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抗联几次以佯攻作掩护的突围，都遭到日伪军迎头堵截。杨靖宇随即意识到，程斌的叛变，使日伪军对自己的声东击西战术早有防备。
第二天，当激烈的战斗持续到黄昏的时候，抗联部队仍然没能突出重围。而增援的日伪军却逐渐增多。这时杨靖宇已经清楚的知道，如果当晚不能乘日伪军兵力有限和夜色掩护成功突围，等到日军后续援兵赶来，突围就难有生机。
天黑时分，杨靖宇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山下的日伪军也停止了进攻，等候援兵的到来。他们用机枪部署了几道严密的封锁线，并燃起了篝火，将山上山下照得通明。
午夜，杨靖宇借着日军篝火的照明，仔细察看了四周地形，发现地势最险要的西北方向，恰恰日伪军布下的篝火最多，于是杨靖宇做出了大胆判断，认为那里也许正是日伪军兵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
杨靖宇果断地决定选择西北方向作为突破口，并且改变自己惯用的声东击西的战术，变佯攻为主攻，直接向篝火最多的地方发起突然攻击。
果然，这里正是日伪军合围的结合部，日伪军一时难以判别杨靖宇的此次攻击到底是佯攻还是突围，正在犹豫不决之时，杨靖宇已率部突破日伪军封锁线，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在东北抗日联军和日本关东军长达十四年的浴血征战中，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始终是抗联将士作战的一个原则，也是处于弱势的一方最适宜采用的战术手段。但是，为了打乱日本关东军的讨伐步骤，为了不断扩大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也敢于抓住战机，主动出击，攻城夺地，围城打援。
黑龙江省依兰县城是松花江下游的一座著名古城，日伪统治时期，这里成为日本关东军在下江地区的军事物资集散地。
1937年3月，东北抗日联军为打开这一地区的南北联络通道，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决定发动依兰战斗。而此时的日军绝没有想到，依兰县城会成为抗联部队攻击的目标。依兰县城不仅城高墙厚，易守难攻，而且距县城百余里的双河镇还驻守着一支400多人的日军。如果战役部署稍有不慎，攻城的抗联部队势必腹背受敌。
难道抗联部队真的就不怕攻城不下，反遭内外夹击吗？依兰战役总指挥周保中心里究竟有着怎样的打算呢？
1937年3月20日午夜，攻击依兰县城的战斗正式打响。周保中将惟一的一门迫击炮配给了攻城先头部队，集中火力攻击县城东门，正当其他日军被炮火吸引纷纷向东门增援时，抗联主力部队却突然向西门发起攻击，并在已经秘密投诚的守城伪军的配合下，顺利攻入西门。
因此周保中只留下少数部队继续造成攻城声势，主力部队马上转移到城外埋伏，等候前来增援的双河镇日军。
日军没有料到，周保中这一次是以攻城为幌子，重在“围城打援”，增援日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遭受重创。这次伏击战共击毙日军220人，缴获迫击炮3门，轻机枪7挺，步枪154支，还有大量的弹药。
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征战史中，类似的战斗还有很多。他们和东北大地上其他抗日武装一起，让日本关东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日本陆军省公布的数字统计，仅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的6年间，日本关东军死伤者共计178200人，相当于近八个日军甲种师团的总兵力。另据伪满治安部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史》统计，从1932年至1940年，包括东北抗日联军、抗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人民革命军在内的东北抗日武装共出击154761次，平均一天打击日军52次。
然而，在东北抗联1938年到1940年间留下的史料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骁勇善战的东北抗联各路大军在这三年中人数突然开始锐减，那么这三年中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东北抗日联军（三）苦斗与光荣
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七七八号作战命令，这份命令的内容很少有人知道，但这份命令的一个附件，却对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异常活跃的抗联部队进入了最艰难困苦的岁月。这个附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虽然倾尽全力剿灭东北抗日武装，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反而越发强大起来。为了彻底扑灭东北大地上的抗日烽火，日本关东军制定并实施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七七八号作战命令的附件。
在这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第一年度重点针对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抗联，进行肃正试点；第二年度在东北全面推行“肃正计划”；第三年度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剩余力量进行“彻底肃清”。《“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制订，表明日本关东军已经承认“九·一八”事变的六年来，他们“讨伐”东北抗日力量遭到了失败，并准备为剿灭东北抗日联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对于抗联将士来说，这一计划则标志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斗争时期即将来临。
这一计划的出台与一个叫佐佐木到一的日本军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抗联的死敌之一日军少将佐佐木到一
日本陆军少将佐佐木到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年曾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地区从事谍报活动。1927年3月在南京出任日本与国民政府的联络官。五年后由日本第九师团参谋长升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并一手主持策划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东北抗日联军一个最阴险的对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1936年4月，佐佐木到一从东北全境抽调两万七千人的机动部队，共六个旅加三个团，并亲自担任这次独立大讨伐的总指挥。佐佐木到一与东北抗日联军的交手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以往的抗日游击战中，东北抗日联军经常采取的战术就是突袭伏击，时聚时散，并利用深山密林为依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隐入山林，一直让擅长于正规作战的日本关东军束手无策。然而，在日军的这次讨伐中，抗联部队很快就发现，日军战术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采用的新战术名叫“蓖梳山林”。蓖，是指女人梳头用的篦子，篦齿之间缝隙十分严密。“蓖梳山林”战术顾名思义，就是要像用篦子梳头一样将讨伐地区梳理一遍，从而把活动于深山密林中的抗联部队“梳理”出来，一网打尽。
针对日军的“蓖梳山林”战术，东北抗日联军在战斗中将部队化整为零，并且迎着日军拉网的方向穿插。由于日军兵力所限，不可能做到人挨人肩并肩，小股分队之间必然留有缝隙，所以，抗联部队各战斗小组往往能够从讨伐日军的缝隙中穿插出去。
虽然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新战术，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目的，但还是给抗联部队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军事上采用新战术的同时，日本关东军还在东北全境收缴民间武器，严格禁止火药的生产和流通，并在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山区修筑“战备道”。
这是我们今天拍摄到的“战备道”遗迹，这些在东北山区中蜿蜒交错的战备道路，将大片丘陵地带分割成小块区域，使抗联部队的活动空间进一步缩小。同时，他们还开始沿战备道铺设电话线路。
1936年，日本关东军《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开始实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虽然凭着机智和顽强，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进行斗争，但他们已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战斗空间在大大压缩，生存处境更加艰难。然而，他们不知道，佐佐木到一又一个更加残酷、血腥的计划，此时已经成熟，并即将在东北全境推开。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彻底隔断东北抗日联军与东北民众之间的联系，导致抗联将士步入了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
在今天的东北农村，人们还能看到像这样布局方正的村庄，村庄的周围依稀可见深壕和围墙的痕迹。60多年前，这种由日本关东军专门组织建造的村落遍布东北农村的广大区域。它当年的名字叫做“集团部落”，老百姓又叫它“大屯”。
那么，日军为什么要修建“集团部落”呢？它当年的规模又有多大呢？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建造起来的呢？
在吉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伪满洲国”时期的大批秘密档案，我们从这里查到了最早的有关建设“集团部落”的文件。
1934年12月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的秘密档案中对修建“集团部落”的目的表述得十分清晰：“为了确立治安，使民匪分离，断绝其对匪团的粮道和武器弹药补给途径，（使匪贼）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歼灭之境。”
这份日本关东军档案中提到的“匪贼”、“匪团”，都是专指东北抗日联军。那么，这份档案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呢？
当时的东北由于地广人稀，三三两两的农户和猎户遍布田野山川，而他们往往成为抗联部队活动和生存的支点。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实行“集团部落”政策，就是要把这些农民和猎户全部集中到一个特别建造的“大屯子”里，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坚壁清野。
那么，这样的“大屯子”究竟是怎样建造的呢？它又有什么样的标准和规模呢？
从当年日本关东军在空中拍摄的“集团部落”照片上可以看到，集团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的城堡。它长200米，宽200米，外有土墙、壕沟和铁丝网，四角有炮楼，城内十字形道路把居住的人口分成四个区域共100户，屯子中央设有警察所和警备队。
对于东北老百姓来说，修建“集团部落”却是一个极端残酷的政策。日本关东军强迫他们离开自己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家园，就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
黑龙江省汤原县的太平川，原来是一个有着500户人家的大镇子，它也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基地。日本关东军为了在这里强行修建“集团部落”，先是把镇子西边300余户人家的民房全部烧毁，然后又把镇子东边的民房全部扒掉,仅留中间的十余户,作为“集团部落”的修建点。同时，日军还将附近的12个自然屯约140多户人家，强迫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对反抗者，日军一律实行集体抓捕和枪杀。
这就是日军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建立起来的“集团部落”，这种“集团部落”遍布东北全境。
那么，在“集团部落”内部，为了防止老百姓援助抗联部队，日军在“集团部落”内部实行极其严格的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即一家援助抗联，十家同时论罪。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定了专门防止老百姓支援抗联部队的具体规定，比如，外出或来客必须到警察所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外出或留宿客人；“集团部落”中12岁以上的住户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书，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为了防止老百姓给抗联部队送粮，“集团部落”不仅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平时外出下地干活也只准带一顿饭的干粮.
到1939年时，全东北共建成“集团部落”12565个，有5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被强行迁入了实行残暴统治的大屯子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此时的佐佐木到一认为，纵然老百姓有援助抗联之心，也难伸出援助之手了。
佐佐木到一根本没有想到，就在如此严密的封锁下，老百姓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为抗联官兵送衣送粮。
而老百姓拼着性命送出的粮食毕竟有限，艰难岁月中的东北抗日联军只能依靠秘密营地的储备来坚持斗争。尽管在频繁转战中，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人数锐减；尽管有的秘密营地在长期得不到补给后已经弹尽粮绝。但是饥寒交迫的抗联将士依然表现出了惊人的乐观和对胜利的信心。
抗联秘营遗址、抗联战士
1938年下半年，一直活动在吉东深山密林中的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极其困难的秋冬之际，他在9月20、2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写到：“是晚之时在小溪谷露营，乘马饿毙者十余匹；昨今两日无食，冻饿交加。”
11月16日他又在日记中记述：“战斗员足鞋破烂，衣裤单薄，不但不足以御冬寒，甚至不能步履；封锁严厉，群众隔绝，补充之困难不能无所焦急也。”
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苦斗中，几乎每天都有人倒下。为了生存下去，为了继续战斗，在日本关东军实施军事讨伐与经济封锁并举的三年里，东北抗联的三路大军在不同的时间采取过同一个战略动作：向西突围，跳出包围圈去寻求新的转机。
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征，它同时也掀开了东北抗联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一页。
从当年抗联三路大军西征的战略构想上，我们可以看出：杨靖宇的第一路军派出了最强的两个主力师；周保中的第二路军派出的是所属四个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四军和五军；赵尚志、李兆麟的第三路军也派出了自己的主力第三军和第六军。他们将分别从南满、吉东和北满抗日根据地出发，奔赴千里之外的辽河、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
那么，东北抗联的三路大军为什么要舍弃已经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约而同的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西征呢？在这次跨越四年、蜿蜒数千里的西征途中，这些抗联的精锐部队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辽宁本溪的和尚帽子山，是东北抗日联军西征最早的出发地。1936年6月，抗联第一军在这里召开了动员大会，拉开了整个抗联部队西征的序幕。而此时最早谋划第一路军西征的总司令杨靖宇，对此次西征还有更深一层的战略预想。
此时东征抗日的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长城以北的热河，而热河距离南满并不遥远，杨靖宇认为，从战略发展态势上看，如果抗联第一路军的西征能够打到热河与中央红军会师，那么，不仅可以改变眼前孤立无援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造成东北抗日联军协同中央红军对日本关东军构成战略上的两面夹击。
正是为了在寻求转机的同时打开新的抗日局面，杨靖宇在第一路军的西征中，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最强的两个主力师！杨靖宇十分清楚这样的抉择意味着什么……。
摩天岭战斗是抗联第一路军西征途中打的第一仗。摩天岭，位于本溪、海城、岫岩之间，1936年7月15日，西征部队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保卫连与日军守备队在这里遭遇。李敏焕先敌进入伏击阵地，乘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日军大尉今田当即被击毙，其余四十八人全部被歼。
西征部队虽然首战告捷，但由于东北平原十分有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闻讯赶来堵截的日本关东军越来越多，仗也越打越艰难，西征行动的突然性完全丧失，为避免西征部队被日军合围，抗联的指挥员决定停止第一次西征。
第一次西征的失利，并没有使杨靖宇丧失西进的信心，他随即组织了第二次西征。针对平原地区日军行动快的特点，杨靖宇决定集中抗联第一路军全部战马，把第二次西征部队改为骑兵，加快行动速度。同时，他还重新选择了一条新的西征路线：避开日军重兵屯集地区，跨过辽河，挺进热河。1936年11月底，第一路军第二次西征的骑兵部队踏上了征战之路。然而，当他们出其不意的越过南满铁路，顺利到达辽河岸边时，西征将士们却大吃一惊。
寒冬季节，往年早已结冰的辽河竟然没有封冻，几百名西征将士只能眼望辽西，对河兴叹。此时日本关东军追兵已到，在辽河边抗联西征部队又开始了一次殊死搏杀……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两次西征虽然先后失利，但却从战略上动摇了日本关东军对南满根据地的大讨伐，并在西征途中打击了日军，扩大了东北抗联的声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抗联三路大军先后发动的西征，不论胜败与否，都蕴藏着战略上的主动，蕴藏着苦斗中的光荣。
1938年6月，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从吉东根据地开始西征。他们西征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五常县的九十五顶子山。与杨靖宇第一路军西征不同的是，那里已经有抗联第十军在坚持战斗，只要到达九十五顶子山，与第十军汇合，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就能取得成功。但日军已经在他们西征的必经之路上布下重兵，等待着第二路军西征将士的将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
8月15日，英勇善战的抗联第四军连续突破日军二十多道封锁线，杀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县的拉林河畔，此时的第四军已是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部队从出发时的一千二百人锐减到一百余人。这时，只要他们渡过河流，就能到达西征的目的地九十五顶子山。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由日军精锐部队组成的又一道死亡封锁线。第四军将士没有半点的犹豫，于当天午夜发起了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的冲锋。因为缺少子弹，许多战士用刺刀与日军拼死搏杀。当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率先冲到拉林河边时，身边只剩下十几名杀红了眼的战士，其余近百名官兵在不足几十米的冲锋中倒在了血泊里。军长李延平带领剩下的十几名战士，与四处搜捕他们的日军在拉林河畔周旋，仍然准备寻机渡河，完成西征的最后使命。但在几天后的一次遭遇战中，军长李延平不幸中弹，血洒拉林河畔。
1938年冬天，当副军长王光宇带领西征第四军最后的四名战士，终于渡河到达九十五顶子山时，却再次与日军突然遭遇，在短暂而激烈的一场战斗后，第四军仅存的五名勇士全部英勇牺牲。
拉林河畔的枪声停息下来，第四军1200名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下抗联西征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笔。
正当抗联第四军在拉林河畔浴血苦战的同时，1938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从北满根据地又开始了以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为目的地的西征。这一次西征选择的是穿越小兴安岭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抗联部队在高山密林中战斗和生存的能力虽然要比日本关东军强，但是，抗联第三路军西征的艰难不仅仅来自于与日军的作战，他们从踏上西征之路的第一天起，就始终面对另一种艰难。
此时的西征将士已经不但为消灭日军而战，还要为生存而战。为了生存，他们吃过草根，吃过树皮，吃过身边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因为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完成西征的光荣使命，才能更好的打击日军。
然而，和饥饿相比，小兴安岭冬天零下40多度的寒冷，对于缺衣少穿的抗联第三路军西征部队来说是最致命的困难。
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饿了可以吃草吞雪充饥，但寒冷却不同，就是冻僵了也绝不能烤火——因为一有烟火，就可能被敌人的观察哨或飞机发现，导致部队行踪暴露，甚至陷入重围。
1938年10月初，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率领最后一支西征部队，乘着夜色突破日军松花江封锁线，踏上了征战之路。在经历了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跋涉之后，他们终于穿过小兴安岭的千里林海，与抗联第三路军先前到达的两支西征部队胜利会师。就在这次西征途中，一首“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激昂军歌在露营的篝火旁诞生了，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著名的《露营之歌》。
尽管抗联第一、二、三路军的西征，只有第三路军800多人最终到达了西征目的地，但是，三路大军昂然西进的苦战和血战，最终粉碎了日本关东军集中十几万重兵一举剿灭抗联部队的罪恶企图。
1938年12月，天空飘下了东北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东北抗日联军在经历了西征的艰难岁月之后，部队由3万多人锐减到了2000多人。在漫天大雪的深山密林中，等待抗联战士的将是又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季。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东北抗日联军（四）英烈千秋
“松花江水流不停, 不灭日寇气不平, 长白山上英雄多, 数着那杨靖宇, 杨司令。”
当这首民谣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开始传唱的时候，杨靖宇已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总司令。当年的抗联战士总能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他们的总司令。杨靖宇身高一米九三，光头，身材硕壮，他的魁伟体态即使在战场上的瞬间，也给日本关东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关东军少佐岸谷隆一郎曾这样描述过杨靖宇：他奔跑时速度极快，两只手能摆到头顶之上，像一只驼鸟在飞奔。他能使双枪而且枪法极准，我们根本无法靠近杨靖宇。
杨靖宇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出生于河南确山县。1932年，杨靖宇受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来到南满游击队后，随即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打得日伪军心惊胆战，使整个南满的抗日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也就是从那时起，日本关东军不断调集重兵对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抗联部队开始了残酷的大讨伐。从1933年到1939年的七年间，杨靖宇曾经同日本关东军四任司令官斗智斗勇，每一次他总能率领抗联第一路军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不但生存下来，还寻找一切战机打击日军，令对手困顿不堪。
1939年夏天，日本关东军新任司令梅津美治郎到任后发布的第一号命令中，就把杨靖宇列为伪“满洲国”第一号“心腹大患”，悬赏两万元收买他的人头。与此同时，梅津美治郎痛下决心，计划调集伪“满洲国”所有能动用的机动兵力，对杨靖宇和抗联第一路军进行一次彻底的大讨伐。
这是2000年在吉林市发现的日军为这次讨伐立下的纪念碑，为这块碑文题词的日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少将司令野副昌德，就是这次讨伐行动的总指挥。为了彻底绞杀杨靖宇和第一路军，“野副大讨伐”从计划到部署都与过去有所不同。
日本关东军处心积虑发动的“野副大讨伐”，首要目标就是杨靖宇，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还把特别熟悉抗联情况的伪三江省特务头目北部邦雄调到南满，担任这次大讨伐的参谋长，直接指挥4支专门对付杨靖宇的“挺进队”。当杨靖宇身边只剩下60多人的小分队时，这4 支“挺进队”先是利用飞机进行侦察，一旦发现杨靖宇小分队的踪迹，马上扑上去死死叮住，穷追不舍，同时用无线电联络各路日军讨伐队四面合围。
1940年2月15日，身边只剩下两名警卫员的杨靖宇，又一次被日伪军“挺进队”发现。为了确保在这一次追捕中抓住势单力薄的杨靖宇，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立即命令手下的三支“挺进队”共六百余人倾巢出动，分三路合围杨靖宇。
根据记载，这年冬天连降大雪，漫山遍野已是齐腰深的积雪。此时的杨靖宇为快速甩掉日伪军，利用自己身高1米93的优势，走在前面为两名战士趟雪。这时杨靖宇穿的乌拉鞋已经烂成一团，仅仅靠一根绳子绑在脚上。
虽然已是断粮多日，但杨靖宇的行动速度仍然很快，逐渐拉开了与日军的距离。为了防止杨靖宇逃脱，日军专门调来飞机在空中跟踪，向讨伐队指示杨靖宇的行走路线。
当天下午三时，600多名讨伐队在一处无名高地又发现了杨靖宇。
伪《通化省警务厅关于讨伐杨靖宇情况的报告》中，记述了这次战斗经过：“2月15日，我警察队主力对杨靖宇进行了猛烈攻击，出现了崔大队长、伊藤警尉等许多死伤者——估计杨靖宇已受伤，雪地上有点点滴滴的血迹。”
此时的杨靖宇已经左臂中弹，但还是乘着夜色冲进了密林。
日军讨伐队
第二天凌晨，日伪军讨伐队已经被杨靖宇拖的疲惫不堪。在日本满铁《协合》杂志1940年第263期中，参与讨伐的日军岸谷隆一郎回忆说：“杨靖宇身边只剩下两名部下，他无疑比以前更加饥肠辘辘。但是他却跑得飞快，两只手摆动到了头顶上，大步跑去的样子，活像一只驼鸟在飞奔。连满洲军跑得最快的大个子班长老崔都追不上他。终于，他在一个密林里把我们甩掉了。我们六百人的讨伐队因为死伤、冻伤和疲惫掉队，这时只剩下五十人了”。
虽然暂时摆脱了日伪军讨伐队的追击，但杨靖宇却无法摆脱零下40多度的严寒和饥饿。1940年2月18日，杨靖宇派出找粮的两名警卫员被日伪军发现，不幸牺牲。这时的杨靖宇，身边再无一人。
日伪讨伐队根据杨靖宇牺牲警卫员遗留的物品判断，他们连续几个月绞杀的目标就在附近，于是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调集重兵封锁了濛江县所有的交通要道。此时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穿着被树枝划破的棉衣和一双早已损坏的棉鞋，艰难辗转于濛江的山林中。
1940年2月22日晚上，天气晴朗，一轮圆月高挂天空。这天是中国农历的正月十五，是家家团圆的元宵节。已经连续4天粒米未进的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孤身一人来到了濛江河边的三道崴子，在山中的这个小窝棚里，他渡过了人生最后一个夜晚。
1940年2月23日，已经第五天没有找到杨靖宇踪迹的日伪军讨伐队终于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直接参与讨伐的日军益子理雄这样回忆到：“在三道崴子附近，有一人要求四个砍柴的农民帮助购买面粉和棉鞋，同时约定了交东西地点。根据报告，讨伐队立即开始了行动。”
益子理雄说到的这个人，正是杨靖宇。
这就是第一批到达指定现场的日伪讨伐队成员，在三道崴子的密林中，他们首先发现了杨靖宇。
此时，连续几天以草根、棉絮充饥的杨靖宇身体已经极度虚弱，由于伤口化脓，身体还发着高烧。发现日伪军讨伐队到来，杨靖宇便在密林的掩护下一边撤退。一边双手持枪，不断向来敌射击。
由于大批援军不断赶到，逼近的日军由最初的300米逼近到200米，100米，50米，但杨靖宇依托大树掩护，仍然向讨伐队射击。
在距离20米处，杨靖宇与日伪军讨伐队进行了最后的战斗。
1940年2月23日下午四时三十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十几天后，抗联的广大指战员得到了杨靖宇牺牲的消息。第一路军6师政治部主任伊俊山写下了这样的悼词：“——冰雪覆盖着濛江大地，我们焦急的心情等待您的来临。然而那雪花带来了极大的不幸，雪花传来了噩耗——敌人把您被割断的头颅照片印成传单，散布在每个森林、山谷和村庄。——从此，我失去了一位最敬爱的领导者和亲密的战友；全军失去了一位坚毅忠勇、明智的抗日指挥者；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位卓越的人民英雄、优秀的儿子；党失去了一个忠心耿耿的，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的模范共产党员。——我们没有被悲痛所征服，而是化悲痛为力量，继续英勇地战斗着。
2004年，一条惊人的消息从吉林省长春市传出：抗日名将赵尚志失踪了63年的头颅，终于有了下落。
抗日名将赵尚志，当年在东北与杨靖宇齐名并称为“南杨北赵”。1908年，赵尚志出生于辽宁朝阳县，中共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尚志在哈东地区创建抗日游击队，后来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1942年，这位年仅34岁的抗日名将在战斗中受伤被捕，后来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赵尚志牺牲后，日本关东军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运往长春，后来，赵尚志的头颅神秘失踪——
60多年过去了，萦绕人们心头多年的这个历史谜团始终没有解开。那么，2004年人们发现的头骨到底是不是赵尚志？他又是一位怎样的抗日英雄呢？
赵尚志生前惟一一张照片（中）
军校出身的赵尚志身高1米62，作战异常勇猛。在一次攻城战斗中，左眼被流弹打瞎，但仍然指挥部队攻下东兴县城。由于常年在密林中奔波，已经身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仍习惯不修边幅。
平时宿营，赵尚志经常和衣而卧，手握驳壳枪，怀抱三八大盖枪，一副随时准备起身战斗的架势。当战士们问赵尚志为什么不理发洗脸时，赵尚志说：“没有国哪有脸”，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者不结婚不洗脸。在赵尚志指挥的众多传奇战斗中，最能体现赵尚志军事作风的，就是著名的“木炮打宾县”。
宾县是日伪军的一个重要据点，盘踞在城里的日伪军平时无恶不作。为了给百姓报仇，壮大抗联声威，赵尚志开始筹划攻城战斗。然而，攻打如此坚固的县城，在当时要冒很大的风险。
面对如此坚固的城防，作战向来敢字当头，勇猛当先的赵尚志决定啃下这块硬骨头。
1934年5月9日，赵尚志在攻打宾县的当天，先给宾县城里的伪县长李春魁打了个电话，问他是投降还是要打。对方并没有把游击队放在眼里，回答说：“任你来打”。当天下午，赵尚志动员了各路义勇军共1000多人，加上400多助战的老百姓，在他的带领下，分三路向宾县县城进发……
游击队到城墙附近，先是向守城的日伪军喊话。守城日伪军很是紧张，向城外胡乱射击。赵尚志下令暂不攻城，守城日伪军看游击队一直喊话到了晚上，仍然没有进攻的意思，警惕性慢慢松懈下来。
夜里1点多钟，赵尚志见城里的日伪军彻底放松了警惕，才下令搬出了他的攻城秘密武器——木炮。
赵尚志指挥战士向炮膛内装进了约20多斤火药，15斤碎铧铁。随着一声巨响，宾县县城坚固的城墙被轰开了一个大口子，游击队战士冒着浓烟迅速冲进城内，宾县县城被赵尚志一举攻克，木炮打宾县的赵尚志从此声震北满。
就在赵尚志在北满打开抗战局面的同时，一个被日军误认为是赵尚志妹妹的传奇女性，开始不断的出现在日伪的新闻报刊上。在当时的这份《大同报》上，就有“红衣女匪赵一曼，双枪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的报道。
这是赵一曼为我们留下的惟一一张单人照片。即使在今天看来，她也是一个漂亮端庄的东方女性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柔弱的美丽女性，却让日伪军闻风丧胆。
走向烽火连天的东北，就是置身于抗日战争最前线。骑着白马手持双枪的抗联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率领战士不断打击日伪军，很快成为日军眼中的危险人物。由于赵一曼和赵尚志同在北满活动，因此被日军误认为是赵尚志的妹妹，把她和赵尚志一起列为重点清剿对象。
1935年秋天，是日本关东军对珠河抗日根据地“讨伐”最残酷的岁月。赵一曼在完成一次掩护任务撤出后，被日伪军发现，并在激战中负伤被俘。
在狱中，日本宪兵对赵一曼用尽了酷刑，始终无法让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屈服。
1936年8月1日，穷凶极恶的日军把赵一曼押上了开往珠河的火车，准备在她经常进行抗日活动的珠河县执行枪决。在这段生命的最后旅途中，赵一曼向日军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了这封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中华民族的抗日女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就义，年仅31岁。
与此同时，被日军列为北满地区第一号清剿对象的赵尚志又在哪里呢？
就在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牺牲的前一天，赵尚志领导的抗日部队被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改编后的第三军在赵尚志的率领下不断壮大，连续对北满的日伪军实施沉重打击。
1938年，由于日军不断调集重兵对北满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讨伐，赵尚志所在的抗联第三路军为避其锋芒主动向北满外线转移。
之后，赵尚志根据工作需要，两次进入苏联境内。
1941年初冬，在东北抗日联军形势最为严峻的紧要关头，赵尚志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率领一支小分队回国，来到汤原县北部山区准备继续发展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区。
就在赵尚志进山不久，鹤立县兴山镇日伪警察署署长田井久二郎和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就从一个密探那里得到了有关赵尚志行踪的确切情报。
这两个老牌日本特务立即着手制定谋杀赵尚志的“梧桐河计划”。
根据计划，几天后，一个叫刘德山的特务化装成收山货的“老客”，打进了赵尚志新组建的抗日游击队。之后，经刘德山介绍，另一名化名张青玉的特务也很快打入这支部队。这个“张青玉”还假装为抗日游击队“提供给养和传递情报”，很快就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
1942年2月初，接连几天的大雪，封住了通往兴山镇的道路，给赵尚志的部队给养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急于打开抗日局面的赵尚志，这时轻信了“张青玉”提供的假情报，决定趁大雪封山之机，率小分队夜袭梧桐河警务所夺取给养。
1942年2月12日凌晨，赵尚志带领一支小分队秘密潜入了梧桐河。在这支小分队中，就有特务刘德山和张青玉。
就在赵尚志率领小分队接近伪梧桐河警务所时，特务刘德山放慢脚步，走到了赵尚志后面。赵尚志刚刚走出几步远，刘德山突然开枪向赵尚志的后背射击。赵尚志这才知道中了圈套，就在负伤倒地的瞬间，连开两枪击毙了刘德山。但此时，接到报信的日伪军已经从四面扑了上来。受伤昏迷的赵尚志不幸被俘。
在日伪《关于谋杀赵尚志向治安部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用爬犁将赵尚志拉到梧桐河警察分驻所后不久，他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他说：只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了刘的手里。此时赵尚志伤势严重，子弹从他右后腰部打进，从小腹与胯间穿出。”
1942年2月12日上午9时左右，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含恨而死，年仅34岁。他牺牲时，距离这一年的除夕夜还有两天。
赵尚志牺牲后，残忍的日军割下他的头颅送往长春，遗体被抛入了松花江。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生于这片黑土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现在，他的躯体和他抗日的心愿又随着滔滔松江水，流过了北满，流过了他亲手在这里开创的抗日根据地。
东北光复后，中共东北局曾多次派人找寻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的头颅，但始终下落不明。从此，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半个世纪挥之不去的历史谜团，留下了一个长久的挂念。
保护赵尚志头颅的炎虚长老、赵尚志头骨鉴定中
1989年，在沉默48年之后，当年参与谋杀赵尚志的日军特务东城政雄在日本终于向世人吐露了一个历史真相。人们这才知道，1942年，正当日本关东军准备将赵尚志头颅焚烧灭迹的时候，德高望重的长春般若寺主持炎虚长老亲自出面，请求将抗日英雄的头颅掩埋在般若寺里。然而，当人们在1989年得知这个消息时，炎虚长老已过世多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埋藏点仍然成了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团。
2004年，长春般若寺进行整修施工时，人们在炎虚长老的灵塔一侧，意外的发现了一个头骨。后来，经过专家的反复鉴定，最终证实，这就是人们苦苦寻找了60多年的抗日名将赵尚志的头骨。
60多年的挂念，60多年的寻找，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以他不朽的抗日故事，一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东北抗日联军（五）光复东北
1940年早春的一个深夜，中苏边境的饶河地区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枪响过后，几个人影已经掠过边境中心线，进入了苏联境内，开枪的日本关东军只能望着他们的背影无计可施。那么，这些越境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这里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从这里乘车往东北行驶75公里，有一个名叫“威·雅斯克”的小村子。在村庄后面的山坳里，当年就居住着那些越境来到苏联的中国人，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营区。今天，这里已经很难找到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了。而六十多年前，这块苏联的土地上却生活着1000多名中国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5年的时光。这些人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经过艰苦鏖战幸存下来的将士们。
抗联在苏联的野营地、在苏联修整的抗联将士
那么，为什么东北抗日联军会在苏联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野营地？他们来到苏联到底有着怎样的目的呢？苏联又为什么会让他们在这里生存呢？
1939年冬季，东北抗日战场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在近十万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讨伐和“困死饿死”的经济封锁双重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绝大多数的根据地已经丧失，部队也从原来的三万多锐减到两千人。这两千人马是东北抗联历经十年苦战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支力量，也是继续点燃东北抗日烽火的宝贵火种，而如何保存这些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并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已经成为当时抗联三路大军领导人考虑的首要问题。在无法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系，也难以继续在高山密林中生存的情况下，他们不约而同想的到了一江之隔的苏联。
自从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抗战形势。在东北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始终有一条经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的秘密通道，同时，抗联一批军、师指挥员也陆续被派往苏联学习过军事。
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冯仲云受省委委托与苏方取得了联系。1940年3月19日，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与苏联有关方面负责人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联席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苏方接受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要求：一是提供粮食、武器、服装等后勤方面的支援；二是建立野营地，供抗联部队越境休整、集训；三是建立抗联医院。
抗联领导人返回东北后，立即着手落实东北抗日联军整编计划，将三路抗联部队改编为9个支队。至此，长期被分割于南满、北满和吉东地区的东北抗日联军，实现了统一编制、统一领导。新编成的抗联九个支队采取“避实就虚、奔袭潜行”的战术，一边与讨伐日军战斗，一边通过逊克、饶河、密山向中苏边境转移。
可是，在这片黑土地上，有抗联战士的家园，掩埋着他们牺牲的战友，现在让他们离开苦战了十年的故土，抗联将士又是怎么想的呢？
李敏 抗联战士 82岁:“有，有不少，都不理解，（为什么不理解？）总觉得我们到那儿去也不能打杀日本啊。”
东北抗日联军各支队最先转移的是伤病员、女战士和后勤人员。而转移的路同样是一条艰险征战之路。原抗联第七军三团被服厂最早接到转移的命令，女战士庄凤和王铁环是第一批转移人员。
庄凤 抗联战士:“日本对苏联的边境封锁的特别严，白天哪敢走呢？都不敢走，那是冬天。”
王铁环 抗联战士:“你说他们是半个小时溜一趟，日本鬼子，我们那个雪这么深，他们都是踩这么宽的路，都踩的溜光的。” ,“我们得黑夜走。”
为了继续坚持战斗，并等待时机东山再起，经过两年的艰苦转移，到1942年7月，从东北抗联三路大军改编的九个支队共1000多人分数十批先后进入苏联境内，分别建立了两个野营地进行休整和集训，一个是北野营，另一个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双城子附近的南野营，两个野营地之间相距500多公里。与此同时，部队番号改称为东北抗联教导旅。
6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营房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欧式的民房。然而，我们还是随同抗联老战士李敏，在距离不到一公里的南山坡上找到了抗联夏季野营的遗迹。
李敏 ：“（野营）帐篷，我上次来找了一下，就是九十九个是九十几个。反正那几个在别的地方，没有找着。可能有100个帐篷。”
转移是为了更有效的坚持战斗，抗联各支队在转移时都为日后的反攻做了周密的部署，从部队中挑选出一批斗争经验丰富的得力骨干，执行潜伏任务，以配合未来的大反攻。
和许多秘密潜伏下来的抗联战士不同，东北抗联第十军是惟一一支在东北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建制部队。当时，坚守在黑龙江省五常县九十五顶子山深处进行斗争的第十军，原是一支号称“双龙队”的抗日义勇军，军长汪雅臣别名双龙，骁勇善战。1934年2月他主动找到赵尚志，要求把自己的队伍编入抗联第三军，赵尚志接受了他的请求，并命令他到五常县一带开辟抗日游击区。
1938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西征离开北满地区，汪雅臣的第十军与第三路军总部失去了联系，一直孤悬敌后。由于第十军的游击区域距离长春和哈尔滨最近，日本关东军对这支部队的讨伐也最为频繁。
在这种情况下，汪雅臣始终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抗日信念，率领第十军坚决执行党组织要求，坚持抗战到底。
1941年初，就在东北抗日联军一些支队向苏联境内转移的时候，汪雅臣带领军部的二十多人在亮马河边被日伪军团团包围。由于多年征战，缺少医药，此时汪雅臣身上的伤口严重感染，已不能行走。他命令身边的战士突围，自己担任掩护。激战中，不愿离开他的几个战士相继阵亡，他只身抱着机枪向日军扫射，直至中弹牺牲，年仅30岁。
汪雅臣虽然倒下了，但东北抗联第十军却没有溃散，幸存下来的战士们继承汪雅臣的抗日遗志，一直战斗到1945年东北光复。
正当抗联第十军在九十五顶子山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活动的时候，身处异国野营地的抗联将士也在渴望着早日重返故乡，踏上与日本关东军战斗的黑土地。
这是1943年抗联将士在哈巴罗夫斯克城外的北野营拍下的一张合影，此时，抗联部队的着装与照片中参加合影的苏联军人已毫无差别。为什么他们会穿上苏军的军服呢？
1942年8月1日，身处异国的抗联部队为了便于统一训练和管理，分住在南、北野营地的全部抗联战士，都被集中到了北野营。由于是在苏联整训，抗联战士没有合法的身份，行动十分不便。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东北抗日联军按照苏军的编制整编，内部仍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但对外称为苏联红军独立步兵第88旅。全旅共1000多人，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苏联军官，所以又被称为“国际旅”。
在这份当年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编制名单上，我们可以发现，教导旅的各级领导是这样配备的：旅长是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是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各营、连长均由抗联九个支队的领导担任，而副旅长、参谋长和后勤部长则由苏军军官担任。
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整训重点是军事训练，其中射击又是军事训练中的重点。旅长周保中在1941年2月20日下达的训练文书中明确指出：“我们要知道，战斗的要点在于消灭敌人，保存自己，达到战胜的目的。无论现在兵器如何发达，步兵作战仍居主要地位，而步兵最有效的战斗手段是依靠射击”，因此，他要求全旅指战员都要“尽心练习瞄准和实弹射击，将自己培养成神枪手”。
除了步兵战斗技能的训练外，抗联教导旅还针对东北战场的特点组织了特殊的作战技能训练——跳伞和滑雪。
庄凤：“我们一点也不懂航空知识的，从开始跳小板凳，从小板凳跳起来。等这些姿势基本上学会了，又上了一个50多米高的大塔。我们的那个旅长，他受过伤，上那么高的架子，他的腿直哆嗦。”
李敏：“那时候大家有一个统一心情是什么呢，必须得跳，再危险也得跳，再怕也得跳。”
这是我们今天拍到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滑雪训练场遗址。
正因为重返祖国继续抗战是抗联官兵一切训练的最终目的，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的军事训练不仅参照苏军颁布的《步兵训练大纲》，更多的是结合东北游击战争的实际，进行针对性的综合演练。
李敏 ：“正式的军事演习了，在山上，真打仗一样。”
1941年初，在苏联远东军区军官视察团督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各支队组织了一次战术对抗演习。苏军索尔根少将在演习总结中评价：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刻苦地进行了军事训练。
1941年初，根据抗联教导旅不断返回国内袭扰敌人的战斗部署，王明贵率领他的3支队100多名官兵踏上了朝思暮想的东北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