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上东北抗日战场，王明贵率领3支队随即展开奇袭辰清车站、罕达气金矿和八站腰据点的战斗，并在毕拉河南岸地区建立了抗联后方基地。日伪军以数十倍的兵力，布下层层包围圈都未能遏制住3支队的活动，王明贵率3支队深入嫩江平原，转战数百里，大小战斗20余次，接连攻克了震威庄、宝山镇和甘南县，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统治。
东北抗日联军又打回来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松嫩平原，再次引燃了敌后抗日烽火！日本关东军大为惊恐，立即调集伪黑河省、嫩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北省共计 2万多日伪军，在飞机的配合下发动了大规模的讨伐。
1942年 2月，在大兴安岭库楚河，王明贵和他的3支队与日本关东军进行了一次殊死战斗，虽然重创日军，但100多名官兵最后只剩下12名勇士。
王明贵和3支队返回东北打击日军的战绩，让远在苏联的抗联将士感到十分鼓舞。一首《何日熄烽何日还家乡》的歌声，回荡在远东寒冷的夜空下。
“壮士啊，登上山啊，遥望家乡，遥望家乡烟雾茫茫，松江立志黑水激昂。男儿心中仇恨满腔。”
就在东北抗日联军的1000多名官兵翘首期盼的时候，1945年春天，反攻东北的消息突然传到了抗联野营地。
刘义全 抗联战士 周保中警卫员 76岁 ：“华西列夫（苏联远东军总司令）秘密通知周保中，那天晚上周保中和我说，明天有急任务。第二天一早，我们吃完饭，来了个吉普，周保中给我使个眼色，我们就走了。”
就在这次会议之后，周保中、李兆麟和冯仲云制定出了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
根据总体战斗部署，首先由160名抗联战士组成空投分队，携带电台空投至北满、东满、南满地区，执行预定的特别任务；二是由430人组成三个先遣分队，分别参与苏军三个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地面进攻，担任向导和翻译；而抗联主力分别进驻东北的重要城镇，搜缴日军武器，消灭残余敌人，保护交通。与此同时，迅速地完成中共中央赋予的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发展党组织和建立政权等重要使命。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自8月9日起，苏联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早在远东地区集结的苏联三个方面军共100万人，将于9日零时10分对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攻。
同样在8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不久，八路军开始向东北挺进。
此时，在东北抗联的引导下，苏联百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向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
赵素芬 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教授 ：“所以为什么苏联的炮打得那么准，与东北抗日联军（制定的）人手一册小本子有关系，你不管是宏观打，微观打，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
由于东北抗联对日军的战略基地、重要道路和桥梁了如指掌，苏军和抗联部队进展十分顺利。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经全线崩溃。
在亚洲主战场中国，八路军、新四军等一切抗日部队向关内的180万日军发起了全线总攻。
在关外的东三省，昔日不可一世的70万日本关东军在苏军和抗联部队的打击下，此时已被日本舆论称为“凄惨的稻草人兵团”，变成了“用竹枪武装的纸老虎部队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正式颁布了《终战诏书》。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签署无条件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这座曾被日军制造30万大屠杀惨案的中国六朝古都，举行了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在这个胜利时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在周保中、李兆麟的率领下，已经分批奔赴长春、哈尔滨、沈阳、佳木斯、牡丹江等57个重要城镇，准备迎接八路军、新四军的到来。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终于回到了东北的黑土地，并且以胜利者的身份站在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大楼前。
刘义全 ：“周保中第一句话说，祖国呀，您的游子可回来了，党啊，我的母亲啊，大家都哭。”
为了这一天，抗联将士十四年不屈不挠，浴血奋战；为了这一天，抗联将士忍饥耐寒，爬冰卧雪；为了这一天，抗联将士历尽艰险，矢志不渝；为了这一天，抗联将士马革裹尸、魂系北疆。
1945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在沈阳听完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的汇报后，动情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20多年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一是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14年苦斗。
徐焰 国防大学教授：“东北抗日联军从‘九·一八’以后，一直坚持到1945年，等于说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间，始终没有被日军消灭，始终是抗日的枪声不停息。”
李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原副部长：“那么就东北来说呢，东北（抗联）不仅在战略支持了华北、华东的抗战，而且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兵力，使得日本关东军不能内调，整个来说是为中国的抗日战场做出了贡献。”
汤重南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 ：“可歌可泣的这样一种战斗精神，这种旗帜永远不倒，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精神永远在那儿起着作用，对呼唤全国人民奋起抗战起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
1945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决定统一东北部队建制。东北抗日联军在胜利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之后，和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开始融入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中。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开始修建一座日本战犯管理营。在以后的日子里，大批日本关东军的高级战犯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战俘生活。这其中，有不少战犯都曾与东北抗日联军交过手。
在这里，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写下了这样的忏悔录：“在大东亚战争中遭到惨败的今天，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深刻反省自己，冷静地批判日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以为是有必要的。日本及日本人如果能从内心来反省，改正过去的错误，完全放弃侵略主义，甘愿忍受战败的苦难，一心一意为创造和平的文化而努力的话，也许能有在和平的意义中复兴自己的时期。”
一切正义的战争都是为了和平，东北抗日联军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征战，最终的价值仍将体现在这片国土上每一个宁静的夜晚和黎明。当年，抗联将士们在需要用武器来捍卫和平的历史关头，被迫拿起了大刀和步枪。直到今天，这些已是垂暮之年的老战士们依然无法忘记那些为了和平而倒下的战友，无法忘记那支在高山密林间艰苦转战的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四年征战中仅军以上干部就牺牲了40名，他们是：
第一军：杨靖宇、宋铁岩、朴翰忠、曹亚范；
第二军：王德泰、魏拯民、李学忠、陈翰章、侯国忠、童长荣；
第三军：赵尚志、许亨植、张敬山、张兰生、徐光海；
第四军：李延平、王光宇、何忠国、黄玉清、张文楷；
第五军：柴世荣、胡仁、张建东；
第六军：夏云杰、冯志纲；
第七军：陈荣久、李学福；
第八军：刘曙华；
第九军：李向阳、魏长魁、王克仁；
第十军：汪雅臣、张忠喜、齐云禄、王维宇；
第十一军：祁致中、郭铁成、张兴德、金正国、侯启刚。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中国军人赴英参战纪实
总有一些故事，史书不录；总有一些历史的见证者，鲜为人知。
1944年6月6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役打响：7000艘舰船从英伦三岛起航，横渡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将130000名盟军士兵成功运送到法国诺曼底海岸，正式开辟了第二战场。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诺曼底登陆战。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激烈的诺曼底登陆滩头后面，在一艘艘盟军舰艇上，一批年轻的中国军人正在为登陆作战担任紧张的火力支援和警戒任务。那么，这些原本属于几万公里外另一个战区的中国军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在血雨腥风的大西洋里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反攻阶段，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过精心筹备，召开了一次旨在加强海军建设的特别会议。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模仿清朝的模式，派遣一批精英出国留学，为以后海军发展做好准备。
随即，军事委员会筹备处着手选派一批海军青年军官去英、美留学深造。通过严格筛选，在上千名海军军官中挑选了85人，其中60人去美国，25人去英国。
中国军人从印度孟买港起程前往英国、中国海军军官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教员合影、中国军官们在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
在英国，有百年悠久历史的格林尼治海军学院则为卢东阁、郭成森、王显琼和黄廷鑫等20多名中国海军军官专设了一个“中国班”，一切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要求训练。学习和训练告一段落后，英国皇家海军根据战时需要，将他们派往各个战区，到现役大型军舰上实习。
有幸的是，卢东阁、郭成森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为重要的海上战役，围歼纳粹德国王牌军舰“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提尔比茨”号战列舰的军事行动。
“提尔比茨号”与“沙恩霍斯特”
1943年12月，英国皇家海军得到“沙恩霍斯特”出动的情报后，立即派出攻击舰队，从大西洋驰援北冰洋，对德国军舰实施包围。
“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之后，希特勒海军力量大减，英国皇家海军在大西洋上的地位也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英国海军部门来说，仍旧有一个可怕的幽灵在大西洋的边沿潜伏，那就是被称作德国纳粹海军中吨位最大、火力最强的“海上巨型堡垒”的“提尔比兹”号战列舰，尽管它已经被英国皇家海军击伤，暂避挪威阿尔屯港“养伤”。但是它的存在，依然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个心腹大痪。到了1944年的时候，它的威胁更加突出，因为它随时可以伤愈复出，对盟军即将为开辟第二战场而展开的欧洲登陆计划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丘吉尔首相鉴于该舰巨大的战斗力，特别指示英国海军务必将其击沉或重创。
1944年3月30日，英国本土舰队的2支战舰编队先后从斯卡帕湾出发。这次对“提尔比兹”号的突袭行动代号为“钨元素行动”，而中国人卢东阁、郭成森在英国重型巡洋舰上主炮塔的岗位上，直接参与了炮击并击沉“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和“提尔比茨”号战列舰的海上战役！
从1944年初开始，盟军诺曼底登陆计划就在极端秘密地进行着。然而，一个最为直接的问题摆在了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面前：如果没有港口来让盟军船只停泊从而补给登陆部队的话，那么登陆上去的部队很快就会被德军击垮的。可是在诺曼底附近，并没有天然港口，这令英美两国的将军们颇感棘手。但是，很快，一个打造人工港的大胆计划产生了。
1944年6月5日深夜，正在军港里休整的“搜索者”号轻型航母突然接到一个反常的命令：紧急出发。
黄廷鑫在“搜索者”号上
第二天凌晨，7000艘盟军舰艇挤满了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132000名军人在这些舰艇的护送下，被运送到对岸的诺曼底滩头阵地。
由于盟军的严密防御，德国潜艇始终无法进入英吉利海峡进行干扰攻击。而此刻，在诺曼底的一个登陆滩头，盟军正经受着德军猛烈的炮火压制，由于诺曼底滩头开阔的地形，致使盟军刚一登陆便遭受德军雨点般的射击，伤亡惨重。于是，黄廷鑫所在“搜索者”号航空母舰又担负起一项任务：出动舰上的轰炸机对德军目标进行空中打击。
黄廷鑫（3#0933）：我们舰上就有一架飞机失踪的，被德国军队击落了，所以飞机员跳伞没有受伤，躲在法国人家里，后来我们军队向前进，解放以后那个飞行员又回来了，就损失一架飞机。
与此同时，盟军指挥部冒着有可能被德军88毫米炮火击中的可能，命令军舰尽可能地接近海岸，实施近陆离火力支援。
而郭成森此时正是处在肯特舰主炮塔的位置！
中国军人在登陆行动中担任掩护和火力支援任务
陆儒德：“他直接来指挥炮塔作战，所以他讲看到战场当中一片火海，水里到处都是弹柱，这个时候飞机轰炸加上他们火炮的攻击，所以作为火炮指挥最过瘾了，就是不断地打，长时间的打，一直打到炮管子发红。”
盟军军舰开始大发神威，向海滩上德军火力逐一开火，舰炮精确地打击，压制住德军的防御炮火，盟军终于登陆成功。
黄廷鑫：当天晚上我不值班，第二天清早和平时一样，起来吃早饭的时候听到BBC广播，说在诺曼底登陆已经成功了，登陆成功以后，舰上的军官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互相微笑地点点头，别的也没有说，欢呼呀，这些一点都没有。
英国人谨慎的态度一直持续到1945年5月8日，经过一年的反攻，纳粹德国终于向盟军投降。当消息传到英国国内时，国民党向英国派出的第二批海军军官正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里学习，作为其中的一员，欧阳晋目睹并参与了英国人庆祝胜利的狂欢。
战争结束后，黄庭鑫和其他中国海军军官被英国安排到欧洲大陆参观，在那里他们不仅感受到和平的安宁，也目睹了战争所带给各国人民的苦难。
二战结束后，这批海军军官回到国内，然而他们却失望地看到了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他们中的很多人参加了起义，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伍中。
今天，在法国的二战纪念博物馆中，伫立着十多个参战国的国旗，其中，有一面中国国旗。据称，共有300多名华人以英军、美军和加拿大军队的身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但是，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姓名已经无从查考。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大同“万人坑”揭秘（上）
大同煤峪口万人坑外景
幻灯里的照片出自这样一本书《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这本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在1995年出版。书的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国科学院一位叫王 予予(“予予”是一个字)的学者保存多年的科考报告编撰而成。王 予予是中国知名的丝绒发掘及研究专家，长期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供职，如今已经作古。但是，这本书却几乎和王 予予先生研究的专业没什么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
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
事情还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说起。
1966年12月27日，山西大同滴水成冰的季节。这一天，从北京开来的普通列车上，下来10个风尘仆仆的人。他们是来自北京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文化部文博研究所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学者。王 予予也在其中。当时，文化革命席卷全国，知识分子大多在接受批斗，有关科研的事情都已停顿下来，这些人怎么会在这时候来到这个塞上城市？他们干什么来了？
蒋忠义：“文化部，然后通过中宣部，找到当时的科学院的党委书记，然后就通知我们，我们就组织了一批当时搞技术和研究的人，搞了几个人，当天就坐火车就直接去了大同，第一批的去的时候没去几个人，到那儿先看了看情况，看到那儿准备做什么基础工作，需要什么各方面的人才，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就开始组织人，组织人一个是清理万人坑的一些基本的技术工作和准备工作，需要用什么工具，第二个需要做一些人骨的鉴定，就是人多大年龄，得什么病死的，当时的基本情况是什么，第三个准备搞一些清理工作，清理工作就是把一具一具当时死难的人进行清理。
周国兴：我们的任务就是这样，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尸体，提出保护尸体方案，在保护尸体的过程中，进行清理整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对尸体进行鉴定，这个保护尸体是大量的，大家一起做，有大量的照片，好多人进行清理、除尘，每个尸体都搬下来，然后再弄到上面去，实验室里做，然后整理完以后在归位，这个花了大量的时间，一开始鉴定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有照片，看看他的牙齿状态，看看初步的多大年纪，第二次就详细了，我们把尸体要都弄完。”
周国兴是刚从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在学校学习的是人类学专业。他知道大同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著名的云冈石窟，但他没想到第一次来大同是竟接受了这样一个特殊任务。
在周国兴等人之前，王 予予和几名专家曾先期考察过大同“万人坑”，并提出清理和保护的方案。但是，“万人坑”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来过的专家们难以想象。当他们来到实地亲眼目睹“万人坑”时，专家们都感到了震惊甚至恐惧。
这个地方叫南沟，属于大同煤峪口矿，本来是一条无名的小山沟，因为发现“万人坑”而远近闻名起来。事实上，沟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山沟，而是煤矿废弃了的通风井巷。早在专家整理挖掘之前的相当长的日子里，当地人就知道这道沟，更知道沟里这些无名遗骨……那时候，万人坑不叫万人坑，当地老百姓把这里叫成“干尸场”，或是“死人沟”。在周国兴等专家们考察过后近四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摄制组来到这里，用摄像机拍下这里的情形。
这些尸骨生前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年代因为什么被抛弃在这里？
“万人坑”是一种通行的叫法，现在人们对它的一般理解是：非正常死亡的劳工用非正常方式埋葬的场所。但是当时，对于周国兴一行来说，在科研调查没有得出结论之前，他们决不能随意做出回答，更不可能感情用事。于是，北京的学者们给南沟的“万人坑”起了新的名字，上面的洞叫A井，下面的洞叫B井，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一切都是按照通常的科研程序进行的。
1967年北京专家发掘杨树湾万人坑、大同煤峪口万人坑A洞内遗骨
很快，从A井和B井中搬出188具尸骨。学者们必须对这些尸骨严格按照人类体质学的方法进行年龄与性别的鉴定，根据人体解剖学来识别伤残的个案，然后对所获数据进行分析，在此之后得出有关结论。
周国兴：“当时我觉得这是一个战争留下来的一个军国主义残害中国劳动人民的一个见证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遗址，也算是遗址了，所以好好的保护，因为万人坑很多，东北也有，但是像这儿保留尸体就不多见，当时我清理的时候，一共是200具尸体，两个井，其中带裸体的是80个，80个中间完整的大概是60个，这样的大量保留原有的尸体很少有，当时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
王振江：“印象最深的里面，这里面有这个尸骨完好的，有的是打残废了，这里边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另外就是穿着衣服很简单，破破烂烂，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衣服，全是破的，从这些方面看来，当时矿工的生活实在是太差了，不当人看待。”
这是一件完全不同于在北京实验里的工作，专家们出于职业的冷静很快被打破了。
1966-1967年北京专家将煤峪口遗骨搬出、1966-1967年北京专家对煤峪口遗骨进行年龄与伤残鉴定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温等条件，很多尸体并没有完全腐烂，一些保存较好的干尸，甚至还保留着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惨状，仅从直观上看已经触目惊心了。
科研工作照常进行，但专家们们的心已经难以平静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专家们从一具编号为A58 的尸骨残存的衣服中发现了一张长10.6厘米、宽5.5厘米的纸片。
经过除尘和平整，这张纸片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上面印着大同炭矿煤峪口坑，还有昭和15年2月的字样。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煤矿要用日本的纪年？
日本昭和元年是公元1925年，昭和15年就是1940年。
1940年，在中国人的记忆里，是一个难忘的岁月。那么，1940年的大同是什么情形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从此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大同，位于山西最北端，因一千多年前北魏在这里建都并开凿云冈石窟闻名于世，也因煤炭储量丰富而被誉为“煤都"。
大同北面以蜿蜒的长城为界与内蒙古草原毗邻，东面与河北省相接，地处晋、冀、蒙交界处，为三晋北方之门户、首都北京之屏障，素有古战场之称。
1937年9月上旬，日本关东军分两路侵入山西北部。板垣师团主力从大同以南经平型关进入山西，察哈尔兵团千田、板仓部队两万余人沿北平到绥远的铁路线进击大同，9月13日，大同沦陷。
沦陷不久的大同很快进入初冬季节，北风瑟瑟，寒气袭人。
10月初，一群不是军人但又很诡秘的日本人来到大同。为首的是这个看似儒雅的男子，他的名字叫植田房雄，当时的职务是日本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的调查员，他带领的一行人全部是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雇员。
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一个什么组织？它和大同又有什么联系呢？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草柳大藏撰写了一部关于满铁株式会社的作品，名字叫《满铁调查部内幕》。在这本书中，作者几乎是用散文的笔触描写到：满铁本身不单纯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还具有类似日本政府的职能。它是一个最初对满洲、其次对中国、继而对列强制定有效策略与行使权力的据点，而调查部就是这个机构的一个细胞，并不是有一副近视眼镜、文献和外语能力就能够在这里工作的。
1907年，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的第二年，满铁在大连成立了一个调查课。这是一个拥有2000多名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满铁调查课由历史、地理、资源、物产等调查扩大到搜集军事情报等，从一个情报咨询部门变成配合关东军决策的机关。因此，由植田房雄率队接收大同煤矿是顺理成章的事。
满铁产业部在1938年3月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中这样描述：“调查员植田房雄在第一次接收大同煤矿的当时，受驻在张家口特务机关之命，同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产业部矿业科的各接收有关技术员一行十一人，于1937年9月27日从大连出发，途中经过天津、北平、张家口及大同，于同年10月6日到达大同煤矿永定庄。”
这份报告表明，满铁的行动是受军方指使的，当然也是很迅捷的。当植田房雄一行人日夜兼程到达大同时，离大同陷落，也就是说离日军在大同结束军事行动，只有23天。
日本方面对大同煤矿为什么如此垂青和迫不及待呢？
门仓三能1918年写的山西省大同炭田调查报告
在抚顺档案馆，从尘封的档案材料中，我们看到一份题目为《山西省大同煤田调查报告》的文件，作者是日本临时产业调查局的工程师门仓三能，报告写于1918年，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关于大同煤矿最早的文件。
1918年8月初，受当时的日本临时产业局指派，工程师门仓三能带着辅助他工作的技术员、测量员和翻译潜入大同，在那之后的四个月里，他们在北起大同长城、南至雁门关的几百里地域内，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调查，行踪几乎遍布了晋北的每个角落。之后，门仓三能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拿出了共十章之多的调查报告，内容涉及大同的地质、煤层分布、煤质煤种及煤量，对煤炭的运输和销售价格也做了调研，甚至细致到矿工的效率和工资以及具体的采掘法。门仓三能几乎是用惊讶的口气说道：“山西省的煤炭储量为1271亿吨，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惊人数字！”
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关于大同煤田乃至山西煤田的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报告。我们遍寻资料，始终无法找到关于门仓三能的任何个人线索，专家分析的结果是：门仓三能极有可能只是日本临时产业局的一般职员，因而关于他个人资料的缺失不足为奇。然而，就是这个一般职员的这份报告，事实上提供了后来日本掠夺开发大同煤田的最初蓝本……
而身处1918年的山西统治者，耳闻着山海关外时隐时现的枪炮声，却丝毫觉察不出一场惊心动魄的灾难正有条不紊地逼近着这片温柔富贵乡。那年，国民党山西省长兼督军阎锡山在大同口泉镇正式设置了大怀左煤矿商务总会，这是山西采煤史上第一个官方商会，也就是在那年，随着煤炭产量的不断增加，与平绥铁路接轨的大同至口泉支线通车了
相对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日本是一个狭小的岛国，它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自然资源乏善可陈。但是，经过明知维新的日本逐渐从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变成具有现代工业的国家。尤其经历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得胜的日本开始跨过大海，向大陆征服。然而，日本的战争车轮一直被匮乏的资源所阻滞。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前，1933年11月，满铁就指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1934年10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之方针及要领》，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贸易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此时，日本把对华北资源的掠夺已经作为战争的一部分了。
“七七”事变后，满铁调查部再次运用其情报优势，它在一份文件中预警说：“昭和13年{1938年}，日本缺煤将达到1200万吨”。（《北支那经济开发方案调查资料》第二编第一卷369页）其实，早已经有日本人瞄准大同煤矿了。
工学博士久保孚，是日本占领时期抚顺煤矿的矿长，后来担任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理事。此人对大同煤矿研究甚久。日军占领大同后，他立刻在1938年1月拿出一份深思数虑的报告，名曰《大同煤矿开发论及其计划草案》。几乎断然指出：“为了使日本内地及满洲国的煤炭不足量达到充足，当前舍弃了大同再无合适的。大同具有能够充分担当这项任务的能力”。
植田房雄所谓的“接收”进行的并不顺利，他后来在给满铁的报告中说：“煤田调查队的编成依靠军方。因而满铁株式会社受军方的命令，组成了后述的组织，到达现场的时间为10月21、22日，到达后立刻开始了调查，可是十月上旬的当时，四周的形势完全发生了变化……”（《山西省大同煤田北东部地质调查报告》）
植田房雄所说的“变化”，指的是在进入永定庄矿和煤峪口矿时，多次遭到八路军宋时伦支队的袭击。但是，由于军方一再催迫，植田房雄等人不敢怠慢，大约到11月下旬，大同的几个主要矿井陆续恢复了生产。植田房雄在一份报告中松了一口气地说：“从11月末到12月恢复了事变前的状态”。
日方对这些矿井实行了严密的军事管制。
1937年11月，太原保卫战失利，从此华北战场的正面抗战结束了。
1938年春天，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的台儿庄打了大胜仗，歼灭日军2万余人。然而，在大同煤矿幽深矿井下的中国工人对此一无所知。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就在这一年的6月，有35万吨他们用血汗挖出来的煤，漂洋过海，运到了日本大阪和神户两个城市，供给了那里的重化工业会社和电力会社。这是“七七”事变后从大同运往日本的第一批煤。
这个时期，大同煤矿采用日本纪年的方式就不奇怪了。这也解释清楚了A58身上遗留的物证上为什么会印有“昭和15年2月”的字样。
北京来的专家学者们继续进行着科研考察。
王予予在书中记录了当时发生的一个真实故事。大同“万人坑”的消息在全国传开后，突然，有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来到“万人坑”前，从随身携带的篮子里掏出自家蒸的馒头，点燃了香和纸钱，然后放声大哭起来。从她的哭诉中人们渐渐知道了真情。原来，这个妇女是河北人，丈夫在二十六七年前抓劳工抓走了，听说到了大同煤矿，从此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听着这个妇女的哭诉，围观的人们也流下了眼泪。
一具具惨白阴森的尸骨仿佛恢复了诉说能力，他们开始道出自己的年龄，离开人世的时间，死之前的生存状态等等。
这是1967年那次科研调查留下的记录。
从这张表格上，我们可以看出对188具尸骨的年龄分析：A井的平均年龄为32.2岁左右；B井的平均年龄为33.5岁左右；两井合计平均年龄为32.8岁左右。
而他们的死亡时间，经过科学分析，正是在日本统治大同煤矿时期。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日本人来了大同之后，当地才有了“干尸场”“死人沟”的说法。
周国兴：“我清理的时候有时候衣服，衣服口袋里有什么东西，他们藏在口袋里，当时找了7个人，有的牌上刻着，有的刻在叫工资，他们发工资有一个袋子，上面写着名字，当时有身份和地址的，我们就查到其中两个，一个是袁廷先还有一个就是龚瑞海。”
在A井和B井中发现的遗留物不足尸骨的百分之五，尽管如此，这些物证还是传递了强有力的信息。王予予在当时的挖掘记录中这样写道：“至此，A B两洞的清理基本完成。两洞发现的尸骨、遗物对弄清历史年代和劳工来源；对其生前经受压迫、虐待状况和种种致死原因都提出了可靠证据。”
大同煤矿“万人坑”在经过科学技术人员考察后，首次做出了一套完整的专业鉴定。但是，这份鉴定书当时并没有发表和出版。所幸王予予和他的同事们一直把它保存下来，直到近三十年后于1995年在香港出版。
1967年初夏，大同万人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出现在人们面前。188具风干了的遗骨静默依旧，扭曲了的只有生死瞬间的呐喊和悲号。无声的悲号连接着今生前世，也为后来的探索者们留下了更多的谜团。比如，这个叫龚瑞海的，劳工证上写的是河北人；还有那个叫袁迁宣的，“招募证”上写的是徐州人，他们如何来到大同？有着怎样的经历？他们家里还有没有亲人？
1967年6月，年轻学者周国兴和他的同伴不顾几个月的疲劳，登上火车，开始了漫漫寻访之路。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大同“万人坑”揭秘（中）
大同煤峪口万人坑A洞内遗骨、1967年北京专家发掘杨树湾万人坑
从1967年12月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四个单位的专家对大同煤矿“万人坑”进行了科学考察。几个月之后，通过人类学方法鉴定，确认“万人坑”中的尸骨为日军占领大同煤矿时期所抛弃。而且意外地获得了一些发现，就是在尸骨中找到了死难者残存的遗留物。
根据当时的发掘报告，有名有姓的遗物只有六件，还有一些遗物只能按照尸骨的编号确定所属。
这是一个叫龚瑞海的人的劳工证明书，是从这套衣服的上衣口袋里找出来的。证明书正面有本人的照片，是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由宛平县公署签发。从上面的记录看，龚瑞海年龄为43岁，河北涿县人，居住在宛平县门头沟。但无法确认他的尸骨究竟是那一具。
A洞里发现的编号为A-1的干尸，上衣口袋内有一份“11月份工料金额单”，印有“峪丰坑大陆公司”字样，姓氏为李文彬。
编号为A-48的干尸上的破毛衣里，有一个白色布质的良民证，证上显示死者叫李玉元，江苏大浦人，27岁。还有一张当时“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一分钱纸币。
学者们从A-70的尸骨上发现了最多的遗留物。有一墨印对折居住证，贴有死者照片，姓名为袁庭宣，职业为苦力，年龄36岁，徐州人；一张霍乱预防注射证，一片徐州募集所编号为第33号的白布条，五张大同煤矿的采炭夫工资证，一个木制的编号为5049号的灯牌，还有两个铁盒，里面装有六根红头火柴。
在B洞内发现一个名为赵明堂的三张餐券，上面有盖有日本人名“桥本”的圆章。
还有B22的工资单，B35的“劳动登记证明书”，还有其他一些遗物，如日本昭和10年的硬币、矿工的刮汗板、小刀等。我们不必一一列举了。
这些遗物的发现，对尸骨的科学鉴定提供了佐证，也激起科学考察工作者们强烈的民族义愤。同时，他们心头也萦绕着一些疑问，就是那些外地劳工是怎样来到大同的？当时距离四十年代也不过二十六七年，他们家中还有亲人吗？
这些问题超越了他们专业工作的范围，但这件工作本身就是极为特殊的，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普通的科学考察了。于是，当大同“万人坑”科考工作告一段落时，1967年5月底，年轻学者周国兴和另一位姓卢的同事乘上火车，开始了漫漫寻访之路。
一路上，周国兴的心情忐忑不安，他不知道按照尸骨遗留物上的地址能不能找到袁庭宣的家，毕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当周国兴叩响徐州市子房乡的一处院门时，使他意想不到的，开门的竟是袁庭宣的亲生女儿。而且，袁庭宣的结发妻子还活着，当周国兴拿出袁庭宣的照片后，全家哭成一片。亲人的下落虽然知道了，但等来的却是惨痛的讯息。
这些照片就是当年周国兴给袁庭宣妻子和全家拍摄的。
又过了几十年，我们摄制组来到徐州，见到袁庭宣的女儿，她对当年中科院来人到他们家的情形记忆犹新。
周国兴没想到他们对袁家造访后一年多，袁庭宣的妻子就因为悲伤过度去世了。
从徐州回来后，周国兴立即赶到那个叫龚瑞海的家中。
周国兴：“龚瑞海李新庄村，也是找了很多老年人座谈，家里情况，这个龚瑞海兄弟三人，家里有一点地，也有一点房子，生活还是比较困苦，所以他种地主家种了55亩田，白沙地，但是这个地收获很少，后来又交不起租子，地给彻回去了，后来他打长工，跟他两个兄弟和父亲打长工，等他父亲死了以后，他就去到外地打工去了。”
2005年8月，本片摄制组来到龚瑞海的家乡，见到龚瑞海的女儿，她对父亲可以说全无记忆。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后，只留下少数兵力，主力继续南下。大同成为日军的后方。随后，大同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隶属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在回忆录《日本侵华内幕》中对当时的情形这样说：“随着华北方面军事行动的推进，满铁势力也拥入华北，……开始实行对华北的经济计划。”
日军占领大同煤矿后，在军方的催迫下，逐渐恢复了生产。但是，由于原来煤矿技术人员和矿工大量流失，煤矿生产并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于是，满铁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在很短的时间里，从东北抚顺煤矿紧急调来317名日本技术和管理人员，并从各地招募和抓来5500名矿工。
日方对大同煤矿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为满意，在当年日本名古屋市产业部昭和14年，也就是1939年编的蒙疆经济调查中，有这样的文字：“最引人注目的是埋藏有120亿吨的大同煤矿，……调查团一行有幸进行了现地视察，都是高出一等的优秀烟煤。1，矿井内的涌水极少；2，顶板岩石非常坚硬，坑木等仅用日本内地矿井的二成即可；3，恶性瓦斯几乎没有；4，煤矿的断层、皱曲少；5，煤层的倾斜极缓。”
然而，在同一份报告中，日方也表露出相当的忧虑：“现在使用劳工每日平均5000人，实行三班八小时制，平均支付工资0.65元，但劳工主要是使用当地的兼营农业的人员，农忙期就锐减，据说为了募集劳工是当局最为头疼的事。”
大同位于山西最北部，与内蒙古毗邻，本来就地广人稀，加之战祸连绵，青壮年更成为稀缺资源。一方面是无尽的地下宝藏急待掠取，一方面又缺少开采的人力资源，这个矛盾将如何解决呢？
当时，中日之间在山西经过忻口会战，在山东经过台儿庄会战，在中原经过武汉会战，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庆，大片河山沦为敌手。而日军也在数次战役和战斗中人员与物资消耗巨大，日方决定实行“以战养战”的策略。于是，占领区内的中国老百姓便成为他们掠取的对象。
根据《大同煤矿史》记载，大同煤矿于1939年初在北京专门设立了“招工事务所”，当然招工范围并不局限于北京，而是整个沦陷区，尤其在山东、河南、河北几省最多，比如前面说的袁庭宣就是由徐州招募所招来的。但是，各地招募的情况可以说很惨淡，不得已实行了“招募津贴”，规定“招50名以上者津贴为50元，60名以上者为60元，70名以上者70元，80名以上者为85元，90名以上者为95元，100名以上者为110元。”
然而，从我们的采访中得知，凡是来到大同煤矿的几乎都是哄骗和强行抓来的。
1937年9月日军占领大同前，大同煤矿的矿工最多8000人，而在日军占领期间，劳工人数最多时达到18000人。除了在各地“骗”和“抓”，还有战俘和所谓“摊派”的劳工。
在大同附近的区县，日方以举办“勤劳报国青年队”的名义，向各县各村摊派劳工，说是六个月一轮，每期3000人，实际上，一旦进了煤矿就难以脱身。1940年，左云县王村一次摊派到大同煤矿四五百人，他们的命运可想而知，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尽管大同煤矿的产量在日军占领后一再攀升，但他们贪婪的胃口实在是欲壑难填。抚顺煤矿矿长，日本工学博士久保孚，再次在一份报告中发出预警并列举了1941年至1947年日本逐年的缺煤量，他说日本昭和二十三年，即1947年，日本将缺煤三千九百万吨。
日本工学博士久保孚（时任抚顺炭矿矿长、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理事）
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局的北支那炭矿业开发计划案
这位博士用实业家与政治家混合的口吻分析说：“凡是在测定国家势力的强弱时，有各式各种的观点，但其中最恰当而关键的问题是煤炭的消耗量这种观点。煤炭消耗量大，则直接表现着机械制造业的繁荣，间接意味着民族的振兴精神，表示战争力的坚韧。”
久保孚如此呼吁的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增加对大同煤矿的投资，他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一个庞大的计划：“根据日本九州及北海道的实例，确信（大同煤矿）每年生产三千万吨是极易实现的。”
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１日，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召开，４０个国家的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８００多人出席。大会通过了谴责日本侵略案，内容包括抵制日货，停止对日贷款同时支援中国和禁止煤油输入日本等条例。
世界各国对日本的经济制裁，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旷日持久，使日本对战略资源的需求感到刻不容缓。1940年1月，由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阿部信行亲自批准，决定成立大同炭矿株式会社，由满铁投资1000万日元，伪蒙疆政府投资2000万日元，华北开发有限公司投资1000万日元，共投资4000万日元。到1943年，日方的投资追加到一亿两千万日元。
新成立的大同炭矿株式会社在纲领中称其目的是：“开发世界性富矿的大同煤田，谋求供应战时日本的各种工业的原动力的煤炭，同时满足地域内工业与民用，以提高民生。”
日方并不掩饰他们掠取大同煤炭的目的，因为运往日本的煤炭数量必须达到全部产量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日方也掩饰不了。而他们所谓的“同时满足地域内工业与民用”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大同本来是一个遍地煤炭的地方，然而，日本占领大同煤矿后，这里居然闹起了“煤荒”。煤炭生产得越多，“煤荒”越严重。偌大一个大同，只有城隍庙一处设有民用煤场，而且是日方投资的“专营民用燃料”的“兴亚公司”独家经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