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川岛芳子已经在日本情报界开始展露头脚，但她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婚后川岛芳子发现，丈夫甘珠尔扎布和他的父亲巴布扎布简直无法相提并论，甘珠尔扎布性格懦弱，也没有领袖才能，对将来的目标也没有计划，和他的结合并不会给自己“满蒙独立、匡复清室”的目标带来多大帮助。于是在和丈夫生活了三年后，川岛芳子离开了他。
此后，川岛芳子在中国旅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而旅顺是日本势力的一个重点基地。日本对上海染指后，重心转移，这便成了川岛芳子正在寻找的时机，她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日本人，利用自己和日本人的关系开始了积极的活动，包括接受日本军部的调遣，网结了一批狂热的日本在东北的青年和中国汉奸，有步骤地窃取中国方面的情报，企图挑起事端，为“9·18事变”的爆发作了大量的准备。
不过，真正让川岛芳子声名鹊起的还是她秘密携带晚清皇后琬容到达东北的行动。
余海鹰：“川岛芳子就在溥仪离开天津十天之后，一身男装就来到溥仪在天津的公馆。拿着溥仪的信给了婉容，然后这个婉容她也着急，因为十天了溥仪上哪儿去她不知道，这样的话她也很着急离开，再加上来的是川岛芳子，当时公馆里的人都很熟悉她，就说肃亲王的十四格格这样的话很容易，婉容就一切按照川岛芳子的安排，在晚上的时候开来了轿车，打开后车厢盖婉容进到这里头，然后盖上，然后再开出这个公馆，先到一个日本人的住处，然后在第二天坐日本的商船给运到大连，这一路都是川岛芳子安排和陪同，这样婉容呢也被关东军给偷运到了东北。”
此事让川岛芳子声名远扬，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川岛芳子很受日本人重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他们又瞄准了上海，并需要在上海寻找一些借口来引发事端，日本人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川岛芳子。
当时上海有个毛巾厂叫三友公司，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一些中国流氓假扮这个公司的工人袭击了5名日本僧侣，导致3人重伤，1人死亡。
事后，川岛芳子又把一笔钱交给了由侨居上海的日本人组成的“支那义勇军团”和一些日本浪人，让他们到三友公司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表面上看，这似乎纯粹是群众性的报复行动，与日本军方没有任何关系。而三友公司，却在这次事件中被放火烧毁，双方都出现了一些死伤者。这样一来，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已达到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世界各国的注意力也随即转移到了上海。
尽管后来中方照会日本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做出书面了道歉，并无条件地答应了日方提出的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排日活动等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陆战队还是开进日本警备区域以外的上海闸北区，并与驻守当地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就是著名的“1·28事变”。
在上海，川岛芳子还以舞女身份经常出入于各种交际场所，这使她能够通过接触国民党高层人士来刺探军情。一·二八事变之后，川岛芳子又结识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不久之后就从唐有壬那里得到了上海国民党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消息，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川岛芳子认识到这一情报的战略意义，便连忙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日本人，结果使日本政府得以在优势之下结束了战争。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溥仪8日到达长春正式登基，当上了傀儡皇帝。这也是川岛芳子生命的制高点，她俨然以开国元勋自居，就好似其生父肃亲王对自己的期望终于有了结果。她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相当的殊荣，伪满洲国安国军总司令，但正是因为这个安国军让她和日本人的矛盾也凸显了出来。
川岛芳子执意要为伪满洲国建立一支军队，她筹建军队的名目是协助关东军围剿热河的抗日武装。考虑到满洲国初建之时，需要加强内部人心的凝聚力，并向外显示某种独立性，日本人默许了川岛芳子的计划。
1933年2月，川岛芳子身穿特制的军服、以安国军司令的身份参加了热河作战。日本《朝日新闻》还就此用了两个版面刊出了一篇“男装丽人川岛芳子小姐，被任命为热河自卫团总司令，威风凛凛地站在讨匪的第一线”的赞扬报道。
从这时起，川岛芳子也就是金璧辉就经常穿着佩带大将军衔的军服、马靴，要求别人称呼她“金司令”。一段时间里，川岛芳子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她经常会在自己的队伍前发表演说。一次就在她情绪激昂地大讲满洲建国的重要时，被从队伍中射出的子弹打倒在地。
这次遇刺虽然没有要了川岛芳子的命，只使她的手臂受了伤，刺杀的士兵也被捕获，但让她想不到的是，日本人却以养伤为借口把她软禁了起来。事实上，日本人对川岛芳子力图追求满蒙独立思想很有顾虑，在日本人眼里，满洲的建国只是暂时的需要，而征服整个中国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安国军最终被勒令解散，川岛芳子也被遣往奉天软禁。川岛芳子企图借助安国军扩张势力、增强实力的愿望遂告破灭。川岛芳子对此也逐步清醒。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川岛芳子又与日军驻天津的司令官策划利用汪精卫建立伪政权，并试图将溥仪接回北平，复辟清王朝。但实际的情况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展开后，川岛芳子的利用价值就越来越少了，再加上川岛芳子总是抱着“匡复满清”的这种不合时宜的想法，让日本人对她更加不感兴趣，不久川岛芳子便离开了日本军界。当然，按照川岛芳子的一贯性格，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她的复国之心总是鼓励她去做着一些无法完成的事情。
1942年，川岛芳子因殴打日本宪兵，被押还日本，但她时刻也没忘掉自己要在中国完成的事业。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身在日本的川岛芳子，想尽办法和曾在担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时期，与自己有过交往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取得了联系，提出了希望以中日和谈使者的身份去调停两国矛盾的要求，但遭到拒绝。
恶魔的女仆（下）
1943年，川岛芳子回到了中国北平。靠着她的特殊身份，她先后担任了伪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北平满洲同乡会总裁、留日学生会总裁等职，继续推行她的一贯主张。这期间，她和日本人依旧藕断丝连，她的胞妹曾经回忆，在川岛芳子的家中，就还经常能够看到一些日本的高级军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美国人的原子弹和苏联军队的压力下宣布投降，抗日战争也取得了胜利。川岛芳子的处境开始变得岌岌可危，有人曾劝她逃回日本或逃往内蒙古，但她没有同意，仍然与她的秘书小方八郎等人住在北平东四九条三十四号的家中。
谭朝炎：“从她来说她还是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她要复辟清王室也是在中国复辟清王室。那么就是说，满人对中国的统治的历史相当漫长，她认同的还是这块土地，她的目的，一生奋斗的目的，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重新恢复清王朝的这种统治权力，既然这个目的达不到，她跑到日本去，从两边来说都毫无意义了，那么既然是这样到蒙古去也没有意义。如果说川岛芳子她的一生是一个悲剧的话，那么就是说，从这一点也看得出来。她一开始就错了，她要寻找的一个途径错了。”
1945年10月10日，也就是在日本投降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川岛芳子被捕了，随后她被押往了位于北平北城的民国第一监狱，也就是原来的日本占领军陆军监狱。
川岛芳子被关押在民国第一监狱、当时关于川岛芳子的新闻报道、日本《朝日新闻》中的报道
由于川岛芳子可能被控的罪名是汉奸罪，所以她在民国第一监狱关押期间受到的待遇并不算好。川岛芳子很想见到日本人，所以装作不会说中国话，她甚至要求找一个日本人来给她作翻译。在狱中审讯时，川岛芳子态度傲慢，拒不承认自己有罪，在给已经回到日本的秘书小方八郎的信中她这样写到：
“因为我想复辟清王朝，并与日本合作，才被说成汉奸的。不过，我到是想问问，到底谁应该审判谁？”
当然，面对眼前的境遇，川岛芳子也写到：
“我强烈地预感到，像我这样一个在某种意义上的知名人士，光靠我自己的力量，已是无能为力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命运正向我袭来。我除了踏上由人们、由各国的人们任意给我设置的道路外，再没有其他可以选择的道路了。”
川岛芳子在第一监狱一直住到了第二年的7月，此后她被移送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羁押，等候审讯，这期间，针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逐步完备。起诉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
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9·18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活动；曾任伪满皇宫女长官及伪满留日学生会总裁，溥仪游东京时负责接待；组织伪安国军；7·7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在日本用文字和广播，发表我军政内情；图谋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
这份起诉书上述的内容意味着，川岛芳子将会被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而审判，简而言之，就是法庭会把她当成一个中国人来审判。
这一起诉书于1946年7月3日刊登在南京《中央日报》之后，围绕川岛芳子的相关报道便频频见于各种报刊，川岛芳子的名字短时间内闻名全国，她复杂的身世和传奇的经历吸引了人们大量的目光。
1947年10月8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西侧的司法部街，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地的北平地方法院大法庭，民国政府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一次公审。由于公众的好奇心太过强烈，致使法庭无法控制秩序，只得将公审改期。
10月15日，在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开设的露天临时法庭上，对川岛芳子进行了第二次公审。川岛芳子在几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被押解到了被告席上。目击者说，川岛芳子当时略施脂粉，中等身材，体态丰盈，宛如一个中年男人。
最后，公审终于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完成了，公审时川岛芳子头脑清醒，她当庭承认了自己的身世和过往经历，但坚决否认自己叛国，川岛芳子很清楚，如果承认叛国，那么她将会被以汉奸罪而处死！她对法庭说：“我16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决心不肯帮助别人打自己国家，作亡国奴的”；“汉奸这两个字你们还是给我撤销吧！现在是民主时代，希望庭上调查仔细，再加给人罪名，请问庭长，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她申明：自己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国籍，但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当法庭问到她，“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为什么要潜回北平时，她回答：“民国是我们大清皇帝让出来的，你们逼走了皇上，把古物卖掉了，又要抛弃北平。我不忍心让外国人炸皇宫，所以才回到北平”。她还质问法庭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抵挡不住日本的侵略，先逃跑到中国的大后方。那么，将来一旦发生类似情况，我就抢先同蒋主席一起逃跑，让敌人看着我们的脊梁骨。当官的首先抛弃人民自己跑掉，把祖国的土地白白地送给敌人，等到战争结束后又乱哄哄地争先恐后从后方坐飞机回来，到处接收，侵吞国家财产，大发其财，这又是什么罪？”
谭朝炎：“从骨子里她还是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只是她认为她所认定的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那么辛亥革命呢推翻了清王朝，她肯定是站在敌对的立场的，她要恢复的就是清王朝统治的那个中国，是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来认定自己的中国人的身份。”
川岛芳子、川岛芳子与日本养父在一起
在法庭看来，川岛芳子这样的言论，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比她当初为“伪满洲国”奔忙，为日本人出力还要可恶。
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在第一监狱准备对对川岛芳子进行宣判。人们看见，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似乎曾作过一番修饰。当她被解到法庭时，神色好像非常愉快，左顾右盼，频露笑容。可是，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却“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法庭的判决是这样的：“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显而易见，法庭对川岛芳子的辩解根本没有理睬，而是非常坚决地认定她是中国人无疑，这个结果让川岛芳子实在无法接受。
为了不以汉奸罪被处死，川岛芳子开始寻求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对于川岛芳子的求援，川岛浪速等人也做了一些努力。其家乡长野县的村民们甚至还向北京寄回了"请愿书"，以证明芳子自小就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不相信芳子有任何叛逆性的侵略野心，希望能够给她重新审理的机会。但是，他们也的确没能拿出证明其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是为什么呢？
日本川岛芳子研究专家：“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川岛芳子一直认为自己在日本有户籍。她六岁时作为川岛浪速的养女来到了日本，最初是在东京赤羽生活。那个时候他们是的确作过户籍登记的。但是因为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当时区政府所有的户籍资料都在大火里烧毁了。那以后他们搬到了松本市来住，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在松本市进行户籍登记就好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没有进行户籍登记。”
川岛浪速在给川岛芳子辩护律师的信中进行了解释，并说：“亲王与我情胜手足，因为同情我家中无子，所以亲王才在1912年将当时仅有六岁的幼女芳子送至东京，从此芳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孩子。”
但不管怎样，川岛浪速等人并没能完全按照川岛芳子的要求去做。他们没能提供国籍证明，更没有将她的生日改到1916年，他们只是提供了事实。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份由其养父提供的材料，才使得川岛芳子在法庭上再也无力为自己辩解了，即便她曾委托律师提起上诉，请求再审，但她的上诉最终还是在1948年3月14日被河北省高等法院驳回，法庭依旧维持原判，显然，川岛芳子已难逃一死。
面对国内外瞩目的局面，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他们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
枪决川岛芳子的日期被定在了1948年3月25日上午6点45分。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说死刑届时将在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进行。
谭朝炎：“但是好多人搞错了，所以才出现，跑到一个监狱去，然后才觉得搞错了，后来知道搞错了是看这个车辆，那就是军队车辆开去的方向，那个是黎明时候，就追随军车的方向改换到河北省第一监狱去。”
然而，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
大门关上后，行刑便开始了。
谭朝炎：“把她从牢房里边提出来的时候是清晨，她当时是还睡着，还没有起床，也就是还在梦中呢，提出来，叫她金壁辉，叫她的时候然后她醒来。当时她还感到很突然，说为什么这么早提人？她以为是提审，后来看那个气氛不对，因为人比较多，除了典狱长，检察官也来了，然后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知情的军人，她意识到可能今天要对她行刑。然后把她带出来呢是带到一个菜园，当时行刑的环境已经布置好了，已经准备好了，那她一看就明白了，这个今天是对她行刑。当时典狱长就问她，川岛芳子今天对你执行死刑你有什么话要说？川岛芳子提出了要求，她第一点是写一封家信，第二点呢洗一个澡，换换衣服。典狱长的回答就是说写家书可以，洗澡不行，时间不允许。”
随后，典狱长给她拿来了纸和笔，问她要不要坐下来写，被她拒绝了。然后川岛芳子就站着写下了几页纸，是一封写给他养父川岛浪速的信。写完信后，行刑者便对她举起了枪。
谭朝炎：“第一枪在扣扳机的时候没有响，然后惹得这个典狱长有点恼火，后来重新调整了一下，第二枪打响了。打响以后，我父亲讲他当时也作为观察员来讲也在场，（说）当时打了很烂了，打得很烂，也就是说面目全非了，那么这是不是也给后来说找了替身提供了一种口实。”
尸体面目全非
枪响过后，监狱的大门突然大开，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在地上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后来描述到：“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
这样一来，记者们更加怀疑了，他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否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这些情况一经记者报道，社会舆论立刻沸沸扬扬。
有报纸按照当局提供的消息，详细讲述了川岛芳子临死前的举动。据说，川岛芳子临死前依旧面不改色，而且还用日文给养父写了一封遗书，大意是这样的：
“父亲大人，终于在3月25日的早晨被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要停止为中国的将来而祈祷，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也将会在来世为中国而效力。”
从上面的遗言来看，川岛芳子的确真的死了。执行死刑的当天，曾有两拨人向狱方提出了收尸的请求。一方是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另一方是日本川岛家族委托的日本僧侣，双方都要收尸归宗。几经交涉后商定，尸体火化，骨灰由两家各收一半。
然而，中国《大公报》却刊发了完全不同的报道，对川岛芳子是否已死做出了大胆猜测，他们认为，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同其共事多年的小方八郎说，芳子历来剪得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川岛芳子的死提出了更多疑点：
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她至少可以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这很让人费解；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其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判处死刑；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了公审，但是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事后有人公开承认川岛芳子被调包，一家报纸甚至发表某人声名说自己的姐姐被买来替死，后来因为钱款未付足，所以才把这件事情公布。
舆论归舆论，从事实上看，川岛芳子当时的确死了。
处死川岛芳子的新闻报道
川岛芳子曾说：“其实，我的本心除了使满洲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以边来说外，就再没有什么了，而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父亲肃亲王赍志而没，我也是毫无成就。”没有了复辟的可能，川岛芳子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她也只能在遗言中用"我将会在来世为中国而效力"这句话来自慰了。
谭朝炎：“这个话已经不是站在日本法西斯的立场，而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但是这个中国绝不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角度去看待的那个中国，而是满族人统治下的那个清王朝的中国，如果她临死都还抱着这样一种愿望的话，那可能也就是一种言不由衷之话啦，她也知道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
作为个体生命来说，川岛芳子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作为一个政治工具，侵略工具来说，她确实是一个罪恶累累的汉奸，罪有应得。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黑土地·黑太阳（上）
加藤完治、东宫铁南和他的儿子
日本自从明治天皇登基以来，为了侵略中国准备了几十年，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从那时起，日本上层就产生了向中国东北移民来培育实力的思想，其中具体移民规划的提出者是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
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的殖民思路是：派遣大规模的日本人与中国东北的土地结合，通过农业把被占土地经营起来，形成日本人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范围。即使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失利，日本的利益也能够靠自身的经营得以存续，这种殖民理论叫“满洲经营论”。
从1912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尝试着各种方法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学术界称之为试探移民时期。
爱川村实验揭开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序幕。
历史学者王子平：“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对土地与移民之间的关系的要求确实与别的移民不一样。首先他不是以生存为目的，他是以占有为目的。他必须要让日本移民非常紧密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使他真正地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但爱川村在建立的第一年就碰上了旱灾，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日本移民大部分转向经商，有的漂洋回国，爱州村里只剩下3户移民陪伴着村口的这块石碑。
后藤新平的退伍军人计划共有移民34户，到“九一八”之前仅剩下了17户。爱川村等计划均以失败告终，官方组织的农业移民继续留在中国东北的没有超过一千人。
1927年6月在日本东京的东方会议上出笼的《田中奏折》，发誓继承明治天皇的“大陆政策”，这份文件制定了将满蒙从中国版图中分离的政策，其中移民占领满洲被放在重要的位置。
1929年日本政府设立“专管满蒙进取之事务”的拓务省，专门负责推行移民侵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四个月后，110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大地全部沦陷。
日本关东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迫不及待地着手移民侵略活动。1932年1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移民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加藤完治为核心的殖民集团。
历史学者高乐才：“加藤完治集团就是以加藤完治为首的所谓学术团体，特别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向政府游说向中国东北移民进行侵略。”
1932年9月，492名日本退役军人被重新召集起来，他们接受了为期10天的短期训练，在出发之前来到明治神宫进行参拜，在仪式上，加藤完治鼓励他们前往中国为天皇建立皇村。
这些退伍军人大多是最下层的农民，有的因破产而失业，现在怀着发财的梦想来到中国。而日本政府期待着他们潜入到中国的山河深处，在所到之处复制出大大小小的日本国。
第二年2月这个屯垦大队进入吉林省依兰县永丰镇，他们组建的第一个定居点叫“弥荣村”，“弥荣”一词意思是“繁荣昌盛”。
经过十四年的总结，弥荣村的移民方式更为贪婪：它有492个青壮年男性，不仅规模远远大过已往，并且回避了聚集一处的居住模式。关东军规定，武装移民在两年之后方可接来家属亲友，未婚者到那时才能组成家庭。两年之后，每一个人都构成了一个家庭，到那时，对中国土地的日本化就显得迅捷而顺畅，即彻底又自然。
弥荣村规划用地六十七万亩，人均占地一千三百多亩，这相当于他们在日本时的228倍。在弥荣村，日本武装移民低价收购不成就抢夺良田，他们强行驱赶中国农民迁往别处。他们的名义是屯垦队，而依兰县的中国农民把他们称作“屯匪”。
历史学者辛培林："日本试验移民阶段无论在思想准备上，物质准备上都是很不充分的。土地问题、物质问题、粮食问题、住房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由于没有充分准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这种野性就暴露出来了，就开始抢中国农民的土地，抢中国农民的住房。"
五个月之后，第二批武装移民又来到依兰县，他们在“弥荣村”南15公里外的七虎力设立移民村，取名“千振村”。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黑土地·黑太阳（中）
开拓总局、静冈村开拓团本部、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案
1933年2月和7月，日本武装移民在中国东北的依兰县先后组建了“弥荣村”和“千振村”。日本移民从中国农民手中买地、买房时以势压人，当地农民在被掠夺之后变得一无所有。
失去家园的中国农民秘密集结，成立民众义勇军。1934年3月爆发了“土龙山暴动”。从此，中国农民的反抗持续不断。
弥荣村建立后仅仅两年，这个日本移民村遭受中国人民的武装打击多达二十四次，死伤60多人。
在千振村1933年7月出现了集体骚动，一半以上的移民要求退团撤回日本。
到1935年，有三分之一的“弥荣村”移民退团或逃跑；在“千振村”，退团者接近一半，剩下的半数武装移民生活在惊悸不安之中。
转眼间又到了征募第三次武装移民的季节了，受“土龙山暴动”影响第三次只征招到259人，而两年前的第一次招募时有900多人报名。
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发现仅凭借个人的力量很难蒙蔽成年移民，经过共同策划，这两人将希望转移到青少年身上。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的同时进行全国移民动员，以此来保证充沛的移民来源。
1936年广田内阁发表“二十年百万户移民”方案，计划向中国东北移民侵入一百万户共计500万人。
历史学者辛培林：“二十年的百万户计划，它就是要通过这一百万户改变中国的人口构成。通过这种野蛮的或者说很原始的方式，来占领中国的东北。”
1937年11月，日本近卫内阁的反应速度创造了五十年来行政方面的新纪录，在短短两个月之内，不仅完成了政府拨款，实际的招募工作也同时开始了。
就这样，近十万日本青少年的命运被匆匆地决定了。这些青少年被命名为义勇队移民，它和分村移民构成日本政府最主要的两种移民方式。
到1945年日本战败，共有八万六千多名15到18岁的青少年被安置到中苏边境地区，这就是关东军的“活人堡垒”计划。
历史学者辛培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有北进政策。它把日本青少年义勇军，部署在所谓的‘满苏边境’。结果在1945年8月苏军进攻东北的时候，这些青少年义勇军大量地死亡，充当了炮灰。”
原日本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员岩间典夫：“你说我是牺牲品也好什么也好，当时我们不来中国你能行？那上面就不行了。”
1939年以后，日本政府把移民更名为开拓民，移民村更名为开拓团。到1945年日本投降，共有800多个开拓团侵入中国东北。
开拓团在中国东北构成了特殊的食利阶层，它的实质是外来的地主团体。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大量征兵，青年男性开始不敷使用，一般开拓团越来越少，青少年义勇队开始占据移民的主体地位，每年以一万多人的速度迁往中国东北。
日本青少年移民到达中国不久，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以及枯燥的生活诱发了一种被称为“屯垦病”的精神疾病，一些人肆意地将强奸、殴打、偷抢等暴行加害在驻地邻近的中国农民身上，而在青少年移民内部，放火、斗殴甚至互相残杀之类的事件频繁发生。
为了渡过危机，日本政府建立了“寮母”制度。
历史学者孙继武：寮就是宿舍，管理宿舍的中年女性就叫寮母。青少年离家脱离父母了，在这里有一个女性来管理，这样就稳定了青少年移民的情绪。
“大陆新娘”是和“青少年义勇队”相对应的机制，并且被宣传得更为频繁。从1941年开始，日本政府征召大批17到25岁的日本女子集体送往中国东北，嫁给“义勇队开拓团”团员。
青少年义勇队正在育龄，日本政府的这种婚配制度形成了极高的生育率，新出生的婴儿享有“大地之子”的荣誉，报纸宣传说他们将是建设满洲新天地的中坚，他们的出生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在精神方面，日本的移民动员体系用一些神话来蛊惑人心。每天清晨，所有的开拓团员都必须做一套《皇国体操》。他们面向日本天皇所在的方向高声喊叫。在自我陶醉的仪式之中，没有一个人去思考他们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做这样的体操，没有一个人能想到他们的开拓给中国的百姓带来了什么。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黑土地·黑太阳（下）
内原训练所(两张)、青少年义勇队
1941年原籍鹿儿岛和冲绳县的八百多个日本开拓民来到黑龙江省方正县建立伊汉通开拓团，他们把炮台山脚下的正郊屯改名为吉兴村，并建起开拓团本部。中国百姓根据日本语发音称之为红部。
本部周围土地非常辽阔，是方正县最好的耕地，原来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西边的山地中。
这年冬天这条山沟里的死亡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数最多达30余人，全家挑灶者（全家死亡）20余户。
到1944年，已经有57个移民点取消了开拓团的名称，改叫村庄。从日本的侵略构想来看，开拓团的外来色彩较浓，而现在从体制上进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内部，外来的开拓者就变成了本乡本土的居民。
采访历史学者赵连泰：“它总的方针是与中国农民融为一体，然后慢慢演变。它是采取一种隐蔽的办法。”
所谓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宣传口号在被占领者与占领者之间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出现。
采访历史学者辛培林：“我亲身采访过一个中国农民，给日本开拓团放猪。他多次挨过日本开拓民的打骂。日本开拓民对中国这个放猪的农民就称呼为猪。”
到1945年初，日本向中国派遣开拓团的总数达到了860多个，它们密布东北各地，被用来稀释中国的人口结构，另一方面，关东军给每个开拓团都配备了武器，并要求经常军训。
随着征兵力度的加大，每一个开拓团的村子里很少能见到青壮年男性，剩下的几乎全是妇女、老人和儿童。
与此同时，移民活动并未因战事紧张而停步。直到1945年4月，还有1056户农民被送往中国东北。
此时距日本战败只有五个月，日本开拓团悲剧的大幕即将拉开。
8月9日，苏联军队从四面八方攻入伪满洲国境内，其主攻方向正是开拓团密布的所谓国防第一线地带。由青少年义勇队构成的防线顷刻间被苏军瓦解，三分之一青少年义勇队员的生命徒然消失了。
1945年8月15这天中午，松田千卫割草回来准备编织草袋。这里部落长关清治突然通知她：日本战败投降了，赶快回家做好准备，下午就走，往哈尔滨方向撤退！
匆忙之中这位日本妇女背起女儿，带上三天的干粮，开始了十一天的逃难生活。
由于形势不明、处处受阻，亡命途中的日本开拓民在山林里狼奔豕突，几乎无路可走。一路上倒毙和自杀的尸体不计其数。
逃亡途中，从逊克县出发的岩间典夫等人白天不敢行走，他们躲到荒郊野外后很快陷入饥饿之中。
采访岩间典夫：“有人吃疯狗，自己也疯了，吃猫，口吐白沬，这是侵略带给我们的灾难。”
松田千卫和她的女儿与别的难民汇集在一处，11天时间一共才走了60多公里，一路上死者累累，侥幸活着的人最终来到了方正县的伊汉通开拓团。
其他的日本难民从同江、饶河、虎林、宝清等地赶来，由于路途漫长，死亡的人数更加惊人。
1945年10月过后，中国东北的严寒如期而至，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吉利村，一万多名日本开拓团员默默地熬着日子等待遣返。在这个阶段由于寒冷、饥饿等原因出现了大量的死亡现象。
这一年12月松田千卫染上疾病，几天后她6岁的女儿佐智子也病倒了。
在整个移民侵略的过程中松田千卫的悲剧只是日本移民侵略所带来灾难的冰山之一角。
就在松田千卫来到北靠山屯之前，在1938年的秋天里为了给开拓团清出土地，日军纵火烧毀农民的房屋，从依兰县城到土城子村烧得75里没有人烟，100多中国农民惨遭杀害。杀戮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刺刀挑死，另一种是用细绳将人的大拇指和大脚趾拴在一起扔在江中，日军给这个杀人方法起了个艳丽的名字，叫“燕子凫水式”。
这些惨绝人寰的场面日军没有文字记录更没有拍照，当时的中国农民也没有文字记载的能力和条件，这些隐藏在文字之下的历史事件牢牢地记在中国农民的心底。
在炮台山上，五千多具日本人的遗骸被埋在这里，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日本移民公墓。炮台山上的第二座公墓是中国养父母之墓，它由日本遗孤发起建成。
1945年冬天，许多中国人来到了设在伊汉通开拓团本部的难民收养所收养日本难民。
中国长春市有一栋中国养父母楼，1945年这些善良的中国妇女收养了年幼的日本遗孤，七十年代之后这些遗孤返回了日本，楼里只剩下了这些孤单的老人，57年的亲情如今化为无奈的思念。
在1945年寒冷的冬天里，共有40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被中国农民收留和抚养。后来许多日本妇女嫁给中国农民，被日本官方称为“残留夫人”。松田千卫也是这样。
1946年5月到11月间，大批被遣返的日本人从葫芦岛登船回国。到此时为止，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的阴谋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些被遣送的移民回到日本，回到了他们应该生活的地方。
松田千卫在丈夫去世后回到日本山形县定居，她开始撰写文章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和平与友好。
今天，在东京郊外的一个山岗西侧，一块石碑面向西北而立，朝向着中国东北方向。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仍有许多人在此地聚会，当年的移民口号仍被三呼。
战争中，全部33万移民中有八万多人因所谓的开拓事业而死亡，在战后，“遗孤”、“残留夫人”等名词也被日本人所熟知，但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鲜血、苦难和死亡，在战后的日本，既没有人试图寻找原因，也没有人宣布对此事负责。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泣血黄河
黄泛区
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由于蒋介石错误判断形势，匆忙把他的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的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
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就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
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却强渡了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
蒋介石他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却又贪生怕死的桂永清。他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
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黄杰又逃跑了。
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就这样被两位逃跑将军葬送了。
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程潜刚一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
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城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料到的。蒋介石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6月3日，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怕开封失陷，再扒黄河就来不及了，就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不要有任何的犹豫。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应该说（扒黄河阻挡日军）早就有想法，但下命令又是比较仓促的，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的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了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
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
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
土肥原14师团先头部队1500人、另一支日军16师团3000多人已经开始向郑州进犯，这时突然陷入了黄水的包围之中。
日军被黄水阻隔后，就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事实上来讲，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多长时间的作用，更何况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不在于多一天、多一个月，在持久战中，多这几天少几天，那个是并不无关大局的，但是保存自己国家的实力，保存人民的力量来讲，坚持长期抗战，这是根本。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89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
难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