突然降临，一举拿下了防守空虚的密支那机场。此举是史迪威人生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一次冒险举动，当时全世界为之而轰动。
很快，大量的运输机运载着部队和重武器源源不断地在密支纳机场降落。史迪威也在次日率大批战地记者降落在密支那机场。
但是，空降密支纳的部队过于谨慎，他们把大量部队用于侧翼防守，而只有一个团进攻两公里之外的密支纳城，由于兵力太少，久攻不下，加之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原先的突袭变成了强攻。盟军几度攻入城区又几度被日军逐出，形势非常危机。
这时，在猛拱河谷苦战的中国军队再次创造奇迹，他们不畏艰险，在缅北大森林中长距离迂回奔袭，绕到增援敌军的侧翼，突然发起强攻，先后拿下加迈、西通等日军据点，兵临猛拱河谷最后一个战略要地猛拱城。
原驻印军老兵方健："猛拱难打了，中国人在那里死了不少人，日本人在那里死守，没有办法的时候，美国人就拿飞机先是轰炸，炸了以后，然后用汽油装在飞机上，到处丢的都是，以后丢燃烧弹，把它整个地烧掉，日本人就存在不了，这才把猛拱拿下来。"
至此，除少部分日军逃回密支那以外，中美联军终于在战斗中彻底地打垮了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田中新一被日本军部召回国内严加处置。
中国军队攻克密支那的消息立即传遍了中国，传遍了世界，它是沉寂已久的亚洲地面战场传出的最鼓舞人心的消息。
据说在盟军攻占密支纳机场之后，日军曾用飞机和大炮不断地袭击机场，盟军的飞机损失惨重。后来，机场附近的飞机残骸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战后的密支纳有一个行业十分兴盛，这就是用飞机残骸上的铝片制作锅碗瓢盆。
随着盟军不断向前推进，中印公路也一直紧张地施工着。这条从印度利多出发的公路也叫利多公路。比当年滇缅公路更加困难的是，中印公路完全是在缅北荒无人烟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中建设的。不过因为条件不一样，中印公路的建设速度远比滇缅公路要快得多。
经过中美联合工兵部队的艰苦努力，他们终于把公路修出了缅北丛林。
这条森林中的公路据说很多路段是双向八车道的，可能在当时亚洲所有的公路中，它也是屈指可数的。
在一些沼泽地带，中印战时公路干脆就用木头全程搭建
而在一些沼泽地带，这条战时公路干脆就用木头全程搭建。
这是树立在密支那附近的一块路牌，上面依次写着距离密支那、畹町、昆明、重庆等地的英里数。最后一行写着：到东京3285英里。很显然，中印公路并不通向东京，但此时节节推进的中美联军对胜利的到来早已充满了信心。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七）滇西反攻
滇缅公路中断后，尽管美军开辟了“驼峰航线”以继续向中国运输抗战物资，但盟军也一直没有放弃在地面发起反攻的想法。
在1943年美军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运输了大量的军事装备、美军还为中国军队培养了大约500名军医
1943年美军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运来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并开始对滇西30个师的中国军队进行训练。美军在这一时期还为中国培训了约500名军医，在每一个作战师配备了野战医院。另外还有大批的美国军医随军服务，这对当时的中国军队是一项很重要的帮助。
当时，滇西一带的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虽然怒江沿线地区本来就人烟稀少，民生困苦，但当地民众仍然为人数几乎和他们相等的抗日军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供应。
1944年3月，日军为了牵制中国驻印军的反攻，组织了十万大军向印度东部边境城市猛烈进攻。英军措手不及，几天内被日军击溃了三个师。他们调集部队紧急增援的同时，紧急向中国方面求援，要求中国马上发动在滇西的远征军反攻日军以减轻其压力。
盟军最高当局也要求中国尽快发起反攻。但是令人十分意外的是，蒋介石拒绝了盟军的要求，因为他想要保存实力。
蒋介石的拒绝令美国很气愤，特别是史迪威。而在此之前，他曾经派人去过一趟延安，后来他甚至要求美国政府用美式装备来武装八路军，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导致史迪威最后离开了中国。
在1944年3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同意下，史迪威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通牒。
学者杨复兴：“史迪威的最后通牒说，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不愿反攻，他将把援华物资提供给愿意反攻的中国其他军队。”
这一招很厉害，蒋介石马上答应派第十一、二十两个集团军，共二十万人组成新的远征军，由著名将领卫立煌率领即刻开赴怒江前线。这就是1944年中美关系史上有名的“怒江危机”。
为了保证反攻的顺利，美军为中国远征军派来了庞大的顾问团
当时防守滇西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他们在怒江沿岸并没有密集防守，而只是在怒江以西的腾冲、龙陵和松山三个地方驻扎重兵。这三个地方中，松山又是重中之重，它正好在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的附近。
1944年5月11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由于事先进行了反复的演练，据说整个渡江行动非常成功，十多万大军过江，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
远征军作战计划
十一集团军渡过怒江后，按照作战计划，有三个师的部队绕过松山去围攻龙陵，另有三个师的部队围攻松山。
1944年6月1日，在美军大炮一阵猛轰之后，中国军队开始进攻松山要塞。大量的士兵倒在了敌人密集的火力之下。据说当时上去400人，下来时已不到10个人。后来，美军的大炮和飞机继续猛烈轰炸松山上的日军工事，可能摧毁了部分地面上的碉堡，但中国士兵再次冲击时，更多的暗堡从冲锋的士兵身边向他们开火。
这时云南的雨季到来了，雨一直下个不停，这使部队更加难以进攻。
进攻松山的两个师很快就被打得失去了战斗力。远征军不得不把作为预备队的第八军调上来。第八军不再向山头大举进攻，而是把小型火炮和当时的新式武器火焰喷射器拉上来，迫近敌人的碉堡一个一个地干掉它。这种方法虽然慢，但是很有效。
进攻龙陵德军队也打得异常艰难
就在松山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进攻龙陵的部队也打得异常艰难。这种极其危急的局势居然把第十一集团军的美军顾问组组长吴德吓疯了。
后来，美军飞机在大雨中冒着危险空投了大量的弹药和给养，驻扎在昆明的美军飞虎队派战斗机突袭日军装甲部队，击毁了敌人几乎所有的坦克和其他车辆辎重，这才使前线部队稳住阵脚。
怒江边的高黎贡山脉以高峻陡峭而著称于世。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远征军终于越过了高黎贡山，向腾冲城挺进。而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有近3000年轻的军人长眠在登山途中。
进攻腾冲的部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逐渐把城市外围的敌人工事一一扫清。后来美军飞机日夜不停地轰炸腾冲城，直到把宽大的城墙炸出一个大的缺口，攻城部队才打进城里。
在城里，几乎每一条大街和小巷都有过一场血战。当时大战过后，整个腾冲城仅剩下两座比较完整的建筑，一个就是腾冲的文庙。
腾冲战役后的废墟
战后，腾冲军民在城东建设了一座“国殇墓园”，以纪念为光复腾冲而牺牲的第二十集团军的将士们。
在腾冲战役中，日军慌乱之下遗留下了几张记录着他们丑恶行径的照片，这些照片被藏在一家民宅里。这些照片从未在媒体上公开过。据专门研究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史学家说，此前，这样的慰安妇照片在全世界也没有见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1944年8月，松山的战斗终于打破了僵局，外围工事全部被肃清。这时国民政府为了鼓舞全国的抗战士气，严令攻打松山的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纪念日那天务必拿下松山。
松山外围阵地攻下来后，主峰仍然有密密麻麻的工事，按照过去的速度，要在9月18日前攻下松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把第八军军长李弥急得团团转。有一天他的美军顾问突然想了一个办法，挖地道一直挖到松山主峰日军阵地下面，用成吨的烈性炸药把它炸掉。
主峰爆破成功后，日军在这一据点的守备部队几乎全部被炸死，剩下的其他据点又经过第八军将士的十多天浴血奋战，在9月7日这一天全部肃清。
第八军军长李弥、松山大捷后，大量增援部队经惠通桥开往龙陵前线
松山大捷马上打破了滇西战役的僵局，随即，大批的增援部队和后勤辎重源源不断地通过惠通桥经滇缅公路开往龙陵前线。9月14日腾冲光复后，第二是集团军也向龙陵发起猛攻，日军终于抵挡不住从龙陵退走。
学者戈叔亚：“当时日本人认为，在当时的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叫做‘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除了腾冲和松山以外，还有在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日本人叫做玉碎战，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
1944年底，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和取得龙陵会战胜利的中国远征军分头向畹町推进。同时，远征军沿着滇缅公路穷追猛打，于1945年元月攻克畹町，这个月的28日，两支中国劲旅在缅甸的芒友会师，整个缅北滇西反攻取得全面胜利。
中印公路正式通车，大批物资运往昆明
芒友会师的当天，中印公路正式通车，大批的车辆满载着援华物资从印度开到畹町，然后驶向昆明。
这天，国民政府还宣布，为了表彰史迪威将军的卓越贡献，将把中印公路改名为"史迪威公路"。
1945年日本投降后，滇缅公路也重新开通。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迪克西”使团（一）
1944年7月22日，一架灰色的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向北方飞去。两架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战斗机随即起飞，为这架运输机护航，它们的目的地是延安。
运输机上的乘客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九名成员，他们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肩负着进驻延安、开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这九名观察组成员大都三十岁左右，面对进驻延安的使命，他们都非常兴奋。
在延安简陋的机场上，一群穿着灰色军服的人们正对着南方的天空翘首张望，他们中有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中午时分，这架美军运输机终于出现在人们的眼中。
随后，运输机在这条群山之间的黄土跑道上顺利降落，滑行。为了给后面那两架护航的战斗机让出跑道，运输机在跑道尽头转了弯，不料，突然间，飞机的左起落架陷进了跑道边上一个坟坑里。
尽管机组成员和乘客都没有受伤，但美军观察组初次降落延安时发生的事故，似乎已经预示了什么。
观察组的职业军人和职业外交官们很快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在组长包瑞德的带领下走出飞机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面。
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在1944年跨越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把这些"中国通"们派到延安来呢？
大约四年前，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日交战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海军为打破战争僵局，彻底扫清南进路途上的障碍，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第二天，美英等西方盟国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战，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形成了。
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不仅加强了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也对不断开辟敌后战场，捷报频传的共产党武装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兴趣，希望与共产党领导人直接接触。
重庆红岩村是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设在陪都重庆的一扇窗口。四十年代初，经常到访的不仅有大后方的军政要员和各界代表，许多国际友人也都是这里的座上客。常驻重庆的周恩来以他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冲破了国民党的政治封锁，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开拓了极大的空间。
经常到访红岩村的客人中，有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戴维斯和谢伟思都出生在中国四川，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不仅让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也使他们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了解。
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同时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正式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
但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
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同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于是他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由于戴维斯的报告有效地启动了美军观察组的准备工作，戴维斯被一些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军观察组之父”。
说到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起源，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是一定要提到的，他就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
得到美国政府派遣延安观察组的明确指令后，驻华美军和美国大使馆就开始了与国民政府的协调，但蒋介石方面对美国派遣使团前往延安的建议采取阻碍与推脱的对策。一时间，美军观察组似乎还没有启程就已经搁浅了。
1944年5月，罗斯福接见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是美国总统短期内第二次在白宫接见这位毛泽东的朋友。这次谈话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
6月份，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访问，他是美国建国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在职官员。21日，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了，于是华莱士提出这个使团要尽早成行。
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简称“美军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
观察组的通行证拿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建这个小组了。史迪威将军提出，组长的人选必须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和尊重的，最好是能说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军官，五十二岁的包瑞德上校成了最佳人选并得到了最终批准。
包瑞德来自以大峡谷闻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来到中国。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多支部队任职，对外交军事都不外行。他性格幽默随和，待人宽厚。在以后的日子中，他得到了几乎所有观察组年轻成员的敬重。
观察组成员名单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约翰·谢伟思，当年三十五岁，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
抗战爆发后，谢伟思在中国大后方各地进行了多次深入考察，并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由此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器重。在美军观察组组建时，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思一致认为，由谢伟思担任观察组的政治顾问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不仅能成为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也将是一个忠实客观的记录人。
整个美军观察组由十八人组成，他们来自美国外交系统和海陆空三军，并代表了军医、情报等部门和许多技术兵种。
这十多位年轻的美国人都将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面，埃德加·斯诺等进步美国记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度报道已经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反共宣传使有些人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非常落后的。因此他们又把进驻延安看做是一次探险。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在重庆的一个庆祝活动上，观察组的海军上尉希契和陆军上尉科林见到了宋庆龄。对于这位中华民国的"国母"，美军官兵都充满了敬意。得知眼前的这两个美国年轻人是即将出发的延安观察组成员，宋庆龄向他们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并告诫他们说，不要听信任何关于延安的传言，要用一颗不抱成见的心去观察和思考。
自从接到美军延安观察组即将成行的正式通知后，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美国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的问题。会议还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担任组长的是杨尚昆。
从这之后到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一个月里，毛泽东又多次过问了接待美国观察组的准备情况，并亲自到延安机场视察安全保卫工作。
7月21日，也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启程的前一天，组长包瑞德上校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拿到了一纸正式的指令，指令详细地列出了观察组在延安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和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7月22日上午，载着美军观察组第一批九名成员的C47运输机终于从重庆起飞，曾经的种种障碍，就像机翼下的重重山脉，被一座座甩在了身后。机上的九名观察组成员，作为美国政府的使者，正飞向一片陌生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这次航行比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破冰之旅早了近三十年。
1944年7月22日，在那个令中美人士虚惊一场的事故之后，中共中央在机场上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然后延安军民敲锣打鼓地把美国客人们迎进了延安城。
观察组成员参与整休延安机场的劳动、毛泽东与马海德夫妇观看美军观察组成员参与整休机场的劳动
为了修复跑道，以便观察组第二批成员能尽快到达延安，当天下午，一支部队进入机场，开始平整跑道。熟悉机场建设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们也前来助阵。随后赶到的叶剑英将军在问候了观察组成员后，撸起袖子就加入了工作。这一举动让观察组的成员们备感惊讶，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不用说叶剑英这样的将军，即使是普通的营长或连长，也不可能与士兵们一起劳动。将军的举动感染了在场的美军军官们，他们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
听到新来的美国人正在帮助修机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的延安人扶老携幼，都到机场来看热闹，最后，连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四天后，毛泽东在他的窑洞中为观察组成员举行了正式的晚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也参加了宴请。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人，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重要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来中国说服委员长为你们放行呢。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着向毛泽东和朱德敬酒。
谢伟思是观察组成员里中文说得最好的，他甚至能听懂毛泽东那浓重的湖南湘潭口音。毛泽东发现，与观察组其他成员相比，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的谢伟思，显然是负有政治使命的。因此，他在席间问谢伟思道：“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谢伟思回答说，这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在这一地区的美国人太少了。毛泽东还对谢伟思说，如果战争一结束观察组就撤离延安，那将会是国民党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刻。
观察组成员全部是第一次到延安。他们最初的住处在延安城南关的交际处，这是延安通常用来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年轻的美国客人们对窑洞充满了新鲜感，但更令他们感到新奇的是一种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包瑞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共产党联络员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件事，当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时，不要用住在远东的外国人常用的口气喊“伙计”，而要用一种合适的音调叫“招待员”。包瑞德写道：尽管来延安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伙计”一词有什么不好，但此时我觉得，共产党的看法是正确的，“伙计”这个词是待人不平等的称呼。
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状况比美军观察组的期望要高得多。当时边区政府的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由于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林伯渠都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民主人士李鼎铭就担任了边区的代主席，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左派代表和中间派各占政府领导成员的三分之一。
包瑞德回忆说，他在国统区亲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当兵，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在边区，参加十八集团军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由于运送第一批观察组成员的飞机受到损坏，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成员一周后才调出另一架运输机运送第二批九名成员，他们中有观察组中惟一的海军军官希契。和第一批成员一样，他们在机场上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美军观察组到齐了，各个成员按照他们预定的职责，迅速进入了角色，刚刚开始的时候，小伙子们工作经常要熬到后半夜，但包瑞德上校治军严格，他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大家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须六点半起床出操。因此，在充满朝气的延安，这十多个美国人也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工作状态。
许多年后，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科林出版了他在延安拍摄的大量珍贵照片，谢伟思在这书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美国人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我们认识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可以也必须一起工作。
科林上尉及其携带的物品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迪克西”使团（二）
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
美军观察组是在1944年7月进驻延安的。他们最迫切的任务是要与毛泽东直接接触，从而随时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大国内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并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发给华盛顿的最高决策层。承担这项使命的是观察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
枣园，因为枣树多而得名。1943至1946年，毛泽东和妻子女儿就住在这几间带小院儿的窑洞里。他与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也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第一次正式谈话是在1944年的8月23日，也就是在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整整一个月之后。美国的史学家们认为，毛泽东是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并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了意见后，才召见谢伟思的，因为毛泽东明白，尽管谢伟思本人级别较低，但作为驻延安的美国最高外交官，他代表的是美国政府。
这一次谈话长达六个小时，毛泽东一直主导着谈话，他对谢伟思详细分析了中共对当前国内和世界形势的看法。他说，中国共产党希望知道，美国政府在战后是愿意支持一个独裁的国民党政府，还是一个民主的联合政府，但毫无疑问，一个民主与和平发展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利益。至于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他说，美国是战后最有能力参与中国经济建设的国家，我们欢迎美国战后到中国投资。
毛泽东与谢伟思的多次谈话内容，都由谢伟思写成客观的报告，经美国大使馆发回华盛顿，为国务院的官员们争先传阅。
美军观察组的科林上尉和另外两位成员历属于美国战略情报局，这个机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在二战中负责对轴心国的情报战。美军总部将这几位情报局的年轻特工直接纳入延安观察组，是希望能够更有效地获得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已经掌握的日军情报。但是，在观察组出发前，重庆的美国将军们不无担忧，中共会不会对他们的到来心存戒备？会不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但实际上，延安对盟军敞开胸怀，全面合作的态度令他们非常满意。美军观察组到来后的两个月中，十八集团军总部就向他们提供了一百二十多条关于日军的重要情报，与此同时，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还发现了一个直接获取日军情报的重要渠道。
今天，在延安宝塔山的半山腰上，树立着一尊黑色的石碑，它是为了纪念60年前在这里的一所特殊学校而树立的，这所特殊的学校名叫“日本工农学校”。在这座石碑的后面，至今还保留着一排学校的校舍。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还不尽如人意，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舍盖得宽敞结实，是延安比较好的房子。
六十年前，这所学校也引起了美军观察组的极大兴趣，因为这里的学生实际上都是日军战俘，但他们都穿着十八集团军的军装，被主人们称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盟员”或“日工校的学生”，当时总数为一百五十人。包瑞德记得，重庆郊区关押着仅仅二十五个日军战俘，仅从数量上看，就可以比较出国共军队不同的抗日战果。然而，更让美军观察组成员惊讶的是这些日本学员的精神状态。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日军官兵都是毫无理性的杀人机器，即使被俘也顽固不化，但这里的日本人却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他们都要求参加十八集团军，与侵华日军作战。
这些特殊的学员毕业后，会被分配到前线十八集团军各部队去工作，平时他们会帮助鉴别缴获的日军装备上的日文标识，从而获得日军作战序列的情报；在进攻日军的据点时，他们会在前沿喊话，瓦解日军的军心。
十八集团军总部允许美军观察组的所有成员随时与这里的150个日本学员自由接触，以便他们了解美军需要的、更深层次的日军情报，这使科林上尉等特工人员受益匪浅。
十八集团军成功改造日军战俘的奇迹经观察组发回美国后，战略情报局的将军们异常惊喜，他们专门制订了一个对日情报战计划，准备将这些坚定的日本反战人士培训成间谍，送到中国东北、朝鲜和日本本土。然而，由于二战的胜利比预想到来的快得多，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行。
观察组协助延安军民建立了气象站
刚到延安不久，美军观察组就建起了气象观测台，定时放探空气球，为来往延安的飞机提供气象保证，并把数据发送到重庆驻华美军总部。
1944年，陈纳德将军统帅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已经基本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制空权，飞虎队的重型轰炸机还经常从大后方起飞，越洋轰炸日本本土。这样一来，中国东部的气象情报对飞虎队来说就越来越重要了。
从此，驻华美军有了更可靠的气象情报。当时美军在中国大陆协助建立了十个同样规模的气象站，延安气象站代号为10WX。据后来美军总部评价，延安气象站提供数据的可靠性，在中国十个气象站中名列第一。
观察组另一项使命也是与美军航空队有关的，那就是协调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及其游击队营救在敌占区跳伞的美军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