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在山西开创的局面能维持多久？前景将如何？此刻，还很难有一个明确答案。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铁血烽烟（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太原山西国民师范礼堂内人声喧哗，气氛热烈。牺牲同盟总会正在举行欢送军政训练班十三名东北籍学员北上抗日的大会。
同一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入侵中国。
阎锡山对战争是有预料的，他把薄一波请回山西，并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办“军政训练班”，都是为应对战争而做的准备。
阎锡山还是要用薄一波的，这个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地方实力派深知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晋绥军只是一支内战军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更不是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对手。
当薄一波向阎锡山建议正式组建山西新军时，阎锡山立即同意，并要薄一波先尝试组建一个团。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八月一日为新军诞生日。这个日子，正好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诞生日。
正是这一天，平津失守。
“七七事变”后，中共率先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
八月初，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绥远、山西的抗战部队。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为十八集团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第八路军编入二战区战斗序列，朱德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八路军三个师渡过黄河全部开赴山西。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秋风乍起。薄一波率决死队从太原火车站出发，向山西东北的前线地域开进。
薄一波带领决死队行军途中，遇到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在山西平型关消灭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取得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而几乎与此同时，晋绥军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不听指挥，擅自弃守天镇要塞，导致日军突破防线，阎锡山组织的雁门关会战失败。
阎锡山想振作一下节节失利的晋绥军，下令枪毙了老部下李服膺。他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再组建五个旅的新军，由薄一波全权负责。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阎锡山和卫立煌组织指挥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忻口是太原北部的咽喉，忻口不保，太原也将失守，因此这次战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阎锡山失去耐性，他孤注一掷，把晋绥军几乎全部投入战场。
当中日双方军队在忻口大战的时候，另一路日军沿着石太铁路向山西东边的门户娘子关发起猛烈进攻。在日军的两路夹击之下，中国守军渐渐不支，娘子关失守。忻口失守。太原也很快失守。
阎锡山且战且退，退到山西南部重镇临汾。
山西半壁河山沦陷，占领区的县长们或告退，或逃跑，或降敌，阎锡山的基层政权陷于瘫痪瓦解。牺盟会决定，派遣军政人员潜入县城和乡镇，建立抵抗组织，与日军和伪政权抗衡。
山西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换上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此时，薄一波已率决死一纵队到达山西东南部的沁县，并挂起第三专署的牌子。这里东有太行山作屏障，西有太岳山为依托，确实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第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也驻扎到这里。
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县区都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抵抗组织，为抗日军队输送兵员和粮食，补充军鞋、军衣等物资，第八路军得到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决死队战士开始多数是知识青年。当时有外国记者报道，山西决死队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一支军队。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都曾是决死队的战士。
苏策：“我们这个决死队成立以后，夏川他们就写了这个决死队队歌。这个队歌（歌谱）用的就是《马赛曲》，我们在部队里就传唱开了”
阎锡山为了控制住决死队这支优良的后备军，从晋绥军里派去了许多军事指挥官。但是由于决死队实行政治委员负责制，从排一级就设政治工作员，实际上决死队一开始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晋绥军军官在决死队的多数部队中是没有控制力的。因此，部队中的新旧斗争相当激烈，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而决死队和第八路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在山西国民师范办军政训练班时，薄一波就通过中共北方局请调了十几名红军。共产党人的战争谋略和对于民族前途的思考得到了这些学生兵的认同和响应。
这些情况阎锡山是清楚的，在他的眼里，这支学生军正在被快速“赤化”，这让他心里紧张不安。撤到临汾后，阎锡山清点了一下，十几万的晋绥军只剩下两三万，新军又把握不住，阎锡山非常着急。
在临汾的安稳日子没过多久，阎锡山又退到黄河边的吉县。
与此同时，他授意成立了一个由一百零八人签名发起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逐步对牺盟会取而代之。阎锡山把原来由牺盟会委任县长的职权也收了回来，他明文规定："县长、公安局长由省政府训练、任免。"
阎锡山对牺盟会和新军的态度有了变化。日本人对阎锡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军的军事侵略重点已经转到中国的长江流域，因为兵力不足，他们对中国地方实力派开始了一系列分化诱降的秘密行动。其中，日本陆军部的情报组织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狸工作”的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阎锡山。之后，根据阎锡山的字“伯川”，改为“伯工作”。
虽然“伯工作”结局不明朗，但是日本特务机关另一个代号为“桐工作”的秘密行动却有了结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然成为叛国者。
此时，阎锡山已经西渡黄河，退到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牛荫冠带领牺盟总会也随之退到离秋林镇不远的上葫芦村。
阎锡山面临的依然是几年前的问题，还是日本人、共产党、蒋介石，但是形势已经大不相同。
阎锡山仍然坚持他那套生存第一的哲学，但是他的生存哲学正由过去的联共抗日变为联蒋反共对日妥协，这个危险的转折是从一次会议开始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又称“秋林会议”。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谈笑间暗藏杀机。
阎锡山首先从取消新军的政委制上开刀，取消政委制，就等于夺走了新军的领导权。
阎锡山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紧接着，他又将出一军，提出“统一编制”，企图从事实上彻底吞并新军。
薄一波和新军的其他负责人当然坚决抵制。
雷任民（时任决死队四纵队政委）：“阎锡山开了三个月的会，阎锡山讲阎锡山的，我们讲我们的，争论对峙了两个多月。”
秋林会议四月二十日就宣布散会了，但是薄一波等人却被立即软禁，原因是他们仍然拒绝取消政委制。阎锡山的态度是，你们不答应，我就不放你们走。
1939年6月初薄一波才离开秋林，他被软禁了近三个月。
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返回晋西北时，绕道延安，到杨家岭向刘少奇汇报秋林会议情况。汇报时毛泽东也来了。
薄一波从秋林返回部队后，召开一纵队干部大会，大会致电阎锡山并通报新军各部，要求收回取消决死队番号和政治委员制度的成命。会上，还追悼了牺牲的烈士。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新军各部队都做了不同程度准备，旧军官能换掉的换掉，能争取的尽量争取。
曾任决死三纵队政委的戎子和回忆说，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间，彭德怀副总司令去延安路过三纵队驻地，召集纵队内共产党负责人开会。彭总说，形势很严重，要把不可靠的军官及时清理。我们同意了，但没有立即执行。事变开始后，已经来不及了。
阎锡山这面也在加快步骤，他取消了新军番号，把决死队四个纵队各编为两个旅；决定将薄一波调往秋林担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长，雷任民调到秋林任少将参事，实际上是把他们挂了起来。
秋林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派梁化之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蒋介石特别召见了梁化之，蒋介石让梁化之转告阎锡山，“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支援。”
抗战前被阎锡山取缔的国民党省党部也恢复了，而抗战初期与共产党合作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却被取消。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关系异乎寻常地热乎起来。
阎锡山的亲信、晋绥军将领赵承绶到晋西北任行署主任后，干脆摘下联共抗日的面具，强令撤消了晋西北十三个县的牺盟会和所属抗日群众团体。
山西的局势，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铁血烽烟（下）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收到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写的，内容是有关山西牺盟会和新军落实政策的问题。
薄一波是当年山西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领导，亲历了那段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在报告中回顾了牺盟会和新军的历史，并且说：“这个问题本来是清楚的，却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有成千上万干部受到牵连，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不少人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希望中央予以澄清。”
薄一波报告中还提到总政治部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五年关于计算山西新军军龄的两个矛盾规定，即是按实际参加决死队时间算军龄，还是从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起算军龄，请求中央“尽快做出定论，以安人心”。
邓小平看到薄一波的报告，当即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邓小平九月二十三日。”
所谓“五二年的规定”，就是按照实际参加决死队时间算军龄。那么这两个规定中反复提到的“十二月晋西事变”是怎么回事呢？
陕西宜川县秋林镇的上、下葫芦村是二战区政治部和牺盟总会所在地。绥晋公署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原来是共产党员，脱党后，仍然秘密地为牺盟会工作，他和牺盟会负责人牛荫冠都住在这里。决死二纵队政治主任韩钧和夫人张慧君也住在这里。
韩钧是一个月前来秋林参加阎锡山召开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代表大会的。为了预防不测，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负责人薄一波等都没来。会开完了，阎锡山故伎重演，不让韩钧离开秋林。
当初决死二纵队成立时，薄一波提名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韩钧当政委，阎锡山不同意，说韩钧不是山西人，不可靠。因此，韩钧当了政治主任，张文昂当了政委。但阎锡山知道韩钧在部队是很有号召力的，所以执意留下韩钧并非没有用意。
此时，秋林会议开过半年了，新军番号虽说取消了，但薄一波等人并没来阎锡山这里走马上任，军队依然掌握在薄一波他们手里，就是说新军问题还不算解决，阎锡山为此非常着急。
蒋介石对解决新军的事也很着急，他许诺阎锡山，新军问题解决后，可以给阎锡山三十万法币，两万新兵；解决不了，调阎锡山去兰州西北行营任主任。这是一笔交易。
阎锡山用文的办法不行，但是武力解决新军，又师出无名。怎么办呢？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阎锡山派代表，通过当时的山西省伪省长苏体仁牵线搭桥，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的山下参谋秘密谈判，达成四条协议。这又是一笔交易。
就在这次“临汾会议”中，阎锡山制定了进攻新军的具体部署。这个部署就是，由阎锡山下达命令发起一个对日作战的“冬季攻势”，决死二纵队作为第一梯队直接与日军接火，阎锡山的晋绥军作为二梯队部署在决死二纵队后面；以决死二纵队的实力和日军正规师团作战，力量悬殊极大，后果可想而知；如果二纵队不和日军交战，身后的晋绥军就以“抗命”为由收拾二纵队。二纵队无论打还是不打，都是死路一条。
这是一条“借刀杀人”的计谋。
在阎锡山身边工作的刘岱峰对阎锡山的部署有所察觉，他把情况秘密告诉了韩钧。于是，韩钧一再找梁化之，要求立即回部队。开始，梁化之总是借故不见。可是到了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梁化之却很爽快地答应了韩钧的要求。
韩钧没有按照梁化之指定的路线走，因为曾有许多惨痛的教训。新军二一三旅是牺盟会组建起来的，阎锡山让牺盟会负责人牛荫冠推荐一个旅长，牛荫冠推荐了共产党员郝玉玺。不久前郝玉玺从秋林返回部队途中，被接到阎锡山密令的晋绥军抓起来枪杀了，牺牲时年仅二十三岁。
张光：“实际上人家那个时候在第二天就要暗杀他了，渡河过来以后就要走，已经是很晚了，他就叫上这三个警卫员拉马就到了山坡坡上，他一个人，那时候也看不出来是一个首长，和士兵一个样，他就自己徒步走到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小的洗澡堂，洗了个澡，睡了一觉，天还没有亮，骑上马快马加鞭，经过不到两天的时候，回到隰县，回到他的政治部了。”
韩钧走后，有人问梁化之韩钧走了吗？梁冷笑道，走是走了，这一走，即成永诀。
张光：“回去以后就给来了个电报，说平安抵达，阎锡山气的呀，就摔东西了，哎呀，就整整骂了梁化之一顿。”
这时，日军已按“临汾会议”部署，将一些据点让了出来，晋绥军趁虚而入，进入决死二纵队的防区，和日军共同形成对决死二纵队还有八路军晋西支队的包围。
决死二纵队四团三营七连指导员杨剑龙：“十二月二十七号晚上，韩钧回到纵队，回到纵队部来，第二天召集纵队的干部开会，领导人开会讲了这个情况，说危险。”
就在韩钧回部队的同时，第六专署武装科科长田杰三在大宁县得到一条来自秋林的重要情报，于是火速赶回部队。
田杰三：“我回来的时候正是韩钧开会的时候，究竟打不打仗，正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呢，我就说了，说敌人准备五十个团，还有三个炮兵团，要打我们，还有傅作义那个六十二师到了永和关了，永和县有个黄河渡口叫永和关，到永和关了，这些情报呢，大部分是真的，所以韩钧听了以后他就很激动，他说敌人已经要下手了，我们不动等什么，老子坐监狱的时候也没低过头，打。”
决死二纵队政委张文昂虽然也感到形势严峻，但事出突然，有些犹豫。他觉得事态并没有发展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认为韩钧是有些神经过敏。韩钧反驳道：六十一军已经把我们的地盘都占了，连小日本也得寸进尺，逼到咱的眼皮底下了，你可千万不能麻痹呀。
会议陷入僵局，为慎重起见，张文昂专门给远在秋林的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刘岱峰发去一封电报。
张光：“（电文说）韩钧回来神经过敏，说是那么严重，是不是那样，（把电报）给了刘岱峰了，刘岱峰看了这个电报以后，没有叫梁化之看，马上（回电）听韩钧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阎锡山以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给决死二纵队下达了“冬季攻势”的电报命令。
阎锡山命令二纵队十三个团部署于第一线，准时于十二月五日向同蒲铁路灵石、霍县段的日军进攻，而晋绥军四十七个团作为预备队紧随二纵队后面，形成所谓的第二梯队，实际是借助日军对二纵队前后夹击。
决死二纵队断然拒绝了阎锡山的命令，决定武装自卫。韩钧还以个人名义给阎锡山发了一份电报：大意如此：
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做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学生韩钧
杨剑龙：“阎锡山说韩钧造反，他不承认我和他是部属关系，他是我的部下，他只承认他是我的学生。韩钧造反，所以就要下命令，撤职拿办。”
其实韩钧反不反，阎锡山都要向新军进攻的，就在他给二纵队下达“冬季攻势”命令的同时，让部下杨铭宸秘密通知自己在决死二纵队的心腹、决死二纵队队长艾子谦和六团团长陈雉青赶紧离开部队。这是杨铭宸给秋林的回电，电文说，已多次通知艾子谦和陈雉青率众撤离二纵队；并且报告说，一九六旅旅部及永和县牺盟会已被十九军解除武装。
杨剑龙：“这显然证明他就是阴谋要消灭我们，毫无抗日的意愿，是勾结日本人消灭决死二纵队，这个阴谋是清清楚楚的，韩钧同志的判断从此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既然韩钧反了，阎锡山则可以借机欺骗舆论，混淆视听。于是，阎锡山据此诬指二纵队“叛变”，是叛军，通电讨伐。十二月事变就这样开始了。
阎锡山的晋绥军首先策动新军中的旧军官哗变，逮捕和枪杀新军中的进步官兵。他们袭击了晋西十几个县的县政府和牺盟会，杀害了五百多名共产党县长和牺盟会干部。
事变很快蔓延到晋东南决死三纵队所在区域。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正在沁水县决死三纵队剧团讲课的八总队宣传干事马明忽然接到通知，立刻去总队部开会。
决死三纵队八总队政治部宣传干事马明：“人到齐了，突然就发生情况了，事前一点也没想到，就是那个反动的一个副总队长，也就是副团长，袁士琏连。他带着一帮人，就是武装人员，突然就把这个会场给包围了。会场内外布满岗哨，都是荷枪实弹啊！这个时候，我们说坏了，觉得情况变了，这太突然了，接着让到会的人一个一个从会场里往出走，走的时候啊，大队长、中队长，因为这都是原来旧军队的派进来的，都放了，剩下的政工人员出来一个就拿绳子绑一个，先是用细绳子，绑起来以后，用一个粗绳子把你给串起来。”
不久，马明和战友们被武装押送到晋城大南沟村，被囚禁在这座阁楼上。
马明：“等到二十五号半夜的时候，突然敌人叫了七位同志，其中就有政治部主任，一个老红军还有三个连长，还有两个指导员，一共七位，叫去了。我们就猜，叫过去干什么呢？也闹不清楚，后来就没有再叫人，但是后来就听到枪声响了，大家的心情很沉重，低头默哀，表示对烈士的悼念。”
由孙楚指挥的阎锡山第八集团军，摧毁了沁水、阳城、晋城、浮山等七县抗日民主政权，逮捕杀害了许多牺盟会干部，由于决死三纵队内部的反动军官叛变，三个主力团被拉走了。
秋林牺盟总会的工作人员和参加受训的牺盟会干部，在牛荫冠和刘岱峰的安排与帮助下，分批撤离到安全地区。阎锡山让牛荫冠到一战区卫立煌处接洽公务，并指定了路线，牛荫冠识破这是阎借刀杀人的计谋，离开秋林后昼夜兼程到达八路军三五九旅。后来到达晋西北根据地。
决死纵队在事变前已有准备，加之和八路军总部在一起，所以没受损失。决死二纵队在自卫反击中与旧军殊死决战。
决死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与晋绥军激战数日后，转入晋西北。中共中央军委电令晋西北部队接应决死二纵队北上，同时急令一二零师从晋察冀赶回晋西北，以反击晋绥军的进攻。
张文昂、韩钧率领二纵队在晋西北和一二零师以及新军的决死四纵队、暂编第一师、工卫旅胜利会师，并于一九四零年一月在山西临县召开“粉碎十二月事变”祝捷大会。
在新军和八路军的反击下，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被粉碎了，他想消灭新军的计划落了空。
十二月事变后，共产党内有些同志主张和阎锡山完全决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特别强调，要继续团结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内。在此之前，朱德就明确表示，我们同阎锡山搞统一战线，要促进他抗日，弃之则不义。
毛泽东亲笔为新军拟了一份致阎锡山的电稿，毛泽东指示此电用薄一波的名义发出。意思是牺盟会、新军愿继续在阎锡山的领导下，坚持进步，团结抗战到底。
次年二月，毛泽东又派王若飞、萧劲光去陕西秋林见阎锡山，并带去了他的亲笔信。这封信写得极为恳切。
据说阎锡山将信读了两遍，似有所触动。阎锡山表示，新军问题已交国民党中央，他已不好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自了了。
粉碎十二月事变以后，决死队四个纵队、工卫旅等新军各部经过整编，分别加入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二零师和一一五师战斗序列；
牺盟会停止工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至此，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不复存在。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薄一波去延安参加共产党七大，到延安的第二天就被毛泽东招到枣园谈话。这是薄一波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这次和薄一波见面，谈了八个钟头，谈到牺盟会和新军的工作，毛泽东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这是我们党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在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山西新军作为一支劲旅，转战南北，越战越强。
薄一波最初建立的决死一总队，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参加过百团大战、沁源围困战。解放战争中，参加上党战役，在“临浮战役”中与友军共歼国民党胡宗南主力“天下第一旅”。淮海战役中，重创国民党王牌机械化部队黄维兵团主力十八军，打出赫赫军威。后来，这支部队跨过长江，进军两广，解放云南，而后数十年驻守在西南边陲。现为解放军某集团军四十师。
然而，就是这样一只光荣的军队，在文革中却被林彪、“四人帮”泼上了污水。
原一旅三十八团三营六连战士宋威武：“文化大革命刮来了一股风，要肃薄肃李，薄就是指的薄一波，李就是指的李成芳，李成芳是红军派到决死队的干部，当时我们昆明军区的政治委员，他们要我揭发李成芳的问题，揭发决死队的问题。我听了以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只沾了决死队的一点边，我认为我能够算是决死队的一个兵还是很光荣的，你们不了解历史，决死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搞抗日统一战线成立起来的一个部队，你们说他是叛军，阎锡山还说他是叛军呢，那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
徐焰：“新军呢，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武装呢确实是从抗战初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军队，应该说来讲呢他参加新军应该是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为我们军队的前身的一部分，这个解放初期呢，比方说一九五二年当时中央有一个正确的规定，就是说参加新军么，那就应该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算参军入伍了。但是在一九五五年这个政策又有了一些变化，这个应该看到是当时这个形势产生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呀，有些规定就显得不完全合理，就比方说对新军的规定来讲，它就认为一九三九年发生晋西事变之后，这个时候新军在名义上这才完全成为共产党控制的。所以以前的时候参加新军呢，有的看法就认为它不应该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不算入伍了，这个看法现在看起来是有一点偏颇之处的。”
一九七八年刚刚平反不久的马明，怀着对战友的思念之情，回到晋城大南沟村，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七位战友的遗骨。
烈士的遗骨找到了，马明依然日夜不安。这些烈士死的英勇无畏，然而死后几十年却得不到应有的烈士待遇，如果他们九泉下有知，也会死不泯目啊！
马明毅然提笔给山西省委写信，要求将烈士遗骨安放到烈士陵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大南沟烈士遗骨和“十二月事变”中牺牲的其他几十位烈士的遗骨安放到了阳城太岳烈士陵园。
薄一波，后来担任太岳军区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华北中央局第二书记；华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中受迫害关进监狱达十年之久。平反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阎锡山，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解放军兵临城下时离开太原，后随蒋介石到台湾，曾短期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三日病故于台北。
梁化之，一直追随阎锡山，阎锡山离开太原后，任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代主席，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军破城之日，在太原省政府地下室内服毒后自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牺盟会及山西新军工作过的干部和指战员中，有几百人担任省军级以上职务，前后被授予将军衔的有七十二人。
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渐渐尘埃落定。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中国上空的鹰（上）
陈纳德、陈纳德旧居
1931年10月5日，11架日本战斗机和轰炸机陆续从沈阳机场起飞，下午1点40分炸弹从1300米的高空呼啸而下，这一天锦州成为第一个遭受外国飞机空袭的城市。
1937年事关中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在7月7日的夜间爆发了。8月13日，在一阵阵掠过江面的晨风中，日本左士堡第二舰队的舰炮向岸上的中国守军射出了重磅炮弹。日军在强大的舰炮火力和轰炸机的配合下，计划在24小时内占领上海。但他们没有料到第二天拂晓一群中国空军的轰炸机飞临日本巡洋舰的上空。在黄浦江岸中国百姓的欢呼声中，中国空军击中了日军这艘7千吨的巡洋舰。第二天中午12：00左右，日本海军的（陆武）航空队3096式轰炸机群，由台湾海峡飞临杭州湾上空，中国空军以（高治杭）为首，驾驶（霍克）三型驱逐机紧急升空应战，这场空战以中国空军击落日机6架，自己无一损失的战绩，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尽管8·14空战大捷缓和了时认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蒋介石对眼下战局烦躁的心绪，但他对中国空军十分清楚的。1937年日本已经有作战飞机2000架，而中国空军记录在案的400架飞机中只有91架可以升空作战。两个月后，拼光了老本的中国空军已无制空权可讲，中国的天空从此成为日本飞机的游乐场。
在那段日子里升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日本飞行员，就像出游一样轻松，那些刚刚补充到飞行队的新飞行员每天的训练科目是向城市投掷炸弹。身上和心里流着血的人们在问：我们的飞机在哪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将首都由南京迁到了重庆。作为战时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重庆很快就遭到了来自空中的蹂躏。从来只见过天上掉下雨点的人们，现在看到的是带着死亡奸笑声的炸弹。早在1937年11月，日本人就在《航空部队使用法》中明确规定，至关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居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的恐怖，挫败其意志。
在后来的《重庆抗战纪事》一书中，对1939年5月3日至4日，仅两天的大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作了如下记录：两天伤约3100人，死亡5400人。此时在重庆长江的南岸上，有一名美国人目睹了因大轰炸燃起的熊熊烈火，也目睹了中国空军寡不敌众的现实。他在日后的文章中写到：房屋毁于烈焰，民众死伤，我自觉以消灭敌空军为我们快乐的源泉，他的名字叫克耐尔·李·陈纳德，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空军的飞行顾问。
陈纳德，1893年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考麦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25岁的陈纳德已经是一名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了。陈纳德的飞行绝技和后来被证实确有远见卓识的空中战术理论，使他刚被军队处理退役，就先后得到了当时苏联和中国两国政府各自发出的邀请，而他选择了中国。鉴于当时美国采取的中立政策，1937年5月8日，被中国聘为军事顾问的陈纳德，出国护照填写了得克萨斯州农场主，1940年11月带着空中复仇心理陈纳德，从中国战场回到美国，他此行的目的，不仅要为中国购买战斗机和轰炸机。还要说服当时都认为无法参与中国战争的美国政府和军队，同意他在美国招募志愿人员去中国参战。两个多月后一支300多人包括飞行员、机械师、医生护士，文书和牧师的航空队被组织起来，它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飞虎队。1941年7月10日，一批美国青年在美国的旧金山。登上了一艘荷兰客轮，他们作为第一批支援人员将跨上前往中国作战的征程，一位老飞虎队员后来回忆到：当时我的叔叔到码头上来送我，他转回身对我妈妈说，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小子了。
经过近4个月的海上航行，这支美国志愿队伍缅甸仰光北边的冬瓜。陈纳德决定在去中国正式作战之前，在这里做必要的飞行训练。他时常引用中国一句老话：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8月1日在闷热潮湿的冬瓜，陈纳德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成立。
“陈纳德试图尽可能以接近平民生活的方式来管理这支队伍，他从不要求部下向他敬礼，他的志愿队员可以穿他们想穿的任何衣服。当着他的面我们称陈纳德将军为上校。而私下里呢，都叫他老头。这里并没有其它的任何意思。主要是我们喜欢这个老头。给他一个爱称而已。每次我们路过陈纳德将军的办公室。都会进去和他打招呼，甚至在他升任少将后也如此，而他无论多忙对会放下手中的活和我们寒暄几句。他非常的平易近人，甚至能叫出每一个飞行员的名字。”
这种画着虎鲨头的飞机头部艺术当时在二战美军航空队中非常流行，起因是他们不知从哪听说迷信的日本人怕鲨鱼。
这种画着虎鲨头的P－40型战斗机拥有六挺机枪，并携有一枚227公斤的炸弹，最高时速为每小时550公里。而日军的零式飞机却比P－40多了两门机关炮和两枚232磅的炸弹，是当时世界上性能最优越的歼击机。陈纳德为队员们总结出与性能优良的日本军作战的原则，就是爬高、俯冲、打了就跑。而他在六年前就发明的双机编队及长机僚机战术，已在每一位飞行员心里变为永不单独飞行，始终成双成对的格言。战前训练时时也充满着危险。P－40飞机在从没有飞过他的飞行员手中，有时并不是很听话。
1941年12月7日4点30分，日本海军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实施了近两个小时的战略突袭。在珍珠港烈火浓烟还未散尽时，罗斯福在国会正式向日军宣战。被太平洋战争的巨浪终于卷到的美国，也把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从缅甸卷到了中国。
昆明原飞虎队驻地
陈纳德的两个飞行中队抵到昆明时，欢迎他们的是几个小时前刚刚被日本飞机轰炸后的废墟。许多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美国飞行员惊呆了。飞虎队员的说，我们来晚了，没能和日军作战，否则我们会把他们打成碎片。3天后他们的机会来了。珍珠港事件后的13天，12月20日，从越南老街机场起飞的日本轰炸机群，万万没有想到，在已让那些漆着通红旭日旗的飞机自由自在了四年的中国天空上，会突然杀出一帮画着刀状牙齿鲨鱼大口的对手，美国志愿航空队上场了。在昆明山洞指挥所中的陈纳德，命令24架飞机立即升空迎战。这组轰炸镜头是安装在飞机上机枪开关同步的摄影机拍摄的，用来证实击落击伤敌目标的证据。
10架日机被当场击落了6架，另有3架被击伤的，最后也没返回机场。而志愿航空队只有一架飞机损伤。全中国的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这次空战的战斗过程。不知是谁想出了飞虎这个名字，从此飞虎这个名称从那一天响彻了中国。有人回忆到，当时陈纳德悄悄离开了举杯狂欢的飞行员们，独自一人来到停机坪上，背靠P－40飞机仰望天空，眼眶里充满了热泪。为了这一天他已等待了四年。
飞虎队队徽
后来好莱坞的沃尔特迪斯尼协会的罗伊威廉斯为飞虎队设置了队徽：那是一支插翅的猛虎，正在飞跃象征胜利的字母v。飞虎队的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英文缩写为“AVG”。飞虎队分为3个分队，第一中队叫亚当和夏娃，第二中队叫熊猫队，第三中队叫地狱天使。
陈纳德早年在美国无人问津的轰炸理论如今在中国的飞行空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证。飞虎队那种爬高、俯冲、打了就跑的战术，不仅让日本人吃惊和恼火，同时也令盟军英国飞行员目瞪口呆。
1942年3月8日缅甸战役中的日本地面部队长驱直入，高唱着军歌，占领了与中国毗邻的缅甸首府仰光，逼近中缅边境。4月30日，日军第56团奉命向中国境内进攻。驻缅英军和中国远征军的防线并没有抵挡住势如破竹的强大的日军装甲师。两天后，日军快速部队3000人越过国境，攻陷中国境内的畹町，紧接着，遮放、芒市相继失守。中国守军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怒江上面。然而面对被中国工兵炸毁的吊桥，从开战以来从未被阻挡住的日军军队开始熟练地架设浮桥，日军渡江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这条数百公里的怒江峡谷，是一道分割缅甸边境和云南腹地的天险。当时怒江上的惠通桥是滇缅公路通向内地的咽喉要道，如果日军夺取此桥就可直取昆明。中国当时的首都重庆就会腹背受敌。美国人比谁都清楚地知道一直在抗战问题上动摇不定的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就可能为投降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借口。
陈纳德十万火急地向上级报告了军情，请求派轰炸机支援。由于轰炸机不够用，他下令让机械师在战斗机的机腹下安装了可带570磅炸弹的弹架，从云南飞机起飞阻止日军渡过怒江。
经历过那场战役的人们，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在长达30多公里的山间公路上，整个日军装甲部队被炸得飞上了天，日军精心设计入侵的进攻西南直逼重庆的战略计划就这样化为泡影。罗斯福总统就中国战局，对他儿子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屈服，你知道这意味着发生什么，这意味着日本人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这些大军会像蝗虫，哦不，像虱子一样扑向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值得庆幸的是，那些空老虎让罗斯福总统担心的局面化险为夷，惠通桥一战从此被军事专家们称为以空中突袭的战役阻止了地面进攻，居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怒江之战虽然把日军挡在了西岸，然而中国惟一接受外援的陆路通道滇缅公路早已被切断了，这对于正处在抗战最困难的中国居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42年夏季因作战消耗和飞机零部件得不到补充，飞虎队51架飞机中只有29架能起飞。缺乏保养的引擎会在飞行中，突然熄火。好几名飞行员不得不在战斗中迫降。在那段岁月里，陈纳德不得不要求他的飞行员进行低飞轰炸训练，以保证命中精度和节约炸弹。美国在中印缅战区的物资是由美国本土通过两万三千多公里的海运抵达印度克拉其港口，再转运到各个战区，战争对物质的特殊消费是巨大，美国在中国的轰炸机每投下一吨炸弹必须有不少于18吨的物资来保障。前线每消费一加仑汽油必须付出六加仑汽油的代价。这就是说从印度将燃料运到中国基地全部费用是实际油价的六倍，滇缅公路中断之后，囤积在印度的物资只有通过空中运抵中国，最佳航线只有南线进入中国，但日本在密之那的战斗机经常拦截那么没有自卫能力运输机，摆在盟军空运人员面前的只有最后一条路，那就是穿越平均海拔两万英尺的喜马拉雅山脉。因为这条航线上的崇山峻岭起伏连绵，被称为驼峰航线。由于当时的飞机受高度性能所限，只能在山峰间串行，恶劣的天气，变幻无常的气流和撞山的危险，使飞行员们把这条航线称为死亡航线。
在持续了3年零5个月的驼峰空运中。中美飞行员一共向中国运给各类战争物资近70万吨，而超越这些物资空运预算之外的代价，是在整个圆滑空运中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损失飞机468架平均每月达12架。伴随他们的还有中航的46架运输机。共计1579名中美机组人员在那个只有野兽出没的群山中，以身殉职。
几十年后一位当年在这条航线上飞行的美国老兵在所著的书中这样写到，由于这条航线上坠毁的飞机太多，以至于在天空晴朗时，你可以不用任何导航，而寻着山谷中飞机残骸铝片的反光而直达目的地。他把这本书起名为《铝的踪迹》。美国飞虎队员在7个月50多次空战中。有四人在空中阵亡，6人被防空炮打死，3人在地面被炸死，另有10人在飞行事故中丧失。这个镜头记录的就是当时飞机降落时起火的场面。这支志愿航天队与正规军不同，他们在战斗中往往没有预备队增援。他们必须在每一次轰战中，以一当十，战至最后一分钟。平均每一架飞虎飞机的损失，要换掉敌军30架。每一个飞虎成员的死亡，要抵92个日本飞行员的生命。许多美国飞行人员阵亡之后就安葬他为之战斗过的城市或乡村附近的山上。飞虎队在中国上空的不同凡响，不仅使陈纳德本人从一个鲜为人知的退役上尉，而一跃成为世界各地的新闻人物。美国军方也开始对这支穿便衣的空中力量刮目相看。尽管他是美军二战期间最小的也是最遥远的一支航空队。1942年4月8日经过美国参议院批准，罗斯福总统授予陈纳德准将军衔。3个月后在中国存在了7个月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宣布解散正式改编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在统计飞虎队战况的时候，人们惊讶地发现，在200多天的时间里，这些空中野小子共击落日本飞机297架，而它自己在所有的空战中，只损失了12架P－40，这是整个二战期间最辉煌的二战记录。飞虎队大部分老队员离队回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挂着当时中国政府的奖章或美国英国的十字勋章，当他们回到美国之后，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
仍被中国百姓习惯地称为飞虎队的美国驻华空中特遣队。8个月后，又被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司令并晋升为陆军少将。
陈纳德的防空监视哨遍及中国，今天的人们把它称作早期空中预警。这位美国人看来也学会了中国人民战争，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有多少中国人在为他提供情报。有时日本军队机场上飞机螺旋桨刚刚开始转动，几分钟后远在桂林的美军机场指挥所就开始部署作战方案了。
被捕的日本士兵几乎都在述说同样的经历，他们至少一个星期粒米未进，因为美国飞机封锁了日本补给线，便不断攻击行军的队伍。尽管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在中国空军的配合下，已经逐渐将制空权从日本的手中夺了回来，但是日军地面部队。已攻占湖南衡阳，逼近桂林了。
撤退这两个字对飞虎队已不在陌生。鉴于眼前的紧急情况，陈纳德被迫下令，炸毁桂林机场。
从美国志愿航空队到后来的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拥有100多个机场。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作战的飞机。许多都是从这些飞机场上起飞的。这是当年成都为修建第29重型轰炸机的机场而招募的近35万民工。日后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到：我们在中国100个机场，都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男人们和女人和小孩流动着汗血辛苦的徒手铸成的。这该感谢他们。日军毁了一个机场，既有两个新的机场产生。
1943年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好转，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开始反攻。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从一支空中游击队逐渐变成专门主动袭击日本飞机舰船的空中力量。随着中国战区制空权的到手。飞虎队队员们开始抱怨空中几乎找不到正在飞行的日本飞机。这使得他们十分感慨“英雄无用武之地”。
在中国抗日军民和盟军空军的8年联合抗战下，东方已显露出胜利的曙光。1945年7月8日，传出陈纳德将军将辞职回国的消息，在美国就被称作那个激进的陈纳德。一向个性鲜明又总和上次搞不好关系。与他8年前一样，又一次离开他心爱的空军。重庆的百姓曾亲热地称陈纳德为老皮脸。今天他们在市中心搭起了一座高台并为他特制了一鼎过去只有送给皇帝的万民伞。成千上万的市民拥上街头为这位与中国人们共同抗战8年的飞虎将军送行，据说当时陈纳德的汽车根本无法行驶，是被人们推到飞机场的。经历了那个场面的人们至今还在说，他们看见陈纳德流泪了
在中国的天空中，飞虎队和十四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而击落了2600架敌机。击沉和击毁日本223万吨的商船44艘海军舰船，击毙66700敌军官兵，摧毁敌战区573座桥梁。这是一个让所有佩戴飞虎臂章的军人，都引以为自豪的记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向一亿日本臣民宣读了向盟国无条件投降的诏书。走过8年的抗日战争，在这一天结束。那么在中国天空中浴血战斗了近3000个日夜飞虎队员们。此时流动着与中国居民共同的情感。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帝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宽阔的前甲板上。云集着曾战斗太平洋和中国战区的各同盟国赫赫有名的将领们。受降签字的墨迹未干，主持仪式的美国麦克阿瑟上将左右环顾，突然向副官问到：陈纳德在哪里。现场没有人知道，1个月前被解职的陈纳德这时正在回美国的途中，正在飞跃尼罗河的上空。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中国上空的鹰（下）
1944年10月31日，美国陆军航空队摄影小组来到中国昆明巫家坝机场，拍摄飞虎队那些王牌飞行员的镜头。在这以后许多关于飞虎队的纪录片里，那些精彩画面大多都出自于这些战地摄影师之手。那位在空中和地面潇洒惯了的陈纳德，看来在镜头前面和普通人一样，都有些不自在。然而在画面里总吊着大烟斗走来走去的他没有料到，12年后他会因不治之症而住进了医院。1956年华盛顿美军医院发现陈纳德左肺上有肿瘤，后来被确诊为肺癌。2年后的7月24日，躺在病床上的陈纳德接到白宫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电话，恭贺他被授予三星中将。已病入膏肓的陈纳德听到这个消息。仍用他那个桀骜不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幽默。
3天后身经百战的陈纳德中将与病魔的最后一战宣告结束，终年63岁。195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在阿林顿军人公墓为这位美国空军十大领袖之一的人物举行了国葬。
美国阿灵顿公墓 陈纳德墓
1943年12月，著名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刊登了陈纳德的肖像，使美国千千万万个读者因此知道了原空军上尉在尘土飞扬的机场和风云突变的天空所创下的业绩。美国人在1990作了一次民意测验。让老百姓选出二战时期在自自己心目中的美国英雄。欧洲战场的当选者是艾森豪威尔将军，亚洲战场便是陈纳德将军。同年9月6日美国邮电局发行了以反映陈纳德将军战功为主题的邮币。
当年陈纳德将军的声誉几乎是伴随飞虎队在空中出现的战绩而与日俱增。这使得他在后来应接不暇的新闻采访中，认识了女记者陈香梅。44年冬天的一个上午，19岁的陈香梅在昆明美国十四军队的总部见到了陈纳德。陈香梅在她后来的传记中描写了第一次见到陈将军的印象。他的面孔遍布深刻的皱纹，有着一个倔强的下颚，一对深沉棕色的眸子，却流露着坚韧的神色。3年以后，也就是1947年12月21日陈纳德与陈香梅在上海举行了婚礼。晚上六点在柔和的灯光下，陈纳德和新娘用一把日本武士军刀给客人们分发蛋糕。从此这对年龄相差悬殊，来自地球两边的恋人便开始了玫瑰色的因缘。
陈纳德将军1947年与中国姑娘陈香梅结婚
陈老将军他这个为人，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他在工作时候，他脸好像很严肃，但是他的心里边是充满热情。婚后陈香梅跟随陈纳德在中国开办了民用航空公司，走了中国的很多地方。他们曾双双回到昆明，那是当年陈将军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首次进入中国空战的地方，因此这座城市留下了飞虎队的许多遗迹，
猫儿山，位于广西兴安县西85公里的花香小瑶族乡越程里。因主峰形似猫头而得名。飞机残害被发现后，中国政府立即嘱咐专人赶赴现场调查清理，现场发现这是一架美国二战时期使用的B24轰炸机，飞机坠毁在猫儿山腹地仙愁崖下海拔1828米，一个叫黑冲的悬崖一侧。撞击岩石后粉碎性解体，大量残害散落在大约宽约5米高约500米范围内的断层及石缝中。
残骸发现了1个月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向前来参加亚太经贸组织会议的美国总统克林顿通报了发现飞机残骸的情况。并表示中国政府愿意为美军残骸及遗骨遗物的遗交，尽最大的努力以帮助。随后江泽民主席将有关照片和录像带交给了克林顿总统，两位领导人都很激动，原定会谈时间被大大的延长了。半个月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在访美期间向美国国防部长佩里移交了所发现的两块军人永久性身份牌和一个军用水壶等遗物。1996年12月12日，美联社播发了消息，五角大楼已证实了在中国南部一个山谷里发现了五块美军身份牌，与记载在1944年驾驶B24飞机执行轰炸任务失踪的美军飞行员的姓名相符。1997年11月初，失事机组机枪手威廉捷克的儿子基姆捷克专程来到中国，将一块刻有机组全体人员姓名的花岗岩的石牌镶嵌在飞机失事的悬崖上。
来华美国飞行员,他背后写着“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救护”
"来华助战洋人，军民一体保护"这句话当时的中国的百姓几乎人人知晓，它至少凝聚了中国人，对来华帮助抗日的勇士，一种真挚的爱心。
日本人当时对陈纳德的飞虎队上士以上的军人，依职务定价，活捉一个上校，可以得到在当时的中国钱50万元。陈纳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然而在战争期间，却没有一个敌后的中国人拒绝帮助美国人的确凿例子。美国飞行员轻盈的降落伞飘落到任务地方，都能得到中国人的帮助。
1944年10月3日，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308轰炸机组奉命前往厦门轰炸日军军舰，返回途中遭遇日本飞机和地面炮火袭击。飞机坠落时是夜里的12点。这个偏僻的小镇刚刚进入梦乡，巨大的爆炸声还是惊醒了一些村民，他们份份向出事的地点跑去。在习机坠毁地点，他们看到10名机组人员，有3人已经死亡，另有7名飞行员跳伞生还。
原昭平县县长韦瑞霖
据黄姚镇几十公里的昭平县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县长韦瑞霖，要求黄姚镇马上派人将生还的7名飞行员送到县城，并按中国当地的方式，将3名阵亡的机组人员厚葬在坠机地点的附近。目前还刻了一块中英文的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