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堤村民田方武：房也冲塌了，麦垛也冲完了，老百姓也没法住了，没法住了，那就有亲的投亲，有友的投友，该要饭去要饭。他没有啥了，他不去要饭？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决定把这盆脏水泼到日军头上，他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人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随着花园口口门越冲越大，下游故道逐渐干涸，黄河水全部从花园口下泄，黄河就彻底改道了。由于没有固定的河道，新黄河滚来滚去，这样在豫、苏、皖三省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沼泽区，也就是黄泛区。黄泛区从花园口到淮河长约四百公里，宽10公里到50公里不等，最宽处可达80公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投降。而此时的花园口也被扒开了7年多的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已是茫茫一片。抗战刚一结束，蒋介石声称让泛区人民早日回家，做出了堵塞花园口，让黄河回归故道的决定。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到1947年3月15日，花园口堵口工程终于成功。历时8年零9个月，横冲直闯的黄河终于回归了故道。
在大陆时，蒋介石从来不敢承认是自己下令扒开了花园口，后来台湾编写的"抗日战争史"承认了这件事，总算替蒋介石认领了这份历史旧账，但却极力为蒋介石辩解，说成是抗战的需要。不过，无论怎样辩解，“花园口”都是中原人民无法摆脱的噩梦，“花园口”、“黄泛区”这两个词也成了蒋介石的终生大忌，从来不愿提及。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上）
年轻的汪精卫曾经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在中国抗战舞台上，一个人的出演短暂而醒目：由辉煌于世到不齿民族不过数年。这就是曾写出豪迈心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以“精卫”自励的那个汪兆明。
这位追随孙中山20年，在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开门揖盗，与日寇沆瀣一气，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了超级震荡。脱离重庆政府的汪伪政权在战火里飘摇了不过5年光景，随即瓦解冰销。汪氏一生的抱负转眼即成春梦。
8月13日登陆的日军三个师团在上海近郊遭遇到中国将士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速战速决的预期。经过军政各方协商，在10月1日由内阁总理、外相、陆相和海相四人共同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宗旨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使事变尽快结束。”
25天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召开国防最高会议，针对停战问题进行秘密商议。
会议决定在有利条件下，可考虑接受停战或短期停战。
11月5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接见了肩负具体调停工作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陶德曼转达了日方提交的七个所谓和平条件。对此，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
就在蒋介石与陶德曼会面之际，日军增派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对上海形成夹击之势。12日，上海沦陷。日军继续西犯，直逼南京。战势急转直下。国民政府于11月15日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
12月2日，陶德曼来到南京，再次与蒋介石会面，斡旋和谈事宜。这一回明确表示可以谈，认为日本方面提出的条件还不是亡国的条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来讨论。
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转变喜出望外。12月6日，在汉口中央银行，汪精卫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
一个星期之后，南京陷落。日方认为又增添了要价的砝码，他们乘机追加了四项新条件，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区域’，并在该区设立‘特殊机构’，也就是政权”。如此苛刻的亡华条件，根本无视国民政府的存在，公然分裂中国，蒋介石表示“决无接受的余地”。
如此结局让汪精卫颇为失望。
孙中山、汪精卫等早期中国同盟会成员合影、由汪精卫草拟的孙中山遗嘱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幼年时家境贫寒。1904年，21岁的汪精卫通过考试，取得了广东省公派赴日本学习法学的机会。汪精卫曾经在一篇自述中谈到，他是通过在日本学习宪法，才得知国家和主权在民的观念。
一年后，汪精卫第一次见到了从法国辗转到达日本的孙中山。从那时起，他一直追随在这位革命先驱左右长达20年。
由于孙中山组织的多次起义连告失败，革命一时陷入低潮。1909年汪精卫发起成立一个暗杀团体，准备直接攻击清朝权贵。事情败露后，汪精卫最终被判处永远监禁。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迫于压力决定特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三人得以释放。走出牢房的汪精卫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家喻户晓的大英雄。
有人说，孙中山1925年病逝，是汪精卫生命中又一次重大转折。由他草拟的孙中山遗嘱，在孙中山去世后被处处遵奉，其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更是成为妇孺皆知的政治格言，这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赢得极高的政治资本。但这个能干的写手却并没有控制军队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
与理性严肃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给人的感觉要和善许多。
对于纷扰的战事，汪精卫很善于表现出文人的悲悯，这比蒋介石的冷静更容易使人印象深刻。
初期，中日两国在上海交战，汪精卫称“军事上不抵抗，则外交无进行可言；而外交上得力，亦可使军事胜利更有把握。”他还赞扬十九路军将士“明爱国之义，尽守土之责”。
但其后中国军队频频受挫。随着战事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终于不再提及抵抗，而认定要利用外交手段，通过对日妥协和政治交易来谋求和平了。
围绕着汪精卫的主和派的小圈子，在陶德曼调停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1938年初，国民政府委婉拒绝陶德曼调停之后，近卫文磨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表达了日本政府有意扶植中国的傀儡政权，以使中国殖民地化的企图。
1938年初，高宗武经蒋介石批准，来到香港设立“日本问题研究所”，实际负责收集日本情报。6月下旬，他大胆赴日，与敌国军政界进行了正面接触。现有的资料已经证明高宗武擅自赴日，蒋介石之前并不知情。
1938年7月25日，蒋介石约请汪精卫共同讨论高宗武报告。此时的汪精卫并没有想到要取代蒋的位置，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利中心的蒋介石不能不顾虑广大抗日军民的民心向背。汪精卫深深感到自己求和的主张难以通过党内决议的办法实现。
此后，他通过高宗武，开始直接与日本人走动起来。
1938年的10月里，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的梅思平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另立门户的意见。
入秋的上海。没有人留意到位于虹口区东体育会支路上的一座无人居住的洋房一时间热闹起来。在这幢日后被叫做重光堂的房子里，代表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方代表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密谋策划着。
11月20日，筋疲力尽的中方代表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日华协议记录》包括三个文件，后来就简称为重光堂密约。这份密约是被梅思平缝在西装的马甲背心里带回重庆的。1938年11月26日清晨，它出现在汪精卫的眼前。
12月7日，外出的蒋介石突然回到重庆。汪精卫原定12月8日的出逃行动推迟。12月9日，蒋介石召集重要人员会议。此时的汪精卫一边担心计划泄露，一边还抱有一丝幻想，希望蒋介石能忽然转变，接受和平，使自己不必冒着反党叛国的罪名出走。
12月16日，蒋介石应汪精卫之请，单独与他会谈半小时。这也是两个人一生中最后的一次会面。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那天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中只简短地写了一句：“上午，与汪谈党政问题……”
汪精卫终于离开重庆，走出了他人生中最错误的一步。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中）
从汪精卫决定离开重庆的那一刻起，一个烫手的山芋就被扔到“云南王”龙云的手里。龙云担心自己一人到机场迎接汪精卫，会向世人表明他和汪精卫之间有什么勾结。为了向蒋介石表白他和汪精卫之间是公事公办，他通知了在昆明的各个厅局局长厅长几十个人，都到机场去迎接汪精卫，场面比较壮观。
对于龙云的阳奉阴违，汪精卫有苦难言。虽然得知汪精卫的企图，龙云仍在次日包机礼送汪一行前往越南。官员们送行的场景随后昆明的各大报章都有登载，只是关于包机的去向，人们都被告知是飞去重庆的。
汪精卫的飞机升空一个小时后，龙云电告蒋介石，通报汪的行踪。这封电报中提到此前曾两次电呈蒋介石，但至今没有人看到过电报原件。
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文磨首相第三次发表对华声明。这个声明是根据重光堂密约而拟订的。但由于受到陆军方面的反对，声明中没有体现出汪精卫方面提出的两年内撤军的要求。这说明当时的撤军条款不过是诱使汪精卫出逃的诱饵。
汪精卫刚到河内就心神不宁地摔伤了腿，养病期间，他看到近卫声明。虽然对于声明的含糊其辞并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汪精卫也只好发表声明响应。旧时发电报时有韵目代日的习惯，29日是以“艳”字代替，后来它被人们叫做《艳电》。在这封电报中，汪精卫甚至说，中国抗战的目的在于谋求国家的生存独立，如果接受日本的条件，中国可以保全下来，那么抗战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为了给抗战中的国人造成更大的困惑，以突显他的主和立场，第二天，汪精卫向日本提出四点希望。汪精卫还建议日本以摧毁中国战时首都为目的，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在他的提议之下，日军决定实施《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从1939年1月开始，以更大规模对重庆地区进行血腥轰炸。
《艳电》的发表在全国激起了巨大的讨逆声浪。自从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电》之后，原本弥散在国民党内部此起彼伏的和谈呼声，却一下子销声匿迹了。
此时，身在河内的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寡助。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1939年2月，平沼骐一郎首相召开五相会议，通过了由汪精卫出面组织“新中央政府”的决议，这个消息于3月18日由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通知高宗武，由他转告汪精卫。
仅仅一天之后，3月19日，一直监视汪精卫的陈恭澍，接到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签发的制裁令，命令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3月20日深夜，河内高朗街27号的一幢花园洋房里，发生了一起枪击血案。发生血案的正是逃离中国内地数月的前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寓所。
汪精卫自己曾经是一个刺客，一生中也遭遇过多次暗杀，这一次河内遇刺是最令他震惊和伤感的。他视若如子的亲信部下曾仲鸣，在枪击中腹部中弹十多发，形同蜂窝，于次日下午不治身亡。
高朗街的枪声也惊醒了日本人。影佐祯昭和犬养健很快动身赴河内营救汪精卫。这时，内心惊惧的汪精卫是不可能再有勇气对日本人提什么条件，更不可能拒绝日本的保护。
为了安抚占领区民众，日军采用在沦陷区扶持傀儡政权的办法。华北占领区和在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两个伪政权牵动着日本华北派遣军和华中派遣军各自的利益，为此日本政府还专门出台了《调整华北及华中政权关系要领》，勉强协调两者的关系。
按照《重光堂密约》的内容，汪精卫将在西南建立新政权，不会影响现有的两个伪政权。但是，由于汪精卫的出逃最终没有得到西南军阀的支持，他在西南建立政权的希望化为了泡影。河内遇刺，坚定了汪精卫在沦陷区建立政府的决心。这给日本人提出了大难题，因为它意味着日军在华利益要面临再次调整和分割。
汪精卫访日
汪精卫对于日本的犹疑并非一无所知。但他对于自己的能力更加自信。1939年5、6月间，汪精卫带着亲信赴日，就建立政权事项，进行具体磋商。
与汪精卫同行的人中，有高宗武。因为坚持反对在沦陷区另立政权，他与团体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了分歧。从这个时候起，高宗武对汪精卫也逐渐失去信心。
由于日本政府需要先统一内部意见，才好提出条件。因十天后汪精卫一行才得以与日本政界要人会面。结果汪精卫只得接受日本人苛刻的条件，最后他只得以坚持国民党法统，打出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让步的底线。
不久，日本五相会议对汪精卫做出答复，规定新政权如沿用青天白日旗，须在旗帜上附加一块三角形黄布片，上写"反共和平建国"等字样。对于旗帜上的布条，连周佛海也认为不能容忍，叫它"猪尾巴"。
这年的11月，日本政府负责处理中国占领区殖民事务的部门--兴亚院通过关于成立汪精卫中央政权的具体方案。汪精卫集团和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在上海开始密谈，讨论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因为方案中有很多处过于苛刻的条款，很“不好看”，与会人员还必须在这张纸上签字，保证永远不将方案内容对外泄露。
这个协议把汪精卫想象过的一点点自由也完全剥夺了。在此基础上成立的政权注定彻底沦为日本政府的鹰犬。
1940年，汪精卫加快了建立政府的步伐。
1月，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在青岛再次举行会谈。周佛海和梅思平曾经开玩笑地把这样的会谈比喻成玩麻将，表面上看围在桌边的是几个中国人，实际上，他们背后都站着日本人在为各自的利益支招。
令汪精卫始料不及的是，1月3日，被日汪双方视为最高机密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初稿竟然被香港《大公报》刊登出来。
原来，跟随汪精卫降日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终于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二人飞赴香港，宣布脱离汪伪集团。他们向蒋介石投诚所献上的礼物就是拍摄了日汪刚刚草签的协议的胶卷。
多年以来，高宗武始终守口如瓶，绝口不提他当年与日本交涉的内幕和脱离汪精卫的原因。客居美国的高宗武不问政治，改行经商，直至1994年9月在华盛顿去世。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叛国者--汪伪政权秘史（下）
中年汪精卫、汪精卫与陈璧君合影
日汪密约在香港被披露后，汪精卫集团一下成为有良知的中国人一致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在国人心目中，汪精卫已经完全走到抗战军民的对面，沦为可耻的汉奸。
1940年3月底，汪伪政权几经周折始告建立。今天的南京市政府前，还竖立着"还都纪念塔"，它见证了汪伪政权的开场与落幕。刚刚结束仪式汪精卫就碰到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情：这一天，伪政权中央党部悬挂的旗帜，没有像日本人要求的加挂三角黄布飘带，竟引来日本士兵的枪击。汪精卫只好下令将旗子降下来。
汪伪政权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
汪精卫脱离重庆一年多之后，才迟迟宣布伪国民政府的所谓还都。
但日本政府并没有马上支持汪精卫，他们这时还和重庆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
由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加上1940年9月27日，日本与德、意签订同盟条约，至此，日本的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才被迫停止与重庆政府和谈。并决定于11月30日，签署《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据当事人回忆，汪精卫在签约前竟忍不住热泪双流。然而，出现在签约现场，站在日本人面前，人们只看到汪精卫脸上谦卑的笑容。
同一天，国民政府下令悬赏法币10万元，责令特工部门和各地军民，缉拿汪精卫归案伏法。而早在伪政权成立之前，汪精卫就在日本人授意下，成立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主要负责保护汪伪高层人员的安全，同时破坏重庆政府潜伏在上海的中统和军统特务机关，并大肆镇压抗日力量，迫害进步势力。
汪伪特工总部的头目是丁默村和李士群。投靠日本人之前，他们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对于沦陷区民众的爱国举动，汪伪特工利用各种恐怖手段予以镇压。
淞沪抗战中因坚守四行仓库而闻名的抗日将领谢晋元在租界里被汪伪收买的叛徒杀害，无数愤怒的群众闻讯后自发前来参加悼念仪式。
1939年8月30日，《大美晚报》的编辑朱惺公惨遭枪杀。对于坚持披露汪伪丑行的上海新闻界来说，这只是惨剧的序幕：
一些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国民党军队在汪精卫集团的收买、拉拢下，加入了镇压抗日军民的阵营。经过招降纳叛。南京方面的军队一度达到60多万人。
1940年11月以来，日本朝野开始调整步调，准备适应未来长期的世界范围内的持久战。从1941年开始，日本从意大利、德国、印度、泰国和香港的进口物资全部中止，使得中国成为维系其战略物资的最重要的能源基地。强化占领区的治安，以保证战争补给显得十分重要。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据此作了具体部署，要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方面对占领区加强管理。根据日军总司令部的计划，驻上海的日军第十三军，向汪精卫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南京伪国民政府与日军配合行动。
汪精卫视察清乡地区发表讲话
日军的计划与汪精卫稳固和扩大统治的愿望不谋而合，因此他马上表示赞同和支持。日本人提议由76号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担任清乡的具体领导工作，汪精卫自然不敢不答应。
1941年7月1日，日汪开始所谓的清乡。首先进行的是军事清乡，其最大目的就是剿灭沦陷区的新四军等抗日力量。
接着进行的是政治清乡。他们逐户摸清户口，建立保甲制度，颁发良民证。以此作为清查抗日人士，打击抗日武装的手段。日汪之间，为了在清乡中相互配合，还签订了《清乡协定》。
汪精卫把经济清乡解释为“改善经济”，凭借着军事上的威慑力，抓捕进步抗日民众，并大肆搜刮、抢掠民间财物，以致人们说清乡就是“清箱子”。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侵华日军进驻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各国租界地，占领了香港。在两天后的高级将校演习中，汪精卫发表讲话，称太平洋战争的目的是要完成解放亚洲的历史使命，要与日本同心协力，做一个建设亚洲新秩序的强有力伙伴。
侵华日军使用军用券。上面清楚地标明此券相当于同等面值的中储券。而日本占领军对军用券几乎是无限制发行，由此造成的占领区的经济损失已难以统计。伪政权强制推行中储券，并且滥发伪币，造成物价暴涨。为替日本弥补战争消耗，汪伪政权不仅控制金融，而且实行了苛严的经济统制，搜刮的大量农产品和矿产等战略物资被运到日本。
1942年5月，汪精卫抵达伪满洲国进行访问。他恭恭敬敬地拜会了溥仪。
汪精卫加入轴心国同盟
1943年1月9日，伪国民政府发布《宣战布告》，对英美宣战。
随着日军战线的不断扩大，对于军事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1944年里，汪伪政府有了一项新任务--共同回收金属。街上不时传来敲敲打打的声音，明眼人清楚，这样的闹剧之后，必是临近败落的收场。
3月，这场卖国闹剧的谢幕已经开始。由于陈年枪伤发作，汪精卫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医学院救治。11月10日，汪精卫病发不治，死于日本。
汪精卫一死，南京的汪伪政权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陈公博是汪精卫病重期间的代主席，汪精卫死了以后，应该把代字去掉，陈公博执意不肯。见事不妙的汉奸们纷纷寻找退路，周佛海早在1943年初就与重庆方面达成默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公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两天之后，陈公博召开临时会议，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
国民党接受了汪精卫的伪军22万7千人，加上杂牌军70万，实际上有100万之众。其中的30多万都被国民党收编，成为随后反共反人民的一支武装。
抗战胜利后，汉奸审判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
据1948年的《中华年鉴》统计，自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底，各省市法院处理汉奸案件情况是：检察方面办结45679案，起诉者30185人，审判方面办结25155案，其中死刑369人，无期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
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从1949年10月起，她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由于她的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是在监狱医院里度过的，在那里，她得到了较好的治疗。陈璧君服刑多年后，于1959年去世。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飞车英豪
铁道队的创始人洪振海、铁道队纪念碑远眺
枣庄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重要的能源重镇之一。1938年5月，日军占领枣庄后，大量优质煤炭沿着铁路，再经过海上运输，源源不断地被掠夺到日本本土。
日军为了掠夺枣庄的煤矿修复了通往津浦铁路的专线、日军为保护铁路线而修建的碉堡
枣庄市党史研究室编审陈玉忠：“当时，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转移到了抱犊崮山区之后，由于情报比较闭塞，经常地和敌人遭遇，使部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部队为了及时掌握枣庄敌人出动的情况，于是呢，就选派了洪振海和王志胜两个人到枣庄建立了抗日情报站。”
1939年8月的一天，一列满载日军的火车驶入枣庄站，如此规模的军事集结此前从未有过。王志胜迅速将这一反常现象报告给洪振海。洪振海判断，日军增兵枣庄，其目标极有可能是山中的抗日义勇总队。他一面通知部队迅速转移，一面考虑怎样才能有效地牵制日军。
火车站南边的“正太洋行”吸引了他的注意。私下里，它担负着收集山东南部、特别是山区根据地军事情报的任务。打掉它，就打掉了日军在山东南部的眼睛。但是洪振海和王志胜潜入枣庄时并没有携带足够的武器。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使用家家都有的菜刀去袭击洋行。
第二天，洋行里的三具尸体使枣庄日军大为震惊，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三名日本特工在自己眼皮底下会被人干掉。于是，他们中断了扫荡行动，开始全城搜捕。由于那三具尸体上留下的刀口太过普通，根本无法根据武器判断攻击者的身份和来路。查找不到任何线索后，日军只有加强洋行的戒备而草草告终。夜袭洋行取得了情报站的首次胜利。
此后，情报站又陆续向山里送出了一系列情报。但不久，一个新的问题开始暴露在洪振海的面前：没有足够的资金，情报站很难运转下去。于是洪振海决定重操旧业，从日军火车上去搞资金。洪振海感到，枪是他们最需要的。
这时，仍在洋行工作的王志胜，在一次装卸日军货物时，意外地发现了枪支，于是他巧妙地做了记号，并迅速通知了洪振海。
1939年10月的一个夜晚，当装有枪支的火车缓缓开出车站，早已埋伏在铁路旁的洪振海，飞身爬上火车。拍摄于1955年的故事片《铁道游击队》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再现了当时的一幕。
八路军115师的主力开进了鲁南抱犊崮山区。他们的到来极大地改善了山东南部地区的抗日局面。
1939年11月，“枣庄铁道队”成立。
日军为了掠夺枣庄的煤矿修复了通往津浦铁路的专线
次年2月，苏鲁支队正式将铁道队纳归直属。同时支队还任命洪振海为铁道队队长，王志胜为副队长，并抽调三营副教导员杜季伟任铁道队政委，来管理这支尚不规范的游击武装。
经过整训，队员们的军政素质得到提高，同时铁道队开始向临城方向转移，公开打出“八路军鲁南铁道队”的旗号。
1940年，日军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共集结5万日伪军，对115师所在的抱犊崮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
为了配合115师扰乱日军的扫荡行动，洪振海率领铁道队迅速展开行动，使枣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铁道队的一系列袭击，使扫荡日军的运兵和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事后，115师政委罗荣桓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
然而，铁道队的这一系列行动，也引起了日军的高度警觉。日军从专门济南调来特高课长高岗，在临城组建第五特别侦谍队。
铁道队要想扭转被动局面，就必须铲除日军第五特别侦谍队的首脑高岗。
铁道队分成四个小组，化装成日军士兵和搬运工分别潜入临城车站。10点钟，担负攻击任务的第一组队员刘金山等人就摸到了高岗的门前。
铁道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我这个枪一响呢，高岗呢，他不正在那里趴着写字嘛，枪一响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我就第二枪打过去了，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在他这个脑袋上。”
铁道队此次行动不仅是擒贼擒王，还起到了隔山震虎的作用：那些与高岗拜把结交的乡保长们想到，于是纷纷作鸟兽散。高岗苦心经营的谍报网络从此分崩瓦解。
1941年年底的一天，日军得到密报，铁道队正在六陆店村休整。当天下午，1000名日伪军将六陆店包围。但此时铁道队早已闻讯撤离，恼羞成怒的日军放火烧光了村庄，10几名村民因拒绝说出铁道队的下落，被日军以“通牒”的罪名集体枪杀。
六陆店的村民被日军枪杀的消息，使洪振海陷入深深自责中。盛怒之下，洪振海紧急集合全部队员，在六陆店西面的运河堤岸上与日伪军展开正面厮杀，为村民报仇。这一冲动的决定严重违反了游击战术原则，也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洪振海牺牲时年仅32岁。
1942年5月，铁道队经过民主选举，由刘金山继任大队长一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铁道队即将执行一个极为特殊的任务。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队忽然接到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津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中有一位代号为"0号"的首长，务必要保障他的绝对安全。当时代号的规定，一般称部队军事首长为1号，政治委员为2号，大家推想，这"0号"首长一定是一位比鲁南军区司令员大得多的官。铁道队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从群众基础最为牢靠的姬庄通过铁路。
铁道队警卫班长马世田：“送走以后，他到达115师教四旅所在地后，他打了电报。他最后落款‘刘少奇’。大家才知道是刘少奇。”
自护送刘少奇过路后，铁道队又相继成功地护送了陈毅、肖华、罗荣桓等党政干部穿越津浦铁路。
1945年10月，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两个多月后，枣庄和临城1000多日军携带8挺重机枪，130多挺轻机枪和两门山炮等轻重武器，向铁道队投降。如此规模的日军向一支不足百人的抗日游击武装投降，这在当时的所有受降行动中是十分罕见的一次。而此时，出面代表铁道队接受临城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是刚刚继任政委、年仅23岁的郑惕。
至此，这支由铁路工人、小摊贩、矿工和流浪者组成的非正规部队，在铁路线上与日军周旋了7年之后，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对手面前，取得了这场较量的最后胜利。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铁血烽烟（上）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古城太原寒风凛冽，街道上行人稀疏。时任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在他的官邸，秘密接待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不是来叙旧的。此前不久，土肥原亲自参与策动汉奸殷汝耕搞了“冀东二十二县独立”，并进一步图谋所谓“华北自治”。来者不善，土肥原提出要阎锡山也加入“华北自治”，还要“借路”从绥远北攻蒙古。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日夜，趁着夜色，陕北一万多红军以抗日先锋军名义渡过黄河，突破晋绥军防线进入山西。
对红军东征，日方很快作出反应。土肥原贤二马上公开表示：“如华北当局不能消灭红军，日方愿尽力协助。”
面对如此形势，阎锡山怎样打自己的算盘呢?
阎锡山在年初和土肥原的会谈中没能让日方的想法得逞，此刻对日方伸出的援手，他依然警惕地不置可否。但他又很清楚自己的晋绥军根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权衡再三，他只好向蒋介石求援了。蒋一直想插手山西的事务，只是苦于找不到机会，阎的请求可谓正中下怀。蒋介石立刻派十万中央军开进山西。
面对日益复杂的山西局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五月五日，毅然决定红军回师陕北，并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
与红军回师形成对比的是中央军仍然赖在山西不走。阎锡山不禁心中暗暗叫苦，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不安地对身边的人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
阎锡山把摆在自己面前的形势称之为“在三个鸡蛋上跳舞，既不能滑下来，也不能踩破”，不言而喻，这三个鸡蛋是日、蒋、共。
阎锡山如何在这三个鸡蛋上跳舞呢？谁也没有料到，一贯视共产党如敌手的阎锡山竟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就是把当时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共产党人薄一波请回来。他把这项重要使命交给时任山西训导院副院长的郭挺一去办。
薄一波出狱后不久。郭挺一找上门来，他反复劝薄一波。但薄一波并不想回山西，一是他尚未向组织请示，二来他对阎锡山这个老乡党知之颇深，不愿和阎打交道。
薄一波向中共北方局联系人徐冰汇报了阎锡山请他回山西的情况。徐冰立即赶到天津，向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作了汇报。
薄一波：“刘少奇那时候催促说：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得不去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薄一波回到阔别已久的山西。
就在薄一波回山西之前，这里刚刚发生过一件大事。
山西省史志院研究员师文华：“就是‘自强救国同志会’，这里面一部分进步的青年，就提议建立一个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锡山同意建立这个会，但是他不同意用‘抗日’这个词，因为阎锡山第一他和日本人过去就有来往，所以他不愿意用‘抗日’这个词，怕得罪了日本人，当时蒋介石也还没公开提出抗日，他也怕和蒋介石口径不一致。第三个他要表示自己的特殊性，所以不愿意用这个‘抗日’，要和共产党的口号要区别开来，所以他就提出来是叫‘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就是‘牺盟会’。”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即“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公园举行宣传大会提出“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阎锡山看到牺盟会对民众的号召力，于是，亲自担任会长。
十月底，薄一波结束了在山西的考察，回到北平后，通过徐冰把在山西了解的情况向北方局作了详细汇报。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薄一波负责，并且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推动阎锡山抗日，率先在山西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薄一波和公开工作委员会的其他同志到达太原。
翌日，阎锡山约薄一波到省府会面，在梁化之的陪同下，薄一波走进了省府东花园。
山西省史志院副院长李茂盛：“薄一波和阎锡山、赵戴文、梁化之都是同乡，所以呢，薄一波说：咱们按家乡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然后好共事，因此薄一波就和阎锡山约法三章：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说话、行动都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第二，凡是（有利于）抗日的事我们就做，不（利于）抗日的事不做；第三条是我要用些人，希望提供方便，保证他们的安全。”
会谈结果是薄一波也没料到的，他提出的那几条让阎锡山难以接受的条件，阎锡山居然全部答应了。
阎锡山历来把生存放在第一位，他有一句山西味儿很浓的口头禅，叫“冬天穿皮袄，夏天穿长衫”。正是在救亡图存上，他找到了和共产党合作的一个共同点。
薄一波和阎锡山会谈的成功，标志着共产党和阎锡山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的形成。
此后，薄一波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到牺盟会任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他对牺盟会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加进去公开委员会的董天知、韩钧，还有原来的宋劭文、戎子和等，七名常委除梁化之外，都是中共党员。会长依然是阎锡山。
阎锡山分析中日一战迟早要打，他多次在会议上提出，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薄一波据此提出一个培训新型军政干部的建议，阎锡山颇为欣赏。于是，一九三六年冬天，牺盟会主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在国民师范学校热火朝天地开办起来。于是，各省苦于报国无门的爱国青年纷纷涌向山西。
此时的太原古城，到处是抗战的欢呼和救亡的歌声。沸腾的革命形势，颇有点象大革命时期的广州。
牺盟会在山西迅猛发展，短短几个月，会员发展到六十万，民众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一九三六年，山西县一级几乎没有共产党组织，通过牺盟会特派员，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时，各县共产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不少县的牺盟会领导机关就是中共县委机关，牺盟会特派员就是中共县委书记。
此时，“西安事变”虽然已经爆发，但在全国范围内，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形成。薄一波和牺盟会的活动引起了阎锡山身边一些人的恐慌，这些人当初就反对阎锡山请薄一波回来。以阎锡山嫡系部队晋绥军将领王靖国为首的五六十名军官，集体来到阎锡山东花园官邸，跪在地上请愿，要求把薄一波撵走。
南京方面对薄一波在山西的动向也十分警觉，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励生给阎锡山发来一封密电，说：经查明，薄一波是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山西用这个人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