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他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认定为历史的垃圾，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后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相近的观点使国共合作历史性地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
1922年到1923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然而，就是这个看似弱小的政党，竟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和组织力。短短13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包括安源工人罢工和开滦工人罢工等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者达
30万人。而此时中共党员不过400余人，1924年，党员人数才达到650人。
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使孙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7号，他会见了孙中山。两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说明中共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中山十分赏识李大钊对时局的看法，对他倍加信赖，委以参与国民党改组和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的重任。据宋庆龄回忆说：“孙中山……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对于孙中山的决定，国民党内部矛盾凸显。如汪精卫竟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猪精如何受得了？”孙中山以极大的魄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持之不懈地劝说国民党员，告诫他们“切不可疑神疑鬼”。
对于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分歧。大多数党员同意党外合作，而不同意直接加入国民党。
1922年8月，西湖会议召开，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使大多数会议代表同意其方案。但在大部分代表的坚持下，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明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已经打下了。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合作实现了，但反对的人很多。在1924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还有人继续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孙中山在会上大怒，他那时候已经病得很重了。
第三部分 第64节：六、探索(6)
当时社会上很多人也不理解他，说他赤化了，所以他孙中山是想争取苏联的支持，然后发展民族民主革命。因为其他国家，没有人真正援助孙中山，他觉得真正支持中国的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国家和第三国际，他们给资金，给武器，还派了顾问。黄埔军校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枪，守卫有真枪，其他学员操练是木
枪，后来苏联运了一大批的步枪来，有几千支，大家非常高兴，就是这么起来的。
孙中山联共是必然的，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是必然的。
至于扶助农工，孙中山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他晚年说过，他看到农民背着箩筐、挑着担子来参加农会，到广州开会，他非常激动，
中国革命就有基础。因为他知道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他晚年和宋庆龄讲过，他说我生在山区，农民没有米饭吃，只能吃番薯。他说山区的孩子没有鞋穿，他们走在山里的小径上，地下有很多沙石，他们非常苦。他终生没有忘掉人民，他对人民的爱，就像他故乡的大海一样，从来都没有枯竭，从来都是奔腾的。
中山指派李大钊、林森、汪精卫、胡汉民、谢持5人组成主席团。
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在民族主义中突出了反帝的内容，强调对外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在民权主义中强调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而民生主义的精髓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善人民生活。
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还专门提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地力。”孙中山解释为“耕者有其田”。
国民党一大还宣布说：“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
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
1924年6月16日，广州黄埔长洲岛上，黄埔军校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别处，
贪生怕死莫进此门。
横批是：革命者来。
陆军军官学校旧址
在操场上，集结着这个学校第一批的460名学生，这些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青年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在此后20余年的岁月中他们曾经并力克敌，内驱军阀、外抗强敌。也曾因为各自的理想与追求不同而争锋沙场，角逐民心，最后由历史和人民在他们中间作出抉择。
在那个刚刚跨入校门的日子，他们的心就被一位老人的演讲所吸引。
那一天举行的开学典礼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典礼，在这次典礼上，孙中山对学生们说，在这个地方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此时的他也许已经感到身体不适、时日无多，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再为国家做件大事，那就是促成南北议和。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在日本，他最后一次谈起了中国的南北问题，他说：“中国在满清的时代，南北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政府。但是另外还有主人，要听外国人的话，对于本国的人民，就是杀人放火，也是要做。像这样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但是在事实上，对于南方人民，只有害而无利，又何贵乎有这种统一政府！”
至于此行的目的，他说：“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来残害南方的人民。”
1924年12月31日下午4时30分，孙中山抵达北京。与12年前进北京相比，这次的欢迎同样热烈，10余万民众在凛冽的寒风中等待着他的到来，希望他能带来和平与安宁。孙中山拖着病体下车步行，向民众致意。他再次表达了他的拳拳之心：“此次进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力，乃为救国。”
第三部分 第65节：六、探索(7)
可惜，天不假年。不久，孙中山就查出罹患肝癌。一代伟人走到了生命的最后犹不忘一生抱负，他在政治遗嘱中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5年3月12日晨，中山先生逝世。在北京公祭的10天内，吊唁者达70余万人，挽联近6万副。
一位诗人写下了悼亡诗：
“哭罢：因为我们的国医已亡。
此后有谁来给我们治创伤？
病夫！你瞧国医都死于赘疣，
何况你的身边有百孔千疮？
……
停住哭！停住四百兆的悲伤！
看那，倒下的旗已经又高张！
看那：救主耶酥走出了坟墓，
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辰光！”
孙中山逝世的时候，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正东征陈炯明，他们以最凌厉的攻势来祭奠国父。
1年之后，就是以这支学生军为骨干的部队开始誓师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不到8.5万人，而他们面对的敌人看起来要强大得多，直系吴佩孚控制两湖、河南和河北一部，兵力达30
万；孙传芳据有江、浙、赣、闽、皖5省，兵力20万；奉系张作霖坐拥东三省和察哈尔、热河、京津和山东，兵力达30万人。
虽然此时国民政府政令还不出两广地区，但有识之士已看到中国的希望。早在国共开始合作的当年，《民国日报》就刊发一篇《北伐胜算之预料》的文章，称：“北伐形势，实可乐观。……一俟陈炯明殄灭，东江肃清，而仍谓北伐不能成功者，吾不信也。”
中国共产党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一篇《论北伐》的文章，号召群众起来北伐，反对单纯军事行动的北伐，以反帝反封建、人民群众自求解放为北伐的基本主张。
在中共看来，北伐伐的不仅是北洋军阀，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这两个行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浩浩荡荡的北伐大潮风起云涌。
1926年5月，叶挺率独立团2000余人出韶关，一出手就两战两捷，为北伐军打开了进军湖南的通道。此后，“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一路北上，响遏行云。
战平江，取岳州，攻武汉，血战汀泗桥、贺胜桥，吴佩孚作战几乎无往而不胜，号称孚威将军，以名将自居，他在与北伐军作战中设立八路督战队，并下令“退却者杀无赦”，他甚至亲自枪毙了一个旅长，悬头威胁部属，却仍然难挽败局。在北伐军的攻击下，一再败北，连铁甲列车上的指挥所都拱手相送。
10月10日，叶挺所部以云梯爬城，首先突入武昌城，与友军协同作战，全歼敌2万余人，攻克武汉三镇。仅仅5个月，北伐军便从广东突进到湖北，饮马长江，进窥中原，东震江浙。
与此同时，北伐军在江西与孙传芳部也发生激战，本来已占领南昌，却因为蒋介石爱将第一师师长王柏龄在关键时刻临阵脱逃，第一师全军崩溃，南昌又被孙传芳夺了回去。双方在南昌形成对峙。
很快，武汉前线的部队增援江西，使孙传芳败走。此后，北伐军席卷千里，福建等地的孙传芳部纷纷倒戈。
1927年，北伐军兵分三路分取河南、浙江和安徽、江苏，很快就达到了作战目标。北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北伐军中，共产党员有1500多人，或任基层指战员，或为党代表和政工干部，比如周恩来、林伯渠、李富春等一批中共党员在各军任副党代表。作为北伐先锋、功勋显赫的叶挺独立团，有85%的官兵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倾向共产党的青年，正是他们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并在10年之后，“铁军”的战旗又一次在抗日的战场上高高飘扬。“光荣北伐，武昌城下”，成为许多中华儿女冲锋陷阵于抗日战场时经常响起的歌声。
第三部分 第66节：六、探索(8)
1927年3月21日，上海。
随着上海总工会的一声令下，80余万工人开始罢工。随后枪声四起，工人们以劣势装备向北洋军阀控制的各要害部位发起猛烈攻击，许多老百姓将家中的棉被和木板送给工人纠察队以帮助进攻。经过30多小时，工人们击溃敌军，完全控制上海，并成立上海临时政府。
此时的南中国已经因为北伐而欢快地舞动起来。随着北伐军一路胜利，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运动开始了，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到1927年初，仅湖南、湖北的工会会员就高达70万人。而农民运动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1926年4月，农民协会主要在广东，会员62万余人，一年之内，全国农民会员发展到915万人。工农运动波澜壮阔，史称大革命。
1926年9月，就在叶挺率部血战贺胜桥的时候，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此时，湖南的农民们正兴高采烈地推翻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
农民运动的中心是湖南，无数农民握紧了梭镖，向地主和神权、族权发起挑战，他们要求经济平等和人格平等，并实际夺取了乡村政权。
大多数中国农民第一次从喘不过气来的压抑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并如此广泛地接受了平等思想。
毛泽东从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发动起来的农民拥有多大的力量，他说：“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
1926年9月，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村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方，也是封建因素最集中的地方，如果不能从精神上、物质上把农民解放出来，所谓国民革命又有多少意义呢？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复兴之路上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即使在我们取得了无数辉煌成就的时候，也不能对这一问题掉以轻心，已有无数史实证明忽视农民和农村问题将会带来严重后果。
毛泽东的观点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国民党没有这样的认识，共产党中的多数人关注更多的是工人运动，因为十月革命主要是在城市取得胜利的。随着时光的推移，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残酷现实后，人们才感到毛泽东当时的观点预见性很强。
在1927年4月出版的《湖南农民革命（一）》中，瞿秋白写道：“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是开始罢了。”他充满热情地送给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
“农民运动的王！”
1927年，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会议上形成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地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等等。
此时还没有哪个政党能真正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产生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组织者的缺乏经验和农民运动的过快发展，使其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两党矛盾的根本原因并不在此。
1927年，国民党将领何键与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毛泽东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
何键却把农会称为痞子政权，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
毛泽东反驳说：“恰恰相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
何键说：“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了，他们只有造反了！”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在农村，农民运动攻击的对象并不是外国领主，而是中国的地主和农村的上层人物。这样，从群众的革命运动中就产生一种社会革命的威胁，它直接威胁到构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的那些阶级和团体……国民党越来越成为一个代表和维护财产权利和现存社会制度的政党。”
第三部分 第67节：六、探索(9)
在城市，列强的力量也与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发生了碰撞。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的外国领事们向武汉政府提出取缔工人运动的要求。这一天，当英国水兵在汉口布防，禁止北伐军通过的时候，20万群众集会，要求收回租界。
英国人不愿意轻易放弃已到手数十年的利益，制造汉口惨案，打死中国海员1人，打伤30余人。
英国人绝没有想到后果会如此严重。无数的中国人自发地与英国水兵和巡捕格斗，英国租界的一切都乱了套，在他们眼中一向温顺的中国人似乎都变成了最可怕的敌人。1月5日，英国巡捕再次击伤中国群众。武汉30万人民举行大会，要求收回海关和租界，撤销英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和在中国内河航运的权利。会后，人民群众冲击英国租界，迫使英国水兵和巡捕撤退到船上。
在九江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英国政府还试图挽回自己的脸面，以武力相威胁要求恢复租界，却被武汉政府拒绝。
人民运动的威力使西方列强为之震惊，英国放弃了在汉口和九江的特权，2月19日和20日在归还汉口、九江租界的协定上签了字。用美国社会学家罗兹曼的话说：“中国人民的怒吼使新成立的全国政府开始能做到以前的中国政府所做不到的事。”
然而，人民的力量不仅使列强惊心动魄，也让一些新的野心家感到莫名的恐惧。
在波涛汹涌的时代画卷下面，已是暗流涌动。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李大钊在北京从容走上绞刑架。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对李大钊特别使用“三绞处决”法以延长痛苦。绞杀整整进行了40分钟。
而在16天之前，蒋介石做了件让张作霖拍手称快的事。
1927年4月12日，上海再次响起了枪声，在这个工人们用血战夺回来的城市，青红帮的帮派分子向工人纠察队发动攻击，而号称调解“工人内讧”的第二十六军欺骗工人们放下了武器。
4月13日，大雨如注，工人群众冒雨游行示威，第二十六军突然向人群密集扫射，整个宝山路都在流血中。
从这一天开始，“清党”让整个中国血流成河。在武汉，汪精卫甚至比蒋介石更加杀气腾腾，他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名言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所谓“宁汉合流”就建立在战友的血肉之上。
蒋介石、汪精卫抛弃了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本来要打倒的西方列强联合起来，对北伐的功臣、自己的同志挥起了屠刀，此时孙中山刚刚逝世两周年，尸骨未寒。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以及“耕者有其田”的理想，都被抛到脑后。
李大钊生命的最后时刻
李大钊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度过的。在22天里，他“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晓。”审讯他的人也称他“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他人生中最后的著述是《狱中自述》，他说：“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所言不涉家事。
北大教授的薪水颇丰，足够他过上富裕的日子。但他一生节俭异常，每月收入不是投入党建，就是周济学生、同事，以至于北大发薪水时每每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他的夫人。他生前所得仅够家庭维持生计，身后连丧事都需好友们出钱相助。有人说他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
李大钊曾手书一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为其一生写照。这本是明朝直谏之臣杨继盛所作，但李大钊将其中“辣手”改为
“妙手”。一字之差，而境界殊异。
来自北方的政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蒋介石的左右，列强确信蒋介石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江浙财阀则进一步向蒋介石提供数百万元的巨额经费。
第三部分 第68节：六、探索(10)
于是，革命的叛变者手起刀落之下，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又一幕丑剧—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曾经的民主与革命的色彩被屠刀残忍地刮去了，褪尽光彩后留下的只是一个卑劣的军事独裁者，如此政府与北洋之流到底有多大区别？不过是舞台上换了个主角，而剧的内容又变了多少呢？
在此后1年的时间里，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达2.6万人、群众近30万人。曾经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被镇压下去。美国学者莫里斯说：“对农民协会的镇压和屠杀是最凶残的。……
迅猛兴起的伟大农民革命曾给农村的变革带来过希望，如今却近乎于完全销声匿迹了。”
现实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上了残酷的一课。在当时的中国历史环境中，军事力量往往决定着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是改变中国现状、完成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多年以后，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杆子了。”他形容自己是“逼上梁山”。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血泊中重新竖起了大旗。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一条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历史使命的道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此后22年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1927年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年份。上半年，千军竞发，万众欢腾，许多工人、农民第一次发现命运和生活原来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顷刻之间，所有的恐惧和黑暗又变本加厉地回到身边，人头滚滚，枪声凄厉，表面上开始走向统一的中国，实为破裂了。
下半年，在南中国的苍茫群山和原野中，点点的星火在渐渐汇聚……
1938年，毛泽东回想多年戎马岁月时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南昌烽火
在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中间，英才辈出。共和国十大元帅有6位参加了南昌起义，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和林彪；大将和上将就更多了，如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克、周士第、杨至诚、赵尔陆等。
1933年，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一份决议上写道：“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10余年后，这个日子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南昌起义一声枪响，掀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大幕，并将“八一”两个大字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军旗上。但这场起义和随后的广州起义一样，在战略方向上存在一些问题，当时的领导者们都希望打回北伐军的起点——广州，从这里再造国民革命军。这一战略深受当时共产国际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应该像苏联那样以城市为革命的中心。
南昌起义的部队一路南征，经两个月的血战，终因迭逢强敌，伤亡过大，不得不撤出战斗，在朱德和陈毅等人的带领下，由粤北而湘南，最后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
广州起义时，叶挺、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建议在敌强我弱、四面合围之下，突出重围，向农村发展，却被当时共产国际的代表阻止。30年后，叶剑英犹然扼腕叹息：“如果广州起义不留恋城市，在起义之后自觉地、主动地迅速向农村发展，与当时正蓬勃发展着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相配合，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游击战争，那么，起义将会取得更大胜利。”
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城市还是农村？
1927年9月，一个湖南农村的书生，走在浏阳的田野。
万卷书，万里路。在此之前，他就多次用脚步丈量南国的山山水水，用心体味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辛酸与苦难，把书中的一切同眼前的现实结合在一起，这既令他比当时大多数人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民，也使他拥有了一种如解剖刀般的分析力和判断力。他可能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人物中最善于做调查研究的人，这令他总能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把握到真正的核心和机运，从而引领他的同志走出坎坷和困境，走向制高点。他就是毛泽东。
第三部分 第69节：六、探索(11)
这一天，毛泽东打扮成一个采购员，走到浏阳张家坊时，被当地民团抓住，并可能按照“宁可错杀三千”的命令被处死，他与一些民团士兵进行了沟通，在最后关头脱逃，在湖南农民的掩护下赶上部队，并在几天后发动了起义。
按照上级的指示，本次起义的攻击目标是戒备森严、重兵云集的长沙。但当部队伤亡日重，而目标还很遥远的时候，毛泽东紧急喊停，毅然放弃攻取长沙的计划，率部直取井冈山。这是关键的一步，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战略的开始。
在井冈山，毛泽东开始着手打造一支新的与以往不同的军队了。1928年1月，毛泽东宣布了六项注意：一、捆铺草；二、上门板；三、买卖公平；四、言语和气；五、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偿；六、不准乱翻东西。此后这六项注意不断发展演变，变成了中国军人的行动规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挥师闽西，一路激战，且战且走。2月11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一，红军在瑞金城北十几公里外的大柏地设伏，一战击破追兵。毛泽东、朱德等人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后来，这里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在福建西部古田镇溪背村廖氏宗祠，举行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达3万字的八个决议，确立了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
强调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强调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明确了红军完全服务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等三大任务；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制度，废止肉刑，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系统性的建党与建军文件，使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日益成为一支精干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
随着实践的深入，毛泽东日益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精髓。1930年1月，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说：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毫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如果觉得这些话有些复杂，那么，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提出了更明确的口号：“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
1930年5月，《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就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必将取得革命的胜利。
同一时间，毛泽东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能够真正地沉下心去了解真正的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而不是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的悲痛和不屈的奋争以及淋漓的鲜血中看到了前行的道路，这将是一条被无数次地证明行之有效的道路。
此时的中国，红色的火光不仅在闽赣交界处熊熊燃烧。
1928年，日后的共和国元帅贺龙在湘鄂西一带组织部队，一边作战，一边发展，于1930年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建立湘鄂西苏区，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就反映了那段光辉岁月。
1927年11月13日，黄麻暴动。大别山的农民们以极简陋的武装与敌激战，部队撤入山区时仅余72人，其中有日后的共和国大将王树声等人。他们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不断壮大自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日后的共和国元帅徐向前的率领下，席卷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兵锋所向，令国民党当局不寒而栗。
此时的中国出现了中央、湘鄂西、鄂豫皖三大革命根据地，另有10余个较小根据地散布各地。1930年初，工农红军已达7万余人，地方武装达10万人。
燎原之势已成。
第三部分 第70节：七、抗争(1)
七、抗争
1928年7月1日，郭沫若写下了一首诗《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中国有四万万的人口，
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这三亿二千万以上的农民，
他们的生活如今怎样？
朋友，我们现在请先说北方；
北方的农民实在是可怜万状！
他们饥不得食，寒不得衣，
有时候整村整落的逃荒。
他们的住居是些败瓦颓墙，
他们的儿女就和猪狗一样；
他们吃的呢是草根和树皮，
他们穿的呢是褴褛的衣裳。
南方呢？南方虽然是人意差强，
但是农村的凋敝触目神伤。
长江以南的省区我几乎走遍，
每个村落里，寻不出十年新造的民房！
农民生活为甚么惨到了这般模样？
朋友哟，这是我们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
还有那外来的帝国主义的压迫
比秦时的匈奴还要有五百万倍的嚣张！
……
这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真实写照，而在30年代，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人民生活陷于艰难困苦之中，而倭寇的军刀将中华民族割得遍体鳞伤，人民苦难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些，中国人民将怎样在生死存亡的沉痛时代活下去并求取民族的胜利呢？
1931年，美国纽约帝国大厦落成，胡佛总统试图将此作为美国从两年前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的象征。然而多数美国人依然在忍受大萧条带来的苦难，往昔富足的时光似乎一去不回头。罗斯福1年后才上台执政。
苏联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德国，众多银行倒闭，失业人口近600万，而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希特勒也将于1年后执掌大权。
英法两国也都在经济危机的风雨里飘摇。
日本失业人口高达250万，北海道的农作物产量仅有以前的三分之一，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现象。一些日本军人把阴冷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东三省。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1931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都在坦率地讨论西方社会制度垮台的可能性。
此时中国共有工厂6435家，其中从1928年到1936年，新建工厂2826家，平均每年增加工厂314家。而在10年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高达54亿元，在清朝灭亡时也没有这么大的逆差，中国欠外债7亿多美元。而在广大农村，国民党政府试图保持原状。
在中国北方，上一年中原大战造成的120万难民正艰难地返回家乡。而南方，整个长江中下游都在一场罕见的大洪水中挣扎，40万人死亡，5000万灾民无家可归。受灾的人们不知道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分不清家到底在水的哪个方向，回家的路早就被洪浪卷到天边，到处是面如土色的脸庞。
此时的中国人口4.2亿，农业人口占85%，面对普遍贫困的农村，国民政府束手无策，除了进行一些农业实验外，并没有积极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处境。天灾人祸让大量农民背井离乡，或沦落为乞丐，或成为流民和土匪。
在这一年的江西，春节刚过，刚刚击败了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红军战士们，沉浸在大胜的喜悦中，但很快又有了另一层新奇的欢乐，他们第一次拿到了识字课本，课本中这样写道：
“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天不怕，地不怕。穷人要不饿肚子，只有大家分田土。”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进行着推动社会变革的努力。
在此前，38岁的毛泽东在指挥战斗之余，完成了《兴国调查》，他发现在中国的农民中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一方面地主、富农以6％的人口占有土地80％，另一方面贫农、中农以80％的人口仅占有土地20％。他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他相信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
第三部分 第71节：七、抗争(2)
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帮助农民们得到千百年来他们一直想得到而没得到的东西，使之从贫穷、困苦中摆脱出来，并以此完成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这一实践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苏区的土地政策几经变化，后来基本的政策是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实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
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发动农民自己来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关系，亲手从豪绅地主阶级手里夺取土地。比如1930年的赣西南苏区分田地，速度非常快，多数在一周多即分完，最长的也不过半个月，“各地的农民，自动的将本村的人口及土地数目调查，报告到乡政府，并将一切契约田据，概行烧毁；不分日夜开群众大会，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不到半月之久，将赣西南的土地分了22县”。
这对于当时千百万农民来说是极富震憾力的，他们听不懂抽象的理论，但他们知道“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福建龙岩县的一位陈姓老婆婆拿到乡苏维埃政府颁发的“耕田证书”，喜不自禁，如醉春风，跑到自己的田里大唱山歌：
“阿婆苦了几十年，红军来后分了田；
田契换上耕田证，土地还家喜连连。
香糯酿酒美又甜，酒甜难比有了田；
酒甜只能甜一时，有田就能甜年年。”
事实上，农民有了田之后，生活的确变化很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提到，“生产结果落在自己的手里，因此现在农民的生活较之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农民的大多数，过去一年中有许多时候吃不饱饭，困难的时候有些竟要吃树皮，吃糠秕，现在则一般不但没有饥饿的事，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有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穿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此时，中央苏区被严密封锁着，外界一般不太知道苏区的具体情形，但苏区的变化还是时有传出，有时甚至引起国外媒体的注意。1933年10月14日的日本《每日新闻》就曾转述了
这样的文章：“中国苏维埃区域人民的生活条件，比红色势力没有到那些地方以前要好些。”
中国老百姓是最善良而知恩图报的人群，一切的善意和德政都能得到最大的回报。对于“苏维埃政府”这个拗口的外来词汇，他们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这个词语，他们将“苏维埃政府”称为“埃政府”，这个“埃”在客家话中正是“我”的意思，“埃政府”也就是“我们的政府”。其中的赤诚可见一斑。
在那个战事频繁的年代，苏区的老百姓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子弟送上了战场，据后来统计，赣南苏区240万人口，参加红军和地方部队的前后高达32万人，兴国一县21万人口，参军作战达5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正如毛泽东所预计的那样，只要革命，就能获得80％以上人民的拥护。
此时，江西千里之外的河北定县，农民们手里也拿着识字课本，上面写道：“爹娘要我读诗书，望我长知识。光阴一去不再来，勤学不可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