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台湾:五十年回归路（一）拒倭
马关条约签订时的李鸿章、伊藤博文、唐景崧
马关又叫下关，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南端，马关有一家有名的河豚料理店，这家料理店临海而建，站在楼上，可见港湾里白帆点点。有一位常在这里吃河豚的食客根据中国诗词的意境给它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春帆楼，这位食客叫伊藤博文。
1895年的伊藤博文已是日本首相。中国人第一次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阴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他的谋划奠定了日军的胜局，因为侵华有功，伊藤博文后被晋升为侯爵，并连续四次组阁。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战以来打了8个月，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被彻底击垮，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和大连，并摆出随时进攻北京的架势。伊藤博文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索要更多的赔款，霸占中国更多的领土，其中主要就是台湾。
此时的台湾经过中国先民1700多年的开发，特别是1885年10月台湾建省、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主政时，台湾开始了铁路、电报等近代化建设，社会经济逐步繁荣，台湾也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省份之一。
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不少人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台湾，其中驻北京日本少佐桦山资纪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从1873年起，在短短的三年内，他多次到台湾探查情报，他发现基隆郊外煤矿蕴藏丰富，就说：“将来占领后可以兴建大规模的采矿业，岂不快哉。”第二次他由澎湖登陆台湾，他认为：澎湖是中国第一要港，日本无论如何也要占领该港。就是这位对台湾垂涎三尺的年轻间谍，在20年后被日本天皇委任为第一任台湾总督。
中日谈判从1895年3月21日开始。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有李鸿章、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等，日方有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完全掌握了李鸿章与北京的电文往来，加上中方是战败求和，所以谈判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日方手里。
在谈判桌上，伊藤博文步步紧逼，一心期盼停战乞和的李鸿章只有步步退让。在双方的第五次谈判中，伊藤博文终于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底牌，那就是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等，这笔赔款相当于中国全年收入的两倍。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条约之一。
在讨论台湾交割时间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内交割完毕，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短，要求延长到两个月，并说："你们何必这么急呢？台湾已是你们的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还未下咽，饿得厉害”。对台湾图谋多年的伊藤博文已经馋涎欲滴了。
为避免西方列强的干预，签约以后，日本马上宣布桦山资纪为第一任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并把桦山资纪由中将升为上将。此前他的职务已经从当年从事间谍活动的大佐升为日本海军的军令部长。在甲午海战中，桦山资纪曾亲随日本海军作战，他的指挥舰被北洋海军击中，差一点命丧大海。
李鸿章曾经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的谈判中，坚守不割让台湾的最后底线，但在11年后，行将就木的清政府已无力自保，终于将台湾拱手让与日本。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民世代辛勤开发的宝岛就这样被葬送了。
《马关条约》签订时，正是举人会考的日子，听到消息后，几位在京赶考的台湾举人在街头放声痛哭。
割台的消息还让一个人一病不起，不久就吐血而亡，他就是在安徽老家养老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同胞奔走相告，人们都涌到大街上痛哭，台湾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哭岛。
北京松筠庵是明朝有名的忠臣杨继盛的故居，后来这里变成了一个临时客栈，来京赶考的举子们经常在这里聚会。4月30日的晚上，松筠庵人声鼎沸，北京最大的一次举子集会在这里举行。
上书朝廷、阻止割台是举子们聚会的主题。广东举人康有为被推荐为请愿稿的起草人，他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签名者达1300余人。康有为在请愿书中写道：“窃以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因为上书皇帝必须由都察院代奏，5月2日，各省举人由松筠庵出发前往都察院，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举行爱国游行，虽然这次上书没能阻止清政府割台，但这次游行拉开了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
割台的消息也引发了官员们上书朝廷的热潮，在短短的几天内，各地督抚、官员上书朝廷、反对割台的奏折多达上百件，这在平日唯唯诺诺的清朝官员中是很少见的。
在康有为上书朝廷的时候，三封“万民誓不从倭”的血书也从台湾递进了紫禁城，写血书的人叫丘逢甲。丘逢甲字沧海，是台湾仅有的几位进士之一，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不愿在朝廷当官，就回到台湾兴办教育，他是台湾的著名士绅。
但清廷的回答只有冷冰冰的8个字：“议和已定，无法挽回”。丘逢甲悲愤难抑，曾写下了“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著名诗句。
这是台湾巡抚唐景崧，中法战争时，他招纳了广西的地方起义部队黑旗军刘永福部，打败了法军。正因为如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唐景崧才被提拔为台湾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
这是唐景菘反对割让台湾的奏折，但朝廷只是命令他速回北京交差。在这种情况下，丘逢甲邀集了一批台湾的官吏名绅，挽留唐景崧不要回大陆，并向他倡议建立一个临时性“抗日保台”政权，用武力保卫台湾。5月15日，一份署名“全台绅民”的《台民公告》呈入紫禁城，公告称：百姓无依无靠，只有进行死守，希望在坚守中能等来转机的希望。十天后，台湾临时性的地方抗日政权成立，他们仍以巡抚唐景崧为主持，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工部主事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三人分别负责台北、台中、台南的防务。
临时抗日政权还设计了这面“黄虎旗”，台湾并不产老虎，为什么还要用老虎作为抗日政权的旗帜形象呢？原来这面尾高首低的黄虎旗，是仿照清朝青龙旗式样制成的，龙在天，虎在地，是为了表示尊卑；虎首内向，尾高首下，是向清廷表示臣服。另外他们还将年号命名为“永清”，也是“臣服清朝，永隶中国”的意思。
临时抗日政权在台北贴出了招兵告示，告示称，倭人犯台，凡我台民，都要带枪抵抗。台湾老百姓纷纷参加义军，全台义军最多时曾扩大到一百多营。
上海的《申报》登出文章声援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文章说：“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并预言台湾终不会为倭人所有，声援台湾人民的拒倭保台的斗争。
大陆对台湾的支持不仅仅是舆论上的，上海、福建、广东还发起了筹饷运动，他们筹集白银后，再偷运过台湾海峡，把他们交给义军手里，这成为义军粮饷的重要来源。
就在台湾临时抗日政权成立、台湾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之中时，日本广岛的宇品港却欢声震天，日本天皇钦命的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正由此启程，去接收台湾。
为了保证割台的顺利进行，日本还向台湾派出了日军精锐近卫师团。近卫师团的师团长是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他是明治天皇的堂弟，他也是最早踏上台湾的皇室成员。
守卫台北到基隆一线的主要是唐景崧从广东招来的粤勇，武器主要是土抢和长矛，人数也仅有400余人，北白川宫的前锋部队在基隆北面的澳底强行登陆，义军弹尽粮绝后弃守。日军建立滩头阵地后，又攻下了台湾北部的重要港口基隆。这是北白川宫登陆后拍下的照片，坐在皮椅上的他抽着烟，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而这时的唐景崧正满面愁容。基隆和台北只有30公里，面对着基隆的告急文书，唐景崧一筹莫展。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就是希望西方国家能干涉割台事件。他不知道的是，朝廷大员李经方已来到了台湾，交割手续已经开始进行。
李经方此行是极不情愿的，刚开始他以生病为由坚决辞退这趟差使，然而朝野许多人认为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担任这一耻辱的任务最合适，清廷于是只得勒令李经方前往。
李经方知道台民痛恨他们父子，为了躲避报复，把他搭乘的中国轮船改挂德国旗，并同日方协商，希望在船上完成交割手续。
桦山资纪曾问李经方，为什么到了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且误以为台湾割让是我家父子谈判不力导致的，非常仇恨我们一家，我登陆台湾马上会被杀害。”
1895年6月2日，在基隆港外的日本军舰"横滨丸"号上，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匆匆举行了“台湾割让仪式”，前后只用了半天时间。
“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在日本重兵压境之下已是岌岌可危，眼看回天无术，唐景崧假扮成商人于6月4日由淡水搭乘外国货船内渡大陆，两天后，日军占领台北。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
台北陷落后，桦山资纪把台湾巡抚衙门改成了总督府，6月17日，桦山资纪举行了“台湾始政”纪念仪式。后来日本便把这一天看做其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称为“始政纪念日”，台湾老百姓则称其为“死政纪念日”。
在仪式上，桦山资纪宣布已经接管台湾，并预言一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然而日军一出台北，就遭到抗日义军的猛烈反击。
台湾的西海岸是台湾经济开发比较早的地区，日军的攻击路线也是从台北沿着铁路线南下。新竹就是日军下一个要攻取的目标。
在台北危急的时候，唐景崧曾向驻扎在南部的义军发出了“千千火急”和“万万火急”的急电，当时义军从南部急去增援，到达新竹时，台北已陷落，这样新竹就集聚了不少北上的抗日队伍。
新竹是日军进入台中、向台南进犯的咽喉要地，侵台日军在这里遇到了抗日部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为争夺新竹城，激战了二十余次，最后义军几乎全部战死，日军才占领了新竹。
这是新竹南面苗栗市的一处香火，平常来这里祭奠的香客络绎不绝。这里供奉的是一位来自湖南湘潭的一位将军，他就是黑旗军的将领杨再云，当地人尊称他为“杨统领”。
据记载，在苗栗阻击战中，火炮手中弹后，一时军心大乱，杨统领将退缩者正法，并亲自上阵拼杀，最后杨再云在混战中牺牲。
进攻台北的日军、日军的战地医院、日军进攻大甲溪
黑旗军军和义军在新竹和苗栗一带与日军血战二十多天，直到饷尽粮绝，才被迫后撤，继续在台中一带阻击日军近卫师团。
大甲溪是保卫台中的一道天堑，台湾的河流都发源于中部山区，由于落差大，这些河流都以湍急而闻名。
磺溪书院建于清光绪十四年，俗称文昌庙，它既是寺庙，同时也是一座小学校。日军攻打大甲溪时，北白川宫把他的临时指挥所设在了这里。由于义军凭借天险奋力抵抗，被阻几天后，北白川宫竟亲自去寻找渡河点，义军发现河对岸来了一群人，判断可能是日本的指挥官，就立即发来几发炮弹，其中一发就在人群中爆炸，北白川宫被炸成重伤，日军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在战报上辟谣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不久日军又说，北白川宫染上了疟疾。
义军坚持了近一个月，日军终于占领台中，为了发泄愤怒，日军纵火烧毁了丘逢甲在台中的老宅，丘逢甲的家同时也是义军的司令部。
撤出台中的丘逢甲想去台南与刘永福会合，但因日军防范严密，没能成功。1895年7月末，最后终因弹尽粮绝，丘逢甲只得撤离了台湾，偷渡回到了大陆的祖籍地广东蕉岭。
丘逢甲
1912年，49岁的丘逢甲在思乡和抑郁之中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后人：“死了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后人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墓地建在了家乡的一个山坡上，以便让他天天向台湾眺望。
随着丘逢甲的内渡，日军巩固了对台北、新竹、台中的占领后，又开始向南部的彰化逼近。日军一路上杀光烧光，实行了野蛮的焦土政策。
此时驻守在台南的总兵刘永福被推为全台抗日首领，刘永福已年近花甲，他的部队因军旗为七星黑旗被称为黑旗军，因是自己的老部下，甲午战争爆发后，唐景菘把黑旗军调往台湾帮自己协理军务。
彰化地势平坦，城东的八卦山是惟一的屏障，义军在八卦山有12营，共计4000多人。义军将领吴汤兴和黑旗军将领吴彭年等人率部与日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
1965年，当地的农民在犁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埋有六百多具尸骨的坟茔，经鉴定，这些尸骨均为当年战死的义军将士，于是在这场战斗的70年后，人们在八卦山上建立了这座抗日纪念公园。
台湾地处热带，特别是开发较晚的台南地区，气候湿热，经常流行传染病，其中疟疾最为普遍。近卫师团占领漳化不久，就有五分之四的人感染了疟疾。师团长北白川宫也患了疟疾，病情恶化，只能由士兵用担架抬着走。
在此情况下，东京又急调了第二师团和混成第七旅团来台，其中日军第二师团由台岛南部登陆，日军第七旅团由西部嘉义登陆，这时日军海陆军已达4万多人，并对台南形成了包围之势。
台南的黑旗军和义军一共只剩下几千人，为了鼓舞士气，身为大将军的刘永福亲自上炮台发炮。
台南陷落前，流传着这样两幅宣传画，一幅是刘永福的女儿率众聚歼鬼子兵；另一幅是桦山资纪已被刘永福下令斩首示众。台南民众在危难之中，只好用这种方式来激励抗日义军的士气。
久攻不下台南的日军想收买刘永福，日军给他写信，说“你如果去内地，我们当用重金酬谢你。”1895年8月20日，刘永福再次拒绝了桦山资纪的劝降。
抗日武装严重缺饷，刘永福只好派人到大陆筹款。但清政府却一再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李鸿章竟在上海扣留了转汇台湾作为军费的款项，弹尽粮绝的刘永福发出长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10月20号，刘永福搭乘英国商船，偷渡到了厦门。
10月27日，日军宣布北白川宫病死，其实北白川宫在台南沦陷前已经死亡，为了不影响士气，直到台南陷落，日军才宣布了他病死的消息，日本人在台湾为北白川宫建立了最大的神社，这座神社在台湾光复后被拆除。
随着台南沦陷，桦山资纪迫不及待地宣布：“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
台湾全岛虽然沦陷，但全岛各地义民自发的游击抗日活动仍如火如荼，他们退入深山，继续打击日军。这是当时日本绘制的一张全岛义民反抗的形势图，抗日的烽火在整个台湾岛仍熊熊燃烧。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台湾:五十年回归路（二）烽烟
日军对义民进行大逮捕、日军拘押义民的临时监狱、日军屠杀义民
在日本对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中，共向台湾派出了19任总督，其中被称为开创了一个时代的，只有一任总督，他就是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1898年，在遍地烽烟中，儿玉源太郎走马上任。
儿玉源太郎是日本陆军中将，与他同时上任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则是儿玉的左右手，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儿玉源太郎虽仍兼任台湾总督，但已回军部任职，后藤新平成为台湾实际的统治者。
儿玉上台后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由于所谓的政绩突出，他在台湾任期长达8年多，几乎是历任总督中最长的，日本政界评价儿玉后藤奠定了台湾殖民统治的基础。
儿玉源太郎
日本割台时的最初设想，是想把台湾变成纯粹的日本人的居住地，可是当时台湾的人口有500多万，已没有空间接纳日本移民，所以要使台湾成为"真正的殖民地"，就必须把中国人赶走，当时日本的军部特别倾向于将台湾居民全部赶回大陆。
根据《马关条约》第五条的规定：台湾居民有权力选择返回中国大陆或是留在台湾，选择的期限为两年。在两年之内没有返回大陆的台湾居民，则自动成为日本的臣民。为赶走台湾同胞，日军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掠夺和杀害。然而两年的期限到期时，仅仅有几千人返回了大陆，大部分的台民不仅没有离开台湾，反而选择留下来誓死进行抵抗。
为了使台湾总督更方便地镇压各地的抗日义民，日本政府于1896年第十届帝国议会通过“法律第六十三号”，即《有关施行于台湾之法律文件》，这就是有名的恶法“六三法”，它从法律上赋予了台湾总督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台湾总督从此被称为“台湾的天皇”。
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之中，日本总共换了三任总督，这三任总督都是军人，都以镇压抗日运动为主，军费开支每年高达700万日元，除了台湾的税收之外，日本还从甲午战争中国的赔款中拿出1千2百万对台湾进行军费补助。庞大的经费开支使日本不但没有从台湾的割让中得到实际利益，反而成了日本的沉重包袱。
对于这块“难治之地”，焦头烂额的日本政府曾经萌生退出台湾之意，日本有人提出了“出卖台湾”的计划，主张以一亿日元将台湾卖给法国，这样就可以摆脱沉重的统治费用。
后来日本又有人主张要清廷赎回台湾，当时台北大地主林维源愿意独捐400万两白银，但是清廷此时正自顾不暇，这事就不了了之。
儿玉源太郎和后藤新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任的，他们上任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匪徒刑罚令”，该法律规定，对抗日武装的首领可以不经审判立即处死，“匪徒惩罚令”赋予了日本警察滥杀无辜的权力，使他们在台湾大开杀戒，他们把一切对日本人不满的人都归入“匪”类，根据此刑法，在短短的一年内，就有1万多人被屠杀。
后藤新平是留德的医学博士，他对残酷镇压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认为台湾的汉族人性格刚烈，对台湾人实施民权只会增加他们的反抗，所以必须使用严厉的手段来治理台湾。
正是在这样的殖民理论指导下，日本开始在台湾建立十分凶残严密的警察制度，其中有思想警察、治安警察、经济警察等等，警察对台湾民众的一切生活领域都有干预的权力，中国人随时都有被扣上“匪”的罪名受到迫害。所以台湾同胞又称日本警察为“草地皇帝”。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民间吓唬孩子有一句惯语：“大人来啦！”所谓“大人”就是指当时的日本警察。
但日本人的暴行只能更加激起台湾民众的反抗怒火。1895年10月日军占领了台南后，宣布平定了台湾岛，但抗日义军并没有放弃抵抗，他们退入大山，与日军展开了游击战，这其中又以台北的简大狮、台中的柯铁和台南的林少猫最为著名，被誉为台湾的“抗日三猛”。简大狮一家十多口人被日本人杀害，他在台北附近坚持抵抗斗争达五年之久。台中的柯铁被人们尊称为“铁虎”，他坚持抗战的大坪顶也被人称为“铁国山”，以“铁国山”为中心的抗战坚持了六年。林少猫是台南的抗日首领，1902年，林少猫战死，他的牺牲标志着台湾初期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被镇压了下去。这时候，离桦山资纪的“始政纪念仪式”已经7年了。
林少猫战死后，台湾殖民当局还用卑劣的手段对坚持抗战的小规模义民进行诱降。1902年5月25日，他们以给予奖励为名，将5600多名义军骗下山来，举行“总括性归顺仪式”。当“官民一齐摄影”完毕，进行第二项“鸣炮”时，日军对毫无戒备的“归顺者”开枪射击，当场把他们全部处死，这场惨剧被史学家称为“归顺场式大屠杀”
为了搜刮台湾的民财，后藤新平还推行了鸦片、烟草等专卖制度。从1898年到1930年，台湾吸鸦片的人竟多了17万人。到1905年，台湾不仅不再向日本政府要钱，而且还把台湾的糖、米、木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日本本土，使台湾变成了日本粮仓和糖厂。
日本在台湾建立的糖厂
台湾今天还有许多日本占领时留下的遗迹，其中制糖厂的遗址是最多的。
日本割占台湾之后，很快就盯上了制糖业。在儿玉和后藤专制时期，他们借“户口调查”、“土地调查”为名，强行夺取大量土地，随即以所谓的法律形式转到日本人手中，建立甘蔗种植园。据统计，在短短的十年内，台湾土地的四分之三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土地向殖民者手中高度集中，致使许多农民破产。
日本山多田少，历代都曾经发生缺乏米粮而引起的所谓“米骚动”事件。明治维新以后，“米骚动”仍不断发生，大米短缺已成为日本社会动乱的根源。
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危机，日本殖民统治者就将台湾的稻米大量运回日本，这就是他们推行的“饥饿输出法”，大米的输出造成台湾岛内粮食严重缺乏，大部分人只能以劣等米和地瓜为主食，挣扎度日。
在后藤专制时期，20岁的罗福星不堪忍受日本人的专制统治，从台湾回到了大陆。在学校，日本学生常骂台湾学生是“支那人”、“清国奴”，受尽歧视的罗福星就劝祖父卖掉家业，于1906年偷渡到了厦门，在这里，他秘密参加了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特派罗福星等十二人、时称“十二志士”赴台开展革命工作，罗福星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苗栗发展抗日力量，并连续组织了四次武装起义，但在日本严密的警察制度下，罗福星等人不幸被捕。
1914年，日本统治者判处罗福星死刑。罗福星走上绞刑台前，写下了“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的遗言。
罗福星牺牲第二年的1915年是日本的殖民者在台湾统治的第20个年头，为纪念“台湾始政二十年”，日本人准备在台湾进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台南的西来庵是一座有名的神庙，有一个人经常在这里给信徒们布道，他叫余清芳。他讲的话题也是有关日本在台湾统治20年的事，他说：根据神的指示，日本人割台20年的限期已满，应该把台湾还给中国，如果此时乘机起事，就可得到神的帮助。他们还与大陆的同盟会联系，并接受了少量偷运的武器支援。
起义领袖余清芳
余清芳曾任台南凤山县的警员，因痛恨日人的暴政，辛亥革命后，他辞去了警员职务，决心通过武装起义光复台湾。和余清芳一起暴动的还有从大陆回来的罗俊，以及在当地坚持抗日的义军首领江定。
日本警察得到了余清芳暴动的情报后，马上下令通缉，余清芳率众退入台南山区的噍吧年地区，噍吧年是抗日的义军首领江定的老家，这里的蔗农在日本蔗糖资本家的剥削下，早已濒临破产，这次暴动共有1500多人参加，其中蔗农占了大多数，这也是日本占领台湾后最大的一次暴动。
在日本军队的进攻下，西来庵暴动被镇压了下去，余清芳、罗俊、江定等被捕。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台南开设了临时法院，审判余清芳等1466人，其中被处死刑者竟有903人，所以这次审判又被称为“血腥大裁判”。为了收容这些所谓的犯人，日军搭盖了临时的牢笼。有记载说，这些被砍下来的义民头颅，光以牛车装运，就有十几车之多。
余清芳死时年仅37岁，暴动平息后，日本人将西来庵夷为了平地，并出台一系列政策，严禁大陆工人来台，禁止台湾人加入中国的政党组织，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几乎被切断了。
如果说日本殖民者的专制统治和对蔗农肆无忌惮的压榨导致了西来庵暴动的爆发，那么日本残酷的统治和对木材的掠夺则导致了另一次起义的爆发，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湾原住民的雾社起义。
雾社位于台湾中部的南投县，这里海拔都在千米以上，因山上经常雾气缭绕被人称为雾社，社就是部落的意思。雾社共有12个部落500多户人家2000多人，马赫坡社是雾社原住民泰雅人族群中的一个大社，他们的首领叫莫那鲁道，莫那鲁道身材高大，性情刚烈，是雾社族群的一位领袖人物。
从山外到雾社，必经一处险峻的天然关口，这就是眉溪附近的“人止关”，“人止关”是清政府设立的，它其实是一道界关，历史上山里的原住民和山外的移民以此为界，过着相安无事的生活。
雾社所在的中部山区森林资源非常丰富，为开采森林，日本占领台湾后，就开始对这个地区进行征服。1910年开始，日本人终于突破“人止关”，他们动用军队对原住民进行了连续5年的“讨伐”，逐步在雾社地区建立起了警察社会。
1930年前后，雾社已经成为山地的一个小镇，设有相当于分局的警察课分室，下设18个警察所，这里住有36户日本人。
1930年十月的一天是莫那鲁道的大儿子塔达欧莫那结婚的日子，族人们都来参加婚宴。席间，日本巡警吉村以为这里搞什么集会，突然闯了进来。为表敬意，新郎给吉村端上一碗酒，不料吉村嫌他手上有牛血，就打翻了酒碗，新郎再次劝酒，被激怒的吉村就用警棍当众殴打他。
被侮辱的泰雅人忍无可忍，他们将吉村痛打一顿，撵出了村子。第二天，日本警察以“侮辱官宪”的罪名将塔达欧莫那抓了起来。莫那鲁道害怕日本警察借机制造事端，于是亲自去向吉村赔礼道歉。但吉村根本不理睬，莫那鲁道预感到大祸要临头了。
生活在大山里的原住民把大树作为部落的守护神。日本殖民者为修造神社，强迫他们去砍伐这些神树，更为恶劣的是，日本警察为使树木完好，要伐木人肩扛手抬，当日本警察用刺刀逼迫原住民时，起义的火种已经在他们心中点燃。
因为雾社地区完全变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警察世界，所以警察吉村的恐吓让莫那鲁道感到了血腥和狰狞。吉村要血洗雾社的消息传出，莫那鲁道决定武装暴动。
1930年10月27日，日本殖民统治者为纪念死在台南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将在雾社公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许多日本警察都要参加会议，考虑到警察会疏于防备，莫那鲁道把起义的日期定在了这一天。
上午八时，起义开始了。他们一部分人冲击会场，另一部分人袭击各警察所，切断电话线，巡警吉村在这次袭击中丢了性命。
在警察密布的雾社地区，日本人对起义竟然没有一点察觉，在这次起义中，只有一个警察侥幸逃到山下，并报告了雾社起义的消息。日本殖民者立即调集大批军警组织围剿，起义原住民凭借人止关等天险奋勇抵抗，激战三天，日军没有一人通过人止关。
为了消灭莫那鲁道，日军开始用飞机、大炮，对雾社狂轰滥炸。而起义民众仅有900余人，使用的是猎枪、柴刀等原始武器，最后莫那鲁道决定将族人撤进大山与日军周旋。云龙大桥是雾社山胞主要的对外通道，他们破坏了铁索桥，以断日军的补给线。
这时候，森林真正变成了泰雅勇士的守护神，他们利用密林的掩护，不断地袭击敌人。
这是泰雅妇女写的一封血书。这些妇女不愿拖累族人，又不愿落入日本人手里受凌辱，所以不少人最后选择了自尽。
日本天皇也听取了有关雾社事件的报告，他对军警进展缓慢表示不满。于是进攻开始疯狂升级，他们用飞机向雾社的密林中投下毒气弹。雾社事件也成为日本的“731细菌部队”在大陆进行毒气作战的先例。
1930年12月8日，泰雅勇士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他们决定在被祖先奉为神灵的大树上自缢。自杀前他们先唱灵歌，然后把脸洗干净，并用布蒙上自己的脸，泰雅人传说这样死者就能转世重生。莫那鲁道和他率领的抗日族人用这种极为悲壮的方式，合上了“雾社起义”最为惨烈的一页。
这次起义，雾社共有700多人牺牲，日本警察以"保护"为名，强迫幸存的人离开雾社地区迁往川中岛上，川中岛是一座被三条河流包围的岛屿，岛上疟疾蔓延，迁到这里的人不少都死于疾病，这就是被人称为斩尽杀绝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雾社起义四年之后，一位猎人打猎时，在密林中的岩石缝中发现了莫那鲁道，在他的白骨旁，还剩下一支锈蚀的步枪。
对莫那鲁道恨之入骨的日本人闻讯后随即将遗骸运回，先在公众场合暴尸展览，后又送到台北帝国大学当作研究标本，一直到台湾光复后，人们才找到了莫那鲁道的遗骸。
在雾社起义参加者中，还有两个特殊身份的人，他们就是改为日式姓名的山地籍警手花冈二郎、和在雾社小学执教的山地籍教员花冈一郎，他们从小受的是日式的奴化教育，但起义爆发后，他们都脱下了日本人的制服，参加了战斗，最后和族人一起上吊自杀。
在镇压了雾社起义后，日本修建了深入台湾腹地的铁路和公路。从此，雾社地区的森林资源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破坏。通过这些铁路、公路，台湾岛上的资源源源不断流向了日本本土。短短几年，雾社地区的千年老树就被砍伐净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到一年时间，日本先后六次发行国债，黄金贮备从288万吨骤降至8万吨，日本的战略物质迅速消耗。1938年4月，日本公布“国家总动员法”，加快了对台湾掠夺的步伐，尤其加紧掠夺与战争密切相关的矿山资源和石油资源。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台湾:五十年回归路（三）悲歌
李友邦、梁启超、蒋渭水
1920年，台湾第一个政治性团体新民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它的参加者都是台湾籍日本留学生。新民会成立后，并不是留学生的林献堂被推举为新民会的会长。林献堂一生不穿和服，不说日语，被公认为是台湾民族运动的领袖。
新民会会员合影
1919年大陆爆发五四运动，民族解放的浪潮不断兴起，这些思潮很快影响到在日本留学的台湾籍学生，新民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是新民会成立后进行的主要政治活动，林献堂是这项活动的主要设计者。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由于不断发生的武装抗日浪潮，怎样把新一代台湾人培养成日本化的台湾人就成了殖民者最头疼的问题。正如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所说：“将新领土之民培养成为真正忠义的皇民，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他也承认，要经过两百年的漫长时间，台湾人的汉民族性质也许才会有所变化。
为此日本在台湾进行大规模武力镇压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愚民政策，台湾的奴化教育首先是从小学开始的。
台湾的小学分为不同的类型，日本籍儿童就读的是师资条件好的“小学校”，中国儿童就读的则是条件差的“公学校”及“教育所”等，但由于这些公立学校学费很高，到1908年，公立学校的入学率尚不到5％，1930年台湾的学龄儿童入学率不到30％，这些学校都以推广日本语、宣扬日本文化为主。
到了1928年，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33年后，才创立了惟一的高等学府----台北帝国大学，这所大学也是为了方便在台湾的日本人上学而设立的，因为到40年代中国学生也只占不到20%。
当时台湾的学校、日本在台设立的帝国大学
在帝国大学创立前﹐台湾只有台北医专和师范两所专科学校，台湾学生想进一步深造﹐只能到日本学习农科和医科，但不准报考法律专业，原因是日本人怕台湾同胞用法律手段抵抗他们的专制统治。第四任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就认为“教育是一把双刃剑”，具有高知识水平的台湾人并不是什么好事，所以他主张在台湾只进行有限的教育，这也几乎是历届日本台湾总督的共识。
正因为台湾同胞受教育的机会被剥夺，所以才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在日本殖民初期，台湾同胞几乎没有取得公职的机会，到了日本快投降的1944年，表面上看中国人占公务员的55%，事实上这些几乎都是低级雇佣人员，在警察中，中国人只有六分之一，且警级没有超过“巡官”的。
1921年2月，林献堂带领新民会的会员到日本议会大厦开始了第一次请愿活动，从此请愿活动一直持续了14年之久。请愿的目的是要求日本设立台湾议会﹐赋予台湾自治的权利。但日本以台湾情况特殊为由，始终也没有给台湾人参政议政的权利。卢沟桥事变前夕，请愿活动被勒令停止。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消息传到台湾的时候，也刺激了岛内的民主运动，为配合东京的新民会，1921年10月，台湾岛内最大的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他的创办者就是在台北开设私人医院的蒋渭水。
蒋渭水，18岁考入台北医专，1913年，他曾计划带实验室的霍乱菌去杀害袁世凯。因为这一年，袁世凯谋杀了宋教仁，所以蒋渭水认为只有刺杀了袁世凯才能救中国，最后这项异想天开的计划终因难度太大没有付诸行动。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后，会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名，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的文化精英。它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和新民会互为补充，在岛内启蒙民众，对抗日本人的文化奴役。
文化协会成立后，邀请林献堂出任协会总理，蒋渭水等任理事。
因为是医生出身，在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大会的演讲中，蒋渭水的演讲词就是一副开给台湾的药方，他说：“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愈的。”为教育民众，台湾文化协会开设了文化讲座、创立了图书馆和私立学校，林献堂还把自己的家腾了出来，连续三年利用暑假举办夏季学校，并邀请台湾知名学者讲课，其中就有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父连横，连横原名连雅堂，他认为“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从日本割台的第三年，他用了十年工夫，仿照《史记》的体例，撰写成我国第一部台湾史籍《台湾通史》，迄今为止这套书仍是关于台湾历史的权威著作。
文化协会另一项影响巨大的活动是巡回全岛的“文化演讲”，当时演讲的人被称为“辩士”，日本警察每场都在现场监听，遇有“辩士”批判日政当局时，警察就会发出“辩士中止”的命令，阻挠演讲活动的进行。
台湾的文化活动与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相辅相成，掀起了20世纪2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台湾文化协会的活动引起了台湾总督府的仇恨，协会成立不久，总督府即下令：凡在日人机构的台籍员工，如果直接或间接与台湾文化协会有联系，或虽无关系却表现同情或接近的言行，必须离职，但文化协会的成员宁可丢掉工作，也没有人因此而退会。
1923年2月，在恫吓无效后，警察开始对协会的骨干分子进行大逮捕﹐理由是他们违反了刚颁布的“治安警察法”﹐扰乱了社会治安。这次事件共有99人被捕﹐有18人被起诉。在法庭上，蒋渭水拒不承认自己是日本人，最后蒋渭水被判监禁四个月﹐当他出狱时，沿街民众自动燃放鞭炮﹐殖民当局不得不派警察驱散欢迎的群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总督府害怕台湾人民支持祖国的抗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命令，台湾人民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被镇压了下去。
在文化协会里，还有一批跑着发传单的小会员，其中李友邦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他参加文化协会时仅有14岁。
李友邦生于台北。读小学时，他与日本同学发生冲突，日本同学骂他“清国奴”，愤怒的李友邦说：“如果这是在中国，你就不敢这样。”日本老师听到后扇了他一巴掌，这个巴掌在李友邦心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李友邦后来曾说，这一巴掌是促使他一生从事台湾光复事业的一个动因。20岁时，李友邦组织同学袭击日本人的派出所时，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连夜从高雄偷渡到上海，在上海，他听说黄埔军校正在招生，就又南下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二期。
孙中山在黄埔演讲
1924年的一天，孙中山先生到黄埔军校演讲，黄埔学子都很激动，但李友邦却打起了瞌睡，不过这次打瞌睡也成了李友邦认识孙中山先生的一个契机。
孙中山先生知道了李友邦的情况后，就非常关心他，他推荐李友邦向留学过日本的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学习国语，从此李友邦就每周一次到廖仲恺先生家中上课。廖仲恺先生是广东人，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李友邦学会了一口粤语腔的国语，在这里，他也接受了廖仲恺“救台湾必须先救中国”的理念。
1936年9月，日本第17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上台，这位军人总督的上台，标志着台湾进入了一个更加黑暗的独裁时期。
1919年10月至1936年9月的17年间，日本殖民当局以为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经稳定，就把军人体制改为军政分立制，派出了9届文职总督；1936年日军策划卢沟桥事变前夕，又在台湾恢复军人专政，小林跻造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海军大将的身份当上了台湾的最高独裁者。
这时候日本占领中国、吞并南洋的野心暴露无遗。台湾扼守太平洋咽喉，为保证台湾的稳固，小林跻造上台后，就开始推行“皇民化运动”，皇民化的目的就是要割断台湾与中国的文化联系，把台湾人迅速改造成为日本的皇民，以适应战时的需要。
为推行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当局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被誉为“台湾人唯一口舌”的台湾民报。
日本占领台湾后，废除了大部分汉文报纸，台湾民报是仅剩的一份，《台湾民报》的前身是受大陆《新青年》影响、于1923年由新民会在东京创办的《台湾青年》。《台湾民报》是台湾汉文化的代表。
1936年3月，台湾民报社组织考察团回祖国大陆进行考察，考察团游历了厦门、上海等地，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时，考察团成员林献堂深情致辞说，“林某终于归来祖国”，表达了对祖国的怀念之情，这引起了日本人的强烈不满，台湾“总督府”的报纸辱骂林献堂为“日奸”。日本浪人借机寻事，趁林献堂在台中公园参加集会时，扇了林献堂一巴掌，因林献堂在台湾地位崇高，日本人的目的就是借林献堂来打击台湾的民族运动，这次事件被称为“祖国事件”。
小林跻造上台后，民报社又发生了一次“地图事件”，这次事件导致日本殖民者彻底关闭了民报社。
1937年元旦，民报准备赠给顾客一份地图作新年礼品。民报的地图是向日本大阪订制的，但印刷厂把朝鲜和中国同用粉红色印出，不与日本同色。在当时，日本已经把中国和朝鲜归入了它的版图，在他们的地图上，朝鲜、中国都印成和日本同样的颜色。这本是日本印刷厂的错误，但日本人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甚至唆使日本浪人要放火烧掉报社。
以这事为借口，台湾总督府宣布：1937年4月1日起，一切学校、机关都不准使用汉文，同时台湾各报刊的汉文版也一律撤废。随着民报的停办，台湾完全变成了日文的天下。
在停用汉语的同时，日本殖民当局开始强迫台湾民众使用日语，台湾一些地区甚至规定公共场合不使用日语者立即解职，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是皇民，买票到后边去。”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为了显示殖民者的高贵身份，曾严禁台湾人使用日本名字。皇民化化开始后的1940年2月，台湾总督府正式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式姓名，并设立了“更改姓名推进会”，由警察胁迫改名。
在皇民化时期的台湾，每逢10月27日，在日本警察的监督下，台湾民众都要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因为这一天是日本北白川公能久亲王在台南战死的日子，10月27日也被定为全台的祭拜日。而台湾的中、小学则更繁琐，每月1、8、15日都要按时参拜神社。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的神社急剧增加，台湾一半以上的神社是在1937年至1942年建造的。而中国的寺庙在短短的几年内却几乎被拆完。
从1937年开始，日本殖民当局还下令撤销了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下令禁演台湾传统的布袋戏、歌仔戏，禁止汉文学作品，组织演唱日本青年剧、日本军歌等，它们还规定台湾家庭必须使用日本的榻榻米，妇女必须穿和服，吃饭要吃日本料理，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要使台湾人的生活方式全盘日本化。
台湾日据时期的神社
1941年4月19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前夕，一个新的组织在台湾成立，这就是“皇民奉公会”，“皇民奉公会”有两万名会员，主要负责台湾的征兵及战争动员工作，台湾总督亲自担任总裁，“皇民奉公会”的成立标志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由于台湾人的中华民族情怀，日本一直不敢在台湾征兵，但随着战事的扩大，本岛兵员已经枯竭的日本就不得不征召台湾青年入伍。为了配合这一战略，皇民奉公会在全岛发动了皇民从军运动，从1942年到日本战败，先后“出征”的台湾青年达23万人，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军人直接被送到了战场，有的作为军夫为战场提供运输等服务。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日军军费剧增，皇民奉公会又提出了“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在台湾强迫开展“金报国运动”，挨家挨户搜查民间藏金，仅1944年，台湾负担的日本军费就高达1.5亿元，成为日本维持战争的重要补充。
为此台湾实行了战时配给制，皇民奉公会还以增加配给和招收“食堂服务员”的名义，欺骗生活困难的妇女报名，后来她们很多人被迫成为了慰安妇。
在太平洋战争中，有3万多名台湾青年死在亚洲各战场，战后日本以他们失去了日本国籍为理由，没对他们作任何补偿。
皇民化运动制造了台湾岛内极其恐怖的气氛，许多台湾同胞无法改变汉民族身份的认同，无法忍受文化的摧残，纷纷偷渡到大陆参加抗日活动，据统计，1937年后，共有1万多名台胞潜回到了大陆，其中一部分人辗转到了大后方及抗日前线，但也有一部分台胞滞留在了厦门等地。
为了统一管理，国民政府把这部分台胞集中在位于福建的北部山区的崇安县作为他们的定居地，主要从事垦荒活动。1938年11月，李友邦来到崇安，他的到来，终于实现了崇安台胞参加抗战的愿望。
黄埔军校毕业后，李友邦一直在大陆从事光复台湾的活动。抗战爆发后，看到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回到了大陆，李友邦决心组织一支台胞自己的抗日队伍，而台胞的聚集地崇安，就成了他的首选地。
崇安的台胞听说李友邦来组织队伍北上抗日，纷纷报名参加。1939年初，首批台胞30多人随李友邦来到浙江，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其中6个孩子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兼团长。金华是抗日的前线，在浙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李友邦把义勇队的总部建在了这里。
义勇队的台胞中不少人是台北医专毕业的学生，利用自己的特长，他们在金华设立了医疗所，为附近的老百姓看病，他们组织的野战医疗队还经常到前线执行救护任务。
由于台湾义勇队的队员都会日语，不少人还到部队当日语教官，协助部队搜集日军资料和情报，所以审问日军俘虏也成了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少年团的团员都是些9岁到13岁的娃娃兵，他们主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演出的节目都是自编自演的。到了1943年，少年团由开始的6人发展到近百人，他们还到浙江、福建等地进行演出，许多人还成了小明星。
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金华一线战事紧张，台湾义勇队奉命转进闽西的龙岩，经过3年发展，龙岩时期义勇队已从开始的30多人增加到165人，到1945年离开龙岩时扩大到381人。在龙岩两年多，义勇总队系统举办了三期“干部训练班”，为收复台湾培养了一批骨干人才，李友邦也被国民政府授予了中将军衔。
在大陆，许多地方留下了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的抗日足迹，在华南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的巨石之上，至今还镌刻着李友邦留下的两个大字：“复疆”，在全国人民抗战的隆隆炮声中，复疆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