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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句话千万不能忘，
明年圣诞我们要在一个很远的地方过，
那就是我的故乡美国。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死神之吻（五）解放
1944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3年后的同一天，沈阳战俘营里的警报凄厉的响起，天空中出现了黑压压一群轰炸机编队。从那些庞大的身躯，美国战俘一眼就认出来：那是我们的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
艾伦：有三枚炸弹炸到了战俘营。
罗森道尔：一枚落到了围墙处，另一枚落到了医院的水泥台阶上。还有一枚落到了厕所（日语）。
本来，108架B-29轰炸机是从中国成都出发，去执行轰炸奉天日军目标的任务，他们的主目标是"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满洲飞机制造公司"及周边地区。但是，由于日本人在地处兵工厂密集区的战俘营上没有做红十字标志，因此遭到了误炸。
尽管有17名战俘在这次轰炸中丧生，但是，战俘们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抱怨。他们在操场上挖了许多散兵坑掩体，以防再遇空袭时无处藏身，同时，他们还强烈要求日本人发放扣留的国际红十字会援救药品，来治疗那些在空袭中受伤的战俘，日本人终于让步了。
罗森道尔：日本人的理解力很强。大概是从那次轰炸发生后，他们的卑鄙行为就收敛了。
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自己即将面临失败。但他们并没有消极等待失败的降临，而是制定一个绝密的应对计划。1945年2月，战俘们深恶痛绝的日本看守“公牛”和桑岛医生从战俘的眼中消失了。在一份日后被查获的日本绝密电报上，人们找到了答案：对于曾经虐待过战俘和在押军人的人员，允许帮助他们迅速转移，或在不留线索的前提下予以遣散。然而，这仅仅是日本人绝密计划的开始，更阴险的行动还在后头！
美国将军们被关押在奉天战俘营的消息被美军截获，他们决定筹备营救计划，以防战俘们遭遇不测。李奇，美国战略情报局成员，在美国期间就接受了汉语和俄语的系统培训，并拥有一个中文名字：李和德。1945年5月，他抵达中国的昆明。
1945年8月6日，奉天战俘营里的日本人突然变得疯狂起来：他们见人就打。日本人把战俘集中到操场上，并宣布：今天谁也不用去工厂，都站在这里，谁要是站歪了，就马上拉出来枪毙！原来，这一天上午8：15，美国绰号为“小男孩”原子弹在日本广岛600米的上空爆炸，瞬间，巨大的火球摧毁了广岛60%的城区，近20万人死亡。这其中，就有沈阳战俘营里日本人的亲属。
日本人决定执行那个绝密计划！这是一份保存下来的极其珍贵的日军文件，它回答了战俘营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采取的办法：宗旨是决不允许任何一人逃跑，全部镇压，不留任何证据！
日军镇压战俘的密令
罗森道尔：他们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煤矿，并在那里把我们全都处决，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曾经下过指令，如果美国人进犯日本，就把战俘全部杀光。
西安县（今吉林辽原）战俘营关押着温来特将军等重要战俘、温莱特将军在战俘营中、帕克将军在战俘营中
奉天战俘营里2000名盟军战俘的性命危在旦夕，这里面还包括帕克等26名将军，甚至可能还有温来特中将！盟军中国战区决定提前启动营救计划！
1945年8月16日凌晨4：30，就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一架B-24运输机从中国古城西安出发。机舱内有6名背着伞包的军人，他们就是美军派往奉天执行营救计划的行动小组。
李奇：翰西尼上校是我们的组长，拉马尔是医生，斯塔特上士负责通讯，他通晓无线电方面的操作。乙藤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负责日语翻译。最后的成员就是我。
经过5个半小时的飞行，营救小组抵达奉天上空。
营救队员落地后，B-24飞机盘旋回来用降落伞给他们空降了武器、通讯、医疗设备和食品，正要准备离开，这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日军零式战斗机。
李奇：它朝着我们的B24飞机飞去，但是显然是没有携带弹药。但是他准备实施“自杀式撞击”，撞击B24。但是我们的飞行员已经发现了日本飞机飞来，他猛地一下拉起飞机，飞机上升起来，那架零式从B24的腹下掠过，他没有撞上。
一场虚惊过后，营救队员开始询问沈阳战俘营的位置，一名中国人主动要给他们带路。
李奇：当我们朝战俘营走着的时候，突然之间，在我们前面的小路上，来了一伙日本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半跪在地上，举起枪正对着我们。我们左面的树丛后面，隐蔽着的其余的日本人也出来了。他们把我们俘虏了。我们跟他们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不相信。
营救队员被日本人蒙上眼睛，顿时，队员们的心情开始紧张起来。
没过多久，营救小组其余的人也陆续被押到。日本人开始打电话，和上级联系。随后，营救队员被带到奉天城里大和旅馆对面的一座建筑，那里是日本秘密警察的所在地。
晚上，营救队员被安排到日本人的大和旅馆休息，尽管他们现在已经不被日军当作俘虏对待，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去解救温来特将军和其他盟军战俘。在不眠中，他们度过了一夜。
营救队员
李奇：早晨我们起得很早，去了宪兵司令部。负责宪兵队的日本上校说，“东京方面已经告诉我向你们投降。我现在可以进行剖腹，你们是否要看？”我们说，“不，我们要求你呆在这里帮助我们，以便我们能够解救战俘。”然后他说，你们可以去到战俘营里面了。
营救队员的及时到来，终止了日军企图即将屠杀战俘的计划。营救队员上了日本人的卡车，经过战俘营的正门，直接来到奉天战俘营司令官松田大佐的办公室。
这时，李奇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他来到外面的院子里，那里聚集着几百名战俘。
李奇：我说你们就要回家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日本人已经向我们投降了。
李奇所在的营救小组是第一支抵达沈阳战俘营的盟军部队。当战俘听到已经自由了这个消息时，人们互相祝贺、拥抱着。当然，他们最想了解的就是那个与他们分别了三年的外面世界。
李奇：所有的人，有美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他们问了各式各样的有关自己国家的问题。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影星小姑娘秀兰邓波。有人在不停地问我，“秀兰邓波死了吗？”我说没有，她还活着。
艾伦：他们还带来了电影。就在战俘营放映电影。我们好像几个世纪没看过电影了。他们还带来了一些唱片，播放舞曲，NEWJERSEYREFERENCE。那就是我们伤感的时候，就要回家了。
战俘被解救后在看电影
被日本人扣押的数以千计的战俘家信也发放到了战俘手中。在仓库里，一共发现了65袋被扣押的信件，很多都是两年前收到的。
艾伦：他们跳伞来了以后的第二天，我一下子收到了54封信件，是我妈妈写给我的，有的竟然是两年前的信。54封信件都寄到了却被扣押在那里。
然而，营救队员在奉天战俘营的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温来特将军的名字。从松田上校那里，营救队员们得知，温来特将军被关押在离奉天240公里外的吉林省辽原市战俘营。
火车行驶了一天一夜后，李奇等人终于来到辽原战俘营，但当营救队员见到温来特将军时，却发现被日军折磨的瘦骨嶙峋的温来特十分消沉。
李奇：但是温莱特将军比较消沉，因为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告诉他不要投降，可他还是投降了。
两天后，恰好是温来特的生日，于是，李奇决定给他好好庆祝一下。
温莱特将军被解救后乘飞机离开沈阳
李奇：我们为温莱特将军搞了一个生日晚会，是将军的第62个生日，他62岁了。他还是不时地问我，他会不会因为投降而成了一个卖国贼。我说，不是的，你是英雄，因为你拯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
在奉天战俘营，被解救出来的战俘们却被告知不能离开，他们必须要等到苏联红军的到来。因为，根据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雅尔塔协定》：中国东北地区的收复由苏联来完成，也就是说，这里的日军要向苏联红军缴械才算是正式投降！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20日，苏联红军解放沈阳，设立斯克坦维奇为首的司令部，接收了日伪机关，占领控制了机场、铁路等重要目标，其中还有奉天战俘营。
战俘们又一次被集合起来，在他们的对面是日本军官和士兵，一名苏联红军少校以苏维埃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解除日军武装：一些战俘被挑选出来，一对一地站在日本哨兵的面前，接过日本士兵交出的枪，并转身成为了持枪的哨兵，而原来的日本看守则成了俘虏。然后，那名苏联少校正式宣布，盟军战俘从此刻获得自由！
罗森道尔：他说，“美军的先生们，从这一刻起，你们自由了！”（哽咽）我永远也忘不了这句话。
英国战俘克里斯蒂与前来解救他们的苏联红军女坦克手
战俘在回国前与那里的中国人合影
在经历了四年的折磨后，战俘们终于能够回家了！
一周后，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温来特将军等41名高级军官也顺利到达奉天，9月2日，被日本人囚禁了三年多的温来特将军和英国的帕西瓦尔将军，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的密苏里战舰上，参加了日本投降协定的签字仪式。当麦克阿瑟签署完受降书后，转身把刚刚用过的钢笔交给身后的温来特将军。这一颇有意味的过程被在场的摄影记者记录下来，成为了永久的历史瞬间。
而在奉天，由于苏联红军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战俘们终于开始踏上他们的回家之路。在经过40天的海上航行之后，美国战俘们终于抵达他们已经久违了的祖国。
艾伦：我们开进码头的时候，整个码头挤满了人，父亲母亲们，兄弟姐妹们。我们刚走下来，鞭炮声就响起来。场面十分感人。这是个幸福的日子，战争结束了。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罗森道尔的家乡在明尼苏达的北部。他是1941年圣诞节前离开这里的，4年后当他回到家乡时，还差几天就要到1945年的圣诞节了。
罗森道尔：火车是凌晨2点钟到达我家乡小镇的。气温在零下20度（华）。街道上空无一人，所有的店面都关门了，商店也都关了。一个咖啡屋的小牌子上写着"请等候，5点种开门"。我一会坐在火车站里，一会到外面走一走，围着小镇走了一圈，回到车站，呆在车站里暖和暖和，我的家人离这里还有几英里远。然后我就回到了家里。我是早晨8点多到的家，在门口见到了妈妈。
现在战俘们仍旧每年都在聚会
战俘们终于到家了。对于他们而言，这是一条长达四年之久艰难而又漫长的回家路；而对于那些永远长眠于奉天的战俘来说，回家成了他们永远走不到尽头的路。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东北抗日联军（一）黑土烽火
东北抗联官兵、关东军秘密档案
这是日本关东军1931年在中国沈阳设立的司令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部机关从大连旅顺迁到了这栋三层建筑中。1931年11月中旬的一天，这里的特务机关正在密谋一次特别大搜捕。
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北，不足三华里的这座普通民宅，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主要领导都在这里办公。
日本关东军的搜捕目标就是这里。
然而，正在积极筹划抗日活动的省委工作人员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凌晨时分，日本关东军特别行动队突然包围了这所小院。
这张当时的《盛京时报》清楚地记载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
在这次日军的大搜捕中，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中共满洲省委大部分领导被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随即陷入瘫痪。
中共满洲省旧址
日军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派驻满洲省委代表罗登贤。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没有想到，正是这位侥幸躲过大搜捕的中共党员，几天后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紧急任命为新的满洲省委书记。就是他，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派出了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奔赴东北各地，播散了日后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一批火种。
中国东北，清朝时被称为满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员人数只有2000人左右，因此党中央在东北三省只成立了一个省委，机关办公地设在了沈阳，统一领导东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几万东北军节节败退。总数只有一万零五百人的日本关东军仅用了4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只有2000名党员的中共满洲省委面对的却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斗争局面。“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图谋，连续增兵中国东北，短短几个月，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万余人。而作为刚刚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此时又该如何面对呢？
1932年1月，罗登贤走出了哈尔滨火车站，面对满眼冰雪的这座城市，他的心也格外的苍凉、沉重。
随着罗登贤来到哈尔滨，新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天就建立起来。
罗登贤，原名罗举，1905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和广东省委书记，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派驻东北的代表。尽管只有26岁，但罗登贤已经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此时此刻，哈尔滨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继沈阳失守之后，日本关东军相继占领了东北三省的长春、安东、齐齐哈尔、锦州等50多个大中城市。1931年12月28日，日本关东军已经完成了对哈尔滨的战役合围。
半个月之后的1月15日，在松花江的一个江中小岛上，罗登贤主持召开了新组建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次正式会议。
就在这次以打麻将为掩护的中共满洲省委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派遣大批党员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很快将省委的这一决议向中央做了报告，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根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向东北派来了一批军事骨干。与此同时，临近东北的中共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也先后派出李兆麟、魏拯民、张甲洲等一批党、团骨干奔赴东北。
周保中，就是第一个向罗登贤报到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这个身材高大的云南人，为什么会首先被中共中央选中派往东北主抓军事工作呢？他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军事经历呢？
29岁的周保中早年参加云南护国军，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团长、少将副师长。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中共中央派来的周保中，正是东北抗日战场急需的军事指挥人才。
满洲省委三任军委书记
而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对这位军委书记的任用却另有一番打算。他的目光早就盯上了吉东地区的两支抗日武装。
这两支抗日武装都有上千人的队伍，活动在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他们都是原东北军的旧部，“九·一八”事变后，这些爱国官兵不甘当亡国奴，拉起队伍举旗抗日。
自从军事才干出众的周保中出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之后，这两支抗日武装协同作战，很快打开了吉东地区的抗日局面，三年后周保中在吉东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而接替周保中担任军委书记的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
赵尚志，1908年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后因从事革命活动，他两次被奉系军阀逮捕，“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就在赵尚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两个月后，省委书记罗登贤又根据东北抗日大局的需要，把赵尚志派往北满地区的巴彦游击队。
这张照片中间手握马鞭的小个子，就是已经当了巴彦游击队参谋长的赵尚志。
巴彦游击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最早创建的抗日武装之一，一直活跃在东北的北满地区。
1932年8月一个漆黑雨夜，在参谋长赵尚志直接指挥下，巴彦游击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一次攻坚战，一举攻克巴彦县城。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声威。
在攻占巴彦县城后，游击队主要领导拍下了这张合影。由于赵尚志出众的指挥才能，在拍这张照片时，大家把他推到了中间位置，站在他身后的是游击队长张甲洲。这位24岁的参谋长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就在为吉东和北满地区的抗日大局运筹帷幄的同时，罗登贤这位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目光还关注着东北的南满地区。
南满，也就是今天长春以南，包括吉林和辽宁两省的广大地区。这里资源丰富，交通发达，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生命线，因此统治尤其严密。
1932年11月，一个皮货商人从哈尔滨出发，奔赴南满。他就是身负中共满洲省委特殊使命的又一任军委书记张贯一。比起周保中和赵尚志，张贯一的南满之行注定更富传奇，也更具风险。
张贯一，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曾经组织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1929年党中央派他来东北工作时化名张贯一，曾三次被捕又三次传奇般地从监狱中逃脱；他这次奔赴南满时使用的化名，就是后来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英雄名字——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就在中共满洲省委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向东北各地派出大批党员骨干的同时，1932年8月，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也来到东北。就是从这时起，东北抗日联军和日本关东军的正面交锋开始了。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由中国共产党播撒的抗日火种很快引燃起14年经久不息的抗日烽火。
1932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离开了东北，被中央调回上海。第二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8月29日，这位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播撒了第一批抗日火种的中共党员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了一封重要指示信。由于当时东北全境已经沦陷,这封指示信只能通过特殊的秘密渠道,经过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传向中国东北。
符拉迪沃斯托克，毗邻太平洋，陆路与中国和朝鲜接壤。当时的中共中央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系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就设在这里。负责联络站工作的吴平最先收到这封重要信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
这封指示信究竟是什么内容？它对后来的东北抗日局势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此时的东北，日本关东军正在对各路抗日义勇军展开长达一年的血腥镇压。东北抗日义勇军是由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到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已经发展到30万人，活动在东北154个县中的93个县。
抗联最初的武器
日本关东军对遍及东北大地的抗日义勇军大为惊恐，为达到长期控制东北的目的，日本军部向中国东北大举增兵，使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达到4个师团又一个混成旅团，加上空军和特种部队共十四万人，这是两年前“九一八”事变时的近十四倍。
虽然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镇压，各路抗日义勇军并没有放下手中的长枪大刀。在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南满、北满、东满和吉东地区，数百支规模不等的抗日义勇军也在活动。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但由于义勇军成分不同、组织结构不同，他们平时与共产党游击队互不联系，作战时各自为战，因此很容易被日本关东军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快形成坚强的统一领导，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抗日阵营，这个问题摆在了正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各路抗日义勇军面前。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针对东北抗日战场最新的斗争情况，及时发出了“一·二六”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首先便是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定要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战线中的绝对领导权。”
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共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吴平，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这封指示信转往中共满洲省委。但由于日军封锁严密，转递过程异常艰难，这封指示信两个月后才辗转到达目的地。
其实，早在中央指示信送达中共满洲省委之前，东北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开始了与义勇军联合抗日的各种努力。收到这封指示信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做出了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从此，东北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走上了与义勇军联合抗日之路。
当时整个东北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只有16支，总数不超过一千人，他们又凭什么来领导整个东北的抗日斗争呢？
在今天的吉林省磐石还流传着“赵旅长”、“马团长”和杨靖宇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在当时，赵旅长和马团长率领的两支武装是南满地区势力较大的抗日义勇军。
赵旅长名叫赵宝林，马团长名叫马立三。他们两人都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两人共同的特点是能骑快马，善使双枪，既不把小股日军放在眼里，也不把杨靖宇当朋友，而且还同游击队发生过摩擦。杨靖宇不计前嫌，几次派人去做联合抗日的努力，然而都被他们拒绝了。但杨靖宇并没有放弃。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针对“赵旅长”、“马团长”密谋了一个阴险的作战计划。
就在这个叫玻璃河套的山沟里，两支抗日义勇军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层层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突围。
中午时分，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危急时刻，“赵旅”、“马团”派人向杨靖宇求援。
天黑时分，战斗还在继续，“赵旅”“马团”已经伤亡过半，这两支义勇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就在危急时刻，日伪军的背后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绝路逢生的赵宝林、马立三和杨靖宇见面了，此时他们对杨靖宇和共产党游击队已经心服口服。
在这场战斗之后，杨靖宇不仅和赵旅长、马团长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而且南满地区其他的义勇军从此对杨靖宇发出的抗日倡议都开始积极响应。
就在杨靖宇开创南满地区联合抗日局面的时候，早在他之前，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吉东的军委书记周保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孤身前往吉东的周保中又如何来完成他的特殊使命呢？他面临的又是一个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呢？
1932年５月，在吉东地区宁安县的花脸沟，一个操浓重南方口音的人，引起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李杜部下的注意，他们认定这个可疑的大个子是日军密探，绑起来就要枪毙。
眼看自己就要被枪决，这个人赶紧亮明身份，他正是中共满洲省委派来吉东工作的军委书记周保中。半信半疑的自卫军首领李杜听完周保中对东北抗日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后，虽然认为言之有理，但还是不能完全信任周保中，于是自卫军把周保中礼送出境，推荐给了吉东地区另一支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的吉林救国军。王德林虽然对周保中的见解非常欣赏，但对他能否带兵打仗在心里又划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东京城，是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城中驻有三四百日伪军，王德林命令周保中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一次袭击行动。但出于对周保中实际作战能力的怀疑，王德林只派给他一支不到百人的队伍，武器也相当低劣。
周保中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这一仗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他在耐心的等待着机会。
1932年的一天，周保中终于等到了最佳战机。根据“内线”报告，日伪军第二天出城“讨伐”，城内兵力空虚。周保中立即带队连夜出发，秘密潜伏到东京城外。周保中先是放过了外出讨伐的日伪军，然后派一个战士化妆成老百姓叫开城门。就在守城的日军放下城门吊桥的一瞬间，周保中带领队伍迅速冲进城内，干净利落的歼灭了二十多个留守日军。然而，这只是周保中战斗计划的第一步。
攻克全城后，周保中没有迅速撤离，而是命令关闭四个城门，并在各个城头挂上吉林救国军的大旗。
果然，外出讨伐的日伪军得到消息，立即返回，准备合围城内的吉林救国军。就在日伪军即将接近东京城时，突然遭到了袭击。原来，周保中早已撤到城外，设下了又一个埋伏圈。遭到突然打击的日伪军仓促应战。经过激烈战斗，日伪军被歼两百多人，一名日军大佐被击毙，损失惨重。
这一仗，共产党抗日将领周保中大显身手，尤其是他出众的军事谋略，在1000多人的吉林救国军中声威大震。王德林立即任命周保中担任前方指挥参谋长。这就意味着，周保中已经成为这支抗日队伍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
在南满和吉东的抗日游击队声名大震的同时，北满地区也有一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威名，这是一支号称“双龙”队的抗日义勇军，活跃在九十五顶子山一带，它的首领名叫汪雅臣。
汪雅臣，黑龙江省五常县人，出身张学良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汪雅臣不肯随旧部投降日军，孤身投靠一支义勇军队伍，当了一名小队长，后来又自己拉起了抗日大旗。当时，一个叫金马川的地方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二三百人的守备中队。十几路义勇军都想把它拔掉，但由于金马川易守难攻，因此大家都有畏敌情绪，只有骁勇善战的汪雅臣挺身而出，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雅臣带着几十人的“双龙”队，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败十倍于己的日军，占领金马川。从此，汪雅臣指挥的“双龙”队在北满地区声名显赫。
就在这时，汪雅臣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率领全盛时期的双龙队投靠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游击队的总司令，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
就这样，这支以敢打硬仗闻名的义勇军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武装的行列，北满地区也很快形成了联合抗日的局面。从此，汪雅臣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在战火中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
当1934年新年来到的时候，在东北的南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合大军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年的2月21日，在南满濛江县的一处密林里召开了由十七支抗日义勇军首领参加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决议，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总司令。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韩光主持了这次会议。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这份又被称为《八一宣言》的历史文献中，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为祖国独立，民族存亡而战。而此时的东北大地上已经遍布东北抗日联军的身影。一个从南到北，长达上千公里的战略对垒局面已经形成。通过对日军与抗联部队作战地图的整理，我们绘出了这样一幅战场态势图——
那么，在如此严峻的战场对局面前，这些抗日勇士们又是如何与强敌周旋的？他们又演绎了什么样的战场传奇呢？
“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梅汝敖（东京大审判之中国法官，新中国外交顾问）
东北抗日联军（二）不畏强虏
在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幅宣传画，它反映的是1935年10月4日，抗联第一军与第二军胜利会师的盛况。就在这次会师大会上，两支部队有这样一个抗日竞赛公约，其中第一条这样写到：改善装备，为全部换成“三八”式步枪而斗争。
“三八式”步枪，又被称作“三八大盖枪”。与现在的单兵作战武器相比，它的外观和性能已引不起人们太多的兴趣。然而在上个世纪初期，它却是世界上比较先进的作战武器，也是日军的装备用枪。这种枪一次装弹五发。枪身全长1.275米，口径6.5毫米，最大射程1000米。
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最初的战斗武器，但即使是这样简陋的武器，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武器的落后，往往导致一些有利于抗联的战斗也因为缺枪少弹而被迫放弃。
为了更好地武装自己、更多地消灭敌人，从日本关东军的手中夺枪，就成了东北抗日联军改善部队装备的主要途径。并且依靠这种方法很快就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照片上抗联战士手中端着的机枪，就是俗称“歪把子”轻机枪，它的学名叫大正十一式，因定型于日本大正十一年，也就是1922年而得名。
不仅仅是步枪和轻机枪，东北抗日联军在作战中还大量缴获日军讨伐队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为此在抗联部队的编制中出现了机枪连和迫击炮大队。通过不断地夺取日军武器来装备自己，从单兵作战武器来衡量，东北抗联后来竟然与日本关东军毫不逊色。但是，在大口径火炮等重武器方面，东北抗联在十四年的战斗中始终没有拥有过。
一个齐装满员的日军甲种师团，兵力往往达到两万四千人，并配备49门大口径火炮和遂行空军支援，是一个具有多兵种协同的强力作战实体。
单纯从实际人数上比较，日本关东军的一个两万四千人的甲种师团，就几乎接近东北抗日联军三万多人的总兵力。然而，在东北抗联主动出击与日军交手的一系列战斗中，抗联部队的参战兵力却总是超过日军兵力，这样的一种战场形势，给东北抗日联军的指挥员们提供了灵活运用游击战术的广阔空间。他们避实就虚，出其不意，一次又一次在具体的战斗中奇迹般地相对集中兵力，改变了一个点上的强弱对比。
1935年5月开始，日本关东军陆续抽调驻守辽南的日伪军，准备对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进行秋季大讨伐。时至八月，从各地抽调的一万多日伪军已经把一千人的抗联部队压缩在今天通化市以西的河里地区，日军讨伐指挥部认定这一次对杨靖宇的围剿已胜券在握，就在这时，杨靖宇却突然从日军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年的11月下旬，神秘失踪两个多月的杨靖宇却在千里之外的日军后方突然出现，并率领一支精锐部队直逼兵力相对空虚的日伪心脏城市沈阳。就在讨伐日军急忙回兵解围之时，杨靖宇又再次出其不意地奔袭一百多华里，并于当晚向日军另一个兵力空虚的重要据点本溪发起进攻。至此，首尾难顾的日伪军只好放弃原定的讨伐计划。就这样，杨靖宇以一千人的部队在四个月中转战两千多里，在日军兵力空虚的后方造成以多打少的战斗局面，不仅粉碎了一万多日伪军的秋季大讨伐，而且创造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极为辉煌的一页。
在东北抗日联军抗击日本关东军的十四年中，他们除了在武器、兵力方面始终处于劣势外，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因素，那就是部队几乎没有后勤保障。这支三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只得靠最简陋的条件在冰天雪地中生存和战斗。
在今天东北的深山密林间，我们还可以寻觅到六十多年前抗联部队留下的秘密营地。
在秘密营地里，抗联部队将作战中缴获的物资、粮食、武器弹药储备起来，还建立自己的医院、兵工修理厂、被服厂和营房，甚至还创建了培养干部的学校。
这些秘密营地虽然简陋，但却能有效地保障抗联部队的一时之需。特别是到了1938年冬季以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全境推行“集团部落”的政策，隔断了东北抗日联军与广大民众的联系，抗联的后勤保障就只有依靠自己建立的秘密营地了，有时常常忍饥挨饿。
那么，屯集在东北的几十万日本关东军，其后勤保障与东北抗日联军又有哪些不同呢？
为了确保部队外出作战的后勤保障，日本关东军在编制序列中还设立了专门负责后勤运输的辎重部队，以保证作战中的兵员运送和野战物资的供应。
无论在装备、人员还是后勤保障上都与日军相差极其悬殊的东北抗日联军，却在东北沦陷的十四年中，不仅让日本关东军如鲠在喉，芒刺在背，而且还牵制了十几万日军精锐不能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在这一时期的日伪档案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异常情况：驻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前，有四个师团加两个混成旅团共16万人，而到第二年底，日军总兵力已猛增到近40万人。然而，新增加的四个师团却一兵一卒也未能入关作战，全部留在了东北。究其原因，正如日伪档案中所述：“东北匪患猖獗，非倾全力而不得剿之。”
这是位于黑龙江省绥棱县以北40公里的一处无名高地，也是被抗联老战士称为冰趟子大捷的旧战场，6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东北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演绎了一段以弱胜强的战场传奇。那么，这段传奇产生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1937年初，松花江中下游地区已经聚集了近万人的东北抗联大军，抗日斗争异常活跃。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非常紧张，把这一地区视作北部战线上的“心腹之患”，决定集中兵力进行“讨伐”。
这一年3月7日，赵尚志带领三百多人的抗联部队把一支日军讨伐队引到了黑龙江省通北县深山中。为了诱敌深入，赵尚志一路上不断地设下小规模的伏击战，每次都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终于激怒了日军讨伐队。日军不但紧追不舍，决心报复，而且频频召集各路讨伐队陆续加入追击行列，使追击的日军总人数迅速增加到一千多人。
一路边打边走的赵尚志，终于把敌人引到了他预先设计的伏击战场。这里有一条顺坡而下的山泉水，每到冬天，整条山沟都会被冻成一片溜滑难走的冰面，当地人称这里叫“冰趟子”。
就在这块高地上有四座伐木工人住的木屋和用石头构筑的防野兽的围墙，地势易守难攻，日军追兵只有越过这片“冰趟子”，才能接近抗联部队坚守的无名高地。
黄昏时分，日军追到这里，立即遭到抗联部队六挺机枪和两百多支步枪的迎头痛击。由于冰面溜滑，又毫无隐蔽物，日军只能趴在冰面上还击。激战持续到了深夜，气温也在不知不觉中降到了零下40多度。
此时，赵尚志把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坚守阵地，另一部分撤到伐木小屋里烤火，轮番替换。而日军讨伐队不仅人被冻伤冻死，而且由于气温极其寒冷，连枪支也被冻得无法射击。
这场在零下40多度的严寒中进行的伏击战，整整打了一夜，最终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讨伐队被打死、冻死的超过300人，而参战的300多名抗联战士仅牺牲七人，无一人冻伤。这就是东北抗联第三军历史上最传奇的“冰趟子大捷”，也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打击日军的经典战例。
在缺乏天时地利的条件下，抗联部队又是如何出奇制胜的呢？
在当年的东北抗日战场，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控制了全部的城镇和交通线，而抗联部队则活跃在农村和山区的广大区域。为了造成军事行动上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游击战中，有一种常用的战术就是长途奔袭。抗联战士常常一夜之间急行军一二百里，穿插到日军后方突然发起攻击。在抗联部队留下的众多战例中，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李兆麟指挥的老钱柜战斗，就是一个长途奔袭的典型战例。
老钱柜是北满地区的一个地名，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汤原县北部山区。日本关东军占领汤原县以后，随即推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方针，用重金收买了当地一伙土匪，并给他们派来七个日军指导官，组成了伪汤原县森林警察大队。他们不仅守卫日本人的伐木场，还伺机偷袭抗日队伍，给北满抗日根据地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此，北满抗联总司令部命令第六军拔掉这颗钉子。
老钱柜距离抗联第六军驻地有200多里，不仅山高路远，而且途中还有日伪军的几道关卡，守备森严。为了防止抗联部队偷袭，日军还利用大雪封山的自然条件，派出许多密探监视抗联部队的动向。一旦发现有抗联部队的踪迹，日军收买的100多名惯匪很快就能做好战斗准备。这时李兆麟身边只有军部警卫连和青年游击连共100多人，而且武器陈旧，战斗经验不足，有的战士还是刚刚拿起枪的农民，这和日军及100多名惯匪比较起来，战斗力相差很大。
1936年3月19日，经过一昼夜急行军已经接近目标的李兆麟，做了精心的战斗部署。他先以突袭的方式攻下了通往老钱柜的外围哨卡，紧接着又巧扮日军占领了内线哨卡，最后通过被俘的伪军带路乘着夜色悄悄接近老钱柜。睡梦中的伪森林警察大队做梦也没有想到两百里之外的第六军会突然打到了家门口，一下乱了阵脚，抗联部队没动几枪、没伤一人就顺利拿下了老钱柜。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东北抗日战场，尽管抗联部队在游击战中经常出奇制胜，但从整个战略态势上看，东北抗日联军不可能组织战略进攻，也谈不上战略反攻。从战役和战斗上讲，东北抗联则始终处于反讨伐和反围剿之中。在这样一种险恶的战斗环境中，抗联部队陷入日伪军的包围是常有的事。每到这样的危急关头，身处险境的抗联指挥员又是如何应对呢？
岔沟，位于吉林省临江山区。1938年秋天，在这条不起眼的山沟里曾上演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突围战。
这年10月，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路军400多人在转移途中，被1500多名日伪军层层包围在岔沟。杨靖宇的此次遇险，与一个叛徒告密有直接关系，他就是杨靖宇的部下，原抗联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