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定县，一些和气的城里人来帮农民打机井，送来化学肥料，村里来了卫生所，儿童进学校，成年人有了补习班。这在当时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当时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从城市走入乡村，从书斋走向田野，希望用温和的方式改变落后的农村。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他实验的地方是山东邹平县。
7年之后，梁漱溟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他带去了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两人谈话8次，有时整夜不眠，但谁也无法说服谁。后来，粱漱溟回忆说：“看了我的著作后，当然他也给予了很多批评。……大意是说我的主张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彻底，走的改良之路，而非革命之路。”
第三部分 第72节：七、抗争(3)
乡村建设运动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改变中国农村面貌的一次实验，但是因为时局动荡，没有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依靠土地革命较好地解决了土地问题，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虽然几经变迁，情形殊异，但即使到了今天，新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放弃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及探索。
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民来说，这是对于自己原有生存状态的一次重大抗争，一次对贫困与绝望的战争，他们中的很多人学会了一些字，甚至还知道了“民主”这个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无关的词。这种变化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1933年9月，中国南方战云密布。
在连续4次被打得“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之后，蒋介石倾其所有发动第五次“围剿”。50万的厚重兵力可以使他按照最稳妥的方式推进，而且他认为自己有了一个“秘密武器”—前德国军队总司令赛克特将军。赛克特和蒋介石的将领们一起拿出了一个新的作战方式—“堡垒政策”，用密集的堡垒压缩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步步为营，他们认为只要每天一公里，用不了一年就可取朱毛项上首级。
他们哪里知道，此时与他们对垒的已不是朱毛了，而是另一位德国人—李德。种种机缘使这位德国人轻易地获取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指挥权。这位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军事顾问，其作战思维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的阶段。此时已占据领导中心的博古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他。
李德初来乍到，对中国的国情、红军的军情和根据地的民情极为陌生，他拿出的应敌方略竟是“以碉堡对碉堡”，“拒敌于国门之外”。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博古等人认为当前的形势是中国存在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和政权，其斗争是你死我活的，而反围剿战争到了一个谁战胜谁的关键时期，所以要训练武装百万钢铁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并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将争取最广大支持的统一战线变成了僵硬的非此即彼的“一刀切”。
博古的意见决不是说说而已，1933年11月20日，当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政变，成立政府，并与红军商谈合作事宜，本来双方已形成一个抗日反蒋的共识，这本来是一个将第五次“围剿”化于无形，或是打乱敌军部署的良机，却因为一句“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而坐视第十九军被击垮，眼睁睁看着蒋介石从容调动部队，四面合围。
此时，虽然红军已经在发展壮大，但5万平方公里的根据地内没有什么工业体系，苏区的经济基础主要还是农业，以一隅敌全国，哪里到了一战就可以决定胜负的阶段？而且以苏区薄弱的生产能力，又如何供养百万红军？
后来，博古在检讨时沉重地说，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
此时，正确的战略战术应该是朱毛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
“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可惜刚愎自用的李德对滋生于中国大地的作战方式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朱毛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后来回忆说：“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
对于此时的普通红军官兵来说，情绪还是非常激昂的，因为第五次反“围剿”是红军实力最壮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在战前，红军修筑了一系列碉堡，还在里面贮备了充足的米粮，附近的百姓送来了腊肉，甚至还有烧酒。人们认为这一仗足可以让蒋介石在碉堡面前碰得粉碎。
然而，事实是残酷的。放弃了在运动中歼敌的红军，等于放弃了赣南、闽西绝好的地形掩护，用自己处于劣势的装备硬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原本敌军百寻而不得的红军主力，如今明明白白地暴露于重型火力之下挨炸。红军官兵不可谓不英勇，与敌同归于尽的壮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但是红军仍然一再失败，防线步步紧缩。看着在无数战斗中锤炼出来的优秀指战员一个个倒下，手无兵权的朱德只能在一旁干着急，却无法干涉指挥。
第三部分 第73节：七、抗争(4)
1934年4月27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已是岌岌可危，这一天的战况极其激烈，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中的一个营，全部战死。突击部队也是伤亡殆尽。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
血战18天，广昌失守。
中央苏区已是守无可守，红军必须突出重围，放弃中央苏区，再创新的根据地。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万里长征开始了。
刚开始的时候，长征看起来更像一次大搬家，8.5万人的部队绵延200里，异常臃肿，从兵工厂的军械设备到一张纸、一坛酒都要带上，光挑夫就有5000余人，非战斗人员在2万以上，原本因为出敌不意而形成的良好态势在缓慢的行军过程中一点一滴地失去，使蒋介石得以从容在湘江设下第四道封锁线。
1934年11月27日，湘江之战打响。昔日平静的河面被炸弹的轰响、飞机的嘶鸣、硝烟的翻腾打碎，红军冒着枪林弹雨愤然前行。无数战士倒了下去，在敌机轰炸之下，往往一个弹坑旁躺着10余具尸体，但西进的人潮依然坚定向前，即使血染湘江也要坚持下去。
红五军团作为全军后卫，大部阵亡，但就在敌军认为焦黑的阵地上不会再有生命存在的时候，往往一串串子弹又打了出来，他们一直坚守到全军撤离。师长陈树湘负重伤昏迷，被敌军俘虏，在担架上醒来后毅然探手入腹，扯断肠子，其壮烈勇决使周遭敌军为之胆寒。正是陈树湘们使得八万红军虽然伤亡过半，但仍然能够破阵而出。
自红军建军以来，前所未有的惨烈令各级领导人心痛不已，原本心高气傲的博古亲眼看到了将士拼死血战的悲壮场面，不禁为之惨然，他曾一度拿着手枪对着自己，被一旁的聂荣臻喝止。此时的军中将士心中都升起了对他和李德等人的怀疑，刘伯承在后来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差点被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毛泽东被严酷的现实送回了指挥岗位。
1935年1月15日，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以堡垒对堡垒正中敌军下怀；将10万红军分散兵力抵抗50万敌军；没有及时利用第十九路军反蒋的绝好时机；战略转移不坚决，变成了大搬家。他把这些问题概括成了三个“主义”：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强烈共鸣，一向以忠厚稳重著称的朱德铁青着脸对博古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举足轻重的周恩来肯定了毛泽东的发言。会议决定：1.选毛泽东为常委；2.洛甫起草决议，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两个多月后，形成了新的三人小组：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毛泽东很清楚红军并没有脱离险境，此时绝不能消极等待，他必须让红军再次成为一支让敌人捉摸不透的部队。中国整个西南到西北都成了毛泽东和红军施展才能的舞台。毛泽东充分发挥他的指挥才能，不仅指挥红军，甚至指挥敌军。红军恢复了往日的灵动和敏捷，矫如游龙，左冲右突之下，每一步行动都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各方“诸侯”又各有打算，搞得看似严密的“天罗地网”破绽无数。
红军，这支被困的雄师一次次脱围而出，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当蒋介石提醒各路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的时候，红军没让自己成为“石达开第二”。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轻装夺取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强攻泸定桥，红军以17位勇士阵亡的代价夺得桥头。毛泽东曾对官兵说：“我们的行动证明，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
第三部分 第74节：七、抗争(5)
带甲百万的军队挡不住，号称“神仙”难渡的大雪山也挡不住红军北进的步伐，充斥饥饿和死亡的草地对于这支百战铁军也同样束手称臣。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六盘山，新的天地就在前方。毛泽东为历史写下了记忆：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毛泽东诗词《七律·长征》
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红军更是大幅减少。毛泽东说：“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
3万人比30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3万人的队伍，要比30万人更强大。”
这是一次壮阔的远征，他们由东而西，由南而北走过了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他们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他们最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也使中国最贫困的人民了解了他们。虽然幸存者很少，但能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环境下生存并战斗的人，个个都是勇者和精英，他们对于即将到来的灾难而言，更是弥足珍贵。
身经百战却豪情不减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知道前方有新的艰难，而这艰难将是全民族共同的危机。
1931年，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邀请英国驻华武官蓝博森到前门中和戏院看梅兰芳的《宇宙锋》。蓝博森有些不高兴，因为看到一半，张学良就走了。这一天是九月十八日。无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命运都随之改变。日军炮轰北大营，随后向中国军队全面进攻。
3．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东三省的日军正规军只有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而驻扎在东三省的东北军有20多万人，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兵力对比为1∶6。
1931年日本全部军费为4.54亿日元，仅能生产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日本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
但中国军队接到的命令是“不抵抗”。当日军攻击北大营的时候，上级的命令是将武器放入武器库。当前方将士问如果日军要命怎么办？得到的回答是：要命就给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日军涌进北大营，开枪屠杀东北军官兵的时候，不愿束手待毙的军人撤退了。
9月19日凌晨，日军一个联队进攻奉天。拥有防御体系的
6000余名军警除少数人抵抗外，大部都不事抵抗，被日军轻轻松松由门而入，再轻轻松松缴了械，所有军事目标和要害部位都被日军兵不血刃地占领。其迅捷根本不像两国交锋，纯粹就是换防，日军深为惊讶。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也是中国军人应该永远记住的耻辱。
9月19日，当太阳再次照耀奉天城（沈阳）的时候，从梦中醒来的人们突然发现青天白日旗变成了日本“膏药”旗，中国军队却不见踪影。
仅奉天一地留给日军的武器就有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火炮250门，炮弹10万发，飞机260架，足够装备20万大军。公私损失不下200亿。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成为日军侵略中国乃至亚洲各国的战略物资供应站，中国人民的血汗将在14年里滋养着侵略者的战争机器。
仅仅4个月，日本吞下了3倍于其国土的中国领土。20余万东北将士一枪不发，只能无奈地望着白山黑水渐渐远去，家乡父老和三千里大好河山拱手送与日军。有的人永远没有再回过东北，包括张学良。
也有人回到了东北，11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军护送下到达东北，他将在十几年的时光里充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坐上“永绥号”军舰，赴江西督战。此前，他曾与张学良在石家庄密谈，据说当时蒋即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在他的心中，关外的事情哪里比得上“剿匪”重要。
9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定“九一八”
第三部分 第75节：七、抗争(6)
为国耻日，并决定于9月23日下半旗哀悼奉天。不过，此时的江西仍然战云密布，蒋介石丝毫没有回师收复失地的打算。
10月10日，刚从江西“剿共”前线回来的蒋介石，面对群情激奋的爱国学生，许诺说：“3天之内出兵，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
3天之后，蒋介石未动一兵一卒，他在公开演讲中说：“我国民此刻必须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可惜国际公理对于侵略者的制裁手段虚弱得很，国际联盟虽然要求日本必须从东北撤军，但日本置之不理。国民政府束手无策，一味退让妥协。
此时，在江西瑞金发出了抗日的怒吼。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要求日军海陆空三军立即自中国领土撤出。此后1个月内，中共连续发表四次宣言、决议和告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正如后人们的评述：“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野心，警醒了那些尚在沉睡和被蒙蔽的国人；第一次喊出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唤起了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一起谱写壮烈不朽的英雄史诗；第一次庄严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开启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不仅仅是口头的宣战。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共满洲省委发动组织民众，创建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
从1931年底开始，中国共产党陆续向东北派出许多干部，加入到当地的抗日武装中，并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共产党人血沃中华。
深沉激越的抗战之歌就以东北大地为背景，在整个中国唱响。
国民政府的国防力量还在用于一次次地围剿根据地。1934年，红军被迫长征。
此时，得寸进尺的日军早已渗透到了华北，1935年，他们唆使汉奸殷汝耕自治，声称河北东部22个县脱离中国政府。
12月8日，国民政府向日本妥协。
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写道，此时“完整的华北，犹如海滨遭到波涛冲刷的沙土峭壁，不断塌陷”。
严重的局势和国民党的步步退让使青年学生认识到，以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一二·九”运动爆发。当一系列爱国要求被拒绝之后，12月9日，北平学生上街游行，在西单、王府井等处遭军警袭击，不抵抗外敌的军警们对学生们却如临大敌，操起皮鞭、棍棒、水龙大打出手，百余学生受伤。学生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激起全国民众的热烈反响。
身在上海的鲁迅激动地写道：“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愚庸的呢？……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1935年的中国最流行的歌曲是《义勇军进行曲》，整个中国的主旋律正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著名记者曹聚仁写道：“这首歌曲曾流行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踪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14年后，这首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成为在和平年代的中国不绝回响的历史之音。
1935年12月，一个青年学生在写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的一封信中说：
“敌人……得寸进尺的野心，固不足异，但我们政的含垢忍辱，何以至于此？政府当局及学校当局屡次谆谆告诫，要学生安心读书，但是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
第三部分 第76节：七、抗争(7)
疆土大片大片地失陷，国破家亡在即，又有几人能够躲在象牙塔中安心读书、熟视无睹？
1936年4月，一位美籍记者访问97岁的马相伯老先生，马相伯认为只有联合全国力量才能避免亡国，至于这个全国力量是否包含共产党，马相伯的回答是：“共产分子就不许救国吗？”
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内部也产生了变化。中央银行董事长宋子文对美国记者哈利特·阿本德说：“是抗战的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即使战败也算是有所作为。战败也胜过不战而放弃一切。”
此时，身处西北的张学良不断向蒋介石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苦劝之下，毫无结果。12月7日，张学良再作“哭谏”，声泪俱下，得到的回答是：“你现在就是用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苦谏、哭谏都不行，身负国仇家恨、代蒋受过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只好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呼吁释放蒋介石，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世界联合起来反法西斯的时代大潮中，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终于让蒋介石握紧了拳头，他对全中国说：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那时候便只有拼却民族的生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以后，共产党可以说是旗帜鲜明地发表了宣言，要坚决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以后，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希望作为一个地方事项来解决。正因为中央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所以东北很快沦陷了。什么时候国民党才有所转变？主要是1933年长城抗战以后，就是日本不
是向北打而是往南打，已经进入长城了，打到华北来了，所以1933年以后国民党才放弃了不抵抗政策。到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国民党开始秘密和共产党进行接触，进行一些谈判。
到1935年蒋介石基本上放弃了不抵抗政策，开始积极地做抗日战争的准备。到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准备联合共产党抗日，这是一个
演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也有一个变化，开始因为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反蒋。到1935年，工农红军打到陕北以后，华北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改变了抗日反蒋的方针，口号逐渐由抗日反蒋变成逼蒋抗日。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改成了联蒋抗日，共产党也有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
“今日的北平若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血洒山河、血肉长城的八年抗战开始了。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陕北，在他的笔下，红军“是由相信是为自己的家园、土地和国家而战斗的工农青年组成的，平均年龄为19岁，军官的平均年龄为24岁。”
斯诺惊叹于这些百战铁血男儿的年轻，但正是这支转战二万五千里的年轻军队，将在抗日战场上用自己的鲜血捍卫民族的尊严。在斯诺拍下的照片中，这些满面笑容的年轻人多数将在不久之后牺牲于抵御外侮的战场。
1937年9月6日，陕西省泾阳县石桥镇大雨倾盆，由红军一部改编的一二九师在雨中誓师抗日。刘伯承师长一声令下，万余官兵换上了国民党军帽，全师宣誓：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国家富强，为了同胞幸福，为了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把侵略者赶出去!
第三部分 第77节：七、抗争(8)
这一幕在各处红军驻地纷纷出现。随后，从河南到山西，逃难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当所有的部队都向西、向南撤的时候，有一支军队却背着简陋的武器向东疾行，他们的臂章上写着“八路”。人们对这支军队没有多大的信心，因为这支队伍中许多人没有枪，有拿刺刀的，有提鬼头刀的，还有等着拾起阵亡战友的枪继续进攻的。然而就是这支军队在数日之后，名震华夏。
4．我们生长在这里，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
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1937年9月24日深夜，山西平型关附近大雨如注，在没有庄稼的田野里，埋伏着刚刚改编完毕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官兵，他们还穿着单衣。日后有人问他们当时在想什么，从南国的山山水水中走出来的勇士说，我们从南方一路长征过来，就是为打鬼子！
25日上午7时，被称为“钢军”的板垣师团的一部出现了。他们的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正是当年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当时是大佐。6年来，靠着中国人民的鲜血和自己的残忍，他已经成了
“帝国中将”，日后他会步步“高升”。他的部下同他一样骄狂，他们以为还会遇到奉天不战而退的东北军，或者开战以来步步败退的中国军队，连尖兵都不派，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
不久，战斗打响了。他们遇到了一支完全不同的军队。
没有子弹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断了，就用石块砸碎日本兵的脑袋。排长牺牲了，班长顶上；班长牺牲了，老战士接着顶上。打到最后，只要站得起来的照样冲锋。
平型关大捷歼敌1000多人，使全国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很快，“八路”这个名词在中国人中掀起了一阵欢呼。时任第二战区副司令的一位国民党将领这样描述人们的反应：
“在石家庄，忽然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打了胜仗！当时石家庄的人民群众，以无比兴奋的情绪庆祝这个胜利，竟然在那种时候放起鞭炮来，几乎把敌机的空袭都忘记了。”
这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第一次亮相，600名官兵战死沙场。此后，这支部队的鲜血流淌了8年。
随着日军日益向中国内地侵袭，由于日军兵力有限，无力占据全部地区，只能占据一些交通要点。在侵略者的后方留下了一大片空白，那里有不甘做奴隶的人民，也有被打散了的中国军队，还有无数试图奋起杀敌的慷慨悲歌之士，此时，只要有人来领导他们，顷刻即为雄师。铁蹄下呻吟的人民期待着拯救他们的英雄。
英雄来了，虽然衣衫褴褛，武器简陋，但他们敢于刺刀见红，与敌血战。于是在一年之内，这个被称为“八路”的军队发展到15.6万人，由游击队改编而来的“新四军”发展到了2.5万人，他们创建了十几块抗日根据地，遍布华北、华南，这支军队一开始就与当地人民血肉相连，以至不久以后，来访问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护送他的国民党士兵在宿营时，却自称是八路军，并从当地人民那里得到了所需的补给。白修德非常奇怪，他得到的答案是：“士兵小声告诉我，假如知道我们是国民党，他们就不给我们了。我这才知道，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经延伸到日本占领区，影响很深。”
这一年根据地的“流行曲”是由刘白羽和贺绿汀一夜之间写就的，是为了送一支即将开赴山东的部队。
第二天清早，在漫天的大雪中，年轻的萧华率部出现了。欢送的人群仿佛欢送2000多年前的刺秦壮士一般高歌而起：
……在密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强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这首歌伴随着萧华东进山东，也迅速传遍各根据地。
这首歌清楚地表达了抗日根据地的作战方式—游击战，取敌给养补充自己。
第三部分 第78节：七、抗争(9)
就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时候，在延安，宛如乡村教师般的毛泽东心怀世界大势，纵览中国近现代史，发表《论持久战》，他认为中日之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进行的决死之战。一方面，敌强我弱，只能打持久战；另一方面，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公道自在国际人心。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他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作出了预测，即抗战将分成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其中，以战略相持阶段最为艰难，但只要坚持下来，中国必胜。
这是一个极富预见性的判断。这一判断指导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敌后作战方式，游击战的妙用被中国军人发挥到了极至，甚至成为了一种战略。虽然在当时许多人对这一作战方式表示怀疑和嘲笑，但在30多年后，这一战略使一个弱国再次拖垮了一个军事强国。
在那个时代，更多的外国人开始了解血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上校曾跟随八路军行军2000公里，他以一个西方军人的眼光对当时八路军的指挥官们进行过评价：
“朱德是一个伟大的组织家与战术家，他的亲切引起了人们的爱戴，八路军全体人员没有一个不敬爱他；周恩来出身官宦，是一个修养很好的人，也同样有着高贵的个性和谦虚的精神；彭德怀的举止粗犷，但这是由于他那富有行动力的个性，他讨厌迟缓和懵懂，无时不在竭力清除八路军兵员中的这些缺点；刘伯承、贺龙、徐向前和徐海东等，也都是最诚恳和深谋远虑的军人，在计划时非常谨慎小心，在执行计划时则非常机敏和迅捷。”
中国人民的创造力在对敌作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人们充分利用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山山水水，平原挖地道，水泽藏小船，山区奔劲旅，地雷战、麻雀战、武工队，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憨厚得好像大山一样的沉默的中国人成为日本强盗眼中最可怕的敌人。
彭德怀曾这样回忆那个年代：“从1940年3月前后到7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
面对无所不用其极的日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带领根据地的人民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生命力。彭德怀的战略方案则是名震中外的百团大战。3个半月，毙伤日伪军4.4万人，正太路全线瘫痪。
在东北，此时杨靖宇将军已经殉国，这位将军战至最后一刻。日军解剖他尸体的时候，只从他的胃里找到了野草、树皮和棉絮。抗日联军从九一八事变后到抗战结束，从来没有停止过战斗。他们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时间最长的部队，先后毙敌
18万余人。牺牲是这支部队最大的光荣，包括走向大江的八位女性，包括历经酷刑而不降的赵一曼。他们是中国血性所在。
因为恐惧，所以凶残。日本军队把他们的兽性发挥到了极至，杀光、烧光、抢光一切，囚笼战术，铁壁合围，清乡扫荡，一一出手，大开杀戒。他们甚至在中国制造千里无人区，只是为了隔绝中原的义师向东北渗透。
从1939年起，他们就划出北起内蒙古宁城，南至长城以南，西起独石口，东到山海关的区域，长约1000公里，宽200公里。在这个区域内，日军把山里的人们赶下山，集中成一个个大村，称之为“人圈”，把其他的村子都烧了。以此隔绝与抗日武装的联系，许许多多的人们因为缺衣少食，就死在这“人圈”中。日军经常在半夜突袭冀东根据地，那个时候，如果五分钟内不集合突围，掉队的人就危险了。
1941年初，日军在潘家峪屠村，杀掉1200余人。新华社记者雷烨记下了他看到的一切：“听不见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声和老人的咳嗽，没有炊烟也没有灯光。黄昏里，在潘家峪，我们向谁告别呢？”
这位来自江南的记者在两年后，为了组织村民撤退，耽误了时间，被敌包围，死战到最后，他砸碎了所有的物品，包括记录这场战争的心爱相机，然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无数的中国人都像这位记者一样战斗到最后。包括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这位将军战死时只有36岁。朱德作诗祭奠战友：
第三部分 第79节：七、抗争(10)
名将以身殉国家，
愿将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
留得清漳吐血花。
此诗不仅是左权的象征，也是当年中国军人的写照。
为了对付敌人的频繁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打到外线，1943年初罗荣桓创造了一个翻边战术，在日军进攻的时候，他率部跳到外线，一举攻克敌重镇，尽取敌军物资。日军惊叹道：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最多时，八路军和新四军牵制敌军达60％以上。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毛泽东号召人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泽东在延安的大会上凝视着人们：“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不远处开了一块责任田，朱德不仅种菜，还纺纱。在南泥湾，三五九旅造出了一个好江南。靠自己动手，各根据地种地纺织，使后勤供给的压力得到了极大缓解。此时延安的政治生活也很特别，边区政府开始按照“三三制”进行民主选举。因为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一，于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当即退出选举，由党外人士替补。
1944年7月22日，美军中缅战区驻延安观察团到达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细致地描绘了与国民党统治区完全不一样的情景：“共产党以有力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打入上述地区，提出减租减息，打击那些与傀儡政权勾结的地主，取得了民众的支持。由于共产党保护农民不受敲诈勒索，不被拉去当壮丁，农民们平生第一次觉得他们缴税得到了一些好处。随着共产党根据地的扩大，他们与中央政府相对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信心也随之增加了，而国民党在河南的溃败揭示了自己的软弱无能，这种软弱状态迅速恶化。”
当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进行水银泻地般的攻击时，在正面战场，国民党的大军也在浴血奋战。
1937年7月28日，北平南苑。天光刚露，日本飞机就向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投弹，随后，埋伏在侧的日军发起攻击。副军长佟麟阁率部与敌激战，不料战至酣处，周围的友军纷纷后撤。佟麟阁只得率部且战且行，指挥突围，直到战死沙场。他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他的遗体在抗战胜利后才找了回来。
平津之战让整个中国沸腾，群情激愤，甚至李宗仁、白崇禧、刘湘、西北二马、龙云等互相之间矛盾重重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通电全国，停止内部纷争，请缨抗战，全面抗战已成定局。
8月8日，蒋介石发表《再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他要求中国所有军人：牺牲到底的决心，最后胜利之自信，运用智能机动应付，军民团结亲爱精诚，坚守阵地有进无退。
此时的中国军人终于在民国成立26年后，攥成了一只重拳。而这重拳出击的第一战，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3个月，以3:1的代价使敌人伤亡近
10万，虽然最后战败，却既打破了日军“三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也使大量工业设施得到了内迁的时间。其间，中国军队有上佳表现。那时的上海滩最有名的歌就是《八百壮士之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守四行；……
谢团长名晋元，其实是团副，是林彪的黄埔同级同学。800
壮士其实不过400余人，就是这支部队在四行仓库坚守4昼夜，为全军后撤争取时间。这4天是国际关注的4天，各国看到了中国军队抗战的能力，英军驻上海司令史摩莱少将说：“我们都是经历过欧战的军人，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比中国‘敢死队员’最后保卫闸北更英勇、更壮烈的事了。”
从杭州湾登陆，逼退中国军队的日本军队北上攻击南京，在1937年终，太阳旗下的南京变成了地狱，日本军队成了地狱的恶魔，作为人的所有羞耻心都已被内心的兽欲泯灭。日本《朝日新闻》得意洋洋地刊登了杀人魔王们杀人的比赛，开所谓“文明”国家之先河。多年之后曾因良心发现到中国忏悔的日本兵东史郎在他公开出版的日记中承认，很难找出不犯下强奸罪行的日本兵。日军烧杀奸淫的行径让他们的盟友也看不过去，德国驻华使馆在发回国的文电中说“它是一台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第三部分 第80节：七、抗争(11)
30万条生命如风中飘摇的烛火，黯淡熄灭。8年之后，制造这一切的首犯毙命。但70年后的今天，他的阴魂和其他甲级战犯，以及日本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死亡的罪犯一起继续接受他们后人的参拜。在他们的教科书中，“侵略中国”成了“进入中国”，南京大屠杀成了“中国人污蔑日本形象的谎言”。靖国神社供奉的阴魂使整个人类的伤口至今无法愈合。南京的惨剧让中国人民为之震惊，中国军人的愤怒在台儿庄爆发出来。曾经在平津之战中留下来收容善后的张自忠在这里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年，留在北京与日军虚与委蛇的张自忠被国人误以为是汉奸。甚至有人说他是“自以为忠”，正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负重难”。他在做完善后事宜后，秘密出逃，誓不为日军所用。但他得到的是一纸撤职查办的处分。在李宗仁等人和旧部的保举下，他才重返部队。
此后，张自忠不计生死，不计恩怨。台儿庄之战中，他全力解救军阀混战时结下的仇人庞炳勋，令板垣征四郎大惊失色，使最后合围矶谷师团成为可能。在此后的时间里，他驰骋疆场，以必死之心和不败战绩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人们赠他数百锦旗，黄埔军校60余名毕业生宁愿降级也要追随于他。1940年，他在最危险的时候迎敌锋而进，直到阵亡。日军感于他的铁血风范，以军礼敬葬这位中国将军。在移葬回重庆的路上，数万民众夹道相迎。各地均举行追悼会。周恩来在悼文中写道：“……
其忠勇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在李宗仁的指挥下，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歼敌万余。荷兰导演伊文思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了台儿庄之役，命名为《四万万同胞》，他后来回忆说：“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
经过淞沪、徐州、武汉三次会战，中国军队终于止住了日军的攻势，使战线大体稳定下来。
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的勇敢。1943年2月18日，一位东方女子向美国参众两院演说，她说：
“我们不要忘记在全面侵略最初的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军阀的淫虐狂暴……中国国民渴望并准备与你们及其他民族合作，不仅为我们本身，且为全人类建设一合理进步之世界社会，这就必须对日本之武力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能再作战，解除日本对于文明的威胁。”
她的演讲获得了长达5分钟的掌声，每天有数百封信件寄给她。美国总统罗斯福甚至许诺要以“上帝允许的速度”给中国运送军火。人们称此为“宋美龄轰动”。
当然，这一轰动不光是因为她本人，更因为中国军民牵制了大部分日本军力，这对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43年底，美、英、中三国在埃及开峰会，在开罗会议的宣言中，明确宣告战后将东三省、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被列强羞辱了百年的中国终于站到了近现代的最高峰，人们将她作为世界四强之一。
1944年，苏联红军光复所有领土，伴随着苏联红军前进的步伐，东欧相继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
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甚至国民政府派出的中国远征军也在缅甸取得辉煌战果的时候，此时的中国战场却显得很奇怪，国内的国民党部队居然被已经大大削弱的日军一击溃千里，损兵折将50万，没有了抗战初期的英勇作风。与此相比，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开始频频向日军进攻，八路军两度攻入石家庄，新四军曾一度打到南京城。为保住后方，日军不得不专门调回5
个师团防备八路军和新四军。
重庆《大公报》说：“就全战局来说，的确胜利纷纷，但胜利却不在我们这一角。”
一向对国民党政府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不得不说：
“从去年起，战事进入重要阶段，政治的弱点就更显明，贪污中饱、松懈苟且等毛病都表面化、严重化了，而最后腐蚀了军队的战斗力量。”
第三部分 第81节：七、抗争(12)
美国《纽约时报》则分析道：“外国人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政府打算保留它的军队，以作战后维持政权之用。”
蒋介石也觉得面上过不去，不得不下令重整旗鼓，好歹稳定了前线情势。1945年4月，7万日军在湖南发动了垂死一击，被中国军队完全击溃。攻守之势终于反转。
1945年8月15日中午，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广播中传出，这是日本天皇第一次向民众讲话。随着“停战诏书”的宣读，不时有枪声在东京响起，日军军官纷纷自杀。
这一消息传到重庆的时候已是晚上了，美国记者的记录是：“突然，整个城市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和爆竹声。……不到1
小时，整个城市就变成了一座巨响和狂欢的火山。”
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以及当年耀武扬威走入南京的松井石根等战犯都被押上人类公理的审判台，一一被正义之手送入地狱。英国报纸形容松井石根说，这个杀人魔很像一个失了业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人们发现，原来恶徒嚣张的面具下不过是个委琐的灵魂。
8年，流不尽的英雄血。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
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8年来，中国军队年平均牵制日本陆军74％以上，最高达到90％。日军海外作战损失的287万人中，有150万人伤亡在中国战场。中国付出的代价是3500多万军民的伤亡。
8年来，国民党坚持正面战场，先后歼敌90余万人，阵亡官兵177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八路军、新四军阵亡官兵60余万人。
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四大国之一。这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打赢了反侵略战争，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心。
八、抉择
1945年4月23日，延安的中央大礼堂内，700多位代表济济一堂，他们来自各个抗日战场。礼堂四周放置着24面党旗，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寻求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24载岁月。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指出：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在胜利的曙光中，中国人民必须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抉择。这是一个必须作出的抉择。
1945年8月28日下午3时，一架从延安起飞的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戴着盔形帽、穿着蓝布衣的毛泽东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微笑着走下飞机。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用自己的生命作出了对于和平的承诺。有媒体认为：“这是一个比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更使人欢喜的消息。”
人们的心思是可以理解的。多少年了，中国都没有摆脱过战争的阴影，如今和平在望，谁也不想再见烽烟。
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炮弹作花瓶万世乐太平》，表达了1945年的中国人民铸剑为犁的善良愿望。为了顺应民心，再造和平，毛泽东力排众议，飞抵重庆。在起飞前，他已做好一切准备，他的政治遗嘱是“如果蒋介石把我关了或者杀掉，那就由刘少奇同志来代替我”。争取和平，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早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国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
第三部分 第82节：七、抗争(13)
一位诗人在送毛泽东登机后，写下一首诗：
……人民反对内战！
反对独裁！
反对分裂！
和平，民主，团结，
三者不能缺一——
这就是人民付托给毛主席的旌节！
邀毛泽东赴重庆的蒋介石没有想到毛泽东当真赴约而来，一时手足无措，于是紧急开会，仓促制定了谈判要点。
毛泽东和蒋介石再次坐在一起，此时双方的距离依然很远。蒋介石拟定谈判的原则是“一切问题以政令军令之统一为中心。”
共产党提出的三大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就在毛泽东到重庆的次日，蒋介石已密令各战区大量印刷《剿匪手册》。
蒋介石甚至还在给各路大将的密电中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以拖时间，缓和国际视线……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后，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剿之。”
