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台湾:五十年回归路（四）复疆
1942年10月的重庆，平时脏乱的街道突然整洁了许多，因为这里将迎来一位美国特使，这位特使就是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
罗斯福、威尔基
在日军对珍珠港的袭击中，有3000多名美军死亡，这场偷袭给美国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耻辱。美国对日宣战，结束了中国四年来孤军抗日的局面。罗斯福派威尔基到重庆访问，就是为了表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威尔基在1940年的大选中输给了罗斯福，访问中国也是罗斯福对竞选对手的一种安慰。
威尔基到来之前，重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复台湾运动。为配合这场运动，《新华日报》和重庆各大报纸都出版了“台湾光复专刊”。
《马关条约》割台以后，中国人民一直都在为收复台湾而努力。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曾照会各国：“中国前政府与外国政府、公司及个人所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及协定，既无存在之理由，国民政府于最短期内废除之。”这个照会使国人一度看到了收复台湾的希望，但这一美好愿望很快随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出笼化为了泡影。
1942年8月，威尔基抵达重庆。蒋介石曾说，威尔基“是历史上访问过中国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而且他还断定威尔基可能会当选下届美国总统，所以重庆为威尔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据报道，威尔基到达重庆时，欢迎的队伍长达十几公里，对一个不是元首的外宾举行这样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在重庆是史无前例的。
在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了台湾归还中国的问题，这标志着收复台湾已经提上了蒋介石的政治日程。
在一次晚宴上，威尔基建议宋美龄访问美国，并说以她的智慧和美貌，她将是“一位完美的大使”。在威尔基的促成下，1943年初，宋美龄以治病的名义前往美国，临行前，蒋介石嘱咐她会见罗斯福时，可商洽被日本强占的领土问题。在宋美龄会晤罗斯福时，罗斯福明确答应台湾、东北和琉球群岛归还中国。据罗斯福的儿子埃利奥特回忆，罗斯福曾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继续让中国成为抗日的主战场，这也是罗斯福答应中国人民收复台湾的一个基本考虑。
1943年，罗斯福又倡议召开美、英、苏、中四国首脑会议讨论对日德作战问题，他称这四个国家是战后世界秩序的四块基石，那么1943年国际形势有了哪些变化呢？
1943年下半年，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转入全面反攻阶段，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击毙了珍珠港事件的罪魁祸首、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报了一箭之仇，美军正和日军在南洋进行逐岛的争夺，已经逼近了台湾岛。
这一年，根据地军民继续进行了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恢复了大片根据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度过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迎来了战略大反攻的曙光。
开罗会议在金字塔不远处一个叫米纳的饭店里举行。这次会议规模巨大，仅美国的代表团就有70人，几乎所有重要的英、美军官都来到了这里。
因为是战争时期的会议，开罗会议几乎是男人的天下，所以宋美龄就格外引人注目。宋美龄不仅是蒋介石夫人的身份，她嫌别人不能完全领会蒋介石的意图，还兼任他的翻译。西方媒体评价她是附近的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以外最生动的形象。在7天时间中，宋美龄每天的活动都在12小时以上。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特地给她颁发了一枚勋章。
王宠惠
中国的主要谈判代表是王宠惠，他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王宠惠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1900年他获得了我国第一张大学文凭。
在《宣言》草案的讨论中，英国代表说，草案中对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都提“应予剥夺”，惟独满洲、台湾和澎湖写明应“归还中华民国”。他建议，为求一致，应该将这些地区也改成“必须由日本放弃”。
蒋介石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论调恨气愤，王宠惠也对此进行了驳斥：《开罗宣言》不明确宣布满洲、台湾、澎湖归还中国，而使用含糊的措词，全世界都将疑惑不解。英国人找不出反驳的理由，《开罗宣言》终于顺利通过
开罗会议后，罗斯福带着他庞大的代表团直接飞往伊朗德黑兰参加美英苏首脑会议，在会议期间，丘吉尔就《开罗宣言》中有关日本归还其占领的中国领土一事询问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表示“完全”赞成。
这是1943年12月1日至3日出版的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和《中央日报》，他们都发表了《开罗宣言》的内容。《开罗宣言》庄严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这是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胞知道《开罗宣言》后，发给国民政府的电报：“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驱驰。”美军的飞机也向台湾空投了印有日语和汉语的《开罗宣言》传单，从传单上他们知道，日本一旦战败，台湾就将回到祖国的怀抱，而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4年4月，一个全新的政府机构---“台湾调查委员会”在重庆成立，台调会隶属于国民党的主要智囊机构中央设计局，由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担任主任，陈仪曾担任过福建省政府主席。
台调会委员总共有11人，台籍著名人士李友邦、丘念台等都是台调会的委员。
丘念台原名丘棕，是台湾著名士绅丘逢甲的儿子，在1895年台湾人民抵抗日本武装割台时，丘逢甲任全台义军统领，保台失败后，丘逢甲回到了大陆祖籍地广东焦岭。在丘棕15岁那年，思乡心切的丘逢甲把他的名字由丘棕改为了丘念台，以寄托他对台湾的思念。
1912年，49岁的丘逢甲在蕉岭病逝。临终前遗他嘱咐后人：“死了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父亲的嘱托，让丘念台终身难忘。1938年，丘念台组建了广东抗战东区服务队，服务队主要在粤东地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它的成员大都来自台湾，后来，东区服务队成了著名的东江纵队的外围组织。
由于近50年的隔绝，大陆对台湾的许多情况不了解，台调会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台湾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报，草拟了《台湾接收计划纲要草案》，此外，台调会还举办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接收台湾的骨干。
此时的台湾，“皇民奉公会”正采取各种手段把台湾青年送到南洋各地甚至祖国大陆去作战，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在望，盟军正向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有时在晚上的海边就能看见海平线上的火光。
1944年12月30日，日本第19任也是最后一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上任，安藤利吉还兼任日军驻台湾第10方面军的司令。
但迎接安藤利吉的不是新年的钟声，而是盟军的大轰炸，1945年新年刚过，盟国空军空袭台湾的日军设施，大轰炸使台湾岛内的铁路、港口及其他军事设施陷于瘫痪，台湾总督府也被炸毁。
日本本土也遭到了盟军飞机的轰炸，虽然日本的皇宫不是轰炸目标，但还是有炸弹掉在了皇宫里。
在盟军轰炸日本的同时，1945年7月17日，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德国柏林近郊波茨坦召开，这次会议代号为“终点”，表示这将是三国在二战中召开的最后一次首脑会议。
7月26日，会议发表了中、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第八条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现。"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一份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
中国并没有派代表参加波茨坦会议，那又是怎么签署公告的呢？原来杜鲁门是通过美国驻重庆大使赫尔利将文件转交给了蒋介石，在接受了中国、英国的委托之后，由杜鲁门独自一人签了三个名字：“杜鲁门”、“丘吉尔”、“中国总统”。
但负隅顽抗的日本拒绝了“波茨坦公告”。这时日本本岛的兵员已经枯竭，日本只好把未成年人也送到了战场。
为早日结束对日作战，8月6日，美军把一颗叫“小男孩”的原子弹被投向了广岛，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
同一天，日本又收到苏联的宣战书，苏联远东集团军共有3400多架飞机、5500多辆坦克参战，好称百万雄师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由于日本兵害怕听到苏联人的转盘枪声，竟发生了手持转盘机枪的一名苏军独自追赶四百多名日本人、最后把他们统统俘虏的事。
苏联宣战的消息传到延安的时候，中共七大正在召开，会议临时紧急讨论了反攻日军的问题，在枣园的窑洞，毛泽东起草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向根据地军民下达了最后战败日本侵略者的动员令，各根据地的反攻随即开始。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向全世界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台湾光复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此时最激动的还有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台湾抗日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说：“我们为了不当日本顺民，而在大陆度过了一二十年的流浪生活，今天我们可以作为一个爱国的台湾同胞，要堂堂正正地回家乡去见父老兄弟。”
随着日军的投降，收复台湾事宜马上提到了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8月26日，日本投降的第十一天，中国就向世界宣布，陈仪为接受台湾地区日军投降主官，受降地点在台湾的台北。
9月2日，美、英、中、法等九国代表于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海军战舰“密苏里”号上接受日本投降。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同意无条件地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掠夺的领土全部交出。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第一条就是：日本接受“中、美、英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
紧接着，就是中国战区的受降仪式。9月9日上午9时，是所谓的“三九良辰”，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据说这是蒋介石亲自选定的吉日。
在日军投降代表中，有一位驻台湾日军的代表，他就是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的参谋长谏山春树。
谏山春树
而在受降席上，也坐着林献堂等6位台湾代表，他们是代表遭受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600万台湾人民来参加受降仪式的。1936年3月，林献堂在游览上海时，曾说“林某终于归来祖国”，因为这句话，日本浪人还殴打林献堂，今天，林献堂回归祖国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在台湾，由于日本殖民者禁止讲汉语，所以许多台胞已不会说汉话，台湾回归在即，学习汉语就成了台胞最热心的事，台北出现了许多补习汉语的夜校。
另外，青天白日旗也成了台湾最畅销的商品，由于销量太大，还导致了台湾红布脱销，商家不得不印刷小纸旗来满足市场需求，但很快也被抢购一空。
但台湾的形势仍很复杂，台湾的日军、警察有20万之多，在日本投降的次日，一些日军军官就策动了“台湾自治运动”，并准备袭击来接收的中国军队，由于接到了日本国内必须投降的指示，这些军人才没敢妄动。
与此同时，驻扎在宁波的中国军队第70军正准备去接收台湾。第70军是在日本投降后接管宁波的，因宁波港出海方便，就又被派去接收台湾，临行前，70军每人发了一套新军装和一双新军鞋，所以当时的报纸称他们威武雄壮。
1945年9月17日，中国军队从基隆港登岸，基隆市民几乎全城出动，上岸后，70军换乘火车前往台北，火车道两旁的人墙一直绵延不断，从基隆至台北只有30公里，专列竟走了四个小时。火车进入台北时，更有30万市民夹道欢迎。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日军的受降典礼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台北公会堂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堂，它是日本殖民时期所建的最大的一个建筑物，是台湾总督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此时它却成了台湾末代总督投降签字的地方。
在台湾省受降典礼上签字的陈仪、安藤利吉
上午九时，中国战区台湾省接受日军投降典礼开始。中国主降官陈仪这天特地穿了身崭新的陆军上将服。
陈仪宣读受降书后，由安藤利吉签名，安藤利吉故意选用了中国的毛笔签名，但由于手指颤抖，他几次才把字签完。
最后，陈仪大声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文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同胞及全世界周知。”10月25日也被定为“台湾光复日”。
受降典礼只用了短短的5分钟，却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霸占，也就是在这一天，600万台湾同胞终于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为了把台湾回归的消息告诉先人，台湾几乎每家都焚香祭祖，所以台湾作家吴浊流曾写道：“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复那天就吹走了。”
台湾光复后，如何遣送在台湾的日本人就成了首要的问题，当时在台湾的日本人约有50万，其中军人、警察约有20万人，国民政府决定将这些日本人全部遣送回日本，并设立“台湾官兵善后联络部”作为组织机构，由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担任部长，遣送首先由军人开始，被遣送者每人准许携带现金1000元及途中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但战败后的日本国内缺粮少房，很多日本人已在台湾生活了很多年，再加上中国人没有对日本人进行报复，所以有大约半数的20万日本人，都申请要作为台湾的永久居民，但国民政府考虑到以后管理的难度，就没有批准这些要求。遣送工作用了半年时间才最后完成。
被遣送的日本军人、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日本战争罪犯
在东京的巢鸭监狱里，战争罪犯们正等待着最后的审判，他们中间没有安藤利吉，在办完日本人遣送工作后，安藤利吉作为战犯被逮捕，在押送受审的途中，安藤利吉服毒自杀。几个月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东条英机等17名甲级战犯以绞刑。
台湾光复不久，林献堂就率领台湾光复致敬团来到祖国大陆，他们祭拜了中山陵和黄帝陵，林献堂感慨地说：“应知台胞在过去五十年中，不断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前仆后继，简言之，为民族主义也。”
台湾光复致敬团遥祭黄陵
台湾光复致敬团的成员、丘逢甲的儿子丘念台在参加完致敬团的活动以后，又独自回到了广东焦岭老家，“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50年的离别，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里了，他要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长眠在这里的父亲，告诉故乡的山山水水。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刺刀下的书信（上）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藏日本"邮政检阅"档案、通信检阅月报
郭义明老人，黑龙江绥汾河人，今年85岁。62年前，23岁的他曾经被迫加入了伪满洲国的军队，部队驻地离家有100多公里。提起在旧军队服役的那段历史，老人记忆由新。尤其是他曾经被上级无端殴打与处分的经历，更让他耿耿于怀。因为，直到今天为止，郭义明仍旧不清楚，当年自己精心安排的逃兵计划是怎样被他人识破的！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很多年来，郭义明百思不得其解。如今，在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这些档案中，人们找到了答案。
吉林省档案馆保留的这批邮政检阅档案，大多数是当年关东宪兵队留下的《通信检查月报》的原件，在宁安宪兵分队的《通信检查月报》里，人们发现了这样一份通信检查记录：
“发信人：郭义明，收信人：郭福全，通信内容：厌战、试图与其父串通以逃避兵役，审批意见：原信发送”。
可见，郭义明发给父亲的那封家信，早就被当地的日本宪兵看过了，而且，当时审批意见中“原信发送”的指示，也明显是日本人的欲擒故纵之举。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后来拿到父亲回信的郭义明会被宪兵队审查并惩罚了。
郭义明老人、郭义明老人当年、对郭义明的通信检查记录
其实，郭义明老人的例子只是这批《通信检查月报》档案中最为普通的一份。这批档案的发现与研究，为当年日本关东军统治中国东北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联红军越过中苏边境，向驻守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击，伪满洲国一片混乱。在惊慌退逃的准备中，关东军和伪满各机关开始大量焚烧档案，以销毁罪证。苏军发起进攻的第二天，关东宪兵队也在位于长春的司令部大院内，开始销毁关东宪兵队和新京宪兵队所保存的档案。但由于文件太多，所以一连几天都没烧完。
新中国成立后，吉林省有关部门从院中挖出了这些没有烧完的档案资料，初步统计总共有三卡车之多。经过多年的整理、鉴定后，形成了近3000卷档案案卷，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这批《通信检查月报》档案，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多达一万件。那么，《通信检查月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吉林省档案馆相关的专家：“根据当时邮政检阅的有关规定，一般情况下，在每个月的上旬，地方宪兵队就要对上个月的邮政检查情况，形成文字材料上报给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上报材料就是《通信检阅月报》。在各个月报汇总的基础上，关东宪兵队司令官要将这个材料在报告给他的上级就是关东军司令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在占领东北同时，就占领了东北各地的邮局。但由于邮政的国际性和特殊性，日军起初还不敢立即全面接管东北的邮政事务，但关东军已经开始派遣宪兵进入邮局随意检查邮件和报纸刊物了。1932年3月，晚清末代皇帝溥仪在关东军的扶植下开始“执政”伪满洲国，随即，伪满洲国设立了交通部邮政司，原民国时期的中华邮政事务全部停办，东北的邮政大权彻底落入日本人手中。
关东军制定的邮政检阅制度，是由关东宪兵队来具体实施的。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公布了《宪兵条例》，并设立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在日本国内实行集军事警察、司法警察、行政警察权于一身的管理形式。关东宪兵队作为日本军队的军事警察，早在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东北。起先，关东宪兵队并不隶属于日本关东军，而是直接归日本宪兵队管辖。后来，由于在日本发动“9·18”事变的过程中，关东宪兵队曾积极配合关东军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所以，事变后的第二年，日本陆军省便将关东宪兵队划归到了日本关东军的作战序列，使关东宪兵队成为了关东军的一支别动部队。为有效实施邮政检阅制度，关东宪兵队还在东北设立了几十个宪兵分队和分遣队，总人数超过1400人。
张志强：“邮政检阅是在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的，一般呢，日本宪兵进驻各个邮政所，在邮政所内来进行所谓的邮件检查，电报监打。电话监听。邮件检查主要是在各个邮政局里设置密室，只有宪兵和有关的职员可以进入，把有关信件在秘密检查室里把它打开，打开方法一般是在茶壶，就是用水蒸煮的茶壶，有蒸汽，把邮件的风口润湿。用锥子刀片，竹片把信件打开，那么里头了内容如果出现一些反满抗日军事泄露等情况。一般这封信就被没收了如果发现里面没有不合适的东西，再那个原封把这个信粘上，照样发送。”
一般来讲，宪兵们每日检查的信件数量有日文信件500封，汉语、朝鲜语、俄语信件400封，其它语种的信件100余封。
西口正一，作为目前仍旧健在的日本关东宪兵队的老兵，回忆了当年他参与邮件检查时的情景。
西口正一：“我们在检查信件的时候会用水把信封的粘贴处湿润，然后再将信口慢慢打开，拿出里面的信件来读。当发现有问题的地方一般还会进行删除，我自己的工作主要就是删除。随后，我们会把每天的检查结果进行汇总整理后上报，比如说今天检查了多少件，其中多少有问题等等。当时，在刚开始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一般每天也就是500封左右，经过一段时间后，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够完成1000封信件。”
除邮件外，邮政检阅制度还涉及了出版物、新闻、广播、电影、摄影等领域，因为担心鸽子能够传信，他们甚至连家养的鸽子也没有放过。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邮政检阅制度已经渗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1940年5月23日，龙江县七棵树本店的某某给山东省青岛市云南路29号吕文溪的信中说：
“当地北满地区的商业一步一步受到限制以至强制，无论什么也干不了。从去年开始米家坎的商号破产和倒闭的达到几十家，其他的也气息奄奄，惨淡经营，维持现状。”
1942年6月16日，老黑山北山屯辰村组李店山寄河北省天津河北西街张国发的信中说：
“现在我们住的地方离老黑山一百来里地，交通不便，只通马车。最难的是没有粮食，吃的就是土豆，十之七、八的劳工都拉肚子，最近连包米都没有了，光吃土豆。到六月二日，土豆也没有了，全都陷于饥饿状态，死亡者有三十多人。”
关东宪兵队所实施的邮政检阅，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的，它的对象还包括了所有生活在东北的外国人，包括有：苏联人、白俄人、朝鲜人，甚至还包括日本人自己！
壬生德子，今年78岁，现在住在日本长野县。60多年前，德子是日本关东军陆军医院的一名护士，驻地在黑龙江省的某地。当时，德子每天的工作就是没完没了地在医院协助军医给伤兵做手术，面对着那些从战场上抬下来的日本伤兵，德子的心情很复杂，她在给家乡亲人的信中这样写到：
“战斗真的很残酷，每天都有大量的伤兵被送到这里。因为很多人伤势严重需要截肢，所以医院里扔得到处都是断胳膊断腿。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国家到底怎么了，难道，圣战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么？”
实际上，德子的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发出去，关东宪兵队对她的信进行了检查。检查后宪兵认为，由于德子的这封信含有暴露军事秘密和厌战情绪的内容，所以决定扣留不发。显然，关东军非常担心战斗的惨烈事实传回日本后所引起的恶劣影响。
哈尔滨马家沟人和街，上个世纪3、40年代，这里叫协和街，曾是俄罗斯侨民的主要居住地。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当时在哈尔滨居住的大量俄国侨民已经开始向美国等国家移居。许多侨民也开始意识到日美摩擦给他们生活带来的影响。但尽管如此，他们也绝没有想到他们发出的每一封信都会被日本关东宪兵队所检查。
这是一封1941年8月23日被检查的信件，发信的地点是远隔重洋的美国洛杉矶，收信人是住在协和街的俄国侨民奥理嘠·娆邓考。为什么这封信会被扣押呢？或许从这封信的内容中人们可以找到答案，信上说：
“马上我们之间的通信就不可能了，我很担心你们。龙田丸号本月末在日美之间的复杂的政治背景下到达了夏威夷附近，在这里反复的游转而无法入港，8月2日我们终于驶入了洛杉矶港。和我们一起到达的还有肯思教授夫妇和住在马家沟经营药店的吉闽先生。”
由于信中所提到的肯思教授夫妇在当时已被认定为苏联的情报人员，因此，日本宪兵也开始对娆邓考一家产生了怀疑，并直接给他们一家带来了不幸。
尼可来·扎伊克：“他有三个儿子都被日本人杀了，他们在关东军的浅野部队中服役，部队离哈尔滨不远。这个部队是日本人建立的部队，这个部队建立起来是为了将来和俄罗斯打仗的。实际上，日本人到俄罗斯人的家里，告诉他们明天你们要去当兵，你根本没有选择，如果拒绝就会马上被打死。1943年，日本人把他的儿子找到部队，当他们刚从哈尔滨回到部队，就遭到了逮捕和审判。很可能是他们接受到了什么任务，才会回到部队的。1944年，他们被送到了军事法庭，在那里被判处了死刑。他们的父亲找过日本的军事机构，说他的儿子被杀了，请他们归还尸体，但是日本人说，还给你们尸体是不可能的。”
其实，针对伪满洲国与外国通信的检查并不仅仅限于民间。《通信检查月报》中1931年11月21日的一份通信检查记录表明，当年，连日本东京府的山琦光明，寄给伪吉林省公署长官熙洽的信，也要经过宪兵的检查，并加盖了“长春日本宪兵队检阅毕”的戳记。
而且，在当年不仅关东宪兵队组织实施了邮件检查，关东军的各级情报部门也加强了对发往国外邮件的检查。并且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英国，以及苏联驻满领事馆和新闻记者的信件。
张志强：“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是当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和日本宪兵队着重重视的部门，所有官员出行都尾随，都有登记。它的信件，通过邮局走的信件，有外交豁免权的信件，也由他们来进行检查。由于苏联领事馆的信件都是用专门的信（封）去邮寄的，但是偶尔的信件是通过在附近买到的信封去搞的。于是这个宪兵队就在附近苏联人买信封的地方购置了大量信封，发现这种邮件之后，就干脆把他剪开，把信拿出来，内容登记以后，用他们买的信封装上，用俄文写上地址这样来进行发送。”
随着日军在中国侵略的不断升级，邮政检阅的重点也在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在伪满洲国成立初期，邮政检阅是以“维护治安”和防止抗日通信刊物，以及军事防谍等要求为目的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封锁有关日军军事行动的消息和真实的新闻报道，扣留内容中出现描写日军残虐暴行的信件，成了邮政检阅的新重点。1937年末，邮政检阅的重点又重新回到了“防谍”上。关东军还和伪满洲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商，在伪政府设立了中央保安局和地方保安局，专门负责协助关东宪兵队进行邮政检查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邮政检阅的工作重点又有了新变化。关东宪兵队各地方分遣队和伪中央保安局各地方保安局，根据各自辖区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居民人口构成的特点，制定了各自邮政检查时的侧重点。
1943年12月28日，伪满洲国政府正式颁布了《临时邮便取缔法》。这项法案的出台，完全是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发布的。有档案证明，早在法案发布前的16天，关东军参谋部就制定了关于实施这项法案的《指导要领》，对有关问题做出了指示。
比如，对于检查邮件的数量，规定了“以承担检查任务的人数为基础”的原则。在选择检查对象的问题上指出，“日本人的邮件以日本官吏为重点，特别是要以向国外邮寄的邮件为主。”该《要领》还提出了在邮政检查时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在进行邮检时应避免邮件的延迟；万一发现军人和军属使用地方邮政时应及时向宪兵提出”等。
在该法由伪满洲国政府颁布的前一天，关东军参谋长还将该《要领》下发到了伪满国务院。这一切再次证明，伪满时期的邮政检阅的确是在日本关东军的指使下实施的，而且它已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在伪满洲国得到了确认。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刺刀下的书信（下）
吉林省档案馆最终保留下来的这批《通信检查月报》，不仅能够反映日军在东北沦陷区进行邮政检阅的情况，而且还能够反映出一些他们在中国其他地区进行邮政检查的内容。这是因为，由于关东宪兵队和日本驻华中、华南、华北其他宪兵队的联系非常紧密，加上各宪兵队司令部在上报邮检情况的同时，不相隶属的各宪兵队之间也会互相交换信息，所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保存的《通信检查月报》档案中也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异地邮检月报。这表明，在当年，除了关东宪兵队在实施邮政检阅制度外，在中国关内的其他日本宪兵队也实施了邮政检阅制度。
比如，南支那派遣宪兵队本部编写了《支那邮件检查月报》，其内容和邮件处置的方法与关东宪兵队的大致相同，很多报告中就反映了当时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市的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呼声和对日军暴行的愤慨。
汾阳县冀村鎮无名氏寄给陵川县晋南商店张曼石的中写到：“无论是谁都必须佩带身份证，即便一会没有佩带如果被日军发现了，轻的是要被抓去拷问，重的则会被当成八路军而被判刑或者判处死刑。”
由于被检查的相当一部分信件是中国军人的通信，所以日军还通过邮政检阅获得了大量中国军队的部队番号和所在地的信息，甚至包括武器装备的数量等情报。
关东宪兵队邮政检阅的主要对象除了通信和电话外，还包括了电报检阅，所以，吉林省档案馆保留的《通信检查月报》的档案中还涉及了大量电报检阅的内容。而这些电报检阅的大部分内容，又和关东宪兵队在伪满洲国进行的“军事访谍”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
邮政检阅的主要对象除了通信和电话还包括了电报检阅
在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境内活跃着一批由第三国际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自己的隐蔽身份，接触和收集有关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军的军事情报，再将这些军事情报整理后利用无线电电台发给位于苏联伯力，也就是现在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的苏军情报部门进行分析和掌握。
关东宪兵队通过邮政检阅察觉到了这些地下情报人员的存在，他们通过采用让宪兵队无线电侦察班锁定可疑电波，确定发报位置，并派宪兵与伪军警突击搜查的手段，在几年之内先后破获了东北地区的两个地下电台，逮捕了一批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地下情报人员。但是，从1940年开始，有一个活跃在奉天，也就是现在沈阳的地下电台却始终未能破获。
这是一本在日本出版的《日本宪兵正史》，在此书中，记载了日本关东宪兵队于1943年2月，在沈阳的白塔堡，侦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地下电台的经过。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当年的无线电侦察也就只能在对方使用电台发报的时候，把电台的大致位置锁定在方圆500米的范围内。经常情况下，当日本宪兵和伪军警对该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后，均是一无所获。即便是日本宪兵派特务化装成小贩、苦力等多次反复侦察后也是没有任何结果。再加上在一年的时间内，这个电台曾数次变换发报位置，无论宪兵们利用怎样的手段，这个电台却始终能够向外发出电报，这一情况让关东军宪兵队大为头疼。
赵福元、张惠民（原名张永兴）
赵福元，又名赵汉卿，辽宁沈阳人，他就是那个让日本宪兵头疼的秘密电台发报员。从1940年初他和其他几位情报工作者把无线电电台从哈尔滨秘密捎回沈阳后，赵福元就靠着他在沈阳人熟地熟的关系，先后找了3个地下电台的工作地点，并且地点的变换和电台的转移都是由他个人安排的。通常情况下，赵福元每周都会利用电台和外界联系一次，凡是其他情报人员收集来的日军情报都是由他及时发出去的。
庄克仁，今年96岁，64年前，他曾是沈阳地区秘密情报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作为赵福元的同事和上级，庄克仁直接参与和领导了沈阳秘密电台的筹备及运转工作，并且也是该秘密电台遭日军破获后的幸存者。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写下了很多有关当年秘密情报工作的往事。
从1942年春节过后，庄克仁和赵福元的秘密地下电台就转移到了沈阳城内。因为安全原因，电台又被先后数次转移了几个地方，到第二年的春天，秘密电台被转移到了沈阳以南15公里的白塔堡地区。在白塔堡，庄克仁和赵福元租用了两间民房，又找来了两个同事的老乡作为掩护。这两个老乡的身份是菜农，平日里他们正常种菜，每当赵福元从城里前来发报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外面望风。由于赵福元的借口是要从白塔堡给自己在城里的烧饼铺子买粮食，所以周围的人没有对他的身份产生过怀疑，甚至当时连房东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都已经成了反日秘密电台的工作据点！
这个时候，负责电报检阅的关东宪兵队第86部队的无线电侦察班也发现，他们一直追踪了2年多的那个秘密电台又更换了发报地点，很快，宪兵们再次锁定了秘密电波发出的位置--沈阳以南15公里左右的白塔堡地区。
1943年2月10日的深夜，赵福元像往常一样发完电报，准备上床休息时，此时100多名日本宪兵在月夜下，将鞋上都包上了毛巾，蹑手蹑脚地包围了这两间房子。日本宪兵冲进房子，当场开枪打死了一个负责望风的老乡后，又逮捕了赵福元和另一个40岁左右的男子。战后被作为战犯而被进行审讯的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班长渡边一雄在他的口供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943年2月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根据驻屯新京86部队宪兵无线电侦探班的报告说，在白塔铺附近有苏联无线电工作者，便命令奉天宪兵队进行搜捕。我担任班长，包围了该村庄，抓获了赵福元等二人，并没收了无线电台和密码本。”
而在战后被作为战犯而进行审讯的日本关东宪兵队伍长大窪武夫也在他的口供中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1943年2月11日早上4点左右，在沈阳市南方白塔堡根据奉天宪兵队长磯大佐的逮捕抗日爱国分子的作战命令，我和大约100名特设宪兵队队员在清香少佐的指挥下，开始了行动，一面用电波探测器搜查一面接近村庄。最后将中国的抗日爱国者赵福元和一名姓名不详男子逮捕，被逮捕的两个爱国分子在奉天宪兵队本部拘押拷问后送哈尔滨石井部队予以杀害。”
第二天，宪兵们又闯入位于沈阳铁西区的那个烧饼铺子，逮捕了另外一位生病卧床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由于庄克仁没有和赵福元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日本宪兵没有找到他。白塔堡事件后，庄克仁离开了沈阳，继续参加到了其它情报工作中，并活了下来。
在《通信检查月报》的档案中，人们还看到了一个叫张惠民的名字。张惠民也是第三国际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也曾经在关东宪兵队的眼皮底下领导建立过一个人数众多的地下军事情报站，他的本名叫张永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永兴参加抗日义勇军，抗击过侵入辽西一带的关东军。1933年，张永兴在苏联接受了搜集情报和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并于第二年被派回齐齐哈尔，收集日军伪军在齐齐哈尔的军事情况。为了工作方便，这一年年末，张永兴搬到了东二道街仁惠胡同一号。这是一套典型的深宅高墙的大院，街外行人较少，便于隐蔽。有了固定地点后，张永兴又秘密潜回苏联，领取了短波无线电台一部后回到了齐齐哈尔。
张永兴将发报地点设在了仓房里，每当使用电台时，电台的天线就会被伸出挂在墙壁上。电台的发报工作是由张永兴的弟弟张克兴来负责的，每次发报50分钟。关东宪兵队的无线电侦察机关曾多次探测到齐齐哈尔市内的异常电波，但却始终未能发现电台的所在地点。此外，为了更好地开展情报工作，张永兴还发展了多名情报人员。到1935年底，情报站已发展到20多人。
张永兴和他所领导的地下军事情报站，搜集日军军事情报的计划之周密，手段之巧妙，让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非常吃惊。
大量的军事情报源源汇集到张永兴手中后，经他亲自整理分类，能用电台传递的就及时发出，用电台传送有困难的，就派人直接送往上级情报机关。从1935年5月以后，张永兴亲自或派人化装秘密携带重要情报，多次过境，把情报送到苏联伯力的远东军区情报部。
1937年1月张永兴等8人被齐齐哈尔宪兵队枪杀
1936年11月，由于叛徒的出卖，张永民被捕。被捕的还有其弟张克兴及其10余名情报人员。被捕后的张永兴宁死不屈，1937年1月，张永兴及其弟张克兴等八人被齐齐哈尔宪兵队枪杀于市郊外。1948年春当时的嫩江省政府民政部门将张永兴，张克兴两位烈士的遗骨安葬在西满革命烈士陵园。1988年7月，黑龙江省国家安全厅又为两位烈士重新立碑，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1990年6月，当年杀害张永兴等人的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长土屋芳雄曾来到齐市，在张永兴的烈士墓前附罪，并向其家属磕头，要求赎罪。
总的来讲，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邮政检阅制度一直持续到了战争结束，在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这段时间，关东军宪兵队实施的邮政检阅，为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那些被邮政检阅认为有问题的当事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惩罚。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当事人中竟有一部分被宪兵队直接送往了关东军731部队，被日军当作了细菌活体实验的标本！
在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大批《通信检查月报》档案中，人们会发现这样的字样：“处置意见：特移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特别移送”。这样的字样出现在了各类邮政检阅的《检查月报》中，显然，这是关东军宪兵队对于那些被邮政检阅制度检查出问题的当事人进行惩罚的一种方式。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所谓“特别移送”是指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过法庭审判，将抓捕的抗日爱国人士及其他人员移交到731细菌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隐匿行为。
当被问及将什么人送到731部队时，橘武夫又交待：
“遭受此种特别移送的是如下几类犯人：首先是被控为替外国当间谍或有与外国侦察机关相沟通的嫌疑者，以及所谓的匪贼，即中国游击队员；其次是反日分子和不可救药的刑事累犯。”
从橘武夫的交待中人们不难看出，特别移送的对象正是关东军希望通过邮政检阅挖出来的那些人，因此，特别移送很自然地被当成了邮政检阅制度的延续，一部分被邮政检阅发现的反日人员，被关东军宪兵队以特别移送的方式直接送到位于哈尔滨的日军731部队。
因为邮政检阅制度实施的时间很长，并且深入到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通过邮政检阅而遭到逮捕并被特别移送到731部队的人有很多。比如沈阳秘密电台的发报员赵福元，在被捕后不久就被特别移送到了731部队，有关他被特别移送的证据至今还保留在中央档案馆里。除了中国人外，关东军宪兵队对于那些被邮政检阅查出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外国人也进行了特别移送的处理，他们中有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甚至也有日本人。1944年，牡丹江宪兵队就特别移送了一名有反战思想和共党间谍嫌疑的日军少佐。
当时，随着731部队对所需实验人体的数量逐渐增多，关东宪兵队也加大了邮政检阅的力度，不断增加特别移送的人数，并对工作成绩显著的人予以提升或奖励。于是宪兵们都“红了眼”，一些情节较轻的当事人也被送往了731部队。
关东军的宪兵们已经出现了为保障731部队的供给而制造事件的现象。
张志强："日本关东军在731部队设置了特制监狱，这样他就需要大量的实验人员，1938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一个关于如何特别移送这么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下达以后所有的日本关东军的所在部队，包括有关警察和日本宪兵队只要看到特移及，特别移送处理，（就）明白要将这个人送到哈尔滨731特制监狱也叫四方楼进行人体实验。在中国经过我们调查，应该说现在没有活着的实例。"
邮政检阅制度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通信自由是维护人权的基本要求之一，而日军随意没收、扣押、删除信件，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它阻碍了民众之间的信息交流，致使通信不能正常进行，限制了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并且由此而产生的特别移送等残酷处理方式，更加触犯了国际公约。
日本关东宪兵队《通信检查月报》档案的公布，在日本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吉林省档案馆保留下来的这批档案十分珍贵，它详细地记录了日本关东宪兵队的活动，是日本当年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罪证。这些档案记载了东北沦陷后的许多重要事件和人物，经过档案馆多年地挖掘和整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逐步浮现，为人们更深地去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参考，也让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否认日本侵华的狡辩显得愈发苍白无力！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恶魔的女仆（上）
川岛芳子、川岛芳子被执行枪决
1948年3月25日，随着民国第一监狱的一声枪响，一位四十多岁的女人被执行了秘密枪决，她就是日本侵华期间极富盛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不但在中国窃取情报，而且还参与了"皇姑屯事件"、"9·18事变"和"满洲独立"等重大活动，并亲自导演了震惊中外的"1·28"事变以及偷运末代皇后婉蓉等事件，被人们称为日本谍报机关的“一枝花”。可是，抗战胜利后，川岛芳子却被民国政府以汉奸罪处死，而且更有人说，她在当时并没有死掉，为什么会这样呢？川岛芳子，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秘人物呢？
这里就是民国第一监狱的旧址，川岛芳子被捕后便被关押在这儿。当年，川岛芳子一案审理过程中的最大问题，就是应该如何确认她的国籍。虽然法庭指控说，川岛芳子是一名汉奸，也就是认定她是一个中国人，但她却矢口否认，她说她是一名日本人，她甚至要求法庭到日本去做调查，为什么会这样呢？
谭朝炎，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当年，谭朝炎的父亲曾作为民国政府派出的宪兵观察员经历了审判川岛芳子的全部过程。
谭朝炎：“国籍决定了她是间谍还是汉奸，这个在量刑认罪，在认定她的这种所犯的罪状上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如果是汉奸的话，那么以汉奸论处那肯定就是处以极刑了，那就是说在民国政府的时候那些好多汉奸就是罪行比较大的都是处于极刑的。如果她是日本人，就只能认定她是一个间谍，那么作为间谍的话，那当时的民国政府就还不能够对她处以极刑。因为作为间谍的话可能就是涉及到可能当时这个盟军可能整个要参与对她的审判了。”
那么，川岛芳子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在1947年川岛芳子案件的最后审判中，有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从日本寄来，文件是由她的日本养父川岛浪速写的：
“川岛芳子，即华裔金壁辉，乃肃亲王善耆的第十四王女。只因鄙人无子，从芳子六岁起，由王室进至我家，于大正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成为鄙人之养女。……”
从这份证明看来，川岛芳子肯定是一个中国人，而且，她还不是一个一般的中国人！1906年出生的川岛芳子，是第十代肃亲王善耆的第十个四女儿--爱新觉罗·显子。
肃亲王善耆在当时担任着民政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等军政要职。他非常欣赏日本的明治维新，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提倡洋务。在其政治活动中，善耆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交往密切，结为兄弟，并为他向清帝奏请了二品官爵和大绶勋章。
川岛浪速，通晓汉语，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时，他都在日军中任翻译官，由于他曾协助肃亲王参与交涉过慈禧、光绪皇帝回銮北京的事宜，因此深得清廷信任。
1911年武昌起义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2月，满清最后一个皇帝溥仪正式宣布退位，所有的皇亲国戚都作鸟兽散。
而到了旅顺的肃亲王立刻便展开了复辟活动。
人们可以看出，满清灭亡后，肃亲王善耆为实现“匡复清室”的夙愿，用尽心思。他38个子女除了老大老二老三分别送到欧洲，英国，德国和比利时以外，其他的子女他一律都给送到日本去。他有一个理念就是现在是民国了，那么我的子女不能做民国的官，不能做民国的民，我一定要脱离，他因为跟川岛浪速关系非常密切，就是已经结拜成把兄弟了，所以他就是要把这个川岛芳子，当时叫显子吧，把这个第十四个女儿送给川岛浪速作为养女。
看来，这一切其实是肃亲王善耆为了日后东山再起而做的长远之计，那么川岛芳子将怎样来完成父亲的意愿呢？
日本东京池代的东京艺术剧场，在剧场建立前这里是东京赤羽小学的旧址。川岛芳子被送往日本后，就是先在这儿上的学。在东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川岛芳子随川岛浪速就转居到了长野县松本市，入读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在这里川岛芳子的性格便初步显露了出来，那就是外向，泼辣，我行我素、放荡不羁。
川岛芳子喜欢骑马上学，也喜欢逃课，学校很难约束她。同时，对于很多日本学生来讲，川岛芳子是非常神秘的人物，这让她很难真正融入到日本孩子当中，也就不会让她受到太多日本教育的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造就了日后的川岛芳子呢？
肃亲王、川岛芳子的日本养父川岛浪速、川岛芳子是肃亲王的第14女
川岛浪速是日本黑龙会的成员，与日本皇族有姻亲关系，是一个对政治极为热衷的人。由于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背景，所以三教九流都会在他家中出现。
对于年幼的川岛芳子而言，这让她过早地接触到了社会各色人等，造成了她早熟的性格。由于她在学校不受欢迎，再加上后来肃亲王的去世给她带来的悲伤，更导致她在16岁那年被迫离开了学校。这是一幅她在当时画的画，画中邻家少女孤单的背影，似乎也印证了她的心情。
离开学校后，川岛芳子只得回到家中，接受养父的亲自教育。由于她来日本是背负着沉重家族使命的，而这一点川岛浪速也会时刻提醒和教导她。因此，完全可以推断“匡复大清，独立满蒙”是其成人前受到最多的思想灌输，也正是这一思想造就了日后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就读的松本高等女子学校、川岛芳子旧宅、川岛芳子的画
当川岛芳子成年之后，还受到了一些特殊的教育。由于川岛浪速本人就是个习武之人，对于基础军事训练应该略通一二。所以像骑马、射击这些普通人很少接触的东西，对川岛芳子来说便成了家常便饭。不过这也就是基础的训练，和真正的谍报工作还有很大差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川岛芳子身上那种坚忍的复杂性格和家族复兴的深刻思想却逐步形成了。那么，下一步她将怎样实现她"匡复大清，独立满蒙"的政治目标呢？
川岛芳子21岁的时候结了婚，1927年她回到中国旅顺，嫁给了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正如溥仪自传中记载的那样，巴布扎布与肃亲王有着政治和军事上的共同利益，他们为了满蒙独立，需要联合在一起。因此，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婚姻。
随后，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川岛芳子给日本谍报机关留下了第一次深刻印象。当时日本关东军觊觎东三省已久，而川岛芳子的目标也正是要满蒙独立，建立满洲国，所以在川岛浪速得到关东军的承诺，答应帮他们建立满洲国后，关东军自然成了川岛浪速和川岛芳子服务的对象。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是关东军在东北的最大障碍，于是关东军决定实施暗杀，为此就必须要搞清楚张作霖出行的规律。据说，川岛芳子使用美色顺利探悉到了张作霖专列回行奉天的时间和路线，让他被炸身亡。虽然此时日本谍报机关已经掌握这一材料，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欣赏川岛芳子的才能。
川岛芳子这次任务完成之后，就有了“东方玛塔·哈丽”的称号。玛塔·哈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之间的双重间谍，她最拿手的就是利用自己的姿色去窃取情报。
或许是不希望把自己的能力和美色划上等号，川岛芳子对这一称呼有些抵触。她刻意剪短了头发，穿上了男人的衣服，以一个男性的姿态出现在各种场合。于是，人们又给她了另一个名字：男装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