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煤场每天早六时排队挂号，下午三时开始卖煤，等待了近十小时的人们只能每人买两角钱的煤面儿。尤其到了冬天取暖季节，煤场更是拥挤不堪，甚至常常无煤可卖。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从大同煤矿幽深巷道中涌出的煤，源源不断地被装上火车，日以继夜开往天津港口，然后装船运到日本。
年产一千二三百万吨的计划，比起久保孚博士的雄心差一些，却比1937年前200万吨的年产量要高出数倍。虽然日本人后来并没有做到，但其掠夺大同煤炭资源近乎疯狂的野心昭然若揭。
而中国人为此付出的是血与生命的代价。
在编号为A-1的干尸上衣口袋里，有一份属于李文彬的“11月份工料金额单”的工票。从这张没有年代的工票上，我们大概可以得知，李文彬在11月只工作了19天，每天六角，计挣了11元4角，扣掉铺底费7元，鞋1元，帽子2元八角五分之后，只拿到5角5分。按当时的市价，1元钱只能买2斤小米，就是说李文彬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挣的钱只能买1斤小米！
为了防止劳工逃跑，煤矿并不发给劳工们现钱，而是用一种叫“引换证”的代金卷顶替工资。拿“引换证”可以在矿上指定的“卖店”买东西，出了煤矿就等于一张废纸。
再看从袁庭宣身上发现的这五张“采炭夫工质”，就是工资单。第一张工资单上的数字表明，他挣了13.48元；第二张工资单记上的数字是12.03元；第三张破损，无法辨认；第四张为9.57元；最后一张工资单是1.42元，而这1.42元除去吃饭的1.4元，他只挣了0.02元。
看来袁庭宣生前很珍惜这五张“采炭夫工质”，所以一直没有离身。由此我们可以推算出袁庭宣只在大同煤矿呆了五个月，也许是生病，也许是伤残，总之他的劳动能力越来越弱，吃的越来越少，直到最后被抛进“万人坑”！
更多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和任何信息的尸骨，他们或被抛入废弃的矿洞，或被抛尸荒野，任狼狗吞噬。其他同胞在战场上和侵略者拼杀，血洒沙场尚可流芳百世；而大同煤矿劳工的生与死，则全然如同草芥，生前不被当人对待，死后也没有一丁点人的体面，更谈不上尊严和价值。
大同煤峪口万人坑A洞内遗骨
1967年初夏，北京学者们在大同煤矿“万人坑”的科学考察已经几个月了，对煤峪口矿保存较完整的A、B两洞的清理和鉴定也大致完成。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学者们听到了太多关于“万人坑”的故事，他们知道所考察的，只是许多“万人坑”里极小的部分。在大同煤矿的荒郊野外、河滩沟壑、废弃矿井等地，散布着一个个大小不等的乱坟滩和“万人坑”，根据当时幸存的老矿工指认，规模较大的“万人坑”有21处。
本来要离开大同煤矿的北京学者们突然决定，再发掘一处“万人坑”。于是，1967年5月4日这一天，北京的学者们来到大同煤矿忻洲窑矿一个叫杨树湾的地方。
这一天的情景被学者王予予记录下来：1967年5月4日，中科院考古所大同工作队试掘了杨树湾山谷平地当年叫做死人沟的万人坑，任选一地，在20*20的探方中，即发现横七竖八乱抛埋的之矿工有数百人至多。深度不到一米最稠密处尸骸压有五、六层，此处为大同最大的一处露天万人坑，1938——1945，这里被日本人虐死的中国矿工达30000人之多，野狗成群，大雨后人头如浮瓜，山野腥臭，路人断绝。
人们再一次被震撼了，他们不禁要问：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大同“万人坑”揭秘（下）
1966年到大同煤矿万人坑参与发掘整理的专家、1966-67年北京专家整理万人坑遗骨
1967年5月4日，大同煤矿忻洲窑矿区一个叫杨树湾的地方，聚集了许多人。
杨树湾是山谷中的一处平地，看起来和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正是春天，山谷中的野花开了，山上的杨树也绿了。
然而，杨树湾并不是个普通地方，当地人叫这里“死人沟”、“烧人场”，这些恐怖的名字和从前的岁月有关。
听说北京中科院的专家们要发掘“死人沟”，附近的一些矿工和老乡们也来了。死人沟——这是一个他们听了20多年的名字。
挖掘人员很快在杨树湾划出一块20乘20平方的地域，椐在场的中科院考古所专家王序记录，这是“任选”的一地。当时挖掘的情景令人触目惊心，王序这样描述说：“发现横七竖八乱抛埋的矿工有数百人至多。深度不到一米最稠密处尸骸压有五、六层”。这是大同煤矿一座规模最大的露天“万人坑”。
由于地理环境条件所致，坑中已无一具完好的尸体，全部是白森森的尸骨和黑眼窝的骷髅。经过拍照和必要的科考程序，挖掘人员又默默地用土把这里填平了。
2005年7月，本片摄制组来到杨树湾，在当地老矿工的指引下，依然可以发现裸露或散落在野地的尸骨，提醒我们不要忘却那个已经逝去的岁月。
高怀秀：“这个大房子刚才说，实际上是四个门，中间有一堵墙，这四个门可能小一点，然后那边也是一面都有一个灶火，一面有一个烧炕火的，就是给那个长炕，两面睡着对头大炕。每一面的人，一个屋子能睡下将近200人，就这一面，两面能睡200人，这是屋子的情况，这个地方呆的又潮又湿，人不能呆，我就问我的父亲，说怎么了，每天这么臭，他说这两天的春风，这风一吹那边的死人坑的味都从那边过来了”
他们说的“大房子”是怎么回事？又是什么人住在“大房子”里面呢？
1937年9月13日，日军占领大同煤矿后，实行了军事管制。在各煤矿的制高点上盖起了碉堡，有警卫队荷枪实弹看守。
从这张旧照片上可以看到一排排的房子，是当年劳工们住的，这里就是“大房子”。后来，这些房子被拆掉了。据老矿工们说，“大房子”相当于普通住房的五六间甚至十几间，房子里面头对头有两条大炕，一间房子通常要挤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人。房子有几眼小窗户，不糊窗纸更不会安玻璃，而是用木版和铁条封死。屋子里光线昏暗，空气浑浊，臭虫、苍蝇、蚊子、老鼠肆意横行。
当时，大同煤矿劳工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作里工，一类被称作外工。所谓里工多是一些技术工人和本地人，这些人可以不住大房子，但必须持有“良民证”。外工呢，是从外地骗来或抓来的劳工，或者战俘等，他们全部被关进“大房子”，剥夺了人身自由，生活环境恶劣，命运极为悲惨。
在劳工中，里工的比例很小，绝大多数是外工。
为了防止劳工逃跑，“大房子”周围打了土墙或架了铁丝网，出入口有岗楼和哨兵。外工被圈进“大房子”后，不但吃住在里面，而且一切活动都限制在“大房子”的围墙里。围墙里有伙房和小卖部，也称“卖店”。从“万人坑”发掘出的劳工遗留下的“食卷”和“引换证”，就是在这里面用的，出了“大房子”就等于废纸。
日方还对劳工们实行了指纹管理，1943年出版的《北支那开发事业概况》书中声称：“应用指纹管理，以防止工人之移动和不良分子潜入”。大同煤矿劳务系的登记卡名目繁多，要贴相片，按指纹，填写身体特征，皮肤颜色等。
每天，“大房子”的劳工们上工有矿警押送，收工回来也是这样，绝不允许随便出入。
在日方档案中，有一份上下级往返的信函，提及“警备费”一项时说：“为炭矿警备和防止工人逃亡，除中国人的矿警外，尚常用日本人矿警60名和警犬若干来充当。”
可见，当年大同煤矿的“大房子”，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劳工营。
从1937年秋天开始，从各地抓骗来的劳工开始进入劳工营，到年末时，劳工数量已达5500人。1938年，塞上的春天来得很晚，仓促占领又急于开始生产的煤峪口矿发生了透水事故。当时的日本大同炭矿矿长在发给张家口铁路局的电报中说到：4月7日下午1时30分，煤峪口突然涌水，井下大部分灌水，除60余名劳力外无事出井……预计三日内可恢复。
这是可以找到的关于日本占领时期大同煤矿最早的成规模的矿难记录。然而这仅仅是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灾难的开始。
劳工大都来自山西以外的华北、中原一带，远的还有来自江苏、安徽等地。山西大同地处塞上，在毫无健康保障的“大房子”里，迥异于家乡的气候及饮食习惯成为了他们的天敌。最初劳工们的食物以当地产的红面为主，这是一种产于高寒地区的作物，来自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劳工从来没有吃过，即使是这样，专注于资源掠夺的日本人似乎还觉得标准过高，很快，红面里掺进了糠和花生皮，在日本人内部的文件中，这种混合食物被命名为“兴业面”。劳工们在吞咽过了兴业面之后下到了矿井，接下来就是10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井下没有任何食物供应，饥渴到无法忍耐时，他们只能捧起矿井中的污水解渴。
结果不难想象，很多抵抗力较差的劳工成了劳工营里第一批病倒的人。急于出煤的日本侵略者是不允许有人不上工的，在他们的授意下，榔头、皮鞭、火柱等落在了奄奄一息的病躯上，直到完全失去了劳工能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还没有死亡的时候就被扔进了万人坑。
他们是万人坑里的第一批遇难者吗？我们不得而知……
在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煤矿之前，矿山实行的是三班倒的工作方式，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井下劳动强度决定的。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侵略者不会顾忌这些，他们所关心的是出煤量。于是，三班制的工作方式在占领矿山后被改成了两班制。这意味着，劳工要在污浊不堪，条件极差的大地深处工作12小时以上。这是一份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1941年9月19日《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其中写道：“从三班制向二班制转变，工人被强制地在两班制下完成三班制的工作量，对工人来说，似乎是相当痛苦的，他们如果不是每隔4、5天休息一天，就不能恢复疲劳（体力）。这种改变是为了弥补劳动力之不足实行的。”这个报告直言不讳地说：“甚至强制病人参加劳动”。
那么，井下的安全措施又如何呢？还是在同样一份报告中，日本人道出了井下的真相：“大同煤矿作业环境恶化，为节省必要的坑木等，……根本谈不上采煤粗放化以至安全等考虑。另外，煤矿方面由于原材料价格高涨，对必要的设备等闲视之”。
1938年的夏天，就在那次春季的井下透水事故不久，忻州窑矿南四号掌子面顶板下落，八名工人被压，其中一个工人半截身子被压在石头低下，在场的日本监工为了让幸存者去抢救机器，竟将半边身子露在外面的中国工人用刀活活砍死……！
1941年的岁末，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后来被称为战争转折点的决定，偷袭了美国在珍珠港的海军基地，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的战争进程证明，从那时起，日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压力中。
上世纪初，中国的工业化刚刚兴起。抗战前山西的年生产总值在全国各省曾经一度排列第四位，煤炭储量和开采在全国首屈一指。早在1918年，官僚资本和民间商人就在大同开办了煤矿。1930年后半年，日本天炭公司从大同购买煨炭3118.6吨，据说“颇受日人欢迎”。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对东北资源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随着扩张野心的不断膨胀，仅是东北一地的资源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需要。时任抚顺炭矿矿长的工学博士久保孚在他的《大同煤田开发论及其计划草案》中充满忧虑地分析道：在此现在必须深入考虑的问题是……满洲国的资源出乎意料地贫乏，如果煤炭产量仍停留在今天的程度上，则可确信将无日本的扩张……七七事变后对大同煤炭的占有使这位工学博士眼前一亮，他接着论述到：……为了使日本内地及满洲国的煤炭不足达到充足，当前舍弃了大同再无合适的，大同具有充分担负这项任务的能力。
对资源的渴望注定了日本侵略者对大同煤矿一开始就是强盗式的攫取，随着在战争泥淖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他们对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急迫。于是，他们疯狂掠夺的本性更加暴露无遗。
日本占领大同煤矿后不久，于1938年制定了一个《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计划在昭和17年（1942年），大同煤矿向日本输入1000万吨煤炭，昭和22年（1947年）向日本输入3000万吨煤炭。为了实现这个庞大计划，日方于1940年1月成立了大同煤炭株式会社。
战争使日本国力大大下降，日本军方不得不放弃了最初对大同煤矿的庞大掠夺计划。于是在1941年制定了一个所谓务实的“宫本计划”。这个计划规定：到1945年，大同煤矿的产量要达到760万吨。而这些煤炭的大部分要运往日本本土。为此，日方将阎锡山统治时期的窄轨铁路改造成通用的宽轨。
虽然，“宫本计划”的规模小了一些，但日方“以人换煤”的残酷方式仍然没有变，反而变本加厉起来。既然通过机器设备的提升和改造无法达到目的，那么只有用人来填补战争造成的资源亏空，这就是“以人换煤”的实质。
看看当年日本满铁这份《大同煤矿劳动概要调查报告》的统计：1941年，大同煤矿在籍人员6931名，死亡869名，死亡率为12。5%，负伤者2983名，负伤率达到48。1%。一年之后的1942年，死亡人数就上升到1700名。
尽管这已经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但事实上，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出自日本人之手的“官方”调查严重得多。
2005年7月，本片摄制组来到大同煤矿，寻访到当年一些幸存下来的劳工。他们已是年逾古稀，满脸沧桑，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保留在这些老人脑海中的血泪记忆却丝毫没有褪色。
岳金兰：“我父亲48岁，我母亲那会儿是40岁，他比她大8岁，11月几号来的，正月我父亲被打死了，下井了……那两个老乡把他抬回来了，说岳哥不行了，让日本人打了，打的头上都是大疙瘩，老头都不会说话了，就扶上炕，我妈说怎么办，你喝水吧，我嘴对嘴喂你水，那会儿拿一个勺，不喝，慢慢的会说话了，上午就回来了，下午日本人就……”
1942年9月份，一个醒目的标题出现在了当时的《晋察冀日报》上：大同煤矿五个月内，敌寇虐死矿工2400人！报道来源于一个从大同煤矿逃出来的13岁童工的恐怖记忆。他从1941年六月从山东博平县被抓到大同，一年来竟遭20余次毒打，据他诉说,因为设备不全，敌人逼迫得厉害，每天都有四、五个人死亡……
1942年的大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那年夏季，大同的日本人向满铁总部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速派大量的医生赶赴大同煤矿。事实上，电报发出之前，一场瘟疫正袭击着忻州窑煤矿的劳工营，已经到了矿方无法收拾的地步。7月12日，100余名日本大夫来到了大同。他们是来拯救瘟疫威胁中的人的吗？
人们的幻想很快破灭。日本大夫到达忻州窑矿后立刻将整个矿区严密封锁，发现外逃的一律射杀。在大夫的授意下，无论男女老幼，不分里工外工，全部被圈进了康乐庄的院子里，逐个检查人们的粪便，病情轻的被投进了隔离所，重症患者立刻用铁丝将手脚捆绑，拉到小南沟烧掉！当时的忻州窑演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烧人场，每天被焚烧的竟达几十人之多……即便如此，疫情仍然在蔓延着，病人成倍地增加。这时候的日本大夫连最起码的检查都干脆省去，凡他们认为有病的一律烧死！幸存下来的人们回忆说：那次忻州窑的大火整整烧了四天，从天上飘落的粉末里都能闻到腥味……
参加了万人坑科考工作的王汿曾经采访过一位在日本占领期间担负抬运尸体任务的劳工，在他后来的《日伪时期煤矿坑的故事》里，他转述到：最初时，事故身亡或是被虐致死的，日本人便推说是因为没有供奉矿神爷而招致了灾祸，还给一口“狗碰头”的棺材，那时候，大同煤矿有了一个令人听来发指的职业：拉尸队。后来，死的人越来越多，狗脑袋都可以将之碰破的棺材被取消了，尸体随处抛埋。1942年——1943年，压迫和虐杀日盛，瘟疫过后，竟然有的大房子全部死绝，这时候，拉尸队没有了，变成了矿工自己抬自己。王汿还引用了当时矿上工人们的悲号：“千里百乡抓了来，死了没人抬,只见煤车天天走，哪见矿工几人活”……
万人坑里爬出来的任清玉、抬尸队员崔有山
今年七月，我们在大同矿务局多方寻找，找到了当年抬尸队的成员崔有山，据说他是唯一活着的抬尸队员了。
日方可以不提中国劳工的死亡，也可以隐去那些恐怖的死亡数字，但是大量死者的尸体不可能像空气一样蒸发。一天黄昏，残阳如血，天光将尽时分，突然从野狗围绕的“万人坑”里爬出一个人。几十年后，这个人面对摄像机讲述了他的故事。
任清玉老人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他有幸从一座人间地狱中复活，而他那些数以万计的兄弟们，却永远地留在了黑暗中，直到变白，变为泥土。
蒋忠义：“最印象深的就是有一个，双手抓什么东西往上爬，那个我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因为他是一个活动的姿势，后来人死了以后这个姿势就一直保存着。”
僵硬了的尸体保持着身前的姿态，直到今天……
据大同煤矿史记载，在大同煤矿沦陷之前，从1930年到1937年的七年间，大同地区的煤炭总产量是不足150万吨，而在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下，从1937年秋天到1945年战败投降，大同煤炭株式会社的总产量竟达1400万吨之多！60000余中国劳工为了这个数字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日本侵略者劫掠走的是1400万吨煤炭，留在大同、留在百里矿山的是大大小小的万人坑和6万具至今保留着挣扎姿态的冤魂……！
2005年5月18日，煤峪口矿迎来了一批来自日本的客人，他们是日本的民间宗教团体日莲宗，由他们出资建造的亡灵超度碑在这天落成。那天，从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三点，日本的宗教信徒们在碑前进行了四个小时的亡灵超度仪式。那天，万人坑前香烟缭绕，袅袅难散……陪同日本客人的人群里就有当年万人坑的幸存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说：这碑应该由日本政府来立……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一）同盟国的意志
梅汝璈、梅汝璈日记
2003年春天，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本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记，日记的主人是全程参与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
在这本没有写完的日记里，梅汝璈描述了发生在57年前那场审判和那些鲜为人知的法庭故事。那是一个中国法官的心路历程，是岁月无法湮没的记忆。
1945年4月28日、30日，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里尼和纳粹德国的战争狂人希特勒相继死掉了。轴心国三大元凶就只剩下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东条英机。
3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同盟国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随即，美军第8军登陆日本对其实施军事占领。
在密苏里号战列舰签字仪式结束后的第9天，驻日盟军总部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签署了第一号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39名甲级战犯。
当天下午，30多名美国宪兵突然包围了东条英机的住所，大批记者早已把东条家围得水泄不通。东条英机在宪兵进到住所前开枪自杀。
北京大学教授王新生：“东条英机呢，他存在这么一种心情，第一个可能不会审判他，第二个就是说即使审判他，他也不愿意接受，他已经做好自杀的准备。但是他本人是个左撇子，那么在打心脏的时候，没瞄得准。”
美军宪兵立即把东条英机送到医院抢救。东条英机没死成，这似乎是天意。若是用自杀来逃避公理与正义的审判，那就太便宜他了。
为了防止日本战犯脱逃，驻日盟军从1945年9月11日开始的逮捕在继续着。一批被列入逮捕名单的战犯畏罪自杀，其中包括担任过3任日本首相、发动对中国侵略战争的近卫文磨，前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等人。
战后，国际上要求审判天皇裕仁的呼声极为高涨，认为天皇裕仁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必须加以严惩。
就在盟军对日本实施占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东京第一生命大楼盟军总部突然来了一个头戴大礼帽身穿晨礼服的神秘人物，他要求面见麦克阿瑟将军。让麦克阿瑟感到吃惊的是，来人正是日本天皇裕仁。
这次会见持续了一个小时，但具体内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
日本天皇裕仁、麦克阿瑟
但从事后的结果看，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在权衡各种利益关系后，制定了对日本天皇的处置方针：
作为日本未来的国家框架，允许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但在新宪法中，天皇只能是一种象征性存在。
日本天皇就此逃过了被逮捕的命运。
从1945年9月第一批甲级战犯被逮捕，在3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最高统帅部连续发出4批逮捕令，认定118名前日本军政领导人为甲级战犯。
日本战犯
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战犯先是被关押在横滨刑务所，最后全部集中到了东京最大的监狱巢鸭监狱候审。
就在盟军在日本大规模逮捕战犯的同时，1945年11月20日，在德国纳粹发源地纽伦堡，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德国战犯的审判拉开序幕。纽伦堡审判向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绝不放过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罪人。
1945年12月16日，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实日本投降书各主要条款。
经过同盟国的多边磋商，同意组成由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这11个国家是：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
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签署盟军总部第一号特别通告，下令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人季南、中国检察官向哲浚
1945年11月，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而组建的盟军国际检察局正式成立。美国人季南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在季南的强势推动下，国际检察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检察官开始传讯关押在巢鸭监狱的嫌疑犯和日本各界人士。
与此同时，盟军总部向各有关同盟国发出催促函，要求各国尽快派出法官、检察官前往东京工作。
曾经担任过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向哲浚，被司法行政部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重返上海。回到上海不久，他突然接到电报，要他准备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1946年新年，向哲浚前往陪都重庆司法部接受任务。在重庆，他向政府推荐了他清华大学的学弟梅汝璈代表中国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1946年1月28日，盟军总部公布了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国法官名单，中国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
由于盟军总部不断催促，向哲浚带着由他亲自挑选的秘书裘绍恒火速赶往东京。由于国民政府准备不足，给后来的审判工作带来许多麻烦。
1946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绍恒一到东京，立刻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政府认定的11人战犯名单。
向哲浚与裘绍恒到达东京的9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局在季南主持下召开了首次检察会议。
国际检察局对日本战犯的预审和搜集犯罪证据的工作进展得不够顺利，中国检察官向哲浚所带来的，除了战犯名单以外，没有更多证据。
证据之所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如此重要，是因为法庭在审判进行中将采用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的审判程序进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判方式：
英美法系采取对质制，以证据为中心，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首先假定他无罪，原告与被告就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为证据不合法或不可信，可以当庭拒收。
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绍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占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此时，季南派出强有力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自己也在向哲浚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季南还从国际检察局特别划拨资金给中国检察官，要求向哲浚在本国招募一批熟悉法律、英语基础好的工作人员前往东京增援。
向哲浚回到上海，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一个名叫高文彬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看到招聘广告前往华懋饭店应试。和高文彬一同被录取的，还有31岁的湖南人周锡卿。向哲浚这次一共录用了5个人。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从上海飞往东京，当天的中国报纸报道了中国法官东京上任的消息。
从梅汝璈当天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一个肩负使命的中国法官初到东京时的复杂心情。
由各国选派的法官此时正在陆续赶往东京。
让梅汝璈感到高兴的是，他到东京不久，就遇到了老友、教育部次长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顾毓秀受政府之托前来考察战后日本教育现状。两人见面时，顾毓秀将一把宝剑赠给梅汝敖。梅汝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
到了1946年春天，国际检察局对在押战犯的经历、职务和罪行基本了解清楚，对战犯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也有了更多掌握。此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写起诉书。起诉书的中国部分自然就落在向哲浚身上。
但撰写起诉书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控诉这些被告犯罪行为的时候，从什么时间算起？
一种观点认为要从日本偷袭珍珠港算起；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为起点；还有的观点认为，要从1931年日军占领中国沈阳算起。
中方检察官向哲浚向国际检察局郑重提出了中国的起诉时间：
以1928年日本在中国制造皇姑屯事件作为起点。
1927年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成军政府执掌政权，控制着山东、河北、平津和东北地区。张作霖对日本越来越过分的种种侵略要求，他不是委婉拒绝就是借故拖延。日本关东军恼羞成怒，决意除掉张作霖。就在张作霖决定从北京撤回关外东北的时候，日本人觉得机会来了，1928年6月4日早晨，日军在皇姑屯炸死了张作霖。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皇姑屯事件”。
徐勇：“张作霖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合法的中国政府，因为当时的南京政府还没得到外交承认，国际社会承认的北京政府实际上的国家元首。”
利用阴谋炸死一个国家的元首，这不是国家间的战争又是什么呢？向哲浚的主张占了上风并最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接受，于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确定为对日本战犯起诉的起始日。
就在国际检察局紧锣密鼓赶制起诉书的时候，澳大利亚法官卫勃来到东京。卫勃爵士刚成为澳大利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个月前，他被麦克阿瑟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有：美国法官克莱墨，中国法官梅汝璈，英国法官派特里克，苏联法官扎里亚诺夫，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法国法官柏纳特，荷兰法官洛林，印度法官帕尔，新西兰法官诺司克夫，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
法官们就审判的程序和具体工作细则进行了反复磋商，为即将开始的审判做好准备。
在各国检察官和助手们的通力合作下，起诉书的撰写工作终于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诉书最终确定了共28名日本被告。
4月29日，季南代表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的身份正式向法庭递交了起诉书。
一天以后，起诉书被送到巢鸭监狱28名被告手中。
28名日本战犯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他们的正式指控，白纸黑字，触目惊心，交织着阴谋与血腥的往事浮现在他们眼前，丧钟就要敲响。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末日审判（二）法庭风云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卫勃与法官同事的合影、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的前一天，5月2日，法庭做了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坐次安排。
庭长卫勃想让两位和他亲近的英美派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中国法官梅汝璈主张按日本投降书签字次序排列。
直到开庭前的一天，终于摊牌了。这一天，是法官席位次序之争最尖锐的一天，用梅汝璈的话说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
最后在梅汝璈的坚持下，卫勃只得同意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次序就座。
梅汝敖日记：
5月3日，星期五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参加的这出历史性戏剧的第一幕。
1946年5月3日上午8点42分，在一前一后两辆白色威利斯美军吉普的警戒下，押送日本战犯的美军道奇客车来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门口。
8点50分，从车上下来第一个踩到混凝土地面的是曾经担任过关东军总司令的南次郎。
紧跟在他后面的是曾经发表过“广田三原则”并起草灭亡中国“二十一条”的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
第6个下来的是南京大屠杀制造者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是身穿国民服、头戴神官式国民帽的东条英机。
被起诉的日本战犯共28人，但从囚车上下来的只有26人，另外两人板垣征四郎和木村兵太郎这天早上从泰国曼谷的美军战俘营起运，将被直接押送到法庭。
《朝日新闻》记者对战犯们的出现做了这样的描述：
“这群战犯，就像一支匆匆送葬的队伍。”
梅汝敖当天日记
根据《法庭宪章》规定，审判程序是这样安排的：
首先由代表盟国起诉方的检察官宣读起诉书，然后作认罪传讯。这之后，法庭就进入正式庭审。庭审分为4个阶段：
一、检察方面起诉，提出证据，对质；
二、被告辩护方面辩护，提出反证，对质；
三、检察方和辩护方相互辩论；
四、检察方面进行最后陈述和请求法庭量刑；
辩护方面的最后申诉结束后，法庭就进入最后阶段，由法官闭庭进行内部讨论，起草判决书，量刑，最后是宣判。
这是典型的英美法系审判程序，充分照顾了被告的权利。
5月3日上午11点14分，首席检察官季南率领盟国检察团首先进入法庭，接着，是日本战犯被押进法庭。当法庭执行官高声宣布开庭的时候，法庭里的所有人起立，迎候法官入场。
卫勃率领全体法官出现在法庭上，梅汝敖坐在卫勃的左侧。这个位置很显著，便于和庭长直接交换意见。在以后的庭审中，梅汝敖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庭长卫勃在一片相机快门的按动声里致开庭词。他语调平稳柔和地说：在来到这里之前，各位法官签署了一份宣誓书，要无所畏惧地、不受外界影响地进行审判。
卫勃读完开庭词，首席检察官季南向法庭介绍了各国检察官，接着，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开始宣读起诉书。
让谁都没有想到是，就在季南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法庭突然出事了。坐在被告席最上面一排的大川周明突然伸手照着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秃头就是一巴掌。他拍打的声音很大，表情僵硬的东条回过头去，咧着嘴苦笑了一下。法庭里的人都笑了。这个戏剧性的场面来得太突然，法庭里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到了被告席的上面。反应敏捷的摄影师迅速捕捉到了这个画面。
大川周明和东条英机
大川周明在日本投降后，据说受了刺激，精神变得恍恍忽忽。在5月3日上午的开庭前，大川周明的辩护律师向法庭提出申请，认为他目前的精神状况不适于接受审判，请求做精神鉴定。但这个申请被法庭驳回了。
在当天上午的庭审中，大川周明举止反常，他光着脚，不断扭动着身子，神情怪异。下午再次开庭不久，就发生了大川打东条的事情。庭长卫勃看到这种情况，立刻宣布休庭。
一个敏感的日本记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第一天曾经作过这样的比喻：“看吧，有好戏，每一幕都恰似观看莎士比亚的名剧！”
第二天，卫勃庭长一开庭就宣布了法官们的意见，准许被告大川周明退庭去作精神鉴定。医学专家所做检查认定他患有精神病。
法庭决定暂时终止对大川周明的审讯，保留在他康复后的审讯权力。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被释放。奇怪的是，他的疯病居然好了，从此逍遥法外。
据说，他在临死前向记者透露：“当时我是装的”。他说：“我怎么能让美国人看出破绽呢？我是以嘲弄正常人的心理，按照疯人的逻辑伪装自己，美国军医才被我骗过的。”
在梅汝敖1962年开始写作的回忆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他对大川周明法庭前后的表演曾经这样评述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审判厅示意图
大川周明的闹剧过去了，检察方面继续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用了两个庭审日才读完。
5月6日，星期一，法庭上午9点半开庭，由日本战犯辩护团副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向法庭介绍了为被告辩护团中的日本律师和美国律师。
当法庭准备按照既定程序进行"认罪传讯"时，穿着日本军靴的辩护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突然站起来给了庭长卫勃当头一棒。
他要求庭长卫勃回避。法庭气氛一下子变得骤然紧张起来。
清濑一郎大声说：“我首先谈对庭长卫勃阁下的回避理由。”
卫勃问：“什么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