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年后已是广西政协副主席的韦瑞霖，收到了当年被营救的美国飞行员本·明肯与霍姆·斯密斯先生的信件，斯密斯在信中写到：四十九年过去了，我仍然感谢韦先生和那天晚上的寄予我们帮助的中国人，感谢他们长途跋涉送我们归队。立在中国那快碑刻的很好，我很感激，这方面中国人想的很周到。本·明肯在信中写到：我现在仍对救援过我们的中国人感恩，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中国小镇的名字。
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说，我曾与共产党，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有过联系。这支部队位于长江流域。新四军从日军鼻子底下救出过多名我们的飞行员。尽管陈纳德本人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严格的中立政策，而他手下的一些官兵却在中国经历的耳濡目染中对一个令他们感到新奇的党发生了兴趣。1945年9月一天，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突然收到的美国十四航空队三名地勤士兵送来的香烟，和一张写着想见他的便条。几天以后有人告诉了这几名美国士兵毛泽收下了他们的香烟。作为答谢他希望下周能和他们一起吃晚饭。一等兵霍华德·海曼事后回忆到，我们去了下午和晚上一多半时间我们花在谈论中国和它的前途以及设法回答毛泽东问我们关于美国深刻的问题上，但是常常答不上来。当爱德华·贝尔珍藏的这张30年前的照片于1976年夏再次回到重庆毛泽东当年会见他们了红岩纪念馆时，他发现墙上正挂着这张当年的照片。
桂林是50年前飞虎队驻防的重要基地。在飞虎协会会长原战斗机驾驶员罗歇的率领下，当年的飞虎队今天又飞回了桂林。这是美国飞虎协会旅游团一行45人半个世纪后重游桂林。陈纳德的飞虎队是1943年12月23日由昆明移往桂林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战斗机能在风景如画的山水上空作战。然而当年战争的确就在这人间仙境中进行。
泱塘，这个宽一千米，长两千米的机场，是桂林当年最大的机场。50年后在这儿已找不到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踪影。机场已变成汽车教练场。这条当年的主跑道，今天已变成等级公路的主干线。
这个机场也叫昆明机场，从它建立的那天起就是军民两用的大型机场。据说当年那些飞跃喜玛拉雅山脉的军用运输机有时也是每五分钟就落下一架十分繁忙。然而那条被称为驼峰的航线，为经历过他的险峻的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那场战争使这条航线蜚声中外，因为在那个中美联合担负的空中运输的任务中，美军运输机组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他在中国空战中牺牲的名单。这座专门为那段不寻常的飞行历史而建的纪念碑，坐落的在昆明西郊的一所公园里。在这儿能看得见也听得着今天在巫家坝机场起落的飞机和它的轰鸣声。
1943年5月31日对飞虎队的埃德森中校来说，是令他终身难忘的一天。因为他来华作战的期限已满，明天就可以回国了。但是当天他接到命令。去担任轰炸宜昌的空中掩护。返航中他们和敌机遭遇，一架日机借助高度的优势，向他俯冲射击。作为飞行员的爱迪生知道在这种攻击状态下，被炮弹最后击中只是几秒的问题。然而已经绝望的他突然看到，在他上方闪现出了一架中国飞行员驾驶的2304号飞机高速冲向这架日机。并且向日机开火。日机瞬时爆炸起火像一片树叶似的飘向地面。当他们返航一落地，埃德森中校就扑向那位名叫藏西蓝的中国飞行员和他紧紧拥抱。嘴里喊着：不是你，明天我就不能回国了。
中美空军混合联队是在陈纳德的建议下与1943年10月8日成立的，那些在共同的事业中结下生死友谊的热血青年们，不仅在天空中建立的令人骄傲功勋，也给后后人留下了动人的故事。
今年72岁的陆建航是中国空军幼年学校第一期的学生。1944年底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雷鸟机场学习飞行在这期间一名美军陆军医院的女护士黛丽中情与这位中国年轻人，希望他能留在美国。但陆建航执意学成后要回到正在抗战的祖国报效国家。今天老人非常想和那位半个世纪前的恋人说几句话：你好，柯根，我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我非常想念你。你好吗？我现在很好。我还在昆明。现在我正在跟你说话，希望你一切如意。如果我有时间，我会再去美国看你。就这样吧。
这是1992年4月1日一封来自美国纽约的信。是一位安娜的美国妇女写他从来没见过面的中国侄女的。他在封中写到很多很多次我都是在心中给你写信。就是现在写信的时候我眼中已充满了泪水，虽然我从来没见过你，但是你在我心中，在我的文章中是最亲爱的。因为你是我哥哥坚尼的女儿。信中被称作坚尼的是当年的美军飞行员约翰·帕布杰克。1942年这名22岁的上尉来到中国。在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担任运输机的正驾驶，曾两次荣获美国空军的最高荣誉飞行十字勋章。1943年在昆明约翰帕布杰克在一位朋友家认识并爱上了中国姑娘施正芳。
这是当年十四航空队322中队一次聚会的场面，施正芳接受了那次帕布杰克盛情的邀请。从这以后帕布杰克通过英汉辞典，施正芳通过汉英辞典使两颗同处在动荡年代的心溶在了一起。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这对相爱了两年的恋人在昆明举行了中国式婚礼。为了妻子帕布杰克决定永远留在中国。他回美国休假3个月后，立即返回中国，进入了当时中国的航空公司担任了特技飞行员。1946年8月他们的女儿在上海出世，当时帕布杰克给他取的名字是布基尼娅。初为人父的约翰对女儿百般呵护，对施正芳香更是恩爱无比，不幸的是他自己却在一年后死于飞行事故。
父亲在5个月的婴儿心目中是无法留下印象的。然而施维君说，他能从母亲那里从那场战争的历史中看到自己父亲的身影。
穆尼中尉
祥云离昆明300多公里，50年前这座滇西的小城专门为美军的一位飞行员修了一座纪念碑。据说为二战中的美军飞行员专门建的碑只有这一座。她叫穆尼是一名中尉飞行员。孩子恐怕并不知道，她们称之为老公公的这位外国人50年前救了这座县城。1942年12月26日下午3点多钟在犀利的警报声中，9架前来灭城的日本轰炸机已飞临小城上空。被眼看就要从天而降的巨大灾难惊呆了的人们。突然看见一架画着大鲨鱼嘴的战斗机扑向敌人机群，转眼间一架敌机冒着滚滚浓烟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摔落地面。然而在空战中，穆尼不幸中弹。全城的人们都看到在她即将摔落到县城民宅上的最后一刻。再次拉起了受伤的飞机朝城外栽去。
下午近黄昏的时候。昏迷的穆尼由美军医护人员送到县城。他们想请当时县城医术最高的诊所全力抢救穆尼。博爱诊所的董齐元医生接待了他们。
当时连续几天祥云县城11万人都在谈论这位年仅20岁的中尉。当地民众用传统的方式后葬了这位年轻的英雄。穆尼牺牲后，董齐元医生执意向穆尼的父母写一封信。他在信中写到尤其是位医生的我晚会穆尼中尉的生命。眼睁睁地注视着他去了。他虽战死，不过整个祥云的人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们震撼。这封信穆尼的家人保存了41年。一位阵亡的美国飞虎队员的母亲，曾在给中国政府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给了中国无所畏惧的年轻人，他忠于职守继承了前辈的传统观念。
1997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期间，站在当年珍珠港的土地上，庄重地讲到：在那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世界大战中，中美两国人民曾为抗击法西斯的侵略而并肩战斗。同世界人们一道共同捍卫着世界的和平。
由于战后的美国政府认为当年那支穿便衣的航空队，只是一个民间的志愿组织。他们渐渐地被和平年代的人们遗忘了。四十六年后的1991年，他们终于接到的政府承认当年的那段经历，为美国军人的决定。五年后这些已步履蹒跚的老人用颤巍巍的双手从美国空军参谋长手中接到的那枚已经迟到了半个世纪飞行十字勋章和优异服务奖章。此时在当年参战的300多名飞虎队员中，上台领取这份标志着空军人员最高荣誉的只有30多位还活世上队员与家属。
克林顿: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数代人之后，陈纳德将军和飞虎队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历史中，有一段值得自豪的时刻，它激励我们发扬友谊和合作的传统。从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一个地道的美国故事，被称之为"铁汉"的陈纳德将军和他所领导的美国年轻飞行员们，在中国体现了美国精神。为了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他们志愿在遥远的国度作战，他们的精神征服了天空。这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陈纳德将军和他的战士们选择了中国的事业。中国人民和他们并肩战斗，“飞虎队”和战斗中的中国一道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数以千计的中国农民，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监视敌人的火力，并给美国飞行员们通风报信，通过“驼峰航线”确保食物和燃料的运输，通过在广大农村地区，修建数以百计的备用机场，延伸成长在的中国空军的航程，陷入敌区的美国飞行员们绝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提供住处和保护。这不仅仅是一个战时的故事，这是一个美中两国人民相互信任和尊重，为了共同的事业和面对共同的挑战，在一起共同工作的故事。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一）建设一条生命线
怒江大峡谷中的“惠通桥”:“惠通桥”是颠缅公路上最重要的大桥。1942年5月4日，日军从缅甸突然攻入云南西部，直抵惠通桥。一时间在昆明和重庆引发慌恐。中国军队为保护大西南后方，及时将惠通桥炸毁，阻止了日军进攻，上演了抗战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
滇缅公路上的“畹町桥”：滇缅公路从昆明经大理、保山、德宏，最后在中缅边境上的畹町镇出国到达缅甸的腊戌。这座“畹町桥”见证了那段历史，当年每天几乎都有一千多辆车从这座桥上通过。运输十分繁忙。后来日军攻入云南也是经由此桥。再后来史迪威将军指挥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也由此桥出国回国。最后，滇缅公路重新开始，浩浩荡荡的援华物资车队也由此进入中国。
滇缅公路的终点站“腊戌火车站”：滇缅公路是从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戌,再从腊戌经过铁路到缅甸首都仰光,当时美国的援华物资运抵仰光后,经铁路运到腊戌火车站,然后通过这里的中国车队把这些堆积如山的物资转运回国,所以这个小小的火车站，当时对于抗战和中国的意义十分重要。如今这个小火车站早已荒芜。
历史风烟中的“惠通桥”：惠通桥是颠缅公路上最重要的大桥。当年为了修筑它，几千云南劳工肩挑背抗硬是把钢铁支架从缅甸经森林中的小路一路跋涉一千多华里抗到怒江峡谷边。书写了抗战历史上非常感人的篇章。现在，滇缅公路改道它行，惠通桥已不再使用了，它只沉淀在历史的风烟之中。
“风雪丫口”的风雪战士:这是高黎贡山口上最高的一个山垭口。当年中国远征军战士为了攻克日军设在此处的军事要塞。几千名战士餐风沐雨,顽强攻击,伤亡极其惨重,这里是二战期间全球反法西斯战争中海拔最高的战场,中国军队在这里为重新夺取滇缅公路洒下了热血，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这样一群衣衫褴褛的民工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用最原始的工具挖出了959.2公里的滇缅公路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方的南京、上海、汉口、广州等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都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
如此一来，不仅摧毁了中国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国防工业，还可以堵死国际上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时，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救援呼吁，但只有苏联表示支持，因为它自己的远东边境同样受到日本人的威胁。
但1941年4月，苏联通过努力终于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从此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就停止了。
旅居在海外的华侨得知祖国遭遇日本侵略后，纷纷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的国内急需的物资。国民政府还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军火等，一起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
海防港是前法国殖民地越南的一个港口，也是滇越铁路的起点，这条铁路从海防港到云南的昆明。但是从安全、实际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在大后方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
正是出于以上考虑，在抗战刚刚爆发的1937年8月，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印度洋的铁路和公路。
据说当时蒋介石听后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我告诉铁道部和交通部照此办理。”
龙云提出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固然是基于抗日救亡的考虑。但另一方面，他也是想借此来发展云南的地方经济。
1937年10月，也就是上海沦陷前的十多天，国民政府官员火速赶到昆明，同云南省政府协商，11月初，最后确定了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然后在缅甸的腊戌与缅甸的中央铁路接通、直通仰光这一路线。
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龙云旋即派缪云台作为特使前往缅甸与统治这里的英国殖民政府洽谈在缅甸修路的事宜。
就在缪云台赴缅谈判期间，抗战局势急转直下。正计划修建的滇缅公路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1938年1月，滇缅公路总工程处紧急成立。
当年的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在一本叫《滇缅公路》的书中详细介绍了当年修建公路时的情况。
公路的测量工作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还要考虑到一些别的因素。
这时缺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这一问题突出出来。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培训。
后来，这批年轻人在滇缅公路建设中磨炼成为技术骨干，创造出滇缅路上的又一奇迹。
龙云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三个月内修通。因此他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三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勉强通车的简易公路。
这种公路比较简单，只需先把路基平整出来，再在它的上面铺上碎石，用压路机压平就行。
1938年初，也就是临近春节的时候，滇缅公路沿线约20万各族劳工被征集到公路上。由于严重缺乏施工机械，他们只能用自己的双手来修筑一条世界最崎岖的、上千公里的公路。这些人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
锤石头、把爆破现场清理成为平整的公路这些艰苦和危险的工作几乎都是由妇女和儿童来完成。公路修建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严重的疟疾。
谭伯英就此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无法知道明天谁将离我们而去，许多不可代替的工程师和能干的工人都死了，人越来越少，工程随时可能停下来。”
疟疾尽管如此地猖狂，但滇缅公路的建设却从未因此而停止过。
为了能在怒江和澜沧江上建造能够通行载重卡车的柔性钢索大桥，桥梁的总设计师徐以枋先生被派往仰光的一家桥梁构件厂定购所有建桥用的器材。他从工地出发步行约1000华里，走到中缅边境上的畹町，到了畹町才有汽车去仰光。在仰光，徐先生一头扎到工厂里就再也不出来，拼命地工作。几个月后，这家工厂终于生产出了中国人急需的建桥材料，都是按照徐先生设计的规格精确切割制成的。
大概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些材料才运到建桥工地。这时候两边的桥塔已经建好，下一步就是铺设钢索。这需要派人把一卷很长的绳子带过河去，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
在1938年间，怒江和澜沧江上一共架起了三座大型的钢索大桥。它们分别是：惠通桥、昌淦桥和功果桥。这些桥成为滇缅公路上的咽喉，没有它们，整个滇缅公路的畅通就无从谈起。
原定的三个月的工期，也就是必须在1938年3月底完工的期限很快就到期了。但在台儿庄战役胜利，举国欢腾的情况下，滇缅公路总工程处向龙云申请，工程延期至5月底完工。
为了保证工程如期完成，龙云向沿途各县发出十万火急的鸡毛信，严令各县县长严加督导，务必按期完工。
但是到了这年的六月底，滇缅公路仍然未见通车。
这时日军大举进攻河南，并沿平汉铁路向武汉推进，又沿长江向西推进，接连攻下安庆、九江等地，武汉保卫战被迫提前开始。
这样，远在云南的龙云就再也坐不住了，他下令：各路段官员及工程技术人员“因恶习太深，敷衍成性，任意拖延，皆应从严惩处”。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滇缅公路终于可以勉强通车了，几乎没有举行任何的仪式就马上投入使用。
学者王黎锐：“在滇西修筑滇缅公路的过程当中，广大的劳工付出了很艰辛的努力，他们抛妻别子，自带干粮工具，然而在整个滇缅公路上，没有一座纪念这些劳工的纪念碑。在我们调查当中，据说在松山曾经有过一块纪念劳工的纪念碑，这个碑上说的就是，我们在记住这些官员、工程技术人员的功绩的同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匹夫的贡献。”
据说这块碑曾经伫立在滇缅公路最险要的地段松山上，后来因为日军入侵滇西而毁于战火。如今，当地政府正计划重新立一块碑，以纪念那些千千万万没有留下姓名的劳工们，那些老人，那些妇女，那些孩子。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二）争分夺秒的运输
站在车上向夹道挥手致意的是中印公路美国工程兵司令刘易斯·皮可少将。他身后是他从带来的庞大车队
当时的战争就是通过这样用原始的工具铺设的简陋浮桥去实现的
1937年底，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军的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国民政府调集了最精锐的四十万大军，集中了空军和海军在上海拼死抵抗。与此同时，一场空前的大撤退开始了。
到1939年1月，有大约300多个工厂和几十所银行从上海和南京等沿海城市迁往了内地，这其中有很多迁到了云南。战时撤到昆明来的机关学校也有不少。
大西南的重庆、成都和贵阳等地也迁来了大量的工商企业和大学，还有内迁的大批军政人员，过去人烟稀少的西南地区人口猛增，这些人员所需要的基本消费品和工厂企业所需要的生产原料，绝大多数都需要从国外进口。
1938年8月底，经过20万人的艰苦努力，滇缅公路终于可以勉强通车了。在它刚一竣工后不久，滇缅公路就马上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惟一的运输通道。这时，它也就又多了另一项任务：往大后方运输生活消费品和工业原料。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西南运输处，负责西南地区的军用物资运输和进出口等业务，它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量地招募和训练司机。
这时，旅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华侨向祖国伸出了救援之手。当时东南亚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于1939年2月8日发表了《南侨总会第六号通道》，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与祖国同胞并肩抗战。这个通告很快就传遍了东南亚各地。
原南洋华侨机工王亚六："我们看了以后，每个人，青年人都动心了，我们在国外呢好像很没有地位在当时，中国人在新加坡多，但是我们有一颗爱国的热心。"
志愿回国服务的东南亚华侨司机和修理工总共有3192人，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归国服务团"。从1939年2月到1939年8月，南侨技工先后分为九批前往祖国，王亚六是第二批，一共500多人。
回到祖国后，所有的南侨机工都要昆明的潘家湾进行两个月的军事和政治培训。
云南的路难走，以前在南洋各地就很有名。翁家贵所属的第十四汽车大队，几乎都是由南侨机工组成的。过去这些司机大都是在城市里开车。来到云南以后，特别是在滇缅公路上，华侨司机几乎要从头开始学习如何在崎岖的山区公路上开车。
滇缅公路不仅有着的非凡创造力，而且它还蕴藏着无与伦比的活力，在这种活力的背后，是大后方畸形繁荣的经济所创造出来的巨大商机。
昆明和滇缅公路沿线几乎一夜间冒出了无数家运输公司，这些公司大量购置汽车投入到繁忙的运输业务中。
原滇缅公路上的商人徐世铭：“那时有句俗话，轮胎一转，团长不换，团长他都不干了，开车去了。”
当年在滇缅公路上行驶的车辆种类繁多，许多都是当年美国生产的货车。这些汽车，包括我们经常在电影里才能见得到的美式吉普，在今天的缅甸，他们都还仍然使用着。
滇缅公路的繁忙直接带动了公路沿线的繁荣。
滇缅公路上有一些很奇怪的地名，比如说：七零七、八零八等。
云南施甸县七零七镇居民刘庆芬：“原来的老公路，刚修公路的时候，从昆明来到这里有707公里，就叫七零七了。”
滇缅公路上的人们对于南侨机工也都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总是那么讲究，头发永远是一丝不苟的。据说当时大约三分之一的华侨司机与当地的女士喜接连理。
滇缅公路的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从一开始，日本人就想方设法要把滇缅公路切断。
1940年，日军占领了前法国人的殖民地越南，有了越南作为前方基地，日军的飞机就可以轰炸滇缅公路全线了。
1940年10月，日本飞机开始轰炸澜沧江上的昌淦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四百多架次，分十多次轰炸这些桥梁。
在1941年以前几乎没有任何防空武器来保卫滇缅公路上的桥梁，惠通桥边一直住着一位张婆婆，当年她的姐夫负责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来防止空袭。
由于滇缅公路关系整个抗战的大局，它一刻也不能停下来，所以每次空袭之后，大桥抢修队就不分昼夜地抢修大桥。
1941年1月23日，日军飞机第十四次轰炸昌淦桥，这一次日本飞机把这座满目疮痍的大桥彻底炸断了。
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交通部很快接到来自大桥抢修队的电报，说滇缅公路上的车队已经再一次地越过了波涛汹涌的澜沧江，整个公路全线保持着畅通。
原来早在两个月以前，当地的工程技术人员就预计到大桥有可能被日军日益频繁的空袭彻底炸断。他们找到了一些空的汽油桶，每70多个空汽油桶连在一起，上面铺上木板，就成了一只简易的渡船，汽车开上去之后，用钢缆将渡船在两岸拉来拉去。这样，汽车就可以过江了。
三个月后，被炸断的昌淦桥经全力抢修终于恢复通车，并一直使用至今。
滇缅公路上另一座主要的桥梁、位于怒江上的惠通桥则命运复杂得多。
在1940年欧洲大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孤军抗战的形势出现转折。不久之后，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开始考虑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
为了提高公路的通车能力，从1940年春起，国民政府的交通部先后花费巨资向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订购了2700吨柏油，开始铺设从中缅边境的畹町到保山的柏油公路。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从美国购买了大量的工程机械以加快工程建设。
1942年3月，当滇缅公路西段的柏油路正紧张铺设的时候，日军突然向缅甸进攻，很快，仰光陷落。这年5月，日军长驱直入，攻入云南境内，并迅速占领的怒江以西的广大地区。此时，花费巨资修建的滇缅公路西段的柏油路正好把怒江以西的路段铺设完毕，由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工程设备都来不及撤到怒江以东，就连同西段柏油路一起全部落入敌手。
1985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在昆明为南侨机工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那些为祖国的抗战而毅然回国服务的海外华侨。
从1939年到1942年的三年中，滇缅公路共抢运约50吨军需物资，15000多辆汽车，以及其他无法统计的各类物资。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滇缅公路，就没有抗战的物资保障。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三）出征缅甸
半个世纪前滇缅公路上最日常的景观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随即，日本与英美正式开战。日本军队的进攻十分顺利，很快击败东南亚各地的英军和美军。
1942年12月底，日军开始进攻缅甸，矛头直指仰光。仰光是滇缅公路的入口，日军占领仰光就等于切断了中国这条惟一与外界相连的国际运输通道。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出兵与英美军队一起保卫缅甸。
学者周勇：“英国并不真的愿意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来的局势证明，英国人的这种想法是狭隘的，它使缅甸保卫战坐失良机，也为后来缅甸的陷落埋下了祸根。”
1942年元月底，日军出人意料地以18000人打败了30000人的英国部队，迅速攻下缅甸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在缅甸南部防守的英军溃不成军，仰光危在旦夕。这时，英国政府才紧急派员求见蒋介石，请求中国赶快出兵缅甸。
在此之前，盟国刚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由美国将军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担任缅甸战役的总指挥。
1942年2月，蒋介石派出了他最精锐的部队，组成了抗战历史上著名的"远征军"。
当年200师出征时，在中缅边境上举行了一个很隆重的誓师大会。这一年远征军小战士的照片还上了美国《生活周刊》杂志的封面。
1942年3月，中国军队沿着滇缅公路开进了缅甸，作为先头部队，200师率先到达缅甸北部城市腊戌。
此时前方传来战报：仰光陷落了，英国军队已毫无斗志，正大踏步向北部撤来。
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在北上，一边是志在必胜的中国军队在南下，1942年3月29日，这两支军队在仰光以北260公里的同古（现在叫做东吁）相遇了。与200师对垒的日本第55师团，拥有23000多人和强大的火力，而200师只有8000人左右，他们的重装备还远在腊戌。
日军55师团在三个航空中队的支援下，马上向200师的前沿阵地展开了猛烈进攻。当时200师伤亡惨重，但仍然顽强抵抗，居然使第五十五师团久攻十多天而毫无进展。
蒋介石在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以北约六十公里的眉苗召集中美英三国在缅甸的军事将领开会，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组织在缅甸的中美英三国约20万大军在曼德勒与日军会战，从而一举消灭入侵缅甸的十万日军。
眉苗会议后，同古的战局却一夜间发生了逆转。在三月中旬，在右翼担任掩护任务的英军不打一声招呼就仓皇撤退。后来，日军还乘势占领了飞机场，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200师并没有惊惶失措，而是继续顽强作战。戴安澜还立下遗嘱，准备与同古城共存亡。经过20多天的激战，200师与日军第55师团都已经精疲力竭。
新22师火速赶往同古，经过奋勇作战，虽然他们终于帮200师杀出一条血路，突围而出。但此时，200师这支最精锐的中国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元气大伤。
这时，西线的英军又出了问题。英国人的行动导致了曼德勒会战成为泡影。
中国军队只好后撤。当时的计划是把部队撤到离国境线比较近的腊戌，御敌于国门之外。在后撤的途中，远征军经常遭遇日军的伏击，200师也不幸走进了敌人的伏击圈，死伤无数，师长戴安澜被一颗子弹击穿胸部，身负重伤。
日军56师团的坦克部队抢先一步，突然出现在腊戌中国守军的面前。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日军很快就占领了腊戌。而腊戌的中国守军则蜂拥逃往国内。当时，腊戌火车站上美国援助的军火物资堆积如山全部落入敌手。
日军占领腊戌后，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并引发了极大的恐慌。这时，英军则不顾一切地向印、缅边界撤退。这样，缅甸的盟军崩溃了。英军迅速向印度撤退。而数万中国大军开始向密支那退却。
密支那是缅甸北部最大的城市。中国军队如果真的能够退到这里，不但能够补充给养，还进可攻退可守。但是密支那也很快失守了。
杜聿明成了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最后他取道缅北密支那野人山回国。
野人山是密支那以北一片至今还是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5月底中国远征军抛弃了所有的辎重，向野人山退却。负伤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就是在撤往野人山途中与世长辞。几万大军进入野人山后，很快就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向导，在茫茫的大森林中迷失了方向。不久，他们吃光了带来的粮食，部队马上又陷入了饥饿中。
学者戈叔亚：“这个时候有一架美军的巡逻机就发现森林里头这些绝望的中国部队，于是派了很多运输机投下大量的物资、药品啊、食品啊、服装啊，甚至还有一些刮胡刀、梳子这些，然后还空投了几个勇敢的联络官，这些联络官就带着这些中国部队终于走出了野人山。”
而在此之前，孙立人在征得史迪威的同意后，率领新38师向印度撤退。这支部队经过长途跋涉，已经进入印度。后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两支部队进一起被整编为“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简称"驻印军"。
根据战后盟军公布的资料，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有十万人，伤亡是六万一千多人，其中有五万人死在了野人山。
打败在缅甸的中、美、英联军后，日军56师团沿滇缅公路快速向中国境内挺进。日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怒江边的惠通桥西岸。
1942年5月4日，大批的难民从惠通桥以西源源不断地向大桥涌来。为了以防万一，守桥部队事先在大桥上安放了炸药，并且派宪兵在大桥上维持秩序。
为了夺取惠通桥，日军先头部队化妆成难民，已经赶到了离惠通桥不远的地方。
这时，从桥东来了一辆大卡车，它要逆行过桥。并引起道路堵塞，宪兵一时着急，以“妨碍执行军务罪”，把车主拉到河边，一通乱枪把他打死了。
当时，化妆成难民的日军先头部队突然听到一阵枪声，以为中国士兵发现了他们，于是，日军从衣服里抽出枪来就打。中国士兵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冲到了桥上，他们马上还击，但日军火力太猛，大桥眼看守不住了，慌乱中有人想起“炸桥”，于是马上点燃了导火索。日本人一看情况不妙，就不顾一切地往桥这头冲来。但是这一回，日本人晚了一步。
中国军队陆续赶来，在怒江东岸严密布防，日军被迫才打消渡江的企图。从此，日军再没有越过怒江一步，中日两国军队在怒江两岸形成对峙局面，直到两年后中国军队开始大反攻。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四）空中的战斗
1942年5月，日军打败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后，沿滇缅公路乘势攻入中国云南境内，并迅速推进至怒江西岸，整个怒江峡谷内挤满了日军的士兵和车辆。
这时，峡谷上空突然飞来了一群轰炸机，他们对准公路上挤成一团的日军猛烈开火，不久就摧毁了峡谷内几乎所有的日军车辆和重装备，击毁了他们搭设了一半的浮桥。日军的冒险计划被彻底打碎。
这就是陈纳德将军所领导的“飞虎队”。
云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吴宝璋：“在战争期间，陈纳德创建的事业是如此的辉煌，他建立了一支令日本人闻风丧胆的飞虎队，后来又把这支飞虎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空中力量。他还积极地促进驼峰航线的开通，这条航线是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空中运输线，它支撑着中国的抗日战争。”
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的绝大部分机场都在滇缅公路沿线。更主要的是，飞虎队就是为了保卫滇缅公路而创立的，而驼峰航线则是在滇缅公路中断后，盟军在空中架设的一条空中“滇缅公路”。
1940年10月，日本空军开始大规模轰炸滇缅公路。这时，蒋介石召见了陈纳德，蒋介石告诉他：你制定一个你认为必要的任何方案，和宋子文一起去美国，尽一切可能地弄到美国的飞机和驾驶员。
美国从给英国的那批飞机里调配了一百架战斗机给中国。此外，美国政府还同意陈纳德在美国现役部队里招募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将立即从原来的部队里退役，作为志愿人员前往中国，在那里他们只能以志愿队的名义与日军作战。
正当美国志愿队在缅甸加紧训练的时候，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开始轰炸缅甸。大后方的重庆和昆明等城市也频繁遭到日本飞机的袭击。
陈纳德必须同时保卫滇缅公路和大后方的重要城市，所以，他把志愿队编成三个飞行中队，留下一个中队在缅甸，另外两个中队前往昆明。
1941年12月20日，也就是志愿队刚到昆明后几天，陈纳德建立的空袭预警系统从中越边境传来情报，说有10架日本轰炸机从越南机场起飞朝昆明飞来。陈纳德命令飞机立即起飞，当日本轰炸机快飞到昆明上空的时候，十多架志愿队的战斗机冲了上去。这次打击的是空战能力不强的日本轰炸机，所以志愿队的战绩非常好，最后打下九架日本飞机，只有一架敌机回到基地，而志愿队没有任何损失。
很多昆明人都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空战，大家奔走相告，喜形于色。连续几天昆明各界人士敲锣打鼓到巫家坝机场为他们庆功。“飞虎队”这个名字也就是这时云南老百姓起的。
昆明空战后的第三天，驻扎在缅甸东吁机场的飞虎队也首次与日军展开了血战。飞虎队损失了3架飞机和2名飞行员，击落了日军25架飞机，英国空军损失7架飞机和5名飞行员，击落了7架日本飞机。
这一仗，飞虎队非凡的战斗力显现了出来。美国国内的媒体迅速对他们作了广泛的报道，称他们为“世界上最坚强的战斗集体”、“最优秀的空中骑士”，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美国太需要英雄和捷报了。于是，名不见经传的陈纳德一下子成了美国的英雄。
飞虎队的威名在世界各大战场传扬的时候，一个为他们服务的机构却处于绝对的保密状态，这就是建在云南省瑞丽市雷允镇的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1937年秋，迫于日军的大举进攻，位于杭州的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迁到了雷允。
学者戈叔亚：“现在在这里惟一剩下一个标志在这，这是当时建工厂的一个奠基石，上面写着CAMC1939年，意思是中央航空制造公司1939年。”
由于飞虎队的队员们是以志愿者的身份来中国参战，所以他们就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出面招募和管理，这家公司还负责为他们采购武器弹药和生活物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除了组装和修理飞虎队的飞机外，还生产其他型号的轰炸机和侦察机，这些飞机后来还参加了中美空军对长江上日本军舰的轰炸。
在越来越激烈的战斗，飞虎队在缅甸有限的飞机不断遭到损失，只是因为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支持，他们才得以继续战斗。
后来飞虎队几乎每次都以很小的代价击落了很多的日本飞机。但是飞虎队一个中队的力量肯定无法战胜日本在缅甸的强大空军，飞虎队的机场很快就落入了敌手，缅甸陷落了。1942年5月，在缅甸的飞虎队开始向昆明撤退。
这时，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接到命令，必须赶在日军到来之前炸毁工厂，当时工厂里还有几十架等待修理的飞机。5月初的一天，由中美两国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起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在一阵阵爆炸声中化为废墟。
飞虎队在昆明集中后，日本空军决心一举把他们消灭。在随后的日子里，日军不断地袭击飞虎队所在的昆明巫家坝机场。致使昆明城的空袭警报频频拉响，警报是如此之多，几乎成了那段时间飞虎队员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飞虎队干脆把他们办的一份月刊叫做《JINGBAO》，这份月刊至今仍在出版。
但是日本飞行员就是打不过力量比他们小得多的飞虎队。飞虎队于是转入主动进攻，他们把打击范围向湖南、广东和越南一带延伸，攻击那里的日本空军。
1942年7月4日，美国陆军航空队正式接管了志愿队，开除了一大批为非作歹的队员。后来，飞虎队被改编为美军第23战斗机大队。几个月后，它又发展成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二战期间亚洲地区一支强大的空中力量，有力打击了日本在亚太各地的军事目标，已远非当年只有100架飞机的飞虎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仍然习惯地称他们为"飞虎队"。
中国人对飞虎队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经常用各种方式来表达对那些美国的朋友们的怀念。
那段难忘的经历，也使飞虎队员们对中国充满了极其美好的感情，他们不但经常组团访问中国的云南和重庆等地，还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在美国推动与中国的友好交往，所以至今，有关飞虎队的话题在美国一直都长盛不衰，飞虎队老兵协会也一直是极力倡导中美友好的非常重要的民间团体。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喋血远征（五）曲折的航线
1942年滇缅公路中断后，中国的抗战形势突然骤然变得紧张起来。这时，一支支中国部队从外省紧急调入云南，经过昆明开赴滇西。
一九四二年大批中国部队经过昆明开往滇西
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康明：“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以后，根据租借法案，援助中国的物资基本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到中国的，缅甸沦陷以后，滇缅公路被切断了，罗斯福感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性，决心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来维持对中国的援助。”
有了民意的支持，美国政府很快就拟定了新的运输线路。美国的飞机将在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的丁江机场运载着援华物资飞越横断山区到达昆明。
美国政府拟定了新的援华物资运输线路
在过去，从丁江到昆明并没有航线，只有中国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印度的加尔各达到昆明的航线。
新的航线是由印度的汀江出发，途径缅甸北部的密支那，然后经云南南部飞往昆明。不久之后，日本空军第五飞行师团进占密支那，他们以此为基地打击航线上的中美飞机。致使盟军不得不把航线北移，躲开密支那日本空军的打击范围。这样一来，航线就北移至喜马拉雅山上空。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驼峰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